全球变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全球变化论文范文

世界上只有命令经济国家禁止私有制，从来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禁止“公有制”的。因此毫不奇怪，任何市场经济国家对人们自愿的认同、合作，自愿的集体主义乃至真正自愿的“财产归公”活动，不但是允许的，而且常常支持还来不及

去年成为舆论热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在今年的“两会”上再度被聚焦。“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是去年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目标。当时这“二十字真言”就引起了许多讨论。一些对“主义”特感兴趣的人说按这五条的概括，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农村哪条没达到？难道他们也是“社会主义”不成？因此他们认为应当增加些“公有制”之类意识形态内容，而且在落实这些内容方面不能“放任自流”。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认为过去多年来我们不少干部理解的“社会主义”就是改革前的集体化模式，改革后好不容易“不争论姓社姓资”了，如今加上这个“主义”帽子，会不会让人误以为又要搞强迫命令那一套？按“二十字”的说法，本来并没有集体经济的内容。加上这个帽子会让人误以为上面又要发动“集体化运动”了。所以他们认为还不如就叫新农村或新乡村建设为好。

这两种说法的立场差异甚大，但一个共同点是都特别在意“集体”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就是要“重建集体经济”吗？“集体经济”与“二十字真言”是什么关系？

其实笔者认为，由于历史原因人们对于“集体”二字的敏感是可以理解的，但决定“新农村运动”前途的关键并不在此。严格地讲，“集体”与否实际是个伪问题：市场经济中的所谓“私有权”本质上是公民自由产权，其中理所当然地包含若干公民自由地把自己的资产加以合并、自由地组织经济联合体的权利。因此过去笔者就曾多次指出：世界上只有命令经济国家禁止私有制，从来没有市场经济国家禁止“公有制”的。因此毫不奇怪，任何市场经济国家对人们自愿的认同、合作，自愿的集体主义乃至真正自愿的“财产归公”活动，不但是允许的，而且常常支持还来不及呢：典型的例子是几乎所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公民自愿的公益捐赠和公益基金都以免税优惠、乃至搭配财政补贴形式予以有力的支持，以至于公益资产在他们那里的发达程度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对于竞争性的“集体经济”虽然一般不可能有这种支持(否则就破坏了公平竞争)，但只要成员真正自愿，别人也乐观其成。像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但最早的“五月花号”清教徒移民登陆初期就是过的公社生活，以后宗教的或世俗的公社选择也一直存在，而且在很长一个时期，这种从事公社实验的高度自由曾强烈吸引了世界各国(尤其是专制国家)的社会主义者，从英国的欧文、法国的卡贝，直到俄国的民粹派，都到那里去实践其理想。最起码地，他们搞公社实验决不会像我们当年小岗村民搞“单干”实验那样要冒“生死文书”的危险。虽然这些实践在市场经济中往往缺乏竞争力而不能持久，但创造“奇迹”的也不乏其例。当年富于宗教集体主义精神的摩门教移民在高原荒漠上建成繁荣发达的犹他州，今天人们到了该州首府、高度现代化的新兴大都市盐湖城，无不为之惊叹，这奇迹决不比社区规模的、华西村小吧？即使在没有“奇迹”的地方，他们的公民集体与合作意识传统也随处可见：从政治上的集体行为能力、社区上的公益自治组织直到经济上合作制(尤其在农业中)的高度发达，都说明那是个公民“独立而不孤立、联合而不依附”的地方。

个人自由与“自主的集体主义”之一致性

没有以小岗村人为代表的中国农民冲破旧体制束缚的努力，不仅小岗村，包括华西村在内的“集体经济”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速发展

现代国家对“集体经济”的惟一限制，就是不能违背自愿原则强行“化私为公”、不能以不受制约的权力搞禁锢性的“集体”。

这其实也未必只是为了保护“私有制”，因为如果权家可以不受制约地“化私为公”，那它就同样可以“公产私用”乃至“化公为私”而不受制约。去年“郎顾之争”中郎咸平也一再说我们这种“保姆”强占“主人”财产的“国有资产(其实何止“国有”，“集体”资产亦然)流失”现象，是英美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不可能发生的。的确，如果每个公民的财产都能得到确实的保护，公民共同拥有的财产难道还怕得不到保护？

实际上，强制方式不仅侵犯了农民的个人自由，而且也使真正的“集体主义精神”不可能发生，因为违背人们自愿的强制往往要依靠“三个和尚无自由”式的“伪个人主义”才能顺利实现。

当年俄国传统村社社员比我国的“小农”更难“被集体化”，而我国东南沿海某些传统宗族及村社公产比重大的地区、乃至号称保有“原始公社遗存”的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比那些缺乏乡土认同的“纯小农”地区更难以被“集体化”，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无怪乎那时不断在乡村小共同体中提倡利益对立、政治分化、六亲不认、残酷斗争，对传统乡村社会固有的认同与合作资源打击不遗余力。今天许多地方的农村面临所谓“人心散了”、除国家强制力量外民间组织资源极度稀缺的状况，恰恰是那种“被集体化”的结果。而小岗村后来那个以“18个血手印”知名的“齐心协力闹散伙”事件，有人称为“以集体主义精神促使集体瓦解”的“小岗悖论”。其实这个“悖论”并不悖，关键在于那种强制性的“被集体化”恰恰是以一盘散沙的“个人”比真正的自主性集体更容易被外在的力量强捏在一起为条件的。

如今据说小岗村民在20年单干之后又考虑联合起来谋发展了。于是有人就说当年的分田到户是“走了弯路”。其实，当年小岗村人摆脱“三个和尚无自由”的困境而齐心协力、共担风险、摆脱束缚，正是他们今天得以自由地谋求联合发展、建立股份制经济实体的前提。没有以小岗村人为代表的中国农民冲破旧体制束缚的努力，不仅小岗村，包括、华西村在内的“集体经济”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速发展。所以可以说，从当年摆脱“三个和尚无自由”的状况而齐心协力脱离官办“集体”，到今天齐心协力建立自愿联合，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既是农民个性解放的进步，也是他们作为现代公民的公共意识和集体精神的进步。

当然，当前中国各地乡村的情况千差万别，农民在自愿的情况下进行互利合作与联合协作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而且在未来的发展中各种实验也都有风险和不确定性。谁也不能保证小岗村、、黄柏峪和其他发展模式在未来就会一帆风顺而不会有进一步的变革。即便某个模式在这里成功了，也未见得可以搬用到别处。我们应该相信，作为现代公民，每个农民不仅应该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仅愿意追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对于怎样根据自身条件追求发展和富裕也有自己的、他人不可代替的智慧。另一方面，从原始群时代就以某种形式的认同与合作为生存发展条件的农民，也不会先天地“人心散了”而非要别人来“拉郎配”不可。政府可以提供服务，并且农民也有权要求政府提供他们所需要(而非官员的政绩所需要)、又属于政府责任所系的服务，但官员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农民。可以说，新农村建设的成败不在于“集体”不“集体”，但的确在于对农民的权利尊重不尊重。这或许就是“二十字真言”没有把“集体化”、但却把“民主”列入了其中的原因吧。

维护自主性：不能“威胁”，也不能“利诱”

公共财政不同于慈善捐款，它是国家运用强制手段从公民那里汲取的资源，应当使用于公益目的，而不是用于帮助某个或某些公民在与其他公民的竞争中胜出——这样做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强迫命令”

不能以强迫命令的方式搞“集体经济”，那么是否可以用财政支持的方式引导农民搞“集体化”？笔者一位朋友的确有这样的见解：推动集体化不能“威胁”，但可以“利诱”。即以过去那种干部“抓点带面”的方式，以国家财政力量给愿意搞集体化的“试点”提供资金、技术和服务等方面的特殊优惠支持，使试点乡村尝到“甜头”，对其他农民产生吸引力，“引导”他们搞集体化。如今新农村建设要加大国家财政对农村的投入，这种想法也就颇为引人入胜。

但是这种主张是极为可疑的。应当说，这种做法在过去1950年代的集体化中就曾广泛使用。它虽比直接的强迫命令“文明”些，但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副作用甚大。今天要搞市场经济，这样做就更有问题了。

首先，市场经济讲究公平竞争，以公共财政支持竞争中的一方使其体现出“优越性”，是不合理的。公共财政不同于慈善捐款，它是国家运用强制手段从公民那里汲取的资源，应当使用于公益目的，而不是用于帮助某个或某些公民在与其他公民的竞争中胜出——这样做实际上也是一种变相的“强迫命令”。这种“利诱”与“威胁”并无本质区别。

其次，自由主义经济学反对在竞争领域以行政权力配置资源，但其他各种国家干预学派当然不这么认为。运用国家权力使资源配置具有某种倾向性，例如向某些国家重点扶持的产业、地区倾斜，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有的。然而，作为公共财政行为，这样的倾斜必须合乎法治，真正具有“公共性”。我国现今关于新农村建设中公共财政投入的法规体现的主要是向公益事业、基础设施倾斜，其次是向特定地区(如贫困县)、产业(如种粮补贴)倾斜的精神，而不是向特定所有制倾斜。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非规定的倾斜必然影响规定的倾斜，因此是应当避免的。

第三，即使在公益范围内，国家财政对农民的“多予”也应当是一种法治状态下的公共服务，而不应当变成人治状态下的“首长恩典”，其实施对象的确定应当依据普适性的政策规定，而不应当与它是什么人的“点”、什么人的“帮扶对象”有关。运用公共权力向某些领导“亲自”关心的特定“典型”提供稀缺资源，尤其在这些资源因其稀缺而已经成为激烈竞争对象的情况下，“多予”的初衷就有可能被扭曲。

最后，在“利诱”的模式下搞“集体经济”，还有一个“退出权”的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先生当年曾经强调“退出权”是决定集体化相对正常运转或是造成灾难的主要因素。笔者认为，这个论述用来解释他说的那些事是值得商榷的。但今天强调退出权问题却很重要。如果“集体化”是可退出的、而且退出成本不大，那么“利诱”或许问题还不太大。尽管它也可能有成败风险，但如果外部确实有“利”的投入，在预后不良、农民退出时会造成外部资源的浪费，农民本身却还不至于吃大亏。但如果这种“利诱”不可普及(只是对“典型”的优惠)，或者不可持续(只是“引导”期的政策)，那么农民进入后又不可退出或退出成本巨大，问题就严重了。

实际上，当年集体化之所以出现严重问题，直接的“强迫入社”固然是重要的因素，而“引蛇入洞”式的做法，即以不可普及、不可持续的“利诱”引导农民进入集体化，而后“利诱”消失，农民却不可退出，由此产生的弊病恐怕更普遍、更严重。我们如今的“集体经济”大都不可退出，或退出成本极大。因此不仅不应该“威胁”农民进入，“利诱”农民进入的做法也存在着极大风险。笔者认为：如果要在这方面“利诱”农民，那就应该首先明确农民的“退出权”。否则就决不应作此想。

当然，成员可以自由退出与经济体的持续存在和发展是有矛盾的，传统的“合伙经济”因此一般都难以做大。但是股份制原则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如果纯属农民自发、自愿的互信合作，他们当然可以采取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但如果外部人要加以“利诱”，恐怕股份制是惟一可以考虑的方式，而且应当是可以转让(不影响经济体持续的退出方式)的自由持股——在这方面应当特别指出：过去一度被宣传得火热的所谓“股份合作制”作为“现实主义”与意识形态教条之间的权宜性妥协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本身不能被塑造成新的教条。实际上如果纯属农民自发自愿，合作、合伙乃至完全无私奉献都未尝不可。如果要“利诱”他们，就应当限于可退出的自由股份制。而既然是自由股份制，强迫命令或“威胁”的因素是决不能掺杂其中的。外部人怎样“影响”农民？

“多予少取放活”，这的确是新农村建设的要旨。但是这句话不仅意味着在经济利益上要对农民“多予少取”，更重要的是在权利问题上对农民“多予少取”。对农民的合法权利要多尊重、多维护、少限制、不侵犯，而官员对农民行使权力则要有制约。

当然，所谓“利诱”农民搞自由股份制还可以，也不意味着应该提倡乃至推行这种做法。原则上讲我是反对用权力来搞“威胁利诱”的。但是，这当然不是说各种理想主义者、包括信仰“集体化”的理想主义者就不能影响农民。

首先，他们可以“自己做出榜样”给农民看，就像当年欧文等人所为。过去的意识形态把欧文说成是“空想”家，而把终身在图书馆与书斋从事研究的那位学者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建立者，这是很奇怪的说法。近代科学不同于传统玄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重视实验，所以又被称为“实验科学”。从这一点看，欧文这样终身从事社会实验的人与书斋里的理论家相比，谁更“科学”谁更“空想”，确实值得反思。再从实际结果看，虽然欧文自己的实验点并无多少成就，但他的方法对后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当今世界，自由公民的合作运动已经大有成就，而欧文则被公认为合作运动的先驱。尤其在农业领域，今天合作运动已在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造成了“联合的小鱼吃大鱼”的局面，使家庭农业得以有效地抗衡乃至战胜雇佣农业。其实效远远超过了所谓“科学意识形态”指导下的集体农庄模式。

其次，他们可以作为志愿者去帮助农民，就像当年的晏阳初等“乡建”活动家和今天许多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或志愿公益团体)的做法。欧文是找一批理想主义志愿者自己实践理想，而晏阳初们是把自己的理想主义体现为给农民提供各种帮助。志愿者不同于政府之处，就在于前者不会对农民行使强制权力，却能够给农村提供不少发展所需的资源，给农民提供公共品和其他公共服务，同时也能够与农民进行价值观和文化上的交流与互动。这不是什么“教育”农民或是接受农民“再教育”的问题(尽管在知识层面所谓“精英”与“大众”确实需要互补)。在既需要认同、合作与也存在价值多元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在平等交往中影响他人、乃至向他人“布道”的权利——只要不是强加于人。当今世界的第三部门与志愿者公益取得了不少实际成果，但也有人说这是一种乌托邦。然而我一向认为，掌权者搞乌托邦可怕，无权者搞乌托邦可爱。不附带强制的乌托邦不仅是无害的，而且是人类进步所需要的。营利的企业不会搞乌托邦，有权的政府搞乌托邦则很可怕，作为两者之外的“第三部门”，志愿者及其组织是适于进行乌托邦实验的惟一形式。因此志愿公益事业的现实成就和潜在能力固然未可低估，而志愿者的“乌托邦”——正如欧文、晏阳初们并未实现的理想一样——也是宝贵的遗产。

第2篇：全球变化论文范文

    近几年来,随着全球化话语的流行,越来越多的国外、国内学者加入到文化全球化的讨论中。然而,就像人们至今无法就“全球化”概念达成统一意见一样,在文化全球化问题上也是歧见纷呈。本文试图在考察林林总总的有关观点的基础上,从总体上勾勒文化全球化的基本表现、产生根源、后果等问题。

    一、文化全球化的内涵及其主要表现

    何谓文化全球化?并没有一致的、明确的定义。“全球化”概念本身具有多种含义,“文化”也是个含糊不清的用语。在讨论文化全球化问题时,大致有以下几种对“文化全球化”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文化全球化指一种共同的或单一的文化的形成,可称为文化同质论。这种观点承袭了早先现代化话语,尤其是工业社会趋同论的思路,把文化全球化看作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认为由经济、政治、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决定,冷战后世界“文化变化的方向是更加趋于均一”,“文化差异的重要性将变得越来越小”1。第二种理解:文化全球化是同质化与异质化同时进行的过程,或者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辩证并行。这种理解认为全球化同时也是一个异质化的过程。如韩国总理李洪九博士1995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时,强调“世界化并不是一元化,而是只有在追求多元化时才有其价值”2。第三种理解否认文化全球化的存在。塞缪尔?亨廷顿是对全球化话语的重要批判者。他提出着名的文明冲突论,论证世界历史的发展将强化文明间的差异和冲突,因此必须用区域化(欧美一体化)来对抗,以扞卫和保护西方文明。亨廷顿的悖论在于,他把注意力从民族国家(为数众多)转向被称为文明的“文化实体”(七大或八大文明),本身就是对全球化语境的一种反应。

    由此可见,尽管众说纷纭,但人们都不能否认,当下世界文化发展的确出现了新的变化,以往的理论话语已不能够涵盖这种事实,以致有必要提出新的话语作为理论研究的工具。文化全球化话语是对全球文化关系的不断变化的结构——新的统一和新的分化——的回应,同时也是把握这些变化的一种新的认识论需要。文化全球化这个概念包括客观进程、主观战略和主客观相互作用的发展过程三个层次的内容。其主要表现为:

    第一,全球意识的形成:客观现实。一方面是全球的文化交流空前频繁,另一方面是解决全球问题的需要促使全球意识的形成。由于全球问题关涉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应在承认国际社会存在共同利益、人类文化现象具有共同性的基础上,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克服民族、国家和集团的限制,从全球的角度去考察和认识社会生活与历史现象,这便形成了全球意识。全球意识在广义上包括生态环境意识和求同存异意识,表现为规范、价值观等方面的广泛共享,以及在世界一切文化之间进行的双边和多边的文化对话、沟通、交流。

    第二,西方文化扩张:主观战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冷战后调整战略,推行文化扩张,建构文化霸权,力图把非西方文化纳入自己的文化体系。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就主张用西方的价值观念来改变世界,只不过在今天,这种过程更多地采用了新的形式: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技术+文化。以美国为例,美国一方面加强西方政治价值观的推广,频频用人权观念干涉别国内政;另一方面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率先为互联网自由贸易区确定规则,将技术的边界视为它新的西部和传播美国精神的新天地。就连理论话语也成为美国文化扩张的工具,如阿里夫?德里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全球化作为一种话语似乎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对它的最热情的宣传是来自旧的权力中心,尤其是来自美国,因而实际上更加剧了对霸权企图的怀疑。”3

    第三,消费文化盛行的国际趋势:实际进程。文化全球化的实际发展进程是错综复杂的,但其主线一目了然,即:消费文化全球盛行。与之相关涉的两个特征是文化的商品化和大众文化的勃兴。地球变小了的客观现实加上西方文化扩张的强烈欲望,使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全球化成为可能。文化工业兴起于西方,迅速波及第三世界。由于第三世界文化生产力水平落后,西方(以好莱坞梦幻工厂为典型)就成为全球的文化工厂,其他非西方国家则成为巨大的消费群和西方文化的倾销市场。在第三世界内部,新兴的文化工业卖力地模仿和追随西方文化工业的操作模式,精英文化、主流文化面临外来文化和内部大众文化的双重挑战。

    由于西方国家在经济、技术、科学、资本、规范等方面积累的先发的优势,文化全球化的客观进程浸透着西方文化扩张的强烈主观意图,全球化的方向是单向(西方指向非西方)多于双向、多向,使其客观的演进过程实质上成为资本主义文化新扩张。文化全球化的真面目是全球文化西化、“美化”。 

    二、文化全球化的根源和动力

第3篇：全球变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全球化；人类社会；挑战；回应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7-0024-02

一、全球化背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

全球化背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是体现在多方面的，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中的“交往”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几乎包含所有领域，像政治、军事、经济等，与此同时其还包含有不同区域及不同民族间的交往，这就使交往理论体系较为庞大、复杂。

在马克思看来，交往是一个系统，它包括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语言交往及其他形式的交往。可以说交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正是交往与生产的相互作用，才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可以说，全球化背景打破了小范围交往的局限性，而只有在世界交往的条件下，人类所创造的财富才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传播，然后为不同地域的人类共享。这些文化也会在碰撞中不断进步。

纵观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带来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信息传递方式方面。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让世界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从而开启了一个紧密联系的世界大市场。如今地球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地球村”，由此可见，人们之间的交往交流超越了国家之间的界限。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世界间的交往会更为密切，渠道也会更加多样，手段也会更加便捷。在此背景下，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交往理论为指导，解释全球化背景下人类交往的新特征，并为人类发展提供更有效的指导已经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二）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社会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三部分组成的。通常所说的生产关系的综合即为经济结构，国家政治上层建筑即为政治结构，而宗教、艺术等意识形态构成了文化结构。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在社会中，经济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政治结构与文化结构都要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只有这样才可以让社会协调、有序发展。而上层建筑如果无法与经济结构协调一致的话，就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以达到与经济结构协调发展的目标。除此之外，上层建筑还对经济结构有能动的反作用，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以及结构的完善，进而促进社会发展。

然而，全球化对这种社会结构带来了很大的挑战。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影响，甚至面临着重新整合的局面。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必须要重新构建一个适合全球化发展的社会结构。如何建构一个更为符合未来社会发展的政治秩序，让社会结构更为合理，以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问题。但是，这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中并没有涉及的内容。因此，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不仅如此，随着全球交流的日益密切，文化间的差异也会有所缩小，这就给一些鲜明的民族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因此，如何更好地发展全球化的同时更好地保护民族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需要思考的问题。

（三）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挑战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这就是说，世界历史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存在的，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其中，生产力的发展是形成这一结果的决定性力量。只有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

马克思认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由此可见，世界历史的出现是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而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各民族的普遍交往，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决定性力量。

然而，随着全球化的进步，当今世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有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有了极大的挑战。传统的以工人阶级为主导力量的格局正在产生着很大的变化，如今，高素质人才成为了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工人阶级已不再是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无产者，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中间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的比例不断扩大。传统的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也是最具革命性的阶级的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质疑。

除此之外，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形态并存的现象还将长期保持下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终将发展为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更具先进性。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需要加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甚至要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这种现象会更加频繁，这就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挑战的回应策略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精华，是时代的精华，而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通过时代主题得以展示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不断地获得新的内容，站在全球视野中解读时代主题的转换，以此来更好地回应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

（一）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

首先，人们应该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要认识到其是发展的理论，是不断完善的理论，会随着社会变革而不断更新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而不是因为时展而变成了落后无用的理论。只有站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去完善理论，去回应全球化的挑战。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做到把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并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去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使其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并没有构建一个黑格尔式的包罗万象的体系，后人所编撰的体系也不是一个终极的体系。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具备了发展的内涵。而马克思主义者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时，也要不断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者要利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指导自己认识世界

马克思主义者要更为冷静地去分析世界发展的规律，绝对不能因为当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情况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要始终相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客观发展的规律，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要把生产力作为决定性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去了解社会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原因，进而到社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发展的规律。以唯物的观点去拨开表面的历史现象而始终牢牢把握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正确看待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要认识到虽然资本主义有了很大的提高，阶级矛盾虽然被降低，但是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进行的自我调节与完善，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并没有被触动。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看到社会发展是光明与曲折统一存在的，虽然过程会很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人类社会最终仍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规律发展下去。因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

（三）进一步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方式

面对全球交往的新特征和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全球性问题，我们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进行研究时要站在全人类的高度，而不应该是局限于小区域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者要更为注重研究全球化的人类交流与实践行为相关的问题，比如如何在人们的交往实践中开发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如何建构人们在全球化环境中的交往模式和认识模式；如何建构全球交往实践的层次结构等问题。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者还要转换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实践主体论研究方式，注重对社会实践主体的研究要充分阐述世界工人阶级及知识分子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发展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基础等原理；研究者要充分论证信息生产、知识生产与物质生产、财富生产的统一性，要将社会实践的主体范围扩大到全人类的高度，从而充分揭示人类全球化的本质特征。

三、结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能够很好地指导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理论，其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强的指导作用。但是，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世界各个区域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方面都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指导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积极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1]方同义.自我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生命延续发展的必由选择——许全兴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述评[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1，（4）.

[2]冯燕芳.政治性阅读：时代变迁与理论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理解与接受[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3]徐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新方向——诗学马克思主义[C]//当代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年会文集（2006年度）（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卷），2006.

[4]孙正聿.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时代变革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重大课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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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婷婷.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及其回应[D].济南：山东大学，2009.

第4篇：全球变化论文范文

一、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标志着人类社会先进的生产方式发展的新阶段

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整个世界面向未来的客观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结束，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跨国公司规模不断扩大，突出表现为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和配置，各国经济相互影响加深，联动性增强。全球化这一新事物的标志性事实体现在三个方面：

1.市场越来越向全球范围推进，完全意义上的全球大市场正在诞生。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国家的国际贸易增长很快，国际贸易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日益增强。

2.二战后跨国公司崛起，并且突飞猛进地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已占主导地位。近20年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全球化生产的迅猛发展在膨胀其自身的同时，也是导致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微观基础。

3.金融、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球化趋势越采越突出。据此标志性事实可得出结论：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

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空前先进的生产方式，而且开辟了人类新的生产方式的道路。第一，从全球范围看，全球资源可以得到最有效、最合理的优化配置，不仅全球范围内有效地分工协作可以产生新的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可能。第二，从企业发展角度看，跨国公司的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最优化配置，从而可以开发最先进的产品，得到最经济的成本和最贴近的市场，从而具有最大的竞争力。第三，从个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看，人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接受教育和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竞争，从而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自己的潜能。同时，通过全球范围内的选择和实践检验，人们的才能可以得到最佳发挥和充分的自我实现。第四，从广大民众的需求看，不论是物质生活需求还是精神文化需求，人们都可以得到来自全球的、最先进的、最廉价的、同时是最切合自己个性需要的消费。经济全球化带来空前发达的生产力，其效益不可避免地为全球共享，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生产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进而必然影响到政治、文化的变化。

二、经济全球化引起了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和文化格局的变化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及其实质，集中体现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中。经济全球化对整个世界的积极意义在于，各国都可能在世界市场范围内调整和优化本国的经济结构，实现本国资源的最优配置，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效果。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采取自我封闭、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态度是毫无希望的。所以，参与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理智的、甚至可以说是惟一的选择。经济全球化趋势无疑为当今时代的和平与发展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但是，现今的经济全球化是在一种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背景下运作的。一方面，这种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中心的一种经济体系，在这一经济体系结构中，“中心”与“”存在着明显的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依据各种国际规则进行堂而皇之的掠夺。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是制约世界经济体系的重要力量。这种以特定的世界经济体系为背景的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引致的经济成效，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着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的分配，世界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发达国家，由此酿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导致南北关系对立的加剧。

经济全球化趋势与世界政治格局变化之间有着强烈的互动作用。一些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中的优势地位，试图进一步改变世界政治格局，把经济全球化看作“西方化”，甚至看作“美国化”，力图以政治格局的单极化对抗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期望的多极化趋势。当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把它的政治观、价值观推行到全世界，把美国的价值观、政治标准强加给发展中国家，甚至强加给其他发达国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和安全。西方对我们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渗透是有意识的、有步骤的。面对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如何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作为头等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对我国来讲，如何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在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动中维护国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就是当今国际政治斗争的实质。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先进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先进文化、人类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既包括了东方，也包括了西方。各民族的文化没有好坏、只有差别，任何民族的文化都是与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相联系的。西方文化有两种：一种是人类共同的、进步的文化；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某些西方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以经济全球化为渠道，对我们进行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我们要警惕这一点，但我们不能一提西方文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不能将经济全球化中产生的新文化全部视为渗透，加以排斥。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只吸收西方的技术，同时也要借鉴西方在管理和体制上的经验和长处。

三、全球化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科学，是理论上的不停顿，是不断的丰富、发展和创新。在现时代的条件下要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就要不断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从产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150多年的发展历程，其中有三次重大转折：

1.第一个50年（1840-1897年）。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为什么存在。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二、三百年的发展之后才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正式出现在1854年的牛津词典中。因此，资本主义一词的出现是对这个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概括。而社会主义一词是在1823年出现，可以说是与资本主义一词几乎同时出现的，而这时社会主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谁也不知道，它只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的一种预测，现实怎么走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2.第二个50年（1897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胜利和伟大创举提出了新的课题：资本主义怎样被取代，资本主义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特别是落后国家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对此列宁做出了科学判断：后起国家不能经由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发展，挤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而只能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20世纪的历史事实证明了列宁的论断是正确的，整个20世纪没有一个落后国家经过自由资本主义发展为发达国家。

3.第三个5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当前）。国际风云动荡，剧变，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提出了崭新的问题：社会主义怎样在与资本主义交流、合作及对抗中发展壮大？前两个50年是讲时间的继起性，而当今不仅要讲继起性，更要看到并存性，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同时，如果只看到并存性，而放弃继起性，就会走入歧途，剧变就是例子。同样，如果只看到继起性，否定并存性，也会带来新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才成为世界经济关系发展的现实，当今世界发生的翻天覆地的新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能预料到的，这就需要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面向现实，对由这些新变化引起的新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充分认识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

四、全球化的新形势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新变化，面对这种变化，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过时了，从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信念发生了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也失去了信仰。全球化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和崭新的研究课题，我们必须联系当今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进行创新研究，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问题做出有针对性、有时效性的回答，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战斗力，这是历史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开放的、愿意吸收也能够吸收各种人类优秀成果的理论，是一种具有与时俱进品质的理论，是一种源于实践且发展于实践的理论，是一种深深扎根于现实的理论。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牲相统一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本质特征决定了它能够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具有不竭的强大生命力。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者要依据时代的要求以开放的胸怀不断汲取各种来自于人类优秀成果、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营养，以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问题。我们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创造性地把中国的具体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相结合，把坚持独立自主与坚持改革开放相统一，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渐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将全球化的挑战变为机遇。

解决全球化条件下产生的新课题要有新思路、新观念，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也要与时俱进：

1.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密切关注世界科技、经济和文化的新发展及前沿动态，在发展中充实马克思主义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研究方法，建立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制定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对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手段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信息网络化扩大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覆盖面，可以借助互联网，冲破围墙，向各地辐射，向不同的群体宣传，从而扩大教育的覆盖面。信息网络化大大增加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量，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加丰富，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第二，信息网络化增强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网络教学所具有的即时性、互动性特点，使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可能顾及到每一位学生，使每一位同学都能以各种不同方式阐述自己的观点；教师也可以为每一位学生答疑解惑，传道授业，从而使教学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得以加强。教师可以及时地、有针对性地对授课内容进行调整和补充，从而使教学的针对性得以增强。

第三，信息网络化增添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性和多样性。与互联网相关联的多媒体课堂，把文字、声音、图像、动画效果融为一体，营造出一个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能够使受众身临其境，发动眼耳鼻舌身全方位地接受信息，大大地提高了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率。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种种挑战和机遇，应发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经济全球化给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提出了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发展的新视野。比如，全球化视野和全球化思维方式问题，全球化理论与世界文明观问题，全球化实践及其效应问题，全球化条件下的价值观及价值评价问题，应对全球化的战略思维问题，等等。认真研究上述重大课题，必将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提供有利契机，并形成若干新的理论生长点，从而丰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2.必须认识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世界政治的兼容性和各国、各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是构成当今世界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基本格局。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对立乃至冲突是绝对的，它们之间的依赖、同一则是相对的。无庸置疑，一味地强调国家的特殊性，自我封闭，是违背经济全球化这一世界潮流的，结局只能是自我毁灭；但是，只看到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需要甚至一定程度的依赖，只强调为顺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而不惜放弃国家政治和文化传统，最终也只能落得变成发达国家附庸从而被经济全球化潮流所淹没的下场。

经济的全球化必然会扩大为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但是这种全球化并不等于“美国化”或者“西方化”。当然，经济上处于主动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必然会将自身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文化以各种方式渗透、甚至强行输入不发达国家，使其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国。这种趋势必然加剧各个国家不同政治制度和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正确地认识并解决这些影响十分深远且又错综复杂的新问题，不仅要抓住蕴含在这些问题中的根本矛盾，而且还要顾及涉及到的各个方面。所以，正确认识、科学评价和大胆吸取系统论、信息论、运筹学、博弈论等现代科学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提供丰富的营养，就成为这一时代的客观要求。

3.对于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研究，既要研究理论又要研究教育，同时不仅要研究对学生的教育，还要研究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教育。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新时期受众的新特点，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时，要注意观念创新，工作方法上要注重全局性和战略性、先进性和层次性；工作目标上要注意共性要求与个性发展兼顾；要注意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主动性。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受众最关心的问题和与他们关系最密切的问题入手，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系起来，循循善诱，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把马克思主义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做到他们的心坎上，只有将工作做实做细，才能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第5篇：全球变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国际垄断资本；意识形态本质；批判

中图分类号：C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4－0128－05

新自由主义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轮全球化运动的国际大背景下形成的。这一轮全球化是以信息革命为主要技术特征，以国际垄断资本为主导力量的全球化运动。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方面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这种变化、调节必然要在意识形态和理论中有所折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更是触及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必然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所以，新自由主义从本质上说是为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流动服务的，也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产物。

一、全球主义的美名――资本单向度流动

何谓“全球主义”?很多西方学者认为，随着世界交往的日益加强，民族国家的作用和功能逐渐削弱，民族国家正在走向崩溃，国家已成为国际交往与全球治理的障碍。因此，要取消国家，建立囊括全球的世界政府或世界国家。

哈贝马斯在国际政治关系中，主张通过“交往”、“商谈”的话语伦理进行对话和沟通，倡导一种超越狭隘民族国家视阈，关照全人类的普世主义精神，为此建构一种新的社会交往关系和秩序。为了支持这一论说，哈贝马斯提出了国家终结的论调。在他看来，全球化带来的后果是：“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变得陈旧和过时；全球化使民族国家不断萎缩和被架空；全球化使社会福利国家妥协面临着终结；全球化使国家自主行使自己权力的能力日益丧失和削弱；全球化使维护世界和平与人权的要求，在超国家的层面上展开。”基于上述事实，哈贝马斯认为，全球化引起了世界政治格局的剧烈变化，民族国家这一政治组织形式在不久的将来必将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彻底消亡，从而彻底终结国家。针对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和挑战，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应对的主张，即他的“世界公民社会”的设想。在他看来，随着民族国家的终结，一种将所有人结合起来，所有民族和种族平等和谐地生活于其中，所有人都享有民主自由权利的世界公民社会，再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事实上，今天新自由主义力主的全球化是旨在打破民族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限制，促进资本、信息、技术、人员、设备在全球自由流动的全球化。但这种流动是单向度的，即由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见，哈贝马斯倡导的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交往的“话语伦理”，其主观愿望虽好，但距离当今世界的现实还是很遥远。

《共产党宣言》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描述，“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足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阐述的是资产阶级在逐利动机驱动下，资本的全球化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以及这个过程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结果。

尽管全球主义呈现出一定的历史合规律性，但国家主义仍然根深蒂固。之所以如此，就是国家的历史作用远未终结，国家主义尚有不言而喻的现实合理性。第一，国家依旧是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如前所述，当代人类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正发生着历史性变迁，但必须加以补充的是，至今为止，这一变迁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的事实，国家仍担负着管理、保障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功能。第二，国家依旧是国际关系的主角和最基本的行为体。国家的不可或缺性不仅表现于国内事务，而且表现于国际事务。虽然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关系中异常活跃，作用呈扩大之势，但无可否认的是，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行为体，主导着国际事务的处理。第三，国家主义在发展中国家有广泛的影响。占世界人口3／4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大都是二战后才获得政治独立的。这些国家一方面对有一种特殊的政治情感，往往把维护国家与珍视争取民族独立的政治历程和政治成果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又深切感受到现存国际秩序的不公正，试图尽快使本国强大起来，真正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这样，它们势必对全球化背景下凸显的全球主义做出种种强烈反应，表现出明显的国家主义倾向。

针对当下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论争，答案显然只能是理性的选择：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面对全球主义有其历史必然性，国家主义有其现实合理性的事实，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无视另一方面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一方面，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全球跨国问题的日益出现突破了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对民族主义和国家的概念提出了质疑；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国家对资本在全球的渗透感到恐惧，他们仍将民族国家作为抵御经济全球化影响的强有力的武器，从而加强了对民族主义的强调和重视。全球化与民族国家在相互依存中不断推进，这种相互依存，一方面是民族国家的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塑造着全球化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我们应当在悖论中把握两者的关系，在矛盾中给两者合理定位。总的来讲，在坚持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并存的前提下，我们倡导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这种观点的要义就是既区别于理想的全球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的国家主义。

二、全球治理理论――肢解国家

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得全球治理理论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话题之一。全球化造就了一个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世界，随之而来的大量全球性问题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及其实际解决能力，迫切需要跨国家、跨地区的全球合作，于是一种全新的全球治理理论开始兴起。而且在这里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全球治理的主体(一些国际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和规制大多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所确定的，体现了西方国家的意图和价值观。二是全球治理理论建立在政府的作用和国家的无足轻重、民族国家的疆界模糊不清的基础上，这客观上削弱了国家和政府在国内和国际治理中的作用，为强势国家推行新帝国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目前还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的情况下，作为 全球治理重要主体的国际组织，无论是政府间的国际组织，还是各种民间的非政府组织，基本上都是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的。尤其是目前主宰世界经济秩序的三大国际经济组织，几乎都是处于发达国家的控制之下，它们所推行的政策，必然会迎合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则往往受到忽视。因此，对于主要国际机构，尤其是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进行改革，使之更加透明、民主，更能体现所有国家的利益，并致力于构建一个公平和公正的世界，这是全球治理所要达到的根本目标。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圈内人物，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国际经济组织的批判尤其值得关注。他认为，“不幸的是，我们没有为各个国家人民负责的世界政府，以可与一国政府指引国有化进程相类似的方式去监督全球化的进程。相反，我们拥有一个可以成为没有全球化政府的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 without govemment)体系，在此体系内，几个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若干个角色――财政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部长，与特定的金融与商业利益紧密地联系_在一起，支配着整个局面；但是在此局势中，许多受到他们决策影响的人却几乎没有发言权。现在是应该改变某些治理国际经济秩序的规则，重新思考有关决策是如何在国际水准上做出的时候了――并且以其利益――较少地强调意识形态，而更多地审视哪些因素在发生作用。”他在《全球化及其不满》这本书的扉页上写道：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由于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直接目击全球化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这些国家中的穷人)所产生的毁灭性影响。所以，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彼此间加强团结，增进共识，通过有效的组织和联合行动，致力于打破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治理的局面，维护自身的利益．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全球治理理论的一个重要论点是，经济活动的国际化已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的权力结构――传统国家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终结。但这并不表明在今后的全球治理中可以忽视或削弱民族国家的力量。当前全球化进程中的许多弊端以及全球治理中许多扭曲的现象的产生，使得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理想的全球治理中，国家的作用不仅不能被削弱，而且应该进一步加强。俞可平在其著作《全球化与国家》一书中指出，经济全球化作为一种影响世界历史的客观进程，已经对民族国家及国家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国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从以下8个方面改变着民族国家的：超国家组织对国内政治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跨国公司不仅操纵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民族国家的国内政治；国家权力开始分层化和中空化，国家在权力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国家的传统职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和削弱；国际因素已经成为制约国内政治发展的基本力量；全球问题的增加使得国家权力的边界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变得模糊；民族国家的认同遇到了危机；全球化正在重塑国家的自主性。

可见，民族国家及其确实受到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影响，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民族国家及国家在国际和国内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并未改变。对于有些西方学者大肆宣扬传统的国家已经开始彻底崩溃，民族国家已经终结，国家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国际政治领域的“后威斯特伐利亚”时代已经来临的观点，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民族国家和国家概念的淡薄，是一种信仰危机的标志。如果听任极端全球治理者肢解国家的现象肆虐下去，则“国将不国”也!

三、西方传媒的文化霸权――真正意义上的“”

在全球化理论研究的过程中，文化全球化的研究也是学术界的一个亮点。有学者认为，“在文化上，新时代全球化的特点则表现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共同意识日益增长，带有超地域、超民族、超国家意识的全球主义观念空前普及。”有的学者认为，“文化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以及政治多极化在文化层面上的集中反映和体现，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我们所主张的文化全球化决不是要消解各民族文化，更不是让西方资产阶级现代文化称霸于全球，而是建立在文化多元化基础上的世界各民族文化，特别是各主要民族先进文化的充分交流和某种程度上的全球交融与全球接受，文化内容的延伸与文化受众的扩大，充分体现时代特点的文化观念的更新与文化审美的演化等等。”

在当前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文化渗透，一方面鼓吹文化多元化，以消解对方国内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鼓吹新自由主义，推行干涉主义，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其实质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在西方文化霸权的冲击下，一些国家的民族文化呈萎缩之趋势，从而严重妨碍了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要有效地遏制西方文化霸权，积极推进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就必须允许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渗透，反对文化帝国主义。尽管世界各国文化底蕴不同，综合实力相差悬殊，但决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如果一个大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企图以某一种文化模式取代文化的多元性，那么也就是在破坏国际社会存在的基础。而有些美国人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国际社会中平等的一员，总是居高临下，自以为是。因此，他们把自己的是非标准作为国际社会评判是非的标准，把其他国家能否接受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作为衡量该国文明进步与否的标准。可以说，这就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文化基础。美国在“唯我独尊”的优越意识下所展开的外交，即使不刻意张扬，那种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咄咄逼人的做法也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文化帝国主义，顾名思义是指把一种所谓“优越的”文化灌输给另一个国家的人民，使他们自愿地臣服在这种文化的统治之下。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这一策略，即进一步加强文化外交，全面输出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进行精神改造，企图让他们心甘情愿地充当西方各国的附庸，从而保持其文化霸权。与西方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相呼应，一些西方学者纷纷抛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各种论调，试图为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和扩张披上一层道德的、合法的外衣。

亨廷顿提出了标识普世文明的“达沃斯文化”，即“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 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达沃斯文化是普遍的文化吗?它就是亨廷顿所说的“西方文明中的许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价值和主张”吗?答案是否定的。文化全球化不仅有同质化的一面，更是一个异样化的过程。

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的物质生活方式，尤其是美国式的大众消费文化正在演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与时尚。这种趋势应当是显而易见，无可争议的。美国的新教伦理是一种典型的重利轻义文化，它孕育了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关于这一点，韦伯先生阐述得非常透彻。这种重利轻义的文化价值观时下在中国大地非常流行。学者河清给予了辛辣的批判，“商利价值空前高扬，人文价值普遭冷落。大学教授、博士的头衔如果不与高收入搭配，仍得不到人们尊敬的目光。腰间的银两是最重要的。‘貌’女已相不中‘才’郎，而是直奔另一个‘财’郎而去。一切皆表现为金钱、利益的数字。人们成了每时每刻都端着算盘算计的‘会计’。……这种文化价值观显然是片面的。”俞可平教授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后面对着全球化的冲击，西方的流行歌曲、新潮服装、畅销书籍、时髦学说和价值观念纷纷在中国安家落户，文化的全球化事实上也或多或少已经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而新世纪当人们穿着美国的牛仔服，听着美国的摇滚乐，哼着美国歌曲，吃着麦当劳和肯德基，看着CNN，浏览着网上主要由美国提供的信息，逛着迪斯尼乐园，就不能保证不用美国人的方式去思考。人们模仿美国人的时尚、穿着、饮食习惯，接受美国的教育，效仿美国的经济模式，就不能避免不去效仿美国的民主制度。这一切都是主动接受的，这就是美国文化扩张的力量，它使你认为美国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的，甚至认为美国的霸权也是合理的。现在“无论是在西欧、北美、日韩、中国港台地区还是中国内地，全球的年轻人似乎穿上了同样的服装，跳着同样的劲舞，感受着同样的兴奋，追逐着同样的时尚……通过影视，西方大众文化的‘流行时尚’，日益影响到今天的中国青年一代，使他们成为‘新新人类’，与中国文化精神日趋隔离。”这种扫除异己、一统天下的做法，简直就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

四、新自由主义的真面目――野蛮资本主义的复辟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神话，其功效是让人们接受一种复辟，返回到一种野蛮的除了最高利润别无他律的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直接源自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亚当・斯密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开山鼻祖。他在《国富论》中有一段关于“看不见的手”的经典论述：“确实，他(指进入市场领域中的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由于宁愿投资支持国内产业而不支持国外产业，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由于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限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些伪装为公众幸福而经营贸易的人做了多少好事。”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使人们在追求自己的私利时能够兼顾到别人的利益呢?斯密认为这个因素就是“看不见的手”。“人类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同胞的协助，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的目的就容易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也就是说，人要达到自利的目的，必先激发别人的自利心，给别人以应得的利益。而在市场条件下，由于提供同一种商品和同一种服务的竞争者广泛存在以及竞争机制的调节作用，一个人若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的扩张而不顾及他人利益，此时，竞争者就会乘虚而人，将他的生意夺走。而当他愈是能够既追求个人私利又兼顾他人利益时，他就愈能在市场竞争中实现自身的利益。

第6篇：全球变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全球化

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的浪潮迅猛发展，全球化的出现对人类生活和当代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如何看待全球化？马克思主义必须给予理论上的关注和回答。这就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问题的沟通和对话，尽管学术界对全球化的各种言说各具特色，然而，其间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马克思对全球化发展早有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世界历史”这一特定历史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写到:“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名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名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成为世界历史。”①随后,马克思在其著作《共产党宣言》中也详细论述了这一思想,奠定了马克思的全球化理论，契合了全球化现象，展示出其时代感和令人震惊的超前性。

因此，重新认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正确理解和把握全球化及当代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概述

一般认为，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解主要有两个维度：史学维度和哲学维度。而马克思使用“世界历史”这一概念主要在哲学维度。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的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②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到：“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的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成为世界历史。”③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由于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便利，商品的低廉价格，把一切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④在《资本论》中也明确指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⑤。

马克思在经典著作中，马克思从多个方面对“世界历史”的概念作了阐述，概而述之即世界历史是整个人类的历史，是指各个民族、各个国家进入全面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历史的进程源于15世纪中叶的地理大发现，正是由于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主义逐渐形成，伴随着这个过程，商业、航海业、工业等空前高涨，与此同时，对殖民地的贸易和世界市场发展起来，世界各地域之间才得以打破隔绝的状态，自此，人类社会真正转向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世界历史的形成标志着人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各民族、各国家全面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的历史阶段。

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解读全球化的理论基石。

应该承认，全球化是一个新现象，但全球化问题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所谓全球化，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是指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日益增强，相互渗透与融合不断加强，全球的一致性因素不断增长的过程和发展趋势。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中首要的是经济全球化。

马克思虽没有经历过今天这样的全球化时代，当然也不会遇到像今天这样的全球化问题，因而不可能对全球化展开全面论述，形成系统的全球化理论。

但是，马克思又确实是从全球化的视野来考察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发展，马克思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语境对同一种历史现象——“世界历史”进行了揭示和描述。

第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不仅属于一般社会历史理论，而且属于社会发展具体问题的理论。这一理论基本上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形成的，因而就内容来说主要是和新的历史观的阐发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专门论述“世界历史”条件下社会发展各种具体问题的，这是事实。但是尽管这些论述带有大叙事的特点，但他毕竟是根据各种经验事实概括出来的，是在广泛研究历史学，经济学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其本身就含有对一些问题的说明。“在对资本主义的剖析中，马克思仅仅围绕资本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对世界市场、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交换等问题作了深入的分析，并就国际交换中的不平等现象以及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内在矛盾作了深入的分析。”⑥其中所阐发的一些思想和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全球化的有关具体问题也是适用的。

第二，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处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而我们处于垄断资本主义是时代，时代不同是否意味着已不适用于今天的现实？其实不然，看它是否有当代价值，关键要看这样两个问题：一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在性质上是否发生了根本变化？其时代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即资本主义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这样，时代的一致性就决定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仍然具有当代性。二是马克思当时所面对和所研究的问题是否已经得到解决？马克思一生致力于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探讨人类解放的道路，而资本主义社会历经长期的发展，虽然在一些具体组织形式上和具体方式上发生了改变，但其所包含的基本矛盾和主要问题，至今没有根本解决，离开这些矛盾和问题，很难完全讲清楚全球化的理论，因此，问题的相同性同样决定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解读全球化的理论基石。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构成了丰富的全球化理论渊源，为全球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当代全球化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分析当代全球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我们应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对当代全球化作清晰的认识，把握世界历史理论对当代全球化的启示。

首先，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可知我们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世界市场作为经济基础的。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现代的经济全球化，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我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就要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主义进行扬弃，当然我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是要继承和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有益成果和经验，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我们不仅要吸收和借鉴的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同时还包括管理方式和管理方法，包括发展商品经济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经验，都是我们值得学习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告诉我们：“全球化又是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政治、文化全球性扩张的过程”⑦,经济的全球化同时带来了政治、文化的全球化。各个民族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因此，在各个民族国家的不同政治与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我们应该借鉴学习各种政治制度的有益成分、互相理解、彼此尊重各民族文化，保持文化的个性化、多样化和多元化。同时也要达成某种价值共识和价值共享，使各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互利共享。

最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所具有的二重性告诉我们必须辨证的看待当代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犹如一把双刃剑，是利弊的统一体。全球化过程中的文明作用和进步性与其消极作用，是相互联系和相互统一的。一方面，全球化由于世界市场日益成为紧密联系的统一整体，资源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重新配置，为各国化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引发的一些全球性问题，例如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与贫富悬殊，环境问题，都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因此，建立一个和谐世界也变得很有必要。

总之，以“各民族、各国家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为核心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全球化理论有本质上的联系，是全球化的理论基石，因此，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指导，正确认识、积极参与到全球化过程，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技术、科学文化方面的交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并合理利用全球化给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的机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局面，为人类全球化进程与世界和平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注释:

①③④⑤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人民出版社,2000.

第7篇：全球变化论文范文

尽管"全球"（globe）这个词英语中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但"全球化"成为西方学界描述和分析世界宏观秩序的概念却是八十年代初和中期以后的事。全球化所表达的不仅是人类世界和社会生活所经历的实际变化，而且也是对这一变化越来越明确的意识。八十年代以前的许多现代化理论对全球化的不同方面也多有涉及，但毕竟都还没有明确将这些方面放在全球化的宏观框架中加以联系和系统分析。全球化理论出现在现代化理论之后，但这不等于说全球化进程就一定后于现代性进行发生。全球化和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这是全球化理论所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不仅有助于理解全球性，也有助于从新的世界意识来加深对现代性的认识。

"全球化"这个概念对于不同使用者有不同的含义。一种看法是把全球化当作"国际化"，如"国与国之间贸易和资本投资的大量并正在增加的流动。"〔注1〕另一种看法把全球化当作全世界形成"开放"和融合局面的"解放"力量。它同时也把全球化当作一种普遍化过程，推动不同文化朝同一方向发展。〔注2〕还有一种看法把全球化当作一种"西方化"和"现代化"的力量，全球化使得现代化的社会要素（资本主义、理性主义、工业化和官僚制度等）为全世界所接受。〔注3〕这一看法往往也从反面将全球化描绘为以麦当劳、好莱坞和CNN为代表的新文化帝国主义。〔注4〕再一种看法则将全球化看成是一种"破除疆域"的过程，它使得人们的社会空间不再局限于以往的疆域观念（地方、传统群体、地方国家等等）。全球化是一个过程或一些过程，它使得"社会关系话语交往的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注5〕我们可以把这四种看法分别称作为国际多边互动论，普遍趋同论，西方意识形态霸权论和破除疆域论。

所有这些对全球化的看法都把全球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相联系。全球化与现代性的致密关系以吉登斯（A. Giddens）说得最为明确，"现代性天生就能全球化。"〔注6〕至于现代性的哪些方面促成或产生了全球化，不同的论者从不同的社会理论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看法。有的论者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强调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作用；另有的论者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强调工业和技术发展的主导作用；还有的论者则从韦伯（M. Weber）社会学的角度来强调理性知识和现代官僚国家的作用。对于全球化对现代性的影响，不同的论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论者认为全球化形成了"高度的"、"发达的"或"极端的"现代性〔注7〕，这一现代性使得现代社会结构（它的理性主义、官僚科层管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化生产等等）扩展到全球关系之中。还有论者将全球化与一种"具有反思意识"的新型现代性联系起来，即一种"现代化了的现代性。"〔注8〕在复杂、重迭的全球关系中，原先现代化所提供的种种确定性受到了质疑。〔注9〕再有论者则将全球化与"晚期现代性"或者"后现代"联系在一起。因此，关于何为全球化的争论又往往与何为后现代的争论混杂在一起。例如，哈维（D. Harvey）用后现代来称呼全球资本主义；奥勃鲁（M. Albrow）则将"全球时代"视为现代化之外的时代，因为全球性已经代替了民族国家和理性这两个现代性的根本要素，形成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新结构。其他论者则将后现代描述为一个失去稳定身份或认知的生活世界，称之为"信息"、"媒介"、"超现实"或"模拟"等等。〔注10〕

全球化这一术语在九十年代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话语，主要出现于中国的后现代（它亦以"后殖民"为其表述）理论中。中国的后现代话语的"后"首先不是表现它的话语内容（它往往混杂着马克思主义、文化解构或者民族主义等不同的成份），而是表现在它取消现代性在中国的相关性这一基本立场上。在这一话语中，全球化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现代化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对这一点，刘康在《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中说得最清楚:"我所说的全球化，是指冷战结束后，跨国资本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或'世界系统'，同时也指通讯技术革命以及'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的文化全球化传播的情形。全球化过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文化生产与商品生产的关系日益紧密。在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与学术思潮等各个领域中，文化与商品的密切结合，渐渐形成了充满着内在矛盾与悖论的'全球化文化想象'。全球化文化想象理所当然地包括了有关中国的种种图景。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化想象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现代化'这个压倒一起的中心话题。"在刘康的解说中，全球化观念的最大意义似乎在于它能使中国知识分子突破现代化或现代性思想所设置的一元论桎梏，"近年来的中国文化讨论中有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就是中国尚未现代化，而西方早已现代化，所以必须强调中国在现代化问题上的特殊性。换言之，（西方）现代化被视为不可质疑的普遍标准。这种特殊论，仍然表现出一元决定论的倾向。但历史充满着多重矛盾，是多元决定的，现代化也是如此。"〔注11〕在刘康那里，强调或不强调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都是以西方现代化为"不可质疑的普遍标准"，而真正认识多元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为其中之一元）只有在全球化的思想框架中才能办到。

刘康再三澄清，自己并不是后现代主义者。然而，他主张以全球化走出现代性，这与中国一些后学理论者主张以后现代走出现代性是相当契合的。这一点从刘康对后者的称赞上也能看出来。刘康说，"（以张颐武等为代表的中国后学论者）对当代西方'后学'理论的关注，是处于对全球化问题的考虑。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流行理论来解读当代中国，而是力图以理论的普遍性话语来透视中国文化转型期的问题，并且反过来再以中国的实践诘问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和合理性。换言之，中国'后学'的问题焦点不是中国现代史中'西方宰制'或'后殖民'等，而是当代中国在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巨大引力场中的位置。"〔注12〕刘康没有告诉我们，他所说的那个"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巨大引力场"是怎样的一个"引力场"。他也没有说明，他所说的"文化想象"指的是谁的想象。如果他指的是中国后学论者对全球文化的想象，那么我们发现，这种想象还真没有放弃"西方宰割"或"后殖民"的焦点。例如，张颐武在《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一文中说，他要驳斥的是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两种倾向，一是把西方现代性用作普遍标准，二是把"全球化"用来对中国西方化。〔注13〕在张颐武关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文化想象中，"西方宰割"或"后殖民"显然都还是焦点问题。

我举刘康和张颐武的"后"现代话语关于全球化的说法为例，不是要评论这些说法是否正确，而是要指出，即使是在"后"现代话语中，全球化仍然是和现代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后"现代话语并不能使中国摆脱现代化问题。再者，即使是出于思考中国问题需要所阐述的全球化，其实也并不具有什么特别的中国特色。刘康对全球化的看法就是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论和自由主义工业技术论的混合版本，张颐武所说的全球化则更是在直接搬用西方意识形态霸权论对全球化的说法。霸权说或西方牵制说所依据的世界二分划定（中心/边缘，西方/非西方，西方/中国等等）本来是一种现代性理论（我在后面还要述及），甚至还不能说是"后"现代的理论。西方霸权论其实是普遍趋同论的背反形式。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将全球化当作一种世界发展的"客观"事实或积极潮流来描述，而前者则将这种描述当作一种不见得有事实根据，但对非西方国家特别有害的意识形态来加以揭露。刘康和张颐武的例子还让我们看到，在中国的"后"话语中，对全球化的认识其实未必统一。刘康强调的是全球化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可以帮助人们设想一种中国式的现代化。张颐武强调的是全球化的同一化，这种同一化对中国有"西方化"的作用，只有抵制它，"中国现展（才能有自己的）不同选择。"〔注14〕刘康、张颐武两人因此就全球化提出了不同的中国策略，刘康强调的是抓住全球化的机遇，张颐武强调的则是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对全球化看法不统一不是一个问题，它恰恰让我们看到了全球化问题的复杂，单纯强调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未必能为解决中国现代化问题找到方便之道。

在西方的全球化理论中，同样有强调同质的，也有强调多元的。前面提到的普遍趋同论和西方意识形态霸权论，强调的就是全球化同质化的作用。然而，单纯的趋同论一直遭受到各方面的质疑和批评。批评者指出，全球化没有，也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单一和谐的社会或文化模式。相反，全球化保持甚至加强了文化的多元。〔注15〕反对趋同论者还指出，世界通讯、新闻和市场等等总是在不断调整以适合特定地区的当地情况。即使是全球性的产品、社会运动或新闻报道，它们在世界各地得到的反应也是不同的。〔注16〕全球化的趋同并没有妨碍人们继续或者甚至越来越重视自己与别人的文化、种族、民族或宗教差别。〔注17〕这些差别甚至还引发了亨廷顿（S. P. Huntington）所谓的"文明冲突"。因全球化而发展的跨疆域亚文化或利益群体（如阶级、性别、环保、性倾向等等）更是以多元和差别而非同一或统一为其特征。〔注18〕

如果我们不是单方面地强调全球化的趋同或多元倾向，而是从它所形成的人类社会生活交往关系新空间结构去认识它，那就不妨将它看成是一种不断突破人类活动传统疆域的过程，"全球化并不一定指同质化或融合。全球化只是指更多的联系和破除疆域。"〔注19〕。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种疆域首先便是民族国家的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后"现论排斥现代性在中国的相关性，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取消对中国特定国家特征的讨论。国家和国家权力本身就是某个疆域范围中的现代性，它同时制约着这个国家社会其它领域中的现代性特殊表现。值得指出的是，全球化涉及的不仅是增加联系和破除疆域，而且还是实质上由国家意志所主导的，在不同领域中以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增加（或不增加）联系，破除（或不破除）疆域。这是世界范围内全球化兼有趋同性和多元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应当看到，现代性和全球化一样，它同时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意识。而且，现代化和全球化一样，它也同时包含着统一和多元的趋势。在西方，对于现代性的同一趋向，强调的最多的是后现代论者。这是因为他们要强调全球性与后现代性的联系。他们往往拿现代性的一元性与后现代的多元性作对比，认定只有后现代才与全球化有交结点，如多元性、差异性、大众和局部话语的丰富性、反普遍化的宏大话语和一元意识形态，等等。但事实上，现代化本身就并非一个同质的整体，正如古德法勃（J. C. Goldfarb）指出的那样，谈现代化就应当"分辨现代的恐怖（极权主义），现代的挑战（首先是相对主义），现代的成就（如自由主义）和现代的梦想（尤其是民主）。"〔注20〕。一个国家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不同现代性表现会形成与全球化各相关部分的不同关系。中国的情况尤其明显。同时看到现代性的同一趋向和多元特征，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相联系，并特别重视民族国家的作用，这些可以说是罗伯逊（R. Robertson）和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的主要特点。这两个人都是当今公认的全球化理论的主要阐述者。他们的区别在于，罗伯逊认为全球化先于现代化发生，但由于现代化而得以加速发展；吉登斯则认为全球化与现代化同步发展。对于全球化，罗伯逊强调的是现代性的促动作用，吉登斯强调的则是其产生使用。

二、促动和产生:两种全球化-现代性解释

罗伯逊区分了五个不同时期的全球化阶段，现代化直到第三和第四个时期才对全球化起到了加速促动的作用。第一个阶段是萌芽期，主要指欧洲范围内的1400年到1750年。在这个时期中，基督教的一统局面开始瓦解，出现了民族国家形式，也同时出现了"人类"和"个人"这两个在不同层次上有别于传统群体成员的观念。在这个时期还有了全球地图和日心说宇宙观，同时也出现了进行全球掠夺的殖民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初显期"，主要是指欧洲范围内的1750年到1875年。在这个时期中，民族国家成为国际世界普遍的群体单元，各国之间有了正式的外交。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公民观念和公民身份标志（护照），有了国际博览会，国际法协议，国际主义和世界大同思想等等。第三个时期是发展阶段，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1875年到1925年。在这个阶段中，四维全球参照点（民族国家、国际社会、个体（男性）和人类）得以建立，国际联系（如体育和文化）得到加强，全世界开始通用公历，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出现了大规模国际移民（以及限制移民），越来越多的非欧洲国家加入了民族国家的国际俱乐部。第四个阶段是"争霸时期"，时间跨度是从1925年到1969年。这个时期有了"国联"和"联合国"，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人们开始以侵害"人类"的罪名起诉战争罪犯。这一时期笼罩在足以毁灭全球的核战阴影之下，还出现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第五个时期是"不确定阶段"，是从1969年到1992年。在这个时期中，人类进行了宇宙探索，增强了普遍人权和公民权意识，出现了以性别、种族身份缔结的世界群体，也出现了更为复杂不稳的国际关系。全球环境保护意识高涨，空间技术的全球性大众媒体突破了传统的民族文化疆域。罗伯逊称最后这一个阶段为不确定时期，这是因为除了在环保等有限问题上，人类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仍多有分歧，全球化尚无任何明确走向。〔注21〕

从罗伯逊对全球化五个阶段的划分中可以看到，全球化的起始其实先于现代性的形成。但是也可以把那些前现代的全球化因素，如民族国家的出现，以航海为标志的先进技术，国际关系的出现等等，看成就是早期的现代因素。全球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科技发展确实使世界缩小了；二是人类意识到世界缩小了，"全球化这个概念即指世界的缩小和世界一体意识的增强，……指的是二十世纪实实在在的全球互相依赖和整体世界意识。"〔注22〕在罗伯逊的全球化理论中，最重要的也许并不是现代性的种种客观变化，而是人类在这些客观变化中所改变的自我意识。因此，罗伯逊所说的第三个时期中的"四维参照点"也就具有了特殊的重要性。

现代人的全球化意识，不仅在于知道世界各部分相互联系的事实，而且更在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全体人类的一体性，而这种一体性与每个人的种族、传统、文化身份意识并不矛盾。罗伯逊从四个参照点来说明全球化的这种特殊人类整体意识。他指出，人有四种存在方式。第一是个体，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个体存在，不只是局部群体的附属成员。第二是民族国家社会成员，对每个人来说，现代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唯一可能的社会形式。第三是国际社会成员，每个人所处的民族国家又都是与其它民族国家相互依存。第四是普遍人类，每个人都不因种族、阶级、性别等等有别于其它个人。这四种存在方式参照点使每个人得以个人化、社会化、国际化和全球化，获得不同的自我意识。〔注23〕虽然全球化趋向可以说是由来以久，但全球一体的观念却是相对新近的现代观念。全球观念如今已反映在人们的日常语言之中，例如，我们说局部变化会牵动整个"世界秩序"，我们为"全球经济衰退"担忧，厂家要打造"世界名牌"。我们还常强调，公民权利是一种"人权"，我们谴责"世界恐怖主义"，呼吁重视环境以"拯救地球"等等。

但是，意识到人类生活在一个星球上，不得不互相合作共存，这并不等于人类现在已经或者在将来必然会融合为一体。这个"一体世界"中实际上充满了相互的排斥和冲突。人们一面意识到同属一个世界，一面又相互排斥和冲突，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极为复杂、缺乏确定性的全球化进程。罗伯逊指出，全球化进程的这一特征是由全球化自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而这一内在逻辑的关键便是现有的民族国家体制，"一百年前开始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它的关键……就是民族国家社会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注24〕民族国家总是局限于特定疆域范围之内，它在物质上无法自给自足，所以必然需要争夺资源和市场。民族国家之间需要建立跨疆域的经济、军事、政治（外交）和文化联系，它们之间的交往有合作也有冲突。它们之间也会形成某些制度化的国际关系组织。这种国际关系并不总会成为真正的全球和谐关系。作为想象性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总是以某种同质化的民族文化作自我身份的辨认。民族国家总会觉得它的独特的文化在受到全球化的威胁。

全球化的矛盾性充分表现在它与民族国家的复杂关系之中。尽管民族国家的某些方面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不得不有所变化，但它仍然是全球化的现实结构基础。事实上，国家在历史中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总是在"变动、演化、调适、结合，……总是处于某种过渡状态之中。"〔注25〕全球化正在使民族国家的某些变化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这首先便表现在传统的国家主权问题上。在全球化成为潮流之前，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可追溯到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和约）可以概括为四个特征。第一是至高无上，国家对疆域境内事务及与它国的关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是统领全权，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如货币、贸易、军事、语言、科技、体育、教育、社会价值规范等等），拥有全面的统治权。第三是不容干涉，国家的政策和行为，外国不得以任何形式加以干预。第四是大权独揽，国家不与任何它者分享对其所辖内的管制权。在历史上真正能做到全面行使主权的国家是少之又少，因此主权从来就是一种法定权力，而不一定是实际权力。

传统主权观至今仍然是约定俗成，习以惯之的"国际准则"。可是实际上，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除非锁国自闭，任何国家都已经很难再继续维持这一主权观。全球化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主权严守疆域的可能。国家事实上已不可能做到统领全权、不容干涉和大权独揽。电讯和电子媒体在国际间进行，全球汇率决定着一国货币的价值，贸易依赖国际多边联系，科技几乎不受国界限制，国家行为不能不受到国际的注视和评价，在有涉全球的问题上（生态、环保、和平），一国之内的独揽之权已经变得没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至高无上的主权实际上已经遭到了消解。然而，必须看到的是，"主权"和"国家权力"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的主权观，但这并不等于全球化就必然在每个国家中能改变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相反，主权的消解甚至反倒会使国家权力的运作更为地方化，在某些方面更为抵制国际规范和原则。国际信息的流通并不能阻止某一国家强行禁止其人民"偷听外台"或自由上网，外来批评更不一定能改善某一国家的人权状态。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接受和利用全球化（接受主权消解），而在另一些方面继续维持其强行控制人民的能力（维持国家权力）。罗伯逊所说的全球化指的仅是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难以相互隔离，而不一定就是越来越亲密和谐。全球观无非就是将地球"设想为一个整体，理解为同一个地方。"〔注26〕这种全球观虽然有限，但毕竟是一个进步，人们越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世界也才越有希望成为一个整体。

尽管吉登斯和罗伯逊在全球化起源问题上有分歧，但他和罗伯逊同样重视民族国家这一现代社会群体体制在全球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也使得他的社会学理论与一般强调资本主义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截然有别。在吉登斯和罗伯逊那里，民族国家的崛起都是全球关系网得以形成的根本条件。吉登斯更是从三个方面来强调民族国家的这种全球一体性作用。首先，十九世纪在欧洲形成的英、法、德、意等民族国家成功地将工业生产和军事行动结合起来，战争机器的工业化使得这些现代"想象性的群体"既能用殖民手段征服属于前现代的部落社会，又能用民族国家的理念瓦解同样是属于前现代的庞大帝国。第二，这些欧洲国家的现性官僚行政体制具有相当大的优越性。现代民族国家能够有效地运用国家资源，发展国力，它同时又能有效地用外交来灵活处理与其它民族国家的关系。十九世纪的长期和平使最早在欧洲形成的民族国家得到了壮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它们得以休生养息，将国力集中用于工业化和海外殖民，因而得以进一步迅速强大。在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中，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国家都卷入了血腥的残杀和破坏。这也使得全世界的民族国家都急切需要建立国际间的和平稳定秩序。吉登斯指出，二十世纪的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不仅没有削减民族国家的主权，反而使这种主权更国际制度化，更神圣不可侵犯。现有的以联合国所体现的国际秩序和规范，它将每个民族国家都确定为毋容质疑的疆域单一、民族合一的整体。这些国家在政治理念、社会制度和经济利益上可以南辕北辙，彼此能免于直接流血争斗，全仗主权疆域不容逾越这一约定俗成的铁律。〔注27〕

一个国家具备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或身份（在联合国拥有一席）并不等于就有了现代社会。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往往具有四种体制性特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商品生产、协调统一的监督和行政管理、工业化和集中的工业化军事秩序。吉登斯还认为，在现有的不同国家体制中，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最能体现现代社会的这四个体制特点。因此，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中也就扮演着一个特别的角色。常有人把现代化或全球化直接等同为西方化，或者西方资本主义化。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是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特征，但并不就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设计者。以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西方国家率先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社会，对其它社会的现代化形成了客观上的示范作用，这不过是历史的偶然巧合。在历史的发展中，西方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并不是不可能改变的。

吉登斯认为，西方国家所具备的现代社会四特征与全球化进程的实际发展需要相吻合。第一，全球经济越来越成为一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这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相对成功，也是由于它的主要竞争体制（如种种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相继失败。全球经济以跨国家的合作为主要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疆域性政治制度的限制。国际间的经济合作正在打破民族国家疆域和壁障，越来越形成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市场。第二，监督和行政管理在全球范围内确定了民族国家的体制，各国的主权因相互承认而得到加强。国际间的监督关系原则正在对一些国家形成内部政策上的压力，使得这些国家不能以主权独立为由，明目张胆地迫害自己的百姓，践踏他们的人权。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家之间在国际组织中的合作、分享信息、技术和其它专门知识，也在帮助一些国家以更隐蔽的手段加强其控制人民的能力。第三，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将地区性的工业以国际分工的方式联成一体。原料、技术和创造业的重心向世界原先的边缘地区转移。工业生产的不仅包括物质产品，而且包括传媒文化产品和服务。大众文化产品推动了文化，尤其是消费文化的全球化。第四，世界性军事秩序的关键是联盟的关系。1985年以前的全球范围内两极分裂的霸权秩序现已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北约这个单一中心的国际军事同盟，它们已成为联合国维持世界和平所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单级军事秩序使得当今世界的战争只能在局部和边缘地区发生。〔注28〕

在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中，对现代性的思考比在罗伯逊那里更为关键。这是因为吉登斯把全球化视为现代化的直接后果，而不只是在某个时期的结合。在吉登斯那里，全球化和现代化不仅共有四个体制特征，而且都是由三种力量所推动。〔注29〕这三种推动力分别为时空压缩、去镶嵌和人的自觉反思。第一，前现代的人生活在狭小的时间和空间中。十八世纪出现并广为使用的时钟将时间充分普遍化，时间不再是人们一时一地感觉的昼夜交替，而成为一个在概念上构建全球的维度（时区）。同样，地图的出现将地球压缩到跖尺范围之内，日益快速的现代交通更是在实际经验中压缩了空间。第二，将社会活动关系越来越从具体的人事关系环境中剥离出来，成为某种符号性的关系，吉登斯称之为"去镶嵌"（disembedding）。例如，金钱（货币）能超越具体买卖交易环境，在不同的交易关系之间传递价值。专门知识也是如此，它不受具体环境的限制，可以不断在其它环境中重复运用。"去镶嵌"的现代化意义在于它以普遍的"信任"关系代替了个别的熟人关系。货币能在陌生人当中流通，专业人士（医生、教师、律师、政治家）为素不相识者提供专门知识的服务，其基础都必须是社会信任。第三，现代人并不盲目信任，他们很清楚现代社会关系并不总是可靠，他们要求各种信息都能充分公开流通，以便他们作出恰当判断。现代人对自己种种需求的了解决定了他们的自觉反思意识，包括自觉选择社会群体的共同价值，以确认共同身份认同。这种自觉反思意识是基于个体的独立思想和判断，它和传统的基于习惯、群体习俗和统治权威的知识形式是不同的。时空压缩、去镶嵌和自觉意识使得人与人的交往极大地突破了地域和传统群体限制，互相遥远而紧密地结成各种联系，形成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复杂多元关系。吉登斯所说的三种推动力对后来的全球化论者都有深远影响。

三、现代性、"后"现代和民族国家

尽管罗伯逊和吉登斯在全球化是否先于现代性发生这一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同样强调现代性重构全球社会空间的关键作用。吉登斯说，"全球化可以说是对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这些社会关系将遥远的地区联系起来，于是（任何地方的）局部事件受到很远地区事件的影响，反之亦然。……任何地方的变化都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就象是横向扩展了空间和空间社会联系。"〔注30〕全球化理论可以说是在世界性社会空间发生了明显变化的情况下所发展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现代化理论。其实，在八十年代出现全球化理论之前，不少现代化理论就已经涉及了一些全球关系的方方面面，其中的四种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全球问题的思考〔注31〕，它们分别是现代性理论的世界潮流说，世界单一经济体系说，国际联系说和跨国共同大众文化说。

世界潮流说把现代化看成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发展潮流，在这一潮流中所有的社会都将因某些普遍性的机制变化（如发展经济，保障安全，理性选择，民主和法制等等）而朝同一方向发展。这是一种功能主义的社会进化发展观，它的主要代表之一莱维（M. Levy）就曾特别关心现代性如何在国际不同社会间形成一致关系的问题。他强调，一个社会是否具有现代性，首先要看其工业化的能力。而且，现代性社会也必须具备某些现代社会结构特征，如专业分工，社会各部分相互依赖，以人的能力而非出身或地位为价值考量，集中决策，理性而非感情性的人际关系，普遍性传媒手段交换（如货币），官僚分层管理制度等等。莱维指出，不同的社会现代化有前有后，一般的情况是，一个传统的社会在接触了其它现代性的社会之后，它的一些成员就会提出改革的要求，这种自我选择往往是出于羡慕现代"不同寻常的物质生产能力。"而且，现代性社会中往往会有某个特别值得羡慕和仿效的典型，例如，"美国社会……即为现代化最极端的例子。"〔注32〕

世界单一经济体系说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在联系世界各部分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基本上是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代论。〔注33〕它认为，世界不同社会联合为一体，这与其说是出于所有社会的自我选择，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控制世界秩序的结果。资本主义体制使得物质生产控制者握有很大的社会权力，这些人然后再通过权力将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别的社会，不断在世界范围中扩展其势力。单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说往往包括某种对世界中心/边缘的二分看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被分成"发达"和"不发达"国家；七十年代演化成"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分，八十年代又成为"较发达"和"较不发达"国家的区别。在中国，这类二分说更是常常变成更为简单激烈的东方/西方、中/西、或甚至中/美对立说。

国际联系说起源于政治科学中的一些所谓"国际关系"理论，它关心的是国与国之间形成的世界性关系网。它的主要特征是将国际世界看成一种不断变化的非稳定关系。如果说世界单一经济体系说强调强制，那么国际关系说强调的则是偶然性。这在伯顿（J. Burton）关于落袋台球游戏的比喻中有最生动的说明。世界各国就好比是分量和颜色不同的台球，在时间变化过程中，也就是台球在桌面上滚动时，它们相互碰撞接触。每个球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来自打球者，即各国的政要），但这种自主性却因其它球（其它国家）的位置和滚动而受到限制。把这个比喻再引申一点，白球也就成了超级大国。历史过程中的国际关系变了又变，各个历史阶段的国际关系都有它自己的特征。至于现代国际关系，它所包括的不仅是政治关系，而且还是经济和文化关系。经济和文化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还越来越不受政治关系的管制。尽管主权国家间的政治壁垒仍然森严，但经济、文化联系却在不断加强。〔注34〕

跨国共同大众文化说把现代传媒文化看成是联系世界的主要力量。对于这一联系的力量，它强调的不是理性选择，经济强制或者历史偶然，而是文化感染。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M. McLuhan）是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强调，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它的传媒方式，而不是内容。传媒指的是帮助扩散意义的任何方式或技术，因此既包括交际技术，也包括交通手段（流动的人本身就是一种交际工具）。不断发展的技术条件决定了人类能不断改变交际方式，不断扩展交往范围。人类先是依靠口耳相传的话语面对面直接交际，或者靠车轮在有限地区范围内行走。后来有了文字和印刷，虽然交际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较大的范围，但书写和阅读却是一种孤独的个体行为。现代电子传媒却与之不同，它帮助恢复了直接的群体交际，但在时空上却又不受其先前的限制。现代性的大众即刻交际和快速交通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共同群体。〔注35〕

在中国，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思考一直是在世界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上述四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性思考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应。在八十年代，中国的现代化思考起主导作用的可以说是世界潮流说。当时人们对中国封闭落后、丧失"球籍"的忧虑，对四个现代化还是五个现代化的争论，还有对海洋文明的憧憬等等，都是以西方现代社会为仿效对象。九十年代初期，伴随着政治改革的受阻，抵制西方控制的主张取代了仿效西方现代化的主张。世界单一经济说成了中国学界的主调。东西传统之不同，中西价值之对立，一时成为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性的关注点。中国式的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应运而生。它用第一和第三世界、世界中心和边缘、西方模式和亚洲模式、现代性控制和反控制为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并时不时地将之与"全球化"等同。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全球化"理论，它的主要特征是强调冲突、对抗和"后"现代。这和前面所介绍的罗伯逊或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

同样，自九十年代起，国际关系和大众文化问题也成为中国现代性思考的重要议题。前者关心的主要是中国在当前世界关系中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定位问题，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应当如何打破美国的一元霸权阴谋，保持主权独立和国家尊严。象《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的中国》这样的畅销著作，就是这种民族主义时事策论代表。伯顿所说的那种经济、文化关系尚可通融，政治价值却难以沟通的情况，生动体现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国家政策和不少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思想之中。科索沃战事发生时，中国知识界在主权和人权关系争论中，几乎一边倒向主权至上的主张，可以说是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显例。

九十年代至今，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共生。文化民族主义在大众文化研究领域中相当活跃。九十年代的大众文化批评主要有三种立场。第一种立场出现于较早的"人文精神"讨论之中，它批判大众文化商品化和庸俗化，所持的是精英文化立场。第二种是以揭露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为宗旨的后殖民主义立场。第三种则是以弘扬中国大众文化的本土公民社会意义为主题的后现代民粹主义立场。后两种立场汇合，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后殖民、后现代文化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大众批评对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国门（如电影在国外得奖）或西方文化产品（从好莱坞到西方时尚）进入中国国门，表现得忧心忡忡。在它看来，前者是臣服于西方的"注视"，而后者则是西方资本和意识形态利益的特洛依木马。后现代民粹主义文化批评则盛赞市场经济解构专制政治控制的作用。它将消费者身份等同为公民身份，将大众文化等同为广大民意的自由表达，甚至中国式的公民社会领域，从而取消现代政治改革在中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全球化一词虽然频频出现在中国后殖民和后现代话语之中，但在这类"后"话语中，我们至今还找不到任何对全球化理论的较为详细的介绍分析或者批判。中国的"后"理论往往将全球化简单粗糙地认作西方化，西方中心论，文化帝国主义，西方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扩张，普遍论现代性，等等。就当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对全球化的思考正在逐渐走出九十年代那种民族主义情绪化、极端化的激进反弹状态。例如，不久前有论者指出，全球化新秩序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是中国如何在这一新秩序中避免一味的消极对抗，以找到自己建设性的位置："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面对国际事务，不应当是一个专门说'不'的角色，不应当是一个弃权的角色，而应当参与其中，作为建设性的角色，为改善现有的国际秩序发出自己的声音，承担自己的道义责任。中国应当真诚地履行'自由、平等、团结、宽容、尊重自然和分担责任'六大核心国际价值观，为'和平、发展、环境、人权'四大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注36〕这样理解全球化，显然触及到了全球化中最敏感，也是最困难的部分，即普遍公共价值和民族国家内的政治文化问题。一方面，这些价值概念虽然跨越国界而在全球流行，但只是一些符号，它们的实质内容必须在民族国家疆域中得到界定，并经由具体国家体制得到实行。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境内政治生活能得到国际的赞许，令别国人民羡慕并仿效，中国自然而然也就会成为世界性政治文化的积极推动者。民族国家的角色和作用一直是全球化的关键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在中国谈全球化才能有实质的意义。

第8篇：全球变化论文范文

( 中国元朝) 的忽必烈大帝曾经拥有一本地图集,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其中详尽地描绘了地球的陆路特征，包括彼此相连的大洲、遥远国度的疆域、轮船的航线、蜿蜒曲折的海岸线、赫赫有名的都市和繁华富庶的港口。……在这本地图集中，还涉及到了一些尚未成型、没有名字、甚至连马可·波罗和地理学家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以及它们的具置的城市。在这本地图集的最后几页里，竟是数张横无际涯、由城市连接起来的网，其中有的形似现在的洛杉矶，有的像今日的京都和大阪，有的根本就说不出什么形状。

——伊塔罗·卡尔维诺①

意大利后现代主义作家伊塔罗·卡尔维诺在其作品中所援引的忽必烈大帝与马可·波罗之间的历史性相遇，可以说是关于全球化起源方面最不寻常的事件。众所周知，忽必烈大帝创建了中国13 世纪的蒙古王朝，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难以比拟的庇护者，也是初具帝国思想的最杰出的人之一。他对异国风物和财富的好奇和梦想，使他屡次发起对南印度、东部非洲和马达加斯加等地区的灾难性越洋远征，也因而为他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鲜为人知的压迫和剥削。他不仅从来自突厥斯坦、波斯、亚美尼亚、拜占庭等诸多国家的外国人中选拔人才作他的臣子、将军、总督、使节、星相学家和宫廷御医，而且还留请马可·波罗，这位来自意大利的旅行冒险家为他效忠多年。

马可·波罗正是作为忽必烈大帝的使臣，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为忽必烈大帝在西方世界赢得了无与伦比的声誉，而他的这本游记也因此成为" 西方人的东方主义"(westernorientalism) 的第一部经典之作。今天，它仍被普遍认作是意大利民族文学的早期作品。在马可·波罗的游记里充满了富有东方异域情调的奇闻轶事，以及从广为流传的童话故事中撷取的生动奇特的形象，比如狗头人身之类的精灵和其它各种凶恶的妖魔鬼怪。与此同时，他也像人类学者一样，翔实地记录了异域的风土人情以及当时的各种文化物品，如中国正在使用的木炭、从外国运来的香料、形形的宝石，以及忽必烈帝国时代流通的纸币。

《马可·波罗游记》这一13 世纪晚期的文献，为后来的所谓" 地理大发现" 时期的殖民地游记写作提供了一个范本，而且它还以发生在异邦世界的奇迹，极大地丰富了西方人的文化想象。它对15 世纪的地理学、人类学和宇宙观念的形成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也是当时正在繁荣起来的游记叙述文体最主要的参考文本。哥伦布在航海时就随身携带着这样一本《马可·波罗游记》，并在上面做了详细批注。

我用以开篇的那段话出自伊塔罗·卡尔维诺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它是意大利当代文学的经典。以后现代的时尚来看，《看不见的城市》，这一对忽必烈大帝和马可·波罗之相遇的重新记述，颇具实验特色，它包含着作者对地图与疆域之间的关系的反思。地图是纵观全球的工具，它有助于导向全球化的文化想象的形成。有许多评论家选择了后现代化的城市作为全球化的文化形像。艾恩·钱伯斯( iainchambers) 在他的《移居，文化，身份》中写道," 城市，那座现代化的大都市，是许多人选中的用来描述他们在现代世界的体验的喻体。……无论是作为一个真实的存在，还是作为一个想象的王国，城市的形象显然为人们的浏览、解读和参悟，提供了一张绘好的地图"，但是钱伯斯又警告说，地图的初衷几乎不可能穷尽我们所跻身的这个现实世界," 不断变换的语境和梦想超越了制图的逻辑语言，突破了它的图表和分类空间所能表达的极限" ②。然而，伊塔罗·卡尔维诺却提出了一种不同的制图理念，地图先于疆域而存在，从而描绘出了" 还不曾具有形式或者名字的城市的样子" 。究其实，卡尔维诺所描绘的地图，正是人们对想象中存在的空间进行创造性的综合社会想象的结果。在小说中，卡尔维诺借忽必烈大帝之口对马可·波罗这样说:" 我认为，在地图上辨认城市比亲历其中更为容易。" 卡尔维诺摈弃了传统的地图仅是疆域的抽象表达的思想，而把它们看作可以产生出疆域和版图的想象中的土地," 直到每一块土地上都诞生出属于它自己的城市，新的城市会不断地形成" 。这也是卡尔维诺在绘制自古都北京到后现代化城市洛杉矶的思想轨迹，而且他还讲一步指出," 洛杉矶将是城市的终结" 。

在这里，我是沿着逆向思路，从洛杉矶，这个在地图上以无边无际的网的形式出现的," 现代化城市的终结"，迂回到忽必烈的元大都北京，而这座古老的国际大都市今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被空前地" 后现代化" 和" 全球化" 。作为一个文学批评者，我选择了一部文学作品来做我这篇关于全球化思想的文章的开端,

也想以此来说明，全球化不仅沿着经济和政治的轨迹，而且也循着人们经文化想象创造出来的" 蓝图" 发展。阿君·阿卜杜莱的(arjunappadurai) 在他的《总体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层面》中写道:" 想象、被想象和幻像--- 这些术语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正在把我们引向一个批评的新阶段：把想象作为社会实践。 ……现在，想象对任何形式的实践都是至关重要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存在的社会事实，而且它还是全球新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③按照阿卜杜莱的观点，大众媒体与迁移的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界定了全球化与现代之间的联系的核心内容。他强调说," 想象本身既不是完全的无拘无束，也不是彻底的循规蹈矩，而是一个角逐的空间，在这里，团体和个人都在寻求把世界纳入自己的现代实践" ④。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中，想象的这种暧昧状态，对重新思考文学、艺术以及其它文化对象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它们至多是文化复杂性的体现，其中电子媒体的介入，以及大量的被迫或者自愿的全球性人口流动，成为现代人的一个决定性特征。这种文化复杂性也要求我们重新思考那些我们用以描述今天的文化和个人体验的多元性、异质性、不连续性、流动性和构不成对立的相悖性的范式和理论。钱伯斯曾经借助于后现代城市这个喻体来描述这种复杂性：文化复杂性这个概念，在包括拉各斯( 尼日利亚首都) 、伦敦、北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根廷首都) 在内的现代化大都市的犹如阿拉伯装饰风格的复杂格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它削弱了早期的图示和范式，打破了早先的理论和社会学的平衡，消解了其中心。在这里，一往直前的时间被开放的螺旋式的多元协作和渗透所替代。⑤在批评理论领域中，真正使赛义德所谓的" 旅行理论" 在实质意义上容易起来的途径，不外乎印刷技术、电子媒介，还有学术方面的互访和交流。1983 年，赛义德写作他颇具影响力的《旅行的理论》一文时指出，人们需要认识到，在某种程度上，理论总是基于一个具体的社会和历史语境。当初在美国," 批评理论" 这一提法，就是对一个首先主要在文学系发起的、很快就跨越了学科和领域界限的、相对新的批评活动的略称。到后来," 批评理论" 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国外的文化界也出尽了风头。赛义德以" 旅行的理论" 作其书名，意在强调理论是从欧洲，尤其是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 引进" 到美国这样一个事实。他坚信，这种" 拿来" 可以帮助我们绕开美国当前学术氛围的局限和阴霾。由于理论自身往往受到来自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因素方面的压力和影响，不可避免地，在翻译、移置以及适应新的文化语境的过程中发生一些变化。对每一种具体的理论，我们都必须从它所产生的时代和地域，也即当时的具体语境去理解和把握。具体到 " 旅行的理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同时从" 全球" 和" 当地" 的视角去考察它。在这里," 当地" 不仅指理论被" 拿来" 的发源地，还包括它被" 输入" 的目的地。而" 全球" 则指一种理论之流入一个不同的民族和互文的语境( intertextualcontext) 。这种流动也包括具体的、决定其跨疆界传播以及因此标志其接受历史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因素。

全球化不仅影响了理论的形态，而且也影响了大学的结构，特别是在美国。80 年代初以来，全球化就在批评理论界引发了许多变革，相应地，这些变革又从整体上反映了发生在大学研究所和社会上的深层变化。大家想必知道，其中两个至关重要的、而且其影响将改变今天的因素就是全球化和大学一体化。与其它因素一起，全球化的力量加剧了对西方理论一统天下的挑战。在今天全球化的，而且往往是民族多元的文化中，理论再也不可能只是一个民族内部的事情，它再也不可能舒适地囿于本民族的内部争论，而是要面对由于与其它民族和文化理论的不断接触而带来的挑战。更进一步地说，在美国，大学一体化与日益增长的研究依赖性，甚至对共同研究课题的教学，都加深了大学普遍的危机，尤其是人文学科，因为在这些领域里，对共同关心的课题的开发研究所带来的益处不是那么明显。

因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以下几个问题：人文学科在大众生活及教育领域中所扮演的角色，知识分子的角色以及理论作为批评意识空间的角色。从理想化的角度来看，理论是用来回应这些挑战的工具，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超越民族的界限，所以，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交流，就变得比以往愈益重要起来。理论工作需要对主要的地缘政治学转移做出应有的评价，对影响学术工作和改变大众生活和政治主体身份的政治过程做出适时的反映。像这样的评价，对保持批评理论的主要功能是不可或缺的，也就是说，批评理论要批判性地回应社会和文化对运动和变革的需要，为有见地的文化评论保留一块天地。

以上这些思考，粗略勾勒出1995 年我们在加州大学厄湾分校的批评理论研究所进行一项长达四年的研究课题——" 全球化的力量" 时所面临的挑战。下面，我将大致地解释一下这个课题计划的要点，希望它能给大家一点启发，使大家明白，我们在美国这个主要从事批评理论的跨学科研究机构里，怎样思考全球化。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系列的围绕这个话题组织起来的讲座和对话。在我们选择话题和讲座学者时，我们力图考虑到发生在世界文化范围内的全球性转移、人口的大量迁移流动，以及全球化引发的对经济、技术和知识的挑战。

阿卜杜莱写道," 任何关于全球化的书都无异于妄自尊大者的温和呓语，尤其是当这种书产生于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这个相对来说享有更多特权的环境中。对知识形式的认同看起来很重要，通过它任何妄自尊大者都可以发表自己的高见" ⑥。在我们这种情境下，知识形式主要是源于超学科和批评理论实践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中所形成的新形式。今天，对这一项目的研究，我们是通过相互关联的" 网络" 形式来接近与" 全球化" 概念相联系的含义的。这些由跨越了具体的民族和地区界限、各具自己独特特征的团体松散地组合在一起的" 网络"，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联络系统。他们常常依赖于社会组织对诸如种族、民族、阶级、性别的两性认同等社会划分和身份认同重新定义而发起的新理论。我们按照全球化的四个不同网络来邀请讲座者：公司、文化、科技和环境。当然，这种划分只是一个抽象的概括，它充其量不过是接近了跨越国家界限和新型的国家集团界限的社会精力和行为的异质流动，也仅仅是能够解释产生于当地而后又扩散到世界各地的文化表达上的" 众声喧哗" 。更进一步地说，这些网络在很多方面都有交叉，这样，这四个网络就可以形成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透视聚焦，而不是现象上和结构上的分离。

在开展这项跨国网络工作以及探讨批评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话题时，我们主要考虑的三个问题是：这些全球网络是怎样促进传统科学知识模式的中心消解和重新确立? 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赞同这些使诸如第一、二、三世界，及阶级、性别和种族这些熟悉的概念复杂起来的新的等级排序过程? 像族群离散(diaspora) 、本土主义、地方主义、新民族主义、迁移主体或者全球性的流动等等，这些新的喻体能为那些由于全球化的力量而出现的社会组织提供想象中的地图吗?

公司网络：我们可以从它们对新形式下的金融和劳工组织、消费者的利益保护、世界范围的文化及语言传播等所施加的控制的角度去分析公司网络。许多评论家指出，世界范围内全球一体的经济在国家机关和私人跨国公司之间发生的权力转移，正在以人们想象不到的规模和速度进行着。令人困惑的是，这些经济巨头在一定程度上建立起了超级组织，同时，他们又给别人制造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和麻烦。这些混乱和麻烦包括在所谓的欠发达国家和城市贫民窟酿成的生态学灾难、贫穷、饥馑和新形式掩盖下的依附关系、全球范围内的被迫移民、人为的劳动力短缺，以及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一方面传统的社会维系观念日渐丧失，一方面超国家的集团力量正在挑战传统的公民身份资格，而这些又都造成了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移民潮，并且诱发了新形式下的土地和劳动力纠纷。与此同时，受经济驱动的新的等级划分又加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及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

文化网络：公司化的全球新秩序实际上彻底改变了文化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包括主体性的形成和文化想象。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变革有助于文化和文化研究在学术圈内外的人们寻求界定现状的主体争论中走向前沿。70 年代，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的理论争鸣，主要是受文本范式的左右。他们着眼于集中探求语言的影响力、社会和文化组织以及个人的精神和情感形成的散漫系统。80 年代经历了从文本范式到文化范式的转移，这种范式转移在美国本土和国外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也因而招致了所谓的" 文化战争" 的发生。我们可以断言，全球化的力量与这种范式转移的发生密切相关，不仅如此，它还通过混杂性、克里奥尔式化(creolization，即混合语化) 、多元文化主义、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等概念的引入，改变了文化的内涵。从学术系科和当代大众媒介文化的层面上来看，这些嬗变引发了一些新的研究热点，吸引了大批的学者转移到超学科或者说跨学科的研究和课题项目中来。

我们将要出版的论文集里的文章，涉及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概念：文化研究意义上的以及人类学研究层面的。虽然这两个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在许多方面有重合的地方，但是文化研究意义上的" 文化" 主要着眼于文化产品、文化表达和出现的媒介、文化生产、接受和消费的模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基于人类学研究意义上的 " 文化"，主要着眼于日常生活的构成，符号的、宗教的和宇宙观念系统，无孔不入的全球化影响，以及一系列有关各种社会组织的当代社会接触模式。传统学科以及它们所推崇的理论和方法论，也受到来自文化认同和文化混杂性、国别与超国别的热点、以及本土与全球知识之间的纷争。这种纷争也转移到了不仅决定教学和研究，而且决定整个包括媒介和艺术在内的文化领域的分类和传播实践。

技术网络：推进经济、文化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新科技的迅速发展和日益普及，尤其是新型的媒介和通讯技术。商品化的新模式已经迅速改变了" 消费物品" 在日常生活的社会文化构成和社会阶层划分中的角色。商品化在新型的社会" 商品关系" 的形成中也发挥了作用，人们正是通过它来构建自我及确定自我在文化生活中的位置。今天全球范围的大众媒介促进了关于个人与人际关系的新理念的迅速产生，而这些新理念又转换成了新的关于家庭、文化、代际和民族关系的思考。同时，普遍的超越国家的或者说多国合作的兴趣化解了传统的对以上诸关系的倚重。今天，包括从资金、劳动力到个体、形象、标志、象征和文化幻象在内的各种物质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和迁移，使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体现得更加鲜明。在今天全球媒介文化的语境下，体现在文化想象方面的变化就是从注重语言和符号变得越来越注重形象和可视性。这就要求全球文化制定新的影像评价标准以及可以提高复杂影像生产的表演和流通效率的新型的可视读写能力和文化影像学( culturalicongraphic) 。后者包括融入了叙事及其再现文化形像和客观现实世界的生产。

从物质性商品到象征性商品之间的热点转移，又进一步加强了" 商品" 的流动性。一些批评家，其中最突出的是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jeanfrancoislyotard) ，已经分析了文化物品和商品的" 非物质性取向" 。它们这种不确定的象征增加了它们跨越民族和疆域界限，甚至潜在的消解领土观念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也显示了技术网络与决定今天全球经济的公司网络多么密不可分。齐格马特·鲍曼在他的《全球化：人类进化的结果》中说，在今天的全球文化中," 流动性已经成为最强有力和最梦寐以求的分化因素; 作为其内容的全新的、日益世界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等级划分每天都在建起和重建。" ⑦像" 缺席房东"(" absenteelandlords") 和大股东之类的全球精英们越来越独立于区域政治和文化整体(culturalunits) 之外这样的事实，大大地弱化了这些整体的影响力，其中包括政府权力。鲍曼总结说，这些过程演变成了" 正在扩大的机构决策层与决策及决策的执行所需的资源被生产、分配、挪用和调度的大自然之间的规模差异。" ⑧环境网络：机构决策层越来越无视资源的可获得性和持续性，这足以说明为什么环境网络在动态的全球化过程中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正是由于这种越来越明显的游离，全球化理论必须解释公司、技术和生态网络之间的交叉关系。全球化的发展已经导致了大自然与社会文化生态之间正常秩序的灾难性混乱。就在不久前，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各国人民在生态意识和环境保护方面所付出的迟到了的努力( 我也很有兴致地听说了北京的" 蓝天工程") 。人类的技术已经把大自然改变到了传统的自然和人类文化之间的界限即将崩溃的地步。包括人为地和人助地再生产、动植物和人类的基因工程在内的新的再造政治，构成了全球化最有深远意义的力量之一。人类基因工程就是人类把自然放到经济、社会领域和相关技术操作的从属地位的明证。现在有一新发起的批评理论，我们一般称之为" 生态批评"，它主要研究关系到环境保护问题的全球化的政治设想。生态批评理论包含了一系列的在环境危机和环境灾难研究之外的与生态有关的话题。它包括对生态政治运动的批评分析、全球化和生态破坏对人类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物种的健康的影响、对生态基因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的保护，以及针对生态问题的国家和超越国家的集团政治的发展。从另一种意义上说，生态批评理论是对哲学意义上的人类和自然的概念的历史批评，包括它们对种族和性别社会建构的巨大影响。因而，生态批评理论也牵涉到支持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可变的类型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批评理论与包括系统理论和控制论在内的其它理论体系存在交叉，这也是格雷格利·班特逊(gregorybatesons) 所谓的" 精神生态" 理论("ecologyofmind") 。

大家齐心协力共同研究" 全球化的力量" 这个课题深刻地改变了批评理论研究所的特色、开阔了其研究视野。从历史上看，批评理论主要是作为人文学科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的大部分研究人员都来自人文学科内的各系科和研究课题组，直到最近，这一状况才有所改观。" 全球化的力量" 这一课题的研究主要依赖于人类学者、经济学家、社会政治学家，还有传统人文学科的学者们的努力和研究成果。当初我们决定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在我们的研究成员中只有一位来自社会科学方面的成员，在后来的两年中我们又陆续接受了两位。另外，我们还在社会科学和美术方面吸收了研究所外的讲座者，以做到对这一超学科研究所要求的组成这一项目的四个网络的全面考察。更进一步地说，过去几年在我们研究这一课题时，有一点变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单纯地讲超学科性已经不够。为了全面地研究" 全球化的力量"，我们迫切需要与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学者的广泛交流。即使是" 全球化" 这个术语的使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政治，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都非常的不一样。因此，我们努力吸收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如澳大利亚、中国、法国和印度，还有在不同国家从事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人员，比如非洲、南部非洲和朝鲜等。在使我们的课题真正做到国际性这一点上，我们研究所有限的资源就显出了明显的不足，但我们把这方面的一步步努力看成是很好的开始。过去虽然我们总是在寻求建立与从事批评理论方面的外国学者的联系，但这些联系还都停留在非正式的阶段。而且这些学者很多都来自欧洲各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强了批评理论界的西方传统。

研究全球化的力量并不意味着要放弃本土研究。正相反，对全球化的研究要求我们对出现在本土范围内的、越来越普遍的范式现象进行考察。从批评理论的传统来看，许多最有影响的研究范式都首先出现在当地的批评活动中，而且往往与学派的形成和理论运动联系在一起( 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康斯坦兹学派、伯明翰学派和桑特菲学派) 。我们生活的世界在变化，这种变化也稍稍改变了处于理论争鸣中心的当地与被边缘化的其它地方的关系。因此，尽快地知晓并且批判性地鉴别出现在原先被边缘化的地方的研究范式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希望通过与世界各地理论家的相互联系，把来自不同地域的批评学者集中到一起，可对尚未在美国本土占据中心位置的理论范式给予更多的注意。对那些处于主流地位、不变化就面临停滞威胁的范式来说，这种对本土的关注有时可能提高其地位，有时可能会带来挑战，有时甚至还会取而代之。

注释:

①伊塔罗·卡尔维诺(italocalvino)，《看不见的城市》(invisiblecities)，纽约:h ·b ·乔万诺维奇出版社(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97 年版,p，138f 。

②艾恩·钱伯斯(lainchambers)，《移居，文化，身份》(migrancy,culture, identity)，伦敦：劳特里奇出版社(routledge),1994 年版,p，92 。

③阿君·阿卜杜莱(arjunappadurai)，《总体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层面》( modernityatlarge:culturaldimensionsofglobalization)，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 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 。),1996 年版,p，31 。

④《总体现代性》(modernityatlarge),p，4 。

⑤《移居，文化，身份》(migrancy,cultural,identity),p，93 。

第9篇：全球变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全球化，中国电影，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非殖民化

在当今的中国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谈论全球化问题是相当时髦的，因为这一话题不仅吸引了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的学者，甚至对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学者也有着相当的诱惑力。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

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

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1)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globalgovernance)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2)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3)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4)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

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20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travellingcapital)，发展到20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

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1)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2)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3)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4)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9.11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2002年版）以102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6)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7)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

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

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

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localization)和“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

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Westernization)或“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或“殖民化”(colonization)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

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authenticity)，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8)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诚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9)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

首先是80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Dionysianspirit)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carnivalization)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Apolonianspirit)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象征意味。当然，对这种虚构的“伪民俗”国内虽有学者作了强烈的抨击，但这一现象本身却使得西方观众对东方、东方文化以及东方人更感到好奇，不管有意无意，影片中的这一描写最终还是满足了他们的猎奇心理。如果我们将这些电影文本化的话，我们不难发现，政治背景的淡化无疑印证了詹姆逊所宣称的所有第三世界文学文本都可当作其民族寓言来阅读的说法。陈凯歌执导的《霸王别姬》也带有这种民族寓言之色彩，由于影片中过多地渲染了中对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迫害而一度在大陆被禁演，但在海外却异常红火。(10)在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Deleuzian)的精神分裂幻想和想象，试图创造一个全球化时代后现代艺术的东方变体。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的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普通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秋菊打官司》中对一种平实素朴氛围的追求和对现代主义的非此即彼之二元对立的消解则使得这部电影与所有受过教育的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相吻合。综上所析，这些拍摄精美、象征意味深刻的影片受到西方观众的欢迎并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巴巴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inbetween)，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glocalism)或“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11)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

21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

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时代各种后现论的波及下始终在曲折地发展。虽然第五代导演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他们的既定导演和生产模式已最终被“经典化”了，成为新一代导演们所要批判和超越的对象。因此如何发展这些技法并超越这些前辈便成为中国新一代电影导演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严峻问题。

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电视业和其他媒体的冲击而导致的电影业的萧条，中国电影产业逐步进入了自己的低谷：大批观众的流失和影院功能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除了好莱坞以外的日本和韩国电影的渗透，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电影批评家和研究者曾经对第六代导演的崛起抱有过很大的希望，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除了炒作出一些别出心裁的电影运动外，并没有取得什么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形形的运动包括“中国独立电影”、“独立制片运动”、“新纪录片运动”、“新影像运动”、“状态电影”、“大陆地下电影”，等等。单从这些新名词来看，这批导演的创新意识确实较之他们的前辈来有过之而不及，而且这批青年艺术家中确实也不乏才华横溢者，但是他们却面临着下列困难：首先，他们必须经历国内电影检查制度的审查和删节，而要通过这一关往往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的作品中的“另类”描写不仅官方难以接受，就是普通的电影观众也一时难以欣赏。其次，由于制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他们走的又是另一条路：既非主旋律又非跨国资本，因此他们必须花上大量的时间忙于筹措资金以便满足拍摄电影的最低消费之需要。再者，既然他们的前辈---第五代导演---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那么他们就不能再重复前辈导演所走过的路，而必须随时想出新的技巧和招数，以吸引国际电影节的那些大导演和评委们的注意力。这些综合因素导致了他们为什么至今仍难以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更谈不上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夺得一个又一个国际性大奖了。但幸运的是，他们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生产出了这样一些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另类”影片：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王小帅执导的《冬春的日子》、胡雪杨执导的《留守女士》、娄烨执导的《周末情人》以及吴文光执导的《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等。(12)毫无疑问，在政治体制管理和经济制约的双重压力下，这些年轻的先锋派导演不得不选择与第五代导演们不同的欣赏趣味和运作方法，以达到超越前辈的目的。正如当代文学界的新写实小说作为对先锋派的激进写作实验的反拨而崛起于80年代后期的文坛，第六代导演们拍摄的这些电影同样更为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尤其是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和“另类”青年所处的状况和境遇。他们也和文学上的同道---新写实小说家---一样，试图以平实的手法展现这些小人物的真实境况，以唤起人们对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同情。虽然也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这些导演们仍集中描写那些边缘人的生活，但与前辈们不同的则是，他们所描写的并不是远离当下的逸闻轶事，而是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真实的人和事。这倒给我们的文化研究这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电影文本，同时，这一现象也与西方学界对全球化所导致的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研究课题不谋而合，因此把他们的创作归入一种“后人文主义”的实践也许是比较恰当的。

如果我们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诸多后殖民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更多可供文化研究学者进行分析批判的因素，例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展现了摇滚艺术家的生活，颇有后现代主义游戏人生的意味，另一部《东宫西宫》则探讨的是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女性同性恋主题。这些“另类”电影文本都为当代文化研究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分析阐释范本。尽管这些影片在大陆的影院是看不到的，但人们总可以通过各种“地下”途径购得影碟或光盘在“家庭影院”里观赏，此外它们在海外仍有着一定的市场，有些还获得了一些国际电影节的大奖，但却再也无法达到第五代所曾达到过的空前的辉煌境地。总之，在全球化大潮的波及下，这些电影导演们越来越认识到，既然他们的电影不能在国内市场上卖座，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走国际化或全球化的道路。如果我们肯定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更为接近过去的普通人的生活，那么第六代导演们执导的影片便更为接近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并且分担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们所关心的东西。因此，正如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之力量时所断言的，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物或与之平行的运动，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其目的在于最终消解中心的权力。(13)

显然，全球化确实已经使大多数人政治上、经济上甚至文化上边缘化了，描写和反映这些人的生活状况无疑应是包括电影在内的一切文化形式的任务，因此可以说，第六代电影在总体上是把握了当代的时代精神的。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人文知识分子感到的压力越来越大：文化和文学市场的日益萎缩，大学的兼并、人文学科研究经费的削减以及网络文化的崛起等，不得不影响中国的文化和电影生产。毫不奇怪，这一大潮始终受到本土化潮流的有力抵制。但不无矛盾的是，国内的不少人一方面欢迎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因为它可以促使中国的经济继续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但文化上却担心全球化会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趋同”或被后者“殖民”。既然我们从事的是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那么我们必定能清楚地认识到，全球化对文化和电影业的影响并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化和电影的“趋同化”，它同样也可以使其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我们中国的文化研究和电影研究学者不应为中国电影所处的暂时低谷而感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