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技术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科技技术论文范文

一、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

在现代科技叙事中，充斥着大量基于科学的技术和技术导向的科学，面对生命技术（biotechnologies）和新材料科学（newmaterialsscience）之类的称谓，人们往往为难以明晰区分科学与技术而倍感困惑。这种困惑的根源在于，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看来，科学主要涉及抽象纯粹的理论知识，技术是纯科学理论知识的应用。这就是源于启蒙理性主义并为逻辑经验主义所强化的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科学是追求自然永恒真理的活动，科学理论知识是对自然实在的镜像式的反映或表征（representation，又译“表象”，两种译法各有其意味，本文中采用“表征”，但在若干引文中为尊重原译也采用“表象”），技术被界定为应用科学；另一方面，虽然经验是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保障，但经验的获得要么被简化为被动的观察，要么被视为理所当然，工具和实验等技术性因素在经验获取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虽然在科技通史或科技通论中早就以“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论及科学与技术渗透互动的事实，但这些大而化之的叙事的前提依然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就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而言，对这一科学－技术观的超越经历了一个迂回而趋同的过程。

在科学哲学中，经过后实证主义与新经验主义两次转向，实现了从理论偏向的基础主义到理论偏向的相对主义再到注重科学的技术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汉森等人阐发的观察渗透理论的论点对中性观察语言的解构以及杜恒－奎因论点对知识整体论的倡导，从内部削弱了逻辑经验主义主张的基础主义预设，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学派的兴起则导致了后实证主义转向。在后经验（即后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共同体将自己的理论表征与其他理论表征相比较，而不是与被观察的、未经解释的世界相对照（劳斯，2004，第4页）。但不论是历史主义或后实证主义，依旧是理论知识偏向的，在科学－技术观上依然重科学理论而忽视工具与实验等技术性论题。后起的新经验主义则既不愿意回归逻辑经验主义坚持的基础主义，又不满足于历史主义和后经验主义的相对主义立场。赫斯（MaryHesse）、卡特赖特（NancyCartright）、哈金（IanHacking）等新经验主义者意识到：技术已经内化于现代科学之中，对自然过程进行技术控制不再是理论发现的副产品；科学或许无法通过实验室环境下产生的理论推演出统一的理论架构，但人们依然可以在发现现象、建构唯象理论、操控自然与获得经验的能力上不断进步。（同上，第9－11页）哈金看到，“值得惊喜的是从17世纪以来，我们居然积累了如此之多的经验知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2页）他认为这表明实验室仪器能够稳定地捕获和累积物质现象，而导致这种稳定性的原因在于，当实验科学在整体上是可行的时候，它倾向于产生一种维持自身稳定的自我辩护结构。这自然会令人联想到杜恒－奎因论点，但哈金却明确指出，基于心智论的杜恒－奎因论点拘泥于理论论题，而未看到：我们在调整理论与观察的不一致时所改变的不仅是思想，还有我们的世界；如果从物质论（materialism）出发，将论题扩展至思想、事实和制造过程的关联性，杜恒－奎因论点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何以具有如此显著的确定性，而不再止于暗示经验证据对理论知识的不充分决定性。（同上，第32－33页）由此，新经验主义最终超越了基础主义的理论优位的科学－技术观，形成了凸显科学的技术性与物质性向度的科学－技术观。

在科学与技术研究中，经过社会建构论与异质性实践分析两个阶段，实现了从基础主义到建构论的相对主义再到基于异质性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的转变。早期的科学社会学和技术社会学因受到基础主义的影响而鲜有针对科学认知过程和技术实践过程的探讨。在历史主义学派和后实证主义的影响下，科学知识社会学和新技术社会学（如SCOT）分别打开了科学知识的与技术实践的“黑箱”，试图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行动者的力量）还原概念网络与人工物的不确定性的形成、拓展和终结。而这种社会建构论难以克服的悖论是，它一方面导致了相对主义并主张多元主义，另一方面却建立在本质主义的预设之上——将社会利益视为隐藏在科学概念和技术人工物背后的更本质的因素。使建构论得以摆脱本质主义的是拉图尔（BrunoLatour）等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它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过程，从实践要素的异质性出发，关注实验室、仪器等技术性情境，用异质性要素的互动整合描述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过程。由此，科学、技术、知识、人工物、文化、社会等要素不再拘泥于逻辑与概念上的分殊，而在实践层面互动整合。正是基于此视角，拉图尔进一步引入了“technoscience”（鉴于这一概念较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更为重视物质性与技术的作用，本文将其试译为“技术化科学”）这一实践性概念。以此诠释具有内在关联的科学与技术实践的复杂性与多向性，便带来了基于异质性的技术化科学实践的科学－技术观：一方面强调技术与科学在知识与人工物的建构中整合为同一过程；另一方面坚持物质论立场——“科学与技术通过物质性的行动与力量的相互转换而运作起来，科学表征是物质性操控的结果。”（Sismondo,p66）

技术化科学这一新的科学－技术观的提出，超越了基础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使科学研究与技术研究整合为科学与技术研究。但从哲学或科学哲学的层面来看，其内涵显然远不止于此。在进一步探讨这一观念的内涵及其对于当代科学哲学的意义之前，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观吗？

二、技术化科学是一种全新的科学－技术观吗？

纵观两千年来的科学技术史或者“真理的历程”，从阿基米德的杠杆到波义耳的空气泵，从高能加速器到多莉羊，这些技术与科学的相互交织与结合，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技术对于科学的基础性作用。实际上，很多现代思想家并没有无视这些事实。意味深长的是，在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研究之前，海德格尔和杜威两位思想大师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深刻地阐发过与技术化科学十分投契的科学－技术观，对这些思想资源的回顾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的源流与谱系。

在海德格尔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存在论反思中，所持的是一种超验化（transcendentalize）的本质主义立场，其基本理路是：（1）现代的命运取决于现代技术与科学共同具有的“技术之本质”——“座架”（Gestell）——兼具限定（stellen）与促逼（herausfordern）的去蔽（revealing）方式，使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沦为技术对象和持存物（Bestand）(Heidegger，P252-264)；(2)然而，其所揭示出的并非存在而只是存在者，现代性的危机源于这种方式遮蔽了其他的去蔽方式，令真理无法彰显，并使存在本身无处安身；(3)由此，即便这个世界有其超验的本质，也跟现代技术与科学无关，从而在根本上颠覆了“科学探究真理，技术应用科学”这一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

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批判，实质上是从反思的角度论述了他的科学－技术观，其基本论点有二。其一，现代技术与科学统一于现代技术之本质。而在这种超验视角下，科学与技术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他指出：“科学乃是现代的根本现象之一。按地位而论，同样重要的现象是机械技术。但我们不能把机械技术曲解为现代数学自然科学的纯粹的实践应用。机械技术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唯有这种变换才要求应用数学自然科学。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的迄今为止的最为显眼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海德格尔，1996，p885)在《现代自然科学与技术》一文中，他更明确地指出，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与其说科学是技术的基础，不如说现代自然科学拥有技术化思维的基本形式。(参见Glazebrook，p252)正是在共享“技术之本质”的意义上，“技术将存在揭示为持存物”与“科学将存在表象为对象”互为基础，科学与技术成为相互交织的统一体。

其二，现代技术与科学是一种操控性和制造性的实践。根据《世界图象的时代》的论述，科学研究即“认识把自身建立为某个存在者领域（自然或历史）中的程式（Vorgehen）”，在本质上具有可操控性；而“唯有在自然知识已经转换为研究的地方，实验才是可能的”，因为实验意味着“表象出一种条件，据此条件，在其过程之必然性中的某种运动关系才能成为可追踪的，亦即通过计算事先可控制的。”因而，内在于现代技术与科学的“技术之本质”，导致了世界成为图象和人成为主体这两大相互交叉、决定了现代之本质的进程，此进程就是作为图象的世界被征服的过程，其中“图象”（Bild）的内涵是“表象着的制造之构图”。（海德格尔，1996年，P887－904）

与海德格尔相反，早在1929年，杜威就在《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中从正面阐述了他的实用主义的科学－技术观。首先，他将科学视为一种借助行动来进行认知的知行合一的探究活动。他认为，科学认知过程事实上已经废弃了对知行界线的划分：“知识必须有观察而观察是深入自然界所知对象之中的”（杜威，2005，P165）；“实验的程序已经把动作置于认知的核心地位”（同上，P26）。其次，他强调科学的目的在于控制，知识的价值取决于操作结果。他指出：“思想的任务不是去符合或再现对象已有的特征，而是去判定这些对象通过有指导的操作以后可能达到的后果”（同上，P104）；“知识的准绳在于用来获得后果的方法而不在于对实在的性质具有形而上学的概念”（同上，P170－171）。

在杜威的思想中，渗透着两种基本的哲学立场。其一为反本质主义。他将那种认为科学的发现揭示了最后实在和一般存在的固有特性的见解视为旧形而上学的残余，并对哥白尼革命做出了反本质主义的诠释：“我们并不需要把知识当作是唯一能够把握实在的东西。”（同上，P227）也就是说，基于知觉和经验的知识观念，不应该被视为被知觉和被经验的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形而上学本质，不可以上升为形而上学的独断。其二为实用主义的实在论。他认为，认知活动意味着一种存在与另一种存在的交互作用。认知者在世界之内，其所经验的世界就是一个实在的世界（realworld），但其原始状态并非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所经验的对象唯有通过一系列的认知操作才可能被赋予以形式和关系，实在因此得到重构并可能被纳入受控制的变化进程。他认为，真正可与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哲学变革在于：放弃本质主义并诉诸经验实在，不再试图通过把握本质而获得绝对的确定性，转而运用主动控制调节的方法寻求高概率的安全性，即把判断的标准从依据前件转变为依据后果，从无生气地依赖过去转变为有意识地创造未来。（同上，223－224）

三、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杜威的反本质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实在论观点发表多年之后，在科学哲学和科学与技术研究中，才开始反思杜威拒斥过的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所谓知识的表征主义模式是基础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在认识论层面的表现，可上溯至西方哲学的源头，其大意是：我们可以获得对世界的表征，但世界又独立于我们对它的表征，因此知识所关注的是如何才能抵达那些被设想能与表征相符合的事物（劳斯，2004，p2-3）。在这种对于知识的镜像式的理解模式中，存在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一方面，为了保证表征的无误，认知主体只能被动地接受并反映认知对象或所与（given）；另一方面，在表征的过程中，认知主体又必然有其自身的视角并受到工具（即便这种工具拥有超越的透视功能）等条件的制约。因此，受到这种观念影响的传统科学哲学虽然曾经在对科学理论知识的研究中收获颇丰，但在其内部的知识整体论和历史主义学派的冲击下，作为其预设的经验论的基础主义和超历史的真理观不得面对相对主义的挑战。

在这一挑战下，科学理论不再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具有真理性的、与世界相符合的表征，也不再拥有绝对优先的地位。这迫使科学哲学领域内外的一些学者或者视技术为科学的内在要素，或将技术与科学整合进异质性的实践网络，或将技术与科学统一于人的知觉层面的现象，开始从新经验主义、科学与技术研究（如后SSK）和现象学等不同的视角关注“作为技术的科学”（scienceastechnology），不再将技术视为低科学一等的“科学的应用”，而从技术与科学相互交织（interwoven）的角度统观二者，形成了一组不同于基础主义的科学与技术意象的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

1、从实验实体到现象创造

面对基于后实证主义和建构论的相对主义的挑战，新经验主义的基本策略是诉诸实验以拯救实在论，强调实验实体与现象创造，这使狭义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作为实验科学的意象得以凸显。

针对由相对主义激发的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哈金（IanHacking）提出了实体实在论。他指出，关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探讨大多拘泥于理论、解释和预言等层面，在这些层面上的争论必然是没有结论的。只有在实验等技术实践层面，才可能为科学实在论辩护，并且这种实在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关于理论和真理的实在论，而是关于实体（entities）的实在论。哈金认为，尽管两种实在论看似孪生关系，但事实上大多数实验物理学家都是实体实在论者而非理论实在论者。在实验物理学家看来，电子不是理论实体，而是实验实体；当他们承认电子和夸克真实存在时，是因为对这些原则上无法直接观察的实体的有规则的操控，能产生出新的现象，并引向对自然的新探究。在他看来，干预与制造都是形成实在的素材（stuff）。他从培根的思想中看到，实验者之所以相信实体的实在性，是因为他们能把握实体具有的因果属性（casualproperties）并将其用于干预自然。一些实体在发现之初，不过是假设的实体，而一旦掌握了它们所具有的因果力量（casualpower），就可以用它们建造一些实验设施并产生新的效应，实体因此变得真实。（Hacking，1983a，p71-87）在实体实在论的基础上，哈金又提出了现象创造的论点，强调实验现象是由科学家创造的。他拒斥了“实验科学家发现世界中的现象”这一刻板意象，并指出“实验就是通过创造和制造获得精致而稳定的现象”，而现象是“公开的、规则的、可能是规律般的，但也可能有例外的”（Hacking，1983b，，p222，230）。他认为，有史以来在实验室中首次产生的现象就是制造出来的，如霍尔效应就是由霍尔在实验室中创造出来的。当然他也注意到现象创造不等于物理实体的创造。

对此，哈雷（RomHarre）也主张，论及真实世界的行动与实体时必须研究实验，科学之所以有所发现是因为它能制造人工物，研究者训练有素的行动是实验现象与自然的因果属性的中介；并且实验现象不能纯化为仪器探测的语用（pragmatics）关联，实验室技能不可通过归纳论证模式加以还原。他强调，在当代科学中，科学发现所与（given）实在而技术仅以造物为旨归的二分已经消弭，真实世界的因果属性是某些实体在一定条件下可探测到的能力（capacities，此概念在卡特赖特处得到发挥），只有透过恰当的仪器才能揭示实验现象的因果机制进而驱使自然释放其能量。（DanielRothbart,GeneralIntroductionin:Harre,ppⅷ-ⅸ）显然，正是实验实体的功能性的呈现和发挥使其得以证明自身的真实性：一方面支撑起理论实体对世界的结构性描述，另一方面也决定了可以揭示的现象的范围及其深度。实验科学中涉及的实体和现象的内在的功能性和技术性是使其成其为科学的前提，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实验科学是技术化科学。

2、从实验室科学到实践的冲撞

拉图尓等人倡导的实验室研究和渗透于技术化科学概念中的异质性实践分析方法激发了后SSK研究，形成了整合性的科学与技术研究进路，也带来了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实验室科学”或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拉图尓在《科学在行动：怎样在社会中跟随科学家和工程师》（1987）一书中提出了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旨在描述“正在形成的科学”（scienceinmaking），并冀图以此涵盖所有与科学或技术实践相关的异质性要素。他从行动者－网络理论出发，在符号学的意味下考察了各种人和非人的作用要素的相互作用，从文本到实验室再到自然，将其诠释为一种以技术为中介并负载权力的创造和解决争端的社会建制。显然，他所说的技术是一般的操作和制造意义上的。一方面，作为中介的实验室是产生记录的地方，但我们并不是通过仪器直接把握自然，而是对仪器所显示的可视的内容进行解释。为了减少不同解释间的冲突，实验室会引入新仪器，直到就解释达成某种共识。因此，人们所说的自然或科学事实并不像传统科学观所声称的那样——被发现、独立于科学解释而存在并作为科学争论的裁判，而是恰恰相反——科学事实是在实验室中建构的，是实验室与权力关系相互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科学并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是一种大规模的知识生产机制；当人们使用“科学和技术”这一虚构的概念来谈论科学活动时，会形成一种错误的刻板印象：少数科学家和工程师担负着生产事实的全部责任。（拉图尔，2005，第289页）

技术化科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并不仅仅指涉内在于当代实验科学的技术性，而意在进一步揭示当代科学技术活动的基本特征——异质性的社会文化实践。在拉图尔等人的实验室研究的基础上，实验哲学家哈金从对科学实验的关注转向对“实验室科学”的讨论，并与皮克林（AndrewPickering）等人共同开启了后SSK研究。在哈金看来，“‘实验室’（laboratory）是一个远比‘实验/试验’（experiment）严格得多的概念”，“实验室科学在孤立状态下使用仪器去干预所研究对象的自然进程，其结果是对这类现象的知识、理解、控制和概括的增强。”（哈金，《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载皮克林编著，第36页）而引入这一概念辨析的根本原因是，实验室科学能够较实验科学承载更多的实践与文化意蕴，以此为要津，可以透过实验室之中和实验室之外所有可见的异质性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的过程。（皮克林编著，中文版序言第2－3页）正是在此意义上，实验室科学呈现出广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

沿着后SSK的脉络，其代表人物皮克林运用“实践冲撞”的概念，从人类学视角分析了作为实践和文化的技术化科学的意象。大抵受到德勒兹的影响，皮克林一反西方对隐藏于世界背后的永恒秩序的追求，转而主张一种基于人与物的力量（agency）的实践冲撞（mangleofpractice）所带来的开放式的世界场景。他指出，我们不应该认为世界是由隐藏的规律控制的，不应只关注表征，因为那样只会导致人和事物以自身影子的方式显示自身，即便是科学家也只能在观察和事实框定的领域中制造知识。而真实的世界充满了各种力量，始终处在制造事物（doingthings）之中，各种事物不是作为人的观察陈述而依赖于我们，而是我们要依赖于物质性力量，人类一直处在与物质性力量的较量之中（皮克林，2004，第6页）。因此，应该超越仅仅作为表征知识的科学，运用操作性语言（performativeidiom），把物质的、社会的、时间的维度纳入其中，将“科学（自然包括技术）视为一种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持续与扩展。更进一步，我们应该视各种仪器与设备为科学家如何与物质力量较量的核心。作为人类的力量，科学家在物质力量的领域内周旋……构造各种各样的仪器和设备捕获、引诱、下载、吸收、登记，要么使那种力量物化，要么驯服那种力量，让它为人类服务”（同上，第7页）。在他的论述中，有一种德勒兹式的后人类主义存在论，即主张以人和物的非二元论组合来取代人类在历史行动中的中心地位。在作者看来，这不仅仅凸显了技术化科学的文化实践意象，更昭示着技术化历史这一后人类情境。3、从知觉拓展到工具实在

现象学作为一种欧陆的思想资源更倾向于将科学和技术作为一种整体现象加以考察，也就是说在相关的语境中，提及科学往往也包含了技术，谈到技术并不排斥其科学内涵。因而，在现象学乃至解释学层面更易于呈现技术化科学意象。

在科学哲学中，克里斯（RobertP.Crease）曾用现象学的方法探讨过实验（Crease，1993）。他将实验类比作表演（performance），认为其所上演的是自然之剧（playofnature）。他从胡塞尔的知觉现象的双重视域（内与外）出发，结合杜威的科学探究观，将科学实体视为可以运用可读技术加以把握和探究的现象。在后SSK谱系中，论及实验室作为解释科学成功机制和过程的场所时，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放弃了理性或合理性等视角，转而诉诸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自我－他者－事物”（self-other-things）系统和科学所制造的现象域（phenomenalfield）在形式上的重组。她认为，“对于梅洛－庞蒂来说，‘自我－他者－事物’系统并不是独立于人类行动者，独立于主观印象，或独立于内在世界，而是一个被经历的世界（world-experienced-by），或与力量者相关的世界（world-related-to-agents）。实验室研究所暗示的实验室是一种改变与力量者相关世界的手段……它改进了与社会秩序相联系的自然秩序。”（诺尔－塞蒂娜，《睡椅、大教堂与实验室》，载皮克林编著，第122页）这种改进依赖于自然对象的可塑性：实验室很少研究那些仿佛是在自然中显现的现象，而大多研究对象是想象或视觉的、听觉的或电的等的踪迹，并进而研究它们的构成、提取物和纯化了的样本；以天文学为例，随着观测仪器和信息处理手段的提升，天文学正在从观测科学转变为处理影像的实验室科学。（同上，第133页）

伊德（DonIhde）的现象学意味的工具实在论所彰显的也是技术与科学相互会同的意象。他认为，假如人们可以借助仪器拓展知觉，即便是一些涉及高深抽象理论的科学研究也是与知觉高度相关的，甚至可以在知觉层面使人的身体获得拓展，而涉身（embodiment）于最前沿的科技现象之中。（ValDusek,pp22-23）他运用“知觉解释学”的方法将身体对世界的知觉与解释结合起来，由情境主义的方法揭示了作为经验中介的科学工具如何创造出新的知觉，并获得了工具实在论的立场：科学是一种解释学实践，依赖工具对事物的科学分析，真实的世界只有当其为科学工具所构建时，才成为科学探究的对象。他十分重视可视性，进而主张科学的视觉主义（scientificvisualism）。他指出，X射线、CT、MRI、声纳等图像技术使得事物变得可视，甚至像文本一样可读。在较弱的意义上，这种视觉主义的工具实在论认为，已经有越来越多实在被工具转换为图像。在较强的意义上，则意味着工具可以使得其他不可视的实在变得可视。这些科学透视装置不仅意味愈来愈多的科学的对象得到显示，还可能塑造和改变我们所能感知的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德也谈到了技术建构（technoconstruction）。（Ihde,1999,pp158-177）伊德的研究再次表明，在现象学层面科学与技术可以在现象域整合为技术化科学。

四、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

在对作为科学－技术观的技术化科学和非表征主义的技术化科学意象的思考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技术化科学这一观念能否给我们带来一套新的科学哲学观念？

首先值得思考的是，技术化科学这一视角对物质性与技术性的强调有何存在论意味？在当代相关研究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杜威与海德格尔思想的影响。诺尔－塞蒂娜（KarinKnorrCetina）在《知识的制造》中声称，实验室科学是关于可以制造什么的科学而非什么独立存在的科学。哈金在《实验室科学的自我辩护》中强调，他的主题是物质论的，其中只有一点与被称之为“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相冲突，即“实在论者通常设定科学的终极目的或终极理想是‘获得一个关于宇宙的真理’”（哈金，载皮克林编著，2006，第34页）。他认为，“理论不能在与我们所期望它们对应着的一个被动世界中得到检验，我们不能形式化一些猜想，然后去考察他们是否为真的”，“我们的理论至多对于那些从仪器抽象出来的现象来说是真的，而这些现象的产生就是为了更好地契合理论”（同上，第59页）。哈金和卡特赖特都曾表示，高能物理之类的理论只能在实验室中严格成立。这些观点表明，至少在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中，科学知识是关于那些可以用于制作的自然物的知识，其目标不是（或不必要）由理论知识上升到真理性认识。人们很容易由此联想到实用主义，但根据艾慕士（S.Morris.Eams）的观点，实用自然主义（pragmaticnaturalism）能够更确切地涵盖通常被称为实用主义的美国哲学运动（艾慕士，序论第1页）。其中对自然主义的强调在于凸显人对自然的适应（adjustment）——顺应（accommodation）与改造（adaptation）（同上，第33页），透过这一立场，可以从人在世生存的视角反思技术化科学。

实用自然主义较一般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更关注人的在世生存，并与海德格尔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in-the-world，简称“在世”）的思想具有类似的存在论（ontology）视角。在此视角下，人（此在）首先要应对（dealing）最为切近的周遭世界。在这种应对中，我们并非被动的观察者，而是现实世界的主动参与者。人（此在）周围的事物首先不是作为感知和认知的客体出现，而很自然地成为与日常实践相适切的工具性对象——最切近的应对方式并非一味地进行知觉的认知，而是操控事物并加以使用之类的操劳，这种操劳有其自身的“知识”（海德格尔，2006年，第79页）。基于人的在世生存的存在论是局域性的（regional），从这种存在论出发，认知对象乃至知识观念都不必纯化和提升为形而上学层面的实在（reality），人们只需在现象层面视其为局部实在（localreality）或情境性（contextual）的“现实”（actuality）。人们不再孤立地追问，认知对象是否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知识能否用于表征某种真正的实在？探求知识的直接目的转向以知识对象为手段带来行动上的差异或产出更多可以作为手段的知识和知识对象，即认知服务于行动并与行动整合为一体。

技术化科学所蕴含的科学－技术观与基于行动导向的知行整合观是契合的，这种契合或许与传统的科学哲学对科学的理论化、知识化解读大异其趣，但却更接近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或实验室科学的真实情境。在实用自然主义的影响下，包括新经验主义在内的很多科学哲学研究事实上都是以技术化科学为背景而展开的，我们不妨称之为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它们在科学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带来了哪些新的研究纲领？下面是对这个问题的尝试性回答，并以此作为本文的开放性结论。

（1）在形而上学层面，反对基础主义（fundamentalism），支持局部实在论（localrealism）。启蒙运动以来的基础主义的理性科学观将科学视为一种揭示所有自然现象背后的宇宙真理的独特的理性活动。但卡特赖特和吉尔（RonaloN.Giere）等人认为，这种科学观并未真实地反映科学家的探究实践。如果认真研究科学家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建立抽象程度不同的模型和理论时真正做了些什么，就不难发现，科学所面对的不是基础论预设的理性化的世界——一个受系统的或齐一的规律（law）支配的统一的世界，而是一个斑杂的世界（adappledworld），科学家们只能获得适用范围有限的经验定律和模型，通过定律拼凑（patchworkoflaws）建立起非金字塔式的定律系统（卡特赖特，第25－36页）。值得指出的是，基于自然主义的立场，他们虽然不赞成形而上学的实在论（metaphysicalrealism）并质疑一切先验的宣称，但并未因为反对基础论的科学观而否定科学的实在性，或走向建构论的相对主义（constructivistrelativism）。他们所认同的实在论是局部实在论，其基本辩护模式是：我们通过局部科学活动可以进行预测、计划、操控等一系列活动，如果这些活动的对象不是某种实在，所有的活动会是不可能或难以想象的。（同上，第25页）

（2）在认识论层面，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主张透视主义的操控性认识论。杜威曾经预言：如果将认识中的“所与”（given）称为“被采取的”（taken），整个认识论可能会完全不同（杜威，2005，第136页）。古德曼（NelsonGoodman）也曾经指出：“规律的发现涉及草拟，模式（Patterns）的识别与构想和强加（imposing）高度相关，理解与创造同行。”（Goodman,p22）如果强调认知与操控的同一，就意味着操控不仅是认知的手段也可能与认知的目的发生关联。正是由于认知与主体的行动及目的相关，任何表征与干预的过程不必是绝对或唯一的，其认识论是操控性的和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乃至多元主义）的：某人S为了对A施行某种操控M而以B表征A，其中，A可以是自然实体，也可以是人工实体等各种实体及其混杂（hybrid），B所揭示出的命题或模型能够使S把握B的某些因果属性，以便实现操控M。科学中最常用分析方法（analyticmethod）也基于这种操控性的认识论：“要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我们把事物拆分成更基础的部分；要控制一个情境，我们把这些部分组合起来，并重新安排这些部分，它们一起作用时使事情如我们所愿地发生。”（卡特赖特，第97页）但这些都只是原则上的宣称，如果仅仅将科学观的重心从表征的一方移到操控一方，最多只能重申罗蒂的断言：所谓知识的“力量就是存在在那里有待人们去认识的一切——断言‘知道X’等于断言‘能够用X做些什么或对X做些什么？”（罗蒂，2003，p30）真正需要面对的问题是，我们何以找到那些因果属性，进而“能够用X做什么或对X做什么”？而这是方法论层面所必须回应的。

（3）在方法论层面，注重操控性（manipulability）因果观和溯因法（abduction）。恰如杜威所言：“科学的目的在于寻求动力因（efficientcause），而不是目的因（finalcause），在于寻求事物的外在关系，而不是寻求固有的形式。”（杜威，第78页）这里的外在关系应是科学方法论的着力点所在，即在操控之前或操控过程中，要对操控对象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有所了解。这就涉及所谓因果属性或因果力——只有把握实验实体的因果属性，才可能以它们为工具展开深入的探究。对此，有关因果性与操控相关联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值得关注的思想资源包括冯.赖特（VonWright）等人对因果性与主体作用（causationandagency）的讨论，以及伍德沃德（JimWoodward）最近提出的操控性的因果观。

冯.赖特很早就提出，可以用主体（agents）的作用来界定因果性：“P是一个与q相关的原因，q是一个与P相关的结果，当且仅当通过做p，我们能导致q，或者通过抑制P，我们能消除q或阻止其发生。”（转引SosaandTooley,p16）尽管其中的操控性的概念在科学家思考因果解释时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但一直不为科学哲学与哲学界所重视。伍德沃德在2003年出版的《使事情发生》中指出，造成这一漠视的原因在于哲学家依旧持纯科学与应用科学（技术）截然二分的观点，而未看到科学中的因果解释往往与对自然的操控和改变相关（Woodward,2003a,pp9-11）。

伍德沃德认为，在表征主义的实在论那里，因果往往诉诸于形而上学层面，故容易受到工具主义的攻击，作为其对手的工具主义者则只谈关系，而回避因果性。但作为一名工具实在论者，他坚持任何科学理论如果要证明自己是真实的，都不可避免地要提出因果主张（casualclaims）：如果某个反事实条件改变了，可能会发生什么。（Woodward,2003b,p115.）在背后支撑这种主张的，就是某种相对稳定不变的因果关系，而且并不定需要诉诸规律、跟踪时空过程或把握整个系统也可能获得这种因果关系，即可以从模态或反事实条件出发，依据对条件的操控（manipulation）以及结果的获得来寻找原因：

声称X导致Y意味着，至少对于某些个体而言，在适当的条件下（可能包括的操控是使其他变量取某个值而保持不变，以与X区分），他们有可能操控X所拥有的某些值，以改变Y的值或者Y的可能分布。（Woodward,2003a,p40）

这种与主体作用（agency）相关的操控性因果观中所内涵的就是寻找因果属性、建构因果力的方法。正是由于物质性的操控力量的介入，使人们得以超越纯粹的逻辑与认知层面，而不断构建出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甚至形成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因果链。这令人回想到杜威意义上的哥白尼革命：“在知识中，原因变成了手段，而效果变成了后果，因而事物有了意义。所认知的对象是经过有意的重新安排和重新处理过的事前的对象，也是以它所产生的改造的效果来验证其价值的事后的对象”（杜威，第228页）

在操控性的因果关系的构建中，探究新的原因（或需要揭示的因果属性）的对于技术化科学的运行尤为重要；而新的原因的寻求，又是一个由（新的或重新组合的）物质性操控力量所引入的试探性行动与有助于形成假说的推理方法相结合的过程。关于后者，值得关注的是在最佳说明推理等领域得到应用的溯因法（abduction，又译假设推理、诱设法、外展推理等）。这个方法是皮尔斯在亚里士多德等人的相关工作的基础上提出的，其推理形式是：

令人惊讶的事实C被观察到了，

而如果A为真，C当然会发生。

因此，有理由猜测A为真。（转引Clarke,p11）

在皮尔斯看来，现代科学是实验性的，“溯因法”是一个形成“假设”的关键过程，是唯一能够导出新概念的“逻辑运作”（logicaloperation）；“演绎法”证明出某些东西“必然是”（mustbe），“归纳法”表明某些东西实际上运作着；“溯因法”仅仅提议说某些东西“可能是”（maybe）。（转引自古添洪，第41页）。值得注意的是，皮尔斯是在讨论认知与视觉判断的关系时提出溯因法的，可能正是由于这一渊源，它在基于模型的推理、可视化、仿真的哲学研究中倍受青睐。

如果将溯因法与操控性因果构建相结合，就有可能建立起基于现象外部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关系的因果链。显然，这类因果链首先是相对于实验实体而不是理论实体而言的，是技术化科学得以重构世界和操控环境的基础，它们恰似莫比乌斯带，能够使原因与条件、规律与规则相互转化，将技术与科学内在地整合为不可分割的技术化科学。这种面向技术化科学的科学哲学观不仅有助于把握当代科技的真实过程，还使我们能够通过对可错的操控性因果链的追问，审视技术化科学中所渗透的内在风险和价值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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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科技技术论文范文

一 科技论文英文标题的标准化问题

为适应文献情报工作现代化的需要，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各国标准化组织都对论文标题的技术规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如词语和符号的使用，标题字数的限量等）。我国颁布的科技论文标题字数的国家标准是，标题字数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外语不超过10个实词。国际标准化组织则规定每条标题不超过8个词，并规定除各国通用的缩写词和特殊符号外，标题内不得使用缩写词和特殊符号。国际学刊一般早已执行国际标准，也有些西方国家明确规定以国际标准代替本国的国家标准，而我国学刊一般要求作者按国家标准拟写中文标题，对英文标题既不强调执行国家标准也不要求执行国际标准。因此，目前只有极少数学刊基本按国家标准编译英文目次表（如《中国翻译》、《浙江大学学报》、《应用写作》等），大多数中文学刊的英文目次表的制作既不执行国际标准，也不执行国家标准。有些学刊的英文标题用词大多在10个词以上，多至20余个（如《历史档案》等），与国际标准和国家标准相差甚远。据调查，许多学刊的英文标题中的其他技术细节也不规范，有的竟按中文方式用破折号区分主标题和副标题，如Social Sciences in China（我国唯一的英文社会科学刊物）、《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界》、《外语学刊》、《法学研究》、《人文杂志》、《美术研究》等等。因此，英文标题制作的标准化问题应引起论文作者和学刊编辑的重视。

二 科技论文英文标题的制作要求

科技论文的标题是其基本思想的浓缩与概括。一则好的标题应该确切、鲜明、扼要地概括论文的基本思想，使读者在未看论文的摘要和正文之前即能迅速准确地判明论文的基本内容，从而做出是否阅读摘要和正文的判断。那么，如何制作一则既符合国际标准又能概括论文基本思想的标题呢？

1.标题中尽量不用赘词冗语

据调查，标题过长的主要原因是标题中多有不含学术信息的赘词冗语。例如，国外一家学刊上有一则中国学者所撰的标题，即Discussion on Several Academic Problems in the Book The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Paper Money （《中国近代纸币史》中几个学术问题的探讨）。[1] 此标题共用15个词，几乎是国际标准用词数量的2倍。可以说，其中的discussion on， the book， academic 是无用词语。学术刊物刊发的学术论文不可能讨论非学术问题，故academic 无用；书名已按英文规范（斜体字母以及标题和实词的首字母的大写）标出，the book 无用；新的或未定论的学术问题必然要通过讨论、证明从而扩大已知领域，故discussion on也无用。把赘词冗语删去，再把“纸币”的短语术语换为单词术语banknote，即可写出一则符合用词数量国际标准的标题：Several Questions in Modern History of Chinese Banknotes 。若不改换paper money， 则可将several删去。改后的标题之语义与原标题完全相同，因为question 通常用于表述社会科学中需要讨论或需要解决的问题。

应该指出，许多论文作者在中文标题中喜用“试论”、“初探”、“浅论”、“浅谈”、“考略”、“管窥”等表谦词语，在译写英文标题时也常将之加入英文， 如此便要在英文标题中增加一两个词。因此，表谦词语应一概删去。至于许多学者在标题中惯用的A Study of， The Exploration of等一类无用词语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外英语科技论文中尚较常见，但是七十年代以来，它们由于受标题字数国际标准的制约已经在国际学刊中绝迹。

在了解标题的国际标准之前，许多学者都写过一些词语数量不符合国际标准的标题。例如，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of Solving Linguistic Problems Relating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解决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语言问题的方法论原则)。[2] 因为与人工智能有关的语言问题无非是基础理论、应用理论方面（如知识表示、自然语言理解等）和技术方面（如人工智能程序设计语言Prolog等）的问题，所以此标题可改为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 of Solving Linguistic Problems of AI (解决人工智能语言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标题中的缩写AI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规定，因为它是国际科学界通用的缩写词。又如，Some Results of Handling Metalogical Problem of Entailment System Cm by Computer (用计算机处理制约系统Cm的元逻辑问题的若干结果)一题也不符合标准。[2] 据原论文的内容，可将之改为Machine-Proving of Metalogical Problems of Entailment System Cm (制约系统Cm的元逻辑问题的机器证明)，改后的标题用8个词概括了原论文的基本思想。由此可见，只要了解标题技术标准并遵照执行，即可制作出符合规范的标题。

2.标题中尽量多用关键词语

尽量在标题中使用论文中的关键词语，一方面有助于概括论文的基本思想并减少标题中的词语数量，另一方面可增加论文的被检次数，从而可能增加被引次数，因为用机器检索时，机器只显示标题中的关键词语而不是整个标题。就此而言，标题中关键词语的使用问题应该引起论文作者和学刊编辑的重视。在上述修改后的机器证明一则标题中的machine-proving， entailment system Cm， metalogical problem 是原论文中的关键词语；在改后的人工智能一则标题中，除solving 和功能词之外，其他词语均为论文中的关键词语。下例是一位外国学者所撰的一则包括论文全部关键词语的标题：Action Minimizing Solutions of the Newtonian n-body Problem: From Homology to Symmetry (牛顿n-体问题之作用极小化解——从同调至对称)。[3] 此标题中的n-body problem，action，symmetry是原论文中的全部关键词语，而minimizing solution 和homology则是数学专业术语。此标题包括主标题（8个词）和副标题（4个词），用词总量超过8个，但是，它完全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规定。

3.根据需要制作主、副标题

由于某些论文中的内容复杂或科学术语结构复杂，难用8个英文词写出概括全文的标题，所以国际标准化组织建议采用主标题加副标题的办法解决标题过长问题。有学者写过如下一则标题：Why Is Chinese Modal Logic Different from Its Western Counterpart (中国模态逻辑为何不同于它的西方对应物)。[2] 由于论文的基本论题是根据中西语言特点论证中西模态逻辑差异形成的原因，所以此标题难用8个英文词写出。它可改为主、副标题样式：Chinese and Western Modal Logic: The Difference and Its Cause (中西模态逻辑的差异及其成因)。二者同样用了10个词，但后者符合国际标准化规范。因此，在制作科技论文英文标题时应注意这一国际标准和英文规范，并用冒号将主、副标题分开，不要按中文方式用破折号将之分开。

参考文献

[1] Journal of Asia Numismatics，No.2， 2002，

ANS Press， Singapore.

[2] Abstracts of 9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Logic，

Method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Ⅰ，Ⅲ，

Uppsala University Press， Sweden， 1991.

第3篇：科技技术论文范文

一

当电影告别了自己技术杂耍的丑小鸭阶段而成为艺术的白天鹅时候，还处在电影艺术的默片时代，然而就在这默片时代，格里菲斯、卓别林、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等天才的电影艺术大师们就创作出了永载史册的电影艺术精品。后来形成的电影艺术史上的第一个系统的电影美学理论——蒙太奇理论，可以说主要就是这种默片时代电影艺术的美学表达和理论自认。那么，这默片时代电影艺术的本性或本体是什么呢?如果参照后来巴赞的纪实主义电影美学关于电影艺术本体的表达方法(巴赞把电影艺术的本体概括为“摄影影像”，亦即著名的“摄影影像本体论”)[1]，则可将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本体概括为“蒙太奇”。也正因为这样，“蒙太奇”一词才不仅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艺术方法和技巧存在，而甚至成为电影艺术的同义语。然而电影的这样一种本质或本性存在了多久呢?最多不过20年。然而当声音技术的进步冲破包括几乎所有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大师的习惯与成见的阻碍而终于挺进到电影艺术中来的时候，电影艺术的本体构成无疑发生了质的变化。电影“蒙太奇本体论”把电影的全部艺术可能性都归结为电影画面(影像)之间的自由组接，即蒙太奇上，甚至对用来进行这种自由组接的画面本身都认为是次要的，无关宏旨的。至于声音因素则根本未予考虑。即使在声音因素已经进入到电影艺术中来之后，在这种蒙太奇本体论的理论视野之内，也一直被作为一种次要的因素而附带涉及的(直到艾柯、麦茨等人的符号学电影理论阶段，也仍有这种情况。麦茨的组合理论就基本上没有考虑电影的声音因素)[2]。而事实上如果说运动的电影较之静止的绘画和摄影也不过是增加了一个运动的维度的话，那么拥有了声音的电影较之默片也是实实在在地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声音的维度。电影艺术在本体构成上的这一重大变革，其意义究竟有多大，其实直到现在也难以概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电影由单纯的视觉艺术变成了视听结合的艺术[3]。无论如何，仅就这一点来讲，虽同样被称为电影艺术，而此电影已决非彼电影。在人类的五种感官当中，最重要的是视听，而且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艺术也无一例外都是诉诸这两种感官的(李泽厚称之为充分“人化”的感官)，非此即彼。而至此为止，电影艺术独自以便捷的方式占据了人类接收外部信息的这两大频道。

此后的色彩技术以及光学镜头和感光胶片等方面的技术革新和进步虽都程度不同地给电影艺术的发展带来一些影响，但基本上都没有触及电影艺术的本体构成，也就是说在声音进入电影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电影艺术的发展进步是处于一种量变的积累过程中，真正给电影带来一次新的本体性变革的是电视技术的出现和发展。

二

电视技术的出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作为一种新的新闻媒体存在的。而一旦当电视作为艺术形式出现时，正像声音因素被电影艺术习惯力量视为异己一样，电影艺术也把电视艺术看成是自己的敌对势力，在美国就爆发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电影电视大战。而事实上在各国都曾程度不同地发生过类似的影视大战。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家当时没有意识到声音的出现是不可阻挡的，它必定要进入电影并使电影艺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前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家们也同样没能及时地意识到电视技术作为一种新的强势媒体对于电影艺术的深刻意味。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电视技术给电影艺术带来的深刻影响的话，也许有一个说法是便捷的，那就是使电影艺术进入了电视时代。在探讨并努力准确表述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的本体存在或者说本性的过程中，有一个广为人们关注的话题，那就是关于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异同的探讨和争论。直至目前仍有人致力于电视艺术特殊性阐释和论证，即将电视艺术视为电影艺术之后的人类的又一种新的基本艺术形式，而努力收集归纳其有别于电影艺术的特异之处。然而笔者始终认为，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差异，充其量只是同一类艺术形式内部不同种属之间的差异，而非人类基本艺术形式间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主要的是一些量的、暂时性的、技术性或经济性的差异，而非艺术本体上的差异。也就是说，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在艺术本体上是一致的，相同的。随着影视技术的发展进步，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之间的差异和分野正在和已经消失和弥合。“电视电影”这个影视艺术的新品类的出现与存在，清楚不过地向人们昭示了这一点。[4]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宣布，电视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主要的和根本的意义，并不是在电影艺术之后、之外，使人类拥有了一个新的基本的艺术形式，而是使电影艺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电视时代。其间变化之大，以致于事实上使我们已不便再用电影艺术这样的词语来意指人类的这一迟来的基本艺术形式，而应选择并习惯于影视艺术或影像艺术之类的新词汇、新概念。不仅电视时代的整个影像艺术之内涵已非电影艺术一词所能涵盖，即使单就电影艺术本身来讲，在电视时代的一系列新生与扩展，如在制作与播放以及观赏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与进步，都已使电影艺术变得越来越不那么纯粹，不那么像电影了。大约是由于原有思维习惯的作用吧，人们只注意到了电视技术生长出了电视艺术这一重要事实，而且也许是吸取了历史上曾长期无视电影的艺术属性的教训吧，人们不仅一下子便认同了电视的艺术性质，而且似乎把全部的注意力和精力都用来发现和发掘电视作为艺术的区别于电影的特殊性，并急不可待地宣布电视是继电影之后的人类“第八艺术”。结果却忽视了另一个同样重要或者说更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在美学本体上的一致性，更忽视了电视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进步所给予电影艺术的深刻影响。如果把这种深刻影响所包含的发展趋势也考虑在内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做出下面的结论：进入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即使还可以称之为电影艺术的话，也已基本上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即以光学成像为基本技术与手段的电影艺术了。

三

人类社会确是以加速度的形式向更高的文明发展进化的。就在电视技术的发展进步正在深刻而有力地刺激并推动电影艺术向新的深度与高度发展迈进，其势方兴未艾的时候，又一种新的电子技术——电子数码信息技术又勃然兴起于世，并给予电影艺术以及整个影像艺术以更为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场变革的来势之迅猛与内力之深厚，使人们真真正正地感到了绝对的应接不暇与别无选择。它既不像声音技术那样允许人们有一个怀疑、反对、认同的过程，也不像电视技术那样给你一个进行十年抵制大战的时间，而是在电视技术已经与电影技术趋于融合的基础上，一下子便出现在电影艺术的内部构成因素之中，它可以在你对其所知甚少或根本处于无知的状态，甚至根本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出现与存在的情况之下，就一下子从里到外全方位地包围并渗透于你了。

电子计算机成像(CGI)技术的发明是在60年代，进入70年代即开始应用到电影制作领域。1975年乔治·卢卡斯创建了专门为拍摄电影提供电脑技术服务的特技王国“魔光实业”(IndustrialLightandMagic，简称ILM)，这已清楚地意味着又一个电影艺术的新时代即将来临。1991年，柯达公司“数字化视觉效果处理系统”简称(INEON)的诞生，宣告了数字技术支配电影技术的时代的到来。而2000年，美国最大的电脑网络公司——全美在线(AOLI-S)与美国第二大传媒集团——时代华纳公司(TimeWarner)的结盟，则最终标志着最新的电影艺术新时代——后电影时代(Post-cinemaEra)的来临。[5]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新时代呢?

从技术层面讲，这一次的电影新技术革命，不是某种单一的技术变革，而是以电脑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包括电影、电视、电脑硬件与软件、电话、自动化工程、机器人等等新技术长期发展融合的集中体现。从电影特技制作能力的空前提高(已没有什么影像是不可制作的)，到电影制作方式的根本性改变(电影已可以不是拍摄的，而是“合成”的)，再到各类新兴娱乐产品、产业的产生(如电脑游戏，实真经历，互动娱乐等)，再到全新的发行展示渠道的创建(如只读记忆光盘、数字光盘、卫星电视、有线电视、互联网等)，这一切不仅无一不直接引发着电影艺术的本性变革，更以集体的合力最终将电影艺术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后电影时代”。

从艺术层面上讲，在后电影时代，电影艺术在艺术本体上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电影特技制作能力的空前提高，使电影艺术的奇观本性得到突现，超越了电影艺术的纪实本性而明显处于前景位置，直到产生所谓的“效果美学”[6]

纪实性与奇观性是电影本性的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在巴赞时代，电影艺术的纪实本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高扬，“纪实美学”也因之而成为电影艺术美学原则的主旋律。而当电子计算机成像技术、特别是电脑数字技术一经应用到电影特技制作领域，就使电影特技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意义而具有了美学内涵。从《星球大战》(1976年制作完成，电影史将这一年称为“特技效果的新生”)到《谁陷害了兔子罗杰》(1988年)，从《终结者》(1991年)到《侏罗纪公园》(1993年)，从《阿甘正传》(1994年)到《勇敢者的游戏》(1995年)，从《玩具总动员》(1995年)到《泰坦尼克号》(1997年)……电脑特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真正匪夷所思的人间奇迹。[7]在20世纪最后10个年头里，电影也正是凭借这种对于传统电影技术来说几乎永远无法实现的银幕奇观的表现而重新定位了自己的大众文化坐标，并再一次战胜了画面小、影像差和音响弱的电视的。而当这种“追求技术魔力”、“致力奇观呈现”的“效果美学”成为时尚、甚至主流时，就不仅悄悄地改变了观众的观影经验和观影期待(从对电影叙事真实性的认同转移到对电影奇观和技术的欣赏)，而且也悄悄地解构着电影艺术本身，将其融入到一个更为广泛的传媒体系之中去了。

(二)电影制作方式的革命性转变，使巴赞摄影影像本体论的电影理论趋于解体，并将最终改变电影本身的本体存在

虽然就全行业来讲，电影业仍然是一个“胶片”行业，但以卢卡斯“魔光实业”(ILM)为代表的数字化新技术正在排除电影拍摄放映的老式机械装置，电脑合成的数据人物和影像处理的仿真场景已经预示着电影工业成为“无胶片”行业的可能。就是说，电影已可以不是排演拍摄成的，而完全是电脑合成的。如果说传统的电影制作方式有一个最大的局限在于它的每一个艺术想象的实现都受到制作技术与条件的限制的话，而随着电脑数字技术支配电影制作，则最终完全超越了人类有限的想象力。它可以合成任何现实的、非现实的视听影像，只有你想象不出的，没有它制作不了的。这样一来，影像与物质实体之间的联系就变得非常脆弱了，影像本身不再保障视觉的真实性。再简单地讲就是，电影已不再是“记录”(Record)，不再是“物质现实的复原”(克拉考尔语)，而是“合成”(Graph)，是“实在的非真实”(Virtualirreality)。显然，当观众已清楚地知道任何影像都可以是数字化地制造出来的时候，人们对电影真实性的确信也必将终结。

(三)新兴媒体新兴娱乐产品的建立和新的传媒体系及发行展示渠道的创建，已经形成人类全新的“视听文化”，亦使电影艺术发生根本性变革，直至消失在新的系统之中

随着电视的出现，以及其后电脑技术的应用，特别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新兴媒体及新兴娱乐产业层出不穷，并逐渐形成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电影不仅丧失了“大众艺术之王”的地位，更重要的电影与电视、电脑、多媒体和网络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电影正在汇入更大的视听媒体洪流之中，这一媒体洪流从摄影化走到电子化，现在又到了网络化新阶段。

在这些新兴的娱乐产品或方式中，有两种产品或方式对电影的影响或者说改造最为深刻。其中一个是“互动娱乐”(InteractiveEntertainments)，及由之而生发出的互动电影。这种互动电影为观众(用户)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从一个音像数据库选取素材，建立多种不同的电影叙事走向，事实上就是构造观众(用户)自己的故事。另一个是“实真经历”(Vivtual-RealityExperienes，简称VR)。“实真经历”是对真实的全方位(视、听、嗅、味、触多种感官的信息来源及其综合)人为仿造，并企图最终达成与真实的完全一致。“实真经历”的用户或者说参与者，或游戏者，可以进入一个电脑合成的人为环境，在那里自如地活动，与物体、人物和事件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并直接影响到叙事的结构和发展过程。传统的“视窗展示”方式和静坐式观影方式，让位于“活动中心”(activitycenter)式的“入门探寻”；被动的观看者，让位于能动的参与者。当电影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水平或阶段时，即便我们仍然将其称为电影、看成电影，也不难理解和想象它同此前的、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已相去甚远，太远了。从内在的叙事内容与方式及结构到外在的展示方式、场所及观众的“观看”方式直到“观众”——用户由之而获得的艺术体验及审美感受都已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正如有些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互动电影”与“实真经历”与传统电影的最重要的区别之点，在于其对于经验的强化和对用户控制力的赋予。而一旦用户拥有了这种控制力，则无疑意味着对叙事可能性悬念的摒弃，同时也就意味着对观众的观影欲望的摒弃，因此，单从这一点来讲，已决定此类新电影要保持或形成观众——用户的新的引力或欲望，就必须构建自己的新的电影语法。

虽上述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革命所引发的电影艺术本体性变革尚处在开始阶段，许多新的设计和创造还处在初期和试验的水平上，还存在许多有待定型、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但其发展趋势已是如日东升。1997年第一部互动电影《黯淡》已制作并发行；“实真经历”也已进入实验试制阶段；网络电影更是早已出现，网民完全可以像电台点歌一样，上网“点看电影”。不仅如此，世界的高科技巨人们正在联手研制被称作“蓝牙计划”(blue-teeth)的可以将所有装置(电脑、电话、电视、音响、家用电器和各种数据库等等)共享的联动终端。其目的是只要动一动手指头(甚至动一动意念)，你就能得到、看到和听到你想要的一切。届时，不仅人类的视听文化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就是人类文明也无疑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四

这是一场正在悄然行进中的电影技术与电影美学革命。经历这场革命之后的电影，即使不是烟消云散，也已是面目全非。而且确已可以看到或感受到使电影走向终结的新事物、新力量。

安德列·巴赞认为，人的潜意识中有一种所谓的“木乃伊情结”。其含义是说，人们总是倾向于把经历过的生活尽可能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仿佛是给时间涂上香料、使之免于腐朽，如木乃伊一般。[1]电影诞生之后，由于其所具有的对于视听信息的方便而直观的呈现能力，便成了这种情结最理想的承载方式。于是巴赞在1946年便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完整电影神话”的概念，认为“电影这个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象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全景。”[1]进入后电影时代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完整电影神话”即将和正在成为现实。电影的完整再现与电子游戏的人机互动作为两个向度的理想追求，即将和正在最后阶段实现融合。代表这种融合的就是“实真经历”技术的出现和走向完善。“实真经历”既代表人类真实完整地记录自己生活这一探索轴线的运动极限，也代表了人机互动的仿真追求的运动终点。在“实真经历”的时代，我们将会和正在看到，我们不仅可以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而且我们将无法区别这再现的现实(虚拟的现实)与实有现实的不同(进入“实真经历”过程的“用户”由于不仅接受了“实真经历”技术所提供的从视听到嗅味直到触觉的全面的虚拟的仿真信息而且被隔绝了全部的现实真实信息，因此直到“实真经历”结束，将根本无法分辨这种虚拟真实与真实的现实)；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发现，我们不仅生活在实有的现实中间，我们也同时甚至更多地生活在虚拟的现实中间(比如我们不仅为现实生活中亲人的健康而欢乐，也为艺术虚构中的古人的痛苦而流泪)。其实很久以来或者从来就是如此的，只是今天恍然大悟罢了。更有甚者，我们还将看到，虚拟的现实与实有的现实不仅越来越难以区别，而且处在一种密切的相互渗透与影响的互动状态之中。总之，对于现在特别是未来的人们，虚拟的现实将不仅影响他们的生活，甚至将构成他们的人生。

于是在事情的最后阶段，我们终将发现，人类从完整再现现实的艺术追求出发，最后又走回到了创造现实的生活本身。正如作为心理学家的电影美学家爱因汉姆所预言的那样，与现实不同的才是可以审视的艺术。如果与现实完全相同了，则是现实本身，而不再是艺术。因此，“实真经历”的出现，正预示着电影艺术的终结。[8]

引力与加速度的等价使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那么，虚拟现实与实有现实的等价又将意味着什么呢?到那时，也许终结的不只是电影艺术，整个人类思维与哲学都将发生目前还无法预想的深刻变化。

短短一百年，电影却经历了如此多的变化，以至即将走向终结。回想它曾给我们带来如此巨大的、长达百年的欢乐，一时确实很难接受，而理智应当告诉我们，如果放在足够长的历史长河中考查，世间万事万物，莫不如此。这也就是存在主义所谓的“存在先于本质”。所以，天才的巴赞才只用一个问句——“电影是什么?”来命名自己的文集。

【参考文献】

[1]安德列·巴赞.电影是什么?[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

[2]李幼蒸.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周传基.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

[4]王佳泉.电视不是第八艺术——再论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的异同[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

[5]游飞，蔡卫.电影新技术与后电影时代[J].当代电影，2000，(4).

[6]虞吉.电影的奇观本性[J].当代电影，1998，(5).

第4篇：科技技术论文范文

1.1地方科技立法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制保障

本文所称的地方科技立法，是指地方立法机关为促进地方科技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制定有关科技内容的地方法规规章的活动。在其内容上，主要是对研究开发、技术市场、科技成果保护、科技奖励、技术推广、科技成果转化、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等方面［2］进行服务与管理规范，从而支持和推进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近年来，地方政府纷纷加快了科技法制化步伐，并注重地方科技立法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推进和保障。以浙江省为例，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浙江省是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中小企业数量极大，有众多工业园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14个产业集聚区，现正面临着产业集群升级、区域经济转型与中小企业成长之重要任务，省政府十分重视科技法制建设工作，该省《科学技术十二五发展规划》强调指出，要完善与落实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法规，依靠法律手段保障和推进科技进步。近年来，浙江省根据自身优势及传统产业发展需求，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地方性科技法规规章，已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规制与服务的良好局面，为该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保护。其地方科技法律体系涵盖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能源环保、知识产权、人才经费、政策激励、科技普及等。就立法层级效力而言可归于3个层面：一是与国家科技基本法相对应的地方科技基本法，如《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二是地方单项科技法规，如《浙江省技术市场条例》《浙江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三是地方政府规章，如《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浙江省技术秘密保护办法》。根据地方立法权的运行特点，可归为两类：一类是对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细则，如《浙江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另一类是结合地方特色的自主性立法，如《浙江省高新技术促进条例》。随着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地方科技立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任务。一是中小企业集中区域，存在产业结构层次偏低，经济发展依赖外需的弊端，特别是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层面，自主创新能力弱。因而，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成为经济发展之中心任务。二是中小企业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环境与生态破坏现象屡禁不止。这些年来，中小企业在创造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进而束缚了自主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单纯依靠中小企业自身来摆脱上述困境显然是不切实际的，需要通过完善地方科技立法，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进行宏观调控和规范管理，特别是对低碳型的科技创新产业予以支持，促使科技立法在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和地方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和谐共存，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1.2现行地方科技立法之症结分析

1.2.1地方特色不明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地方性法规还可以制定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并且可以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先于法律、行政法规而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也可以制定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可见，地方立法带有一定的自治性。立法权由中央下放到地方，旨在使立法活动能够因地制宜，更好地反映地方特色，切合本地实际［3］。就现状而言，地方科技立法与本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的区域特色不甚明显，大多是对国家层面法律法规的落实和细化，然而结合本地特点提出的创见偏少，普遍存在简单“复制”国家立法的现象，如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等，而且缺乏结合地方实际需要制定的解释性、执行性或先行性的配套法律规范。

1.2.2立法宗旨片面化

更多地强调了科技进步对经济的推动而忽略了法律对科技负面影响的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是调整中国科技活动的基本法，其立法宗旨强调了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对依法限制技术的滥用和规避技术带来的危害没有给予明确的规定。可见，中国科技法律对生态环境协调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西方一些国家所经历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造成的对生态文明的极大破坏，应是前车之鉴，值得深思［4］。需要指出的是，地方科技进步条例几乎无一例外地照搬了国家层面的立法宗旨，缺乏有关科技开发的生态协调保护机制的规定。浙江省一些县级市的工业园区，环境污染非常严重，多年来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治理和改善，究其原因，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立法强调经济发展，致使法律施行存在误区。

1.2.3地方立法主动性欠缺

迄今为止，地方立法中尚缺乏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即促进、激励和保护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体系，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法律体系不健全。除了一般层面的科技立法之外，有关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规范，散落于能源、环保、知识产权、中小企业管理等多个规制领域。因立法环节各行其是、缺乏沟通，规定分散而缺乏系统性，容易引发以下问题：一是立法衔接上的脱轨导致执法矛盾和适法难题；二是规范重复或空白，从而未能及时保障中小企业的全面技术创新，比如缺乏中小企业科技投入、中小企业信息咨询服务等专门的法律规范。

1.2.4立法精细化程度不够

地方科技立法仍停留于粗放型阶段，缺乏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立法实效性难以保障。具体表现为：一是法律条款内容概括抽象，常带有纲领性、原则性、口号性，或者内容缺乏针对性、科学性、可操作性，致使一些条款制定后从未被适用而成为“垃圾条款”；二是片面强调科技立法的特殊性、倡导性，忽视其应有的普遍性和强制性，地方科技立法往往强调用肯定、鼓励、倡导的方法，例如《浙江省科技进步条例》分别使用了26个“鼓励”和“支持”字眼，而强制性条款不多或监督性机制缺位，使得地方科技立法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宣传性的软法。

1.2.5立法程序相对封闭

在科技立法过程中，有些科技政策法规是在没有充分听取民众意见或邀请专家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形成的，专家论证、公众参与立法机制不健全［5］。地方科技立法程序亟待进一步完备和创新。此外，较之其他领域的地方立法，科技立法尚缺乏有效深入的理论研究支撑，特别是地方科技立法的理论、规律、特点等，致使科技立法在重视程度、推动力量和保障功能方面缺乏氛围营造与大众推进。上述现象必然会阻碍地方科技创新工作的步伐。因而，迫切需要用足地方立法权，有效细化和落实国家科技法律，加强地方立法的针对性、体系性和创新力度，以及法规规章实施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完善科技立法程序，健全地方特色科技法律规范体系，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绿色发展。这是当前地方科技立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新形势下地方科技立法建设的一个总体目标。

2　创新地方科技立法的对策思路

2.1立法权限：用足地方科技立法权，强化协同或统一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赋予地方立法机关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规，以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的权力。尽管各地纷纷加强科技立法，拥有了一些科技法规规章，但服务于企业自主创新的部分，基本停留在政策层面。因此，完善地方科技立法，首先要用足地方立法权。具体而言应把握2个维度：在纵向上，地方科技立法应是对国家立法的细化或在合法框架内的补充、拓展；横向上，地方科技立法应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人文环境而因地制宜地做出，使立法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应有作用［6］。为此，地方科技立法需要加强实证调查研究，畅通信息反馈渠道，对现行立法进行绩效评估，在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自主性、先行性上积极探索和勇于尝试，比如，根据执法现实需要，依职权对上位法的立法空白作出的填补性（拓展与补充）规定，切实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构筑良好的法治环境。其次要控制和解决现行科技立法中存在的立法重叠或冲突现象。立法不统一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如重复技术投资、机构之间缺乏技术合作与共享等。由于规制对象本身具有交叉性，或者不同部门对同一事项均有科技方面的管辖权，比如对中小企业的规制，涉略自主创新技术研发、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协调等问题，不同职能部门基于各自侧重的领域分别进行立法起草，导致重复或交叉立法，难免会有相互之间规定的不一致和不衔接。此外，基于立法各自为政，缺乏沟通与整合，所以一项新开发的技术通常局限于一个行政部门应用，造成科技资源的浪费。为此，需要建立跨部门协同或法制机构立法起草机制。也就是，由几个政策相关部门协同起草，或者由政府法制机构起草。一方面减少立法冲突、重复或空白，降低立法成本；另一方面能有效防止部门利益的法律化。为避免立法资源的浪费及执法冲突，还应对现行科技立法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类，并加强科技立法与环保等相关立法，以及地方性法规规章与政策措施之间的对接与整合。可以建立科技立法资源的评估管理机制，定期实施重复立法现象的识别与合并。如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负责评估行政机构的信息资源管理实践，查找和鉴别潜在的关于政府立法程序的重复制度，审查支持在线立法的资金及其他相关的技术投资，以及在其他行政部门的相似或相同的努力／工作，并帮助促进部门间的联系以获取信息，以达到效率最大化［7］。

2.2立法内容：以绿色发展为宗旨，构筑以扶持新技术开发为核心的规范体系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应放在突出地位，并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这就对现行科技立法提出了新课题、新任务。中小企业在其整个生产经营活动中，对自然生态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1）生态资源的浪费。一是中小企业技术水平低下，生产效率难以提升，需要投入大量自然资源和消耗能源，致使不可再生资源逐渐耗尽；二是中小企业投入－产出效率较低，同样造成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

2.3立法权限：用足地方科技立法权，强化协同或统一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赋予地方立法机关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规，以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的权力。尽管各地纷纷加强科技立法，拥有了一些科技法规规章，但服务于企业自主创新的部分，基本停留在政策层面。因此，完善地方科技立法，首先要用足地方立法权。具体而言应把握2个维度：在纵向上，地方科技立法应是对国家立法的细化或在合法框架内的补充、拓展；横向上，地方科技立法应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人文环境而因地制宜地做出，使立法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应有作用［6］。为此，地方科技立法需要加强实证调查研究，畅通信息反馈渠道，对现行立法进行绩效评估，在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自主性、先行性上积极探索和勇于尝试，比如，根据执法现实需要，依职权对上位法的立法空白作出的填补性（拓展与补充）规定，切实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构筑良好的法治环境。其次要控制和解决现行科技立法中存在的立法重叠或冲突现象。立法不统一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如重复技术投资、机构之间缺乏技术合作与共享等。由于规制对象本身具有交叉性，或者不同部门对同一事项均有科技方面的管辖权，比如对中小企业的规制，涉略自主创新技术研发、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协调等问题，不同职能部门基于各自侧重的领域分别进行立法起草，导致重复或交叉立法，难免会有相互之间规定的不一致和不衔接。此外，基于立法各自为政，缺乏沟通与整合，所以一项新开发的技术通常局限于一个行政部门应用，造成科技资源的浪费。为此，需要建立跨部门协同或法制机构立法起草机制。也就是，由几个政策相关部门协同起草，或者由政府法制机构起草。一方面减少立法冲突、重复或空白，降低立法成本；另一方面能有效防止部门利益的法律化。为避免立法资源的浪费及执法冲突，还应对现行科技立法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类，并加强科技立法与环保等相关立法，以及地方性法规规章与政策措施之间的对接与整合。可以建立科技立法资源的评估管理机制，定期实施重复立法现象的识别与合并。如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负责评估行政机构的信息资源管理实践，查找和鉴别潜在的关于政府立法程序的重复制度，审查支持在线立法的资金及其他相关的技术投资，以及在其他行政部门的相似或相同的努力／工作，并帮助促进部门间的联系以获取信息，以达到效率最大化［7］。

2.2立法内容：以绿色发展为宗旨，构筑以扶持新技术开发为核心的规范体系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应放在突出地位，并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这就对现行科技立法提出了新课题、新任务。中小企业在其整个生产经营活动中，对自然生态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生态资源的浪费。一是中小企业技术水平低下，生产效率难以提升，需要投入大量自然资源和消耗能源，致使不可再生资源逐渐耗尽；二是中小企业投入－产出效率较低，同样造成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

2）环境质量的恶化。中小企业在中国企业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因环保意识淡薄而在生产中产生的大量有害废弃物冲击着全球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使地球环境质量急剧恶化。所以，地方科技立法在关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法制需求中迫切需要引入绿色发展思想，即确立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协同的立法宗旨，加速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绿色发展阶段。

技术是企业自主创新的核心，也是解决中小企业环境问题的根本，特别是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仅保护了环境而且节约了企业成本，政府应该在此发挥积极的作用。换言之，政府的帮助，最根本的就是技术资助。比如在德国，中小企业能获得政府大量帮助以取得相应条件。政府不仅为企业制定碳排放的路径规则，而且时常告知“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特别是如果你们有对技术的准入之需要［8］”。发展新技术主要是绿色技术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相关政策体系的配套服务。为此，地方科技立法至少可致力于以下事项：

1）新技术的发展和推广；2）用政府采购来激励自主创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3）扶持自主创新产品的交易和出口；

4）更新环境规制以鼓励绿色技术的应用；

5）强调绿色技术能提高生产力和创造新的市场（跨越全国各个行业的）的战略；6）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建立，因此，在科技立法中应该对中小企业的专利等知识产权给予特别保护和扶持优待。

2.3立法程序：坚持立法机关为主导，健全专家论证与公众参与机制

现行地方立法，基本上是由行政职能部门起草初稿，报立法机关备案，或者由立法机关委托行政职能部门起草制定的。由于缺乏有效的立法监督和协商程序，立法往往具有部门利益痕迹［9］。因此，科技立法过程在坚持立法机关主导的前提下，要健全专家论证和公众参与机制。很显然，专业知识和专业化与地方科技立法的质量紧密相关，立法机关在努力提高专家意见之参考价值的同时也要对专家意见予以充分尊从，而不是流于形式。公众参与科技立法，有助于实现立法过程的公开透明，吸取大众智慧以修正专家立法的不足，平衡不同利益关系，以便于得到公众信任而使科技法律规范的实施更加顺畅。近年来，电子立法的发展为公众参与提供了很大便利，使参与方式更趋多样化，在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面对面参与形式之外，开始探索在线参与途径，后者能有效减少参与成本，提高参与的便利度。此外，为提高参与的积极性，可以考虑实施有偿参与。

3　结语

第5篇：科技技术论文范文

【正文】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不言而喻。从文艺学的角度来看，顾影自怜地抗议技术对艺术的压制和不战而降地接受技术对艺术的收编，都毫无必要。我们要做的是冷静地考察科学技术怎样影响了艺术的“出场”。

作为人类进化制作活动的手段和作为一种器具或物品的技术会对艺术产生影响，但这只是表层的现象。技术通过手段和物品透露出一种观念，这观念是技术赖以理解世界并展开改造制作活动的出发点，如生物工程技术便显示出这样的观念：生命组织中隐含着代码且代码以一定的组合方式决定着生命体的状貌。技术观念表明了人类通过科技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理解，因而它对人的精神生活产生着支撑其感悟方式的作用。

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认为，科技带来的社会生活变革包括“美学感觉”的变化，即技术形成了一种新的空间感和时间感（注：〔美〕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文版，商务印书馆，北京，1984，第211-213页。）。从艺术中所包含的感悟方式来看，作为人类理解自身存在状态和一种意识交流的形式，艺术从技术那里领受的影响，大多发生在有关生命形态和人际交流的技术观念范围内。只有那些作用于人的生命形态和交流方式的技术，才可能在其产业化的过程中将它所赖以产生的技术观念注入艺术。在现代高新技术中，生物工程（其隐含观念是：生命体的性状是由代码及代码组合方式确定的）和电子信息技术（其隐含观念是：人可以在超空间状态下进行一种代码化的非物质流）对艺术的感悟方式影响最为直接，因为它们暗含了一种对艺术最为关切的人生问题的解答视点。

我们可以参照杰姆逊关于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三阶段理论来考察一下二百年来科技与艺术的关系史：19世纪是工业化的初级阶段，经典物理学和进化论构成技术观念，现实主义成为文艺主流；20世纪初至60年代是工业化阶段，基本粒子理论和系统论构成技术观念，现代主义成为文艺主流；70年代以来是高新技术产业化阶段，基因学说和微电子技术构成技术观念，后现代主义成为文艺主流。

在19世纪，经典物理学和进化论表现出人类认识宇宙的两个概念，一是运动，二是进化。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经典物理学把自然现象理解为各种“力”相互作用的过程，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则视生命形态为生物体与环境间动态演进的结果。运动和进化两个概念为19世纪人类理解世界建立了基本范式。英国历史学派、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都力图证明历史内涵即参与历史的各种力量相互对抗、逆反、替代的过程。这种力的相互运动形成了事物的终极形态的观念，也表现在19世纪艺术家对人生的感悟之中。诸多现实主义大师都写过关于年轻主人公与生存环境艰难斗争最终达成美好或悲惨结局的故事。譬如《浮士德》，其实就是一部关于资产阶级在“运动”中“进化”的史诗。

进入20世纪后，物理学转向对物质的微观结构的研究。“基本粒子”和“结构”这两个概念支撑着技术。物质世界的状貌被认为是由一些微小的元素按一定结构模型组合起来的。科学家们力图精确客观地描述这些元素和模型，于是出现了技术与情感、意志对抗的现象。美国学者格里芬讽刺这一时期的科学倾向时说：“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语言，消除一切主观性的词汇。我不说‘我饿了’，而是说‘K-14在燃烧’。当觉得妒火中烧时，我也许只是说：‘亲爱的，我的G-3活跃了起来’。对此，我的情人也许会这样回答：‘亲爱的，这的确驱散了我的G-7’！”（注：〔美〕大卫·雷·格里芬(D.R.Griffin)：《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文版，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1998，第204页。）这种基本粒子加结构的技术观念引起了艺术家的反感，他们力图保卫自己那块自由想象的天地，天是现代主义艺术张扬一种生命本能的自我放纵，其真实意图在于抵抗工业化时代的技术观念对感性生命的压制。

经历了现代主义时期技术与艺术的对抗之后，科学技术进入了格里芬称赞的“后现代科学”时代。量子力学和微电子技术的产业化形成了电子信息技术，基因学说形成了生物工程技术，这两种高新技术使后现代文化以全新的面貌出现。杰姆逊曾写道：“后现代的技术已经完全不同于现代的技术，昔日的电能和内燃机已经被今天的核能和计算机所取代，这一技术不仅在表现形式方面提出了新的问题，而且造成了对世界完全不同的看法，造成客观外部空间和主观心理世界的巨大改变。”（注：〔美〕F·杰姆逊(F.Jameson)：《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文版，三联书店，北京，1997，第293页。）后现代的技术革命带来了人类感悟方式的革命，也带来了艺术的革命。

支撑着生物工程技术和电子信息技术的观念是基因和代码。生物工程技术把生命当作隐含在脱氧核糖核酸中的螺旋式构成的23个碱基对的表征，人的生命也是这些遗传密码代代相传的结果。电子信息技术将一种非物质化的代码交流方式赋予人类社会，以计算机网络的形式把人们由身体或物品的交流带入代码的交流之中。基因和代码的观念使当代社会文化从物品到理解方式上认可了一个虚拟的世界。生物工程可以制作虚拟的生命（如转基因生物），网络则让人们进行虚拟交流（如“网恋”）。所以，杰姆逊讨论的后现代“幻象”、鲍德里亚描述的“仿真”，以及法国学者马克·第亚尼界定的“非物质社会”，其实都源于现代高新技术中的生物工程和电子信息技术。

以基因学说来理解生命，则我们传统思想中用社会历史因素来界说人的生命表征的做法就必然解体。比如过去的批评家们认为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眯缝眼睛是要表现虚伪的上流社会对安娜生命力的压抑，而按基因学说，这只是安娜家族遗传的一种习性而已。更重要的在于，生物工程技术用嫁接碱基对的方式可以创造出一种自然界从未有过的生物体，这些生物体在外表上与真实的自然无二，但却是一个人工制作的虚假的真实。非物质社会的出现，其根源在于生物工程技术为人们开启的以代码制作实在幻象的概念。

电子信息技术发展出的网络产业使后现代人类的交流变成了一种超越身体和物品的“通讯交流”。这种交流方式造成了人与物质世界距离的远化，让人进入了一个无指涉性的代码世界。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的建立，使每一个人都具有了话语参与权力。网络交流是一种“互动化”的交流，完全不同于麦克鲁汉时代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交流。大众传媒时代，言说者把他的话语通过阻隔式的交流模式“霸权化”地推向大众。言说者（比如借印刷品与读者进行交流的作家）用宣言式话语向芸芸众生真理。而网络则彻底推毁了个人话语霸权，同时也消解了宣言式话语，因为网络交流是一种言说者之间互动的、可逆的交流，它排斥一切独语。

互联网出现以前，印刷出版和广播电视作为主要的交流传播形式，固然体现了技术进步的趋势，为人类获取信息拓展了视界，但这些传播方式都带有一定程度的专制色彩。信息发送者像皇家文告一样面对大众，而作为交流一方的接受者只能认可交流对象的话语霸权。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时代，文学家和艺术家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因为交流体制使他们能够把个人话语推向大众，而大众则被分离成孤独的个体，被动地承受着印刷品和电视画面的统治。互联网的出现打破了大众传媒的神话，因为互联网是人们“聚会”的场所，而不是“听演讲”的场所。通过网络进行交流，每一个人都是言说者，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交流，都不会被剥夺话语权。而且这种交流是互动的，即每一个参与交流的人都是在与交流对象相互间进行着一种话语行为的激励。这样，一方面先在话语权力的取消意味着宣言式话语中包含的整体性深度模式的消遁，另一方面互动把交流行为本身的价值凸现出来，解构了宣言式话语对所指的意识整合，于是先前充斥媒体的宣言式话语被网络聚会中的游戏话语取代。我们在网上见到的大都是一些无指涉对象的“巧言”，网络交流的快乐在于交流行为本身，因而这种交流是一种游戏。

文学活动是人类的一种语言交流。从这个角度来看，网络时代交流方式的互动游戏特点肯定将改变印刷出版时代以载道缘情为原则的文学范式。互动游戏的文学是消解了指涉物的能指游戏，它以“策略”的态度对待言词，并在其中体验交流的。所以，在我们告别印刷品主导的文化的同时，我们也即将告别背负着人类解放之重任的现实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正如法国巴黎综合工科学校教授阿兰·芬基尔克罗所言：“我们都是以前的进步主义者，对我们来说，怀旧含有某种反动的意味；不过这里所说的怀旧是对现代本身的怀念，是对印刷品的怀念，是对现代社会的一个方面即通过文化摆脱束缚的怀念。”（注：〔法〕R·舍普编：《技术帝国》，中文版，三联书店，北京，1999，第197页。）

互动游戏的文学在摆脱叙述真理的重负时，允许每一个交流者成为言说者。印刷品文学时代，作为交流一方的读者，其言说地位受到压制。而文学成为互动游戏后，读者作为言说者才真正出场。法国EcoleNat-ionaled''''ArtdeCergy教授FredForest认为，技术时代的空间是一种“建立在通讯交流媒介上的‘遭遇性’空间”，他预言：“一个很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使大家相互接触’，这样一种作为现代思维和现代实践的标志的关键观念，将变成未来艺术家的主要观念……”（注：〔法〕马可·第亚尼(MarcoDiani)编：《非物质社会——后工业世界的设计、文化与技术》，中文版，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98，第161页。）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看到的文学作品很可能是这样的：几十个不知名的作者，一大堆新奇绝妙的话语。

许多学者在讨论后现代文化时都观察到一种现象：当代生活中，文化成了渗透到每一个层面每一个领域每一种物品的无所不在的因素。我们发现，工业化时代中人们消费的是技术物品的功能，而高新技术时代里人们除消费物品功能外还消费技术行为。这就使得消费活动染上了一层非物质的精神色彩。

英国物理学家约翰·齐曼在《元科学导论》中对R.K·默顿在1942年提出的四条科学规范加以补充修正，为科技活动制订了五个原则：公开性、普遍性、无私利性、独创性和怀疑主义。从这里我们看到，科技活动给人提供的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确的数据和机械程序，它同样也使人体会到一种美学激情。高新技术把每一个当代人卷入技术行为之中，它让每个人体会到了一种艺术的韵味。

因此，在高新技术左右生活的后现代文化中，出现了英国学者费瑟斯通所说的那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的现象。费瑟斯通认为，20世纪出现的一系列文化现象造成了艺术与实际生活界限的模糊，知识分子力图将生活转化为艺术作品，符号和影像构成了日常生活的经纬，后现代的消费文化赋予日常生活以一种审美内涵（注：〔英〕费瑟斯通(M.Featherstone)：《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中文版，译林出版社，南京，2000，第96-98页。）。在当代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艺术终结的感叹，但我们又鲜明地感到日常生活更像符号、更多独创性。实际上我们感叹的是古典意义上的那种独立于日常生活之外的纯艺术的消亡，而我们获得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生命体验日益靠近艺术。如果说现代主义艺术进行的是一种审美“收集”的工作，即把日常生活中的审美因素收集在纯艺术中以保卫艺术在技术理性、消费文化面前的独立性，那么，高新技术时代的后现代艺术则是在进行着一种审美“散播”的工作，它把审美因素从纯艺术中析离出来分派给日常生活的诸领域。如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所言：“经济与科学的后现展导致艺术脉搏与生活现实性强烈一致。任何人在他的工作和现实中，都直接地体现着某种艺术与创造性的精神。后现代社会是创造性的社会，是创造文化的社会。每个人都可成为艺术家，成为创造性地、艺术性地从事自己职业活动的人。”（注：〔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P.Koslowski)：《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中文版，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第165页。）我们把艺术走下神坛的现象称作为“审美散播”。审美散播也许意味着纯艺术的消亡，但审美因素被散播到职业活动、生活行为、日常物品的过程又使我们的审美感受更加丰富了。

第6篇：科技技术论文范文

科技学术论文归档与利用存在的问题

北京卫星环境工程研究所是由所办负责科技学术论文、著作的收集、管理、归档工作，主要是通过每年举办1～2次国内空间环境工程等专业学术会议，出版会议论文集。科技论文年均两百篇左右；每年本所参加国际声和振动、空间环境材料、空间碎片等相关专业国际会议十项；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年均20余篇，均围绕该领域及相关专业的研究和发展。由于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交流活动逐年增多，为技术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支持，提高了所的整体学术地位和技术水平；同时由于学术水平显著提高，导致对空间环境及相关科技信息需求也不断增加，但在科技论文齐全归档和有效利用的管理工作方面，笔者认为还存在一些问题。

1.档案管理不到位。虽然目前对科技论文的归档范围已有明确要求，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并未及时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疏于严格管理。使科技论文归档的管理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档案人员不能主动收集科技论文，致使部分科技论文作者将论文存在自己手中。

2.审查不严格。航天科技有严格的保密审查和技术审查规定，但有部分作者为了图方便和省事，未经审查就直接将科技论文投在国内外的刊物上发表，造成科技论文归档不受控。

3.档案意识不强。部分科技人员不能自觉地将所发表的论文主动归档，特别是被EI、SCI等国际主要检查收集的优秀论文，甚至将论文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未能意识到科技论文是航天科技的宝贵财富，是促进科技快速发展的重要资源和技术支持。

解决科技论文归档与利用的途径

1.加大宣传力度，增强档案意识。在各项紧张繁忙的科研型号任务管理工作中往往对档案工作的不够重视，导致科技学术论文的归档和利用价值被忽视。

为了进一步加强宣传力度，增强科技人员的档案意识：一是在所网页“学术交流”专栏，增设“论文归档”栏目，大力宣传科技论文归档的要求及其重要性；二是利用每年举办的学术交流会活动，在征文通知中明确提出论文归档的要求；三是采用职务晋升方式，将是否归档作为一项硬指标，作为晋升的加减分项，把归档工作纳入科技人员的职责范围；四是通过各种载体的有效宣传，树立科技论文归档意识，将档案意识融入到相关的工作中，将科技论文归档工作纳入所的档案工作计划中。

2.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共享科研成果。我国《档案法》第三章第十条明确规定：“对国家规定的应当立卷归档的材料，必须按照规定，定期向本单位档案机构或者档案工作者移交，集中管理，任何个人不得据为己有。”科研单位的科技人员是国家的工作人员，任何个人或团队在科研工作过程中形成的科技成果都是属于国家的，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能据为已有，要做到学术科研成果资源共享。

3.健全完善规章，做到有法可依。在已有规章制度的基础上，根据科技人员的需求，不断完善相应的管理规定，从制度上进行管控、不留死角，使科技学术论文归档工作制度化、程序化。保证科技学术论文归档工作规范有序地开展。

4.严格审查手续，保证受控。为了彻底堵塞未经审查就发表科技论文的漏洞，确保发表的科技论文归档。应在严格执行所有关保密管理办法及学术交流管理办法的基础上，由所办负责学术交流的管理工作和科技论文的归档工作，做好一出一归的闭环管理。

首先，要逐级审查待发表的科技学术论文。通过《国内会议及刊物的审批表》进行审查管控，采用处室、专家两级审查制度，经单位保密部门审核后出具《保密审查证明》后，方可对外提供和发表。从根本上杜绝了未经审查就的问题。

其次，所办将全部发表的论文及论文审查表均按照归档要求进行存档，分类整理立卷，并编制检索目录供大家查询利用。

5.实行奖励政策，鼓励。本所自2008年起开始实施科技奖励制度，鼓励科技人员积极撰写，极大地提高了学术交流水平，数量逐年上升，论文归档数量也逐年增加。为了更加有效地开展学术交流工作，2011年对论文奖励制度又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明确规定被国际六大著名检索系统——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美国《工程索引》（Elsevier EI）、英国《科学文摘》（SA）、美国《化学文摘》（CA）、俄罗斯《文摘杂志》（AJ）、日本《科学技术文献速报》（JST）收录的论文及在国内核心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给与物质奖励，对于及时归档的论文作者，于每年年终特别发放现金奖励。调动了科技人员撰写论文的积极性，同时极大地推动科技学术论文归档工作，收效显著。

6.与晋升考核挂钩，刺激归档热情。为了促进科技学术论文的归档工作，保护知识产权，要求申报者和科技学术论文归档主管部门分别递交清单，将主管部门提供的发表清单作为依据，每年参照论文归档情况进行评比。评比数据与员工的职称评定、晋升考核挂钩。将科技学术论文的归档工作与员工的切身利益密切相连。此方法能够更加有效地刺激论文作者主动归档的积极性，由被动归档变为主动归档，更加有利地确保科技学术论文归档工作的顺利开展，实现了科技论文归档的齐全完整。

利用信息化管理手段实现科技成果共享

自从2004年开始，在网页主页面上建立了“学术工作”专栏，下设学术动态、学术论文、学术成果3个栏目。该专栏自建立起，通过较高的点击率，充分说明大家对学术成果检索利用的关注程度。利用信息化管理网页平台，达到了宣传和交流空间环境工程领域里技术和成果的目的，也促进了航天器环境工程的发展。

第7篇：科技技术论文范文

人类的技术预测活动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二战期间其应用逐渐广泛，战后越来越多的机构开始重视对未来科技的研究，尤其是在军事和航天领域。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科技发展的重心从军用方面向民用部门转移，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领域变化加快、复杂性增大，传统预测方法很难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技术预测研究陷于低谷；直到20世纪末，在全球创新需求愈发强劲，以及新的预测方法和形式的带动下，技术预测研究又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注意到技术预测的重要性，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和韩国等国家都在积极开展技术预测和关键技术选择等前瞻性研究。如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自1991年以来每隔2年就要一份《国家关键技术报告》，对未来国家关键技术进行预测和选择；日本科学技术厅从1971年开始大约每隔5年进行一次技术预测调查。而我国的技术预测研究活动起步较晚，虽然还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发展也非常迅速，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关研究成果有技术预测与国家关键技术选择研究组的《从预见到选择：技术预测的理论与实践》，国家技术前瞻研究组的《中国技术前瞻报告》等。在技术预测方法的研究上，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未来技术研究所（JointResearchCentreInstituteforProspectiveTechnologicalStudies，JRC－IPTS）分别在2004年、2006年、2008年、2011年召开了四届FTA（Future－OrientedTechnologyAnalysis，面向未来的技术分析）研讨会，用FTA来涵盖包括技术预测、技术情报、技术评价、技术预见等各类面向未来的技术分析方法和实践，极大地推进了技术预测相关研究的发展。由于FTA涉及许多与未来技术有关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因此拥有众多的技术预测方法，一些作者根据各自的理解，试着对现有的技术预测方法进行梳理或分类，如Slocum、Martino和Yoon等。

2技术预测与学科建设

2.1学科建设

学科建设是提高学校办学水平的基础，学科建设水平决定着高校的办学水平，决定着高校知识创新能力、科学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高校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学科重点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的选择及建设、学科人才队伍建设、科研项目的申请及完成等是学科建设的基本内容，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作为学科人才的科研工作者在开展科研工作时，申请科研项目是科研的基础，科技创新是科研的关键。目前，高校在进行学科重点研究领域或研究方向的选择时，一般是采用召集学科专家进行讨论的方法，也即德尔菲法。科研工作者在进行科研项目申报和科技创新时，往往是通过个人的学术知识理解和运用及专业思考来开展的。显然，这些进行研究方向选择、项目申报、科技创新等所采用的方法带有较大的主观性，缺乏对当前研究现状的全面了解，也比较缺乏判断和决策的客观性，同时也存在着重分析轻预测的缺陷。工程类学科知识直接涉及相关的工程技术，因此工程类学科的建设更加需要紧密结合当下的最新工程技术现状，紧跟本学科工程技术的发展趋势来协调推进学科的发展。因此，高校或科研工作者在开展学科（重点）研究方向选择、科研项目申报、科技创新等工程类学科建设工作时，很有必要通过分析与预测本学科领域的技术来全面、客观了解某一个学科领域内的科技现状及未来的技术发展趋势，以此增加进行学科（重点）研究方向选择时判断和决策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提高项目申报和科研创新的针对性和成功率。而这些工作的开展都将大大地促进学科的快速发展，有效地提高学科建设水平。

2.2技术预测应用于学科建设的现状

有关将技术预测直接应用于学科建设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尚少见。但在学科建设过程中，间接采用技术预测方法及成果的案例却不少，这主要体现在世界各国各级政府部门所制定的科技发展规划上。如前所述，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开展技术预测和关键技术选择等前瞻性研究，而其研究成果主要就是用于帮助政府部门制定科技发展规划或指引科研导向的指导性纲领；同时，高校的学科建设往往是紧密结合政府部门的这些规划或指导性文件来进行的。因此，高校在学科建设过程中是间接采用技术预测方法及成果。但必须注意的是，政府部门所开展的技术预测活动往往是比较宏观的，也即技术预见；而具体到高校学科建设的层面，相对而言是比较具体的，再到科研工作者个人的层面，就更加具体和细化。因此，即便有了政府部门的指导性文件，高校在进行学科建设时也很有必要开展更为具体的技术预测，以协助和指导学科的发展。另外，也有一些研究试图采用一些客观分析或预测的方法来协助学科建设。如赵坤等提出通过科学预测国内外科技发展趋势来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但并未见有具体的应用；张婷对科学传播领域的研究前沿进行了可视化的梳理和描述，试图演示科学传播领域研究前沿的动态变化过程与发展趋势，为技术预测和学科发展提供借鉴；侯剑华对中国工商管理学科的文献数据进行了可视化图谱分析，梳理出中国工商管理学科的7个研究热点和15个具体的前沿研究方向，构建了中国工商管理学科体系，并将工商管理学科的研究热点和前沿进行国内外比较，预测出中国工商管理学科的发展趋势；黄晓颖和张文超以高校学科建设为背景，先后提出了基于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的决策支持系统解决方案，研究与实现了基于数据仓库和数据挖掘的高校学科建设决策支持系统；于江运用信息可视化技术对我国基础学科领域发展状况作了分析，揭示学科发展状态、识别研究热点、发现学科交叉，为学科发展趋势的预测提供参考，从而指导科研人员选题，帮助有关部门制定学科发展规划；尹仁芳采用文献研究法、文献计量学、SWOT分析法及专家访谈法，明确中医药信息学学科发展思路、发展目标、未来重点研究领域、主要任务、具体保障措施及实施计划。

3技术预测应用于工程类学科建设的构思

通过以上对于技术预测及其在学科建设中的有关应用现状的介绍和分析，可见将技术预测应用于高校工程类学科建设中具有可操作性，是切实可行的。围绕学科建设的几个主要方面，利用技术预测的方法和结果，用于学科发展和建设决策的基本思路和途径。具体而言，可从学科信息分析、学科技术预测、学科建设决策3个方面递进进行。

3.1学科信息分析

对于高校工程类学科而言，其学科信息主要与本学科所涉及的科学与技术领域知识有关，科学知识主要记载在科技图书和论文中，技术知识主要记载在专利文献中。学科的建设需要紧跟实际，而图书记载的往往是比较成熟的知识体系，无法反映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因此，在学科信息的选择上，往往选择能够比较快地披露最新科技信息的论文和专利作为信息源。进行学科信息分析，主要就是结合分析本科学领域的科技论文和专利文献。在分析的方法上，可采用目前比较先进的信息可视化方法，运用知识图谱方法对科技论文信息进行分析和可视化展示，运用专利地图方法对专利信息进行分析和可视化展示；最后将两种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和归并，形成最终的学科领域科技分析结果。

3.2学科技术预测

在对学科信息进行深入分析后，便可在其基础上进行学科技术预测。预测的方法就是充分利用学科信息分析的结果，通过知识图谱和专利地图，掌握学科领域的技术现状，进而预测技术发展趋势。具体而言，学科技术预测可从3个方面进行：一是通过分析学科领域的科技总体和区域发展状况、主要科研机构和人员研发动向等，预测学科领域的技术活跃程度；二是通过分析学科领域的研发周期和技术生命周期等，预测学科领域的技术将进入哪一个具体的生命周期阶段；三是通过分析学科领域的科技研究重点、核心、热点、前沿、空白区域等，预测学科领域的技术发展重心、演化趋势、潜在机会等。

3.3学科建设决策

在进行客观的学科技术预测后，便可利用有关技术预测结果进行学科发展和建设决策。围绕学科建设的几个主要方面，利用学科技术预测的相关结果，分别有针对性地协助进行科学、客观的决策。具体而言，在学科（重点）研究方向的选择上，可借鉴学科领域技术活跃程度和技术生命周期的预测，初步确定学科领域比较有发展前景的若干研究方向；再结合学科领域技术发展重心（研究重点、核心）和演化趋势的预测（研究热点、前沿），进一步确定学科今后的（重点）研究方向。在学科研究项目的申报和科技创新上，同样可以借鉴学科领域技术演化趋势（研究热点、前沿）和潜在机会（技术空白区域）的预测，申报关于学科领域热点和前沿问题的研究项目，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完成有关科研项目，提升学科水平。

4结语

第8篇：科技技术论文范文

关键词：优势学科；生物技术；课程体系；优化与实践

1优势学科建设对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导向

学科是高校重大项目的承担者，是创新型成果的生产者，是创新型优秀人才的培养基地[3]。地方高校应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培育高水平特色学科，不断明确学科研究方向，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贡献度，以特色优势学科建设促进学科专业发展。近年来，商洛学院生物学省级优势学科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与地方特色资源相结合，依托生物学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商洛GAP科研工程中心”“中药学省级教学示范中心”和“秦岭植物良种繁育中心”等研究平台，形成了地方植物资源与生物技术紧密结合的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学科在野生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资源植物深加工、天然产物提取分离和药用植物开发利用等研究领域获批多项省部级科研项目。利用优势学科发展的导向，生物技术专业学生通过参与完成课题研究和实践，最终获得较强的实验技能、综合分析问题能力、实践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统筹能力和表达能力，成为具有良好综合素质的生物技术专业应用型人才。通过生物学省级优势学科建设，使生物技术专业进一步确立了“依托生物技术、突出应用能力、面向行业服务”的人才培养目标，即结合区域需求，以服务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为第一要务，培养能够在现代农业产业、中药产业、绿色食品产业以及相关领域从事技术服务、管理、营销工作的应用型专业技术人才。围绕这一人才培养目标，本项目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和有效的改革，探索出了能够实现该目标的产学研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建成了一支能够胜任培养任务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修订了体现这一人才培养目标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整合了课程内容，改革了教学方法，构建了符合人才定位要求的功能完善的校内实验教学平台和稳定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探索出了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的教学、实训管理模式[4]。优势学科的建设导向把人才培养定位落到了实处，为商洛学院生物技术专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使生物技术专业的区域性优势和应用性特色更加明显。

2生物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实践

2.1重视专业建设规划

生物技术专业经过2006至今十几年的探索和积累，已经走上了稳步健康的发展道路。学校制定了2个五年建设规划，规划明确了专业建设目标、专业建设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同时制定了课程及教材建设规划、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和实践教学规划。专业建设目标包括专业建设总体目标、专业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和专业特色的构建。专业建设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与商洛学院办学定位保持高度一致，同时体现专业的发展特点；课程与教材建设规划包括课程体系建设、教学内容改革及教学大纲建设、考试大纲建设、精品课程建设，突出了课程建设的核心作用；师资队伍建设包括建设目标、建设方案等措施，突出了师资培养在专业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实践教学建设包括实践教学体系建设、实验室建设、实习基地建设、实践教学队伍建设，突出了对学生动手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养。

2.2优化专业课程体系

商洛学院始终把课程建设作为教学建设的核心，按照“基础课程+专业课程+模块课程+行业技能”的思路构建专业课程体系。整个专业课程体系在确保基础课程、巩固专业课程的前提下，加大选修课比例。高年级学生将根据实际逐步选择课程，一批技术性课程和实践性课程如“植物细胞工程”资源生物学”“生物技术大实验”“发酵工程”“植物组织培养”进入专业课程体系。除在各门课程中加强学生技能训练以外，还进行综合专业技能训练，最后将所学知识、技能用于社会实践，使整个课程体系既符合科学性、先进性，又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应用特色；既符合专业培养目标共性，又兼顾学生个性发展；既注重知识、能力的培养，又强调综合素质（特别是创新素质）的提高。经过先后三次修订生物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教学大纲，教学内容基本体现了本学科的最新发展方向，基本上满足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在课程体系结构的设置方面，体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特点：①注重学生基础理论的培养，通识平台课和专业基础课占总学时的比例为81.3%；②注重课程之间的前修后续，有利于学生知识结构的逻辑构建；③注重“综合素质”的培养，设置了人文素质、科学素质方面的相应课程，以达到训练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④注重学生“个性与特长”的培养，在专业选修课和全校公选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⑤在专业课教学中，设置了专业方向，以拓展学生专业口径；⑥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和基本技能的培养，在专业基础课、专业主干课及专业选修课模块中，除设置一般性课程实验外，还单独开设了“生物技术综合大实验”“生物技术制药”课程论文（设计）和37周的集中实践性教学环节，对学生进行综合技能训练。

2.3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由于生物技术专业的实践性很强，在制订专业建设规划和人才培养方案时，充分重视学生实践环节和动手能力的培养。制定了配套的较为完善的实践教学大纲。在实践教学体系中，实训、实验和实习占总学分的29.4%，共46.5学分，实习和实训共37周。在实践教学队伍的组成方面，调动和利用院内外教学资源，专业实践教学队伍主要由实验教学人员、专业教师、校外实习基地技术人员等构成。根据专业培养方案，扎实落实实践教学任务。实践教学内容与体系合理，符合培养目标要求，有利于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和知识综合运用能力。

3生物技术专业课程体系优化实践效果

3.1学生创新精神及实践能力

生物技术专业重视毕业论文（设计）环节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从毕业论文选题、文献综述、开题报告、毕业调研、实验实习、毕业论文撰写、论文答辩及成绩评定等环节都有较明确的规定和要求。近2年来，本专业毕业生在论文选题方面，依托本区域优势、特色资源，结合生物技术学科领域的发展，主要侧重于实践应用方面的选题，大部分选题结合教师科研或来自生产第一线，有较大的实用价值或参考意义，有一定的创新性。本专业特别重视在学生中开展各种科技活动，如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教师结合个人科研项目吸收学生，带领学生完成科研课题，并且在全校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近年来争取到20余项部级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有多个项目在评奖中获得奖励。本专业通过连续7年参加院内每年举办1次的实验技能竞赛，进一步激发了学生们进行科学探索和提高实验技能的热情，每年学生都积极报名参加，并获得多项奖励。学生在各类过关考试，如英语、计算机、普通话等中的通过率较高。

3.2学生创业与就业情况

以能力培养为目标，深化校企合作，推进产学研结合，构建了特色鲜明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新模式，使培养的人才在商洛及陕西省周边地区有关生物企事业单位发展中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67名学生考取了营养师、药剂师、食品检验、化学检验等相关专业技能证书。学生专业基础知识扎实，学业成绩和综合素质良好，毕业生就业率高、考研率高。近三届毕业生一次性就业率分别为89.5%，94.7%，95.6%；2017届、2018届和2019届毕业生考研上线人数分别为11人、14人和17人，占毕业生比例为38.75%，40.67%和41.75%。约13%的就业学生考取公务员就业，大部分毕业生进入与生物有关企事业单位工作，少部分学生自主择业和创业。多数学生签约就业，专业的社会影响力不断提高。学院积极对接联系相关专业的大型企业集团作为学生就业实习基地，并以实习基地为依托，推荐毕业生就业，拓宽就业渠道。毕业生创业热情较高，成效较为显著。毕业生所在单位对本专业学生的思想政治表现、敬业精神、工作态度及就业工作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整体上对毕业生的工作能力、协作精神、工作实绩也较满意。

4经验总结

4.1重视教学观念更新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教学观念直接影响着教师的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观念落后，教学方法必然落后。为了更新教学观念，本专业坚持组织教师大力开展教学研究活动，通过集体备课、课程和教材分析、教学研讨，使教师互相促进，共同提高，这些教学活动已经成为本专业教研活动的基本内容和制度。同时，为了开阔教师教学和科研的视野和思路，吸收新的教育教学观念，本专业在建设中先后选派近2/3的教师参加了校外20多场的学术交流、教学研究、课程改革、团队建设和骨干教师培训。通过这些培训，保证了教师的思想始终能够跟上专业改革的步伐和学科的发展的需要。本专业在教学改革中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坚持以项目带动研究，以研究促进改革，以改革推动创新，鼓励教师积极申报、参与教学改革项目，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创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实践教学，积极探索研究性教学改革；突出师资队伍建设和能力提升。

4.2探索教学模式改革

在专业建设中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成果，重点突出对学生实验能力、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培养。为了引导、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的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探究和创新精神，教师在教学中大力推行小组讨论、案例教学、专题研究等多种形式的研究性教学方式。研究型教学首先在获得学校教改立项的“植物生理学”“微生物学”“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教学中开展，随后在其他专业课中逐步推广。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知识技能的系统训练，本专业在“细胞生物学”“生物技术综合大实验”“基因工程”等课程中还专门安排了课程论文和课程设计，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4.3提升开设实验质量

根据生物技术专业实践性强的特点和社会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坚持以先进的教学理念为指导，改造传统的以依附和印证理论为主的实验模式，建立以能力培养为主线，分层次、多模块的实验教学体系的基本框架[5]。实验课程内容按基础性实验、综合性实验和设计性实验三个层次设置实验项目。其中，基础性实验教学包括基本技能训练和基础理论验证，以强化学生基本技能的训练，培养学生自主获取知识和独立实验能力，启迪学生创新意识为目标，按照由浅入深、由宏观到微观的认识规律，安排由个体和群体水平到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的基础实验课程，必修实验包括植物学、动物学、微生物学、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实验；综合性实验教学以提高学生综合应用实验技能、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为目标；设计性实验教学以培养学生科学思维方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行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训练为目标，采取课题研究形式，实施个性化教育，为学生的选修实验。同时建立多种实验考核方法，统筹考核实验过程与实验效果，激发学生实验兴趣，提高实验能力。实验开出率为100%，其中综合性和设计性实验共69个，达到了实验总数的58.47%。有综合性、设计性实验的课程门数达到了100%。

第9篇：科技技术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信息技术是一种技术手段，既应用于教师的教，又适用于学生的学。如何将信息技术手段运用于教学，我们就此进行探讨

一、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内涵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本质与内涵是要求在先进的教育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把计算机及网络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作为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认知工具与情感激励工具、丰富教学环境的创设工具，并将这些工具全面地应用到各学科教学过程中，使各种教学资源、各个教学要素和教学环节，经过整理、组合，相互融合，在整体优化的基础上产生聚集效应，从而促进传统教学方式的根本变革，达到培养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目标。

信息技术是一种技术手段，既应用于教师的教，又适用于学生的学；既是辅助教学的演示工具，又是学生学习的认知工具。整合要以系统论的观点为指导，综合应用传统媒体与信息媒体，使二者各扬其长、相互补充。整合要让信息服务于课程，以更好地完成课程目标：又以学生个体符合时代需要的和谐发展为目的，让学生充分接触、使用信息技术，以信息技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基本要求

课程整合的教学模式是我国面向21世纪基础教育教学改革的新视点，它与传统的学科教学有一定的交叉性、继承性、综合性，并具有相对独立特点的教学类型。它的研究与实施为学生主体性、创造性的发挥创设了良好的基础，使学校教育朝着自主的、有特色的课程教学方向发展。课程整合将信息技术看作是各类学习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主要在其他学科的学习活动中有机结合使用信息技术，以便更好地完成课程目标。它强调在利用信息技术之前，教师要清楚学科教学的需求，设法找出信息技术在哪些地方能提高学习效果，使学生完成那些用其他方法做不到或做不好的事。其基本要求是：第一、课程整合是以各种各样具体学科的任务或学科任务包含其中的真实性的情景问题开展信息技术与其他学科相联系的横向综合的教学，使学生置身于提出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动态过程中进行学习。通过一个或几个任务，把相关的各学科知识和能力要求作为一个整体，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学生在完成任务的同时，也就完成了所需要掌握的学习目标的学习。但这一切都需精心构思和设计。如何与信息技术整合，这是最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例如，自然学科的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整合就不同于其它学科在利用信息技术时可以利用丰富的视、听等多媒体效果刺激学生的感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果在教学中一味利用视听刺激，久而久之学生必然产生厌倦情绪，反而不利于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自然学科有其自身的魅力，也就在于探索学习者未知的知识领域，因此信息技术的利用，还需要教师不断改进教学设计，利用“问题”吸引学生，达到激发兴趣的目的。

第二、课程整合要求学生学习的重心不仅仅放在学会知识上，而是转到学会学习、掌握方法和培养能力上。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解决问题的过程，是一个充满想象、不断创新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科学严谨、有计划的动手实践过程，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所以在设计教学任务时就必须给予学生自由、独立思考的时间。用粉笔加黑板的传统教具，教师在黑板上板书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这一段时间正是学生审题、思考的时间，利用信息技术后，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教师认为把许多东西都呈现给学生了，很快就过去了，没有给学生以思考的时间，表面上看整堂课信息量大，学生反映良好，其实由原来的“人灌”改为更高效的“机灌”。

第三、在课程整合的教学模式中，强调学生的主体性，要求充分发挥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学生被看作知识建构过程的积极参与者，学习的许多目标和任务都要学生主动、有目的地获取材料来实现。同时，教师是教学过程的组织者、指导者和咨询者，教师的主导作用可以使教学过程更加优化，是教学活动中重要的一环。但是不是就让学生在计算机上瞎碰瞎撞?是不是每一个概念都要学生自己去建构?教师的演讲、解释、传授知识是不是都是多余的?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和探讨，在教学中教和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都会走入极端。

第四、信息技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实践平台，可以采用多种不同的方法实现相同的目标。同时，课程整合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教学目标固定后，可以整合不同的任务来实现，每一位学生也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工具来完成同一个任务。这种个别化教学策略对于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进行因人而异的学习是很有帮助的。在现代学习中，尤其是一些复杂问题的解决、作品评价等认识场所，要求多个学生能对同一问题发表不同的观点，并在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协作完成任务。而网络正为这种协作学习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三、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基本模式和实施途径

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是基于加强课程的综合性和实践性的一种课程模式，它是将计算机和其他信息技术作为认知工具，以各学科知识为载体，以学生素质提升和培养综合能力为基本过程。下面，以活动《认识垃圾》为例，谈谈具体实施的过程。首先，让学生进行有关垃圾的调查，考察周围的垃圾处理站，并提出有一定价值的问题。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研究的课题，查阅相关资料，浏览有关网站。第三，将自己收集到的资料和研究的成果在班上与老师、同学进行交流。最后，评选出优秀作品在班上、学校及社区进行环保知识宣传，并将部分优秀作品发送到相关的网站上。

通过活动，使学生认识到：“垃圾是放错了地点和时间的资源。”而利用垃圾的前提是对垃圾进行分类收集，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环保意识。同时让学生在“玩”中学习科学知识，学习信息技术，学会做事，学会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