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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安全论文精选(九篇)

海洋安全论文

第1篇:海洋安全论文范文

海上安全作为影响国家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 中日益凸显的重大战略问题,研究该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国家海上安全 》一书在梳理与分析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海上安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构建了作为 一个交叉学科和领域的“国家海上安全”的基本理论体系,从国家最高战略层次全面探讨了 中国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提出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强大“海权”的主要途径和方法。

[关键词] 国家 海上安全 安全战略 海权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3-0121-04

进入新世纪以来,海洋已成为影响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新的战略空间。2001年联合国海洋法缔 约国大会明确提出“21世纪是海洋世纪”,凸现了海洋地位的日益重要性。

海洋对中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海洋而起的安全问题,成为制约中国战略机遇期和平 发展的重大问题。确保我国国家海上利益的安全(海上方向生存与发展利益的安全),已经成为我 国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和实现“中国崛起”的关键。

针对事关中国海上安全战略决策的重大问题,海潮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国家海上安全》 一书进行了一种全方位的扫描与深入探讨。该书由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和海军指挥学院 从事海上安全政策研究和海军战略理论教学的张炜、冯梁等十余位专家与学者一道,从2003 年起花5年时间写就,是一本原创性强、见解精当、强烈观照中国海上安全现实问题的高质 量专著。

《国家海上安全》包括上中下三编:上编尝试建立国家海上安全的基本理论体系;中编对具 有典型意义的美、英、俄、日、印、澳、东盟的海上安全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客观分析和历史 总结;下编探 索建立中国特色海上安全理论体系,并就中国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的运筹提出了有针对 性的对策建议。

构建了 “国家海上安全”基本理论体系

近年来,国家海上安全理论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和研究领域,正在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主 要国家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其中俄美日等国分别提出了《俄联邦2020年前海洋学说》、 《国家海上安全战略》、《海洋基本法》,海上安全理论和实践正在成为主要国家战略研究 的重点。

中国国内对海上安全问题的研究虽有较大进展,但大多流于对国家海上安全问题的梳理而缺 乏系统研究,立意于国家海上安全理论和相关政策对策研究的专著还是一项空白[1] 。《国家 海上安全》为此从理论上研究了国家海上安全的理论机理和特点规律,在实践上探索了国家 海上安全的战略政策和体系机制。

该专著上编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借鉴西 方传统的和现代的主流安全理论、当代新兴的安全理论,厘清了国家海上安全研究所涉及的 主要理论概念及其要义,对国家海上安全的理论范畴作了全面概括,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家 海上安全基本理论体系,这一体系结构完整、逻辑严密、阐述深入、对实践有很强的概括与 解释能力。

首先,专著对“国家海上安全”这一核心概念作出了清晰而全面的界定:行为主体是国家, “国家海上安全”是濒海国家海上方向的安全,是指国家在和平安宁状态下确保其海上方向 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因此也可以诠释为海上方向国家利益的安全,或简称为国家海上利益的 安全。

其次,专著对国家海上安全的理论范畴作出界定,国家海上安全的理论范畴是安全,重点是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及政策;主要研究对象包括国家 海上安全环境、海上安全战略、海上安全政策、海上安全体系和机制,以及国家海上安全的 理论机制和特点规律等,其最重要的理论范畴是海上安全战略。国家海上安全问题涉及国际 政治、国际关系、国际法、军事战略、海军战略以及思想文化,边缘性和综合性特别强。

第三,论著提出了“国家海上安全”基本理论体系,国家海上安全的内容包括海上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和公共安全等多个 方面。国家海上安全受到地缘、综合国力、文化传统等诸因素的影响。国家海上安全观是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的哲学基础和思想理论基础。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的研究,是国家海上安全理论研究最重要的内容,也是这一理论的 生命力和现实意义所在。国家海上安全战略是国家对海上方向安全事务的总体筹划和指导, 也是国家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以及科技等领域在海上方向安全构想的总和。国家海上安 全政策是海上安全战略的细化,包括军事政策、政治安全政策及对外政策、经济和科技安全 政策等。

国家海上安全体系是国家海上安全的保障,包括决策机制、组织体系、国家力量体系和法规 体系等内容。

“海权”:世界海洋强国不变铁律

《国家海上安全》中编对既具有典型意义,又与中国具有密切地缘关系的美、英、俄、日、 印、澳、东盟 等国(集团)海上安全理论和实践的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按国别作出了深入而透彻的梳 理与分析,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兼具视野的开阔性。这对于制定中国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完 善中国国家海上安全理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这些国家的海上安全理论与实践可分为全球型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在全球范围维护海上方向 国家国家利益,如美国、苏联、昔日大英帝国)、次全球型国家海上安全战略 、地区型国家海上安全战略 、区域型国家海上安全战略等类型。其中影响最大、阐述最为透彻的莫 过于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的“海权”论和苏联海军司令戈尔什科夫的“国家海上威力说”。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汉在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等一系列名著中,从海 洋与国家兴衰的角度,率先提出并深刻阐明了“海权” 这一概念及其深刻内涵。他认为, “海洋使其本身成为最重要和最惹人注目的是其可以充分利用的海上航线”。利用海洋的便 利扩大海外贸易,寻求海外市场、输出商品,输入生产原料和进行殖民掠夺,国家才能走向 繁荣富强。

马汉从中提炼出“海权”这一核心概念。它不仅“包括用武力控制海洋或其任何一部分的海 上军事力量的发展,而且还包括一支军事舰队源于和赖以存在的平时贸易和海运的发展”。 马汉认为,海权起源于商业贸易这一国家利益需求,确保商业贸易需要在海洋上拥有“制海 权(海上支配性力量)”来保护航运和占领殖民地,“而这样的支配力量只能产生于海军” 。马汉的理论逻辑是:发展海上力量(海军)获得海权――控制海洋(最重要是海上要道 )――控制世界贸易――获得世界财富――获得世界霸权。

20世纪70年代,戈尔什科夫在其《国家海上威力》一书中指出,海洋本身的重大价值必将使 海洋成为各个国家争夺的主要对象。他认为海洋作为连通世界各地的媒介和海上贸易航线, 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海洋的重大价值还在于其本身蕴藏着的极为丰富的生物、化学、 矿物资源以及巨大的潜在能源,这对于面临着世界人口危机和资源危机的人类有着非同寻常 的意义,它将直接影响一国未来的生存与发展。

戈尔什科夫认为,“国家海上威力”是合理结合起来的,保障对世界大洋进行科学、经济开 发和保卫国家利益的各种物质手段的总和。它实质上就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最有效地利用 世界大洋的能力。国家海上威力包括:运输船队和捕鱼船队的现状及它们保障国家需求的能 力,国家造船工业的现状和能力,与保障本国利益相适应的海军。特别是由于一国开发和利 用海洋必须掌握有关地球水域的详尽而全面的知识,一国的海上威力还应包括国家研究(考 察)海洋和开发海洋资源的能力。而海军在保障国家海上安全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第一,从海上 威力的构成来看,在存在着相互敌对的社会体系的情况下,海军一向都居于首位。第二,从 武装力量的各个部分来看,海洋方向斗争的作用大为增长,并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成为主要 方向,海军甚至能以海上突击改变各个大陆战场武装斗争的进程和影响其结局。第三,和平 时期“在各军种中,惟海军能最有效地保障国家在海外的利益”。第四,国土毗连海洋的国 家,在巩固国家的独立以及发展经济和文化中,海军一贯起着重大作用。强大的海军是促使 一些国家成为强国的诸因素之一,而且历史证明,没有海军的国家是不可能长期占据强国地 位的。

《国家海上安全》中编详细介绍的各国国家海上安全理论与实践,无不体现出“海权”论和 “国家海上威力观”所贯彻的一条“铁律”: 无论在海洋主要只是作为贸易通道的时代, 还是海洋本身所拥有的资源日益成为各国主要争夺对象的今天,以可靠的海上力量获得与国 家生存与发展利益相称的海洋控制权,确保国家对于其海上生命线的控制权,都是关系到濒 海国家兴衰存亡在的一大关键因素。

中国特色“国家海上安全”理论体系

《国家海上安全》下编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当代中国国家海上安全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 既有与其他国家海上安全理论相同的共性内容,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该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是对中国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的思考。著者立足中国国家海上利 益的拓展,把握国家海上安全的战略需求,采取现实研究与前瞻性研究相结合的办法,以详 尽而具有说服力的权威数据为支撑,对中国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的应有之义及特色进行 了有针对性的透彻总结、阐发和思考,并就中国国家海上安全体系的完善尤其是海军的建设 提出了原则性建议,对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和政策的运筹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就基础理论构成而言,当代中国国家海上安全理论体系既凝聚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之精髓 ,也借鉴了当代国际政治理论和安全理论的“合理内核”,并以相关国际法和国内法为法学 基础。

中国国家海上安全着眼于中国国家利益及其对海上安全的需求,其基本含义包括国家领土完 整和安全、海洋权益维护、海上贸易通道的安全畅通以及海上经略活动的安全。

中国国家海上安全环境是研究制定国家海上安全战略的客观条件。目前中国在海上基本摆脱 了生存安全的威胁,但从长远发展看仍然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海上地缘战略环境复杂、周 边海上安全态势严峻、影响中国海上安全的大国因素众多。

中国国家海上安全战略因应中国和平发展、海上利益外向拓展的需要而产生,既具有外向性 拓展性、综合性、合作性的新特点,又具有本质的和平性、防御性及内敛性等传统特征。它 建立在“互利、互信、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基础之上,其基本战略目标是最大限 度地确保国家的战略机遇期,确保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确保在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这一基本战略目标具体化为相应的海上经济安全目标、海上政治安全目标、海上军 事安全目标。

鉴于国家海上安全的重点已经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以海为防,确保本土安全”,向全球经 济一体化条件下的“以海为径,有效维护国家利益”的方向转移,国家海上安全的实现自然 必须依赖国家海上综合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力量是海军。中国海军将随着国家利益的拓展, 逐步实现现代化,逐渐从近海走向远洋。中国海军的发展将基于和平目的,坚持防御性,加 强合作性,永远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海上力量。

呼唤中国特色强大“海权”

在《国家海上安全》一书的最后,著者在辩证审视中国与西方国家海上安全理论思维传统、 全面审视中国特色海权理论尤其是近几年来在中国有影响的“海权派”和“陆权派”观点以 及“海陆和合论”[2]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发表了鲜明见解:中国发展强大“海 权”不是一 个简单的主观因素,而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选项,是历史的选择,同时指出中国“海 权”理论将具有区别于西方的鲜明中国特色。

中国海权的性质是一个最根本性的问题。著者清醒地认识到马汉“海权”论在现代的局限性 ,指出中国不可能重蹈其覆辙。这种局限性无疑是不容回避的:①时代不同,在和平和发展 成为时代主流的今天,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使任何国家都不愿意也不可能动辄使用武力,国 家海上安全依靠战争和霸权的时代条件不再;②科技基础不同,包括太空争夺、电磁空间争 夺在内的综合集成作战已经主导了军事战略的决策,海权至上的技术基础不再;③文化传统 不同,中国兵学传统理论范式具有东方“和合”、“和谐”以及和平、防御的基本特征;④ 国家性质的不同,决定了中国海权发展的前提是“四个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新安全观”和构建“和谐”世界思想的指导下对海权这一文明成果进行“扬弃”。

著者同时辩证地强调必须反思历史上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海洋观和兵学传统中保守、消极的 一面,恰如其分地强调发展海权是中国国家战略的重大选项,一个历史的选择:海上通道和 海洋资源已经是国家可持续发展须臾不可离开的战略性空间,这决定了海权对于中国民族伟 大复兴的历史性影响;中国国家利益的海上拓展与中国崛起进程同步,要求现代化海军提供 海上安全保障,实施必要的、有限的海洋控制,要求发展一支与履行新历史愈合相适应、与 我们大国地位相适应的强大的海军。

著者最后科学地概括出中国发展海权所必须具有的鲜明中国特色:其一,必须与中国和平发 展、构建和谐世界的国家战略和对外战略高度一致;其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 值,以消灭剥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将中国国家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辩证统一起来 ;其三,它强调优先发展海洋经济和海上经济力量,发展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其四 ,它主张综合安全和合作安全,积极发展与濒海国家及海上通道国家的安全合作,综合运用 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科技、文化等多种手段,实现国家海上安全;其五,它体现积极 防御的国防政策,以保障国家海上安全和国家经济利益为基本目标,强调对海上军事力量和 准军事力量的有限运用,尤其是强调发展和平时期海上军事力量非战争运用方式,包括作为 国家政治外交的工具,这必将是中国未来海上安全理论的重要内容,也必将是中国特色海权 运用的特色和亮点所在。

总之,著者强调中国发展控制和管理海洋的能力,不仅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是为了维护 世界和平,这是中国特色海权区别于一般海权的关键所在。

结语

作为一部着眼于创立国家海上安全理论体系、从国家最高战略角度思考中国国家海上安全这 一重大命题的专著,《国家海上安全》的视野无疑是开阔的,其框架也是宏大的。可能也正 是因为这一点,对于如何依据现实需要的轻重缓急实现国家海上经济战略目标、海上政治 战略目标、海上军事战略目标之间的协调,如何将这些目标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如何实现 国家海上力量按照战略目标各部分协调发展等等问题,还留待进一步思考。

但最重要的是,《国家海上安全》深入探讨的中国国家海上战略、中国特色海权理论问题, 值得国家决策者和国民的关切与深思。对于这一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命运的极其重大命题, 历史要求我们这个时代必须作出圆满回答。

注释:

第2篇:海洋安全论文范文

一、海洋意识定义的研究

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海洋意识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定义。在国外,只有M. Kuijper 曾提及过海洋意识对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并没有界定海洋意识的概念。对海洋意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本文通过阅读CNKI 中影响力较大200 多篇文献,整理出有关海洋意识的数十条定义。这些定义虽然从表面上看显得分散且毫无关联,其实存在着一定的前后相继关系。依据不同流派的根本特点,将这些定义归纳为海权说、人海关系说和实践-认识说三大类。

1. 海权说

这一流派的学术观点源自马汉的《海权论》,其根本观点是将海洋意识视为一种新时期下国民应具备的海洋战略思想,是对海洋领土主权的关注意识,代表人物是马汉。马汉(1890)认为,一个国家想要真正面向海洋、走向海洋,其国民必须要有强烈的海洋意识。这种意识包括对海洋的热爱、了解,同时也包括对海洋的渴望和征服。此后,有一大批学者从这个角度界定海洋意识。比如,史英(1989)认为,海洋观是人们对海洋与国家民族根本利益之间的关系的总看法。李德潮(1997)认为,海洋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在海洋问题上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体现。孙志辉(2008)认为,海洋意识是人类对海洋战略价值和作用的反映和认识;冯梁(2009) 认为,21 世纪中华民族海洋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指21 世纪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对海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现实,特别是未来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系统的理性认识。它是中华民族对海洋在建设海洋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推进全人类海洋事业中地位作用的心理倾向和基本认知;何立居(2009) 认为,海洋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是国家在海洋问题上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在它的内涵里,既包括国家现实的海洋利益,又包括国家长远的海洋利益,既包括海洋经济利益,又包括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军事利益。海洋观包括以下几方面:海洋国土观,海洋资源观,海洋权益观,海洋防卫观。总的来看,海权说将海洋意识与海权意识、海洋领土意识等同起来研究,反映出今年来随着我国海洋国土安全问题的日益凸显,学者对海洋领土安全问题的重视。

2. 人海关系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考察了人类与海洋的关系,认为海洋意识是在人与海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自觉意识。比如,何兆雄(1998)认为,海洋意识指人类在与海洋构成的生态环境中,对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采取的方法及途径的认识总和;郭渊(2009) 从心理学的视角对海洋意识进行分析,认为海洋意识是指人类在与海洋构成的生存环境中,对本身的生存和发展所采取的方法及途径的认知总和。赵宗金(2011)认为,海洋意识是人们对人海关系的自觉意识,是人在社会活动中涉海行为的自我反映;陈艳红(2010)认为海洋意识也叫海洋观,是人们对海洋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指人类在与海洋构成的生态环境中,对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采取的方法及途径的认识总和;陈冀斌(2012) 海洋意识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通过实践活动认识和把握海洋、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总和,海洋意识具体就表现为人们对海洋的认识、观念、思想和心态等方面及由此而产生的生产生活方式,海洋意识的本质是一种精神活动。总的来看,人海关系说从海洋社会学的视角研究了海洋意识的生成过程,由于人海关系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基本概念尚不清晰,因此从人海关系角度来定义和理解海洋意识显得有些晦涩。

3. 实践-认识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海洋意识视为对海洋及人类涉海实践的总和的反映,是一种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基础之上的对海洋的性质、作用、地位、功能等的综合认识。比如,陈小燕(2003) 认为海洋意识是人们对海洋与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作用、地位及重要性的总体认识或反映;唐复全等(2004)认为海洋意识是人们关于海洋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理性认识;饶咬成(2005) 认为海洋的客观存在,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使人们产生关于海洋的认识,这种认识,被称为海洋意识;李文睿(2007)认为,海洋意识也叫海洋观,是人们对海洋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指人类在与海洋构成的生态环境中,对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采取的方法及途径的认识总和; 贺义雄(2011)海洋意识是人类对海洋的自然规律、战略价值的反映和认识。从历史的角度看濒海国家、民族海洋意识的强弱直接关系和影响着国家总体政策的形成。总的来看,实践-认识说是一种建立在人类开发和利用海洋之基础上的对海洋的全面认识,其包含的范围很广,但缺点是缺乏学科视角和理论特色。

三类流派从不同的角度界定了海洋意识,丰富了海洋意识内涵,并且在流派内部形成了一定的积累,为今后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做了铺垫。但也存在着一个重大不足,即没有对海洋意识进行科学的学科定位。本文认为,海洋意识作为人类的一种意识类型,从学科归属上讲,应属于专门研究意识的认知心理学范畴,故应当从认知心理学研究意识的视角对海洋意识下定义;或者,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研究态度的视角将海洋意识视为人们对海洋的一种认知。为了更好地对海洋意识进行操作化,本文依据态度ABC 理论将海洋意识定义为人类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方面对海洋的观念总和,它形成于人们对海洋的认识和互动过程中,并进一步将其被操作化为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三个维度,这种划分方法更有利于今后海洋意识的调查研究。

二、海洋意识类型及其指标体系研究

学界除了探讨海洋意识的定义之外,还在海洋意识的类型和指标体系上进行了较广泛的研究。所谓海洋意识类型,是指海洋意识所包括的具体形式,比如海洋领土意识、海洋环境意识、海洋文化意识等,它们是政府部门、学者、媒体等基于我国海洋发展的现实需要而提出来的,是广大民众所应当具备的海洋意识;所谓海洋意识指标体系,是指在海洋意识类型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标准化的测量工具,用以编制海洋意识调查问卷,以测量国民海洋意识强弱程度及存在的问题。

1. 海洋意识类型的研究回顾

在国外,尚未有学者对海洋意识进行类型上的划分,美国珊瑚礁基金协会(2002)、美国科学促进会(2003)和Brent S. Steel(2005)等也只是针对其中之一的海洋生态意识进行过调查研究。但是在国内,已经有十余位学者先后划分了海洋意识类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陆水明、陈艳红和王华的研究,他们分别从维护海洋权益的角度、发扬海洋文化的角度、海洋经济发展的角度对海洋意识进行了类型上的划分,分别划分出若干个子类型。陆水明等(2005) 认为海洋意识主要包括海洋国土、海洋资源、海洋竞争、海洋安全等方面意识,他引用古希腊海洋学家狄米斯托克利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的观点,从海洋权益的角度提出我国应该重点增强海洋权益意识,加强海洋建设;陈艳红(2010)认为海洋意识在内容上包括海洋国土意识、海洋资源意识、海洋环境意识、海洋权益意识和国家安全意识等,并从海洋文化的角度,将海洋意识看做是一种深层次的海洋文化,是海洋文化的灵魂。王华(2009)认为海洋意识包括海洋历史文化意识、海洋生态资源意识、海洋开放融入意识、海洋战略安全意识等。他引用未来学家托夫勒的在世界文明发展的第三个浪潮中,向海洋进军是一个新的制高点的观点,从海洋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着重强调了海洋开发的重要性。这三种划分方法较能反映出学界主流的海洋意识类型,除此之外,温广宇、牟方君、何兆雄、吴青林、郭渊等十余人也对此做过划分,他们在划分方法上的差异并不大,都是结合海洋发展的现实需要,从战略、权益、资源、文化、经济、环境等方面对海洋意识进行直观的划分。

学者们对这些海洋意识类型的称谓不尽相同,在涵盖面、数量上也存在较大差异,由此产生了许多争议,甚至是误解,这也是本文认为值得专门讨论的地方。本文将目前学界对海洋意识的分类归入政治、经济、法制、文化、生态、安全六个方面,每一个方面都包含了诸多不同称谓,它们之间在含义上的差别不大。综合来看,海洋政治方面包括海洋国土与权利意识、国家安全意识、海洋国土意识、海洋权益意识、海洋权益安全意识、海洋主权意识、海洋政治意识、海洋国防意识、海洋国土意识、海洋主权意识等不同称谓;海洋经济方面包括海洋财富意识、海洋资源意识、海洋价值意识、海洋开发意识、海洋经济与产业意识、海洋经济意识等称谓;海洋法律意识方面包括海洋法权意识、海洋权益意识、海洋法律法规意识等;海洋文化方面包括海洋历史文化意识、海洋文化意识、海洋价值与伦理意识等称谓;海洋生态方面包括海洋生态意识、海洋环境意识、海洋健康意识、海洋生态资源意识、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意识等称谓;海洋安全方面包括海洋防灾意识、海洋减灾意识、海洋危机意识、海洋安全意识等称谓。除此之外,还有学者提出了海洋开放与融入意识、海洋竞争意识、海洋创新意识、海洋发展意识等,影响并不大。总的说来,这六大方面基本涵盖了学界目前对海洋意识的认识,这种在同一类意识上出现多种称谓的情况表明我国学者在海洋意识类型表述上还存在许多分歧。

2. 海洋意识指标体系的研究回顾

目前,国内外有关海洋意识指标系的研究十分匮乏。国外尚未看到有人设计过海洋意识指标体系。在国内,李珊等(2010) 在分析了大连716油管爆炸事件网民意见的基础上,结合已有研究成果,首次构建出一套海洋意识指标体系。这套海洋意识体系应包括海洋国土与权力意识、海洋经济与产业意识、海洋资源与环境意识、海洋法律法规意识、海洋资源与伦理意识五个类型,他们将其归纳称作主观人海关系意识另外,该体系还包括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四个宏观层面的意识构建领域。他们认为,左侧五个海洋意识类型和右侧四个宏观层面共同构成海洋意识,而海洋意识体系的构建过程就是指在这四个层面中不断渗透正确科学的海洋意识的过程。赵宗金等(2012) 在充分分析、整合前人海洋意识类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海洋意识体系。他们认为海洋意识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是多层次、全方位对人与海洋关系反映的内容体系,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他们将海洋意识划分为权益、安全、开发、战略、保护、教育和参与七个类型,七个海洋意识类型之间是彼此并列的关系,除海洋战略意识之外的其他六个意识类型又都包含若干个子类型,各个子类型都有相对应的概念界定。子类型之间也是彼此并列的关系,相互之间各有所指、统一于海洋意识指标体系之中。

三、海洋意识现状调查研究

1. 国内调查研究成果

中国青年报在1998 年进行过中国青年蓝色国土意识调查,结果显示,2 /3 以上的被调查者认为我国的国土面积为960 万平方公里,完全忽视了我国300 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共青团中央曾在上海大学生中做过一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90% 以上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的版图只有960 多万平方千米的陆域国土,有的大学生干脆认为争执海岛主权没有意义。王新刚等(2012)采用问卷、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以大学生海洋意识状况、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状况和大学生对我国海洋政策的认识等三个方面为调查内容,对图2 海洋意识的分类体系河北三所大学理科、工科、农科、文科、艺术和体育等学科的共1500 名本、专科学生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海洋意识较薄弱,高校应加强海洋意识教育。这些调查结果引起了学界和媒体的极大关注,尽管有些调查在被访问人群的代表性、问卷的信度效度以及年限等方面存在不足,但其数据仍被政府官员、媒体和学者广泛引用。国内影响最大、最具解释力的调查,是海洋出版社与深圳互通调查机构、中国民意调查网于2010 年和2011 年,在河海大学社会学系老师的指导下,运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在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的18 个城市分别进行的两次科学、系统的抽样调查,其2011 年度的调查人数超过了5000 人。经过两年的调查,最终结果表明:第一,国民对海洋的了解比较单一、浅薄;第二,海洋知识较欠缺;第三,对海洋所发挥的作用认识得较浅薄,认为海洋与生活关系不大;第四,环境意识出现背离第五,海洋经济意识较强;第六,海洋维权意识有所提高在区域特征上,内陆的海洋意识高于沿海;第七,自我评价过高;第八,在获取海洋知识的途径方面,新闻传播是主渠道;第九,支持海洋知识教育进课堂。

2. 国外调查研究成果

美国珊瑚礁基金协会(2002)通过非概率抽样调查发现,尽管人们普遍关注珊瑚礁的生态威胁问题,但却对珊瑚礁的生态常识知之甚少;美国科学促进会(2003) 也通过非概率抽样调查发现,尽管人们普遍关心沿海地区的生态健康问题,但却只有31% 的人真正意识到自身行为对其的影响;Steel 等(2005) 发现,人们对沿海环境状况的关注要明显高于他们所知道的沿海环境政策知识,这不利于他们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海洋环境污染事件。Ballantyne 等在南非一个海滨小镇里做过一项海洋知识调查,调查对象是镇上三所小学的54 名学生,涉及的问题包括水为何会流入大海、大海是如何产生的以及海水为什么是咸的等数十个问题,其研究结果表明,受谣言等不良因素的影响,被调查者对海洋存在许多误解,政府应该建立更多的海洋科普基地,让民众切身认识海洋。

就美国而言,在公众海洋意识调查方面最具解释力、影响力的是Brent S. Steel 等人的研究。Brent S. Steel 等人通过电话访问的方式对美国48个州的家庭进行了科学规范的随机抽样调查,被访者人数为1233 人,调查的内容是海洋知识。调查发现:大众对海洋知识普遍缺乏了解;沿海居民比内陆居民知道更多的海洋知识;大众对海洋重要专业术语普遍缺乏了解;电视和电台对传播海洋知识产生了消极影响,而报纸和媒体则产生积极影响。这一调查结论与我国海洋出版社2011 年的调查结果基本相同,都反映出国民的海洋知识较欠缺,对海洋的了解较浅薄。但也存在一些差异,表现在:第一,不同于美国,我国内陆居民的海洋经济意识水平高于沿海居民;第二,我国民众获得海洋信息的主要渠道是新闻传播,但并未得出新闻传播产生了负面性影响的结论。

四、中国海洋意识宣传、教育工作情况的研究

在目前有关海洋意识的学术成果中,有大量关于我国海洋意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的研究。学者们认为,我国在海洋意识教育中普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第一,主管部门对海洋意识的宣传教育工作不够重视,突出表现在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对中小学生及社会大众在海洋政策与法制的认知、海洋国土和主权意识的培养等方面的缺失;第二,师资队伍的数量和质量不够理想,尤其缺乏高素质教师;第三,我国的海洋意识教育工作几乎都集中于学校,阻隔了广大社会群众接受教育,全民普及程度不够高;第四,教育方式过于单一,海洋意识教材和读本数量太少,教学比重太低。鉴于此,学者们纷纷提出解决对策,包括:第一,各级相关主管单位,尤其是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非盈利文化机构,要重视海洋宣传工作;第二,加强海洋意识理论建设、法制建设、管理能力建设,使得海洋意识教育科学化、制度化,形成学习氛围,长久保持;第三,采取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鼓励人们自主参与学习;第四,多建设海洋大学、海洋学科和海洋意识科普中心。

实际上,我国曾在国民海洋意识宣传教育上取得过许多成果,这些成果往往为人忽视。概括起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音像书籍出版方面。1998 年,浙江省定海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中小学海洋教育实践与研究》课题组,出版了《海洋知识读本》《中小学海洋教育教材》《中小学海洋教育理论文集》《中小学海洋教育》等研究专集;2008 年,青岛市教育局为迎接奥运会,专门出资为全市中小学校的图书馆购买了《海洋小百科》全书,掀起了学习海洋知识、普及海洋文化的教育活动;2011年,国家海洋局、海军政治部、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走向海洋》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2013 年,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心召开了中小学海洋意识教育系列教材编写研讨会,其内容包括海洋科学、海洋资源、海洋生物、海洋地理、海洋开发、海洋政治、海洋经济、海洋防务、海洋文化九个方面,标志着我国首套中小学海洋意识教育系列教材编写工作正式启动。

第二,在科研教学活动方面。1998 年,浙江省舟山市虾峙镇中心小学开展了小学海洋教育课程研究课题,初步构建了以海洋教育活动课为主、实践课程和环境课程为辅的小学海洋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成为浙江省学校课程改革中最引人注目、最活跃的模块;1998 年,浙江省定海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中小学海洋教育实践与研究》课题组花了6 年时间完成了更具操作性的综合性海洋教育课题;我国已初步形成了海洋专业教育、海洋职业教育、公众海洋知识教育体系。[35]目前,国内有37 所高等院校、29 所中等学校开设了涉海专业,在涉海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共有20 多个培训点。我国常年利用新闻媒体对青少年进行海洋知识教育,并在沿海地区公众中开展利用海洋和保护海洋环境的常识教育,在中国召开的各种海洋会议上发表了不同主题的《海洋宣言》。

第三,在社会活动方面。2005 年,全球29 个海洋城市在国际海洋城市论坛中发表了《厦门宣言》,号召共同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2006 年,中国海洋论坛通过了有关海陆统筹与可持续发展的《象山宣言》;2008 年,世界19 所海洋高等学校签署了《舟山宣言》,宣示了发展海洋教育、创新海洋科技的行动方向;2009 年,《中国航海日大连宣言》将文化建设列为海洋行为的首位,主张发展海洋文化,增强海洋意识。2013 年1 月,我们的海洋首届海洋中国新年音乐会在北京、天津、厦门、上海进行巡演,以建设海洋强国为主题的2013 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庆祝大会在辽宁省举行。

除此之外,据《中国海洋报》报道,我国目前已建立22 个海洋意识教育基地。这些由政府和教育科研机构牵头的项目对提升国民海洋意识的作用无可替代。遗憾的是,由于宣传工作的不到位,这些已有的成果没有被大众触及,也没有引起海洋文化专家、海洋意识研究人员的重视,造成了学术研究上的遗漏。

五、评价与展望

1. 海洋意识研究的成果评价

综观前人的研究,他们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表现出明显的特征。首先,在研究视角上体现了政治思维和学术思维的结合。国民的海洋意识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和海洋强国的建设进程。新时期下,随着党和国家对海洋建设和海洋发展战略的重视,学界也开始对国民海洋意识发展状况及其解决对策展开大量研究;其次,在研究内容上,焦点较为集中。主要包括海洋意识的定义、类型及其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海洋意识实证调查、国民海洋意识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再次,在研究方法上体现了经验和实证的结合。对海洋意识的定义、类型及其指标体系的研究主要以经验研究为主,而对国民海洋意识现状的研究主要是以问卷调查、个案访谈为主,对我国海洋意识教育及宣传工作的研究主要是以文献研究为主。

(1) 在海洋意识类型研究方面。通过分析、比较目前已经提出的海洋意识类型,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很少有人为这些类型( 即一级指标)分别下定义,更没有人做到继续往下发展指标。第二,一级指标间的重合。比如吴青林(2010)在海洋安全意识上犯的重合错误。他认为海洋意识包含七个方面,分别是海洋国土意识、海洋主权意识、海洋资源意识、海洋强国意识、海洋安全意识、海洋通道意识、海洋生态意识。其中,海洋安全意识又包含四方面:二是我国海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遭到严重侵犯;三是国家外向性经济发展面临着可能发生的威胁与挑战,尤其是海上通道安全问题日益凸显。这些表述,与他同时提出的海洋主权意识、海洋通道意识产生了明显的重叠。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部分学者对海洋经济意识、海洋发展意识等的表述上。

(2)在海洋意识指标体系研究方面。李珊等(2010)构建的体系基本涵盖了海洋意识的类型,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意义,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具体表现在:第一,只有体系,缺少具体指标;第二,最大的问题在于很难处理左、右两个维度之间的关系,这将直接影响指标体系的清晰度和解释范围。赵宗金(2011)等在指标的涵盖范围上较之李珊等人的研究有了十分明显的进步,它几乎容纳了目前所有可取的类型。但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具体表现在:第一,部分一级指标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平行的,存在彼此重合的问题;第二,很多二级指标在表述上存在模糊不清、相互指涉的现象。不过,李珊、赵宗金等人的研究体现了学界对海洋意识进行实证研究的趋势,他们的研究为今后建立更加科学、规范的海洋意识指标体系提供了参考。

(3)在海洋意识调查研究方面。前人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国民海洋意识状况的一手资料,在研究方法、问卷设计等方面给予后人许多启示,但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没有对海洋意识进行清晰、科学的定义;第二,既然无法合理地定义海洋意识,那就不能准确地知道海洋意识的内涵及主要类型(一级指标),因此也就不可能对海洋意识进行科学的操作化,其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将受到影响。

(4)在学者对海洋意识宣传教育工作研究的评价方面。前人的研究指出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也提出了解决措施,但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第一,在前人的引用资料中,被提及最多的一项调查是1998 年中国青年报进行的中国青年蓝色国土意识调查,[36]这一调查所得出的结果被十余位学者争相引用,作为判断国民海洋意识高低的重要凭据,而不顾及其抽样代表性较低、指标较为单一、年代较为久远等缺陷;第二,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被指责最多的是政府宣传工作不到位、教育部门的成果不明显、出版单位很少出版海洋意识读本和教材。而事实上,我国从1998 年开始就陆续出版了一系列海洋科普读物和音像产品,举办过许多海洋会议、海洋活动,这些都为学者、媒体所忽视。

2. 海洋意识研究的未来展望

(1)确立恰当的界定海洋意识的学科方向。

海洋意识作为一种人们对于海洋及其组成部分的在人的头脑中的主观反映,从学科归属问题上讲,应该属于专门研究意识的认知心理学,或研究态度的社会心理学。索尔所(2008 ) 认为:意识(consciousness)是对环境和认知事件诸如世界的形象、声音,以及人的记忆、思想、情绪和本体感觉的觉察。[37]尽管心理学界对意识的界定尚未统一,但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意识所包含的范围是很比较模糊、宽泛的。海洋意识作为人们对海洋的一种觉知,属于人类意识的一部分。第二,意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认知成分,除此之外它还包含了情绪、情感因素,因此,海洋意识也应该包含人们对海洋的情感以及人们对海洋的认知。

(2)海洋意识指标体系的建构方法来自环境意识指标体系的启示。

第3篇:海洋安全论文范文

关键词 越南 海洋安全战略 内涵 宗旨 对策思考

越南海洋安全战略构想的提出

战略构想,简言之,即对未来谋略的一种构思与设想,是未来的想定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 而可能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经武之略,在于贵谋”,即相互之间的角力不仅仅是力量的竞 赛,更是智谋的较量。罗炜.战略构想,2005:前言部分]越南的海洋安全战 略构想是在未来对南海海域的海上安全提出某种设 想和相应的谋划。在21世纪之前,越南对海洋安全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对我南沙海岛的侵占实 践为主,尚未形成一种属于战略构想层面的概念。

那么,越南的海洋安全战略构想形成的标志到底是什么?这在国内学界并无一个完全一致的 认定,这是因为越南政府曾先后出台过多项与海洋发展以及海洋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文 件和规定,从而造成了界定上的困难。但作者认为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2007年1月在越 共十届四中全会上所通过的《至2020年越南海洋战略》[注:越南语的全称为:Chien lu oc Bien den nam [STBX]2020[STBZ].]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越南政府第一次十分明确地将海洋经济发 展与海洋安全问题提升到国家战略的层面,且在词语的表述中运用了越南语“chien luocBien”(海洋战略)的概念,而“chien luoc Bien”的词意则恰恰涵盖了“海洋发展”与 “海洋安全”(或“海上安全”)两个战略层面,因而它是一种广义上的海洋战略。该 报告的引言明确提出,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谁控制了海洋就占有先机。

当然,越南的海洋发展与安全战略由形成走向成熟并非于一朝一夕间完成。事实上,在这个 提案提交到越共十届四会表决之前,越共中央进行了许多先期的理论准备,出台了一系列与 海洋安全有关的方针政策[注: 于向东.越南全面海洋战略.当代亚太,2008(2)]。2003 年4月,越南国防部制订了《越南2010年前的军事战略》,评估了越南当前的战争实力与潜 力,重新确立了新形势下的军事战略方针,其中重点提及了应对海上武装冲突的方法。2003 年底,越南“九大”八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的保卫社会主义越南战略”的决议,重 点依旧放在海上。同年12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又通过了一个“南方战略计划”,谋划确保海 上的安全性。在此基础上,越共中央办公厅于2004年1月15日编发了一份《越南在黄沙 群岛和长沙群岛》[注:越南分别将我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称之为“长沙群岛”、“ 黄沙群岛”。]的密级专题报告,提出了“巩固、维护及进一步扩大在海上的 政策主张”,供中央领导干部进行学习掌握。

2005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理论研究委员会主席、越共十大文件起草小组组长阮富 仲[注:阮富仲于2011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一大”上当选新一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在越南《共产主义》杂志上撰文强调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石油天然气、造船业、港 口、航海、海产、旅游),尽早将我国在东南亚地区变成一个海上强国,同时将此与国防、 安全与国际合作紧密结合起来” [注:[越]阮富仲.呈交越共十大的报告草案之基本内容.[越]共产主义杂志,2005(8) ]。

2006年4月18日,越共“十大”召开,时任越共总书记的农德孟在代表越共九届中央委员会 发表报告提到海洋问题时,特别强调“建设、实现全面而有重心、有重点的海洋发展战略, 先期发展有利可图的海洋产业,以尽早将我国建设成为本地区的海上经济强国,并与保卫国 防紧密相连”。这一报告中还提到了发展海港、海上运输、开采与加工海上油气资源、发展 海洋旅游,并先行发展一批有潜力有条件的沿海区域及海岛。[注:越南共产党.第十届 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国家政治出版社,2006:93]与此同时,越南政府又制定 了“新全民国防军事战略”,该战略奉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求军队建设必须服从 和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把“保卫海洋领土和海洋资源”作为新军事战略的重心。至此, 有关越南海洋安全战略构想的轮廓逐步清晰起来。

作者将上述文件中的内容与《至2020年越南海洋战略》中涉及到海洋安全的部分归纳为“越 南海洋安全战略构想”,或称之为“海上安全战略构想”。

越南海洋安全战略构想的内涵与目标

在涉及到海洋安全的内容方面,越共纲领性文件《至2020年越南海洋战略》中明确提到“对 海洋经济发展的指导必须与保卫海上国家安全、国家密切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文件,它对政府及军方确保海洋安全战略构想的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随后 ,越南政府及军方又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保卫其海洋、应对南海争端的重要文件、政策, 提高海上实力,这些均可以看作是越南为海洋安全而实施的主要举措,也是该战略的核心内 容组成部分。

1战略定位与核心内涵

(1)战略定位。 根据越南军方于20世纪末所制订的一系列军事战略来判断,越南政府及军方确定的保卫海洋 的战略设想是:利用现有资源以及已经初步打造的海上软实力和硬实力,立足于海上的防御 及防御体系的逐步形成,形成海上“积极防御”态势,以应对来自于海上的敌对势力,确保 海洋安全。因此,“积极而主动的防御”(海上积极防御)是越南海洋安全战略构想的战略 定位。 “积极防御”又称主动防御,其精髓在于“以小敌大”、“以弱敌强”,[注:李德义.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历史发展与思考.军事历史,2002(4)]这曾是中国革命 的一大特点,如今被越南成功借鉴。 越南军方意识到,重视海上力量建设,不仅关系到国防 的巩固和领海、领土的完整,而且也关系到国家经济,特别是海洋经济的稳固发展。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 是由越南独特的地缘特点所决定的。越南有一半领土沿海、濒临海洋,地形结构南北狭长 ,呈一个“S”形状,其中南北共长约1600千米,东西宽约600千米,最窄处仅48千米,陆地 距离海岸最远处不超过500千米。这样的地理地貌特点决定了其国土战略纵深极浅。站在地 缘战略的角度来看,一旦爆发战争极易被对方拦腰截断,分成几块而分而占之,陷入被动挨 打的状态之中。因此,越南在陆地国土的安全防御上缺乏一定纵深的有效保护。相比之下, 在沿海的海岸线过长,保卫领土安全的难度很大的不利情况下,如果能够在南海侵占尽量多 的岛礁,将防御重心前移,以“积极防御”的态势把重心放在沿海地区的近海岛礁上,就可 以在海洋上形成第一道防线,并以海岛作为天然的屏障,实现“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梦 想 。《海防安全论》一书的作者王传友认为,“作为沿海国家而言,自从有了外来侵略,国家 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于海上,沿海地区处在反对侵略的最前线”[注:王传友.海防安 全论.海军出版社,2007:133]。越南自认为共拥有3000 多大小岛屿,多数集中分布于北部湾,因此一旦充分利用,再加上海上军力的提升,将会构 成一个巨大的天然屏障,形成海上防线,能够大大拓展自己的国土防御纵深。

进入21世纪之后,海洋的地位与作用日渐重要,它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动脉和纽带。在陆地、 海洋、空中三大交通体系中,海上交通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通道。在当今世界,国际贸易量 的95%是由海上运输来承担的。[注:王全友.海防安全论.海军出版社,2007:138]海上运输线被誉为国际贸易的“蓝色动脉”。随着全球性 能源危机的加剧,南海的战略地位不断凸显。在这一背景下,在越共“九大”召开以后,根 据新时期“积极防御”和“全民国防”的军事战略思想,越南军方改变过去战略部署上的“北重 南大中间轻”的态势,提出了“陆缩海进”新的军事发展战略,[注:陈继章.越南研究 .军事谊文出版社,2003:218]这成为越南海洋安全战略构 想中的指导性原则。随着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打响,越南立足未来信息化战争的特点 ,又调整并丰富了“积极防御”的内涵。与过去相比,更加强调并注重海上战场的战略价值, 提出依靠海上防御纵深来缓和陆地防御纵深较浅的新安全思想。近年来,越南积极贯彻质量 建军方针,把海空军作为优先发展的军种,通过“向海洋要纵深、将防线往前移”的做法, 加速海空军两大军种以及大型军港的建设。

2009年12月,越南发表《越南国防政策》白皮书,再一次肯定了其“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 以及“积极防御”思想指导下的海洋安全战略构想。白皮书称,“越南一贯奉行和平和自卫 性国防政策” [注:韩乔.越南发表国防白皮书 考虑从多方采购军事装备.新华网. news.qq.c om/a/20091208/003009.htm]。 在涉及到南海海域的海洋争端时,白皮书强调,不排除以武力手段来保卫 自己的领海,这样的表述在以往的另外两份白皮书中是从来没有过的。2009年,越南政府决 定斥资24亿美元采购军火(根据越南国家统计总局数据,越南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为97 1.19亿美元),其中主要为海军先进武器装备。 [注:落晖.越南2009年购买35亿美元俄制军火,创历史记录.环球时报,2010-03-25:4 ]因此,这次24亿美元的大采购,可视为是 “积极防御”这一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

(2)核心内涵。 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越南政府开始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并且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就, 依靠海洋经济的飞速发展,其人均GDP于2008年首次突破了1000美元大关。2011年1月召开的 越共“十一大”又作出决议,要在2015年人均GDP达到2200美元,并强调了到2020年实现现 代化、工业化的国家目标不动摇的决心。因此,对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目标起着决定性作 用的海洋战略的实施就是为了增强国家实力,保卫其独立和国家完整,实现国强民富、 社会公平文明的战略目标,作者认为这可视为是越南海洋发展与安全战略的核心宗旨。从内 涵中看,越南政府所推行的包含着海洋安全战略构想部分的海洋发展战略其本身就是一个以 海洋经济发展与海上扩张并重,攫取海洋权益与形成海上防御同步,旨在打造以海洋强国为 目标的具有国家大战略性质的战略。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保卫海洋经济权益、确保海上完整既可视为是越南国家海洋安全 战略构想中的目的,也是其核心内涵,是国家安全战略在海洋、海岛和沿海的具体体现;是 国家综合力量建设和使用的目标、观念、内容和措施的统一。越南政府认定,保卫国家海洋 权益与海上的安全是一个综合性的战略体系,它具体包括:海洋经济战略、海洋对外战 略、保卫与发展海洋经济战略、发展科技与保护海洋环境战略等。

2战略对象与战略目的

(1)战略对象。 在本世纪由美国策动的所谓两场反恐战争爆发之后,越南政府审时度势,修订、调整了自己 的战略对象与作战目标,确定了两个目标,其中的基本作战目标为:以美国为全球范围的潜 在敌人,坚决抵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平演变”手段;以保卫领土完整和社会主义制 度 为基本战略目标。越军在团一级部队设有“防和平演变委员会”,所防范的正是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

长期战略对象则以“对越南构成威胁的周边大国”为地区主要作战对象,将应付海上突发事 件和局部战争作为作战重点,将作战区域局限于本国的领土领海范围内,以积极应付局部战 争和武装冲突,重点加强中部地区和越占岛屿的。

(2)战略目的。 越南海洋安全战略的总体目标旨在继续非法占有我国的南沙群岛,并使之逐渐成为一种既成事实,达到永久化 非法占有的目的。具体目标旨在构建海上立体防御体系、形成海上多层防御岛链,达到扩 大国土防御纵深的目的。

通过越南政府已经对海洋安全构想所进行的实践可清晰地看出,非法占有我南沙岛屿、岛礁 、渔场及领海一直是越南海洋发展与安全战略中的最主要的目的,同时也是其海洋强国梦中 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周边其它南海争端国家相比,越南对我岛屿的侵占不仅起步早、行 动早,而且有组织、有计划、有对策,显示出其长期的打算和坚定的决心。 与其它国家的海 洋战略所不同的是,越南的海洋安全战略构想中的每一个重要步骤,实际上都是紧紧围绕侵 占我南沙群岛、窥视西沙群岛,不断蚕食我海洋资源这个主题来展开的,并在这一主题下尽 最可能多地从我南海获取经济上的利益;同时还围绕这一主题做好了在未来应对海上之 争的一切准备,包括海上军事斗争准备;并且还设定好了未来在海上的各种假想情况与各种 可能。

越南学者刘文利在其《越南:陆地、海洋、天空》一书中的结束语中这样描述:“卫国,即 维护民族独立和领土,捍卫每一寸国土和东海(越南称为“东海”即我南海)的每一处 珊瑚礁滩。” [注:[越]刘文利.越南:陆地、海洋、天空.韩裕家等译.军事谊文出版社,1992:148 ]

为了明确这一目的,在舆论宣传上,越南政府一方面开动国家机器,动员专家学者积极拼凑 所谓法理上的准备,寻找法律与历史依据,以“证明”南海海域、岛屿历来归越南所有 。在越南国内有一定影响的媒体如《青年人报》、《劳动报》以及覆盖面 较广的网络媒体“越报网”、“越南新闻网”等半官方媒体隔三差五地以西沙群岛、南沙群 岛、越南渔民被中国扣押等问题进行炒作,以此激发越南国内民间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越 南共产党电子报》等官方媒体则以所谓“正面形象”来报道与南沙群岛、西沙群岛有关的消 息,报道对所谓南沙归属史实的挖掘和发现,以形成政府与民间 的一种强烈“互动”。

另一方面,在已经占有的争议海域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大做各种“文章”, 比如在岛屿划定选区、组织移民、发展通讯、种菜种树等,打造海上“软实力”。2011年4 月18日,越南组织了全国54个民族代表访问南沙群岛8个岛屿的慰问活动,如此大规模这是 越南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通过上述举措,越南正在不断打造海上软、硬两方面的实力,尤其 是在硬实力还不足以抗衡“地区大国”的时候已经成功地打造了一系列海上“软实力”,大 大增加了我对南海问题的解决难度。

确保越南海洋安全战略构想实现的举措

根据越南政府制订的“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理念,强调“不论是发生(海上)争端还是冲 突,都要依靠稳固的防御阵势,要先以当地力量坚决斗争以作自我保卫和自我保护为主,同 时使用海军的机动力量进行配合,以协助当地的力量,在条件和时机成熟时实施战斗(战役 )。”根据这一理念, 越南为确保海洋安全战略构想得以实现的方法与措施主要包括:

1以海上人民战争为基础

越南自认为自己的海域广阔,岛屿众多,所以必须建设海上全民国防,形成综合的海上防御 实力。在越南,以人民战争为基础的“全民国防”正是越南引以为荣的一种全民御敌战术, 它在越南的抗法、抗美战争中发挥了空前的历史作用。越军认为,发生海上武装冲突时的作 战样式必须以全面的人民战争为基础,当地主力部队(守岛部队、沿海部队)作战与海军机 动主力、海岛县、沿海省县防御区域和捕鱼海团中的自卫民兵作战紧密结合。在海上战场, 以海岛、沿海当地防御力量作战为主,努力坚守各岛屿和沿海海岸,为海军的作战打下扎实 的基础。在战役和战斗规模上,以各战斗舰船力量群(旅团)、海军陆战队、岸舰导弹和火 炮为主,在各场战斗和战役中形成综合力量,既消灭敌人又保存力量,为在海洋战场上打击 敌人创造条件。

越南政府和军方认为,保卫岛屿和沿海的作战对海上作战的效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要 求从平时开始就要在发展海洋、岛屿经济的同时,全面准备,把海岛县和沿海建设成稳固的 防御区,形成一个个各种力量的集结区,以及时打击敌人。其次,要依靠岛上、沿海防御阵 势,将岛上、沿海当地的防御力量与海军机动力量密切配合起来,有效反击敌人的空中火力 打击,能以适当的形式和规模打击向岛上、沿海登陆之敌。在历史上,为了解决海军兵力不 足,但又要完成抢占南沙群岛和海上防卫任务的问题,越南在70年代末就着手建立了部分海 上渔民武装组织,即如今的海上民兵自卫队。海上民兵自卫队的建立极具战略意义,它不仅 弥补了越南海军力量不足的缺陷,其亦兵亦民的特点也为抢占南沙群岛提供了更多的便利条 件,使未来实施海上“人民战争”成为可能。此外,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于2008年1月26日 通过了关于海上警察的法令:第03/UBTVQH/2008号法令。这一法令从2008年7月1日起正式生 效,它被称之为越南的“海岸警卫队”。一旦爆发海上冲突,海上警察部队可立即转换为海 军部队投入到作战之中。

多年来的实践表明,越南海洋经济的发展离开不有效的海上安全保护,而越南政府推出的海 上“全民国防”、“全国边防”以及“人民战争”的做法已经成为其海上安全战略的重要基 础。

2以海军力量为核心

越南政府认为,越南人民军海军是保卫海洋、海岛和发展海洋经济的核心力量,必须根据其 这一重要的政治任务而进行重点建设。随着国家军事战略由“北防南攻”向“陆守海进”方 向的 转变,越南又开始打造强力海军,并构建海上综合防御力量,以适应未来“积极防御”的作 战需要。作为“积极防御”中的核心力量,越军还着重把近岸型的海军打造成现代化和远洋 化的海军,购买大批军备,近几年来分批购入了俄罗斯四艘“毒蜘蛛”级导弹艇等大型先进 的 海上装备,并自制了数艘导弹护卫舰和导弹艇。越南军方还先后从俄罗斯引进了S-300PMU1 防空导弹系统、4艘“猎豹”级护卫舰、8艘导弹巡逻艇。同时还投入38亿美元,在越南东北 部建造一座占地3000公顷、可停靠4万吨级战舰的大型现代化军港。

根据越南海洋战略中的海上安全内容,越南正在一些岛礁积极打造一种立体模式的防御体系 ,按照所占岛礁的地势、地貌和面积,按照实战要求,建立并完善了岛屿的火炮阵地、坦克 掩体、作战工事、炮楼和简易机场,并形成了南北呼应、东西兼顾的防卫岛链;为适应未来 在南沙作战的需要,越南还加强海上特工部队建设,构建水下(潜艇阻击)、水面(岛屿火 力)以及空中(巡逻监控)三位一体式的立体防御模式。空中,越南军方加强了防空空军的 雷达网系统,以监控领海和海上领空,在沿海各重要目标部署了防空火力系统;一支高质量 的空军力量(包括歼击机、战斗轰炸机等)已经形成,其中包括苏-27SK、苏-30MK2V战机, 以保卫远离本土的岛屿。

越南海军已经确定在中部的芽庄兴建第一个潜艇基地,将容纳俄罗斯于2012年开始陆续交付 的6艘击“基洛”级潜艇。 [注:吕宁思.越共十一大好像庆功宴,凤凰资讯网:越南共产党“十一大”好像庆功宴 %20_资讯频道_凤凰网.htm]潜艇基地建成之后,三位一体中的水下防御体系也宣告完成。

按照越南军方的设想,越南计划在2015年前建成一支现代化海军,届时,越南海军的远洋护 航能力和海上作战能力,将接近或达到现代化海军的要求。而最迟则在2050年前,形成独立 的远海和立体作战力量,全面实现越南海军的正规化和现代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越南海军称到2015年具备强大远洋作战能力.中国青年报,2008-01-19]可见 ,海军力量的建设将成为越南海洋安全战略构想中“积极防御”的主体,是应对海上未来冲 突的核心力量,被越南军方寄予了厚望。

3以军事、政治、外交相结合

如前文所述,越南的海洋战略是一个综合性的战略,包涵了政治、外交、经济及军事等内容 ,因此越南的海上安全战略构想同样离不开这些组合。在海上安全战略构想中,越南坚持国 防与外交相结合,即采用军事、政治与外交手段相结合的措施,寄希望于一方面有效阻止、 反击敌人,牢固保卫海上地盘;一方面通过斗争、协商,恢复和稳定越南周边的安全环境, 并因此而制定了政治和安全斗争计划与措施,以维护周边及其国内的稳定;强调奉行“多交 友、少树敌”的和平、务实外交路线,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争端,坚持与世界上所有国家 特别是周边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为经济和国防建设创造安全的外部环境。

4使海上争端国际化

越南认为,在东盟于2015年实现所谓防务一体化后,中越之间的领海争端有可能被纳入到东盟的多边框架中去,从而 在政治上造成不利于中国的态势。于是,将南沙问题乃至南海诸岛问题完全国际化,便 是越南在此问题上与中国抗衡或讨价还价的最佳策略,它也是越南的大国家战略中的重要内 容之一(越南大国家战略强调所谓“融入国际社会、采取均势外交”)。

2009年6月间,越南在明知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先后两次向联合国界限委员会提交了所谓“划界案”(全称为“外大陆 架划界提案”)。 企图将南海争端国际化。这也是越南对其海洋安全战略构想的具体实践。

应对越南海洋安全战略构想的对策思考

越南的海上安全战略构想由于重在打造一种海上防御体系,旨在继续非法占领我南沙群岛, 以所谓积极防御的战略态势达到永久霸占的目的。严重侵犯了我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

鉴于此,我们应全方位谋略,形成外交、经济及军事上有效配合,捍卫国土完整和国家尊重。

1外交上

在未来,面对越南为实施其海洋战略而不断在南海挑起的事端,我国应首先在外交上以有效 的手段坚决予以回应和反击,比如公布历史材料及史实、宣传我国南海问题立场等等,以示 正听。 [注:唐贤兴.海外利益的保护与中国对外政策的变化.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6)] 同时以此向国际社会表明:我国是在重申的原则基础上,仍在寻求“坚持以和平 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 出版社,2007:23]。

中国之所以应该采取这样的立场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考量:处理好位于家门口的“南海问题 ”,就是使区域外强权无法利用这一问题增加其在东南亚的存 在及影响力或作为介入干预的一种自然借口;其次,一旦将“南海问题”处理得较为稳妥, 中国与东盟国家则可进一步推动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在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开始运 行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双赢”,让相关各方的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都提高,这也是“友邻 、安邻、富邻”针对周边邻国外交政策的具体表现与内涵;第三,以协商、谈判等外交手段 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分歧与冲突,符合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对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形 象与影响力具有促进作用。

2经济上

作者认为,在经济上,在东盟地区推行“蝴蝶效应”十分恰当且有效;而对与中国一衣带水 、中越边境贸易发达,对中国贸易依存、依赖度极高的越南来说,“蝴蝶效应”的效果则更 加明显。它可击破越南企图将南海争端纳入到东盟框架中解决的阴谋,也可破解南海问题不 断被国际化的难题。

出于一些历史原因和现实利益的交织,东盟国家一方面继续怀疑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和政治野 心,以至于所谓“中国”在东南亚仍有一定的市场; [注:葛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安全面临的问题与对策.现代经济探讨,2009(7)] 而在另一方面却又希望利用中国 经济快速增长中的进口潜力及投资力度来发展其本国经济,以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顺 风车”。两次金融危机的事实表明,因地缘关系,东盟国家始终对中国经济有着相当大的依 赖性与依存度。在东盟国家看来,中国是唯一的能够稳定亚洲经济的基石。一旦遭遇新的金 融危机,解开的钥匙并不在东南亚国家自己身上,而是取决于中国这个超级稳定器的作用, 因为其中的中流砥柱是中国。

3军事上

除了外交、经济等软实力手段外,在南中国海这个棋盘上,我们同时还必须按照《2008年中 国国防白皮书》所说的,“把捍卫国家、安全、领土完整,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在 海 上军事准备方面,应当随时作好一切准备并适时在南海展示我军事威慑力,强化我在南海海 域的军事存在,以针锋相对地回应越南在南海经营的所谓海上安全战略构想。

虽然中国并不愿看到南海争端进一步恶化,也不希望诉诸武力,但加强中国海军建设, 特别是建设一支具有地区威慑力的现代化海军,已成为当务之急,从根本上讲,这是和平解 决南海问题的根本保证。因为军事手段是政治解决南海问题的基石和保证。

在当前,根据越南海洋安全战略构想中的岛链防御计划,我们应大力加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 规模,包括举行各类海上军演、加大海上巡航的力度,逐步形成日益强大的海上威慑力。

结语

在过去几十年中,在“全国边防”、“全民海防”政策的指导下,依靠沿海居民的群策群力 ,越南成功地霸占了我29个南海岛屿和岛礁。在控制了海上重要通道的同时,越南还正在逐 步形成一套海上立体防御体系。它不仅对我海上重要通道构成了威胁,而且对我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增加了极 大的难度。因此,越南的海洋安全战略构想的真正目的就在于继续非法占有我国的南沙群岛 ,并使之逐渐成为一种既成事实,以使既得利益合法化;同时,借此扩大自己的国土防御纵 深,将国土防线大范围前移,以获得最大的安全生存空间。

第4篇:海洋安全论文范文

在此背景下,上海政法学院海权战略与国防政策研究所、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应用社会科学院于2012年11月24日联合举办“中国海权战略与国家安全”学术研讨会,从历史、现实和未来三个角度对中国海权观念和海军实践进行全面反思和探讨。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上海海事大学、上海社科院、西北大学、海军司令部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海军指挥学院、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航空工程学院、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校、北海舰队、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共30多位专家学者和高级将校参加了研讨会。研讨会由海权战略与国防政策研究所所长倪乐雄教授主持,原中国人民海军副司令兼参谋长、军科院政委张序三中将与上海政法学院党委书记杨俊一教授出席会议并致辞,同时为成立不久的“海权战略与国防政策研究所”揭牌。与会专家学者和高级军事人员围绕“西方文明与海权的特点”、“古代与近现代中国国家命运与海权”、“当代中国发展与海权战略”、“未来国家安全与海军建设”四个专题,以及关乎中国国家安全和未来发展的相关议题展开研讨。

一、西方文明与海权的特点

海权在军事上是指一个国家运用军事手段对海洋的控制力。海权诞生的根源是“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结构”的生存方式。马汉在论述海军战略时指出,在海上战略中,商业价值和军事价值是不能分割的,因为海上的最大权益就是商业。当下的中国已经融入全球经济,依赖海洋交通的外向型经济结构已经形成,中国史无前例地出现了“海上生命线”和“海外重大利益地区”的问题。面对国家生存状态的改变,中国传统的国防性质必须进行相应转变,国家安全中心开始向海洋延伸,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海权战略、建设强大海权。海权与西方文明的关系及其特点是中国了解海权特点、构建海权战略、建设海洋强国必须研究的课题。

1.中国以什么姿态崛起?

中国如何从农耕文明走向海洋文明?中国崛起过程中,如何避免外界以“中国”为代表的误读?在第一场讨论中,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主任许纪霖教授通过分析东西方文明演化的差异,指出从农耕文明向海洋文明的转型对中国的挑战是全面的,涉及军事与法权等领域,中国应在海军建设的“硬实力”和法权体系建设的“软实力”两个方面齐头并进。许纪霖教授认为,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以“文明大国”的姿态崛起。中国一旦醒来就不会仅仅作为一个边缘化民族国家,而是一定要走向世界中心,重新以一种“文明大国”的形式出现。当前中国的生存状态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中国要成为“世界之中国”,必须从传统的农耕文明走向海洋文明。

2.海洋文明为什么强大?

民国学者钱穆先生在比较与罗马帝国时指出,罗马帝国由一个中心征服四周而加以统治,而“中国立国由圈外向内凝聚”。许纪霖教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农耕文明是内敛式文明,以中原文明为中心构成同心圆,以一套朝贡体系构成了自己对东亚地区的统治。历史上长期以来,对农耕文明威胁最大的是草原文明,似乎中国只存在南北问题,而无东西问题。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才遇到了真正来自海洋文明的威胁。

20世纪德国杰出的公法学家、政治哲学家卡尔·施米特认为,世界历史是一部海权对抗陆权、陆权对抗海权的斗争史,海洋政权与陆地政权的对立是世界历史的起因、“发动机”和主要内容。在西方内部经过了三至四个世纪的争夺,海洋政体最终战胜大陆政体,海洋文明的优势得以确认。倪乐雄教授根据近两千多年西方海权的历史得出结论,海洋文明社会开放、思想活跃,创新能力强,政治民主,对外交流频繁,生产技术先进,社会总体效率高。

3.如何走向海洋文明?

许纪霖教授认为,海洋文明的优越,不仅是因为其强大的军事实力,还因为其有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和一套法权体系作为保障。因此,中国的海权战略从农耕文明走向海洋文明将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同时面对军事制度和法权体系的挑战。这意味着中国一方面要建设强大海军,通过军事手段保持和扩大对海洋控制力;另一方面要熟悉以西方为中心设计的一套法权体系,并参与规则的制定。只有在强大海洋文明支撑下的中国海权得到发展,才能用充分的法理和文明来证明中国的崛起符合世界的普遍正义,中国才可以参与整个世界和平秩序、文明规则和海权规则的重建。

上海海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时平教授认为,任何海洋国家的强盛都需要理论上的成熟,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缺少不了海权理论的支持。为了构建符合我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海权理论,时平教授分析了历史上海权发展的脉络和海权的基本特征。时平教授指出,冷战后,海洋不再仅仅是通道价值和贸易价值,它还具有空间价值、资源价值和安全价值,是一种整体利益价值。与此同时,海权不再只是区域性海权,还产生了国家海权和国际海权,影响海权的因素也更多了。时平教授还认为,海权及国际力量现处在全面的调整时期。与美国长期以来力图在海上实现整体控制的战略不同,中国的优势长期以来在陆上,海洋是刚刚提出的一个方向。面对美国强大的海权和绝对的海上优势,中国需要考虑如何走向海洋强国的问题。

上海图书馆章骞研究员认为,美国在“大不列颠太阳下的海权之路”耐人寻味,其中不乏对中国发展海权和建设海洋强国可供借鉴之处。章骞研究员指出,美国遵循“说话温柔、大棒在手的”的指导思想,不是单纯以军事力量的优势压倒英国,而是用一种更为无形的力量,也就是经济上的优势与道义的旗号完成自己的战略目标。

本场发言中,倪乐雄教授还就西方海洋文明形成过程中雅典海军与民主制度的关系发表了自己观点。他认为,萨拉米斯海战是一场拯救雅典城邦和出于萌芽状态的西方文明的决定性海战。由于火力和速度是海战两个决定性要素,来自社会平民阶层的划桨手地位得到提升,扩大了雅典的民主范围。不过,在雅典民主发展到“暴民政治”后,也断送了雅典的海军和国家,最终被斯巴达征服。

二、古代和近现代中国国家的命运与海权

要建设中国海权、走向海洋,必须对历史上中国的生存状态、国防形态、国土安全观及其内在关系进行深入解析,亦必须对历史上的海权尝试进行反省和总结。早于西方大航海时代,历史上中国也曾有过郑和七下西洋、历三十余国的壮举,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郑和的舰队堪称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远洋海军,科技史学者李约瑟认为:当时欧洲所有国家加起来也不及明代海军。但是,为什么拥有如此强大海军的明朝没有继续向海洋探索,开创航海时代?为什么明代海军在郑和逝世后“诸番海船悉令停止”,迅速走向衰败?中华文明为什么不能内生海洋文明?或许黑格尔论述历史的地理因素时讲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黑格尔认为,中国的地理以河谷平原为主,发展农业是生存的第一需要;农业和工业的需要排在前两位,商业和航海是第三和最后一位;对耕地的占有和依赖使人民惯于闭关自守;大海对于中国人而言只是一种陆地无法继续延伸的界限,航海发展程度的高低不会影响到农耕文明,中国人不会去和海洋发生积极的关系。及至清末,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进行改革,兴建海军,但是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号称当时亚洲排名第一的海军也落得全军覆没的结局。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北洋海军之后,中国又有哪些构建海权的探索?因此,在响应“十”海洋强国战略、建设强大海军维护海洋权益之时,尤其要对历史进行反省、思索和总结。

1.中国古代帝国的国土安全观与海防短板

在第二场讨论中,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西北大学中国军事史研究中心主任陈峰教授认为:中国古代国防安全观是基于固守黄土的农耕文化背景下的产物。他认为,以农耕为核心产生的生产方式和政权特征必然影响中国古代帝国的国土安全观。农耕政权主要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发生冲突,几乎没有来自海上的威胁,不可能形成对海防的长期重视。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没有海上贸易,没有向大海寻求资源的相关需要,没有海防的迫切性,造成了海防的短板。

黑格尔曾指出,没有海洋需求,没有海洋观念,航海能力再强也影响不了固守黄土地的文化,也分享不了海洋所赋予的具有进取性的文明。陈峰教授对宋元和明清时期海防和水师的分析证明这点。他发现,从宋代到明末清初,中国水军的船只性能和航海能力等都很强大,但由于国家没有向海洋发展的需求,水军主要进行近海防御,几乎放弃了整个海洋。

因此,今天中国要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对传统的国土安全观进行重新思考,充分树立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

2.近代中国海权尝试与北洋海军战败的历史思索

以史为鉴,北洋海军和甲午海战是回溯中国海军和海防时绕不开的话题。要讨论我国当前和未来海权的发展,必须反省北洋海军惨败的原因。“定远舰”博物馆总监、海军史学者陈悦认为,北洋海军战败有两个层面的原因:一个层面是这支军队自身;另一个层面是当时的社会的和国家的因素。

从军队自身看:第一,北洋海军的权限被压迫得非常有限,对自己的发展目标、武器装备、作战行动和后勤保障等都没有足够的发言权和主导权。第二,北洋海军在学术教育和研究方面存在严重缺失,忽视了对高级军官在战略层次上的培养,与同一时期的日本形成鲜明对比。第三,装备落后,航速、火力等都难达要求。最后,没有广泛采取征兵制,专业人员有限,一旦发生人员严重受损的情况,没有第二梯队跟进,直接导致了黄海海战后无法在短时间内快速增补人员。

从社会和国家的层面看,北洋海军作为舶来品,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是一个另类和异端,整个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缺乏海洋观念,无法理解北洋海军的发展。在此种情况下,北洋海军步履艰难,一直处于被动局面。因而,中国未来海洋战略的提升、海上力量的提升,必须以培养全社会对海洋、海军的关注为前提。

此外,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战术指挥、战斗队形和火力等问题引起了参会专家的热烈讨论。倪乐雄教授根据马汉“海上决定性会战胜负由双方战术火力强弱决定”的观点,在研究黄海海战时,通过对中日双方参战军舰100毫米口径以上主战火炮射速计算,发现理论射速上,日本联合舰队火力是北洋舰队的10倍有余,“第一游击纵队”35分钟内击沉“超勇”、瘫痪“扬威”时,4艘日舰对清军2舰的火力是44倍。因此,李鸿章避战、军官忧心忡忡似可得以解释,而长期受人指责的“舰首对敌”战术队形的合理性也得到释然。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李亚强研究员认为,不管以何种队形,能最大程度发挥火力是海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他提出,在分析北洋海军战斗队形时,应考虑到当时主力炮设置与现代舰船的区别。陈悦从军舰发展的脉络和海军战术与战斗队形的关系上对此做出了进一步解释。陈悦认为,从军舰发展脉络上讲,受英国“巨舰大炮主义”影响,出现了把炮横向列于军舰上的布置方式,此种布置是以横队作战为前提的,北洋海军恰是使用的这种舰船。受法国新学派影响,日本出现了纵队方式,认为军舰火炮射速快的话,小快炮可以压制重炮。因此甲午海战时双方都选择了有利于自己的队形,其区别只在于把各自优势发挥到了什么程度。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苏小东教授指出,一场具体的海战结局不是以一、两个因素决定的,在海战过程中有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往往会决定双方不同的结局,不会像战前沙盘作业那样一切了然于心。北洋舰队采取“舰首对敌”的雁行阵是便于发扬最大火力,这是国内部分学者的长期共识。为此,倪乐雄教授和陈悦先生做了澄清,指出“定远”、“镇远”舰上305毫米重型火炮是左右舷各装一门(双联装),且前后错开安置,两炮塔可同时转向一侧射击而互不阻碍,侧舷交战才能发扬最大火力。由此证明,鱼贯而行的“一字纵队”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北洋舰队的整体火力,而“一字雁行阵”是将原本弱势火力再减弱(放弃后甲板主战火炮)以取得最小受弹面积的保守作战队形,以通常“T”字战斗队形标准来评估,这虽然是最糟糕的,但在对方10倍于我火力优势情况下,却是十分合理性的。

3.近代以来中国海权战略的思维嬗变

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张云教授在梳理了近代中国海权战略变化和发展的基础上指出,十提出的海洋强国战略反映出执政党对海权战略思考的成熟,为中国国家海洋战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针对未来我国海军战略的发展,张云教授认为,海军战略要从近海防御向远海、深海防御转变;开发海洋和进行海军建设要由一位副总理亲理;防御方式要攻防结合、攻防兼顾、积极防御;要注意时代性、先进性和合理性的结合。

在本场讨论中,与会专家还就如何利用国际法维护海洋权利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教授从历史习惯的角度比较了中国内湖水面权益与海洋权益的异同点。利用国际法强调“历史性权益”,曹树基教授提出应尊重渔民捕捞权的历史习惯,通过加强在争议海域的经济活动形成新的历史习惯,进而成为建立新的国际法规的依据,为将来维护争议海域的权益提供合理性。

三、当代中国发展与海权战略

党的“十”报告提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也是中国首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建设海洋强国,是第一次正式对“中国如何走向蓝水文明”做出回应。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外向型经济和生存方式对海洋的依赖日益加深,对海权的需求日益迫切;另一方面也说明发展海权、建设海军已经在相当范围内形成共识,认识到走向海洋是中国保持可持续发展、实现和平崛起的必由之路。正如张序三将军在开幕辞中讲到的,我国海权战略的义务除了防止海上人侵、保卫海疆领土外,还增加了捍卫外部利益的任务。海权战略正经历着历史性的改变,海军的规模、质量、任务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改变。要发展海军,构建海权,建设海洋强国就必须对我国当前的海权形势、影响我国海权发展的因素、我国在海洋维权方面的实践、影响我国海权发展的大国因素等方面有清晰的认识。

1.当前我国的海权形势

虽然海洋观念日益深入,对海权战略正形成普遍共识,但当前的海权战略形势更具挑战性和紧迫性。海军指挥学院徐锡康教授从信心、忧虑和思考三个维度谈了自己对海权形势的看法,分析了中国海权发展战略面临的诸多问题。他认为,虽然与20多年前相比,中国现在对海权已有了相当范围的共识,但实际上,海权、海洋观念和海军发展与现实需求仍有很大差距。全民意识、国家意识虽然有所提升,但问题仍很大。究其原因,徐锡康教授认为:一是我国长久以来只有黄色陆土观念,无蓝色海洋观念;二是由于私利观念和狭隘的私利行为的阻碍。他进一步指出,发展海洋事业,建设海军,设立海洋部都涉及到权利的分配和资源的划分。建设海洋强国必须落实十的方针,树立全局观,摒弃“本位主义”观念和“本位主义”利益行为。张序三将军也认为,海洋局因现有条件限制,难以承担筹划海洋强国的重任,应该设立海洋部,统领海权战略、海军建设、海洋文化等各项与海洋强国建设相关的任务。

2.影响中国海权发展的内部因素

海权发展的时空条件已与历史有了很大不同,但海上力量始终是支撑海权的重要因素。海军航空学院教授苏小东认为,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离不开海上力量的发展,否则海权无从谈起。苏小东教授从科技水平、经济实力、战略需求、战略指导等几个方面分析了制约中国国家海上力量的诸多内部因素。

就经济实力对我国海权发展的影响和发展航母的问题,几位与会专家进行了讨论。上海政法学院海权战略与国防政策研究所陈道银副教授提出了如何将海权战略、海洋强国与富民联系起来,如何使民间积极响应海军建设和海权发展。张序三将军和徐锡康教授都认为:经济实力是相对而言,并相信民间对航母和海军建设有急切的期待和充分的支持。南海舰队华小平大校认为我国可以有充足的政府投入,关于是否发展航母,涉及海洋意识、海洋观念的问题,也涉及对航母在未来海上作战价值评估的问题。苏小东教授进一步指出,影响海权发展诸因素之间不是相互割裂的,海权发展要同时衡量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战略需求。

3.中国发展与海洋维权实践

近些年中国遇到的如南沙、黄岩岛、索马里护航这样的海洋问题越来越多,但我国的海权意识和海洋观念还很薄弱。李亚强指出,虽然从国际法的角度,理论上各个国家的海洋权益是平等的,但实际上不同国家甚至是同一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对海洋权益的认知和享有都是不同的。小国、弱国、发展中国家更重视生存忧虑;大国无生存之忧,更多的是谋求更大的战略利益。现在我国已经对世界资源、世界市场非常依赖,世界各地都有中国商业和中国人。此种情况下,应怎样利用海洋,怎样建设海军?李亚强认为我国要建立、维护、主导和利用好和谐海洋,就必须依托强大的海军;要主导新国际秩序必须依靠自身实力的提升。他也指出:目前我们全海军的吨位还不及美国航母这一舰种的吨位,海军能力、海军战略盟国发展等方面与实际需求的差距依然非常大。

本场发言中,上海政法学院海权战略与国防政策研究所赵雅丹博士还就利比亚战争中北约海军的协同作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赵雅丹博士认为,美国通过利比亚战争中的军事行动,认识到由于威胁的难以预测,军事力量依然是21世纪地缘政治中的关键,是达成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美国提出的全球驻军战略是美国与盟友分摊军费、联合作战、分享基地、提升前线作战能力、加强后勤保障能力的需要。美国期望通过这一战略,改变盟友搭便车的现状,期待盟友对维护国际秩序发挥更大的作用。赵雅丹博士认为,正如北约强调协同作战可以保持战场实力,我三大舰队也应该打破地区限制,通过武器装备的重新配置,发挥海军的协同、机动能力,确保战场优势。

四、未来国家安全与海军建设

孙中山说过,世界大势变迁,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中国海军担负着维护国家海上和海洋权益的重大使命,更肩负着保障中国可持续发展和和平崛起的历史责任。美国战略东移后,中国的安全形势日益复杂,尤其是海上冲突不断,海上安全形势日益严峻。建设一只强大的海军是保卫我国海上安全,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需要,是维护我国公民海外权益的需要,是维护海外华人安全和利益的需要,也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关键因素。在本场讨论中,华小平大校从经略南海战略需求的角度、武心波教授从中国和平崛起中日本风险的角度、何奇松教授从美国对中国海军评估的角度分析了发展海权和建设海军对我国未来国家安全形势的重大意义。

1.经略南海的意义与策略

南海是中国第一大海,是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枢纽。南海问题处理的好坏,对我国的安全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南海的重要战略意义,来自南海舰队的华小平大校提出了几点认识;首先,南海资源广阔,对我国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第二,南海是战略通道,是从中东至东南亚、西欧航线的主要通道,对我国的安全发展有重要意义;第三,南海是战略支撑点,构筑好三沙与大陆相衔接的战场格局,既能有效扩展我华南地区防御纵深,又可以为我海空军实施远海防御作战提供前沿阵地;第四,南海作为地缘战略的突破方向意义突显;第五,作为海上焦点问题,南海的连带示范效应在增强。

对于南海当前的形势,华小平大校指出,南海面临的“岛屿被侵占、海域被分割、资源被掠夺”的严峻局面至今仍未打破,我国在南海面临的“谈不拢、打不得、拖不起”的三不战略困境至今仍未解套。再者,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联合对我的趋势有所发展,美国等大国渗透南海的步伐加快,形势更加复杂严峻。

南海是个大课题,也是个大难题。华小平大校认为历史案例可以为经略南海提供反思和历史借鉴,经略南海需总结我们在处理南海九段疆界线、白龙尾岛归属和北部湾划界等问题中的经验教训,需根据形势发展调整处理海洋争议时的“十二字”方针,需重新思考如何正确处理海洋中维权与维稳的关系。

2.中国和平发展中的“日本风险”——基于海权战略的视角

中国在问题上的态度和作为、日本政坛的大幅右倾化、安倍晋三上台后的对华围堵政策,使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甚至可能引发军事冲突和战争。经济低迷、政坛右倾、民间军国主义沉渣泛起,日本目前的情形越来越像二战前的日本。日本会不会再次把亚洲和中国带入灾难?日本会不会再次阻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武心波教授认为,我们面对的日本是一个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度崛起,但之后连续失去了两个十年,在迎来第三个十年时,又开局不利、连遭重创、目前正徘徊在十字路口,不知往何处去的日本。东亚面临近代以来第二次大变局。如果说第一次大变局是发生在近代中国衰落的背景下,以(丛林法则)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海权对世界(东方)的扩张的话,那么这次的大变局则是发生在中国强势崛起的背景下,以全球主义、区域主义、国家主义为复合主题的西方海权向东方的转移,也即以美国为代表、以海权为重要内涵的世界重心的战略东移。如同十九世纪西方海权向世界的扩张,会给地区秩序和格局造成重大冲击和破坏一样,这一次的东移,也同样会给地区秩序和格局造成巨大的震荡和冲击,并导致地区秩序和格局的重组。对国际环境变化十分敏感的日本此次也表现得异常兴奋和活跃。日本敏感地觉察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海权东移所带来的巨大的战略机遇。为此,我们一定要重新认识日本,决不可小觑“日本风险”。“日本风险”包含了多种时代主题和重大矛盾冲突因素,是一个非常凶险的政治安全风险,很可能成为中国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战略机遇期遇到的最大、最不可判、最不可控的政治风险。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运动决不能被“日本风险”所再次断送。

3.美国对中国海军的评估及中国的应对

自从2009年美国宣布战略东移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上冲突陡然增加,造成中国周边形势的动荡和紧张。美国对中国海权发展的态度和对中国海军军力的评估,将直接影响我国和平崛起过程中的海权发展的规划和安排。上海政法学院海权战略与国防政策研究所何奇松教授通过对美国国会服务局的《中国海军现代化:对美国海军能力的意涵》报告的解读,分析了美方对我国海军军力的评估及其美国海军的海空一体化战略、太空技术运用等最新动态和发展目标,并指出我国海军建设和海军现代化必须重视和借助太空技术。何奇松教授认为,“空海一体战”概念虽然尚未投入实战演练,但中国海军必须高度重视,加强研究,并在海军建设过程中充分发展和运用太空技术,加速我国海军现代化的进程。

研讨会结束时,倪乐雄教授作学术总结发言,张序三中将作整场会议总结发言,上海政法学院校长助理王蔚教授致闭幕辞。与会者表示,首届中国海权战略与国家安全学术研讨会的召开恰逢其时,今后应该每年举行这样的会议,为国家海洋强国建设出谋划策。

第5篇:海洋安全论文范文

关键词:

海洋石油;用电设备;安全防护

中图分类号:TB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7018202

1引言

海洋石油面积占地球面积的百分之七十,相应的海洋石油资源也是相当丰富的,其蕴含大量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世界上各国均在海上进行采油作业,包括美国,英国,日本,中国等,然而对于深海作业,其作业难度往往较大,承受外界环境压力较大,海水的腐蚀等对石油开采设备造成一定的影响,如此,石油开发用电设备常常出现一些故障,甚至出现开采用电设备过负荷崩溃导致灾难的后果。一般现在的海洋石油开发分为海洋石油的钻探与勘查,对于确定有石油存在的海底区域,进行方案化设计布局开展油田作业,进行设备的装配,进行采油和集输作业。对于海洋石油开发用电气设备防护设施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全面而系统的对其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和其防护措施研究。

2海洋石油开发风险分析

对于石油的开采与勘探,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有海底机器人,海底勘测潜艇,水下工作挖掘机等设备,海底勘查根据不同海深,应用了不同的海底钻井设备,对于海底钻井设备,分为固定式设备和移动式设备,固定式设备主要在浅海区域工作,一般是15-30米,工作为固定式,工作灵活性较低,开采速度也较低;对于移动式钻井设备,应用工况较多,也是现今使用最多的钻井设备,移动式钻井设备工作深度一般为50~300米,工作灵活性较大,开采海洋石油完工后,移动到其他地方进行石油的开采作业。对于我国现有工况而言,海洋开采风险主要存在如下表1所示。

从表1综述看,影响油田生产的外界影响因素较多,油田生产所供人员与设备的空间较小,对于人员与设备的安全至关重要,企业的安全管理以及油田生产安全预警装置等是合理的防护设施,一般情况下,为了保证海底石油开采顺利的进行,海上所有的设备必须连续、安全稳定、满负荷运转,对于在深海里面的设备应满足油田生产过程中的本质安全,对于故障及时报警以及及时修复等功能,设备应该足够的安全可靠,较强的适应外界环境。

3海洋石油开采防护设施

海洋石油开采难度较大,环境影响较大,多为分表1所述的人员与设备,开采环境条件以及井控技术等影响,特别是对于海洋石油用电设备的防护设施,在海洋石油开采中尤为重要,石油多为管道集线输送,一方面石油管道承受一定的压力,另一方面用电设备的连续和安全满负荷的运行是保证整个过程安全运行的关键条件,石油开采中,用到的钻井装置,自动控制,电动钻井机,水下和水上电动机,水下电气连接器等等均需正常的运行才能保证设备的安全有序的运行,对于一般的发电机而言,容量达到4000kW,系统的灵活性和可靠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从管理防护和用电设备的安全防护出发,汇总防护设施方法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看出,对于海洋石油开发用电设备防护设施,合理的管理体系对于保证用电设施的安全防护有着重要的作用,采用新型的钻井船,对于用电系统的适应性改变对开采工况下是有利的,对于电力系统采用的可控硅供电,保证了设备的安全有序的运行,新型的钻井装置,能够保证人员和设备抵抗外界环境条件而不受影响。

4结束语

本文从海洋石油开采用电设施研究出来,阐述了海洋石油开采的风险,人员与设备在应用过程中,易受到影响,存在安全隐患,为了保证海底石油开采顺利的进行,海上所有的设备必须连续、安全稳定、满负荷运转。此外合理的管理体系,采用动力定位技术,可控硅电力系统以及新型海底钻井装置均会对海底作业有着重要的影响,对于海底作业故障应满足及时报警以及及时修复等,设备应该足够的安全可靠,较强的适应外界环境。

参考文献

[1]用氟化醚作为单一的均质的堵塞冷却和液U.5. Patent 3671786(C13846)[P].

[2]石油化工部石油技术引进办公室.电动潜油泵技术座谈资料[Z].

[3]王登文,周长江.油田生产安全技术[M].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2003:226229.

第6篇:海洋安全论文范文

[关键词] 中华民族 海洋意识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3-0079.08

中华民族海洋意识的产生和发展经历坎坷,在其发展历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 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着变化,但其中一些是恒定的因素,对中华民族海洋意识的培养 产生着持久影响,它们主要包括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经济特征、政府特性等。

地 理 环 境

地理环境和生存空间是意识形成的舞台和背景。人类居住陆地,因各自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 ,对陆海的态度也有所不同。有的守土重迁,重视陆权;有的向往海洋,重视海权。一个国 家所处的地理环境对其海洋意识的发展有促进作用,也有制约作用。

1.国家地理环境的相对稳定性,是影响海洋意识的恒定因素自古以来,人类活动的历史舞台,离不开一定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的变更和发展是非常缓 慢的,一国的地理环境,除了扩张或被侵占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

地理环境通过社会生产以及军事政治来对海洋意识实施影响。地理环境是生产力发展必 不可少的自然条件,间接影响到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愈是在遥远的古代,人类愈是依赖于 周围的环境,仰仗大自然的赐予来维持生存。在早期,限于生产力水平,农林牧渔自然富源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社会生活资料从陆上获得比从海上获得 更加容易、更加安全。陆地生活条件,国民可以依赖肥沃的土地丰衣足食,国家政府也具备 保持长治久安的自然条件,一般不会舍此求险向海上发展。陆地地理条件恶劣的国家,在陆 地获取生存资源困难的情况下,才会极力向海洋谋求生存所必须的资源。例如古希腊、荷兰 等陆地资源缺少的沿海国家,居民居住在陆上交通不便的沿海地区,既没有可供游牧的草场 ,也没有可供耕作的土地,浩瀚的海洋便成为人们谋取生活资料的来源。而印度、中国等古 文明地区,背负大陆,面向海洋,由于水足地沃,气候适宜,人们很容易通过农耕丰衣足食 ,通过发展陆地农业创造辉煌文明。在这种相对稳定的地理环境下,人们对陆地的认识是根 深蒂固的,而对海洋的认识,显得比较模糊、简单且感性。从国防上看,大陆国家即便濒海 ,在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的情况下,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常常来自陆上,国防的重点大多在陆上 方向,海上方向没有必要予以足够关注,若非遭遇自海上方向的进攻与防御压力,其海防意 识就难有大的改变。

2.国家海洋地缘环境具有可变性,对国家海洋意识产生间接影响

“海洋地缘环境”一词的含义目前尚未有明确的界定。学者程广中认为,地缘环境包括变化 很小的自然地理因素和因世界及周边国家兴衰而产生的变化两部分。[2]楼耀亮将 “地缘政治 环境”概括为“国家的地理位置、疆域、地形、资源、国力、利益关系等因素以及在此基础 上形成的国际政治力量的地理结构及其相互关系”[3]。引用这些观点,可将“海 洋地缘环境 ”界定为:在海洋方向,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发展的地理位置、疆域、接壤情况、国力资源 等地缘要素,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际力量对比的地理结构及其相互关系。海洋地缘环境 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各地缘关系行为体的地理空间要素(包括行为体内部地理要素及行为体 之间的地理要素);二是各地缘关系行为体的力量对比、地理配置和相互关系。前者是相对 稳定的,后者则是不断变化的。海洋地缘环境的变化,主要源于孤零的“村落”到“地球村 ”的变化导致的战略视野的变化,新航路的开辟是实现上述变化的始点和媒介。

在人类历史的最初时期,海洋地缘环境对各国发展走向的影响极为有限,当文 明为人类提供了适于远航的船只后,部分沿海国家的侵略与反侵略,促使一些国家的海洋地 缘环境发生改变,由此也带动海洋意识的相应变化。最初的海洋意识是在海上争霸的斗争中 予以体现的。虽然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类对“海权”的认识仍停留在 海上争霸的范畴内,还不可能真正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海洋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产生,把西方海上强国的战略视野引向了海外“ 新大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在疯狂的海上扩张中,先后建立起横跨数洲的殖民 帝国,取得优势的海洋地缘环境,并认识到海洋是世界交通要道,是国家攫取财富的通道和 场所。为了适应一些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突破英国、西班牙等海上强国对海洋的垄断,争取国 家海洋地缘环境优势的需要,雨果•格劳秀斯抛出《海洋自由论》,提出海洋不能成为任何 国家的财产。后来美国利用两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大肆向海外扩张,确立海洋地缘环境优势 ,并逐步形成了以《海权论》为理论基础,以统治海洋为战略目标的称霸海洋的海洋意识。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政治、军事、科技、安全等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海洋地缘 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此催生人们对海洋战略地位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公约》的 制定导致国家海洋战略视野扩大,各沿海国家政府认识到海洋是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 要空间,根据自身所处的海洋地缘环境变化积极调整海洋政策,使控制海洋、维护海洋权益 和开发利用海洋逐步成为基本国策,而海洋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为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提供 了条件。广大沿海发展中国家,奋起反抗少数海洋强国推行的海洋霸权主义,捍卫本国的海 洋权益,又成为《公约》生效的催化剂。经济全球化发展导致的国际分工、国际协作和国际 相互依存度增加,使国际海洋战略观也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海洋本身已成为国际战略 竞争的新高地。

3.中国的地理环境总体上不利于海洋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中国面临的海洋地缘环境变迁 则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海洋意识的发展

(1)中国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对海洋意识产生的影响。中华民族发源于黄、淮、江三大水系的中下游流域,即古代的中原地区。这里地理形势独特 ,三面环山,一面临海,总体上构成了一个被高山大海所隔绝的封闭地理环境。[4] 它属于平 原丘陵地域,地处暖温带,气候湿润温暖,土地肥沃,黄河和长江两条大河贯通东西,对农 业和畜牧业发展极为有利,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得天独厚。在秦汉以后,古代中国的概念得 到了扩大,中国也不单纯是指这块中央平原,但是这种封闭状的环形地理形势却并没得到根 本性的改变:东南濒临大海,西北横亘沙漠,西南耸立高山。

由于地理条件的阻隔,向内地发展比向外发展容易得多,依靠陆地就可以“安土乐业”,因 而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内向性。在古代生产力条件下,农业比牧业和海洋渔业拥有更高劳动生 产率,更容易从自然界得到稳定的食物等物质保障。相对发达的古代农业生产基本可以满足 中国人的生存需求。使中国人形成了以土地为本的意识。加上长期以来,国家安全的威胁也主要来自北方,中国的古代历史几乎是游牧人和农耕人 争夺中间腹地的征战史。这些来自北部边疆的入侵,都是陆地战争,而这些陆地疆场的战争 成败决定着朝代的兴替、社会的变革、国运的兴衰。[5]这种安土乐业的心理和大 陆思想,使 整个民族形成一种内向型的思维特点,习惯于用已有方式、已知手段,承袭恋旧的认知心理 ,使传统的内陆观念,渗透到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到理论的各个方面,缺乏走向海洋的意识 ,成为严重制约古代中国从海洋走向世界的思想障碍。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特点有益于形成以 大陆为中心的文化。中华民族海洋意识也由于受大陆意识的深刻影响,对大陆具有很强的依 赖性,发展具有有限性、防御性。

(2)中国海洋地缘环境特征及其变迁对民族海洋意识的影响。中国海洋地缘环境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中国的陆海复合型特征。中国在地理上位居东 亚大陆中心,背及亚洲大陆腹地,面向太平洋。中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千米,与14个国家 接壤,2万多千米陆地疆界线,内海和边缘海的水域面积约470多万平方千米,有11个海上邻 国,拥有通达世界各地的陆海交通。[6]中国具有极强的地缘辐射力和地缘战略优 势,既具有 向陆上发展的天然基础,也具备向海洋进军的优越条件。陆海复合的地理特征,使中国即使 在某一方向遇到巨大压力,但仍具有较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余地。同时,陆海复合的海洋地 缘特征也会给国家战略决策带来难题。在西方殖民者未侵入之前,中国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 陆上,对海上安全的敏感度远远低于对陆地安全的敏感度,从而使中国在国家安全上一向“ 重陆轻海”。由于陆海同是至关重要的战略方向,又使决策者在面对海上威胁时,要掂量如 何在两个方面合理配置国家战略资源,导致战略选择上的两难。第二,中国半封闭的海洋地 缘特征。中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单面向海,且90%以上的岛屿近岸,缺乏战略支撑。中 国与太平洋之间为宽广的南海、东海、黄海等边缘海域,以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及菲律宾群 岛组成的第一岛链和以小笠原群岛、硫磺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组成的第二岛链,阻断了中国 海向大洋的延伸。从北到南,中国与海上邻国间许多相向海域宽度不足400海里。这种半封 闭的海洋地缘格局,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加强与周边国家联系,发挥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优 势;另一方面,又容易受到别国来自海上的围堵。中国海周边国家众多,海洋地缘政治矛盾 复杂,一些国家海上政策具有不确定性,中国联系世界其他地区的大洋通道存在安全隐患。 中国大陆沿海交通容易被切割封锁,而自身海防兵力难以集中。中国还面临许多岛屿和 海洋划界争议,不利影响也显而易见。

中国海洋地缘环境从古到今经历了几次大的变迁,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海洋意识的产生和 发展。首先是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安全格局的瓦解。古代中国地缘环境,基本是以 东亚大陆为主体,以黄河、长江流域为核心的两层同心圆结构。内层是陆地接壤的陆上邻国 ,中国同这些国家在政治和安全上的相互作用较为明显而直接。外层是隔海相望的海上邻国 ,如日本、琉球和马来群岛上的一些王国等。中国虽然是陆海复合国家,但政治中心在元朝 以前,长期滞留于内陆地区、黄河中上游,元代之后,才移到东部(南京.北京)。在明代 之前,中国国力远远强盛于周围海上邻国,海上邻国无法给中国造成大的威胁,中国也就以 自己为世界中心,大陆权主义,忽视了海洋和海外,海洋只是作为陆地安全的天然屏障,对 世界的认识也是肤浅的。新航路开辟以后,中国大陆外沿的东南亚地区逐渐成为欧洲列强 的海上殖民地。这一时期,中国主导的内陆地区,受到大陆外沿群岛地区殖民扩张海洋势力 冲击。中国为了消除西方殖民统治者的影响,明代和清代前期都采取了以“禁海”为核心的 海 防政策。甲午海战的失败以及殖民主义由海到陆的入侵,使中国陆地屏藩相继被剥离,传统 的以大陆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安全体系土崩瓦解。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第一次 世界大战以后直至解放前,以美、英、日海洋霸权国家为主体的多边条约体系的建立,作为 日益衰落的陆上大国,中国遭受着海权和陆权大国的双重夹击。在西方大国的压力面前,中 国不仅无权参与决定自己命运的多边条约体系,反而成为大国争夺的场所和列强交易的牺牲 品。明清的“禁海”政策,实质上是对海洋的一种畏惧心理,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以陆为主 , 立足于防的海洋意识。近代以来,封建王朝的腐朽,中国国力日衰,尤其近海恶邻日本与美 、英等世界列强从海上的侵掠,甲午战争、鸦片战争的失败,更加剧了中国的惧海心理。中 国战略重点也始终处在化解陆地生存危机上,无暇顾及海洋。其次,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前 后,是中国陆权应对美国海权的边缘地带之争的完全对抗到中国与外部海洋国家在对抗中合 作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面临着大规模外敌入侵的现实威胁,“图存 ”即巩固和维护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成为国家政治安全战略的重心。美国的国际战略 延伸到整个西太平洋地区,把由海到陆掌控东亚大陆内外“边缘地带”作为目标。[7]利用其强大 的海军力量,不断对濒临西太平洋的一些半岛、岛屿实施军事占领和侵略。中国依托广袤的 陆地,经过不懈努力甚至不惜巨大牺牲,顶住了美国利用海上优势实现从东亚大陆“边缘地 带”由外向内扩张的企图。[8]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 相继建交,中 苏关系开始改善,中国的重心转移到自身发展上来,中国开始致力于“求富图强”。虽然仍 然受到来自海洋强国的压力,但由于自身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与外部海洋国家在对抗中寻 求合作。新中国一直受到来自海洋强国的压力,但由于中国海洋地缘环境的改善,中国发展 由“图存”向“ 求富图强”转变,中国的海洋意识产生和发展空间不同。之前,中国与西 方海洋强国完全对抗时期,中国海洋长期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受 到严重打击,海洋权益受到严重侵犯,海洋意识产生和发展的空间受到极大的压制。后来, 中国海洋经济迅速发展,海外需求与合作日益加深,中国向海意识也逐渐增强。

历 史 文 化

将历史文化提到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这是对历史文化的应有认识。一个国家或 民族海洋意识的强弱,能否以海洋为重,谋求发展,受历史文化影响深刻。

1.历史文化支配着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海洋意识的特性

西方的历史传统文化中,海洋文化得到一贯的重视并有着悠久的历史。海洋文化对人们的思 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海洋意识上。总体上看,西方海洋意识具有以下三个 方面的特点:一是强调欧洲中心论。认为海洋文化是西方的“专利”,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 尽管濒临海洋,但并没有海洋文化。二是强调海权力量的作用。宣称“谁控 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古希腊的狄米斯托克利、美国的马汉),并以这一理论为基 础展开海上争霸、海外扩张和“蓝色圈地运动”,表现出浓烈的殖民心态。[9]三是强调商业利 益至上原则。航海贸易包括海洋探险和航海“新发现”的作用,都是为了扩大世界市场商机 与获得利益,因而促发了残酷的市场竞争和适者生存观念的国际化,并导致西方国家在通过 海洋掠夺开发世界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包括海洋环境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源于西方传统的 海洋文化,使西方海洋意识在观念形态上表现为强势海洋文化心态和海洋文化霸权主义特性 。[10]

中华文明不仅具有内陆文明、农业文明的鲜明特征,而且具有悠久灿烂的海洋文明,并形成 了具有东方文明主流特色的海洋文化。中国独具东方特色的海洋文化,不但影响了东北亚、 东南亚等环中国海文明圈,而且影响了中亚、西亚、非洲和欧洲的文明进程,却又因过多受 制于中国农耕文化、中国封建制文化以及中原主体观念,并在近世以来的国际局势变化、世 界文明冲突和力量对比中走上了封闭性的背海道路,表现为具有海洋经济的从属性、海洋活 动的政治性和海洋发展的内向性特点。

2.海洋在儒家文化中没有合适的地位,这深刻地束缚了中华民族海洋意识的产生和发展

中华民族文化的基础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秦汉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基本上 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民族文化。在此之后,有几次大的民族融合和民族文化交融,但 都没有从本质上动摇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基础。数千年独尊儒术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期支配 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形态。

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发展起来的儒家文化中,居 于主导地位的是大陆农业文化,海洋只作为大陆农耕的附属和补充,海洋活动也主要是为了 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强调以农为本、以本(农)抑末(商)思想,排斥商业;发展海洋也 是遵循农业发展的有机论自然观,对海洋的利用主要是“以海为田”,而非“以海为商”。 倡导重义轻利的雅文化,反对唯利是图,反对海洋贸易兴起。中原大陆文化培育出来的“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天朝大国思想,导致与海外邦交中坚持怀柔政策,大搞政治性远航。 主张王道、德化,反对帝王之勤远略,观兵域外;社会上以伦理为本,主张“父母在,不远 游,游必有方”;居民喜于安土重迁而不喜冒险犯难,安于保守而怯于开拓等。在儒家思想 的熏 陶下,形成了一种内向性格,严重束缚着向海洋进取心理的生成。在这种文化背景和思想主 导下形成的海洋意识,只能是有限的海洋农业意识,对海洋的认识不可能上升到更高的层面 。

3.民族文化具有可塑性,有利于中华民族海洋意识的培育

民族文化有较强的可塑性。正确的文化建设方向有利于中华民族海洋意识的培育。当前,中 国“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 目标,为中国文化指明了建设方向,也为中华民族海洋意识培育指明了方向,即要建立民族 的、时代的、开放的海洋意识。要正确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继承本民族海洋文化的精华;要立足时展,坚持与时俱进发展观念,在珍爱传统历史文 化的同时,不断创新和发展,克服固步自封、不思进取思想;要面向世界文明,积极学习和 吸纳世界上先进海洋意识的精华,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海洋意识的生命力。此外,正确的文化 建设内容和方式有利于中华民族海洋意识的培育。从文化理念上强调海洋文化的全部内涵、 整体功能和民族特色,可以防止一味地自我海洋中心意识,导致新的文化侵略和霸权主义; 防止一味地强调海洋军事大国,导致穷兵黩武;防止一味地强调海洋经济,导致海洋生态环 境和海洋资源被破坏;防止一味地强调海洋科技战略,导致科技伦理的丧失;防止一味地强 调海洋经济指标与效益,导致政府评价体系的偏离和国民的拜金主义;防止一味地强调海洋 文化的地理地域文化属性,导致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的对立和分离。

经 济 特 征

社会活动是意识产生的前提,经济又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基础。社会经济生活中形成的生产方 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海洋意识有着极大的影响。

1.国家经济是否以海洋为依托,对海洋意识的培育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人类活动必须依托陆地,陆地是人类的第一生存空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当人类的更 多需求通过陆地已无法满足时,就把眼光投向海洋,通过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得到更多的利益 。由此可见,海洋与人类的关系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最基本的是经济利益,其他利 害关系说到底都是为了经济利益服务的。国家民族海洋意识的培育,虽然受到地理因素和传 统观念的影响,但最终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与海洋的关系。

历史上的海洋强国,都是在从海洋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进一步激发了对海洋的热爱, 深化了对海洋的认识,形成了适合国家发展需要的海洋意识。

2.中国传统经济特征,对中华民族海洋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有根本性影响

自给自足的农业、手工业相结合的封建经济,一直是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具有 非常明显的经济特征。一是经济生产自给自足。它所使用的生产工具落后,生产规模狭小, 生产力低下,生产的产品主要是自己消费,可供交换的商品有限,主要是在很狭小的地域里 进行简单的循环。二是和平自守。这种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需要一个稳定的、安宁 的社会环境与秩序,以个体小生产方式为主的农业劳作使得人们更多地崇尚和平,厌弃战争 。兴兵作战的根本目的,是为农业生产创造一个必备的安定环境,保障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 稳定。三是安土重迁。农民固守土地,起居有定,耕作有时,自给自足,把土地作为生命的 一部分,须臾不可离开。四是重农抑商。中国从神农、黄帝起,尤其是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 想之后,农本商末的思想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商业和手工业受到封建专制主义的压制,处于 从属地位。五是重直接轻长远。在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中,民众养成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务实态度,形成了“重实际轻玄想”的实用意识。

以农为本必然导致重陆轻海的思想意识。这种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经济,决定着整个社会面 貌和人们的心理状态。长期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养成守旧、盲从、散漫、安土重迁、缺乏效 率观念和民族意识等的不良习惯;[11]形成重农轻商,重土轻洋的价值观念;人们 的思维方式 因循守旧、怕冒风险、不思变革。由这种和平自守的农耕经济派生的民族心理也是防守性、 内向性的。与以商品交换和海外殖民为致富手段的海上民族对外拓展的意向判然有别,还不 能正确理解海洋和国家民族的利害关系。由于内陆意识和守土思想占了统治地位,故虽有显 赫一时的海洋业绩,却仍未能超越陆地上那种有限的思想和行动圈子。历史上涉及海洋经济 政策的改革,如管仲的“官山海”、桑弘羊的“盐铁论”、以及唐宋时期的“市舶司”和历 朝历代颇为辉煌的远洋贸易等,都曾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在整个社会活 动中,经略海洋始终处于配角地位。海洋对于中国人来说不过是渔盐之利、舟楫之便罢了。 [12]

3.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对中华民族海洋意识重塑产生着强大的牵引作用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经济全球化使 全球经济相互依存度显著增加,海洋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海洋不仅是全球的交通枢纽 ,更是生产原料的重要来源地。海上对外贸易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海洋经济 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国际货运的90%以上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1969年世界主要海 洋产业总产值为130亿美元,1999年为6000亿~8000亿美元,2006年为1.6 万亿美元,约占世界经济总产值的4%。[13]

中国正从传统的农业国家发展为现代的工业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与海外往来日益密切。20 07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为21000亿美元,中国境外企业已达1万余家,海外投资超过 600亿美 元。中国经济外向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融为一体。中国发展所需的先进技术、各种原料 、商品出口,都显著依赖于国际市场。海洋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桥梁。中国进出口贸 易85%以上都依赖于海洋运输。[14]同时,中国海洋经济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成为 国民经济新 的增长点,海洋空间成为国家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2007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4 9 24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占全国GDP的10.11%。[15]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要求 中国必须融 入世界经济,加强与海外世界的联系。海洋作为这种联系的纽带,以及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 日益重要的作用,都将极大地促使发展中的中国,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海洋,重塑中华民族海 洋意识。

政 府 特 性

海洋意识的形成并能最终上升到理性地指导国家的海洋活动,受到国家地理环境、经济特征 、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统治阶级在海洋事务上表现出来的政策、立场观点和 意志行为,又会对国家民族的海洋意识产生直接和主导的影响。

1.政府特性对国民海洋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极大的影响

政府特性主要表现为执政者对于海洋战略地位的认识水准,以及能否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并一以贯之地执行。政府特性决定民族海洋意识形成及发展趋势。政府决策者深刻地认识到 海洋的战略地位,是该国制定和实施科学合理的国家海洋战略的前提和基础。历史上的海上 强国之所以强大,都是政府(主要是最高统治者)高度重视海洋事业,并在其发展过程中都 制定了合乎时代潮流且符合本国国情的海洋战略和海洋发展战略的结果。[16]政府 所制定的海 洋战略和海洋发展战略,会引导人民认识海洋及其与国家民族发展的关系,并指导海洋事业 发展,也为海洋意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发展方向。如1868年明治维新时,日本天皇确立了“ 海军建设为第一急务”的方针,[17]全国上下“开拓万里波涛”、“耀皇威于海外 ”形成一股 潮流,使这一岛国具有浓厚的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念。相反,郑和七下西洋,体现着当时中国 具有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强大的航海能力,是强化国民海洋意识的大好时机。然而,封建统治 者全然没有重视郑和的真知灼见,对海洋方面的决策指导失误,不仅使远航缺乏经济动力支 撑,而且连郑和的航海资料也被当作大逆不道“应当毁之,以拔其根”,实难起到增强国民 海洋意识的作用。

政府的政策导向将引领民族海洋意识的发展。马汉曾经指出,在和平时期政府应大力发展人 民的海上活动,以自己特殊的政策不断保证这方面潜力的充分发挥。在国家因海洋走向强盛 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提升本民族的海洋意识也成为必然。反之,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 以“海禁”政策为指导,实行一系列极为严厉的法令,如规定片板不许下海,汉人不许出洋 ,已经造好的船都要封存,永禁华侨回国,出国的留学生都要全部召回等。这就等于封闭了 人们走向海洋、进一步认识海洋的途径,进一步加固了守土观念,淡化了海洋意识和海权 意识。

政府对海洋事业的关注和投入将成为海洋意识不断增强的加速器、动力源。麦哲伦绕过美洲 南端通向亚洲的航行计划,遭到葡萄牙国王的拒绝却得到西班牙支持,才有了后来的麦哲伦 船队开辟环球航路的实践。1853年美国舰队的入侵,使日本统治者猛然醒悟,改变数百年闭 关自守的封建幕府体制,开始重视海洋,积极经略海洋,广泛吸取海外的文化与科技,加大 对海军建设投入,只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即建成一支远洋海军,分别击败了中国和俄国, 成为东亚的强国。清朝末年,中国政府对海军力量建设是相当重视的,北洋海军号称远东第 一。可自海军初步成军后,最高决策层没有正确的估量形势,对日本的现实威胁失去警觉, 不作战争准备,把有限的海军军费挪用修建颐和园和三海工程,最终导致北洋海军遭日本的 袭击而全军覆没。政府对海洋事业投入大量的、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予以具体实施, 将不断增强国民的海洋意识。[18]

2.中国封建政府对海洋问题的“政治性”安排,压抑了国民对海洋的热情

华夏文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一直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中国作为一个濒海大国,利 用海洋的历史也十分悠久。郑和下西洋,比西方“地理大发现”几乎早出一个世纪。然而, 中国封建政府把海洋主要置于封建政治范畴,对海洋的认识带有很大的保守性、局限性,缺 乏全面的、长远的经略海洋的战略意识。对外,中国与周边海上邻国的渗透关系、朝贡关系 是一种政治性安排。都是以政治外交为主要目的,为的是显示帝国的强大与稳定,追求政治 虚誉,都忽视了海洋经济。对内,中国政府对海洋事务的动机和出发点,都要坚决服务服从 王朝至上,服务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只把开放和闭关作为封建制度自我调节、保护发展 的一种手段。尤其明朝中叶以后,正当欧洲殖民主义列强纷纷东涌之时,中国的统治者着眼 于狭隘的政治利益,担心商业活动,尤其是海上贸易,不像农业生产者被固定于一地,“实 难控制”;担心从商者相对集中地生产活动,容易“啸聚生叛”,危及封建统治政权,遂实 行长期禁绝海市的封闭政策,封锁国人的眼睛与心灵,阻碍人们的活动境界,窒息国家生机 。中国封建时期,政府忽视海洋经济的深层原因还在于,其把土地资源的占有和控制作为国 家统治的基础,视为国家财富的基本来源,不重视海洋资源的获取和拥有。这种对待海洋的 唯政治而无视经济性质的认识与实践,严重违背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使海洋事业的发 展成为无源之水、笼中之鸟,极大地压抑了国民对海洋的热情。

注释:

[1]马克思把自然财富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作为生活资料的自然财富(如土壤的肥力、鱼 产丰富的水等);第二类是作为生产资料的自然财富(如水力、矿藏等)。参见:马克思.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560

[2]程广中.地缘战略论.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199

[3]楼耀亮.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43

[4]何新在《中国文化新史论》中谈到中原之地时说:“这块平原事实上处在一种近乎封 闭的 地理空间中。在这块大平原的北部和西部,有燕山山脉、太行山脉、吕梁山脉、伏牛山和秦 岭,以及属于大巴山的武当山。在南部则有大别山、武陵山、九嶷山、天目山、南岭、武夷 山脉,直到南海,这些群山巨岭,从北、西、南三面如同屏障和墙垣一样包围着中原。还特 别指出,中原地区面临的只是渤海。见:倪健民,宋宜昌主编.海洋中国(下册).中国国 际广播出版社,1997:1200

[5]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时事出版社,2002:154.157

[6]鞠海龙.中国海上地缘安全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4:78.文章指出:与中国 陆地接壤的邻国15个。原来的锡金,我国在2003年已经间接承认印度的吞并,在中印双边文 件中称“印度锡金邦”。

[7]倪世雄,潜旭明.中美新地缘互动关系初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3)

[8]冯梁,段廷志.中国海洋地缘安全特征与新世纪海上安全战略.中国军事科学,2007 (1)

[9]段钢.帝国思维与和谐世界构建.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6)

[10]曲金良主编.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第4.5合卷.海洋出版社,2005:58

[11]张岱山,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298

[12]章示平.中国海权.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105

[13]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课题组.中国海洋发展报告.海洋出版社,2007:2

[14]王立东.国家海上利益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116.120

[15]国家海洋局.2007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2008

[16]如葡萄牙的亨利王子、英国的伊莉沙白女王、俄罗斯的彼得一世、法国的路易十四、 美 国的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都是因为高度重视海洋以及积极指导本国开发利 用 海洋,建设强大海上力量而使国家走向强盛的。夺取出海口、争夺海上霸权,就是历代俄国 沙皇对外侵略扩张的一条主线。当彼得一世执掌权时,为此制定了一项全面而详尽的战略计 划:西出大西洋,北抵北冰洋,东进太平洋,南下印度洋。俄罗斯的扩张正是以此为轨迹, 才取得了今天世界第一版图大国的地位。日本则自丰臣秀吉时代起,就制定了先侵占朝鲜半 岛和中国台湾,进而占领中国东北地区,而后以此为基地和跳板,吞并全中国、东南亚乃至 整个亚洲,最终称霸世界的海洋发展战略。而美国向太平洋进军,占领夏威夷群岛、菲律宾 、关岛、日本冲绳岛、萨摩亚等海外基地,控制巴拿马运河、马六甲海峡、白令海峡等海上 战略咽喉要道,逐步走向世界超级大国的宝座,则是以马汉的海权思想为指导的。

第7篇:海洋安全论文范文

评猜中国海洋战略,妄指我“言行不一”

《报告》认为,目前中国虽然还没有完整的海洋战略,但海洋问题对于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增大。除东海、南海领土争端外,在经济和安全上,中国也愈发依赖海洋。海洋资源利用、海外利益拓展、海运通道安全等经济因素,军事部署等安全因素均使中国对“海洋重视的姿态已明显化”。《报告》分析,“中国在安全和经济两方面重视海洋权益,其原因背后存在着中国对本国在周边海域的和利益受到侵害的危机感”。在“此危机感”的前提下,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已成为中国军队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

《报告》依据中国领导人讲话、海洋执法行动、海军建设情况等,对中国海洋战略进行了片面地分析、解读。《报告》暗含对中国海洋战略“言行不一”的批评,称中国国家和军队领导人均表态要“构建和谐海洋”,愿意通过“协商、合作”等方式解决海洋问题,但在实际行动上,中国却表现得十分强硬:“首先,中国不断加强海洋执法力度,以武力威胁他国船只情况频频发生;其次,海军部队积极加强‘远海’的机动作战能力,相关训练和演习日益常态化;第三,无视国际准则,试图限制专属经济区内的外国军事活动。此外,中国国内对于中国的和权益问题不可轻易让步的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军方也频频就关系到的问题发表非妥协性意见和态度。

对比2011年8月美国国防部出台的2011年版《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可发现,两份报告虽措辞有些许不同,但实质内容如出一辙。美版报告在特别新增的“中国不断演化的海洋战略”专题中,详细阐述中国海洋战略的变化,并称“受安全和经济利益驱动,中国的海洋意识不断增强,海洋战略正在从‘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变,中国海军已逐步进入长期由美国海军支配的海域”。日版《报告》重点从经济和安全因素阐述对中国海洋战略的重要性,强调“中国海军战略和作战范围已经超越了第一岛链而逐渐朝第二岛链扩大”。近年来,日本相关报告的涉华言论与美国的趋同性越来越高,妄评中国海洋战略和海上力量发展。渲染“中国海洋军力威胁”的论调。虽然题目直指中国,但是处处充斥着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制衡的冷战型思维,彰显了日本试图将中国制造成美日共同的敌手。借此加大其在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权重,谋求建立地区军事政治大国的地位。

染指南海问题,指责中国破坏地区稳定

《报告》以“引发南海摩擦的中国”为题,用一章的篇幅详细介绍了南海问题,态度鲜明地将南海紧张局势归咎于中国。《报告》无视中国自古长期拥有南沙的事实,更无视中国为南海和平与稳定做出的巨大努力,只字不提越南、菲律宾等蚕食我南沙岛礁的行为和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和平主张,对我南海政策和立场大肆批评。

《报告》认为,上世纪60年代末南海争端公开化以来,中国一直在凭借武力强占岛屿,欺压周边各国,并指“中国近年来挺进海洋的动向在南海表现得尤为突出”:一方面,中国大幅度加强在南海地区的执法力度,屡屡主动挑起与相关国家冲突,“中国在南海的强硬行动,导致其周边的安全环境恶化”;另一方面,中国海军不断增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频频举行各种训练和演习。为证明中国是破坏地区稳定的“罪魁祸首”,《报告》还搜集罗列了大量不同渠道搜集的报道和评论,对相关案例进行了片面解读,欺骗性、煽动性极强。如《报告》例举“无暇”事件,称“中国船只骚扰执行日常任务的美军监测船”,指责中国“不但与在南海问题上已有争议的东南亚国家造成冲突,而且与美国之间也起了摩擦”,有意在此“拉偏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报告》分析,中国之所以在南海采取“强硬”行动的根本原因在于“南海将是中国未来海洋战略发展的主要地区”,中国在该地区具有下述战略目标:“一是维护南海海洋经济权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二是增强在南海的军事存在,确保南海海上通道安全;三是提高对美国军事力量的抵抗能力”。

此外,《报告》试图将南海问题国际化,批评中国在“关系到领土争端和权益对立时,表现出拒绝在多边机制中解决争端的态度”。认为“在及海洋权益的对立渐趋明晰的南海问题上,中国的态度是把加强保卫中国权益的‘维权’活动及增强军事实力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并得出结论称“通过外交谈判谋求局势稳定化的余地不大”。

《报告》竭力将南海问题与东海问题相联系,强调“东海和南海均是中国进入海洋的重要通道”,作为“在东海专属经济区及大陆架划界等问题上与中国有争议”的日本应高度关注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为其介入南海问题寻找借口。

事实上,自2011年度的《防卫白皮书》首次将南海问题单独列为一章节详细阐述以来,日本官方文件多次出现类似表述,中国“态度高压强硬”,“南海问题有可能成为影响地区和国际社会和平稳定的因素”。近年,日本高度关注南海问题,一方面,随着美国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倾斜,日本欲在美日同盟的基础上介入南海,联手东盟相关国家构筑“对华包围圈”。另一方面,日本试图将南海问题作为东海问题的战略延伸,借南海问题的国际影响对华施加压力,形成南海、东海两翼策应之势,为其处理东海问题增加回旋余地。

第8篇:海洋安全论文范文

公元前500年,古希腊海洋学家狄未斯托克提出了“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的预言。在当下,海洋意识教育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的,历史上我们经历了过惨痛的教训:失去海洋上的权利,我们不仅由于战败而丧失民族与国家的尊严,并一度面临亡国的危机。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海洋意识发展有了巨大的进步。海洋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带来了文化科学交流的新天地、也带来了海疆领土争端乃至区域格局的复杂化演变。经历这些变化,中国大学生身处其中,不自觉地产生了海洋意识。除了这种自发的海洋意识之外,高校专门针对大学生所开展的海洋意识教育可谓为数寥寥、成果不彰。尤其身处沿海地区的各级高校,本该走在海洋意识教育的前沿,如今看来,效果堪舆。如何加强高校海洋意识教育,本文就海洋意思教育进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的实践做出一些分析和建议。

首先,海洋意识教育进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必要性。有多项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大学生的海洋意识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海洋价值和海洋战略地位的认识十分匮乏。当今大学生形成的海洋意识多属于自发性的。在信息媒体时代,大学生通过互联网和移动媒体,以及报纸、电视等媒介获得新闻知识,相关内容如海洋开发、周边地区形势发展与变化、各国海上力量、区域海洋问题摩擦与争端、海洋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发的海洋意识。

在大学课堂中,海洋意识教育所占的比重极低,不论是教科书还是课外畅销读物等涉及海洋的内容非常少,大学里开展以海洋为主题的活动鲜见。普遍来讲,高校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理念和方法上是中学阶段海洋意识教育的复制,所以形式简单、内容单一、逻辑散乱、效果不彰。形式主要是海报挂板宣传、海洋知识竞赛等,进入课堂教学内容很少。内容集中在我国海洋国土、海洋权益争端、海洋经济价值等方面,基本上是海洋相关知识的普及,与国际形势、区域形势的发展变化关联较少。只有当周边区域形势变得紧张而敏感时,高校课堂才做出反应,如2009年“南海问题”、2012年“钓鱼岛问题”在部分高校做专题解读。这些略显粗糙简单、仓促和被动的教育方式,很难满足我国要建设海洋强国所需要的海洋意识基础。

就当今高校教育的现状来看,若想使海洋意识教育切实有效地开展,进入大学课堂是必要的方式。而“形势与政策”课,则有着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的先天基础。第一,“形势与政策”课的时政性强。“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内容,自2004年、教育部下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以来,形势与政策课针对大学生思想特点,结合国内外热点问题,通过课堂与教育实践,帮助学生认清了国内外最新形势。形势与政策课中的海洋意识教育不仅事关中国海洋利益的维护以及与世界主要大国和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更加包含我国国家战略的走向。同时,当今世界谋求发展的国家无不把海洋权益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方面,海洋意识的发展成为全球趋势。形势与政策课正是应对变化发展中的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的有效教育平台,亦是实施海洋意识教育的有效平台。第二,“形势与政策”课具有思想理论深度和政治方向性。高校开展形势与政策课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与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形势观和政策观。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就是从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和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唯物主义基本原则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握形势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认识论,不断提升理论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和水平。马克思主义政策观就是从推进社会的总体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为人民谋利益,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海洋意识教育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与方法。

海洋意识教育进入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需要清晰准确的内容布局。海洋意识教育在“形势与政策”课堂上应当讲授哪些内容?总体来说,海洋意识教育包含六项内容: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技、文化。在这六项内容中,笔者认为前三项是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的重点内容,后三项可作为辅助和补充整合为一个内容项。这四方面布局构成了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的主要内容。

第一方面海洋政治板块中,包括海洋权益在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国际法等方面的内容。当前海洋竞争为代表的国际关系呈现出复杂性和不稳定性,海洋意识是全球性概念,亟须国际视角加以诠释。国际关系是研究当代海洋问题的重点和基础,缺乏对国际关系的整体性认识,不可能形成完整深刻的海洋意识。比如当今国际关系学界中备受争议却影响巨大的地缘政治学理论,如有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马汉的“海权论”、英国学者麦金德的“陆权论”和美国地理学家斯皮克曼“边缘地带”论等,均对国家的兴衰更迭和海洋实力之强弱关系做出了有力的阐释。当然,作为高校通识课教育,形势与政策课无须完整系统地讲授地缘政治学理论,但当前全球海洋权益竞争充满深刻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地缘政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当前不少大学生对于南海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的认识存在误解和困惑,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地缘政治观念。不仅如此,还需要从国际战略的角度构建现代海洋意识。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海洋权益的追求是不同的,所采取的海洋战略也是不相同的。当某一国家告别自然经济,发展商品经济的时候,就会产生向海洋寻求更大市场和更多资源的客观需求和自觉行动。这期间的海洋意识发展同国家发展之间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性联系,揭示这种规律性联系进而上升为国家海洋战略是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的重点。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国际政治民主化,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代表的现代海洋法规基本文件,为确立海洋权益提供了国际法依据和行为准则。需要注意的是,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海洋法并非国际海洋争端的终结,因其是各个国家协调、斗争乃至妥协的结果,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同时其中也因为模糊的解释而使海洋利益纷争广泛存在。但是,《公约》的基本内容对维护我国的海洋权益有利。在指导学生认清海洋权益纠纷的复杂性的同时,还要明确学会利用规则,建立规则,趋利避害,有效维护海洋权益。

第二方面海洋军事板块中,包含军事战略、海上力量等内容。树立正确的战争观是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重点之一。在此可以从军事战略和海上力量两方面着手。面对复杂的海洋利益争端,“战争”与“和平”的选择与把握最受人关注,也最容易走向误区。现代国际局势下,军事打击手段的效能是有限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非战争手段的积极运用才能有效控制局面。当前我国海上军事战略要追求的不是作战方面的“胜利”,而是战略主动和战斗效能上的“窒息”。这就需要创建边疆空间和强大的海上力量。有学者指出,在沿海国家所属和管辖的海疆基础上,存在一个为维护本国主权与世界和平、保障公海作业与航行安全而合法延伸的海上疆域,这种战略延伸可称之为“海上战略边疆”,即“战略海疆”。基于这样的战略意图,我国采取的战略选择就必然是主导型的海洋军事战略,强大的海上力量呼之欲出。海上力量主要指海军,但并不仅限于海军,它是国家总体国防力量的集中表现,包括外层空间技术在内的陆海空远程精确打击技术并被应用于海上作战的力量。在这里航空母舰的特殊重要作用凸现出来,航空母舰作为集中陆海空及一切最先进军事技术于一身的作战平台,因其全球范围具最机动性质而成为发展海上力量必不可少的军事工具,所以中国在发展航母的道路上应当走得更远。要明确的是,中国的海洋战略并不走新兴大国挑战传统大国的老路,掀起全面海军军备竞赛并挑战现存的海权优势并不是中国的战略选择。

第三方面海洋外交板块中,主要内容分为海洋条约和协定、地区和国际海洋事务、海洋军事外交、海洋权益争端等。首先围绕海洋事务展开双方或多方谈判,通过谈判缔结海洋条约和协定,以书面形式规定海洋外交中的权力与义务,赋予其法律意义。其次海洋外交还包括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海洋事务,如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海上人道主义救援、打击海上犯罪行为、反海盗、开展海洋科考等。军品贸易炮舰外交、海军外交、海洋法律外交、海上合作外交和涉海民间外交。除此之外,还有把军事与外交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国家外交重要分支的军事外交。军事外交即军事部门之间关于海洋活动的交流合作,包括海军互访交流、海上联合军演、建立海上信任措施、开展海上安全合作等形式。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军事外交特点在于积极推动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深入发展,既展示了中国的海军力量,也传递出和平发展的理念,表达了与世界各国友好相处的愿望;与有些国家把海洋军事外交作为推动结盟、兑现安全承诺、威慑潜在危险和孤立竞争对手的工具,不断酝酿新的紧张因素的做法是截然不同的。第四,海洋外交的内容还包括妥善解决海洋权益争端。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各沿海国家均可拥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和不超过350海里的大陆架。因此,任何同濒一个海域且海岸线之间的距离小于400海里的两个国家或多个国家之间,都存在海域划界问题。海洋权益争端难以避免。世界上有2/3的海洋权益纠纷未得到有效解决。但存在争端并不意味着一定就会引发危机与冲突,关键在于如何认识问题和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和平、妥善地解决海洋权益争端是海洋外交所争取实现的重要目标。

第9篇:海洋安全论文范文

【关键词】海洋战略 国际变量 中国取向 印度洋挑战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中国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坚决维护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个提法在当今中国与东海、南海邻国尚存难以解决的争端的背景下迅即引起相关国家的关注。日本外务省发言人表示关注中国领导人提及中国的海洋活动,并声称日本希望中国的海洋活动“必须基于国际法以和平方式开展,日中两国有义务维护地区稳定和繁荣”。日本的反应表明了日本以海洋大国自居的心态,但其潜台词似乎将中国的海洋战略解读为与日本在相关海域的争夺,这未免低估了中国。中国的海洋战略自21世纪以来被学界广泛认同为中国追求和平发展的必然途径,也是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的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由于这一认识,关于中国究竟是陆权国家还是应该成为海权国家的争议也已经平息。因为中国在坚定维护其东亚陆权的同时,一定也必须维护其合法的海洋权益,包括海洋国土的和根据国际法得以延伸的权益,尽管这和马汉理解的海权可能存在较大差异。维护合法海洋权益和追求海洋强权,两者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联,但一个新兴大国强调维护权益时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有较明确的战略意图和目标,这对中国、印度等新兴的海洋大国都是必要的。本文拟在这个层面上讨论中国的海洋战略,以及因而衍生的印度洋战略。

一、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

美国是当代国际体系中的海洋强权。美国的这个地位主要是由其远超任何其他国家的远洋军事投送能力所支撑的,因此而建立的庞大舰队是美国军费开支的沉重负担,在美国近7000亿美元的开支中占近1600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仅在海军上的花费就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费总开支。正是这种惊人的投入保证了美国在世界各大洋上的强权地位。美国投入如此之大,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个海洋霸主的虚名。美国在二战后确立世界霸权的道路上,从一开始就将控制各大洋战略要道,以及保证美国获得以石油为代表的资源,视为美国全球战略不可缺少的部分。为了实现这一点,美国必须保证拥有强大的海上投送能力,为此美国从未停止过提升其海军的努力,并在全球建立其庞大的军事基地网络。然而今天的情况似乎正在变化。

美国一国之军费开支超过了在其之后十国军费开支的总和,这是否可持续且有必要呢?美国以前一直认为应该是可以持续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因为美国是“世界警察”,有领导世界、主宰世界所有地区的必要,因此美国在二战后确立的基本国策之一就是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宰任何地区,其潜台词是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某个国家主宰了某个地区,那就是主宰了该地区的资源和发展,这必将导致挑战美国的前景。美国曾经认为其一直有能力保持这个地位,通过不断加大军事能力上的投入,可以永远确保不发生这种状况,即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在任何地区取得主导地位,至于所有这些地区是否都涉及美国的核心利益,这似乎并不重要。而且美国战略家常常倾向于认为世界所有地区都有战略重要性,无论这是远离美国本土的非洲某个角落,还是大洋的某个航道,美国都能从中看出重要的战略意义。维持这种战略观无疑是要大量投入的,特别是在海军方面。

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击碎了美国国力长盛不衰的神话。奥巴马总统2009年上任之初,美国的财政赤字达10万亿美元,是其前任政府发动两场战争所留下的遗产,也是在选举中批评共和党政府的重点之一。但在奥巴马执政四年后,赤字已经猛增到16万亿美元,超过美国目前的年GDP总量,这成为美国财政和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标志,进而成为2012年选举中共和党猛攻奥巴马的重点之一。在这种两党相互攻击之外,可以看到美国的国力在未来可能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美国为了补上这个越来越大的窟窿而展开了激烈的国内辩论,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即使强大的美国,在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上无非也只有“开源节流”这两条路可走。前者,奥巴马政府正在努力,希望振兴美国的制造业,提升出口,进而振兴经济,这是治本的,但短期内难以奏效;后者就要求美国政府缩减开支,其中军费开支是一项重要内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保持无处不在的军事投送能力的必要性被提上议事日程。从这个角度看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或可得出另一些不同的结论,即美国的调整固然有将重心转移到亚太的目的,但也可能是资源重新分配的信号,在美国当前财力减弱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奥巴马政府面临削减开支的压力下,美国必须有所放弃,尽管美国声称要在亚太加大投入。这放弃的部分是哪里值得关注,从一些迹象来看,印度洋可能是选项。

其一,美国希望盟国在印度洋承担更多的任务。2012年11月,国务卿希拉里和国防部长帕内塔在和澳大利亚进行双边2+2会谈时,呼吁澳大利亚与印度加强在印度洋的合作,进行更多的海军联合军演。虽然这次会谈的主题是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但从美方的意见来看,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值得注意的是,希拉里国务卿在呼吁的同时指出,“美国支持一个和平与开放的中国,寻找支持一个和平崛起的中国的方法”。尽管将美国的这两个说法直接联系起来未必完全妥当,但考虑到美国的这次战略调整所包含的中国因素非常大,也未可排除美国已经注意到中国的崛起亦将在印度洋产生的影响,但美国显然是要其盟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又如同年5月,防长帕内塔访问印度,在那里他同样“期望未来在维护印度洋安全与和平方面印度的力量成长,因为虽然美国在印度洋地区加强了在澳大利亚的存在,在新加坡部署濒海战斗舰等,美国也将继续加强在印度洋地区的其他部署,但美国认为(印度洋)面临的根本挑战是发展印度的力量,以使印度能够在本地区对安全挑战做出反应。”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防长在赞扬印度配合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时并不提及印度是否应该加入西太平洋地区,更不用说提升印度在这个地区的角逐能力了。美国似乎更强调印度应在南亚发挥新的作用,在印度洋加大投送能力的建设等。美国要求他国在印度洋加强力量与其将战略重心转移到西太平洋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

其二,美国在印度洋上的军事投入与其对能源的需求紧密相关,而这一需求正在发生变化。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曾经是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最大进口国,其主要来源是中东海湾地区。印度洋是保证能源通道与安全的最重要地区,美国的第五舰队将其总部设在巴林,并在印度洋重要咽喉设军事基地,如迪戈加西亚岛。美国目前仍然是印度洋地区最强大的军事存在,但却已经不是石油能源最大进口国,而且随着美国对国内页岩天然气和石油的开发日益加大,美国将完全摆脱对中东海湾地区的石油需求。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到2017年美国将超过沙特成为世界最大产油国,到2030年成为石油净出口国,到2035年成为能源自给自足的国家。这个预测能否完全实现目前还无法肯定,但预测本身在国际能源和地缘政治两方面所产生的震撼肯定是巨大的,对美国军方在印度洋上的巨大存在显然也具有重要的含义。如果美国对海湾地区的石油需求大幅下降,甚至有朝一日都不再需要,美国是否仍然应该在印度洋地区保留庞大的军事力量呢?美国虽然自称或被称为“世界警察”,并且也确实对近年来发生在西亚北非地区的社会动荡保持了高度关注的立场,乃至采取干预的行为,但美国政策背后的主要动机绝非其自称的要捍卫美国所支持的理念。美国作为“世界警察”,说到底是要维护美国主张的一种世界权力结构,在这个结构中,美国的重要利益得到维护。在印度洋地区,美国的重要利益和石油紧紧相连。如果不需要石油了,对美国来说,其所需要维护的世界权力结构也一定将发生相应的改变。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战略调整,美国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页岩油气亦是其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重要因素。

以上两点,即美国在向亚太地区做“战略转移”时要求其伙伴如印度和澳大利亚在印度洋承担更多责任,以及美国二战后在印度洋保持巨量军事存在的主要利益动因即将发生颠覆性变化,构成本文讨论的中国应奉行何种印度洋战略的背景。

二、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取向

美国在印度洋的军事力量可能进入逐渐调整下降与中国未来应奉行什么样的印度洋战略,两者间显然存在逻辑相关性。自从美国学者博思·艾伦(Booz Allen)2004年首次提出中国对外战略中有所谓“珍珠链战略”,并在2008年得到另一位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渲染后,国际上关于中国的海洋战略目标就产生了各种说法,也在中国的周边国家引起很多争议。美国人认为中国的这一战略以大陆沿海和海南岛的军事基础设施为依托,从南海延伸至马六甲海峡,再扩展至印度洋,直到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包括南沙的基地、孟加拉国吉大港、缅甸的实兑港、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等。这个理论推出后被一再炒作,又加上了中国援建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认为这些设施在军事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汉班托塔港向国际航运开放的首日处理的货物是印度向斯里兰卡出口的1000辆汽车。西方舆论和学界更愿意强调中国在印度洋上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军事目的而开展的,反映了西方对中国未来在这个地区的作用和地位是高度重视的,这也从一个侧面提醒中国,印度洋也许在战略上确实对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尽管中国并不是一个印度洋国家。

中国迄今为止并无成文的印度洋战略。在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涉及印度洋的内容主要是,根据联合国决议,中国向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派出护航舰队及与他国在护航中进行合作的有关情况,此外还有中国海军与巴基斯坦海军在印度洋海域进行的联合演习等,但纵观全文,白皮书确实提到西太平洋地区,但并没有出现印度洋这个词。这从中国的地理属性来看,是非常自然的,西太平洋地区是中国的近邻周边,与中国的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中国当然应当将该地区视为中国的海洋战略的首要关注地区。另则,从这点而言,在中国的国防白皮书中并无提及印度洋,或也可说中国尚无印度洋战略,尽管在学界层面已经有诸多讨论。基本上中国学者是主张中国应该有印度洋战略的,但并不认同美国学者提出的“珍珠链战略”就是中国的印度洋战略,或者中国在印度洋沿岸国家参与修建的港口设施就是中国的印度洋战略的最主要构件。中国学者认为中国需要有印度洋战略,主要是从保障国际贸易水道航行自由与安全出发的,这显然与中国在21世纪的前十年突然成长为世界头号贸易大国的地位有关。中国的这一发展应该说是大部分预测所没有预见到的,这和中国的经济总量在这个十年中获得的同样惊人的增长一样,在世界引起震动。因此,中共十报告提出,至2020年将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10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建成小康社会”。鉴于在前十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实际是翻了两番,因此在后十年达到这样的目标是有理由可以预期的。同样可以预期的是,中国作为世界头号贸易大国的地位在这个时期也将继续巩固和发展,因此保障国际水道航行安全的要求也一定将继续存在,甚至更为加强,如果国际形势发生剧烈动荡的话。由于印度洋是国际贸易的重要水道,上述论述逻辑表示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即利益上升导致安全需求上升,安全需求促使相应的安全战略产生,后者要求国家建设相应的能力,以满足战略规划的要求。这一逻辑完全符合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维护自身利益的必然现象。然而论者在论述中国的海洋战略时,常常也会引用马汉的海权论,认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进而在21世纪将在印度洋上决定世界命运。这其实也隐含了另一个逻辑,即拥有能力的大国都需要拥有海权,从而决定世界的命运,在这个前提下,需求也可以是被创造出来的,包括战略和安全需求。这两种逻辑可能是并行不悖的,因此当大国拥有能力而不去控制海权时就可能丧失机遇。在回顾历史时或也可认为,例如中国明朝时期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下西洋,似乎是一个目的含糊的远征,对中国而言,也是一种机遇的失去,即有能力而不做。

西方海权的政策实践和理论总结令其他国家在如何认识海权的问题上获得一些新的观念,也使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充分意识到西方强权所主张的理念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之上的,如何应对西方海上强权是众多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长期挑战。中国是其中的最主要代表之一,其他国家如印度等同样有着大量屈辱的经历。但这是否意味着“丛林原则”今后也一如既往不可更改呢?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争议比较大,不同的学派显然都有一些独特的观点,例如支持全球化发展的论者一般并不认同传统的现实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认为后冷战时期的全球化加速发展已经极大改变了国家对国际关系的观念,国与国的相互依存亦已上升到新的高位,使20世纪盛行的零和博弈游戏失去了根本依据,世界已经进入“全球治理”的时代。然而在现实的政策层面上,例如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最体现美国如何看世界的部分仍然是其军事力量,从而美国决定把60%的海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也被视为美国战略调整的最重要的举措。虽然美国政要也声称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的重要性,但这类说法在亚太地区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回应。地区各国关注的仍然是美国的“船坚炮利”以及对自身可能产生的利弊。中国的海洋强国目标及可能会产生的印度洋战略必然要置于这个背景下才能考量其真实的意义。

从以上几点综合来看,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取向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首先,印度洋在目前所体现的是中国的具体利益,如护航、打造能源运输安全水道等,特别是后者。随着中国在缅甸建设的油气管道将告完成,航道安全与否将对国家能源安全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能源运输水道安全本身是国际公共产品,既不可能也不应该由中国或任何哪个国家单独承担,这需要中国与有能力且有意愿在印度洋发挥安全维护作用的大国进行更密切的沟通,创造国际合作氛围,做出中国的贡献。

其次,从长远来看,中国的兴起在21世纪必定将体现在海洋能力的建设上,而海洋能力建设也将促进中国在全球范围的进一步兴起。这个主题显然已经超出利益的评估,有更远大的前景展望。这个战略性视角可能促使中国在印度洋的布局具有新的更为宏伟的抱负,而不是仅仅局限在自己的商船航行,而这种抱负的产生必定是和世界海洋战略格局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变化,就目前来看,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是否会逐渐降低其在印度洋的存在而体现出来的。奥巴马政府的财政窘况、削减国防预算,以及急于结束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乃至小布什政府时期渲染的“大中东计划”和“大中亚计划”如今都似乎在消退,成为无疾而终的政策构想。这些都反映出美国大战略的重心正在调整,尽管亚太再平衡战略给人以美国战略在“进”的印象,但这并不能改变另一个可能同样重要的事实,即美国的战略调整也是美国力量走向衰退的一种反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进”是和在其他地区正在进行以及可能要进行的“退”联系在一起的,印度洋或是其中的重要一环。美国政要近来在多个场合一再强调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在印度洋上应发挥重要作用,其中的端倪亦为印澳两国学界观察到,如澳大利亚学者在印度媒体上撰文认为“美国打造‘印太地区’构想,其核心政策议题是扭转经济下滑趋势,把战略重心转向亚洲,同时维护现有国际规则和美国作为全球首要规则制定者的地位,这有助于消除美国主要对内和对外政策困境,同时保持美国的伟大强国地位。”换言之,美国的策略是要其盟国如澳大利亚或准盟国印度分担在印度洋上的责任,至少美国认为这将有助于其继续保持全球领导地位。海洋格局的这种变化不但使澳大利亚和印度有新的政策选择,对中国也应作如是观,因为海洋格局的重组一定是根据各行为方的需要和能力来进行的,中国不一定是未来海洋格局重组的领导者,但必须是主动积极的参与者。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十报告提出的中国海洋战略才是比较全面的。

再次,印度洋地区现有的结构和机制有利于新格局的形成。目前在印度洋唯一的地区组织是“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Indian Ocean Rim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成立于1995年,现有19个成员,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印尼、伊朗及印度洋沿岸的非洲国家,另外还有中国、日本、英国、法国和埃及为其对话伙伴。从这个构成可以看出该机构尚不是在国际舞台上拥有话语权的组合,正式成员中没有真正的大国,美国甚至都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直至最近在印度的呼吁下美国才表示有意成为新的对话伙伴。另一个可能对印度洋地区产生影响的多边机构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outh Asia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成立于1985年,现有印度和巴基斯坦等8个南亚成员,另有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和欧盟为其观察员。由于印巴矛盾等原因,该组织结构松散,进展缓慢,其成员虽多为印度洋国家,但对印度洋形势发展并无大的影响。在印度洋地区的“群龙无首”现象说明该地区还不是全球事务中的焦点地区,而美国一直在那里扮演地区稳定维护者的角色主要是围绕美国自身的能源安全而展开的,如果美国这方面的利益下降,合乎逻辑的推论是美国将减少其承担的责任,或将责任推给他国。这可能意味着印度洋地区的架构需要重组。在未来该地区架构可能的重组过程中,重要的利益攸关方显然应该参与,也可以有较多的途径参与,这是中国思考印度洋战略的一个视角。

此外,当前学界及有关国家政府间已有关于将西太平洋地区与印度洋作为整体考量,即所谓的“印太地区”的提法。在此背景下,中国究竟应该将两大洋置于同一战略谋划框架还是应该分别处理,将印度洋作为一个独立的战略性地区?笔者比较倾向于后者,理由主要是西太平洋地区是中国的紧邻周边,而印度洋地区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战略周边,两者在政策意义上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尽管在缅甸建设的从孟加拉湾至云南的油气管道完成后印度洋的周边意义将越来越突出,但和中国的紧邻周边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战略布局上都有着较大的不同。印度洋地区连接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如果中国未来要制定亚洲战略,印度洋地区是否应纳入范围都需要考虑,甚至十之八九不会纳入,可见印度洋战略在中国未来的战略设计中也是属于全球范围可能更为合适。

三、中国的印度洋战略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印度洋战略是其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中国面临的挑战也是中国利益在全球范围的逐步扩大所带来的挑战。美国一些战略家将中国的印度洋战略冠之以所谓“珍珠链战略”,主要用以包围遏制印度,这种说法是完全误导的,既不符合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现实和两国的具体利益,也不符合中国发展的未来蓝图。从前者讲,中印关系的本质并不是你死我活的竞争,与美苏冷战对峙的性质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因此,将中国对印度的政策解读为遏制,如果不是别有用心,至少也是对中印两国的历史和文化以及两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缺乏足够的了解,更不用说对两国同为西方强权的受害者历史缺乏起码的同情。以后者论,中国的兴起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也不会仅仅局限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大国的共同崛起是当前国际体系最重要的现象,其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什么目前无法预测,但以西方强国为主导并由其制定规则的国际体系将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将是在中国和印度等大国的兴起进程中逐渐完成的,中国无疑将扮演重要角色,这种角色将促使中国建立新的全球观,其中包含的一些因素在中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宣示中已经有所显现,对此无论做何解读也不可能得出中国在崛起的进程中将首先把遏制印度或其他发展中大国作为目标。

尽管中国并无在印度洋遏制印度的战略,但印度对相关问题的看法却更为复杂一些。例如,2010年中国提出希望加入有33个成员的“印度洋海军论坛”,主导论坛的印度予以拒绝,说明印度在印度洋问题上对中国持有较深介意,而且在印度学界和媒体对印度应该在印度洋居不容挑战的支配地位的看法也比比皆是。从这个方面来看,印度对中国的防范主要出于印度可能认为中国将挑战印度的地位,这个地位在印度看来是支配性的。不过印度的看法完全经不起事实的检验,印度自以为拥有的支配地位在美国看来就是子虚乌有的。印度的能力建设在可预见的未来都难以谈得上全球性的海军大国,以及印度作为贸易国家的前景也将十分有限,因此就能力和利益两方面而言,印度在印度洋上自以为据有的支配地位都是不存在的。印度的全部优势目前主要是在地理上的位置优势,但仅凭这个优势并不能使印度所谓支配地位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然而由于印度的这个观念,中国的印度洋战略首先需要面对来自印度的挑战。

印度的挑战来自其在印度洋地区机制中所拥有的较大话语权。上述“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和“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印度都是主要成员,在印度洋地区的相关问题上,印度的意见通常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这是中国参与印度洋事务必须面对的,在中印关系中已经成为较紧迫的问题。中印两国均非传统的海洋大国,但随着两国的高速崛起,对海洋的重视在各自的对外战略中都日益加大。印度虽是印度洋的地区大国,但印度的海洋战略显然不止于印度洋,印度的“东向”政策自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起就将目光放在西太平洋,与东盟及东北亚国家都展开密集的交流。近年来更将目光转向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咽喉要道,包括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表现出参与地区事务的积极性,显示印度希望成为亚洲海洋大国的雄心。这从本质上与中国日益关注印度洋事务没有什么区别,今日世界之大国无不重视广阔的海洋,因此印度外交部认为中国没有道理涉足印度洋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而印度的担忧来自中国可能挑战印度自认为拥有的主导权,这实在是一大误解。一方面,国际社会迄今仍然认定美国是印度洋重要的力量,印度虽有地理之便,但并不是该地区的“霸主”。这个道理就好像中国和日本都是西太平洋地区国家,拥有同样的地理之便,但没有谁认为中国或日本是当今西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国家。因此印度的看法是建立在虚幻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即使印度以后拥有了主导地位,也仍然不妨碍中国的力量如果有需要还是要进人印度洋,而且总的来说,中国进入印度洋的目标也不是挑战印度,而是维护中国自身的利益。如很多论者都已提到的中国的能源运输和商品进出口很大一部分都需通过印度洋航道,以及中国已经不断向亚丁湾派遣护航舰队,其中也并不含有挑战印度的目标。印度如果认为将来必定成长为世界大国,则中国只会有更多理由认为中国也必定成长为世界大国,而且多半比印度更快成为全球大国。未来的全球大国要关心海洋事务,但他们的战略目标显然不是相互遏制对方,这个战略上的观念问题中印两国需要更好地商讨。

中国的印度洋战略的另一层挑战来自当今的海上霸主美国。就力量对比而言,美国拥有的远洋投送能力目前以及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是无可匹敌的。美国的能力是为美国的能源政治服务的,无论是总部设在巴林的第五舰队,还是应对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威胁美国施加的战争压力,都显示了美国为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而设计的全球战略有着明确的目标。但美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也提供了保障世界能源供应稳定的公共产品,尽管这不是美国在印度洋上保持强大能力的首要目的。随着美国财政状况收紧和战略重心转移,美国继续在印度洋上保持强大能力的必要性将下降,转而寻求其他合作伙伴。迄今在印度洋地区美国尚未和中国讨论,或者说美国可能并不愿意和中国在印度洋上开展合作,而似乎更愿意与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协商。鉴于印澳都是印度洋地区国家,美国的思路是合乎逻辑的,但中国的行动不必受制于美国的观念,中国将根据美国可能逐渐降低在印度洋存在的客观现实而调整自身的策略,加大投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应主动与美国商讨,将印度洋局势纳入中美现有的对话机制议程中,争取与美国在诸如印度洋局势这样的全球性议题上达成共识,或者至少与美方沟通中国海洋战略的新思路和新观念,从而降低美国关于中国挑战国际体系的疑虑。事实上中国已经积极行动起来。2012年12月12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13次中美防务磋商,中国副总参谋长戚建国将军向美方阐述了中国在海洋问题上的原则立场,隔天,在斯里兰卡的加勒举行的关于印度洋安全的“加勒对话”,中国东海舰队司令苏支前将军表示中国将致力于“维护印度洋的航行自由与安全,促进印度洋的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