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的背景精选(九篇)

第1篇：基层社会治理的背景范文

[关键词]社会治理；法治化；合作共治

[DOI]1013939/jcnkizgsc201637191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变迁的不断深化，基层的社会生活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管理模式正面临着诸多的挑战。面对新形势，我们要突破以往基层社会管理以行政为主导的局限，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1国内外关于社会治理模式的理论综述

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与社会理论被引入中国并迅速传播，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领域。随之，社会治理理论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重点。就目前而言，国内外对于社会治理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四种不同的类型：“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全能控制模式、“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政府主导模式、“强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模式及“弱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自治模式。

11“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全能控制模式

全能控制模式是指政府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支配覆盖着社会，全方位控制社会方方面面。在政府的强势掌控之下，社会组织生长空间十分狭窄，公民社会十分弱小。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社会管理模式就属于这种模式，政府是社会管理模式的唯一主体，掌控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所有事务。

12“强政府―弱社会”背景下的政府主导模式

政府主导模式是指由行政力量主导、公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的治理模式。当社会力量发育到一定程度，同时，民主政治、公民社会、有限政府等现代政治理念通过网络等媒介逐渐传播和普及，公民参与意识与参与热情不断提升，具备一定的实力参与到基层治理中，但力量又不足以抗衡，这是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地区普遍采取的治理模式。

13“强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模式合作共治模式中，社会事务主要由社会居民和社会组织来承担，政府对社会事务并不直接干预，政府主要职能就是政策规划和经费支持。当今世界，社会治理模式比较成功的国家，大多属于这种模式，比如日本。强社会是这种治理模式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当下中国公民社会发育尚不完全，合作共治仍需假以时日。

14“弱政府―强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自治模式

社会自治模式是指社会事务由社会组织主导的管理，公民主动参与，由下而上实施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并不直接介入社会事务，而是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的方式间接指导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及公民按照自主自治的原则处理具体事务，政府与社会相对分离。这种模式在早期的希腊城邦模式比较常见，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

2转型时期基层治理模式法治化的困境

随着体制转轨的深化和公民社会的崛起，政府主导模式的弊端和不足开始显现。

21“人治”思想和基层治理行政化

由于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当前我国部分基层干部人治思想仍然很严重，做工作习惯于讲人情，凭个人经验做决策、下命令。加之我国金字塔式的行政管理体制，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之间很难博弈，争取决策的自由裁量权，往往是按照上级政府的政策简单机械地执行任务，基层治理模式行政化倾向严重。

22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与政府公信力下降

公民的社会发育成长，越来越多的公民维权的意识开始增强，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群体开始壮大，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增强，社会对国家的依附性降低，自主性增强，伴随而来的自然是对政府的政治认同降低，加之网络的普及为公民参与监督公共事务提供了渠道和平台。伴随着公民社会崛起的同时，政府公信力却在不断地下降，伴随着经济改革中权利与资本利益的捆绑导致社会陷入弥散性腐败和严重的贫富分化，再加上机关官僚作风，老百姓办事难，造成群众“仇官仇富”的心理开始滋生蔓延，自然对政府信任度逐渐降低，陷入“塔西佗陷阱”，即无论政府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政府的决定和公共政策难以贯彻执行，执政陷入困境。

23风险社会与多元化利益诉求的现实困境

所谓的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自然界的风险；难以预防的天灾人祸，比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力、物力的损失，日本的地震都能让我们的市民一窝蜂地哄抢食盐；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于社会生活本身的现实困境，公共危机事件频发、资源短缺、公共物品涨价等能够引起大面积的紧张和恐怖，有时会严重影响公共生活秩序。此外，社会不公和利益诉求多元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人民对基层的居住环境和综合服务有了更高的期待，而滞后的公共服务又不足以承担提供多样社会服务的重任，基层社会的各种纠纷和矛盾涌现，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诉求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团结。如何弥合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和平衡社会各层面的多元利益所求，成为摆在执政者面前的严峻考验。

24全民守法与法治意识淡薄的悖论

全民守法，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法律认同的问题，首先就是老百姓要有法律意识，不然即使你做出了公正的判决，他也会内心上抵制这部法律。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习惯还是相信熟人，所以要求法官必须是与此案无关的“陌生人”。如果不是，当判决对一方当事人不利时，即便判决是公正的，该当事人仍不相信。所以，建设法治国家首先就是要把老百姓几千年的这个惯性思维给扭转过来。当前，基层群众法律意识不强，学法、守法、用法氛围不浓，加之司法公信力不足，造成很多老百姓不信法，甚至畏惧法律。遇到事情宁愿私下协商解决或通过行政方式调节，而不愿意诉诸法律。比如：“不信法、越法违法维权”现象较为普遍。

3新形势下我国基层治理模式的积极探索与路径选择31基层网格化治理

基层网格化治理就是将原有的金字塔模式不断地压缩，使之扁平化，形成官民共治的局面。我国目前部分乡村所采用的村两委、村（党）小组长、村民代表实质上就是这种模式，这种模式看似增强了基层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在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提高管理效率上成效显著，但实际上这种行政中心下移容易导致这些参与治理的人员“一边倒”，重社会控制，轻治理服务，加剧行政化的局势，增加财政负担。

32能人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的突出特点就是个别或少数能人在村级治理实际过程中居支配性地位，具有相当高的权威。这个权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德高望重的家族长老，常见与民国时代的家族村落中；二是当代农村里的致富能人，比如华西村、蒋尚存等，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阜南县、界首市等不少村庄，大多数村两委都是来自村办企业管理者、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等致富能人。农村中的能人治理现象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表现较为普遍，从实践来看，能人治理村庄相对于以前的靠道德权威治理有很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经济能人在自身发展经济的能力比较强的情况下，能够带动村民发展经济、走向致富。但能人治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能人治理模式说到底还是人治。一旦这个人在带领村民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人们对他便产生了一种依赖感、崇拜感，在村一级事务中有着绝对的权威，人们佩服他的能力，无形中就模糊甚至消弭了对他行使权力的监督，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把发展经济作为评价村干部的唯一标准，认为只要村干部能够带领村民致富、发展经济，其他的问题可以不管。在村民这样的心态氛围下，许多能人村干部的不良作风开始滋长，这是在今后的基层政权建设中需要加强监督并着力解决的。

33公约典章模式

这种模式下，大到村干部违规如何处理，小到一块荒地的承包等各项村务，都有“公约典章”可循。与传统的村规乡约不同，“公约典章”由村民公议公决产生，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对村务运作制予以明确和细化，给农民以行使民利的充分依据。以绍兴新昌县一个村为例，通过全体村民公决，通过浙江省首部“乡村典章”。根据全体村民授权，典章按重要程度及数额大小将村务分为“重大村务”“重要村务”和“一般村务”，哪一级村务须由哪一个组织研究决定，哪一类开支如何审批等，都规定得清清楚楚。典章形成小册子发到每家每户，内容主要涉及村级组织职责、村务议事及决策、村级财务管理、财务公开制度、村干部违规追究办法等。“乡村典章”的推行改变了党在农村基层的执政方式，由为民做主的“父母官”变成让民做主的“服务员”，党在农村基层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34合作共治模式

合作共治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通过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不断涌现，并发出利益诉求和自治诉求，推动政府不断放权，使治理主体由单一转为多元；治理过程互动化，社会组织与社区成员广泛参与社区事务，不仅能够解决社区里规范化、表面化、浅层次的问题，还能解决复杂社会中遇到的纷繁多样的深层问题；治理结构的扁平化，改变了传统的行政主导的自上而下行政管理模式，减轻社区居委会繁重的日常行政工作，让社区居委会真正成为社区居民自己的组织。

通过上述我国基层治理模式的积极探索和路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完全地去行政化仍然是不现实的，而另外，公民社会的发育成长，要求参与政治的呼声越来越高，这就需要我们综合考虑双方的因素，既要压缩政府的公权力，防止权力寻租；又需要将公民纳入基层治理的框架内，听民声、取民意。因此，合作共治模式无疑是当下我国基层治理模式的最佳选择。这种模式中的政府与社会存在着一定的张力和弹性，既充分地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又通过互动增强了决策的科学性。这种多元利益主体博弈机制下的治理模式正是立法的基本精神，将分散的个体利益诉求整合为组织共同的合理化利益诉求，并通过法治渠道将诉求纳入政府的政策过程，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的法治化。

参考文献：

[1]张康之对“参与治理”理论的质疑[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1）

[2]毛万磊，吕志奎厦门综改区“社区网格化”管理的优化――以鼓浪屿社区为例[J].东南学术，2013（4）

第2篇：基层社会治理的背景范文

[关键词]多元文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研究；评述

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对大学生进行主流意识形态的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巨大变化，整个世界日益呈现多元化趋势。“多元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这两方面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探讨，主要集中在：

一、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理论的研究现状

1、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概念

要对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进行研究，首先要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概念清晰明了。这些年来，对这方面的研究多见于一些学术论文和著作中。不同学者给出了不同定义。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著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从哲学的角度论述了思想政治教育学要坚持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的主导性这一基本含义。石书臣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研究》这本著作中，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历史追溯入手，系统的研究了社会多样化、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指导性的概念内涵、生成根源、历史发展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本质特征、价值表现、要素创新、实现方式等内容，阐释了思想政治教育教育主导性应包含两个层面的主导性：就其本质层面而言，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引导、选择的主要方向、方面和重点的特性，主要表现为具有主导目标、主导内容、主导方法等；就其功能层面而言，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居于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特性，主要表现为对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保证作用、价值导向作用、目标激励作用等（1）。李辉在《现代性语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探析》一文中，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导的内容以及现代性对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影响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究和论述，并提出了应对策略，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主要包括思想主导、政治主导、文化主导、价值主导等。在这些概念中，目前石书臣教授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两个层面的阐述受到广大学者的引用认可。

2、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要素

在此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要素即思想政治教育诸要素的主导性，但是不同学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有不同的理解。王忠桥、张宏在《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作用》一文中，提到思想政治教育包含主体、客体、个体和环体四大要素。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要素即思想政治教育各个基本要素的主导性。石书臣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研究》一书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包括六个基本要素：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思想政治教育者、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为此，他认为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要素即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五个内部要素。

总的来说，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问题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研究和探讨，涉及了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许多方面，为研究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研究还在探索阶段，很多观点存在争议。

二、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在不同背景环境中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利益多元化、后喻文化、信息现代化等这些背景下进行研究，其中信息现代化的著作偏多。李维昌、盛美珍在《论利益多元化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建设》中，从论述利益多元化的内涵入手，认为在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建设，就要分别考察利益观念多元化、利益活动多元化、利益关系多元化、精神利益多元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分别探究思想政治教育在利益范畴实践形态诸变化中的主导性建设问题。陈殿林、吴晓霞在《后喻文化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研究》中认为我国社会整体上已经进入了后喻文化时代，文化反哺的特点非常明显。在这一文化信息易得、文化传输渠道庞杂、教育对象主体性意识增强的时代，我们更需要角色定位准确以实现主体主导；增进主文化亲和力以实现内容主导；把握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以实现功能主导，从而总体上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2）。张小链的《论网络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提升》、石书臣、唐海玲的《网络环境对高校思政教育主导性的影响及应对》、张俊的《基于网络文化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研究》等等，都提到网络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进入了网络信息化时代，一方面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带来了机遇：开辟了新阵地、提供了新手段、增强了时效性、呈现了新特点。另一方面也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带来挑战：淡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和主导价值取向的主导地位，弱化了教育者的权威性和主导作用；冲击了大学生的控制力和主体性。为此应当积极占领网上意识形态阵地，建设高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探索新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提高大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③。微博作为新起的网络形式，其所具有的新颖性、快捷性、方便性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也具有重要影响。梁启经在《微博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探析》中，通过对微博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困境分析，提出了提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应对策略。总之，将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置于网络文化背景下的研究较多，基本上形成了网络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研究的理论体系。但是对其它背景的研究相对较少，研究不够深入系统，提出的对策相对比较概括理性，离实践应用还有一定的距离。同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还有待于发掘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所涉及的其他背景的研究探讨。

三、以多元文化为背景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方面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多元文化的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挑战和对策研究。杨永清、景志明、唐仕琼在《论多元文化视野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与举措》中系统的研究了多元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与主渠道的影响，提出了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要坚持思想上的一元性、引导方法上的民主性、思想观念上的创新性。张国钧的《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思考》，在这篇文章中，文章作者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两种错误倾向的反思和批判角度出发，得出了如下启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提高开放意识、优化和创新教学内容；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主流文化为基石的大学文化（4）。吕清《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分析》、王学风《论多元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这两篇文章都阐述了多元文化背景下主流文化、青年道德观念以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冲击，并提出了开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观念、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改变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总之，这些理论都论述了多元文化背景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对的应对策略，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丰富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体系。另外对于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消费主义、等西方思潮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不同学者给提出了不同观点，可谓见仁见智，为多元文化背景下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提供了多样的研究视角。但是，这些研究大多着重于多元文化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以及对策研究，忽视了对多元文化的含义，现状的研究探讨；只重视了对受教育者和高校本身的影响，忽视了对教育者本身的影响，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四、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研究

从目前来看，直接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放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研究的还比较少，涉及到的主要有：罗吉平的《论多元文化冲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挑战和对策》，在这篇著作中，罗吉平对当代中国面临的文化冲突的现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述，认为我国的文化冲突主要是农工业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中国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中国本土文化与后工业社会文化的冲突，这些冲突导致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冲击了主流文化，并日益滋生出拜金主义。为此，他提出了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综合运用以及面向主体学生实施差别教育的措施（5）。张冬梅在她的硕士论文《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研究》中，从多元文化这一复杂的社会背景出发，首先对文化、多元文化以及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等基本概念的内涵进行了具体界定，剖析了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系统的探寻了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主导性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和路径选择（6）。石书臣的《主导论：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德育主导性研究》，在这本著作中，石书臣教授从文化的视野和维护主流文化的高度，分析了多元文化背景对高校德育主导性的深刻影响，探讨了多元文化背景下坚持高校德育主导性的理论与方法。总的来看，对当今中国的多元文化现状理解不一，还未形成一致的看法。还有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如何坚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研究还是比较薄弱，大都趋于平面化，抽象分析多，具体分析少，所提出的对策都比较理论性，有待于深入系统的挖掘，进一步的研究和完善。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多元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有了一定系统和深度的研究，涉及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许多方面，基本上确立了多元文化背景下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理论体系。但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对于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特点、研究方法、发展趋势等还缺乏系统分析和理论概括，对于这些方面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提高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理论水平。在实践上，可以拓宽研究思路和方法，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可操作性，为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骆郁廷等著.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石书臣.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版.

[3]李辉.现代性语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探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8）.

[4]王忠桥、张宏.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作用[J].书记论坛.2006，（11）.

[5]李维昌、盛美真.论利益多元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建设[J].思想政治工作论坛，2011，（8）.

[6]陈殿林、吴晓霞.后喻文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研究[J].前沿，2009，（10）.

[7]张小链.论网络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提升[J].科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11）.

[8]石书臣、唐海玲.网络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影响及应对[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3）.

[9]张俊.基于网络文化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研究[J].科技信息，2008，（23）.

[10]梁启经.微博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探析[J].文化教育，2012，（5）.

[11]杨永清、景志明、唐仕琼.论多元文化视野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挑战与举措[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12]张国钧.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思考[J].现代教育科学，2011，（5）.

[13]吕清.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分析[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10，（10）.

[14]罗吉平.论多元文化冲突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挑战和对策[J].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4）.

[15]张冬梅.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1，（5）.

[16]石书臣.主导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高校德育主导性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版.

注释：

（1）石书臣.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研究[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版.

（2）陈殿林、吴晓霞.后喻文化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研究[J].前沿，2009，（10）.

（3）张小链.论网络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的提升[J].科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11）.

（4）张国钧.多元文化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性思考[J].现代教育科学，2011，（5）.

第3篇：基层社会治理的背景范文

文章以高阶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中国各省级领导团队人口背景特征的实证研究，探究其与政府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研究，本文发现：中国各省级政府绩效成员的专业背景以及任期对政府绩效水平显著相关。而性别、学历、年龄以及工作经历与政府绩效不存在显著相关。

【关键词】

人口背景特征；政府绩效；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0 引言

政府领导作为一个组织的领航者、组织政策的决断者和组织行为的推动者，对政府绩效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楚德江，2008）。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政府领导的认知以及其价值观决定了政府行为的方向，政府领导的背景决定了政府的资源等。政府领导的学历水平越高，对事物的理解能力越强，其相应的高学历关系网越大，所获得的意见和资源就越多，由此所考虑的问题越全，解决问题的方法越多。不同的备选方案，使得政府领导能作出更好的政策方针，好政策的实施所带来的是政府绩效的提高。因此，吴建南和马亮（2009）提出，官员的个人特征和政治背景等将是未来学术界的研究方向。

对于政府领导者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研究个体绩效和特征等对晋升的影响（薄智跃，1996）；二是以绩效作为因变量，考察个体因素对其的影响程度（Sigelman & Roland，1981）。但实际上官员晋升，是基于晋升者预期能带来好的绩效，而国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鲜有报道。因此，文章以高阶理论为基础，通过实证研究，探究各省领导人口背景特征对政府绩效的影响程度。

1 相关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高阶理论的核心思想是高层管理人员会对其所面临的情景和选择做出高度个性化的诠释，并以此为基础采取行动，即高层管理人员在行动中注入了大量自身所具有的经验、性格、价值观等特征。从文献的调查来看，学术界对企业家人口背景特征与企业战略选择和企业绩效等研究中普遍以高阶理论作为依据，其基本观点之一是：高层管理者的人口背景特征可以有效地解释企业管理结果。Hambrick和Mason（1984）认为，要研究企业家的认知基础和价值观，就必须使用人口学中的相关指标，如年龄、组织任期、职业背景、教育、性别、种族等等。因为人的认知基础都是从他的经验中演化而来的，所获得的认知基础是共享的前提，因此人口学特征是测量人口背景特征的最佳指示器。中国各省级领导犹如企业高层管理者，领导和管理着各省的经济、社会、政治等。

从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来看，通常把管理者的年龄（James，2005）、性别（Adams，2009）、学历（Wally & Baum，1994）、专业（Barker & Muller，2002）、任期（Hambrick，1991）、职业经历（Bantel & Jackson，1989）等作为背景特征的观测指标。针对此类问题，西方学者（Finkelsetin & Hambrick，1997）认为企业家年龄、受教育程度，职能背景和任职时间是最能影响高管的知识基础、认知导向和价值观；陈传明等（2008）综合了各家的经验，着重分析了企业家教育背景（学历、专业）、职业背景（职能背景、任职企业数）、年龄和性别四类变量；陈守明、范嘉斯等（2012）结合高阶理论着重分析了企业家年龄、受教育程度、职能背景、任期四个变量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关系。本文根据研究的目的及数据的可得性，从人口统计特征、教育背景和工作背景三个方面研究中国各省级领导人口背景特征与政府绩效的关系。

1.1 人口统计特征

相关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管理者的认知能力会下降，知识结构会老化（陈传明，2008），这对于政府领导者个体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变革产生抵抗的倾向。随着年龄的增大，管理者对财务和职位的安全性会越来越重视（Alutto et al.，1975），年长的政府领导从心理上都安于现状，抵制改革，因此政府绩效提升不大甚至停滞不前。鉴于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1：中国各省级领导的年龄与政府绩效呈负相关。

（2003）认为，男性和女性在智力上的本质差异几乎为零，差异主要体现在其各自所采取的方式方法上。男性政府领导由于魄力十足，敢于挑战新事物，因此容易出大政绩；而女性领导则稳打稳扎，政绩提升较慢。此外，陈传明等（2008）认为，在职业生涯中，男性较女性所获得的知识、资源会更多。有关实证也证明，男性比女性在信息获取的渠道上占优势。据此，我们可以得出：

假设2：与男性领导相比，女性政府领导的政绩一般较低。

1.2 教育背景

教育水平是体现个人文化素质和解决问题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学历是反映一个人对事物的理解和信息收集与处理的能力等。一般来说，学历高的政府领导人，容易对复杂的地区问题进行快速正确的定位，并能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同时，社会关系学研究也发现，主体学历与社交范围和层次成正相关（胡荣，2003），政府领导在解决问题时能从全局的角度综合各方意见提出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法。也就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中国各省级领导人学历水平与政府绩效呈正相关。

自然科学是对自然规律的一个掌握，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规律，不为人的主观意识而改变。相反，社会科学则是考察人与人之间所反映出的一种社会现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人可以通过行为或思想来影响社会和改造社会。政府作为特殊的服务型组织，本质是通过政府行为来促进社会进步。因此，我们可以认为：

假设4：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政府领导的政府绩效较好。

1.3 工作背景

任职时间的长短直接影响着中国各省级领导对其所在省份具体情况的了解。一般来说，任期越长，对省内问题的根本认识越充分，行政管理团队越稳定等等。因此，我们可以假设：

假设5：省级领导的任期与其政府绩效呈正相关。

中国各省级领导在踏入仕途之前，也许曾经在一个或者更多的企业中工作过。而这些工作经验，能够让省级领导灵活运用到实际的行政管理当中，并且分享给所有部属，从而影响政府的整体绩效水平。相反，对于高校毕业后直接到政府机关工作的，其工作背景较弱，相应的社会经验较贫乏，知识面比较局限，考虑问题过于片面，导致政府绩效的低下。鉴于此，我们认为：

假设6：政府领导的工作背景与政府绩效具有相关性。

2 研究样本与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是中国31个具有省级行政权利的省、市和自治区。政府绩效所要测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这些数据虽然不能全面的反应出中国各省级领导人的人口背景特征以及当地政府的绩效水平。但省长是本省行政系统的最高领导者，在行政系统中影响力是最大的。同时，2011年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中期，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设定的政策已处于中期阶段，以及统计年鉴数据具有官方的权威性。因此，数据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和可搜集性。

2.2 政府绩效的测量

政府绩效作为衡量政府治理水平和运作效率的依据，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存在着多个维度或者构面，很难用一个或两个维度或指标进行概括（Boyne，2002）。本研究则是基于多维度测量的原则，引用高昊等（2013）所构建的政府绩效评价体系。该体系从6个要素、36个指标来评价政府的绩效水平。同时，考虑到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所造成的不公平和不合理，引入“人均GDP”的指标作为解释变量。

2.3 中国各省级领导人口背景特征的测量指标

政府作为一个具有行政职能的机构，省长对于本省政府职能工作是具有核心的作用，省长的价值观以及社会经历都会影响到本省的发展。因此，本文所要测量的省级领导人口背景特征是通过测量中国各省省长的信息为主要依据。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Pearson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将中国各省级领导的人口背景特征数据以及测评得出的各省政府绩效的6个统计指标和最终绩效评分录入到SPSS 17.0软件中，得出描述性统计和Pearson相关分析表（见表2）。从均值指标来看，中国各省级领导人的平均年龄高于57岁，平均学历接近硕士研究生水平，绝大部分的领导人具有社会科学的专业背景，平均任期3年以上，具有企业工作背景的领导人数量不多。观察Pearson相关系数矩阵，发现各省级领导的专业属性、任期与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专业属性与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呈显著相关。政府综合绩效与专业属性呈显著负相关，与任期呈显著正相关。由于本文只考虑政府的综合绩效，故忽略政府绩效各指标与省级领导人口背景特征的相关性。

3.2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数据，剔除性别，本研究对样本总体的其余五个统计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出表4和表5。根据DW检验表（α=0.05）可知，Durbin-Watson的临界值为DL=1.16021和DU=1.73518。表3显示模型Durbin-Watson值为1.682，处于临界范围内，因此可以认为不存在自相关。

表4显示，专业性质和任期t值在0.05显著性水平上呈线性相关，与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一致。相反，年龄、性别、学历和工作背景并没有相关分析结果证明具有相关性。

从描述性统计、Pearson相关性分析以及多元回归分析中可以发现，中国各省级领导的专业性质和任期与政府整体绩效显著相关，且结果显示：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领导比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领导的政府绩效要高；省级政府领导的任期越长，其政府绩效越高。因此，假设1、2、3、6没有分析结果作为支撑，不予以成立，而假设4与结果相反，假设5得以证实具有显著正相关。

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领导人所研究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活”的东西，而理工科背景的领导人是研究和归纳自然的普遍规律，是一种“死”的东西。一般来说，理工科背景的领导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强，善于用模型、数据等实证研究来归纳总结，因此往往容易发现事物的规律性。此外，在中国教育中，社会科学专业往往是纯粹靠背就能毕业，这也容易引发出这样的问题：中国各省级领导人的平均学历水平很高，但绝大部分都具有社会科学专业背景，是否社会科学专业真的是纯粹的靠背就能顺利毕业？但从逻辑思维的角度看，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领导人在实际的事务操作过程中会更多的关心数据的结果。而且，理工科的思维方式要求发现其最本质的原因，因此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领导人更能从问题的本质出发来解决，而不是治标不治本。

进入组织的时间是决定成员沟通交流的重要因素（Allen & Cohen）。团队人员共事时间越长越容易形成固定的沟通和表述团队成员观点的方式（Katz）。中国各省级领导人任期时间越长，与下属成员之间相互的沟通越通畅，更容易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好政策实施和推广的可能性更大。省级领导者任期直接决定了其在省级政府系统中的地位，地位的高低，直接影响到领导者能否对资源的有效支配。此外，省级领导的任期越长，其社会认识能力和影响力也较大，对于社会各阶层情况的了解和资源的利用都能做到有效解决、利用。

4 结论与展望

从实证研究的结果来看，中国各省级领导的专业背景和任期对于政府绩效是具有显著地影响作用。一方面，具有理工科背景的领导人的逻辑思维方式能更够对社会根本问题有较深刻的认识，提出“治本”的方法，从而能较好地提高本省的综合发展水平。相反，在中国教育体制水平欠发达的环境下，具有社会科学背景的领导人对问题的根本把握不深，社会问题没能有效得以解决。另一方面，任期长的省级领导人，能够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行政管理团队以及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有利于政策措施的落实。同时，任期时间长，对本省各个阶层的认识也较深，考虑问题能从全局的方面去思考。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各省级领导人普遍为男性。针对这一现象，我们能否假设男性较女性更适合当领导人？此外，政府绩效是一个综合指标，是经济协调、人民生活水平、政府效率、社会公平、社会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共六个指标的要素权重计算综合结果。但是，在考核领导者人口背景特征与政府绩效关系的过程中，本研究对于人口背景特征与政府绩效体系的逻辑关系缺乏研究。因此，相信在未来的课题研究方面，会有更多的学者循着以上的方向进行研究。

【参考文献】

[1]高昊，杨琴，周洪美.中国省级政府绩效测评体系构建及实证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13（1）：51-55.

[2]吴建南，马亮.政府绩效与官员晋升研究综述[J].公共行政评论，2009（2）：178-202+212.

第4篇：基层社会治理的背景范文

关键词： 网络空间 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价值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十三五”时期，中国将大力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互联互通，交流互鉴，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着力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这为新形势下实现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带来了新的“生长点”，提供了根本遵循方向。空间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范畴和资源，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理应关照空间价值，实现空间转向，因此，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探究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及其实现，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网络空间建设中的新使命，又是网络空间建设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新诉求。

一、“互联网+”时代需要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

现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引领了社会生产新变革，创造了人类生活新空间。随着“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网络空间日益成为新的虚拟化社会场域。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也是现实的。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意蕴是理论和现实双重背景的指向与呼唤。

（一）理论背景：思政学科理论奠定理论基础。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帮助人们形成符合社会要求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所谓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是人和社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和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思想政治摘 要： 伴随信息技术革命，网络空间日益成为人们的共同家园，是人们学习生活的重要方式、聚集联络的重要空间、交流互动的重要平台。构建清朗网络空间，建设共建共享的网络精神家园，既是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时代诉求，更是治理网络空间现实问题的客观要求。在“互联网+”时代环境下，应在深刻认识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创新实现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新策略和方法，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在网络空间中诗意地栖息。

关键词： 网络空间 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价值、相结合、相接近的关系。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将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纳入网络空间范畴，在虚拟网络空间探究思想政治教育，这既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旨归，又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自觉。

（二）现实背景：应对当前日益严重网络空间问题的现实需要。

当前我们处于并将长期处于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网络空间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但面临一系列现实困境，如：网络暴力、等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歪曲历史、虚假新闻信息等破坏舆论环境，侵蚀主流价值；煽动、宗教极端等网络犯罪活动破坏国家和社会稳定，甚至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等等。这些既是我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又是长期困扰净化网络空间的现实问题，更是“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时代课题。

二、创新实现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策略和方法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互联网+”时代背景下要实现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需将网络空间理念、方法与社会实际紧密结合，依托理论与实践双重层面，从理论到实践、从体系到途径等多个维度发挥网络空间资源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时效性。

（一）理论层面：充分发挥“斯诺命题”的理论导向作用。

英国科学家斯诺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曾经提出“斯诺命题”。“所谓‘斯诺命题’主要是指由于学科背景等的不同所形成的人文科学学者和自然科学学者在学科文化上的差异和对立”。这种文化差异和对立，严重阻碍科学的创新与发展。破解“斯诺命题”的正确路径，就是要加强文理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探究和实现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需要加强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主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时效性的理念。互联网信息时代，信息源广泛而多样，这就要求改变传统的思想理念，迅速准确把握时机，加强学科之间的交流互鉴，整合信息。二是互动性的观念。例如在微博互动过程中，政府可以通过观察网民在微博上的转发和评论，把握网民的思想动态，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二）实践层面：科学构建网络空间治理体系。

指出：“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基于网络空间问题的战略性和民生性、生成原因的复杂性、网络空间的功能性等特点，构建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不仅是实现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网络空间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路径的关键一环。政府、网站、网络社会组织、网民四大主体在网络空间治理体系中各自居于不同地位和作用，应不断强化参与、责任、协调等意识，努力使各主体都达到最佳状态。同时，各主体还须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合力理论、资源配置理论的指导下，考虑各主体间内在联系，优化各主体之间的结构，构建一个立体综合的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具体包括：以政府自治体系等为代表的单主体自治体系，确立舆情引导“风向标”；以网站与网民深度融合、政府与网络社会组织协同联动为代表的跨层次多主体治理体系，启动网络空间“减压阀”；以各级政府互助引领、各类网站协同互补、众网民合作治理为代表的同层次多主体治理体系，筑牢主流价值“防火墙”。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06.

[2]张耀灿，郑永廷.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第5篇：基层社会治理的背景范文

关键词：强政治模态 弱政治模态 正义 科学 技术

罗尔斯思想标志着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发生了从“自由”到“正义”的重大转变。他的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是对“社会正义”。认为社会基本结构包含着不同社会地位，政治体制、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处于不同社会地位、具有不同天然秉赋的个人的未来生活，但关键在于社会分配正义。从而建构“秩序良好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基本结构中的权利义务分配标准，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良性互动，促进社会发展。现分析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对科技的影响。

1.社会正义为科技全面发展提供土壤

所谓正义，罗尔斯认为：“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1]《政治自由主义》中，认为正义来自于重叠共识、权力优先和善的理念、公共理性。他的观点是由小见大，他主要从公民的基本权利到社会建构的思路进行探讨。在论述公民基本权利时，由平等而至正义，并把正义作为他的思想的主题之一。由正义而建立秩序良好的社会，秩序良好的社会是发展的前提。他的论述为社会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契机。为科技进步提供新的借鉴。

什么是科学呢？默顿则认为“它通常被用于指：一套特定的方法，知识的证实依靠这套方法；通过应用这些方法所获得的一些积累性知识；一套支配所谓的科学活动的文化价值和惯例；或者上述任何方面的组合。”[2]所以科学技术是一个组织化的知识体系，一种社会建制，是文化的资源；它需要被管理；“我们的科学“模型”必须把这些相互不同、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方面联系起来，并且统一在一起。” [3]何为技术？“技术是人类为了满足社会需要，运用科学知识，改造、保护、利用天然自然，创造宜人生存的人工自然环境的方法、技能和工具、手段的总和，是人工自然物及其创造过程的统一。”[4]二者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互为动力。

正义与科技的密切关系，正义社会在于保障每个公民具有平等发展的机会，每个公民不只是经济福利的接受者，而且是能动地获取机会、积极争取权利进而享有充分自由的经济单位。在遇到相互间竞争的时候，能够保证每个竞争者在法律的范围内开展有序竞争，防止出现非正常状态，使得竞争者能够从竞争中获益，而且进一步积极参与到中间来。这是一种良好的机制，良好机制使得每个公民能够充分发展，对于公民个人来说，个人的选择、权利、福利正在发挥作用，三者形成个人与环境的联合循环。另一方面，在特定社会，科技正是在社会正义的基础上以爆炸方式发展，会在不同领域取得突破，而不是哪一个方面。

2.广包性文化背景对科技发展的促进

罗尔斯假定，秩序良好的社会是一个稳定的、基本道德信念同质并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存在广泛共识的社会，在现代社会中，各种宗教哲学和道德学说，多元共存于民主制度之中，而且制度本身就强化、鼓励着不同学说的多元化，并视之为永恒状态。秩序良好不再是社会归依于某种基础性的道德信念，而是共同认可的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这种正义观念，既是各种主流性的宗教、哲学和道德哲学间的重叠共识的焦点，也是西方长期以来公共文化和社会运动的结果。“所有各类完备性学说――宗教的、哲学的和道德的――都属于我们称之为的市民社会的‘背景文化’，这是社会文化，而不是政治文化。”[5]

科技发展在于一种机制，机制的产生来自于良好的社会秩序，具有公平正义的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科技进步的有力支撑，为科技的发展提供程序不竭的动力。广包性文化背景对科技发展的促进，关键在于为科技发展提供逻辑发展的各种可能性，便于人们开放式探索。打破各种传统束缚、观念定式，打通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环节。科技知识的发展是爆炸式的，科技本身是双刃剑，科技的负面效应问题在其自身内部不能够得到解决，只有通过广包性文化的探讨以调节。

所谓的重叠共识，就是要“寻求各种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的共识”[6]政治自由主义，“在立宪民主【社会】里，我们应该尽可能把公共的正义观念表述为独立于各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之外的观念。”[7]“它在不同的方面都适合于各种各样在由它所规导的社会里长期存在的理性学说，并能够得到这些理性学说的支持。”[8]重叠共识不同于统一认识，虽然都属于意识层面，但二者本质不同，统一认识是有排除不同思想的嫌疑，在微观层面上，无视个体思想的合理性，忽略异己观点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导致在宏观层面，这样的社会常常在左的和右的思想行动中摇摆，社会发展也会忽快忽慢，因为左的思潮或右的思潮常常会和社会发展的其他因素形成共振，起到加速或阻遏社会发展的作用。如时期，认识统一在极左的层面上，过多的硬性统一，使人们的社会认识很肤浅，看不到社会的问题和本质，抓不到关键问题，即使有人看到问题，但这些社会问题常常在统一思想和认识的观念下被抹杀或掩盖，社会生产的步伐被阻滞。在原本混乱的社会背景下，统一思想会起到阻碍社会发展的作用，即使统一认识问题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找到一定的社会发展路径，但公众的权益也有可能被忽视。

3.政治模态对科技制约机制

政治为科技发展提供文化氛围。政治自由主义政治建构为社会发展提供一种弱政治模态，弱政治模态主要相对于强力政治或强政治模态而言。主要特点：政治自由、文化对政治影响较大，政治模型稳定，难以形成政治垄断集团，公权力弱化，公民权利大责任也大，政治精英责任减小，社会问题讨论展开充分；公民权利大责任也大，政府权力扁平化，对内是弱政府（此政府为广义政府），对外则是强力政治，力图拓展生存空间。经济社会问题外化，其拓展的基本力量来自于科技文化的进步，即所谓文化的软实力。

而强政治模态则表现为政治垄断，利益集团统治，推崇自己，排斥异己，社会等级多，寻求稳定，不愿面对新的经济政治力量，没有勇气迎接新的社会变革，统治模式单一或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强调经济、社会的利用价值；缺少政治集团对经济的反哺意识，因此政治方向往往会偏离或改变经济文化的发展方向，导致内部经济的困境和社会的紧张局面。虽然单方面发展科技，但难以形成科技发展的全面提升，难以形成基础领域繁荣局面。

强模态政府会促进技术领域的发展，但基础领域难以取得突破，因为基础理论的产生的前提是各种学说在一起交流汇通，各种相异的理论在碰撞中产生火花，这就需要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多元文化的土壤酝酿出多种相异的理论背景。首先，科技工作者凭借自我的兴趣爱好路径进行探索，在开放流展开过程中，科技工作者吸纳并释放领域内部的理论信息，理论背景的共识和反差成分在各个科技工作者中传播，对科技工作者的核心理论构成冲击和威胁，原有的思想框架坍塌，迫使进行逆向性思维，突破原来思想构架的方式方法。新思维和新的理论背景知识相融合，建构了新的理论模式。基础领域理论突破会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因此单单有经济资金的支持和保证是不能够促使基础领域的大发展的。这由于基础领域的发展不是直接以利益为前提，也不以直接的利益为目的。从这个层面上说，基础领域的理论突破和文化多元性的发展密切相关。

技术进步则不同，技术是科学理论的应用，是以理论为前提，常和资金的运作联系在一起。技术进步常表现为在利益驱使下发生的。在成熟的基础理论的框架内，政治集团的片面化利益追求常常会促进技术进步。技术前进的选择、要求和方向常是在强政治集团的要求下进行的，强政治集团的需求就是技术进步的方向。强政治集团有能力集中有限资金，同时可以调动社会资源，用于发展某一方面的技术。但没有能力构筑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土壤，正是由于缺少这一特定的文化氛围，他们对基础领域的进步没有过多的期望。

参考文献：

[1]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一版。

[2]默顿：科学的规范结构.林聚任译.哲学译丛.2000年第3期。

[3]李醒民：科学是什么.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一期。

[4]栾玉广：自然辨证法原理.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注 释：

[1]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7页。

[2] 默顿：科学的规范结构.林聚任译.哲学译丛.2000年第3期.第56-60页。

[3] 李醒民：科学是什么.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一期. 第1页。

[4] 栾玉广：自然辨证法原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5-396页。

[5] 约翰・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第14页。

[6] 同上，第153页。

[7] 同上，第153页。

[8] 同上，第153页。

作者简介：

第6篇：基层社会治理的背景范文

关键词：代际传递效应；代际公平；教育机会均等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5-0271-02

中国经济在转型与发展过程中，不同阶层之间的代际继承效应已经明显增强。由于各阶层在经济、权力、地位、文化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代际传递效应必然会对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在实际获取教育机会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这种代际传递效应对教育机会的获得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其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对于该问题，本文首先解释相关重要概念，然后对代际传递的相关理论解释与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总结与述评。

一、相关重要概念

（一）代际传递效应

代际传递的概念是从阶层继承和地位的获得的研究范式中发展出来的。简明地说，就是指上一代的富裕或贫穷传递给下一代，即富人的后代仍然是富人，穷人的后代仍然是穷人，使得贫富差距无法缩小甚至扩大。这种继承性就是“代际传递效应”。

（二）代际公平

“代际公平”这一概念目前主要用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研究中，其实该概念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代际公平倡导对不平等的各种“遗传优势”的消除以及对于代际之间机会平等条件的形成。在本文中主要指各种资源包括社会资源、物质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等在代际间的分配与传递是否公平。

（三）教育机会均等

教育机会均等作为现代教育的基本理念，是教育公平的核心内容。教育机会均等就理论意义而言，是指不同人群所获得的教育机会与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致相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不因性别、种族、地区、阶层而不同。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其价值取向是要改变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阶层的教育状况，机会平等的原则意味着任何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文化方面的低下状况，都应尽可能从教育制度本身得到补偿。

二、理论解释与研究现状

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都对代际传递问题有相关研究，本部分主要从代际收入传递理论、社会流动和阶层背景角度、制度安排与公共政策角度分析总结了各自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一） 代际收入传递理论

Becker and Tomes（贝克尔和汤姆斯）运用代际收入弹性系数的概念，以人力资本为中心展开，建立代际传递经济模型，为收入不平等的代际转移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思考框架。他们认为，父母的收入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子女的收入水平。一方面，父母的收入水平决定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另一方面，父母通过不健全劳动力市场影响子女的就业。父母为子女提供了与劳动力市场联系的通道，也为子女找工作提供了更多的金融支持。

自Becker and Tomes（1979，1986）建立代际传递的经济模型，很多研究者从人力资本投资角度对代际传递进行解释，主要集中于教育的研究。研究基本都是在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前提下，从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回报率等方面进行的。

Banerjee和Newman（1993）认为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前提下，收入不平等将会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到不同收入阶层的职业选择，而职业选择又会对自身或下一代的收入分配产生影响。Coleman（1988）认为，有三种家庭资源影响到人们的教育获得: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而教育系统作为筛选机器很明显地有利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出身的人。Eide and Showalter（1999）发现将教育年限纳入回归方程后，家庭收入的系数降低了50%，表明教育解释了很大一部分的代际收入相关性。

国内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姚先国、张海峰（2004）利用抽样调查数据估计了中国的教育回报率，发现中国教育回报率有所提高，但还不是很高，城乡之间的教育回报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谢勇（2006）构建了一个分析模型，认为收入不平等会形成一种代际间的传递机制。郭丛斌和闵维方（2007）对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的关系进行定量研究，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存在较为明显的传递效应，但具有明显的分割特征；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有利于促进代际流动的功能。

（二） 社会流动与阶层背景角度

社会分层理论认为，一个阶级或阶层的社会地位是基于职业地位、教育水平、财产、收入、权力等基础上形成的，并且处于不同社会阶级或阶层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异。社会流动表现为个人在不同阶层背景的变动。

那么，教育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中到底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呢？冲突主义者认为，教育是一种代际传承的主要机制。拥有较多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本的优势群体，总能通过使子代获得较好的教育而将自身的优势一代代传递下去。而功能主义者认为，教育是非常重要的社会流动机制。劣势阶层背景的群体总是有着让子代追求更高更好教育的迫切要求，从而使他们跳出自身的劣势阶层地位，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

这方面的定量研究当推美国社会学家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在两人合著的《美国的职业结构》（1967）一书中，两人设计“地位实现模型”用来反映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对子女成人后所取得的社会地位的影响程度。并推断，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教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家庭背景的作用依然显著。James利用澳大利亚1991―1997年学生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规模在过去的十年间有了较大规模的扩展，但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占用高等教育机会的比例却相对减少，并且弱势群体的子女主要进入一些新建的较低层次的高等院校。

在阶层背景对高等教育机会影响这一问题上，中国学者也有很多研究。李路路（2002）强调中国社会的阶层继承性与阶层间流动的社会封闭性。指出，中国改革前后的阶层的继承性或复制能力远强于它们的流动性。刘精明（2005）指出个人教育资源的获得既取决于国家的制度设置，又取决于国家和社会阶层的关系模式。郭从斌、闵维方（2006）研究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占有量居前列的优势社会阶层其子女接受的教育层次主要为高等教育；而文化、经济资本占有量均处劣势的其他社会阶层子女主要接受的为初、中等教育。

也有学者从高等教育专业选择的阶层分化方面进行分析。余小波（2002）、钟宇平、陆根书（2003）等人的调查显示，热门专业中的干部子女明显多于工农子女。学生在不同学科专业的分布上，越来越具有阶层属性。

（三）制度安排与公共政策角度

制度安排与公共政策对代际传递效应与教育公平问题有重要影响。了解哪些因素有助于减缓代际效应对于公共政策来说很重要，可以为政府提供公共政策提供更好的理论依据。

Becker and Tomes（1979，1986）通过对各国数据进行分析，认为教育补贴的差异是国家间代际效应差异的主要原因。帕金（Parkin，1971）认为，在给定的科技发展水平下，国家政策影响下的制度设计决定着社会流动的数量与形态。政策干涉可以削弱家庭背景在代际不平等传递中的作用。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研究不同阶层背景子女的地位获得问题时，研究的一个共同趋向就是把以往忽略的社会结构、制度因素纳入分析模型中。这对于我们研究代际效应对教育公平的影响时也可以进行借鉴。如陆学艺（2004）引入户口类型这一变量研究户籍制度对地位获得的影响；林南与边燕杰（2002）将“工作单位部门”、“党员资格”等具有国家社会主义特色的指标作为中介变量，考察城市地位获得过程。李春玲（2003）指出政府相关政策以及意识形态的变化对教育机会分配机制有显著影响。教育产业化改革之后，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杨东平（2004）通过分析1949年以来中国的教育政策，指出面对巨大社会不平等，必须采取向弱势群体倾斜的补偿性原则，才能有效减少不公平。

三、总结与分析

不同家庭背景的子女在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方面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代际传递效应对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究竟有什么样的作用？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子代，有多少机会能通过教育走出父代在社会中的不利地位，从贫穷变为富有。学者们研究的初衷与目的大都如此，但其深层的理念是寻求一种平等机会与公平正义的社会实现。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系统梳理的基础上，本部分做进一步的总结与述评。

首先，从代际传递视角研究教育公平问题，促进了对教育公平问题从静态的研究转向动态的研究；同时扩展了教育公平问题的研究角度，从单一的角度转向注重把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相结合进行研究。

其次，目前国内关于代际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较少，其中大部分原因是数据缺乏。但这不应该成为研究的最大障碍。美国的最初研究并不是从丰富的数据开始，其研究数据亦是从缺乏到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中。而且，美国的研究在深入分析及纠正估计结果偏误过程中所总结的经验可供借鉴。目前，完全可以在国外研究成果基础上尝试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可以推动国内相关问题研究的后发性进展，推动国内代际研究数据的逐步生成，而且可以增加国内外研究的可比性。

最后，从目前有关代际传递的研究来看，中国学者更多的是采用西方的理论和模型直接应用到中国的经验分析上，结合中国国情的原创性研究较少。特别是对教育公平的分析，多从人力资本角度，家庭背景角度来分析。但是处于转型与发展中的中国，有着更多的不确定性。中国的代际传递效应与教育公平问题应该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对该问题的研究我们应该重视对背后更深层原因的挖掘，如户籍制度、教育政策等。不仅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具有更深入的解释力，而且可以做相应的跨国差异的比较，从而推动相关研究领域理论与经验研究的进展。

参考文献：

[1]Banerjee，A.and Newman，A.Risk-bearing and the theory of income distribution[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91，(58).

[2]Restuccia，D.and Urrutia，C.Intergenerational Persistence of Earnings:The Role of Early and College Education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5).

[3]郭丛斌，闵维方.中国城镇居民教育与收入代际流动的关系研究[J].教育研究，2007，(5).

[4]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第7篇：基层社会治理的背景范文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乡镇治理；对策

基金项目：2014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河北乡镇治理转型研究》（编号：2014031913）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29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月14日

一、新型城镇化要求河北省乡镇政府职能转变

（一）河北省乡镇政府服务理念应适应城镇化发展。在城镇化进程中，政府的职能与政府的目标出现偏离。政府职能应是掌舵而不是划桨，政府的目标应是为人民服务，其作用体现在确立目标，提供制度的支撑以及公共服务的支持，通过规范市场引导农民有序地融入城市。调查显示，河北一些地方的乡镇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用行政手段对市场进行限制、封锁、乱收费、乱罚款，阻碍统一市场的发展，再比如有些乡镇政府强化了创收，弱化了服务，只收钱，不服务，甚至以权经商。这些情况危及了政府职能目标的实现。河北省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及社会保障等本应由政府供给的公共服务领域，如今出现过度的市场化，直接导致基础性的、同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出现供给不足。这种城镇化体现不出全社会共同分享成果，缺失了社会应有的公平和正义。新型城镇化要求乡镇政府改变只看重经济发展的理念，不搞面子工程，明确提供公共服务是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内涵，真正把群众实惠摆在首位是政府治理转型的目标，发展高质量公共服务的城镇化，意义重大。

（二）河北省乡镇政府公务员整体素质需适应城镇化发展。人才是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因素。乡镇政府公务员的素质及整体水平是通过其文化程度、价值观、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创新精神等体现。调查显示，当前河北省乡镇政府公务员普遍存在文化程度较低，工作态度消极，法律意识淡薄等现状，致使其执法工作问题百出。新型城镇化不断发展，对公务员行政执法质量内涵的要求越来越高，其素质水平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乡镇政府的转型要求基层公务人员，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而服务理念的转化落实还主要依靠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文化素养、工作能力等，提升乡镇政府公务员队伍的综合素质和整体水平，不断为新型城镇化发展，输送人才资源，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是当前的重要任务。

（三）河北省乡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规划需适应城镇化发展。调查显示，河北省的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完整的规划，推进方式与程度也不科学、不合理。政府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尤其是乡镇政府过于重视经济和环境的建设，而忽视了以人为目标的宗旨。新型城镇化建设应由单纯的规模扩张转向规模与质量同步建设阶段，这就要求政府部门、尤其是直接与普通百姓打交道的公共服务部门转变管理理念和工作作风，从促进以人为发展目的的视角推动城镇化。乡镇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也需制定点、线、面的详尽规划，来保障新型城镇化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提升质量内涵。科学合理的规划是乡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适应新型城镇化的步伐的坚实基础。

（四）河北省乡镇政府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需适应城镇化发展。调查显示，河北省小乡镇尤其是偏远一点的乡镇，经济条件本身就不发达，政府也不够重视，发展速度迟缓。许多小乡镇主要依靠传统的农耕，缺乏产业支撑，再加上政府投入的不足，致使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都特别落后。最为明显的是对教育、医疗、公共卫生、社会保障及环境保护等领域的重视程度不够。因此，加强乡镇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视程度，改善当前局面，进而适应不断发展的城镇化建设。

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河北乡镇治理转型对策

（一）乡镇治理理念转变

1、实现“物本”到“人本”的转变。调查发现，河北省乡镇政府的绩效评价，往往被经济发展指标所绑定，评价乡政府及其领导的业绩总在经济上做文章，而淡化人文、环境及社会指标。因此，致使当前生态恶化，环境污染严重。当“物本型”的价值观占据主动，人就要成为物的奴隶，受物的趋势，即使物质财富丰裕了，也不能实现社会效益的价值，因此其不符合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镇政府的服务职能。人本型思想应体现以人为本，在一定意义上实指以民为本，就是为人民促进幸福，能够民主决定事情。因此，乡级政府管理在管理过程中既要重视个体层面，又要关注社会层面的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确立“人本型”乡级政府的施政理念，要求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重点始终围绕人展开。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级政府应多关注人在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构建良好的机制。为促进人的幸福，乡镇政府就必须切实尊重以及保障人权，在宪法和其他基本法律的框架下，保障公民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权利的实现，乡镇工作人员履行职能，做好服务，真正把人的发展作为自身追求的标准。

2、实现“权力”到“责任”的转变。调查发现，近年来一些乡镇行政权力无限制地膨胀，政府责任被置于次要地位。离真正的“责任型”政府还有很大差距。“责任型”价值理念要求政府行政权力始终要与责任相生相伴。从依法行政的视角看，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理应要为人民负责，作为权力真正的实施主体，政府的一切制度的制定，行为的实施都应以民意为依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职责与义务的框架内，行使权力，回应人民的要求。与此同时，还要切实解决好职责、权义等关系。政府人员尤其是乡级行政人员行使权力的每一环节，都要在具体法律框架内，若要越界就要被责任所制约，被制度惩罚。总之，承担责任是乡镇政府的首要要义，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要受来自于内部及外部的规约，实现责任的落实。

3、实现“暗箱”到“透明”的转变。调查发现，河北省一些乡镇政府的机构设置、规章制度、职责权限以及运行程序等当前都没有对社会公开，因此，被人们称之为“暗箱型”政府。这种政府封闭性运作，想当然会降低社会公众对它的信任度。其有悖于民主公正的理念，难以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若要实现管制向治理、服务的转变，必然要求乡镇政府的“暗箱型”操作转向“透明型”治理。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镇政府要提升服务能力，就必须始终关注公民需求。积极鼓励公民参与。而共享政府信息资源，是公民有效参与的前提。聚集利益相关者讨论，谈判、协调，然后达成一致，实现公共需求与公共利益。“透明型”的政府应除了涉及个人隐私、商业机密之外，其掌握的信息，均应向社会公开。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以及选择权。乡镇政府的施政理念在从“暗箱型”到“透明型”转向过程中，首要的还得加强制度保障，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建设“透明型”政府。

（二）乡镇治理方式转变

1、促进经济发展方面。首先，乡镇政府须正确引导及规范乡镇企业改革，同时提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使命感；营造发展乡镇企业与非公有制经济的法治环境；其次，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以科学、合法的理念规划工业园区；最后，加快农业产业化及市场化进程。乡镇政府须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建立统一、有序、竞争的市场体系，摆脱行政干预、盲目建设等，强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2、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及引导文化建设方面。首先，加强并完善村民的自治建设。加强基层村民民主制度建设，使村民真正体现自身意愿；完善乡村的基层治理结构；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升村委会的服务能力及村民自治的凝聚力；完善各种协会组织，提升村民的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的民主、法治意识，提高村民的自治能力；其次，逐步推进乡镇领导的选拔体制改革。目前有些乡镇试点是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之上，向乡镇长直选的方向发展；努力寻求和现代政治选举的国际惯例去接轨；最后，积极推动农村文化繁荣。由于文化活动经费少等方面的缘故，乡镇文化站大型文化活动基本上没有。乡镇政府应履行为农村农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职责。坚持政府的主导职能，不断加强文化建设投入；注重资源的整合，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思路及载体，开展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

3、维护城乡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方面。首先，维护城乡社会稳定。需构筑城乡社会稳定的多方治理格局；完善格局；重构调解格局；其次，完善农村社会民主、公平的保障体系。建立政府、集体以及农户三方合理的筹资方案；完善分类、分层的农村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强社会民主、公平保障体系的立法工作，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法可依；最后，加强乡镇政府对城镇的整体规划及管理。处理好城镇建设与环境保护、耕地保护，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乡镇政府协助建立依靠社会投资的多元、有效的投资机制。

主要参考文献：

[1]王艳成.城镇化进程中乡镇政府职能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5.

[2]夏悦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12.5.

第8篇：基层社会治理的背景范文

    说起大学同学的那次答记者问,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姜明安不禁拍案叫好:“这才是法律人的风采!”

    姜明安的这位同学正是李克强。今年两会期间,在他首次以新总理身份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李回应美联社记者关于黑客攻击的问题时称,“感觉是在有罪推定。寄望双方少一些没有根据的相互指责,多做一些维护网络安全的实事。”言谈间,不经意展现出其深厚的法学功底。

    在平时,李克强的经济学博士背景总是风头盖过法律学士背景,“但是法律理念于他而言已经入脑人心,关键时候还是大有作用。”姜明安解释。

    目前内地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中,拥有人文社科类教育背景的,占总量的75%以上。其中,具有法科教育背景的官员,这些年渐露头角,逐渐形成一支重要团队。

    姜明安认为,越来越多的领导者具备法学背景,将有助于提升整个官员群体法治思维水平。大批政治家特别是国家领导人具有法律教育和职业背景,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象征之一。

    法律科班出身的高官

    经过今年两会的一系列人事变动后,中国高层官员中涌现出越来越多法律科班出身的官员。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拥有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和经济学博士双重背景,最高法院院长周强为西南政法大学民法专业硕士毕业;刚刚履新的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夏勇,原国家保密局局长,也是西南政法大学的毕业生。

    事实上,西南政法大学培养了一批政坛高官,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中央纪委副书记陈文清、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马建、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夏诚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鸣起,以及今年两会新闻会主持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李连宁,他们都是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的毕业生。

    此外,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学专业博士生。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主任张晓明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专业的研究生。

    姜明安乐见越来越多具有法学背景的官员进入高层,他认为“这将极大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当然,并不是有几个高层领导具有法学背景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姜明安说,政策的执行仍然要靠省、市、县、乡等各级地方政府,高层有法治意识,下面的人不按政策办也不行。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在地方政府拥有法学教育背景的官员人数近年呈明显上升趋势:现任400多名省委常委中,有19名为法律专业科班出身,相比之下,2008年换届时仅有11名法律科班出身的省委常委。

    在中国校友网每年公布的“高校杰出政治校友榜”中,中国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法律类专业院校的排名均有上升趋势。所谓“杰出政治校友”是指部级正职领导、部级副职领导、省部级等正职领导,以及第十四届、第十五届、第十六届、第十七届和第十八届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等。由此可见法律人在高层数量的增加。

    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蔡霞对法律背景的官员表示期待:“可以推测的是,我们的改革创新实践将会更注重在法制范围内,而不会以政治意图去做要求。以往会以政治充当法治,但如果拥有法律背景的人当上领导,他会关注我们的实践创新是不是符合发展规律和要求,是否和现有法律相抵触。”

    崇尚法治精神

    国家主席在人大闭幕讲话中表示,“我将忠实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记者会上强调,“我们将忠诚于宪法,忠实于人民,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要把法律放在神圣的位置,无论任何人、办任何事,都不能超越法律的权限。”

    在新一届领导人的讲话里,宪法和法律屡屡被提及,这是一种依法履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宣示与承诺。

    姜明安分析,中央领导最近的谈话都强调了宪法的特殊重要性,透露出依法执政、依宪执政的强烈信号。宪法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限制公权力、保障人权,有法学背景的官员有望改变过去地方官员的唯GDP思维,多年的法治思维将有助于他们更多地考虑社会的公平、正义、人权,而这些将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基石。

    新任最高法院院长周强是“法律人执政”的一个表率,也被寄予了厚望。周强是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硕士出身,他能成为中国第十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与其主政湖南时期交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密不可分。

    2006年,46岁的周强出任湖南省长。上任后,他立刻将省内55个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界限公之于众。他明确提出加强行政程序建设,并力邀多名行政法专家参与湖南地方行政立法。2008年10月,《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出台,成为中国首部地方性行政程序规定。

    2010年,周强出任湖南省委书记,进一步提出“法治湖南”的主张,次年7月湖南省委通过《法治湖南建设纲要》。周强说:“要通过完善法治,推进人民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在法治的轨道上扩大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

    姜明安介绍,“法律意识一直贯穿着他执政的始终。法律人从政,多年的法律思维有助于他们更多地考虑社会的公平、正义、人权,考虑防范公权力的滥用与保障公民的权利,考虑政策推行的合法性,而这些对于一个法治国家都非常有必要。相信执掌最高法他又会有一番作为。”

第9篇：基层社会治理的背景范文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

政治学所包含的新制度主义流派的发展时间比较早，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政治学派研究的主体之一。虽然包含了历史制度、理性选择、社会学制度等多种新制度主义流派，但是不同新制度主义流派之间的视角差异较大，如果从直观的角度看，可以分别从不同理论的角度来讨论新制度主义。从新制度主义政治研究流派的情况来看，应该从一些更深的层面来分析这些分歧，本文将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

一、当前新制度主义在层次分析方面所存在的分歧点

1.新制度主义功能与结构方面的问题

相关专家学者提出，制度的连接机制表现比较明显，相关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拟定相关制度的形式，展现不同微观社会背景下相互之间的层次关系，并将相同物质的功能结合到一起。

Alexander Hicks曾经也提出了与其相关的理念，认为新制度主义研究中确实存在不同分析层次以及不同分析视角，这种视角主要表现在理性选择制度和社会学制度这两方面的差异，且差异十分典型。虽然许多专家学者都陆续提出了各种新制度主义的根本性内在分歧，但是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定论。虽然这部分专家学者已经认清了问题的核心，但是尚未解决。

新制度主义在分析层次上存在一些分歧点，这些分歧点目前都集中在逻辑适宜性和逻辑结果这两个方面。新制度主义在适宜、后果这两方面的逻辑层面存在较多的不同点，而且在对制度进行分析时，如果发现制度分析与理论构建模式不同，可能会受到传统工作理念的制约。

选择性理论属于近年来逐渐被人们所重视的一种理论，侧重于工作制度主义内容，产生在经济学的传统研究项目当中。虽然和主流的各种新古典经济学有许多相互违背的地方，但是二者之间依然可以通过一些理论进行假设，同时这也属于不同经济发展条件下的一种理性选择方式，让结果更加满足其偏好。但是在此过程中，社会学研究开始确立，并且在确立之后，其方法论也开始占据优势，因为目前我国在进行相关社会学研究时，最常见的研究方式就是利用各种方法来构建社会要素及相关发展问题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个人行动塑造问题。

社会学制度主义与历史制度主义在面对特定形式制度下的人类个人行为时，一般都比较偏向于坚持适宜性逻辑，但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思想却会让个人偏向于选择后果逻辑。不论是瑟伦还是斯坦默，都将该意义当成研究的基本要素，并根据工作开展的情况，分别提出不同层面的政治学内部理性制度以及相应的社会主义论点等。

2.新制度主义层次分析

（1）将文化路径和新制度主义的计算路径当成主要的路径来对待，同时二者也是新制度主义最关键的特征之一。部分新制度拥护者认为，适宜逻辑比较强调个体总数，并将个人总数论点集中到文化或者是相关的组织路径当中。这种自我利益、个体效益会受到文化、组织等方面的影响。在进行组织分析的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多关注新制度主义内部的文化要素、社会要素等多种构成因素，结合认同要素，分别对工作的开展情况进行界定。目前我国的历史制度主义一直以来都比较信奉社会发展背景要素，所以研究人员在对理论立场上和社会学制度主义进行研究时发现许多相似之处。

（2）从文化路径的角度出发，对计算路径加以评论。个体在做出决定时，一般情况下并不会建立效用函数，并按照这个函数，分别对成本与经济效益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对新制度主义进行研究发现，新制度主义在层次方面的分歧也比较明显。从实际工作情况来看，其工作的本|是一种能动与直观结构相互关联的处理模式。如果在当前社会发展背景下，新制度主义可以得到一定的发展，就必须不断构建可以和结构、能动相互关联的考察面。以该认知方式为基础，William Roberts Clark按照结构和能动二者之间的关系，将新制度主义划分成了不同的分支，分别为agency-centered institutionalism、structure-based institutionalism。该划分方式比较简单易懂，可以从根本上分析出不同动能之间的特点，同时还从侧面体现出这两种要素所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的根本分歧点。对待结构与能动、客体性、主观性关系不同的认知问题上，要多考虑社会科学核心要点问题，利用相关论点来回答究竟是个体还是整体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

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取向

在对逻辑清晰理论进行构建或者对严格规范问题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会凸显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共通之处。但社会科学并不是一种徒劳无功的紧随自然科学发展而发展的学科。虽然社会课程和自然科学的内容有许多交叉点，但是毕竟二者的整体大方向不同。国内的专家学者也根据这一要点，提出了政治学科的特殊性。政治学科和其余的自然科学有本质性不同，虽然也有一些交集。政治学与自然科学都需要关注知识的获取方式，并且政治学科和自然学科基本相同，都需要对不同形式的变量进行全面研究，通过对变量进行分离、对变量进行控制的方式来获取各种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知识点。在研究对象方面，政治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不严格，同时也没有重复性。政治学科在确立了以后，科学化历程也代表了行为主义革命的后续发展，体现了政治科学在科学化方面所遇到的困境。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必须不断吸收来自传统工作制度的研究成果才能长期发展。政治学在我国的发展时间比较长，而且在新制度主义发展之前，政治学制度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研究制度之一，而制度研究也是当时政治学最关键的一个研究部分。政治学当中的新制度主义，尤其是历史制度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旧制度主义的研究成果。

三、结束语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是当前比较热门的一个理论研究方向。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构建过程中，要不断强化权利的重要性、国家的重要性以及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集成旧制度主义的思想以及历史主义对意义、价值的重视度，以正确的价值观去判断正义，对色彩范畴加以审视。

参考文献：

[1]李雪君.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以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为例[J].东方企业文化，2014（20）：16-17.

[2]程守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运行机制的三维构建――基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视角[J].贵州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156-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