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形象分析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人物形象分析论文范文
在平时的测试当中，常见的命题方式有如下几种：
1.把握作品描写人物的方法，简要概括人物形象具有什么样的性格？
2.请结合文章，简析文中“××”这一人物形象。
3.简要分析第×段的景物描写，烘托了人物怎样的心情？
4.你认为文中的“××”是一个怎样的人物？作者描写这个形象有何用意？
5.文中刻画的“××”和“××”两个形象具有哪些相同的特点？
解题攻略
面对高考语文试卷中鉴赏人物形象题，考生要注意掌握如下方面：
一、一般技巧
在叙事性文学作品阅读题中，分析欣赏人物形象是其中一项重点的考查内容。要想既省时又高效地解答此类略有难度的题目，有一个巧妙的方法就是“两联”、“三抓”、“多维”。
“两联”是指同学们在分析欣赏人物形象时，要注意在精读文本的基础上，密切联系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人物的身份、地位来思考问题，因为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身份特征，其鉴赏作答的着眼点及其用语范畴有很大的区别。
“三抓”是指抓住文章的结构层次的安排，抓住曲折波澜的故事情节，抓住人物富有个性化的语言及文章中出现的议论评价性语句。
“多维”是指考生要擅于多向思维，多角度、多方面地分析欣赏人物形象，也就是既要从多方面对人物的思想情操进行概括，也要从多个角度对人物的本身性格特点进行赏析。
二、基本思路
具体鉴赏人物形象时，要把握好如下基本思路：
1.使用简洁的语言，从总体上概括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
2.在精读文章的基础上，画出作者描写人物肖像、语言、动作、心理、神态，以及通过描写环境从侧面烘托主要人物特征的语句。同学们在明确了作品中列举的相关信息体现了这一特点的基础上，再具体分析出人物的性格特点。
3.还要在了解人物生活的时代背景或社会环境，依据画出的句子，由表及里地分析人物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也要善于在梳理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努力把握作者对人物的情感变化，探究出寄寓于相关物象或环境中的思想情感。
4.用准确精练的词汇，概括出人物性格特征，明确人物的代表类型、地位和意义，总结出全面完整的结论。
三、注意事项
第2篇：人物形象分析论文范文
【关键词】意象 形象 泛化意象 观念意象
意象的历史源头
意象，传说中是中国首创的一个审美范畴。其最早源头可以上溯到《周易·系辞》。其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书不能把话说清楚，说话不能把意思表达清楚。这样的话，智者的意思，难道就不能表达出来了吗？智者是用事物来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的。
意象的古义是指用来表达某种抽象的观念和哲理的艺术形象。“意象”作为一个概念，最早则出现在汉代王充的《论衡·乱龙》里。其云：“夫画布为熊麋之象，名布为侯，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这里的“意象”是指以“熊麋之象”来象征某某侯爵威严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画面形象，从它的“示义取名”的目的看，已是严格意义上的观念意象。相传我国在汉代以前，意象说已名实俱备，十分成熟：把意象理解为“表意之象”，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即渗透着诗人主体情意的客观事物的具体之象。
形象
所谓形象，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能引起人的思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态。”也就是说，形象本身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其主观性是由于人的思想和感情活动是主观的，是人对事物的具体形状或姿态的印象、认识、反映及评价；其客观性在于形象是事物本身具有的具体形状或姿态，是事物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主观评价为转移的。我们这里所要分析的“形象”是指文学上的形象，文学形象是读者在阅读文学艳遇系统过程中，经过想象和联想而在头脑中唤起的具体的可感的动人的生活图景，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形象既是主观的产物，又有客观的根据。
在中西文论中，意象一词所涉及到的泛化意象，就是文艺作品中出现的艺术形象或语象的泛称。既然形象是具体的形状或姿态，那么，由于具体现实事物本身的干差万别，形象的内涵表现也就极为生动、具体、复杂多变；由于诸多事物都会引发人的思想和感情波动，也就产生了人们对诸多事物的印象和评价，使形象的外延极为广阔。形象包括视觉形象、听觉形象、触觉形象、味觉形象、嗅觉形象等等，视觉形象是人视觉上所感知到的客观事物，由此类推，上述的几种形象都是人从不同感官上感觉到的客观事物，读者从而可以领会感受到诗歌散文中的魅力所在。
观念意象
意象是意和象的结合，意即意思，象即景象，也指事物。在广义上可理解为圣人们用象征手法创造的艺术形象。但是这个仅仅是从古代的意义上分析，也只是中西文论中意象一词的其中一个意义。用今天的话来分析意象就是意与象的统一，指构成一种意境的各个事物，这种事物往往带有作者主观的情感。好的做作品，必须要营造一个好的意境去让读者了解当中的所包含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意思以及作品自身的韵味，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必须要借助意象。而意是组成韵味的多种因素之一。而韵味则是指意境中所蕴含的那种咀嚼不尽的美的因素和效果，即意境的审美特征。要得到一个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意境这样的一个审美想象空间，必须要做好“象”的准备工作。如马致远的《秋思》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句中，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这些事物就是诗中的意象，这些意象组合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凄清、伤感、苍凉的意境。意象是具体事物的，意境是具体的事物组成的整体环境和感情的结合，情寄托在景中，景中有情，情景交融。这就是一些从侠义的角度分析得到的意象，从狭义的角度来说，要分析意象一词并不困难，我们这里所要分析的意象只是在中西文论中所提及到的四种意象之一的观念意象。大概我们现当代在分析诗歌散文所用到的用语“意象”就是指这种观念意象吧。但是如果要涉及另外一种意象即西方文论中所提及到的，也是我们古时候的意象――用来表达某种抽象的观念和哲理的艺术形象的话，就必须明确区分清楚这两者的定义。
观念意象是诗歌艺术的精灵，是诗歌中熔铸了作者主观感情的客观物象。这些客观物象给读者带来了对诗歌散文的感受。对于这些意象蕴含的意义基本是固定的，正因为如此，在以前没有言论自由的时代，作者要对社会人物事情进行批判或者控诉，因而“文字有狱，取象而避”，借助意象，委婉表达。如《毛诗正义》所说，是“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对于作者所采用的意象，根据其固定含意，读者大抵都可以领会其中意思了。
第3篇：人物形象分析论文范文
内容提要：认识世界的视角是方法论的基本问题，也是方法论逻辑演绎展开的起点和基础。同时，在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中，考察对象的界定、逻辑关系演绎及时间序列处理等问题，又是方法论体系必须阐明和表述的核心问题。从方法论和逻辑原点上考察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观察和分析现实世界及历史世界演化中的内在机制，厘清现实世界和历史世界中的许多真相。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不同文明在处理方法论问题及进行相应的逻辑关系演绎时，探索总结出了不同的方式方法，并将其构造在具有文明特征的社会关系框架中，从而形成了现实世界和历史世界中丰富多彩的社会现象和局面。因此，对现实世界和历史世界进行全球视角的考察时，考察不同文明认知世界的视角和方法论原点，不仅是研究和分析世界文明史和现实世界（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较好视角和方法，而且是探求其文明内在构造机制和文明运行机制评价的恰当角度。
在本文中，探索了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2】的原点，以及各自认知世界原点选择的视角、考察对象的界定、逻辑关系的演绎和时间序列的处理等问题，同时又阐述了两个方法论体系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以及对各自文明构造和文明运行机制形成的影响。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犹太－基督教文明在文明构造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所以本文在阐述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和华夏文明的方法论问题时，附带说明了犹太－基督教文明的相关方法论和逻辑关系处理问题。
关键词：视角 方法论 概念 逻辑 时态
一、楔 子
在人类文明史的演化中，所有存在重大差异的文明之间，其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上存在的差别【3】，如本文中涉及的具有古希腊文明特征的西方文明，具有华夏文明特征的华夏文明圈，具有犹太－基督教文明特征的宗教文明等等。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不同文明的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差别，作用于各自文明的构造机制，形成了不同文明构造范式的差别。在文明史的演化进程中，这一差别被进一步融入到各自文明发展运行的内在机制中，形成对应的独具特点的社会现象特征和社会运行机制。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些现象特征和社会运行机制，与文明构造的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体系密切相关，所以在涉及不同文明间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运行机制评价时，就出现了评价机制和评价标准的差异。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一差异的存在成为了不同文明间冲突的根源，并且自这一差异产生时开始，文明间的冲突就已产生，并伴随了文明史演化的始终。近现代广泛引起关注的文明间冲突和文化冲突问题就源于这一差异。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冲突也是同一类型的问题。
因此，回顾历史，方法论范畴衍生的问题，是一个伴随了文明史演化进程的问题。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方法论构建和应用问题伴随了人类文明演化发展的始终。
今天，我们面对世界文明交融、不同文明间方法论体系相互渗透的时代背景，进行相应的方法论比较和诠释，厘清其方法论本源问题的认识，澄清其沿革路径上的种种误区，有利于对许多本质问题的认识和评价。
以诚实务实的态度考察分析，要做好这一工作，逻辑的起点仍需要回归到文明起源，从文明起源的基本问题上入手介入相关问题的分析。只有这样，拨开历史掩盖的真相和学术探索的歧义，还原相关问题的本来面目，中国文明的方法论和中西文明的比较等历史性质的问题及困惑，才有可能逐渐清晰起来。
二、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和考察问题的视角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人类必须面对和处理两大基本问题。其一，人类必须处理和自然环境间的关系问题（人类个体生存的特定地理空间内自然环境和人类的关系问题）。其二，人类必须面对和处理特定社群内的人与人关系问题。这两大问题是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群生存和延续的条件。
在人类处理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时，人们需要观察、演绎、诠释这一特定地理空间内的自然现象和物像，探索和自然环境间相互适应与协调的方式方法。如怎样认知特定地理空间季节变化（春夏秋冬四时节令）及其气象变化（天气的阴、晴、雨、风以及干燥和潮湿），怎样从所处的特定地理空间环境中取得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如何适应气候物候的变化，保持身体的健康等等。
在人类处理社群间人与人关系时，人们需要探索如何同社群中的其他个体处理关系。如血缘的和非血缘的关系、经济利益的关系等等。在文明进化到国家层面时，人类还要处理社会个体和国家与民族的关系。
在人类的演化史中，这两大问题是人类探索与生存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基本前提，也是人类文明演化的一前提。
如何考察和认识、演绎和诠释特定地理空间内自然现象和物像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任何考察和认识、演绎和诠释特定社群间人与人之间关系，是人类与自然界协调相处以及社会关系协调的基础。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一协调的基础对应了人类文明的起点。
在文明史的沿革中，现实的问题是如何选择考察的视角？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中，因为不同的视角选择会产生不同的问题界定以及不同的逻辑演绎方式方法，会得出不同的认知结论。更有意义的是这些结论和结果延伸到对自然界各种物像和现象关系的解释，会作用和影响人类对于自身和自然环境间相互关系的处理，并影响人类社会个体间相互关系的评价和处理方式。
从现实可考的人类文明史演化轨迹出发，本文选择对现实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古希腊文明、华夏文明和犹太－基督教文明作为分析和考察样本，考察其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差别。从文明演化的路径这一角度，考察不同文明在构造机制上蕴含的文明构造范式的差异。【4】
就古希腊文明的发展演化过程而言，古希腊哲学在发展之初，古希腊先哲做了一个自然界构成的假定，即假定自然界是由微观结构——元素和原子构成的。古希腊哲学家这一自然界微观构成的假定，及其探索自然世界的目的——自然界构成的本源和原理，确立了古希腊文明考察自然界的视角。在阿娜克萨戈拉和柏拉图将这一探索自然界的视角，引入社会问题探索后，成为古希腊文明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视角。【5】
和古希腊文明确立的考察世界的微观视角不同，华夏文明先哲确立了“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世界的视角。华夏文明确立的这一视角和古希腊哲学确立的微观视角的差异在于，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视角在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问题时，突破了古希腊哲学范畴的考察视角过分注重考察对象的微观层面，即从微观层面界定考察对象——样本，从考察对象演化轨迹中确定样本选择和选择样本时间序列的方法。“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将影响考察对象演化发展的现实环境因素纳入考察的范围内，注重相关因素对于考察对象现实状态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见下文）。因此，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确立了其考察方法的整体性和现实性。二者相比较，华夏文明的方法论视角选择，恰好克服了方法论演绎中的现实条件性的桎梏，这是注重在历史轨迹中选择样本和时间序列的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难以逾越的。
和古希腊哲学的考察视角与华夏文明的考察视角都不同，犹太－基督教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视角是界定在宗教（神性）上的。犹太民族的先祖在其文明演化之初，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及其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上，将考察和设定职能赋予了上帝，并归结在上帝的创始设定中。在《圣经•旧约》的开篇，上帝创造天地万物，设定了自然界万物间的关系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后的诸约中，上帝又设定了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这一视角，在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和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处理上，省去了需要考察者弹精竭虑探索思考的过程。在具体的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和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处理上，犹太－基督教文明设立了神职人员来协调这一关系。【6】
三、中国古文字中的视角、概念、逻辑和时态
——以“事”的文字解析为例的古希腊哲学相关比较
在人类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认知的演化过程中，人类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问题的知识是从具象到抽象渐次进行并取得的，并且这种认知的取得基本上依照考察对象的确定、考察对象的研究分析、考察对象的认知形成和考察对象的认知检验等环节。在具体的考察工作中，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要确定一个具象的考察对象，首要的工作就是对考察对象进行界定和描述。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考察对象的界定和描述需要相应的语言或文字工具来展开。在人类文明的演化进程中，语言或文字的构造及其应用规则，也被打上了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烙印，蕴藏着许多内在的机巧。这是因为，其一语言或文字的结构构造和应用规则，受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选择的影响与制约；其二，语言或文字是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载体。因此，在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展开和语言或文字的运用中，二者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共生关系。
因此，在具体的考察对象界定和描述中，考察对象的界定过程和结果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其一是考察对象的视角，其二是考察对象界定和描述时所应用的语言或文字选择和构造。考察对象的视角影响考察对象的界定和描述的原因在于，考察对象的视角存在差异时，对于被考察的问题而言，其被感知的层面和状态就会存在差异。如观赏山水时，远近高低不同的角度观景，会看到不同的景色，既所谓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现实问题的考察中，这一现象也广泛存在。
在对具体对象进行考察时，除考察视角之外还会涉及到考察对象的具象和抽象、涉及到考察对象的界定、涉及到考察对象的运行过程（样本选择和时间序列），及其考察对象的描述。
在进行具体对象的考察中，相关问题的阐释比较抽象和复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下文的展开中，尝试以古文字“事”的文字结构解析为例，辅助解析这一问题。
1、“事”文字结构及其解析
“事”在华夏文明的文字结构体系中，“事”是一个复杂的文字结构，其文字结构中包含了数个相关的文字结构和概念关系及相应的时间序列问题。同时，“事”的文字结构表述概念内涵的实指和虚指，涉及到了前文表述的考察对象的具象和抽象、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表述及其相应的方法论范式问题。【7】
“事”，《说文解字》中说：“事，职也。从史，之省声。”许慎的这一交代表明，“事”的文字结构和“史”、“之”相关。“史”，《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许慎的这一交代表明“史”的文字结构和“又”与“中”相关。“又”，《说文解字》中说：“又，手也，象形。”“中”，《说文解字》中说：“中，内也。从口、丨，上下通也。”“口”，《说文解字》中说：“口，回也。象回币之形。”“丨”，《说文解字》中说：“丨，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读若毛卤；引而下行，读若退。”
这里顺着许慎的《说文解字》梳理了“事”的文字结构。其实在“事”的文字结构中还有一个字和其密切相关——“吏”。在“事”的文字结构演化中，“吏”和“事”【8】的文字结构和概念语义具有承起关系。“吏”，《说文解字》中说：“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声。”
如此梳理下来，可以发现，在“事”的文字结构中，蕴含有以下具有完整意义的文字结构：（1）口；（2）丨；（3）中；（4）史；（5）又；（6）吏；（7）一；（8）事。在“事”的这些相关文字结构及其概念内涵的逻辑演绎中，每一个文字的结构都有其完整的概念内涵，“事”的文字结构和概念内涵由这些相关的文字结构和概念演绎导出。
“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作“回也，象回币之形。”许慎以回币之形释“口”，许是借鉴古钱币外圆内方之型。外圆内方是华夏文明方法论范畴的一个重要概念。“圆”的寓意是天，“方”的寓意是地。作为“地”的“方”，有四方的语义，是一个空间概念。
具有空间概念的“口”和表上下的“丨”构字，形成了“中”字的文字结构。许慎释作“中，内也。从口、丨，丨上下通也”。从文字结构的具象和抽象考察，表四方的“口”和表上下的“丨”结合构字，其语义怎么会衍生出许慎给出的“内也”呢，其“内也”的确切含意又是什么呢?“口”表示的四方之型，如果将其边界缩小，小到可以将其划在一个器物上，那么“口”表示的就是一个平面。在一个平面中有一个表示上下的“丨”贯穿其中，就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空间。再将为了形象化而缩小的平面扩展，还原回其四方的观念中，其实在“中”立体空间概念内涵中，包含了可观、可感、可思、可冥想的天上、空中、地上、水中、地下的万物。所以许慎释“中”曰“内也”。【9】
按照许慎给出的“中”的文字结构的释义，近现代运用的“中”字的字意，应是取意于“中”字的文字结构所表示的立体空间的交点。【10】
在“事”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的逻辑演绎中，“中”字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的阐发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研究工作做的不好，将影响“事”的文字结构解读、逻辑关系推演和语义阐发，从而影响到本文阐发的主体。
按照《说文解字》中“事”的文字结构解析，分析了“中”字的文字结构和语义，接下来应该分析“史”的文字结构和语义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史”作“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在“史”的文字结构中，前文已经交代了“中”，而“又”是“手”的变体。
在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中，天地间万物经过了行为主体“人”的活动，由“人”的手（又）去加工、去塑造、去美化、去劳作，留下的轨迹就是“史”。在考察对象的表述中，其实“又”的动作执行的时间序列，并不仅仅是“史”——轨迹涵盖的内涵，还包含有“又”的动作执行的状态和发展趋向的内容。从文字的结构和逻辑关系演绎及语义的沿革考察，许慎表述的“史”的语义“记事者也”，应是“史”的文字结构和逻辑关系演绎中其“轨迹”被记录的部分。
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范畴中，天地间万物的运动都有其特定的约束。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范式体系中，将这种约束归结为“道”。所以，在由“中”和“又”构造了“史”的文字结构后，古人开始考虑考察对象（被“又”操持和把握者）运行轨迹约束的表述问题。
对于考察对象运行轨迹约束的表述，古人造字时在“史”的文字结构上加了一个“一”，构成了“吏”字。
“一”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和方法论范畴的“道”密切关联。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一”：“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一”和“道”构成了他们思想体系的联结点。其实，在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和方法论体系中，“一”是华夏文明先民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协调和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协调的归结，是天地间万物存在、繁衍生生不息的道的承载。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吏”：“吏，治人者也。”将“一”作用于“史”，即“一”对于考察对象（史）的约束释作“治人者也”，应是交代了许慎释“吏”时考察问题的视角。从社会的角度考察比拟华夏文明方法论系统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关系的演化。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中，吏——政府官员实际控制着人类社会运行的轨迹、状态和发展趋向。
从“吏”的文字结构和逻辑演绎考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出的“吏”的释义，缩小了“吏”字的文字结构和逻辑演绎中应涵盖的范围。
前文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基础，解析了和“吏”有关的文字结构、逻辑关系演绎过程及其语义。下文以此为基础解读“事”的概念界定及其相关问题。
在“吏”的字型结构中，其“史”字字型结构中的“又”，还有一种变形“”，这样就演化出了一个“吏”的变体字“”。
在“又”作用于考察对象的时间序列中，“史”是“又”作用于考察对象留下的轨迹和痕迹，在时间序列的时态分布中属于过去的状态。当“又”作用于考察对象时，“中”的文字结构中的“丨”从“又”（手）中穿过，预示着考察对象还在人手的握持和操持状态中（在时间序列的时态分布中属于现在进行时的时间状态）。于是，在文字的字型结构演化中就有了“事”的文字结构。
2、“事”的文字结构取向及概念和古希腊哲学相关问题比较
从“事”的文字结构解析可以发现，就“事”的文字概念和语义而言，“事”的文字结构包含着以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a、“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包含的对象是天地间（中）存在的万物。b、“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对象可以是具象的对象，也可以是抽象的对象。当“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对象是具象的对象时，其“事”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是考察、分析和操作（又）的具体的对象（事或物）。当“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对象是抽象的对象时，其“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泛指天地间和人的行为（又）有关的所有对象（事或物）。c、行为主体——人，对于考察、分析和操作（又）对象的动作过程，要受到天地间运行的大道“一”的约束。d、“事”和“史”之间具有路径关系，“史”是行为主体——人考察、分析和操作（又）作用于对象——“事”留下的轨迹或痕迹，“事”是“史”的具象演化过程中每一时点的状态。
“事”的文字结构分析和概念、语义演绎表明，华夏文明的文字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问题的取向和构造方法体系的视角，和“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方法论取向和视角相一致。
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中，其考察问题的微观视角设定及其自然界构成的“元素”、“原子”论假设，决定了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在界定考察和分析对象时，必须进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及物像的分类和分割，因为不同的类及其分割部分，可能源于不同的元素组成或原子结构。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分类、分割工作不能完成，其相关的研究考察工作就难以展开。
在现实的工作中，要完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分割和分类工作十分困难。因为假定中的元素和原子构成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和物像，其元素的构成和原子的结构极少表现在其现象和物像的表象中，所以相关的分类和分割只能通过现象和物像的某些特征及其运行轨迹中的某些痕迹分布来实现。近现代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在世界的科学实践，也体现了这一特征。
对于考察对象的分类界定——概念而言，相关的问题还表现在概念表述的文字或语言构造上。华夏文明的文字构造因其和方法论体系同源，具有象形和会意的属性，从而蕴含了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属性。同时，文字结构组合中蕴含了文字结构的概念关系和时间序列问题，所以文字结构中还蕴含有逻辑内涵。
就考察对象的表述——考察对象的概念界定而言，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表述选择的是拼音语言。在拼音语言的选择中，字母构造和字母组合已经脱离了其表述对象的具象和抽象。所以，就其字母组合的概念表述而言，不得不用字母组合的相关词汇给以说明。这是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自产生之初就构造有明确的概念要素的原因之一（解决考察对象的表述问题）。
同时，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是从微观视角选择考察对象的。在对考察对象进行考察和分析时，由于考察对象的微观结构——元素和原子在其表象中常常难以直接表现和体现出来，因此为了研究的方便，不得不对其表象特征进行假定前提下的分割和分类，归结考察对象的现象特征（确定样本属性），并以此设定样本的时间序列，归纳演绎考察对象的“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
但是，在具体研究工作的展开中，由于考察对象现象特征的相关分割和分类的界限和边界确定，不同的研究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至于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中，必须要明确考察对象现象特征的的界限和边界，并给出相关概念间的关系——包含和相容，然后相应的研究工作才能进行。这是其方法论体系中必须构造概念要素的原因之二（解决考察对象的界限和边界）。
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中，在概念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逻辑属性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范式形成的过程中，考察对象的确定是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和物像的分割和分类中进行的，考察对象被分割和分类后，还必须考虑这一对象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整体及局部间的关系问题，考虑其间的相容和包含关系。在古希腊哲学史的演化中，这一相容和包含关系演化出了古希腊哲学范畴方法论体系中的逻辑问题之一（概念间关系表述）。
同时，在考察对象运行状态的表述中，也是由于选择的语言字母构造脱离考察对象的具象和抽象的原因，不得不构造出特定的句式结构来处理其运行状态的时间序列问题，并产生了相应的句式结构中的时态，形成了句式结构的逻辑。这是古希腊哲学在产生之初就有逻辑要素存在的原因之二（时间序列表述）。
前文的研究分析表明，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二者之间，由于方法论体系的介入视角和文字或语言构造不同，对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表述也不相同。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方法论体系介入视角下，考察和分析对象及其运行状态的表述体现在文字的构造中，文字结构中蕴含有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概念和逻辑要素，所以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没有独立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存在。而对于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而言，其方法论体系介入的微观视角和拼音语言构造，使方法论体系的展开不得不创造概念要素以使相关工作能够进行，并同时衍生了其方法论体系中的逻辑问题。
四、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中的认知与操作状态的衔接
——以“是”和“政”的文字解析为例及相关比较
前文说明了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考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又以“事”的文字解析为例，分析了这两个方法论体系相关的概念界定及表述、逻辑演绎及其相应的时间序列问题。但是，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的具体分析过程中，方法论体系设定的视角如何展开、“事”的认知结果如何和操作过程“又”进行衔接，以及如何实现操作过程“又”的社会效果评价等问题，仍然是一些现实的问题。
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演化过程中，这些工作又极其重要，因为对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知（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理论），只有实现了与其操作状态（实践）的衔接，才能体现整个考察和分析过程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如何实现这些工作、这些工作的实现又如何表述呢？
1、对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知及其与操作状态的衔接——“是”
华夏文明在文字上构造了一个判断的结构“是”，将考察和分析对象取得认知——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与操作状态进行衔接（即近现代概念范畴的理论和实践衔接，或者通俗的说“从理论到实践”）。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是”：“是，直也。从日，正。”在“是”的文字结构中，许慎给出了“日”和“正”两个结构。“日”是太阳的象形，在概念内涵和语义上没有进一步解析的必要。
“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正，是也。从止，一以止。”。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一”是一个特定的概念（释义参阅前文释“一”）。“止”《说文解字》中说：“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芷，故以止为足。”其实在甲骨文的文字结构中，“止”就是“足”的象形。【12】
在文字结构的取象中，“足”是站立和行走的工具。其抽象的语义可以延伸为行为。人的行为合乎文明体系方法论范畴规范的“一”（或“道”），就是“正”。“正”的判断能够暴露在阳光下，人人都可以观察得清楚明白，就是“是”。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是”，用甲骨文中眼睛象形的文字构造——“直”来释“是”：“是，直也”。【13】
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进行考察和分析的过程中，人们取得的认识和知识——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是关于特定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知，并且这一认知在时间序列中属于“史”（过去）的范畴，要实现认知与特定考察和分析对象操作的状态（现在）的衔接，“是”的判断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环节。只有实现了认识和知识与考察对象在操作状态中的各个变量（诸环境条件）变化的综合判断后，才能实现认识和知识与考察对象的操作状态衔接，指导规范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操作过程。如图：
但是，在具体问题的考察、分析和操作中，作为社会个体的具体的“事”的参与者，由于生活环境、个人阅历、知识结构和水平、考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异。因此，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个体在考察和分析一个既定的对象时，对考察“一”的认知和把握以及过程的理解和判断都是存在差异的。这一差异的存在产生了对“事”的演化过程的认识的差异，并形成相关的判断“是”的差异。
就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而言，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考察和分析过程与操作状态的衔接，需要复杂的概念间关系和时间序列的逻辑演绎过程。在这一逻辑演绎过程的处理中，由于不同的处理者对考察对象的分析有不同的分类或分割方式（即不同的概念界定边界），所以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界定到“某些原理及原因的知识”，再到“某些原理及原因的知识”与考察和分析对象操作状态的衔接，如何处理概念间的相容和包含问题困扰着自古希腊以来的研究者。如亚里士多德、康德、海德格尔，直到现代流行于西方世界的现象学派和解释学派。
对于“事”的演化过程和操作状态判断形成的差异问题，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将其归结为社会学、行为学、心理学等学科范畴，并衍生出其他的一些相关学科。
2、社会行为之于操作状态认知（“是”）的校正——政【14】
在社会现实的问题中，社会个体的行为作用于特定的考察和分析对象，其行为过程受相应的“是”的判断制约。由于社会个体存在着资质及对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识和知识理解解读的差异，从而形成了社会个体对于特定的考察和分析对象及其运行状态判断——“是”差异，并且这一差异的存在作用于其行为（“又”的动作），形成社会个体社会行为的差异。
在处理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时，对于特定考察和分析对象而言，社会个体行为差异的存在，如果具有了普遍性并且产生了社会效果，会导致社会个体行为与方法论体系设定的“一”的失调和失范。在社会的演化中，这一失调和失范的存在会危及整个方法论体系构造的人类与自然协调和人类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协调。因此，这是一个必须给予社会关注和社会校正的问题。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演化中，这些相关的问题及其社会处理方式方法，被构造在一个文字结构——“政”的内涵中。
“政”，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政，正也。从攴，从正，正亦声。”前文已经交代了“正”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给出了“正”的概念解析和界定。
“攴”，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作：“攴，小击也。从又，卜声。”前文在“事”的文字解析中交代了“又”是手的一个变体。“卜”在甲骨文的结构取象中是一个带叉的树条。【15】“攴”字意的“小击也”本义就是手中拿了一支树条实施轻轻得打击。因此从“政”的文字构造考察，“政”就是当“正”出现了非“正”的状态时，用手中拿的树条去实施轻轻得打击（注意：不能是大力的打击，打击得力度过大会产生矫枉过正），将非“正”校正到“正”的状态，从而实现方法论体系构造的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和谐以及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和谐。
就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而言，社会个体行为的校正问题被分割和归结到“正”的求证——法理、“正”的规则设计——立法、“正”的实施——司法审判、“正”的实施机关——政府等相关问题中。
在以古希腊哲学为方法论范式的西方世界，自古希腊柏拉图以来，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和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处理，以利益博弈的“正”（正义）求证为基点，指导和规范着相关问题的展开。近现代的西方社会也继承了这一精髓，并凝聚为西方社会的精神。
其实如前文交代所言，人类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类的生物属性决定了人类具有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需求和七情六欲。人类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个体的生存和存在以其他个体的生存和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物质生活资料的取得只有在和自然界的和谐相处中才能伴随着人类的繁衍不断取得。只有实现了社会个体间的和谐，人类的种群才有可能发展到较大的规模。
其实这是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考察视角的预设，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将其割裂成不同的学科范畴进行研究。但是自古希腊以来，学科范畴的分割并没有实现整合。
五、笔者对华夏文明古文字的几点认识
1、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结构在演化路径上的关系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方法论体系的构造和文字结构的构造是一体的。华夏文明经典文献的五经之首，《易·系辞下》中交代：“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构造中，八卦是方法论视角“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起点，也是古文字结构构造的起点。关于这一点，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做了进一步的交代：“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接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
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与古文字结构构造的初始路径同源，是华夏文明演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华夏文明史的演化中，方法论体系的视角和逻辑演绎被应用于文字结构的构造，同时这种文字又被用来进行方法论体系的表述，从而形成了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结构关系的一体化。
2、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中文字结构演化简史
再追溯华夏文明的沿革史，其实这一一体化也有一个发展过程。甲骨文的发现使这一过程的梳理有了起点。
传说中源于庖犧氏八卦的文字起源，造就了华夏文明以象形和会意为主体的文字结构构造。如甲骨文以象形和会意为主体的文字结构。在甲骨文的部分文字结构中，已经可以发现前文分析和演绎的“一”在一些文字构造中的应用，如“正”、“吏”、“是”、“政”等文字。
商周之交，武王克殷，问政于萁子，萁子叙《洪范》，言治国大道。于是，周公制礼。华夏文明史的这一沿革，《尚书》和《史记》等文献中都有明确的交代。其实，在华夏文明史的沿革中应该还有重要的一幕，就是商周之际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文字结构构造的重新梳理。
对于历史文献的梳理，反映在《礼》（《周礼》、《仪礼》和《礼记》）中，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
商周之际对于文字的整理，则体现在商周之交后，文字的结构由甲骨文的字型结构变成了周时期的字型结构。许慎作《说文解字》时参照的古文，近现代整理的春秋战国时期简帛、金文、陶文文献说明了这一判断。
从华夏文明史发展的脉络考察，近现代整理的简帛、金文、陶文文献文字结构的差异只可能形成于商周相交之际。这是因为，其一，商周之交武王用萁子之言，对前代文献的整理形成了蔚为大观文献，如三礼，相关文献的形成与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间具有衔接关系，与萁子在《洪范》中的约定一致。其二，商周之交后的文字结构沿革和甲骨文的文字结构间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所以现在研究甲骨文仍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线索。其三，文字结构和方法论体系间的密切衔接，需要与文字结构构造相衔接的社会学术范围和生活环境。其四，春秋以后纷乱已起，各地诸侯为了书写得方便或其他原因，纷纷变更部分文字的结构，至此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已经混乱，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社会现象和学术氛围，不可能再存在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的结构衔接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其五，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选择的文字的字型结构，依据的是以孔子壁中书为基础的春秋文字、大篆、小篆，并以秦小篆的文字结构进行其六，秦小篆的文字结构承袭于大篆，大篆承袭于甲骨文和商周之交文字。
秦汉之交，文字隶变，文字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文字沿革史上，这一变化奠定了其后文字的基本结构，汉以后两千多年文字的结构再也没有大的变化，因此文字被名为汉字）。所以汉武帝时得孔子壁中书，几乎无人认读，并导致后世的古今文之争。
许慎师从贾逵治古文（孔子壁中书等春秋文字），解析古文字的结构与文字语义的关系，希望减少由于匿猜文字的语义而导致先秦经典文献（尤其是儒家文献）的误解和误读，引发社会精神文化资源的评价和继承问题。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交代的文字结构的构造，源于以孔子壁中书为主体的春秋文字，借助秦小篆的字型结构进行解析。【16】在许慎的文字结构解析中，以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视角为起点，以文字结构取象和取意为逻辑展开的初始路径，还原文字构造中文字结构和语义的关系。因此，在汉以后的华夏文明史沿革中，许慎的《说文解字》成了解读先秦经典文献和精神文化资源的钥匙。
自许慎以后，《说文解字》的研究家辈出，对《说文解字》进行解读和注译。从笔者接触到的有限的相关文献考察，后世对于《说文解字》的研究和注译，往往过分关注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出的具体文字的释义，忽视了文字结构构造和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间的关系和衔接。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一忽视的存在造成了方法论体系演化路径的模糊不清（方法论体系中的概念和逻辑要素缺失），以及相关精神文化资源分析和比较的困难。
3、笔者在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古文字结构研究中的发现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西学东渐，以古希腊哲学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传入我国，并在我国的学术领域成为显学，促进了我国学术界思考自己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构建和沿革问题。
这一思考发现，我国的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除了考察和分析视角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有重大差别外（宏观和微观），在表述和表达方式上还有重大差别，既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和逻辑要素。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没有独立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形成了形式上的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概念和逻辑要素的缺失。对于一个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的方法论体系而言，这两个要素的缺失产生了方法论体系梳理和其它方法论体系比较上的障碍。而解决这一障碍的探索过程，促进了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结构衔接的探索。
笔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的课题研究中，发现了古文字结构中的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和逻辑问题，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相关概念体系的构造和逻辑框架的展开。
但是，由于《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涉及的是一个文明史演化中的制度与经济关系问题，所以本文涉及的问题在书中只是提到，没有展开。在此，本文涉及的主体，算是进一步的交代。
六、结语
任何一个文明的构造和发展都需要相应的方法论体系支持，选择考察和分析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视角，确定界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方式方法，指导考察和分析过程的实现及结果的表达，是一个文明得以发展和延续的基础。
在文明史沿革中，一个特定的考察和分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视角、以及界定考察、分析对象的方式方法和考察分析实现的过程及结果的表述表达，构成了一个文明特定的方法论范式。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些特定的方法论范式构造了相应文明的特征，构造了相应文明处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方法和态度，构造了相应文明的制度和经济关系。因此，存在较大差异的文明间，向上追溯都可以发现其方法论体系构造上的差异。
本文在逻辑体系展开中涉及的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华夏文明如此，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文明如此，前文提及但没有在行文中展开的犹太－基督教文明也是如此（在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社会个体间的关系，设定在神职人员——拉比和上帝的约定中，因此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关系的处理中，犹太－基督教的方法论体系省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微观结构的界定和相互关系演绎的过程）。
因此，不同文明间的比较需要从其文明构造的方法论体系入手，否则可能难以把握其文明构造的内核，不能把握其文明构造的内核，要评价其文明甚至将其作为至宝的精神文化财富配置到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则会出现文明间的衔接问题。我国百余年的社会实践已经为此做了说明。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度，这一历史和文化传统源自于华夏文明特定的方法论体系的构造。当今世界，文明交融，需要对当代不同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及其相应文明的运行机制进行诠释和评价，并配置到社会实践中，实现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但是，在华夏文明史的沿革中，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的构造缺失了，并且在文明的发展和延续中造成了传统精神文化资源解读和评价方面的困难，造成了文明交融中和其它文明方法论体系进行比较的困难，造成了解读其它文明运行机制的困难。
这种局面的存在，既不利于国家为社会的长治久安配置人类文明的一切精神文化资源的要求，也不利于国家为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而采取的文化发展战略。
在历史的演化中，许多仁人志士为华夏文明精神文化资源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工作。尤其是近现代，许多志士在多学科研究的背景下做了许多有益的基础工作，为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构造的还原和解读奠定了基础。
目前，随着多学科研究的发展和文明交融中方法论体系比较的探索，为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还原和解读的工作做了铺垫，许多基础的工作大体铺就。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为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为了我们社会的长治久安，有志于此道者开始这一工作吧！
注释： 【1】笔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提出相关问题。但是由于《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主体研究的是制度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所以本文有关的问题没有展开。在中西文明交融和一体化的背景下，笔者感觉这些问题有进一步梳理的必要，以便于相关问题的澄清。刘涛著 《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1月第一版。
【2】 哲学是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联系的概念，所以在涉及不同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比较时，回避统一使用哲学这一概念，以表明其中的差别。
【3】 这是笔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研究中构造的概念，用以搭建不同文明间衔接研究的平台。相关研究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文明史研究范式的探索历程及其社会价值─写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发行之后》（见哲学网站：孔子2000）。
【4】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导论、第一章。
【5】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第一章的相关内容。《理论中的现实和现实中的理论——中西文明方法论述评》中也有相关的表述。参阅哲学网站：孔子2000。
【6】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这一视角选择，由于简略了考察分析对象的界定和相关逻辑的演绎过程，所以在本文的行文中，也不涉及相关的分析，只将其作为文明史演化中一个方法论视角的存在，做一交代。
【7】相关的研究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中重要概念的界定，《文明史演化的逻辑•试论政》。《書和書字的结构及其相应的哲学问题》哲学网站：孔子2000。
【8】在《汉语大字典》简编本中，将“史”、“吏”和“事”归结在一起，解为同一个字。在文字结构的演化中，这一归结忽视了三个文字间结构和语义演化的关系。见下文。
【9】这一立体空间表示的六个方位，也被称作六合，六合有时既指天下，也指万物。
【10】 在当代的文字学文献中，常常将“中”释作旌旗的象形。笔者认为或许表示旌旗象形的“中”有聚集和召集人集中的意思，但和“史”和“事”的文字结构有关的“中”，应与表示旌旗的“中”有差别。
【12】参阅《甲骨文大字典》释“止”。徐仲舒主编 《甲骨文大字典》 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0年版。
【13】在甲骨文的字型结构中，“直”是眼睛的象形。见《甲骨文大字典》释“直”。
【14】在1996年笔者成曾对“政”进行了尝试性的解析，形成了《试论政》一文，并对后来《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的体系构造产生了影响。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试论政》。
【15】参阅《甲骨文大字典》释“卜”。
【16】参阅《说文解字•叙》。
参考文献：
刘涛著《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1月第一版
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北京
《四书五经》岳麓书社 1991年7月第1版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 1996·北京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北京
[法]查理·斯托非《宗教改革》高煜译 商务印书馆 1995年·北京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1963年·北京
高明著《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北京
胡奇光 方环海撰《尔雅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上海
汤可敬撰《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 1997年·湖南长沙
[清]孙希旦撰《礼记集解》中华书局 1989年·北京
张立文主编《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北京
[春秋]老子《老子》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年·沈阳
冯达甫撰《老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上海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年·西安
《汉语大字典》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 1987年10月版
徐仲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0年·成都
《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6年·上海
金良年撰《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上海
王凤阳著《汉字学》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9年·长春
黄巽斋著《汉字文化丛谈》岳麓书社 1998年·长沙
李敏生著《汉字哲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北京
李圃著《甲骨文字学》学林出版社 1995年·上海
詹鄞鑫著《汉字说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沈阳
臧克和著《中国文字与儒学思想》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南宁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年·北京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年·贵阳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年·北京
[奥]鲁道夫·哈勒《新实证主义》商务印书馆 1998年·北京
[汉]司马迁著《史记》岳麓书社 1988年·长沙
倪永宏著《汉语部首详解》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6年·北京
班固著《汉书》岳麓书社1993年·长沙
[德]康德著《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西汉]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义证》苏兴撰 中华书局 1992年·北京
李天祜著《古代希腊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1年·兰州
陈克明著《群经要义》东方出版社 1996年·北京
杨幼炯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 1998年·北京
尹黎云著《汉字字源系统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北京
罗国杰主编《中国传统道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年·北京
[法]米歇尔·福柯著《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年·北京
[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北京
[德]马克斯·韦伯著《儒教与道教》王容芳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北京
柏杨著《中国人史纲》中国友谊出版社1999年·北京
徐芹庭著《细说易经》中国书店1999年·北京
[英]罗素著《宗教与科学》徐弈春 林国夫译 商务印书馆2000年·北京
李学勤主编《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北京
李学勤主编《仪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北京
胡适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上海
胡适著 耿云志导读《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上海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 人民出版社1963年·北京
黄凡著《周易——商周之交史实录》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年·汕头
何怀宏著《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北京
王宇信 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北京
郭霭春主编《皇帝内经素问》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2年·北京
【美】加勒特••••汤姆森•马歇尔•米斯纳著 《亚里士多德》 中华书局 2002年•北京
【美】约翰•英格利斯著 《阿奎那》 中华书局 2002年•北京
【美】马歇尔•米纳斯著 《霍布斯》 中华书局 2002年•北京
【美】伊丽莎白•s•拉德克利夫著 《休谟》 中华书局 2002年•北京
【美】维克多•维拉德－梅欧著 《胡塞尔》 中华书局 2002年•北京
[英]卡尔·波普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 邱仁宗译 华夏出版社1987年·北京
余建华《早期犹太文明五大宝库及文化价值》、《欧亚观察》1998年2期
陈明明《西方政治发展的逻辑》、《欧洲》1997年5期
周弘《欧洲文明溯源》、《欧洲》1998年4期
吴弦《欧洲经济一体化产业的历史渊源和条件》、《欧洲》1997年2期
吴强、梅文革《难以超越的历史——从康德到当代的民主和评论者》、《欧洲》1998年5期
潘伟杰、张承斌《现论的反思：欧洲中心论的困境》、《欧洲》1998年6期
第4篇：人物形象分析论文范文
内容提要：认识世界的视角是方法论的基本问题，也是方法论逻辑演绎展开的起点和基础。同时，在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中，考察对象的界定、逻辑关系演绎及时间序列处理等问题，又是方法论体系必须阐明和表述的核心问题。从方法论和逻辑原点上考察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观察和分析现实世界及历史世界演化中的内在机制，厘清现实世界和历史世界中的许多真相。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不同文明在处理方法论问题及进行相应的逻辑关系演绎时，探索总结出了不同的方式方法，并将其构造在具有文明特征的社会关系框架中，从而形成了现实世界和历史世界中丰富多彩的社会现象和局面。因此，对现实世界和历史世界进行全球视角的考察时，考察不同文明认知世界的视角和方法论原点，不仅是研究和分析世界文明史和现实世界（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较好视角和方法，而且是探求其文明内在构造机制和文明运行机制评价的恰当角度。
在本文中，探索了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2】的原点，以及各自认知世界原点选择的视角、考察对象的界定、逻辑关系的演绎和时间序列的处理等问题，同时又阐述了两个方法论体系间存在差异的原因，以及对各自文明构造和文明运行机制形成的影响。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犹太－基督教文明在文明构造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所以本文在阐述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和华夏文明的方法论问题时，附带说明了犹太－基督教文明的相关方法论和逻辑关系处理问题。
关键词：视角 方法论 概念 逻辑 时态
一、楔 子
在人类文明史的演化中，所有存在重大差异的文明之间，其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上存在的差别【3】，如本文中涉及的具有古希腊文明特征的西方文明，具有华夏文明特征的华夏文明圈，具有犹太－基督教文明特征的宗教文明等等。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不同文明的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差别，作用于各自文明的构造机制，形成了不同文明构造范式的差别。在文明史的演化进程中，这一差别被进一步融入到各自文明发展运行的内在机制中，形成对应的独具特点的社会现象特征和社会运行机制。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些现象特征和社会运行机制，与文明构造的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体系密切相关，所以在涉及不同文明间的社会现象和社会运行机制评价时，就出现了评价机制和评价标准的差异。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一差异的存在成为了不同文明间冲突的根源，并且自这一差异产生时开始，文明间的冲突就已产生，并伴随了文明史演化的始终。近现代广泛引起关注的文明间冲突和文化冲突问题就源于这一差异。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和西方世界的冲突也是同一类型的问题。
因此，回顾历史，方法论范畴衍生的问题，是一个伴随了文明史演化进程的问题。自人类文明产生以来，方法论构建和应用问题伴随了人类文明演化发展的始终。
今天，我们面对世界文明交融、不同文明间方法论体系相互渗透的时代背景，进行相应的方法论比较和诠释，厘清其方法论本源问题的认识，澄清其沿革路径上的种种误区，有利于对许多本质问题的认识和评价。
以诚实务实的态度考察分析，要做好这一工作，逻辑的起点仍需要回归到文明起源，从文明起源的基本问题上入手介入相关问题的分析。只有这样，拨开历史掩盖的真相和学术探索的歧义，还原相关问题的本来面目，中国文明的方法论和中西文明的比较等历史性质的问题及困惑，才有可能逐渐清晰起来。
二、人类面临的基本问题和考察问题的视角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人类必须面对和处理两大基本问题。其一，人类必须处理和自然环境间的关系问题（人类个体生存的特定地理空间内自然环境和人类的关系问题）。其二，人类必须面对和处理特定社群内的人与人关系问题。这两大问题是人类作为一个生物种群生存和延续的条件。
在人类处理和自然环境之间关系时，人们需要观察、演绎、诠释这一特定地理空间内的自然现象和物像，探索和自然环境间相互适应与协调的方式方法。如怎样认知特定地理空间季节变化（春夏秋冬四时节令）及其气象变化（天气的阴、晴、雨、风以及干燥和潮湿），怎样从所处的特定地理空间环境中取得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如何适应气候物候的变化，保持身体的健康等等。
在人类处理社群间人与人关系时，人们需要探索如何同社群中的其他个体处理关系。如血缘的和非血缘的关系、经济利益的关系等等。在文明进化到国家层面时，人类还要处理社会个体和国家与民族的关系。
在人类的演化史中，这两大问题是人类探索与生存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基本前提，也是人类文明演化的一前提。
如何考察和认识、演绎和诠释特定地理空间内自然现象和物像及其相互关系，以及任何考察和认识、演绎和诠释特定社群间人与人之间关系，是人类与自然界协调相处以及社会关系协调的基础。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一协调的基础对应了人类文明的起点。
在文明史的沿革中，现实的问题是如何选择考察的视角？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中，因为不同的视角选择会产生不同的问题界定以及不同的逻辑演绎方式方法，会得出不同的认知结论。更有意义的是这些结论和结果延伸到对自然界各种物像和现象关系的解释，会作用和影响人类对于自身和自然环境间相互关系的处理，并影响人类社会个体间相互关系的评价和处理方式。
从现实可考的人类文明史演化轨迹出发，本文选择对现实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古希腊文明、华夏文明和犹太－基督教文明作为分析和考察样本，考察其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差别。从文明演化的路径这一角度，考察不同文明在构造机制上蕴含的文明构造范式的差异。【4】
就古希腊文明的发展演化过程而言，古希腊哲学在发展之初，古希腊先哲做了一个自然界构成的假定，即假定自然界是由微观结构——元素和原子构成的。古希腊哲学家这一自然界微观构成的假定，及其探索自然世界的目的——自然界构成的本源和原理，确立了古希腊文明考察自然界的视角。在阿娜克萨戈拉和柏拉图将这一探索自然界的视角，引入社会问题探索后，成为古希腊文明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视角。【5】
和古希腊文明确立的考察世界的微观视角不同，华夏文明先哲确立了“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世界的视角。华夏文明确立的这一视角和古希腊哲学确立的微观视角的差异在于，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视角在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问题时，突破了古希腊哲学范畴的考察视角过分注重考察对象的微观层面，即从微观层面界定考察对象——样本，从考察对象演化轨迹中确定样本选择和选择样本时间序列的方法。“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将影响考察对象演化发展的现实环境因素纳入考察的范围内，注重相关因素对于考察对象现实状态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见下文）。因此，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确立了其考察方法的整体性和现实性。二者相比较，华夏文明的方法论视角选择，恰好克服了方法论演绎中的现实条件性的桎梏，这是注重在历史轨迹中选择样本和时间序列的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难以逾越的。
和古希腊哲学的考察视角与华夏文明的考察视角都不同，犹太－基督教考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视角是界定在宗教（神性）上的。犹太民族的先祖在其文明演化之初，在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及其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上，将考察和设定职能赋予了上帝，并归结在上帝的创始设定中。在《圣经•旧约》的开篇，上帝创造天地万物，设定了自然界万物间的关系及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在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后的诸约中，上帝又设定了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这一视角，在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和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处理上，省去了需要考察者弹精竭虑探索思考的过程。在具体的人类与自然界关系和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处理上，犹太－基督教文明设立了神职人员来协调这一关系。【6】
三、中国古文字中的视角、概念、逻辑和时态
——以“事”的文字解析为例的古希腊哲学相关比较
在人类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认知的演化过程中，人类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问题的知识是从具象到抽象渐次进行并取得的，并且这种认知的取得基本上依照考察对象的确定、考察对象的研究分析、考察对象的认知形成和考察对象的认知检验等环节。在具体的考察工作中，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要确定一个具象的考察对象，首要的工作就是对考察对象进行界定和描述。
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考察对象的界定和描述需要相应的语言或文字工具来展开。在人类文明的演化进程中，语言或文字的构造及其应用规则，也被打上了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烙印，蕴藏着许多内在的机巧。这是因为，其一语言或文字的结构构造和应用规则，受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选择的影响与制约；其二，语言或文字是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的载体。因此，在世界观设定及取向和方法论演绎展开和语言或文字的运用中，二者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共生关系。
因此，在具体的考察对象界定和描述中，考察对象的界定过程和结果要受两个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其一是考察对象的视角，其二是考察对象界定和描述时所应用的语言或文字选择和构造。考察对象的视角影响考察对象的界定和描述的原因在于，考察对象的视角存在差异时，对于被考察的问题而言，其被感知的层面和状态就会存在差异。如观赏山水时，远近高低不同的角度观景，会看到不同的景色，既所谓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在现实问题的考察中，这一现象也广泛存在。
在对具体对象进行考察时，除考察视角之外还会涉及到考察对象的具象和抽象、涉及到考察对象的界定、涉及到考察对象的运行过程（样本选择和时间序列），及其考察对象的描述。
在进行具体对象的考察中，相关问题的阐释比较抽象和复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下文的展开中，尝试以古文字“事”的文字结构解析为例，辅助解析这一问题。
1、“事”文字结构及其解析
“事”在华夏文明的文字结构体系中，“事”是一个复杂的文字结构，其文字结构中包含了数个相关的文字结构和概念关系及相应的时间序列问题。同时，“事”的文字结构表述概念内涵的实指和虚指，涉及到了前文表述的考察对象的具象和抽象、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表述及其相应的方法论范式问题。【7】
“事”，《说文解字》中说：“事，职也。从史，之省声。”许慎的这一交代表明，“事”的文字结构和“史”、“之”相关。“史”，《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许慎的这一交代表明“史”的文字结构和“又”与“中”相关。“又”，《说文解字》中说：“又，手也，象形。”“中”，《说文解字》中说：“中，内也。从口、丨，上下通也。”“口”，《说文解字》中说：“口，回也。象回币之形。”“丨”，《说文解字》中说：“丨，上下通也。引而上行，读若毛卤；引而下行，读若退。”
这里顺着许慎的《说文解字》梳理了“事”的文字结构。其实在“事”的文字结构中还有一个字和其密切相关——“吏”。在“事”的文字结构演化中，“吏”和“事”【8】的文字结构和概念语义具有承起关系。“吏”，《说文解字》中说：“吏，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声。”
如此梳理下来，可以发现，在“事”的文字结构中，蕴含有以下具有完整意义的文字结构：（1）口；（2）丨；（3）中；（4）史；（5）又；（6）吏；（7）一；（8）事。在“事”的这些相关文字结构及其概念内涵的逻辑演绎中，每一个文字的结构都有其完整的概念内涵，“事”的文字结构和概念内涵由这些相关的文字结构和概念演绎导出。
“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作“回也，象回币之形。”许慎以回币之形释“口”，许是借鉴古钱币外圆内方之型。外圆内方是华夏文明方法论范畴的一个重要概念。“圆”的寓意是天，“方”的寓意是地。作为“地”的“方”，有四方的语义，是一个空间概念。
具有空间概念的“口”和表上下的“丨”构字，形成了“中”字的文字结构。许慎释作“中，内也。从口、丨，丨上下通也”。从文字结构的具象和抽象考察，表四方的“口”和表上下的“丨”结合构字，其语义怎么会衍生出许慎给出的“内也”呢，其“内也”的确切含意又是什么呢?“口”表示的四方之型，如果将其边界缩小，小到可以将其划在一个器物上，那么“口”表示的就是一个平面。在一个平面中有一个表示上下的“丨”贯穿其中，就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空间。再将为了形象化而缩小的平面扩展，还原回其四方的观念中，其实在“中”立体空间概念内涵中，包含了可观、可感、可思、可冥想的天上、空中、地上、水中、地下的万物。所以许慎释“中”曰“内也”。【9】
按照许慎给出的“中”的文字结构的释义，近现代运用的“中”字的字意，应是取意于“中”字的文字结构所表示的立体空间的交点。【10】
在“事”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的逻辑演绎中，“中”字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的阐发非常重要，因为这一研究工作做的不好，将影响“事”的文字结构解读、逻辑关系推演和语义阐发，从而影响到本文阐发的主体。
按照《说文解字》中“事”的文字结构解析，分析了“中”字的文字结构和语义，接下来应该分析“史”的文字结构和语义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史”作“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在“史”的文字结构中，前文已经交代了“中”，而“又”是“手”的变体。
在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中，天地间万物经过了行为主体“人”的活动，由“人”的手（又）去加工、去塑造、去美化、去劳作，留下的轨迹就是“史”。在考察对象的表述中，其实“又”的动作执行的时间序列，并不仅仅是“史”——轨迹涵盖的内涵，还包含有“又”的动作执行的状态和发展趋向的内容。从文字的结构和逻辑关系演绎及语义的沿革考察，许慎表述的“史”的语义“记事者也”，应是“史”的文字结构和逻辑关系演绎中其“轨迹”被记录的部分。
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范畴中，天地间万物的运动都有其特定的约束。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范式体系中，将这种约束归结为“道”。所以，在由“中”和“又”构造了“史”的文字结构后，古人开始考虑考察对象（被“又”操持和把握者）运行轨迹约束的表述问题。
对于考察对象运行轨迹约束的表述，古人造字时在“史”的文字结构上加了一个“一”，构成了“吏”字。
“一”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和方法论范畴的“道”密切关联。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一”：“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一”和“道”构成了他们思想体系的联结点。其实，在华夏文明“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视角和方法论体系中，“一”是华夏文明先民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协调和人类社会人与人关系协调的归结，是天地间万物存在、繁衍生生不息的道的承载。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吏”：“吏，治人者也。”将“一”作用于“史”，即“一”对于考察对象（史）的约束释作“治人者也”，应是交代了许慎释“吏”时考察问题的视角。从社会的角度考察比拟华夏文明方法论系统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关系的演化。在人类社会的运行中，吏——政府官员实际控制着人类社会运行的轨迹、状态和发展趋向。
从“吏”的文字结构和逻辑演绎考察，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出的“吏”的释义，缩小了“吏”字的文字结构和逻辑演绎中应涵盖的范围。
前文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基础，解析了和“吏”有关的文字结构、逻辑关系演绎过程及其语义。下文以此为基础解读“事”的概念界定及其相关问题。
在“吏”的字型结构中，其“史”字字型结构中的“又”，还有一种变形“?”，这样就演化出了一个“吏”的变体字“?”。
在“又”作用于考察对象的时间序列中，“史”是“又”作用于考察对象留下的轨迹和痕迹，在时间序列的时态分布中属于过去的状态。当“又”作用于考察对象时，“中”的文字结构中的“丨”从“又”（手）中穿过，预示着考察对象还在人手的握持和操持状态中（在时间序列的时态分布中属于现在进行时的时间状态）。于是，在文字的字型结构演化中就有了“事”的文字结构。
2、“事”的文字结构取向及概念和古希腊哲学相关问题比较
从“事”的文字结构解析可以发现，就“事”的文字概念和语义而言，“事”的文字结构包含着以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a、“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包含的对象是天地间（中）存在的万物。b、“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对象可以是具象的对象，也可以是抽象的对象。当“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对象是具象的对象时，其“事”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是考察、分析和操作（又）的具体的对象（事或物）。当“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表述的对象是抽象的对象时，其“事”的概念内涵和语义泛指天地间和人的行为（又）有关的所有对象（事或物）。c、行为主体——人，对于考察、分析和操作（又）对象的动作过程，要受到天地间运行的大道“一”的约束。d、“事”和“史”之间具有路径关系，“史”是行为主体——人考察、分析和操作（又）作用于对象——“事”留下的轨迹或痕迹，“事”是“史”的具象演化过程中每一时点的状态。
“事”的文字结构分析和概念、语义演绎表明，华夏文明的文字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考察问题的取向和构造方法体系的视角，和“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方法论取向和视角相一致。
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中，其考察问题的微观视角设定及其自然界构成的“元素”、“原子”论假设，决定了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在界定考察和分析对象时，必须进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及物像的分类和分割，因为不同的类及其分割部分，可能源于不同的元素组成或原子结构。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分类、分割工作不能完成，其相关的研究考察工作就难以展开。
在现实的工作中，要完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分割和分类工作十分困难。因为假定中的元素和原子构成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和物像，其元素的构成和原子的结构极少表现在其现象和物像的表象中，所以相关的分类和分割只能通过现象和物像的某些特征及其运行轨迹中的某些痕迹分布来实现。近现代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在世界的科学实践，也体现了这一特征。
对于考察对象的分类界定——概念而言，相关的问题还表现在概念表述的文字或语言构造上。华夏文明的文字构造因其和方法论体系同源，具有象形和会意的属性，从而蕴含了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属性。同时，文字结构组合中蕴含了文字结构的概念关系和时间序列问题，所以文字结构中还蕴含有逻辑内涵。
就考察对象的表述——考察对象的概念界定而言，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表述选择的是拼音语言。在拼音语言的选择中，字母构造和字母组合已经脱离了其表述对象的具象和抽象。所以，就其字母组合的概念表述而言，不得不用字母组合的相关词汇给以说明。这是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自产生之初就构造有明确的概念要素的原因之一（解决考察对象的表述问题）。
同时，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是从微观视角选择考察对象的。在对考察对象进行考察和分析时，由于考察对象的微观结构——元素和原子在其表象中常常难以直接表现和体现出来，因此为了研究的方便，不得不对其表象特征进行假定前提下的分割和分类，归结考察对象的现象特征（确定样本属性），并以此设定样本的时间序列，归纳演绎考察对象的“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
但是，在具体研究工作的展开中，由于考察对象现象特征的相关分割和分类的界限和边界确定，不同的研究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至于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中，必须要明确考察对象现象特征的的界限和边界，并给出相关概念间的关系——包含和相容，然后相应的研究工作才能进行。这是其方法论体系中必须构造概念要素的原因之二（解决考察对象的界限和边界）。
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中，在概念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逻辑属性的问题。这是因为，在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范式形成的过程中，考察对象的确定是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现象和物像的分割和分类中进行的，考察对象被分割和分类后，还必须考虑这一对象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整体及局部间的关系问题，考虑其间的相容和包含关系。在古希腊哲学史的演化中，这一相容和包含关系演化出了古希腊哲学范畴方法论体系中的逻辑问题之一（概念间关系表述）。
同时，在考察对象运行状态的表述中，也是由于选择的语言字母构造脱离考察对象的具象和抽象的原因，不得不构造出特定的句式结构来处理其运行状态的时间序列问题，并产生了相应的句式结构中的时态，形成了句式结构的逻辑。这是古希腊哲学在产生之初就有逻辑要素存在的原因之二（时间序列表述）。
前文的研究分析表明，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二者之间，由于方法论体系的介入视角和文字或语言构造不同，对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表述也不相同。对于华夏文明而言，在“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方法论体系介入视角下，考察和分析对象及其运行状态的表述体现在文字的构造中，文字结构中蕴含有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概念和逻辑要素，所以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没有独立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存在。而对于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而言，其方法论体系介入的微观视角和拼音语言构造，使方法论体系的展开不得不创造概念要素以使相关工作能够进行，并同时衍生了其方法论体系中的逻辑问题。
四、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中的认知与操作状态的衔接
——以“是”和“政”的文字解析为例及相关比较
前文说明了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考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又以“事”的文字解析为例，分析了这两个方法论体系相关的概念界定及表述、逻辑演绎及其相应的时间序列问题。但是，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的具体分析过程中，方法论体系设定的视角如何展开、“事”的认知结果如何和操作过程“又”进行衔接，以及如何实现操作过程“又”的社会效果评价等问题，仍然是一些现实的问题。
在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演化过程中，这些工作又极其重要，因为对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知（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理论），只有实现了与其操作状态（实践）的衔接，才能体现整个考察和分析过程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如何实现这些工作、这些工作的实现又如何表述呢？
1、对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知及其与操作状态的衔接——“是”
华夏文明在文字上构造了一个判断的结构“是”，将考察和分析对象取得认知——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与操作状态进行衔接（即近现代概念范畴的理论和实践衔接，或者通俗的说“从理论到实践”）。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是”：“是，直也。从日，正。”在“是”的文字结构中，许慎给出了“日”和“正”两个结构。“日”是太阳的象形，在概念内涵和语义上没有进一步解析的必要。
“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正，是也。从止，一以止。”。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一”是一个特定的概念（释义参阅前文释“一”）。“止”《说文解字》中说：“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芷，故以止为足。”其实在甲骨文的文字结构中，“止”就是“足”的象形。【12】
在文字结构的取象中，“足”是站立和行走的工具。其抽象的语义可以延伸为行为。人的行为合乎文明体系方法论范畴规范的“一”（或“道”），就是“正”。“正”的判断能够暴露在阳光下，人人都可以观察得清楚明白，就是“是”。所以，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是”，用甲骨文中眼睛象形的文字构造——“直”来释“是”：“是，直也”。【13】
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进行考察和分析的过程中，人们取得的认识和知识——某些原理和原因的知识，是关于特定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知，并且这一认知在时间序列中属于“史”（过去）的范畴，要实现认知与特定考察和分析对象操作的状态（现在）的衔接，“是”的判断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环节。只有实现了认识和知识与考察对象在操作状态中的各个变量（诸环境条件）变化的综合判断后，才能实现认识和知识与考察对象的操作状态衔接，指导规范考察和分析对象的操作过程。如图：
但是，在具体问题的考察、分析和操作中，作为社会个体的具体的“事”的参与者，由于生活环境、个人阅历、知识结构和水平、考察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和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异。因此，任何一个特定的社会个体在考察和分析一个既定的对象时，对考察“一”的认知和把握以及过程的理解和判断都是存在差异的。这一差异的存在产生了对“事”的演化过程的认识的差异，并形成相关的判断“是”的差异。
就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而言，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考察和分析过程与操作状态的衔接，需要复杂的概念间关系和时间序列的逻辑演绎过程。在这一逻辑演绎过程的处理中，由于不同的处理者对考察对象的分析有不同的分类或分割方式（即不同的概念界定边界），所以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界定到“某些原理及原因的知识”，再到“某些原理及原因的知识”与考察和分析对象操作状态的衔接，如何处理概念间的相容和包含问题困扰着自古希腊以来的研究者。如亚里士多德、康德、海德格尔，直到现代流行于西方世界的现象学派和解释学派。
对于“事”的演化过程和操作状态判断形成的差异问题，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将其归结为社会学、行为学、心理学等学科范畴，并衍生出其他的一些相关学科。
2、社会行为之于操作状态认知（“是”）的校正——政【14】
在社会现实的问题中，社会个体的行为作用于特定的考察和分析对象，其行为过程受相应的“是”的判断制约。由于社会个体存在着资质及对于考察和分析对象的认识和知识理解解读的差异，从而形成了社会个体对于特定的考察和分析对象及其运行状态判断——“是”差异，并且这一差异的存在作用于其行为（“又”的动作），形成社会个体社会行为的差异。
在处理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时，对于特定考察和分析对象而言，社会个体行为差异的存在，如果具有了普遍性并且产生了社会效果，会导致社会个体行为与方法论体系设定的“一”的失调和失范。在社会的演化中，这一失调和失范的存在会危及整个方法论体系构造的人类与自然协调和人类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协调。因此，这是一个必须给予社会关注和社会校正的问题。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演化中，这些相关的问题及其社会处理方式方法，被构造在一个文字结构——“政”的内涵中。
“政”，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政，正也。从攴，从正，正亦声。”前文已经交代了“正”的文字结构和语义，给出了“正”的概念解析和界定。
“攴”，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作：“攴，小击也。从又，卜声。”前文在“事”的文字解析中交代了“又”是手的一个变体。“卜”在甲骨文的结构取象中是一个带叉的树条。【15】“攴”字意的“小击也”本义就是手中拿了一支树条实施轻轻得打击。因此从“政”的文字构造考察，“政”就是当“正”出现了非“正”的状态时，用手中拿的树条去实施轻轻得打击（注意：不能是大力的打击，打击得力度过大会产生矫枉过正），将非“正”校正到“正”的状态，从而实现方法论体系构造的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和谐以及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和谐。
就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而言，社会个体行为的校正问题被分割和归结到“正”的求证——法理、“正”的规则设计——立法、“正”的实施——司法审判、“正”的实施机关——政府等相关问题中。
在以古希腊哲学为方法论范式的西方世界，自古希腊柏拉图以来，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和社会个体间关系的处理，以利益博弈的“正”（正义）求证为基点，指导和规范着相关问题的展开。近现代的西方社会也继承了这一精髓，并凝聚为西方社会的精神。
其实如前文交代所言，人类具有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人类的生物属性决定了人类具有必须的物质生活资料需求和七情六欲。人类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个体的生存和存在以其他个体的生存和存在为前提和基础。物质生活资料的取得只有在和自然界的和谐相处中才能伴随着人类的繁衍不断取得。只有实现了社会个体间的和谐，人类的种群才有可能发展到较大的规模。
其实这是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考察视角的预设，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将其割裂成不同的学科范畴进行研究。但是自古希腊以来，学科范畴的分割并没有实现整合。
五、笔者对华夏文明古文字的几点认识
1、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结构在演化路径上的关系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方法论体系的构造和文字结构的构造是一体的。华夏文明经典文献的五经之首，《易·系辞下》中交代：“古者庖?奘现?跆煜乱玻?鲈蚬巯笥谔欤?┰蚬鄯ㄓ诘兀?幽袷拗?挠氲刂?耍??≈钌碓度≈钗铮?谑鞘甲饕装素裕?酝ㄉ衩髦?拢?岳嗤蛭镏?椤！痹诨?奈拿鞯姆椒?厶逑倒乖熘校?素允欠椒?凼咏恰把鲈蚬巯笥谔欤?┰蚬鄯ㄓ诘亍钡钠鸬悖?彩枪盼淖纸峁构乖斓钠鸬恪9赜谡庖坏悖?砩髟凇端滴慕庾帧ば稹分凶隽私?徊降慕淮?骸肮耪哜?奘现?跆煜乱玻?鲈蚬巯笥谔欤?┰蚬鄯ㄓ诘兀?幽袷拗?挠氲刂?耍??≈钌碓度≈钗铮?谑鞘甲饕装素裕?源瓜芟蟆＜吧衽┦辖由??味?称涫拢??灯浞保?挝泵壬?；频壑?凡烛。??袷捋??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V，万品以察，盖取诸???！?/p> 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与古文字结构构造的初始路径同源，是华夏文明演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华夏文明史的演化中，方法论体系的视角和逻辑演绎被应用于文字结构的构造，同时这种文字又被用来进行方法论体系的表述，从而形成了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结构关系的一体化。
2、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中文字结构演化简史
再追溯华夏文明的沿革史，其实这一一体化也有一个发展过程。甲骨文的发现使这一过程的梳理有了起点。
传说中源于庖?奘习素缘奈淖制鹪矗?炀土嘶?奈拿饕韵笮魏突嵋馕?魈宓奈淖纸峁构乖臁H缂坠俏囊韵笮魏突嵋馕?魈宓奈淖纸峁埂T诩坠俏牡牟糠治淖纸峁怪校?丫?梢苑⑾智拔姆治龊脱菀锏摹耙弧痹谝恍┪淖止乖熘械挠τ茫?纭罢?薄ⅰ袄簟薄ⅰ笆恰薄ⅰ罢?钡任淖帧?/p> 商周之交，武王克殷，问政于萁子，萁子叙《洪范》，言治国大道。于是，周公制礼。华夏文明史的这一沿革，《尚书》和《史记》等文献中都有明确的交代。其实，在华夏文明史的沿革中应该还有重要的一幕，就是商周之际对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文字结构构造的重新梳理。
对于历史文献的梳理，反映在《礼》（《周礼》、《仪礼》和《礼记》）中，所以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
商周之际对于文字的整理，则体现在商周之交后，文字的结构由甲骨文的字型结构变成了周时期的字型结构。许慎作《说文解字》时参照的古文，近现代整理的春秋战国时期简帛、金文、陶文文献说明了这一判断。
从华夏文明史发展的脉络考察，近现代整理的简帛、金文、陶文文献文字结构的差异只可能形成于商周相交之际。这是因为，其一，商周之交武王用萁子之言，对前代文献的整理形成了蔚为大观文献，如三礼，相关文献的形成与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间具有衔接关系，与萁子在《洪范》中的约定一致。其二，商周之交后的文字结构沿革和甲骨文的文字结构间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所以现在研究甲骨文仍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线索。其三，文字结构和方法论体系间的密切衔接，需要与文字结构构造相衔接的社会学术范围和生活环境。其四，春秋以后纷乱已起，各地诸侯为了书写得方便或其他原因，纷纷变更部分文字的结构，至此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已经混乱，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社会现象和学术氛围，不可能再存在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的结构衔接共同发展的社会环境条件。其五，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选择的文字的字型结构，依据的是以孔子壁中书为基础的春秋文字、大篆、小篆，并以秦小篆的文字结构进行其六，秦小篆的文字结构承袭于大篆，大篆承袭于甲骨文和商周之交文字。
秦汉之交，文字隶变，文字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文字沿革史上，这一变化奠定了其后文字的基本结构，汉以后两千多年文字的结构再也没有大的变化，因此文字被名为汉字）。所以汉武帝时得孔子壁中书，几乎无人认读，并导致后世的古今文之争。
许慎师从贾逵治古文（孔子壁中书等春秋文字），解析古文字的结构与文字语义的关系，希望减少由于匿猜文字的语义而导致先秦经典文献（尤其是儒家文献）的误解和误读，引发社会精神文化资源的评价和继承问题。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交代的文字结构的构造，源于以孔子壁中书为主体的春秋文字，借助秦小篆的字型结构进行解析。【16】在许慎的文字结构解析中，以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视角为起点，以文字结构取象和取意为逻辑展开的初始路径，还原文字构造中文字结构和语义的关系。因此，在汉以后的华夏文明史沿革中，许慎的《说文解字》成了解读先秦经典文献和精神文化资源的钥匙。
自许慎以后，《说文解字》的研究家辈出，对《说文解字》进行解读和注译。从笔者接触到的有限的相关文献考察，后世对于《说文解字》的研究和注译，往往过分关注了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给出的具体文字的释义，忽视了文字结构构造和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间的关系和衔接。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一忽视的存在造成了方法论体系演化路径的模糊不清（方法论体系中的概念和逻辑要素缺失），以及相关精神文化资源分析和比较的困难。
3、笔者在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古文字结构研究中的发现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西学东渐，以古希腊哲学为基础的方法论体系传入我国，并在我国的学术领域成为显学，促进了我国学术界思考自己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构建和沿革问题。
这一思考发现，我国的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除了考察和分析视角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有重大差别外（宏观和微观），在表述和表达方式上还有重大差别，既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和逻辑要素。
在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没有独立的概念和逻辑要素，形成了形式上的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概念和逻辑要素的缺失。对于一个具有重大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的方法论体系而言，这两个要素的缺失产生了方法论体系梳理和其它方法论体系比较上的障碍。而解决这一障碍的探索过程，促进了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和文字结构衔接的探索。
笔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的课题研究中，发现了古文字结构中的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的概念和逻辑问题，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相关概念体系的构造和逻辑框架的展开。
但是，由于《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涉及的是一个文明史演化中的制度与经济关系问题，所以本文涉及的问题在书中只是提到，没有展开。在此，本文涉及的主体，算是进一步的交代。
六、结语
任何一个文明的构造和发展都需要相应的方法论体系支持，选择考察和分析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视角，确定界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方式方法，指导考察和分析过程的实现及结果的表达，是一个文明得以发展和延续的基础。
在文明史沿革中，一个特定的考察和分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视角、以及界定考察、分析对象的方式方法和考察分析实现的过程及结果的表述表达，构成了一个文明特定的方法论范式。在文明史的演化中，这些特定的方法论范式构造了相应文明的特征，构造了相应文明处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的方法和态度，构造了相应文明的制度和经济关系。因此，存在较大差异的文明间，向上追溯都可以发现其方法论体系构造上的差异。
本文在逻辑体系展开中涉及的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和华夏文明如此，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和古希腊文明如此，前文提及但没有在行文中展开的犹太－基督教文明也是如此（在犹太－基督教文明的方法论体系中，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社会个体间的关系，设定在神职人员——拉比和上帝的约定中，因此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现象和物像关系的处理中，犹太－基督教的方法论体系省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微观结构的界定和相互关系演绎的过程）。
因此，不同文明间的比较需要从其文明构造的方法论体系入手，否则可能难以把握其文明构造的内核，不能把握其文明构造的内核，要评价其文明甚至将其作为至宝的精神文化财富配置到自己的社会实践中，则会出现文明间的衔接问题。我国百余年的社会实践已经为此做了说明。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度，这一历史和文化传统源自于华夏文明特定的方法论体系的构造。当今世界，文明交融，需要对当代不同文明的方法论体系及其相应文明的运行机制进行诠释和评价，并配置到社会实践中，实现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但是，在华夏文明史的沿革中，华夏文明的方法论体系的构造缺失了，并且在文明的发展和延续中造成了传统精神文化资源解读和评价方面的困难，造成了文明交融中和其它文明方法论体系进行比较的困难，造成了解读其它文明运行机制的困难。
这种局面的存在，既不利于国家为社会的长治久安配置人类文明的一切精神文化资源的要求，也不利于国家为实现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而采取的文化发展战略。
在历史的演化中，许多仁人志士为华夏文明精神文化资源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工作。尤其是近现代，许多志士在多学科研究的背景下做了许多有益的基础工作，为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构造的还原和解读奠定了基础。
目前，随着多学科研究的发展和文明交融中方法论体系比较的探索，为华夏文明方法论体系还原和解读的工作做了铺垫，许多基础的工作大体铺就。为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为了我们国家的文化建设，为了我们社会的长治久安，有志于此道者开始这一工作吧！
注释： 【1】笔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提出相关问题。但是由于《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主体研究的是制度与经济的关系问题，所以本文有关的问题没有展开。在中西文明交融和一体化的背景下，笔者感觉这些问题有进一步梳理的必要，以便于相关问题的澄清。刘涛著 《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1月第一版。
【2】 哲学是和古希腊哲学范畴的方法论体系联系的概念，所以在涉及不同文明的方法论体系比较时，回避统一使用哲学这一概念，以表明其中的差别。
【3】 这是笔者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研究中构造的概念，用以搭建不同文明间衔接研究的平台。相关研究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文明史研究范式的探索历程及其社会价值─写在<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发行之后》（见哲学网站：孔子2000）。
【4】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导论、第一章。
【5】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第一章的相关内容。《理论中的现实和现实中的理论——中西文明方法论述评》中也有相关的表述。参阅哲学网站：孔子2000。
【6】犹太－基督教文明的这一视角选择，由于简略了考察分析对象的界定和相关逻辑的演绎过程，所以在本文的行文中，也不涉及相关的分析，只将其作为文明史演化中一个方法论视角的存在，做一交代。
【7】相关的研究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中重要概念的界定，《文明史演化的逻辑•试论政》。《????值慕峁辜捌湎嘤Φ恼苎?侍狻氛苎??荆嚎鬃?000。
【8】在《汉语大字典》简编本中，将“史”、“吏”和“事”归结在一起，解为同一个字。在文字结构的演化中，这一归结忽视了三个文字间结构和语义演化的关系。见下文。
【9】这一立体空间表示的六个方位，也被称作六合，六合有时既指天下，也指万物。
【10】 在当代的文字学文献中，常常将“中”释作旌旗的象形。笔者认为或许表示旌旗象形的“中”有聚集和召集人集中的意思，但和“史”和“事”的文字结构有关的“中”，应与表示旌旗的“中”有差别。
【12】参阅《甲骨文大字典》释“止”。徐仲舒主编 《甲骨文大字典》 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0年版。
【13】在甲骨文的字型结构中，“直”是眼睛的象形。见《甲骨文大字典》释“直”。
【14】在1996年笔者成曾对“政”进行了尝试性的解析，形成了《试论政》一文，并对后来《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一书的体系构造产生了影响。参阅《文明史演化的逻辑•试论政》。
【15】参阅《甲骨文大字典》释“卜”。
【16】参阅《说文解字•叙》。
参考文献：
刘涛著《文明史演化的逻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年1月第一版
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北京
《四书五经》岳麓书社 1991年7月第1版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 1996·北京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 商务印书馆 1997·北京
[法]查理·斯托非《宗教改革》高煜译 商务印书馆 1995年·北京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1963年·北京
高明著《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北京
胡奇光 方环海撰《尔雅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上海
汤可敬撰《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 1997年·湖南长沙
[清]孙希旦撰《礼记集解》中华书局 1989年·北京
张立文主编《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北京
[春秋]老子《老子》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年·沈阳
冯达甫撰《老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年·上海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年·西安
《汉语大字典》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 1987年10月版
徐仲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 1990年·成都
《诸子集成》上海书店出版社 1986年·上海
金良年撰《论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年·上海
王凤阳著《汉字学》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9年·长春
黄巽斋著《汉字文化丛谈》岳麓书社 1998年·长沙
李敏生著《汉字哲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北京
李圃著《甲骨文字学》学林出版社 1995年·上海
詹鄞鑫著《汉字说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沈阳
臧克和著《中国文字与儒学思想》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南宁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中华书局 1980年·北京
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年·贵阳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年·北京
[奥]鲁道夫·哈勒《新实证主义》商务印书馆 1998年·北京
[汉]司马迁著《史记》岳麓书社 1988年·长沙
倪永宏著《汉语部首详解》人民交通出版社 1996年·北京
班固著《汉书》岳麓书社1993年·长沙
[德]康德著《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西汉]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义证》苏兴撰 中华书局 1992年·北京
李天祜著《古代希腊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1年·兰州
陈克明著《群经要义》东方出版社 1996年·北京
杨幼炯著《中国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 1998年·北京
尹黎云著《汉字字源系统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年·北京
罗国杰主编《中国传统道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年·北京
[法]米歇尔·福柯著《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年·北京
[德]马克斯·韦伯著《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北京
[德]马克斯·韦伯著《儒教与道教》王容芳译 商务印书馆1997年·北京
柏杨著《中国人史纲》中国友谊出版社1999年·北京
徐芹庭著《细说易经》中国书店1999年·北京
[英]罗素著《宗教与科学》徐弈春 林国夫译 商务印书馆2000年·北京
李学勤主编《周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北京
李学勤主编《仪礼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北京
胡适著《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上海
胡适著 耿云志导读《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上海
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 人民出版社1963年·北京
黄凡著《周易——商周之交史实录》汕头大学出版社1995年·汕头
何怀宏著《世袭社会及其解体——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北京
王宇信 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北京
郭霭春主编《皇帝内经素问》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2年·北京
【美】加勒特••••汤姆森•马歇尔•米斯纳著 《亚里士多德》 中华书局 2002年•北京
【美】约翰•英格利斯著 《阿奎那》 中华书局 2002年•北京
【美】马歇尔•米纳斯著 《霍布斯》 中华书局 2002年•北京
【美】伊丽莎白•s•拉德克利夫著 《休谟》 中华书局 2002年•北京
【美】维克多•维拉德－梅欧著 《胡塞尔》 中华书局 2002年•北京
[英]卡尔·波普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 邱仁宗译 华夏出版社1987年·北京
余建华《早期犹太文明五大宝库及文化价值》、《欧亚观察》1998年2期
陈明明《西方政治发展的逻辑》、《欧洲》1997年5期
周弘《欧洲文明溯源》、《欧洲》1998年4期
吴弦《欧洲经济一体化产业的历史渊源和条件》、《欧洲》1997年2期
吴强、梅《难以超越的历史——从康德到当代的民主和评论者》、《欧洲》1998年5期
潘伟杰、张承斌《现论的反思：欧洲中心论的困境》、《欧洲》1998年6期
第5篇：人物形象分析论文范文
关键词：语言哲学；形上学；语言功能论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2)01-0026-04
1 引言
魏晋时期，作为儒道融合与互补产物的“玄学”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它以略于具体事物而探求形上学为特点，既主张从哲学本体论高度回归老庄哲学，又兼顾儒家名教论说，尊崇孔圣。苟粲、何晏、王弼、阮籍、嵇康、郭象、裴、欧阳建等玄学家在对语言意义的表述中，对《周易》、《老子》、《庄子》“三玄”的经典解释里，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探讨中，涉及大量有关宇宙本体名、言表达问题的哲学思辨，从而将中国自先秦开启的语言哲学思想提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语言、思想与存在之间的关系等语言形上学问题的探寻，在此得到系统而充分的讨论。本文以魏晋玄学家的经典著述为依据，梳理其语言形上学的基本思想及其相关语言功能理论。
2 “道”与“言”的沟通与语言形上学的探讨
在魏晋玄学家的思想构型中，“道”是最根本的范畴。“道”的本义是路，经过先秦诸子的论述后，“道”从经验的、有限的“器”层面提升抽象为一种生生不已的本原，具有形上意义的最高哲学范畴。王弼称“道”本“无”是“万物之宗”，所以物、象、音、味这些物象都只是外在的、有限的、派生的，而“无为”、“无名”的形上之“道”才是内在的、无限的本体性存在。裴颁以“道”为万“有”的总体，是万“有”的自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裴2006：289)。郭象虽提出万物独化，突然自生的思想，并得出“独化于玄冥之境”的结论。但他也承认，所谓“玄冥之境”，就是“无”或“道”的别称。
形上之“道”是“无名”、“无形”的，那么依靠什么办法才能认知，得“道”呢?魏晋玄学家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道”的载体――“言”的理解。“道”整合在“圣人之言”中，体现在器化的文字记载里。道在器中，不离不即，治器便可明道。此外，“道体本虚”，把握“道”必须有赖于“言”的充实，而“道”体现于具体事物中的样式，也与“言”的论说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荀粲读经典“独好言道”，认为，圣人用以认识世界的语言已超越文字符号所能承载的范围(何劭1982：319)；欧阳建强调，一旦“名”、“言”被人们用来认识“物”、“理”，“名”与“物”、“言”与“理”在实际认识活动中就转变为一种二而一的关系，即语言与世界、语言与思维之间存在着同一性。(欧阳建1982：384)由此，“道”与“言”之间达成共通。
由于“言”与“道”相通，使“言”获得与“道”在哲学探讨上同等重要的地位。语言随即也具有“上可明道”、“下可格物”的工具性或知识性意义。于是，语言应用与分析成为魏晋玄学家必修的功课。他们讲究“重神理而遗形骸”的意趣，“崇本举末”、依据本末、有无之间的内在逻辑，探求语言在遣词造句背后表达的本体蕴意，进而形成几个语言形上学的基本论题。
(1)言意之辨
“言意之辨”关系到超名言之域的形上学的可能性。该论题源自《周易・系辞》：“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得而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王弼2007：82)。从原文可知，孔子认为“圣人之意”可以通过语言的表达获知，即“言尽意”。但后人却常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提炼出来，大讲“言不尽意”。
荀粲是宣讲“言不尽意”的代表人物。他针对荀俣的观点――圣人言说的“真意”可以通过抽象化的符号“象”与对卦象说明的文字符号“辞”充分理解，指出，圣人之“言”是“系表之言”，圣人之“意”是“象外之意”，作为圣人思想真谛的“性与天道”因语言文字的局限不可得而闻见。(何劭1982：320)随后，何晏、王弼进一步发展苟粲的思想。何晏认为，道是一切万有的终极依据，是一种抽象的本体存在，不可以用任何特定的语言文字指称，所谓“道本无名”。“道”具有“无名”特质，所以其不可局限于任何“有名”的事物，一切幻想通过语言指称探寻世界的作法都是白费力气。(何晏1995：1274)王弼主张“圣人体无”，一切自然现象发生运行的“本”都是不可言说的“无”。“无”的不可言说性决定“言不尽意”。(王弼2007：90)
与上述学者不同，欧阳建是“言尽意”论的坚定支持者。他说，“物”、“理”虽先于“名”、“言”存在，但“名”、“言”对于“物”、“理”却不是不起作用的。正确规定“名”、“言”，分析语言，对于正确认识“物”、“理”十分必要。人们认识客观规律，需要用语言表达出来；语言概念和它反映的客观对象一致，人们才可以有思想和感情交流。也就是说，由于语言与其指称对象具有同一性，所谓“名”可以“尽物”、“言”可以尽“理”，形上之“道”是在“言尽意”中表现出来的。(欧阳建1982：386)
(2)得意忘言
这一论题来自王弼对于《周易》中言、象、意的解释。王弼用4层意思说明：1)象是达意的工具，言是明象的工具。象的功用在于象征意的内涵，言的功能在于说明象的象征意义。言、象是表意、达意的手段和环节，通过言、象能探求本意；2)源引“筌蹄之喻”，强调言的工具意义。言只指工具和手段，“意”才是最后的目的；3)象是为了表意而产生的，言是为了表象而产生的，但言所表现的内涵毕竟与“本意”是两回事；4)形成结论：只有忘象，才能得意；只有忘言，才能得象。(王弼2011：495)
王弼“得意忘言”的解释提供了理解“真意”的语言学方法。依据言的譬喻、象的象征去探寻圣人的“意”，其前提是承认言、象有承载意义的作用，是“致知之具”、“穷理之阶”；超越言、象的指称而直接领悟体验圣人的意，其前提是相信言、象不过是可以任意置换的工具，是“象之蹄也”、“意之筌也”。(周裕锴2003：128)表达的有形世界的“意”，可以用语言把握。表达的无形世界，即抽象本体“无”的“意”，则不可能完全用语言把握。因为语言符号固然能反映事物的部分特征，但是有很大局限，不能全面反映事物的特性；语言符号是表达意义的工具，其存在价值仅仅在于引导人们认识事物之“实”；圣人之意超越语言的指称，只可用直接的领悟体验。
(3)辩名析理
所谓“辩名析理”，是通过比较概念的异同，研究概念之间的联系，达到分析事物规律的目的。所以要“辩名”，是因为“名”指“实”，弄清楚指“实”的“名”，自然就会知道“名”的所指，“不能定名，则不可与论实也”。(王弼1987：609)“辩名”后便可“析理”，事物的存在必有其存在
的道理，弄清楚“名”的涵义，自然也就有可能对事物内在的理以及相应的理论进行清楚明白的表述分析。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对于声与乐的论述，是魏晋时期著名的“辩名析理”个案。他说，“夫声之于音，犹形之于心。有形同而情乖，貌殊而心均者。何以明之?圣人齐心等德，而形状不同也。苟心同而形异，则何言乎观形而知心哉?……然则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二物之诚然，则求情者不留观于形貌，揆心者不借于声音也。察者欲因声以知心，不亦外乎?”嵇康区分声与乐两个范畴，指出二者之间没有联系。既然声音与感情器官“心”没有联系，而哀乐的情正是心所发，因此“声无哀乐”的道理便可以自然推导出来。嵇康总结这样的分析方法：“推类辨物，当先求自然之理。理已足，然后借古义以明之耳”。(嵇康1995：1330)可见，“辩名析理”侧重探求事物的规律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着重运用判断和推理。
王弼与郭象也主张“辩名析理”。王弼认为，事物的“实”造就事物的“形”，而事物的“形”又决定事物的“名”，“故有此名必有此形，有此形必有其分”(王弼1987：605)。在具体文本注释中，应重点关注原文包含的义理，而非主要解决原文中疑难的字音、字义问题。郭象注《庄子》第一条便称：“鲲鹏之实，吾所未能详也”(郭象2004：15)，即他不探究鲲鹏这一名称所对应的鱼鸟这一实体，主要关心鲲鹏寓言中蕴含的“逍遥”之理。在解释“天”、“道”等概念时，郭象总是先下定义，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义理，并在整个句子、段落与全文之间的逻辑推理中彰显文字背后的形上之“理”。
实际上，言意之辨、得意忘言、辩名析理等论题的本质均在于“明道”。言意之辩聚焦于道和思想的不可言说，得意忘言探究言背后的“道”的本原，辩名析理则着力探讨“形质”、“形神”关系。言、意、名、理、道之间被系统的体系相联，它涵盖理论与实践的许多层面，表现出“体用不离、道不离器”的特点。显然，其涉及的语言问题已不单纯限定于语言学或逻辑学，更多地具有本体论意义。“意”与“理”在这里表示派生宇宙万物的本原，统摄、支配宇宙万物的根本性规律，与老庄哲学的“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它又超越老庄之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式的简单宇宙生成论思想，形成体系完备的宇宙本体论学说，衍生出“无”、“至无”等本体论核心范畴。通过讨论“言意”、“名理”关系，宇宙万物的最终根据成为语言分析关注的焦点，以这个最终根据形成的哲学概括也成为魏晋时期最重要的语言理论基石。
“意”、“理”的形上范畴精深微妙、宏阔广大、深居简出，非言语能表达、包容、统摄与揭示。但作为抽象的客观存在，它们又不能不被言说，否则其只能成为纯粹的“虚无”。于是，不得不通过“言”、“名”加以言说和描述，但又不能执著、拘泥于这种言说和描述，要把言说、描述视为一种工具性的权宜手段，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它们传达的形上意蕴中。如果以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理论对其打量，可以发现“言意”、“名理”间的“形上”与“形下”关系问题已触及意义理论、指称理论、真理理论的基本命题――语言符号依据什么而具有意义，依据什么确定指称对象，依据什么断定真理等。名称通过指示或者指称外界事物而具有意义；理解名称的指称对象，必须密切注意它的各种不同语境；真理的判定在于主观与客观的符合。言意之辨、得意忘言、辩名析理等论题直接揭示出，形下“言”、“名”的价值意义本质在于形上的“意”、“理”；言与意、名与理密不可分，言由意生，名由理定，明了“言”、“名”必须通晓“意”、“理”；当“言意”一致、“名理”相符时，语言的“真义”方可得以展现。
3 形上学探寻与语言功能探讨
在魏晋玄学家的视域中，语言之上存在超越语言自身的“形上之意”。苟粲说“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何劭1982：319)。“形上之意”表达的是终极意义，微妙难明，语言对其无法完全表达，所以只能仅存于圣人的心里。王弼称“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王弼1987：605)，语言存在着有限性，无法表达终极、无限、全体之道的“意”。嵇康也强调，语言只是标识事物的符号，存在形式性与地域差异性，本身并不具有实在性和绝对普遍的意义。(嵇康1995：1331)显然，荀、王、嵇表达出同一个意思――语言具有局限性或者“语言无用论”。对此，欧阳建持反对意见，他认为语言指称实在，名言不可能指称不存在的虚无。“名”和“言”都是人的思维必不可少的工具，了解“形上之意”必须通过研究语言实现。语言与形上之“意”同样重要，即“语言有用论”。
为了进一步说明语言的无用问题，荀粲等人将“意”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对有形世界的表达，主要解释定义自然万物与尘世人事方面的内容，这样的“意”可以用语言把握；二是对无形世界的表达，这是一种具有抽象本体意蕴的“意”，属于“超名言之域”，它来自对“道”觉悟，是虚的，但作为“境界”，又真实不妄、确定不疑，是“实”的。它超越语言的指称，语言在此已失去用处。
在“语言有用论”的视域中，“名”和“言”相对于物和理，它们之间的关系犹如“声”与“响”、“形”与“影”之间的关系。“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欧阳建1982：388)物和理的存在决定名与言的出现，其彼此间具有一致性。因为语言指称着实在，它并非指称不存在的虚无，所以“物”和“理”的世界须靠指称实在的语言或自身就是实在的语言来了解。欧阳建指出，“名”与“言”是辨别事物、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客观存在的事物，如不用“名”、“言”加以辨别，人们对它的认识就不清晰；人们心中有了对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认识，如不用“名”、“言”表达，就无法和别人交流思想。至于语言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复杂关系，欧阳建说，对于不同的对象，需用不同的“名”、“言”固定，以便加以把握。当认识对象变化发展时，“名”、“言”也要随着发生变化，它们之间仍具有对应关系，“欲辨基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欧阳建1982：388)。基于认识工具和认识对象间存在着对应的统一关系，那么“言”与“意”之间也必定一致，语言的“有用”功能在此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
其实，从本质上讲，“语言无用论”与“语言有用论”讲的是语言本体论与工具论之间的问题。“语言无用论”的重点在于探讨语言与终极意义之间的关系，“意”为体、“言”为用，它突出体现中国哲学所具有的直觉体悟特征，但同时又过分贬损语言的功能。“无用”对言说者固然是一种遗憾，但对于倾听者留下想像的自由空间，语言无法涵盖的“形上之意”，正是语言表意的巨大潜能所在。“语言有用论”将重心定位于语言对认识对象所具有的摹写功能，语言不能揭示对象的原因在于主体认识能力不够或认识方法不恰当。这显然将“意”、“言”的关系过于简单化为摹写与被摹写的形式，但它也给语言表达能力的
开发留下了新的线索。
20世纪维特根斯坦提出过一个著名命题：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他说，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语言是由命题构成的，因为命题是事实的图式，所以语言与世界间也是一种图式关系。由语言和世界的同构、对应关系建立起来的逻辑世界是唯一有意义的世界，除此之外的均是无意义的，哲学的任务即是澄清无意义的命题所造成的混乱。(维特根斯坦1961：373)按这一推断，哲学中的形上学应被否定。然而，在《1914～1916笔记》中他又写道，“我知道有关这个世界的某些东西是捉摸不定的，而这种东西我们称为它的意义”(Wittgenstein 1979：72)。显然，这样的说法让与意义相关的形上学重新获得价值。于是问题出现了：既然形上学是逻辑语言无法言说的，那么它的意义来自何方?
针对此问题，西方学者们曾给出多种解释，但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结论。进而，西方语言哲学中著名的“维特根斯坦难题”出现了。如果将魏晋时期中国出现的语言“无用”与“有用”的争论与其联系在一起，可以发现两者间存在许多相似性。维特根斯坦难题的关键是神秘事物的不可言说性与语言的局限性之间的矛盾，魏晋玄学家所讨论的焦点是语言能否言说形上事物的问题。维特根斯坦看到了语言的遮蔽性，在发现语言不能解释认识对象是“什么”后，他说一个人“必须排除这些命题，那时他才能正确地看世界”(维特根斯坦1961：97)。魏晋玄学家同样认识到语言言说对“形上之意”的表达存在某些局限，不过，其建构出两个迥异的结论：“语言无用论”者认定“意不可说”、“言不及道”(嵇康1995：1331)；“语言有用论”者明确指出语言是为了反映客观存在而创造出来的，虽然同“形上之意”相比，语言是第二位的，但没有语言，“形上之意”也无从表现，人们也无法认识它。因此，言即是意，意即是言。(欧阳建1982：389)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玄学家的“语言无用论”与“语言有用论”间存在彼此调和的可能。王弼曾设计出“立象以尽意”的思路：一方面，他认为语言不能完全地、充分地传达“意”，另一方面，又认为“意”可以通过“象”(意象)表现出来。(王弼2011：492)如前文所述，王弼认为，象是达意的工具，言是明象的工具。“形上之意”模糊不可见，但“象”却是虚实相生的，通过“言一象一意”体系的传递，语言作为对万物最有效的表现手段，其对“意”的传达功能被激活――要充分利用并扩展语言的表现力，通过“象”对“意”进行尽可能地言说。(王弼2011：495)实际上，这样的言说还有另一积极特征，那就是在认识活动中自己展示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对象、属于自己的存在。简言之，言说并不是复制已有的对象，而是对已有对象潜能(意)的发掘、发展的一种现实化过程，是在创造一个新的对象。正如王弼注《易》，他并不是在复制《易》的思想，而是借《易》来创造自己的思想。
可见，“言－象－意”体系为解决“维特根斯坦难题”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思路。它既是对出言与无言的辩证，又是对语言本体论与工具论矛盾的统一。当然，它也存在不足：在肯定言不尽意事实的同时，坚持“立象以尽意”，本身就是理论上的矛盾。
第6篇：人物形象分析论文范文
长期以来，在儿童从具体形象思维为主要形式向抽象思维为主要形式过渡的理论影响下，一些人误认为抽象思维才是人类思维的高级形式，人类只有通过抽象思维方式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认识客观真理。因此，中学语文课比较重视学生抽象思维的训练，而忽略形象思维的发展；教学中注重对文章内容作理性的分析、概括，而缺乏对语言情味、意蕴的挖掘，对具体形象的感知，以及对作品情感因素、审美因素的体会。
美国著名脑心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斯佩里博士经过多年研究，探明了人脑两半球的功能分工，左脑控制抽象思维，右脑控制形象思维。这一现代脑科学的最新研究理论，从根本上纠正了长期以来的左脑优势理论和只有抽象思维才是认识的高级阶段的错误观点。它表明：在人的主观世界中，抽象思维并非是把握事物本质的唯一方式，形象思维同样也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及规律，它们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两个基本方式，不能互相代替；它们必须得到协调和平衡发展，互相补充，才能使人的创造力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人格得到健全、发展和完善。21世纪的高素质人才，必将是左右脑协调发展、更加聪明、更富有创造力的一代新人。因此，语文教学既要发展学生的抽象思维，同时也要发展学生的形象思维。
二、语文教学中如何把握两种思维的有机结合
形象思维方法和抽象思维方法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体系，但二者之间又存在密切的联系。二者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互相结合。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记叙文，特别是文学作品，它是两种思维的产物，既有抽象思维（主题的形成），又有形象思维（人物、情节、场面等生活画面的构思），因而就要求教师在教读记叙文，特别是文学作品时，必须注意这类文章的特点，注意两种思维的结合。
那么，教师应该怎样引导学生才能达到既有情感感染、又有理性分析；既能走进作品之中与人物一起体验人生的悲欢离合，又能走出作品之外，对其进行客观的分析、评价？我在教学中是这样做的：以语言训练为核心，注意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从而达到既训练抽象思维，又训练形象思维的目的。
1、情感体验与理性分析结合
形象思维的特征之一就是具有情感性。语文教材中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都饱含着作者及人物的丰富情感，具有激动人心、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学生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形象思维，没有感情的波澜，缺少作为主体的投入和参与，那么，即使教师作出多么细致、周密的理性分析，学生对人物形象的认识也是枯燥抽象的。而教师如果能够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使学生入情入境，丰富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然后再作理性分析，那结果可就大不一样了。
例如，讲《孔乙己》这篇小说时，文中有一处描写孔乙己到酒店喝酒的情形：“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阅读这段文字，我不是让学生首先研究分析“排出”这个词语如何运用得准确生动，而是引导学生体会孔乙己在看到别人的“笑”，听到别人的“话”之后，“排出九文大钱”时是怎样的心态，揣摩“排出”这一动词的丰富内涵，并让学生做出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的动作，来表现孔乙己的心理和神情，让学生走进孔乙己的内心世界，体验孔乙己的思想感情。然后，再对“排出”这一动词使用的妙处作理性的分析：如果换成“拿出”、“摸出”，表达效果好不好？为什么？由于有了对“排出九文大钱”这一动作的丰富内涵的体验、感受，学生对作品语言的理解深化了，认识到“排出”一词准确写出了孔乙己拿钱买酒时的得意神情，以及他要在平日取笑他的短衣帮面前摆摆阔气、聊以的心理，如果换成“拿出”、“摸出”，都不足以表现孔乙己的这种神情及心理。
学习《皇帝的新装》，我组织学生先进行表演，然后再对课文作理性分析；学习《我的叔叔于勒》，为了使学生对菲利普夫妇冷酷自私思想性格的理解不是简单的、概念化的，我指导学生反复分角色朗读人物语言，充分体会人物的思想性格；学习《背影》，我先让学生看课本剧，用直观的艺术形式，把学生带入特定的情感氛围中，师生共谈自己与父母之间的感情，然后再对课文进行分析、研究等等。
这些教学活动决不只是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它是一种伴随着学生全身心投入、参与的情感体验的认识活动。在这个情感体验与理性分析交融的过程中，学生对语言运用的认识更加丰富深刻，知识记忆更加持久。重要的是，学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的不仅是语文知识、语文能力，还有品德、情感、审美、心理等多方面的全方位发展。
2、形象感知与归纳概括结合
在语文教学中，对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的归纳概括不应是简单的、抽象的，而应是具体的、生动的。通过挖掘、体味作品中形象化的语言，使之留下深刻印象，从而引发学生想像，头脑中浮现出以作品语言描述的艺术形象为基本原型的、且带有自己经验色彩的新的形象。学生有了深切的形象感受作为基础，他们对人物思想性格的理解才是准确鲜明的。
例如，《药》这篇小说中的康大叔是个封建统治者的爪牙和帮凶的形象，学生对这个反面人物思想性格的归纳概括，是通过挖掘、体味作品中形象化的语言之后得出的。康大叔的眼光“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一只手“摊着”，向老栓要钱，一只手“撮着”一个鲜红的、血淋淋的人血馒头，同时还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接着“便抢过灯笼”，“扯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我用表情、声音、动作对加点词语加以强调，使人物形象变得更加鲜明，让学生头脑中伴随着栩栩如生的形象，归纳概括人物的思想性格：这是一个多么凶狠、贪婪、粗野、蛮横的人物。
学习《变色龙》，我让学生看录像；学习《祝福》，我让学生看电影。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用直观的影视形象，取代对作品语言的理解分析，而是要使抽象概括的语言与生动的形象、丰富的情感、作品的意境紧密交织在一起，使学生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如果说抽象思维使学生对人物形象的认识变得清晰而简明，那么，形象思维则使学生对人物形象的认识变得丰富而生动，二者相互补充，学生的认识活动才是情味盎然而富有生命活力的。
3、联想想像与逻辑推理结合
联想想像是形象思维的基本方式，也是形象思维的基本特征。文学作品的集中性、概括性、典型性，给读者留下了无限广阔的想像空间。教学中应该挖掘出可供学生进行丰富联想想像的语言因素，并使学生能够对人物形象进行合乎逻辑的想像。
例如，《祝福》中的鲁四老爷在听到有人把祥林嫂绑架抢走之后，说了一句“可恶！然而……”，卫老婆子赔罪并说“我一定荐一个好的来折罪”之后，鲁四老爷又说了一句“然而……”，这两个“然而”后面省略的内容是什么？鲁四老爷到底想说什么？我让学生进行联想想像，说出鲁四老爷想说的话，结果是各不相同。那么，哪一种说法才是鲁四老爷想说的话呢？我又让学生依据鲁四老爷维护封建礼教而又自私伪善的思想性格特点，依据人物对话的前后语境，进行逻辑推理，选择出合理想像的说法。第一个“然而”后面的内容是：“祥林嫂私自外逃，礼教不容。如今她婆婆做主让她回去，无话可说。”这与前文鲁四老爷的说话一致，同时又更充分表现了鲁四老爷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其忠实维护封建礼教的态度和立场。第二个“然而”后面的内容是：“再荐一个好的，也比不过祥林嫂勤快，到头来吃亏的还是我！”这与卫老婆子的赔罪之言紧密相联，既表示了鲁四老爷对卫老婆子的不满，同时也深刻地折射出鲁四老爷伪善自私的丑恶灵魂。
学习《我的叔叔于勒》，我让学生想像：如果于勒认出了菲利普夫妇，小说的情节该如何发展？他们相见又是怎样的情形？如果于勒没有破产，而是发了财回来，菲利普夫妇对他是什么态度？学生想像说出具体情景后，还要指出为什么这样，要求学生对想像的内容依据人物的思想性格及情节发展作出合理解释。这样的想像，既有对原来人物形象的补充创造，又有对小说主题、情节、人物的合理推论，显示了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有机结合。
4、整体把握与局部论证结合
在传统语文教育思想中，“意会”和“涵泳”是学习语文的有效方法。这种语文学习的模式，实质上是通过直觉对言语的意义、情味综合地进行感受和判别。这种培养学生语感的传统经验，至今仍应重视。当然，它还要和语文知识（包括语法、修辞、文章、文学等方面）相结合，使具有感性经验的直觉思维得到修正和提高。
第7篇：人物形象分析论文范文
本文以电视广告中的青年形象为研究对象，试图得出电视广告对青年形象的再现情况及其影响。在这个研究目标的指向下，本文采取了理论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进行文献分析总结硕士论文前人研究经验的基础上，收集了改革开放至今的几千条电视广告片进行详细的文本分析。
具体的收集方法包括：观看电视并对广告主要内容做记录；通过网络下载；通过广告专业杂志中的广告截图进行整理；对电视广告方面的书籍进行通过以上四种收集手段，本文共收集改革开放至今的近2000条电视广告进行文本分析。
（二）理论前提
本文的理论前提，涉及大众传播学、消费主义理论以及社会心理学等学科。具体包括：再现理论、李普曼关于“两个世界”的理论、关于青少年心理和行为特点的相关理论，消费者文化与心理的相关理论，以及波德里亚关于“消费社会”的相关阐述，下面将对上述理论进行进一步的说明。
再现理论认为，媒介内容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再现，但是这种再现与客观现实当中的绝对真实是有一定的差别的。媒介对现实世界进行反映时是要受到政府、媒介组织、观众口味等多种因素影响的，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最终呈现在观众面前的媒介内容就与真实的世界形成了很大的差别。如果说“再现理论”侧重于传播者功能的话，李普曼提出的的“两个世界”则更多地从媒介功能的角度进行阐述，他认为：人类生活在两个世界里：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由于真正的环境总起来说太大、太复杂，变化得太快，难于直接去了解它。
因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身外世界是“不可触，不可知，不可思议的”，而只能通过媒介（报纸、电视、互联网等）的描述去把握它，于是就形成了人们脑中的“拟态环境”，也就是伪环境。青年心理特点的相关理论是本文应用到的第二类理论。与其它年龄段的人们相比，青年人具有特别的心理特点。生理上的成熟，内脏机能的迅速发展，促使青年形成了生机勃勃、精力充沛、具有生命力的心理特点。青年人情感丰富，表现为青年人易动感情，情绪情感比较强烈，遇事容易激动，同时存在多种情绪状态。青年人渴望摆脱束缚，要独立生活，有强烈的独立意识。青年人的这些心理特征，结合青年人社会经验较少的特点，造成青年人往往较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尤其是媒介内容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是与消费密切相关的电视广告，它是消费领域的一种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消费领域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文化，消费者购买行为是人类社会中最具普遍性的一种行为方式。 消费和文化存在着互相影响的关系，而且消费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当中就描述了消费如何成为当今社会的风尚。他说，“今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
第8篇：人物形象分析论文范文
有很多同学语文的阅读理解不是很好，在考试的时候成绩也不是很高，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语文高中阅读题答题模板小结，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诗歌答题模式1.意境类：描绘画面(忠于原诗，语言优美)+概括氛围+分析思想感情
2.手法类：揭示手法+结合诗句分析(怎样用)+思想感情+作用效果
3.语言特色类：揭示语言特色+结合诗句具体分析+思想感情+作用效果
4.炼字类：该字在句中的含义+技巧(活用、倒装、手法)+放入句中描述景象+意境感情(作用效果)
5.关键词类：主旨作用+结构作用
6.感情类：通过--内容+抒发(寄寓/揭露)--感情
7.概括主旨类：诗歌定位+各句内容+通过--手法+抒发--感情+评价
8.鉴赏类：写了什么+怎样写的(技巧+语言风格+字句特色)+表达效果(感情)
9.形象类：找到诗句+分析基本含义+为何要写(主旨)+作用效果
10.诗歌含义：表层含义+深层含义
(2)现代文答题模式1.开放型试题：评+引+析+结
2.谈看法或补叙结尾：感悟+引申
3.原因题：客观原因+主观原因
4.词语的表达作用：形象性+感情性+精确性+结构性
5.联想感悟型：a.感：根据文本，联系全文
b.悟：联系实际，结合自身，另举一例，提出建议
6.句子的作用：a.思想内容上：联系本句含义+突出强调内容或揭示段意+联系中心、态度、感情+用了修辞或表现手法的要揭示表达效果
b.结构上：引起下文、设置悬念、伏笔、渲染气氛、照应前文、总结上文、使结构严谨、承上启下、揭示文章脉络层次
7.关键句子理解：抓句中关键词+联系上下文
8.写x为什么要从y写起：揭示x与y的关系+引出写作主体+突出主体特点
9.怎样论证：论证方法+论证过程
(3)小说独特答题模式1.分析人物形象：人物形象定位(性格、身份地位)+抓住修饰语逐一举例分析
2.评价人物形象：人物形象定位(性格、身份地位)+塑造人物形象的意义
3.小说中插叙的作用：情节角度(上、下文)+主题角度+人物形象角度
4.小说主题：通过--人的--事，歌颂了(批判了)--的精神(社会现象)
5.简析人物：人物定位(性格、身份地位)+举例分析人物形象+塑造人物形象的意义(情节、主题)
6.小说表现形式：表现手法+描法+结构安排+语言特色
7.人物形象的塑造：肖像+神态+动作+语言+心理
(4)实用文独特答题模式1.访谈提问的艺术：紧扣主题，不蔓不枝+善于引导，环环相扣+适时应和，便于沟通
2.新闻作品优秀之处：选材+对象+见解+提问技巧
3.写--多余吗?：主题+人物+文体特点
(5)积累——现代文1.长句：a容量大，气势盛+b能细致严密地说明事物+c表达复杂丰富的感情
2.短句：a句子短，简洁明快，干脆有力+b音节少，停顿多，容易造成一种急促的气势+c便于表达丰富的情绪，强烈的感情
3.自然环境描写的作用(在小说中)：a渲染烘托气氛、形象、心情+b推动(或衬托)情节发展+c象征意义+d交代背景(时间、地点等)
4.自然环境描写的作用(在散文中)：a渲染烘托气氛、形象、心情+b抒写美+c抒发作者情感+d作为串时间的线索+e见证历史沧桑
5.文学作品中的环境包括：a具体的风景描写+b生活和社会环境+c社会历史背景及时代特征
6.文学作品的形象：a人物的性格特征+b人物的精神风貌+c人物的思想特征+d人物形象的社会或时代意义
7.第一人称：a亲切自然+b自由直接+c真实生动
8.第二人称：a呼告抒情，动人亲切+b便于感情交流+c充满气势，态度鲜明+d自由灵活
9.第三人称：a直接展现丰富多彩的生活+b不受时空限制，灵活自由+c显得客观冷静
10.肖像描写：以形传神，更好地展现人物的外貌及内心世界
11.动作描写：表现人物个性特征及内心世界
12.语言描写：言为心声，表现人物性格特点
13.心理描写：a揭示人物内心世界+b使形象更为丰满充实
14.白描：简笔勾勒，简洁准确传神
15.工笔细描：精雕细刻，丝毫毕现，具体生动
16.细节描写：a真实精细+b传神鲜明
17.插叙：a丰富内容+b深化主题+c使事件曲折有致+d使情节更加完整，结构更加严密+e对主要情节或中心时间作必要的铺垫照应、补充说明
18.倒叙：a设置悬念，增加兴趣+b读起来波澜起伏
19.直接抒情：淋漓尽致
20.间接抒情：a表达含蓄，含而不露+b韵味悠长(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21.开头段：a提出话题，领起下文+b点明主旨，统摄下文+c设置悬念，吸引读者+d蓄势(张本(即伏笔)、铺垫、照应、对比)，奠定感情基调+e点明思想感情变化的线索+f使文章避繁就简、不蔓不枝、条分缕析+g与结尾呼应，强调主旨
22.过渡段：a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有时只开启下文)+b引发议论，揭示主旨+c衬托作用+d渲染、烘托气氛+e使文章避繁就简、不蔓不枝、条分缕析。
23.结尾段：a照应主题，呼应开头+b收束全文，点明主旨，深化中心，卒章显志+c升华感情，耐人寻味，启人思索
24.线索：环环相扣，结构紧凑
25.照应：a构成一条贯穿全文的情感线索，使文章结构紧凑+b呼应文题
26.举例：a具体实在，易于接受+b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c丰富文章内容+d表明--观点
27.多方面对比的作用：a通过多方面的对比，层层深入+b使主旨的内涵更加丰富+c内容表现更加集中
28.侧面烘托：a给人如临其境的现场感+b从侧面烘托--的--特征
29.引用：a具有文学味+b丰富文章内涵+c引起读者兴趣+d表明--观点
30.长短句间杂：读起来错落有致
31.叠词：a强调--+b读来琅琅上口，有音乐美
32.记叙文中的议论：画龙点睛，揭示记叙的目的和意义
33.说明文中的描写、文艺性笔调：点染作品，使之生动形象
34.人物对话描写：a刻画人物性格，反映人物心理活动+b促进故事情节发展
35.引用传说故事：a增强文章的传奇性、风物的神秘性+b丰富文章内容+c引起读者兴趣+d含蓄地引出、表明--观点
36.引用诗歌：a增强文章的诗情画意，使文章具有意境美+b丰富文章内容+c引起读者兴趣+d含蓄地引出、表明--观点
37.引用名言：a增强说服力+b丰富文章内容+c引起读者兴趣+d表明--观点
38.描写方法包括：a正、侧面b工笔、白描c多角度描写d动静结合e点面结合f寓情于景、情景交融g一些修辞、表现手法
第9篇：人物形象分析论文范文
关键词：角色体验；文本；情境；语文教学
一、情境体验的教学策略与学习策略
1.教学策略的设计。在教师指导学生建构知识的过程中，不仅要创设良好的学习情境，而且要选择适当的教学策略，主要目的是帮助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1）传递策略的设计。知识传递策略是教学知识承载于媒体中依次传递给学习者。这种知识传递是一种信息流向，不是单一的知识灌输。教学媒体软件不仅能体现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和教学内容梗概，而且能巧妙地把课堂与现实生活相结合，是知识传递的主要策略选择。教学顺序可按照角色体验的过程来设计，即“捕获”问题、个体感受角色、群体分享信息和效果分析。（2）组织策略的设计。教学组织策略是有效组织教学活动的策略。基本上有三种教学组织形式――个体角色体验、小组分配角色体验、集体信息交流。教师通过讲解、板书、演示等引导学生进入角色感知，通过个体感知和小组学习对不同角色进行差别化理解，感知作品的艺术形象和写作特色，最后通过集体信息的交流建立内化知识的构架。（3）管理策略的设计。教学管理主要包括教学进度管理、教学资源管理和教学活动的控制管理。影响学生角色体验过程的重要因素是控制者，由于体验的过程与结果都带有不确定性和开放性，所以，教师需要注意控制学习进程和学生的情感变化。
2.情境体验学习策略的形成。各种教学设计都是为最终形成学生的学习策略服务，让学生通过选择一个角色（人或物）作为自己体验的对象，并感受其内心世界及作品的整体意境，体会出文学作品中显现的真情实感。基本步骤如下：（1）设定目标，选定角色。文学作品是作者将对生活的积累和感悟进行形象化构思，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学生与文学形象产生“碰撞”时会存在个体差异性的体验，所以，在指导的过程中，先让学生选择贴近自己生活的角色作为体验对象，然后再逐步过渡关注更广泛的角色。（2）进入角色，情感共鸣。选定目标的个体要进入所选择的角色，将自己记忆里产生过情绪体验的类似的“景”“物”与文学中的“情”“景”“物”相对应，以情感为纽带，以形象或意向为中介，让学生入情入境地演绎角色，通过角色把“积蓄”的情感抒发出来。
二、在场景与全景的分析中感悟艺术画卷
文学作品是以情感为载体，用人、物、事件、时空构成画面。立体地感受作品的蕴意，必须分析画面内容。意境可理解为作品所呈现的画面，意象便是组成画面的景物和人物等。因此，分析画面内容，便是分析构成画面的“物”，首先要把握场景与全景分析。
1.场景分析。按照亨利・詹姆斯的观点，场景既是描写又是从“当事人”的角度观察（叙述者=人物）。我们可以形象地认为是一台摄影机记录下事件的过程，没有任何主观性的评论。文本的意识倾向由场景、情节、人物的行动和对话在较短的时间内呈现。
2.全景分析。全景则既是叙述又是从第三方的角度去观察（叙述者>人物），叙述者既对人物外在作描述与分析，同时又潜入人物内部，使人物的意识活动和潜意识活动不经过叙述中介而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全景式描写，类似于人物访谈，不仅记录下事件，而且有当事人和评论者的评论性叙述。
3.场景与全景的交错重叠。场景与全景的混合运用，从人称形式看，它们直接出现了第一人称叙述者，为与作者的态度和精神状态甚为相近的虚拟的叙述人。
三、进入角色并适时抽离，全面审视作品的价值
1.调动多种感官演绎角色。阅读、朗诵和联想是角色体验的方法，通过多种感官并用，使符号、语音、意义、表象等有机结合，把语言文字所表述的内容融合成完整、连续的生活画卷。体验是一种图景思维，不同于经验，它不仅重视主体的心理结构，而且在经验的基础上更注重主客体合一的动态结构，是作家与学生的一种历史流，这种交流表现为主观体验的传递。主观体验的交流必然会激发学生内在的情感，让学生置身于故事的情景中，演绎角色并产生情感的迁移。
2.不拘泥于角色提高审美能力。学生可以通过联想和实践创作从角色中抽离，在文本解读自然、社会、生活和对人生的感悟的基础上，以评论、改编和再续的艺术创作中，丰富作品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陈琦，张建伟.建构主义学习观要义评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