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发展史精选(九篇)

第1篇：社会主义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共产主义；历史终结；大学生；端正立场

一、历史最终会走向共产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看作是一部自然史的过程。在《资本沦》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全面透视和解析，科学地论证了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是其实完全可以等同于一部自然史。即是指，只要人类和自然界都一直存在的话，人类历史就不会有终结的一天。若要把历史划分成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话，历史的最终结局将会是共产主义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度发展和资本积累日益严重，大量的资本会集中到少数资本家的手里，无产阶级日益贫困。这将更是激起了无产阶级反抗的决心，资本主义是不可能永远稳固地屹立下去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一样，只是历史发展的一段普通阶段。他们的普通主要在于，他们都没有摆脱一个阶级压迫另一阶级的命运。而只有共产主义才消灭了阶级对立的状态，“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除了他们的锁链外没有可失的。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赢得一个世界。”[1]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共产主义是终将胜利的，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历史最后的选择。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终结理论

（一）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理论的破灭

当今西方世界，不免会有些学者不断吹鼓资本主义社会的优越性，甚至觉得资本主义社会将会是一种恒久的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弗朗西斯・福山曾经就鼓吹西方国家正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将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即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福山指出：“常识告诉我们，自由民主与其20世纪主要竞争对手：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比具有很多优势。”[2] 福山虽然言之凿凿，但也没有明确地指出他是根据什么“常识”来推导出这个结论的。另外，福山认为，“历史的终结意味着战争和血腥的革命的方法的终结。”[2]的确，在经济高速发展，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谁也不愿意支付大规模战争所要付出的代价。就像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可以通过地理分离、退出、对话和暴力来解决个人间、文化间的冲突。”[3] 经济全球化今天，地理分离、退出早已经不可能，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已紧密联系在一起且息息相关，全都无条件地被卷入现代经济社会中，人类社会逐渐放弃了战争的方式改变，却没有说我们的人类历史就此就不再进步了。马克思曾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里，“这个曾经魔法似的造成了那样强大的生产手段与交换手段的近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魔术师一样，已经不再能控制他用咒语呼唤出来的地下怪力了。”[1] 资本主义生产日益扩大，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繁华的表面下，资本主义矛盾日益显露出来，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不同规模的经济危机就像是瘟疫一样在全球各地屡禁不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用来打到了封建主义的武器，现在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是自己死亡的武器；它还造成了将要使用这些武器的人――近代的工人，无产者。”[1]。而此时的无产者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强大，他们也开始不断发展起来，已经完全意识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反抗资产阶级。

2009年8月，福山在接受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专访时，重新审视了中国的发展，并将中国称之为“负责人的权威体制”，是西方难以企及的高度，并表达西方民主可能并未进入“历史的终结”。至此可以说，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理论完全破灭了。

（二）黑格尔的历史终结理论

福山以黑格尔为同道中人，认为自己的思想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关系最为密切。而安德鲁・甘布尔把历史终结分成三种含义：“第一种含义最为概括，是多年前亨利福特所阐发的，即‘历史是废话’，它奠定了我们时代主流的后现代叙述方式。第二种意义与弗朗西斯福山密切相关。1989年，福山在毫不怀疑的公众面前，重新提出了‘历史的终结’这一说法，使历史的终结与意识形态的终结成为同义词，或者更确切地说，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代替物――成为同义语。第三种含义是黑格尔所认为的那种历史终结：历史的终结是已被揭示出来的意义，是我们现代世界的性质。”[4]显然，黑格尔的所指与福山的大不相同。安德鲁・甘布尔又解释道：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不过是意识形态终结的代码，而意识形态终结又是社会主义终结的代码。”[4]对黑格尔而言，与其说历史终点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至顶的时代，不如说是一种思想境界的至高峰。例如，个人主义、私人领域的重要性、自由与平等、从国家的高度承认每个公民的平等价值、普遍认知的政治。精神的自由是历史最终要追求并企图要到达的目的，这就是黑格尔所意指的“历史的终结”。黑格尔明确的说过：“这个形式上绝对的原则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最后阶段，就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时代。”[5]黑格尔对当时社会的过高估计，表现出其作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局限性。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所指的时代只是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并不是终点，还有很多需要改善甚至变革的东西，人类历史是要不断奋进到共产主义社会的。

第2篇：社会主义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空想社会主义 剥削 马克思 恩格斯

关于“社会主义”的最早使用，通常认为是19世纪30至4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欧广为流传。起初，这个词含有为提高劳动群众的福利和保障社会和平而改造社会制度的意思，容许财产不平等存在。而当时的“共产主义”一词，则一般是指通过生产资料（有时也包括生活资料）公有的办法来建立社会平等，主张取消财产不平等。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于科学社会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理论，有时统称为“社会主义”，有时则加以区别。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作了科学解释，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无产阶级开始独立的政治斗争以后，资产阶级经常利用“社会主义”来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恩格斯曾指出：“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马克思在1842年10月15日写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恩格斯在1843年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分别首次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赋予了科学的含义。不过在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同义语来使用的。从此以后，作为思潮的名称，“社会主义”通常是指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即关于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但是，“社会主义”仍有各种各样的含义和用法。

马克思、恩格期在《共产党宣言》中，把除了科学社会主义以外的19世纪中叶在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归纳为反动的社会主义（包括封建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者用这个词来表达他们不满资本主义社会中盛行的个人主义而期望实现的集体主义理想。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空想社会主义必定也有其可取之处。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设想一种理想的社会以宣布历史的终结最后总是陷入虚幻的空想。社会主义不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形态，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它只是人作为真正人的起始点。所以社会主义的真正韵味应当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现实运动中。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止、凝固的社会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不但对资本主义实施否定，而且时时都处在自我否定中通过不断的自我否定，社会主义不断地获得它崭新的意义。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某个历史时期对社会主义的未来进行描述只能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并且这种描述越是具体，空想的成分就越多。由此社会主义经历了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过程。

19世纪早期，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著名代表人物，他们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对未来的理想社会提出许多美妙的天才设想。圣西门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人类合乎理性的要求，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现在看到的比比皆是的消极和丑恶现象被洗涤殆尽，人们迎来的是幸福美满的新生活。他们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和发展规律，不懂得阶级斗争，不认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所以他们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空想。当无产阶级成长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就需要有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革命理论来代替它。在经济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淋漓尽致地谴责了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揭露了这种新的私有制度所造成的贫富对立和无产者受奴役、受剥削的悲惨状况；在政治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人民的奴役实质；在意识形态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利己主义”的基本根源。空想社会主义的这些揭露和批判，对于揭露私有制社会的黑暗与被超越的必要性，促发人民对现存社会的否定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前存在的、无产阶级先驱者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终结于19世纪30至40年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成长时期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对立的反映，是在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代无产阶级先驱者的思想体系。它分三个阶段。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特点是：对未来的理想社会制度只是一种文学描述；提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如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但还是一个粗糙而简单的轮廓；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方案时以手工工场为原型。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莫尔、闵采尔为代表。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特点是：认识进入理论探讨和论证阶段，并用“法典”的形式作出明确的规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对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对私有制引起的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而导致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论述，对过去所有的国家制度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并为富人服务的分析等，已经接近历史的实际；有了初步的阶级观点，绝对平均主义的、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其突出特点；在设计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时，以农村公社和手工工场为原型。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摩莱里、巴贝夫为代表。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批判矛头直接对准资本主义制度；理论上提出了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私有制产生阶级和阶级剥削等观点，并用这种观点去分析历史和现状，从而预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在设计未来社会蓝图时以大工厂为原型，完全抛弃了平均主义和苦修苦炼的禁欲主义，使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这时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代表。他们甚至进行了社会实验，1824年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1214公顷土地，开始新和谐移民区实验，但实验以失败告终。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科学社会主义是在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基础上直接发展起来的。19世纪30至40年代，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过渡到机器大工业阶段，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发展的局限性都充分显示了出来，这为人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向何处去、人类社会向何处去，提供了足够的历史素材。可见，马克思主义是应运而生的。以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为标志，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阶段。从此，关于社会主义是社会进步合乎规律的结果学说代替了乌托邦的幻想，把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进程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自从由空想变为科学以后，就作为一种现实的运动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起来。巴黎公社的成立，十月革命的胜利，都是很好的证明。

第3篇：社会主义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1 — 0012 — 02

进入新世纪，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出发，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和奋斗目标，这标志着党对1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的深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迈进到一个新境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将显现出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的实践依据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党的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其中就包括“社会更加和谐”；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要求，明确了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正式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指出这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心然要求。十六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按照"民主法制、公平竞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六个方面的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得益问题。这标志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初步形成。

2005年2月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中提出目前我国社会既是“发展的黄金期”又是“矛盾的凸显期”，这一概括是十分科学的。一方面国家进入这一时期有着较大的发展和大的举措，如西部大开发，南水北调等；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引起矛盾比较集中涌现，表现在：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尤其耕地，淡水，森林石油，天然气资源占有量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1/4、1/5、1/10和1/22，并且资源得用还存在着浪费；我国面临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止；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基尼系数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社会利益关系日益复杂；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一些地方艾滋病、吸毒现象呈蔓延趋势……由此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追求，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落脚点和归宿。十九世纪初三大空想社会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在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圣西门主义者明确阐述了统一计划经济思想，提出了人人应当劳动的思想：傅立叶的反商业及其恶果思维被看成是文明制度的一切基本缺陷的集中表现，他主张共同劳动，男女平等，实行免费教育等等。欧文试图通过实验建立一个人人平等和共享劳动成果的新社会。空想社会主义者大都重视哲学，圣西门把政治制度看作人类理性进步的结果，傅立叶把理想的和谐制度与神的旨意联系起来，欧文则要求把未来社会置于人性规律和科学知识之上。三大空想社会主义的具本观点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但其中的积极因素却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来源。正如恩格斯所说，科学社会主义永远不该忘记它是“站在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个人的肩上的。”

基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人类社会认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飞跃。

列宁和邓小平是世纪两端的两位伟人，“从时代出发，从实际出发，开创了有自已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列宁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了唯物辩证法。”

邓小平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是崭新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义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飞跃”。

在新的历史时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突出地体现了唯物主义辩论法质量互变规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随着自身和谐因素的不断积累，不和谐因素的不断消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不断走向“完美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指社会中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更指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总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凸现了“以人为本”，关注人的存在状态，人的发展状态，凸现了科学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社会、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的整个状态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属性，性质，发展程度来看待和衡量，具有十分强烈的与时俱进的方法论意义。

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宏观的角度把握了社会和谐。他们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个“完美和谐型”的社会。人与物质和谐，物质极大丰富，人非物役，人脱离了“物的依赖性”，人与人和谐，人与人之间互助协作，人与社会和谐，每个人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和谐统一，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美的本质的统一。

思想有着丰富的和谐与团结思想，而且有着强烈的方法论特征。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批评极端民主化——达到上级下级组织的和谐；批评红军中的绝对平均主义——达到官兵的和谐相处；批评单纯军事观点——达到军事任务和政治任务的和谐兼顾。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三三制政权，使统一战线中各阶级和谐共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十大关系》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实行统筹兼顾——达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和谐；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达到不同思想的和谐与统一；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达到各党派与执政党的和谐与相处；坚持民族团结，达到各民族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达到科学文化领域内各派别的和谐与共同进步，等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第一次指出社会主义的矛盾学说，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划为人民内部矛盾，即非对抗性矛盾。无疑，这些都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渊源。

邓小平理论中有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全面地和谐地发展的思想。邓小平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去理角解社会主义的本质，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并列起来，找到它们“和谐的共质”，这就为改革合理的上层建筑找到了论据，并且指出改革也是一场革命，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从而在内在逻辑上把握了改革和革命的和谐相容的共性；邓小平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首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概念，强调两个文明一齐抓，不可偏废，深刻把握了二者的和谐共容、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理论的提出，邓小平看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辩证的相对的同一性，这个崭新的国家学说最终使两种制度辩证地和谐地同时并存在一个国家中；邓小平把计划和市场看作两种经济手段，从而抓住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和谐性，创立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高度重视以“以人为本”即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主体和享受主体的统一性，和谐性，因而既强调“允许先富”，更强调“共同富裕”；邓小平区域经济布局和协调发展理论，更充分体现了“社会和谐”的思想。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也体现了丰富的辩证和谐思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和谐地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分配方式和谐地并存；“三大文明”和谐地协调发展；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和谐地结合，相互推进；德治与法制并重；执政党党员队伍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和谐相处，提高执政能力，等等。

由此可见，和谐和执政理念，和谐的建设理念正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渊源，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再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再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和时代的要求，同是又是理论的符合逻辑的继承和发展。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既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有其现实必然性，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的新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

〔参 考 文 献〕

〔1〕 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05，456.

〔2〕 马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N〕.人民日报，2004- 05- 26.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5.

第4篇：社会主义发展史范文

1、作为资本主义的代替物

社会主义从何而来，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理论的逻辑上来说，首先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取代物而出现的。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时候，曾经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但是也有人发现了他的弊病。

针对这些弊病，很多人便设想种种方案来取代这种社会，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空想社会主义应运而生，空想社会主义从1516年算起，大致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16世纪到17世纪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托马斯?莫尔。《乌托邦》顾名思义描绘的就是在乌托邦的小岛上实行的最完美的制度，写成于1516年，时值英国“圈地运动”倍受欧洲诟病和新航路开辟取得重大成果的时期。莫尔以与一位航海家对话的形式表述了他的政治主张。“Utopia”系莫尔根据六个拉丁语字母虚造而成，在书中指的是航海家所发现的大西洋上的某个海岛，后被理解为“无何有之乡”的意思。

第二个阶段是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是格拉古?巴贝夫。巴贝夫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大量散见于他为报刊所写的文章、在法庭上的辩护词和给战友的书信，以及平等派组织的文献。由于巴贝夫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主要形成于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时期，把主要批判锋芒对准资本主义这一私有制社会。以理性论为依据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性，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的立场。

第三个阶段是19世纪中叶的主要代表，法国的圣西门、傅里叶和英国的欧文，被称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代表着空想社会主义的最优秀成果。他们认为。人类社会是从最初的渔猎时代经过游牧时代而进入犁耕时代的，前两个时代，人人享有自然权利，没有私有财产。到了犁耕时代，人们承认谁在这块土地上耕作，谁就有权占有这块土地。因而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产生了私有制，人类进入了没有理性的阶段。但是，私有制社会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私有制社会必将被文明幸福的公有制的理性社会所代替一样。欧文比圣西和傅立叶高明的地方，是他考察了私有制的产生和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必然性。

2、作为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

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暴露，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马克思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空想和错误的成分，吸收其中积极和正确的内容，通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从历史过程来看，从19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这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划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期。

第一个历史时期，从19世纪40年代至1917年，大约70年的时间。世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在欧美国家兴起和扩展，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长期的斗争。其顶峰就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第二个历史时期是从1918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也是大约70年时间。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扩展到世界各个范围，有一批国家相继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致力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进行改革。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到战后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二、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

（一）社会主义是人类长期追求的目标和理想

对于“社会主义”认定难，难就难在其标准上。500年来，人民对于社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探索，中国也探索了很多年的社会主义。但后来邓小平同志痛心疾首地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小平同志及时提出这个问题，因为他发现我们过去所犯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了解。

在1985年8月邓小平就坦诚的说：“我们总结了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987年4月，在会见法国客人的时候，邓小平又指出：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500年的又一条经验。

（二）社会主义要求从现实出发实事求是，摒弃任何脱离现实、超越阶段的空想和幻想

回顾梳理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其中有几百年都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发展，我们今天回顾他，是不是要从根本上肯定他，然后向他学习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分析，肯定积极意义，但是对空想社会主义又做了进一步深刻的批判。指出三大空想社会具有十分空想和虚幻的性质。正是在批判分析的基础上，才出现了科学社会主义。但是我们纵看历史的时候，我们仍然能发现，这个空想主义的特点在依然以不同形式出现。斯大林在1939年提出了向共产主义前进的口号，回过头来看，这些都是空想。吸取这样的教训，社会主义决不能靠空想生存，空想对未来有很多美好的理想，尤其积极的一面，但他早已被马克思主义摒弃，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仍然空想，必然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

三、启示

1、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推动力

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都不同程度的涉及到社会主义的模式的问题。世界上没有哪种模式是具有绝对的神圣的意义。正是基于这样的内在原因。对传统的体制和模式的改革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不改革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因此，从上世纪50年代初，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出现改革的三次浪潮，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改革的的第三次浪潮宣告终止，其中的教训非常深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五年来，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锐意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不断扩大开放，决心之大、变革之深、影响之广前所未有，成就举世瞩目。

第5篇：社会主义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人权；人权理论；中国特色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5-0009-05

在21世纪。人权的内涵将得到更为全面与深入的解析，人权的国际国内保障机制也将更为健全与完善。当然，这一切都应以科学与进步的人权理论为先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权理论的发展始终秉持人权的普遍规律与基本国情相结合的原则，整体上是朝着科学与进步的方向迈进。本文旨在梳理我国人权理论的发展历史，总结规律与特点，探究动因与变化，以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理论困惑阶段

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了战后国际社会的人权意识，客观上也催生了当代中国的人权意识。换言之，当代意识的发展是之后人们自我意识、自我反思的产物。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权问题面临观念与实践的两大挑战，在理论上存有一定困惑.这也客观上阻碍了人权观念的发展。观念方面的挑战主要是由于以前对人权问题关注不多。对人权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实践方面的挑战主要来自于美国人权外交的压力，这使得人权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一）理论挑战及其困惑

有学者曾指出：“现在还有很多人把人权看做‘资产阶级的口号’。言下之意，人权不是，就是危险品。他们的理论通常并不是根据政治功利，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的确，在改革开放之初，谈及人权问题有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观点方面的困惑。这困惑源自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对圣麦克斯针对共产主义的逻辑虚构做出的尖锐的批判性发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圣麦克斯：“对共产主义的克服是通过一系列虚构，一部分是逻辑的虚构，一部分是历史地虚构，来实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二个推论”中对圣麦克斯“按照共产主义者的意见，每个人应该享有永久的人权”的观点进行了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他们和其他许多人在谈到权利的时候都曾强调过“共产主义对政治权利、私人权利及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即人权所采取的反对立场。”，不仅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阐述了“人权本身就是特权”观点，“请看一下《德法年鉴》，那里指出特权、优先权符合于与等级相联系的私有制，而权利符合于竞争、自由私有制的状态；指出人权本身就是特权，而私有制就是垄断。”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表述，似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则上对人权持反对立场。1979年10月26日，《光明日报》第3版发表《略谈人权问题》一文，该文引用“共产主义对政治权利、私人权利及权利的最一般的形式即人权所采取的反对立场”的论述以及一些旁证材料，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权的原则立场是“采取反对立场”。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讲不讲人权，学界存在不同的理解。因此，当时讨论人权问题，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权立场与观点进行研判。如果马克思主义者果真对人权持反对立场，则人权意识生存与发展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将缺乏理论的支撑；反过来，如果马克思主义对人权持肯定立场，则必须清除在人权问题上的认识障碍。对此，有学者提出不能机械甚至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认为《略谈人权问题》的作者误解了马克思这段话的愿意，事实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对人权“所采取的反对立场”，是针对资产阶级人权而言的。理由如下：第一，在说明了反对立场之后，马克思接着引用了他在《德法年鉴》中的论述，对他所反对的人权作了具体说明，指出“那种人权本身就是特权”。第二，马克思对于这种实质上是特权的人权作过深刻的揭露，指出实际上“人权”这个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意味着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权利、资本所有者的权利。所以，联系马克思关于人权问题的著作来看，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马克思反对资产阶级的那种人权，决不能由此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权的一般原则态度是“采取反对立场”。

（二）现实挑战及其影响

现实挑战主要来自于美国人权外交的压力。美国人权外交起源较早。普遍的观点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总统就开始进行人权外交。但事实上美国真正的人权外交始于20世纪70年代。此时，美国基于国内各派系之间斗争的压力，向全球推行人权外交。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曾说：“我相信，通过强调人权，美国可以再一次使自己成为人类希望的使者，未来的潮流之所在。”在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通过了关于具体国家的人权立法。美国国会在1993年和1994年连续两年，向总统提出建议，要求削减对严重违反人权的国家的援助.并在1976年要求美国国务院撰写和发表国别年度人权报告。接下来，美国国会还建立了人权监督机制.由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组建了欧洲安全和合作小组、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两大人权组织。在人权外交过程中，美国既重视世界各国的消极人权，同时也关注积极人权。卡特政府时期的国务卿万斯强调，美国接受三种国际人权：（1）人格权，例如不被谋杀，不被即时处死，不受酷刑和虐待的权利；（2）某些经济社会权利，例如食物、住房、医疗保险和教育的基本需要权；（3）其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上述每一方面的权利又被分为许多小的方面。如公民权包括集会自由、宗教自由等等。通过推行人权外交，美国不仅把人权当作外交政策的“基石”和“灵魂”。而且也作为向社会主义国家进攻的“尖端武器”。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人权已然被贴上“美国”标签，被视为美国推行意识形态观念与反华的工具。这客观上不可避免地滋生了改革开放之初政府及民间社会的抵触情绪，使得“人权”成为人们不敢触及的“雷区”。同时，由于美国推行人权外交的过程中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渗透，国内外关于人权普遍存在着“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等观点。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理论思辨阶段

基于理论困惑与人权外交的双重压力.改革开放之初的十多年间人权一直处于较为“敏感”的状态。理论层面不敢正面触及，外交层面不能有效回应。这一局面直至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的发表才得以改变。

（一）中国政府对人权的承认与肯定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1991年11月1日正式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这标志着我国在人权观念和人权实践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白皮书从党和国家政府的立场上彻底否定“人权是资产阶级口号”的观点，并且把人权确立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所追求的崇高目标。白皮书之后，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均提出“尊重和保障人权”。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重申“尊重和保障人权”，并将“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纳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中。

（二）理论界对人权的研究与思辨

在人权理论研究中取得突破的标志性事件是1991年《深入开展人权与法制的理论研究》一文的发表。文章明确表明自己马克思主义立场。提出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人权旗帜”。认为人权理论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要更加完整地掌握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并将它运用于我国社会主义人权法治建设中。进一步完善我国关于人权的立法和执法，推进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在这一阶段，学界对包括与人权关系在内的诸多人权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1.关于人权与关系

2001年研究会主张“人权高于”。与此相反，学界也有对“人权高于”质疑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从时间上看，先有人权然后才有，是人权产生，而不是产生人权，因此，一般人权理所当然地高于国家。然而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中，国家从来都是作为普遍人权的对立者存在的。如果要实现普遍人权，就必须消灭阶级和国家。尽管在现实国家之中对人权保障意义重大.但“高于人权”、“是人权的基础”等观点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也有学者从社群主义角度还原了人权的三元背景关系，借助后现代主义的分析方法。从法理上深刻分析了人权与的关系，并放弃了政治批判的话语。

2.关于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学界在此问题上有四种理论模式：第一种，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在人权同一层面展开且相互对立与辩证统一的一对理论范畴。第二种，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人权的非同一层面展开但相互联系与辩证统一的一对理论范畴。第三种，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代表不同文化背景的对立或对应的理论范畴。第四种，人权的普遍性就是指普遍的人权，捍卫普遍性需反对各种反调。

3.关于首要人权的问题

1991年发表的白皮书中明确提出生存权与发展权是首要人权。但是，关于首要人权，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我国当前生存权已经基本解决，所以首要人权应该是自由权，特别是言论自由权。也有学者也指出，生存权是基本人权而不是首要人权。实现和保障生存权，必须首先具有民主和自由等政治人权，然后才能有经济人权。历史已经证明，民主自由虽然不能当饭吃，但是如果没有民主自由则一定就没有饭吃。因此，我国现今的首要人权应该是政治人权。另外，还有学者认为，首要人权这个概念自身就存在问题，在人权的普遍性、关联性等内在逻辑关系中，本就不应该有首要、次要的划分，每一种人权都是独一的，是无法用其他权利来替代的。

4.关于人权的主体

对于这一问题，中国当代学者大体形成了三种主要观点：第一，有学者认为人是人权的主体，如“人是人权的唯一主体”。第二，还有学者认为个体是人权的主体，这里的个体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有感觉的、有个性的、直接存在的人”，“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作为人权主体的个体又包括三类：个人、法人和集体。例如，有学者指出“从生命主体到人格主体”、“从有限主体到普遍主体”、“从个体到集体”。个体、法人和集体就都是人权的主体了，但是法人和集体作为人权的主体仅具有手段性的意义，生命个体才是真正本源性的人权主体。第三，如有学者所言，个人、社会群体、民族、甚至是全人类都可以包括在人权主体之内。

5.关于人权的正当性

学界对此问题的理解远未达成共识。存在大相径庭的诸多观点，有可能是人权理论研究中差异最大的理论问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商赋人权说”、“生赋人权说”、“国赋人权说”、“行赋人权论”、“道德权利说”、“契约主义说”、“自然法与习俗”说以及“良心”理论等等。例如，有学者认为“人民掌握了国家，才能获得人权，人权是经过革命、经过夺取政权争来的。”“人的权利不是‘天赋的’，而是国家、法律所赋予的。”人权是社会历史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一定的经济关系在制度、政治和法律上的表现。与这些论证思路相反，有学者则主张人权的本原或人权的正当性是基于人的人性，即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

6.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研究

关于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内容，有学者总结为七点内容，即人权的经济观、人权的历史观、人权的阶级观、人权的国家观、人权的发展观、权利与义务统一观和人的解放观。其中，人的解放观是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的核心。也有学者认为，对于马克思而言，人权并不是一个自明的信念.它是需要论证的社会理想，马克思站在人类解放的高度来阐述人权，因此，马克思人权思想的核心是人类的彻底解放。马克思对近代西方的人权批判是对其人权制度的批判，是对人权作为手段的批判，从未否认人权自身。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人权问题有着明确的四个态度，即人权口号的提出具有阶级内涵；人权是人类社会发展必经的阶段：被束缚阶级的解放只能求助于人权：人权观念的进一步深化应当是对真正平等和真正人权的向往。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关于人权研究的这个阶段在实现“人权”入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研究中就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理论发展阶段

以2004年3月14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宪为界，人权实践与研究获得宪法保障，这种基于宪法基础的人权实践极大地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发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宪法、法律及政策基础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宪法基础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建构而言，宪法对人权予以规范是基本前提。如果没有宪法对人权的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建构就缺乏宪法正当性。就此意义而言，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建构者，必是人权人宪的支持者、拥护者与推动者。在2004年人权人宪之前.吴邦国委员长召开了宪法修改座谈会，有学者就提出，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有利于彻底消除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误解和顾虑；有利于从立法、执法、司法、护法等各方面促进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可进一步消除国际上一些政府和人士对我国政府在人权问题的立场上的误解与攻击，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声誉：有利于加大对包括宪法权利在内的更广泛的权利的保障。显然，在推动人权人宪的学者看来，人权入宪无论是对于人权实践还是人权研究与教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事实上，人权入宪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构建而言更是如此，因为人权入宪使得人权具有宪法正当性，这一正当性不仅仅有利于人权脱敏。更为人权理论构建奠基。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法律政策基础

实现人权入宪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如何完善各项权利的制度保障成为人权法治化进程的中心议题。例如，2005年8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第2款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2009年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党和政府首次制定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2012年6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这是中国政府制定的第二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与2014年，国家分两批先后设立了八个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这对于人权研究与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基本特征

结合世界人权发展历史潮流与中国当代具体国情及人权实践可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是致力于保障人权与基本自由的理论，且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是以人为本的理论。

古典人权理论中的人是抽象化的人，是具有生物性和普遍性的人，因而忽视了人的社会性以及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古典人权理论的这种局限性是由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与古典人权理论不同，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以所有的人为本，以人人为本，它的目的是以每个个体的人为本，而且就理论自身而言，也是能够实现以每个个体的人为本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是建立在现实之上的理论.而不是抽象的一般原则和宣示。它的根基在社会，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反映了社会的需求，体现了民众的意愿。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是人的价值高于一切的理论

人性、人格尊严既是人权理论的理论源泉，也是人权理论的发展动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是人权之本的人本人权理论，是人人自由、人人平等、人人幸福的人权理论。人的价值与尊严贯穿到这一人权理论的方方面面。在法治社会，这一价值追求尤其应得到法律的尊重和保障，法律是因人存在。现实的个体的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基点和落脚点。离开了现实的个体的人，就不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除此之外的各种形形的人权理论都只能是维护部分人的利益。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是人的权利全面发展的理论

在法治社会里，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法定权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最起码的要求。否则人们的人权就不可能真正实现。这就要求立法上要对这些法定权利的保障作出比较完善与可操作的规定；司法上要强化对这些法定权利的司法保护；执法上不要侵犯这些法定权利的行使；守法上要享有这些法定权利。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最高要求在于以人的应有权利为本，而不仅仅是止步于法定权利。保障这些不断发展的应有权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必然需求。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是人人参与人权实现的理论

按照古典人权理论，国家与社会固然在人权实现中负有首要义务，但这并不表示人们可以不尽义务便可以享有权力。在人权实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实际上提倡多方参与、齐抓共管、共同促进人权的发展，尤其要发挥集体在个人人权实现中的作用与功能。这也是现代社会人权义务的应有内涵。换言之，就是要让人权实现回归个体的人。这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对古典人权理论的发展，同时也是对现代人权理论建设的贡献。

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是人人和谐共处的理论

第6篇：社会主义发展史范文

[摘 要] 革命是少数精英主观鼓动的结果还是历史演化的必然选择，是阻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还是为现代化的大规模展开开辟道路，问题的求解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近代中国社会基本的二元格局出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寻找答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从根本上讲源自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是近代中国社会生产力与落后腐朽生产关系冲突的结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正是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这一切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真正代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化的结果，探求其发生发展的合理的历史根据，也必须从近代中国社会演化的视角去考察。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最明显表现为二元社会格局的出现：一方面，孤岛般、畸形繁荣、新事物纷然出笼的通商大都市崛起，另一方面则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体之乡村的发展迟滞、日渐贫困、挣扎于生存危机。这种二元格局从不同的层面制约着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变革，也许只有从城乡二元及其内在关系的维度才能更为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意蕴。本文主要从城乡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的角度，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一、乡村危机·土地革命及其现代意义

近代中国90%以上的人口为农民，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始终占着主要地位，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为土地变革，毛泽东也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说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质是农民革命，故要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合理的历史根据必然离不开对农村演化的分析。过去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都重点分析了农村的状况，本文认为这种分析是必要的，但需指出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决不等于农民革命或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具有多重意义，既有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民生存危机、进而动员广大贫苦农民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直接动因，更有从根本上为中国先进的生产力开辟道路最终完成从农业向工业国转型的伟大目标。土地革命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服务于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公平与现代化社会的历史使命。

近代中国乡村情况如何？至今没有统一的意见。过去一般认为近代中国农村农业落后农民生活困苦，没有什么进步。近几年又出现一些稍新的观点，认为近代中国乡村有一定发展，而不是一直萧条。本文则基本倾向于传统的观点，并用乡村危机来概括近代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状况，且坚信这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

乡村危机早在乾隆中后期就已开始，鸦片战后，外国的入侵激化了本已尖锐的社会矛盾，最终酿成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旧式农民大起义。但太平天国运动没有导致王朝的更替，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仍然存在，也未造成政府休养生息政策的执行，只是部分缓和了过去极为紧张的人地关系。随后，由于对外赔款的增多、政府举办洋务的展开等种种因素，乡村一直处于危机之中，从过去的周期性爆发转变为持续性存在，不仅有绝对的生产不足而出现物质匮乏，且有一定程度的生产过剩危机征象，成为世界经济危机的一部分。（《王亚南文集》第3卷，第283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

近代乡村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农业生产的落后和发展迟滞。近代中国农业经济虽然局部地区呈现一定程度的商品化、区域化格局，但从总的来讲，近代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没有多少质的进步。农村基本仍沿用传统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方法，即使在中国相对先进的通商口岸地区，“古老的耕作方法依然占支配地位，复种轮作没什么创新，农民普遍使用的仍是浪费体力的古老农具，农民依旧依靠传统农家肥，改良种子和新品种的引进有名无实”，“新式农具、化学肥料和新品种的采用等新因素所起作用微不足道。” （章有义:《海关报告中的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状况》，《中国农史》1991（2）。）农作物产量从总体上讲，部分年份有所增加，但单位亩产量并未提高，相对于鸦片战争前夕，总体上看有下降的趋势。若以1821~1830年间亩产量指数为100，1831~1850年则为92，1871~1890年为80，1891~1911年为78。（珀金斯:《1368～1968中国农业的发展》，第3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1931年粮食作物亩产量平均仅为270.09斤，比清代中叶的367斤下降了26.2%，1947年的亩产量甚至低于汉代264斤的水平。（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第205～206页，农业出版社，1985。）总产量的增加主要靠耕地的增加（开垦东北及西南边疆等）及玉米、甘薯等高产作物的种植。农业的衰落还表现在大批无地农户无力租种土地，导致废荒耕地不断增多。耕地荒废面积的增加率若以1914年为100，1930年则已达323。（《王亚南文集》第3卷，第277页。）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式农场，不仅稀少，且在30年代逐渐衰落。总之，近代农业生产在诸种因素阻碍下，仍维持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没有出现什么质的进步。（2）农民生活贫困化加剧与流民增多。近代农业的稍许进步所得并没有归劳动人民所有，而是通过种种剥削流进了地主、商人、官僚、资本家及外国侵略者手中，且农村货币不断流入城市，导致近代农村金融枯竭，缺乏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力量。近代中国农民负债者不断增加。三十年代中央农业实验所对全国22省850县所做的调查表明，借钱户占全体农民户数的56%，借粮户占48%。（张培刚:《民国二十三年的中国农业经济》，《东方杂志》第32卷（13）。）当时高利贷盛行，贫困的农民在恶性循环中难以摆脱困境。许多农民在难以生存的情形下，走上背井离乡、出外谋生的道路。据1933年21省有报告资料的县份计，离村农户均占该县农户总数的4.8%，高者达12.2%。（赵德馨主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第26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由于近代工业不发达，进城而难以发生角色转换的农民，或沦为乞丐与娼妓，或加入黑社会扰乱一方。也有不少青壮年男子进入部队充当士兵，更有一些破产农民结伙为盗、占山为匪，成为社会的赘瘤。广大农民处于生存危机之中，为生存而斗争构成起伏不断的农民运动的主题。

阻碍近代农村生产力发展导致农村发生危机的因素是多重的。帝国主义对华勒索巨额赔款及其商品剥削、历届反动政权对农村征收沉重的赋税和摊派徭役、腐败统治下频繁的天灾人祸以及一直存在的人地紧张关系等，都构成近代乡村不断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这里主要对导致农村危机的根本障碍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对农村生产力阻碍做些说明。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在土地私有制基础上以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为主的封建土地制度。大土地所有制与个体租佃小农经营体制的结合，构成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极不利于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在土地买卖兼并的过程中，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货币，以致土地所有者难以向农业生产进行大量投资，同时由于大土地所有者采取租佃经营，只重视农业产品的再分配而不重视农业的再生产，不愿对生产进行投资；另一方面，土地耕作者，在沉重剥削下，缺乏再生产能力，劳动积极性也受到打击。因此，这种土地制度在中国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及生产力极其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出现，可说是一个怪胎，构成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总根源，使中国长期徘徊于治乱循环的周期性危机之中。进入近代以后，封建土地制度没有改变，军功地主增多下土地兼并仍有不断加剧之势，导致无地农户增多，这在东南沿海省份表现得更为突出。以1905～1924年江苏昆山为例，1905年自耕农(包括地主和富农)占各类农户的比例为26%，1924年则下降为8.3%；佃农则由1905年的57.4%，上升为1924年的77.6%。（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276页，科学出版社，1955。）土地集中并未带来经营方式的变化，相反，由于广大农民日益贫困，无力耕种更多的土地，以致土地使用日益分散。据1922年对浙江等五省九县田场大小的统计，平均使用10亩地块以下的农户，竟占全体农户的58.1%，11～25亩的占24.1%，26～50亩的只有9.4%，使用51亩以上的农户仅为8.3%。（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381页。）近代以来，中国人地比例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出现竞租现象。据章有义的最新研究，中国人均耕地从未超过3亩，1928~1936年仅为2.77亩。（章有义:《近代人口与耕地的再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耕地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在竞租耕地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下，形成地租上涨趋势。据江苏9县调查，1922~1927年间，实物定额租增长了37%；苏、皖两省4县的调查，分成租额增长了172%。据江苏27县调查，1922~1927年间货币地租增长了129%。（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04～305页。）近代中国的地租一般占产量的一半左右，有的高达八成甚至100％以上。如昆明三村租额为107％，浙江义乌为121％，福建长汀为100％。（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04～305页。）在商业性农业区，地主往往提高种植经济作物土地的地租率，将佃农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所得的收益剥削去大部分，影响着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地主还通过押租、预租以及各种附加租和劳役等手段， 加强对一般农民的剥削，将广大农民推向生存危机的境地。由于高地租的影响，一方面导致各色地主将农民劳动成果大部剥削归己，严重影响直接生产者小农的扩大再生产甚至简单再生产，从而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进步，同时也导致社会大量货币向土地转移，或将地租转化为高利贷和商业资本，而不是投入到现代产业中去。

可见，近代中国农村生产力与封建的生产关系存在着尖锐的冲突，要发展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经济的进步，必须彻底改变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地主阶级的统治。把农民从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下解放出来，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当时促进农业发展的最基本的举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正是将广大农民从封建制度下解放出来，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解放农业生产力，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进而为中国工业化的大规模展开奠定基础。

乡村危机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背景，但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的新民主主义，不是一般的农民革命。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它已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相联，是促进中国工业化进步的必要前提。因此，土地革命的性质与作用决不是传统的农民革命所比拟的。土地革命只是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共实现民族独立、国家统一、建立新型制度、完成工业化、最终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革命道路和手段。关于土地革命对解放生产力的意义，中国共产党虽然出现过错误的认识，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则对此认识不断深入。早在1927年毛泽东就指出土地革命的意义在于“农民得解放”、“增加生产力”、“保护革命”。（《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93。）1936年他在与斯诺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土地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10页。）1944年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更为明确指出:“在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中国其他地区，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农民被土地束缚着，没有自由，彼此很少往来，过着愚昧落后的生活。这种经济是中国古代封建主义和独裁专制的基础。未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但为了发展工业，必须首先解决土地问题。没有一场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发展资本主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 第183～184页，人民出版社，1996。）事实上，近代中国农村的状况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盛衰有着根本关联，限于篇幅，这里不准备详谈。

二、现代化与革命的内在互动

真正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生、发展及其性质，如果仅从衰落的农村一元去观察是极不全面的，还必须考察拥有现代生产方式及新的思想价值观念、代表时展潮流的城市，从根本上讲，正是后者的参与，才使得中共革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导致革命发生及其性质变化的更为根本的因素是现代生产力及在此基础上社会诸领域现代化因素的不断发展与壮大。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历史的事实是：现代化因素的不断积聚及其受压，是导致革命发生的最本质因素，革命又是为社会现代化开辟道路。这里主要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及其障碍作些分析，以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式生产力的互动关系。

不断发展的新生产力与占统治地位的旧生产关系之间的冲突是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与条件，也是一场先进的革命发生发展的最根本的历史根据。对此，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做过大量的论述。（张福记：《马克思等经典作家政治革命观的重新理解》，《山东师大学报》1998（4）。）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做过经典性的概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这一段话论述了研究革命的基本方法，明确指出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革命产生与发展的始动因素，只有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并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冲突的基础上，革命才有可能发生，并取得发生发展的合理的根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从总的趋势看一直处于曲折发展之中。具体来说，1911~1922年不断发展，1923~1925年发展出现一些危机、1925—1931年是相对发展较快的几年，1931—1935的四年间，由于种种原因，不少民族资本企业陷入困境，不过自1935年底始，大部分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走向恢复发展的阶段，1936年及1937年又有较大的发展，随后则由于日本的大规模侵略而打断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进程。从部门上看，一些新兴的行业得到较大的发展。如化学工业中的橡胶、酸类制品发展极快，机器造纸业、水泥、火柴业、电力、通讯、交通运输、金融、现代商业等基本处于较顺利的发展之中，没有出现很大的波折，但过去一向发展较快的几个行业如棉纺织业、丝织业、卷烟业等基本陷入困境中，但在曲折中也仍有一定的发展。所以，这十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非全面的萧条与破产，从整个来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

外国在华的产业资本及官僚资本在总的数额上仍超过了民族资本，不过民族资本在1920—1936年间，虽然经历了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但其产业资本的增长率仍达8.21%，专就工业而论则达9.37%，比外国在华产业资本的增长率4.31%和官僚资本的增长率7.78%(均不计东北)都高。（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726—727页。）

但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却异常的艰难，面临种种障碍，其中根本障碍还在于外资在华企业及外国商品的竞争与冲击和国民党政权对民族私人资本的压制，自然也包括前面所述的封建土地制度及乡村危机。

虽然外资在一定时期曾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起过刺激和示范作用，但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步发展，刺激示范作用逐步为压迫与竞争所代替，尤其是1929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以后。西方国家一方面大力向华倾销剩余商品，另一方面则提高进口关税，以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在中外贸易中，中国入超值日益增大。1931年入超升至81641万多元。（《财政年鉴》上册，第444、463～476页。）二三十年代，在华外资在煤矿、钢铁、石油、电力及卷烟等许多行业占有绝对优势和垄断地位，（详见严中平等辑：《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统计资料选辑》，123~124、127~128页。）从而构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中国发展较快的新兴行业，也多是在与外资拚死竞争下求得一定发展的。如范旭东创办的永利制碱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是历经磨难才有所进步的。而一度发展的民族橡胶业，则在日资企业及走私制品的打击下濒于破产。（《上海民族橡胶工业》， 第35页，中华书局，1979。）

脆弱的民族资本企业面临强大外资企业的竞争，亟需政府的大力扶植，但南京国民政府并未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国民党政权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但据现有研究成果看，该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讲不能归功于国民党政权，尽管它也起到过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比较起来阻碍作用更大。纵观国民政府十年的所作所为，它不仅无力解决中国社会所积聚的各种社会矛盾，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而且在根本方面排斥着民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收回关税自主权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也符合国民党政权的利益，但是并未完全达到有效保护民族资本的目的。当时日资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最大障碍，但国民党为了尽快实现关税自主的目标，不惜牺牲民族利益与民族资本的利益，与日本妥协，答应日本的一些特殊要求，以换得日本对中国关税自主形式上的承认。在关税税率的制订方面，国民政府对日本棉织品、面粉、海味等62种产品，在1～3年内保持了原有低税率；再就是关税改革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对奢侈品等税率提高较少，而对中国民族资本工业发展需要的机器产品等却加以重征。1932年生活必需品的进口税率水准约为从价的30.3%，奢侈品的进口税率为从价的32.4%，而1933年必需品的平均税率提高到53.9%，奢侈品只不过为34.3%。1936年，前者为83.7%，后者仍只有38.1%。（郑友揆:《我国关税自主后进口税率水准之变迁》， 第30页，商务印书馆，1939。）所以国民党政权几次修订税率，主要的着眼点是保证关税收入的增加，并不是真诚地、尽力地利用关税税则保护本国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

从国内税收政策来看，1927~1937的十年中，民族资本企业的税负呈不断增加的趋势，超过了北洋时期。裁撤厘金本是为广大工商业者所欢迎的，但为补偿裁厘而带来的政府税收减少问题，国民政府设立了特种消费税。特税消费税种类繁多，节节设卡，成了变相的厘金。统税的实行，从理论上讲，简化了收税手续，可以避免苛捐杂税的泛滥，且外货除纳进口税外，也要同样交纳统税，这将有利于国货的竞争能力。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税率的高低。实行统税的行业，税负较过去普遍加重。以卷烟统税来说，1928年开征统税后，起初税率为22.5%，以后不断提高，至1931年增加到50%。在这3年期间，税率提高了100%以上。（捐税繁重与民族产业之没落），《东方杂志》第31卷第14期。）火柴统税高达成本的60%，水泥税捐占售价的53%。（《财政年鉴》第1编，上册，第949页。）国民政府的统税收入不断增加，并在国民政府税收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1927年统税占国民政府所有税收的比例为2.9%，1931年则占14.4%，1934年1935年分别为27.6%和39.6%，而民族资本企业此时正处于发展危机之中。（杨荫溥:《民国财政史》， 第47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

还需注意的是，对于该时期国民党政权采取的一些曾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政策与措施， 诸如关税自主、裁厘改统、币制改革等，不能孤立在去考察，应把握国民政府经济政策中影响全局的主导倾向，从而把这些政策放在总的倾向中作整体分析与评价。纵观国民党政权的十年经济政策，其主导倾向是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只有从这一总体倾向出发，去理解国民政府的诸多政策，才可能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也才会明了，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同时也是国民党政权垄断全国经济诸政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一个步骤，而不是从根本上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障碍，开辟道路。（详见杜恂诚:《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 第256～28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正因为有不同的主观动机，才使得一个具有多种作用与影响的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日益朝着不利于民族资本主义进步的方向发展，而逐步成为国民党政权扩张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方案中的实际步骤。

总之，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一个失去革命精神、维护少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的军事独裁政权。虽然它容纳了一些民族资产阶级人物，但在当时多是蒋介石为方便获得军费或装点门面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在国家决策中不起作用。蒋介石政治上依靠传统的姻亲关系、地缘关系、师生关系等，结成帮派，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实行封建的家族式的独裁专制，经济上则依赖对民族资本的剥削及发展国家垄断资本，在农村则继续维护封建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所以它所维护的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旧制度，与新质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制度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发展环境。

正是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才日益壮大，才有可能由日益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敢于与之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南京国民党政权经历了了一个由信任至失望、由依附到抗争的过程；而无产阶级及其先进代表中国共产党则在革命联盟破裂后，坚持革命精神对反动制度进行了全面的革命。自然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还会促进新式教育的发展，导致生活方式的变革，促发新的价值观念的生长与发展，这一切都会形成对占统治地位的旧制度、旧风俗、旧道德的冲击，构成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限于篇幅，下面主要从民族实业资产阶级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要求参政与政的历史事实中，加深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进步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权益曾进行过不同方式的抗争。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以商会等组织为依托，民族资产阶级积极参政议政，曾一度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国民党当政后，民族资产阶级一度幻想在新政权中占有一定席位，但历史很快证明，国民党政权实行的是一党专政，不容其他阶级与阶层分享政治权力。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主要表现在抵制国民党政权增捐加税、要求参政预政、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等几个方面。

1927年后民族资产阶级一度将自己的希望寄托于蒋介石身上，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从投靠蒋介石集团的第一天起，就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其后税负不断增加的事实不断打破民族资产阶级人物的幻想，抵制国民党政府及各地军阀增捐加税，就成为资产阶级各类团体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之一。早在1927年，不少企业就对蒋介石的一次次财政摊款进行了抵制，拒绝认购库券。为此蒋介石采取杀鸡给猴看的方法，以荣宗敬甘心依附孙传芳为由，查封其产业，并通令各军侦缉，直到荣氏认购库券50万元才取消通缉令。（《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96～197页。）民族资产阶级不满于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上海市商会等团体曾掀起反对1934年国定税则的运动。（《四川经济月刊》，第2卷，第1期，1934年7月。）这一时期，有关实业界向政府请愿要求降低税率活动的记载特别多。可见，1927～1937的十年间，虽然国民政府在实现关税自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离民族工商业者的要求相差很远。

为从根本上创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优越环境，民族资产阶级以各种形式进行了争取民主参政权利的活动。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28年全国商会联合会独自预选10名立法委员，请求从中遴选5人。（《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 第56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该事件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强烈的参政与政愿望，这自然为实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政权所拒绝。民族资产阶级各团体为争取商会的选举权，也一度与国民党政权展开了斗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27），第576页。）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加深，国内要求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报刊纷纷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一党专政”，要求实行宪政，还基于自身的利益和民族的前途，积极参加了一系列反帝爱国与抵制内战运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一大批民族资本企业毁于炮火，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日益增加。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及抗日行列中。1932年4月，上海成立的中社开会讨论参加国难会议之事，黄炎培、史量才、刘鸿生、荣宗敬等多人，宣布不参加国民党主持的国难会议，以示抗议，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确保人民之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承认各政党得并立自由活动，实行地方自治，筹备宪政，限八个月制定民主主义之宪法宣布之。（《救亡通信》第11号，1932年4月22日。）集中反映了当时广大民族资产阶级乃至全国人民的政治主张，表达了民族资产阶级追求独立、自由、民主的理想与愿望。1932年5月，在上海的全国商联会和市商会、银行公会等发起组织“废止内战大同盟”。

虽然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到一些问题的实质，但他们还是不敢参加革命，只能提出一些一厢情愿的改良的办法，自然难以实现。但是基于自身发展的种种困境及国民党政权对外妥协对内压榨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认识有了极大的提高。身为国民政府官员的民族实业资本家穆藕初思想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30年在国立暨南大学演讲中指出中国棉业不发达的致命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穆藕初文集》，第332—337页。）对农村衰落也有较深的认识，指出中国农民的致命伤在于全国农村中之农蠹。（《穆藕初文集》，第468页。）在这里，对“农蠹”即农村的土豪劣绅的封建剥削与压迫是导致广大农村衰落的根源有了一定的认识。1932年发出了改良政治的呼声。“非改良政治不足以抵抗帝国主义列强之侵略，不足以保护我尚在幼稚时期之纺织工业。”（《穆藕初文集》，第352—353页。）以后又提出，中国进行生产建设，必须先解决一些先决条件，“对内急应铲除建设之各种障碍，对外则应解除帝国主义对中国之束缚是也。”（《穆藕初文集》，第483页。）至此，身在官场、且以实业救国为志的民族资产阶级人物，经过多年的观察与思考，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高度，认识到国民党政权与北洋军阀毫无二致，其对国民党政权所抱的幻想日渐破灭，得出了要发展实业，必须首先扫除经济发展前进的一切障碍，必须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资产阶级实业家兼民主派人士章乃器的思想认识更为彻底。在《改造中国经济的正路与歧路》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利害相同，阻碍民族中心经济建设的进行，要搞经济建设，就必须解决一个前提即先消灭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章乃器文集》上卷， 第186页，华夏出版社，1997。）1937年撰文指出：“农村的破产和中产阶级的没落，表明中国的社会必然的要发生革命，也可以说革命早已经开始。”（《章乃器文集》第107页。）

这些资产阶级人物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分析及对国民党政权统治的观察，得出了与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一致的认识，值得深思。可见在旧中国，要发展生产力，首先要实现政治变革，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由此也可明了，中共领导的革命决不是少数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符合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与利益。不过，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直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生存，其自身有难以克服的缺陷，不愿也无能力领导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与工人，在反帝反封建的战场上冲锋陷阵。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乡村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的历史使命，只能落在先进的无产阶级身上。无产阶级领导的旨在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统治的民族民主革命，实际上正是在完成民族资产阶级想完成而靠其自身而无法完成的使命，从而为当时中国先进的生产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除障碍，开辟道路，使其由依附被动的发展状态，导向独立自主的发展轨道。也正是由于以上所述的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其继续进行的内在根据。转贴于

自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当时历史赋予自己的使命––––为发展受阻的现代生产力开辟道路、更快地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历程，一度犯了左倾错误，但此时革命的基本点始终未偏离反帝反封建这一根本任务，同时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共产党人对革命的性质与意义也不乏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使得左倾错误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并不能因左倾错误的发生而否定其为生产力开辟道路的历史作用。

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既与传统社会的危机有关，更与社会现代化因素的进步相联，是乡村生存危机与新生产方式不断进步及受阻综合作用的产物。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解为单纯的农民运动或者纯粹的资产阶级革命甚至社会主义革命都难寻其本质。基于中国国情而进行的新式资产阶级革命，既是为了消除传统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最大限度地推进农业发展及农村社会的重建，同时又为新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顺利成长开辟道路。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和实现社会的现代化。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最大限度地将二元对立的社会整合在一起，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建立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注重公平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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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第7篇：社会主义发展史范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了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高度重视史学研究以史鉴今和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史学思想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阐发，使之得到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坚持判断社会历史是非得失、兴衰成败的客观标准，把握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充分体现和尊重人民群众在创造人类历史、推动文明进步中的主体地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两个《历史决议》为依据，科学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科学阐明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基本历程，深刻总结了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发展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提高了人们对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认识；全面认识祖国传统历史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郑珺摘自《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全文约17000字)

论邓小平侨务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的形成

张梅

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邓小平侨务思想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纠正了“”时期的错误做法，重申和恢复了、制定的正确的侨务政策，实现了侨务工作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的拨乱反正；第二阶段，邓小平将华人华侨与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提出了一整套系统的侨务思想，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为改革开放后的侨务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侨务思想具有时代性、开创性和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其科学内涵可以概括为海外关系论、华侨爱国论、重大贡献论、权益保护论、独特机遇论和团结振兴论，这“六论”相辅相成，全面系统地反映了邓小平对侨务事业的深切关怀和高度重视。

邓小平一方面坚持了以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制定的正确的侨务政策，另一方面根据国内外形势和海外华侨情况的变化，提出了一系列符合新的历史时期的侨务思想，形成了新的侨务理论体系。在邓小平侨务思想的指导下，新时期的侨务工作清除了“左”的思想的干扰，为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起到了无法替代的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郑珺摘自《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全文约9000字)

略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对粮食工作的领导

熊辉　仰义方

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发生了四次粮价波动，引起了全国性的粮价上涨。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粮价上涨：依法惩办哄抬物价、谋取暴利的米店老板，稳定市民情绪；加强市场监管，控制批发市场，保证人民对粮食的需求。

1950—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应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在新解放区推行运动，废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征收公粮是国家粮食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粮食市场紊乱的情况，党和政府对公粮征收作出了严格的制度规定，并把减轻农民负担作为根本出发点。此外，坚持加强国营粮商的主导地位，对私营粮商采取利用、限制的措施。为了应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帮助灾民度荒，党和政府还提出建设和救灾相结合的方法，以工代赈，兴修水利，进行生产自救；有计划的向灾区农民发放贷款和粮食，并倡导民众互助互济，解决了灾民对货币和粮食的需求，有利于灾民度过灾荒和繁荣农村经济。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对粮食工作的领导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夯实了基础，为抗美援朝的胜利提供了后勤保障，改善了人民的生活。(郑珺摘自《党史研究与教学》2011年第6期，全文约9000字)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回顾与展望

石广生

早在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时，中央就着手对关贸总协定进行研究，1983年1月，国务院作出申请“复关”的决定，1986年7月10日向关贸总协定正式提出“复关”申请。1995年关贸总协定转为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为了加快发展对外经济，于1999年决定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中共中央运筹帷幄，对形势进行科学判断，决定了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正确道路和方向。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了谈判的进展，“复关”和入世谈判也促进了改革开放的发展。经过15年的艰苦谈判，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经济快速发展，在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使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结构力量发生了变化，由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四方决策发展为中国、巴西、印度、美国、欧盟、日本和澳大利亚七方决策，发展中国家对谈判进程开始拥有重要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我们面临的新挑战是：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大国，需要加强抵御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能力；加强参与制定规则和运用规则的能力；政府要改变对经济的管理模式，企业要通过竞争在国内外市场上求生存。(郑珺摘自《百年潮》2012年第1期，全文约8000字)

涉台外交政策演变过程及其特点和主要影响因素(1949—2007)

郭震远

1949-2007年，中国涉台外交政策可以分为四个时期：1949～1971年，争取打破国际封锁、孤立，削弱军事包围和遏制是中国整体外交工作的基本目标和任务，涉台外交工作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72～1978年，在与西方国家的建交谈判中，能否按中方要求处理是谈判顺利进行的关键；1979～1993年，注重灵活处理台湾与某些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问题，反对“两个中国”、“”和“”，关注维护台湾同胞的合法权益；1994-2007年涉台外交政策日益成熟，坚持反对“”，容许台湾民间性的经济文化国际交往。

1949—2007年涉台外交政策演变的特点是：坚决维护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虽然涉台外交工作在整体外交工作中的特殊地位有所变化，但其重要性在不断增加；内涵不断丰富，各项举措的灵活性、务实性不断增强。影响涉台外交政策演变的因素主要是：国际环境和中国整体外交政策的变化；海峡两岸关系及大陆对台政策的变化；两岸综合实力的变化；各自内部的政治和社会变化等。

2008年5月以后，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的历史新时期，涉台外交政策有了重要变化，即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不造成“两个中国”、“”的前提下，通过两岸务实协商，对涉台外交涉及的问题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郑带摘自《国际问题研究》2011年第6期，全文约10000字)

对美军事战略思想论析

施恒骁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在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中国的最大威胁，对美军事斗争一直是思考的首要战略问题。1946年8月6日，首次提出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但是并没有一味轻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而是提出要在战术上、策略上重视它们，讲究斗争艺术，使它们由真老虎转化成“纸老虎”。

第8篇：社会主义发展史范文

2021年4月19日

按照局党委和局机关支部的部署，要在全局掀起学党史风潮，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要真学实学，创新方法学，要结合吉首教育各项工作，达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励行的目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就是要从党史中，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道理，激发“历经千帆，初心不改”的强烈使命感，汲取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弘扬敢闯敢干的精神，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奋力踏上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新征程。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以更好的精神面貌为吉首市教育振兴做出自己的贡献。下面，结合近期学习教育中的所思所悟谈几点认识和体会。

一、要明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1.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求翻身、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没有自己的私利。所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各个历史阶段以及改革开放，历经百年，实现推翻三座大山，人民翻身解放，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改革开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巨变。靠的就是始终不变的信仰，初心不改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奋斗，靠的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2.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只有人民的利益，所以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人们常常以“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来赞誉共产党员，其所以特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无私底色，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人类历史上一切其他党派的独特属性。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

3.中国共产党能够锲而不舍、接续奋斗，一张蓝图绘到底。中国共产党善于从大历史视野对时间进行规划，牢牢把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集全体党全国人民之智慧，让国家发展按照稳定的节奏不断向前。从1954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到“十四五规划”，中国共产党人咬定“现代化”这个目标，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年接着一年干、一件接着一件干，接力奋斗不停步。

4.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旺盛的革命精神。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难中诞生，在血火考验中成长，每一步都充满艰辛磨砺。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愈挫愈勇、自强不息，越是困难大，斗志越昂扬，这是共产党人值得骄傲的品质。十八大以来，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多次提醒：“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不要忘记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是革命者，不要丧失了革命精神。”我们要始终保持共产党人一往无前、一以贯之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就要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更加深刻地理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一以贯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时常审乎己身，照镜治病，永葆党的健康肌体。

二、要明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自建党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证明，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是完全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1.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运行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途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巍然矗立的一座思想高峰。

2.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站在人民立场探求人类解放的道路，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压迫、处处洒满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

3.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就与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历史面貌。

4.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同志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永葆青春，关键就在于不断解答时展提出的新课题、回应人类社会面临的新挑战。

三、要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社会主义与中国的结合，是近代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件大事。中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推进现代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孕育形成的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要素，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写出民族复兴新史诗的同时，也写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版本，写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篇章，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一言以蔽之，因为它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最好脚本。

1.开辟了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新中国成立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0多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

第9篇：社会主义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道路”；世界历史意义

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以惊人的洞察力观察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趋势并提出了世界历史理论，指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产生、发展，并彰显出自身的独特优势，符合马克思所阐明的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深入把握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用世界历史理论看“中国道路”，对揭示“中国道路”的历史逻辑及其世界历史性意义具有重要价值。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科学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系统的阐述其“世界历史”思想，并提出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重要命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则通过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时代的深刻分析，又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马克思所指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指各民族、国家进入全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制约，使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1]在这里，马克思赋予了世界历史的深刻内涵。

第一，世界历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而是“生产力和交往普遍发展”的必然结果。在马克思看来，前资本主义的历史都是民族的、地域性的历史。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生产力较为落后，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还不足以打破限制民族普遍交往的隔阂，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每一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2]生产力的发展又进一步导致生产方式的变革、交往方式与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是世界历史形成的根本原因。

第二，世界历史使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跨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整个世界市场由资本主义国家占领着。一方面，这种“跨越”加速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与发展。世界历史形成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世界市场的影响下，欧洲、美洲、亚洲、非洲等很多民族和国家直接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有的甚至直接从奴隶社会过渡到资产阶级社会；另一方面，这种“跨越”使落后的东方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道路”的抉择

中国从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始便一直受到全世界的关注、质疑和互动，并在这种质疑与肯定的交织中不断发展壮大。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来看，“中国道路”在马克思所揭示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潮流中产生、发展以及不断前行，与此同时，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时也充分彰显“中国道路”所具有的独特优势。

（一）“中国道路”是世界历史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之前的旧中国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的状态，小农经济成分占据主导地位，生产力的水平尤为低下。并且，长期封闭的状态导致缺乏统一开放的市场，经济政治落后的清王朝基本上是与世界先进文明处于一种相互隔绝的境地。伴随世界历史的发展，以蒸汽机为动力的大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工厂制度代替了手工工厂制度，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随着世界市场的建立而向全球扩展。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全球范围的扩张，资本以最野蛮、最血腥的形式叩开中国大门，把中国强行拽入世界历史的潮流之中。与此同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性质和发展方向，也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历史的条件下，中华民族经过艰苦探索，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二）世界历史的发展充分彰显“中国道路”的独特优势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世界历史不断向前推进，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愈演愈烈，进而使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具有了历史必然性。十以来，党带领人民成功走出并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将道路、理论、制度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致力于促M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国家。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国力的显著提高，初步地打破了资产阶级主导下的世界历史的发展桎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世界历史指明了方向和提供了动力。

三、“中国道路”具有深厚的世界历史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必然产物。它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全新路径，为世界上后发国家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宝贵经验。

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以惊人的洞察力观察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趋势，并科学地预见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最终趋势是共产主义。在世界历史的影响下，落后的东方国家，可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的道路。然而，社会主义道路往往不是一帆风顺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导致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一度使得这种代表着人类未来理想的社会形态的运动陷于低潮。资本主义国家高呼“社会主义破产”，就是在“意识形态终结”等论调甚嚣尘上之时，中国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巨大成功。“中国道路”是历史赋予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选择，中国既服从世界历史性的选择，同时又要有中国特色。随着苏联解体，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历史性关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旗帜。历史史实再一次向全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立足本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学习和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积极探索多样化、民族化的发展模式，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