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历史理论全文(5篇)
第1篇：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
随着英语教学改革的深入，英语教师已经由“自导自演”的角色变为“教师导演，学生主演”的角色，即“中介者”的角色。中介作用涉及到帮助学生获得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师生的互动、学生的积极参与、学生对教师的反馈作用。教师在实际教学中一定要充分意识到自身的角色定位，以更有效地完成角色使命。
二、以“最近发展区”为理论依据，制定合理、有效的教学方案
Vygotsky将最近发展区定义为“实际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2001年Ohta将该定义具体到二语习得过程中，解释为“由个人语言产出所决定的实际发展水平与通过和同伴或教师合作所产出的语言所决定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语言学习者的能力和水平是不断变化的，在教师或语言能力比较强的同伴的影响下可以达到更高的水平，英语教师应该针对现阶段学生的实际水平以及学生通过一定的教学活动和同伴间的相互影响所可能达到的水平，制定合理、有效的教学方案。教学活动既不能太简单，以至于对学生形不成一定的挑战，也不能超出学生的能力范围，以至于彻底丧失信心。
三、用动态评价来确定语言学习者的最近发展区
动态评价由Vygotsky的同事Luria提出，20世纪50年代Piaget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观点和智力评估的过程趋向为动态评价提供了一定理论基础，而真正推动动态评价发展的是社会文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最近发展区”。动态评价又称学习潜能评价，是对在评价过程中通过评价者和学生的互动，尤其是在有经验的评价者的帮助下，探索和发现学生潜在发展能力的一系列的评价方式的统称。与静态评价不同，动态评价不仅反映个体发展的结果，更关注学习者的学习能力和学生过程。动态评价因认识到学习过程不断变化的特性并更关注学习者学习能力的开拓对于外语教学更具实际意义。
四、充分意识到教师话语的重要性
第2篇：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
关键词：社会记忆；城市记忆；档案记忆观；档案
一、社会记忆理论下的城市文化内涵
自哈布瓦赫提出“集体记忆”[1]的概念以来，唐纳顿和哈拉尔德•韦尔策等学者对该概念进一步发展和演化，逐渐形成“社会记忆”理论，为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在此背景下，档案学引入“社会记忆”理论的核心概念，提出“档案记忆观”[2]，认为档案是社会记忆的载体，是社会记忆的物化形态，是建构社会记忆的重要资源，也是控制社会记忆的工具。城市文化是城市一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总和，承载着市民对城市的认知和情感，并以此凝聚市民的身份认同。城市文化由所有市民共同书写，同时以其特有的精神和气质反作用于市民的思想和精神，并随历史的发展不断传承。
二、档案参与构建城市文化的机制
（一）以记录历史，回溯城市文化发展档案是对历史的原始记录，一座城市的档案机构是城市集中保存记忆的场所。档案中记录的城市从古至今的重大事件、著名人物、经济建设、城市规划、主要建筑、节庆民俗，都是城市文化的形成基础，回答了城市由何而来、如何而建、有何故事。不同的历史，赋予不同城市各自独特的文化特征，也使城市具有与众不同的精神气质。人们以档案为渠道，探知城市自身的历史和风貌，从而能够了解自己城市的文化根基，并通过对档案的不断挖掘，使城市文化不断深化。档案所记录的历史，不仅反映了城市文化的源头，更让城市文化具有了更深刻、更厚重的底蕴，能培养市民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从而建立身份认同，实现对城市及城市文化的归属。
（二）以收集鉴定，拓展城市文化边界时代的进步变迁和城市的发展建设，都使新的档案不断诞生，这些新的档案反映了新时代独有的风貌，记载着城市新的记忆。对于城市文化而言，档案机构对这些新生成的档案进行收集、鉴定和整理，确定其归档范围、判断价值并确定保管期限，是一个决定了什么样的城市文化能够保存下来并留存后世的选择过程，反映了城市的价值判断和取向。新收集归档的档案，一方面是对历史的连续记录，是城市文化延续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将新的文化因素引入原有城市文化，不断拓展城市文化范围和边界。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新生的时代文化，共同使城市文化实现延续性与动态性的结合，使之更具生命力。
（三）以教育宣传，启发城市文化未来城市文化由公众共同创造而成，承载着从过去到现在的记忆与情感。档案是这种记忆与情感传承与传播的物质载体，在时间上，档案将历史记录下来，完成代际传承；在空间上，档案将原本仅存在部分市民中的信息，经由归档与信息公开，向城市全体传播。因此，档案成为不可替代的公共教育资源。在西方国家，公共档案馆逐渐承担起公众教育职能，开发相关资源，为公众提供历史教育和文化教育，开展档案宣传，使公众获得身份感、认同感，认识到自身与所处地方的紧密联系，不断提高公众文化素质[3]。城市未来的文化，也由市民继续书写，在市民文化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城市文化也将在延续已有文化的同时，获得更加高质量的发展与繁荣。
三、提升档案在城市文化建设中价值的策略
（一）增强档案资源建设，扩展档案收集渠道建设丰富的档案资源，是一切档案工作开展的前提。但是，档案资源的收集过程，永远是有选择性的。传统上，档案机构多倾向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主要留存官方的叙述，而较少地将普通民众、社会中的个人纳入档案保存。社会记忆理论为档案文化和城市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把权力、利益、情感、社会情境、群体力量等诸多社会要素引入到档案学中来[4]，让我们进一步思考档案的价值和意义。从社会记忆的角度出发，让档案参与城市文化的建构，档案工作者首先需要考虑什么样的档案，能够最真实、客观、全面地反映城市文化，不仅要保存“自上而下”的政府文书、官方记录，也要留存“自下而上”的市民声音，使二者共同成为城市文化的形成来源。档案机构除了被动等待政府、社会组织等归档外，也应采取主动收集的方式，寻求有价值的原始记录加以归档，并注意甄别其真实性，如结合口述历史等历史研究新方式，多角度地汇集和整合城市记忆。在档案载体形式上，也不局限于传统的文书档案，图像、声音、视频、数字网络多媒体信息等新的载体形式正日益涌现，档案机构也应与时俱进，让城市文化得以多样化保存，并使之呈现更为现代化、生动化的特征。在大数据时代，档案机构还可以对城市系统运行状态和历史数据进行全面采集与整合，开发面向智慧城市建设需求的新型城市记忆工程[5]。
（二）运用新技术，探索教育宣传渠道过去的档案机构，更多重视档案保存与保护，而较少参加到文化建设中。在城市文化的视野中，通常处于较为沉寂的位置。因此，在市民的认知里，档案机构经常被忽视，限制了档案价值的发挥。随着时代的发展，档案工作者的意识也在逐渐发生转变，开始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来，通过实践，逐渐探索以档案参与城市文化建设。档案机构可以通过举办展览的方式，向市民公布文化信息，吸引市民前来参观，提升市民的知识水平和文化水平；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编纂、出版有关城市历史、市民生活、市井风俗、街道建筑等与城市文化相关的档案编研产品，从市民喜闻乐见的角度出发，提升城市文化内涵，唤起市民的文化记忆，引发市民情感认同。应鼓励档案机构采用网络、新媒体等渠道，进驻流行的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等，制作图文、视频等文化宣传信息，使档案和档案机构更频繁地走进市民的视线，潜移默化地向市民传达城市的历史与记忆，拉近档案与公众的距离。档案机构也可与当地的中小学、高等院校合作，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学生中开设城市文化相关课程或讲座，参与乡土课程教材编写等，在青少年群体中，树立档案意识和市民意识，以城市文化感染和熏陶未来的城市建设者，让城市文化得到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丁华东.档案记忆观的兴起及其理论影响[J].档案管理，2009(1)：16-20．
[3]谭必勇.如何拉近档案馆与公众的距离——解读西方公共档案馆公众教育职能的演变[J].图书情报知识,2013(4):85-94.
[4]丁华东,崔明.“城市记忆工程”:档案部门传承与建构社会记忆的亮点工程[J].档案学研究,2010(1):40-45.
第3篇：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
［关键词］二语习得;社会文化理论;大学英语;3T模式
一、二语习得视阈下社会文化理论与语言教学的关系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根据自身经历和学习目标来建构其所参与的社会活动的意义，即学习者自身共同建造任务，所以，我们应该对第二语言学习者达成任务目标的整个过程予以探究。社会文化理论还指出，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不仅是获取信息及了解知识，还应考虑到社会活动的参与，学习者在语言习得过程中所参与的来自外界的社会活动是自身认知机制发展的动力。社会文化理论关注的焦点主要是语言学习者完成并展示任务的方式，而不是学习任务本身。第二语言学习的各种活动是在社会文化环境中进行的，在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中，学习者制定适合于自身特点的目标、进度及路径，并通过相互之间的合作来达到完成学习任务的终极目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二语习得社会文化理论与语言教学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首先，在语言教学过程中，通过构建全新的教学环境，可以将语言结构、知识理解和社会环境融合起来，从而有利于语言学习的意义构建;其次，在二语习得实践中，语言学习任务可以用来作为语言发展的环境;另外，语言教学者可以通过刺激学习者语言的运用来关注输出过程中第二语言的形式和意义。
二、社会文化理论框架下的大学英语3T教学模式
基于社会文化理论及语言教学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大学英语创新教学模式为研究切入点，以二语习得为视角，探究了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大学英语3T教学模式的构建及实践。“3T”是“Task－based”、“Teamwork”以及“Text－reconstruction”三个单词的缩写及统称;“3T教学模式”指的是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所进行的基于任务的学习活动、小组分工合作活动及第二语言语篇重建活动，三种活动方式通过有机结合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其主要目标是:在学习者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构建宏观及微观的社会化语言学习环境，并建构学生与学习任务之间、学生与社会文化环境之间、不同学习任务之间、课堂内外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生态化系统，从而提高学习者第二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
三、社会文化理论框架下大学英语3T教学模式的构建
下面，笔者将以《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册)》第七单元课文《比尔•盖茨》为例，全面细致分析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大学英语3T教学模式。首先，在学习本单元之前，教师要结合学习主题及教学目标为学生布置各项学习任务，并根据任务难度及时间跨度为全班学生合理分组。此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各项学习任务之间在宏观层面上要保持其关联性和系统性。并且，分组学习任务的完成既要注重学生在课堂上与教师的互动，又要促进学生在课外的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举例来说，本单元的学习主题及教学目标包括启发学生对成功必备的性格因素进行深入思考及探讨、培养学生对文章整体内容把握及掌握陌生词汇的能力。教师可以此为目标，布置如下学习任务:1．搜集整理关于比尔盖茨的成功事迹;2．各组搜集3至5名成功人士示例并分析成功者必备的性格要素;3．分组学习课文各个部分，并掌握其大意及词汇。其次，通过课前的小组分工合作，各组完成各项学习任务并与教师交流问题及心得，课上各组对各项任务成果进行展示并相互评价。通过这样的流程，为学生构建了语言学习的社会化环境，建立了课堂内外、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互动体系;另外，在学习过程中，教师作为课堂各项任务的组织者，应融入到学生的互动合作学习活动中，从而促进学生语言知识及技能的获得;此外，学生还可以借助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网络通讯工具，在小组成员之间对学习任务进行探讨，从而形成微观层面的学习体系。此外，通过在课堂上对小组分工完成的相关学习任务进行展示，并对课文各部分的语篇进行重建，能够促进学生探索其所需要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包括语法知识、语音语调、语篇组织、口语表达等，这样就可以促进小组成员之间持续地交流与合作，包括思考问题、搜集归纳资料、分类整合信息、并且通过第二语言来输出所学到的知识技能来完成各项学习任务。而整个学习过程中，不同环节之间也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综上所述，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二语习得社会文化理论与3T教学模式的有机结合，无论是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都能够促进学生从多模态立体互动的角度进行第二语言的学习，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更真实的互动交流的情景。因此，笔者认为，该模式能够帮助学习者提高第二语言输出的质量，提高学习者语言运用的技能，同时，能够促进学习者学习自主性和能动性的提高。
四、社会文化理论框架下大学英语3T教学模式的优势
从上文教学案例来看，二语习得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大学英语3T教学模式的整个流程以特定任务的完成为导线，通过对主题的探究及课文理解的各种活动，引导学生发现、探究、归纳并运用所学知识，思路清晰，环环相扣，一气呵成，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语言实际应用能力，完成既定的教学目标并达到预期效果。首先，二语习得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大学英语3T教学模式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实现了教师角色的转变。从最初教学过程的设定、课前预习任务的布置，到课堂各个教学环节的实施、以及知识的巩固和课后学习任务的完成，教师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所起的是引导者、组织者及帮助者的作用。课前，教师可以通过各种交流平台对学生进行适当分组及预习任务的布置;课堂上，教师通过对各个环节指导学生参与并完成知识的输入与产出;课后，在完成作业任务的环节，师生可以通过交流平台及时反馈教学效果，形成及时高效的师生互动。由此可见，教师的引导角色由单一的传授者转化为积极的引导者，整个流程均充分体现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其次，二语习得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大学英语3T教学模式有利于教学资源及教学方法的丰富。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可根据教学目标及教学任务选择适当的资源及方法。并且教师可通过明确指导、情景转换、实境实践、互动评价、实用输出等步骤，加强对学生的阅读能力、读写能力、听说能力、语言实际运用能力、合作沟通能力等各项技能的训练及提升，从而有利于学生英语语言知识的输入，并能有效提高其语言实际运用能力。再次，二语习得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大学英语3T教学模式有利于学生多元技能的提升。在完成教师所布置的课前预习任务时，学生需要通过搜集网络及图书资源等途径，向教师提供各种形式的作业，包括文本、图片、视频、配音、歌曲、表演、模仿等;在课堂教学环节，学生需要在教师的引导下，完成包括图片欣赏、听力练习、语音模仿、视频赏析、图表分析等各种形式的教学流程;课后，教师会指导学生通过准备口语展示、角色扮演、影片赏析等符号形式对所学知识进行巩固深化理解及运用。学生一方面需要从听觉、视觉、语言、动作等角度对多种模态符号进行识读及分析，另一方面还需要自主地、创造性地运用各种现代信息技术对符号进行建构，由此提升了学生的多元识读能力及技能。
五、结语
社会文化理论指导下的大学英语3T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了充分使用英语的真实情景。这种教学模式能够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动力，提升学习者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习者第二语言实际运用能力。研究二语习得社会文化理论框架下的大学英语3T教学模式，目的在于为第二语言习得研究提供全新的研究思路，探索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Ellis，R．Task－basedResearchandLanguagePedagogy［J］．LanguageTeachingResearch，2000，(3)．
［2］Lantolf，J．＆S．Thorne．TheSociogenesisofSecondLanguageDevelopment［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6．
第4篇：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
18世纪至19世纪，伴随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出现，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社会思想逐渐形成。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提出，在观念和理论上为文化进化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资产阶级学者对世界各国文化进行比较和排队，并按进化阶段的时间序列，将资本主义文化排列在发展的顶点，认为人类文化是不断进化的，在进化链条中，欧美国家已经发展到最先进、最文明的阶段，而其他国家和民族，特别是那些土著部落，仍处在进化过程的初始阶段，即最粗野、最野蛮的阶段。在这一时期，西方中心主义和优越感甚嚣尘上。进化论学派主要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认为人类的社会文化与生物进化一样，也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阶段到高级阶段逐渐地发展，这种循序渐进的进化过程是全世界所有文化的普遍发展规律，造成这种普遍性的原因在于人类心理的一致性。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纳特•泰勒于1871年首次把文化作为一个中心概念提了出来，指出文化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
①这是学术界第一次给文化下的一个整体性定义，其影响重大而深远，它为后来众多的社会科学家表述文化现象、界定文化概念勾画出了一个基本的范围和轮廓。以爱德华•伯纳特•泰勒为代表的进化论学派认为，同样的心理和精神活动必然产生同样的文化发展规律，人类本质的一致性决定了文化发展的单一性。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都将遵循同一路线向前发展，各国、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同程度，实际上代表了这条路线的各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进程起着相当大的决定作用。人类文化史是自然历史的一部分，整个自然界是不断发展、逐步进化的，而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社会当然也不例外。19世纪末，资本主义发展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者是不愿意继续进步的，因为再进步，资本主义制度便不能永世长存了。帝国主义者也不允许殖民地国家独立地进步，而只让其借用资本主义文化，即把资本主义文化传播或移植到殖民地国家，使殖民地国家借用，而后得到发展和进步，以适应帝国主义者进一步统治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需要寻找新的理论依据，并出于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的需要，出现了反对进化论、另立新论的思潮，其中，传播论学派成为反进化论的先锋。②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的文化传播学派反对进化论学派的理论，认为文化传播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要内容，人类文化史归根结底是文化传播、借用的历史。该学派主张从空间上研究文化，认为人类文化的相似性可以用文化传播的概念来解释，每一种文化现象都是在某一个地点一次产生，一旦产生后，便开始向各个地方传播，各民族的文化并不都是自己发明的，而主要是从其他文化发明中心向外传播着的文化现象中借用来的。以德国人类学家弗里茨•格雷布纳为代表的文化传播学派，反对用进化的眼光看待人类的社会文化现象，认为文化理论研究应主要关注文化现象的传播和借用，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地区的较优秀民族才能创造和发明文化，而其他民族都要从这些优秀民族中借用。
二、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成熟阶段
19世纪末，整个西方社会充斥着“欧美中心论”、“白人种族优越论”等种族主义思想。在这种形势下，于20世纪初在美国产生的历史特殊论学派，以实证主义为其方法论的哲学基础，主张对具体的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研究，不主张过早地作理论概括。该学派既反对进化论学派“单线进化”、“心理一致”的观点，又反对文化传播学派所坚持的文化传播和借用的主张。历史特殊论学派认为，每个社会和每种文化各有其独特经历，经历不同，社会文化的性质就不同，其代表人物美国人类学家弗郎兹•博厄斯主张文化相对论和历史特殊论。他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各民族文化没有优劣、高低之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和价值观，一切评价标准都是相对的。文化现象是历史形成的，并通过学习过程逐代传承，文化主宰着人们如何感知外部世界，并进而提出以文化相对论为原则构建各民族和族群的文化史，反对欧美中心论和种族偏见，力主对有限范围内的具体文化做详细、精确的描述和记录;只有具体的事物，才是历史的;只有历史的事物，才是可靠的。弗郎兹•博厄斯深信科学的工作就是观察现象和收集资料，只要资料完备，一个个文化的整体机制就能得到显现。同一历史时期，在法国出现了社会学年刊派，其代表人物法国社会学家D．E．涂尔干基本赞同文化进化论思想，认为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逐渐发展的，但他反对用人类心理一致性作为解释人类社会文化发展阶段共同性的原因。主张社会决定论，认为社会事实自成其类，只能用先在的其他社会事实来解释而不能化简到心理层次和生物层次。
社会是由若干个人组成的，社会现象产生于个体之间的互动，但社会现象不能还原到组成社会或生成社会互动的个体上去，不能通过个体状况来理解社会，社会不是个体的简单总和，而是他们结合的一种体系，它是具有自己特征的一种特殊现实，应当严格用科学的、实证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学年刊派将社会定义为个人外部的一切行动、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人们对自然界的分类依据社会文化分类，社会文化分类则依据两元对立原理。③该学派认为，集体观念是同一社会中所具有的共同信仰和情感，有别于个体观念，集体观念不是从个人自身的生活经验中汲取的，而是通过社会环境，即教育、社会舆论、习俗灌输到人的意识中的。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的残酷统治，激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在全球的殖民统治受到民族解放运动浪潮的剧烈冲击，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陷入危机，急需寻找一种新的统治方法挽救危局。人类学家从功能观点出发，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主张人类学研究应集中在对现存文化或社会的分析和说明上，认为任何一种社会文化对其社会都是有功能的，提出一种实地研究的方法论，而对殖民地社会的分析研究，便有助于殖民者对殖民地的了解，从而能进一步地进行统治并避免危机的发生。④因此，文化功能主义学派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适应了殖民地管理的需要。
文化功能主义学派于20世纪20年代产生于英国，该学派对进化论学派、文化传播学派和历史特殊论学派都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都是从历史的观点来研究文化，并且在缺乏可靠的历史文献的情况下，试图臆测或构拟无法知道的以往历史。文化功能主义学者主张把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来考察，弄清楚这个有机统一体中各个组成部分对整体的功能和作用，以及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将每一种文化都作为在功能上相互联系的系统，并力图找出作为整体人类社会的功能的一般法则。其代表人物英国社会人类学家B．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实际上是满足人类需要的手段，是一种物体、态度和活动的体系;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其各个组成部分都是相互依存的;文化在满足人类需要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促使新的文化手段的出现，这正是人类进步的关键所在。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英国社会人类学家A．R．拉德克利夫－布朗除了研究文化的功能外，还特别注重对社会结构的研究，他将社会结构定义为，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规定或支配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⑤并且指出只有明确了社会的结构，才能真正找到构成这一结构各部分所起的功能作用。A．R．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阶级在与他人的接触来往中习得的思想、感觉和活动方式，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获得知识、技能、体验、观念、信仰和情操的过程，文化只有在社会结构发挥功能时才能显现出来，如果离开社会结构体系就观察不到文化。20世纪30年代初，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影响下，美国一部分人类学家转向文化与个人关系的研究，形成美国心理学派，该学派强调文化因素与个人因素或由个人产生的心理事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认为文化塑造了各民族的“基本人格”，同一民族的人，童年的经历都差不多，所以由文化造成的童年人格也都差不多，这种大体相同的人格便是这个民族的“基本人格”，而“基本人格”又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文化命运，各民族文化的差异正是由“基本人格”的差异造成的。他们重点研究个人是如何必然受到特定社会或文化要素的影响，如何在该文化的范围内构筑自己的人格的，强调人格是由文化决定的。
三、当代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二战后，西方人类学文化理论研究从注重实地调查转向理论分析，结构主义研究成为风行一时的哲学思潮，对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结构主义方法被许多学科采用，欧美学术界卷入了这一浪潮之中。结构主义学派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该学派认为，在人类社会文化的表面结构之后，隐藏着一种真正的社会结构，人类学研究的任务就是要用建立模式的方法去分析、说明和揭示这种真正的结构，并揭示人类的思维结构。通过考察社会结构的无意识基础，经过人们经常意识到的层次，越来越深入地达到无意识层，即发现社会的深层结构，在纷乱的规矩和习俗背后发现存在于不同空间和时间中的真正起作用的结构系统。其代表人物是法国人类学家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同经验背后存在着一种基本的一致性，并且人类的思维在各方面也是基本相同的，人类学家的分析主要应用于社会生活的潜意识成分。克劳特•列维－施特劳斯的理论学说要揭示人类心理结构，建立关于人类心理的普遍真理，找到对人类心理普遍有效的思维构成原则，认为文化主要指的是人类的心智结构。
同一时期，在美国出现了新进化论学派，提出了与19世纪古典进化论学派不同的学说。美国人类学家L．A．怀特首提文化学与能量进化学说，他认为，文化是一种独特的事物，是超有机体的、时间上持续的事物，有自身的组织原则和运动规律。只能用文化来解释文化，而不能用生物学的或者个人心理的事实来解释文化。在衡量文化进化的尺度上，L．A．怀特主张，技术和工艺的进步是文化进化的根本原因，而技术和工艺本身实际上就是利用能量来为人类服务的，因此，能量因素是测量所有文化进化的尺码，人类文化能利用的能量总量越高，文化发展的阶段也就越高。为科学衡量文化的发展水平，L．A．怀特提出了文化发展公式C=ET(即C等于E乘以T)，C代表文化(Culture)，E代表人均年利用能量(Energy)，T代表开发能源的工具与技术的效率(Technology)。⑥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主张多线进化论，他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下产生了不同的生产技术和社会组织，不同的社会由于受到周围不同的环境和地形的影响，就会使人们采用不同的技术手段、组成不同的社会组织;尽管人类的社会文化可能会达到大致相同的发展水平，但各社会文化仍会有自己的特殊性，因此，各民族社会文化是多线平行发展着的。J．H．斯图尔德同时也是生态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主张文化是适应环境的体系。文化差异基本上被看作是适应的差异，文化的差异可以根据它们所处环境的差异来解释，文化的变化基本上是一个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J．H．斯图尔德强调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而不是文化与历史的关系，文化上的相似性可以产生于具有不同传统的、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文化相同既不是因为所处的文化发展阶段相同，也不是由文化传播造成的，而是适应相同环境的结果。特定的环境因素形成特殊的文化特征，文化中有一部分文化特征受环境因素的直接影响大于另外一些特征所受的影响，有些环境因素对于某些文化特征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对另外一些文化特征则影响较小。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尽管结构主义风行一时，但存在主义仍然是西方资本主义最流行的哲学。二战后，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和危机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加重了，对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现象无法解释，存在主义的存在概念，即认为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依据的理论仍然迎合人们的苦闷心理的需要，⑦存在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影响颇深。这一时期，一些人类学研究者开始研究人的认知过程，形成了认知人类学学派。该学派提出要以文化负荷者的观点去了解文化和记录文化，研究者们寻求新的方法论，力图从调查对象那里得到更正确的反映，通过被调查对象自己的观点来认识他们心中的世界。美国人类学家W．H．古德纳夫从认知人类学的观点出发，提出文化是察知、联系或解释事物的模式，或所遵循的文法。
第5篇：社会文化历史理论范文
我的判断，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总体上很落后，表现为:其一，理论体系不完备，不稳定，学术界对文学批评缺乏充分的研究，也缺乏基本的共识。其二，批评家人数相对较少，批评家的理论素养和批评素养总体不高，大批评家尚未出现。其三，文学批评的影响有限，作家对文学批评并不信服甚至不屑一顾，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其研究并不建立在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对文学批评的研究成果也不信任、不认同。在造成当代文学批评落后的众多原因中，高校文学教育体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根据高校文学课程体系，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是基础课，而文学批评甚至连选修课都不是，仅在文学理论和美学中略有涉及。文学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意在培养文学研究的学者，而非培养文学批评家，这便造成了文学研究生教育中重学术研究能力轻批评实践能力的现状。这样，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就是:一方面，文学史研究、文论研究队伍庞大、人才济济，因而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相对成熟、成果丰硕;另一方面，文学批评队伍弱小，且多由“学院批评”、“媒体批评”、“作家批评”构成的“乌合之众”为主。“学院批评”越来越成为文学批评的主力军，虽然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是高学历、高潜资，但很多均为半路出家，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文学批评的学术训练，且只在学术之余兼做文学批评。
与作协的理论机构不同，在大学中文专业中，文学研究在人们的意识中实际上是分层的，古代文学是最纯正的学术，其次是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再次是当代文学，文学批评是极端边缘化的领域。究其原因，与文学批评自身的学术性关系不大，而是文学批评作为一个学科尚缺乏充分的积累和建树。而研究机构的文学批评和媒体的文学批评就更糟糕，无论是学术训练还是专业知识都非常欠缺，其反应的迟钝以及批评上的浅薄与当代文学创作的繁荣构成巨大的反差。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既不真正切中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也不能为文学史、文学理论研究提倡有效的帮助和借鉴，不仅作家不买账，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界也不认同。基于此，中国当代文学很多重要的作品和现象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批评，当代文学批评很少提出真正有价值的理论问题，它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和定位是很不准确的。于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功能最后只能由文学史研究的补课来完成。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作品的“重读”成为文学史借以完成文学批评未竟使命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事实上，当代文学批评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准确的定位，面对复杂的文学现象和纷繁的作品，批评家们似乎手足无措，不知道什么是重点什么是非重点?不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来展开文学批评?批评家们缺乏足够的学术和批评的训练:对于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理论问题缺失必要的敏感和历史反思，对于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他们的评论要么缺乏真知卓见、流于肤浅，要么恣意抬高或者恶意攻击;要么泛泛而谈，空洞无聊，不着边际，简直是“放之四海皆准”。近年来，在文学评价制度的影响下，文学批评成为掌握话语权力和操作权力的工具，很多缺乏自身基本原则和标准的批评家，在利益的刺激下热衷于各种评奖和作品推广和研讨会，作出了很多并不切实际的评论和评价。
而当前的文学评价制度也为这些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和可能。近10年来，中国文学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奖，官方的，民间的，其中很多批评家都参与其中，很多批评家更像行为艺术家，而不是批评家。也就是说他们“出场”的意义远大于他们批评的意义。但凭心而论，这么多文学奖中真正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少得可怜。可悲的还在于，有些奖反而成了负面经验，文学史可以据此而放心地忽略它的存在。我的判断，文学批评在当代似乎已经丧失了其基本功能，变得可有可无。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薄弱并不能全然怪罪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它与审美批评的缺失和混乱有着密切关联。如果从更宽泛的视界来理解，审美批评就是重视文学性、艺术性和美感的文学批评。与其它文学批评不同，审美批评更重视文学的内部构成和形式，比如写作技巧、写作手法、叙事方式、结构、虚构、想像、联想、语言、风格、意象、形象、修辞、文体等，通过解剖和分析文学作品，用理性的语言呈现向读者呈现作品之美。作为一种对作品的评价和判断，文学批评与其说是对文学创作的反应，还不如说是对作品的推介、赏析与引导，这种引导包括对作家和对读者的引导。虽然文学批评类型各样、层次各一，但审美批评则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之上的基本的、基础的、第一层次的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的缺失、不健全，恰恰应证了当前文学批评的“基础设施”依然相当落后。纵观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功利主义的文学批评，包括社会批评、政治批评、伦理批评、历史批评以及文化批评等，其特点是重视文学作品的内容，强调文学对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二是审美批评，其特点是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强调文学的审美性以及文学作品对人的美感作用;三是从西方学习和借鉴而来的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包括诸如语义学、接受理论、读者阅读理论、阐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前两者是传统批评，第三种则是现代批评。当然，三者并不在同一逻辑层次上，现代文学批评具有极大包容性，它包含了传统的审美批评和社会功利批评，比如象征主义批评、意象派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语义学批评、叙事学批评等就更接近审美批评，而精神分析批评、存在主义批评、荒诞派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则更接近于社会功利批评。
但是，现代文学批评中的审美倾向或者审美因素与传统的审美批评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样，现代批评中的社会批评倾向、因素与传统的社会功利批评也有根本的不同，比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属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则属于现代批评中的社会批评，二者之间既有相似性，但又具有观念和方法等方面的深刻差异。再如语义学批评和传统的语义分析，既有相似性，又有质的区别，它们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批评理念，也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作为理论基础，传统的语义分析依托于语言学，而现代语义学批评则是“意义”诗学。所以上述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三种类型的划分其实也是权宜之计。当前，社会文化批评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占绝对的优势，是主流和主体，传统悠久、体系严密，从方法到观念都较为成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认同度较高。审美批评虽然也有悠久的历史，但其影响要小得多。其理论价值为大家所认同，而实际上它很难产生社会文化批评那样广泛的社会效应。而现代批评本质上是现代各种文学理论的衍生物，更多地是介绍、探讨和阐释，主要是理论探讨，并没有真正进入操作层面。主要是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有些实验性的运用，比如运用某种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重新评价文学史上的一些被忽略的作品，或者重新解读一些经典作品。有人认为:“8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历史批评在批评史上占据着绝对权威的地位，构成主流批评样态;在此后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转型，前者失去了或部分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处于次要地位，新的批评形态如历史文化批评、文化原型批评、文本语言批评、解构批评、新文化批评等，居于批评的主导地位。”①对此，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中国自近代以来，社会历史批评一直居于主导地位，80年代是这样，90年代、新世纪仍然是这样。
二
没有人会反对审美批评，源自对于审美批评的内涵、地位以及与其它批评之间关系的看法不同，因而存在争议。我认为，审美批评和其它文学批评并不完全是同一层面上的，审美批评是一切文学批评的基础，是其它文学批评显在或者潜在的条件。只有审美批评健全和完善了，真正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可操作性，变成思维性的东西，其它文学批评才可以真正建立起来。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文学的本质就是审美，这当然是不准确的，因为文学显然不只是审美，但另一方面，我们说审美是文学的基本特性这却是没有错的。文学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文学性”，即泛审美性。前苏联美学家斯托洛维奇认为，艺术与其它形式的劳动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有意地创造审美价值，而且创造这种价值是艺术创作的基本任务”②。文学当然不只有审美性，它的其它特性包括思想性、历史性，还有伦理、道德、友谊、爱情、时代、阶级、民族、社会等，文学是人学，一切与人有关的东西都可以在文学中得到展示和表达，但无论是人性，还是思想，抑或情感，这一切都不能独立于文本和文学而存在，都必须通过审美方式来完成，否则它称不上文学，或者不成其为好的文学。鲁迅曾引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社会人之看事物和现象，最初是从功利底观点的，到后来才移到审美底观点去。”人“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学底分析而被发见。所以美底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乐的根抵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①。的确，人们看事物和现象，首先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的，但仅只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所看的对象并不能转变成艺术的对象，于文学来说，一个作品如果只有功利性而无审美性，那么它就不是文学作品。
从阅读的角度来说，文学作品就是让人获得美的享受，而其它的受益则是深层次的或潜在的，需要通过理性分析才能够认识到。对于文学来说，其思想性、社会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也非常重要。然而，文学中最重要的并非思想，而是思想的呈现，即作家通过文学的方式把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从而对人对社会发挥作用，这一过程才是重中之重。此外，“真实性”、“历史性”等都是文学的重要特性，但其重要性显然不能和“文学性”相提并论。虽然恩格斯说巴尔扎克的小说所反映的现实比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价值，即便如此，任何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不能以巴尔扎克小说所反映的生活来作为证据。同样，历史上也有一些作品在思想上成就突出，甚至比历史和哲学更早地提出某些重大的思考，然而，在思想上，文学的作用和地位都非常有限。就真实性而言，文学不能和历史相提并论;就深刻性来说，文学没法与哲学相比。所以，真实性和思想性只是文学的必要条件而不是文学的充分条件，也可以说，文学不能是虚假的，不能没有思想，但这与其说是文学的本质，还不如说是人的本质，因为真诚和思想也是人的原则和生活的原则。生存是人的第一要务，人本质上是功利的，但人在满足了生存的同时，也会无功利目的地去审美，阅读文学就是其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然而，很少有人是为了获取知识而阅读，更多的人冲着审美享受而阅读。文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给人故事的同时，作品的思想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给人知识和教益，很多读者甚至最终忘记了审美和消遣娱乐的东西，而哲学和历史却在他们头脑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象，正所谓“得鱼忘筌”。所以，文学首先是文学，然后才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精神和文化的反映和表现，没有经过审美酿造的生活和思想无论多么真实、深刻和丰富，都不过是生活的记录和观念的演绎，称不上真正的文学。一部作品如果不真实，或在伦理道德上存在问题，当然不足以构成一部好作品。
然而有些作品，问题虽然很陈旧，思想上也缺乏建树，但却优美动人，这仍不失为优秀的文学作品。现代文学史上的沈从文、张爱玲，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都非常有限，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文学史地位。再比如巴金，其思想非常简单，道理也非常浅显，但这并不影响他文学大师的地位。所以，文学在思想上的深度虽然重要，但是文学的重要作用是让思想对读者产生作用，而不是提出思想本身。既然审美是文学最重要的特征，那么审美批评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就是不可或缺的;既然审美特性是文学的基础特征，其它特性都是建立审美的基础上，那么，审美批评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就是首要的批评，其它文学批评都是建立在审美批评的基础上。别林斯基曾说:“当一部作品经受不住美学的评论时，它就已经不值得历史的批评了。”②就是说，文学批评首先是审美批评，然后才是其它批评。文学的审美性与历史性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其本身并没有层次，但人对文学的认识和把握却是可以从理论上分层的。有人说:“文学作品的阅读是对审美对象的审美占有，阅读动机和期待，阅读效果和作品价值的实现都是审美的，在低层次上是娱乐、消遣、解颐，在高层次上是品味人生，理解生活，陶冶情性，精神解脱和慰藉，净化、提升人的灵魂境界。至于了解历史事件，学习各种知识，认识时代面貌，掌握各种阶级观点，是审美的副产品，在本质上不是审美化的阅读期待和阅读效果。阅读过程是审美化的。除了艺术传达外，阅读－审美欣赏是审美再创造的过程，它和写作－审美创造过程中的经验十分类似，同样经历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审美想象、审美体验等心理过程，最后把作品描写的一切整合为审美意象。”③我认为，这种提法非常有道理。
今天提倡审美批评，这不仅是理论的问题，更是基于文学批评的现状。基于当前文学史研究和审美批评的现状，我本人也反对文学史书写的“审美中心主义”①，非常赞同“不能用纯审美标准重写文学史”②的观点。作为一种基础批评，在很多文学批评中，文学批评家更多地关注文学作品中的真实性、思想性，在这些方面分析得头头是道，而对审美批评不屑一顾，成为直接跳过或撇开了审美批评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没有审美价值的文字作品，无论多么深刻和真实，可以成为好的哲学作品或者历史作品，但不可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五四”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社会文化批评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既有文学的原因，也有社会和文化的原因。当然那时现代传媒尚不发达，文学是非常重要的大众消闲方式，社会和文化都非常重视借助文学来实现目的。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就期待借助新文学运动来实现中国文化变革，从而推动社会变革乃至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变革。当时的知名作家凭借其强大的号召力，创作了大量的兼具文化性和社会性的作品，启蒙问题、国民性问题、救亡问题、人的问题、妇女问题、革命问题、农民和农村问题等等，社会思想文化中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在文学中都有反应，很多问题甚至就是由文学发起和推动的。既然社会和文化问题是文学的焦点或者说亮点，那么，文学批评中关注社会文化问题也就是非常自然的，这一创作背景也造就了地位显赫、声势浩大、成就卓然的文学批评中的社会文化批评。
50年代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高度政治化的，文学不仅是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政治在文学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文学批评是政治批评模式，这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那时的文学批评非常明确，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有时甚至是政治标准唯一，而审美批评变得可有可无。这给中国当代文学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教训深刻。8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文学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文学上，当今可以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90年代以前，一篇报告文学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可以对政府的决策都产生影响，但今天，报告文学甚至连主人公的命运都不能改变，相关部门完全可以对之置之不理，视而不见。有人认为文学在未来会消亡，这当然只是一种悲观的看法或者预言，但在这个网络和电视取代文学作品的时代，80年代之前文学的那种崇高地位的确将难再现。除了一些通俗文学和类型文学以外，纯文学的读者非常少，而且越是优秀的文学读者越少，没有读者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影响。任何时代都有纯文学，但今天的中国更接近纯文学的时代，文学越来越回归本位，也即越来越回到文学本身，回到审美，文学的审美性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本位和主体，虽然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文学越来越边缘化，但却意味着文学越来越走上正常轨道，五四时期文学那种巨大的启蒙意义，50年代之后巨大的政治效应都不再有了。文学变了，文学批评也应该相应地变化，今天，文学批评如果继续沿袭那种文化模式、社会模式、政治模式，就是错位的。
三
如何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批评?我认为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充分学习古今中外审美批评的经验;二是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重新整合、丰富发展新的审美批评体系并使之系统化。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审美批评是一种泛审美批评，即重文学性、艺术性的文学批评，在文学中地位显耀。这种文学批评也高度重视作品中的社会、文化、思想、伦理道德等特性，但更强调其文学性，更关注文学的特性;在审美批评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也重视理论上的建构，但更重视实践，更注重文本的把玩、品味和细读。比如，“诗言志”、“诗缘情”、“兴观群怨”、“经国之大业”都可以说是典型的社会文化批评，《文心雕龙》从第六卷开始，基本上都是讲文学的艺术性问题，属于文学批评的审美范畴。可惜的是，中国古代像《文心雕龙》这样体系化的、理论化的文学理论著作极为罕见，而大量的文学论著则是文学批评，比如“诗话”、“词话”、“小说点评”、“赋话”、“文话”、“联话”，黄霖先生还提出“句论”①的概念。这些“话”、“点评”等也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也有对理论的探讨，但更多地则是对作品的赏评，内容包括对作品的介绍、典故介绍、源流介绍，写作技巧分析、风格分析、词句分析、形象分析、意境分析等，表述多很简单，也没有什么逻辑性，没有过多的阐释和论述，三言两语有时甚至就是一个字，比如小说点评中的“好”、“妙”等，但这是建立在充分的对作品的品读的基础上，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非常重视审美，有所谓“两美”、“三美”、“四美”、“七美”、“十美”之说，对于作品的美也区分得非常细，比如“粹美”、“盛美”、“醇美”、“精美”、“健美”、“华美”、“秀美”、“高美”、“圆美”、“优美”、“壮美”、“清美”、“内美”、“外美”、“质美”、“和美”、“大美”、“真美”、“阴柔之美”、“阳刚之美”等，区分之细腻，这正说明中国古代审美批评的发达与成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当然也重视真与善，并且真善是比审美更高的层次，社会批评和伦理批评不能脱离审美批评，它建立在对作品具体感悟、细读的基础之上。所以可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情”、“景”、“境”、“文”、“辞”、“意”、“韵”、“气”、“趣”“味”、“象”、“形”、“神”等这些非常具体的、更强调艺术性的术语、概念构成了核心范畴。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非常重视写作技巧、文学作品的形成过程、文学风格等具体问题的研究，重视对文本的品尝和玩味，在充分欣赏的基础上得出评价。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批评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以及具体的操作模式都值得我们借鉴的主要资源。审美批评其实也是现代文学批评传统。纵观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自近代以来就产生了大量各种各样的文学批评，总体上包括两大体系，一是社会文化批评，其成就显著，影响巨大，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文化批评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始终，最早可以追溯到梁启超，“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文学批评就是典型的社会文化批评，此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批评，创造社的文学批评，左翼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延安文学批评、国统区胡风等人的文学批评等都可以说是社会文化批评。二是审美批评，虽然其地位不像社会文化批评那样显赫，但同样影响巨大，成就非凡，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审美批评最早可以追溯到王国维，此后，周作人、废名、朱光潜、李建吾、沈从文、林庚都是审美批评的代表人物，为中国现代文学审美批评的建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流派来看，“京派”和“新月社”的文学批评偏重于审美批评。现代文学审美批评虽然深受西方审美批评的影响，但它同时也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总结，是建立在充分的文学创作实践基础上的，所以，中国现代审美批评具有双重性，即兼具西方性和中国现代性，也兼具学习性和创新性，是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审美批评，又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新型审美批评。
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社会文化批评和审美批评是互补的，社会文化批评是彰著和显在的，而审美批评则似乎是低调而隐在的。如果我们把社会文化批评比作“花朵”，那么审美批评就是“绿叶”，不仅只是“衬托”，更重要的是“扶持”和不可或缺，就现代时期的文学批评来说，正是审美批评成就了社会文化批评。对于文学来说，首先是审美的必备条件，然后才有可能追求更高的目标比如立人、改造国民性、思想启蒙等，对于文学的评价和批评也是这样，首先是对文学进行艺术上的判断，在满足了审美的要求之后，才有必要对文学进行社会思想文化的评判。事实上，现代文学时期，对于大多数文学批评家来说，审美批评和社会文化批评是绝难分开的，比如鲁迅和郭沫若的文学批评，都是既重视审美批评又重视社会文化批评，只是有所侧重而已。我把现代文学批评总体上分为审美批评与社会文化批评两种类型只是理论上的大致区分而已。50年代之后，文学审美批评并没有从理论上被否定，但事实上，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政治批评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政治批评变成了文学批评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优先的批评，审美批判反而可有可无。这完全违背了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教训深刻。80年代中期以后，审美批评在理论上得到重视，有人主张恢复中国文学批评的审美传统，但实际上，审美批评由于太琐碎，太细致，操作性不强，社会反响欠佳，所以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和推广。80年代中期，真正得到恢复的是社会文化批评，与此相对应，受到冲击的是政治批评。90年代之后，西方各种现代文学批评理论被介绍进来，这也大大冲淡和延缓了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的重新建构。建立在审美批评基础上的现代文学批评是成功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进步都起积极的作用，而缺乏审美批评之基础的文学政治批评则有很多经验和教训，这正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审美批评的重要性。今天我们重建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既要学习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正面经验，也要学习当代文学批评的负面经验。同时，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还需要充分借鉴和吸收西方现代各种文学批评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在西方，审美批评是正统的文学批评，现已发展得相当完善。20世纪，审美批评与各种现代批评相结合从而产生了很多新质素。比如俄国形式主义从语言的角度重新研究文学，对文学的审美本质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学的根本目的不在审美目的，而在审美过程。
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事物的感知是自动感知，而文学的感知则是审美感知，实现自动感知向审美感知转化的手段是“陌生化”，作家应该尽可能延长人们对事物的审美感知的过程。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非常重视从语言、形式、美感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有很多精湛的文学批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再比如英美新批评，非常重视对作品的细读。瑞恰兹认为，诗歌语言是一种情感语言，而科学语言是一种符号语言。布鲁克斯认为，文学批评只应当关心文学作品本身。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文学语言常常具有反常规性，诗意常常是在词语的不协调和碰撞中产生的。韦勒克把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认为文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分析和解释作品本身。他也非常强调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文学语言具有歧义性、暗示性、情感性、象征性等特点。新批评对文学作品的具体细读，对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仔细甄别，可以说是非常具体的审美批评。其它西方文论如原型批评、意象批评、语义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表现理论、叙事理论、后殖民主义批评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审美批评的因素，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充分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文论的审美论对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则是在充分吸收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一方面要整合各种审美批评的理论，另一方面则要发展，从而建构完整的、体系化、具有操作性的批评理论与实践。我认为，审美批评本质上是作品批评，是对作品从艺术即审美的角度进行分析与评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重要的不是建构抽象的审美批评理论，而是探寻具体的作品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及其途径，纯粹审美理论属于美学理论范畴，而审美批评则是实践范畴。大致来说，我认为，审美批评要对这样一些问题进行系统性的综合、归纳、整理以及更细致、更深入的研究。
一、文学的审美特征问题，包括审美意蕴、审美感觉、审美知觉、审美认识、审美情感、审美理想以及审美风格上的悲剧、喜剧、优美、崇高、卑下、庄严、可爱、诙谐、幽默等，这些都属于美学范畴，但却是文学审美批评的基础，所以一方面需要清理、借鉴，更重要的是具体化，比如崇高在各种文体中是如何表现的?卑下的审美情感与日常情感有何区别?审美感知和认识与日常感知和认识有什么不同?我相信这种具体研究对文学的审美批评是非常有实践意义的。
二、文学呈现方式问题，包括写实、理想、变形、象征、夸张、荒诞等，特别是对于叙事性文学作品来说，这些呈现方式对其审美特性具有重要的影响。过去，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与审美、理想与审美之间的关系研究得比较多，但对于现代文学中的荒诞、变形文学方式的审美研究还很薄弱，荒诞如何具有审美价值?变形如何具有审美价值?文学理论界和文学批评界都缺乏充分而有效的研究。
三、文学技巧问题，包括叙事、描写、抒情、议论、反讽、布局、篇章结构、线索、时间、空间、修辞等。其实，作家是非常重视写作技巧的，作品的好坏，从作家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技巧的问题。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内容，写作的方式不同，其审美价值也是不同的。读者有时只看到了文学作品中的内容，只是凭综合感觉感受到了作品的美，而忽略了作家的写作技巧，其实，内容也好，美也好，都与作家的写作技巧有关，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揭示作家写作技巧与文学审美之间的关系。叙事如何产生美?修辞如何产生美?反讽如何产生美?我认为这些都文学审美批评的基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