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维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关 键 词】马克思生活哲学/费尔巴哈/生活思维

费尔巴哈哲学止步处正是马克思生活哲学的起点。马克思的生活哲学无疑是在批判和超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创立的。这种超越不仅体现在生活的本质、主体 、目标等方面，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生活哲学实现了话语转换、生活思维的重要转折。 本文拟就此作一对比，从而显现出马克思生活哲学的本质特征。

一、生活的规定

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哲学都以生活作为研究对象，但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不同。对生活本质的不同规定构成费尔巴哈与马克思“生活哲学”不同的界域，也成为马克思的“生活哲学”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的逻辑支柱。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现存的生活到历史的生活，二是从宗教生活到立足于生产活动的全面的生活。

首先，费尔巴哈所理解的“生活”本质上是市民社会的生活。在费尔巴哈看来，“生活”即是利己行为以及日常生活，即是对快乐与幸福的追求本身，即是享受“爱”。然而所有这一切在马克思看来只是市民社会的生活，而不是一切社会形态的生活，尤其不是“人类社会”的生活。对此，马克思评论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恩格斯在拿费尔巴哈的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比较时也说：“根据费尔巴哈的道德论，证券交易所就是最高的道德殿堂，只要人们的投机始终都是得当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费尔巴哈没有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市民社会，没有看到市民社会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费尔巴哈缺乏实践的观点。虽然他也曾说过：“一般说来，实践的观点也就是生活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我把自己作为个体或个人与我之外的客体、主体或其他人发生关系。这些关系的综合就构成生活本身。”但是从费尔巴哈的文本整体性上来看，他对“生活”的内涵规定是狭隘的，他将人的“生活”的本质规定纳入他的自然主义框架中，视人的生活与动物的存在为等值的。而在马克思看来，动物的生存是一种自然规定性，动物自己不能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而人的存在却是历史性的，是具体的，不能把某一时代的生活当作是适用于所有时代的普遍生活。

其次，在市民社会的生活中，费尔巴哈特别突出的是宗教生活。宗教应该说是探讨费尔巴哈生活哲学不可略过的重要维度。在费尔巴哈的生活哲学中，宗教生活成为“人的生活”独特性之所在。在这里需要注意两个方面，其一，因为在费尔巴哈看来，“动物只有单一的生活，而人却具有双重的生活。在动物那里，内在生活跟外在生活合而为一，而人，却既有内在生活，又有外在生活。人的内在生活，是对他的类，他的本质发生关系的生活”，也就是宗教生活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其二，在他看来以往宗教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他希望通过宗教批判来还原人的类本质。将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思考可清晰地呈现出费尔巴哈哲学“生活”的宗教特征。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的诸多论述，可见马克思生活哲学对“生活”的规定。马克思特别强调的不是宗教生活，而是生产生活。单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论述为例。马克思认为：“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这是产生生命的活动。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活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生活”的本质规定即是人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而且指明了人的生活是由自己创造、生产自身生命的活动。因为“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身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是“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样，在马克思看来，生产生命的活动是人之“生活”的实质。生产成为生成“生活”的根本。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对“人”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比较中，对“人的生活”作了进一步的展开，从而凸显出“人的生活”的内在规定。他说：“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与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而人则不同于动物，“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来说是对象”，“他的活动是自由的活动”；同时，虽然“动物也生产”，但是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相比较却具有原则的差异，具有如下的一系列独特之处——即(a)“人的生产是全面的”，(b)“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c)“人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d)“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e)“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样，马克思哲学中“生活”的真意也就很清晰地显露出来了。一言以蔽之，马克思生活哲学之“生活”即是人不断创造自身的活动本身。由人的生产的全面性规定了人的生活是一种全面的生活。宗教生活只是全面生活中的一个侧面，这一侧面同其他侧面一样，是由生产决定的。

二、生活的主体

无论是费尔巴哈还是马克思，他们所谈的生活都是指人的生活。生活的主体是人，而且只能是人。这构成了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生活哲学共同的出发点与关注点。然而“人”的含义，在费尔巴哈哲学的语境中与在马克思生活哲学中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味。费尔巴哈从“类”的角度理解人，把人理解为感性的、与他人处于感情关系中的肉体存在物；马克思则从人的活动(马克思早年也把人的这种活动称作人的“类”特征)中考察人，把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都奠基于生产活动、实践活动之上。这种本质的差异不仅构成费尔巴哈抽象的人本主义哲学与马克思生活哲学不同的价值取向，而且成为后者超越前者的起点，从而实现了“生活哲学”的思维革命。

费尔巴哈在《黑格尔哲学批判》中指出，“人是作为‘类’而存在的”，在《基督教的本质》中又强调人具有类意识、类本质，从而把动物与人区别开来；在《未来哲学原理》中，他再次说人“是一种普遍的实体”，“是一个能意识到普遍性的普遍者，是自我意识的类”。他对人的“类”本质的界定是“以自然界为出发点，并且立足于自然界的真理之上”。费尔巴哈认为，他对人的类本质的规定并非空穴来风，儿是以全部近代哲学史作为依据的。

首先，他试图批判和纠正法国18世纪唯物主义对人的看法。笛卡尔曾经说“动物是机器”，在此基础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认为“人是机器”。费尔巴哈认为，这只是从机器、动物和人的共同性方面来看的，没有从它们各自的类特征去考察。因此，他首要的任务就是把人与动物划分开来。在他看来，第一，人不仅具有受动性，更为重要的是具有主动性，而机器或动物则只是被动的；第二，人超越了机械性，是自由的，而机器则只承载着机械的必然规律。动物有感觉，但只有人才有最发达的感性，只有人才有爱的感觉。爱使人自由，人在感觉中、在爱中达到与自然的和谐或自由状态；第三，人是一种完满的存在，人的本质具有整体性。在此基础上，费尔巴哈甚至注意到了人的活动的作用：“能够把人从自然界抽出来吗?不能!但直接从自然界产生的人，只是纯粹自然的本质，而不是人。人是人的作品、是文化、历史的产物。许多植物、甚至动物在人的培育下发生了如许的变化，以至在自然界根本找不到它的原形了”。在这里，费尔巴哈认为，人是感性存在、理性存在与社会历史存在的统一体，人的本质中包含有自然本质，但并不能归结为自然本质。可惜的是，这种思想在费尔巴哈那里只是一种萌芽，始终未能占据主导地位，更谈不上发展成为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一工作是由马克思完成的。

其次，他批判黑格尔哲学将“人”作为绝对理念的外化环节，作为纯粹的“理性人”，转而强调人的感性属性，反对把人当作精神实体，强调人是感性实体。他首先反对将人的肉体与灵魂分裂开来谈人，强调这种分裂开来谈论人“只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分割；在实践中，在生活中，我们否定这种分割”，因为“人的本质是感性，而不是虚幻的抽象‘精神’”，“人的最内秘的本质不表现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而表现在‘我欲故我在’的命题中”。这样，在费尔巴哈眼中，肉体、感官是人的本质，灵魂、意识则在一定意义上是非感性本质，但二者都导源于感性的自然。“我所吃所喝的东西是我的‘第二个自我’，是我的一半，我的本质，而反过来，我也是它的本质”，这直接表明了“人就是人所吃的东西”。由此，费尔巴哈的“感性人”也就在反对“理性人”中凸显出来了。

再次，费尔巴哈曾说过人的本质“包含在人和人的统一之中”，是“建立在‘自我’和‘你’的区别的实在性上面的”。从这一点来看，他对人规定的视角已从人与动物、人的理性与经验实在的统一性，切换到了“人与人”的关系中，显露出费尔巴哈试图从人与人的关系中去寻求现实的人的本质的合理性意向，从而成为马克思规定人的“接洽处”。但费尔巴哈在研究人的类本质时，关注的并不是人的历史活动，而是存在于人的“意识”、人的“宗教”中的本质规定，也就是“理性、意志和心”。他在其著作中反复说到：“究竟什么是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呢?对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最一般、最通俗的回答是：意识”；“宗教根源于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动物没有宗教”；“人自己意识到的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或者，在人里面形成类、即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理性、意志、爱”。这样，在费尔巴哈哲学的语境中的“人”即是人之共性，是与“现实的个人”相背的抽象的人、“一般”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意识的人”、“理智的人”和“爱的人”。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规定是以直接扬弃费尔巴哈的“人”论为起点的。马克思首先清理了费尔巴哈的“人”论的局限与错误。马克思说：“他[指费尔巴哈——引者注]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爱的关系”。在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认为作为生活主体的人决不是费尔巴哈哲学中的“类主体”或“内在的、无声的”孤立的“单个人”，而是“现实的个人”，即“不是处于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规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这就扬弃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理论视角，生成了马克思生活哲学在主体问题上现实的、历史的与未来的思维，形成马克思生活哲学新的出发点。

透视费尔巴哈与马克思对“人”的规定，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二者的思维路径之别。费尔巴哈是立足于自然，从动物与人的差别中、从感性与理性统一性中倚重、偏向于自然的感性、从人存在的有限性与无限性中、从人的共同的不变的禀性中来把握“类人”；相反，马克思则是从感性活动中、从社会关系中、从历史中、一句话从人的生产活动之中来把握人，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旦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的动物区别开来”，由此构成了马克思生活哲学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人的本质”的根本性的不同，也导致了二者生活思维的原则差异，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生活关系思维、历史思维和开放的未来思维对费尔巴哈生活直观、实体式思维与静态思维的超越。

三、生活世界的构成

在生活世界的构成问题上，二者的理路差异更为明显地表现出他们的生活思维之区别。这种本质区别不是枝节的，而是整体性的，该区别不仅体现在生活的内容(注：指生产系列：(1)为了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2)为了满足新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即生产资料的再生产；(3)人口的生产；(4)生产关系的生产；(5)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生活的结构(注：马克思生活哲学的生活结构论可以分为“生活静态结构论”和“生活动态趋向论”。)等方面，而且突出地表现在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在此仅就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做一剖析，通过它即可看出二者的思维之别。

由于费尔巴哈把人理解为“类”，所以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人与环境的关系就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费尔巴哈看来，生活世界是由人和自然构成的。所谓生活，就是人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在这里，人与自然是直接面对的，没有任何中介，一切都是透明的。正因为如此，人是直接吃自然界、喝自然界，等等。从认识角度说，人可以直观自然界，可以认识自然界本身，因为自然界是人所直接面对的对象。

对于马克思，情况就复杂得多了。首先，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人，还是人的环境，都不是直接的存在，而是经过中介的存在。他在批判“关于环境和教育起改变作用的唯物主义者”时指出，以为人是现成的、原始的存在，环境是由人造成的，是派生的存在，固然不对；以为环境是现成的、原始的存在，人是由环境造成的，是派生的存在，同样错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就是说，环境也罢，人自身也罢，都只是实践活动的产物。作为产物，它们都不是直接的存在，而是经过中介的存在。

其次，马克思区分了人与环境关系的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人并不是以孤立个体的身份直接面对自然的，而是以社会作为中介面对自然的。个人是社会存在物：“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亦即当我从事那种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才能直接同别人共同进行的活动的时候，也是在从事社会的活动，因为我是作为人而活动的。”既然如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是以人与人的关系为前提的，反之，人与人的关系也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前提。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就成为人与环境关系的两个方面。

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人与人的关系，都有两个层次，即实践关系和认识关系。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由于人和自然本身都已经是历史活动的产物，都已经浓缩地包含了先前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所以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还是人与自然的认识关系，其主体和对象都不是实体性的，而是关系性的。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人与自然的认识关系也是这样。

以人与自然的认识关系为例。表面上是人在直观自然，实际上是作为认识主体、具有认识能力的人在认识经过改造的自然。人的认识能力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文化和文明传承来的。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同样，人周围的自然界并不是未经改变的原始自然，而是作为人的活动产物的自然。就算你见到了未经改变的原始自然(马克思举的是“澳洲的珊瑚岛”的例子)，你也不可能以未经污染的纯净眼光看待它，因为你的认识能力已经是一种结果，一种历史产物，而你能认识到什么，取决于你的认识能力。

恩格斯曾经指出：“人的思维的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自然界本身；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这段话准确地阐释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生活哲学的抽象性的批判。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马克思谈到，如果没有人的活动，人的直观能力也不可能存在，“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而整个这一点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显然，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一样，承认“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但费尔巴哈认为这一优先地位是相对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而言的；马克思却根本不承认存在自然意义上的人，他认为凡是人都是社会存在物，都是实践活动的产物和结果，都不是原始的存在，因而所谓“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只适用于作为实践活动结果的认识主体。

四、生活的目标与哲学的定位

由于费尔巴哈与马克思对生活的本质、生活的主体规定之差别，尤其是生活思维的不同，导致了二者哲学在生活目标上的分野及其哲学的任务、使命之别。

首先，在费尔巴哈看来，生活中的根本问题是异化宗教力量对人的自由的压迫和对人本质的遮蔽，从而导致了人性的分裂。他说：“信仰使人跟人分离，用超自然的统一——信仰之统一——来代替基于自然的统一和爱”。在马克思看来，生活世界直接面对的问题是无产阶级生活的全面异化，即“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在生活中，不仅有物质性的异己力量，还有精神性的异己力量。在这里，马克思就超越了费尔巴哈将生活异化等值于宗教异化的狭隘视野，对生活世界进行全面的审查。

其次，费尔巴哈与马克思都致力于消除生活世界的异己力量，从而达到人性的回归，实现人的自由本质。但是二者对异己力量和“自由”的理解不同，消除异己、实现自由的手段与途径也不同。

在费尔巴哈看来，只要通过批判有神宗教，解构宗教，揭示“人是宗教的始端，人是宗教的中心点，人是宗教的尽头”，还原宗教的本质于人的本质，从而建立爱的宗教，人成了自己的上帝，这样就消除了“自我”的分裂，使人回到了自身，由此获得生活的自主与自由，因为“爱乃是实践的无神论，爱乃意味着在内心中、在意念中、在行动中否定上帝”，到此解放人的任务也就一次性完成了。由于他把宗教还原为“人”、抽象的无差别的“人”，这样，费尔巴哈的宗教也是抽象的“宗教”，因此他认为只要“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就够了。费尔巴哈批判的是生活之“末”，实现生活目标的手段是乌托邦式的。

在马克思看来，批判宗教仅仅是“对苦难尘世的批判的胚芽”，由此，批判就不能停留于抽象的精神领域，还必须深入到生活现实，对生活世界的一切异化进行深刻的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因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政治的批判”，并且批判是历史的、非一次完成的。就其现实途径而言，则是通过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异己的生活、无个性的生活，解放自己，从而历史性地解放人类，推进个人的自由与全面的发展。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批判直接指向生活之“本”，并由此将批判延伸到每一个异化生活的领域。这就大大地拓展与深化了批判的深度与广度，显示了马克思生活哲学彻底的批判精神。

再次由于费尔巴哈与马克思哲学生活的出发点、生活的内容、生活的实质、生活的目标的不同，决定了二者哲学价值取向上的本质之别。

费尔巴哈的哲学服务于抽象的“类人”，解决“认识与信仰”的问题，因此，他的“哲学不顾其他一切次要的目的和利益，首先仅仅以认识作为自己的目的”，“就是研究事物的本质”，即哲学以解释、说明、揭示为使命。由此，费尔巴哈哲学在改造现实生活时就显得苍白无力，被历史推到后台去了。

马克思的生活哲学直接服务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实践，解决“生活”的问题，因此，他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同时，马克思生活哲学的使命正是批判、揭示生活世界的真实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发现、创造新世界。由此，马克思生活哲学理论上的彻底性，在实践中就显示出强大的物质力量。“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的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它的生命力就在于其“与时俱进”的独特品质。这是马克思哲学对费尔巴哈哲学根本性的超越。

马克思生活哲学通过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扎根于现实生活，形成了新哲学范式，实现了生活哲学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第2卷[M].涂纪亮.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译文有改动.

第2篇：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追求终极的存在。本体作为自在的、至上的、终极的客体，始终处于天然的，绝对的支配地位。本体论以探求世间万物的最高本体、第一原因、终极存在为根本目的。柏拉图的“共相”（Uniber－sal）、“本体”（Noumenow）、“理念”（Ideas），亚里士多德的“实体”（Substance）、“存在”（Being）等一系列本体论概念都反映了人们绝不满足于对现实可感世界的探索，而是要超越物理世界，超越现实世界，探求终极存在，努力寻求对世界的终极解释。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方式具有预定性。本体论属于一种极限研究，它预设了一个最高的存在，这种终极存在高高在上，它是世界的本原，派生了现实的感性世界。在早期的希腊哲学中，哲学家们将自然作为研究的对象，探求宇宙万物到底从哪开始，而把某种有形体的东西，如水、火、气等作为万物的始点，宇宙的本原。自然中的一切事物，软的、硬的、热的、冷的都是通过转化，从一个本原派生出来的。在传统本体论哲学中，本体被当做最先存在的东西，找到了它，便找到了世间万物的根据，便可推断出世界的现在和未来。

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方式是一种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本体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一切存在物都由它构成，最初都从其产生，最后又都复归于它。在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首次将整个世界划分为对立统一的两个世界，可感世界和可知世界，在可感世界中，最伟大的是太阳，可知世界中，最崇高的是善，要用理智来把握。这种热衷于对原始发展的初始状况的探究，不是立足于现在，审视过去，展望未来，而是从过去线性的推演现在和未来，这是一种简化世界的思维方式。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方式都企图为现存世界的运动寻找合理的诠释与答案，本体论与辩证法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古希腊哲学家在探寻世界本原的过程中，大都包含了对世界万物生成运动变化的追问。克拉赫利特认为万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一团永恒的活火，按照一定的分寸燃烧、熄灭，而火的运动是由火的内在性“逻各斯”（logos）支配的。恩培多克勒认为有形体元素在数量上是四种，即水、火、土、气，它们都是永恒的，他们自身无分离组合的能力，爱与恨使它们混合、斗争，发生多寡的变化，是它们运动的真正原因。所以本体论哲学始终都承认现存世界是运动变化的，并努力从运动变化的事物中去寻找运动变化的本原，并以找到这一本原作为自己的使命。

本体论哲学思维方式经历了从感性具体思维层面到理性抽象的概念和逻辑水平的上升的过程。阿那克萨戈拉的本体论思想是种子说，他认为种子本身不生不灭，可结合分散，集合分散的外在力量是“努斯”（nous），也就是后来的“思想”（mind）。思想与感觉是对立的，我们的感觉是软弱无力的，因而我们不能感觉真理，思想更重要，独立的精神力量促进事物结合。种子说的贡献就在于将物质本体论提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此外，泰勒斯认为水是世界的本原，阿那克西美尼认为气是本原，赫拉克利特认为火是本原，恩培多克勒认为爱与恨驱动“四根”结合分散，构成万物……从希腊早期的哲学家的研究看，他们都把探寻万物的本原作为本体论或哲学研究的任务，这些哲学家已经注意到本体论的任务不是要研究现象世界，是要探求现象背后的根源或本原，但是他们对于本原的探求是处于感性具体阶段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现象与本体的区别，没有从现象世界进一步深入到本体世界去探求世界的本来面目。从毕达哥拉斯哲学，特别是巴门尼德哲学开始，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方式逐渐变得理性抽象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都是数”。数不仅被看做万物的本原，而且被看做万物的原型、世界的本体。巴门尼德则提出了比数更为抽象的存在作为世界的本体。他注意到，事物是形形的，而存在则是唯一的，宇宙万物以及它们的属性、动作等，无一不是存在。变化万千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只有这唯一的、不变不动的存在才是真实的世界，才是万物的本原。巴门尼德认为，各种特殊性都由某一门具体的科学来研究，只有存在才是哲学应该研究的对象。后来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这种最一般、最普遍的存在被表述为“作为存在的存在”，并被明确作为第一哲学（本体论）的研究对象。

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方式在严格意义上说，经历了由宇宙论向本体论的转变。宇宙论探寻的是万物的本原问题，寻找的是时间上在先的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古希腊的宇宙论总体上乃是对宇宙万物的起源、生灭、构成、规律等的一种探究。而本体论探求的是万物的原则和本质问题。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赫拉克利特等人，他们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自然界万物本原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构成万物的基本元素、以及万物的生成变化和动力问题，他们的哲学因此被称为自然哲学，也叫宇宙论。到了柏拉图那个时代，哲学家们已经不再局限于对于万物本原的追问，而是转向了对世界本体的探寻，和对本体世界的逻辑构造的探寻。可以说在古希腊哲学中，前智者学派的古希腊哲学根本上乃是一种宇宙论探讨，而不是本体论探讨；亚里士多德之后的晚期希腊哲学也少有本体论的探究；只有在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鼎盛时期的希腊哲学中，才有较为严格意义上的本体论理论。

作者：田志 单位：辽宁大学

第3篇：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一、文献资料缺乏限制黑格尔深入理解中国哲学

在《哲学史讲演录》里我们不难发现黑格尔对东方哲学的论述篇幅不大，只对孔子、易经哲学和道家做出简要论述。稍加总结可以发现以下特点：首先，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基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哲学思想评述和翻译。黑格尔对孔子的概括资料来源于1687年出版的耶稣会神父普罗斯佩利•若内塔、赫尔特利希、卢热孟、古布累等人的拉丁文翻译和注释［5］；黑格尔对《易经》起源的论述资料来源于1776年出版的“关于中国人的追述”里阿米欧神父“论中国古代”的文字［6］；黑格尔对八卦认定为可以唤起意义的便利和对中国哲学从思想开始、没有概念且流入空虚的判断，来源于温地士曼的观点［7］。从资料的来源看，黑格尔没有接触中国哲学的第一手资料，更没有接触过中国哲学翻译成德文或英文的资料，因此资料的缺乏是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误解的最重要原因。以孟子和古希腊哲学家为例，黑格尔在论述中国哲学的结尾才匆匆提到孟子哲学思想，而对毕泰戈拉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出现的伪书他却已做出辨别和区分，这一点佐证了在研究资料的占有方面黑格尔用以思考中国哲学资料是不足的。其次，文献资料的缺乏导致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认识缺乏历史性思考。黑格尔论述中国哲学的文献仅限于先秦时期，因此他无法思考和理解中国哲学在秦之后与印度佛学融合进程；也无法思考和理解中国本土哲学经佛学的濡养向宋明理学的发展；更无法对中国哲学后来的发展中出现的，与西方哲学发展史中类似的命题进行思考和准确地评述。恩格斯曾概括黑格尔的哲学思考有别于其他的哲学史家，称其以巨大的历史感为基础［8］，但是在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论述中这种巨大的历史感显然因文献资料的局限而缺失。再次，文献资料缺乏直接影响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进行概念化地思考。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明确指出“：……哲学的目的即在于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9］“思维的产物一般地就是思想；但是思想是形式的，思想更进一步加以规定就成为概念”［10］。因为文献资料的缺乏，黑格尔无法将中国哲学准确地转化成他所谓的哲学思维的形式，更无法准确把握中国哲学思想进一步规定成概念。因此，从黑格尔的哲学思考方式看，他无法将中国哲学的内容准确地概念化，成为他自身思想所思考的对象。

二、对中国哲学思考对象的误解导致黑格尔误读中国哲学

首先，中国思想的主要对象与西方思想的主要对象存在差异。司马迁曾对先秦思想进行概括，“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11］牟宗三先生也呼应司马迁的看法“：可是周文发展到春秋时代，渐渐的失效。这套西周三百年的典章制度，这套礼乐，到春秋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所以我叫它‘周文疲弊’。诸子的思想出现就是为了对付这个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它不是泛泛的所谓社会问题，也不是笼统的民生疾苦问题，它就是这个‘周文疲弊’问题。”［12］从司马迁和牟宗三先生的总结看，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思考的对象是周朝旧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如何过上更良善的政治生活。中国思想从肇始之初其对象就是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而非西方思想那种从古希腊发端直至近代所围绕的思维与存在而进行的思考。其次，中国哲学的思考对象有别于西方哲学的思考对象。黑格尔认为，“概括讲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不过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13］黑格尔的意思是：哲学是对思想形成的概念进行思维着的考察。这种考察的对象是种概念化的思想和概念化思想的对象。从黑格尔对哲学的定义出发，中国哲学是对概念化的中国思想的思维者的考察，这种考察关涉到中国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对象———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因为政治制度与政治关系更多呈现出对如何过上更良善生活的追问与思考，因此中国哲学所进行的概念化思考主要也呈现出道德哲学的特点；西方思想主要对思维与存在关系进行概念化探究，因此西方哲学的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形成的思想为思考对象的思考，其主要特点必然与中国哲学的不同。再次，忽视中西哲学思考对象的差异导致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片面认识。中国哲学以对政治制度和政治现实关系的概念化思考为对象，思考的主要内容和概念化表述，主要与伦理道德、国家治理、宗教典章等密切相关。在黑格尔看来这些都是伦理学说或道德哲学的主要内容，而不是西方哲学要探讨的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主要内容，更不是西方哲学要达到的目的。因此当黑格尔将西方哲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思考思路，套用到对中国哲学内容进行理解和评述时，就对中国哲学做出错误的论断，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归于宗教，并认为中国哲学对解决思维与存在问题而言是抽象枯燥的言论，无法对西方哲学主要思考的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进行范畴［规定］的探讨。若要求中国哲学在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哲学思考中，产生一个在思维与存在关系思想中的范畴［规定］的哲学王国，这显然是个“种豆得瓜”的非分要求。把中国哲学主要思考的对象认为是关于思维与存在的概念性思考的这种误解，在《历史哲学》中显露无疑：“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14］黑格尔没有明白，中国哲学对峙的两方面应是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的现实，中国哲学的变化发展，一直在围绕政治制度的主观规定性与政治现实的客观现实性之间寻求更好的解决之道。

三、对中国哲学辩证法的片面理解加深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误读

首先，黑格尔无法通过文献挖掘来思考中国哲学辩证法的发展史，也就无法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对中国哲学辩证法的正确认识。上文已说到黑格尔研究中国哲学的文献仅限于先秦时期，先秦之后资料缺乏制约黑格尔深入思考和发掘中国哲学的辩证法内容。其次，黑格尔没有发现中国哲学应有的辩证法的内在线索，从辩证法角度思考对中国哲学就显得非常片面。如上所述，黑格尔对中国哲学思考对象错误地认为与西方哲学思考对象一样的，所以黑格尔只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辩证地考察中国哲学中蕴藏的辩证法，没有考察中国哲学中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实际上也蕴藏的辩证法，被黑格尔归纳入西方哲学的道德哲学的范畴内。中国哲学的辩证法观点除了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关系的思考之外，也融入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之中。以黑格尔探究的周易之阴阳爻驳为例，黑格尔就没有看到用作占卜的先天八卦经过变化后形成的后天八卦，成为中国古代思想中标志方位变化的内容，而这种方位变化的描述通过固定的语言形成一整套概念体系，在中国古代的堪舆和建筑中就体现出这种概念体系的思维方式，这套概念体系在中国发明的许多仪器中也有异常重要的作用。所以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无法在概念化的思考后作用于科学技术是种误解，这种误解源于对中国哲学蕴藏的辩证法的失察。再次，黑格尔从辩证法角度编纂中国哲学，产生了对中国哲学评论的误读。贺麟先生在评论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时特别指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别阐述了辩证法的发展史。任何一个或一派的哲学家只要其中有丝毫辩证法的因素，都被黑格尔挖掘出来加以着重阐明。”

第4篇：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时间： 2003-4-1  作者：鞠 曦  

中医学是中国文化的形式之一, 由于中国哲学是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所以, 中医学的形式必然表现出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就自在的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和自为的中医学形式的关系所作的研究, 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文化上的基本意义。所以 ,中医学在内容上代表了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应当说, 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的人、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因此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的人, 就应在对《周易》、《道德经》和《内经》的研究上下功夫, 舍此并无其它。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 就是上述研究方式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在形而中的统一, 那么, 中医学本身在形而中的形式中其具体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及其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 这将是本文所讨论的内容。

一、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 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 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 所以, 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 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 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 因此, 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 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 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 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 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 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 所以 ,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 既然如此, 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 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 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 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 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 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 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 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 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 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 在这一研究进路中, 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 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 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 《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 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 也可以这样认为, 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 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 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 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 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 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 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 ,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 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 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 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 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 论世间事迹, 褒君子, 贬小人, 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 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 医理、儒理俱在其中, 《易·辞》为儒者之言, 可用治世, 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 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 ? 医经与易经, 体同而用异, 拙集屡申其义矣。 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 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 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 假年学易, 不闻学医, 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 不为治病之小道, 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 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 犹先于大道, 何故 ? 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 医道也。 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 故体同而用异也。 ”（《章虚谷: 《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 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 因此, 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 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 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 ──“保性命者, 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 其表明, 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 对应和中者, 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 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 以藏象论之, 脾胃也 ,以五行论之, 中土也。以三焦论之, 中焦也。而和于中者, 人体健康之象也 ,而离偏于中者, 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 辨证者, 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 施治者, 和于中者也; 和者, 由治而达者; 中者, 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 和也者,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 生之本, 本于阴阳天地之间, 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 皆生五, 其气三, 数犯此者, 则邪气伤人, 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 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 时空对应之机也, 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 阴阳离决, 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 天地之道; 一开一和者, 动静之机。”（吴谦: 《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 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 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 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 那么, 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 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 培养在中, 发用在上。”（郑寿全: 《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 萌牙于肝, 培养于脾, 积贮于胸中为大气, 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 中之用也。所以, “凡人中气充足, 则署邪不能相犯 ;署气入侵, 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 ,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 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 后天而言, 和于脾胃者也, 先天而言, 和于肾者也, 和于脾胃者, 血之用也, 和于肾者也, 气之用也。所以, 后天而言, “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 全身水道, 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 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 “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 水谷之海也, 平则万化安, 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 “胃受司受纳, 脾司运化, 一纳一运, 化生精气,津液上升, 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 以章虚谷为要, 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 为后天万物之母, 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 生物之道也; 土为太极之廓者, 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 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 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 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 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 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nb sp;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 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 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 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 因此, 医易相通者, 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 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 因此, 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 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 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 宏观而言, 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 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 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 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 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 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 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 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 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 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 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 但是, 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 笔者认为, 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 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 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 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 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 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 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 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 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 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 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 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 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 但是, 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 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 例如, 对“道”范畴的研究, 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 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 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 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 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 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 “凡欲为大医, 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 须精熟。 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 如无目夜游, 动致颠损; 次须熟读此方, 寻思妙理, 留意研究, 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 何者? 若不读五经, 不知有仁义之道; 不读三史, 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 则不能默而识之; 不读内经, 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 不读庄老, 不能任真体运, 则吉凶拘忌, 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 七耀天文, 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 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nb sp;“法于阴阳, 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 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 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 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 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 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 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 因此, 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 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 非达到群书博览, 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 举凡历史上的名医, 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 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 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 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 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 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 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然而, 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 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 就中医学界而言, 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 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 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 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 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 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 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 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 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 因此, 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 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 历史和逻辑均表明, 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 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 应当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 ,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 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 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 释

第5篇：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关键词：翻译实践；翻译理论；哲学思维；方法论

“翻译之所以存在，由于人们将不同的语言”（Steiner，2001:51）正是因为翻译的存在，人们之间才可以进行思想交流，我们也才可以欣赏到不同文化国家的文化。无论远古时代或是当代，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在知识和价值观的传播，民族语言的发展，国际文化的相互碰撞，乃至于整个人类文明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毋庸置疑，在人类社会活动中，“翻译之功，诚远大矣”。（道宣，2009；71）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人们不断思考翻译的本质，探索翻译的主体、客体的互文关系及相关因素，并将这些思辨升华至翻译翻译理论：与此同时，哲学家、翻译实践者和翻译理论家也逐渐开始关注翻译行为的哲学观，强调哲学思维、哲学世界观对翻译实践、翻译理论构建的影响。基于对翻译实践的认识以及翻译思想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背景，中西译学各自形成了相似或不同的翻译哲学观。从哲学方面来讲，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翻译作为人类活动中一项极其复杂的思维运动，深深植根于翻译的存在之中。因此，翻译思维和翻译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是翻译研究的基本范畴，即如何处理翻译主体与翻译客体的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也随之成为翻译界研究的热点。实践总是先于理论而存在，翻译实践也于翻译理论之前出现，正是在无数次的实践中，先人学者总结概括实践中的出现的问题以及应对的技巧，翻译理论才得以成为体系，翻译学才得以形成。由此看来，翻译理论的形成是人类对翻译现象认识的必然结果。

1翻译、翻译实践过程与哲学

首先，我们要理清什么是翻译。对于翻译的定义，翻译界至今未得出统一的说法。不同的翻译家对其定义或内涵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认识。总的来说，可以从语言层面、信息层面和文化层面对翻译的概念进行阐释。此外，中西方翻译学家对翻译的解释也是不尽相同。中国著名哲学家、翻译家贺麟对翻译的解释为“翻译乃是译者与原本之间的一种交往活动，这种活动包含了理解、解读、领会、翻译等诸多环节，其客观化的结果即为译文，它是译者与原本之间交往活动的凝结和完成。”（贺麟，2006：43-44）当代美国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家奈达将翻译定义为“所谓翻译，是指在译语中用最切近二又自然的对等语再现原语的信息，首先在语义上，其次是文体上。（Nida&Taber，1969:12）上述定义表明，不论是从语言的视角还是从文化的角度，翻译的本质都是一种“实践活动”，这也由此反映出翻译实践始终是贯彻在翻译过程之中，实践即过程。由此产生的理论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并验证。“翻译过程”在《中国翻译词典》中的词条解释为“翻译过程系指翻译活动所经历的程序”。许钧教授对其的阐述为“狭义的过程，一般理解为翻译者对具体文本的转换活动过程。

广义的翻译过程，不仅包括狭义的语言转换活动，还包括文本的选择、文本的生成和文本生命的历程等过程”。（许钧，2203a：80）因此，对翻译过程以及过程中活动的研究在翻译界得到不断重视，通过对其实践过程的研究，如对译者主体性、主体间性的研究及其与翻译课题之间的互动研究，有助于翻译家，哲学家逐渐把握整个翻译实践过程中所涉及的翻译客观规律及运作程序。哲学的认识论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任何脱离实践的理论终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不起历史的推敲。因此我们说哲学存在于人类的实践活动中，并指导着人类的活动交流。这里所说的翻译哲学，正是顺应时展的潮流提出的。我国首次对“翻译哲学”这一概念进行阐释的是黄忠廉先生，于1998年提出：在漫长的翻译实践中，人们逐渐地形成了对翻译活动一般的总的看法．这种看法就是翻译观。翻译哲学是系统化和理论化了的翻译观。

翻译哲学的基本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译者思维同翻译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翻译是一种有意识的定向活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每时每刻都在处理思维与原文世界、译文世界乃至两个世界背后的作者世界、读者世界以及文化领域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处理得如何，直接关系到翻译的目的是否达到，翻译的价值是否得以实现，译者的意图和读者的需要能否得到满足。……翻译哲学是翻译观和翻译方法论统一于其中的一个理论体系。（黄忠廉，1998:56-57）由此不难看出，从最广义的角度讲，哲学是人类对于整个社会认知的根本观念体系，是观念的集合体。而人们对于任何事物的看法理解皆可称之为观念，因此一切学科都可看作广义的哲学，翻译作为一门学科，也是如此。哲学活动参与了整个翻译过程，为翻译提供理论基础，它解释了为什么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可以进行交流，关键是在于人类有着某些共同的地方。黄忠廉教授将翻译哲学归结为翻译观于翻译方法即方法论两大层面，关注翻译主客体的关系，突出强调翻译实践过程中所涉及的方法论。但翻译哲学并不是简单的“翻译加上哲学”，从其本质上看它是用某种哲学理论去评价翻译及其理论。（刘邦凡，1999:58-61）此观点认为翻译哲学是关于翻译实践及其理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家贺麟也对“翻译哲学”的内涵进行了论述，其强调译者、原语和译语之间的交流过程。

总而言之，从翻译本质层面讲，翻译是涉及两种语言之间相互转换交流的思维活动，它以另一种语言的形式再现，这其中还包括译者对其的再创造以及两种文化的交流碰撞。从哲学层面讲，人类语言及思维的共性，使得翻译活动成为可能。而贯穿于整个过程之中的，则是实践，翻译实践被分为翻译过程与认知过程两个层面。总体将哲学与翻译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并衍生出一系列相关研究。笔者在此仅对三者及其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简单的描述。

2哲学思维指导下的翻译方法应用

首先，我们知道，翻译是人类进程中的一项复杂思维活动，而思维是对客观世界的理性认识。语言只是作为思维的外壳和载体，人类通过其表达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即语言的本质是一种物质形式。人类思维中对外界客观物质的反映需要借助语言来实现。思维由存在决定，整个过程可能包括分析、综合、比较、分类、抽象、概括、具体化、系统化等思维能力。而翻译的实质就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思维活动。此处涉及的哲学思维正是与翻译思维相辅相成，相互融合促进翻译过程的顺利进行。上文中提到，翻译过程包括正确理解、表达重现和创造性润色再现原文三个过程，即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同样，翻译思维也可大致包含这两个阶段。翻译的思维方式是翻译的深层机制，翻译过程体现了思维的选择与创造，其对人类行为起着决定性作用，是沟通人类文化与语言的桥梁。因此，很多哲学家哲学思想的构建是通过研究语言与翻译来实现的。哲学中讲求辩证性的思维，强调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哲学思维运用到翻译中意在提醒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尽可能的促使矛盾着的对立双方朝着统一，也就是朝着译文最理想的效果努力。因此，翻译活动中的哲学思维，不仅拓宽了人们的精神视野，而且促使译者在面临问题时进行多层面、多视角的思考，以至达到最佳效果。翻译哲学的出现，印证了哲学思维在翻译中得到应用与推广。

张泽乾教授说过“哲学”是“翻译学的指导学科”，因此，哲学思维体现在翻译中就形成了翻译哲学，而翻译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翻译学的方法论，指导着翻译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无论抽象概括地研究翻译理论，还是具体个别地探讨翻译方法，都必须注意，翻译哲学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的认识与实践的哲学，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相统一的哲学。翻译哲学的方法论是研究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的基本手段，它是打开通向充满着奥秘的翻译世界之门的金钥匙”。（闫德胜，1992:11-15）其为中西译学的发展奠定基础，确保翻译朝着理性的方向发展，在此看来，中西译学存在着共通行性。我们可以说，翻译哲学是人们基于对翻译活动的认识，并从中进行经验性或技巧性的总结，提炼出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和做法，进而形成翻译方法论。翻译的方法论属于“翻译哲学”的范畴，具有丰富的内涵。就方法论本身而言，是一个哲学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世界观，哲学中强调方法论与世界观的统一，应用到翻译中，就是要做到翻译理论与技巧方法的对等。方法论与方法并不相同，方法论是研究某种领域所用到的原则与规则，而方法只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采用的做法，并不具有普遍性。由此看来，翻译方法论便是运用到翻译实践中的，指导翻译过程的规则与原则，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可以指导处理与翻译相关的各种问题。

黄忠廉教授认为“翻译方法论，是翻译及其研究方式方法的总和。”翻译方法论包括翻译实践方法论和翻译研究方法论。（黄忠廉，2009：2-3）在翻译方法论的指导下，中西翻译学得到蓬勃发展，例如，20世纪50年代雅克布逊将语言学与符号学引入翻译研究，六七十年代奈达的《翻译科学探索》，霍姆斯为代表的“翻译研究派”，这些都体现了翻译方法论为翻译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霍姆斯在《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中指出，方法论作为翻译学的一个分支，与翻译学本身的研究密切相关。总体而言，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翻译，同时具有历史性、主体性、社会性、意识形态性和开放性等多维原则。因此，“翻译方法论的基本任务是尽可能有效地表达原文全部含义和情态。”（张泽乾，2006:464-467）哲学思维指导下的翻译方法论更是紧跟时代潮流，不断更新其内涵，以更好地服务于翻译实践过程，使译员在无形中应用其有效的方法论，这才是翻译方法论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3结束语

毫无疑问，翻译本身的特点决定了翻译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翻译即是具体的实践过程，也是一种内在的思维思考活动。翻译哲学的介入拓宽了翻译学的研究视野。而其中的方法论是翻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由于翻译本身的跨学科性，对翻译人员的要求也逐渐变得“狭义“起来，即专业行业领域的译员。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各国文化的相互交流，语言的多样性越来越明显，因此，人类思维也将得到不断的完善。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越来越高，就使得翻译的对象和领域会不断增加和拓宽。基于这种形势下的翻译研究也势必走向纵深，但对其的研究以及翻译学的进步离不开哲学理论的支撑，长期的历史实践表明，摒弃哲学思维或持有不正当的哲学观点都会将翻译引入歧途。因此，哲学与翻译在未来发展进程中将继续在互动与融合中发挥作用，共同推进翻译学与翻译哲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道宣.大恩寺释玄奘传论[A].罗新璋，陈应年.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71-72.

[2]贺麟.谈谈翻译—翻译思考录[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43-44.

[3]黄忠廉.翻译哲学及其它[J].外语研究,1998(1):56-57.

[4]刘邦凡.试论翻译哲学[J].探索,1999(6):58-61.

[5]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a.

[6]闫德胜.论翻译活动的哲学实质[J].中国翻译,1992(3):11-15.

第6篇：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关键词：哲学专业学习；人文学科；思维能力训练；理论素质培养

北京市教委2017年1月4日了《2016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详解了2016年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报告》显示，有91所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超过90%，而在本科及以上就业中，哲学专业的就业率最高。为此，《光明网》特刊发评论员文章《哲学何以成为就业率最高的专业》，文章分析了其中的主要原因：“首先，哲学是非常典型的具有长线学习逻辑的学科，与很多专业不一样，它的精准就业一一‘从事哲学研究’，事实上是以博士教育打底的。所以，选择哲学专业的人会有更长的深造预期，而就业率统计是包含深造率的，即考研和读博同样归类于所在教育阶段的‘已就业’类别。”“二来，哲学是人类文明最早熟的学科之一，几乎是人类一切学科的母体，也表征着众多学科的价值归宿。”文章最后指出：“这两点，可看成‘哲学就业率最高’的解释，换个角度，也是对‘如何选择专业’的回答，甚至可以对‘怎样判断人生选择的得失’有所启发。”这个看似肯定哲学专业的结论却是存在很大疑问的：第一，真的是因为考研和读博归于“己就业”类别而使得哲学专业的就业率提高？第二，选择哲学专业真的与“怎样判断人生选择的得失”有关吗？由于《光明网》的评论员文章流传甚广，看似也回答了人们心目中的“哲学何以成为就业率最高的专业”这个问题，因此这里有必要对此加以澄清。

大学哲学专业的性质定位问题

哲学专业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定位究竟如何？根据即将出台的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哲学类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5），“哲学类专业属于人文学科，又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密切相关。作为基础性学科，哲学对公民素质培育、民族精神塑造和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创新，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哲学类专业培养具备扎实的哲学专业基础知识、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能够运用哲学思维认识、分析理论及现实问题的能力，良好的人文基础和自然科学素养，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宽广的国际视野，良好的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能力，善于合作的团队意识和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的专门型或复合型人才。”这表明，哲学专业属于人文学科，哲学专业培养应当以塑造理论思维能力和良好人文与自然科学基础为主要目标。这样，大学哲学专业的性质定位就很清楚了。

首先，哲学专业是一门人文学科，而不是技术学科。所谓“人文学科”（Humanities），是指不同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人类文明和文化的组成部分，其中主要包括了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还包括宗教与文化等，总之这些都是与人作为个体的存在所需要回答的问题或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主要热莸摹R虼耍哲学作为人文学科，首先需要回答的是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问题。这些问题都与现实的经验生活距离较远，也与人作为社会存在所需要的生活条件等现实问题相距甚远。这就意味着，哲学专业培养的目的并非为了职业的需要，也不是为了满足社会上的某些特殊岗位的需要，而是为了培养具有健全思维能力和深厚文化素养的理论人才。哲学专业的毕业生除去哲学专业的基础知识外，还必须具备以下的基本能力：（1）创造性地学习哲学专业知识的能力，（2）将所学哲学理论和思维方法用于处理具体问题的实践能力，（3）能够以哲学思维方式进行理论研究的创新能力，（4）较强的专业文献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5）较好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

创造性地学习，是指能够融会贯通地理解所学到的哲学史和哲学基本原理，并能够用这些知识去解释哲学上的重要问题，学会从理论上把握哲学基本观点和思想，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辨别和分析一切哲学理论和观点。要做到这些，的确需要超强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分析论证能力。这些能力不仅可以用于解释所有的哲学理论，更可以用于解释一切理论观点，因为理论思维和分析论证原本就是锻炼人们思维能力的重要内容。当这些内容被用于解决现实的实践问题，就成为哲学专业培养所需要的实践能力。抽象的理论思维与严密的分析论证，经过哲学专业的严格训练，就可以成为用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也是我们能够推进社会进步和思想变革的重要方式。因此，哲学专业训练就是要使学生熟练掌握思维上的抽象能力和论证上的推理能力，能够以哲学的思维方式从事理论创新和观念创新，为新思想的形成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和能力锻炼。显然，这些都与学生毕业后所要从事的职业无关，而是与他们走入社会、进入工作后所要面对的问题有关，与他们将来要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事业有关。这才是哲学专业的毕业生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

其次，哲学专业虽说是属于人文学科，但与文学、历史以及艺术等人文学科不同，这个专业更多承继的是逻辑的思想训练和理论的概念分析工作，突出对已有哲学思想和理论的剖析考察，强调对逻辑论证的细微入理，提倡对哲学观点的思想阐述。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哲学专业教学中贯穿始终。或许有人会问，这是否意味着哲学专业完全是一门阳春白雪的学问，或者说是一种纯粹精英培养的方式？其实，细想一下，这不过是哲学专业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并不完全是少数人才能掌握的专业。相反，逻辑思维能力和概念分析的训练恰好是我们从事任何问题研究时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试想，如果我们无法从一个具体的经验现象得到对相近事物的普遍认识，如果我们无法对一个概念的使用形成观念或想法，我们如何能够从中得到教益呢？逻辑思维是帮助我们能够形成正确判断的基本方法，尤其是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形，如何能够通过分析梳理形成对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正确理解，这就需要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哲学专业学习正是要培养学生具备更强的逻辑思维能力。

从概念到判断再到推理，这是我们通常了解的认识活动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概念的形成和理解是我们得到判断和进入推理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这就需要对概念的意义和用法作出清楚的界定，了解概念的内容和出处，并能够恰当地使用概念形成判断和推理等。对概念意义的澄清，始终是学习推理论证的第一步，也是构成推理的重要内容。只有当我们可以正确地理解概念内容，可以恰当地运用概念的时候，我们才能形成合理的判断和有效的推理。例如，对于“人”这个概念的意义和用法，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这个词，就会产生不同的判断和推理。抽象地使用这个词，就意味着不考虑语境和用法，就会导致很不同的结果。这就意味着，任何概念的使用，首先需要对概念所出现的判断或句子有清楚的说明，只有在这些判断或句子中才能真正理解概念的意义。孤立地使用概念或对概念的用法提出问题，都无法真正理解概念的意义。这些都是逻辑思维训练中的基础，但却是我们在日常思维中经常出错的地方。哲学专业学习就是要反复训练这样的推理能力。

哲学专业教育在对这种能力的训练中，主要采用的方法就是对写作能力的培养，通过论文写作检验逻辑思维能力是否得到了培养。论文写作是哲学训练的综合性考查，其中包括对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纳，也包括对重要观点的提炼和分析，特别是对自己观点的逻辑论证和对重要文献的使用。这些都必须通过文字的方式加以表达，辅之以口头陈述和讨论等。由此，哲学专业的培养方式应当包括这样一些重要环节：文献阅读、难点讲述、问题讨论、观点论证、文章写作、文章推敲和修订。由于思想观点的形成必须借助于文献的阅读，而对观点的表达则需要严密的逻辑论证方能成立，这样文献的阅读能力和观点的表达能力是需要着重锻炼和培养的。应当说，这些能力培养并非只有哲学专业的学生所需要的，而是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都必须具备的。但哲学专业教育更强调把这种能力作为一种专业能力加以锻炼和培养。这如同音乐是人类共同的爱好和朋友，但把音乐表演和创作作为一种专业来培养却是专业的音乐学院所要做的工作。哲学专业就是如同音乐专业一样，是对人类共同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的专门培养。

必须特别说明，哲学专业培养的目标并非哲学家，更不是思想家，而是从事哲学专业教学和研究的专门人才，以及具备以上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从严格意义上说，哲学家和思想家从来都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由时代造就的，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大学的哲学专业既不可能也o意培养哲学家或思想家，只能致力于对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的培养，注重学生的文献阅读和知识学习，掌握更多以往人类的文明和文化。这就意味着，哲学专业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成“名”成“家”，而只是为了使学生能够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更好地运用逻辑分析和理论思维能力处理更为复杂多变的情况和问题。因此，哲学学习是一种思维能力训练，也是一种培养学生能够更好地成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人才的方式。

哲学专业学习对未来生活的影响

《光明网》特约评论员在分析“哲学何以成为就业率最高的专业”这个问题的原因时，提及深造率被归为就业率统计的问题。的确，哲学本科专业毕业生的深造率（包括读研、考博和出国等）一直比较高，许多毕业生选择深造，为自己的未来发展打开更为宽阔的道路。这恰好说明哲学本科专业学习的重要特点，即哲学专业不是为了传授某个特定的知识体系，或者培养某类专门的人才。换言之，哲学专业学习不是一种职业教育，而是一种特殊的素质教育，或者说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通识教育。

这里的“通识教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素质教育，如目前各高校开设的各类通识课程。哲学作为一种通识教育，是指“哲学”的本义就是使人变得更为智慧的学问。我们知道，“哲学”本身并非智慧，而是对智慧的热爱和追问。早在20世纪初，当哲学专业从日本引入中国之后，哲学教育就被当作哲学学习的主要内容。很多大学的哲学系甚至就直接称作“哲学教育系”，如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即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教育被李达、潘光旦、冯友兰等哲学家看作是哲学专业的重要内容。如今，在各师范类院校以及其他大学中设置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最初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为核心内容的。一些师范院校的哲学专业就是根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发展出来的。由此可见，哲学教育原来就是哲学专业的本义，哲学专业就是以培养学生掌握能够更好地寻求智慧的方式为目的的。所以，自从哲学专业设置以来，哲学专业本身并无专门的技术和知识需要传授和掌握，而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更好掌握人类一切知识去做好准备，是为了使学生具备在一切知识中分辨真假对错的能力，是为了使学生武装自己的头脑，以便能够对一切问题提出分析判断和形成理论观点。一句话，就是为了使学生有一颗求真之心和理性大脑。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总是误解哲学是“无用之学”的问题了。

的确，从功利和实用的角度看，哲学专业属于“无用之学”。不仅如此，一切人文学科都应当属于这样的“无用之学”，因为它们都不能给人直接带来任何实际的好处，也不会传授某些专门的知识或技术。它们只是关乎人的精神世界，关乎人类自身的认知方式，关乎个人的人文素质培养。这样，包括哲学专业在内的人文学科都是仅仅与人的精神世界相关，与人类和世界打交道的方式相关。进一步说，如果说历史、文学、宗教、艺术等学科还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些专门领域的知识的话，哲学专业则基本上不提供这样的专门知识，而只是帮助学生训练自己的理论思维和逻辑推理能力。虽然哲学专业学习也要了解大量哲学史和各种哲学理论观点，但掌握这些内容并不是哲学专业学习的最终目的，它们不过是帮助学生更好地进行能力培养的训练手段，类似于数学学习中要做的大量习题一样。所以，死记硬背地掌握哲学史的知识并不是哲学学习的主要目的，甚至不是最好的方式。相反，掌握这些知识是为了从历史中发现规律，通过对各种哲学理论观点的分析，更好地训练理论思维和逻辑推理的能力。这才是哲学专业学习的最终目的。

既然哲学专业学习本身并不是对某个具体学科领域知识的掌握，而是一种思维训练，这样，哲学专业的毕业生就有了更大的空间去选择自己进一步发展的领域，并在自己所选择的领域中更好地运用在哲学专业中所得到的能力训练。所以，哲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中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时，更多会选择非哲学专业，其中既有与哲学专业密切相关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也有关系较远的自然科学或实用学科等。而最后选择哲学专业作为自己进一步发展方向，或许更有机会从事哲学专业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这也说明，为什么哲学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有比较高的深造率，而哲学专业毕业生的深造率被纳入就业率也就顺理成章。

另一方面，哲学专业学习是否能够有助于学生未来人生发展？其实这个问题与哲学专业学习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通常会认为，哲学是一门爱智慧的学问，所以能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人生，考察人生，过上更好的生活。的确，苏格拉底说过：“未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似乎是在暗示，只有通过哲学的思考才能了解人生的意义。从广义上来说，哲学的确可以并且总是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但哲学专业学习与此不同。正如我们每个人都会热爱音乐，这是人之常情，但要把音乐作为专业来学习则是另一回事情。严格地说，哲学专业学习不是直接地考察人生的意义，也不是对智慧的追问，而是为更好地考察人生的意义做好准备，是为更好地追问智慧而锻炼自己的能力。所以，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哲学专业本身并不培养哲学家，而是培养哲学研究者，是培养有可能成为哲学家的候选人。

第7篇：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关键词: 哲学基本问题 哲学史 主客体关系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既是“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又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1]但张树斌在《客体与主体的关系问题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中认为,恩格斯“将物质与存在混为一谈”,因而“无法确立起完整的哲学体系”。他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回答了这个问题并建构了一套“完整的哲学体系”。笔者认为,张文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

一、事实与应该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什么?这首先是一个事实问题。因此必须以哲学实际研究的问题为依据,需要对哲学史作一番简要的回顾。

在古希腊哲学中,本体论的研究主要是探究世界的本原或基质。各派哲学家都力图把世界的存在归结为某种物质的、精神的实体或某个抽象原则。有人将世界归结为具体的“元素”,如水(泰勒斯)、火(赫拉克利特)、原子(德漠克利特)等;有人将世界归结为“数”(毕达哥拉斯)、“理念”(柏拉图)等。这种对世界本原的探究,从亚里士多德开始,逐渐深化为对本质与现象、共相与殊相、一般与个别等的关系的研究。而在中世纪,本体论的研究是隶属于神学研究的,思维与存在是“神”的下位概念。本体论哲学,以对“本体”的承认为前提,认为“本体”是确实存在的。但是笛卡尔对此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我们所能真正确证的只能是“我思”,其他一切都是建立在“我思”的基础之上的,从而对“我思”之外的其他一切都表示怀疑,要对其进行“我思”的“审判”以确立其合理性。这就是西方哲学史上所谓的“认识论转向”。巴克莱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从而否定了物质世界的独立存在;康德虽然承认“物自体”的存在,但又认为其是不可知的,从而将其无限期地“悬置”起来。黑格尔认为世界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和自我认识过程。旧唯物主义者们则认为世界和人都是自然的、物质的,精神只是人的属性之一。如果说,近代以前,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没有被明确提出来,那么,笛卡尔之后,这个问题则成为哲学必须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纵观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过程,可以说恩格斯的概括是非常准确的。至于这是否是一切哲学(曾经的、现在的、将来的)的基本问题,后文另有论述。

张文对西方哲学、西方近代哲学的历史只字未提,就断定恩格斯和“我们的哲学教科书”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的结论是错误的,这显然十分不妥。

二、概念与词

语言学强调“概念”与“词”的区别。概念是有着严格的规定性的,而词的意义却很不确定。不能将哲学概念与日常词语混为一谈。思维、存在、物质、精神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概念,是不同于日常语言中“同样的”这些词的。张文却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以日常语言式的,或者说他自己的理解方式来解释这些具有特定意义的概念,结果使自己陷入概念混乱的泥沼。

日常语言中,“存在”确实可能既指“物质存在”,又指“精神存在”。张文首先就强调了这一点,说存在既包括物质存在,又包括精神存在。因此,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三者之间的两两关系,而不仅仅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可见,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实际上,恩格斯所说的“思维与存在”,即是张文所说的“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显然,这首先是以“精神存在”与“物质存在”的“存在”为前提的。虽然人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张文认为,我们最好还是明确地把这个前提摆出来,因为有些人也许会产生误解。

其次,张文认为“唯物论首先说的是物质与精神或思维的关系问题”,而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一种无聊的文字游戏。因为他所说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与恩格斯所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同一个问题。

最后,我们有了一个新发现,那就是“在社会存在中也包括社会意识”。显然,这里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已经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严谨的概念,而是“非哲学思维的”望文生义的理解。这是张文“存在包括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合理推广。

可见,张文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理解上的偏差是令人吃惊的。如果不受概念的约束,我们就可以任意地反驳任何人的任何观点。这显然不是学术论战应该采取的方式。与其说张文是在与恩格斯商榷,不如说是在跟自己的概念混乱作战。

三、哲学与科学

张文认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并列举了很多“客体问题”和“主体问题”。主体和客体作为概念,至少有两种主要的用法。一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指的是思维着的人或人的思维。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实质上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也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一种是实践论意义上的,主体指的是从事现实活动的人。实践论意义上的主客体是客观的,它们共同构成认识或思维的对象。张文的主客体概念肯定既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体概念,因为如果这样,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就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一致了,又与实践论意义上的主客体概念有很大不同,是实践论意义上的主客体概念的“泛化”。他所指的主体实际上是“主动者”,是活动的发起者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用自然科学的术语讲,主体即是“自变量”,客体即是“因变量”;用张文的“辩证法”术语讲,主体是“对立的方面”,客体是“统一的方面”。因此,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对立统一问题。

对立统一规律,是对世界的最抽象概括。就此而言,说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似乎并无不可。但这样也就抹杀了哲学与非哲学间的界线。于是,研究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社会历史活动甚至对物理、化学现象的研究都可以称其为哲学。实际上,张文所列举的大多数问题,都不是哲学问题,而是科学问题,只不过被冠以“XX哲学”之名而已。这是历史上哲学是“科学的科学”的翻版,无论对于科学还是哲学,都是一种倒退。若如此,则第一个揭示出氢元素与氧元素之间“主客体关系”的,便是伟大的哲学家了。

其次,张文对“客体”概念的理解也是有问题的。他认为,认识的对象可以“既不涉及意识,也不涉及和意识相对应的‘物质’概念,完全是从宇宙自然本身的角度来考察的”。意识作为自然发展的最高产物,确实不是从来就有的,我们的认识应该尽量客观而不要受主观因素的消极影响。但是,认识又确实具有“唯我论”的特征:认识总是一定主体的认识,不可能完全脱离主体;客体也只有作为主体的活动对象时才能够被认识。将认识的对象看作是独立于人的活动之外的“自在的”存在,这正是马克思在《提纲》中所批评的直观唯物主义的思维方式。当然,这种“客体观”也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完全是从宇宙自然本身的角度来考察”。这显然是只有“全知全能的神”才能做得到的“客观性”,是“黑格尔们”的立场。无论哪一种,都不是马克思主义。

四、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是什么

如果说张文在批评恩格斯时,混淆了“哲学基本问题是什么”和“哲学基本问题应该是什么”这两个问题,自由发挥了在恩格斯那里具有严格规定性的各个概念等,还不是问题的实质,那么,“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是什么”却是具有决定性的。按照张文的说法,哲学的基本问题应该是“客体与主体的关系问题”。

首先,张文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核心概念重新界定,将整个哲学体系划分为:①自然观,其认为“基本问题是质量和能量的关系问题,这一点是由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原理确立起来的。”爱因斯坦成为自然观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了。②建立在自然辩证法基础上的本体辩证法或本体论认为“基本问题是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③建立在自然辩证法和本体辩证法基础上的客体辩证法认为“基本问题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问题”。以上这些是“共同构成哲学的客体”。然后是哲学的主体,包括:①“主体经济”,认为“基本问题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问题”;②“主体政治”,认为“基本问题是公民和国家的关系问题”;③“历史主体”,认为“基本问题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而贯穿于所有这些领域的基本问题就是“客体与主体的关系问题”。因为只有这个问题,“才能将哲学的所有范畴从始至终贯彻到底”。

这就是“完整的哲学体系”。哲学又一次回归到“知识百科全书”的崇高地位。但是同时,作为一门独立学问的哲学也消失了,哲学成了一切科学、认识的同义语。

张文认为,“客体与主体的关系问题”贯穿于哲学的所有范畴,其实不过是说对立统一贯穿于哲学的所有范畴。这是一个事实,又是一种认识。张文坚定地认为(虽然他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认识是对的。而恰恰在这里,认识需要对自己的真理性进行辩护。认识与认识的对象是一致的吗?是认识必须符合对象还是相反?张文显然是持“可知论”和“唯物论”立场的,这是他的“哲学体系”的理论前提。这个理论前提,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哲学基本问题。如果前提不成立,结论当然就非常可疑。常识,包括科学都以此为不言自明的前提。但这却是哲学首先要“穷根究底”的。如果认识与认识的对象根本就没有一致性可言,我们说认识了某个事物,岂不是十分可笑?如果是意识决定物质而不是相反,那么我们说某人的认识出现了偏差或错误,岂非毫无道理?

唯物论和可知论,是两千多年来哲学研究(当然也离不开人类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的成果。即使当下,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实践哲学转向”的现代西方哲学,依然必须首先面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解释学、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理解的客观性问题;实践哲学也必须首先回答实践的性质。哲学的发展不是否定了这个哲学基本问题,而是不断地以新的形式、在更深的层次上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

第8篇：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1 哲学素质教育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大学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由于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元化的社会状况， 各种不良现象不断出现，这势必弱化大学生的理想信念，甚至使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偏离，如果不及时对他们进行正确的理想信念教育， 让其确立科学的社会理想和人生信念， 就会在人生的旅途中走弯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三大领域中的普遍规律和本质。在哲学教学中加强对自然和社会本来面目的全面和科学的阐述，能让学生更正确、更真实地理解和认识世界。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能够帮助学生正确地认识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树立正确的社会理想、生活理想、职业理想、人生理想，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 哲学素质教育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专业素质

当今社会的飞速发展，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要求大学生们必须具备合理的、完善的知识结构，必须做到文理知识的交叉和渗透。如果只具备专业知识，不具有哲学及人文知识，其知识结构是有缺陷的，会对个人的长远发展有较大的阻碍作用。哲学所研究和探讨的是整个世界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而各门具体科学是以世界的某一局部领域的特殊规律为研究对象；哲学所提供的知识是有关世界整体的最根本的知识，而不是局部现象和特殊经验的知识。哲学知识和具体科学知识相互融通，才能对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运用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哲学知识是任何专业人才都不能缺少的，努力提高大学生的哲学素养，是大学生建立和完善知识结构的必然要求。大学生的哲学素养增强了，其思维能力和认识能力就会随之提升，就能够自觉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去解决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特别是能够运用哲学来指导专业领域里的疑难问题。

3 哲学素质教育有助于形成和完善大学生的道德素质

目前大学生道德失范现象较为严重，主要表现为消费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不文明的恋爱行为、诚信危机、社会责任感淡薄、价值取向偏差、集体主义和法纪观念淡漠、生活追求新潮、安逸享乐等，致使他们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社会等各种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有关世界整体的根本看法和观点，特别是提供给了人们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人们对于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社会各种关系的理解，都是以一定的哲学观点为根据和指导。哲学世界观包含了一定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哲学包含着伦理学，伦理学也历来是哲学这门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大学生必须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只有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才能提高分辨善恶的能力和水平。

4 哲学素质教育有助于塑造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

在科技进步、社会发展、知识经济已成为时代主流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学生面临着人生的抉择、理想的追求、专业的学习、求职就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社会责任感与竞争的压力，价值观与人际关系的困惑，理想与现实的矛盾，都会引起大学生的心理失衡甚至心理疾病的发生。近年来有调查显示，大学生中心理疾病的发病率高达16%～25.4%左右，严重影响着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良好的心理素质的形成同心理科学的训练有密切关系，但是在更根本的意义上，更主要地是依赖于良好的哲学素质。一定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决定着人们的基本生活态度，同时还决定着人们的心智结构，决定着人们对待各种环境和生活压力的态度。因此，大学生要通过对哲学的学习全面提高心理素质。

5 哲学素质教育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目前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着从众型思维、权威型思维、经验型思维、书本型思维、自我贬低型思维等状况，很难对于现实社会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科学的认识和评价，要培养大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就要冲破这些思维方式的束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性的思维方法、是批判性的思维方法、是超经验的思维方法，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概括性、逻辑性等特点。大学生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就需要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强化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哲学教育的根本作用在于给学生提供一种正确的理性思维模式，培养和锻炼他们的思辨能力；在于让学生接受批判精神的熏陶，培养他们不迷信、不盲从、不僵化、不保守的批判精神，从而使他们掌握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正确方法。

二 大学生哲学素质教育的路径与对策

1 改革哲学课程体系的设置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高校最为核心的人文课程，它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及人文素质上具有其他课程不能替代的作用。要提高大学生的哲学素质，就需要在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基础上，改革课程体系的设置，非哲学专业有必要开设哲学类选修课程，如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现代西方哲学、科技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文化哲学、法哲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管理哲学、社会哲学、生物哲学、技术哲学、体育哲学、宗教哲学，等等。这些课程不是面向全校所有专业普遍开设，可以根据专业特点开设与本专业相关的哲学类课程。公共哲学类选修课程要突出哲学的应用性，它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兴趣；它可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理解；它可以提高学生运用哲学原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自觉性和能力；它可以使学生加深对所学专业的理解，可以帮助学生从哲学的高度研究和探讨专业学科中的一些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具有前瞻性和整体性的问题，能突破专业的局限性，拓展大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的视野。

2 改革哲学课程的教学内容

哲学教学内容改革要同中国的社会实践、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大学生素质的培养紧密结合起来。第一，编写符合学科专业实际和学生素质培养的教材。哲学教学改革的许多新成就只存在于学术杂志、专著、学术会议上，并没有真正走进哲学教材。教师要破除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思维方式，在教材中注重研究具有基础性、现实性、前沿性和世界性的重大问题。第二，教学中充实现代科学的新成就。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不断为社会、为人们提出新的研究课题，需要人们去研究和解决，同时自然科学的新成果又不断诠释和丰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不断地丰富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第三，加强人文精神的教学和研究。在哲学教材、教学、考试等诸多环节中人文精神淡薄，缺乏人论及其价值论等方面的内容，没有对人的实际生存问题、价值问题等进行专章论述，增进人文关怀方面的内容应成为哲学理论的生长点。第四，增加哲学史方面的知识。在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时，介绍历史上一些哲学家的观点以及问题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积极把中西、古今哲学素质教育相结合，让学生在融会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知识中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

3 改革哲学课程的教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方法多表现为传统的灌输式、教条式教学方法，大部分教师采用“原理+实例”的教学方法，把理论当成枯燥的条文和现成的结论，只是用实例去论证原理或用理论去解释实例，失去了“以理服人”的精神力量，这种教学方法对于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具有较大的阻碍作用。要培养大学生的哲学素养，教师就要不断地改革和创新教学方法。第一，运用多元化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教师在教学中，要引导学生针对理论和现实提出的问题，运用对话式、辩论式、讨论式、延伸式、情感式、问题式、专题式等教学方法，鼓励学生参与教学的全过程，将“满堂灌”变为师生双向交流过程。通过诸多教学方式的运用，激发学生的思维，挖掘学生的心智。第二，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理论的教学方法是教给学生掌握哲学基本理论知识，实践的教学方法是教育学生关注社会实践。加强实践教学和应用哲学的研究，让学生把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够培养出既懂理论又会实践的创新人才。

4 改革哲学课程的考试方式

考试是检验教师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效果的一种必要的手段。为了使哲学考试规范化、科学化，需要建立合理、全面的哲学课程评估、监测体系。目前哲学考试方式过分刻板，用绝对统一的标准答案评判学生的成绩，这种方式对教师教学个性和学生学习个性都具有很大的限制。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的特点，可以有别于其他课程的考试方式，除了考察学生掌握必要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以外，还要看学生运用基本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考试题除了有一定的客观题以外，还要有一定数量的主观题，要把笔试、口试、开卷、闭卷、课堂讨论、心得体会、调查报告、论文、参加社会实践等各种不同的考试、考察方式灵活地结合起来，要把考试的内容放在哲学原理的运用和材料分析上，还要注重平时成绩。每门课程的分数比例应该是，平时成绩30%、第二课堂40%、知识成绩40%。通过这些考试方式的改革，更好地、更系统地培养学生多方面的素质和能力。

第9篇：哲学思维论文范文

西方哲学家的哲学著作表述思想力求概念清晰、逻辑严密，而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著作表述思想的方式与西方哲学家有很大的不同。本文试对中国哲学家表述思想的方式及其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中国哲学家表述思想的方式

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著作表述思想的方式不像西方哲学家那样力求概念清晰、逻辑严密，相反，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形象的比喻、事例、警句等形式来表述思想。如庄子所著的《庄子》全书几乎都是寓言、故事，极少直接阐明自己的观点。就拿《庄子》中的代表篇目《逍遥游》来说，开篇就讲起了大鹏鸟南飞的故事，之后讲蜩与学鸠讥笑大鹏、列子御风、尧让位给许由等故事，全篇直接表明作者观点的只有两句话：“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两句话中，“天地之正”、“六气之辩”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并没明确的界定。全篇中作者也没有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逻辑严密的论证。其他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著作也与此类似，《论语》记录的是孔子和弟子的一些简短的对话，对话之间似乎没有太强的联系性、系统性。《孟子》一书基本也都是小故事。

中国哲学家习惯用具体可感的形象来表明自己对宇宙、人生的看法，而不喜欢用抽象的概念，也缺少严密的逻辑论证。他们所追本文由收集整理求的是“言有尽而意无穷”，因此他们常用类比的方式来表述思想。比如《庄子·逍遥游》中讲大鹏鸟南飞、列子御风的故事，是想类比人对外界有所依赖就不会自由。这样的表述方式一方面很生动形象，使读者更容易理解；而另一方面，这样的含混的类比模糊了事物之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这就使得以同一性和差异性为基础的抽象思维难以形成。

二.中国哲学家惯于用形象表述思想的原因

为什么中国哲学家惯于用比喻、事例等具体可感的形象来表述思想呢？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中国古代没有专门的哲学专业，哲学与文学密不可分。

在中国古代传统里，没有专门的哲学专业，也没有专门的哲学家，哲学与文学密不可分。很多优秀的哲学著作也是出色的文学作品，而这些哲学著作的作者也可以算是文学家。如前面提到的《庄子》一书行文波澜壮阔，想象丰富奇特，是一部水平极高的文学作品。当然，这也是一部思想性极高的哲学著作。由于它是文学作品，它追求生动性、形象性，因此全书充满了寓言故事。而作者的哲学思想就通过寓言故事的暗示来呈现。中国哲学家所追求的“言有尽而意无穷”也是文学作品所追求的境界。

因此，中国的哲学不是纯粹的哲学，中国的哲学家也不是纯粹的哲学家。中国哲学家的思维具有文学家的特点，形成了一种形象思维的习惯。要读懂中国哲学，不是靠推理，而是靠领悟。

（二）中国哲学具有知行合一的特点，强调实践性，难以形成纯理论思维。

西方哲学很强调认识论，极力探寻认识客观世界的途径，追求知识的真实性和确定性。笛卡尔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为知识的确定性奠定了基础。后来的西方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等都致力于追寻知识的真实性和确定性。而西方哲学强调的这种理论性，使得西方哲学家表述思想的方式更抽象，对概念的界定十分清晰，力求逻辑严谨、论证充分。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所不同，中国哲学具有知行合一的特点，强调实践性，不太注重纯理论思维。因此，认识论在中国哲学中没有得到

西方哲学那样重要的地位，也没有那样显著的发展。中国哲学强调的是实践性，是知行合一。哲学家们研究哲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完善作为“人”的自我，从而更好地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换句话说，中国哲学追求的不是知识的真实性和确定性这些理论性的内容，而是实实在在的在社会中为人处世的方法、准则。而这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的哲学，与政治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使得中国哲学更加弱化了纯理论思维，也使得中国哲学家难以形成纯理论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