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思想的关系精选(九篇)

第1篇：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

前言

21世纪的世界文化仍然处于多元并存、百花争艳的时代，各种文化虽然仍带有其自身的地域性、民族性、时代性等特征，但是在各种文化形态的碰撞和交流的过程中，越来越走向趋同的道路。作为世界上影响最为深远和广泛的两种文化形态——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共融成为历史的必然。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是西方文化哺育的奥林匹克运动与东方文化的发祥地进行的一次亲密接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家文化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力军，而参与到这件21世纪的大事中去。而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思想——和谐思想，又从不同方面给人文奥运的理念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和”字印刷体的表演，经过几种字体的演变，突出了当今使用的“和”字，这个“和”字的理念得到时代的升华，而这种和谐哲学也是“人文奥运”的蕴涵之义。当北京奥运主题歌的唱起，当全世界人们的目光聚注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中，它向世界证明了中国和平的理想是坚定的，如果只能选用一个字、句、词来表达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的话，那就是“和”字。和谐思想与“人文奥运”相互促进，共同演绎了2008年这场举世瞩目的体育文化盛会。

1儒家和谐思想的内涵

和谐（harmony）指事物协调地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和谐”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在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但在中国哲学特别是在儒家的哲学中得到充分的展开，“和谐”在中国古代则是以“和”的范畴出现的，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和”的概念出现很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和”字。中国历史上，西周末年的史伯是第一个对和谐理论进行探讨的思想家。史伯认为事物必须由不同的元素相配合，才能使矛盾均衡统一，收到和谐的效果。五味相和才能产生香甜可口的食物；六律相和，才能形成悦耳动听的音乐。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不同事物之间彼此为“他”，“以他平他”即把不同事物联结在一起。不同事物相配合而达到平衡，就叫做“和”，“和”才能产生新事物。孔子用“持中”的办法作为实现并保持和谐的手段，在他看来，无过无不及，凡事叩其两端而取中，便是“和”的保证，便是实现“和”的途径〔1〕。

儒家的和谐哲学思想有以下四点：第一，“和为贵”。“和为贵”（《论语·学而》）是儒家“相与之道”的精髓。“阴阳和合”、“和合生生”、“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和实生物”、“中和”、“和为贵”、“天人合一”等代表了中国人的一元主义、和谐价值观。儒学鼻祖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2〕的观点，认为和谐是天底下最珍贵的价值，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状态，并将“仁”作为其哲学思想的核心，主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3〕；和谐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价值。第二，“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强调的是多样性的和谐，反对片面的单一性的同一。这里所谓的“和”，指的是由诸多性质不同或对立的因素构成的统一体，这些相互对立的因素同时又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从而形成新的状态，产生新的事物。所谓“同”，则是没有不同的因素、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完全相同的事物简单相加，不产生新的状态、新的东西。由此看来，孔子心目中的“和谐”，不是没有差异的同一，而是不同事物的共生共存状态。第三，“和而不流”、“和必中节”是在实践层面上应当遵循的原则，前者强调的是和谐必得坚持原则，后者则强调把握好实现“和”的度与量，积极创造条件使矛盾双方达到平衡与协调。第四，“仇必和而解”。任何事物的矛盾，经过冲突与斗争，最终必定以“和谐”的方式解决。儒家坚信“仇必和而解”，矛盾双方不可能永远对立下去，但只有通过运用“和”的方法，才能转化对立双方的僵硬状态，这种信念的根据乃是儒家对于“和”作为天道、人性的本然状态的体认。这种思维方式，反映了中国人辩证、象征、整体思维的特点〔4〕。

2人文奥运的内涵

自从北京提出2008年奥运会的“人文奥运”、“绿色奥运”和“科技奥运”三大理念以来，人文奥运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学术界对其内涵的理解并不一致，出现很多不同的观点。总体上说，对于“人文奥运”内涵的认识，可以归纳为三种理解：一种观点是对人文的解释。人们侧重探讨的是体育与人文的关系，亦即强调人文体育和体育的人文化。人文奥运的内涵在于铸造人文精神、倡导人道关怀，提升人的生活品位和生活质量以及促进社会和谐，使奥林匹克真正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服务，属人本的解释。另一观点认为，新世纪的奥林匹克运动应一切以人为中心，推动奥林匹克运动中东西方

转贴于

文化的互补、互动，将体育与教育相结合，是北京2008年奥运会“人文奥运”理念的主要内容〔5〕。它强调展示人的本质力量，倡导对人的尊重，谋求人的全面发展，提倡积极健康的生活哲学，强调以奥林匹克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社会。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文奥运将更多地体现在精神文化建设方面〔6〕。人文奥运，乃是我们大练文化价值观“内功”的绝佳载体。寻找到一个好的载体而锻炼内功，抓住机遇大搞精神文化建设，这是这些年我们在弘扬和培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一条宝贵经验。“人文奥运”，是源自于古希腊的奥林匹克文化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从文化的角度来解释人文奥运，其功能在于强调奥林匹克运动及其文化的广泛性，以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充分交流，特别是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3儒家和谐思想与奥林匹克主义的完美契合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思想与奥林匹克运动是吻合的，它不仅和奥林匹克精神吻合，也和人文奥运理念一致。儒家和谐哲学是人文奥运理念的灵魂，是奥林匹克文化精神的体现，是奥林匹克与中华文化的最佳结合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是一个涵盖自然、社会、人事诸领域的“应然”的价值目标，它所表明的是自然、社会、人事及人的身心所应达到的恰当、适宜的状态，所应该具有的价值属性。因此，和谐是包括自然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社会和谐及人的身心和谐几个方面在内的“普遍和谐”。作为一种理想主义的价值预期，中国传统道德中的和谐思想从不同方面给人文奥运的理念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想本文由收集整理资源。人文奥运所包含的倡导国家与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推进以人为本的社会和谐、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关注人的身心和谐与全面发展等内容与中国传统和谐思想具有某种契合。

3.1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人文奥运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协调发展的最好的现实样本。人应该是自然的朋友而不是其敌对者，是自然资源的使用者而不是其掠夺者。儒家认为人之道不离天之道，人的刚健有为不应破坏人与自然的整体和谐，而应该按照自然和万物的生命节律去促进其和谐，“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7〕。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散见着很多先哲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思考，如荀子所说，在林木的生长期，“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在鱼鳖的繁殖期，“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荀子·王制》）；道家主张天道法自然，人的行为完全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反对人对自然的有所作为，去除人的主动精神和一切人为造作，从根本上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紧张，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自然和谐境界。儒、道关于自然和谐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对于我们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将自然对人类的报复减少到最低程度，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巨大的现实启发意义。人文奥运的理念正是汲取了传统文化中丰厚的思想资源，走出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误区，以“绿色奥运”的旗帜致力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去回应人类的共同问题〔8〕。在当代世界，人类面临着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使用、臭氧层的破坏、海洋的污染、大气质量的恶化、水资源的枯竭趋势、沙漠化、热带雨林的减少、一些物种的绝迹等等，表明人与自然处于紧张和对抗当中。这是人类共同面对的全球问题或者全人类问题。人类必须正视这些问题的存在，不能“因噎废食”、止步不前，要在发展中解决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人文奥运的理念给我们以新的启迪，即告别单纯的gdp崇拜思维，告别以体育赛事拉动经济发展的片面思维，告别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对立思维，而是去寻找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自然环境之间的共赢之路，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

3.2关注人的身心和谐与全面发展

人文奥运就是要关心人、关注人、关怀人、爱护人和尊重人，培育人的创造精神，激发人的生命活力，释放人所具有的巨大潜能，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人文情怀。先哲认为，在天、地、人三者之中，“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道家认为，“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老子》四十四章）宇宙的存在，唯人最贵；人与他物比较，亦唯人最贵。因此他们关注人的生存际遇，关注人自身的身心和谐，关注人的精神超越，关注人安身立命的道德家园。比如，儒家强调道德自觉，主张通过自身的道德磨砺，超越现实的物质限制，寻找安身立命的道德家园，如同颜回那样，哪怕“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仍“不改其乐”（《论语·雍也》）〔9〕，在困境中保持精神快乐与身心和谐。道家主张去除物欲的遮蔽，珍视生命，不贪财货，追求浑然纯一、无所偏私的精神之乐，含哺而熙，鼓腹而游，达到身心和谐、物我和谐、天人和谐的境界。尽管他们提出的关于身心和谐、精神和乐的内容各不相同，但其中所蕴涵的对人的生命、尊严以及对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对于现代人反思自身的生存际遇，缓解精神紧张感、挤压感、疏离感，寻求崇高的超越之路和精神家园，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优雅的人、自由的人，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也与奥林匹克精神相契合。

《奥林匹克宪章》明确规定，“奥林匹克主义的宗旨是使体育运动为人的和谐发展服务，以促进建立一个维护人的尊严的、和平的社会”。人是体育文化的载体，他总是以各种方式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离开了人，离开了对人的关注，离开了人的全面发展，离开了人的蓬勃的生命力和创造精神，任何的体育活动不过是徒有形式而缺少灵魂。转贴于

3.3倡导国家与国家间的和谐共处

20世纪以来，战争不断危害着人类生存，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活。世界局势扑溯迷离，局部战争此起彼伏，恐怖主义、霸权主义和分裂主义气焰嚣张。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对和平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因此，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更是一次促进世界和平，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的盛会。儒家主张国与国之间应和平共处。孔子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是主张以文德感动外邦，反对对外邦用武，这是儒家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根本态度。儒家主张保持国与国之间的和谐，表现了中国文化对于国际关系的基本态度。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促进世界和平，为建立更加美好的世界服务。在最近的几届奥运会举行时，联合国都呼吁沿袭古代奥运会传统，进行“神圣休战”。古罗马人开创性地提出了“神圣休战”协议：在“神圣休战”期间，停止一切内外战争，任何人不准动用武器并严禁把武器带入奥林匹亚地区，违背休战原则的人将受到严厉的惩罚。“神圣休战”使奥运会在一定意义上，真正成为一个独立于战争之外的和平与友好的盛会，表达了人们对和平的要求与渴望。21世纪的今天，战争与武力冲突仍然威胁着人类和平，呼唤和平、保卫和平，促进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和平共处，是我们这个时代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主题。

第2篇：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 传统哲学 时代性 社会主义

在新时期，要不断地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要目标与方向。与此同时，中国的传统哲学文化也与现代化的社会相适应，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在保持民族性的同时，也要更好地体现出时代性的特征。所以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结合起来，正确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多的民族特色，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也可以依靠马克思主义更好地体现出时代性。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融合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指导，突显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时代性

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所表现出的哲学思想也会不同，所以说哲学思想是时代的产物，从哲学思想当中能够很好地反映出时代的内容，哲学思想是一个时代对时代精神总结的精华。我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很早以前就已经产生，当时处于农耕时期，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当中，能够很好地体现出中国人对于宇宙、人生以及对国家和社会的认识与感悟，在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当中有许多精华之处，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所有的哲学都是具有时代局限性的，我国的传统哲学受到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以及生产方式的影响，所以人们的哲学思维方式与观念也带有农耕时期文明的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方法论上，中国的传统带有浓厚的经验主义与自然主义色彩，在思维方式上忽视了逻辑推理证明的思维方法，所以造成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缺乏严谨的科学精神。其次，在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认知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提倡“天人合一”的哲学主张，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不注重人对自然的探索与实践，造成在我国传统的农耕社会当中，人们过度依赖自然而使人们的生活质量难以提高，实际上这种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思想，是人类被动受到自然的约束，人的生活完全要受到自然的限制，这实际上并不能真正达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第三，在对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强调人们要注重亲情和伦理，在这个关系上主要体现出儒家“仁”的思想。在处理家庭关系方面也要注重“孝”道，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当中强调个人对于家庭、家族的义务与责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却忽视了个人对社会的义务与责任，这就直接造成了人民缺乏相应的公民意识。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当中也存在浓厚的等级权威意识，这就造成了社会中出现等级不公的现象，这与当时的“人治”的社会也有极大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正是为了维护“人治”统治而存在的。第四，在对自我的认知方面，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主张要通过“理”来抑制“欲”，人们要通过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的方式来达到个人欲望的满足，这样的主张抑制了人们对物质的追求。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是经过几千年发展形成的文化产物，其中也包含着中华文化的精华，千百年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思想纽带。其中也有许多的精髓，这些思想有助于促进我们当代社会的发展与前进。但是我们在看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精髓的一面之外，也要看到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当中所缺失的现代社会所必需的一些诸如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和法治精神等方面的元素。这就要求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必须与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相适应，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必须通过哲学思想的交流，采用取长补短的方式来完善自身的哲学体系，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此同时，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当中的优秀思想，我们也要进一步发扬，这是新时期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主要要求。所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对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进行积极改造。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的传统哲学进行改造有助于促进中国传统哲学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要与马克思主义进行融合，例如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以民为本”的思想观念经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融合，就可以发展成为“以人为本”；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当中的“天人合一”思想经过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就可以变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融合又产生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完美融合的产物。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当中，还蕴含着诸如“科学民主”、“自由法制”、“公平正义”等思想，这些思想也会促进我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发展，是对其的有益补充。想要使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与我国现今的社会相适应，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中的科学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改造，我们既不能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盲目的继承，也不能对其进行全盘的否定，而是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思想观念，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有益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思想进行保留，对一些落后的思想观念进行摒弃。这样才能够更加凸显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魅力。

将中国传统哲学元素融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富有民族特色

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更加富有民族特色，就需要充分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融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而更好地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指导。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内容上需要对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进行吸收，这样可以使中国人从文化心理上更容易对其进行接受和认同。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当中也要体现出中国的民族特色，特别是在语言表述方面，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语言转化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式语言形式，这样可以更加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中国民族元素成分。中华民族的哲学语言博大精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可以更好地用中国式语言方式来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的思想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想要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就必须要先从转换自身的语言入手，否则就很难被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和认可，从而也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推广。

我们还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当中合理地加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元素，因为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中国长期存在和发展，已经在中国人的心中落地生根，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想要更好地在中国发展，使中国人能够在心理上认可与接受，就必须在其思想当中融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元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它能够对其他优秀的哲学思想进行合理的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也能够很好地对外来的思想文化进行合理的改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使其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和生机。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化要想在中国发展，就必须要融中国元素于其中，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过革命实践的检验，但是它想要在中国不断发展，还要适应中国人的文化传统心理需要，只有这样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组成部分，才能够更好地促进其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融合是新时代的必然要求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目的是无产阶级获取自由与解放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支柱，所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是为了更好地指导无产阶级改变世界，它是作为一种世界观、方法论而存在的。它指导无产阶级进行制度构建，这种作用主要是在革命和战争的时代背景下所体现出来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人生存和智慧的探索。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不但要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指导，而且要对人们的内心进行构建。在现代社会当中，我们已经不需要再通过革命来获取自由，所以我们需要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摆正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来搞清楚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

如今世界的主题已经变成了和平与发展，我国也通过改革开放使国家经济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又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利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新时期中国的建设进行指导和帮助。社会的和谐归根结底是人与人的和谐，所以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当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更关注中国人心性结构的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帮助和启示。

正确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关系，使二者能够相互融合，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同时也可以体现出我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时代性。这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人们内心结构的重塑，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3篇：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

一、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1．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当代中国哲学史

中华民族是富有哲学智慧的民族，并形成了集中体现中华文明的中国哲学精神。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国哲学史，其中，胡适、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撰写的中国哲学史产生了历史性和世界性影响。近6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学者又陆续地撰写了多部近代中国哲学史、现代中国哲学史和当代中国哲学史。但是，较之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国哲学史和近现代中国哲学史，1949至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尚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灵魂、主线和基本内容，并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叙述方式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是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的重大的历史任务。

2．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经验总结

当代中国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在当代中国60余年的哲学历程中，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哲学学者在探索和回答时代性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中，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宗教学、科技哲学以及文化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价值哲学等部门哲学的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研究成果。以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方式总结这一历程和经验，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3．为我国哲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提供《当代中国哲学史》教材

建国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哲学学科建设和哲学教育改革取得了重大进步。系统地梳理和总结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建设状况及其研究成果，具体地研究当代中国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一项繁重而复杂的重要内容。在哲学学科建设中，特别是在哲学史学科建设中，撰写1949—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为哲学学科课程建设提供具有系统性、权威性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教材，是我国哲学教育和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4．为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研究成果

与当代中国哲学学者对外国哲学、特别是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和研究相比，国外学者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哲学的了解和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在这种背景下，撰写系统化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梳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阐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介绍和论述当代中国哲学家及其研究成果，特别是深入地阐发中国哲学学者对当代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哲学思考，对于世界各国了解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哲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哲学史(1949—2009)》中文撰写的基础上，迫切需要将此项成果译为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以推进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二、研究现状综述

国内关于1949—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主要包括五种情况:一是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性研究;二是分别以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为论域所进行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三是以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论争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题研究;四是以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思想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门研究;五是以当代中国重要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题研究。与国内的相关研究状况相比，国外关于1949—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成果较少，其中主要是前苏联和日本学者以及一些西方学者对上述某个方面的研究。

1．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性研究

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性研究，比较系统化的成果主要是邢贲思主编的《中国哲学五十年》、杨春贵主编的《中国哲学四十年》和任俊明、安起民主编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以及张永谦的《当代中国哲学记事》、刘梦义、陶德荣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稿(1949—1966)》、艾众、李唤的《建国以来哲学问题讨论综述》等，李维武的《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尹继佐、高瑞泉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哲学卷》、丁祖豪等人的《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程》等，也部分地涉及当代中国哲学史。这些研究成果为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1999—2009)》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但存在下述几个方面问题:一是从时间段上看，上述成果是关于1949—1989或1949—1999的中国哲学史，尚未延伸至2009年;二是从叙述方式上看，主要是对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历史事件、研究概况、重要文献、哲学活动的梳理和概括，尚未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三是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是侧重于对历史事件及其哲学论争的叙述与评论，尚缺乏对具体的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难以体现当代中国哲学的丰富的思想内涵。

2．以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为论域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

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哲学学者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总结了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历史与逻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任俊明、舒远招、郭建宁等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哲学史方面:陈来、张立文、周桂钿、张世英、李宗桂等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结，是具有代表性的。在外国哲学方面:汤一介、涂纪亮、刘放桐等人的成果;在科技哲学方面:李醒民、吴国盛、郭贵春等人的成果;在美学方面:王德胜、章启群、戴阿宝等人的成果;在伦理学方面:温克勤、王小锡等人的成果;在宗教学方面:何光沪、吕大吉、宴可佳等人的成果;在逻辑学方面:张晴、赵总宽等成果是具有代表性的。在这些专题研究中，一是关于改革开放前30年的研究成果较少，二是侧重于各二级学科总体描述的较多而系统地、具体地论述的成果较少，三是缺少对哲学学科整体上的梳理与论述。

3．以重要的哲学论争为对象而进行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专题研究

哲学的派别冲突和哲学论争是哲学发展的基本形式。当代中国哲学史也是在哲学论争中展开的。以哲学论争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题研究，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主要有“关于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研究，“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研究，“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研究，“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研究，“关于期间的哲学”的研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研究，“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研究，“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关于现代性的反省”的研究，“关于中、西、马对话”的研究，“关于后形而上学”的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凸显了当代中国哲学史所讨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构成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中，一是需要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深化对哲学论争的阐述，二是需要充实相关哲学论争的理论内容，三是需要概括和总结相关哲学论争的研究成果及其历史经验。

4．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对象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专题研究

哲学思想是贯穿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人民日报》于1950年、1952年先后发表《实践论》和《矛盾论》，1951—1960先后出版《选集》1—4卷，极大地推动了哲学思想研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成为哲学界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并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等立项资助的重点。深入地研究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思想，并在当代中国哲学史的视野和论域中予以论述和阐发，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大课题。

5．以当代中国重要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题研究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李达、艾思奇、杨献珍的哲学论著及其哲学思想研究，有一批成果问世;张岱年、冯契的“综合创新”和“智慧说”的研究得到深化;肖前、黄枬森、高清海、陈先达、陶德麟的文集或自选集先后出版。与此同时，“熊(熊十力)、冯(冯友兰)、金(金岳霖)、贺(贺麟)”的哲学思想以及港台和海外的著名学者(如牟宗三、唐君毅、余英时、傅伟勋、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的哲学思想，均有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为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三、研究的思路与目标

1．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框架和基本内容哲学是思想中的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当代中国史，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因此，1949年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并构成《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灵魂、主线和总体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哲学学者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总结了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历史与逻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任俊明、舒远招、郭建宁等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哲学史方面:陈来、张立文、周桂钿、张世英、李宗桂等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结，是具有代表性的。在外国哲学方面:汤一介、涂纪亮、刘放桐等人的成果;在科技哲学方面:李醒民、吴国盛、郭贵春等人的成果;在美学方面:王德胜、章启群、戴阿宝等人的成果;在伦理学方面:温克勤、王小锡等人的成果;在宗教学方面:何光沪、吕大吉、宴可佳等人的成果;在逻辑学方面:张晴、赵总宽等成果是具有代表性的。在这些专题研究中，一是关于改革开放前30年的研究成果较少，二是侧重于各二级学科总体描述的较多而系统地、具体地论述的成果较少，三是缺少对哲学学科整体上的梳理与论述。

2．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应当依据马克思关于“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相互关系的思想，把内容研究与体系叙述相对地区别开来，首先是切实地开展内容研究，然后再集中力量进行体系研究，以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成果构成《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完整体系。在总体设计上，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可分为“问题研究”、“论域研究”、“历史研究”和“体系研究”。首先是具体地、深入地进行当代中国史与当代中国哲学史、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代中国的哲学学科建设、当代中国重要的哲学论争、当代中国的重要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的历史研究、问题研究和论域研究，然后再进行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体系研究。以历史研究为基础，以问题研究为统率，以论域研究为重点，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对体系结构进行统筹安排。“问题研究”主要是提炼、概括、梳理和回答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大问题;“领域研究”主要是概括、探讨和评价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各个时期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成果;“历史研究”主要是分析当代中国哲学史与当代中国史的具体的内在关系，揭示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系研究是在内容研究的基础上，对问题研究、领域研究、历史研究的成果进行总体性和整体性的研讨，对叙述体系作出总体安排，并按照1949—1977和1978—2009上、下两篇的总体框架设计具体内容，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3．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主要目标

以历史研究、论域研究、问题研究和体系研究为基础，以完整的体系构架、翔实的文献资料、深入的问题分析和具体的理论论证撰写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是这一重大课题的基本目标。从这个基本目标出发，具体目标有四:其一，“问题是时代的格言”，以概括性地提出问题统领历史叙述，以具体性地分析问题阐述理论论争，以建设性地深化问题探索哲学发展规律，而不是表层地描述当代中国的哲学史，不是把当代中国哲学史写成事件、人物、著述、观点的“实例的总和”，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目标之一;其二，当代中国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是在哲学论争和学科建设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系统地阐述这一历史，深刻地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经验，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目标;其三，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一种作为意识形态的“学说”，又是一种作为文明积淀的“学术”，还是一种作为理论思维和人文精神的“学养”。当代中国哲学史，既是作为“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的各种哲学运动、哲学思潮、哲学理论批判的“学说史”，也是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的各种哲学对话的“学术史”，还是作为“学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的“学养史”。从“学说”、“学术”和“学养”的互动中阐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目标;其四，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是通过撰写完整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系统地介绍和阐述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与逻辑，全面地介绍和论述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著述及其哲学思想。推进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目标。

四、研究和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点、难点问题

1．对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把握和评价

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和评价当代中国哲学史，是这一课题的首要的重点难点问题。1949年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既不同于1840年以前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形成和演进的哲学史，又不同于1840—1919的西学东渐和救亡图存的近代中国哲学史，也不同于1919—1949的救亡图存和传播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中国哲学史。1949—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确认当代中国哲学史的这一灵魂、主线和根本内容，是研究和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具有根本性的重点问题;而如何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切实地体现这一灵魂、主线和根本内容，则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需要解决的根本性的难点问题。

2．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当代中国史从总体上可分为建国以来的“前30年”和“后30年”。与此相对应，当代中国哲学史也可分为改革开放前30年的哲学和改革开放后30年的哲学。对这“前30年”和“后30年”及其相互关系的总体把握和评价，是撰写1949—2009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个重点难点问题。2011年7月1日，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把中国共产党90年的光辉历程概括为“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这为撰写当代中国史和当代中国哲学史，特别是为理解和评价“前30年”与“后30年”及其关系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依据总书记讲话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献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基础性的重点问题。

3．党的领导集体的哲学思想与学者的哲学研究的关系

1949年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党的领导集体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三个代表”的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不断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哲学探索，形成了内涵丰厚和形式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艾思奇、李达、杨献珍、冯契、肖前、黄枬森、高清海、陈先达、陶德麟、孙伯鍨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及一批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各具特色的哲学思想。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和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及学者们的哲学思想，如何在统一的叙述体系中阐述党的领导集体的哲学思想和学者们的哲学思想，并使其重点突出、相得益彰，是撰写中的难题。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其他二级学科的关系建国60多年来，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既有共同关切的重大问题、共同参与的重大哲学论争和相互渗透的研究成果，又有相互独立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和研究成果。因此，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线索、基本内容、叙述方式及文献选择等诸方面，各二级学科的理解是各有侧重的。在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叙述体系中，既不能将其写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不能将其写成哲学各二级学科的演进史。如何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中处理哲学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是撰写时的又一个重点、难点问题。

5．重要的哲学论争的理解与评价

哲学史的重要内容是各种哲学派别、哲学思潮、哲学理论、哲学观点之间的论争。这些哲学论争既同复杂的现实问题息息相关，又同复杂的理论问题密不可分。1949年建国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论争，首先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复杂的现实问题息息相关。与此同时，这些哲学论争又表现为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不同学术思想、学术观点之间的论争。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哪些哲学论争是重要的，哪些哲学论争是次要的，如何看待这些哲学论争的性质，如何评价这些哲学论争的成果，从这些哲学论争中总结出怎样的经验教训，从这些哲学论争中概括出怎样的哲学发展规律，这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重点难点问题。

6．重要的哲学理论和哲学家的选择与评价

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则是思想性的历史。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既不能离开当代中国哲学所论争的重要哲学问题，也不能离开当代中国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究竟有哪些哲学家是非写不可的，哪些哲学理论或哲学思想是需要着重阐述的，对这些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应当怎样评价?如何在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意义上阐述重要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这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在材料选择和评价上的一个难点问题。这个难点问题，直接关系到能否凸显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内涵和学术价值，能否达到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审其基本倾向”、“析其辞命意谓”、“察其条理系统”、“辨其发展源流”的治史目标。

7．当代中国哲学史与当代外国哲学的关系

在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我们的时代，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关切和研究世界各国的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建国以来外国哲学名著汉译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推进了我国学者对外国哲学的了解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运动、思潮、流派，特别是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后形而上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中产生了持久的广泛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以及“波普热”、“皮亚杰热”，90年代以来的“维特根斯坦热”、“胡塞尔热”、“海德格尔热”以及“福柯热”、“德里达热”、“罗蒂热”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热”，是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现象。这些哲学现象包含哪些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如何把握、阐释和评价这种哲学现象，当代中国哲学怎样在世界哲学的舞台上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是撰写1949—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个需要严肃对待和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第4篇：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

十年经济建设时期是指1956年至1966年期间,这个时期的哲学出现了涉及关于哲学基本问题、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内外因、两点论等方面的争论,主要特点是普及与批判。譬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平凡的真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着作向大众普及了当代哲学思想观点,相当程度上推动了当代哲学的发展。就批判而言,主要是对形而上学以及唯心主义的大批判,但这种一概否认的批判使得当代哲学的发展受到了限制,譬如对《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西方哲学等不加分析进行否定和批判,逐渐造就了左倾思想的膨胀,后引发了。时期的哲学这个阶段的当代哲学主要是指1966年-1976期间的哲学发展,这个阶段的哲学是历史上惨不忍睹的哲学史,给哲学工作者带来了极大的不良影响与心理阴影,严重的阻碍了当代哲学前进的步伐。特别是中对哲学刊物、哲学学术活动等的禁止,对形而上学观点、唯心主义的推崇,造就了当时存在的精神万能、造神运动等观点的猖狂,使得当代哲学出现了倒退的情形。改革开放时期的哲学改革开放观念的提出与发展促进了当代哲学的迅速发展,哲学理论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是空前的,是哲学发展时期最鼎盛的时刻。在内容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方位发展;在形式上实现了当代哲学的个性化与多样化研究,突破了传统的研究体制;在本质上实现了质的突破,真正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回顾当代哲学的历史发展,可以看出当代哲学经过漫长的发展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必须总结并吸取其中的教训,以使当代哲学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以下理论的发展关系到当代哲学的生命、关系到当代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1978年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冲破了左倾思想的束缚,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迎来了理论上的交锋。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地位与作用问题引起了高度的重视,形成了以下三种不同的思想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所在。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本文论哲学的总结,而不是以一种本文论代替另一种本位论,是属于无本体论。从这三种观点争论的焦点可以看出哲学是出于不断发展中的,因而本体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是变化的,并逐渐向实践过渡,实践唯物主义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特征的最好体现。思想哲学理论当代哲学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思想哲学的作用。在建国初期,通过大会讲话、文章等提出了许多见解、观点、概念,在哲学领域凸显其成绩,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哲学界的关注和探讨,逐步的确立了哲学思想的主导地位,影响了当代哲学的发展。譬如两个对子问题就是关于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初步见解,揭示了哲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矛盾;提出的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思想概括了整个哲学的认识论,成为了当代哲学中的精髓。

构建面向世界的哲学理论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速度的不断加快,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全球化的趋势也不断的加快。在这种趋势下,当代哲学要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就必须充分的关注全球化问题。特别是在世界关注非常密切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建设、民主政治问题、精神文化建设、循环经济、知识经济等领域得以突破与发展,以谋求全世界文化的共同进步与繁荣,构建面向世界的当代哲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的构建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长期的坚持,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实现哲学研究模式的转变,以开放性的状态来迎接未来的挑战。对此,当代哲学应该在坚持开放性状态的前提下,立足本国国情的实际,不断的学习和吸收西方进步的哲学思想,以将当代哲学与世界哲学的发展相接轨,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全球化”。坚持并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当代哲学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是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在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下,我国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发展环境,各种矛盾凸显,对当代哲学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对此当代哲学必须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新形势、新挑战的需求来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研究,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

发展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所在,因而坚持并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必须实现当代哲学的发展与创新,摒弃那些与时展相悖的思想观点,摆脱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观念的束缚,避免出现历史“”这样的历史悲剧,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和谐统一发展,在实践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实现当代哲学的个性化发展个性化发展是当今时展步伐加快的重要因素,是事物发展具有生命力的重要基础,当代哲学的发展也需要实现个性化。对此,什么才是哲学的个性化发展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就字面理解而言是指哲学与其他文化的差异化,其实不然,这种个性化还体现在哲学思想以其个性化的方式给出自身生活问题的一种思想见解的价值。在这种意义上而言,哲学的个性化发展就是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一种价值理念和思想出路。

对此实现当代哲学的个性化发展就是要构建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当代哲学,就必须突破传统哲学的研究模式和体制,将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转化与马克思主要哲学的中国化联系起来,并借鉴西方的哲学模式,展开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深度研究,展开三种理论资源的深度对话,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三大资源对话中的引导作用,将中国当代哲学的个性化发展建立在这样一个深度对话的机制中,摆脱西方模式对中国当代哲学的束缚,在发展中力图保持中国哲学中原有的思想和精神主旨创造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当代哲学,并实现三种哲学思想的和谐发展。

第5篇：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

西方人文精神是马克思哲学人文关怀的理论基础，同时又被其超越。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哲学中的人文关怀被隐蔽，并被误解，这一方面源于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定位，认为马克思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因此在其哲学中不存在“人的学说”，另一方面则是源于对马克思哲学人本论。弗洛姆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彻底的人本主义学说。但这些理解在纵观马克思思想发展脉络之后就会发现过于片面，因为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并没有对人本主义或者是人道主义进行反对，恰恰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人学思想是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始末。我国对马克思哲学思想中关于人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王若水指出“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①，这也开创了对马克思哲学人文研究的先河。随后，周扬公开支持王若水的观点，同时又将马克思哲学定义为人道主义。而到了90年代，随着“人学”研究热潮的到来，马克思哲学中关于人的研究才被学界认识到，并形成了共同的看法。认为在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主要的研究对象依然是人，同时在所有的研究中都是以人为出发点。之后，学者对于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人文关怀理论相关研究，主要定位在以下的三个维度:第一，从内在理论角度阐述马克思哲学中的人文关怀，认为人文关怀是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基本维度;第二，从实践观的角度进行马克思哲学人文关怀的探索;第三，从历史唯物以及社会的发展相关角度进行马克思人文关怀的解释与探索。总之，人文关怀已经成为了哲学讨论中的热门话题，尽管人们对马克思哲学中的人文关怀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但基本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即人文关怀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维度，其逻辑起点是“现实的个人”，而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人类的解放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一、理论基石:科学实践观

在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科学实践观是其理论基石，也是马克思哲学与以往的哲学之间的最大差别。在马克思哲学中，物的世界被人的世界取代，对人价值的探求超过了对宇宙的探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及人的解放成了最终的哲学目标。因此，在马克思的哲学体系中，人文关怀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也是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当然在马克思的人文关怀中，科学实践观可谓是最为基本的理论，他在自己作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阐述“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②”“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①通过这些论述可以得知，马克思在进行自己的哲学观点论述的过程中对于之前存在的唯物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否定，而否定的理由是之前的唯物论将人的主观性掩盖，同时之前的唯物论将人的实践活动看做是精神活动，在他看来这都是不正确的论调。他在研究中指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通过实践活动来反应的，实践活动也是人们对待以及处理外部世界的出发点，同时世界上所有的活动都可以通过实践来解释，来决定。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就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而存在，社会生活的本质则在于实践，不管是人的活动还是社会历史的演练，人的解放还是社会的全面发展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实践。由此，他确立了一种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具有独特意义的新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哲学以科学的方式对人自身的改造与发展进行了实践性的解释，并对人的本性达到的程度，人的本质力量以及人的自由达到怎样的程度都进行了解读。这种以实践为出发点的全新的思维模式，对人们以往的唯心式的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解读进行了彻底的改变，也使得原先比较复杂的哲学问题清晰地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实践观不仅是其整个哲学体系中的首要部分与基本的观点，当然也是马克思哲学人文关怀中最为基本的理论。

二、出发点:现实的个人

任何一个哲学体系的创立都会有属于自身的出发点，当然马克思哲学也是一样，马克思在自己的哲学思想论述中，不断的进行探索，修正，最后提出了自己哲学体系的出发点，即现实的个人。具体来讲，他对自己哲学出发点的修饰以及矫正历程如下:他在博士论文以及莱茵时报时期，主要是从自我意识、自由性为出发点，进行哲学的思想的阐述。这个时候的马克思在哲学研究中思维受到了费尔巴哈的影响，因此他在研究的过程中也将自己的眼光放诸在对人类社会的自由以及相关理性至上;到了《德法年鉴》时候，马克思开始了以人本身问题作为出发点的哲学探讨。当然这个时期的出发点不仅仅限于人的自身问题，主要是通过人的改造活动来探索世界，在人的本质的把握中，以活动为基础。随之，在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是他哲学思想形成的一个转折点，这时他的研究点已经放在了现实的个人以及个人的生存境遇至上，并将其确定为自己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当然，在马克思哲学中，其中现实的个人主要指的是无产阶级，这不仅是他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更是他哲学人文关怀中的一个需要探索研究的最基本的问题。

当然在进行马克思哲学思想解读的时候需要注意，人文关怀仅仅只是他哲学体系中的一个维度，并不能说明马克思哲学就是所谓的人本主义。因为马克思哲学人文关怀中“现实的人”并不是假设性的前提，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对于“人”马克思有着如此的解读:“……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②马克思在对德国哲学的阐述中，如上明确的指出了“现实的个人”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也是其哲学的出发点。那么在马克思哲学人文关怀中“现实的个人”究竟是怎样的呢，其有着如何的生存境遇?第一，马克思哲学中的“现实的个人”有着属于自己的约束条件，其需要放置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关于这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相关论述中对于以往的哲学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些哲学观点中对于人赋予了后来历史的意识，没有将其放在一定历史阶段中来研究。当然这里所阐述的“历史”主要是指“个人”的实践演化过程，并不是其它所谓的“历史”。这里的“个人”超脱了历史、理想以及抽象，是实实在在的人。第二，“现实的个人”是以实践活动为前提的个人。在曾经的哲学研究中，有的学者也对历史阶段的生产进行了一些解释，但是仅仅是停留在生产之上，并没有对生产里蕴含的关系进行说明。但实质上对于社会生活关系中的每个人来讲，各种关系的产生以及各种活动的进行都是以“我们”为出发点的，而这个“我们”的出发点，实际就是个人的实践性活动过程，从本质上来讲也是内在的辨证过程。因此，在人文关怀中将“现实的个人”作为哲学理论的出发点，就是将辩证法作为理论的出发点，所以在马克思哲学中通过“现实的个人”辩证法与实践观得到了有机的统一。第三，“现实的个人”有着一定的本质，具有社会人的性质。马克思在探讨人的时候，阐述了现实的个人的作用，其既是社会的创造者又是社会历史的演练者，并不是历史创造了人，创造了社会上的一切，反之是人创造了整个社会，让社会上的一切都变成了现实。因此，“现实的个人”需要放到社会这个大环境中去理解，是真正的人，更是社会的人，同时历史进程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等都是现实的个人活动所构成的，是现实的个人的力量的有效转换。由此可知，在马克思的哲学人文关怀中“现实的个人”属于社会存在物的范畴，这也是人的本质属性。同时，在马克思哲学中，“现实的个人”作为理论的出发点，能够更好的确定其在唯物史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也能够让整个哲学理论符合逻辑的展开，其不仅在整个哲学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是马克思对于人的生存、发展问题的深切关注。

三、实现途径

人文关怀作为马克思哲学基本的维度，是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以及其生存境遇的特殊思考，也是马克思哲学中的精神主线。而在马克思哲学人文关怀的实现中，马克思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改造，对各种理论哲学的批判以及对自我实现的论述三个方面来阐述。

(一)改造现实生活在马克思哲学中，人文关怀的实现有着一定的方式，其中对现实生活的改造是最为基本的一点。而所谓的对现实生活的改造，其实就是对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境遇的一种考察，是对现实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思考以及批判，通过这些探究构建起一个哲学理论框架。所以，也就说马克思的哲学不仅仅是哲学，更是有着解释以及改造的功效。同时马克思哲学在解释人的过程中避开以往哲学中解释人的脱离现实存在的弊端，将人放到现实生活中，放到历史实践之中。马克思认为批判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不是一时的冲动，更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用理性以及激情的头脑去认真的做一件事情。因此，在具体的批判中他摒弃了逻辑与道德性的批判，让自己的哲学批判走向了更高的维度，主要是以现实的生活实践为基础，以这样的立场为出发点来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探索与实践，所以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构建中，对现实生活的改造是其基本的方式，也是马克思哲学人文关怀的基本实现途径之一，更是马克思哲学中的重要内容。

(二)批判各种理论在哲学领域中，通过对各种理论的研究与批判才能够提出属于自己的哲学观点，而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建设中也是一样。马克思通过对各种哲学理论的批判，提出了属于自己的人文关怀思想。在具体的批判中，马克思主要针对宗教、政治以及相关的哲学思想而展开。在批判中马克思以宗教作为开端，因为他认为宗教是哲学思想的一个衍生地，对宗教的批判是展开理论批判的前提与基础。因此，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宗教批判理论也就成为了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在内容以及价值观方面来讲是跟马克思整个哲学理论体系取向一致的，即全人类解放的实现。“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①”，从马克思在对宗教批判的言论中可以明确，他对宗教带给人们现实社会生活的负面影响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同时在他哲学体系的建立中他将宗教作为批判的有效工具。让”现实的个人”不再被虚幻的锁链包围，而是倡导人们扔掉它，理智的去思考，去行动。当然，对于宗教的批判不仅仅是为了让人们从虚幻的幸福中走出来，更是让人们懂得去追求现实的幸福。宗教的这种虚幻从根本上来讲是统治者对民众的迷惑，是谬论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做的枷锁，更是统治阶级为了掩饰自己现实中的罪恶而缝制的神圣外衣。所以反对宗教，那么就必须统治阶级。当然在马克思对宗教的批判中，并不是仅仅倡导抛弃宗教的形式，而是要将宗教的实质以及内容逐渐的融合到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利用现实来消除社会中的苦难，而不是像宗教倡导的一样去保留困难，苦苦等待。因为当一个人从宗教中完全解放出来，懂得现实生活，那么这个时候的人才可以称之为真正的“现实的个人”，人的解放也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在马克思哲学人文关怀的实现中，经过对宗教的批判之后，随着也对黑格尔的国家观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总之，在马克思哲学的人文关怀实现中，以宗教作为开端，随之演化到尘世，再到法律与政治，也正是在这些一系列的批判中马克思属于自己的哲学体系才逐渐建立了起来，同样这些哲学思想中的人文关怀也慢慢的体现出来，展现给世人。在马克思哲学体系建立的过程中除了对宗教进行批判之外，马克思还针对现有理论提出了“异化”理论。他在对生产实践以及社会本质属性相关问题的思考中，借鉴对费尔巴哈“抽象人”相关理论，确定了以现实社会为基础的“现实的个人”，并对人的本质进行了进一步的揭示。他指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种现实生活所需的创造，但这种创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却发生了异化，工人所创造的东西成为了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仅不归工人占有，工人连支配的权力也没有。工人在这种创造中不能够表现出“现实的个人”的本质，也就是异化，即他们作为价值的创造者却不能够享受所创造出来的价值，虽然说整个世界的物质在不断的增长增值，但工人的价值却在不断的贬值，他们受到的是身心的伤害。马克思在进行异化理论批判的过程中主要从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将人的行为等放到社会中去探究人与人之间的奥秘，同时他讲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总结为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提出想要改变这种现状，让人成为真正的“现实的个人”，让人拥有自，实现人文关怀，那么就必须消灭私有制，所以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也就成为了人类实现自由的最终途径。通过上述可知，在马克思的异化哲学理论中，不管是出发点还是落脚点都在“现实的个人”，这是马克思哲学中人文关怀的一种突出的表现，也是对人文关怀实现途径的论述。马克思在一生中，可谓是将自己的眼光一直圈定在最底层的劳动人民身上，为了他们最大利益的实现，马克思一直在与无情的资本家们争斗，在这过程中他积极探索造成这种社会异化的根源，主张私有制的消灭。当然，在马克思哲学中对人的关怀不仅仅是对抽象的或者是现实的人的关怀，而是对在现实生活中受苦受难的工人实际生活的关怀，他的哲学思想与以往的思想家思想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他的思想不是凭空的想象，而是对当时社会异化现象的一种现实的描述，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哲学研究，他在哲学探讨中将对工人实际情况的改善作为人文关怀的最终目的，脱开了费尔巴哈对感情以及爱的空洞的解读。

(三)论述自我实现马克思哲学中对于人文关怀的实现同样是通过对自我实现的论述而完成的。在马克思1875年到1858年所论述的经济学相关稿件中可以得出，马克思在进行哲学思想论述的过程中，主要是以人的发展作为基本点，同时将人的发展进行了科学的划分，即人的依赖、物的依赖以及人的全面发展这三个阶段，同时在《资本论》中继续以上面的三阶段划分为基础，将社会形态论述为直接的、物化的以及自由人的联合体。在直接性的社会关系中，马克思指出在追溯历史的过程中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越往前个人越表现的不独立，他们不得不依赖于自然，而人与人之间也存在着双重性的关系，并且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狭隘的，以各种形式相互依赖。当然这个阶段的人们虽然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美丽的统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表现为单纯的依赖，没有过多的复杂，但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最为直接的，个人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片面性，所以在这个阶段个人的自我实现是极为贫乏的。之后，在人类的不断演进中，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加速，人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与人不再依赖，而是开始了对物质的依赖历程，这个阶段的人类已经逐渐的脱离了原始的各种关系，有了明显的独立以及自由的特征，当然这个阶段的个人的社会关系也表现出了很强的丰富性。以丰富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有了基础，让现实个人的自我实现也有了能够发展的前提，但这个阶段的现实个人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自由发展。现实的个人想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自由发展，社会必须发展到更高的形态，也就是进入到第三个阶段，自由人的联合体阶段。马克思指出，在这个阶段，个人已经开始了全面性的生产活动。从上面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进行哲学理论的研究中，主体是他研究的视角，而人的发展则是他研究的标尺，通过价值观对人类历史进程进行一系列的透视。而在他对人类历史进程的透视中，如上所论述的三大社会理论一方面让他的哲学思想更为丰满与完善，同时也让马克思哲学中浓厚的人文关怀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使得人文关怀成为其哲学体系中最为独特也最为绚丽的风景。

四、终极目标: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人类的解放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终极目标，而真正实现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则是马克思哲学中对于人文关怀思想的最终解释，这更是马克思哲学体系中所凸显的价值取向。马克思所阐述的人类解放以及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思想萌芽于学生时代，形成于其思想转变的过渡时期。马克思对人类解放问题的研究，最早出现在对布鲁诺以及鲍威尔观点的回击著作《犹太人的问题》中，他针对鲍威尔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问题混淆起来的论述，进行了反驳。认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并不是一概而论的问题，这两者之间有着明确的区分，且人类的解放应该高于政治的解放。由此可见，他在相关论述中他已经看到了政治解放本身的局限。认为人类的解放才是历史的必然。他指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他的心脏是无产阶级。①”在这里他强调了解放的主体为无产阶级，同时无产阶级包括了普遍的人。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马克思认为在实现人类解放的路途中，任何的解放都是将所有的问题都回归到人的本身。虽然说政治的解放能够让人们从一个暂时的格局以及束缚中脱离出来，但是这个解放只是表面的解放，人们的心中依旧被宗教束缚着，依旧需要遵循宗教。因此这样的解放仅仅是自由平等的一种表象，市民心中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平等，所以这种政治的解放其实是市民中一部分人统治地位的取得，仅仅是披着虚假外衣的全人类的解放。所以他指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并把这种力量组成为社会力量……只有到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第6篇：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

【摘要】如何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思想遗产，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尤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在此问题上，我们必须相对区分“实然”与“应然”两种不同的向度，前者侧重于“学术的对象”，后者则侧重于“思想的事情”。从“应然”向度理解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意味着我们要自觉地反省黑格尔哲学中“死的东西”与“活的东西”，尤其要对黑格尔哲学所包含的“历史理性主义” 与“总体主义” 思维定势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具备与之告别的敏锐和勇气，而黑格尔哲学对现代社会本性、困境的深刻反省，对一切把知性规定终极化和绝对化的知性形而上学的深刻反省以及由此所蕴含的批判力量，则是我们应吸取的、具有深刻当代意义的重要思想资源。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东西”；黑格尔哲学有当代意义的思想资源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2－0001－07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哲学发展趋势”（12AZD06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贺　来，（长春130012）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在影响现当代中国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西方哲学家中，黑格尔无疑占据着极为独特的地位。如何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思想遗产，如何理解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本文将针对在此问题上有迫切意义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一探讨，以期推动对此问题的深入反思。

一、“实然”与“应然”：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两个向度

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思想关系这一重大课题，人们从各不相同的视角，已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与探讨。我们认为，在这种探讨中，必须区分两种不同向度。一是“实然向度”，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作为哲学史上已然存在的哲学思想体系，或者说，把它们视为两笔“已然存在”的思想遗产，对二者关系的探讨实际上就是对遗产之间“思想债务”关系的如实梳理和阐释。二是“应然向度”，它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当成两个“现成存在者”，而是以当代中国和人类生存状态和发展要求为坐标，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展为旨趣，对二者关系进行批判性的反省，从中吸取和提炼出对于当代人与哲学发展具有启示性和感召力的思想资源，其提问方式是：黑格尔哲学中具有创生力量和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源究竟是什么？其需要反省乃至摒弃的独断和抽象的成分、因素和维度是什么？简言，它要从思想高度回答克罗齐曾提出过的那个著名问题：究竟什么是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东西”与“活东西”？

区分上述“实然” 与“应然” 向度，具有重大的必要性。在现实的研究中，人们经常把这两个在理论旨趣与思想关怀上有重大不同的向度混淆起来，结果陷入了诸多并无实质意义的话语纠缠与争论，从而直接影响了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

从“实然”向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关系的探讨，是一种纯粹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学理性”探讨。它要求研究者尽量摆脱个人的主观“偏见”，对学术史上的发生的“学术事件” 进行“侦探”、“考古”、“比较” 与“解析”，从而给人提供对“学术事件” 的接近真相的呈现。人们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研究，已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有：第一，文本性研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文献与黑格尔哲学文献的专门研究，以文本解读和分析为基础，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传承与流变关系；第二，比较性研究，通过对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经典作家的比较研究，一是从整体上比较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同与学术渊源关系，二是对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进行分别比较，探讨黑格尔哲学在这些不同经典作家那里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并以此为根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复杂的学术与思想关系进行爬梳与清理；第三，问题性研究，即以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在具体理论问题上的学术传承与变革关系，这些问题较具代表性的，例如本体论、辩证法、历史观、形而上学、市民社会问题、国家观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专门研究，深入梳理这些问题上的“学术思想谱系”，揭示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的继承与转化关系。

从“应然”向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关系的探讨，则是以一种哲学反省和批判的姿态和立场，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论性质与思想史地位、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黑格尔形象的是非功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变中接近黑格尔哲学的不同路径及其思想效应等等进行价值评估。与“实然”向度的研究不同，它并不刻意回避在面对此问题时的“价值立场”，而是把自觉地澄清自身“价值立场”作为研究的重要前提。它的着眼点不是还原和恢复思想史的原貌（它并不否定这样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只是关注点和着力点有所不同），而是要推动哲学观念的变革并通过哲学观念的变革推动人与社会的发展。因此，无论对于黑格尔哲学，还是对于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产生的影响等，都要求采取“吸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选择与反思态度。

区分“实然” 与“应然” 向度，并不意味着二者的截然对立。它所强调的是，二者注重的角度与侧面有所不同，如果说前者更多地注重“学术的对象”，那么后者更多关注的是“思想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没有“思想”，后者不讲“学术”。事实上，前者无论是文本研究、比较研究还是问题性研究，都体现了研究者的思想选择与判断，后者对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关系的反思与批判，也不是脱离学术研究的“主观臆断”，而必须以学术研究的成果作为重要参考与背景。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在致思取向和问题意识上的确有所分工和侧重。自觉到这一点，对于二者的健康良性发展，避免无意义的话语冲突与纠缠，是十分必要的。

一方面，它将避免从“实然” 向度出发对“应然”向度研究的种种误解。众所周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就有学者提出“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主张。在近几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这一主张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凸显出来，学者们围绕着究竟应“从康德走向马克思” 还是应“从黑格尔走向马克思” 进行了颇为热烈的讨论。从“实然” 角度看，这种“要……不要……” 的语式及思想方式无疑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康德与黑格尔都是哲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的伟大人物，怎么能“要一个，而不要另一个”呢？这岂不是对哲学思想史缺乏基本尊重吗？这岂不是“游谈无据” 的“疏阔”之见吗？事实上，当学者们这样主张的时候，并非出于对哲学学术史的无知和不敬，而是因为其旨趣是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出发，尤其把这种现状置于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与发展要求这一特殊历史坐标和方位中，寻求推动当代哲学发展的思想力量，并努力通过这种思想力量推动当代中国人的自由与解放进程。正是基于这种立场，它要求以一种反思批判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来源以及这种来源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重新评估，并寻求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的思想资源。这种“要……不要……”的语式及思想方式体现了学者们的价值选择，体现了他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问题、困境和前景的体悟和判断。马克思曾说过：“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一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新游荡。”① 从“应然” 向度探讨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其深层旨趣在于理解、回应并推进当代的思想和现实任务，这构成了它解读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前理解”背景和根据。

与上述相辅相成的另一方面是，它也将避免从“应然”向度出发对“实然” 向度研究的种种误解。缺乏对“应然” 与“实然” 这两个向度的自觉区分，很容易导致的一种偏见，就是认为“实然”向度的学术梳理与阐释缺乏思想高度与理论反省，失于“琐碎” 与“平庸”。很显然，这种观点所体现的是“哲学家”的自负和傲慢。事实上，任何深入切实的学术思想史的爬梳、清理与阐释，都具有其独立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史意义。哲学思想家可以从其哲学立场出发“六经注我”，但不能因此而贬低和否定“我注六经”式研究的必要性。如能自觉澄清上述两个向度，就可以避免这种不合理的偏见，使得两个向度的探究与思考各得其所、各显其能，并相互补充与促进。

二、反思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东西”

区分了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探讨中的“实然” 与“应然” 向度。必然会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以及当代中国人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对于黑格尔哲学中的什么因素，我们需要采取批判与反思的态度？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对此问题展开充分论述，而只是着重于提出问题，并就两个重要方面作一简要讨论。

第一个方面是黑格尔哲学中浓厚的历史理性主义倾向，由于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与传播所产生的极为深刻的影响，迫切需要我们进行批判性的反省。

众所周知， “逻辑与历史的一致” 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原则，他把“理性”视为世界历史的“主宰”，认为理性在历史中的显现过程，就是历史以必然性展开自身的过程，而“理性”在黑格尔哲学中是由“逻辑”所规定的，因此，历史的发展过程实质与逻辑的展开过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黑格尔虽然把“自由”视为自身哲学的基本精神，但同时又认为“自由”的根据存在于逻辑环节的必然性之中， “自由的主要本性，———其中包含绝对的必然性”②。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历史的进程就是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必然性展开的过程。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这样说道： “自古到今努力的目标，也就是茫茫大地上千秋万岁一切牺牲的祭坛，只有这一个目的不断在实现和完成它自己：在终古不断的各种事态的变化中，它是唯一不变化的事态和渗透这些事态真实有效的原则。这个最后的目的，便是上帝对于世界的目的。”③ 黑格尔这种观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以这种观念为依据所形成的“群众、阶级、政党与领袖关系”学说，及关于“辩证法三大规律”在包括社会历史领域的整个客观世界的普适性（所谓“客观辩证法”） 的观念等等，即是历史理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最具代表性的一些表现。对历史理性主义的反省，是二十世纪以来众多哲学思潮的一个重大主题，甚至可以说，对历史理性主义所包含的独断性与专制性的深刻批判和解构，是推动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此显然缺乏深刻的自觉，除了极少数思想敏锐、视野开阔的思想者对此有较为系统的反思，很多人依然在自觉不自觉中依循历史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理解人、社会、历史以及哲学中相关的许多其它重要问题。

历史理性主义的最大缺陷在于它使个人沦为了历史实现自己意志和目的的手段。舍斯托夫曾指出，必然性“不听劝说” 又“不可战胜”，面对“历史必然性”，人根本无法主动地支配，而只能被动的顺从， “对它便即只有服从，无论你是否对此感到屈辱还是痛苦；服从它并且从此放弃徒劳无益的斗争”①。更严重的是，由于人面对“必然性”时的无能为力，结果将为少数人以必然性为名剥夺个人自由提供合法性根据：既然必然性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个人究竟是得福还是受苦，都是没有历史意义的，至于有多少人被碾在历史车轮之下，是难得予以关心的。正如黑格尔所言：历史及其人的迈步前进的途中，“不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 蹂躏好些东西”②。因此，历史理性主义根本上是一种与个人的自由相敌对的思维。个人自由的被遮蔽，同时必然意味着人真实的责任被卸除，这一点康德早已作过极为深刻的阐明：正是人的自由意志，才确立起对道德法则的敬重，并因此确立起人的尊严和人格，人也才能为自己的行为真正承担起责任，倘若失去了这种自由意志，按照自然领域的因果必然性规律来规范实践领域，那么，人也失去了承担责任的可能与必要。正如木偶或自动机是不可能“负责” 的一样，失去了“自由”和“人格”的人也就完全失去了担当责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自由”与“责任” 的丧失，充分表明了历史理性主义与人的现实生命相敌对的性质。虽然历史理性主义在思想史和哲学史并非肇始于黑格尔，但不容置疑的是，黑格尔哲学把它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成为历史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重大的思想效应。正因为此，深入反省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理性主义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产生的思想与实践后果，成为我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另一个需要予以批判性反省的是重要方面，是黑格尔哲学的总体主义思维方式以及由此禀赋的独断和专制的精神气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它同样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总体主义”是一种试图把一切异质性因素吸收和同化进一个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整体的思维方式。黑格尔以辩证法闻名于世，认为精神辩证法区别于知性形而上学的关键在于它超越了排斥个别性和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而以把握包含多样性与特殊性的“具体普遍性” 为鹄的。然而，对“具体普遍性”的把握实质上比捕捉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整体具有更为宏大的“囊括一切”的野心，它要把一切异质性和特殊性“一网打尽”，使之消融和同化在“绝对” 的“辩证运动”中， “绝对” 之为“绝对”，就在于它能“和解” 一切对立和矛盾并因此成为扬弃一切“对立面” 的“无对”。黑格尔明确指出，辩证法的对象是“自由、精神与上帝”③，是“大全”，如“灵魂、世界、上帝，它们本身属于理性的理念，属于具体共相的思维范围的对象”④，对于这一无限的终极实在，传统知性形而上学试图“以抽象的有限的知性规定去把握理性的对象，并将抽象的同一性认作最高原则”⑤，最终陷入了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独断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黑格尔试图通过赋予“理性”以无条件的能动性与自由性，来超越和否定“有限知性规定”，以通达“无限”的“绝对”和“大全”。理性既包含知性，同时又超越知性，既包括有限，同时又超越有限，因而它是“有限” 与“无限”的内在统一，各个环节的必然性与全体的自由性、有限的知性规定与无限的实体⑥的矛盾，在其中实现了辩证的和解。辩证法作为理性的自我意识，由此成为“关于理念或绝对的科学”。就此而言，黑格尔哲学以一种更宏大的气势重现了传统形而上学“以一驭万”的总体主义野心与抱负。

人们常迷恋黑格尔哲学这种“主宰一切”的总体主义野心和抱负，认为它正体现了哲学区别于其它学科的“崇高”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进中，这种迷恋进一步被推进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哲学教科书中，哲学被定义为关于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认为具体科学只把握“部分”、“局部”的真理，而哲学则能把握总体的、普遍的真理，这种哲学观即是这种总体主义野心和抱负最集中的表现。有人曾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功能概括“为宇宙立心”，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概括为“为生民立命”，把科学社会主义概括为“为万世开太平”，这可谓形象地表达了哲学的这种“总体主义” 欲求。然而，哲学的这种“崇高”地位却是以自身的“唯我独尊” 为前提的，必然导致对一切不能被“绝对”所同化的异质性“他者”的压制和排斥，这一点决定了“总体主义思维方式”难以避免地具有浓厚的专制与独断色彩。罗蒂曾十分中肯地指出： “这种认为所有各种东西总有一天会被看作是相互适合、能够结合成为一体的观念，是柏拉图留给正统的一神论神学的遗产。它就是海德格尔所谓‘本体论—神学传统’所具有的凭证”①。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家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与理论逻辑的同时，均集中把批判的目标对准了这种“总体主义”信念。这一点，只要看看阿多诺对“形而上学西洋镜” 与“同一性逻辑” 的捆绑性批判、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思想” 与对“独白式”统一性思想批判的相互呼应、列维纳斯对传统形而上学“统一性” 与“整体性” 观念的反省与对“他者” 的吁求，以及整个“后现代主义” 思潮对于“总体主义” 的解构及对于“异质性” 的辩护与捍卫等等，虽然思想迥异，但都共同地看到“总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内在缺陷并试图破除对“绝对统一性”观念的迷恋，为个人的自由选择，为宽容、民主的生活样式和人生态度开辟空间。应承认，现当代哲学对“总体主义”思维方式所具有的独断和专制性的批判，的确深刻地揭示了总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内在痼疾。我们应充分吸收其成果，对这一在我们哲学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进行深入的反省。

黑格尔哲学的“历史理性主义” 与“总体主义”倾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深刻而多方面的。除了上述所分析的，其它诸如绝对主义的真理观、一元主义的价值观、教条主义的世界观等等，都与之有着内在而深层的关联。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变革并以此推动思想解放与人的解放，我们必须具备对它进行批判反省并与之彻底告别的敏锐与勇气。

三、吸取黑格尔哲学中具有当代意义的思想资源

对黑格尔哲学中消极和独断因素的反省与批判，并不表明黑格尔哲学中没有值得吸取的思想成果。恰恰相反，对它进行反省和批判，是为了更好地看清黑格尔哲学中真正重要的思想珍宝。我们所强调的是，鉴于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演进中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我们需要剥离其独断与抽象因素，并以此为前提，重释和拯救黑格尔哲学富有当代意义的思想内容。黑格尔作为西方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其具有当代意义的哲学创见是十分丰富的，而其中有两方面尤其值得我们今天予以特殊关注。

首先是黑格尔哲学关于现代社会本性、困境与未来的深刻理解与思考，为人们认识当下中国、人类社会和人的生存状况，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思想资源，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语境中寻求和确立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发。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是最早自觉地以哲学的方式反思现代社会本性和命运的哲学家之一。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 “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黑格尔认为，哲学面临着这样一项使命，即从思维的角度把握其时代，对黑格尔而言，这个时代即是现代。黑格尔深信，不依赖现代的哲学概念，就根本无法得到哲学自身的概念。”② 如何以一种哲学的方式理解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及其内在困境，构成了黑格尔哲学抽象思辨的外壳下现实的主题。黑格尔深刻地指出，“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③，并因此第一次明确地把“主体性” 概括为“现代的原则”①。毫无疑问，“主体性” 原则的确立，是现代性的最为重大的成就。然而，在人们对现代性的价值欢欣鼓舞之时，黑格尔却敏锐地洞察到了它的片面性，认为它代表的是一种有限的“知性”原则，这必然使得“主体性” 原则表现为一种“对象性的逻辑”，并因此表现为一种控制性、征服性的“暴力”，从而导致人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分裂和“伦理总体性”的瓦解。黑格尔对此的深刻分析集中体现在他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上。后世学者如卢卡奇已经指出，德国古典哲学里积极的和天才的特征是与它在思想上反映了这个时期的伟大世界事件密切结合着的。而对于黑格尔来说，他与其它同时代人的一个重大不同在于，他“不仅在德国人中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持有最高和最正确的见解，而且他同时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认真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问题；他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②。而且，这种倾向不仅表现在明确地直接地讨论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论著中，更重要的是，它“毋宁决定着他的哲学体系的整个构造并且构成他的辩证法的特性和伟大。他的哲学，他的辩证法，所以比他的同辈优越，其中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这里”③。正是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分析，黑格尔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内在分裂和矛盾，也正基于这种分析，黑格尔把“调和四分五裂的时代” 作为自己哲学的使命，他要用“理性”代替“知性”， “理性” 的任务就是“扬弃分裂”与“实现和解”，既保留“主体性” 原则所带来的个人解放的积极成果，同时又克服由此所带来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分裂和“伦理总体性”的瓦解，从而实现这相互对立又相互矛盾的“两个强有力的渴望” 的内在统一。在黑格尔看来，作为这种理性力量的最现实的表现就是“国家”。按照这种思路，黑格尔提出了其影响深远的国家哲学理论，提供了一整套解决现代性困境的现代政治构架的独创性思路。

黑格尔关于现代社会的思考，深刻展示了现代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充满了思想的张力与创见。二十世纪以来人们深入思考的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诸如个人自由、个人权力与平等、社会正义、社群和伦理共同体等，尤其是关于市民社会、国家以及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等问题，均无法绕开黑格尔，均需到其宏伟的哲学体系中寻求原创性的思想资源。事实上，在马克思哲学诞生过程中，带有转折性的思想事件就是他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尤其是对其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理论的批判及由此形成的基本观点，构成了马克思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出发点。可以说，黑格尔对于现代社会及其命运的深刻思考，是他留给当代人最值得关注和重视、也是其最具有当代意义的思想财富之一。对此，哈贝马斯的评价是中肯的： “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他的理论第一次用概念把现代性，时间意识和合理性之间的格局突显出来。”④

如前所指出的，黑格尔哲学关于现代社会本性、困境与未来的深刻反思是与其全部哲学，尤其是与其辩证法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对试图把知性规定终极化和绝对化的知性形而上学的深刻反省以及由此所蕴含的批判力量，是黑格尔哲学中另一具有当代意义的重要内容。

知性形而上学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有限的、孤立的思维规定视为终极真理，它“以抽象的有限的知性规定去把握理性的对象，并将抽象的同一性认作最高原则”⑤，在它看来，抽象的、孤立的概念本身即自足完备，可以用来表达真理而有效准。这种形而上学“大都以为只须用一些名词概念（谓词），便可得到关于绝对的知识，它既没有考察知性概念的真正内容和价值，也没有考察纯用名词（谓词），去说明绝对的形式是否妥当”⑥。结果，这种形而上学必然会陷入“独断论”，“因为按照有限规定的本性，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必须于两个相反的论断之中……肯定其一为真，而另一为错”⑦，它“坚执片面的知性规定，而排斥其反面。独断论坚执着严格的非此即彼的方式……独断论坚执各分离的规定，当作固定的真理”①。黑格尔辩证法的重大旨趣在于揭示一切自诩达到“终极真理”的知性思维规定的有限性，充分自觉到一切知性思维的规定都包含着无法被自身同化和吸收的“他者”，因而必然陷入“自相矛盾”，一切知性思维规定都必须否定和超越自身，向“他者” 转化。在此意义上，辩证法是对“终极真理”、“最终状态”、“完美结局”等一切幻象的驳斥与解构。在这点上恩格斯是正确的： “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终结；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②

黑格尔辩证法的这种批判精神，与上述他对现代性的质疑是相辅相成的。当现代性把“个人主体性” 及其“自由” 视为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终极原则”时，辩证思维洞察到了其根本性的限度和矛盾，同时深入到社会历史现实的内在运动中，反省并揭示了这一限度和矛盾的深刻内涵，并寻求超越这一历史限度，克服这一矛盾的转化与跃迁路径。可以说，黑格尔之所以成为“质疑现代性的第一位哲学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坚持自觉的辩证思维，这赋予了他别人所不具备的批判眼光与批判力量。

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始终是与前述总体主义和历史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内在纠缠在一起的，这一点决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向度最终难以避免地向同一性、肯定性和总体性原则屈服因而无法贯彻到底③。马克思充分肯定黑格尔哲学“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④，但由于黑格尔与传统形而上学所分享的共同理论前提，导致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在黑格尔那里呈现为“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导向了“虚假的实证主义或他那只是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⑤。清除黑格尔哲学的“神秘因素”，拯救作为辩证法本质的“批判和革命本性”，是马克思辩证法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也因此成为理解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关系的根本切入点。但剥离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外壳，我们必须承认，它对知性形而上学的批判以及因此所蕴含的批判力量，对于我们今天理解现代社会、反省哲学的存在方式、寻求哲学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等仍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大思想资源。

第7篇：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

【关 键 词】理论与实际关系/哲学形态/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哲学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370041003-8353(2004)01-0037-08

长期以来，国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一直受哲学评价标准变化的深刻影响。从改革开放前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作为标准来评价马克思哲学和传统哲学，到改革开放初期用这个标准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再到目前一些学者摒弃这一标准，转而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随着评价标准的转换，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地位和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难以统一。特别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一些人力主摒弃“两个对子”这一评价标准，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一些人仍然　坚持以“两个对子”为评价标准；一些人则力图发现一些新的逻辑起点，重构马克思哲　学。由于缺乏一个公认的评价标准，致使人们在对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　形而上学关系的认识，以至其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中的地位的认识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分　歧。特别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坚持用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哲学”来诠释马克思哲学，　致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往往陷于追求“新名词”和“新表述”的怪圈之中而不能　自拔。

因此，寻求一个能够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的哲学形态划分标准，正确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成了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解读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关键

正确认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首先必须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

纵观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并没有给自己的哲学一个最终的确定的名称，而是在不同的场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1]、“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1]、“实践的唯物主义。”[1]、“我的辩证方法”[2]、“为历史服务的哲学”[1]、“人　的科学”[3]、“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4]等，恩格斯也在不同的场合　把马克思和自己的哲学称为“现代唯物主义”[5]、“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5]　、“自觉的辩证法”[5]、“唯物主义历史观”[5]，“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5]、“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5]、“马克思的辩证法　”[5]、“唯物主义方法”[5]等等。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后人在理解马克思哲学上　的困惑：不论是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　“人的科学”、“为历史服务的哲学”、“辩证方法”，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　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或“唯物主义方法”，都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　学的本质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坚持从“本体论”、　“认识论”、“历史观”和“辩证法”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全面”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　——甚至直至今日，国内学术界仍然把“本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念念不忘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但是，这种研究模式存在着两个　非常明显的弊端：一是把作为“一块整钢”的马克思哲学人为地分割成了只是在概念推　理中才能发生联系的几个孤立的部分，使活生生的马克思哲学成为了只是在概念表述上　才能体现出优越性的理论教条；二是混淆了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　的界线，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同属于一个哲学形态，都是现代哲学。有　人则像海德格尔等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那样，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6]，马克思　哲学与其他的西方哲学流派如尼采哲学并无本质区别，充其量只是在形而上学的模式下　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但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

实际上，如果坚持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全面考察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仅仅抓住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新哲学既反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也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把一切归结为精神的唯心主义；既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也反对费尔巴哈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抽象概念体系。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它们虽然在本体论的逻辑起点上截然不同，从而形成了从精神还是从物质出发来解释世界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但他们作为传统形而上学框架内的孪生兄弟，共同拥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重大缺陷，即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从而导致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现实[7]。这就是马克思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因。

出于在理论与实际关系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马克思哲学相对于旧哲学的根本性转折就在于：一是摆脱了旧哲学(既包括旧唯物主义，也包括旧唯心主义)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俗套，把自己的哲学视为开放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哲学；二是摆脱了旧哲学单一认识世界的功能，转向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三是改变了传统哲学专一致力于“形上”之思，以远离尘世为荣的世俗，以促进绝大多数人以至全人类的全面发展为己任。也就是说，它摆脱了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基本类型的、“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发展成为　一种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更为高级的哲学形态[8]。它是一种“反形而上学　哲学”或“非形而上学哲学”，是在终结和扬弃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上形成的新哲学　。这种新哲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面向现实，以批判现实、认识现实、改造现实为主旨

一是在认识方法上，坚持从动态发展着的社会现实出发来认识现实世界，批判现实世界，而不是从“现实”或从“人”的抽象概念出发来建立各种体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坚持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认识方法上，习惯于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事物变成“抽象概念”，然后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仅仅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从一开始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马克思则走着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的道路，反复强调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时，必须时刻坚持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2]——把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的“抽象概念”放到社会现实中去考察，认识和批判现实。这是马克思在其终生　的研究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中所一贯坚持的认识方法，亦即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方　法。

二是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上，坚持认识世界为改造世界服务，反对建立单一追求认识世界的纯粹概念体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等著作中，马克思非常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哲学理想，认为其所在时代的哲学家们受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把哲学仅仅限定于解释世界的领域，仅仅致力于建立各种各样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是远远不够的。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哲学家必须在“解　释世界”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改造世界，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主观与客　观的统一。既要认识世界，看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标准，世界的可知性和思维的“客　观真理性”都必须由实践来证明；又要看到人的实践在改变周围环境和改变人自身两方　面的作用，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

2.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

马克思一生中都坚持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也正因为如此，他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称作“人的科学”，认为只有摆脱自然科学“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3]，摆脱当时“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的思维模式，把目光转向处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当中的、具有现实社会需要的人，从而使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自然史和人类史融为一体，把以实现人类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　目的，既包括自然史、又包括人类史在内的“历史科学”作为“唯一的科学”。这就是　马克思从意识形态、法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各方面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探讨未来社　会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而以上　这些研究都是“关于人的科学”，都是在维护和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谋　求人类的全面解放。马克思一生都在为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　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正是从这一准则出发，马克思对当时的德国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指出，康德形而上学的缺陷就在于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阶级利益”的关系，把“现实的阶级利益”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　，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　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　”[9]而当时的德国“思想家”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　的联系”，依靠“纯粹的概念规定”、“空洞的幻想”来批判现实，“自然就要得出世　界上最荒谬的结论”[9]。

3.面向发展，随时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动态统一、与人民利益的动态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发展的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　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论什么时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实践都是最大的实际问　题、现实问题。换句话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为个人，还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何为大多数人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不仅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而且强调理论和实际与人　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发展着的社会历史本身而不是所谓的原则　，它是从社会现实中引出原则而非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坚持把从社会现实中引出的　原则运用于现实，运用于改造世界，不仅使这些原则适合人民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且按照这些原则去改造现实。这是马克思哲学成为时代的精华，代表人民的意志和　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所在。在马克思哲学以至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当中　，人民性、利益性、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在理论和实际在最广大人民　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动态统一，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统一。

这三个方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切从现实出发，研究现实、改造现实，实现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动态统一。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从哲学基本问题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上，体现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形态的根本对立。

二、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是理解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最佳视角

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以相同基本思想为指导的有机的、统一的过程，还是几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几经转折的阶段?二是理论的内容，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还是在同一个基本思想指导下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重大问题的认识与解决?

能否正确理解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与坚持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视角密切相关。坚持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就必须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改良，把马克思的整个理论理解为一个绝对的体系，理解为对社会的不可改变的规律性认识，并把它机械地分割为几个互不联系的、由纯粹概念建构而成的学科。甚至于用一些从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借来的新名词，套到马克思的头上，对其进行“新诠释”，或是构建“新形态”。

而只要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我们也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整个马克思理论的基本精神，贯穿于马克思终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当中。不论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哲学，还是马克思的整个理论，　其基本精神都是相同的，就是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利益就是最大的实际、最大的现　实。这就使理论和实际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统一起来，使理论的阶级性、科学性　、实践性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统一起来。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把唯物主义辩　证法用于认识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如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包括法哲学在内)、政治问题　、经济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时形成的，它们是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互不联系的　几个部分。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有了深刻的认识，开始　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背叛。其后，又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　心主义的共同缺陷，才真正建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　证法。这个新哲学形态的产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基本思想散落于马克思、　恩格斯对哲学、政治、经济等领域重大问题进行研究的大量论著中，绝不能以某一论著　的观点为限。并且，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也都没有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进行　过系统论述。因此，关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我们必须从其全部产生发展过程来　把握其整体性。

马克思早在1841年4月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附注]中，就以探讨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问题为己　任，而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不屑一顾。文章中，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　人与自然、自我意识与客观现实、哲学和世界的辩证关系，寻找使“在本身中变得自由　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的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　的尘世的现实”[1]的途径。早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发现了传统形而上学必然导致　“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指出：“那个起初表现为哲学同世界的　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的东西，后来就成为个别的哲学的自我意识本身中的一种分　裂，而最后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部分裂和二重化，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认　为应该使“哲学转向外部”，把自我意识“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　来”，把“坚持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的规定”推出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再“颠　倒”过来[1]。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萌芽，触及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　对立的焦点——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使他从哲学生涯的开始，便投入到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斗争当中(虽然还只是限于理论上的探讨，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形而上　学的影响)。

其后，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　判》中，初步完成了从传统形而上学到全新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他　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对传统形而上学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现实表现给　予了批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完成了由传统形　而上学向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基本精　神的重要体现。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强调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指出德国哲学的“　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批判“老年黑格尔　派认为，只要把一切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而“青年黑格尔派　玄想家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而“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认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对德国的意识形态及其根源即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他们不仅把费尔巴哈哲学视为形而上学，而且把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彻底对立起来。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一个全新的哲学形态，总体框架已基本形成。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发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功能，致力于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坚持哲学为现实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针，努力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探索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现实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因而，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同一个基本精神指导下凝结而成的有机整体。也正是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马克思才使自己的哲学与古典哲学和同时代的德国哲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马克思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片面强调“解释世界”，单纯依靠概念推理来“认识世界”的弊端，　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从而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中、在自己的整个哲　学中，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哲学理论和社会现实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　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　，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　对立面的存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　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　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3]这里的“哲　学”，是指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也就是说，传统形而上学片面强调认　识世界，必然割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反之，如果　到改造世界的实践当中去，存在的就只有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主观与客观、理论与　实际是统一的，还是相互脱离的——只有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是统一的，人们才能　实现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目的。也只有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我们才能　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终生所追求的，就是要使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最　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中，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与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非常重视“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批判施蒂纳“却总还是停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他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头脚倒置的手法，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无限　的轻信，竟把资产阶级的一切虚伪的幻想、一切伪善的保证信以为真。”认为“在施蒂　纳那里，客观世界的关系在反思中成为他的反思的创造物”[9]。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　主张哲学来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它不是以本体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基础　和出发点；不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超越一切僵固的、封闭的体系，回　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他们一生中不再对形而上学的知　识论问题进行过多的探讨，而是把主要精力转向对“人民现实的幸福”的关注，转向对　最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现实状况的关注。他们关心的是现实中人民的尘世幸福，　而不是虚幻的天国的幸福。他的哲学面对的是现实事物、现实社会，而不是纯粹的概念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强调“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一些人坚持“两个马克思”和“马恩分立”说，认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均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能说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没有区别，也不能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至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与　恩格斯也有着学识水平、实践阅历和学术专攻等方面的差异，有时甚至存在着研究分工　的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就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以及二人的终生合作而言，都有一条　主线贯穿于其中，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哲学与现实的统一，哲学为现实服务、　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改造旧世界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从　一开始就是同大多数人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新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　，并把它运用于改造现实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当中，运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整个马克思理论是一个由其基本精神贯通起来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从几个不同的基本概　念出发推演出来的、纯粹的学科体系。

因而，我们只有把握住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入手，全面把握马克思哲学以及全部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

三、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区分马克思哲学和本体论哲学的可靠标准

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划分两大哲学基本形态的可靠标准。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划归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真正的马克思哲学)这两大哲学基本形态[8]。

所谓哲学基本形态，是由哲学的对象、本质、目的、功能、方法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哲学类型。不同的哲学基本形态，除了哲学基本问题是相同的以外，在哲学的目的、本质、功能、具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仅仅用哲学的“两大阵营”和“两个对子”包含的四种要素，并不能准确地描述两大哲学基本形态——传统形而上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在哲学形态的划分上，马克思已不再满足于传统哲学把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仅仅局限于认识论领域，局限于“解释世界”方面，而是把它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拓展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问题)，并把它作为区分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对此将另文论述)。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

把这一标准用于考察整个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的人类哲学史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以及各种“二元论”哲学，都同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其基本特征是：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1]，从纯粹概念出发，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这种哲学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到近代为止的西方古典哲学。在本质上属于本体论哲学，具体表现为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和二元论三种形式。但不论是那种形式，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即哲学是为了求知而非实用，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思维中的统一，坚持从最抽象的“本体”出发来解释世界；二是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反对“形而上学”原有的“理性化”的抽象概念体系，强调哲学的科学性、实证性，但仍然坚持把人抽象化，从抽象的“感觉”、“意志”、“经验”、“生命”、“存在”、“此在”等抽象概念出发来解释世界，因而其本　质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建立绝对体系，具备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　征；三是后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高举反对“基础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大旗，反　对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力图面向现实，批判现实，对重大的社　会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但前期的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及一切传统文化持　根本否定态度，实际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终极和绝对，要么绝对肯定，要　么绝对否定的思维模式。后期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虽然力图面向现实，着眼于社会的　建设，寻求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道路。但它仍然是凭借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停　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而不是从现实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　发，来寻求社会发展的道路。因而，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只能　从“宗教”中寻求未来社会的出路。它也没能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仍然属于　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基本哲学形态。

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相对应，马克思哲学则属于另一哲学基本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这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指马克思原创的、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和灵魂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其实质上是“马克思哲学”的代名词，就是整个的马克思哲学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被后人理解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最高规律”的那种“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最基本的特征是：面向现实、面向人民大众，坚持理论与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坚持理论和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

同时，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整个的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在哲学基本形态的各个方面，如哲学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理论来源与表述、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全面对立：在研究目的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以改造世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目的，坚持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10]。对传统形而上学来说，辩证法只是求知的工具，唯物主义辩证法则是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它既是认识世界的世界观，也是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在研究对象上，唯物主义辩证法把现实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认为理论是来自现实，是现实的反映，坚持理论与实际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强调“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1]。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把“本体”作为研究对象，是理论与现实相脱离或背离：唯心主义认为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唯物主义虽然反对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其哲学也仅仅是从头脑中而不是现实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在哲学研究方法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决与人类历史命运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思，致力于全世界无产者以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要求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从事实和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　，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　思维方法(包括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坚持从思想出发，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超越于　经验的纯思维领域构造世界的发展图景，因而不能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来认识世界。这　是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的共同缺陷。在哲学理论的表述上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真理是现实的反映，是一个不断　发展的过程。不承认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反对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　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追求终极，追求普　遍，追求绝对，追求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致力于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　，把自己的哲学封为绝对真理。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现　实的哲学，它坚持哲学是与现实相统一的，在现实中生长和发展的，是为现实服务、为　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以哲学与现实相脱离为特征，不　仅方法本身容易导致哲学理论与事物的真实面目不相符，即使哲学理论本身有与实际相　符合的成分，也只是作为知识和教条，成为空头理论，而不能正确用于解决现实问题，　更谈不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因此，在本质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哲学，属于两个根本对立的哲学基本形态。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原创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既不是本体论哲学的改良，也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素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对二者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上的再生。它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哲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哲学基本形态的根本革命。

因而，只有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把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如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现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区分开来。而我们目前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简单概括，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辩证方法等等，都很难说已经准确表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充其量只能是反映了其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就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说为例，虽然反映了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和唯物两方面因素及其在认识当时社会现实时形成的一些研究结论，但却无法反映马克思哲学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理论和实际与人民利益相统一的根本特征。实际上，这些概括仍然是从哲学的“两个对子”出发，用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四个因素来判定马克思哲学在认识世界方面的某些特征。由于这些概括仍然是用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来看待马克思哲学，因而很难准确把握　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本质。

从原则和概念出发，这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而我们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运用的却正是这样的方法!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如果像柏林的思想家一样，停留在德国地方性印象的圈子里议论自由主义　和国家，或者仅限于批判德国市民关于自由主义的幻想，而不从自由主义与它所由产生　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自由主义，那末，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　荒谬的结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至今仍这样表现出来的德国自由主义，已经是通　俗形式的空洞的幻想，是现实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把它的内容　变为哲学，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变为‘对理性的认识’，真是易如反掌!”[9]这种脱　离现实，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把一切都“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的形　而上学思维模式，必须坚决予以终止。

四、目前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情结”及其化解

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以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为判定标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恰恰就是：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判定标准，从而导致认识了上的混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本体论”哲学的兴起，国内用本体论来　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潮流大有不可阻挡之势。一些人坚持用“实践本体论”、“人本体论　”、“生存本体论”等各种各样的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解不开的“本体论　情结”。这就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困惑：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哲学，是把它作为一种　在目的、对象、原则、方法等各方面与“本体论哲学”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哲学形态对待　，还是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理论体系，知识体系?

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这一判定标准出发，对本体论的本质和特征进行认真考察。

众所周知，本体论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核心。虽然“本体论”一词直到17世纪才拼造出来，但“本体论”的研究自古希腊就开始了。“本体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为“本体之学”。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理性心理学或灵魂学”、“宇宙论”和“自然的或理性的神学”四个部分，“本体论，即关于本质的抽象规定的学说。”[4]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由四种主要部分所成：(一)本体论；(二)合理的自然学；(三)合理的宇宙论；(四)合理的神学。”[12]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也认为：“与形而上学相关的有存在论、宇宙论、心理学以及自然神学”[13]。由于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形而上学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　[6]因此，在西方哲学中，大多数情况下，“本体论”与“第一哲学”、“形而上学”　是同义的，主要探讨超越具体事物的、在具体事物之上的关于存在的最一般根据的学问　。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理性心理学、理性物理学、理性宇宙论都成了实证科学　，逐步被心理学和生命科学、理论物理学、天文学和宏观物理学等所取代，理性神学也　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回到宗教之中。只有本体论始终留在形而上学内。因此，也有人把　本体论等同于形而上学。

本体论哲学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本体”的追求。而“本体”作为西方哲学中的独有概念，指只能用理性才能理解的本质，是理性直观的对象。它是18世纪经康德的应用而流行的哲学名词。康德认为本体是与现象(显现于一位观察者的事物)相对立的事物本身。尽管本体掌握者可以理解世界的内容，但他却主张人的思辨理性只能知道现象，　决不能透入本体。康德的本体作为“思想”的“对象”，理性直观的对象，是一种“只　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是本体论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这并不是全部哲学家共有　的观点，但任何一种“本体”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都是纯粹思想的产物，一种高　度抽象化的、抹杀了现实社会特征的、“只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2)是最基本　、最普遍的终极概念，具有解释一切以至在思想中“建构”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因而，尽管形形的“本体论”哲学有着各不相同的“本体”以及由其推演而来的　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从思想和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则是其根本特征。它的必然结　果就是哲学脱离现实、理论脱离实际。就以“实践本体论”而言，当把实践抽象为“本　体”以后，实践主体的社会性、目的性，实践的具体社会环境，实践的效果及其与人民　根本利益的关系等等，都被抽象掉了，从而成了一个纯粹的“抽象物”。在此基础上建　立的整个理论，只能是纯粹的逻辑推论，很难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产生应有的作用。用这　样的理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教条化理解，这是马克思本　人所不能容忍的。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时所说的那样：“圣布鲁诺错误地把一些唯　物主义者关于物质的哲学词句当作他们世界观的真实的核心和内容了。”[14]我们的一　些哲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从哲学形态基本变革的角度来说，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没有过时和被超越，而且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开创的是这样一个哲学形态：它跳出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哲学体系的传统模式，致力于研究现实、改造现实，以使其更加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所具有的现实性、人民性和成长性，是任何一种受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维模式局限的哲学流派所不能比拟的。

必须予以指出的是：目前马克思哲学所受到的种种责难，无一不是在把马克思哲学解　释为一种“形而上学”或某种“本体论”哲学的前提下才出现的——只要是先把马克思　哲学解释为某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然后再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去衡量，那　么，它相对于传统西方哲学、相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并没有什么绝对优势，　在有些方面甚至是各有千秋。然而，如果我们从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角度，把马克思哲学　作为一个与传统形而上学有着根本区别的哲学形态来认识，那么，马克思哲学之外的一　切哲学也就不再显得那么神秘了。

与此相关，有的学者提出要“重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体系”，或是“在现时代实践的基础上，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也是受这种思维模式影响的结果。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理论体系，我们甚至也找不到一个“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它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沉淀下来的只是一些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方法、原则，是它坚持理论与实际在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统一的基本精神。《资　本论》虽然在从“商品”出发来揭示资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时借用了“黑格尔的表达　方式”，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外在的形式，其实质仍然是从资本主义的　社会现实出发，研究现实、解决现实问题，这与传统形而上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　”，从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绝对体系的思维模式绝不可同日而语!而目前一些学者在马　克思哲学研究上，走的恰恰是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路线——一种追求终极“本体”的传　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强调实践，就要把世界解释成“实践的”，从而构建由实践产生　出一切的“实践本体论”；强调人，就要由人的概念推出一切，构建“人本体论”；强　调方法，就要把马克思哲学仅仅归结为方法，甚至“把‘历史’当成一种方法来理解”　。这种从某一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整个体系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是与马克思哲学的主　旨背道而驰的，是要不得的。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所谓“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　所创立的体系”，就只能是把今人制造的体系，硬说成是“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或是　对“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的“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

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主张哲学从现实出发，理论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反对“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　”对侍自己的理论[4]。既要反对“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　裁各种历史事实”[4]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　”，“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尽速构成体系”的学理　主义[4]，认为二者都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在同年8月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恩　格斯更是明确地对上述的假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指出：“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　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要求划清真假马克思主　义的界限。这对我们纠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倾向，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其创新性和开放性——这不是说它有一个体系，一个开放的体系——而是它的研究对象即社会现实是变动不居的，是开放的、发展的!“　重读马克思”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重读马克思”，应着重于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　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力图去建立形形的　“体系”，并把它强加给马克思!

因此，我们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命运问题，就必须从哲学形态的高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研究和解决每个时代的社会现实问题。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如何按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去解决好各种重大的现实问题，如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的关系问题，部门或集团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如何通过立法、执法和监督建立起平等机制和竞争机制的问题，社会管理体系和机制的发展与完善问题，党政领导权与人民监督权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使这些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既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能不能真正得到弘扬和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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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理论与实际关系/哲学形态/马克思哲学/本体论哲学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1[文献标识码]A370031003-8353(2004)01-0037-08

长期以来，国内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一直受哲学评价标准变化的深刻影响。从改革开放前把哲学上的“两个对子”作为标准来评价马克思哲学和传统哲学，到改革开放初期用这个标准评价现代西方哲学，再到目前一些学者摒弃这一标准，转而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随着评价标准的转换，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地位和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难以统一。特别是近几年来，这种状况越来越严重：一些人力主摒弃“两个对子”这一评价标准，用现代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一些人仍然坚持以“两个对子”为评价标准；一些人则力图发现一些新的逻辑起点，重构马克思哲学。由于缺乏一个公认的评价标准，致使人们在对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关系的认识，以至其在人类哲学思想史中的地位的认识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特别是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坚持用各种各样的“本体论哲学”来诠释马克思哲学，致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往往陷于追求“新名词”和“新表述”的怪圈之中而不能自拔。

因此，寻求一个能够把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区分开来的哲学形态划分标准，正确解读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成了理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予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解读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关键

正确认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首先必须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

纵观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马克思并没有给自己的哲学一个最终的确定的名称，而是在不同的场合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1]、“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1]、“实践的唯物主义。”[1]、“我的辩证方法”[2]、“为历史服务的哲学”[1]、“人的科学”[3]、“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4]等，恩格斯也在不同的场合把马克思和自己的哲学称为“现代唯物主义”[5]、“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5]、“自觉的辩证法”[5]、“唯物主义历史观”[5]，“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5]、“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5]、“马克思的辩证法”[5]、“唯物主义方法”[5]等等。也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了后人在理解马克思哲学上的困惑：不论是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人的科学”、“为历史服务的哲学”、“辩证方法”，还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或“唯物主义方法”，都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质特征。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坚持从“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和“辩证法”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全面”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直至今日，国内学术界仍然把“本体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念念不忘如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但是，这种研究模式存在着两个非常明显的弊端：一是把作为“一块整钢”的马克思哲学人为地分割成了只是在概念推理中才能发生联系的几个孤立的部分，使活生生的马克思哲学成为了只是在概念表述上才能体现出优越性的理论教条；二是混淆了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界线，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同属于一个哲学形态，都是现代哲学。有人则像海德格尔等一些现代西方哲学家那样，认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6]，马克思哲学与其他的西方哲学流派如尼采哲学并无本质区别，充其量只是在形而上学的模式下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但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

实际上，如果坚持从马克思哲学的原始文本出发，全面考察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仅仅抓住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我们就不难发现，这种新哲学既反对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无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旧唯物主义，也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把一切归结为精神的唯心主义；既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也反对费尔巴哈与社会现实相脱离的抽象概念体系。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不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它们虽然在本体论的逻辑起点上截然不同，从而形成了从精神还是从物质出发来解释世界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但他们作为传统形而上学框架内的孪生兄弟，共同拥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重大缺陷，即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从而导致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现实[7]。这就是马克思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原因。

出于在理论与实际关系上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倒，马克思哲学相对于旧哲学的根本性转折就在于：一是摆脱了旧哲学(既包括旧唯物主义，也包括旧唯心主义)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俗套，把自己的哲学视为开放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哲学；二是摆脱了旧哲学单一认识世界的功能，转向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三是改变了传统哲学专一致力于“形上”之思，以远离尘世为荣的世俗，以促进绝大多数人以至全人类的全面发展为己任。也就是说，它摆脱了以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基本类型的、“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发展成为一种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更为高级的哲学形态[8]。它是一种“反形而上学哲学”或“非形而上学哲学”，是在终结和扬弃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上形成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面向现实，以批判现实、认识现实、改造现实为主旨

一是在认识方法上，坚持从动态发展着的社会现实出发来认识现实世界，批判现实世界，而不是从“现实”或从“人”的抽象概念出发来建立各种体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坚持本体论的思维模式，在认识方法上，习惯于把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事物变成“抽象概念”，然后在抽象概念的基础上仅仅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从而使自己的认识从一开始就离现实越来越远。而马克思则走着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相反的道路，反复强调在研究和解决各种现实问题时，必须时刻坚持从现实社会条件出发，“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2]——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抽象概念”放到社会现实中去考察，认识和批判现实。这是马克思在其终生的研究特别是《资本论》的研究中所一贯坚持的认识方法，亦即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方法。

二是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上，坚持认识世界为改造世界服务，反对建立单一追求认识世界的纯粹概念体系。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等著作中，马克思非常鲜明地阐明了自己的哲学理想，认为其所在时代的哲学家们受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把哲学仅仅限定于解释世界的领域，仅仅致力于建立各种各样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这是远远不够的。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2]哲学家必须在“解释世界”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改造世界，实现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既要认识世界，看到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标准，世界的可知性和思维的“客观真理性”都必须由实践来证明；又要看到人的实践在改变周围环境和改变人自身两方面的作用，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

2.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

马克思一生中都坚持面向人民群众，以实现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也正因为如此，他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称作“人的科学”，认为只有摆脱自然科学“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3]，摆脱当时“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1]的思维模式，把目光转向处于具体社会历史环境当中的、具有现实社会需要的人，从而使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自然史和人类史融为一体，把以实现人类的根本利益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既包括自然史、又包括人类史在内的“历史科学”作为“唯一的科学”。这就是马克思从意识形态、法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各方面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探讨未来社会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在马克思看来，“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而以上这些研究都是“关于人的科学”，都是在维护和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谋求人类的全面解放。马克思一生都在为当时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无产阶级以至全人类的根本利益而奋斗。

正是从这一准则出发，马克思对当时的德国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指出，康德形而上学的缺陷就在于割裂了理论与“现实的阶级利益”的关系，把“现实的阶级利益”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在康德那里，我们又发现了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法国自由主义在德国所采取的特有形式。不管是康德或德国市民(康德是他们的利益的粉饰者)，都没有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这些理论思想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因此，康德把这种理论的表达与它所表达的利益割裂开来，并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人类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从而就把这种意志变成纯粹思想上的概念规定和道德假设。”[9]而当时的德国“思想家”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依靠“纯粹的概念规定”、“空洞的幻想”来批判现实，“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荒谬的结论”[9]。

3.面向发展，随时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动态统一、与人民利益的动态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发展的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不论什么时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实践都是最大的实际问题、现实问题。换句话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一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为个人，还是为广大人民群众；二是要解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如何为大多数人的问题。马克思哲学不仅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统一，而且强调理论和实际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是发展着的社会历史本身而不是所谓的原则，它是从社会现实中引出原则而非相反。不仅如此，马克思坚持把从社会现实中引出的原则运用于现实，运用于改造世界，不仅使这些原则适合人民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按照这些原则去改造现实。这是马克思哲学成为时代的精华，代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方向的根本原因所在。在马克思哲学以至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当中，人民性、利益性、阶级性和实践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在理论和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上的动态统一，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的统一。

这三个方面，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一切从现实出发，研究现实、改造现实，实现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动态统一。这就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个基本精神，从哲学基本问题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上，体现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形态的根本对立。

二、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是理解马克思理论整体性的最佳视角

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以相同基本思想为指导的有机的、统一的过程，还是几个由低级向高级的几经转折的阶段?二是理论的内容，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构成的学科体系，还是在同一个基本思想指导下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重大问题的认识与解决?

能否正确理解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与坚持什么样的思维模式和理论视角密切相关。坚持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就必须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对传统本体论哲学的改良，把马克思的整个理论理解为一个绝对的体系，理解为对社会的不可改变的规律性认识，并把它机械地分割为几个互不联系的、由纯粹概念建构而成的学科。甚至于用一些从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借来的新名词，套到马克思的头上，对其进行“新诠释”，或是构建“新形态”。

而只要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我们也就可以发现，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整个马克思理论的基本精神，贯穿于马克思终生的全部理论和实践当中。不论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哲学，还是马克思的整个理论，其基本精神都是相同的，就是按照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认为，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利益就是最大的实际、最大的现实。这就使理论和实际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统一起来，使理论的阶级性、科学性、实践性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统一起来。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把唯物主义辩证法用于认识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如社会意识形态问题(包括法哲学在内)、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时形成的，它们是一个统一有机的整体，而不是互不联系的几个部分。早在青年时期，马克思就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缺陷有了深刻的认识，开始了对传统形而上学的背叛。其后，又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共同缺陷，才真正建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这个新哲学形态的产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基本思想散落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哲学、政治、经济等领域重大问题进行研究的大量论著中，绝不能以某一论著的观点为限。并且，不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也都没有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论进行过系统论述。因此，关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我们必须从其全部产生发展过程来把握其整体性。

马克思早在1841年4月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附注]中，就以探讨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哲学世界化和世界哲学化问题为己任，而对传统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和认识论问题不屑一顾。文章中，马克思深刻地分析了人与自然、自我意识与客观现实、哲学和世界的辩证关系，寻找使“在本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的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1]的途径。早在这个时候，马克思已经发现了传统形而上学必然导致“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指出：“那个起初表现为哲学同世界的一种颠倒关系和敌对的分裂的东西，后来就成为个别的哲学的自我意识本身中的一种分裂，而最后便表现为哲学的一种外部分裂和二重化，表现为两个对立的哲学派别。”认为应该使“哲学转向外部”，把自我意识“从作为一定的体系束缚它们的哲学中解放出来”，把“坚持把哲学的概念和原则作为主要的规定”推出世界的传统形而上学再“颠倒”过来[1]。这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萌芽，触及了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的焦点——理论和现实的关系问题。这使他从哲学生涯的开始，便投入到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斗争当中(虽然还只是限于理论上的探讨，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传统形而上学的影响)。

其后，马克思在《＜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和《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初步完成了从传统形而上学到全新的哲学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他对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意识形态，对传统形而上学在政治经济领域的现实表现给予了批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完成了由传统形而上学向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转变。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基本精神的重要体现。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强调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指出德国哲学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批判“老年黑格尔派认为，只要把一切归入黑格尔的逻辑范畴，他们就理解了一切”，而“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而“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认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侧重于对德国的意识形态及其根源即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他们不仅把费尔巴哈哲学视为形而上学，而且把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彻底对立起来。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一个全新的哲学形态，总体框架已基本形成。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马克思、恩格斯充分发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功能，致力于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坚持哲学为现实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方针，努力分析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探索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对唯物主义辩证法现实化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因而，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在同一个基本精神指导下凝结而成的有机整体。也正是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入手，马克思才使自己的哲学与古典哲学和同时代的德国哲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马克思哲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克服了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片面强调“解释世界”，单纯依靠概念推理来“认识世界”的弊端，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从而在认识论和历史观中、在自己的整个哲学中，实现了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哲学理论和社会现实的统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人民根本利益的统一。正如马克思所说：“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是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3]这里的“哲学”，是指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也就是说，传统形而上学片面强调认识世界，必然割裂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反之，如果到改造世界的实践当中去，存在的就只有理论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是统一的，还是相互脱离的——只有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际是统一的，人们才能实现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目的。也只有实现了理论与现实的统一，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马克思终生所追求的，就是要使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

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中，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基础上的统一与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非常重视“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批判施蒂纳“却总还是停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他真正相信意识形态的各种抽象思想统治着现代世界，他深信他在其反对‘宾词’、反对概念的斗争中攻击的已不是幻想，而是统治世界的现实力量。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头脚倒置的手法，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无限的轻信，竟把资产阶级的一切虚伪的幻想、一切伪善的保证信以为真。”认为“在施蒂纳那里，客观世界的关系在反思中成为他的反思的创造物”[9]。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主张哲学来源于现实、服务于现实，它不是以本体为基础和出发点，而是以现实为基础和出发点；不是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而是超越一切僵固的、封闭的体系，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他们一生中不再对形而上学的知识论问题进行过多的探讨，而是把主要精力转向对“人民现实的幸福”的关注，转向对最广大人民群众——无产阶级现实状况的关注。他们关心的是现实中人民的尘世幸福，而不是虚幻的天国的幸福。他的哲学面对的是现实事物、现实社会，而不是纯粹的概念。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才强调“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一些人坚持“两个马克思”和“马恩分立”说，认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均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能说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没有区别，也不能说马克思与恩格斯没有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至任何一个思想家的思想都必然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马克思与恩格斯也有着学识水平、实践阅历和学术专攻等方面的差异，有时甚至存在着研究分工的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就马克思从青年到老年以及二人的终生合作而言，都有一条主线贯穿于其中，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哲学与现实的统一，哲学为现实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为改造旧世界服务。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革命实践活动，从一开始就是同大多数人的解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在批判地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与传统形而上学截然不同的哲学新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并把它运用于改造现实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活动当中，运用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整个马克思理论是一个由其基本精神贯通起来的有机整体，而不是从几个不同的基本概念出发推演出来的、纯粹的学科体系。

因而，我们只有把握住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入手，全面把握马克思哲学以及全部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性。

三、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区分马克思哲学和本体论哲学的可靠标准

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是划分两大哲学基本形态的可靠标准。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划归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真正的马克思哲学)这两大哲学基本形态[8]。

所谓哲学基本形态，是由哲学的对象、本质、目的、功能、方法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最具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哲学类型。不同的哲学基本形态，除了哲学基本问题是相同的以外，在哲学的目的、本质、功能、具体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仅仅用哲学的“两大阵营”和“两个对子”包含的四种要素，并不能准确地描述两大哲学基本形态——传统形而上学和马克思哲学之间的本质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在哲学形态的划分上，马克思已不再满足于传统哲学把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仅仅局限于认识论领域，局限于“解释世界”方面，而是把它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拓展为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哲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问题)，并把它作为区分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由于篇幅所限，作者对此将另文论述)。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

把这一标准用于考察整个哲学史，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的人类哲学史上，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以及各种“二元论”哲学，都同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其基本特征是：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1]，从纯粹概念出发，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这种哲学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一是到近代为止的西方古典哲学。在本质上属于本体论哲学，具体表现为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和二元论三种形式。但不论是那种形式，都有着一个共同特点，即哲学是为了求知而非实用，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思维中的统一，坚持从最抽象的“本体”出发来解释世界；二是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反对“形而上学”原有的“理性化”的抽象概念体系，强调哲学的科学性、实证性，但仍然坚持把人抽象化，从抽象的“感觉”、“意志”、“经验”、“生命”、“存在”、“此在”等抽象概念出发来解释世界，因而其本质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建立绝对体系，具备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三是后现代西方哲学。其特点是高举反对“基础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大旗，反对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力图面向现实，批判现实，对重大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但前期的否定性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及一切传统文化持根本否定态度，实际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终极和绝对，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的思维模式。后期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虽然力图面向现实，着眼于社会的建设，寻求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道路。但它仍然是凭借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停留在纯粹思想的世界的范围内”，而不是从现实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寻求社会发展的道路。因而，根本看不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只能从“宗教”中寻求未来社会的出路。它也没能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仍然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基本哲学形态。

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形态相对应，马克思哲学则属于另一哲学基本形态——“唯物主义辩证法”。这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指马克思原创的、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和灵魂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其实质上是“马克思哲学”的代名词，就是整个的马克思哲学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被后人理解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最高规律”的那种“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最基本的特征是：面向现实、面向人民大众，坚持理论与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坚持理论和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

同时，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整个的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而不仅仅是一种方法，在哲学基本形态的各个方面，如哲学的目的、对象、内容、方法、理论来源与表述、理论与现实的关系等问题上，与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全面对立：在研究目的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以改造世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为目的，坚持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服务于现实。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10]。对传统形而上学来说，辩证法只是求知的工具，唯物主义辩证法则是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它既是认识世界的世界观，也是改造世界的方法论，而不仅仅是认识世界的认识论。在研究对象上，唯物主义辩证法把现实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认为理论是来自现实，是现实的反映，坚持理论与实际在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强调“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1]。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是把“本体”作为研究对象，是理论与现实相脱离或背离：唯心主义认为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唯物主义虽然反对现实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的唯心主义观点，但其哲学也仅仅是从头脑中而不是现实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在哲学研究方法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以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决与人类历史命运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马克思一生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思，致力于全世界无产者以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要求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从事实和事实本身的联系出发，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同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思维方法(包括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坚持从思想出发，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在超越于经验的纯思维领域构造世界的发展图景，因而不能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来认识世界。这是包括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在内的传统形而上学哲学家的共同缺陷。在哲学理论的表述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真理是现实的反映，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承认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反对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追求终极，追求普遍，追求绝对，追求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致力于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把自己的哲学封为绝对真理。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现实的哲学，它坚持哲学是与现实相统一的，在现实中生长和发展的，是为现实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而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则以哲学与现实相脱离为特征，不仅方法本身容易导致哲学理论与事物的真实面目不相符，即使哲学理论本身有与实际相符合的成分，也只是作为知识和教条，成为空头理论，而不能正确用于解决现实问题，更谈不上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因此，在本质上，唯物主义辩证法与传统形而上学、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哲学，属于两个根本对立的哲学基本形态。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原创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既不是本体论哲学的改良，也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因素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在对二者批判和超越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上的再生。它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基本形态，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哲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建立绝对体系的根本特征，是哲学基本形态的根本革命。

因而，只有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把马克思哲学与其它哲学，如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现当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等等区分开来。而我们目前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简单概括，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辩证方法等等，都很难说已经准确表述了马克思哲学的本质——充其量只能是反映了其一个方面或某些方面。就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说为例，虽然反映了马克思哲学的辩证和唯物两方面因素及其在认识当时社会现实时形成的一些研究结论，但却无法反映马克思哲学理论与实际相统一、理论和实际与人民利益相统一的根本特征。实际上，这些概括仍然是从哲学的“两个对子”出发，用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四个因素来判定马克思哲学在认识世界方面的某些特征。由于这些概括仍然是用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来看待马克思哲学，因而很难准确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正本质。

从原则和概念出发，这是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而我们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运用的却正是这样的方法!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如果像柏林的思想家一样，停留在德国地方性印象的圈子里议论自由主义和国家，或者仅限于批判德国市民关于自由主义的幻想，而不从自由主义与它所由产生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自由主义，那末，自然就要得出世界上最荒谬的结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至今仍这样表现出来的德国自由主义，已经是通俗形式的空洞的幻想，是现实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的反映。在这种情况下，把它的内容变为哲学，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变为‘对理性的认识’，真是易如反掌!”[9]这种脱离现实，脱离“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把一切都“变为纯粹的概念规定”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必须坚决予以终止。

四、目前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本体论情结”及其化解

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以理论与实际的关系为判定标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在的最为严重的问题恰恰就是：没有一个公认的、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判定标准，从而导致认识了上的混乱。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本体论”哲学的兴起，国内用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潮流大有不可阻挡之势。一些人坚持用“实践本体论”、“人本体论”、“生存本体论”等各种各样的本体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形成了解不开的“本体论情结”。这就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困惑：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马克思哲学，是把它作为一种在目的、对象、原则、方法等各方面与“本体论哲学”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哲学形态对待，还是把它仅仅视为一种理论体系，知识体系?

要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就需要我们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这一判定标准出发，对本体论的本质和特征进行认真考察。

众所周知，本体论是西方古典哲学的核心。虽然“本体论”一词直到17世纪才拼造出来，但“本体论”的研究自古希腊就开始了。“本体论”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被称为“本体之学”。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学包括“本体论”、“理性心理学或灵魂学”、“宇宙论”和“自然的或理性的神学”四个部分，“本体论，即关于本质的抽象规定的学说。”[4]康德认为形而上学“由四种主要部分所成：(一)本体论；(二)合理的自然学；(三)合理的宇宙论；(四)合理的神学。”[12]德国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也认为：“与形而上学相关的有存在论、宇宙论、心理学以及自然神学”[13]。由于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着眼于存在，着眼于存在中的存在者之共属一体，来思考存在者整体——世界、人类和上帝。形而上学以论证性表象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存在者之为存在者。”[6]因此，在西方哲学中，大多数情况下，“本体论”与“第一哲学”、“形而上学”是同义的，主要探讨超越具体事物的、在具体事物之上的关于存在的最一般根据的学问。特别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理性心理学、理性物理学、理性宇宙论都成了实证科学，逐步被心理学和生命科学、理论物理学、天文学和宏观物理学等所取代，理性神学也从哲学中分离出去，回到宗教之中。只有本体论始终留在形而上学内。因此，也有人把本体论等同于形而上学。

本体论哲学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本体”的追求。而“本体”作为西方哲学中的独有概念，指只能用理性才能理解的本质，是理性直观的对象。它是18世纪经康德的应用而流行的哲学名词。康德认为本体是与现象(显现于一位观察者的事物)相对立的事物本身。尽管本体掌握者可以理解世界的内容，但他却主张人的思辨理性只能知道现象，决不能透入本体。康德的本体作为“思想”的“对象”，理性直观的对象，是一种“只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是本体论哲学研究的对象。虽然这并不是全部哲学家共有的观点，但任何一种“本体”都具有以下共同特征：(1)都是纯粹思想的产物，一种高度抽象化的、抹杀了现实社会特征的、“只存在于‘思想’里”的存在；(2)是最基本、最普遍的终极概念，具有解释一切以至在思想中“建构”整个世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因而，尽管形形的“本体论”哲学有着各不相同的“本体”以及由其推演而来的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从思想和概念出发、建构绝对体系则是其根本特征。它的必然结果就是哲学脱离现实、理论脱离实际。就以“实践本体论”而言，当把实践抽象为“本体”以后，实践主体的社会性、目的性，实践的具体社会环境，实践的效果及其与人民根本利益的关系等等，都被抽象掉了，从而成了一个纯粹的“抽象物”。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整个理论，只能是纯粹的逻辑推论，很难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产生应有的作用。用这样的理论来“解释”马克思哲学，必然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教条化理解，这是马克思本人所不能容忍的。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布鲁诺时所说的那样：“圣布鲁诺错误地把一些唯物主义者关于物质的哲学词句当作他们世界观的真实的核心和内容了。”[14]我们的一些哲学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从哲学形态基本变革的角度来说，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仍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不仅没有过时和被超越，而且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开创的是这样一个哲学形态：它跳出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从纯粹概念出发建构哲学体系的传统模式，致力于研究现实、改造现实，以使其更加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更加符合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它所具有的现实性、人民性和成长性，是任何一种受传统形而上学和本体论思维模式局限的哲学流派所不能比拟的。

必须予以指出的是：目前马克思哲学所受到的种种责难，无一不是在把马克思哲学解释为一种“形而上学”或某种“本体论”哲学的前提下才出现的——只要是先把马克思哲学解释为某种“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然后再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标准去衡量，那么，它相对于传统西方哲学、相对于现当代西方哲学主要流派，并没有什么绝对优势，在有些方面甚至是各有千秋。然而，如果我们从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角度，把马克思哲学作为一个与传统形而上学有着根本区别的哲学形态来认识，那么，马克思哲学之外的一切哲学也就不再显得那么神秘了。

与此相关，有的学者提出要“重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体系”，或是“在现时代实践的基础上，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也是受这种思维模式影响的结果。实际上，马克思哲学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理论体系，我们甚至也找不到一个“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它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沉淀下来的只是一些认识现实和改造现实的方法、原则，是它坚持理论与实际在人民根本利益基础上统一的基本精神。《资本论》虽然在从“商品”出发来揭示资本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时借用了“黑格尔的表达方式”，但这仅仅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外在的形式，其实质仍然是从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出发，研究现实、解决现实问题，这与传统形而上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从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绝对体系的思维模式绝不可同日而语!而目前一些学者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上，走的恰恰是马克思所坚决反对的路线——一种追求终极“本体”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强调实践，就要把世界解释成“实践的”，从而构建由实践产生出一切的“实践本体论”；强调人，就要由人的概念推出一切，构建“人本体论”；强调方法，就要把马克思哲学仅仅归结为方法，甚至“把‘历史’当成一种方法来理解”。这种从某一纯粹概念出发推演出整个体系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是与马克思哲学的主旨背道而驰的，是要不得的。在这种思维模式下，所谓“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就只能是把今人制造的体系，硬说成是“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或是对“马克思所创立的体系”的“重新解读、重建与发展”。

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主张哲学从现实出发，理论为现实服务、为人民服务，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反对“用学理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态度”对侍自己的理论[4]。既要反对“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4]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尽速构成体系”的学理主义[4]，认为二者都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在同年8月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恩格斯更是明确地对上述的假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指出：“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4]。要求划清真假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这对我们纠正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倾向，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其创新性和开放性——这不是说它有一个体系，一个开放的体系——而是它的研究对象即社会现实是变动不居的，是开放的、发展的!“重读马克思”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重读马克思”，应着重于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区别，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力图去建立形形的“体系”，并把它强加给马克思!

因此，我们要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命运问题，就必须从哲学形态的高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在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上的根本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研究和解决每个时代的社会现实问题。就我国现阶段而言，如何按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去解决好各种重大的现实问题，如个人利益、政党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多数人利益与少数人利益的关系问题，部门或集团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如何通过立法、执法和监督建立起平等机制和竞争机制的问题，社会管理体系和机制的发展与完善问题，党政领导权与人民监督权的关系问题等等，都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使这些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既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能不能真正得到弘扬和发展。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决不可等闲视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78，75，2，66，75，76-77，64-66，57，62，7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1，19，19.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0，89，88.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31，688，677，688，691-692，6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8，349，349，740，347，349，465.

[6]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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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郝立忠.作为哲学形态的唯物主义辩证法[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154，238.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13，215，262～263，301，215.

[10]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31.

[11]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2.

[1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578.

第9篇：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意义；方法

《费尔巴哈论》一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在1886年写成的。书中恩格斯从对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哲学的考察开始，到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结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他的理论来源――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清晰的再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第一次对自己的理论来源及其所作的科学阐发。《费尔巴哈论》以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作为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确立了划分哲学派别的标准；并将哲学基本问题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深刻的批判了费尔巴哈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一、关于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的意义

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正如在细读《费尔巴哈论》之后，我们会知道，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首次提出并论述了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是马克思整个学说中占居核心位置，而且在人类思想史上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虽然一百多年过去了，但书中的观点依然闪烁着理论的光辉，重温这部不朽的著作对今人多有启迪，回溯这些光辉的思想，对今天的生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有助于理解哲学原理的真谛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理解，往往存在不少偏差，其主要原因是常常对马克思主义原著断章取义，或者是没有认真研读原著，从而以误传误。因此要理解哲学原理的真谛，必须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例如，我国理论界对于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解释和理解，就是极其简单和初浅的，以致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伟大理论和思想光辉误读并误传，弄得面目全非。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创的问题，而是旧时代思想家或哲学家已经屡次提出的命题，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更是十分关注这一命题。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通过对旧时代哲学基本问题的批判，充分表达了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根本观点，从根本上划清了马克思、恩格斯与全部旧哲学的界限，体现了马克思在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为准确把握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必须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费尔巴哈论》。

（二）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有助于推动哲学史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哲学史上的浓墨重彩，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的研读是世界哲学史发展不可或缺的。研读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弄清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真谛，在哲学史研究中更是有着重要的意义。

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厘清了整个哲学史的逻辑线索。虽然哲学史上各种流派林立，哲学观点繁多，但是纵观他们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回答，却只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正是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区分了两个基本哲学派别。凡是认为精神是本原的，精神对自然界起决定作用，进而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哲学学派。哲学基本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即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对思维和存在是否具有同一性问题的回答，是划分可知论和不可知论的标准。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

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对几千年来的哲学史进行了科学的说明。马克思之前的哲学家对哲学史的认识是混乱的。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成为了解决其他一切哲学问题的根本前提，由此对人类思想史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概括。哲学基本问题具有极大的普遍性，不仅适用于近代，同样适用于古代，甚至是中国古代哲学。所以，哲学基本问题的提出，铸就了哲学发展史的轴心，为哲学发展规律的揭示提供了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

（三）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体现了哲学的本质属性，正确地认识这个问题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仅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一切实践工作中的基本问题。首先，在一切实际工作中都存在出发点的问题。从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我们知道，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唯物主义哲学路线，否则就必然陷入唯心主义泥潭。其次，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坚持可知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复杂，通过努力人们总是可以逐步形成对它的正确认识，而正确的认识客观世界又是正确改造世界的基本前提。所以，只有在实践中不断的探索，逐步认识和掌握我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才能使得我们正在进行的伟大事业取得胜利和成功。

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的实际总结革命和建设经验，正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带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胜利。实践证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理论，它经受住了国内外的考验，显现了强大的生命力，是对马克思哲学基本问题的正确回答。

二、关于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的方法

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必须注重方法，既要全面的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又要抓住重点，还要理论联系实际，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意义。

（一）要尊重原文地研读

恩格斯在指导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很重视研读的方法。他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材料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恩格斯还说，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在阅读时，不要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恩格斯的这些忠告是我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秘诀，也是我们研究他的哲学基本问题这个命题的秘诀。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是指他们本人的著作、包括书信。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始人，同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创作者，所以，在研读恩格斯哲学基本问题这一命题时，首先应该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以极为严肃的态度对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精神实质。

（二）要把握整体地研读

读马克思主义原著，首先要从整本书的精神、思路去读、去了解、去体会各章各节的意思，“以马克思、恩格斯解马克思、恩格斯”。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总的思想去解释马克思、恩格斯的每段话，才可能少点脱离原义的解释，千万不要断章取义。

研读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命题，同样应当系统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而不应孤立地只研究个别著作。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命题不是孤立的。虽然它是恩格斯在1886年提出的，但是这一命题所表达的思想，同其他思想一样，有一个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1845年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萌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作了第一次的阐述，之后，在《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资本论》等著作中都有过较为丰富的阐述，有关其他著作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也有不少阐述，但《费尔巴哈论》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最为成熟。因此，我们在研读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时候，应进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广阔领域，作系统的研究。

（三）要抓住重点地研读

研读马克思主义名著不仅要把握整体，而且要抓住重点，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在全面系统的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后，应该进一步仔细研读《费尔巴哈论》，全面理解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抓住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实质。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第二章开篇即提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以述为作的命题。恩格斯引述前人的思想观点，全部哲学家都在回答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此处恩格斯只是为了说明，这一问题在哲学史上存在过，特别是在近代最为突出。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恩格斯阐述了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世界的起源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谁是本原，谁是派生的问题，这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二是思维与存在的认识关系问题，即思维能不能正确地反映外部世界，这个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但不是最高问题，不是划分哲学派别的依据。

从这两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第一，“思维与存在、精神与自然界谁是本原，谁是派生的问题”为我们提供了识别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将全部哲学分为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为我们坚持唯物主义、批判唯心主义提供了理论武器。第二，思维能不能正确地反映外部世界的问题，为我们正确反映、认识客观存在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批判那些认为思维与存在不具有同一性、思维不能正确反映存在的不可知论提供理论武器。

（四）要联系实际地研读

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点就是实践性，在阅读马克思主义原著时，我们也要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在研读《费尔巴哈论》，探究哲学基本问题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我们实践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问题。哲学为我们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我们主观上对世界的认识，实质是为了对客观世界的改造。能否正确地认识世界、有效地改造世界，关键在于是否正确处理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从实际出发，使主观思维符合客观存在，还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使主客观相分离，是实践是否能取得成功的关键。我们要取得成功，就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使主观符合客观，遵循马克思给人类留下的这一思想精髓。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2，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

[2]聂耀东《马克思主义哲学名著导读》，中国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3]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4]杨世宏《试析恩格斯〈费尔巴哈论〉的哲学史方法论意义》《济宁师专学报》1996年3月第1期

[5]郑守林《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阐述的本义》《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0月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