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陷阱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消费陷阱论文范文

在我们的生活中,“语言陷阱”可谓屡见不鲜:打折的鸡蛋,也许是要会员卡的;优惠的饼干,是要消费多少才能换购的;便宜的牛奶,基本上是要到期的……特别是某些官员,就喜欢玩弄这套语言陷阱的把戏。比如,长时间拖欠教师工资时,有官员会说:政府暂时有些困难,你们为人民所做的牺牲人民会记得的。种种“语言陷阱”的泛滥反映了怎样的社会生态?

语言陷阱 看上去很美

“异化”这个词汇果然高明,人类创造“金钱”,然而这个货币等价物反过来控制了我们的生活;人类发明语言,然而无数的“语言陷阱”却张开血盆大口等着把我们吞噬。这些异己性的力量越来越影响人类本身。诚然,语言是有魅力的,但是语言也存在陷阱,古往今来,政治谋略、商场谈判、人际辩论无一不需要语言陷阱的助力。然而,当代社会也滋生了许多新的“语言陷阱”,而且是看上去很美好的“语言陷阱”。

在日常消费中,我们会被许多词汇套牢,“低价”可能暗含着低质;“促销”可能意味着马上过期;“恭喜你中奖”可能表示坑你不含糊;“礼物赠送”可能表示挖了陷阱等你跳;“返券”可能意味着拉你进入更疯狂的循环消费中;“低价游”可能代表了需要光顾导游指定的消费场所从而掏光你的荷包。

买房时,地段太远叫做“远离喧嚣,静谧人生”;楼下有个小水池叫做“东方威尼斯”;楼顶是圆的就是“巴洛克风格”;楼外有贴砖就是“托斯卡纳风格”;楼间距小是“邻里亲近”;楼下银行就是“近邻中央商务区”;旁边有学校就是“浓厚的人文气息”;门口有保安就敢称“贴身的管家式服务”;有一条公交线通过就可以称为“交通枢纽,生活便利”;连公交车都不通的地方就直接成为“私属领地,独享尊贵”。

有人拉官员下水时,常常阿谀逢迎,制造语言陷阱,吹嘘“霸道专权”的官员为“个性领导”、“仗义有人情味”;挖下“玫瑰陷阱”时美其名曰“红颜知己”;饕餮大餐时叫做“坐一坐”。而有些官员也常常洋洋自得于别人所设下的“陷阱”,懵懵懂懂中也跌进了深渊。特别是某些官员,就喜欢玩弄这套语言陷阱的把戏。比如,长时间拖欠教师的工资时,有些官员会说:政府暂时有些困难,你们为人民所做的牺牲人民会记得的。多么高尚的语言。在强行拆除白姓的房屋时,一些官员的理由是:为了国家的发展。面对这样一套语言,我们的百姓往往哑口无言。面对给我们设置种种语言陷阱的某些官员和商家时,老百姓该怎么办?

语言陷阱也一步步侵蚀了我们已有的信任感,让人们不禁感慨“我们还能相信谁”

生活中的语言陷阱并不鲜见,从积极层面看,它考验了我们的智商,使我们思考问题时更全面,思维越发敏锐。但是不可否认,语言陷阱也一步步侵蚀了我们已有的信任感,让人们不禁感慨“我们还能相信谁”?

信任是一种以对他人能做出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或举止的期待、期望为取向的社会行为,又是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及社会交往过程中培育、产生、增强和扩展的,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交往关系或联系。信任是可以感知到的可信性,是一种诚实和善意,它可以降低一方对另外一方的担忧。

人是有理性的个体,大部分人在行为发生时,都是由自己本身的意志控制的,而且合乎理性,人们的行为动机是决定行为是否发生的重要因素。无论是个人遭遇陷阱的亲身体验,还是目睹他人深陷陷阱的窘境,直接经验也好,间接经验也罢,都会使个人避免该行为的发生和继续,进而产生不信任感。

也就是说,我们买了一次过期的牛奶之后,我们的理性会禁止我们再次购买。商家所获得的是暂时的盈利,但是长远来看,它已经失去了这些可能的和潜在的客户。某些官员打官腔,粉饰自我,陷人民于语言陷阱之中,暂行性的看来确实没有漏洞,但是从长久来看却失去了百姓的信任。个人与社会或者个人与他人之间是一种无形的契约,领导与群众的契约是管理者保护成员的安全、自由、尊严等,商家对消费者的契约是形成平等交易、诚实可信和信守承诺等。如果人人使用“语言陷阱”,都以这种方法获利,最终失掉的必将是整个信任体系。试想如果生活完全沦陷在语言陷阱之中,那会是怎样的情形?所以,霍布斯描述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信任时的困境,那就是人们会陷入一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这就是有名的“霍布斯丛林”。也就是说,当个人受到利益驱动而产生无序竞争的时候,结果损害的并非是某个人的利益,而是使所有人的利益全部受损。

尽管我们已经在语言陷阱的包围圈中日益锻炼出火眼金睛,但是语言陷阱带来的是长期的信任缺失。消费中的语言陷阱让我们对商家失去了信任,官员的语言陷阱容易造成人们对政府部门的不信任感,朋友的语言陷阱沦落的是真诚的情感。事实上,人们一旦对某项事物建立了某种信念,尤其是为它建立了一个理论信念体系,那么就很难打破人们的这一看法,这种信念就被固化了,就很难发生改变。所以,不信任一旦形成也是很难予以消除的。

突破“被语言陷阱”

一个新型的词汇“被”表达了许多的无奈和不甘,那么身处“被语言陷阱”中的人们何以应对呢?

首先,信任是一种社会关系或一种社会体制中为所有成员增进利益的创造者,要形成秩序,需要形成规则,以及保证规则实施的组织保障。严格的组织原则、有效的惩办制度、严密的监督网络都是良好规则实现的必要保障。

第2篇：消费陷阱论文范文

在国家宏观调控中，利率杠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保持经济可持续的重要条件。由于东南亚危机和通货紧缩等原因，我国经济近几年来的增长速度有所放慢。为了刺激经济增长，从1996年以来，央行连续7次下调名义存贷款利率；1998年将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3％下调到6％；1999年10月份起对储蓄存款征收20％的利息税；同时又取消了实施多年的贷款规模管理，大力推进个人信贷消费等。然而，上述诸多具有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从货币中介指标来看，各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增速不断下降，货币流通速度持续减慢。各商业银行的“借贷”倾向严重，大量资金闲置浪费。加上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市场普遍过剩，经济增长速度逐年递减，物价水平从1997年10月份后出现长期的持续下滑现象。这种经济紧缩的情况与凯恩斯提出的货币供应的“流动性陷阱”何其相似，值得引起注意。

一、“流动性陷阱”理论评析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了其“流动性偏好”的利率理论。在该理论中，提出了“流动性陷阱”的概念。凯恩斯认为，在流动性偏好一定的条件下，央行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降低利息率，使利息率低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就会刺激投资的增加，并通过投资乘数的作用，提高有效需求，使就业量和国民收入成倍增长。但他又指出，当利率下调到某一水平后（如名义利率已降为0或接近于0），人们就不会再将增加的货币存量用于消费和投资支出，只会增加购买债券的投机需求，此时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货币、利率、价格之间的固有关系被打破，货币发行的扩张已不能使利率再进一步下降，货币量变得与经济无关，即货币需求对利率弹性无限大，国民总支出水平不再受利率下调。在图1中，利率降至r*后，货币需求曲线变成与横轴平行的直线。该直线部分即为所谓的“流动性陷阱”。表明当利率降至r*时，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无限大，在这一点上，央行无论怎样增加货币供应量，都会被巨大的货币需求所吞没，因而对物价和投资不产生任何影响，货币政策失效。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教授（Paul Krugman）也曾对“流动性陷阱”作出过深入的研究，但他没有受凯恩斯所提出的概念的约束，而将“流动性陷阱”定义为：当一个经济出现总需求连续下降，即使名义利率已降到零，总需求仍然小于生产能力的状况时，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经济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克鲁格曼所定义的“流动性陷阱”其本质含义与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基本一致：1.克鲁格曼“流动性陷阱”的主要原因也是有效需求（主要是投资和消费的需求）不足；2.名义利率已经降得很低，但仍然不能达到刺激消费和投资所要求的实际利率水平；3.央行无论如何扩张其货币供应量，都是无效的。

但克鲁格曼的“流动性陷阱”与凯恩斯“流动性陷阱”也有一定的区别（有学者将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称为古典的或狭义的“流动性陷阱”，而将克鲁格曼的“流动性陷阱”称为的或广义的“流动性陷阱”）。克鲁格曼认为，当名义利率下降到“流动性陷阱”的临界点时，虽然人们的流动性偏好非常强烈，但出于预期心理或安全性等原因并不一定仅仅窑藏货币，也可能仍然将钱存入银行，进行储蓄，这样就会导致储蓄总量超过充分就业所需要的量。因此，导致一个经济陷人流动性陷阱的原因并不一定仅仅是狭义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弹性无限大，也可能是广义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的无限大。也就是说，克鲁格曼认为导致货币需求无限大的原因并不一定仅仅是人们因流动性偏好的原因，也可能是流动性偏好以外的原因。可见，这个“流动性陷阱”的概念更符合现代经济的现实状况，但同时又与凯恩斯原始概念的基本含义相一致，因此可以说前者是在后者基础上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克鲁格曼把“流动性陷阱”的本质归结为一个“信心”或预期。笔者认为这个论断是富有哲理的。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后，经济停滞，产出水平和效率都趋于下降，从而影响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或预期，以致减少消费和投资，最终使经济更加紧缩。

如果我们从广义的概念出发，就可发现，在现代经济中，下列可能出现的种种情况都会使一国的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之中：

1.如果人们对将来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心，并预期将来的收入是下降的，那么，即使名义利率降为零，人们也会增加储蓄占收入的比例，而减少消费。若由此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则必然导致今后产出的下降。这又会反过来增强人们对未来实际收入减少的预期，使人们继续减少现期的消费；迫使经济陷入螺旋型的紧缩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实际利率为负，才能诱使人们增加消费。考虑到名义利率不可能为负，因此要使实际利率为负，最直接可行的是增加货币发行，使经济出现适当的通货膨胀。克鲁格曼在对“流动性陷阱”的研究中也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处在“流动性陷阱”中的经济体，需要预期性的通货膨胀，即要使人们认识到，在一个月后、一年后，他们现在持有的同等数量的货币能购买到的东西比现在要少，才能使人们增加现期消费，使国家摆脱“流动性陷阱”的困境。

2.消费支出持续的减少，导致预期产出下降，即Y／Y*＞1／D.其中：Y为当年产出，Y*为预期产出，D为贴现因子。如果上式描述的情况出现，则投资减少，使投资不能将经济中所有的储蓄都消耗掉，银行存贷差加大，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并使预期产出率继续下滑。此时，也只有使实际利率为负，才能引诱投资者向银行借贷，增加投资量，并使投资数量达到与储蓄相等的水平。

3.由于劳动生产率和收入分配等原因，不同的社会群体对未来的预期收入也有所不同。在给定的任一时点上，一些人预期将来收入比现在高，另一些人则预期将来收入会降低，那么前者将会在现期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后者的行为将会相反。如果在经济体系中存在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那么，经济中计划多消费、少储蓄的数量与计划多储蓄、少消费的数量就很容易达到平衡。但如果资本市场不完善，比如说获得消费信贷非常困难，那么就将使预期收入增加从而想增加消费的人们对于需求的影响，低于那些预期收入下降从而想多储蓄的人们对供给的影响。换言之，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将导致需求小于供给。在这种情况下，经济体系中所需要的实际利率肯定要比存在有效的资本市场的经济体系所需的实际利率要低得多，只有这样才能使货币市场乃至商品市场上的供需达到平衡。

二、从利率下调的影响分析我国“流动性陷阱”的客观存在

回顾过去，由于连续降息而陷入流动性陷阱是有前车之鉴的。日本从1990年起连续下调利率，目前居民储蓄的年利率只有0.2％左右（日本政府甚至一度采用了“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已到几无可降的地步，但对民间存款的动员作用微乎其微。我国自1996年以来也实施过连续七次降息等一系列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下面主要通过对我国一系列降息措施的有效性研究来分析“流动性陷阱”在我国的客观存在。

1.利率下调对投资需求的影响

投资需求取决于投资的预期收益率（相当于社会平均利润率）与现行利率之间的对比关系，只有投资的预期收益率超过现行利率，投资才可能。投资预期收益率首先取决于产品的消费需求与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在当前消费需求不足、价格下滑的外部宏观环境制约下，投资需求缺乏扩张的基础；利率下调虽然总体上可以降低投资的成本，但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没有消除，调低贷款利率的投资扩张效果不如人意。

从上看，我国投资对利率是不大敏感的，新加坡经济学家俞乔根据1979~1994年的数据估计了货币政策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他的结论是，货币政策对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没有影响。最近几年情况虽有所变化，但尚未发生大的转折。1996年以来，我国已连续7次下调利率水平，但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仍未见明显起色（见表1）。1996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4.5％，较上年增幅下降3个百分点；1997年增长8.8％，较上年增幅下降5.7个百分点；1998年投资增长13.9％，较上年增幅提高5个百分点，但是我们注意到，1998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的回升主要是受国家增发了1000亿元建设国债的影响，与利率下调并无太大关系。1999年，随着建设国债效应的逐步减弱，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增幅逐月下行，其中三季度为零增长，个别月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全年固定投资累计增长6.8％。进人2000年以来，由于国家在公共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加大，使固定投资增幅连年下滑的趋势有所改善。

2.利率下调对消费的

从最终消费方面看，1996~199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分别为58.9％、58.5％、58.4％、58.3％，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与名义利率水平逐步下行正好形成明显对照。从居民消费方面看，1996~1999年居民消费占最终消费的比重分别为80.4％、80.0％、79.6％、79.4％，同样是下降趋势。与之相对应的是政府消费，1996~1999年无论是占最终消费的比例还是占国内支出总值的比例均略有提高，这一方面是政府为扩大内需支出（尤其是对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投资）增加的缘故，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利率下调后对政府支出的影响，即由于利率水平下调，使得发债成本有所下降，有利于政府扩大举债规模。

消费的减少还体现在全国物价水平的下滑（见表2），1994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存贷款利率最高的一年，当年的物价水平的增幅也是高得惊人，达到24.1％。接下来的两年中，随着国家一系列的紧缩性宏观政策的实施，迅速趋冷乃至紧缩。为了使经济再度回暖，我国又7次降息，但效果却不尽人意。

为了进一步探讨利率水平与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侧面，即从利率对居民储蓄的影响程度来。1996年后至1999年10月，我国连续7次降息，居民的储蓄意愿却并未下降，反而上升了（见表2）。另据汪小亚、卜永祥等人对7次降息对储蓄影响的实证分析，在1995年1月~1999年10月的7次降息过程中，储蓄存款不仅对名义利率无弹性，对实际利率也无弹性。他们用名义利率减去1年以后的零售物价指数作为实际利率，得出这一阶段中储蓄存款增加额与实际利率的相关系数为-0.12，这一结果与上储蓄存款与实际利率变动之间为正相关关系的论点相悖。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消费者的消费倾向对利率变动不敏感。

进入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和物价水平都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变化，尤其是7月份成了一个转折点。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同月上涨0.5个百分点，头7个月累计平均比上年同期上涨0.2个百分点。至11月份，我国居民消费物价已累计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3个百分点，储蓄存款的增幅也有所回落。由此一部分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认为我国利率杠杆的作用还是相当大的，可以以此为切入点，调控经济。不过本人认为，目前尚不能对利率的调节作用抱有太高的期望，不可否认的是，第7次利率水平下调后储蓄存款余额增势减缓和物价水平回升含有前6次降息的累计效应。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其他相关因素，则可以看出，利率变化对物价的影响没有像统计数据中显示的那么大。第一，物价指数的扭转，首先得益于消费的回升。由于国家实行了提高居民收入，延长节假日的政策，使“假日消费”迅速升温，成为居民一种新的消费方式。据统计，去年“五一”节期间，全国有4600万人次出游，仅收入一项就达到180亿元。第二，物价指数的止跌回升，也是国家实行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成果。由于政府采取了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的举措，使生产资料的需求迅速增加，它们的价格也先于消费物价开始止跌回升。去年上半年，钢、铝、原油、橡胶、汽车等19种主要物资的消费比上年同期增长1.2％。1~5月份，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比上年同期上升1.3%，彻底扭转了持续多年的下滑趋势。此外，全球经济的回暖改善了国际市场的供求关系，也是促成国内市场价格反弹的有力因素。受国际市场行情的上扬推动，国内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建材、木材等8大类物资价格上升。而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对国内生产资料价格的升幅影响尤其巨大。

3.利率下调对出口的影响

在开放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基于无套利原理的资本跨国界流动会使国内外利率水平接近。如果考虑汇率差异，则一国货币利率相对较高将不利于本国出口。但在汇率水平不变利率下调的情况下，是否会引致出口的增长？从我国的数据中还难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因为：①我国的对外贸易在改革开放后尽管发展很快，但占全球贸易总量的比例仍然很低，影响我国出口的关键因素仍是全球经济增长状况，前些年我国出口状况不佳就与东南亚危机、拉美和俄罗斯经济衰退有很大关系。尽管随着这些国家的经济不断复苏，我国的出口状况会呈现好转趋势，但我国出口对整个世界经济格局的依存度仍然较大。如何在世界性的经济动荡中保持自身的贸易优势将是我国外贸工作的一个重点。②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不尽合理，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品仍占据主导地位，而这些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基本上都处于相对过剩状态，竞争（尤其是价格上的竞争）十分激烈。即便利率下调使生产成本下降，但由于价格作用日趋减弱，技术、质量的因素日益突出，所以对出口的影响并不十分大。目前在世界市场上，若一味以低价促出口，则可能导致反倾销投诉，加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和东南亚各国的强力竞争，我国的出口形势就很难有大的改观。1999年下半年以来，我国出口形势的改善，其实很大程度上就受益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同时出口退税率的提高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三、结论：利率杠杆作用的局限性

我国当前的市场疲软、需求不足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诸如收入偏低、结构失衡、周期波动、体制因素、偏好储蓄等等。中央银行连续多次调低利率就是为了削弱居民的流动性偏好，而且已经收到一定效果，是这项措施不宜重复使用，否则可能由于预期效应而导致利率杠杆失灵。利率水平与经济增长的确是紧密相关的，但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惟一条件。

就我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看，随着我国医疗、、住房、养老等福利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随着下岗职工失业现象的产生，造成城镇居民收入下降。物价水平持续多年的下跌使人们预期物价水平仍会进一步下跌。另外居民未来生活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就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大大增加了居民未来生活的支出的不确定性，所以“即便现在有钱也不敢花”成了一种普遍心理，“用今天的钱圆明天的梦”的消费信贷就更不敢奢望了。正是在这种大众心理预期支配下，我国的储蓄不仅呈现出超常稳定而且增量的增速也一直较高。因此，在我国目前形势下，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从企业的角度来说，降低利率虽然可以降低其筹资成本，为其增量资金的注入提供条件。但是，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降价成为重要的甚至惟一的竞争手段。真正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点已不是资金问题，而在于培育基于创新的核心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对利率杠杆并不敏感。

而就银行而言，由于降低利率扩大了存货差额，银行将加速其资金周转，扩大存贷款规模。但是，随着金融企业风险约束机制不断强化，对呆账、坏账进行严格管理，特别是风险责任落实到人后，银行由过去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乱贷现象转变为个人风险最小化的惜贷现象，金融机构出现强烈的紧缩趋向。因此，利率的变动对银行的贷款规模似乎促进不大。

最后，从居民个人来看，由于消费主体结构存在严重的不协调，使存款利率下调也不能促进居民的消费。居民收入差距在拉大，贫富差异严重。一方面高收入者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消费对象很大一部分来自进口商品。另一方面，比例逐渐扩大的低收入者由于日常消费和未来预期消费（医疗、子女教育、购房等等）的压力，消费欲望也不强。同时，投资机制也不协调。投资以国家为主，主要流向也是国企。居民投资渠道受到很大限制，制约了居民储蓄存款的分流。

第3篇：消费陷阱论文范文

买家没有卖家精

近日，刘女士向记者诉苦，去年她去位于王府井的某商店购物，正赶上那个商店搞优惠促销活动：买100元送100元现金券，当时刘女士就购买了一套“186元/套”的内衣，由于不到200元，又加了三双袜子，8元/双，正好210元，送了200元现金券。但这200现金券只能限定购买指定的商品。几天后，柳女士再次进入该商店，看到相同的衣服竟然在没有任何促销活动的情况下打出：买一套送一套。显然商场利用消费者希望购物多得实惠的心理，使消费者轻易掉进了购物“陷阱”。

与刘女士相比，李女士遇到的情况几乎如出一辙，去年12月底，她在崇文门某商场给孩子看上一件上衣,可又觉得打折后120多元的价格仍然太贵，当时并没有购买。今年元旦期间，听说该商场开始搞促销活动，买200元送238元礼券，便兴致勃勃地赶去选购，但她先前给孩子看的上衣竟然涨到了300多元，最后李女士还是失望地离开了。

与刘女士和李女士的看法一样,一些消费者对此也是议论纷纷，认为商场这种提高价格再“让利返券”的促销手段，只能让消费者产生错觉，认为商家让利幅度大得惊人，从而刺激商场的销售营业额，普通消费者自然成了这些促销“陷阱”的受害者。

某商厦的楼层经理告诉记者，一般商场搞的促销活动，都会把利润和风险同供货商捆在一起，不过一些知名品牌为保自身形象，一般是不愿意参加商场的促销活动，而大多数参加促销的品牌厂商为了赚钱，往往配合商场在标价上做文章，突击提价成了最常见的应对手段，即使参加大幅度的返券活动，对商场和供货商也没有太大影响，比如返券前商品按原折的5折销售，而参加返券活动后，商品就会按原价或新价格销售。此外，很多打折和返券力度极大的商品，往往是过季或样式过时的库底商品,商场为了减少损失，专门攒到春节购买高峰期进行促销，这些情况普通顾客是根本无法知晓的。

花言巧语骗你没商量

购物时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看到小便宜就想占。有的商家在促销广告偷换概念上作文章。某经销商为吸引客流，在平面媒体上刊登：“节日期间，消费者在××电器购买800元的商品，便可获得150元的现金返款。”有不少消费者在消费800元后，并未得到150返款。原因是××电器属于连锁商业，广告中并没有明确举办这次活动的具体门店，因此消费者在索要返款时均被告知：“广告刊登的活动不包括本店”。

某商家打出促销广告称：“如果上述商品在15日内，消费者发现其他地方的售价低于本店，我商场将退还差价”。偏巧有位消费者刚花3398元在此购摄像机后，又发现另一家商场促销广告中的同款摄像机售价比这家低100元，于是他便拿着报纸广告和自己购买摄像机的发票，找到商家要求退还差价。但商家讲：“我们不认广告，只认你在另一家商场的购货凭证”，也就是说只有在另一家商场买了同样的产品后，该商场才同意退还差价。

为了吸引顾客，节日期间，商家们纷纷印制、散发图文并茂的促销宣传资料，声明部分商品价格“×折优惠”或者能够得到赠品，一些重点促销商品的价格还特意用醒目的字体标注出来。

但消费者购买后却发现，有的促销商品价格比广告宣传中的高出一大截，有的赠品名不副实。

日前，赵先生在某大药房购买常用药时，看到店堂贴出的“买158元，送煲锅”海报，便一口气买了200多元常用药。当他向店方索取赠品时，工作人员指着促销海报下方的一行小字“前10名”，告诉赵先生：“已赠完！”季先生只好自认“眼力不济”。

李小姐日前到某商厦消费，冲着“满200送100”的送券活动，兴冲冲地买了一件207元的保暖内衣。拿到2张50元的返利券后，李小姐被告知“仅限当天消费”。本来没有购物计划的她，为了不浪费赠券，只好再买了一条166元的裤子。当她准备使用返利券时，收银员告知：“每次只能使用一张。”于是，她又买了条89元的手链。付款时，收银员再次将她拒绝：“消费不满100元，不能使用返利券。”李小姐只好再挑了件商品。为此，李小姐忿忿不平：使用返利券限制太多，让人不由自主地走进花钱的连环套。

其实，促销宣传其实是一种广告行为，而广告必须以“真实”为前提。因此，消费者如果发现商品的实际价格与促销宣传中的价格不符，这至少可以说明，商家的广告有虚假宣传之嫌。

三只眼睛看“陷阱”

商家：有些是促销手段而不是消费陷阱。对于消费陷阱这样的说法，商家当然非常忌讳：怎么能把促销手段看成陷阱呢？

北京一家电器连锁店的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任何商机商家都不会错失，更别说春节黄金周了。就他们店而言，每次促销活动总要提炼出一两句吸引人的广告。“就像评价一个人的长相，我们认为这个人很帅，但消费者却认为不帅，能说我在欺骗消费者吗？”

另一家百货商场办公室的负责人也谨慎地表示，商家的一些促销手段，已经被消费者一口咬定为消费陷阱。“比如购物赠券，你能说我们在设计陷阱吗？只能说是一种购物游戏，吸引消费者更多地购物，用不用赠券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消费者手里。”

消协：有些是消费陷阱而不是促销手段。对于上述商家的说法，有关专家认为：“狡辩也好，诡辩也罢，说得还有点道理，但的确有商家在搞促销时故意设计消费陷阱。”

前段时间，一家电器大卖场开业，打出广告称开业当天前50名消费者可以买到特价商品，吸引了不少市民一大早就去排队。“当天就有消费者打电话投诉，说他明明排在第20名，却没有买到特价商品，而是被推荐购买其他商品。”一位消协的工作人员说，因为投诉者不愿意陪同取证，结果也不了了之。

据了解，很多商家在促销时会推出个别特别吸引人的商品，比如空调等，但商家却经常出现缺货的现象。“这里面就有陷阱。”消协工作人员说。

消费者：想买的东西是必需的吗？“这里还是有点门道的。”消费者协会的负责人说，首先消费者不能完全被商家的促销活动所吸引，首先要明白自己购物的目的。“想买的东西是必需的吗？如果不是，就不用给商家去捧场。”其次，一定要去正规商场购物，因为这些企业还是有章可循的。“再怎么忽悠，都是在国家政策许可的范围内，最多打点球而已，而且正规店都有退货机制和渠道，万一消费者不满意就可以退货。”

第4篇：消费陷阱论文范文

“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

“中等收入陷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实际它是后发展国家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因不能更好地解决财富分配而导致的社会消费不足，进而导致生产停滞甚至社会混乱的问题。过去的讨论将“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原因与现象混在一起，又不区分核心原因与一般原因，自然就抓不到要害，也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终出路。

研究表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而且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在社会哲学上，又都以个人主义为基本指导理念。在这样的社会思想和经济制度下，解决好社会财富分配问题是有难度的。自由市场经济天生会形成财富的聚集效应，广大群众的消费能力肯定会不足，如若不是搞帝国主义那一套，靠武力打开更落后国家的市场，或者本国发展出先进科技文化，能形成新的生产力，一般都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但这两个条件一般国家都不能拥有，更难同时拥有，因此从世界范围看，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多，而跨越的少。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和经验

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看，首先，他们都曾实行科技立国的国策，国内生产力迅速上升到世界领先地位，不断开辟了新的生产领域，创造了新的生产力，因而国内生产能向深度和广度进军，即“转变了生产方式”；其次，据此而占领了更广大的国际市场，进而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对于高福利制度国家，靠福利提高了国内消费能力的作用，实际上仍是以先进生产力的开发作后盾，同时以国外市场为支撑的。

试举日本与韩国为例。在日本的起飞与追赶阶段，通商产业省对全国的科技力量进行了强有力的整合与规划，建立了有针对性的创新研发体系，强调创立自主品牌，“以高速的产业升级换代为基础，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保障”，从而使新的科技取得了迅速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打开了广阔的海外市场；相应的，在企业利润成倍增长的基础上，国内又搞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消费能力的增加又反过来促进了企业的生产。韩国的经验也大体如此。他们提出了科技立国的国家战略，特别强调要把韩国打造成为一个IT业强国，国内研发经费约占GDP的3%①。这样，韩国很快出现了三星、现代、大宇、浦项等高科技产业，国际市场迅速扩大，而平民百姓的福利也大大增加。

但日本和韩国的成功跨越，是以别国的市场被占领为前提的，它的跨越，就给别国的跨越增加了困难，减少了机会。从市场竞争和丛林法则来说，强者自然胜出，但这种经验向别国推广，则缺乏普适的意义。

反观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无一不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科技文化缺乏创新性、收入差距很大的国家。拉美和亚洲某些国家的情况就是明证。众所周知，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普遍较高，阿根廷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就在0.45左右，到1990年代末进一步上升到接近 0.50，2007年达到0.51。巴西到90年代末甚至高达0.64。而东南亚的马来西亚也始终保持在接近 0.5的水平上。这样的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自然减弱。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更是造成严重影响。

由此得出如下结论：纯粹的市场力量不可能解决好“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虽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推动力，但在没有国家介入的情况下，这种发展并不能解决好财富分配问题。而财富分配的巨大差距往往又成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因此，在借鉴市场经济发展经验时，一方面积极引进市场力量，一方面又不要掉入市场万能论的新陷阱。至于政府在这方面的介入，最重要的应该是两方面：一是组织科技的发展，开辟新的生产领域或创造新的生产力；二是调节好财富在社会各阶层间的分配，保证国内消费市场的稳步发展。

我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用这种思想分析当前我国的情况，我们也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这是因为：第一，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基本的；第二，我国当前的两极分化现象已很严重，国内的市场已不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三，腐败问题已引起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社会不稳定因素很多，经济发展存在许多隐患。

但是，我国实行的基本社会制度，又为解决“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提供了可靠保证。怎样把握好这一点，是我们当前必须专注研究的。

首先，把握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是一种新社会主义，但它仍然是社会主义范畴。过去总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应，其实，这有不准确的一面。从观念上说，社会主义的对应面应该是个人主义。一个是从社会出发看问题，一个是从个人出发看问题。从社会出发看问题，就要时刻关注社会的大多数，看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与需求。就是说，一方面要努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解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需求打下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又要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即邓小平说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其次，充分发挥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对立面是什么？是以资为本。因此，人本主义（抛开哲学史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不谈）的对立面才是资本主义。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做根本，就要时时看到人民的需要和愿望，一切是非标准皆应以人民的好恶做依归，而不是总听从资本的好恶，看资本的眼色，一切由资本说了算。

落实以上两条，就要紧紧抓住当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与心声。这个心声是什么？据环球舆情中心最近在全国七个城市的调查显示，在询问“您希望哪些问题成为两会代表关注的焦点”问题时，结果是：“增加居民收入”占41.0%，“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占34.7%，“反腐败”占33.0%，“缩小贫富差距”占31.9%，“调控房价”占28.4%，“保障食品安全”占27.5%。②这前六位全部是关于“调节居民收入”和“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应该说是代表了普遍民意。

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落到国家发展的实处，除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科教兴国战略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完善调节公民收入的政策。这里包括：一次分配的调节，如完善最低工资制度，改善国家直接控制的各领域的工资制度，以及通过税收等手段对企事业单位分配结果的调节等；二次分配的调节，这是更重要的，如强化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完善政府主导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各种社会福利制度等；三次分配的调节，如政府主导的各种慈善事业的有效化，社会慈善事业的管理与发展，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与照顾等。这些，除了体现我国的政治要求外，也是拓展国内市场、最终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基本、最有效手段。

那么，这样做的效能性如何呢？实际上，占中国绝大多数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是非常大的，满足这种需求所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发展空间也是非常大的，它不仅足以使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这样的市场进入到发达国家阶段也不显窄小。

一般来说，人民群众的需求包括生存性需求、发展性需求、尊享性需求等几个层次。目前大多数人得到满足的，大都仅是生存性需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温饱。有的甚至这方面还不行，如很多人还不能享有一套像样的住房。这种情况在许多城市的城乡结合部非常明显。发展性需求就有更大差距了，许多人甚至还根本谈不上。比如拥有快捷的交通工具，有机会接受更多的教育，使孩子能上更好的幼儿园和更好学校，更别说请合格的保姆和家庭教师了。至于尊享性需求，则有更大的差距。到车站看一看我们的农民工，蹲在地上吃饭，躺在地上睡觉，谈何尊严！享乐性需求就更别提，像国外普通人的常态化出国旅游，周末的郊区度假，这些对于中国大多数人来说做梦也不会想。为满足以上需求，中国的社会生产力需要多大的发展！当这些需求都成为我国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现实时，中国就不需要担心“中等收入陷阱”了。

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说法，年收入在6～50万的家庭可称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到目前大约是3.1亿人，占到总人口的23%。③倘若我们从发展中产阶层的角度来研究解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比如力争到2020年达到40%，甚至最后形成橄榄形社会，其给市场释放的空间也是很大的。因此，这种研究也有一定价值。唯此做法中缺少了公平性的考量，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应有的更多关注，这不太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不太符合共同富裕，是我们必须考虑的。从更关注 “公平”的角度看，我们应有“一个都不能少”的思维。

【注释】

①《参考消息》，2013年3月8日，第11版。

②《环球时报》，2013年3月4日，第3版。

第5篇：消费陷阱论文范文

【关键词】 不均衡 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

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往往会变得乏力，此时如果不实现经济转型，经济的发展就会放缓甚至出现停滞，我们称这种状况为“中等收入陷阱”。当今中国出现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增长放缓、金融体系脆弱等问题都与之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为解决中国当前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就有必要深入研究当代中国应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本文以此为研究主线，目的是解决中国发展中的问题，优化中国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使中国能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美国与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1、美国

美国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陷入我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由于贫富差距过大美国也出现过种种社会不稳定状况，出现过诸多的社会思潮，但是美国的经济却总体呈现出稳定发展的态势，分析美国如何跨过中等收入陷阱会给中国带来四点启示。

（1）美国法律体系完善，市场主体――企业具有活力。美国通过完备的法规规范体系来规范其国内市场主体的行为，充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还不完善，法律对企业的约束力薄弱，法律在执行时容易受到各种主客观环境的影响，因此中国应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严格执法，加快普法，用法律武器规范企业行为。

（2）鼓励各地区各企业间开展竞争。美国通过制度、法律鼓励各地区和各企业之间展开公平竞争，从而使企业在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时更具优势。在中国，国企的特殊性使得很多行业竞争存在严重的不公平性。因此，应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鼓励民营资本的发展，为企业间公平竞争创造合理环境。

（3）移民人员的本土化。在美国很多外来移民都可以享受到与美国公民相同的政治权利，并且拥有保护自己权利的移民团体，这对于改善劳工权益，缓解社会冲突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量大，因此，要切实保障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权利，这样可以使他们融入当地环境，有利于缓解社会冲突，提高社会购买力。

（4）保护劳工权益，工资增长促进经济发展。美国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也在不断地上涨，同时拥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来保护普通劳工的权益，例如美国的工会制度就是为了保护美国劳工权益。在中国，普通劳动者缺乏保护他们利益的强大团体，工资增长普遍慢于CPI增长，因此，要落实“工资倍增计划”，政府社会需多方协作保障劳工权益，使人们更具幸福感。

2、韩国

韩国上世纪70年代就认识到了对于技术开发的重视程度不够，面对国际市场缺乏竞争力等一系列问题，采取了免税、外汇支持等一系列措施来提高国家科技实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全部产业置于自由竞争的环境下来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在这样的政策支持下，韩国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1）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刺激经济发展。上世纪70年代韩国发现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导致经济发展疲软乏力，于是就通过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支持，采取免税、减免关税、外汇支持等诸多措施，使更多的企业将目光投向创新领域，并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国应通过多种措施鼓励和扶持创新型企业发展，尽快迈向产业链中的高端环节，实现“中国创造”。

（2）重视农村地区的发展，缩小收入差距。韩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始终重视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在向高收入国家转型的过程中控制收入差距，使基尼系数处于较低的水平。中国目前强调加快城市化的进程，使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地区差异越来越大，这样的发展模式需要改变，中国应重视区域协调发展，缩小收入差距。

（3）积极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韩国在建国初期国民素质较低，根据调查，1945年韩国的国民受教育水平是低于同时期的中国的。但是韩国政府认识到国家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因此韩国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培养大量建设急需的人才。人才战略使得韩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获得长期稳定较快的发展。

二、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

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跨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中国依赖人口红利和国家的宏观调控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然而从长远发展来看，要保持中国经济持续稳健发展，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虽然从2010年开始基尼系数在国家的强力调控下有所下降，但当前仍然处于高位，中国应加快分配改革，缩小贫富差距的要求很迫切。缩小贫富差距，中国可从三点入手。

（1）调整收入分配体系，注重效率与公平。要完善社保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同时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加强对于垄断行业的监督和约束。

（2）充分利用财政和税收的调节作用。贯彻“限高补低”政策，可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方式调节过高收入，同时加强对于民生工程的扶持力度，例如财政用于补贴“菜篮子工程”、“米袋子工程”等惠民工程从而来帮助低收入者改善生活。

（3）改善就业，鼓励创业。一方面要加快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就要通过政策帮助普通劳动者提高技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鼓励它们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来提高就业率，实现充分就业。

2、加快市场化改革，抛弃“GDP说明一切”的旧观念

近年来，中国经济出现诸多问题，中国存在跨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经济体制和美韩两国有较大区别，具体表现为经济体制没有完全转到市场化轨道上来，要解决这些问题，最根本的是转变观念，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

（1）加大关键体制问题改革力度。中国目前最主要的体制问题有金融体系不健全，自由化程度低；民营资本缺乏融资环境等。应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改善民营资本融资环境，放弃对民营资本的歧视，通过减税减费等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提高企业活力。

（2）对不涉及国家国防安全需要的行业、领域、地区应推行公平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在面对农村地区和中西部不发达地区时，也应该采取和东部地区相似的市场化政策，缩小地区差异，具体而言可以加快户籍改革降低城乡人员流动壁垒，改善进城务工人员的工作生存环境等。

（3）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主要体现在所有制形势的改革和适当的简政放权上，国有企业大量占有社会资源，享受巨额垄断利润的局面没有改变。应将国有企业产权与政府权力职能剥离，放弃对国有企业的补助，实行破产推出机制，通过多种措施进行市场化改革，使之融入市场公平竞争。

3、经济增长方式变革，进一步扩大内需

针对现阶段国际经济低迷、出口不振的情况，进一步扩大内需更为关键。

（1）培育新的消费热锻，优化当前消费环境。例如鼓励节假日消费，开展概念营销，培育新的消费点，同时应规范消费市场，如旅游市场、玉器黄金市场等，通过改善消费环境从而达到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目的。

（2）健全社保制度，免除后顾之忧。应进一步完美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让消费者有钱消费的同时也要让消费者敢于消费，这涉及到对于消费者各方面的保障，只有免去后顾之忧消费者才敢放心消费。

（3）经济发展方式改革，积极构建和谐社会。中共十首次提出要“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建设美丽中国”，并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量化目标。这些目标的制定表明了党中央决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重视经济“包容性增长”。

三、总结

当前中国的经济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决定了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该根据自己的国情，着力从缩小贫富差距、加快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内需、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四个方面入手。我们应当看到，尽管我国面对前所未有的、可以预见或难以预见的、中国特有的各种风险挑战和陷阱诱因，但是，“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无疑是中国仍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此，我们更要抓住机遇，并未雨绸缪做好各种准备来应对挑战。展望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们有信心，我们必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经济大发展大繁荣。正如所说，我们现在正处在离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最近的时期。因此，面对经济问题的挑战，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认真分析，沉着应对，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注：基金项目：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课题成果（2013B044），浙江农林大学天目学院预研项目“虚拟人力资源理论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TMYY1207），浙江农林大学天目学院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项目（TMKC132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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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刘世锦等：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与战略选择[M].中信出版社，2011.

[3] 菲利普・拉兰：丰裕时代的拉丁美洲[A].吴敬琏主编：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C].中信出版社，2008.

[4] 大野健一：东亚的经济增长和政治发展：从威权发展模式到民主发展模式的平稳过渡[A].吴敬琏编：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C].中信出版社，2008.

第6篇：消费陷阱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结构调整；经济转型

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对许多国家来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阶段。“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是 2006 年世界银行在其《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明确提出的，指“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 10000 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也就是说，如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应把研发和创新能力基础作为长期的政策取向，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水平，转变社会发展模式，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关键是要加强资源配置效率。

经济学中的陷阱是一种均衡状态，发展陷阱预示着原先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安排失效，必须对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才能实现增长阶段的跨越。（图1）展示了完成向高收入经济体过渡的完整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打破贫困均衡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继而进入高水平经济增长稳态所需完成的转型任务。

在完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个经济体最初面对的是恶性循环的贫困陷阱，人均产出的增长会立即被人口的增加所抵消，人均收入水平被人口的增长摊薄，生活水平充其量维持在生存状态，难以形成足够的储蓄，即使有某种传统意义上的技术进步，也不能完成打破均衡陷阱的“临界最小努力”。在全球化过程中，二元经济发展具备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条件。而这一过程终结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消失，经济增长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突破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增长瓶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把经济增长的驱动基础，从依靠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向非农产业转变这种资源重新配置效应，转向依靠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旦实现了这个转变，长期的经济增长就会建立在创新的基础上，从而具有可持续性。

从历史经验看，“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地，目前我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从现在到2020年是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如不能实现目标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很显然，如何应对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一、两类国家的经济社会特征比较

我们选取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韩国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马来西亚和阿根廷作为样本进行比较，可分析其在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人力资源、收入分配、社会发展、对外依赖等方面的差异性。

第一，经济增长稳定性差别很大。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经济增长往往出现较大的起伏，即便在短期内取得高增长，也难以持续。这一特征在拉美国家尤其突出。以人均GDP增长为例，在1963年至2008年的45年间，阿根廷有16年人均GDP负增长，马来西亚有5年负增长，而韩国仅有2年负增长。在这45年中，阿根廷人均GDP年均增长率仅为 14%，马来西亚为40%，而韩国为63%。1963年，阿根廷人均GDP为842美元，已达到了当时的中高收入国家水平，而韩国当时仅为142美元，是典型的低收入国家。但到45年后的2008年，阿根廷的人均GDP仅增长到8236美元，仍为中高收入国家水平，马来西亚则由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了中等收入国家，而韩国则达到了19115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所以，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对中国非常重要。

第二，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存在明显差别。从 R&D支出占GDP的比重来看，韩国 2003 年达到264%，高居世界第 7位，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069%和041%，世界排名均在40名以后。从研发人才来看，2006年韩国每千人中的研发人员达到 48人，而马来西亚和阿根廷则分别只有042和11人，韩国分别是后者的114倍和44倍。从劳动力素质看，韩国2007年劳动力中具有大学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为35%，而马来西亚、阿根廷分别为 203%和295%，韩国也有明显优势。所以，研发能力和人力资本对技术创新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收入分配公平程度差异较大。从基尼系数上看，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基尼系数较高，两国在1980年代中期基尼系数约为045，2007年阿根廷达到051，马来西亚约为05。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基尼系数为036，到90年代末下降到031，至今没有明显变化。从最高10%收入阶层和最低10%收入阶层的收入比来看，阿根廷为409%，马来西亚为221%，均远高于韩国78%的水平。尽管导致国家之间在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上产生分化因素很多，但从根本上来说，都与收入分配政策及其作为结果的收入分配状况休戚相关。

第四，社会发展指标有明显差别。从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看，韩国从明显落后转为明显领先。如预期寿命，韩国1960年仅为542岁，与马来西亚基本相当，比阿根廷低11岁。到2008年，韩国提高到798岁，已明显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 753 岁和 744 岁。婴儿死亡率也有类似情况，韩国1960年婴儿死亡率高达96‰，远高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599‰和661‰，到2008年，韩国已经下降到47‰，低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 146‰和 59‰的水平。在教育领域，2010年韩国成人平均受教育年限由20世纪70年代的56年上升到113年，明显领先于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89和97年。这些社会发展指标的不同，导致社会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的不一致。

第五，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别。在外资方面，阿根廷和马来西亚的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明显高于韩国，表明外资在经济中占有更重要地位，特别是马来西亚 1990 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达到了53%。在外债方面，阿根廷2002-2004年间的外债余额占GDP的比重超过100%。总体而言，阿根廷和马来西亚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要明显高于韩国。

从韩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中可以概括出以下结论：一个国家要想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从经济角度讲，一是产业结构必须从以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为主导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在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后，产业结构由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转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二是经济增长必须从投资带动及时转向消费带动，此时要防止贫富差距过度扩大，积极培育和建设中产阶级社会，为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创造条件。三是城市化进程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适度推进城市化有利于促进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结构转换。

二、中国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十报告，针对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首次提出“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收入倍增计划”隐含中国有信心跨越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信心。抓住这一机遇期，对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意义重大。

第一，透露出收入分配改革信息。今后在初次分配中，政府和企业将向居民大幅让利。居民收入大幅增长，是拉动内需、改变传统增长模式、减少对投资和出口依赖、降低增长风险的重大因素。按边际效应理论，收入倍增会大幅刺激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意识，直接带动消费总量与消费结构的双飞跃。

第二 ， 世界成功经济体的发展经验表明：中国具有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制度和经济优势。上海证券交易所资本市场研究所日前题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动力充沛》的报告。报告指出，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低收入国家不能摆脱低收入陷阱，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做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经济的对外开放度，使中国经济成为发展中国家中最为开放的经济体，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

第三，中国经济的稳定与持续性增长是最有力的基础条件。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年均经济增速是99%，从一个低收入国家变成中等收入国家。2011年的人均收入达到5400美元。这段时间的贸易增长是史无前例的，年均增长17%，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6亿人口摆脱了贫困，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拉动了全球的经济增长，尤其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和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成为帮助世界走出危机、恢复成长的主要动力。

三、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对策分析

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考虑五个方面的对策：

第一，中国在继续引进外国技术的同时，应加强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与动因，丢掉“世界工厂”的帽子。国企改革主要是进一步减少政府直接干预，完善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其能完全市场化经营。同时加强对国企的监督与绩效评估，防止腐败现象。上市国企可增加公众流通股，实现股权多元化。对民企要创造使其能够与国企进行公平竞争的环境，特别是在市场准入、融资与税收方面。

第二，加快城镇化进程。同志在十报告中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十报告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纳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考量标准，到2020年，要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在大大提高产业集聚度、基础设施利用率和土地集约使用效能的同时，将释放出巨大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潜力。

第三，深化要素市场改革，一是推动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包括改革户籍制度、降低劳动力流动的阻力，同时健全劳动力市场机制如劳动保护、最低工资与失业保险等。二是要进一步推动金融业的市场化，包括利率市场化、国有银行商业化、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扩大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进一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等，同时应加强金融监管，控制金融风险。三是要继续推进土地制度的改革，促进土地流通与土地市场的发展，兼顾农民利益与城市化用地的需要，使土地定价机制更加合理。

第四，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方面，要优化支出结构，增加对公共品与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投入；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加速与推广增值税改革，改革财产税，提高个人所得税在税收中的份额等；进一步理顺地方政府收入与支出的关系，增加地方财政的透明度，加强地方债务的管理；建立完整的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和社保预算的预算体系。

第五，提高增长的包容性。首先是缩小城乡与地区收入差距，在推进城市化与服务业发展过程中，还要增加对农村和农业的投入，加速农村建设；同时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增加对低收入与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与人力资本的投入，推动全国市场一体化，促进沿海地区产业向内陆省份的转移等。其次，增加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并保证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包括推动教育机会公平化、扩大公共医疗保险覆盖率等。

总的来说，通过国际比较和中国现实的分析可知：上述政策措施如果能够得到有效落实，中国就有可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速增长，提高国民收入，顺利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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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enichi OhnoAvoid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Renovating Indus-trial Policy Formulation in Vietnam [J]ASEAN Economic Bulletin Vol2009（1）：25-43

[3]北京大学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2011年中国经济增长报告―克服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方式[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

[4]马晓河“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观照和中国策略[J]改革，2011（11）：5-16

[5]孔泾源“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背景、成因举证和中国对策[J]改革，2011（10）

[6]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与中国发展道路―基于国际经验教训的视角[J]中国人口科学，2011（1）：2-15

[7]仪明金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及启示[J]经济纵横，2011（3）：57-60

[8]胡鞍钢“中等收入陷阱”逼近中国？[J]人民论坛，2010（上）

第7篇：消费陷阱论文范文

（苏州大学 东吴商学院，江苏 苏州215006）

[摘要]“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的特征是经济增长停滞不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是收入差距扩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较好地控制收入差距扩大，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经验。本文将分析我国身处“中等收入陷阱”边缘的现状，指出当前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进一步提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政策建议。

[

关键词 ]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问题

1引言

“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可能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以及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等。我国的经济在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许多问题已经开始凸显，以前粗放型增长方式扭曲了资源配置，资源和能源利用的低效率、高污染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加之低福利水平和收入差距加剧了社会矛盾，这些都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我国已经不得不开始预防“中等收入陷阱的”。所以，规避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方法是我们国家目前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2从中等收入陷阱角度分析我国现在经济存在的风险

众所周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的有了新的重要的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结束了我国长久以来闭门造车的局面。此后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腾飞，逐步实现小康社会，并成功跨进了中等发达国家这一行列。曾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顺利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二是不幸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将使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社会矛盾逐步加剧，甚至将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因此我们要更加努力正视当前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缺陷。

首先，我国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收入差距日益扩大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收入分配悬殊和分配不公，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这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转型，长此以往，其造成的社会矛盾一定会突破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加之国内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压力逐年加大，关于收入分配的矛盾正在逐渐激化，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

其次，产业调整有规划但是升级间距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过于单一，把重点全放到了第一、第二产业上。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是发挥国家整体效能的重要一环。虽然我国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突飞猛进，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优越、人口密集，而吸引了大量外资，使得第三产业也迅速崛起，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但在我国的其他地方如西部地区，由于长期受到经济的瓶颈制约，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却无用武之地，继而使得其他产业受到牵制而缺乏动力。

最后，经济发展的长期规划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发展主要依靠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依赖扩大投资、扩大规模和增加人物力等方式来谋求一时的发展，主要通过“引进来”的方式壮大和发展自己，但是“走出去”政策实施不顺，因而全民致富的目标尚未实现。同时，由于长期出口初级产品，使我国的经济发展没有后劲，资源与环境也遭到破坏，生态平衡受重创，影响两型社会构建。

根据现阶段中国的国情，理论界和政策界经济学家一直高度关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并且积极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寻求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措施，以保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3通过规避“中等收入陷阱”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国际经验

研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国发展历程，从中挖掘适合我国国情，促进经济转型的措施，是实现我国整体经济健康发展行之有效的方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阶段措施需要根据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967 年英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为此其采取了以下措施：实行有调整的税前收入政策，该政策首先对税前收入进行排序，让前5%的收入群体多缴纳税额，这部分税款来帮助接下来税前收入偏低的55%的群体。而且，通过财政性再分配政策增加了收入最底层40% 家庭所得的经济补偿。该举措有效地解决了英国的人均收入不平等现状，极大地增加了劳动份额。?1973-1985年间，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阶段的日本，日本按照自身人口政策、收入现状的特殊性，实施了两大举措：1、提高农产品价格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个措施可以增加底层农民的收入。2、为了增加工人的收入，在政府的帮助下，加快中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它还加快实施工资倍增计划。?通过分析以上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经验，我们发现，在中等收入陷阱的瓶颈的特殊阶段，各国都积极的采取措施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只有持续而又连贯地降低不平等的程度，才能保证经济的平稳健康运行。

4从规避“中等收入陷阱”角度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反思

针对“中等收入陷阱”，世界各国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解决策略。中国在吸取经验的基础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结合我国国情，实事求是，要在关键的时刻冲破束缚，就必须寻求合理的解决办法。

（1）转变发展方式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这一问题，这是我们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突出问题之一。需要立足于我国经济增长的特殊性，寻求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1978年以来，出口、投资对我国经济贡献是巨大的，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消费的贡献则相对薄弱，这构成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利用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尚需要时间，短期内开启以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新的经济周期是不现实的。因此，转变发展方式不能过于着急，我们要以转变发展方式为切入点，实现消费、出口、投资三驾马车全力协调拉动经济发展的转变，才能保持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

（2）找到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口才能解决问题

目前阻碍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合理”，“有效需求不足，究其原因还是中等收入阶层还没能成为中坚力量”，以此为突破口才能快速对症下药。消费不足会弱化经济增长动力。只有调整收入分配的结构，使得制定的政策能有效控制收入差距，才能进一步拉动内需，刺激消。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作为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口。具体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改革税收制度，制定合理的税基与税率，并且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包括工薪阶层在内；二，继续深化改革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降低垄断行业、竞争行业间惊人的行业收入差距；三，继续科学合理地加快城市化建设的，缩小城乡二元收入差距；还要取缔非法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参考文献：

[1]：Abhijit V.Banerjeet，Esther Duflo.Inequality and Growth：What Can the Data Say?[J].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2003（08）.

[2]周文，赵方.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库茨涅兹假说的再认识[J].当代经济研究，2013（03）：23-29.

[3]卢万青，史怡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别比较[J].商业研究，2013（03）：180-185.

第8篇：消费陷阱论文范文

此前我曾经经撰文论述“打造优秀的商业模式的7种机制”,而切换本钱就是其中1个。切换本钱让你可以降低用户获取本钱,让你可以长时间的从客户身上挤取时常性收益(Recurring Revenue),同时它仍是你在市场竞争中的护城河。

有良多法子可以将切换本钱嵌入到你的商业模式里面。如果你细心钻研Adobe、Salesforce、Google或者者劳斯莱斯的话,你就能够发现它们的垄断地位其实并不是偶然,它们都有各自的杀手锏来将客户紧紧锁定在它们的生态系统里。

下面咱们就看看这些企业经常使用的通过切换本钱来锁定用户的六个招数吧:

第1招:基础产品拉动消费

企业通过提供1个基础产品来吸引用户进入到它们的生态系统里面,然后抛售用户不能不买的配套“消费品”来1步步把客户的利润给榨掏出来。

其中奈斯派索咖啡机(基础产品)的销售价格只是本钱价,且在各大营销商都有售,所以大家均可以买到。然而与之搭配的高利润的咖啡粉囊包却只能通过奈斯派索的销售渠道才能购买到,因而它就能够从中赚取大量的利润。在二0一一年以前,人们是没有任何办法从其他渠道购买到这些咖啡粉囊包的,由于只有奈斯派索有权进行出产。这,就是奈斯派索锁定他们的客户的招式。

除了了奈斯派索以外,还有良多其他有名的企业也在用这1招,比如吉列公司(剃须刀拉动剃须刀片消费)、柯达(照像机拉动菲林的消费)、惠普(打印机拉动墨盒的消费)。

第2招:“数据陷阱”

企业通过激励用户在其专有的平台上生成或者者购买内容或者利用,以到达通过数据来锁定用户的效果。这些平台可以是1个网站,1个软件,或者者是1个装备。如果用户想从这个平台转向此外1个平台的话,他们必需抛却在该平台上的所有数据以及流动记录,由于这些内容都不能迁移到其他的平台上面去。

比如,像AppStore以及Google PlayStore这些利用商店上面的内容以及利用就不能迁移到其他市场上面去。如果需要转到其他竞争者的平台上面去的话,苹果以及安卓的用户必需抛却之前在这些商店上购买的音乐、利用或者者电影。

咱们再拿Spotify为例,它是1个音乐软件公司,它的利用提供了1张巨大的音乐清单,而上面的音乐可以从任何主流的平台进行下载。然而1旦你想要从Spotify转到其他音乐利用上面的话,你以前的那张巨大的音乐播放清单就至关于付之1炬了。这就是“数据陷阱”的此外1种表现情势,而这类情势现在已经经要挟到苹果以及谷歌音乐的收入和它们的切换本钱方式。

第3招:“学习曲线陷阱”

客户对于于需要从头学习如何使用1个新的产品常常会很容易感到气馁。1个产品提供了1个极好的价值主意,然而这个产品需要经由专门的培训才能很好的对于其进行使用,而“学习曲线陷阱”就是缭绕着这样的1个价值主意起作用的。

Salesforce以及Adobe就是通过这类“学习曲线陷阱”来让他们的客户“上钩”的。1些用户努力成了他们的产品的认证专家,这样的话,除了非这个产品的使用已经经让他们异样痛苦,否则他们等闲是不会抛却这个产品的。

此外1个相似的例子就是Box这个面向企业的文件同步利用。从新由头开始构建1个同享以及同步文件的基础设施是如斯的复杂,所以这些使用Box的企业宁愿继续使用Box。

同时,切换到此外1个工具方案上的话,象征着你之前累积下来的该工具的使用经验就会完整无用武之地,这就让用户的逃离更为难题了。

第4招:“行业标准陷阱”

有时候,人们被迫做1件事情完整是由于所有其别人都这样做,这就是企业用来锁定用户的此外1个方式。它们处于大家公认的行业领袖的地位,它们的产品,或者者说它们的其中1个产品功能,成了行业的标准,这就让客户很难选择使用其他的产品了。

微软的Office Word应当在这里是1个很好的例子。.doc这类格式是由微软Office的Word利用专门处理的,现今基本上很难在没有doc这类格式的创立以及支撑的工具下进行正常的工作,所以用户的切换本钱是无比昂扬的。Adobe的PDF是此外1个相似的例子。

第5招:“服务陷阱”

如果你的竞争对于手使用上了“服务陷阱”这1招的话,那末你就不单单是以及他们提供的某个产品进行竞争,而是在跟他们所提供的完全的体验进行竞争了。在这个法子中,1个企业会将他们的产品以及只提供给他们的客户的补充服务进行绑定。

劳斯莱斯为航空公司提供飞机引擎,而他们提出了“按飞行小时计费”的条款来实现他们的切换本钱。实质上,“按飞行小时计费”的条款囊括了飞机引擎租赁、保护以及修理服务的1揽子收费。这里真正扭转游戏规则的是他们只依照航空公司的飞机真正使用引擎的时间进行计费。这类体验对于于航空公司来讲是无比棒的,由于这将他们从由于引擎问题而不能进行正常起飞的巨大损失中解放出来。通过将高利润的服务以及1流的飞机引擎绑定在1起进行捆绑销售,劳斯莱斯让它的航空公司客户很难切换到其他竞争者上面。

此外1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喜利患上团体的做法,它通过为客户提供最佳以及最早进的建筑工具来树立他们的“服务陷阱”,这就让其他提供便宜产品的厂家很难逾越它们挖下的这条护城河。

第6招:“退出陷阱”

第9篇：消费陷阱论文范文

内容摘要：“中等收入陷阱”是转型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共同难题，马来西亚也面临同样的压力和困境。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自主创新能力缺失，人力资源发展迟缓，腐败问题等掣肘马来西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制约马来西亚经济增长，也是马来西亚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马来西亚，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转型，

马来西亚是世界上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之一。自1977年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马来西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始终未能突破全球高收入水平分界线。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下，马来西亚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自主创新能力缺失、人力资源发展迟缓、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等问题凸显，“中等收入陷阱”日益成为束缚马来西亚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为了化解“中等收入陷阱”，2009年以来，以新总理纳吉布为首的新一届政府采取措施积极，力图重燃马来西亚经济活力，突破经济发展瓶颈。

一、马来西亚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二战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经过努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先后从低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国家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经济增长仍然依赖原有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机制，增长陷入停滞状态，人均gni难以突破，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等收入陷阱”即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包括：国内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贫富分化严重；产业结构未能成功转型升级，技术和知识贡献率很低；金融体系脆弱，抵抗外部市场波动能力差；城市化问题严重；民主进程缓慢；腐败滋长和权利寻租现象横行。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非常少，国际公认成功跨越的国家和地区仅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而大多数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至今都被困于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其中，马来西亚就是东亚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独立之后，马来西亚曾是东亚地区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甚至要比韩国更早一些。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通过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外资和技术发展劳动密集性产业，迅速走向工业化。1977年马来西亚的人均gni就已经达到103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同期韩国人均gni为930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1995年马来西亚人均gni为4010美元，经济发展进入中等偏上水平，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但由于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金融体系脆弱等因素，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缓慢。1998-2010年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只有2.07%。21 世纪初马来西亚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但只实现了经济的温和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人均gni为3420美元，只有同期韩国人均gni的34.5%。 2010年马来西亚人均gni为7760美元，位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仍然徘徊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此时已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韩国人均gni高达 19890美元，远远超过马来西亚。

二、马来西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从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中可以看出，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在于经济体经济发展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之后，能否成功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顺利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马来西亚现行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结构、人力资源发展和政治体制等方面都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转型形成了极大的掣肘，不消除这些掣肘因素，马来西亚就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一）马来西亚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导致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不足，致使国内经济转型乏力

从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看，一国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当经济发展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之后，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下降，经济增长需要寻找新的驱动力，扩大内需成为支持经济增长新的突破口。因此投资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整个变化过程类似一条马鞍型曲线，而消费率则经历了先降后升的演变过程，呈现出倒马鞍型曲线。比如，1970-1990年，韩国投资率从25.4%上升至37.5%左右，居民消费率从94.6%下降至 75.4%以下，1990-2010年，韩国投资率从37.5%下降到29.2%左右，居民消费率75.4%从上升到83.5%左右。从总体上看，亚洲 “四小”由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过程中，都伴随着投资率的下降和消费率的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居民消费率普遍达到70%以上。而 2000-2010年马来西亚居民消费率仅维持在60%左右，仍未达到亚洲“四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消费率水平。此外，马来西亚居民消费结构也不尽合理，马来西亚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高达20%左右，而日韩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仅为13%左右，和日韩消费结构相比，马来西亚明显是一个生存型的消费结构。

马来西亚经济增长未能成功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很大程度是因为马来西亚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国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9年马来西亚基尼系数为0.462，已经远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是亚洲财富分配最不均衡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15%最富有的阶层掌握了80%的社会财富，而85%的社会大众仅仅掌握了20%的社会财富。15%最富有阶层人均收入为36784美元，85%的社会大众人均收入为 1623美元，两个阶层的收入相差22.7倍。2009年仍有2.3%的马来西亚人生活在每天2美元的贫困线之下，3.8%的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之下，8.2%的农村人口生活在农村贫困线以下。这种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容易激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是社会不稳的根源，威胁马来西亚经济平稳快速增长。近年来马来西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向高收入群体倾斜的趋势，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不断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4-2009年马来西亚20%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由6.5%下降至4.5%，60%中间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由48.8%下降至44.0%，而20%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由44.8%上升至51.5%。和高收入者相比，中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中低收入者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所以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上升所带来的消费增加不足于弥补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下降所带来的消费下降，结果导致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难以发展壮大，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马来西亚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缺乏驱动力。

（二）人力资源发展滞后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制约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马来西亚曾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迅速走向工业化。随着马来西亚经济发展，马来西亚国民收入水平得以提高，劳动力成本也随之上涨。在与中国、越南等低生产成本国家竞争中，马来西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其产业国际竞争力也随之下降。由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持续下降，马来西亚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越来越困难。面对低成本国家的竞争和欧美国家的需求疲软，马来西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遇到了空前的挑战，由此马来西亚进入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阶段。

由于马来西亚大部分企业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长期被锁定于加工制造等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在技术研发和品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缺乏比较优势，使得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面临重重困难。目前马来西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有：马来西亚人才外流现象严重，现行教育体制僵化过时，国内高端技术人才严重缺失。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1年居住和工作在国外的马来西亚人约为150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5.3%。这些移民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人和专业人才，因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人才流失。虽然马来西亚对教育领域进行了大量投入，但马来西亚教育体制僵化过时，被马来西亚企业界批评教育内容严重脱离生产实际，产学脱钩严重，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无法为市场提供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和专业人员。马来西亚现有人力资本已经到了极其短缺的地步，2006年马来西亚每一百万人中从事研发活动的研究员和技术员数量分别为372人和44人，远远低于日韩研发人员的比例，同期日本和韩国每一百万人中从事研发活动的研究员和技术员数量分别为5416人、584人和4187人、587人。2010年马来西亚美国电子工业（maei）称2009年下半年到2010年的第一季度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面临着工程师和技术员严重短缺，并且呼吁政府允许继续雇佣外籍员工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2010年马来西亚政府公开承认马来西亚拥有严重的人力资本赤字。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研发投入不足，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匮乏，研发能力薄弱。根据世界竞争力年鉴，2009年马来西亚研发经费投入（r&d投入）约为11亿美元，只占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0.64%，远远低于其他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对rsld的投入。2009年马来西亚获得美国专利和商标局（uspto）授予的专利数仅为181件，同期新加坡和韩国获得的专利数分别为493件和 9566件。可以看出，马来西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企业的技术自给率很低。马来西亚的高新技术多半是由外资和合资公司掌握，而本土企业维持经营多是依靠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和政策红利，而不是依靠技术和研发水平的提高。高端技术人才缺失和低下的研发能力严重损害了马来西亚移动产业价值链的动力，严重影响了马来西亚经济结构升级转换。

总体来说，马来西亚如今在低端产业和初级产品生产加工方面，面临着中国、越南等低成本国家的竞争，受到了这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低端挤出效应。在高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上，马来西亚又难以在人力资本、产品质量、技术研发上和发达国家竞争。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瓶颈严重阻碍了马来西亚经济进一步增长，是马来西亚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原因。

（三）体制改革滞后和腐败问题制约马来西亚经济增长

战后马来西亚的政治进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战后到新经济政策实施前（1971年）；新经济政策实施（1971年）到改革运动兴起（1999 年）；改革运动兴起（1999年）至今。战后到1999年是马来西亚威权政体的形成阶段，1999年改革运动兴起标志着马来西亚威权政治开始面临转型压力。马来西亚曾通过威权政体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完成国民经济起飞。但当经济发展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之后，马来西亚仍继续沿用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腐败问题、权力寻租、市场行为扭曲现象大量浮现，严重阻碍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同时，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深受族群主义和种族文化影响。这种族群主义对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十分明显，因为这一主义追求自身族群利益，并适时凌驾于其他族群之上，这严重破坏马来西亚的社会民主和社会安定。比如，1971年颁布的新经济政策就带有明显的种族倾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原住民优先政策。依照新经济政策规定，银行贷款、商业经营许可和政府工程都要向马来人倾斜，并且提出了土著、非土著和外国人的经济比率调整目标。这项政策严重打击了马来西亚非马来资本的生产积极性，造成马来西亚大量私人资本出逃，严重影响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由于政府直接参与到微观经济运作上，导致马来西亚出现金钱政治。

由于马来西亚国内对权力缺乏坚强有效的监督机制，马来西亚权力泛化滥用现象严重。腐败掠夺和破坏马来西亚的公共财富，使马来西亚公众利益直接遭受损失。在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2011年全球腐败印象指数排名中，马来西亚腐败印象指数（cpi）为4.3，世界排名第60，这是1995年以来马来西亚贪污指数排位最差的一次。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称，马来西亚是除了中东和其他洲的一些石油输出国之外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统计，2000-2009年年间马来西亚人均外流赃款为5320美元。同时，在马来西亚权力作为要素流入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恶化马来西亚整体经济环境，严重妨碍马来西亚私人资本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1-2010年间马来西亚私人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0%左右。其中，2010马来西亚私人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占gdp的10.3%，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私人部门投资水平的1／3，也是亚洲私人部门投资最低的国家之一。

（四）马来西亚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发展失衡，城市化问题凸显

马来西亚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马来西亚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速度，造成马来西亚过度城市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城市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1990年，马来西亚城市人口为906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比重为49.8%。2000年，马来西亚城市人口为145l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比重为62.0%，城市化水平比1990年提高了12.2个百分点。到了2010年，马来西亚城市人口高达2051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比重为72.2%，城市化水平比2000年提高了10.2个百分点。亚洲开发银行（adb）预测2030年马来西亚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7.6%。过度城市化导致马来西亚城市化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撑，马来西亚城市化过程中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问题以及住房问题凸显。此外，过度城市化会导致城市发展与工业发展争夺资源，反过来制约了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 三、马来西亚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措施

在2020年成为先进国家的共同远景指导下，马来西亚采取一系列积极应对措施，试图为马来西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

（一）马来西亚推出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方案

为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2009年以来马来西亚政府相继制定新经济模式方案、政府转型计划，提出一个马来西亚概念，试图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方面消除和清理影响马来西亚经济社会结构转换的因素。

在这一系列改革方案和措施中，最为系统的当属2010年3月马来西亚政府推出的新经济模式方案（nem）。它集中体现了马来西亚新一届政府的基本施政方针和经济发展思路，并将成为指导未来10年马来西亚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nem的主体框架分为：三大发展优势、三个阶段目标、四种动力和八项战略改革措施。其中，三个阶段目标分别为：2020年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20000美元；使所有人充分受益于国家财富增长；满足当代需求同时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四种动力分别为：坚定的领导和政治意志力；动员人民群众形成改革合力；同步政策措施和行动的推动力；在政策执行中不断改进和提高政策的适应力。八项战略改革措施包括：重振私营部门活力、培养高素质人力资源、提高国内经济的竞争力、强化公共部门、实施透明和市场友好型的平权政策、知识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增长源泉和确保可持续发展。

2010年1月，马来西亚政府推出政府转型计划（gtp），gtp的宗旨及目标：公平对待所有族群，各族群权益将受到保护；以民为先，关注人民的需求；通过透明化与责任制，以绩效为先。该计划分为三个阶段：2010至2012年、2012年至2015年以及2015至2020年，主要包括了六个关键成果领域，即打击腐败，减低犯罪，减少贫困，提高教育，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交通领域。

2010年9月，马来西亚政府推出了一个马来西亚概念，一个马来西亚的宗旨是维护及巩固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团结以面对各种危机及挑战，这预示着马来西亚政府将更注重民主和睦、民族团结和消除种族歧视，为新经济模式方案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群众基础。

（二）重视人力资本发展，注重培养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鼓励技术研发

2010年，马来西亚政府在一个马来西亚概念、政府转型计划和新经济模式的基础上推出了第十个大马计划。第十个大马计划所提出的十大理念中，其中有四个理念是需要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作为支持的。新经济模式中提出的12个国家重点经济领域中，七个是高度依赖熟练劳动力的领域，如信息和通信技术、金融服务和电子电器产业。为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202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宏愿，建立一支受过教育、富有创造性和创新精神的劳动力队伍已迫在眉睫。马来西亚政府提出未来将重点提高马来西亚的劳动力质量。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将成为提高劳动力质量的重要办法。为了吸引外国人才和扭转马来西亚人才外流现象，2011年1月，马来西亚“人才公司”成立。该公司将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共同筹划全国人才的蓝图，并且负责从学校教育到劳动力培训的所有人才问题。这一举措将提高马来西亚经济竞争力，帮助马来西亚向高收入国家转型。

马来西亚在科技创新和研发方面一直未能取得大的进展，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制约着马来西亚经济转型。政府已经承诺将促进科技创新，鼓励研发和促进研发成果商品化。1992年马来西亚成立科技发展公司，科技发展公司的主要作用是促进马来西亚国内对新企业进行投资，并且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研发。 2009年科技发展公司拨款1.43亿马元给95家企业，同时用3.50亿马元参股50多家企业帮助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另外，马来西亚通过产业集群的方式鼓励技术创新和研发。2007年开始，马来西亚将生物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海洋和空间研究和科学技术服务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三）发挥私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放宽对外国资本的限制

近年来，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不断下降，马来西亚政府开始专注于为私人部门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发挥私人资本对马来西亚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由马华公会和战略分析与政策研究学会合办的华人经济大会上说：“私人部门对2020年远景规划的项目和投资是必不可少的，第十个大马计划每年6%的增长目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来推动，其中大部分资金将来自于一个更加有活力的私营部门。”2001年至2010年间，马来西亚私人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0%左右，马来西亚寻求在未来10年实现私人投资翻一番。马来西亚政府智囊机构宣布政府核准的131个项目所需4440亿美元总投资，其中的60%将来自私人公司，32%来自于政府相关公司和8%来自于州。和过去10年政府投资主导社会总投资，私人投资仅占总投资10%左右的情况相比，这将在根本上改变马来西亚的投资格局。

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马来西亚近来放宽对外国投资的种种限制。2009年6月，马来西亚政府宣布不再要求上市公司拿出30%的股权出售给马来人，但这不适用于战略性产业如电信、供水和能源。上市公司仍有必要出售25%的股权给民众，而其中的一半必须出售给马来民众。政府允许股票经纪及单位信托公司外资持股由原来的49%上升至70%，基金管理公司外资持股可达100%。同时，马来西亚政府收回了马来西亚外国投资委员会（fic）的大部分权力。马来西亚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曾包揽马来西亚一切外资相关事务，经常无端对外国资本施加各种限制和阻拦，被外国投资者讽刺为马来西亚竞争力提升的障碍。为了鼓励外国投资，马来西亚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外商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与40多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与大部分主要工业化国家签订投资保障协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