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精选(九篇)
第1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范文
关键词： 人际信任 在校大学生 孤独感
目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研究，大多数学生存在较低的人际信任，人际交往技巧缺乏，不能很好地顺应时展和日益变化的社会需求，无法与社会协调发展。心理学家们非常关注摆在人们面前的交往压力，而且对于由于交往技巧贫乏或质量较差引起的孤独感体验给予较多的关注。个体的人际交往程度可以相对稳定地预测人际交往状况。孤独感是个体情感变动的心理体验，是日常人际交往和沟通方式的根本性的不同，使个体在各种场合中的交际技巧、认知或沟通能力等都发生了广泛性的迟缓。人际交往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孤独感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心理是否健康，所以人际信任和孤独感是评价心理健康的两个重要指标。
人际信任，是指个体在人与人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对交往对象的话语、诺言及书信或口头陈述的可信任程度的概括化期望。彭泗清的研究证明：一般将人际信任划分为：对他人能力的信任和对他人人品的信任，其中对他人能力的信任指相信某人有足够的才能办好一件事，对他人人品的信任主要指对人品的信任。孤独感，社会学家强调指一种非客观的心理感受，是主观意义上的一种心理感受，普遍发现它是困扰现代人类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1]。韦斯（1973）指出孤独感是一种主观心理感受或体验，特别指个体感到缺少令他满意的人际关系时，即现有的人际交往水平与对渴望中的人际交往的差距。同时将孤独感分为两类：社会孤独感和情绪孤独感。
参照前人的调查研究，关于大学生人际信任、孤独感的研究不是很多，而且大多是各自的单独研究或者侧重于和其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关于大学生人际信任和孤独感的研究更少，只有类似的研究，而且现有研究不够深入全面。本研究调查了在校大学生人际信任和孤独感之间的相关情况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根据研究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提高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从而帮助在校大学生从自身出发改善人际交往，建立亲密关系，提高情感生活质量，获得幸福感。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盐城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共280名，共发放问卷280卷，回收问卷260卷，有效问卷数241卷，有效回收率为92.69%。
1.2方法
采用现场问卷调查方法，学生按照统一指导语，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测试，问卷现场发放，现场收回。研究工具包括人际信任量表和孤独感量表。（1）人际信任量表：人际信任量表由Rotter JB于1967年编制。该量表用于测查受试者对他人的行为、承诺或（口头和书面）陈述之可靠性的估计。本问卷共25个条目，采用Likert五点自评式量表，总分越高，人际信任度越高。通过因子分析，发现人际信任有两个因素，分别是特殊人际信任因子和普通人际信任因子。（2）孤独感量表：UCLA孤独量表由Russell等人编制，量表采用四点记分，针对每个条目涉及的主观体验进行评分，总分从20分（孤独感最弱）至80分（孤独感最强）。该量表适用于各种人群，α系数为0.841，重测相关系数为0.623[2]。
1.3统计分析
对研究和收集的数据资料进行检查和校对后，采用SPSS14.0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和处理，以p
2.结果
2.1在校大学生人际信任、孤独感得分的描述统计情况
由表1可知，在校大学生的人际信任水平总分的得分范围为44分～97分，平均分为73.44，低于理论平均数75分。其殊人际信任的得分范围为17分～53分，平均得分为34.89，普通人际信任的得分范围为19分～53分，平均得分为38.56。孤独感总体水平，有11.20%（总分在低于40分）的学生在正常范围内，有86.72%（总分在40分～60分）的学生属于中度孤独，有2.07%（总分高于60分）的学生属于高度孤独。
2.2在校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孤独感的年级差异分析（表2）
由表2可知，各年级在校大学生人际信任得分均值在普通人际信任、特殊人际信任这两个因子上存在差异，孤独感得分均值存在显著差异。
2.3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孤独感的相关分析（表3）
由表3可知，在校大学生孤独感与人际信任呈显著负相关（r=-0.306，P
表1 人际信任与孤独感的描述性统计（M±SD）
表2 不同年级在校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孤独感的差异比较（M±SD）
表3 在校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孤独感的相关
3.讨论
从本次调查结果看，在校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的平均得分是73.44，低于理论平均数75分，表明在校大学生群体的人际信任水平偏低，这个结论和庞彤彤等人的结果一致。郑信军[3]对中学生的人际信任程度和孤独感进行研究，结果是人际信任总体水平低于理论值，这表明人际信任度低是当今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大部分在校大学生有中度孤独，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在校大学生的孤独感偏高，孤独感是目前在校大学生普遍存在的一种消极情感体验[4]。当代大学生处在信息时代，然而电子产品的发达并没有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他们可以足不出户但是不能离开手机电脑，缺少沟通交流是他们孤独感偏高的主要原因。
本研究表明：不同年级人际信任差异显著。因为不同年级面对不同的学业压力和人际压力，所以不同年级在校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大一学生的信任度最高。大一新生刚刚从单纯的中学时代过渡而来，思想上可能更多地停留在中学，所以他们的人际信任相比其他两个年级而言是最高的。不同年级，孤独感有显著性差异。从总体得分看，大二学生的孤独感最强烈，其次是大三学生。现实情况下，大二、大三学生学习压力相当大，经过一两年的深入接触和交往，他们不再像大一刚来以宿舍为集体出行一样，而是分别形成不同的小集体，游离于小集体之外的学生会有孤独感体验。
本研究结果表明：在校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孤独感存在显著负相关，即人际信任越低，拥有越多的孤独感体验。这一结论与范佳丽[5]等人的结果一致，他们认为：人际信任水平越高的在校大学生，对他人抱着积极的态度，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因而感到较低的孤独感体验；从整体水平上看人际信任水平越低，孤独感体验越多。韦耀阳等人对中学生的人际信任程度和孤独感的关系进行调查研究，认为人际信任和社会支持是影响孤独感的重要原因[6]。人际信任度低的人，对周围的一切存在戒备心理及时刻保持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再加之人际交往水平低，所以日常生活中更容易感到孤独，有强烈的孤独感体验。
总之，在校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与孤独感呈显著负相关，人际信任越低，孤独感越强烈。在校大学生人际信任与孤独感的形势非常不容乐观，学校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更要关心学生的情商发展，平时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提高他们的人际交往水平，创造和谐的交往环境。同时，引导学生多参加社团活动，鼓励学生陶冶情操，丰富大学生活，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参考文献：
[1]黄海.在校大学生孤独感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论文，2011（10）：21.
[2]徐本华，庞彦翔.大学生人际信任与抑郁的相关研究.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04，6（10）：106-108.
[3]伍明辉，宋凤宁.在校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06，12（6）：40-42.
[4]王晓刚，陈桃林，蒋灿等.大学生孤独感与自我价值感的关系初探.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14（6）：622-626.
第2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范文
相互信任意味着人彼此具有善意，可以减少用于防范他人的精神和物质付出，减少焦虑感。因而，信任可以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人们可以更为积极而便利地从事合作、交易，也可以更为积极而便利地与他人分享合作、交易的剩余。任何规则，只有在人们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够被人们普遍遵守，而任何制度，只有在人们相互信任程度较高的基础上，才能够正常地运转。
因此，多年来不断有人在呼唤信任。但是，如此重要的东西，在当代中国为什么严重匮乏？为什么人人都痛切感受到信任之重要，却未能（而且现在看起来也不能）有效地重建信任？我们需要通过探究中国人心智结构中信任的地位，寻找信任重建之道。
信任与反信任的历史
在信任方面，历史上中国人曾生活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这也就构成了两个不同的生存与社会传统。
第一种是信任的传统。据可信的古典文献记载，此一传统形成于尧舜时代，其间经过若干反复，由质朴刚健的周人，建立起经典的封建制。在此制度下，人际间的信任联结组成了一种稳定的制度。
与后世庸俗的意识形态话语不同，经典封建制的本质是自由人之间透过契约建立起人身性君臣关系，所谓“委质为臣”。此一君臣共同体构成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在这样的社会单元中，人们相互把自己的全部交付给对方。因此，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美德是忠与信，孔子教育其弟子而“主忠信”，确实是对周人伦理观念最为经典的概括。
忠、信相互关联，但也有区别。“信”关涉君臣双方的契约，因而是对双方共同的要求。它要求君臣双方均须信守君臣契约，信守契约规定给自己的义务。只有自己守信，才可以向对方主张自己的权利。“忠”则主要关涉臣一方的态度，它要求臣尽最大努力履行自己对君的义务。
由此看来，信是优先于忠的。唯有当君臣双方信守契约，君臣关系才可以维系，臣才有责任对君尽忠。齐国贤人晏子说过这样一句话：“君人执信，臣人执共（供）。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臣双方都需要信守契约，忠于对方，以笃实、敬慎的态度相互服务于对方。
经由封建契约所建立的信，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为强烈的人际间信任关系。互信是封建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关键。所有的人都是通过这种两人间的互信关系相互联结起来，从最基层的井田，经过邦国，一直到天下，并且可以无限扩展。封建制下没有常设警察，没有常备军，也没有自上而下贯通的官僚系统，其秩序基本上就是靠君臣间的互信来维持的，且如果统计王朝的寿命，周是最为漫长的。信任的力量，大矣哉。
不过，中国也存在与信任相关的第二个传统，一个完全反信任的传统。这个传统发端于战国时代，成熟于秦。
春秋后期，也即孔子的时代，封建秩序开始松动。到战国时代，封建的大厦大体坍塌。封建君臣之间的信任网络开始解体，人返回自我，回到自己有限的身体，退化成为个体主义者。
法家立足于这样的现实，给予这种状态以正当化论证，并将其发展成为一种原子化个体主义的、物质主义的伦理观。根据这样的伦理学，人与人之间天然地就是敌人或者潜在的敌人。人一生下来，就孤立地生活在自我身体的堡垒之中。当然，为了生存，人也不得不与他人发生关系。由此产生了交换。法家坚信，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的唯一形态，就是基于自我成本―收益计算的商业换关系。《韩非子・饰邪篇》中有一个经典段落：
君以计畜臣，臣以计事君。君臣之交，计也。害身而利国，臣弗为也。富国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身无利。君之情，害国无亲。君臣也者，以计合者也。
不仅君臣以利而合，韩非认为，父子、兄弟等亲属之间也是一种利害计算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当然就不可能存在任何信任。
不过，对于这一点，法家一点也不担心。相反，他们为此而欢呼。法家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替代封建治理秩序的更为先进、高效率的治理架构，那就是单一权力中心自上而下的控制―动员体系，暴力贯穿于这一体系中。基于自己对人性的预设，法家相信，唯一可行的国家秩序，就是政府利用暴力强制每个人服从自己的警察统治秩序――法家所谓的法治就是刑治，也就是文法吏、刀笔吏之治，也即警察之治。
因此，法家依据自己的伦理学，认定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是不可能的；法家根据其历史哲学，相信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是不必要的。最后，法家根据其国家哲学，认为人们相互之间的信任根本是有害的，必须予以消灭。
警察治国的前提是人的原子化存在，而为了确保警察治国的效率，又必须采取强制措施，把人们固定在原子化状态，让他们相互为敌。这样，警察可能遭遇的抵抗就会最小化。法家想到了这一点。商鞅变法最为重要的措施正是连坐制度：“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这里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最后两条：告奸者得到的奖赏与斩敌相同，藏匿犯罪者所受惩罚与降敌相同。在周的封建制下，君臣之间是伙伴关系，他们联合组成一个共同体，彼此有休戚与共之感。秦人建立的王权制度则把人民视同潜在的敌人。如果他们不尊重警察式官吏的权威，他们就是公然的敌人。这些内部敌人对王权秩序的损害，与外敌相同，必须用最无情的手段予以打击、消灭。进一步，为了有效地控制、消灭这样的内部敌人，政府强制人民相互成为敌人。而所有拒绝相互为敌的人民，就是政府的敌人。
这样，秦统治者让人的原子化的存在制度化了，把不信任变成了这个国度的宪法。随着封建制解体，人们相互的信任本已弱化，秦政府则完全禁止人们相互信任。在这样的制度熏陶下，哪怕亲属之间，秦人都完全没有任何信任可言。汉初贾谊在《新书时变》中这样描述：
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秦人有子，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假父锄杖彗耳，虑有德色矣。母取瓢碗箕帚，虑立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轻简父母也。
但是，这样的国度其实是无法保持基本秩序的。商鞅、韩非自己的命运，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为这种制度的到来奔走呼号，但他们自己都成为这种制度的牺牲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如此记载韩非的悲喜剧结局：
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之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嫉恨）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这确实是一出黑色幽默剧。《韩非子》就是一部装扮上哲学外衣的厚黑学大全，他给君王的全部教导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君王决不能信任任何人。因此，秦始皇决不信任并坚决杀死韩非，正是后者的政治逻辑之内在要求。当然，依据法家的理论，李斯、韩非这两位大师级法家人物相遇，除了相互残杀，人们实在也想不出他们还能干些什么。他们如果相互信任、合作，那就自行证明他们的理论之破产。
而这也就是秦“不二世而亡”的社会心理根源。秦的崩溃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那是一种土崩瓦解模式。其原因就在于，秦的制度摧毁人间最基本的信任，人与人之间只有短期的利益计算关系。皇帝与官吏之间没有信任，皇帝与人民之间没有信任，官吏相互之间没有信任，官吏与人民之间没有信任，人民相互之间也没有信任。当人们看得见制度提供的利益的时候，这个统治大厦似乎坚不可摧。而一旦制度为个体提供利益的前景变得模糊，所有人都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撤出，没有一个人关注其他人的生死。这座宏伟的大厦也就立刻粉碎性溃塌。信任不仅塑造社会秩序，也是统治权的基石。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秦亡之后，人们普遍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伦理，没有人际间基本信任，治理秩序是根本无法维系的。儒家展开了一场心灵、社会治疗运动，试图清理秦制的毒药。
但是，外表强大的秦制是一剂，对于软弱、阴暗、偏执和不成熟的心灵，它始终具有致命的诱惑力。
汉初以后两千年，两个传统同时驻留于中国人的群体心理中。中国人形成了双面心智结构。一面是人际间的相互不信任，另一面是相互的信任。伴随着秦的覆亡，前者再也不具有伦理和政治的正当性，而隐入人们心灵的深处，一如秦的文法吏走下朝堂，隐入阴暗的监狱。而相互信任的传统则获得了文化、历史和政治上的正当性，得以主张自己、建设自己、扩展自己。
这个传统的坚守者是正统儒家。儒家形成于封建制的夕阳时代，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保留了对封建制的美好记忆，并对此予以抽象，提出“仁”这样一个伟大观念。此一观念乃是人际相互信任的人性根基所在。
《中庸》对“仁”有一个最为简练的界定：“仁者，人也。”汉代郑玄注曰：“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仁就是人们相互把对方当成与自己相同的人对待。此即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一”。苏格兰道德哲学家，尤其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感论》中所讨论的“通感” （symphony）能力，与此接近。
基于这样的本心之仁，人们之间即可以相互信任。儒家用以处理人际间关系的两种基本范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忠（或者说仁爱），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恕，都是作为人之自然的仁的体现。立人、达人，必以对对方的信任为前提，而勿施于人则显示了对对方的尊重。这样的尊重，也就可以获得对方的信任，从而建立起相互的信任。
孟子则更进一步，为仁提供了一个人性论的论证，此即“人皆有恻隐不忍之心”。这内在于人心之中，它让人们自然地相互亲近，相互信任。由于这种仁心，人们自然地有孝悌之情。由于这种仁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同样是由于这种仁心，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议后，儒家依据上述理念，开始重建社会，也即在已经相互疏离的人们之间重建相互信任、合作的关系。
这就是此后中国人生存的基本格局：儒家努力地向上提撕人心，并基于自己乐观主义的人性论假设相信，一个相互信任的社会是可以期待的。正是这一希望和力量，让绝大多数中国人在大多数时候是“好人”，也即相信他人，帮助他人。
因此，传统中国社会虽然改朝换代不已，但大体尚能维持人际间的基本信任。人们也得以进行正常的合作、交易，由此形成了一种基于信任的社会结构及支持它的价值、信仰体系。比如，在中国，儒家化的主流佛教并不主张人们离世，而是主张人们信任和关心他人。
当然，法家、兵家的哲学和秦制之精神，也诱惑着一些人为了欲望和利益而算计他人。此即儒家所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苦衷所在。这表现了一种对于人心可能掉头向下坠落的忧惧心态。这样的忧惧，见之人间一切正统宗教，但在中国最为中肯。因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人经历过纯粹原子式个体主义和物质主义的生活。法家和秦制的传统是一个挥之不散的幽灵，那个幽灵不是想象的，而曾经是实在的历史。因而，它的精神深刻地烙印在人们心中，并且展露出艳丽的魅惑，而诱惑某些人飞蛾扑火，比如，曹操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势，就曾经刻意地召唤这个幽灵。历史上，不信任的人生和政治哲学随时会跳跃出来，支配一个人的心灵，或者支配一个时代的精神。
因此，事实上，在中国人心中，尤其是在掌握着权力或者其他资源的人那里，随时都在发生向上提升或者向下坠落的战争。不信任的基因纠缠每个人，不信任的阴影可能在不经意间随时从心灵的深处翻转出来。
可以说，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信任传统与不信任传统之间的神魔之战。当然总体而言，在汉武帝以来的社会中，拜风俗教化之赐，后者的信徒究属少数，不足以撼动社会信任网络及其价值体系。这个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约束人相互疏离的倾向，并塑造人们相互信任的心智。这些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就构成古人所说的“风俗”，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民风”，并进行着无所不在的教化，塑造着国民的心灵。信任必然是相互的，才是可维系的，风俗就以其普遍性，而构成人们相互信任的共同中介。
但是，这样的风俗却遭遇一场飞来横祸。
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人启动构建现代国家的事业。20年后，他们遭遇挫折。知识分子开始进行反思，他们把罪责归咎于中国既有的价值体系及其所支持的社会结构，也即我们所说的“风俗”，据此发起了一场持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思想、社会运动。另一方面，从孙中山开始，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激进政治力量也致力于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而将其从传统社会结构中拆散出来，以原子化形态，统合于单一中心的权力动员体系中。
这两项运动共同的结果是，中国固有之风俗逐渐崩解，或者被强行毁坏。人们赖以相互信任的共同中介就不复存在，信任也就消解了。
也就是说，20世纪的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重复了从战国到秦的历史变迁过程。今日中国所面临的处境，也就十分类似于汉武帝时代：在物质主义刺激下，商业极其繁荣。但是，由于信任的缺失，社会充满紧张与冲突。上至治国者，下至乞讨流浪者，似乎无人享有安宁、幸福。
当更化则更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董仲舒提出了“更化”之说。董仲舒在与汉武帝对话的“天人三策”之第一策中，痛陈社会失序局面，进而提出：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无）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无）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
董仲舒所提出的更化之道，就是“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以通往“教化行而习俗美也”之境界。至于具体政策，董仲舒说得很清楚：“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董仲舒所说五常之道，始于仁，经过义、礼、智，而终于信，可见，在董仲舒、在儒家心目中，“信”之于健全社会秩序之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
信可以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比如信托；信甚至可以成为社会联结的基本纽带，比如封建制。但基础性的信，乃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心理倾向。也就是面对他者，人愿意相信他人、进而愿意与之相处、与之合作的一种精神趋向。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趋向，社会就根本不可能出现并维系，当然也就没有好社会可言。
因此，董仲舒提出的更化之道，在于治疗无所不在的心理疾病，打破每个人对他人的神经质式猜疑、恐惧。在此基础上，人们将会重新发现、养护自己的内心之善，学会彼此信任、尊重，学会面向真善美等价值的合作，而不再把生命完全视为成本―收益计算的过程。简而言之，所谓更化之道，就是信任重建之道。
汉儒所取得的成功，证明了信任重建之道的关键在于“教”之重建，在今天，或许应当说是教之“转进性复兴”。
在中国，教首先是指理性说服和以身作则的“教化”，其次才是指神灵崇拜之宗教。前者就是儒家之教――但在现代语境中不应当说这是“儒教”；各种民间信仰以及外来之宗教则属于后者。儒家也有超越性信仰对象，那就是天。事实上，周人基于君臣之信任而构造的封建秩序的稳定，有赖于周人深刻的天道信仰。同样，当汉儒重建人际信任的时候，也以重建天道信仰为其前奏。
某种共同的信仰乃是人际重建信任的关键。人作为一个精巧的物体，完全可以自成体系。因而，生物状态的人具有自我封闭、相互疏离的倾向。霍布斯设想的丛林状态下的人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人一心关注于自己有限的肉体内在的欲望和意志，而不在乎他人的意向和反应。外面的世界全部被他当成自己生存的“环境”，他人也就被物化，他以他人为敌人或者猎物。所有正统宗教，包括儒家的天道信仰和教化体系，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情，把人从小我中拉出来。至高的超越者，不论是天，是上帝，还是神，迫使内向的我抬起头来，关注我以外的世界。人对于超越者的共同关注，也让人之间相互关注、亲近、尊重以及信任。这就是宗教的社会功能所在。一旦这样的宗教解体，人们回向小我，信任和社会就会同步消散。
如此，当代中国的更化之道，也就是显而易见的。中国需要的是精神的觉醒，宗教的复兴，尤其是儒家的复兴。
实际上，这一更化过程已经展开，但有很多人在有意识地或者盲目地抗拒这一过程。抗拒的理由是多种多样的。最有趣的事实是，当代中国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立场的一些人士，在抗拒中国人之精神更化这一点上，却携手共进。实际上，从上个世纪20年代开始，这两类人就共享着霍布斯主义的伦理与政治预设：现代秩序的构成单元就是，且只能是丛林状态中的原子化的个体。只是在此之后，双方才产生分歧：有些人主张，唯一能把这样的人捆绑在一起如一人的因素，就是绝对的权力。另一些人则乐观地相信，这些个体只要运用自己的成本―收益计算能力，则在关心自己利益的本能驱动下，相互博弈，就可以创造出一组保障个体的权利，和一套人们相互之间约束，并且约束权力的制度。
这些或阴郁或天真的想象，都不过是幻象。霍布斯的预设不过是法家哲学的现代翻版：个体，利益，计算的能力。这些就是韩非哲学体系的关键词。而此一哲学体系所能带来的结果，秦的败坏和无序状态已经证明了。
这一理论的失败，证明任何以丛林状态为假设的伦理学、法律与社会理论模型，都不可能走出丛林状态。因为，这样的假设不能在人际间建立起底线性质的信任，人们没有合作的意向，必然被锁入相互伤害的路径依赖中，直到相互毁灭。不幸的是，这样的理论范式在当代中国却居于主流地位，从斗争哲学，到主流经济学，到自由主义理论，还有民族主义理论。这真是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思想光谱。
因此，当代中国人精神之更化，还需要思想范式之更化，那就是放弃霍布斯主义、物质主义、启蒙主义、现代原子式自由主义、韩非主义、鬼谷子主义等等一切以原子式个体主义为预设的社会思考范式，而转向中西文明之主流思想：中国的儒家、佛教等等、西方之古典哲学、中世纪神学、苏格兰道德哲学等等。儒家义理之复兴性重建，是当代中国人精神更化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第3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范文
关键词：内部控制；分工理论；组织信任；适度控制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10)01－0021－06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路径
现有关于内部控制治理的研究，大都从三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是契约经济学的角度，认为企业是一系列不完备契约的集合，内部控制就是为了在取得低交易成本收益的同时弥补企业契约的不完备性，以降低企业交易成本的契约机制(刘明辉、张宜霞，2002)；二是产权经济学的角度，认为企业(内)是人们之间交易产权的一种方式，但是由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性、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影响，使人们之间交易产权存在较大风险，内部控制就是为了降低内部产权交易风险而建立的一个风险监管机制；三是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目标不一致、利益不一致，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管理当局总是以牺牲委托人的利益为代价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因此，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既是管理当局降低与股东、管理当局与其下属高级管理人员、高级管理人员与低层级管理人员、员工之间的委托关系中成本的需要，是管理当局与股东之间达成的自我约束契约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管理当局与股东自我约束契约的必然延伸(李明辉，2002)。这三个角度尽管都给出了内部控制治理的逻辑路线，但是都存在着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即：忽略了企业的本质及其对内部控制的影响，忽视了企业作为一种组织本身的信任特征及其知识共享对于内部控制的重要意义。其实，在一个组织中，信任和适度内部控制都是客观存在，组织内的分工合作不仅依靠契约、制度等，在契约、制度无法涉及的方面更多的要依赖信任，组织中信任与适度内部控制行为之间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即分工合作中信任与适度内部控制的程度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高水平信任下的分工合作将弱化适度内部控制的作用；低水平信任则需要高度的内部控制手段维系分工合作。组织中管理者给予被管理者的信任，可以是从高水平信任－低度适度内部控制到低水平信任(不信任)一高度内部控制这一连续区间中的任何一点。
那么，作为分工产物的内部控制，究竟如何看待分工过程中的信任问题?如何处理好组织信任与内部控制之间的权衡?这些问题既是现实的困惑，也是内部控制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盲点。本文的研究在于强调以分工为起点探讨企业的内部控制，将分工纳入到企业内部控制的分析框架。企业内部控制，一方面是源于分工的深化；另一方面是得益于信任半径的扩大。内部控制发展历史表明，在本来不认识的人之间建立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内部控制范围扩大和内部控制发展的关键。
二、分工、信息不对称与信任缺失
(一)分工是契约的本质特征
现代企业理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企业是不同的要素投入主体之间组合的一系列(不完全)契约(合同)的有机组合(nexus of incomplete contacts)。然而，林金忠(2004)认为，将企业视为“一组契约的组合”只是一种表面认识，企业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这种集结以及实现这种集结的要素契约本身，而在于形成这种集结之后的企业活动以及在活动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和经济关系，企业的本质规定性体现在企业内部的各种经济活动及其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之中，而且企业所担负的职能任务通常由多项不同的任务或多个流程构成，需要多个个体共同协作完成。在多个主体实施同一项或多项任务时，相互之间如何进行分工与协调是企业架构设计(包括内部控制设计)的重中之重。事实上，正是分工才导致了企业及其制度的存在。Bolton et al(1994)认为，企业之所以存在主要是因为其可以减少分工后产生的信息收集和沟通成本，企业要有效率地对信息进行合理的沟通，并考虑如何减少沟通的成本。企业内部分工是生产与交易活动的统一，既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又反映了合作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企业所有权安排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完善(包括内部控制的演进)都是为了实现企业组织内部的有效分工与协作。正如钱德勒(1987)批评经济学家不能把管理协调同企业理论联系起来时所指出的：“通过仔细协调流经生产和分配过程的流量而造成的节约。要比通过增加生产或分配单位的规模而造成的节约多得多”。而管理协调恰恰是分工的题中应有之义。分工是企业的基础，也是企业的原因。因此，分工与企业的组织性质息息相关。
(二)分工导致的信息不对称与信任缺失
所有经济活动都可视为某种方式的交易活动，而要进行交易活动就必然建立各种契约关系。交易活动中存在随机变化，诸如交易者的不同偏好、信息不对称及交易者机会主义行为等。这些不确定性影响交易过程弈双方的分工合作空间。其表现为交易与否的选择、交易契约的达成与不断修改、对契约实现的预期和契约方式的选择等。伴随着交易活动，出现了两类信息问题：一是受到限制的理性思考和参数的不确定性，二是机会主义和行为的不确定性。从可预测性的意义上讲，行为的不确定性是真正的不确定性。追求自我效用最大化的经济人，决定了其在各种契约关系中一定存在机会主义行为，正是这种由人类特征决定的行为上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交易活动的风险和成本，这是组织存在的根源，但同时也使组织(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契约关系在风险程度上变得可比。也就是说，经济主体的自利倾向，构成了机会主义行为的主观或内在的因素，不完备与不对称信息，构成了机会主义行为客观或外在的因素，而不完全契约则构成了机会主义行为实施的空间或交易环境。同时，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行为，形成了契约关系的不确定性，而信息的不完备与不对称，则是产生契约关系外在不确定性的因素。机会主义行为实施的结果，则在本来存在的交易双方效用不一致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信息的不对称、收益的不对称及风险的不对称。可见，有限理性、不完备与不对称信息、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使契约的签订和实施不再是无代价的。如何低成本、高效率地防范契约关系中各种形式的机会主义行为，成为组织与合同中对经济主体进行激励、监督的出发点。 信任缺失产生于信息不对称(symmetrie information)。非对称信息的存在，使得交往加密(交易)双方在交往(交易)时面临着因对方隐藏信息或行动而导致的
风险(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这是一种“人为产生”的风险(贝克尔，1996)，从而导致信任缺失。阿克罗夫(1970)在其著名的论文《次品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中阐述了“非对称信息”的客观存在。显然，根据“非对称信息”客观存在的原理和前文的分析可以断定，组织机构中必然存在“非对称信任”或信任缺失现象。
三、组织内部信任、内部控制及其作用
前文论证了信任、有限理性、不完备与不对称信息、机会主义行为与契约之间的复杂关系。那么，企业内部控制作为一种企业内部各个控制主体之间持续均衡利益关系的契约装置，究竟与它们存在怎样的联系与影响呢?下文我们将进一步从组织信任视角分析内部控制的契约治理机制。
所谓信任，是指对于他人“相信而敢于委托”的一种感知，信任的基础是当事人对被交往者未来行为趋向的一种判断，组织中的信任则指内部员工在相互信任、相互依赖的基础上实现组织目标的一个过程。组织内部存在两种形式的信任关系，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垂直信任关系以及组织成员之间的水平信任关系(郑伯熏，1999)。第一种信任关系中含有委托人对人以及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信任，这种信任可以定义为顺向信任；同时还存在被管理者对管理者的信任，这种信任可以定义为逆向信任(吕春晓、常建平，2000)。组织内部长期有效的信任关系直接影响组织成员“履约”的愿望，信任与组织的绩效和有效性密切相关。信任的重要性已经受到关注。Huemer et al(1998)等认为，信任最重要的角色关系到组织知识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可以发展。叫他们根据March&Olsen(1990]的观点，提出信任便于让成员之间学习，并且在基于信任的这种确定条件下决定进行知识交换。知识员工的脑力劳动通过知识共享和转移的行为，与组织中其他成员共同构建成一个学习网络，信任清楚地在参与双方建立起情感纽带，它促使组织成员进行交流，与此同时，组织知识得到扩展(Weick et al.，1993)。内部控制规范之所以能够塑造出统一的和连贯的行为以及获得某种信任之外的行为效果，是因为体现了人们对内部控制规范以及由这些规范所构成的制度的信任。以往研究表明，信任和内部控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说明信任程度影响着内部控制的效果。
从现有的文献看，有关信任机制和控制机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基本的看法有三种：(1)信任是一种特殊的控制机制。在Ouchi(1979)建立的经典的控制模型中，信任机制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控制机制即社会控制或家族控制。(2)信任机制和控制机制是一种替代关系。根据这一替代性观点，低信任导致正式的控制形式，而高信任则使得正式控制的范围受到限制。正式控制传达不信任的信号，因而导致不信任和正式控制。(3)信任机制和控制机制是一种互补关系。这种观点认为，信任和控制机制构建都是有代价的，控制机制的选择、发展和执行的代价都是昂贵的；信任也不是免费的，需要耗费组织大量的资源。既然信任与控制的获得是成本高昂的，学者们认为组织在任何状况下都不会确立过度的信心，对于企业管理来说，为达到最低限度的管理信心，管理者可以利用信任和控制以相互补充。我们认为，内部控制与信任通过不同的方式增加内部成员在交易中的可预测性，通过内部控制与信任的互补关系，相对可以更真实地描述信任与内部控制之间关系的动态性：廉价而高效的内部控制的存在使得企业较少依赖信任；而当信任存在时企业可以降低因设置内部控制机制而带来的成本和复杂性。然而，大多数企业内部经济关系同时包含了内部控制与信任，包含风险的内部控制的存在可能鼓舞公司承担更大的、基于信任的风险。 根据COSO的定义，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阶层和其他员工实施的，为运营的效率和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法令的遵循性等目标的达成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它主要包括：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监督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根据这一定义并结合前述四种信任形式分类，我们起码可以得到以下重要结论，即：信任既是内部控制的基础，更是内部控制的保证。
具体来说，基于组织信任的内部控制具有以下主要的治理作用：
1、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组织内部信任机制，有助于实现知识共享，降低信息不对称。中国台湾学者张火灿等人(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其一，组织内部缺乏信任是影响知识分享的最主要原因；其二，信任会导致知识分享及自愿合作，一旦人们产生无条件信任时，会自愿地分享知识及信息。McAllister(1995)指出，知识分享行为是一方愿意主动增强他方能力的行动，该行动需对他方具备高度的信任，否则将会使对方更有能力伤害自己，出现对己不利的情况。企业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组织内部信任机制，共同知识意味着这些知识可以在组织成员之间传播和分享，生产、储存并传递着企业生产经营、风险管理等所积累的知识，从而引导组织成员解决特定问题的行为及其互动模式，进而影响知识的整合与共享，体现能力的可信任性与行动的诚实性。
2、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组织内部信任机制，可以降低组织内部的交易成本。在交易成本产生的问题上，制度经济学将大量的交易成本归结为交易双方的不信任或信任不充分。Arrow(1974)指出，信任是经济交往的剂，企业中的每一项活动都包含着信任要素，信任与交易成本一样是值得研究的。福山等人(2000)认为，信任的重要性在于：信任与规则之间存在一种负联系，信任度越低，信任越少，就越需要垂直一体化和等级制度，就越需要增加正式的规则和强制。查尔斯・萨维奇(1998)曾说过：怀疑和不信任是真正的成本之源。因此，企业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组织内部信任机制，是组织内部活动所必需的公共品，具有降低环境复杂性和系统复杂性的简化功能，可以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和契约的不完备性，对机会主义的防范而增加的合作监督成本等，使已达成的协议能够自我遵守和实施。
3、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组织内部信任机制，是促进组织内部合作的必要条件。Deutsch(1958)在囚徒困境实验里发现，合作发生的最初时期是必须信任的。Anderson et al(1989)认为，一旦信任建立之后，经由协调和共同努力所产生的结果远胜于双方独自努力所取得的结果，信任机制是合作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并导致长期关系的建设性和合作性的重大行为。Ganesan(1994)认为，信任是影响长期合作的最重要因素，如果双方互不信任，将会降低双方之关系承诺，使得长期合作关系转变为短期的交换关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虑，我们认为企业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组织内部信任机制是促进组织内部合作的必要条件。 4、内部控制作为一种组织内部信任机制，有助于提高微观经济组织的内部运行效率和效能。企业内部
控制作为一种组织内部信任机制，具有协调和增进分工效益的重要功用。目前大多数企业低效率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部门之间的联系，以致分工效率由于不合适的协调处理机制(特别是内部控制机制)而被削弱了。
四、基于信任的企业内部控制构建：适度控制成为必选之路
(一)基于资产规模的信任一适度内部控制
在既定的法制条件下，当企业的资产规模较小时，信任风险比较低，那么，在企业内部，员工的身份特征和信任特质对企业管理层给予的信任度高低有很大影响。因此，总的看来，在企业内部能够清晰地看到差序式的信任格局。也就是说，企业管理层对不同身份和不同品质的员工，信任度有高有低，信任度低的员工对其控制的程度就较强，但控制形式可以表现为非正式控制。而信任度高的员工对其控制的程度就比较弱，控制形式主要为非正式控制，甚至是没有控制。当企业资产规模继续扩张时，企业的资产风险变得较高，此时，如果企业管理层之间抑或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信任度较低，那么将导致很强的控制度和正式的控制；如果企业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信任度较高则其控制程度仍然会较弱，但控制形式已经逐渐正式化。当企业的资本规模扩展到一个临界水平时，信任风险随着资产数额的剧增而急剧增大，此时，不管信息对称程度如何、法制完善与否、伦理关系的位置在何处，资产数额一直是影响信任度高低的主要因素。当资产风险极大时，信任度是随着企业资产的增加而降低，企业内部控制的程度将空前严格，控制形式也趋向单一化，即正式化的控制机制。我们可以借用王宣喻等人(2006)的思想来表达资产规模、信任程度与适度内部控制之间的关系，见图1：
图1中，位于纵轴上的P点就是我们所说的资产临界点，在P点以下，随着资产数额的增加，信任曲线可能呈现出三种最典型的特征：随着资产数额的增加信任度增加(L1)；随着资产数额的增加信任度保持不变(L2)；随着资产数额的增加信任度下降(L3)。与此相对应，控制曲线也可能呈现多种形状：随着资产的增加和信任度的变化，控制形式可以是正式控制(OG上侧)，可以是半正式一半非正式控制(OG线)，也可以是非正式控制(OG下侧)；可以是完全控制(OE)，也可以是完全无控制(OP)。而一旦资产规模越过临界点P，信任度将随着资产数额的增加下降，同时，企业的控制制度也将全面正式化。在企业实践中，企业内部的信任和控制机制在特定的资产规模约束下将会有不同的组合形式。
(二)基于成本收益模型的信任一适度内部控制
信任与适度内部控制的收益与成本的变动可以用图2描述。
从图2中可以看出，在信任建立的过程中，收益与成本是不对等的。一开始，信任的收益要小于信任的成本，而一旦达到一定的信任程度，如图2(A)中的T1，信任的收益大于信任的成本，信任在组织关系中可以形成合作关系的基础，我们将其定义为组织内部信任的起始点。
在图2(B)中，我们用x表示适度控制的政策选择，它涵盖了影响理性选择的综合因素，C(x)代表总成本，R(x)代表总收益，F(x)代表相关内部控制措施下的净收益。当F(x)=R(x)－C(x)=0时，即当边际预期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F(x)有极值，企业内部控制的效率最大。图2(B)中，在原点处，即不采取内部控制而任由企业机制作用的情况下，由于可能引发的欺诈、合谋等因素的作用，使得收益为负。而此时与内部控制相关的成本为零。在X=X*处，F(x)最大，即净收益最大，效率最高，此时内部控制是最优的。在X*的左边，收益的增加快于成本的增加，如果此时信任不足，将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内部控制的效应；在X*的右边则表明，内部控制的收益虽有所提高，但相应地成本上升过快，超过了收益的增加幅度，因而净收益降低，从而效率也无法达到最佳，说明信任过度。因此，企业应该依据现实情况，通过对各种影响内部控制措施的成本收益因素进行调整和改善，通过一个动态的帕累托优化过程寻找到最优的(适度的)内部控制X*，使内部控制的效率最大。从而，在适度内部控制的基础上建立组织的信任关系，在适度内部控制手段比较健全时(如X*点)，我们将其定义为组织内部适度内部控制的起始点。
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信任的起始点要比适度内部控制的起始点低，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企业在初创时期更多地要依赖信任，而在成熟时期更多的要依赖适度内部控制。由于信任与适度内部控制之间具有这种关系，因而可以建立一个组织中最优信任一适度内部控制的模型。这一模型的基本原理在于比较信任、适度内部控制各自的收益与成本，从而形成信任一适度内部控制的不同组合。
五、简单的结语
组织中存在不同层级，各层级拥有不同资源(如知识、技能和经验)，从事不同工作的群体(岗位)，组织对这些群体(岗位)的依赖程度也各不相同(Andrew et al.，1999)。群体的不同、依赖程度的不同，会导致信任抑或控制在组织与不同群体合作过程中价值的不同，信任一适度内部控制水平的变化所引起的收益、成本、风险以及员工对组织承诺的变化，随群体的差异、组织对群体依赖程度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首先，组织中不同群体对组织的价值不同，即组织与不同群体合作会带来不同的收益。因此，起始环节的控制权分配与过程中的控制都极为重要。企业应尽量与合作者增进信任，根据现实中的信任关系及其在合作过程中的变化，对控制方式作出合理选择和动态调整，在信任与控制之间寻求平衡。
其次，信任一适度内部控制水平的变化会带来成本与风险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具有此消彼长的效果。但是组织中不同群体(岗位)的工作特征是有差异的，其行为的可监督性也不相同，即通过适度内部控制的方式，以增加、交易成本为代价，完善理性契约，增强对员工行为的约束程度，减少投机行为，在不同群体(岗位)中是不同的。
第4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范文
1、有人说，信任是一丝绸巾，温暖着我们的心，蔓延不绝，如那拂面春风，贯穿我们的心灵；有人说，信任是一株绿藤，渲染了大地，如那璀璨珍宝，点缀了自然的风光；有人说，信任是一抹夕阳，辉映着人间的美，如那无价的瑰宝，萦满了世人的眼球。而我说，信任是朋友脸上的一缕微笑绽放，毫无遮掩、毫无虚意，由灵魂蔓延，触发着我们心中最美的点滴，纵而在面颊间无声绽放……
2、信任，仿佛是寒冬里温暖额阳光，让每个人的心田温暖如春；信任，仿佛是三月里和煦的春风，吹拂着每个人的心房；信任，仿佛是山谷间涓涓的清泉，让每个人的心灵清澈无比；信任，仿佛是一杯香醇的美酒，令人陶醉……今天，信任也带我做了一次心灵之旅。
3、有一种美丽叫信任，它美丽着人们的心灵，美丽着每个不起眼的角落，美丽着这个大千世界！
4、信任不是别人给的，而是自己构建的。信任，维系了人与人之间关系与社会的稳定发展，信任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5、孔子言：人无信不立。意思是人没有了诚信就等于没有了立足之地。可见诚信对我们来说是千金难买呀。失去诚信只是分秒之事，可是再想获得诚信却是难上加难。
6、虽然诚信看不见、摸不着，但它体现了一个人的良心、品德、精神。让我们把诚信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诚信为侣走天下。
7、自信与自卑，正如享受一盘水果，若从最小最坏吃起，那就彻头彻尾成为一盘坏水果；反之，挑最大最好吃起，每一颗都是盘中的佼佼者，始终与美好结伴同行。吃完之后，感觉实在是一盘好水果。充满心理错觉和心理暗示，主动与被动仅一线之隔，而生命的情调也就神情悬隔。
8、信任是一缕春风，它会让枯藤绽出新绿；信任是一条纽带，它连结了无数心灵。信任又像绽放的花朵，它需要友爱作空气，忠诚作阳光，关切作雨露。
9、信任使犯人们的心灵得到净化，谁也没有中途逃走，全部如期到达。信任使青春不落幕，使鸽子不慌张，使阳光充满世界的每个角落。
10、信任是人与人沟通的必要条件，人生之幸，莫过于被人信任；人生之憾，莫过于失信别人，“信任”会让生活更美满、幸福。
11、大到民族、国家，小到团体、个人，没有信任，便如行驶在大海上的船失去了航行的路标。信任——与金钱无关，却与一个人的操行相连。当母亲将手放在患儿的额头上，当做儿女的搀扶着年老多病的父母坐在待诊的长椅上，信任的暖流便散发着芬芳，温暖着彼此的心房。
12、是那信任凝聚了我的心声，是那信任穿越了无形的心田。蓦然回首，悄然发觉，那些年，那些事，竟都如昨夜一般。信任，若如一曲高山流水，时而汹涌澎湃，时而平如西湖；时而行云流水，时而夕阳尽出。是呀！无论何时，信任都是一样的。它不分国界，不分人们，更不分你我。只要，人与人之间心灵相通，那信任便悄然而生。随即，还有一丝微笑——绽放！
13、信任就像一个魔术师，他能让人们的感情、关系更好，但有时也会让人们关系变得很糟。这下你们知道人们相互信任有多重要了吧！
14、诚信在我们实际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种美德的体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拾金不昧、诚心诚意……这些词语都是形容诚信可贵、诚信是金的意思。广告上、大街上、学校里、商场里都有诚信的踪迹。问候、赞美、安慰、祝福中都显现出了你的诚心。可以说，诚信无处不在。
15、信任，是冬日的一缕阳光，使饥寒交迫的人感到温暖和芳香；信任，使沙漠的一口清泉，使濒临绝境的人看到生命的希望；信任，是一首飘荡在夜空的歌谣，使孤苦无依的人看到黎明的曙光；()信任，是干旱过后的一场笆霖，救活了一个个脆弱的生命，点燃了一个个明天的希望……
16、信任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关键因素。假如社会的每个人都能够做好自己的本分，诚实守信，不互相猜疑，那社会就会和谐稳定，也不会造成诚信危机，人人恐慌。信任是互相的，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得到信任，而要得到别人的信任自己首先要信任他人，才能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17、信任是是夏日清凉的风，冬日里燃烧的炉火；信任是人与人的率真，心与心的坦诚；信任是做人的美德，人生的境界。
18、信任是双方交往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最美丽的语言。一个信任的眼神可以化解矛盾的坚冰，一个信任的口吻，足以让人刻骨铭心，永难忘记。对孩子，信任是母亲眼里的慈祥；对老人，信任是肩上的那付担子，老人担不动时，儿女们接过来又默默地放在自己的肩上。
第5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范文
【关键词】信任 高等教育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项目（2013JK036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咸阳师范学院校级项目（11XSYK3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人们的一种基本交往方式；既是人们社会关系的基本纽带，也是人们合作关系得以建立的前提。在学术界，研究者从不同学科对信任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在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归纳了高等教育领域内对信任问题的研究成果。
高等教育信任的理解
信任研究往往被局限于心理学领域中，人们把信任看成是存在于个人内部的性格特质，或一种经过社会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征。罗特尔指出，“信任是个体对另一个人的言词、承诺以及口头或书面的陈述之可靠性的一般性的期望，即信任是对他人言行和品质方面可靠性的信任”。心理学家萨贝尔对信任的研究则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因为他将信任的研究引向了从关系结构来理解。萨贝尔认为，“信任是交往双方共同持有的并对于双方都不会利用对方之弱点的信心”。而卢曼从新功能主义的视角出发，将信任看作一种社会关系结构，信任不仅仅只是心理学意义上微观的“人际信任”，而是宏观的“系统信任”，是建立在法律、制度等预防性和惩戒性的措施和机制的基础之上。这种认识不仅突破了以往信任研究中存在的局限，而且为信任研究提供了一种经典性范式。此后的研究者基本都是沿袭着卢曼的思路，从社会关系结构和非单纯人际角度理解信任。当前，政治学理论中提出的“政府信任”则是对信任问题的开拓性理解。对政府信任的研究显然是一种对机构与组织的信任，这既是方法论上的突破，也是对信任客体视野的开拓。高等教育机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和政府监管下的事业机构理应是公共信任的客体，人们则站在主体立场上审视和研判高等教育并在此基础上考虑是否信任它。
国外高等教育领域研究信任问题的路向
国外高等教育领域的信任研究自20世纪后期兴盛起来，相对于上述研究成果来说，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信任研究大多是应用性研究，即将其他学科就信任问题的一般理论运用到教育活动中，用以解释信任对教育机构的日常活动以及与教育相关的诸多关系的意义。依照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研究视角来梳理，可以归纳为三类。
1.从关注大学发展的视角探讨信任对于大学内部管理的意义
其一，探讨大学自身问题所导致大众对大学失去信任的情况。前斯坦福大学校长唐纳德・肯尼迪在《学术责任》一书中分析大学存在社会信任危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大学中出现的学术不端、行为失范等现象导致大众对大学信任迟疑；二是由于大学专业性运作造成外界对大学认知的不足，这种信息不充分危害了大学向外界作出解释其运行的绩效的能力，从而导致日益高涨的大众对大学的不信任。为此，他指出大学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完善大学内部管理机制来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另一方面大学人要养成诚实品质来重新赢得信任。Wayne A. Jones探讨了大学组织模式与教工向其领导者供给信任水平之间是否存在一定的关系这样的问题，用于为大学领导者改善其领导实践提供帮助，同时也为大学能很好地进行管理决策提供理论支持。
其二，研究教育机构中的人际信任问题。如Regina Dawn Woods在其博士论文中探讨大学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人际信任问题，提出了改善双方信任水平的策略模式。德国著名教育学家马丁・K・W・施威厄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教育领域的信任问题。他将信任的研究重心放在教育组织中的人际信任问题，并深究信任对于教育机构、对于班级建设和对于学生个人成长的意义，他指出“师生之间的信任是教育成功的基石，在人对人的信赖之中蕴含着学校日常生活正常运转的巨大机遇。师生间的信任能够帮助他们及早地认识问题并共同建设性地解决问题，信任可以创造一个积极的班级与学校氛围”。美国学者斯蒂芬・D・布鲁克菲尔德以同样的视角探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人际信任，并将其作为大学教师进行有效教学的策略与技能来看待。
2.从宏观的高等教育管理过程探究信任的功用问题
Lesley Le Grange撰文探讨社会信任对南非和澳大利亚两国高等教育机构交流合作和发展学术事业的重要作用。Mike Bottery在其文章中探究政府与大学教师之间的信任问题，以发现造成政府和教师间愈演愈烈的不信任的原因，他认为这是由哈耶克指称的福利国家权威主义过分滋生以及弗里德曼的市场化喧嚣所造成的，这些因素极大地影响到教育管理机构对大学和教师的态度，进而影响到对他们的聘任与留用问题。在考察英国高等教育时，马丁・特罗曾提出英国历届政府对大学信任的逐步下降，并与此紧密联系的政府对大学的持续敌意。当政府对大学的信任度呈现出下降趋势时，大学的自我改进就得不到外部的理解与支持，而那些用外部力量来推动大学改革的观点便叫嚣尘上。由此可见，信任对于大学发展具有显著的外部意义。
3.研究学生（大众）与教育机构之间的信任问题
社会学家科尔曼注意到早在1966年美国第一份全国性的研究报告就显现出大众对学校的信任呈现下降的趋势，该报告披露了美国公立学校在实施教育的机会均等等一系列政策时显露出的低效和无能。他还指出学校失去大众信任的后果，那就是政府计划发行教育债券和增收教育税的议案屡遭否决，因而极大地限制了学校的教学能力。又如俄亥俄州立大学Amit K. Ghosh， Thomas W. Whipple和 Glenn A. Bryan三人认为大学要对专业程度、互动效率、合作意向、释疑能力、利好取向、守约状况、信息交流机制和道德理性这八个方面采取相应策略精心重塑，才能赢得学生的信任，大学也方能在竞争中得到更多的生源和教育财政的支持。在信任研究问题上，他们总结有两个路向可以深入下去，其一为在组织层面分别研究政府教育管理层与学校管理层、政府教育管理层与校长、学生与学校、家长与学校之间的信任关系。其二是在组织内部研究教师之间、学生之间的人际信任关系。
塞浦路斯的Paul T. Gibbs从哲学视界撰文认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大学为赢得财政支持和迎合社会的需要将更多地提供技术性产品，这势必造成大学以牺牲自我为手段来顺从社会要求和实现自我私欲的膨胀从而舍弃自己本身所具有的审思、致学和反思的本性。他还指出，“教育并不是要去猎寻各种社会资本，而在于构建学习共同体，在这一过程中应唤起学生和老师热切地探寻智慧并且能理智地行事”。为此，他倡导学生与老师应通过创建广阔的学习共同体并在其中培植信任作为大学生活的追求，将信任作为学生和老师的一种存在方式。
国内高等教育领域信任问题的研究路向
在国内，目前对高等教育领域的信任问题的研究，只有较多的学术论文针对教育机构（组织）内部的信任问题以及教育机构与其他要素间的信任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综合起来说，这些成果的研究视角大都集中在以下两方面。
1.研究教育机构内的人际信任关系
这些研究往往从工具主义角度来理解信任，即探讨如何在教育机构内主体之间培植与运用信任以提高学校管理效率和课堂教学效度。石艳基于对人际信任的关注来探讨教育领域中的信任危机、信任类型和信任机制的建立等问题。王福友则探讨学术组织中的信任问题，其研究立场也是基于学术组织中的人际信任。在此基础上他分别探讨了学术组织中的信任的来源、信任的实现条件以及信任对于学术组织的意义等问题。与此类似，向东春则聚集于当代大学内部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之间的信任关系，指出改善中国大学组织中的信任状况必须培养学术归属感、建立信任机制和实现分工决策制度化。李晔的博士论文《师生信任及其对学生的影响》则以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师生之间的人际信任问题。他认为“信任是增加师生沟通、联系师生关系的桥梁，是进行有效教育的基础”。王平也主要探讨如何在教学中建构“信任机制”问题。他在研究中所指称的信任是“学生如何建立起对教学活动的内心期望以及对教师的专业技能、责任和义务的期待”。从研究视角来看，他既研究师生间的人际信任，也对教学活动的信任问题显示出了关切，这就意味着他对教育领域中的信任对象稍作了扩展，除了将教育领域中的置信对象放置在与教育活动相关的主体外，还将教育活动本身作为信任对象来对待，这便突破了仅囿于教育领域中的人际信任研究传统。曹正善的研究则从另一方面对传统的人际信任研究作出了拓展，他通过探索信任之于教育的意义以及信任之于教育所具有的价值，并认为“信任对教育的意义在于信任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智慧”。
2.研究外部群体对大学的信任
这一视角将研究立场放置在大学外部，从社会大众的视角来探讨人们对大学的信任问题。新近有关高等教育问责与大学信任关系的研究成为这一路向的显著反映。柳亮认为从更宽泛的社会视角来看，大众对整个社会组织都在下降，这其间当然包括大学。“当失望成为公立高等教育系统、市场驱动的高等教育系统以及所有二者相互结合系统的一个重要问题，问责的必要就突现出来了”。通过探讨问责在何种程度上破坏（或建设）高等教育系统信任的两难问题，他指出，问责制对于大学信任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通过工具性手段可以使大学教育对学生的可测量指标更为清晰，同时它又会带来潜在的破坏性，在满足大众的短期的功利性要求方面，也容易让大学偏离其公共性，长此以往反而会动摇人们对大学的终极信任，影响到人们与大学的合作关系。另有研究者以选取局部地区的乡村人为代表来探讨我国大众对大学信任的问题，通过社会调查研究来说明当前我国大众与大学合作动力减弱、学生放弃大学教育等现象。
参考文献：
[1]转引自郑也夫.信任论[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16，17.
[2]转引自董才生.社会信任的基础：一种制度的解释[D].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4：20.
[3]Wayne Jones.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of Butler’ Conditions of Trust to Birnbaum’s Organizational Models： Implications for Leaders in Higher Education [J].Journal of Leadership studies， Vol.8， No.3， 2002：10-11.
第6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范文
关键词：锦标赛理论 社会交换 市场交换 心理恐慌 管理社交距离
许多知名企业为了提高员工工作效率，促进企业经济效益，在短时间内用少数人力物力资源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将锦标赛理论广泛的运用到企业的管理之中。所谓锦标赛理论是指人们按绩效领取相应的报酬，即按工作表现的不同给与共同完成相同工作的员工不同金额的报酬，将企业内部环境营造成相互竞争的状态。这种管理模式本身与企业获取最佳利益的目的在短时间内并无大的冲突，相反，相对于一些找不出客观的业绩评定标准的工种来说，这种分配模式更加彰显了其按相对绩效付薪的优点。然而，对于这种模式的被动承担者，员工们想要赢得这场竞赛，只有两条路可以走：自己按实力及努力在工作上取得突出表现或者保证合作的同事们均业绩不佳。简而言之，从长远角度来看，锦标赛管理模式使得员工与员工之间失去信任，变相的鼓励员工之间互相使坏，导致恶性循环，使企业内部管理失去统一性及合作性，员工们各自为营，失去凝聚力，最终导致企业失去行业竞争力。因此，任何以人为活动中心的机构和组织，如果要实现长久而稳定的发展，必须进行持续有效的信任心里建设，实现企业管理模式从竞争到合作的转变。
一、宏观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两个世界的发展理论逐渐清晰。所谓两个世界，分别指以社会交换以及市场交换为基础的两个宏观大背景。要想取得经济大背景下的利益最大化，除了遵守被市场规范所统治的市场交换以外，更要注重被社会规范领导的社会交换。市场规范不存在任何模式的主观色彩，界限分明，交换模式清晰严格的：工资，价格，租金，利息，以及成本和利益。在我国宏观调控的经济策略下，市场交换得意有条不紊的进行。相反，主观色彩较重的社会交换则显得相对被动。社会规范包括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友好请求以及公共关系的建立，它包藏在社会本性和共同需要之中，并不像社会规范一样具有明确的界限和法则，并不要求立即的平等的法则，因此社会规范的建立具有未知性及不确定性。然而社会规范发展的必要因素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心理建设，一旦信任心理建设被打破，社会规范将很难重现。
不仅如此，市场规范同样需要信任建设，对于市场规范来说，市场的信任完全在于品牌和声誉，属于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外部信任，《财富》杂志把每年评选出来的“全世界最受尊敬的公司”名单称为“企业的声誉成绩单”，显示了声誉与建立外部尊重的重要性。
二、信任心理建设的重要性
缺乏信任心理建设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造成心理恐慌。心理恐慌是一种灰色的心理状态，处于心理恐慌状态下的人往往不敢面对危机，沉默寡言，对未来失去信心。美国心理学家马丁赛里格曼提出的“习得性无助感”是心理恐慌的典型表现，它指的是有机体接连不断地遭受挫折所产生的一种无能为力，听天由命的心理状态。在企业及工作中的具体结果即导致员工逃离工作，消极的认为自己的人生没有价值，甘愿成为经济危机下公司和同事的牺牲品。这种现象最典型的案例即华为的自杀事件。
华为在频频出现自杀事件前，作为薪酬高，效益快的高科技公司与跨国公司在主流市场以主流产品竞争，毫不逊色，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广泛赞誉及关注。但多起员工自杀事件引起了社会对华为的运作模式，企业文化开始反思，其以竞底为特点的管理模式的弊端逐渐显现。竞底是一种以打击自己或他人的底线，从而获得竞争优势的恶性竞争模式。据调查，华为公司内部的管理模式非常严格，员工在签订劳动合同后被迫超长加班以及完成明确的业绩目标。许多从事技术研究的员工在压力极大的工作环境中普遍采用发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沟通，这种相对欠缺交互性的沟通方式使得员工之间关系淡漠，彼此之间缺乏信任，更加重了员工们的心理负担。这种无止境的恶性循环最终将导致华为逐渐丧失在IT业的竞争力。
三、如何进行信任心理建设
信任心理建设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分别是员工与员工之间的信任建设以及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的信任建设。
要建立员工与员工之间的信任，公司必须制定公开透明的机制并且努力营造一个和谐的工作环境。企业以人为管理为中心，不可避免的存在各种内部政治问题，为了让员工能够长久的留在企业并为企业创造福利，企业应该不遗余力的确保每个人都有公平的竞争平台，使他们感受到自己在企业中的价值，营造同事间良好的工作氛围。
同样的，培养管理者与员工之间的信任也至关重要。作为企业的管理者，他必须信守承诺，建立自身的信任感，并且将信任传递出去，增强员工的忠诚度。在信任经济学里，人们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往往要支付无形的低信任税，缺乏信任会使经营成本翻倍，相反，在信任度很高的情况下，企业管理者会收到成正比的信任红利。
有效的信任心理建设会帮助管理者建立真诚的追随者，这种追随者与领导者的关系在社会交往关系中相对稳定，良性的关系会增强员工的工作责任感与使命感，帮助领导者减轻企业的管理的困难，建立和谐的企业内部文化，从而推动企业的长远发展。企业领导者为了增加随者的忠诚度，必须明确控制自己与员工之间的管理社交距离。一方面，领导者要适当与员工亲近，了解员工的生活以及工作状态，积极认可员工的工作表现，使其获得工作的存在感以及对领导者的信任度。另一方面，管理者不可与员工建立过于亲密的关系，管理者应当明确自身的社交目的，不可丧失领导的威信。
信任心理建设是企业管理不容忽视的问题，信任心理建设可以推动企业的长久运营，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管理者作为企业的代表应主动承担起推动信任心理建设的责任，实现企业与员工间的互惠互利。
参考文献：
[1]史蒂芬.柯维，鲍勃.惠特曼，布瑞克.英格兰，不可预知时代的可预知结果，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第2版），65，85，112
[2]史蒂芬.M.R.柯维，丽贝卡.R.梅丽尔，信任的速度，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第3版），310-311，398
第7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范文
[关键词]虚拟社区；消费者；信任
[中图分类号]F063.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05-0034-04
一、引 言
在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来源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法律制度保障下的交易关系。互联网打破了信任所
依存的传统社会环境。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网民对互联网信任度较低，只有35.1%的网民表示对互联网信任[1]。网络虚拟社区的出现使人们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障碍进行交往，交往对象不再受限于血缘关系和地理区域。虚拟社区的匿名性、开放性、虚拟性和时空分离特性等特征打破了现实社会中的人际信任保障机制，信任问题成为人们研究虚拟社区的主题之一[2]。
虚拟社区存在多种形式和类型，其中，消费者为了购物、消费和交易所聚集的虚拟社区成为主要类型之一。虚拟社区作为网络环境下诞生的商业模式，保持一定数量的成员规模是其产生商业价值的基础，而信任又是消费者加入虚拟社区、进行互动的关键影响因素。信任是一个多学科的概念，学者们对虚拟社区信任的认识还处在初步探索阶段。本文试图从消费者视角探讨虚拟社区信任的作用机制和]化模式，为深入研究虚拟社区信任关系的形成机理抛砖引玉。
二、虚拟社区信任的涵义
Mayer、Davis和Schoorman（1995）认为，信任是指“无论是否具备监视和控制对方的能力，基于对方会采取对自己特别重要的行动的期望，信任方接受被信任方行动伤害的意愿”，信任的本质不是冒风险，而是冒风险的意愿[3]。虚拟社区信任是消费者在依托网络空间的虚拟情境下所产生的一种信赖心理状态，可以分解为技术层面的信任（技术信任）、制度层面的信任（制度信任）和人际层面的信任（人际信任）等三个层次。
技术信任是消费者对社区网站技术系统的稳定性、保密性和社区网站功能多样性产生的信赖感知，比如，加入虚拟社区不会遭受网络病毒侵犯，不会泄露个人隐私。技术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对消费者参与虚拟社区的意愿产生影响，它影响消费者是否愿意加入虚拟社区，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在加入时是否愿意提供真实的个人信息，是否对虚拟社区产生依赖感。如果虚拟社区不能提供基本的技术信任，将使消费者缺乏安全感，削弱他们参与虚拟社区的动力和提供真实信息的积极性。技术信任来源于消费者在注册和登陆虚拟社区时对社区网络技术系统的感知。
制度信任是消费者对虚拟社区制定的规章制度、约定及控制措施的信赖感知。社区网站为了调节成员间的虚拟社会关系，需要建立一定的规章制度来约束成员的行为，对成员的某些行为给予激励或者惩罚，维持虚拟社区中的社会秩序。虚拟社区制度由社区运营商制定的制度和各个论坛版主制定的版规构成，对成员在虚拟社区中的在线交往提供一定的保障作用，但对线下活动几乎没有任何制约作用。
人际信任是指消费者个体对其他成员个体和成员群体的信赖感知。在匿名环境下，由于成员的身份、性别、年龄、喜好和社会身份等各种信息都不为人真正所知，消费者需要在互动中感受对方的能力、友善和诚实，做出信任判断。Ridings、Gefen和Arinze（2002）认为，虚拟社区信任要放在人际关系的背景下去理解，因为成员个体不仅仅是与一、两个成员的交流，发出的帖子还面向群体，信任是在成员个体与由陌生人构成的群体之间形成，是一种广泛意义的群体信任[4]。人际信任形成于成员间的互动过程，对社区成员信任的结果将可能使消费者愿意接受成员的信息，采纳对方的建议，也使消费者愿意向其他成员提供信息和意见，并与对方保持长期交流的关系。
在虚拟社区信任中，技术信任是前提，制度信任是基础，人际信任是核心。技术信任是消费者加入虚拟社区的前提条件，虚拟社区在技术上的安全设置（如密码保护措施）为消费者提供了基本的信任。如果消费者失去基本的信任，就会无情地抛弃虚拟社区，不再参与和登陆，当然也就不再与虚拟社区的成员开展在线交流活动。社区制度是消费者在虚拟社区中进行在线交往和发生社会关系的基础，制度信任为消费者信任虚拟社区成员提供了制度保障。虚拟社区信任的核心是人际信任。匿名性和虚拟性影响社区成员建立有效的人际信任。只有形成人际信任，才意味着拥有真正意义上的虚拟社区信任。人际信任促进技术信任和制度信任，赵玲等人（2009）的研究表明，成员间的相互信任能激发成员对虚拟社区运营商的信任[5]。
三、虚拟社区信任的作用机制
虚拟社区信任具有商业价值，是虚拟社区产生商业价值和营销价值的基本条件。虚拟社区信任的商业价值表现在对消费者的参与行为和商业行为的直接影响上（如图1所示）。
虚拟社区信任直接影响消费者的参与行为。消费者的参与行为包括加入和参与。加入是指消费者在虚拟社区注册并拥有成员身份，可以发帖和参加社区中的讨论。没有加入，就没有发帖的权限，只能作为一名浏览者旁观。信任使得众多的消费者加入虚拟社区。Lin（2006）的实证研究表明，感知信任影响成员参与虚拟社区的态度[6]。但是，消费者在成为虚拟社区的成员之后，并不一定会与其他成员进行在线交流。虽然成员并非出于信任才与其他成员进行交流，但信任的存在才能使虚拟社区的成员彼此进行深入交流，并对虚拟社区产生粘性。Ridings、Gefen和Arinze（2002）研究发现，信任增加成员提供信息和获取信息的意愿，是支撑虚拟社区的陌生成员之间自愿性合作行为的关键要素和预测成员信息交流意愿的重要指标[4]。Wu和Tsang（2008)的研究结果证明，信任影响成员对虚拟社区的粘性和分享信息的意愿[7]。可见，信任为虚拟社区成员的持续互动提供支持作用。
虚拟社区信任直接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和消费行为。虚拟社区作为一种沟通平台，为消费者交流购物信息、分享购物经验、传播消费观念和寻找交易对象提供了便利。信任的存在使得消费者相信来自虚拟社区成员的购物信息和购物建议，信任程度直接影响消费者接纳虚拟社区成员的推荐意见的程度。徐小龙和黄丹（2010）通过对天涯社区“手机数码”论坛调查发现，社区成员58.2%的帖子互动内容为购物询问和意见提供[8]。赵玲等人（2009）研究结果表明，成员间的信任影响成员从虚拟社区获取产品信息的意向，这种意向和对商家或虚拟社区运营商的信任又最终对成员从社区或商家处购买产品的意向产生正向影响[5]。虚拟社区信任将使成员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其他成员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观念的影响。虚拟社区信任还影响消费者对虚拟社区中的购物信息的再传播行为。出于信任，消费者将从虚拟社区搜集的购物信息向现实环境中的亲朋好友传播，使购物信息从网上向网下扩散，从而影响网下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虚拟社区信任对消费者的交易行为产生影响。虚拟社区作为一种电子商务平台，可以供虚拟社区成员之间或者成员与虚拟社区运营商进行交易活动。如果不能提供足够的信任，社区成员之间难以开展商业交易。虚拟社区信任为成员的交易行为提供基本的保障。在虚拟社区中，信任使成员对社区群体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进而产生社区意识。信任使得成员之间建立互利互惠的关系。信任程度越深，归属感和认同感就越强，成员之间的关系就越紧密，虚拟社区就会由一个松散的组织向紧密合作性组织方向转化，所拥有的市场力量就会越强大。日益增多的虚拟社区“团购”现象就说明，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虚拟社区成员群体拥有了较大的讨价还价力量。台湾学者皮世明和李依珊（2009）的实证研究表明，信任直接影响虚拟社区群体的团购意图[9]。
四、虚拟社区信任的]化模式
虚拟社区信任在消费者的心目中存在一个产生、保持和终止的]化过程（如图2所示）。消费者在接触虚拟社区时，只可能产生初步的信任感。在与虚拟社区成员的交互过程中，消费者对虚拟社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既可能保持最初的信任程度，也有可能加深信任感，或者维持着对虚拟社区某种程度的信任。消费者在经历过一段信任之后，消费者有可能因为某种原因不再信任虚拟社区，终止信任关系。虚拟社区信任发展过程可能由信任产生直接转变为信任终止，中间并不经历信任保持阶段。
与虚拟社区信任发展过程相对应，消费者对虚拟社区存在三种心理状态：初始信任、持续信任和不信任。初始信任是消费者在初次接触虚拟社区时产生的信任感。持续信任是消费者在参与虚拟社区的过程中获得和持有的信任，实质是消费者对虚拟社区的信任保持在初始信任水平或者更信任的心理状态。持续信任是一种动态的信任关系。当信任未能得到有效保持时，信任关系就会终止，由此转变为不信任的心理状态。
初始信任是持续信任的前期阶段，也是虚拟社区持续信任形成的必要条件。有学者认为，初始信任可能决定信任方与被信任方将来互动的程度[10]，初始信任水平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成员对于被信任方后期信任的发展[11]，但初始信任并不必然导致持续信任，而是有可能直接转到不信任的心理状态。当持续信任的条件和依存的社区制度发生变化时，原有的信任度不断衰减，造成消费者对虚拟社区及其成员产生不信任感。初始信任、持续信任和不信任实质是消费者在虚拟社区所经历的三种不同的心理状态。
在虚拟社区信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信任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初始信任产生于消费者与虚拟社区的初次接触，消费者在接触虚拟社区前一般存在一种信任的信念或者倾向。初始信任只有依靠第二手资料、情景因素或者个人的直觉判断来做出信任推断[12]。在初始信任中，技术信任为主，制度信任为次，人际信任尚未形成。消费者的初始信任建立在对虚拟社区网站所展示的技术特性及社区制度的认知上。虚拟社区的安全性、有用性、易用性、美观性和外部声誉将是初始信任形成的决定因素。除了虚拟社区技术特性因素，初始信任也受到消费者个体的信任倾向的影响。消费者会根据自己的网络经验和经历对虚拟社区产生一定的信任倾向。
持续信任是成员间通过互动形成连续信任的一种心理状态。这种状态的存在依存于成员在群体中形成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依靠的社区控制手段。由于虚拟社区控制手段的效力比较有限，成员间的信任关系主要是双方策略和利益计算的博弈结果。在持续信任中，人际信任取代技术信任成为主体，制度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人际信任的发展。在虚拟社区中，社区制度的约束力非常有限，无法发挥足够的保障作用。成员间的信任往往依赖非正式的手段，比如双方交流的频繁程度、交往关系的深度、对方的声誉等。持续信任并不是一个恒量，随着人际信任程度的变化，持续信任的信任水平也将发生相应的改变。
不信任源于成员间的信任关系受到破坏或者成员对虚拟社区网站失去信任。成员间的机会主义行为会损害双方的信任关系，比如采取欺骗手段、提供虚假信息、不履行承诺。双方在交流中采取消极的态度和不恰当的交流方式，比如谩骂、讽刺、诋毁对方，也会影响双方原有的信任关系。如果虚拟社区管理者没有对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做出公正的处理，将降低他们对虚拟社区的信任。如果虚拟社区运营商为了谋取私利，出卖成员注册的资料信息将直接导致信任关系终止。
五、结束语
消费者成员是虚拟社区的重要资产，要保持和增加这种资产，需要维持和增强虚拟社区信任关系。虚拟社区因信任关系的存在而产生商业价值。在虚拟社区中，信任是消费者的主观认识和心理感知，而且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化的状态。虚拟社区运营商所提供的技术措施和社区制度只能提供初始信任，建立和加强持续信任才是虚拟社区运营的重点。因此，虚拟社区要通过建立和执行严格的版规制度和促进成员之间的深度交流来打造良好的信任环境。
在虚拟社区信任]化中，持续信任的形成是一个重要环节。持续信任本质上是成员间的互动交流和利益博弈形成的人际信任，具有内生的特性。成员间的互动程度与持续信任互为作用，互相促进，具有密切的相关关系。高互动的成员之间容易形成高信任度，高信任度又将增进成员间的互动频度和交流深度。建立在高互动基础上的持续信任将激发和增强成员对虚拟社区的归属感、认同感和社区意识，社区归属感、认同感和社区意识又将促进成员的互动程度，提高虚拟社区的信任水平。显然，剖析持续信任的影响因素、]化路径和内生机制是亟待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第8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范文
摘要：人际信任、政府信任对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信任危机在当今社会日益凸显。利用Stata软件，对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校园生活和社会意识"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研究生的政府信任状况呈"央强地弱"的格局，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远远高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特殊信任对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均有显著影响，普遍信任仅对地方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地方政府信任对人际信任有显著影响，而中央政府信任仅对特殊信任有显著影响。因此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高校要加强研究生团结互助教育，政府也应规范自身行为，以提升研究生的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水平。
中图分类号：D035； C91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6）01-00-07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Government Trust in the Graduate Students
―A Case Study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ZHAO Huizeng， WANG Siqi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 Law，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Key words： graduate students trust； interpersonal trust； specific trust； generalized trust； government trust
Abstract：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government trust is essential to social 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the crisis of trust in todays society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We used Stata software to analysis the survey data of “graduate students campus life and social awareness” in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aduate students trust in government is the “central strong local weak” patter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rust is much higher than the local government trust； Specific trust has significant effect both on graduate students central government trust and local government trust， and generalized trust only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ocal government trust； Local government trust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of the graduate students，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rus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pecial trust of the graduate students.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graduate students training， universities should strengthen the unity and mutual aid educa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gulate their own behavior to promote the students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government trust level.
一、引言政府信任作为关系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得到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一个值得信任的政府能够提升社会信任，促进社会和谐与合作，降低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执行成本〔1〕。政府信任水平过低，会阻碍政策的实施和执行，增加社会成本〔2〕。现有研究表明，在当代社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政府信任的下降问题已经成为国际间公共治理领域的共同现象〔3〕。
政府信任，通常指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将运作产生出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4〕，从层级上可以将政府信任划分为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目前有关政府信任的研究多集中在其现状及影响因素方面，如我国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在层级上呈现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大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即“央强地弱”的趋势〔5〕；对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在社会资本和政府绩效上，其中人际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个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关注，现有研究大多认为人际信任特别是其中的普遍信任是政府信任的基石，是政府信任的有效解释变量〔6〕，但也有学者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未必存在很强的相关关系〔7〕。与此同时，相对于大多数学者探讨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也有一些国外学者将人际信任作为因变量，分析政府信任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得出了具有争议性的结论。而国内有关此类问题的研究十分匮乏。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1期赵慧增研究生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关联性实证研究――以西南交通大学为例目前学术界有关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研究对象大多为公民整体的范畴，近年来也有部分针对大学生群体的研究，但并未对大学生群体进行细分，缺乏单独关于研究生的相关研究，特别是缺少有关政府信任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研究。研究生作为高学历群体，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的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情况对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培养正确、合理的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不仅有利于研究生自身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有助于保障整个国家的安全稳定。那么，当前研究生的人际信任、政府信任处于何种水平，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如何，二者能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产生影响？特别是研究生对政府的信任能否增进对他人的信任？本文将以2015年5月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校园生活和社会意识”调查的数据资料为基础，分析研究生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现状，并探讨研究生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目前学界对信任尚无统一的定义，卢曼认为信任是社会复杂性的一种简化机制，为了简化以或多或少不确定的复杂性为特征的未来，人们必须信任〔8〕。人际信任属于社会信任的范畴，包括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特殊信任是建立在血缘、亲情或友情之上的信任，这种信任使人们将自己的信任范围局限于自己所熟知的群体；普遍信任是指对自己所属团体之外的陌生人的信任〔9〕。
（一）政府信任影响因素回顾
国内外学者对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做了大量的探讨，其中文化和制度因素被认为是解释政府信任的两大路径。文化因素主要包括以威权主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以社会信任、社会参与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制度因素主要指政府治理绩效。如后梦婷根据五大城市抽样调查的数据，验证了政府绩效、威权主义和社会信任对政府信任具有显著影响〔10〕；杰利用CGSS 2010调查数据，研究了威权主义和人际信任正相关于城乡居民的政府信任〔11〕。
除此之外，还有学者研究信息公开、政府服务质量、政府声誉等角度研究了影响政府信任的因素。如芮国强在调研289名公众的基础上，研究了政府信息公开和政府信任的关系，发现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渠道和效果都对政府信任产生积极影响〔12〕；同时，芮国强将政府服务质量分为政府服务的有形性、可靠性、反应性、保证性和关怀性，实证分析了政府服务质量对政府信任具有提升作用〔13〕；徐贵宏则认为良好的政府声誉和能力是影响非政府组织对政府部门信任的重要因素〔14〕。
（二）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联性
关于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问题，国内外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Stolle通过研究发现人际信任中的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即普遍信任越高，政府信任则越低〔15〕。帕特南认为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也许有关也许无关，在理论上应该将两者区别对待〔16〕；卡斯通过研究西欧的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后发现，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只存在微小的正向影响〔17〕；尤斯拉纳认为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人际信任的下降将会导致政府信任的衰落〔18〕。
我国学者主要通过实证分析研究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如张海良基于CGSS 2010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对政府信任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9〕；谢治菊基于江浙和贵州高校的实证调查认为大学生的社会信任对政府信任有显著影响，其中普遍信任对政府信任有明显的正向作用，特殊信任的影响较小〔20〕。
相比于大量关于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影响问题的研究，国外有部分学者将政府信任作为自变量，人际信任作为因变量，研究政府信任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但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如Newton认为社会信任与政府信任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信任，具有不同的起源，需要用社会变量解释社会信任，用政治变量解释政府信任〔21〕；什托姆普卡通过对波兰的实证研究，认为一个可信的政府能够促进普遍信任的提升〔22〕；Rahn也认为信任政府能够促使信任他人的产生〔23〕。
国内有关政府信任对人际信任影响的研究极少，主要有谢治菊通过对贵州和江苏农村的实地调查分析，得出村民对政府的信任能够增进他们对社会的信任〔24〕；罗龙真利用CGSS 2010的数据，通过统计分析认为政府信任是社会信任的一个有效的预测变量，对政府越信任的人则倾向于越信任他人〔25〕。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可以看出，学者对于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存在争论，国内外学者通过经验研究以及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甚至互相抵触的结论。这些研究大多关注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忽视了政府信任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同时也缺乏针对研究生群体的专门研究。本文将人际信任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将政府信任分为中央政府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试图考察研究生人际信任、政府信任现状，以及研究生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即在研究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之外，同时将人际信任作为因变量，政府信任作为自变量，探讨研究生政府信任对人际信任的影响，运用实证方法对以上问题进行检验，为此方面的学术争论提供新的理论依据。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测定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资料来源于2015年5月在西南交通大学进行的“研究生校园生活和社会意识”调查，该调查由美利坚大学吕杰副教授组织的“抽样调查技术与方法”课程小组设计并实施。本次调查旨在了解研究生的校园生活经历，以及对当下社会热点问题的思考和看法等。调查范围覆盖西南交通大学在读研究生，采用随机抽样、问卷面访方式，共采集问卷130份，对问卷中所收集的数据采用Stata 12.0进行处理分析。具体的调查问卷样本属性见表1。表1调查问卷样本属性
（二）变量测定
1.因变量与自变量
由于本文研究人际信任和政府信任之间关联性，故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均将作为因变量与自变量进行两次研究。
模型4显示，研究生普遍信任信任，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后，政府信任中的地方政府信任对研究生普遍信任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系数分别为0.458，而中央政府信任未能对普遍信任产生显著影响。同样在本模型中，人口学变量均未对研究生普遍信任产生显著影响。
因此，模型3和模型4可以总结为：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后，地方政府信任对研究生人际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中央政府信任仅对研究生的特殊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研究生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那么将会提升他们对整个社会的信任程度；而研究生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也将会提升他们对亲友等熟悉的人的信任程度。年龄、性别、居住地以及政治面貌等人口变量对研究生人际信任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在有关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的相关研究中，不同的学者对其中的关系具有不同的观点，本文利用西南交通大学“研究生校园生活和社会意识”调查的数据资料，将人际信任分为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将政府信任分为中央政府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探讨了研究生的人际信任、政府信任状况，比较了研究生对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信任的异同，研究了研究生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联性。通过本文分析，主要得到以下结论和建议：
信任状况方面，研究生的政府信任状况呈现出“央强地弱”的总体格局，同时研究生的特殊信任高于普遍信任，即研究生对亲友等熟悉的人的信任度要高于对社会中陌生人的信任度，但二者的信任水平均较高，不同维度的因素对研究生不同层级政府的信任情况显现出不同的效果。
人际信任对政府信任影响方面，研究生的特殊信任对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特殊信任水平越高，则对政府的信任度也越高；普遍信任在地方政府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检验，但在中央政府模型中未通过显著检验。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人口学变量在两个模型中均未能通过显著检验。因此，本研究中的人口学变量对研究生政府信任的影响仅局限与本调查样本中，不能推及到整个研究生群体之中。
政府信任对人际信任影响方面，研究生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有助于转化为人际信任，即研究生对地方政府越信任，则将提升他们对整个社会人群的信任程度；研究生中央政府信任对特殊信任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央政府信任对于研究生信任自己熟悉的人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学校不仅要注重对学生进行文化知识教育，同时也应关注学生对亲友、同学以及整个社会人群和政府机构的信任度，加强对研究生群体的团结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各级政府也应规范自身行为，提升执政能力和治理绩效，争取获得研究生群体更高水平的信任，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研究生的人际信任水平。
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本次调查没有进行严格的分层抽样来选取样本，可能会使样本的代表性存在一定的问题。同时研究生人际信任与政府信任之间的关系可能是非常复杂的，本研究仅通过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在最终的研究结论中可能存在一定的披露，如果能够加上其他定性的研究方法，如深度访谈法，扎根法等，可能会有更为全面与准确的发现和结论。
参考文献：
〔1〕Putnam，R.D.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Modern Italy〔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2〕马得勇.政治信任及其起源――对亚洲8个国家和地区的比较研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7（5）.
〔3〕张成福，边晓慧.重建政府信任〔J〕.中国行政管理，2013（9）：7-14.
〔4〕胡荣.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J〕.社会学研究，2007（3）.
〔5〕Li，Lian Jiang.Political Trust in Rural China.Modern China.2004（2）.
〔6〕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J〕.社会学研究.2011（1）.
〔7〕K Newton.Trust，Social Capital，Civil Society，and Democracy〔J〕.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ciew，2001，22（2）：201-214.
〔8〕卢曼.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52-61.
〔9〕谢治菊.大学生特殊信任、普遍信任与政府信任成长之关联研究――基于江浙和贵州高校的实证调查〔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13，1（4）：18-16.
〔10〕后梦婷，翟学伟.城市居民政治信任的形成机制――基于五城市的抽样调查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14（1）：112-118.
〔11〕杰，乔文俊.中国城乡居民政府信任及其影响因素〔J〕.南京社会科学，2014（8）：73-39.
〔12〕芮国强，宋典.信息公开影响政府信任的实证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2（11）：96-101.
〔13〕芮国强，宋典.政府服务质量影响政府信任的实证研究〔J〕.学术界，2012（9）：192-201.
第9篇：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范文
关键词：高职学生；自尊；信任
中图分类号：G715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08-0170-03
自尊不仅是自我系统中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特质，而且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格变量，以心境的方式影响、制约人的情感和行为，如人的幸福感、攻击性、人际关系、学业成绩等。同时，自尊也受到个体学历、家庭环境、性别、城乡差异、经济水平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信任是人类交往过程中表现的人性态度，对群体的共处、合作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有直接的影响。对于青年学生来说，信任也与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人格的发展、能否形成良好社会性有紧密的关系。已有一些研究者关注并研究了中学生、大学生群体有关自尊、人际信任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但对于大学生中的“特殊群体”――高等职业院校学生的关注程度还不够，不能把高职学生简单地归入大学生的研究范畴。对于高中毕业生来说，是选择普通本科院校还是高等职业院校继续深造并不是在选择偏重理论学习和偏重实践学习之间做选择，而往往是因为分数原因无法进入普通本科院校才选择高等职业院校。尽管本科院校之间差异也很大（录取分数、软硬件条件等），但都统称为“本科”，与“高职”这个称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高职”这个称谓隐含的传达并暗示着更多的意义。这对高职学生的自尊、信任等心理因素以及它们之间关系会有怎样的影响，正是本研究试图了解的问题。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抽取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在校大学生350人进行问卷测查，回收问卷320份，删除无效问卷后，共计有效问卷317份，有效回收率为90.57%。
2.研究方法。调查由心理学专业教师担任测试员，在教室集体施测，以保证环境安静、有序。测试开始前统一说明研究目的、意义以及量表的填写方式，测试时间约25分钟。调查采用无记名的方式，以便尽可能获得真实信息。
3.研究工具。量表：①自尊量表（The self-Esteem Scale，SES），Rosenberg于1965年编制，由10个条目构成，分4个级别评分，总分数分值越高，则自尊度就越高；②信任量表（Trust Scale），Remple & Holmes于1986年编制，量表由18个条目构成，分7个级别评定，每个项目得分累加就可以得到量表的总分数，分数值越高即信任度越高。
统计工具：SPSS 13.0软件包。
二、结果
1.在性别差异方面，高职学生自尊和信任的得分检验结果。根据自尊、信任量表的得分，用SPSS统计软件对男、女高职学生的得分进行t检验（独立样本），统计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显示的数据可知，在性别差异方面，男、女高职学生的自尊和信任量表得分没有显著差异（P>0.05）。
2.在城乡差异方面，高职学生自尊和信任的得分检验结果。根据自尊、信任量表的得分，用SPSS统计软件对不同生源地（城市、乡村）高职学生的得分进行t检验（独立样本），统计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显示的数据可知，在城乡差异方面，来自城市的高职学生和来自农村的高职学生的自尊和信任量表得分没有显著差异（P>0.05）。
3.在是否独生子女方面，高职学生自尊和信任的得分检验结果。根据自尊、信任量表的得分，用SPSS统计软件对高职学生中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得分进行t检验（独立样本），统计检验结果见表3。
由表3显示的数据可知，高职学生中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自尊和信任量表得分在统计结果上存在显著差异（P
4.高职学生自尊与信任的相关分析。为了更深入地了解高等职业院校学生自尊与信任之间的相互关系，将高职学生在自尊和信任量表中的得分进行相关分析，通过统计分析得出相关系数为-0.245，P
三、讨论
1.高职学生自尊、信任的性别差异。由表1显示的数据可知，男、女高职学生的自尊、信任量表得分没有显著差异，这与国内大多数学者关于大学生自尊、信任在性别差异上是否明显的研究结果一致。例如，王建平进行的大学生自尊水平研究中，从三所大学抽取288名在校大学生进行调查，发现男、女生自尊不存在明显差异；闫博、刘香段、段晶晶等人对医学院大学生进行的自尊调查也发现，男、女大学生在自尊水平上没有差异。郑信军在对大学生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中，通过调查发现人际信任受性别差异的影响不大。邹娟关于大学生人际信任的相关因素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2.高职学生自尊、信任的城乡差异。由表2显示的数据可知，在城乡差异方面，来自城市的高职学生和来自农村的高职学生的自尊和信任量表得分没有显著差异。这个结果与相对较早的研究结论相反，如王欣等在2003年对河北省大学生进行的自尊调查研究，认为大学生自尊水平具有城乡差异，农村学生自尊水平低于城市大学生。但与近期的研究结论一致，如闫博、刘香段、段晶晶等人在2010年对医学院大学生进行的自尊、人际信任调查发现，城乡差异没有给大学生的自尊和信任水平带来差异。这个现象说明，随着近年来社会的发展，城乡差异逐渐减小。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迈进，城市的各种便利条件（如交通、医疗、通信等）的优势已不再特别明显，城乡间的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等都在逐渐接近。另一方面城市的就业压力、高房价、高生活成本、高环境污染、高拥挤度等问题越来越凸显，使很多城市人向往更加接近自然、更环保、更绿色的生活。在这些条件的此消彼长之间，生活在城市和乡村的人们对自身环境的认知在改变，认知的改变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心态，使原先心态上的城乡差异逐渐消失。
3.高职学生是否是独生子女在自尊、信任上的差异。由表3显示的数据可知，高职学生中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自尊、信任水平在统计结果上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非独生子女高职学生自尊水平高于独生子女高职学生自尊水平且差异达到显著水平，这与已有的一些研究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独生子女相对而言来自城市的较多，非独生子女相对来自农村的较多，正如之前分析的自尊水平城乡差异的消失，影响了这一结果。而且以往认为的独生子女由于所能占有的生活资源较多（也包括父母的期待、关爱等），所以自尊水平较高的观点也受到了挑战。独生子女幼年及青少年时期所获得的众星捧月的待遇，也在其成年后转变为养老负担的成倍增长，这一状况已经逐步发展为社会问题，很多独生子女的家长、独生子女本人都意识到这一问题，因此独生子女已经不是值得羡慕的，其自尊水平也相应受到影响而下降。独生子女高职学生在信任水平上高于非独生子女高职学生且差异达到显著水平。这可能是由于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作为“天然的”玩伴，相对于非独生子女而言，他们在幼年缺乏稳定的同伴而体验更多的孤独感，为了消弱这种孤独感，就需要建立人际关系，而信任又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独生子女为了更容易地交到朋友，也就倾向于提高信任水平。
4.高职学生自尊与信任的关系。自尊和信任是两个重要的心理维度，国内对这二者之间关系的探讨有很多，无论是对中学生还是大学生的调查都得到一致的结果，自尊和信任之间是呈正相关的关系。这些研究认为，自尊水平高的个体因为从父母身上感受到比较多的理解和关怀，所以与自己的父母更容易建立信任，从而也影响个体对待事物的态度，使他们对自己充满信心，也积极地对待身边的事物，更容易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得主动、积极、信任。相反，自尊心水平低的个体往往表现得信心不足，从怀疑自己延伸到怀疑别人，使得信任水平较低。
然而，本研究通过对高职学生在自尊和信任量表中的得分进行相关分析发现，高职学生自尊和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但却是负相关，这与之前一些学者对中学生、大学生群体的调查结果相反。这可能是因为，高职学生虽属于大学生群体的范畴，但是又有其特殊性。大多数高职学生在中学毕业后选择进入高职院校继续深造，并不是出于要选择更偏向实践技能培养的目的，而往往是分数原因造成他们不能选择普通本科院校，只好退而求其次，进入高等职业院校。虽然也是称之为上大学，但又区分出“本科”和“高职”的称谓。这种鲜明的对比，使“高职”这个称谓隐含地传达并暗示着更多的意义，时时在刺激着很多高职学生的自尊。一部分因为发挥不良或报考志愿失误等原因而进入高职院校的学生，会产生不服气的思想；确实由于学习水平原因而进入高职院校的学生，也很容易产生分数高、学习好不代表成功等学习无用论的思想。这都会使他们出于自我保护的心态，提高自身的自尊水平，但这种高自尊水平却不是从自信中得来的，也就不会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上表现出相应的水平。而对于另一部分能客观认识，并接纳自己的高职学生来说，他们能较好地控制自己的心态，比之前一种情况的学生表现的自尊水平要低，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反而能在信任水平上比前者要高。此外，也可以大胆假设自尊与信任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正相关关系而是倒U型曲线的关系，即过低、过高的自尊水平都会使信任水平降低。当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探索。
四、结论
1.高职学生的自尊、信任不存在性别、生源地差异。
2.高职学生中非独生子女自尊得分高于独生子女，且统计检验差异显著。
3.高职学生中独生子女信任得分高于非独生子女，统计检验差异达显著水平。
4.高职学生自尊和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
参考文献：
[1]张灵，郑雪，温娟娟.自尊的心理结构与作用[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1）：126-130.
[2]李虹.大学生自尊状况的调查研究[J].心理与行为研究，2003，（2）.
[3]蔡溢，等.大学生自尊状况及其相关因素分析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6，（5）.
[4]卢光莉，陈超然.大学生人际信任状况的研究[J].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
[5]杨邵宁，贾蕊，陈祥丽.高中生自尊和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2004，（5）.
[6]汪向东，王希林，马弘，等.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增订版）[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
[7]王建平.男女大学生自尊的比较研究[J].韩山师范学院学报，1998，（12）.
[8]闫博，刘香段，段晶晶.医学生自尊与人际信任的相关研究[J].中国健康心理学，2010，18（3）.
[9]郑信军.大学生的人际信任与人格特征的相关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1998，（2）.
[10]邹娟.大学生人际信任状况及其相关因素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