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人关爱作文精选(九篇)

第1篇：人与人关爱作文范文

游子身声衣，

临行密密缝，

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一首[游子吟]道出了千百年来，母爱的伟大及无私。我们的生命都是母亲给的，人说母爱是一种天性，在任何时候都一样。

得意的时候，母亲不一定能在我的身边和我一起分享成功的喜悦。但她那淳淳教诲总能让我不再迷失自己。

失意的时候，母亲一定能在我的身边。她的鼓励及安慰，总能让我在逆境中找到自我。

多年来，得到了母亲诸多的关怀及爱护，总想为母亲做点什么，买点什么。那怕是做一顿饭，买一件衣服。但母亲总说：做父母不图儿女什么，只要你们能幸福、快乐，不再让父母为你们担心，这就足够了。这就是一个母亲的要求，很过分吗？不！这是最少最少的要求，这也是做子女的最基本的要求。当我做错事的时候，当我看到母亲那苍老的脸上那晶莹的泪滴，当我在半夜的时候听到隔壁传来的咳嗽声时，当我……

其实并不是只有在母亲节这天才要"特别"去关心母亲，365天里，每一天都是母亲节，母亲的关心是不放假的。需要关心的除了母亲之外还有父亲及家里所有关心的你的人。父亲母亲都是家庭的支柱，幸福的源泉，也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支撑。我真的很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很好好的去爱护这份与生具来却又珍惜可贵的幸福。

第2篇：人与人关爱作文范文

对江苏高考作文命题来说，一般的概念不能随便命题，否则，又走上习惯“玩概念”的老路上去了；一般的判断不能随意命题，这价值多元的时代还有哪一个判断经得起推敲呢？命题人只能自立“不说‘但是’，没有‘也许’”的高标，选择一个关系命题。关系命题也有可能被猜中，唯一的办法只能在“关系之间再发生关系”，虽不是标新立异，至少也是别出心裁，能保证谁也没有想到，更不要说猜到。“忧与爱”就是如此，当然“梯子不用时请横着放”也很难会被猜到。

正如何永康教授所说：“忧的对立面是乐、爱的对立面是恨，但这道题却错位了，巧妙的排列组合将题目复杂化。”“错位”，在命题人看来是“巧妙”了；“复杂化”，在语文、作文专家的眼里是“很可爱”了，“最文艺”了；可在普通高中生那里，大多成了不知所云，概念不明，关系暧昧，前后矛盾，议论文的写作尤其突出。当然，极少数优秀的江苏考生肯定例外，因为，对于他们而言，无论面对什么题目，也能写出令人拍案叫绝的好文。

十多天的高考阅卷，大多不是享受，而是揪心。揪心之余，不免乱想，何以如此呢？

细一想，何教授的话真的非常有道理。本来“忧”与“乐”是一组相对（稳定）的关系，“爱”与“恨”又是一组相对（稳定）的关系。现在的情形是，从两组关系中分别抽取其中之一组合成新的关系，肯定会出人意料之外。而考试作文题这样换搭的结果就不那么美妙了，因为，每一位考生都必须直接面对，不能旁观，无法逃避。能把“忧与爱”搭一起，同理，也可以把“乐与恨”搭一起。如果今年的作文题真的是“乐与恨”，我猜想，这“舆情”肯定不会如现在这么“和谐”。而究其思维本质来说与“忧与爱”是一脉相承的。以此类推开来，“臭”与“香”相对，“咸”与“淡”也相对，如果把“臭与淡”搭一块，“咸与香”组一起，你会有何感受？如此排列组合，错位交叉，作文命题难的事是有了新出路，会被押题的尴尬似乎也可以避免，可考生写作到哪里去找“北”呢？

当然有人会说，你看提供的材料，孟郊、艾青、罗曼·罗兰等等，不都是把“忧与爱”演绎得淋漓尽致么？为什么考生就不能呢？是啊，“忧与爱”之类的关系命题，在文学家那里不是问题，在哲学家那里也不是问题，可现在的对象是高中生啊！当然，有人会这样说，只要有文学家的情怀，有哲学家的忧思，同样可以“摆平”这样复杂的关系。可是，在应试文化如此盛行的教育背景下的高中生有如此情怀与忧思的能有几人呢？即使从媒体上发表的为数不多的优秀作文观之，人们多半也会感到，江苏高考优秀作文的风景似乎难比当年啊！眼睛经常盯着几篇优秀作文，很容易患“虚高症”，真不能把高中生都想象成韩志君，一出手就能写出《篱笆·女人·狗》那样的大作。

其实，“忧与爱”就是艾青的诗句。因为高考作文命题的指挥棒功能实在是太大，我担心，接下来各种大大小小的考试和名目繁多的模拟考试会换搭出一组组让人难以想象的关系来。最后被坑的是我们的孩子们和教着孩子们的语文老师们。

说完了“乱想”，再来说一说“目睹”。

首先，今年高考作文一个普遍现象是，绝大多数考生面对这一复杂关系的命题，放弃了议论文体的选择，干脆去编写一个亲情故事，仅从媒体上公布的40篇左右的优秀作文来看，绝大多数也是记叙类文章，议论文的比例相当少。从阅卷中记叙与议论出现的频率来看，议论类文章大概占三成左右，七成左右都是记叙文。个人以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导向，高中生写作还是应该以走向理性思辨为主，而不是相反，至少，记叙、议论应大致相当，而不能偏向某一方。纵观世界各国的高考作文题，应该说，感性的、记叙的文题有，但肯定不多。且放下这一点不说，单从这七成左右的记叙文来说，多半还是简单记叙文，故事俗套，没有曲折，缺少生活细节，人物形象不鲜明，即使是作为优秀作文推荐出来的少数文章，也只是在某些技巧或构思上有那么一点亮色，用何永康教授的话说是“萤火虫”的屁股。而三成左右写议论的文章更是糟糕，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因为高中议论文写作的反复训练已经深入骨髓，除了模式化的写作，他们已经不会写其他文体的文章了，属于迫不得已一类。少数有理性思辨的考生，不甘心自己的写作强项不能表现，于是迎难而上，极少数还是成功了，获得了一个比较理想的分值，但更多的情形就如某娱乐类挑战节目一样，纷纷落水。

其次，从大量的考场议论文写作来看，能把关系讲得合情合理的实在是难得见到的景观。即使媒体推荐的优秀议论文，从严格意义上说，每篇中都有议论说理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同学们自己阅读时，应该小心分辨。这里再列举一二给大家阅读分析，目的是通过这些关系说理的反例能得到一些教训，进而矫正我们今后的议论文写作。

有一种爱叫担忧，有一种担忧是继续的爱。这种关系好似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忧与爱总是那么密不可分，又相互包容。

提示：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竟然还是密不可分相互包容的关系？

忧与爱是并存的，它发生在你身边的每一个角落，有忧的地方，必定也有爱的存在。忧使你垂头丧气，爱使你信心倍增，爱的力量是无穷的。

因为有爱，才会有担忧。

第3篇：人与人关爱作文范文

[关键词] 张爱萍 国防思想 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研究张爱萍国防思想的论著逐年增多。据中国学术期刊网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以张爱萍国防思想为题的论文就有数十篇。这些文章从不同侧面就张爱萍国防思想进行了分析与梳理，是深人认识和研究张爱萍国防思想的重要学术资源。由于张爱萍在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建设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人们对张爱萍研究倾注了越来越多的心力。从最初的资料发掘、整理到深入细致的研究，张爱萍研究逐渐成为中共党史的一个研究热点。学者们一致认为，张爱萍国防思想丰富而具有前瞻性，对新中国国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新中国国防建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为进一步推动张爱萍国防思想研究，笔者就视域和能力所及，择其要者，对近20年来研究者对该问题的研究作一简要综述，并提出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问题的初步设想。

一、对张爱萍与“两弹一星”的研究

张爱萍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积极贯彻军事理论和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为国防建设和中国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国防科技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对于张爱萍国防思想的研究，就笔者所收集到的资料情况来看，论文主要有：卢东磊：《托起“蘑菇云”的上将张爱萍》(《党员干部之友》，2007年第5期)；东方鹤：《张爱萍：中国首次核试验总指挥》(《党史文苑》2001年第2期)；张化：《张爱萍将军整顿国防科委》(《百年潮》2001年第2期)；东方鹤：《张爱萍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上)》《(纵横》2001年第5期)；秦卫东：《张爱萍谈改革中的军队现代化建设》(《望》1987年第30期)及《张爱萍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下)》(《纵横》2001年第6期)等。现分别作一评介。

1960年前后，中苏分歧逐步公开化，苏联政府中断对中国的全部援助，给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防尖端科技事业造成了巨大困难。此时，恰逢我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局面，有人就因此提出原子弹研制是否停止的问题。按照的指示，聂荣臻主持召开国防工委会议，分析研究国防尖端技术的基本情况及其发展问题。聂荣臻力主继续研究，并派张爱萍率调查组到核工业建设和原子弹研制第一线进行实地考察。经过近一个月的调查研究，张爱萍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呈报了《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认为只要中央进一步加强组织协调，集中全国有关部门的力量进行技术攻关，1964年炸响原子弹的设想是有可能实现的。这份调研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卢东磊在《托起“蘑菇云”的上将张爱萍》一文中主要就“第一颗原子弹诞生”的具体经过作了概要介绍。东方鹤《张爱萍：中国首次核试验总指挥》一文就张爱萍担任中国首次核试验总指挥的具体经过也作了报告文学式的描述，其中涉及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酝酿制造、实施运作过程的记录较为详尽，从中，我们可深深感知到张爱萍在此过程中的巨大作用。

卢文披露，根据中央的决定，1964年8月，由国家有关部门和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与专家。组成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张爱萍任主任委员、党委书记，统组织指挥试验工作。在张爱萍的精心组织下，核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并最终爆炸试验成功。在此基础上，张爱萍多次担任核试验委员会主任委员、试验现场总指挥，成功地组织了我国原子弹爆炸试验。

1975年年初，党中央决定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中央军委工作后，把发展国防科技作为实现国防现代化的战略任务，确定了导弹和核武器的研制规划。为了加强国防科技的领导力量，中央决定由长期在国防科委工作、并取得巨大成绩的张爱萍重新出任主任。经过艰苦的工作，以张爱萍为领导核心的国防科委临时党委于同年6月中旬给中央递呈了《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要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尽早实现战略导弹核武器计划；立即调整和加强领导班子；放手发动群众。彻底克服派性；落实各项政策，发挥有实践经验的老工人和技术人员的作用；建立严格的科学管理和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正常的科研生产和工作秩序等六条措施。该措施的施行，为国防科委以后走科研强国防之路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张化《张爱萍将军整顿国防科委》一文就张爱萍重新出任国防科委主任后整顿国防科委的历史事迹作了陈述，较为详细地记述了张爱萍整顿国防科委的具体经过、措施及遇到的困难，具体再现了张爱萍顽强与困难抗争，为研制工作清障铺路，鼓劲加油，大大促进潜地导弹研制工作的历史。

《托起“蘑菇云”的上将张爱萍》一文，还介绍了张爱萍于1982年10月在大连海军主持潜地导弹试验的情况。文章充分表现了张爱萍勇于承担试验失败的领导责任，安抚研究人员，积极查找失利症结并最终为成功试验潜地导弹第二次飞行奠定基础的高尚品质。文章认为，潜地导弹第二次成功飞行也说明中国核武器在技术上有了质的变化。实现了新的飞跃，我国的运载火箭已达到了新的水平。张爱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得以充分表露。

二、对张爱萍创建华东海军的研究

1949年3月，人民百万大军云集长江北岸，渡江战役爆发在即。时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的张爱萍从苏联养伤刚回国，虽没能参加此次战役，但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交给他组建中国人民华东海军的任务，为张爱萍在人民海军创建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吴殿卿《张爱萍创建华东海军纪实》一文对此事经过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该文从组建华东海军的重要性、紧迫性、阶段性和张爱萍真诚招揽人才的经过以及华东海军组建后开展工作的艰难性等诸多方面进行了阐释。文章充分再现了张爱萍以过人的胆识和才华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创造出新辉煌业绩的历史。

当张爱萍宣布成立华东海军的时候，没有一艘舰艇，从陆军来的几万名官兵，大多文化低，且不懂海军。而这些陆军官兵将是人民海军的重要基础，如若全部送学校培养，形势与任务都不允许。怎样招揽海军人才是张爱萍在组建海军过程中一直思索的问题。陆其明《张爱萍广揽人才建海军》一文对张爱萍建海军的经历作了详尽的介绍。据该文披露，面对创建海军的种种困难尤其是人才匮乏的窘境，张爱萍果断决定向社会广招海军人才。为此，他以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身份，于1949年6月在上海《大公报》上刊出一则别出心裁的通告：“为创建人民海军，罗致海军人才，业已成立登记海军人员办事处，凡一切曾在海军工作过，而今后决心献身新

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志愿为人民海军服务者，均可前往该处登记，以备量才录用。”同时，还在报纸上刊登的通告别强调：“凡曾在海军服务，不论脱离迟早，不论官佐士兵，或阶级高低，不论航海、轮机、制造、枪炮、通信、测量、军需、医务，或其他行政人员，均可前来登记。”张爱萍不拘一格招揽海军人才引起强烈反应，几个月内，就有愈千人前往报名，为华东海军的初建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事实证明，这愈千名“原海军人员”是整个华东海军的技术骨干，大大增强了人民海军的战斗力。

胡士弘在《张爱萍和他的招贤榜》一文对张爱萍不拘一格任用军事研究人员的历史事实予以了记述和评价。文章指出，为尽快开展海军的研究工作，发挥海军在解放战争时期的重要作用，张爱萍规定，应给予曾服务于部队的研究委员会的委员们以充分的信任。“应该让委员们知道的一些机密文件内容，如关于国际形势与沿海军事斗争形势的通报，关于解放沿海岛屿的作战计划，等等，都应该向委员们传达或传阅。”针对机关工作人员设“卡”不给予委员们信任的状况，张爱萍专门找有关人员谈话。张爱萍严肃提出：对所有委员，既然要他们工作，就要信任他们，并为他们创造工作条件。对于他们过去的历史问题，要一律“既往不咎”。有些委员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一些特殊情况，也要特殊对待。张爱萍首先以身作则，从工作需要出发，多次向委员们传达有关机密内容。张爱萍的言行，极大地鼓舞了委员们的工作热情，很好地促进了海军研究委员会工作的开展。胡文还特别对张爱萍此举列了一个“招贤榜”：原海军专家徐时辅，后任华东海军学校教育科科长；早年留学日本、专攻造船专业，原海军总司令部机械署署长、少将、造船专家，后任华东海军舰艇调查修装委员会主任的曾国晟；曾任海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少将，后任华东海军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的金声等人，都是张爱萍在此次为新中国海军招揽的第一批人才。正是这些人的参与，才保障了华东海军初建的成功。胡文深刻再现了张爱萍不计技术人员的政治前嫌，大胆提拔、重用人才的高超领导艺术风范。

三、对张爱萍军队现代化建设思想的研究

张爱萍一直关注着我国军队现代化建设。其思想主张在秦卫东的《张爱萍谈改革中的军队现代化建设》(《望》，1987年30期)一文中有较多反映。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方面大有进展。在纪念建军60周年的前夕，时任国务委员、国防部长的张爱萍会见记者，就军队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问题阐述其思想主张。在张爱萍看来，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主要问题是现代战争的客观需要与军队现代化水平较低的矛盾。我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随时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保持着相当庞大的军队，影响了集中力量发展技术性能先进的武器装备，拉大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军队的组织体制与各种制度也不完全适应现代化建设。

张爱萍认为，未来战争将是核武器条件下，从地面到太空，从陆上到海上、海下的一体化战争。在战争中，高技术兵器将逐渐增多，将广泛应用微电子、精确制导、激光、红外、隐身等先进的高技术和应用电子技术组成的指挥、控制、通信、侦察情报系统。而我国在不少方面落后于世界上技术先进的国家，我们应当正视这个现实。

1985年，中央军委确定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转变，把立足点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移到和平时期军队进行全面整顿和建设的轨道上来，决定裁减兵员100万，并进行体制改革、精简整编。张爱萍认为，实行精兵政策是和平时期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中国实行和平时期国防建设的战略转变，并不意味着可以丝毫放松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当然，国防现代化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要与国家经济发展相适应。

张爱萍强调，军事学术研究应该受到重视和加强。他认为，军事学术研究对未来战争，对国防和军队建设中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和论证，已取得不少重要成果，对于各级领导决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应发展与外军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关系。张爱萍认为军事学术研究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中已经发挥了先导和“龙头”作用。张爱萍的上述言论充分反映了其军队现代化建设思想。

四、当前张爱萍国防思想研究的不足及深化研究的初步探讨

由前述可知，近二十年来，学界对张爱萍国防思想的研究已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深度。当然，研究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资料发掘不足。目前学者研究中使用的有关张爱萍国防思想的资料绝大部分仅限于曾在张爱萍身边工作过的工作人员的回忆、记述等，很少有相关档案资料的支撑。其次，相关论文的学术性不够突出。目前，对张爱萍国防思想的研究，几乎都以报告文学的形式示人，所论研究性成分较少，记述偏多，这就大大降低了对张爱萍国防思想客观评价的可信度。再次，研究性专著缺乏。前已述及，对张爱萍国防思想的研究，不仅会使人们对新中国国防建设的脉络、成就有新的了解和认识，还可据此得知“两弹一星”对于我国国防的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但是，甚为遗憾的是，目前有关张爱萍国防思想的研究还无一部专著出版，这实在与其重要历史及现实意义难以匹配。

总之，近20年来，关于张爱萍国防思想的研究这一课题有了较大发展。但从张爱萍的国防思想在新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其现实意义来看，已有的文章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显得严重不足，它仍然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下去的课题。随着张爱萍研究资料的不断发掘与问世，人们对张爱萍的了解必将走向深入。目前学界对张爱萍国防思想研究的不足，表明对该问题的研究还有巨大的空间。

第4篇：人与人关爱作文范文

    从“仁者爱山，智者爱水”这样的文雅引语，到“南瓜白菜，各有所爱”这样的市井俚语；从“爱祖国，爱人民”之类的高尚口号，到“见一个，爱一个”之类的下流自白、、、、、、，其中的“爱”字显然各有所指，语意甚至南辕北辙。事实上，现代汉语中“爱”字的纷繁歧义，多得几乎不可能罗列无遗。鉴于汉字字义的模糊性，以及汉语词典用本字重复注释的常见做法不利于清晰地说明问题，在此，我们且以权威的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的《汉英词典》为例来说明“爱”字词意之繁杂。该书至少用了十二个不同的英文词或词组来为“爱”这个汉语单音词作释义：love, affection, like, be fond of , be keen on, cherish, treasure, hold dear, take good care of, be apt to, be in the habit of, 甚至easily。此外，在解释一些包含“爱”字的双音和多音词如“爱慕”、“爱好”、“爱不释手”之类时，还不得不再增用adore, interest, hobby, fondle等等，来表达汉字“爱”的意思。 [1]

    当然，“爱”这个词的意义之复杂多样和使用之含糊混乱，在其他语言中也并不逊色。以英语为例，在1993年出版的《英汉大词典》编辑部编的《英汉大词典》中，love这一个英语词的释义，在名词词性项下有十一种，在及物动词下有六种，其意义之广泛，从动物植物的生理活动，到崇敬上帝的宗教感情，都在其中。 [2]

    如此之多的词意，在使用时不必指明所用为何意的情况下，当然会造成极大的模糊和含混，留下极大的可以误用和滥用的空间。再加上这个词在两千多年的儒家学说中，在近百年来的现代汉语中，在世界文化中影响至巨的基督教教义的汉译词汇中，全都具有十分正面的语意或语词色彩， [3] 遂导致数不清的秽言丑行，甚至巨奸大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借用或挪用或盗用“爱”的名义，以之作为最美丽的保护伞，或者最雄辩的辩护词。以至于我们可以发问说：“爱？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4]

    2、当然，人类生活中的罪恶现象与“爱”的关联，有些是虚假的（例如一些借用“爱”的名义进行的情杀，实际上出于妒忌心或报复心，而非爱心），有些是真实的（例如残酷的战争行为，有些乃出于真实的爱国心，尽管这“国”已成了大受歪曲的抽象概念）。

    但是，不论是虚假的关联还是真实的关联，这些罪恶现象或负面现象与“爱”的关联，绝不仅仅是语言混乱的结果。往深处看，这些关联更反映了“爱”这一现象本身的高度复杂性，以及由之产生的认知和思维的混乱。正因为如此，许许多多运思广阔而深邃的思想家，都曾深入探讨过“爱”这一现象本身。 [5] 而其中最深入的探讨，是从本体论即存在论角度来看问题的那些思想家所提出的。 [6] 我们在此且以蒂里希的探讨为例。

    蒂里希在逝世前三年的一次演讲 [7] 中，专门谈到了“爱”这个词。他说：“我已有多年不愿用这个词了，在我的任何文章、演讲、布道，或我对公众，即使只对一小群人公开讲话的任何地方，都不愿用这个词。这个词已变得如此之平淡，已丧失了如此之多的力量，以致于人们不能很简单地使用它了。象其他许多用来谈论精神问题的词汇一样，这个词也已大受伤害，但也许比绝大多数词汇都更甚。” [8]

    早在1954年出版的《爱、力量与正义》一书中， [9] 蒂里希已指出爱的“基本意义似乎是一种情感状态”，但是，“像所有的情感一样，这种情感状态不能被定义，而必须根据其特征和表现来描述，而且它不是意图或要求的事情，而是偶发或天赐的事情。” [10] 这正是一般人的理解，即认为爱只能是一种自发和自然的感情，这恰恰也正是儒家学者批评墨子的“兼爱”说以及一些非基督教学者批评基督教的“爱上帝”“爱邻人”之说的理由之一。 [11]

    但是，蒂里希也指出了对爱的另一种解释，即伦理学的解释。它尤其表现在犹太教和基督教关于人要“爱上帝”和“爱人如己”这两大诫命之中， [12] 它在西方文明中具有重大的意义（按蒂里希之说是具有“决定的作用”）。那么，既然这种要求不是无意义的，而情感又“不能被要求”，结论就只能是，对爱不能仅仅从情感角度去理解，换言之，对爱的理解必须扩大，才能真正把握爱的现象之本质。在前面提到的演讲中，蒂里希说：“如果谈论爱，我们首先得消除对爱这一概念的情感化，这种情感化把爱纯粹等同于感情。若不完成此事（指消除情感化），爱就不可能成为道德行动的终极原则。” [13] 蒂里希的结论是，“爱的伦理学性质依赖于其存在论性质，而爱的存在论性质则通过其伦理学性质而获得证明。” [14]

    事实上，我们从日常生活中可以发现，对爱这一概念的误用或滥用，确实有很多是来源于把爱视为纯属一种情感。这一点在现代汉语语境中，看来比在西方语境中更加严重，因为，一方面在古代汉语中，“爱”这个词的运用似乎不象现代汉语这么多和这么随便，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的伦理律令中，以“爱”这个词作为核心语词的也很少。 [15]

    那么，蒂里希所谓爱的“存在论”（本体论）性质是什么呢？这可以从他对爱所作的定义得到回答：“爱是对分离者重新结合的推动。” [16] 蒂里希的存在论认为，由于存在本身是一，一切存在者本来也在本质上是一体，但是存在者一旦进入实存，也就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而同其他的个体相分离。分离者总是在力争重新结合。而爱，就是使一个存在物趋向另一个存在物的力量，即使之重新结合的力量。

    3、象其他许多西方思想家一样，蒂里希也分析了西方语言中用来表达“爱”的复杂意义的诸多语词，其中最主要的是libido, philia, eros 和agape。他认为里比多（libido）是“趋向生命之自我实现的正常动力”， [17] 人和一切有生命的存在物都“冀望着食物、运动、生长、对某一群体的参与、性方面的结合等等。” [18] 所以，“欲望 [19] ,是在任何爱的关系中具有的一种特性”， [20] 而希腊文厄洛斯（eros）和菲利亚（philia）所表达的是爱的两极特性，厄洛斯“代表的是超人格的一极，而菲利亚代表的是人格的这一极”， [21] 因为厄洛斯是“对善、对真、对美的爱”，而菲利亚是“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亲近和信赖的友谊之爱”。 [22] 在此我们应注意两点：第一，蒂里希指出了厄洛斯与菲利亚具有某种相互渗透和相互依赖的特性；第二，蒂里希对eros的侧重于超人格性的解释，同一般人对这个词的侧重于情感甚至性欲的理解是很不一致的。

    至于阿加佩（agape），蒂里希将其解释为爱的这样一种特性，它可以防止爱的其他形式被扭曲为自私自利。 [23] 它在《新约圣经》中占主导地位（但却一直被人们忽视），这“并非因为阿加佩是爱之最后和最高的形式，而是因为阿加佩是从另一个维度进入生命之整体，进入爱之全部特性的。人们可以称阿加佩为爱之深层，或与生命之基础相关的爱。人们也可以说，在阿加佩中，终极实在显现了它自身，而且转化了生命与爱。”

    蒂里希的分析，一方面反映了整个西方文化背景下爱这一概念的多种语义和相关特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对爱的存在论（本体论）解释对于澄清这一概念的根本意义。下面我们要来看看，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现代汉语中的“爱”这一重要而复杂的概念，是否也具有可以澄清的一些语义和相关特性，是否也需要进行某种本体论解释。

   

    二、爱？有还是无？

    1、在现代汉语语境中，“爱”这个词虽有太多的意思和相关语词，但其中同我们在此所讨论的概念，也是其基本含义有关系者，数目就少得多。如上文提到的《汉英词典》中的十二个英文释义中，take good care of 只能表示从“爱”的基本含义派生出来的“爱惜”或“爱护”，重在“关照”的行动，与之相连的cherish, treasure, hold dear （例句是“军爱民”）也与此类似。至于be apt to 和be in the habit of (例句是“爱发脾气”），以及easily（例句是“铁爱生锈”），就与我们在此的概念几乎毫无关联了。

    还有一些常用的现代汉语语词如“热爱”、“挚爱”、“酷爱”之类，两个字中的前一个是作为副词，仅仅表示核心词即动词“爱”的程度，而不表示爱本身的性质有任何区别（强弱程度不同的爱可以属同一性质的爱），也可以说并未标示出爱的类型，因此，同这里要说明的爱的性质之复杂性无关。

    爱的性质之区别，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的区别，即爱之起因、爱之趋向和爱之关系。现代汉语有三个语词很好地标示出了这些区别，它们是“喜爱”、“情爱”和“仁爱”。

    这三个词既是地道的现代汉语词（其中“仁爱”用得较少，其意义是后面会论及的一个重大问题），又有古代汉语的传统因素——“喜”、“情”和“仁”都是古代汉语中具有“爱”之含义的独立语词，所以可作为相当严肃的、正式的书面和学术语词来使用。而它们之间的关联和区别，既有与西方语言中libido, philia, eros和agape相交叉的地方，又有汉语言和中国文化自身的历史和特点。当然，既然我们要用之来讨论这个复杂和重要的问题，我们就必须先在其日常用法的基础上，为之作出更加充分的界说。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在此先只界说“喜爱”与“情爱”。

    2、我们所说的“喜爱”，是指直接出于认知而又导致欲求的那么一种爱。它在某些方面接近于希腊文之eros，或拉丁文之libido，或儒道所说的“欲”，佛教所说的“贪”。这种爱的起因，是认知到对象的可喜性质；而其趋向，是欲求占有该可喜的对象或享受该可喜的性质；与之相关，这种爱的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以爱的对象为客体，在爱者与被爱者之间建立的“我--它”关系。

    一方面，这种爱的源起很大程度上是人的本能，所以它在动物那里也可以大量地观察到，因为它所从出的认知和所导致的欲求，是动物皆有而非人所特有的。例如可归入这一类爱的“性爱”，是起因于认知到异性性特征的可喜性质，并趋向于享受该可喜性质，相应地，性爱的关系即是以自我为中心，以所认知的异性（尤其是其性特征）为客体而建立的“我--它”关系。这种爱出于人与动物共有的性本能，所以在那些能感知异性性征又具有性欲的动物当中，也可以大量地看到。事实上，除了共有的性欲之外，各种动物还均各有一时的“欲爱”，亦各有一贯的“嗜爱”，所以，包括性爱、欲爱、嗜爱在内的“喜爱”，并不是人所特有的一种爱。人与动物之间在“喜爱”方面的区别，主要是范围上的：例如人的“欲爱”和“嗜爱”，不仅可以指向可喜的饮食和自然事物（当然饮食和自然事物的范围已扩大得不可比拟），还可以指向体育文娱（范围更远远超出动物之嬉戏），而且可以指向音乐、美术、观念理论之类（这实质上是因人所特有的象征体系而出现或转化或抽象化了的喜爱对象）。最后一项正是蒂里希所谓eros 趋向于事物中的真善美的一面之例证，现代汉语中也确实不乏以抽象者为喜爱对象的用法，如“爱真理”、“爱美”、“爱正义”等等。但是一般而言，“喜爱”的一大特征，确实是以具体事物为对象，或是把对象视为具体事物，而欲占有之或享受之，例如喜爱某种食物、某件物品、某种游戏、某人的作品，等等。当喜爱对象似乎是人的时候，准确地说，真正的对象往往是人所具有的某些可喜特点。例如对一个小孩的“喜爱”，可能只是因其外形特点或性格特点、或行为特点等等，而愿与之相处，则是为享受这些特点带来的快乐，这实际上是现代汉语中多用这个词来表示（例如亲戚、朋友等）非父母亲对孩子之爱的原因，因为父母亲对子女的爱不是因其某方面的特点，而是对之整体的爱，远不是“喜爱”一词所能表达的。

    另一方面，“喜爱”所从出的“认知”和所导致的“欲求”，都是以自我中心为基础的——“认知”的基本前提，是以“自我”作为认知主体，而以周围世界中的一切作为认识的客体或对象；“欲求”的基本特性，是以“自我”的满足为趋向的目的，以外界的事物作为达到此目的的手段。因此，处于自我中心的“认知”与“欲求”之间的“喜爱”，也具有自我中心的特征。简言之，“喜爱”的两大性质，一是一切动物共有的自然性质，二是人所具有的自我中心性质，所以它也不会具有使人生超越自我中心而向更高境界提升的超拔作用。

    然而，喜爱是人类之爱中最基本的一种，任何人都有喜爱，任何人生都离不开喜爱。当我们把人类之爱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之时，对喜爱之地位最恰当的描述就是它构成了人类之爱的第一维度。

    3、我们所说的“情爱”，是指直接来自于感情，又可以加深感情的那么一种爱。它相当接近于希腊文之philia，或儒道所说的“情”， [24] 佛教所说的“爱”。 [25] 它包括与人际交情有关的“友爱”、“恋爱”，与血缘亲情有关的“亲子之爱”和“手足之爱”等等。这种爱的起因，是人与人之间由于交往相处而产生的所谓自然而然的感情，或者由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真正自然的感情；这种爱的趋向，是自我加强，即爱的程度由于情爱自身的作用而加强；而这种爱的关系，是爱者以被爱者为主体而非客体，即作为活生生的人格存在者而非利用或享受的对象，即作为人而非作为物来对待的“我--你”关系。

    一方面，这种爱的源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际关系，所以它也在同样程度上属于人类所特有，因为它所从出又反过去加深的那种感情，基本上是人所特有，而在动物那里较少观察到或者尚无充分证据去证实的（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动物缺乏人所理解的符号表达体系）。例如可归入这一类爱的“恋爱”，是起因于二人之间的“遭逢”，不论这“遭逢”是短暂的相遇还是长久的交往，其中都包含着只有人类才具有的丰富内容——长久的交往且不必说，就是短暂的相遇，也蕴含着外貌、装束、举动、气质、态度、表情、言语、眼神等等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内涵。而这些东西当然不是动物之间的相遇所具有的，也与上一节归入“喜爱”一类的“性爱”之起因大异其趣。因为就与动物有类似之处的性爱而言，性的特征是其起因而性的满足是其趋向。但是社会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异性恋者不可能在与任何异性相遇时都体验到“恋爱”，而动物和（一般而言只会是短暂地）处于动物状态的人类都会在性交时体验到“性爱”。这表明“恋爱”与“性爱”之间虽有众所周知的关联，但却绝不能相互混同。恋爱独特地只属于人，它是人与人之间不论久暂均包含丰富内容的广义的交往之结果，反过来它又可以加强或加深相关的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相应地，恋爱的关系虽然也具有爱者自我中心的性质，但却不以被爱者为纯粹的客体，即并不以被爱者为利用的对象而使之沦为工具和物体，而是以被爱者为对等的主体，即尊重被爱者的人格而保持了被爱者与爱者的平等伙伴地位。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不会将纯粹的嫖客与妓女（或妓男）之间的关系称为恋爱（尽管他们之间也有性爱）；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发现性爱绝不构成夫妻关系的全部内容。

    又如，也可归入这一类爱的“友爱”，其起因也是朋友之间的交往，由交往而生感情，由感情而生友爱。而友爱的趋向，就是反过来加深朋友之间的感情或友情。这种关系也以主体之间的平等和对等为特征，当朋友的关系变成了利用者与被利用者的关系时，友爱也就停止了，恰如恋爱双方的关系蜕变为性的利用和被利用之时，恋爱也就终止了一样。

    被我们同样归入这一类的爱的“亲子之爱”和“手足之爱”，同上述两种爱的主要区别在于：作为恋爱和友爱之起因的“遭逢”或“交往”，是偶然的、非血缘关系注定的，而亲子之爱和手足之爱却起于必然的、由血缘关系注定的“遭逢”或“交往”。当然，这四种“情爱”分别受到不同的社会习俗和文化观念的极大影响（这也是“情爱”之人类属性的重要佐证），这使得它们之间的其他区别显得十分突出，例如前两种情爱与后两种情爱之间的混淆，可能被视为荒唐，甚至被视为有乱伦之危险，尽管准确地说，具有这种危险的只是血亲之间的性爱而非恋爱或友爱。这些区别可能会掩盖了它们的某些一致性，例如手足之爱实际上相当接近于友爱，而亲子之爱与恋爱这两种情爱，在“不计利害”、“不顾缺点”等方面也是很接近的。

    就我们在此讨论的情爱之起因而言，这四种情爱实际上均源于“人格性的”或切身的交往。“恋爱”和“友爱”已如前述，至于亲子之爱和手足之爱，正面的例证是：领养的子女与养父母之间的情爱常常不亚于亲生儿女与父母的情爱，青梅竹马的小朋友甚至主仆的儿女之间的情爱，也往往不亚于同胞的兄弟姐妹；反面的例证也相仿：从小与父母隔绝的儿女，对父母纵有感情也常常是“血缘观念”和别的原因所致，从小分居异处的同胞兄弟姐妹，其间的手足之情会淡薄得不如邻居的玩伴。

    再就情爱的趋向和关系性质而言，后两种情爱也同前两种有某种一致性。亲子之爱和手足之爱的趋向，当然亦非追求自我的欲望满足，而只是反过来加强亲子之情和手足之情，这是相当清楚明白的事情。但是，（尤其在东亚文化传统中）似乎不那么清楚明白的是，这两种情爱关系竟会具有某种平等和对等的特征，因为有许多人认为，如果不说兄长与弟辈有某种上下关系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父母与子女是有这种关系的。

    即使在父权制的东亚文化环境之下，这种看法也是以一种误会为基础的，即，误将出于自然感情的“情爱”，混同于出于文化观念的“规范”。社会规范（例如成为社会习俗的儒家的“三纲”和“五伦”学说）可以大大地影响人的情感，但是却不能完全取代或取消人的情爱。因此，即令在“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社会氛围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君臣之间的真正友谊（罗冠中笔下的桃园三弟兄若毫无生活真实性，就不可能为人传颂），看到父子之间的舔犊情深（中国由此而有“虎毒不食子”等谚语），看到夫妻之间的缠绵悱恻（《浮生六记》只是无数如实的描述中之较出名者而已）。说到底，只要是真正的情爱，就一定有对对方人格的尊重，就一定把对方作为与自己同样具有充分人性的主体，即令是父母对子女也不例外。事实上，在父母对子女采取“上”对“下”或者不尊重其人格的态度时，他（们）也就在那一时刻暂时地抛弃了这里所说的“亲子之爱”，或者说，暂时从父母变成了（比如说）教育者或惩罚者。

    总而言之，在情爱之中，爱者与被爱者的关系是对等的人之间，即人格对人格的关系，也就是马丁·布伯所谓的“我--你”关系。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在爱者一方，情爱还是以自我中心为基础的。因为，作为情爱起因的感情，是自我或主体由于同外界或客体或另外的主体交往而产生的感觉，这种感觉的或正面或负面的性质决定了其结果是爱还是恨（或厌），不论是作为起因的感觉还是作为结果的爱恨，其主体当然都是“自我”，其基础也都是自我中心的个体实存。所以情爱也不具有使人生超越自我中心而向更高境界提升的超拔作用。

    尽管如此，情爱作为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爱，使人以对等的角度去对待其他的主体，这相对于“喜爱”而言，不啻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所以，虽然它在人类社会中极其普遍，虽然任何人都有情爱，任何人生都离不开情爱，我们仍然可以说，情爱构成了作为整体的人类之爱的新的维度，即第二维度。

第5篇：人与人关爱作文范文

[关键词]人际意义；女性话语；语气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2 — 0114 — 02

[收稿日期]2014 — 01 — 24

[作者简介]汤洪霞（1987—），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2011级英语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言学和翻译研究。

一、 引言

功能语法认为我们能认知的各种各样的言语角色中最根本的可概括为两类：即给予和索取。说话人或者是给予听话者什么，如一条信息，或者是从听话者那里要求什么，如物品和服务。也就是说，说话人不仅自己在做事，也在要求听者做事，如接受和给予。因此，功能语法认为说话的“行为”应该叫做“相互行为，即互动”。人际意义的语法就是关于会话双方交换的语法，这是互动的基础（李战子，2002：26）。通过人际功能讲话者使自己参与到某一情景语境中，来表达他的态度和推断，并试图影响别人的态度和行为（胡壮麟，2005：115）。

《爱玛》是英国著名小说家简·奥斯汀被公认的最成熟的一部作品。《爱玛》是关于婚姻的小说，通过女主人公也明了作者的婚姻观。爱玛是一个广受读者喜爱的女性人物，小说中爱玛及主要女性形象性格特点刻画鲜明，人物关系生动复杂。本文将试图从语气系统角度分析《爱玛》中女性人物对话的人际意义，探索语气的人际意义在刻画《爱玛》中女性人物性格特点及人际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

二、 理论基础

人际功能是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三大元功能之一。人际功能，是指“语言除了具有表达讲话者的亲身经历和内心活动的功能外，还具有表达讲话者的身份、地位、态度、动机和他对事物的推断、判断和评价等的功能。”（胡壮麟，2005：115）根据Halliday的理论，语气是人际功能的重要方面，是体现交换功能的核心，它由主语和限定成分组成。

从语言的功能角度来看，根据系统功能语言学，由交际角色和交流物这两个变项组成了四种最主要的言语功能：“提供”，“命令”，“陈述”，“提问”。然而，不同的言语功能选择不同的语气类型，不同的语气类型也对应不同的结构。根据Halliday的理论，有四种语气：直陈、疑问、感叹和祈使。根据李战子的观点： “在分析一些短小话语特别是分析对话时，对语气的分析能较好地揭示话语参与者之间的人际关系”（李战子，2002：25）。因此，本文将应用语气系统分析《爱玛》中典型人物之间的典型对话，揭示小说中主要人物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他们的主要的性格特征。

三、 《爱玛》中典型人物之间的对话实例分析

本部分将定量分析爱玛与哈丽特及爱玛与奈特利之间对话的语气选择，将从语气类型和语气成分两个方面统计分析典型对话中语气的人际意义，以揭示小说女主人公爱玛与哈丽特及爱玛与奈特利之间的人际关系和他们的主要的性格特征。

1. 爱玛与哈丽特的对话

分析对话一节选自《爱玛》第一卷第七章50-51页，该段对话主要涉及哈丽特在收到马丁的求婚信后，立即来找爱玛并希望爱玛能帮她看看马丁的求婚信，希望从爱玛处获得关于求婚事件的意见。此部分只对该章对话的一部分进行语气分析，以期揭示爱玛和哈丽特的人际关系和她们的主要性格特点。节选分析部分共有小句56，其中爱玛小句数量为39，约占总小句量的69.6%，哈丽特小句数量为17约占总小句量的30.4%，具体的语气分析如下：

（1）语气类型分析

根据韩礼德系统功能语言学，有四种语气：直陈、疑问、感叹和祈使，不同的语气表现不同的结构，不同的语气选择表现不同的人际关系。在这段对话中，爱玛陈述句：27；一般疑问句：1；特殊疑问句和感叹句：2；祈使句：1；其他语气类型：6；而哈丽特的陈述句：4；一般疑问句：3；特殊疑问句和祈使句：2；感叹句：0；其他语气类型：6。

从上面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爱玛的小句数量明显多于哈丽特的小句数量，可见爱玛在该次对话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陈述句的一般作用是提供信息，表达说话者观点。此次对话中，爱玛的陈述句远多于哈丽特的陈述语气，可见在提供信息方面爱玛多于哈丽特，爱玛积极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而分析原文可知，在爱玛所提供的信息中主要是客观的评价书信写的好坏，而这些并不是哈丽特真正想要获得的信息，可见爱玛在运用一定的语言技巧回避哈丽特的提问。

疑问句是用来提出问题并获得信息，讲话者希望从听话者处获得自己未知的信息，希望听者将信息补充完整。这段对话中，哈丽特的疑问语气多于爱玛的疑问句，表现出哈丽特急于从爱玛处获得信息，可见哈丽特受到马丁求婚信后激动的心情。而爱玛仅使用了三个疑问语气，这三个疑问句的使用也并不都是要向哈丽特获取信息。通过分析可知，其中前两个疑问语气爱玛是向哈丽特提出质疑，而不需要哈丽特对信息进行补充。

祈使句一般功能是用来命令，节选对话爱玛只用了一个祈使语气，功能是向哈丽特提出建议。而哈丽特使用了两个祈使语气，功能是向爱玛提出请求。在其他语气类型中，哈丽特主要用的是疑问句中的省略，证明了哈丽特在此次对话中欲言又止的态度也表明哈丽特与爱玛之间的不平等的人际关系。

（2）语气成分结构分析

语气由主语及限定成分组成，主语及限定成分在对话中实现人际意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由于篇幅有限，本部分只对该段对话最经常选用的主语进行分析。爱玛的最经常选用的主语选择数量：“you”：7；“I”：8；“Letter”：4；其他主语数量：12；而哈丽特的最经常选用的主语数量分别为：“you”：2；“I”：3；“Letter”：2；其他主语数量：1。

从以上统计数字我们能看出爱玛与哈丽特对话中主语的选择明显不同。除了，“you”和“I”及“letter”外，爱玛还选用了其他主语。主语的选择揭示说话者或作者的态度。爱玛尽管选择了很多“letter”作主语，以尽量显示出她的客观评价，但是大量“I”的选用，仍显示出爱玛的主观评价，试图通过自己的观点来影响哈丽特的决定。虽然本文不对限定成分进行分析，但是从此处所引的对话中爱玛限定成分“must”、“need”的选用可证明爱玛地位明显高于哈丽特。

从以上语气人际意义的分析可见，爱玛与哈丽特有明显的地位差，爱玛利用自己的地位权势，主动扮演了哈丽特的生活指导者，含蓄地让她拒绝马丁的求婚，中断与马丁的关系，也证明了爱玛是一个势力、自私，自以为是的乡绅富家小姐，而哈丽特是一个没有主见，连自己的感情婚姻大事都要征求爱玛意见的人物形象。

2. 爱玛与奈特利的对话

分析对话二节选自《爱玛》第一卷第八章60-61页，该段对话主要涉及奈特利从爱玛处得知哈丽特拒绝马丁的求婚后，奈特利与爱玛对话的一部分。此部分将对这段对话进行语气的人际意义分析，以期揭示爱玛与奈特利的人际关系及主要性格特点。节选分析部分共有小句25句，其中爱玛小句数量为9句，占总小句量的36%，奈特利的小句数量为16句，占总小句量的64%。具体的语气类型和语气成分分析如下：

（1）语气类型分析

不同的语气类型体现不同的人际关系。爱玛陈述句：6；一般疑问句、特殊疑问句和祈使句的都为0；感叹句：2；其他语气类型：1；而奈特利的陈述句：10；一般疑问句和祈使句都为0；特殊疑问句：3；感叹句：2；其他语气类型：1。

从上面统计数字可见，在这段对话中奈特利的小句数量多于爱玛，占有话语权，可见虽然爱玛在与其他人，如和哈丽特对话时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但在和奈特利对话时，爱玛在此次对话中失去了绝对的话语权，由此可以推断出奈特利在爱玛心中有很高的地位。

此次对话中在陈述句方面，爱玛的小句量少于奈特利，但从爱玛仅有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女性主义意识，要求在婚姻方面男女平等的思想。

在疑问句方面，特殊疑问句通常是用来获取说话者没有的信息，而在此次对话中奈特利使用的两个特殊疑问句是表示感叹以及惊讶的情感。两个感叹句的使用，表现了奈特利对爱玛观点的质疑及否定。爱玛虽是小说中聪明、思想独立的女主人公，但是她并不完美，爱玛对哈丽特有着“随心所欲”的控制欲、自以为是等缺点都是在亲密好友及长者奈特利的帮助下改正的。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交待奈特利是很少几个能看出爱玛错误并能指出的唯一一个人，奈特利也主动充当了爱玛生活的导师。

（2）语气成分结构分析

不同的主语及限定成分的选择表现不同的人际关系及人际意义，由于篇幅有限，本部分只对该段对话最经常选用的主语进行分析。爱玛最经常选用的主语：“you”和“she”数量都为0；“I”：1；其他主语数量：5；而奈特利最经常选用的主语分别为：“you”：3；“I”：2；“she”：1；其他主语：6。

从以上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在这一小段对话中，两人都很少使用“I”“you”作主语，体现了二人都想客观的对此事进行评价，奈特利对哈丽特由对话开始的“she”变成后来的“girl”以及最后的“Harriet Smith”，表明了奈特利得知哈丽特拒绝马丁求婚后对哈丽特的态度及关系的转变。在“其他主语”方面，爱玛选用了“it”、“a woman”、“a man”等作主语表明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认识。爱玛对这些观点提出质疑也体现了作者的女性主义意识。奈特利最后选用三个“you”作主语，表明他在得知哈丽特是在爱玛的影响下拒绝马丁后，对爱玛的批评，体现了奈特利与爱玛的平等亲密关系。

由以上的语气人际意义分析，证明了爱玛与奈特利之间平等亲密无间的关系，以及各自的性格特点。爱玛虽“随心所欲”但有一定的进步思想，有自己的婚姻观价值观，奈特利虽是爱玛的指引者，是小说中真正的绅士，但仍有着一定的男权意识的思想局限。

四、结论

通过以上对原文文本语气的人际意义分析以及两个译本之间的语气的人际意义的对比分析，不仅证明了语气的人际意义在刻画小说人物性格特点和人际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而且也表明了译者要对原著中的人际意义进行成功传译的重要性，译者要注意原文本及作者的语气的人际意义，要成功再现原文的人物关系及人物性格特点，准确传达原文的人际意义。希望本论文分析对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为文学作品的欣赏和翻译提供新的视角。

〔参 考 文 献〕

〔1〕Jane Austen，Emma〔M〕.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2011.

〔2〕韩淑英.《都柏林人》人际意义研究〔D〕.上海外国语大学，2011.

〔3〕胡壮麟，朱永生，张德禄等. 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第6篇：人与人关爱作文范文

【关键词】“仁爱”；精神；师德师风

“仁爱”精神贯穿于儒家忠、孝、悌、恕、恭、宽、敏、惠等诸项伦理原则与规范，是儒家伦理规范之灵魂。我们在剔除其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糟粕的前提之下，必须充分肯定并弘扬其思想精华，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本文仅就弘扬儒家“仁爱”思想精华，加强师德建设，谈点粗浅看法。

一、弘扬儒家“仁爱”精神，热爱祖国和人民，做忠诚的爱国主义者

爱国主义是重要的政治原则，也是基本的道德规范。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人民教师的重要职责。教师自身首先要做忠诚的爱国主义者。弘扬儒家“仁爱”精神，对提高教师的爱国主义思想道德素养，大有裨益。孔子的“仁者爱人”，把不同的人视为同类，提倡人与人相互爱护、关心，是对把人作为神的附属品的宗教观念和把人作为工具的奴隶主意识的否定，体现了古代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儒家思想的精华。然而，孔子眼里的人是不平等的，现实的人是分尊卑贵贱等级的。“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强调按“礼”即按封建社会秩序的尊卑等级赋予不同的人以不同的爱。在一个国家中君主是最为尊贵的，故“忠君”成为最高的道德规范。儒家把君主视为民族、国家的主体，把朝廷视为国家的象征，从而把忠君与爱国混为一体，是其思想糟粕。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国家的主体，爱国与爱人应在热爱人民上求得统一，热爱人民群众才是爱国主义的集中体现。儒家的“仁爱”思想蕴含着深厚而可贵的爱国主义思想精华。

一是儒家在强调忠君的同时，也表达了强烈的爱民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几千年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爱国主义者也总是把忠君与爱民，把保卫朝廷与保卫国土家园融为一体。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思想，岳飞“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屈死风波亭，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烈气节，无不体现出他们在忠君的同时表现出震撼人心、千古不朽的强烈爱国爱民精神与高尚的道德情操。今天，教师称号前冠之以“人民”两字，更体现教师职业的人民性，弘扬儒家“仁爱”思想中忠贞不渝的爱国爱民精神，对教师加强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师德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是儒家在强调忠君的同时，也强调忠于并矢志维护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由于阶级与历史的局限，儒家实际上是把君主私利与民族国家利益融为一体，故对儒家“忠”之涵义，不能仅理解为忠君，它确有忠于并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公利）的涵义，“临患不忘国，忠也”，“为国之本，何莫由忠”，“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忠者，中也，至公无私”，历代儒家总是以“公”、“义”象征国家民族整体利益而强调“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并把不惜牺牲生命矢志维护国家民族整体利益视为最高的人生价值目标与人格精神追求而“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正是以儒家爱国思想为主导，几千年来形成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爱国主义成为中华民族之魂。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更放射出灿烂光芒。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虽已过去，但落后就要挨打的真理依然不变。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素质的竞争，今天的学生素质关系到明天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我们必须首先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养，树立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人翁责任感，教育学生把自身奋发成才与国家和民族兴衰存亡联系起来，切实把爱国主义教育落到实处。

二、弘扬儒家“仁爱”精神，热爱学生，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作为人民教师，弘扬儒家“仁爱”精神，热爱祖国和人民，首先要热爱我们的教育对象――学生。热爱学生、教书育人是师德的基本要求。儒家“仁爱”精神体现于热爱学生，有以下几点值得弘扬：

一是“有教无类”，对学生一视同“仁”之爱。孔子把人区分为高低贵贱，主张“爱有差等”，这是不足取的。然而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并以之为使命，无论学生出身贫富，只要肯接受教育，都“乐于施教”。在等级森严、贫富悬殊的春秋时代，孔子能面对社会各阶层收徒讲学，首开民间办学之风，确是难能可贵的。他提出的“有教无类”，体现了一种纯洁、博大，能容纳所有对学生之爱。弘扬这种对学生一视同“仁”之爱，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对一般工农子弟、贫困学生，对生理或智力、品行、性格等方面有缺陷的学生，不能轻视，更不能歧视，而要对他们倾注更多同情、爱护、关心、帮助，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二是以严求爱，严谨治学。儒家强调师道尊严，对学生过于严肃、严格，有压抑学生个性的消极方面。在思想方法上，儒家把严与爱融为一体，以严求爱，强调对学生要严格要求，严谨治学，有积极意义。“严”与“爱”本身是对立的统一，对学生严格要求本是爱的体现，是对教育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历代儒学思想家、教育家在强调对学生严肃、严格的同时，也有直接表达对学生和蔼、亲近的思想。有儒者论及师德时，强调“师徒同体”，“视徒如己”，亲近备至。教师对学生应既如严父又如慈母，其爱护教育之情怀，真挚热切。

三是“诲人不倦”，无私奉献。“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已成为中国千古不朽的教学格言。孔子收徒讲学，奉献教育事业直至生命终止。孟子也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视为高于“王天下”的人生三乐之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教师产生对自身职业的心理困惑。我们必须弘扬儒家对于教育事业的敬业精神，抵御金钱诱惑及轻视教师特别是轻视德育教育工作者的错误倾向，以更高的热情、更强的责任感奉献于党的教育事业，向学生奉献爱心。

三、弘扬儒家“仁爱”精神，热爱同志，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孔子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提出“仁爱”学说，是要在对立中求统一，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其方法是，把“礼”与“仁”相结合，把反映现实不平等社会关系的“礼”包裹在同类相爱、温情脉脉的“仁爱”之中。“礼”本是人与人之间宗法、经济、政治关系的外在表现，强调人的尊卑贵贱，具有强制性、不平等性。而“仁”则恕爱于内，具有情感性、自觉性的特点，用以求同，即从感情上沟通等级森严、阶级对抗的人际关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关心、爱护，以缓和、化解人与人之间因上下尊卑引发的矛盾，使人们恪守本分、自觉守礼，求得人心安定、社会稳定。孔子把社会看作整体，把人视为同类，重视发挥道德（仁）的精神力量，从自我与他人、“尊”者与“卑”者的利益对立中求统一。因此，孔子的仁学，易为被统治者接受，更被统治者所推崇。儒家“仁爱”学说旨在维护封建统治，剔除其糟粕，它对提高人的道德素养，建立和谐人际关系具有积极作用。

一是弘扬“忠恕”之道的精华。孔子的学生曾子曾以“忠恕”二字概括“仁”的涵义，历代儒家把“忠恕”视为“可以终身行之”的一贯之道，作为个人修养的重要内容与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儒家强调“与人忠”。“忠也者，一其心之谓也”，“忠者何?不欺之谓也”，“古之所谓忠，以实之谓忠也”。这里“忠”是与诚实相融的。体现儒家“忠恕”之道精髓的是“恕”道。何谓“恕”，孔子有两句话很中要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要推己及人，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与人发生矛盾时要如此，作为第三者做别人思想工作也要站在被教育者角度考虑问题，以求得对方的认同。“能近取臂，仁之方也”，“忠恕”也成为人们行“仁”的方法，它倡导对人如己，推己及人以求人与人的理解、尊重、沟通。这是我们必须弘扬的伦理精神与处世原则，也是我们做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的一种原则和方法。

二是弘扬儒家“恭、宽、信、敏、惠”的仁爱精神。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者即：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尊重他人才会得到他人的尊重而不遭他人侮辱。“宽则得众”，对人宽容，就会得到大家的拥护，特别是人与人之间有矛盾时，要有气度、胸怀，能容人。“信则人任”，待人以诚，讲信用，也就会得到别人的信任。“敏则有功”，努力办事，工作效率高，就有贡献。这里孔子把努力做好工作视为仁爱的一种表现，是很有见地的。事实上，任何社会工作，都是服务于人的，做好每人的本职工作，则有益于社会，这比仅为某人做好事，有更大更高的“仁爱”价值。“惠则足以使人”，这里指乐于助人，施恩不图报，雪中送炭，解人急难，别人就会信服你。所有这些都是“仁爱”精神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对我们今天加强自身思想道德修养、处理好人际关系均有积极意义。

四、弘扬儒家“仁爱”精神，自尊自爱，维护自身良好形象

儒家在倡导爱他人的同时，对自己则强调自尊自爱。自爱与爱人，二者是相联系、相统一的。“人必其自爱也，然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然后人敬诸。自爱仁之至也。”儒家把自爱看作仁爱之极致境界，能自尊自爱的人，必有高度道德修养，并真正全面理解“仁爱”的精神实质，行“仁”而爱人，也为别人所爱，故曰“仁之至”。孟子以射箭作比喻，“仁者如射，射者正而后发”，他强调正人须正身，爱人须爱己。儒家历来强调教育者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师之道，端品为先”，我们面对的教育对象与我们的培养目标，更要求教师首先要提高自身道德素养。“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上行下效，然谓之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身教重于言教，道理即在于此。如何自爱，在具体的举止上，儒家还有诸多论述，这里仅就《礼记・儒行》中所论列举一二：作为“仁”者，气质、容貌要温和善良又肃敬庄重，举止要宽舒从容，谈吐要注意文采、伦理，对人要谦逊、谨慎，注重礼节，如此等等。事实上，自爱与爱人是相通的，如何做到“仁爱”，从内在精神气质到外在言行举止，也确难以列举穷尽。

综上所述，孔子的“仁爱”思想，在剔除其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及反映不平等社会关系之后，必须充分肯定它在促进社会稳定和文明进步、提高个人思想道德素养上的积极作用。它所倡导的注重人格精神追求，矢志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强烈爱国思想；强调人与人相互爱护、尊重、宽容、理解，以建立良好人际关系与社会风尚；强调教育者要热爱关心全体学生，严格要求，为人师表，以及从内在精神到言行举止的有关道德规范等，这些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尤其对加强教师自身思想道德建设均有积极意义，必须继承和弘扬。

参考文献

[1]缪德良.中国传统文化要略[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第7篇：人与人关爱作文范文

梦洁家纺董事长姜天武描绘的图画是这样的：“梦洁所有的终端都能赢得好名声，当人们说起梦洁的时候会说：‘梦洁啊，品牌不错，产品不错。梦洁专卖店的老板人忠厚、善良、有爱心，是个好人，店长、店员有亲和力，能为顾客着想。’如果梦洁有这样的口碑，销售数字就不是问题。另外，每个梦洁经销商、店长、导购员的家庭都幸福、美满，并且他们能真心认同‘品格第一’。总之就是：希望所有的梦洁人都能是好品格的爱家人，并且一起把梦洁这一份美好的事业永续经营下去。”

这幅图画显然有些与众不同，它不像是一幅冷峻的企业市场“蓝图”，反而更多地传递出对一种人文理想的追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正是这种人文理想催生了梦洁的品牌文化，而对它的追求与坚持，让这个企业在诸多方面都带有了一个理想主义的色彩，也使其超越行业乱战，成为一个出众的领先者。

“真爱”是最强大的影响力

在中国家纺行业，与“爱”或者“家庭”相关的品牌诉求曾经屡见不鲜，但走到今天，这几个字眼代表的含义俨然成了梦洁的品牌专属。对中国家纺市场稍有了解的人，大都知道梦洁的品牌文化理念――“爱在家庭”，那么梦洁是如何向大众和员工诠释这种文化的呢?

梦洁把“爱家文化”的内涵概括为“爱国家，爱小家，爱大家”，而好的品格才能成就幸福的家庭和成功的事业，爱家的人要通过爱家的事业让更多的家庭充满爱。

也许没有哪个企业对“品格”的重视更甚于梦洁了。在梦洁看来，培养一个企业群体可以共同恪守的职业道德和价值观，比引进先进的管理体制、创新机制更为重要，也更有永恒的意义和价值，而品格是一个人的基本素质，它决定了一个人回应人生处境的模式，好的品格是使人在任何场合都按照最高的行为规范做正确的事的内在动机，因此品格原则是其企业文化的基础。2006年年底，梦洁董事会决议并申明自己是以“品格第一”为基础的企业。随后，从总部到每个终端，梦洁在全公司范围内循序渐进，持续推行包含49种品格学习的品格训练活动，促使员工内心素质、内在价值、做事原则和方法的提升。

作为品牌“爱家文化”的核心，“真爱”正是梦洁最看重的品格。梦洁认为，爱不是工具，而是好品格的自然流露和彰显。工具是有形的、为人使用的，只能产生一时的效果，触动不了人的内心而品格是无形的，是发自内心的，能产生永恒的效果。在梦洁的理想中，公司的每一位员工、每一位导购，都要能真心地去关爱顾客，去帮助顾客关爱家庭，在这个普遍功利化的社会中，超越单纯的商业视角，将体贴入微的关爱倾注于经营的每个细节，使梦洁成为人们关爱家庭的象征。

“多关爱他人一点，不要求有回报多关爱顾客一点，不一定都是为了做生意。”这是梦洁董事长姜天武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梦洁价值观最简单、最朴素的诠释”。在2007年梦洁全国店长会议上，姜天武曾专门做了《爱，不是工具：爱，是品格》的主题演讲，特别指出了把爱当做工具导致的8种错误：

第一，以貌取人，根据顾客有没有购买意向、购买能力来决定以什么样的态度服务，而不会真心关爱每个顾客：

第二，成交前后会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成交前热情无比，成交后不再急顾客所急；

第三，不会去主动了解顾客的真实需要，并用善良的心对待顾客；

第四，不愿意提供额外的服务，以真心的服务打动人；

第五，看重结果和回报，缺乏坚持以真诚服务对待顾客的原动力；

第六，工作不快乐，把许多规范化的服务动作当作强制性的程序。

第七，缺乏成就感，每天工作的意义似乎只在取悦顾客达成销售，业绩再好也体验不到满足的成就感。

第八，缺乏对顾客完全的尊重，无法从内心真正去尊重每一位顾客。

在这位梦洁“爱家文化”的倡导者看来，梦洁营销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特别关爱”，要让顾客感受到真心实意的关爱。“如果每一个梦洁人都能认识到爱是品格，都以好品格来经营自己的人生，都能在快乐、自由的工作过程中彰显出好品格，那么必定能成为具有影响力的人。而由一群好品格的人所经营的梦洁，也必定会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企业。”

最为顾客着想

在一个充满功利追逐的商业竞争社会中，要将“真爱”的理想注入现实中企业乃至每个员工的行为当中，显然绝非易事。从提出“爱家文化”到今天，15年间的点滴积累和总结，让梦洁在一步步成为行业翘楚的同时，日益明晰地看到了连接理想与现实的桥梁――“最为顾客着想”。这个理念，今天已经被梦洁奉为统领公司上下的工作总纲。

在梦洁的定义中，“最为顾客着想”第一要有正确的价值观，第二要有好品格。所谓价值观，就是“多关爱他人一点，不要求有回报；多关爱顾客一点，不一定都是为了做生意”。而爱是好品格的自然流露，只耍拥有爱并愿意付出，任何销售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最为顾客着想”，需要充分把握顾客的真正需求。怎么做到这一点?梦洁的《管理准则16条》中写道“一定要站在别人的立场上看问题”，“每件事都应该对我们的用户有益”。而站在顾客的立场上看问题，就要始于顾客需求，终于顾客满意，从顾客利益角度上、在每一个细节上，做对顾客有益的事。

这是发生在梦洁专卖店里的一个故事有一天，一位闷闷不乐的女士来到梦洁一家专卖店，看中了一款床品后开口就要买4套。导购员与她攀谈后了解到，顾客只是自己用，于是劝她不必买这么多，但这位女士并不理会，要求导购员晚上将床品送到家里。当晚，怀揣疑问的导购员来到顾客家中，发现只有她一个人在家。导购员告诉顾客，自己只带来了两套，因为觉得同样的床品实在没有必要一下买4套，如果有需要梦洁随时可以满足。这位顾客当时就哭了，原来，这天她刚与丈夫离婚，心里非常难受，就以购物的方式来发泄，服装、鞋、包等一买就是三四套，一天下来，只有梦洁的导购员劝她不要买这么多，在为她着想。被这种关爱所感动，这位女士后来成为梦洁一名很好的会员。类似这样的案例，被梦洁不断充实到品格培训、终端培训当中，随着接受的人越来越多，就逐渐形成了梦洁独特的终端文化。

“最为顾客着想”，与梦洁的“爱家文化”一脉相承，是梦洁为将“爱家文化”、“品格第一”予以落地，予以具体化、行动化，提供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指南。要落实这个理念，一方面必须在企业中执着地推崇，坚定地执行：另一方面必须在市场上不断进行策划与创新，带给顾客更多感动，让员工体会到“最为顾客着想”带来的成就与乐趣。

从心出发，从家开始

我要在钱夹里放上家人的照片，

并且无论什么场所，我都不介意告诉旁人，我爱我家中的每一个人，我爱我的家庭。

我要常常给家人写小卡片，告诉家人：你们对我的意义非比寻常。

我要以赞美、鼓励的言辞与举动，取代对家人的批评和抱怨。

这是梦洁《绝对爱家十则(家庭版)》里的字句，它在梦洁每一处终端，和梦洁精心制作的各种爱家手册、祝福卡片一起，和梦洁紧扣“爱家文化”策划的市场活动一起，向顾客传播关爱家庭的道理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梦浩的“爱家文化”也从最初的产品和基本服务层面，一步步发展到了品牌层面，真实的、可以触摸到的顾客品牌体验，成为企业与顾客接触点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在与顾客的关系中把“爱家顾问”作为自己角色目标的梦洁，这样来阐释其传播家庭关爱的努力：“美好的家庭是在努力灌溉、精心耕耘后收获的果实，我们期望爱家的人拿出更多的时间去经营、去尊重、去关注家庭，在家庭中学习付出爱和接受爱，才能使心灵更充实、家庭更和睦、人生更丰盛。”

因此，梦洁提供给顾客的，除了卖场的关爱服务，还延伸出了顾客家庭关爱服务。梦洁的顾客中有一对老夫妇，与儿子、儿媳的关系处理得不是很好。梦洁的一位店长时常上门为这对老夫妇做一些床被换洗的服务，相处得很熟，拿到了他们儿子的电话。之后，这位店长不时给他发一些短信，每当店里有新到的梦洁爱家文化书籍就寄给他。一段时间后，店长在老夫妇家里遇到了回来帮父母做家务的儿子、儿媳，两代人的家庭关系有了很大改善。

尽管梦洁终端许多细节工作与销售没有直接的关联，然而顾客对“爱家文化”却产生出更强烈的感动，出于对品牌理念和文化的内心共鸣而成为梦洁忠实的消费者。正如梦洁所说，越是在功利化的社会环境中，人们越是渴望真爱。尤其对家纺产品的主要购买者家庭女性而言，这种“经营人心”的文化无疑具有更强大的影响力。

进入2008年，梦洁将“爱家文化”推广纳入了一个新的框架，即“五季推广”，对应于爱家庭、爱母亲、爱父亲、夫妻相爱和爱孩子，依次主推五大主题活动：“爱我们的家”，“每天都是母亲节”，“梦想成风，父爱同行”，“一生一次，一次一生”，“爱与被爱”，而每一季的活动内容都紧紧围绕着“爱在家庭”展开。“五季推广”使梦洁的文化推广更加立体化和系统化，通过在策划、资源和组织等方面统筹行动，形成更广泛的市场影响和更鲜明的文化标志，进而将这些主题打造为梦洁文化的子品牌。

将理念变为行动

“爱家文化”要求员工去关爱顾客，要使这种文化要求真正落地，相对于企业外部的文化推广，更重要的是在企业内部，把“最为顾客着想”的理念变为员工切实的行动。因为任何一种文化，最重要也是最真实的传递，就是企业员工尤其是终端员工面对顾客时的一言一行。爱是感性的，但是“爱家文化”的建设与落实必须是理性的。

梦洁的《绝对爱家10则》还有另一个版本，称为“企业版”，在这个版本中，梦洁表述了其员工的基本行为准则。比如：我要在与他人的交往中用言语和行为表达接纳、关怀和尊重，而非嘲讽、讥笑和轻视；我要在别人获得成功时报以真诚的祝贺和赞美，而非嫉妒……

在对“爱家文化”长期的推行与坚持中，梦洁形成了自己一系列管理理念，与很多企业不同的是，这些理念体现出强烈的行为化和态度化的特点，也就是对员工的日常行为和处事态度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在《创新30条》中，梦洁明确了产品创新、管理创新和营销创新的具体方向和标准，在《爱心16条》中，梦洁从讲爱、讲精、讲美、讲健康四个方面对每个员工、每个部门予以行为引导而像“把事情做好而不是把事情做完”、“每件事都应该对我们的用户有益”、“一个方案，三份备选，十份资源”、“做重要的事，不做紧迫的事”等涵盖了“做、看、管、理”四个维度的《管理16条》，则是对梦洁员TZ作态度与方法要求的浓缩。同时，梦洁要求“所有事情动作化”，任何工作目标一定要分解到实实在在的动作上。这些准则所形成的企业行为文化，无疑为品牌“爱家文化”的落地打下了基础。

在梦洁的培训体系中，以“品格第一”为出发点的品格培训，被视为文化落地的一项基础保障。从导入至今的每个周四下午，公司总部全体员工齐聚一堂，结合工作中的案例、问题或主题学习一种品格。这种品格培训，也通过梦洁“区域经理――区域经销商――终端”三级培训体系一直推广到每个专卖店和专柜。为推动员工对好品格的学习和应用，梦洁专门设立了品格奖励制度，授权各部门总监对员工好品格予以表扬奖励，包括经销商导购员在内的每个人均可随时申请，经审批当即给与100N200元现金奖励。对品格的重视与价值肯定，有效促进了梦洁团队中和谐、向上的氛围，也使品牌文化在潜移默化中融入员工行为。

如同品格奖励一样，“激励”被梦洁作为一项重要的推进手段，在文化落地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梦洁，已经形成了包括“三三激励”(表扬、记功，记大功；批评、记过、记大过)、项目激励和创新激励在内的激励系统，以奖励为主，重点向企业中层及以下、向一线人员倾斜，并且力度很大。例如，梦洁一位员工去年所做的店务系统设计，单个项目年终评定获得了5万元奖励。2008年梦洁对员工的激励达到300多万元，今年的激励计划则达到600万元以上。与此同时，梦洁在常规的组织设置之外采取项目制工作方式，员工不限职级均可申请立项，作为项目经理对项目工作和成果负责。梦洁认为，不断设立奖励来激励员工，促使员工的能力和收入与企业一起发展，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品牌的文化就能更好地通过员工向外界传递。

第8篇：人与人关爱作文范文

相比之下，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不是古代“恩德易忘，怨毒难消”的个人情感发泄，也不是古代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个人命运生不逢时的怨恨，而是已经属于全民族全国民的集体心理体验。正如所言：“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①在中国古代神话里，神的喜怒哀乐产生了世界的风雨雷电；但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是世界现实的变迁引起了现代中国人的怨恨。这种怨恨不仅是《尚书•汤誓》对专制暴君的怨恨，更是因民族生存对列强入侵的怨恨；不仅是《击壤歌》对寄生阶级不劳而获的怨恨，更包含对整个国家腐败、人民凄惨无告以及各国侵略者烧杀抢淫国人的怨恨；不仅是对自己前途渺茫命运坎坷的怨恨，更是面对亡国灭种危机时中华老大帝国不复存在的怨恨；不仅是底层妇女“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爱而不得式怨恨，更是中国现代妇女在经历人性、民族、国家、阶级等一系列大解放的历史蜕变中对践踏公平民主、自由正义等现念的怨恨；不是对君主无德的怨恨，而是君主建立现代民主的怨恨；不是为治国平天下与光宗耀祖而不得的怨恨，而是对社会痼疾、封建余孽、军阀混战、民族危亡、阶级斗争、国家独立以及每个个体的创造潜力与独立人格被压抑的怨恨；不是为怨恨而故作怨恨，而是在抗击外来入侵与统一国内力量的巨变冲突中产生的怨恨；不仅是农民对贵族与统治者的怨恨，而且是全民对所有侵略者与独裁者的怨恨。从理论来看，中国古代的怨恨，自“兴观群怨”到“怨愤”，从“不平则鸣”到“童心”，从“哭泣”到“怨刺”，始终没有脱离个体情怀的发泄，不是将一己悲欢与时代历史、民族社会相联系，而是将怨恨目标集中在个人遭遇、君主德行、父母专制、他人折磨、命运沧桑、贵族特权、天时地利等方面；不是在宽广的政治革命、战争物质、精神文化等背景下全民族全社会的普遍怨恨，而是局限于个人失意与落势集体、党派集团、机遇缘份、游戏规则等方面的怨恨。

而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从根本上属于民族国家集体有意识的共同心理体验，有着共同的社会文化与历史遭遇背景。孔广德把怨恨提高至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高度来理解，直接与中华民族和国家的兴衰存亡联系。梁启超提出的“怨刺”，目的是欲新中国国民与中华民族。这种怨恨主要是由于民族创伤而不是个人伤害———虽然长期战争也导致了大量的个人怨恨，但最根本的原因是民族创伤与民族怨恨。不仅如此，中国古代文学的很多怨恨表达，大都是个人对外在事物的怨恨，将拯救自我的希望寄托在君主与丈夫等他人的回心转意上，严重缺乏自我忏悔与自我怨恨，即使“吾日三省吾身”与“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表现出一定自我反省意识，但不是自我怨恨，而是按照儒家道德伦理要求来反省自己，达到世俗认可，从根本上不具有西方基督教“原罪”意识。而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明显具有忏悔意识：由于西方文化伴随其坚船利炮强行进入中国现代文化，西方基督教倡导的忏悔因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体验表达，增加了许多自我怨恨的心理诉求。总之，中国古代文学的怨恨主要是个人怨恨，既不具有现代化追求，也不具有现代性体验。而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是在世界现代化追求与质疑都已凸现的历史大背景下的怨恨，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怨恨，是既在文化上与世界接轨、同时又在军事政治上面临西方强敌进攻以及在国家独立后企图取得与西方列强相抗衡中的怨恨，是追求中国现代化与避免中国现代性弊端中的具有一定忏悔意识的怨恨。不但是现代中国遭受多国强敌践踏蹂躏时产生的全民怨恨，更具有某种自我忏悔意识的对人性缺陷以及人类局限的怨恨。

二、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西方之怨恨比较

古希腊将爱恨看作推动世界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因，恩培多克勒认为世界由水、火、气、土四根组成，四根结合与分离形成万物的生成与灭亡，而四根的源泉就是爱与恨，爱恨与善恶相连，恨造成恶也即世界的纷乱战争与灾难死亡。苏格拉底认为爱既不是美又不是善，爱就是对某事物的爱，一切渴求的都是它缺乏的，当渴求无法满足时就产生怨恨。亚里士多德将爱与恨结合起来提出：主动施舍爱比被动体验爱更幸福，施舍爱的一方因施爱而得到感恩与回报的快乐，被爱者除表达感恩外，欠了巨额人情债，在得到现实细微利益的庆幸心里后并无多少快乐的收获。相比之下，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即使局部细节与古代西方的怨恨偶有所同，如亚里士多德“爱人如爱己”的爱之黄金规则，与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等思想异曲同工；但从整体与根本上说，两者不但方向相反，而且在具体内容与性质上也根本不同。从方向上看，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并不具有创世界的哲学意境，充其量只不过是现代中国的遭遇与社会现实的磨难使人们产生了怨恨的心理情感，而不是怨恨促使人们产生了对于世界起源的认识。从内容与性质上看，古希腊怨恨研究试图从各方面考察爱与恨作为哲学术语的内涵与外延，考量爱恨与世界的关系，将爱恨与文化哲学、教育卫生甚至国家民族、军事政治等联系起来，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将爱恨作为他理想城邦的伦理标准。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爱恨不具有伦理性质，是战争与军事激发出现代中国人在情感上无比的爱与无比的恨，而不是相反。古罗马的爱恨具有基督教的宗教含义，此后古代西方的爱恨在基督教浸染中产生特别的宗教涵义，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爱恨并无多少宗教色彩，没有宗教含义与性质，只是中国现代人的情感体验而已。在整个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的爱恨观具有一定的统治地位，基督教的爱恨与认识发生关联：上帝的爱就是存在的爱，爱的存在就是上帝的爱，上帝的无限之爱就是爱的无限之在。基督教的爱不是生物学或政治学的爱，而是靠说教与信仰等方式对个体精神思想建立的虚幻境界：它既不是中国现代文学所表达的感情，也不是现代中国人追求国富民强以及自身幸福的渴望，更不是出于自己情感需要的实际人生考虑。基督教的爱很特别，不是康德式的理性，也不是民众对于爱的感受，而是一种基于貌似信仰基础之上的人对于现实世界的另一种精神触发与心理反应。

古罗马的基督徒奥古斯丁认为：上帝的爱比凡人的爱更有价值，上帝的存在比凡人的存在更有意义。生命不过是挥霍，其意义在于上帝。爱是认识的本源，爱推动认识进而实现愿望，所以爱恨情感先天于理念并决定着理智，爱比认识更先天，人的爱比人的追求意愿更先天，甚至比人的感觉直觉与思维想象都先天。奥古斯丁主张：爱具有某种本体性的地位，人们的认识或者人的意识，最初不仅与认识对象有关，同时还与人的感觉想像、思想概念也有关联，而且最终必然与爱恨有联系，从表面感觉到理智思想、人的认识，都服从于或者说受制于爱与恨的情感取舍。奥古斯丁的爱恨观，显然与亚里士多德的爱恨说大相径庭：上帝作为人与世界的本源，是施爱者而不是被爱者。上帝作为永远的施爱者才会成为人与世界的本源，人与世界作为被爱者，所以才要服从并听令于上帝的召唤。相比之下，与古希腊古罗马的爱恨观显然不同，中国现代文学的爱恨并不具有认识意义上的本源性质。古希腊的爱，其方向是从低级到高级、从卑微到尊贵、从下人到高神、从流俗到高雅、从事物到思想。相反，基督教的爱恰恰强调的是从高处到低流，从上帝到羔羊，从神圣到平庸。很明显，前者是向上的攀登，后者是向下的俯视。古希腊的神是被爱者，而基督教的神是施爱者。古希腊的神看见卑劣就抛弃甚至惩罚，而基督教的神面对敌人也能施爱。所以，基督之爱是以爱达到救赎的愿望，不是古希腊通过认识来取得自我解救，基督之爱强调对邻人、对他人、对自己都要与对上帝一样地爱，只要承认爱是上帝的本质，那么对上帝的爱就是对万千生灵的爱以及对万事万物的爱。上帝是造物主，也就是永远的施爱者，而万千生灵与万事万物永远是被爱者。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基督教的爱恨观存在一定相通，即爱的方向是以下为本位，以弱者为本位。具体来说，中国现代文学了中国古代文学以皇帝与上级为本位的帝王将相式爱恨观，颠覆了中国古代讲究等级、立足强权的势利情感立场，建立了以下层劳动人民为本位的爱恨观念，即对一切专制统治者、剥削压迫者、不劳而获者的恨与对平民老百姓、自食其力者、无私奉献者的爱：爱民族、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的以普通千百万劳动人民为本位的思想，即使就中国现代社会文化思潮而言，从三民主义或旧民主主义再到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这种思想在加强。

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基督教的爱恨观有着本质不同。基督教的爱本身就具有价值，其价值增长在爱者一边而不在被爱者一边，人在失去自我的行动中获得的是永恒自我，充满爱的人是更高尚更坚实更丰富的生命存在，生命的珍贵和标志就是爱的行动本身。基督教之爱的意义只在爱本身，在于爱在心中充溢以及爱心在其爱的行为中所显示出的高贵，因此相助是爱的表达而不是爱的目的和意义。《圣经》宣扬施舍财产给穷人，不是让穷人得到帮助，也不是财产分配更公平，更不是贫困比富有更好，而是由疏财与施舍表明精神自由和爱心充溢，并使施舍者变得更高贵富有。基督教道德的最高评价不是贫穷、、顺从，而是自由放弃财产、婚姻、意愿等。与之相比，中国现代文学的爱恨观不是将爱本身看作一种理想信仰的价值观去在无尽无原则的施舍中追求爱的价值存在，不是放弃自己权利责任以及个体愿望追求，而是随着考察对象的具体不同确定爱与恨、施舍与接受。非但不轻易放弃个人权利与意愿，而且要主动坚守这种权利与责任、意愿及追求。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而是现代中国作家自己的一种情感体验，它所反映的是现代中国人活生生的爱恨情感，而不是宗教教义上的某种为求得正果的追求；不是对上帝与神灵的虔诚与忠诚，而是抵抗外来侵略与阶级革命过程中的真诚流露，是现代中国人自我觉醒意识的表征；不是不分敌我的博爱与不问青红皂白的仇恨，更不是要像爱自己一样地去爱敌人———中国现代文学的爱恨观有着严格的立场区分，在对待敌人与人民、光明与黑暗、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进步与保守、变革与倒退等方面，爱应该爱的，恨应该恨的，绝不是爱恨没有时空范围，情感没有对象区别。

三、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西方之怨恨比较

现代西方的怨恨研究破除了宗教桎梏，出于对西方现代性暴露出的极大悖论性的难堪忧虑，不再关注与伦理学、社会学、神学宗教学、哲学范畴上的理解比较与历史梳理，而是集中于对爱恨本身内涵的挖掘之中，大体有三个视域。首先是伦理道德视域。布鲁诺认为爱和恨就实体与根源而论是同一个东西。笛卡尔认为怨恨使人把自己与厌恶的东西分离。帕斯卡尔认为人生来为了思想，所以爱在于思想的眷恋，恨在于思想的无知。斯宾诺莎认为怨恨是为一个外在原因观念所伴随着的痛苦，是一种摆脱损害的倾向。洛克认为怨恨是痛苦引起的心向。罗洛•梅认为真爱很少，所谓“爱”并不是真正的爱，在真爱背后暗藏着不可告人的不纯动机，即使父爱与母爱，男女与情爱，亲朋之间的关爱等等：父母对子女的爱潜藏着养老的自私功利，男人对女人的爱暗含着泄欲的自私需要，亲朋好友的爱包隐着互相利用的实际考虑。当父母之爱、男女之爱、亲朋之爱的暗藏功利遭遇谋杀或者放弃时就会产生怨恨，“它具有维护一些尊严和自我身份感的功用……用仇恨建筑起他内心的堡垒，作为他的尊严与骄傲的最后证明”①。其次是哲学心理学视域。康德认为爱与恨是一种感性的病理激情，因此理性要节制与管束爱恨。费尔巴哈从人的本质意义上试图解释爱与恨：“对现在或后来成为愉快的感觉的原因的东西的爱也是人的本质。反过来，对不愉快的感觉的原因的仇恨也同样。”②克尔凯郭尔反思审视西方现代性，对现代性所造成的伤害诸如环境污染、道德沦丧等大加讨伐，西方追求现代性但以失败告终，导致了极大怨恨。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爱的最深处隐藏着恨，所以爱可以转化成恨。弗洛伊德认为恨表示着自我内部心灵与异己外部世界的关系。阿德勒认为怨恨经常与焦虑、敏感、抑郁有关，类似多疑症或迫害狂。蒂利希认为爱表明了具体情景中的正当东西，人往往利用爱的幌子来取得对公平正义以及责任担当的逃避。

最后，资本主义精神视域。富兰克林的怨恨观是一种为实际生活所累及的资本主义商业世俗利益中的怨恨。阿尔贝蒂因其资产阶级出身不被贵族重视，所以对贵族皇室充满怨恨情怀，认为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过程中，怨恨具有极大的推动力。资产阶级市民靠着怨恨心理把自己的交易规则与商业品性作为普遍的有价值的被社会所认可的生活准则。马克思与恩格斯曾经提出爱恨情感对人的异化。尼采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道德价值中，怨恨是其中判断取舍的根源，几千年基督教所宣扬的博爱只是虚伪精巧的怨恨之花，基督教的道德价值观是一种以怨恨为动机的奴隶道德，是对古代多神教的反叛！爱是一种能力，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这种能力，普遍的爱存在逻辑困难。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资本与货币仅仅是目的与手段，资本主义精神才是价值取向，它同时面临着各种怨恨心理，许多形形的怨恨矛头往往会指向第一个追求资本主义精神的改革者与先驱者。西美尔认为大城市如果没有怨恨就没有激烈竞争，将会失去根本活力，不再具备发达所需要的动力。因为大城市生存压力大，竞争激烈，因此冷漠、厌世、怨恨成为都市人的典型情感特征。在资本主义精神这个研究视角，舍勒是怨恨研究的集大成者，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舍勒提出：怨恨不是单纯的情绪反应，而是有着明确前因后果的持久心态，是出于价值意义上的涉及生存伤害的体验。产生怨恨的首要因素是被伤害，接着是对这种伤害的隐忍未发。怨恨的根源在于价值攀比。怨恨者包括浪漫与变节两大类型。现代仁爱普遍源自于怨恨，资本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怨恨。

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与现代西方的怨恨相通但存在差异。其相通的是：都具有共同的现代世界性大背景，都发现了现代化进程中凸显出的陷阱。但两者也有不同：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不是西方小说家莫利哀《恨世者》中小说人物所说的：“是人我都恨”，原因很显然，莫利哀式的怨恨有一种极其自私的甚至极端的怨恨毒素，而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不是见人就恨，乃是与全国家、全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紧密相连。如果国家不被侵略，民族团结和谐，人民安居乐业，那还有必要逢人便恨吗？西方现代的怨恨，其主要关注点是对现代性所暴露的种种缺陷痼疾的怨恨，是对正常人性被高度发达的工业机器严重异化的怨恨。与之不同，中国现代性很不发达，其弊端已经暴露但远未演变到极其严重的地步。所以，现代中国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怨恨，虽然有少部分已经出现对于现代性悖论性的怨恨，比如沈从文、废名、汪曾淇等人的作品，但对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其流露出的最重要的怨恨仍然是基于民族生存发展与国家独立富强层面上的对于外敌入侵及其和平演变的怨恨。自鸦片战争以来，在百年的生存较量中，中国人从统治者到老百姓、从灵魂到肉体，屡次受到严重伤害，生命涂炭，器物尽毁，但是却没有对抗的能力与复仇的机会，一忍再忍，割地赔款，委曲求全的屈辱心理逐渐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蕴藏在心中积聚为怨恨，虽然中国人心中的怨恨内容，每个人都不一样；所怨恨的对象、时间也不同，但就其基本而言，占主流的仍然不是个人的一己恩怨而是面对亡国灭种而产生的集体有意识怨恨。这种怨恨过去很强烈，现在仍然是记忆犹新。将来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并不会因为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就会忘记那些屈辱历史。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哪个中国人能够忘记鸦片战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甲午海战与抗日战争？这不是个人的暂时性怨恨，而是整个全民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深深沉淀与永久烙印。将来，只要国际社会的创伤诱因出现，中国全民就会自然而然引发这种怨恨的强烈呈现。这种怨恨并不是由于西方现代化财富太高而中国现代化程度很低所导致的嫉妒，不是因为中国落后于西方，而是由于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现代化语境中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始终不断地蚕食与挤压中国，强化了中国人对于民族生存与国家独立的历史记忆，激起了中国人对于西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不层面的价值比较与实力较量。虽然中国人其实在各个方面真的目前还比不上西方列强，但是依靠怨恨的动力，不断追赶，拿来与吸收，在这个过程中，当中国人遭遇了西方的陷阱及其腐朽与弊端时，依靠怨恨的心理，很警惕地拒绝或者隔离。所以，中国现代文学的怨恨，起主流主要是追求现代化的怨恨而不是反抗现代化的怨恨。

第9篇：人与人关爱作文范文

关键词　体育文学　诚信友爱　价值取向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传播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重大任务。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诚信友爱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和谐社会的六个基本特征之一，诚信友爱的价值取向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我国当前形势下，社会转型，生活变化迅速，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自主选择的机会明显增多，许多人的价值取向不稳定，这就更需要社会有一种正确、统一、明确的社会价值取向。体育运动是人们交流和合作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体育运动可以大大增强人们之间的诚信友爱，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独特的价值和重要作用。体育精神是动态发展的意识形态。体育精神中最为重要的奥林匹克精神是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精神。体育的价值取向、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取向均可以在体育文学中得到体现。体育文学反映深层次的体育精神文化，通过体育活动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民族心理等，体育文学诚信友爱的价值取向是弘扬构建和谐社会道德基础的重要手段。

一、诚信友爱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诚信友爱的优良传统，弘扬中华民族诚信友爱的传统伦理精神，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诚信要求社会成员自觉遵守社会规则、规章制度和公共秩序，并按这些规范行事。在现代的意义上，诚信的内涵可以指社会组织和个人在交际中恪守诺言，讲究信用、注重信誉。友爱就是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在全社会形成平等友爱、融洽相处、共同前进的社会氛围和人际环境。诚信友爱就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明礼诚信、团结友善”是我国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主要内容。

中国的文化传统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伦理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所带来的价值取向就是追求和谐。诚信友爱在人类的道德规范体系中，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最有价值。社会和谐取决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诚信友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内耗和摩擦，减少社会生活的风险和代价，使社会的运行成本大大降低。诚信友爱给社会带来具有高度的物质价值，也带来高度的精神价值，它是实现人际关系和谐的前提条件。有了诚信，就有了友爱；有了友爱，人际关系融洽和谐，个体身心健康和事业顺利成功；有了人际关系的融洽与和谐，人们彼此信任，相互帮助，平等相处，合作共事。既保全了个体的利益，又能使社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增加社会的价值认同和凝聚力，达到社会的和谐。

二、体育运动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

体育运动源自于人类生产劳动，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已演变成无与伦比的独特文化现象。体育运动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综合实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体育运动能提供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平等互动平台，促进人们相互之间的了解与沟通，容易建立起平等、亲密、和谐的人际关系。体育运动具有勇于竞争、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团结协作、诚信友爱、亲民亲国的精神。体育运动鼓励人们公平竞争、永不满足、敢于拼搏，努力超过别人、超过前人、战胜自我。在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越发达，人们强身健体的意识越强烈；社会越和谐，体育精神就越被人们所推崇。

体育运动传播思想意识，影响生活舆论、道德风尚，服务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体育运动调节人际关系，促进人际间的和谐，美化环境，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发挥社会调节功能。作为最具有国际性影响力的体育运动奥林匹克运动，所倡导的奥林匹克精神，是人类创造的重要精神财富，是提高人类素质、建设和谐社会和维护世界和平最具广泛性的国际文化要素。奥林匹克精神内涵丰富，主要体现在和谐发展、团结友谊、公平竞争、重在参与、奋力拼搏、为国争光等方面。奥林匹克精神强调相互了解、友谊和团结。奥林匹克精神强调竞技运动的公平与公正。在直接而剧烈的身体对抗和比赛中，运动员的身体、心理和道德得到良好的锻炼与培养，观众也得到感官上的娱乐享受和潜移默化的教育。无论是在在奥林匹克比赛中，还是在其他的体育运动中，运动员在竞技场上所展现的勇于竞争、敢于胜利、团结协作、诚信友爱、亲民爱国的体育精神，深深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位观众，这种体育精神对塑造和强化社会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观有独特作用。

体育是积极进取、公平公正、规则至上、团结友爱、健康自然、以人为本的事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体育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体育的作用不言而喻。体育既讲公平竞争，又讲分工合作，可以有效地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认同感、归属感，是消除对立、弥合分歧、缓解矛盾的有效媒介。体育运动可以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力量，创造一种以奋斗、教育和公德为基础的生活方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的发展。0体育在促进团结、维护和平的事业中扮演着独特而重要的角色，奥运会和各种体育比赛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团结协作的大舞台，成为人类沟通情感、传递友谊的纽带。体育精神与和谐社会理念有着深刻而广泛的联系，体现了和谐社会的目标追求与价值导向。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借助体育运动所倡导的诚信友爱的道德的力量，使诚信友爱这一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良好的道德土壤。

三、体育文学是弘扬诚信友爱价值取向的重要途径

体育文学是以体育为题材的文学，经典的体育文学作品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可以提升人的文化素质，乃至整体素质，推动社会的进步。体育文学作品通过各种文学手法，描写各种与体育运动相关的主题，如体育活动的参与和观赏，体育训练与比赛等。表现积极、健康、蓬勃向上的主题思想，并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内蕴。因此，体育文学不仅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和感染力，还承载着对体育运动在人类进步、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的宣传和促进作用。体育文学反映社会生活，它不可避免地要反映体育运动，反映体育运动历史发展的轨迹，反映人类不断向上、不断竞争、不断追求、不断进取的体育精神，帮助人们了解体育运动在现代社会文明中的作用和地位。体育文学作品，颂扬人类自身的力量，歌颂人类的勇气和执着，赞美人类的美好。体现以人为本的核心。

体育文学所歌颂的精神是人类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指导，体育文学的价值取向影响社会公众的价值取向，对和谐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体育文学是反映参与体

育运动的活生生的人的艺术，体育文学作为体育文化的一部分，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应当发挥改善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品格，帮助协调社会矛盾的作用，从而增进社会和谐。体育文学的价值取向表现为满足最广大公民日益增长的身心发展需求，提高公民的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丰富公民的精神生活。通过体育作品的审美感染力，影响人们的情感和心灵，进而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体育文学的价值取向是体育运动的精神指南、民族精神的重要特征，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殊的功能。

体育文学的价值取向有利于促进和谐社会主义社会，提高国民素质和培养现代人格。通过体育文学作品，刻画那些通过诚信和关爱他人，通过努力和奋斗而在体育比赛中取得成功的人物形象；刻画通过体育对于美好幸福生活和公平正义，民主法制、诚信友爱的追求；弘扬体育所反映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表现家庭的亲情、人间的友情和社会的真情；弘扬体育竞赛中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精神，竞争意识、协作品格、公平观念、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以反映人们诚信友爱的思想道德风貌为主流，以创作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目的，让人们在体育的欣赏和参与中受到鼓舞，在情感的共鸣中得到启迪，在心灵的震撼中获得教益。促进全社会形成文明诚信、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良好社会风尚。

四、发挥体育文学诚信友爱的价值取向的途径

加强道德教育，提高全民素质，以体育文学诚信友爱的价值取向为切入点，可采取以下措施：

1、以体育文学价值取向为载体，倡导诚信友爱的道德观念、社会公平价值观念，树立公平意识，提高正确判断社会公平的能力，为实现和谐社会夯实坚实的思想基础。

2、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体育文化领域的振兴和繁荣以及优良人文环境的营造，积极推动体育文学的发展，以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促进人的社会化进程。

3、加强体育文学研究，以体育文学诚信友爱的价值取向为指导，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以人的发展为终极目的，关注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以体育运动所蕴含的体育价值观、体育道德伦理、体育思维方式、体育行为方式等，充分发挥“和谐”的理念，达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良好道德风尚、和谐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的目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