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重要意义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学的重要意义范文

关键词: 劳动经济学; 经济发展; 新价值；重要意义

中图分类号： F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作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劳动经济学是其中一个发展历史比较悠久的分支。劳动关系问题是我国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之一。劳动力问题的研究，不仅正在趋向经济学研究当中，而且劳动经济科学理论已日益成为我国制定各项经济社会政策的主要依据。在当代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国家经济正在向世界经济转化，做为一种发展趋势，都将进入世界经济活动的大竟赛、大角逐之中，二是对即将到来的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使所有国家都有一个迎接挑战、缩短距离，让自己的经济发展能够在新的起

点上腾飞的严峻问题。影响这两个挑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经济学角度看，主要是看有没有一支高科学研究、高技术开发、高生产效率的现代化高素养的劳动人才大军。尽管如此, 劳动经济学仍然是当前经济研究领域中非常活跃的一门学科。劳动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劳动者为了获取生活资料而进行劳动的经济过程。劳动经济学研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中一些现象的分析具有极强的理论性,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劳动经济学研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劳动经济学为劳动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

劳动者参与经济活动, 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劳动关系,可以说劳动经济问题几乎贯穿于人们的整个生命, 对于劳动者的现在以及未来生活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劳动者在日常劳动经济过程中就会逐渐发现: 一个国家能否推动自身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对劳动管理与劳动者之间关系的协调程度。要想实现社会劳动关系的良好发展,不断优化社会劳动力资源的配置, 科学解决劳动经济纠纷等问题,首先应当具备一套科学的、合理的、具有较强实践性的理论体系,而劳动经济学正是这一科学体系的充分体现,为劳动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法。

2、劳动经济学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理论基础

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发展到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离不开物质资料的生产, 劳动者通过自身的劳动进行产品的生产或者劳务的供给,从而实现了人们对于物质文化生活的广泛需求。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到, 在任何一种社会发展状态下,国家都应当充分发挥其经济管理职能,通过出台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或者社会规范对社会劳动进行直接或者间接的分配。比如建立什么样的劳功关系，让劳劝者以怎样的方式与生产资料结合，劳功过程及其劳功协作如何组织与分工，实行何种劳功报酬分配原则，制定怎样的制度、规则、纪律来处理相应经济关系等。这一

切工作都是首先通过制定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策表现出来。而这些政策制订的理论依据，则主要是来自于劳：)]经济研究的成果，来自于劳功经济理论科学原理。社会实践表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政策，尤其是关于劳动力、劳功组织方面的经济、社会政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每一个劳功者的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及其发挥的程度，从而直接影响到生产劳为的经济社会效益的高低。所以，在理论上，不仅经济学家们称劳动经济学是极有价值的、实证性的政策科

学，在实践上，任何一个国家也都历来十分重视劳功力问题、并把它作为制订和完善各种政策的基础和依据。

3、劳动经济学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来说，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曾经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建立的国家，称之为“劳动共和国”，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理论体系，又是建立在对劳动问题的研究基础之上的，并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劳动经济学的深人研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 研究劳动经济现象, 解决劳动方面的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势。我们正是通过对社会主义劳动经济科学的积极研究与探索, 才得以不断的发展和完善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说,坚持着社会主义道路, 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向前发展。

4、劳动经济学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在我国，党和政府历来十分重视劳动问题和劳动经济研究，劳动问题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不断增长。无论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还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实施。无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经济制度的完善，还是具体经济体制改革内容步骤的推进，劳动问题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在历届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报告等文献里，以及党和国家的高层领导的讲话中，都不止一次地强调解决劳动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特别是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和新的经济运行机侧的确立，为劳动经济的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一些重大的难度较高的劳动经济问题都得到了较好的处理。但是，也应看到，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及其困难仍是繁多复杂的。如由于劳动力数量多与经济发展水平低的矛盾，造成的持续的劳动就业压力问题，由于人口多，实行“低工资、多就业”，造成的劳动效率、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慢，造成的平均工资水平低、

保险福利难以明显改善的问题，等。劳动经济问题直接涉及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对这些问题要从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立场出发，充分利用我们研究劳动经济问题的优势与社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劳功问题的实际，积极地、逐步地加以解决。

总结

通过上述几个部分的分析与论述,我们可以看到, 劳动经济学研究在经济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我们应当充分意识到劳动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科学运用这一理论体系有效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劳动经济问题。特别是在我们当前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转型期,正确认识劳动经济学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不断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劳动经济理论体系, 会对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因此，在今夭，正确认识和研究劳动经济学的经济学地位与学科意义，探索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劳功经济科学，就成为非常迫切重要的课题。没有系统的、科学的劳动经济学理论知识体系，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劳功经济问题的有效处理，而劳动经济理论研究的滞后性，又往往会影响到经济休制改革，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实质性进展。

参考文献

[l] 袁伦渠, 林原.劳动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J].中国流通经济,2 0 11(06 ).

第2篇：经济学的重要意义范文

论文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系统分析、揭示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规律的一门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 

 

 

一、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条件下，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显示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理论成果表现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部分，它既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般规律，又具有自身的特点。正因为如此，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才具有特殊的价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多年来，在大学经济学及管理学教学研究中，存在着轻政治经济学、重西方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的倾向。诚然，适应着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潮流，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自然是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这是现实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并不意味着可以取消理论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来替代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是作为各门具体经济学科理论基础和指导的一门理论经济学。只有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结合起来，才能全面地科学地进行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理界定 

 

1．作为经济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 

什么是经济学，或者经济学研究什么，对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回答是不同的。二者的分歧倒不在于是叫政治经济学还是叫经济学，事实上，首次使用经济学来代替政治经济学的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1890年）第一编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是：“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关于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看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后来，从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以及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开始，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一观点流行了很长时间。 

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尽管存在各种说法，但都包含了以下的观点：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用途之间如何进行分配”，即资源配置的学问。围绕这一主题，经济学要研究三个w，即：如何生产（how），生产多少（how many），为谁生产(who)。 

可见，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或者用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说，主要是研究生产力方面；与此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侧重于生产关系或制度的研究。前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是最好的选择，不用多费心研究；后者则认为生产力能否顺利发展，关键在制度（生产关系）。客观地讲，二者都有所偏颇，资源配置和制度是不可分离的，制度状况对资源配置的效率必然产生影响，而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制度下进行的。所以，经济学应该把制度分析和资源配置研究结合起来，在此前提下可侧重于资源配置。我们可以借用恩格斯的话来界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不过需要指出：这里的“条件和形式”，包括了制度和资源配置两个方面。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关系 

按照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传统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对象的如此偏狭，导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教条化、抽象化和简单化。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关系，看起来很简单，即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则研究中国的特殊规律。然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转轨”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很少了，而且这些国家也正处于变革之中，从他们的新经验尚不足以总结和概括出所谓一般“规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既不能唯我独尊，把自己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学；也不能妄自菲薄，否定自己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种探索，一种形式。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新发展，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事业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所得出的理论创新成果，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 

西方经济学中确实有很多东西应当借鉴、汲取，尤其是其研究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些理论成果和方法，很值得学习。但是，完全依靠西方经济学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是绝对行不通的。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和发展趋势进行系统研究的经济科学。它立足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并上升为理论，揭示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确立基本经济范畴，形成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较为完整的经济学说。它具有实践性、规律性、开放性、前瞻性，体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格，既突出中国特色，又带有时代特征，而重点是在“特”字上做文章。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刻分析中国的特殊国情、特殊发展阶段、特殊经济结构、特殊经济关系，总结经济建设的特殊经验，找出特殊的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及政策。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性质和内容体系 

 

中国特色经济学是中国化的经济学，在经济学世界也可称之为“中国学派”。中国特色经济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特色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本文取此义），广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则还包括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分析中国古代、近代社会经济的理论成果，以及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毛泽东经济思想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迄今为止中国特色经济学的主要部分。那么，如何认识和分析这一成果呢？ 

第一，从指导内容上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经济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经济建设理论以及科学发展观。 

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的重要经济社会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内容的主旨。凡是属于这方面的得到验证或公认为正确的重要思想和结论，都可以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内容的范畴。

第二，从理论形式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或理论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有形式和内容之分。这里的“形式”的含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属于经济学体系中的哪门哪派，地位和作用如何。庞大的经济学体系，可以大致分为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经济学技术工具三大门类，每一门类又都可分为一级、二级、三级乃至更细的层次。在当前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又可叫做政治经济学，但它不是一般的理论经济学，而是带有主导性质的理论经济学。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也涉及应用经济学的某些领域和方面，当然只是带有一般指导性质的。

这种界定是比较合适的。首先要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作为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治国理念和思想，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是“官学”，理应得到尊重，应当贯彻到具体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中。另一方面，也要实事求是地理解和处理它与其他经济学的关系，不能无限扩大其范围和深度。第一，它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是：一个侧重理论，一个侧重工具；一个偏于思想，一个偏于实证；一个带有政治性，一个属于技术性。在这里，不存在意识形态的争论，没有谁决定谁的问题。第二，它与其他理论经济学，比如与经济学说史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第三，它与具体的应用经济学（比如金融学）的关系，虽然有着指导的作用，但显然不能代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大体说来分为以下几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理论、对外开放理论。如果把这些内容加以系统化或“教科书”化，即有如下的内容安排： 

第一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与经济制度 

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第三部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控体系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障体系 

第三部分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一、科学发展观 

二、建设和谐社会 

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第四部分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关系 

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趋势 

二、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 

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七大报告 

第3篇：经济学的重要意义范文

 

一、《资本论》经济学解读范式及其症结

 

1.经济学解读范式的表现：经济学著作

 

国外研究者把《资本论》主要解读为经济学著作，而不是哲学著作。这些研究者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者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其《资本论》研究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首先，《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西方经济学者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开始对《资本论》进行攻击与诋毁。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一路高歌猛进的背景下，冯庞巴维克发表了《马克思体系的终结》一文，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并断言马克思的体系已经终结。20世纪初，马歇尔用均衡价格论来对抗劳动价值论。鲁道夫希法亭发表《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一书，对庞巴维克进行理论批判，捍卫劳动价值论。

 

其次，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遭受重创。一些西方学者开始重视马克思经济理论，开始重视从中找寻医治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良方，比如，里昂惕夫的《马克思的经济学对当代经济理论的意义》等。有的西方经济学家甚至承认马克思经济理论是一个重要流派，对马克思大加赞赏。比如，琼罗宾逊就不但声称要向马克思“学习很多东西”m(p+2),而且认为“现代学院派的教义经济学离开正统派而朝着马克思的方向移动[1](M)。面对世界经济大萧条，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积极探讨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原因。格罗斯曼发表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的规律》一书，奥托鲍威尔、波洛克、斯威齐和多布也从各自角度阐发了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

 

再次，战后西方发达国家采用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了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此背景下，马克思经济学说遭到攻击。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出现了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现象，凯恩斯主义遭受重创，而马克思主义得到复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结合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提出了自己新的理论见解，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理论、奥康纳的国家财政危机理论、博卡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等。20世纪60年代后，面对发展中国家寻求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新道路的情况，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理论主张。巴兰出版了著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探讨了发达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对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弗兰克的依附理论、法国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埃及阿明的边缘资本主义理论和美国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等，都促进了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最后，后，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共产主义已经终结”，“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错误的和过时的”不过，更多的学者认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而是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恶果。萨缪尔森在1992年出版的《经济学》第14版序言中将马克思和斯密、李嘉图并列称为早期经济学专业中的知识巨人[3]([>_5°8),并对马克思的这一称谓一直保持到2014年的第19版。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金融危机不断爆发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出现了研究《资本论》热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研究与反思，对剩余价值理论、利润下降规律等进行了重新探讨。

 

总之，西方经济学者对《资本论》的态度是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当资本主义发展势头良好，他们就对《资本论》进行贬低、打压甚至诋毁;当资本主义发展遇到经济危机，西方经济学者找不到医治创伤的良药时，就学习、夸奖甚至抬高《资本论》。然而，不管抬高还是贬低，西方经济学者都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解读《资本论》的。

 

在《资本论》传人中国的一百多年里，国内的《资本论》研究也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

 

首先，清末至民国时期，为《资本论》初步译介与初步解读阶段。鸦片战争后，大批西方思想被介绍到中国。蔡尔康、梁启超、准造著、赵必振、马君武、朱执信和刘师培等人先后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和翻译到中国来。五四时期，李大判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经济学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和释义;陈独秀发表《马克思学说》，对《资本论》作了介绍。郭大力和王亚南第一次把《资本论》全部翻译成中文，为国人全面掌握马克思经济学提供了条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系统传播。

 

其次，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为《资本论》继续译介和有限解读阶段。1949年以来，我国学者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创作史、研究对象、结构等角度对《资本论》做了大量介绍、传播、注释和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郭大力、王亚南、孙冶方、许涤新、漆琪生、崗大镛、蒋学模、宋涛、徐禾、孟氧等经济学家为传播和研究《资本论》做出了突出贡献，其代表作有郭大力的《关于马克思的〈资本论〉》、王亚南的《〈资本论〉研究》、孟氧的《〈资本论〉历史典据注释》等。虽然这一时期对《资本论》经济学思想的研究进人到实践层面，学者们开始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从《资本论》中寻找经济发展规律，为新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但鲜有学者从哲学角度研究《资本论》。1963年吴传启出版的《〈资本论〉的辩证法问题》一书是中国第一本专门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的专著。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为《资本论》研究学理性回归与深度解读阶段。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不同版本《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陆续出版，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真正步入高潮。各种研究著作层出不穷，或者依据《资本论》三卷本结构，详细讨论了《资本论》基本内容、基本特点和现实意义;或者专门讨论《资本论》创作史、传播、研究对象、方法论和结构等。洪银兴等的《〈资本论〉的现代解析》、陈征等的《〈资本论〉与当代中国经济》、白暴力等的《马克思经济理论：〈资本论〉读书笔记》等，在系统介绍《资本论》基本观点的基础上，运用《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论，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状况与态势，并且对《资本论》轴心原理，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工资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资本周转理论、分配理论、利润率下降规律、所有制理论、地租理论等，结合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实际进行了深人研究。

 

这一时期，更多学者从哲学角度研究了《资本论》。他们已经突破一般探讨《资本论》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局限，深人到社会生活深处，从历史哲学的原则高度探究.《资本论》哲学思想，主要代表有：1987年陈先达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1999年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2013年孙承叔的《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代解读》等。虽然这一时期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学者逐渐增多，但与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相比，研究《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学者人数与研究成果均相对较少。

 

以上是国内外学者《资本论》研究的大致概况。不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资本理论、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价值转型等核心问题研究，都局限于经济学视角，很少从其他视角对《资本论》的有关重大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

 

2.经济学解读范式的症结：双重断裂论.

 

实际上，《资本论》经济学解读范式的理论症结在于双重断裂论，即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和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之间存在断裂，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存在断裂。在双重断裂论视域下，《资本论》主要被解读为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的代表作，而不是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的代表作;《资本论》所表现的马克思成熟时期思想与马克思早期思想有着根本的内在界限。易言之，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资本论》的传统范式只是表现了《资本论》经济学思想，却遮蔽了《资本论》哲学思想，并因此把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

 

即使西方经济学者主观上期待准确解读《资本论》，但由于其形而上学立场，他们无法正确解读《资本论》的核心内涵。在他们看来，《资本论》是跟西方经济学著作一样的一部实证经济学著作。在旧唯物主义理论场域里，资本被解读为一种生产要素而不是社会关系或社会权力也就不足为怪了。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实现经济学革命的核心成果，而不论是庞巴维克、萨缪尔森，还是斯蒂德曼、霍奇森,他们都认为，马克思所说的转型问题不能成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完全没有必要，应该抛弃。因为西方经济学一直都把人和物质财富的相互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根本不考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恰恰是西方经济学的致命弱点，他们忽视了马克思经济学始终强调经济现象背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即“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的关系。”[4](p604)多布、米克、斯威齐、曼德尔、内格里和德赛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坚定地支持并通过多种途径捍卫劳动价值论。但由于他们没有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其理论应战和捍卫缺乏应有的说服力。这就是割裂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的恶果。只有从唯物史观的高度来理解《资本论》，才能彻底证伪否定和诋毁劳动价值论的论调。

 

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尝试从哲学角度解读《资本论》，却陷人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断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为代表的早期著作与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成熟期著作之间关系的论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高潮。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高度评价《手稿》，大力肯定青年马克思《手稿》的思想意义，认为《手稿》是马克思思想的顶点和巅峰，后来的《资本论》等成熟期著作是马克思思想的倒退，代表人物有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德曼、马尔库塞等。这实际上是用人道主义解释马克思主义，用青年马克思否定成熟马克思,用《手稿》否定《资本论》，制造“两个马克思”的分裂。这种分裂，即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用他们误读的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观点取代马克思主义，就是否定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等核心观点。

 

为了抵制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了“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的观点。他的《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等著作，极力捍卫马克思《资本论》等成熟时期著作，他认为：“我们可以读到乌克思真正的哲学的地方是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5KpW)。但是，阿尔都塞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用成熟马克思否定青年马克思，用《资本论》否定《手稿》。阿尔都塞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确确实实有一个‘认识论断裂’”，“这种‘认识论断裂，把马克思的思想分成两个大阶段：1845年断裂前是‘意识形态’阶段，1845年断裂后是‘科学’阶段”[6Kw>_15-16)。在这里出现的是青年时期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与成熟时期科学的马克思之间的对立。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划分，割裂了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内在联系，人为制造了《手稿》与《资本论》的对立，其严重后果在于，“即使赋予《资本论》以唯物史观的哲学性质，作为《资本论》前史的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事实上也已被排除在理论讨论的范围之外，而《资本论》则成为一个没有理论前提和理论准备的论著。”[7](-8)这显然与事实不相符。《资本论》的诞生必然有其理论前史，如果没有早期理论储备，马克思写不出《资本论》。

 

双重断裂论不仅存在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同时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中。

 

首先，就第一层断裂来说，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学科设置上，哲学和经济学长期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教学和研究体系。尽管解读《资本论》的教科书都会声称《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集大成，但却无法改变马克思的哲学和经济学被割裂的现实。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了一套具有本学科鲜明特色的话语体系与研究范式。其二，由于过细的学科划分，哲学学者与经济学者各自对本学科知识很熟悉，但经济学者缺乏哲学素养，哲学学者缺乏经济学素养，其结果就是在官方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定为主流经济学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日益被边缘化。面对西方经济学的蚕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由于自身的理论局限，往往一败涂地，哲学学者由于不懂经济学——尤其是西方经济学，只能空谈《资本论》哲学思想而不接“地气”;经济学者由于缺乏哲学素养，无法从唯物史观的理论髙度解读《资本论》经济规律背后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无法洞穿深藏在经济现象与规律背后的历史哲学意涵。

 

其次，就第二层断裂来说，二者相互否定的理论倾向在国内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改革开放初我国展开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題的大讨论，既是对十年文革践踏人权的恶行的沉痛反思，是对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的回应，又受到国外人道主义思潮的强力影响。197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手稿》w(pp35-36),恰好为这场讨论提供了经典文本依据。在这场大讨论中，部分学者把以《手稿》为代表的马克思早期思想人道主义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现代的科学的人道主义，马克思自始至终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其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尽管这一种观点对吸取文革沉痛教训，重新思考马克思人学思想有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显而易见，即用以《手稿》为代表的青年马克思否定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成熟马克思。

 

3.经济学解读范式的后果：多重过时论

 

主要从经济学角度理解《资本论》的传统范式，割裂了《资本论》经济学思想与哲学思想、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内在联系，与马克思关于《资本论》是“一个艺术的整体”①的深刻见解相去甚远。仅仅解读《资本论》经济学思想，而没有挖掘其背后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加上《资本论》诞生于100多年前的史实，给《资本论》过时了的观点提供了可乘之机。

 

首先，《资本论》是工业革命时代的产物，打上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鲜明烙印。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已经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过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甚至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水平从工业化时代步入高度信息化时代，资本主义全球化正在向纵深推进。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资本主义在生产力、社会结构、劳动者的福利与权利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马克思经济理论只能反映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规律，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新变化，变得过时了。

 

其次，认为劳动价值论自身存在矛盾，要用效用价值论或均衡价格论等取而代之，从而达到否定《资本论》的目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出发点，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最根本的依据，而剩余价值学说又是马克思的资本理论、利息理论、利润率下降规律、地租理论等的基础，因此，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否定了劳动价值论，就否定了《资本论》，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奠基性地位与作用，容易遭致西方学者的诘难。庞巴维克认为，《资本论》劳动价值论自相矛盾，要用边际效用论来替代劳动价值论。马歇尔企图用折中主义的均衡价格论来取代劳动价值论。萨缪尔森认为劳动价值概念纯粹是多余的，斯蒂德曼也同样主张放弃劳动价值论，建立没有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

 

最后，20世纪末，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矛盾重重和国际和平演变的裹挟下，纷纷改旗易帜，社会主义制度土崩瓦解。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已经彻底消亡，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取得了彻底胜利，并成为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个统治形式。在福山看来，历史都终结了，资本主义成为了人类最后一个社会形态，成为了永恒的社会形态，马克思主义当然已经灭亡。意言之，《资本论》已经灭亡，《资本论》彻底过时了。

 

还有很多形形色色的《.资本论》过时论，如《资本论》“没有预见到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局限性的又一突出表现”[9Up371);《资本论》阐述了资本家的剥削十分残酷，工人阶级极端贫困，而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这些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工人阶级已经能过上比较舒适的日子，因此，《资本论》过时了。

 

二、《资本论》解读范式的理论转向

 

破解《资本论》双重断裂论和多重过时论的论调，要求放弃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资本论》的传统范式。对于《资本论》，既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转向经济学与哲学双重理论维度的解读，弥补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断裂;又要从马克思思想发展完整理论逻辑来解读，弥补早期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断裂。《资本论》既揭示了各种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及其规律，又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把经济规律翻转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资本论》不仅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

 

1.从经济学向经济学与哲学双重理论维度转向

 

《资本论》首先是一部经济学著作。1S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马克思在1864年10月4日在给卡尔克林格斯的信中说，要不是他受到痈和疖子的折磨，“我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就已经出版了。”[1°Up'425)从马克思的信可以看出，马克思把即将出版的《资本论》看作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列宁也说：“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的。”[11]

 

但是，不能仅从经济学角度来解读《资本论》。《资本论》解读范式要有新的理论转向，要回归经济学与哲学双重解读范式，回归马克思的本意。程恩富认为：“过去，我国《资本论》的研究是一维性的，仅限于经济学的研究(当然有极少数哲学方法的研究)，这是不够的。例如，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所运用的基本方法——唯物辩证法，是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批判性改造的结果。不懂得黑格尔，就根本不能透彻地理解《资本论》的整体构造，但我国至今还缺乏这方面进行系统比较研究的论著”[12]。马克思是将哲学研究和政治经济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的典范。马克思正是在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中探寻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其代表作《资本论》是马克思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双向建构的必然理论旨向。具体来说，《莱茵报》末期，马克思首次遇到对物质利益发表看法的困惑，这是促使马克思从哲学研究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原因。从那时起一直到逝世，马克思花了近40年时间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正是通过经济学研究与哲学研究的结合，马克思不但在《德意志形态》中草创了唯物史观，而且用唯物史观来指导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创作了《资本论》。

 

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程表明，其哲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相互勾连，相互支撑。哲学研究的推进，有赖于经济学提供的现实要素，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有赖于哲学提供的深邃理论视野。从哲学层面看，《资本论》是唯物史观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研究中的应用，这一具体应用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验证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质。正如列宁所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13](plM)从经济学层面看，《资本论》继承和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一系列经济学基础理论问题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

 

总之，只有放弃主要从经济学角度解读《资本论》的传统范式，转向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双重维度解读，才能确证《资本论》既是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马克思既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从而消除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和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断裂。

 

2.从早后期马克思的断裂向完整思想逻辑转向

 

将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对立起来，割裂其内在联系，曲解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和形成的实际。呈现《手稿》与《资本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内在关联，即《资本论》根源并从属于以《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等文献群为代表的唯物史观建构的早期理论历程，不仅能弥合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之间的对立，而且能消除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与作为哲学家的马克思之间的对立。

 

首先，《手稿》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最初理论表白。《手稿》是马克思初步阐述自己的新的经济学、哲学观点和共产主义思想的一部早期文稿。在科学分析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之后，马克思明确指出，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为前提，可以推导出国民经济学一切范畴的来历。马克思因此指出：“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带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14](p'167)这个论断表达了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初步理论自觉，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节点。马克思从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为出发，初步创建了由买卖、竞争、资本、货币等概念组成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轮廓，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后来马克思《资本论》创作的逻辑展开。

 

其次，《德意志意识形态》为马克思《资本论》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马克思指出，重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需要解决前提性的“两个任务”[14](p+167):其一，私有财产的本质来历是什么?异化劳动创造了异化的私有财产关系，然而这种私有财产关系是如何一步步演进，并最后产生出作为私有财产关系之当代存在形式的工业资本的?其二，劳动异化的根据何在?如果说异化劳动导致了私有财产关系，那么劳动异化是何以发生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借助于自发分工这一理论环节，解决了《手稿》的两个遗留问题。首先，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前提，是把握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钥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宣布：“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4](pl67),第一次真正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前提在于现实个人的劳动。其次，自发分工是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关系产生的根据。马克思指出：“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14](p537)。“自然形成的”分工即自发分工，不是劳动者自愿的分工。由于这一分工，人的劳动变成异化劳动，劳动所创造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感性对象性关系演变为异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私有财产关系。自发分工的结果必然是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成果，形成私有财产关系。最后，工业资本是自发分工和所有制关系不断演进的理论旨归。马克思指出：“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4KP'521)与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手工业和海外贸易的分工、农业和行会.手工业的分工、商业和行会手工业的分离、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协作、机器大工业的全面分工，与之分别对应的是不断演进的所有制表现形式一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活动资本、商业资本、工业资本。

 

对《手稿》遗留的两个前提性理论任务的破解，是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是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草创，也是马克思的思想从《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在进展和不间断的逻辑演进。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依然为马克思留下了思想继续推进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手稿》中，他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所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开始转入对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研究。

 

最后，《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公开声明了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哲学性质与理论旨趣。《德意志意识形态》没有公开发表，马克思草创的唯物史观不为人所知。同时，蒲鲁东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广泛传播，影响恶劣。马克思既要肃清蒲鲁东主义的消极影响，又要使新创建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公之于众，就成为《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所要完成的理论工作，而且是马克思正确引导工人运动的发展方向，全心投人《资本论》创作之前，不得不完成的理论任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运用草创的唯物史观，对蒲鲁东唯心主义立场进行了彻底批判，再度确认并公开声明了《资本论》创作的哲学性质，《哲学的贫困》因此成为唯物史观理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和《资本论》创作过程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环节。《哲学的贫困》与《手稿》和《形态》的特殊之处在于，《手稿》和《形态》围绕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进行批判，草创了作为《资本论》理论前提的唯物史观，《哲学的贫困》则第一次将唯物史观公开发表，并做了比《形态》更为精确的表述，而且马克思还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批判蒲鲁东的经济理论，初步阐述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同样取得了重大理论成果。‘

 

基于对资产阶级二重性的分析，《共产党宣言》公开声明了《资本论》创作的理论旨趣。全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伟大历史使命。《共产党宣言》作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公开问世的纲领性文献，其理论旨归必然指向全人类彻底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的理论原则，猛烈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也高度赞扬了资产阶级，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在反封建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等方面作用巨大。资产阶级不但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而且还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开辟了世界历史。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不可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

 

然而，《共产党宣言》只是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规律推导出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取代的历史结论，但是依然没有回答《德意志意识形态》遗留的理论问题，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怎样具体发生且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崩溃?这个问题只有深人研究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才能确切回答。这就是马克思创作《资本论》所要解决的问题，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以达到“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最终目的”—在这之后，马克思真正转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写出了一系列手稿，最后凝结成了《资本论》。《资本论》是唯物史观的一个理论试验场，马克思依托先行草创的唯物史观原则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及其经济运行的规律,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可能性与必然性，共产主义学说因此变成了一种非空想的科学理论。

第4篇：经济学的重要意义范文

【关键词】和谐社会 经济学 意识形态 中国梦

党的十报告指出：“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打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场硬仗”，“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①以上内容凸显出中国共产党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构建人人共享的和谐社会的现实追求和美好愿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就是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最本质的东西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引导整个社会意识走向。当前，从世情看，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我国人民的思想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侵蚀；从国情看，我国改革进入攻坚克难的深水区、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时期。在此国际国内背景下，我们认真学习十报告，探索加强新时期中国特色经济学意识形态建设，这对于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

有利于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按照列宁的观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科学的意识形态。“任何科学的意识形态都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②中国特色经济学意识形态当然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我们要坚定地捍卫它。加强中国特色经济学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提是：承认并正确地认识和运用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这有益于破除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神话，澄清经济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跳出经济学意识形态问题上存在的误区，拨开经济学意识形态的迷雾。

有人认为意识形态只属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范畴，是一种论证政治和社会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工具，他们故意忽视了意识形态的经济分析功能。其实，意识形态与经济学是一种共生的关系。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是政治形态的体现更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反映，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它不仅体现政治制度，更系统地反映经济基础。任何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制度的形成，不仅有经济发展本身的因素，政治、法律和哲学理论、宗教观念及道德文化传统等也是促成其变化的重要原因。

透过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维度，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了解、认识和把握经济社会的过去、现状和未来。而且，经济学本身的发展，需要意识形态上的争鸣。经济学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才能迎来自己的春天。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因素是很明显的，要研究“为谁生产”，利益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范畴。“任何经济学派的理论观点都会潜含着某些价值判断和伦理原则在其中。”③只要意识形态所服务的经济基础还依然存在，那么意识形态也就不会退出历史舞台。“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不限于哪个阶级。”④只有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维度，才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民族特色。

有利于把握新时期经济学意识形态斗争的新特点

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的重要力量。在今天，技术的合理性成为了意识形态的内核，意识形态就存在于生产过程当中。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中指出：科学技术不仅成了第一生产力，同时也成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马尔库塞说：“发达的工业社会是比以前的文化更意识形态化的。”⑤

美英一直试图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误导中国改革。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它代表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强势集团的利益诉求。从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和苏联的实践就可以看出，其负面影响是何等之大。一个时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我国大有泛滥之势。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系统的、立体的解剖和研究，揭示其本质和真面目。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而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政治行为，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西方经济学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思想灌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代表的是跨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其意在削弱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认同，使以美国为首的跨国金融资本畅行于世界各地，最大限度地攫取发展中国家的财富。我们要认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真实面目，走出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主义”迷梦，认清民族国家对于捍卫政治、经济、文化独立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要积极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与时俱进的经济学主流意识形态，这是关涉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

十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⑥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意识形态，揭露其本质，才能教育和启示国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前进，“全党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⑦揭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并不是要拒绝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而是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⑧

有利于打胜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场硬仗

新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起着重要作用：可以简化决策过程从而节省交易费用；有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一定程度上解决非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问题，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因为相似的意识形态能够减少摩擦和矛盾；能够直接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一种意识形态及其变革如果与现实中的经济变革相一致，它就能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则会阻碍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之后，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中国快速追赶世界，然而，在创造巨额财富的同时也出现了分配不公与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邓小平曾语重心长地说：“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⑨米尔斯说：“经济学是一门无与伦比的关乎权力的学科，尤其是关乎为用以在互相竞争的利益之间对巨大的资源份额进行分配的那种方式作出合理性论证的学科。⑩

有媒体直指阻挠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出台的三大“祸首”：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和以房地产业、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阻力主要来自于垄断企业的抵制，尤其是一些央企高管的反对。”打破垄断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之一。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仍将坚持“提低、控高、扩中”的主线，但收入分配改革要从“控高”突破。有学者认为：“利益集团妥协是中国继续改革必过的门槛。”破解这一难题取决于中央破解这一难题的决心。诺斯指出：“利益集团的压力是政治决策的重要来源。”“强有力的思想信念可以并确实经常使政治决策者作出与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压力相违背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是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党旗帜鲜明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下大力气解决好最广大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我们有坚定地信心打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场硬仗，把我国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活力提高到新的水平。“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

总之，注重中国特色经济学意识形态建设，有利于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一定要坚持并保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人类社会前所未有的崭新的“中国梦”。

（作者单位：中北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本文系中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经费资助课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1F051）

注释

①⑥⑦⑧：《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②《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6页。

③韦森：“经济学的性质与哲学视角审视下的经济学”，《经济学》，2007年第3期，第945～968页。

④⑩[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革》，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7页，第65～66页。

⑤H. Marcuse， One ～ Dimensional Man， Boston： Beasom Press， 1964， p.11.

⑨[英]约翰・米尔斯：《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8页。

第5篇：经济学的重要意义范文

关键词：高等教育社会主义义利观经济伦理

经济伦理是人们在经济制度安排、经济活动中产生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以及对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1]其教育的目的是通过教育来规范主体的经济行为，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运行。正确的经济伦理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可发挥重要的社会功能。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充分发挥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作为市场、政府调节之外的第三种调节力量的作用，能为我国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及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提供重要的保障。然而，我国目前的道德教育中，经济伦理教育仍然是相当欠缺，甚至是被忽视的，这直接导致我国道德教育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因此，经济伦理教育已成为当前重要的时代课题。高校作为培养市场经济活动主体的重要阵地，在经济伦理教育中理应发挥先锋作用，在大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伦理教育，其意义非常深远。

1 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也是德性经济。现代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运行，除了用相应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也对市场主体的伦理道德有基本的要求。经济伦理可发挥伦理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而它的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人们了解、接受市场经济伦理原则、规范的基础之上。所以，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有其必要性及紧迫性。高校作为“准”市场经济主体的培养基地，更应重视并加强经济伦理教育。在新形势下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将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

1．1 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培养市场经济健全主体的内在要求

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性经济。市场主体参与市场活动的目的，无疑是获取利益最大化。毕业论文但市场主体的利益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实现。交换必须遵循等价、自愿的原则。这两条原则使得经济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必须考虑满足交换另一方的需要，把自利性与互利性、趋利性和服务性结合起来。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一方面依赖于经济制度伦理，另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个体伦理，即参与经济活动的个体在经济活动中的自我约束和道德激励。这说明经济伦理与经济道德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高校学生作为“准”市场经济活动主体，能否具有“效益”和“道德”统一的健全市场主体意识，能否做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对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作用不可小视。

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强调指出：“要深入进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引导大学生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结合实际，笔者认为深入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培养市场经济健全主体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可培养学生勤俭、公平、平等、守信等传统道德品质；另一方面可培养大学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标准。

1．2 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存在某种程度的缺失

在国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社会变革时期，多元化的思想道德观念对社会主导价值系统的挑战和冲击使大学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常面对着道德困惑。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伦理讲求利益导向、公平竞争、效率优先原则。作为反映人们经济生活、政治活动规律的经济伦理在充分肯定人们追求正当利益合理性的基础上认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凡是基于公平原则、等价交换的获利行为都有其道德合理性。[2]如市场上的投机行为，只要不违反市场交易原则，也是经济伦理所肯定的。

而社会领域的道德伦理则要求奉献精神、利他主义。显然这在经济伦理中得不到认同。这说明，硕士论文 同样的事从不同的角度按不同的伦理要求会有截然不同的评价。然而，目前高校并没有针对这两种适用领域不同的伦理原则的价值矛盾进行教育，接受的往往只是理想化的一般的社会道德观念和规范的教育。这导致当代大学生道德理想、道德行为显现出多元化、实用化和功利化的倾向。

如现今大学生中的诚信意识缺失、责任意识淡薄、泛“功利化”倾向突显等现象，严重影响着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2 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遵循的原则

近年来，经济伦理教育是学术界研讨的热门话题，不少学者发表了许多颇有价值的见解，但至今仍未完成其自身知识体系的建构。与此同时，如何把理论研究的成果纳入道德教育，尤其是作为道德教育主渠道的高校道德教育中，实际的努力也是远远不够的。

如何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市场道德规范进行提炼和概括，形成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内容，医学论文并通过对高校这一重要阵地进行教育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遵循以下原则。

2．1 坚持奉献伦理教育与功利伦理教育相结合

确认社会主义功利伦理在我国当代社会道德生活中的地位，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性质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决定的。[3]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功利伦理道德上的正当性，注重物质财富，肯定正当利益。即肯定以效益为追求目标，以勤俭为活动核心，以自尊为心理基础，以竞争为实现手段，以互利为社会前提，以法律为行为基准的基本伦理规范。

但应认识到，肯定社会主义功利伦理的个人利益因素，并不等同于肯定极端个人主义的“自我中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称论文要明确社会主义功利伦理的地位——经济生活中道德建设的起点。我国市场经济的伦理精神和道德生活的基本格局是功利伦理和奉献伦理的结合，两者相辅相成，构成有机的统一整体。社会主义奉献伦理是一种以社会主义价值观为指导，以全面实现社会进步为追求目标的伦理规范，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经济伦理反映和调整的是人们经济活动的行为规范要求，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因此在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中必须和体现社会主义本质与目的的集体主义、奉献利他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奉献伦理相结合，引导学生超越功利伦理的局限，升华为注重社会、追求共同富裕的伦理精神。

2．2 坚持理论教育与行为教育相结合

经济伦理的核心是经济发展与人类存在方式的关系的深入思考和系统审视。它关注的是人类如何不以自身异化为代价发展经济并在经济过程中实现人自身的全面发展。[l]这要求在高校经济伦理教育中始终把道德教育放在重要地位，绝不可松懈。发挥“主渠道”德育课堂的教育作用，传授相关道德理论知识，通过座谈会、交流会等方式传授给学生。但是，道德教育具有知行统一的特点，传授道德知识是其第一步。而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行为中实践，如何将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挥出来，将外化的道德教育内化为其行为本身，真正以合乎市场经济、社会伦理的道德标准在学习、生活中运用于实践。因此，高校开展经济伦理教育应以理论教育为主导，兼顾行为教育。

通过开展创业实践、家教等行为活动，将理论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去，以理论指导实践，进一步从实践中升华体现理论的价值。

2．3 坚持有意识教育与无意识教育相结合

一个人的思想觉悟不是白发产生的，而是必须有一个从外面系统灌输进去的过程。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深人人心，很大程度上要靠有意识教育，靠坚定不移地进行灌输，即第一课堂“主渠道”教学。但是，一个人的道德情操、道德信念和行为习惯的养成是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既依赖于有意识教育，又离不开无意识教育。无意识教育即教育者按照预定的教育内容和方案，自觉地在受教育者周围设置一定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引导受教育者去感受和体味，使他们在满足美的需求和兴趣爱好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受到教育。[4] 它把教育的意识、目的渗透到与之相关的活动或环境中，可增强伦理教育的渗透性和感染力。

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目的之一是通过教育使学生了解如何规范自我在市场经济中的行为及明确市场经济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与市场经济及社会伦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应坚持有意识的“主渠道”教育与无意识的氛围影响相结合，以期达到最佳的教育目的。

3 新形势下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有效途径

高校学生的经济伦理教育应结合高校实际，在教书育人中重点引导学生对经济生活的目的、市场经济的道德性和非道德性、效率的道德论证、分配正义、交易伦理、消费伦理、生态伦理等问题作些深入全面的探讨与学习，以启迪大学生对经济伦理的觉悟。

笔者认为，应以“以人为本，合力育人”为教育指导原则，探索具有时代特点，符合新时期学生的教育方法，通过搞活“四个课堂”、优化“四个环境”、整合“四种媒体”、实行“四级推进”，努力构建“大教育”格局，不断提高学生对经济伦理的认识及效果。

3．1 延伸教育时空，搞活“四个课堂”即主课堂、第二课堂、家庭课堂、社会课堂

经济伦理同整个社会发生着经济学和社会伦理角度的联系。开展高校经济伦理教育，应将课堂带到社会、家庭、校园文化活动中去。主课堂是对学生进行教育的基本形式，在对学生进行系统的科学理论和先进思想灌输中始终发挥着主阵地作用。课堂教育应以开放、互动的教育模式，进行经济制度伦理与经济个体伦理的教育，通过讨论、辩论等形式提升对经济伦理的认识。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寓教于乐的“第二课堂”活动，通过举办大学生创业活动、知识竞赛、演讲赛等活动，丰富学生业余生活，陶冶情操，提高觉悟。构建“学校一家庭一社区”三位一体的模式，将经济伦理教育延伸至家庭、社区，寓教育于生活，增强教育的渗透力与感染力。通过假期社会实践、参观先进企业、人文景观等“社会课堂”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活动。

3．2 营造教育氛围。优化“四个环境”即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环境

在当前社会处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社会舆论和高校都赞成大学生适当地参与一些不影响学业为前提的经济活动，留学生论文 如家教、推销、勤工助学等。既锻炼他们的能力，也对他们健全的人格形成极有益处。然而，目前高校当中出现了一些大学生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去参加非法传销组织等行为，甚至贪图享乐、难耐清贫等思想在某些大学生中颇有市场等消极现象。这说明，优化学习、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显得尤为重要，营造严谨求实、勤奋求知、民主开放的学习环境。引导学生的经济行为，营造诚实守信、公平正义的经济环境。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的道德性、法律性，营造民主、法治、和谐的政治环境。建立健全的文化活动机制，使活动经常化、制度化。活动方式上，开展主体文化、节目文化、广场文化、共建文化、课余与假目休闲文化等鲜明的校园文化活动，并使之延伸到校园的各个角落，渗透到人才培养的各个方面。

3．3 丰富教育手段，整合“四种媒体”即报纸、广告、电视、网络

21世纪是人才竞争的时代，也是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报纸、广告、电视、网络是当前主要的信息载体。其提供的信息对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发展方向具有牵引作用。大众传媒直接面向大学生，传播信息直接迅速，在大学生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是学校理论建设、文化建设、思想建设、道德建设的有力工具和重要渠道。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具有形象性、隐藏性、权威性等特点。重视大众传媒作用，把其提供的信息变为舆论导向，会对学生的言行起到“软约束”作用。发挥大众传媒在教育中的牵引作用，是让学生及时了解党的现行政策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面貌。应及时组织学生收听、收看《经济道德》、《道德与观察》、《今日说法》、《焦点访谈》等栏目，引导学生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正确认识与评价。

3．4 适应成长规律，实行“四级递进”

根据青年学生在校四年学习成长不同时期的思想和心理状况，工作总结 搞好分级递进教育。第一年主要抓好树立正确义利观的奠基教育。义利观问题，归根结底是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它是经济伦理的核心。由于义利关系贯穿在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到一些具体的经济伦理问题，因而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经济伦理问题。因此必须首先抓好树立正确义利观的奠基教育。反对“唯利无义”的思想观念。第二年主要抓好立身做人的导向教育。是否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做人的准则直接影响到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效果。通过思想品德教育、艰苦奋斗、遵纪守法、心理健康等系列教育，引导学生懂得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走好人生之路。第三年主要抓好职业道德的定位教育。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随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专业化程度的增强，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整个社会对从业人员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职业道德教育理应成为高校经济伦理教育的重要一步。第四年主要抓好奉献社会的爱心教育。市场经济伦理讲求利益导向、效率优先，而社会道德伦理要求奉献精神、利他主义。在新形势下，在肯定个人物质利益的同时，更应强调奉献，通过开展“爱祖国、爱人民、爱专业、爱岗位”的“四爱”教育，激发学生的奉献精神。

经济伦理教育是人类文明的成果。新形势下，高校大力开展经济伦理教育是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1]郑美琴．论市场经济的经济伦理[J]．经济评论，2001(6)．

[2]王淑芹．论市场经济与道德对立经济统一的条件性[j]．道德与文明，2000(3)．

[3]陈泽环，方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7．

第6篇：经济学的重要意义范文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 中国化最新成果 教学

毋容置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广大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然而，我们却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在目前经济学教学中，虽然名义上是“双轨制”，但无容否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已经被严重地边缘化，西方经济学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1］。即使在党校省部级领导培训班上，也有教师公开宣扬“经济人”假定，公开宣扬“人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人是自私的。”“人们如果不自私，就不会有劳动的积极性，政府也无法通过政策调节经济［2］。”致使党校姓党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因此，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已经时不我待。

胡锦涛总书记在为全国干部培训第二批教材作的序言中指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必须把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作为中心内容，着力引导广大干部准确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理论发展成果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并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党校作为培养党的干部的基地，必须认真贯彻落实这个指示，让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干部的头脑。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教材的关键是创新

《资本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论断，作为指导早期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和作用，它对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指出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社会干预与调配的必要性，对今天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和文明有着深刻的影响。作为以推翻旧的资本主义制度为己任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理论的科学性是任何一位公正的学者都不能否定的。问题是经过一百多年的社会实践，世界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一百多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经历了由高潮到低潮的变化。尤其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不可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然，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我们的市场经济与马克思分析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也与马克思展望的没有商品和货币的社会主义是有区别的。这就不可避免地给我们带来了困惑，解开这些理论和实践中的困惑，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不可推托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需要创新，只有进行结合实践的创新，去解释现实中遇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才会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是教条，这一点恩格斯在《致威纳尔．桑巴特》的信中说得很明确，他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版，第742~743页）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才能够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研究马克思以后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来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具有强烈的与时俱进性［3］。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逐渐认识到《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问题，而《北京共识》正成为他们学习和模仿的榜样［4］。这也说明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相继提出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的重大战略思想［5］。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又明确地提出了要毫不动摇地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要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路子。胡锦涛总书记这一系列的重大战略思想，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南，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性。

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为我们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基础，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需要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进一步发展和创新。近几年，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绩［6］。笔者认为，在已经取得的成绩基础上，今后还需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研究力度。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也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最新成果，但是，与西方经济学众多的理论和学派相比仍然不够。目前，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四多四少”现象。首先是批判多而创新少。许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把精力用在批判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上，而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投入不够；其次是定性多而定量少。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够抢占阵地，关键在于微观经济学中定量的描述，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很重视定量的描述，而我们在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却很少采用数学工具，在定量描述经济现象方面做得很不够；再次是研究中国多而放眼世界少。多数学者的视线仅限于国内，对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关心。近几年，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如日本和韩国的社会经济学，美国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俄罗斯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法国的调节学派，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激进政治经济学。这些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流派出自发达或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种种经济矛盾、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有较透彻的揭示，是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又大多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因而可被直接吸收和借鉴的成分比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要多。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或左翼经济学的研究。最后是务虚多而务实少，中国目前正处在转型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十个方面的重要阶段性特征。这些阶段性特征，归结起来，就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四个深刻”和“两个前所未有”，即：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面临中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需要结合实际，把研究回答重大现实问题作为主攻方向，充分发挥理论指导实际工作、回答时代课题的作用，去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二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写进教材。教材是人们获得知识的一个主要来源，编写高质量的经济学教材，是传承学科知识、规范教学活动、培养专业人才的关键环节，有利于我国经济学的不断发展，有利于推动经济学更好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要着眼世界变化，立足中国现实，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把加强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同教材编写紧密结合起来，把研究成果及时运用到教材建设中，充分反映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基本经验，形成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教材体系。教材编写得如何，要以取得的实际效果为依据。教材归根结底是要应用到教学活动中去的，广大教师和学员是不是愿意用，是不是喜欢读，是不是能够从教材中获益，是检验教材质量的重要标准。教材体系的编写，应以《国家哲学社会科研“十一五”(2006~2010年)规划》里所规划的经济理论和应用经济研究领域为主，形成体系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课堂的关键是认识

按照教育部的规定，目前我国高校经济学的教学实行“双轨制”，即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并行地都作为经济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前者主要讲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以及由此发展而成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后者主要介绍西方国家目前流行的主流经济理论。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西方思潮的冲击等一系列的原因［7］，存在着一种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基本原理束之高阁或当作“传统经济学”而冷落的倾向。在具体的课时安排中，不少高校经济学本科专业西方经济学的总课时大大超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总课时，前者约为后者的1~3倍。在研究生课程设置中，《资本论》由144学时减到40学时，而西方经济学则由72学时增至200学时，甚至有的学校根本不设《资本论》。还有的高校在经济类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取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这样的课程设置，不可避免地造成学生心里只有西方经济学，而没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可避免地造成高校里有众多的西方经济学教师，而缺乏马克思经济学教师。这种现象在全国的党校系统也或多或少地存在。

之所以造成目前这个现状，笔者认为主要是认识问题。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认识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攻击不足为奇，奇的是我国经济学界不少学者，甚至包括一些主流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了动摇。这类经济学者，不愿花力气潜心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不愿虚心翻阅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无视《资本论》中对资本生产、流通及其统一的基本规律性论断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无视《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分析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借鉴意义，无视西方经济学界一些学者对《资本论》的高度评价［8］。反而以“无用论”和“过时论”自我辩解。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对这两个认识问题予以澄清。

第一，怎么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无用论”。任何理论和学说，都不可能是百科全书式的词典，指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解决一切现实中的问题，是典型实用主义的幼稚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反对将他们的著作当成照方抓药的圣典经书。因为，要把理论变成现实，除了理论本身需要完善外，还需要有一系列中间环节。但无庸置疑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对于我们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是普遍适用的。同时也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都带有写作时代的某些特征，个别观点会失效，但包含在其中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立场是不会过时无用的。这里，重要的是要学会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透过具体的历史条件，把握其中的普遍原理，并善于将这些原理转化为现实。

第二，怎么认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时论”。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一定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条件出发，全面科学地揭示了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运行规律和主要机制；现代世界范围内的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从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出发，较全面地科学地揭示了多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运行规律和主要机制；我国历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出发，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理论，较全面地科学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本质、运行规律和主要机制。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过时，而是能够较全面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各个发展阶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本质和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以开创性者马克思的名字命名，但是，不应当狭隘地把它理解为属于个人的经济思想，而应当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科学思想的结晶，具有强烈的与时俱进性，对现实问题具有抓住本质的深刻解释力，并能指导当代的社会实践。

其次是对西方经济学的认识问题。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不可能成为像数学或物理学那样的“真科学”，不可能成为或等同于自然科学，它不是超政治或超阶级性的学科，它代表着一种意识形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也认为“意识形态是普遍存在的，不限于哪个阶级”；“马克思认为，‘意识’依赖于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这一见解是解释‘阶级意识’发展方面的一项重要贡献［9］”。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既有西方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又有西方市场管理的经验总结。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西方经济学各个流派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都是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而服务的。这与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立场是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还要看到，西方经济学在市场管理的手段和方法上，有一定的科学性，需要我们借鉴和学习。当然，管理方法的借鉴和吸收也必须考虑到中国具体的国情。对西方经济学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既不崇拜，也不排斥。笔者很赞同一代经济学宗师陈岱孙教授所指出的：“西方经济学无论如何，是植根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产物。中国的实际在种种方面和西方实际大不相同。要借鉴、利用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分析解决中国今日面临的经济问题，我们不但要排除其在本国实践上已证明为谬误者，即使对在其本土已证明有成功经验者，我们也得详察其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10］”。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头脑的关键是教师

好的教材进入课堂后，教学环节至关重要。教学效果的好坏关键在于教师，如果教师队伍不行，教材再好也很难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因此，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进头脑的关键。笔者认为，应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教师要树立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一样，既是一种学术，又是一种信仰。韩愈在《师说》中写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授业、解惑三者中，韩愈更强调“传道”，认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中的“道”就是马克思主义信念。教师要传这个“道”，必须自己首先坚信这个“道”。自己不信，焉能让人信。因此，教师必须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情传播、真诚实践”。

其次，教师要加强业务学习。授业就是要求教师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作一种学术来传授，这就要求老师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学术和意识形态两个领域都能起到“传道授业解惑”的作用。如果仅坚持了马克思经济学作为意识形态主导地位这个“道”，而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核心理论这个“业”，则会架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遑论传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教师的大忌。

再次，教师要加强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的研究。2002年12月18日，胡锦涛同志在同中央党校校委座谈时，从党校的地位、作用和任务，党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培育和弘扬优良学风，加强党校队伍建设，坚持从严治校，加强对党校工作的领导等方面，系统总结了党校工作的九条基本经验［11］。党校教学对象决定了党校有特殊的教学规律和教学方法，必须坚持党校姓党，既要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扬党校的优良传统；又要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党校工作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同时，党校又是学校，党校工作中既要遵循一般教育规律，还要遵循党校教育的特殊规律。党校老师必须充分认识干部教育的教学规律，在掌握教学规律的基础上，探索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右图显示了中组部培训中心做过的干部培训调查的结果。从这个调查中，我们可以发现，最受干部学员欢迎的授课方式是研讨式教学和案例式教学。因此，我们要加强这两种教学方式的组织和实施的研究，同时，也要积极研究其它的教学方式。

最后，教师要坚持求实的治学态度。这里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说：“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382页）“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选集》第二卷，第126页）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一贯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学者应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实事求是就是要求我们摒弃一切假大空的说教，不回避社会的热点难点问题，真正坚持用马克思经济学基本原理去解释现实经济中的具体问题。二是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和根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长点和生命力所在。因此，教师要善于结合教学内容，针对学生思想状况和普遍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运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丰富生动的实践，结合当代世界发展变化的客观实际，来解答学生迫切要求回答的问题，引起学生的共鸣，激起学生的兴趣，从而达到让学员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目的。

参考文献

1，7.刘国光．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J］．高校理论战线，2005;（9）

2.王东京．驾驭经济学的理论支点．文汇报［N］，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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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平，崔之元．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5.曾庆红．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关于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发展［J］．求是，2007;（6）

6.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取得重大进展［N］．光明日报，2007

8.裴小革．国外学者如何看待《资本论》［J］．求是学刊，2002;（6）

9.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第7篇：经济学的重要意义范文

一、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历史回顾

西方经济自由主义有很长的历史。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前，经济自由主义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的经济自由主义。这一时期古典经济学占主流地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接受前人关于自然规律和自由的观念，提出“自然自由”制度的说法，认为资本主义是自然自由制度。他主张，让“一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让资本主义经济自行调节，按照自己的固有规律向前发展。斯密的说法存在理论缺陷，但在当时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封建制国家或君主不要干预经济，以保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取得不受限制和干涉的统治。

第二阶段是19世纪30―60年代的经济自由主义。19世纪30年代英法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孕育于18世纪末期的庸俗经济学取代古典经济学，成为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主流经济理论。在这一阶段，“萨伊定律”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理论。萨伊在19世纪初说过：“生产给产品创造需求”。此言后来演变成“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被称为“萨伊定律”或“萨伊市场定律”。

第三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以英国马歇尔、庇古等为主要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在西方被叫作“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把“萨伊市场定律”同工资、价格、利率都具有完全灵活性的假设结合在一起，编造了一个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均衡模型。在这个理论模型中，由于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劳动市场供求均衡――实现充分就业；产品市场供求均衡――没有生产过剩；资本市场供求均衡――不存在资本过剩。这样，“新古典经济学”断言，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自行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在经济政策方面，“新古典经济学”主张自由放任和国家不干预经济。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实质是美化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否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矛盾，特别是否认资本主义发生生产过剩经济危机和存在失业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具有明显的辩护性质。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庇古还在顽固宣传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陈腐教条：“在稳定的条件下，一切愿意工作的人实际上都会就业。”历史上空前严重的这场资本主义大危机给“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大危机的现实证明，“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主义赖以建立的“萨伊市场定律”，根本不是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反映，而是完全违背客观实际的主观臆测。在大萧条中，西方怀疑、责难、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经济自由主义的学者日益增多。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尖锐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否定经济危机和大量失业的可能性时说：“这一理论所假设特殊情况的特征，恰好不是我们实际生活在其中的经济社会的特征，结果是，当我们试图把这种理论应用于实际时，它的教义就起误导作用，而且是灾难性的。”

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新自由主义是现代经济自由主义，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破产了的经济自由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复活和再现。

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直面现实，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的严重性，承认经济危机的严重性，承认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有“完全被摧毁”的可能性。“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在大危机中破产了，原来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有不少转向并接受凯恩斯主义。但是，少数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例如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等人，仍在顽固地坚持原来的立场和观点。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于1936年。仅隔一年，即1937年，深受米塞斯、哈耶克影响的李普曼出版《对于良好社会原理的探讨》一书，竭力维护自由市场经济，为经济自由主义辩护。接着在1938年，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等26人聚会巴黎，举行以“自由主义危机”为主题的研讨会。哈耶克后来在1944年出版的被称为“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的《通向奴役之路》一书的主要思想，就是这次研讨会的产物。

新自由主义又被称为新保守主义。在资本主义世界极其艰难地度过30年代大萧条以后，新自由主义在西方渐趋复苏，并日渐活跃，形成许多流派。除了以米塞斯、哈耶克等为首的新奥地利学派，英国有伦敦学派，德国有弗赖堡学派，美国有芝加哥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以及科斯为首的现代产权学派，等等。

新自由主义产生以后，曾经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主要有两手：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基本做法是：经济危机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期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通货膨胀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期缓和通货膨胀。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实践中，凯恩斯主义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对暂时缓和危机和通胀有一些作用。但是，这些政策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能暂时缓和矛盾，无法克服矛盾。

凯恩斯主义扩张性政策和紧缩性政策有很大的副作用，长期交替使用的结果是导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这就是“滞胀”。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了滞胀。面对滞胀，凯恩斯主义者束手无策。如果采用扩张性政策，“滞胀”中的“滞”没有治好，“滞胀”中的“胀”会更加严重。如果采用紧缩性政策，“滞胀”中的“胀”没有治好，“滞胀”中的“滞”会更加严重。“滞胀”使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陷入严重困境。

当凯恩斯主义陷入严重困境时，新自由主义乘机而起，并迅速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20世纪70―90 年代，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全盛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新自由主义万变不离其宗。“市场万能论”和“市场自由配置资源可以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仍然是新自由主义即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核心教义和教条。

三、西方新自由主义三大经济政策体系

新自由主义学派林立，形形的经济理论和为数众多的政策主张基本面虽然相似，但差异不小。西方国家政府采取和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主要有：英国的“撒切尔主义”或“撒切尔经济学”，美国的“里根经济学”，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向全世界特别是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行的“华盛顿共识”。

（一）英国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英国是凯恩斯的故乡。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在英国影响广泛而深远。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英国历届政府基本上都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二战后，英国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如前所说，长期交替实行扩张性和紧缩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导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使凯恩斯主义政策失灵。

撒切尔于1979年出任英国首相。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撒切尔从上世纪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撒切尔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被称为“撒切尔主义”或“撒切尔经济学”，主要包括下列对内对外政策：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又译民营化、非国有化）；力推自由市场经济，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其中包括对金融的监管；打击和削弱工会力量；削减社会福利；减税，主要是对大公司和富人减税；取消汇率管制，实行汇率自由浮动；推行旨在削弱和瓦解苏联的政策。撒切尔竭力对外推销其新自由主义政策，她曾颇为得意地说：“人们不再担心染上英国病，他们排队来领取新的英国药方。”

（二）美国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美国自罗斯福新政以来，历届政府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经济衰退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时，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面对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涨，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这时美国新自由主义思潮从非主流地位上升到主流地位，并走向高峰期，其中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直接对美国政府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里根于1981年出任美国总统。他笃信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他有一句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政府本身才是问题。”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要包括：实行“大市场”和“小政府”，大力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解除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降低税率，主要是大幅度降低富人所得税税率，所得税最高税率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70%降低到1982年的28%；削减社会福利支出；镇压工会领导的罢工运动；推动“星球大战”计划，大幅度增加军费支出，图谋通过军备竞赛拖垮苏联。

（三）“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华盛顿共识”，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约翰・威廉姆森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于1989年拟定的先对拉美、随后对转轨国家经济改革提出的系列政策，这些政策在华盛顿召开的研讨会上得到美国政府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确认与支持，因而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涉及企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贸易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外资政策等一系列政策。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把“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概括为“三化”：“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快速的自由化”。华盛顿共识的“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与里根经济学的“大市场”和“小政府”实质相同；“快速的私有化”，与撒切尔主义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一样；“快速的自由化”包括贸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汇率自由化，与撒切尔主义的和里根经济学的解除调控和监管相一致。

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认为，“华盛顿共识”旨在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这就是说，“华盛顿共识”不仅要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推广到全世界，而且企图把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强加于世界各国。这显然是代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利益和要求。

四、新自由主义的失败

当新自由主义处在高峰期的时候，西方国家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大危机。21世纪初的这场大危机源于美国，很快蔓延到欧洲以至全世界许多国家。从2007年夏季开始，西方许多国家先后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不只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也不只是欧洲“债务危机”和美国“财政悬崖”，而是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系统性危机，包括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意识形态危机以及已经持续多年的生态和环境危机。

这场危机给西方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倒退。据报道，按照英国《经济学家》周刊设立的衡量标准，在这次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中，英国倒退了8年，美国倒退了10年，希腊倒退了12年多，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倒退了7年或更多。这场系统性危机在西方国家造成了几千万人的失业大军和极高的青年失业率，使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9亿。这一切也有力地证明，自由市场配置资源不仅没有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而且相反，出现了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失灵”，即市场配置资源无效率。

资本主义危机，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危机，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市场万能论”的大批判家。它促使许多曾盲目追随过“市场万能论”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人猛然惊醒，重新思考和认识新自由主义。日本原来笃信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中谷岩的新著《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一书有一个十分醒目的副标题：《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这部书是新自由主义者公开忏悔的代表作。

正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给“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一样，21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也给新自由主义以致命性的打击。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发表的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利奥・帕尼奇文章说：“此次危机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大，已使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卫道士陷入意识形态的恐慌。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的信仰已经发生了内爆。”很明显，帕尼奇所说的“意识形态的恐慌”和“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的信仰已经发生了内爆”是说新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和信仰已经深深陷入危机之中。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2011年7月6日在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发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危机》一文指出：“几年前，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无拘无束的自由市场的信仰――几乎将世界经济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帕尼奇和斯蒂格利茨的文章发表后，新自由主义危机逐渐成为西方各国许多人的共识。西方报刊和网站出现了不少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报道、访谈和文章，异口同声地谴责新自由主义及其严重后果。

在西方不同国家不同学者中，在同声批判新自由主义危机时用语各异。除了上述帕尼奇和斯蒂格利茨的“意识形态恐慌”、“意识形态危机”、“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信仰危机”之外，现在常见的还有“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自由市场极端主义危机”、“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危机”、“新自由资本主义危机”、“自由放任主义危机”、“美国倡导的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市场至上主义危机”，等等。虽然用语各异，但所指相同，全都是指新自由主义危机。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危机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法国经济学家热拉尔・迪梅尼尔接受采访时说：“当前的危机不是简单的金融危机，而是新自由主义这一不可持续的社会秩序的危机。”英国学者霍尔斯鲍姆说：“过去数十年里，人们以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种而缺乏现实性。”“‘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失败。”英国学者迈克・约翰逊认为：“西方出现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说明资本主义确实出了很多问题。……面对经济危机下的种种不确定性，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倡导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势必会被人们抛弃。”美国作者安迪・斯特恩说：“曾在20世纪辉煌一时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正被丢进21世纪的灰烬中。”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原来是“历史终结论”的主要鼓吹者，断言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然而，在本次危机中，福山的观点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他认为，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跌下神坛，自由主义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将受到审判。

西方学者不仅在从理论上批判新自由主义，而且直接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英国撒切尔政府和美国里根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体系。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在这场危机爆发后，正当撒切尔入主唐宁街30周年时，许多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30年的试验又一次失败。不过，这次失败的是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同样遭到了批判。曾任里根政府国内政策顾问的布鲁斯・巴特莱特本是里根经济学的参与制定者之一，现在对里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体系反戈一击。他在《新美国经济：里根经济学的失败与未来之路》一书的书名上，赫然写上“里根经济学的失败”。

不仅在西方学界，甚至在西方商界，也有人谴责英国和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谴责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大投资家乔治・绍罗什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目前正在经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要归咎于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的里根总统所信奉并推行的自由放任主义。撒切尔夫人和里根都误以为市场具备自行调节机制。”

“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同样受到批判。在这场大危机爆发之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就已经批判“华盛顿共识”，指出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发展中国家不适用，而且很有害。在这场大危机期间，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指出，“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东欧的“实验”已经宣告失败。

五、应高度重视西方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力图通过多种途径用他们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主张来影响中国改革。同时，我国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试图从西方新自由主义中寻找经济改革的理论依据和政策措施。这样，西方新自由主义便逐渐在我国产生影响。

国内一些有关论著不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对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学派以及“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政策体系进行全面评析，而是不加分析地向国内读者积极推荐，全盘肯定。这对许多人尤其是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使他们对西方新自由主义没有识别和批判分析能力。

在各种新自由主义思潮中，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是美国科斯和以他为首的产权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20世纪80年代初，科斯看到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认为这是推销他的产权私有思想的极好机会。对于如何在社会主义中国推销主张产权私有的科斯思想，其追随者进行了认真琢磨。他们给“私有产权换了包装”，开始时只说“产权明晰”，而不说科斯的产权明晰就是产权私有。直到科斯的思想在中国被一些人接受后，他们才公开声称：“私产制是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并断言：“中国会逐渐改变成为一个类似私有制的体制”。

科斯通过“派进来”和“请出去”两种途径来影响中国的产权改革。他将其追随者“派进来”推销他的产权私有论，并“自费”将中国几十位知名经济学家“请出去”，到美国参加他自己组织的“中国经济变革”国际学术研讨会。

更值得注意的是，科斯后来不仅要在中国宣传和推广他的产权私有理论和政策主张，而且远远超出经济学领域，进一步提出中国需要一个“开放而自由的思想市场”的主张，并表示期盼中国成为“自由思想的全球中心”。国内有人在评介科斯关于中国“开放自由思想市场”主张时赞许说：“科斯极富洞见的一家之言，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来说，显然极具现实意义。”这些人正在积极推销科斯关于中国要积极开放自由思想市场的主张。他们也打着“深化改革”的旗号。

国内媒体报道：“2010年，科斯百岁之时，中国经济学家组织了活动庆祝，远在大洋彼岸的科斯发来一段视频。”国内媒体还报道，科斯本应邀在2013年10月来中国访问，没料到在来华前一个月去世。我国有些经济学家对科斯表示沉痛哀悼和敬意，甚至说：“科斯的学说始终是照亮中国崎岖的改革道路的一盏明灯。”“科斯在经济转轨环境下的中国影响力巨大。科斯的理论在中国获得了比在美国更高的认同和反响。”

过去一个时期，主张私有化的经济学家不愿用“私有化”一词，而是用来自法文的“非国有化”或来自日文的“民营化”，并说“非国有化”和“民营化”不是私有化。这纯属欺人之谈。人们知道，法国的“非国有化”就是私有化。英文中的“私有化”和法文中的“非国有化”，在日语中译为“民营化”。现在，主张进一步进行产权改革者已经不再讳言私有化，而是公开说国有企业需要进一步私有化。

第8篇：经济学的重要意义范文

    论文摘要：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一面旗帜。在我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对我国社会伦理道德建设、市场主体建设、理论研究开展和政府行为实施等方面都有借鉴意义。

      一、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生背景

    亚当·斯密(1723 --1790)是英国产业革命前期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斯密所处的时代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时期，一方面残余的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的限制政策束缚着英国产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基督教的谦恭顺从、禁欲、忍耐等传统信条也束缚着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进取心和创造力。处于青年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迫切要求一个自由的经济学说体系。在英国资产阶级力求实现商业自由竞争的呼声中，斯密从理论上论述了资产阶级经济自由思想。1759年，斯密在伦理学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反映了斯密早期的经济思想;1776年他的巨著《国富论》出版，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在批判吸收了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作了较系统、较明白的描述，被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奉为至宝。在实践中，斯密的经济学思想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理论上，它成为了经济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经济自由主义，竞争和劳动价值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特征，斯密的思想是这一学派的重要部分，而且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对处于转轨期的我国的政策选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容

    一种经济思想总是有它的哲学基础的，斯密在《天文学史》中集中表达了他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哲学是关于自然界相互联系规律的科学，而哲学体系在很多方面就像机器，发明它是为了在想象之中把现实中已经产生的不同活动和后果连接起来。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以自然法则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斯密受到赫奇森的哲学思想影响，赫奇森特别强调分工的重要性，主张人人都有为自身经济利益而活动的自由。斯密还受到大卫·休漠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其“同情学说”。休漠认为一切科学都或多或少与人性有关，在其著作《人性论》中认为人的德行是利他的，人的同情心使“利己”和“利他”相一致。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扎根于斯密的哲学思想之中，这种哲学思想也构成了《国富论》的一个基本部分。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有自爱、对自由的渴望、正义感、劳动习惯、交换倾向等，同情心即“对别人的遭遇的关,}l"”则是道德世界的出发点，而人们又总是在自爱的心理指导下追求私利的。这些心理相互制约，支配和决定人们的行为，形成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在《国富论》中，斯密在考察市场秩序时，从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及其行为出发，强调了在经济领域中追求私利的重要性。斯密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人”的概念，但是，在考察经济生活时他区分开作为多种品质的人和作为经济活动的人，而驱使经济人努力的动机是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利己主义本性。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最早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并指出，人们在自爱心理引导下追求私利时，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无形中促进了全人类福利的目的。在《国富论》中，斯密从经济理论上发挥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把它理解为客观经济规律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斯密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资产阶级经济自由思想。他认为分工一旦确立，每个人的劳动产品只能满足自己极少部分的需要，其他大部分生活需要必须依靠他人的劳动产品。即每个人都要依靠交换而生活。交换不是恩惠和赠予，而是有偿的物品流转。商品交换的规则是等价交换。所以，如果人们要享受更多的物品，就必须能够生产更多的东西来获取交换的媒介—货币;要使自己的产品顺利的转化为货币，取得盈利，必须投资和生产社会上最需要的东西;每个人越是追求其个人的利益，就越会为社会生产更多的产品，社会财富的增长就越快。因此，斯密主张，在人们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应该保证每个人的自由，让他以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用他的劳动和资本与其他人竞争。就是说，国家应该废除一切特惠和限制，采取自由的政策，让每个人在平等自由和正义公平的制度下，按各自的路线自由经营，谋求各自的利益，从而使劳动和资本得到充分利用，并使社会财富增长。斯密的经济自由思想，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破除封建专制束缚的资本主义时代精神的反映。

    斯密认为除了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外，经济学说以及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也直接关系国民经济财富的消长。如重商主义代表商业资本的利益，并且片面强调财富是金银，财富仅产生于流通领域，否认社会财富包括各种物品和消费品，看不到工农业是财富生产源泉，因而不利于生产的发展。重商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种种限制政策，对商人经济活动的干预也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国富论》里，斯密强烈反对国家对经济的种种干预政策，并且从原则上否认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实质上就是反对以垄断和国家干预为特征的经济政策和主张，提倡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以及劳动、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认为国家废除一切特惠和限制制度，就是经济的自由。但是，斯密也不是主张完全不要干预的极端经济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国家主要有三项应尽的义务和职能:第一是保护国家安全，第二是维护社会安定，第三是建设并维持某些社会公共事业以及某些公共设施的经济方面的职能。斯密也不否认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具有采取某些保护政策的经济职能。直到现在，斯密提出的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问题，保护主义和自由放任问题，依然是各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三、斯密思想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它在我国现阶段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借鉴意义。

    (一)在社会伦理道德建设方面的借鉴意义

    斯密不仅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而且构建了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转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这对处于转轨时期我国社会传统观念的改造和更新，对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互利原则是斯密推崇的基本原则。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在一种需要互相帮助的状态之中，同时也面临着相互之间的伤害，在出于热爱、感激、友谊和尊敬而相互提供了必要帮助的地方，社会便兴旺发达并令人愉快，社会成员通过爱和感情这种令人愉快的纽带连接在一起，社会便像是互相行善的公共中心;如果社会成员之间缺乏相互的爱和感情，社会必定要减少许多幸福和愉快，但是，社会仍然可以根据一种一致的估价，完全着眼于势利的互恶行为而被维持下去;倘若这种互利的准则也被抛弃，不义行为的盛行将毁灭社会。因此，斯密推崇互利原则是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道德准则。《国富论》认为互利原则既是自利的界限，也是他利的实现条件，互利因此也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和应有的道德准则。

    斯密认为在商品交换之中，以自利为出发点，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是实现互利的途径。因而，关于众多人争论的“斯密问题”，斯密实际上在他的两部著作之中已经阐明。《道德情操论》论述利他.为，《国富论》论述了利己的重要性，利己是解决并达到利他的最优路径。因此，斯密的互利思想，也为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借鉴，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参考价值。在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人们长期重农业生产，轻商业流通，重义轻利。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人们对市场经济误解很深，将“自利”看成“自私”，将“利他”与“利己”完全对立。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必然引发人们思想的深刻革命，尽管任何一个全新的事物在被人们认识和接受的初期，都会引起争论和误解，但我们可以采取各种方法缩短人们的思想转型过程，其中，从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中汲取合理成分，便是引导人们走出对市场经济认识误区的有效办法。通过对斯密思想的了解，可以认识市场经济的有序性，可以学会遵守市场经济的伦理秩序，这不仅会在交易活动中给双方带来长期利益，还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二)“经济人”假设的借鉴意义

    “经济人”首先是自由人，有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由权利，是一个财产独立的人，拥有明晰的产权界定。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够建立与市场原则相一致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和相应的市场方法，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以价格信号为导向，调节经济活动。经济人是市场活动的主体，是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微观基础，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引导下，会自发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

    我国要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要创建实现这些目标的微观主体，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要形成与两种转变相适应、进而推动两种转变得以实现的经济增长主体。这个经济增长主体的特征是，一方面要符合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的本性与要求，另一方面同其他主体相比，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必须具有绝对的市场实力或技术实力，从而使其他主体隶属于自己。以上两点，正是斯密“经济人”假设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第9篇：经济学的重要意义范文

论文摘要：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一面旗帜。在我国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对我国社会伦理道德建设、市场主体建设、理论研究开展和政府行为实施等方面都有借鉴意义。

一、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生背景

亚当·斯密(1723--1790)是英国产业革命前期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斯密所处的时代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时期，一方面残余的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的限制政策束缚着英国产业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基督教的谦恭顺从、禁欲、忍耐等传统信条也束缚着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进取心和创造力。处于青年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迫切要求一个自由的经济学说体系。在英国资产阶级力求实现商业自由竞争的呼声中，斯密从理论上论述了资产阶级经济自由思想。1759年，斯密在伦理学讲义的基础上整理出版了《道德情操论》，反映了斯密早期的经济思想;1776年他的巨著《国富论》出版，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在批判吸收了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作了较系统、较明白的描述，被许多资产阶级学者奉为至宝。在实践中，斯密的经济学思想适应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理论上，它成为了经济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经济自由主义，竞争和劳动价值论，是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特征，斯密的思想是这一学派的重要部分，而且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对处于转轨期的我国的政策选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内容

一种经济思想总是有它的哲学基础的，斯密在《天文学史》中集中表达了他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哲学是关于自然界相互联系规律的科学，而哲学体系在很多方面就像机器，发明它是为了在想象之中把现实中已经产生的不同活动和后果连接起来。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是以自然法则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斯密受到赫奇森的哲学思想影响，赫奇森特别强调分工的重要性，主张人人都有为自身经济利益而活动的自由。斯密还受到大卫·休漠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其“同情学说”。休漠认为一切科学都或多或少与人性有关，在其著作《人性论》中认为人的德行是利他的，人的同情心使“利己”和“利他”相一致。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扎根于斯密的哲学思想之中，这种哲学思想也构成了《国富论》的一个基本部分。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有自爱、对自由的渴望、正义感、劳动习惯、交换倾向等，同情心即“对别人的遭遇的关,}L"”则是道德世界的出发点，而人们又总是在自爱的心理指导下追求私利的。这些心理相互制约，支配和决定人们的行为，形成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在《国富论》中，斯密在考察市场秩序时，从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及其行为出发，强调了在经济领域中追求私利的重要性。斯密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人”的概念，但是，在考察经济生活时他区分开作为多种品质的人和作为经济活动的人，而驱使经济人努力的动机是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利己主义本性。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最早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并指出，人们在自爱心理引导下追求私利时，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无形中促进了全人类福利的目的。在《国富论》中，斯密从经济理论上发挥了“看不见的手”的概念，把它理解为客观经济规律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斯密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资产阶级经济自由思想。他认为分工一旦确立，每个人的劳动产品只能满足自己极少部分的需要，其他大部分生活需要必须依靠他人的劳动产品。即每个人都要依靠交换而生活。交换不是恩惠和赠予，而是有偿的物品流转。商品交换的规则是等价交换。所以，如果人们要享受更多的物品，就必须能够生产更多的东西来获取交换的媒介—货币;要使自己的产品顺利的转化为货币，取得盈利，必须投资和生产社会上最需要的东西;每个人越是追求其个人的利益，就越会为社会生产更多的产品，社会财富的增长就越快。因此，斯密主张，在人们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应该保证每个人的自由，让他以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用他的劳动和资本与其他人竞争。就是说，国家应该废除一切特惠和限制，采取自由的政策，让每个人在平等自由和正义公平的制度下，按各自的路线自由经营，谋求各自的利益，从而使劳动和资本得到充分利用，并使社会财富增长。斯密的经济自由思想，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破除封建专制束缚的资本主义时代精神的反映。

斯密认为除了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外，经济学说以及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也直接关系国民经济财富的消长。如重商主义代表商业资本的利益，并且片面强调财富是金银，财富仅产生于流通领域，否认社会财富包括各种物品和消费品，看不到工农业是财富生产源泉，因而不利于生产的发展。重商主义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种种限制政策，对商人经济活动的干预也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国富论》里，斯密强烈反对国家对经济的种种干预政策，并且从原则上否认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实质上就是反对以垄断和国家干预为特征的经济政策和主张，提倡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以及劳动、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认为国家废除一切特惠和限制制度，就是经济的自由。但是，斯密也不是主张完全不要干预的极端经济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国家主要有三项应尽的义务和职能:第一是保护国家安全，第二是维护社会安定，第三是建设并维持某些社会公共事业以及某些公共设施的经济方面的职能。斯密也不否认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具有采取某些保护政策的经济职能。直到现在，斯密提出的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问题，保护主义和自由放任问题，依然是各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三、斯密思想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它在我国现阶段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借鉴意义。

(一)在社会伦理道德建设方面的借鉴意义

斯密不仅揭示了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而且构建了现代市场经济有效运转所必须遵循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这对处于转轨时期我国社会传统观念的改造和更新，对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互利原则是斯密推崇的基本原则。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人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处在一种需要互相帮助的状态之中，同时也面临着相互之间的伤害，在出于热爱、感激、友谊和尊敬而相互提供了必要帮助的地方，社会便兴旺发达并令人愉快，社会成员通过爱和感情这种令人愉快的纽带连接在一起，社会便像是互相行善的公共中心;如果社会成员之间缺乏相互的爱和感情，社会必定要减少许多幸福和愉快，但是，社会仍然可以根据一种一致的估价，完全着眼于势利的互恶行为而被维持下去;倘若这种互利的准则也被抛弃，不义行为的盛行将毁灭社会。因此，斯密推崇互利原则是保障社会正常运转的基本道德准则。《国富论》认为互利原则既是自利的界限，也是他利的实现条件，互利因此也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原则和应有的道德准则。

斯密认为在商品交换之中，以自利为出发点，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是实现互利的途径。因而，关于众多人争论的“斯密问题”，斯密实际上在他的两部著作之中已经阐明。《道德情操论》论述利他.为，《国富论》论述了利己的重要性，利己是解决并达到利他的最优路径。因此，斯密的互利思想，也为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借鉴，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参考价值。在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中，人们长期重农业生产，轻商业流通，重义轻利。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人们对市场经济误解很深，将“自利”看成“自私”，将“利他”与“利己”完全对立。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必然引发人们思想的深刻革命，尽管任何一个全新的事物在被人们认识和接受的初期，都会引起争论和误解，但我们可以采取各种方法缩短人们的思想转型过程，其中，从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中汲取合理成分，便是引导人们走出对市场经济认识误区的有效办法。通过对斯密思想的了解，可以认识市场经济的有序性，可以学会遵守市场经济的伦理秩序，这不仅会在交易活动中给双方带来长期利益，还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二)“经济人”假设的借鉴意义

“经济人”首先是自由人，有进行经济活动的自由权利，是一个财产独立的人，拥有明晰的产权界定。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够建立与市场原则相一致的利益最大化原则和相应的市场方法，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以价格信号为导向，调节经济活动。经济人是市场活动的主体，是市场经济正常运作的微观基础，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引导下，会自发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

我国要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要创建实现这些目标的微观主体，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要形成与两种转变相适应、进而推动两种转变得以实现的经济增长主体。这个经济增长主体的特征是，一方面要符合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的本性与要求，另一方面同其他主体相比，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必须具有绝对的市场实力或技术实力，从而使其他主体隶属于自己。以上两点，正是斯密“经济人”假设给予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