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模式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交易模式论文范文
[关键词]反馈交易行为；收益率序列相关；非对称GARCH模型；上海证券市场
一、引言
资本市场上存在这样一类交易者，他们根据资产过去的价格而不是对未来价格的预期来构建投资组合。这类投资者在行为金融中称为反馈交易者，根据对过去价格的不同反应分为正反馈交易者和负反馈交易者。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存在“追涨杀跌”和“低买高卖”说法，前者对应于正反馈交易，后者对应于负反馈交易。
一般说来如果市场上存在足够多的反馈交易者，资本市场的收益将表现出自相关的特征。当有大量的正反馈交易者存在，股票价格相对于它的基础价值会被高估并表现出过高的波动率。因此当市场上存在大量的正反馈交易者的时候，市场会变得不稳定(Delongetal．．1990)；相反，如果市场上存在大量的负反馈交易者，相对于基础价值被低估的股票受到负反馈交易者的追捧，其价格会接近基础价值，当价格被高估时，大量的负反馈交易者抛出被高估的股票，使价格降低至接近基础价值的水平。因此，大量负反馈交易者的存在能够稳定市场，减少市场的波动。
sentana和Wadhwani(1992)扩展了Delong的分析逻辑，考察了反馈交易、收益率自相关和波动率能关系。他们在shiller(1984)的成果的基础上将三者的关系用Sh¨ler-Sentana—Wadhwani模型的形式表述出来。Bohl和siklos(2004)基于shiller-Sentana—Wadhwani模型，用不同的GARCH模型来估计条件力差检验了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上的反馈交易。检验结论认为，在两个市场上都存在正反馈和负反馈交易行为，但反馈交易行为在新兴市场表现更为明显。在两个市场上，正反馈均随波动率的增加而增强，但新兴市场增强的程度要小一些。唐或等人(2001)也基于shiller－Sentana－Wadhwani模型验证了沪市上证综合指数日收益率自相关和反馈交易之间的关系。他们采用GARCH(1，1)来处理收益波动率的异方差性，实证结果表明沪市存在正反馈引起的序列自相关，且相关系数的绝对值随波动增大而增大。
二、反馈交易的理论模型
sentana和wadhwani(1992)在用投资者的反馈交易行为解释股票收益率的序列相关时，提出一个包含基于对股票基础价值的预期进行投资的交易者(SmartMoney)和反馈交易者的两群体的市场模型。假定第一个群体对资产的需求函数具有以下形式：
S，表示由第一类投资者(SmartMoney)持有的资产的比例。Et-1(rt)表示在t-1时刻对t时刻资产回报率rt的预期，是一个基于t-1时刻所有信息基础上的条件期望。α是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Merton，1980)，当期望收益率为a时，这类投资者不持有该资产。μt表示t时刻投资者持有风险资产的风险溢价，它是条件方差σt2的非降函数。
反馈交易者是根据过去资产的价格而不是对未来的预期来决定对该资产的持有量。假定当期t(期)的持有量由上期(t-1期)的收益水平来决定：Ft=γrt-1
(2)Ft表示反馈交易者的资产持有比例；γ＞0表示反馈交易者是正反馈交易型，即“追涨杀跌”；当丫当两类投资者的相互作用达到均衡时有St+Ft=1，代入(1)式和(2)式有下面均衡时的定价模型：Et-1(γt)=α+μ(σt2)-γμ(σt2)γt-1(3)和标准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相比，该定价模型多了一项γμ(σt2)γt-1。由于反馈交易者的存在，第一类投资者对持有资产的风险溢价发生了改变。当市场上有反馈交易者存在时，收益率表现出一阶相关的特征。这种相关的方式取决于反馈交易者的类型，当反馈投资者是正反馈型时，收益率存在一阶负序列相关；当反馈投资者是负反馈型时，收益存在一阶正序列相关。Sentana等人认为，市场上同时存在正反两种反馈交易者，两种反馈交易强度随着波动率的变化而变化：当风险比较小的时，反馈交易者主要采取“低买高卖”的负反馈策略，第一类投资者对市场的影响比较大；当风险较大的时候，第一类投资者的风险厌恶偏好决定了他们要求较高的期望收益因而部分退出市场，反馈交易者对市场的影响增大。当风险大到一定程度，反馈交易投资者表现出风险厌恶特性，采取“追涨杀跌”的正反馈策略。简化考虑，将反馈交易的程度看成是波动率σ12的简单线性函数，(3)式简化为：Et-1(γt)=α+μ(σt2)-(γ0γ1σt2)γt-1(4)虽然这个理论模型最先提出来是用反馈交易行为解释收益序列相关。但是，该模型解释了第一类投资者和反馈交易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式，为检验反馈交易行为提供了可能(Bohl和Siklos，2004)。
三、经济计量方法
在金融实证分析中发现，股票收益率的条件方差呈非对称分布，Glosten、Jagannathan和Runkle(1993)及Zakoian(1994)提出了描述这种波动性呈非对称的模型(TGARCH)。Engle(1993)认为取一阶的GARCH模型就能很好的描述收益率的条件波动特征。本文在实证分析中选择TGARCH(1，1)来对收益率的条件方差建模。在检验中国资本市场反馈交易特征存在性方面，联合估计下面的模型：
h1，表示条件方差，εt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h1的条件正态分布。在(6)式和(7)式中，条件方差是过去残差平方和过去条件方差的函数。方差方程的平稳性要求满足：β1β2和β3非负，β1+β2+β3＜1和β1+β2≥0。但是结合回归模型，条件方差不但是残差平方和过去条件方差的函数，也间接是参数α1、α2和α3的函数。考虑到回归方程，条件方差的稳定性条件要更复杂。这个模型是TGARCH-M的变种形式，目前文献还没有给出这个模型条件方差平稳的分析性条件。β2度量了条件异方差非对称的程度，当该系数不为0时，表示上期正的残差和负的残差对当期的条件异方差有不通的影响，当该系数为0时，表明条件异方差不存在非对称现象，可以使用一般的GARCH模型来估计条件异方差。我国学者在检验中国资本市场上反馈交易行为的存在性时，主要用GARH(1，1)模型来预测和估计波动率(唐或等，2002；任波和杨宝臣，2002)。实证检验发现，GARCH(1，1)模型估计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率的效果并不是很好,TGARH模型或EGARCH模型对市场的波动率解释能力更强一些，实证也发现，TGARCH模型的效果要比EGARH模型的效果更好(郑梅，苗佳和王升，2005年；郭晓亭，2006)。
(5)式和(6)式构成的联合模型比一般意义上的条件方差模型要复杂。在回归模型(5)式中，除了用滞后的收益率来解释收益率外，还用市场的波动率(条件方差)来解释收益，由于反馈交易的存在，条件方差成为滞后收益率的系数，当这项α3为0时，就成为一般的GARCH-M模型(Chou，1988)，有标准的软件能够处理。由于反馈交易者的存在，该项不为零，不能用标准的统计软件处理这个模型。
四、数据及实证结果
本文研究的样本数据来自于上海证券市场上海综合指数。选择1996年1月5日到2006年8月3日的每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指数，样本容量为2554。数据来源于“分析家”软件的在线数据接受系统。两个市场上的收益率按公式
计算，pt表示t时期上海综合指数价格数据。参数估计采用极大似然方法，参数估计结果列于表1中。表1中，+表示参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表示参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的；***表示参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显著；没有标注的表示该参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不显著的。
表1中的第二、三栏是本文使用非对称GARCH模型拟和条件异方差的结果，第四、五栏是文献[2]中使用一般GARCH模型拟和条件异方差的结果。从第二栏和第三栏的数据来看，模型的各个参数在10％的水平下都是显著的，不存在进一步改进的可能。特别是参数β2显著不为0，表明上海股市上证综合指数的波动存在明显的非对称现象，说明使用TGARCH模型拟和会比单纯使用GARCH模型更能拟和综合指数的波动。参数α2、α2的估计值都显著不为0，说明上海证券市场存在比较明显的反馈交易行为，这个结论和唐或等人的结论一致，但是在反馈交易行为特征上和唐或等人的结论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在使用TGARCH模型时，参数α2的符号为正，和使用GARCH模型时一致(虽然该参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在风险较低的时候，上海证券市场上的反馈交易行为表现出负反馈的特征。参数α2的符号为负，说明随着市场风险的增加，上海证券市场上反馈交易者更多的采用正反馈的交易行为。而在文献[2]中，使用GARCH模型拟和市场波动，得到的相应参数却为正，说明随着市场风险的增加，上海证券市场上反馈交易者更多的采用负反馈交易行为。
表1：上海证券市场反馈交易行为实证检验结果
唐或等人参数拟和的结果显示，部分参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是不能通过检验的，需要进一步的调整，至少参数α2可以从模型中去掉。本文的模型至少在两个方面的表现要比唐或等人的模型好。首先，该模型参数均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该模型不可能进一步改进；其次，TGARCH模型中的参数β2，显著不为0，表明上海股市综合指数确实存在比较明显的非对称现象，使用非对称GARCH模型来拟和波动更合理。
将本文的结论和Bohl等人的结论比较，可以看到和成熟证券市场、其他新兴证券市场都存在较大的区别。Bohl的结论认为：成熟市场在风险较低的时候存在，反馈交易者表现出正反馈的交易特征，随着风险的增加，反馈交易者表现出负反馈的交易特征；新兴市场上，当风险较低的时候，反馈交易者表现出轻度的负反馈交易特征，随着风险的增加，负反馈交易行为也增加，但是幅度普遍要大于成熟市场。
五、结论
现代金融理论认为，在市场有效性假设下，噪声交易者对估价的形成没有重要的影响。西方金融学界在行为金融的框架下，研究发现市场存在比较显著的正反馈交易特征，这种行为模式推动股票价格偏离其基础价值，从而作为有效市场的一个反例。本文使用TGARCH模型来拟和条件异方差，并基于Shiller-Sentana-Wadhwni的理论模型检验了上海证券市场的反馈交易行为。
第2篇：交易模式论文范文
内容摘要：本文对海外学者关于进入模式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回顾与分析，重点阐述了现有文献的研究领域、理论基础与视角等内容。通过文献研究发现，大多数文献以交易成本理论、制度理论、国际化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等为基础，而且出现融合的趋势。文章最后指出了现有文献的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进入模式 理论基础 述评
国际进入模式问题是国际管理中继直接投资、国际化等问题后第三个重要研究领域（Werner，2002）。尽管很多学者、企业家、政策制定者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但关于进入模式问题的研究一直有多种视角和理论基础，结论也因学者研究问题及角度的不同各有差异。Anderson（1997）回顾了进入模式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框架，Sarkar和Cavusgil（1996）总结了进入模式的共同主题和趋势，Harzing（2003）回顾了文化和进入模式的关系，Zhao，Luo和Suh（2004）运用聚类分析法研究了交易成本的决定因素和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进入模式关系，Tihanyi，Griffith，Rusell（2005）运用聚类分析法总结了文化差异对国际进入模式和跨国公司绩效的影响。
尽管这些研究为我们深刻理解进入模式问题提供了有益指导，但他们往往仅关注了某个理论框架、某种理论基础及其测量，并未从总体上体现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及进展（Canabal & White，2008）。Brouthers和Hennart（2007）回顾了进入模式领域的研究，指出了弱点和不足，并提出了以后的研究建议。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法，通过对海外相关文献的回顾，识别和分析了关于进入模式研究的理论和建构基础、产业分析、母国和东道国分析、主要变量设定、研究方法等内容，力图回答：到目前为止，关于进入模式的实证研究进展如何，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研究领域
进入模式的研究直接和企业的国际化活动相关，包括对进入模式选择的预测、对所有权水平的预测、某种进入模式选择的后果等（Werner，2002：281）。Sharma和Erramilli（2004）将进入模式定义为一种结构性协议，即允许企业在东道国执行其市场战略，方式可以是直接输出产品（如出口模式），也可以是在东道国独资或与合作者共同经营（合同、合资、自建等模式）。
Pan和Tse(2000)将进入模式分为两类：股权进入和非股权进入。他们认为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需要投资和具有控制权。一方面，由于股权进入模式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而股权进入模式（如合资、自建、并购等）要求公司总部享有较高的控制权；另一方面，由于非股权进入模式对资金投入要求较低，非股权进入模式（如合同、R&D合同等）具有较低的控制权。而Contractor和Kundun（1998）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影响国际酒店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因素，他们发现非股权模式（包括管理合同和特许经营）占66%，这与传统研究认为控制来自于所有权的观点不同，说明非股权模式的控制并不是无力的。
理论基础与视角
根据对已有文献的分析，进入模式的理论基础包括交易成本理论、折衷理论、制度理论、资源基础理论等。
（一）交易成本理论
关于进入模式研究应用最多的理论基础应是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核心是企业需要建立治理结构以降低成本和减少由于进入外国市场所带来的无效率（Hennart，1989；Williamson，1979，1985）。交易成本包括寻找合适伙伴并与之沟通的费用，还包括监督其绩效的费用（Makio & Neupent，2000）。交易成本理论认为寻找、沟通、监督合作者所花费的成本会影响企业进入模式的选择（Taylor et al，1998）。企业往往倾向于选择基于市场的进入模式，因为企业可以从规模经济中获益。然而，企业可能在寻找和沟通基于市场的合同时面临增加的成本，这一方面是因为合同的各种可能情况很难完全包括和准确估计；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很难实现一个公平价格（Taylor et al，1998；Williamson，1985）。而且，由于距离、沟通和缺乏衡量标准，也使得监督和执行合同变得困难（Williamson，1985）。因此，一些研究者发现，当与寻找、沟通和监督合作者的交易成本较低时，企业倾向于通过市场实现扩张；但当交易成本增加时，企业倾向于通过科层模式，如全资拥有（Taylor et al. 1998）。
（二）国际化及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国际化理论解释了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企业的国际化包括四个步骤：小批量出口、通过中介出口、海外设分公司、海外生产（Johanson & Vahlne，1977）。和国际化理论关联的关于进入模式的研究主要关注国际业务单元的可转移性及分布、东道国市场特征对企业进入模式的影响。Dunning（1977）的OLI范式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能够利用的是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这三种优势时，才完全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其中，所有权优势涉及控制权、成本及公司间关系利益；区位因素主要指资源的投入、可得性和成本；内部化优势主要指降低交易和协同成本。
（三）制度理论
制度理论解释了企业如何进入和在一个给定的规章、规范、价值观等制度框架下如何运营的问题。制度理论的一个核心原则是趋同性，认为企业组织结构的选择可以被理解为企业对外部环境、内部实践和管理趋同的回应。不同于传统观点重点关注经济理由对进入模式决策的影响，制度理论假定企业选择实践和结构，如进入模式，首要考虑的是如何从内部和外部获取合法性。同时，在制度观点看来，经济理由诸如实现组织效率和竞争被认为是较少关注的。趋同性的压力对于决策者进入模式选择具有重要影响，企业进入新市场时，会模仿东道国当地企业的行为及对手的行动，以获得运营和市场的合法性。最近以制度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解释了东道国腐败制度和日本企业战略如何影响企业进入模式决策。
North（1990）认为制度理论必须和交易成本理论结合，因为制度提供了交易发生的结构。制度指“游戏规则”，包括东道国的法律和法规（Davis，Desai & Francis，2000；Oliver，1997；North，1990）。交易成本理论假设现有的制度结构支持企业的行为（Williamson，1985；Meyer，2001）。由于东道国的法律约束使基于市场的合同可以奏效（North，1990；Williamson，1985）。然而，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提供这种制度安排（North，1990；Meyer，2001）。在一些国家，可能发生基于交易成本预测的进入模式并不是最好选择。Roberts 和Greenwood（1997:361）认为，企业可能面临采用东道国社会政治合法性设计的压力，而不是采取基于交易成本的设计。例如，制度安排可能对进入模式造成障碍，如法律对所有权的限制（Delios & Beamish，1999；North，1990；Gomes- Casseres，1990；Gatignon & Anderson，1988）。总的来说，东道国政府可能限制外国企业的进入模式选择，从而增加东道国企业的所有权。这些法律可能限制了企业原本打算通过交易成本预测的进入模式选择，以充分利用和加强原有优势的目标（Robersts & Greewood，1997；Gatignon & Anderson，1988）。当法律限制存在的时候，企业需要通过尽量少的整合进入模式以获取效率性和合法性（Delios & Beamish，1999）。所以，制度理论认为企业利用和强化其优势的能力在不同的国家环境依制度安排不同而不同。
（四）资源能力理论
资源能力理论又可细分为资源基础观、组织能力观和知识观。RBV（Resource-based view）认为为了获取竞争优势，企业的资源必须是珍贵的、稀有的和不可模仿的。Chen和Chen（2003）研究了用于战略联盟的各类资源，以及这些资源如何分配；Tan，Erramilli 和Liang （2001）分析了资源分散风险对企业战略控制和管理的影响。组织能力是指促成企业成功的根植于企业内的混合性关键因素。Erramilli，Agarwal 和Dev（2002）研究了企业如何通过非股权进入模式将资源和能力转移国外，Chen和Hennart（2002）研究了组织能力和日本企业的国际市场进入决策。知识观认为企业之所以能生存是因为它们具有能在个体和群体间进行知识共享的转移能力。如果企业能意识到知识共享和转移的需要，它们就能获得竞争优势，从而增强能力和绩效。Pak（2002）发现学习能力影响了国际企业进入模式选择偏好，Chang和Rosenzweig（2001）研究了知识观如何帮助解释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的选择。
（五）其他理论或视角
这包括文化差异视角、控制视角、风险视角、不确定性视角等。文化差异指两国文化间的距离，应用文化及文化距离框架对进入模式的研究重点探讨文化和文化距离如何影响进入模式选择。控制视角认为，对于进入模式来说，控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决定了企业进入新市场潜在的风险和收益，学者尤其关注了总部、分部（母公司、子公司）在所有权分配上的问题。风险视角主要帮助解释企业进入外国市场时，不同进入模式的风险水平是不同的，风险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战略，进入外国市场时企业对风险的感知如何影响控制权的水平。不确定性是指环境和组织的不可预测因素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已有的文献研究了企业环境感知的不确定性对企业进入战略的影响，以及其对小型服务企业海外市场战略影响。
结论
尽管进入模式有很多研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如很少有研究讨论进入模式选择如何影响进入后的决策和绩效。另外，研究者应融合各种理论，发展更具解释力的权变模型。这类方法可以解释诸如以下问题：资产专用性能解释企业合资或自建的选择吗？决策经验是进入模式的决定因素吗？合资公司是否受到双重文化的影响？
新的理论视角同样可以应用到这个领域，企业决策过程受高层管理团队及其成员特征的影响（Dean & Sharfman，1993）。深入研究这个决策过程如何影响进入模式的选择，如关于进入模式的决策制定过程如何变化？是否存在一些更有效的进入模式决策过程？高层团队的构成（同质或异质）是否影响进入决策？针对以上问题，有些学者（Hambrick & Mason，1984）使用高层梯队理论，提出管理特征（如人管理上的偏见）会影响决策的制定。那么管理上的偏见是否会影响进入模式的选择呢？
Chiles & McMackin（1996）、Williamson（1993）、Blois（1999）认为管理者在信任他人的倾向上存在差异，这会影响他们的决策，进而影响和进入模式相关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Brouthers & Brouthers（2003）、Chiles & McMackin（1996）研究了冒险倾向在进入模式选择中的作用，认为管理者并不是天生风险中立型，因此他们的风险偏好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决策。所以，诸如“管理者对风险和对他人的信任是否会影响进入模式的决策”等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最后，还有一些理论没有应用到进入模式的研究中。如政治学（Lawrence，Mauws，Dyck & Kleysen，2005），利益相关者理论（Donaldson & Preston，1995；Frooman，1999），社会资本理论（网络理论）（Adler & Kwon，2002；Brass，Galaskiewicz，Greve & Tsai，2004），这些理论都有助于解释进入模式背后的根本原因，有待同现有理论进一步融合，深入挖掘。
参考文献：
1.Agarwal S., Socio-cultural distance and the choice of joint ventures: A contingency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1994(2)
2.Canabal A & GO White III, Entry mode research: Past and future [J],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8(17)
3.Chang S. J. & Rosenzweig P. M., The choice of entry mode in sequential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1(22)
4.Contractor JF & Kundu KS, Modal choice in the world of alliances: analyzing organizational forms in the international hotel sector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8a,29(2)
5.Williamson O. E.,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1979(22)
6.Lawrence T.B., Mauws M.K., Dyck B. & Kleysen R.F., The politics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Integrating power into the 4I framework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5(30)
第3篇：交易模式论文范文
关键词:流通理论 贸易 交易元
孙薇在《流通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分析》中就过去30年国内流通理论文献进行了梳理，基本分为五个部分:流通基础理论(基本范畴、基本经济规律、流通相关关系、流通生产力)，流通运行理论(流通体系理论、流通运行模式、流通运行要素、流通运行效率、流通运行效益)，流通发展理论(流通发展状况、流通现代化、流通创新理论、流通信息化、流通对外开放)，流通调控理论(流通调控机理、流通秩序治理、流通产业进入)，流通专题(WTO专题、国内流通介绍、国外流通介绍、流通体制改革、其他)。显然，流通基础理论是研究流通运行、发展、控制等问题的基础。
对流通基础理论方面作出贡献的有，林文益、贾履让、刘诗白、吴先满、张卓元、金家麟、赵宁渌、陈甬军、张世尧、李骏阳、高涤陈、王晓东、李国勤、孙冶方、高枢年、曾洪业、李金轩、毛永林、杨承训、郭道夫、纪宝成、丁俊发、刘国光、黄国雄、周人伟、孙全、陈文玲、赵宁渌等。然而，目前在流通理论研究方面尚没有出现一个逻辑严密、论证精确的整体框架，这一方面与主流西方经济学中淡化了流通环节有直接联系，另一方面也是受制于特殊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政策解释学”的强大影响，导致了流通理论研究在很长的时间里只是机械套用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
马克思主义流通观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的贡献是多层次、多角度地分析了流通的两个要素——商品和资本的运动基本规律，这是研究流通经济活动的基本分析框架。马克思主义流通观的主要内容有:
(一)流通的内涵
流通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独立的经济活动。流通是“商品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对商品流通来说，有两样东西始终是必要的:投入流通的商品和投入流通的货币”;“在现实流通过程中，资本总是表现为商品或货币，并且它的运动总是分解成为一系列的买和卖”;“商品的流通过程就其纯粹的形式来讲，要求等价物的交换”;“流通是商品所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综合(主要讲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一些独立的非生产单位，如服务业，被马克思称为“追加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并且为了流通过程而继续”。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从单个再生产过程看，生产成为决定其他环节的关键因素。生产决定流通，生产的性质、规模和方式决定着流通的内容、规模和方式。“从流通本身来看，它是预先存在的两极(指生产与消费)的媒介。但是它不会创造这两极”;“流通的前提是通过劳动进行的商品生产”;“生产方式的综合的性质决定这两种流通(即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而更直接地决定的是商品流通”;“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一定的生产能力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
“在每一瞬间都相互制约、并且相互影响，以致于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当生产发展到一定时候，“生产过程已经完全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上”，只有当生产变成商品生产时，“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要经过流通”，生产就“以流通，以发达的流通为前提”。生产是流通赖以进行的基础和归宿，生产决定着流通的内容、规模和方式;流通是生产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二者是相互制约、相互决定、互为媒介，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不可能脱离一方谈另一方。在卖方市场，是生产决定流通;到了买方市场，是流通决定生产。
(三)流通与分配、消费的关系
流通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同消费之间的媒介要素”。在社会经济运行的一般序列中，分配在前，交换(流通)在后，分配的经济只能是借助社会经济规律确定社会各成员对社会产品占有的份额和比例，交换各成员在其对社会产品占有之后相互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其他产品，从而达到最终消费。分配与流通这两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表现在:由于分配插在产品和生产者之间，它属于国内收入的初次分配，这种分配首先在物质生产领域内进行，然后在全社会进行再分配。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根据社会经济规律的要求进行。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包括两种，一种是产品的分配，一种是生产资料的分配。两种分配都必须借助于交换(流通)才能实现其价值和使用价值，才能满足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分配方式决定交换方式，分配的数量和结构影响着流通的规律和结构;而交换对分配则有能动作用，不仅调节着分配的数量和结构，而且对分配能否进行到底起着决定作用。
消费分为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生产性消费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消耗，生产出社会需要的产品;生活性消费是消费品的消耗，再生产出新的劳动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流通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消费。生产性消费和生活性消费都必须借助交换。“投入流通的商品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它们相互进行了交换并被消费，流通就此结束”，这里流通对最终消费起到决定作用。但消费具有多样性，消费水平、结构、速度都对流通规模、结构和速度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同时资本的流通速度“取决于生产过程更新的速度和不同生产过程相互衔接的速度及消费速度”。流通是消费实现的必要前提，流通对扩大消费规模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消费对流通也有积极作用，对流通规模、结构和速度起着影响和制约作用。马克思流通观的结论对现在依然可用。
当前流通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没有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的基础上完整而有效地建立可以完全解释流通的分析框架。透过流通业的发展史发现，流通是一个基于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技术背景进行的经济活动，并且是一个多维度的、互相联系和作用的网络群。流通沿着一定的方向发展:流通在社会分工驱动下并按照交易费用最低原则进行演化，演化有一定规律有循。马克思主义流通论的特点是从社会大生产角度论述流通的地位、流通与生产、分配、消费之间的的关系等等，其不足之处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未能建立多维度的流通的基本单位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流通模式的研究，因而未能预测未来流通模式演变的趋势。
虽然马克思从分工视角和要素秉赋角度论述流通分工的演化，但未能准确地解释流通模式的变革动力和多样性原因。其原因在于没有建立一个准确描述流通过程的基本单元，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和拓展。
尽管马克思将流通分为生产资料流通和生活资料流通，但目前理论界对流通基础理论研究仍属于通论研究。而对生产资料的流通模式和生活资料的流通模式都是限于具体的业务层面的运作研究，而对两者的差异性研究不多，国内文献非常少。
总而言之，现有流通理论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基本是线性、单维度的研究，缺乏现代数学工具，特别是应用最新自然科学的成果来研究流通现象，解释流通规律。陈文玲指出现代流通业发展的特征之一是“混沌化”，则恰恰说明了流通的复杂性和非线性。
事实上，流通模式演变历史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趋于一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只是需要变更或改进原有的分析方法来研究多维度、非线性的流通现象。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流通研究需要依赖于复杂系统理论的研究方法——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流通的基本思路之一是沿用马克思流通论的基本观点，从研究微观单个交易过程——交易单元着手，进而构造流通过程。因为流通是由一个或若干个连续的且具有时间序列特征的交易单元组成。
交易元模型的定义及构成要素
(一)交易元的定义
无论是贸易还是流通都离不开一个最小的基本单位，也就是买卖双方之间发生的单次交易活动，本文称之为交易元。由两个连续的、具有时间序列特征的交易元组成的经济活动称为贸易;由两个以上连续具有时间序列特征的交易元组成的经济活动，也就是交易链，称为流通。而不同的交易元构成不同的流通模式。因此流通模式的研究可以纳入交易元模型的组合研究。
(二)交易元的构成要素
任何一次交易的发生所需要的物质、信息、媒介、支付方式等及它们之间的时空组成，本文称之为为交易元要素。任何一个交易都需要以下要素:
具有承担民事责任的交易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人。交易主体在交易中的职能是交易决策。交易对象或交易客体。它是指具有交易价值的有形商品、服务或有价物，如商标、知识、技能等。用以交易并具有衡量尺度功能的商品等价物。原始交易是等价的物物交换，到后期发展到具有固定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体——货币、有价证券、电子货币等。
交易场(平台)，指能促进双方公开公平进行交易的时空结构。空间可以是来自民间风俗约定的场所，也可以是买卖双方指定的场所，也可以是第三方公共管理机构指定的场所，早期是约定的特定市场，现在发展到交易所和网络交易平台。时间是指交易发生的时刻，因为交易一般具有时效性和不可逆性，所以交易时间和交易空间构成了交易场。
交易原则及规则。交易原则主要是指等价交换原则、自愿原则、法律许可或道德许可原则。以上三原则之间是共存关系，否则交易就不能连续，形成不了交易链。当三个原则不同时满足，单次交易可以存在，如欺诈活动等。交易规则是指所有权的转移方式，包括时间、地点、包装等条件。
交易对象的转移活动或者说所有权的转移活动，这包括商品的转移方式和货币(等价物)的支付方式。商品的转移活动称之为物流，货币的转移活动称之为资金流。两者可以同时发生，也可以分离。当一般商品和货币交换同时产生，称之为现货交易，当两者分离时，分两种情况——当商品转移发生于货币转移前时称之为赊账或信用;当商品转移发生于货币转移后时，称之为预购。当货物转移、货币转移职能的实现有赖于职能实施者，当该职能实施者为交易双方当事人时为直接交易;当该职能实施者为各自的人时则称之为间接交易，且关系可以是单级和多级。如现代的物流公司就是货物转移职能的实施者，银行就是货币转移职能的实施者。
信息。信息自始至终地存在于所有的交易活动中，而信息依赖于信源、信宿和信息传递(又分信息载体和信息途径)。交易信息包含时间特征、属性特征和空间特征。而信息的处理过程包括收集和输入、存储、传输、处理、输出。信息的传播方式可以表示如下:信息发出方(信源)用何载体以何途径(信息传递)信息接收方(信宿)接收效果及作用。而且任何交易信息具有三个基本特征:时间特征、属性特征和空间特征。
(三)交易元模型的定义
按照系统理论，所谓交易元模型，是指通过一次买卖，双方完成一次简单的交易所必须具备的一组交易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形式化地表示为:
交易元模型={(交易元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而交易元要素=(交易主体，交易标的物，交易等价物，交易规则，交易场，交易信息)，这些要素不是简单的标量，是矢量。交易元模型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交易元要素构成的集合，另一部分是这些交易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的集合。从交易元模型可以外延出流通领域不同约束条件下的很多问题，如渠道及其冲突、流通模式、渠道联盟等等。很显然，对这个系统的特征及演化规律的把握需要复杂的数学工具。下一步的研究重点是利用相关数学分析工具来研究流通模式及其演变规律。
参考文献:
1.孙薇.流通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分析.商业经济与管理，2005(5)
2.李，徐从才.论现代流通成本.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12)
第4篇：交易模式论文范文
关键词：电子商务法；课程；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04-0102-01
一、整体教学方法――模块式教学法
1．模块式教学法
模块式教学法是按照教学过程的基本环节，把课程内容按多元目标进行系统综合的教学方法。它旨在把一个复杂、相互交叉的课程内容分成若干个基本课程或教程模块，把相互渗透的教学内容组成系列知识模块。通过各模块的优化组合，使教学尽可能适应不同层次和目标的需求，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为目的。
2．模块划分及模块法应用
电子商务的交易过程可以分为交易前（指买卖双方在Internet在供需信息）、交易中（指买卖双方将双方磋商的结果以口头、书面或以、电子文件形式确定下来）、交易后（指买卖双方各自履行合同）三个环节。所以，《电子商务法》课程的模块相应地可以划分为：（1）电子商务交易主体的法律制度（交易前）；（2）电子商务交易行为的法律制度（交易中）；（3）电子商务税收的法律制度（交易后）；（4）电子商务信息资源的法律法规（交易前中后）。
在电子商务交易前模块教学中，将交易当事人和交易参加方的权利义务形成一个网络模块关系。在电子商务交易中模块教学中，进一步划分子模块，从而形成一个层级模块关系。在电子商务交易后模块教学中，讲授可以按照国与国之间的差异对比来组织，从而形成一个并列模块关系。在电子商务交易前中后模块教学中，进一步划分子模块，如网络信息资源提供、数据电文以及电子商务安全等从而形成一个递进模块关系。
二、各组成模块教学方法
1．情景模拟法
情景模拟法把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组代表一个企业，学生分别扮演企业决策者们和参加交易者的不同角色，训练学生将所学理论运用到实际中，学生和教师对情景模拟情况评说和总结。情景模拟法与单纯的说教相比，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大大地提高教学效果。
2．图片演示法
在真正的电子商务交易中，很多概念比较抽象，如电子合同、电子签名、电子钱包等，学生理解其法律制度较困难。以图片的形式展示其外观，让学生留下直观的印象，然后阐述相关法律规定，教学效果亦可以大大提高。
3．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将案例运用于教学，通过教师展示案例，组织学生讨论案例，教师归纳提炼，学生最后演练。优点是以互动的形式使学生掌握如同实际从业人员一样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4．PPT演示法
PPT演示法是利用计算机处理文字、图形、图像等，以替代传统板书教学的一种方法。优点是能将文本、图形、图像和动画有机结合，清楚明了。在电子商务信息资源的法律法规教学过程中，数据电文与电子商务的法律法规均需要图文并茂，即采用PPT演示法，才能使这些学生更好理解这些法律法规。
参考文献：
[1] 黄筱调、郑莉，模块式教学法及其探索，江苏高教，1998年第4期。
[2] 杨路明，电子商务法，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3] 吴凌娇，《电子商务概论》教学方法探讨，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 Vol.3 No.3。
第5篇：交易模式论文范文
【关键词】追涨杀跌 线上线下 模拟交易
一、前言
证券投资有两种流派，一是价值投资派，代表人物是巴菲特;二是趋势投资派，代表人物是索罗斯。这里不想讨论两种流派的优缺点，只想做一点力所能及的验证工作。价值投资派就像是武林中的名门正派，看起来高大上，而趋势投资就像是旁门左道，给人的感觉总像是在偷鸡摸狗。因此，许多投资者干着投机的事，确标榜自己是投资者，以获得比较正面的形象。趋势投资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讲，确实应当属于市场投机，它在市场有利可图的时候进入，在趋势走坏的时候退出，交易注重选时。
中国股票投资者中比较流行的说法“追涨杀跌”其实就是趋势投资的一种交易模式，在各种媒体的文章中，这种交易模式大多时间受到批评。为了验证这种模式是不是像公众舆论说的那样不堪，本文将试图对“追涨杀跌”交易模式做一些验证工作。
二、交易模式介绍
白猫黑猫抓到耗子才是好猫，交易模式的优劣应当在实战中检验，但是为能够更快的得出一般性结论，本文试图用过去10年的市场数据来验证下“追涨杀跌”这一交易模式，看到底是赚钱机器还是亏钱绞肉机。“追涨杀跌”交易模式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均线法，即股价上涨到均线之上买入，然后等股价下跌到均线之下时卖出。均线法原理简单，非常适于计算机模拟操作。
三、验证方法
鉴于个股涨跌受到较多因素的扰动，不确定性和偶然性较大，有的股票还会有流动性问题，所以本文选用综合指数作为实验对象。本文选择了几个著名的国内指数：上证50，深证100，沪深300，中证500和中小板指等;也验证了几个重要的国外指数：道琼斯工业指数，纳斯达克指数，日经225指数，恒生指数，台湾加权指数和德国DAX指数等。这些综合指数的日线数据都是从通达信软件导出的，计算机模拟交易和收益计算采用EXCEL软件完成。买卖规则：当收盘价高于20日均价买入，当收盘价低于20日均价卖出，买卖操作在发出信号当日尾盘执行。
四、验证过程细节
一是使用通达信软件-系统-数据导出功能，获得各种综合指数的日线数据。
二是在EXCEL2010中处理日线数据，先根据收盘价计算出20日均价，然后比较当日收盘价和20日均价，如果收盘价大于均价，则发出买入信号，反之则发出卖出信号。如果前一日系统发出买入，第二天发出相同信号，则继续持仓;如果前一日系统发出卖出信号，第二天发出相同信号，则继续空仓;如果前一日系统发出买入，第二天发出卖出信号，则执行卖出操作;如果前一日系统发出卖出，第二天发出买入信号，则执行买入操作;
三是模拟交易起始资金设定为与指数相同，每次交易的费用设为0.1%。每次交易均以当前资金满仓操作。
五、验证结果
（一）20日线交易模式在国内指数上的应用结果分析
选择有代表性的指数，对比分析下20日线交易方法的市值变化曲线与指数本身的异同。
如上图，沪深300指数自2005年开始创立，至2016年5月13日，沪深300收盘价为3074.93，自创立以来10年多的时间上涨207%。同期，如果使用20日线追涨杀跌模式买卖沪深300指数，市值上涨787%。期间最大回撤发生在2015年6月12日至今，回撤26%，而同期沪深300指数回撤42%。20日线交易模式收益远超指数上涨幅度，其超额收益主要源于2008年和2015年两次股灾期间回撤的控制。
如上图，中证500指数自2005年开始，至2016年5月13日， 10年多的时间上涨479%。同期，20日线追涨杀跌模式收益为2251%。期间最大回撤发生在2015年6月12日至今，回撤25%，同期中证500指数回撤51%。20日线交易模式收益远超指数上涨幅度，其超额收益同样源于2008年和2015年两次股灾期间回撤的控制。
如上图，上证50指数自2005年开始，至2016年5月13日，10年多的时间上涨251%。同期，20日线追涨杀跌模式收益为375%。期间最大回撤2015年5月26日至今，回撤27%，同期上证50指数回撤39%。20日线交易模式收益远超指数上涨幅度，其超额收益源于2008年和2015年两次股灾期间回撤的控制。
（二）20日线交易模式在国外指数上的应用结果分析
如上图，道琼斯指数自1992年开始，至2016年5月，24年时间上涨451%。同期，20日线追涨杀跌模式收益为0%，总收益严重输给指数。主要原因为：在道琼斯指数处于大牛市的时段，20日线交易模式市值增长小于指数涨幅，而在道琼斯指数处于大熊市的时段，20日线交易模式市值回撤跟指数相仿。
如上图，台湾加权指数自1992年开始，至2016年5月，24年时间上涨67%。同期，20日线追涨杀跌模式收益为377%，远超指数涨幅。超额收益来源于2000年至2007年间指数横盘，而20日线模式市值大幅上涨。
如下图，恒生指数自1994年开始，至2016年5月，22年时间上涨137%。同期，20日线追涨杀跌模式收益为286%，超额收益来源于大熊市对回撤的控制。
（三）模拟结果汇总
从国内指数的模拟交易结果看，20日线交易模式大幅提升了所有指数的收益，提升幅度最大的是中证500，年化收益提升了14.9%，其次是沪深300，提升了10.7%，提升最小的是上证50，提升了3.9%。
从国际指数的模拟交易结果看，20日线交易模式有截然不同的表现，对于美国、德国和日本这样的成熟市场，20日线交易模式大幅跑输综合指数。而对于台湾加权指数和恒生指数，20日线交易模式分别有4.5%和2.4%的提升。
六、结论
第一，20日线交易模式可以大幅提高国内指数的收益，表现突出的是中证500和沪深300指数。
第二，对于成熟市场，20日线交易模式跑输指数收益，对于新兴市场的台湾和香港，20日线交易模式对提升收益则有明显作用。
第6篇：交易模式论文范文
摘要：从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更能明显地辨识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本文以交易成本概念、科斯交易成本思想和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为线索，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学术脉络和内在联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威廉姆森于2009年成为交易成本理论学界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源自其使有关治理问题和企业边界问题的研究在过去30年中成为经济学研究热点和理论前沿的贡献。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将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其他能够以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主题，其应用与影响范围之广泛，无疑是其获得认可和殊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个20世纪70年代，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明显带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烙印，科斯与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响在多国企业理论内部的竞争中更体现出解释力和竞争力。
多国企业理论，俗称跨国公司理论，确立于上世纪60年代，时属国际经济学范畴，研究多国企业的存在并用以解释国际投资的方向和动因。此阶段的多国企业理论属于新古典方法的产业组织理论范式时期。
一、交易成本与新古典方法的内部化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经明确地进入了多国企业理论的构建和发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国企业内部化论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其各自的内部化观点中都承认科斯的影响。虽然，事实上，他们从科斯那里继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内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与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
Buckley&Casson（1976）在论述其“市场内部化经济学”时认为，由于“在一定条件（如规模收益非递增）下”，通过完全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因此企业以寻求效率为动机进行市场内部化的必要条件是外部市场不完善。内部化规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场，避免了因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低效率，进而产生了内部化利益，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成本会抵消潜在的利益，因此，企业的最优规模被确定在进一步内部化的成本与利益相等的那一点。企业跨越国界进行内部化时创造了多国企业。这就是他们解释多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逻辑。
学术渊源上，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观点源于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文中将企业解释为节约交易成本所产生的组织形式。他们也承认其“市场内部化的经济学”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经典分析，同样以“企业替代市场”的逻辑为基础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照此逻辑，他们的内部化理论是将跨国公司解释为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效率动机而产生的经济组织。
（二）交易成本概念与Rugman的内部化理论
Rugman（1981）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投资问题，其内部化观点建立在极强的假设之上，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纯理论相反，自由贸易被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所破坏，并由多国企业取而代之。在Rugman看来，针对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或外部市场的缺失，相应的解决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内部（转移）价格，以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即所谓的内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创论文中显示国内公司可以规避常规市场并利用内部价格以克服外部市场上过度的交易成本，为避免这些成本，企业的管理团队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三）内部化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内部化学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虽都认为多国企业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企业替代市场，但他们所说的企业在内涵上只是作为外部市场替代物的内部市场。尽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义上的企业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科斯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ymer作为多国企业理论的开创者，其早年博士论文（1960）的观点早已进入教科书，并被冠以产业组织方法的标签。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发现至今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传播。
Hymer是最早将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观点应用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约30年之后，该论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与Casson（1990）等人发现并刊行英文版译文。至此确立了Hymer作为直接投资理论交易成本方法先驱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读Hym-er的博士论文和其有关科斯的著作”可以发现Hymer运用“科斯的企业与市场理论”并同时考虑“管理资源”的作用以解释多国企业。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学术渊源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中体现得非常完整。也不难看出，在学术渊源上，Hymer的内部化观点同科斯（1937）的思想联系密切。虽然Hymer在其博士论文中并未明确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观点“企业将市场内部化或取而代之”与之类似；而Hymer（1968）后来则明确引用了科斯（1937）的观点，并将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命名为“企业是节约市场成本的工具”。可见，Hymer沿袭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市场与企业”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从企业“是否有利可图”的角度选择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确指出从企业的角度研究问题。总之，同科斯（1937）-样，Hymer（1968）体现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这同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所体现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显著的差异。
三、威廉姆森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ennart是跨国公司理论内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时候使用“内部化”一词（1982），后期则改作“交易成本理论／方法”的提法（2000）。其观点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对给定的交易进行分析。Hennart认为，对于给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场或企业）以不同的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组织交易会经受不同的成本，内部化理论应当解释为何企业在组织交换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价格制度可以无成本地完成任何组织制度都必须完成的三个任务，即告知每个人以他人的需要、补偿其生产性质的行为和抑制议价。
为减少上述成本，尤其是减少机会主义导致的“欺诈”动机，需要以等级结构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场价格，切断产量与业绩之间的联系，即市场不完善的解决方案是以等级结构作为组织方式，这是因为内部化转移了动机并提供了“正确的”信息。
当然，等级结构作为一种与价格不同的激励结构会引发“偷懒”，这就成为利用企业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业失灵与等级结构失灵同时存在意味着显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内部化的充分条件。由于使用单一的组织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二者兼用是最为现实的组织方式。在Hennart看来，多国企业的边界最终由此决定。
（二）Hennart多国企业理论的学理特征
Hennart对多国企业的解释是强调基于“自然的”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具体地讲，是指信息成本、执行成本、议价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从学理上看，虽然Hennart同样注意到确立、执行与转移产权的成本，但根据其理论对产权的确定与执行成本的重视，可以判断Hennart的理论体系中所讲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属于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确定与维持产权的成本。
虽然Hennart在其理论中运用威廉姆森类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属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观点，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解释同威廉姆森（1975，1985）-样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辙，但是Hennart（2000）强调其理论并不完全依赖，只是时而取用“资产专用性”这一标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认为，Hennart的理论虽是威廉姆森的思想传统，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四、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的影响
（一）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贡献
Hymer（1968）吸收并明确运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谓企业理论，也将企业视作协调生产活动的组织，企业家的“管理”与“市场”是相互替代的协调方式。Hymer指出“只有当市场不完善且企业规模大到足以意识到诸（市场）不完善时，才需以多国企业的管理结构替代市场联系。”简言之，Hymer以企业作为解决方案是基于企业的管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活动这一认识。
总之，科斯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思想进入多国企业理论后，Hymer与Hennart轻松地回应了内部化论中瑕疵明显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从协调和激励两个方面，清晰地解释了多国企业的存在。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挑战与理论的发展
交易成本理论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解决了多国企业经济理论发展中遗留的问题，使得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迅速达到鼎盛。然而，理论顶峰的到来也往往伴随着挑战的出现和衰落的开始。
第7篇：交易模式论文范文
关键词：排污权；初始分配；拍卖；成本收益
中图分类号：F0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0—0025—06
一、排污权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基本国策。各国政府开始将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运用到环境管理之中，推行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排污权交易就是其中之一。排污权交易有着深厚的经济学基础，作为一种相对有效的节能减排和治理环境污染的措施已在近年来被各国学者广泛接受。排污权交易的意义在于它能使企业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提高治污的积极性，从而实现控制污染总量的目标。如此，治污就从政府的强制行为转变为企业自治的市场行为，其交易也从原来企业与政府间的行政交易变成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交易。排污权的二次交易以市场为基础，它对企业形成一种经济驱动力，即排污权的卖出方通过出售因超量减排而剩余的排污权获得经济回报，这实质上是市场对企业环保行为的经济补偿；相反，排污权的买入方由于新增排污量不得不付出相应的费用，其支出的费用实质上是对环境污染的代价。与排污权的二次交易不同，初始交易主要解决的是政府在控制总量的目标下，如何按照一种科学合理的模型，设计一种规则，使市场的竞争秩序更加合理，从而提高市场运作效率。至于选择什么样的分配模型，不同国家理论界和实业界都存在不同的观点。
我国排污权发展，大体可分为探索阶段（1987—1994年）、规范阶段（1996—2000年）和运行阶段（2001—2008年）。但我国排污权初始分配的研究从总体而言，还处在初步的探索、研究阶段。其表现有二：一是研究成果总量不够；二是尚有不少研究领域存在空白。具体而言，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配模式上，并侧重于探讨初始排污权分配是否收费、收费的价格等，缺少政府、企业和社会三大主体对不同分配模式的反应以及偏好的比较研究。
二、文献综述
第8篇：交易模式论文范文
关键词：分工；交易效率；温州模式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1）06-0024-02
1 引言
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率先打破计划体制试水市场，以家庭小作坊工业形式发家致富，速度惊人，而温州经济发展的路径也被冠之以“温州模式”之名。直到本世纪初温州经济增速减慢，学界关于“温州模式”的讨论才从狂热追捧转为冷静思考乃至批判。
2 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基本观点
杨格发展了斯密视分工为内生变量的观点，指出：“报酬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发展，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劳动分工，经济进步就存在于上述条件之中。”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进一步发展了杨格定理，认为分工的演进是专业化的收益和交易费用两难冲突折中的结果。新兴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杨小凯认为，劳动分工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交易效率是交易规模的增函数。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能支付一定的交易费用，从而可以选择较高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市场的择业自由和自由价格等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使得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上升，市场也因此出现。另一方面，升高的专业化水过来加速了人力资本或经验的积累，使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形成一个良性自我循环机制。而当分工演进的潜力因人口规模或者制度限制等耗尽时，分工演进缓慢甚至停止，这时社会经济增长进入成熟阶段。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报酬递增机制与竞争的市场具有相容性，存在着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每个角点均衡意味着局部的帕累托最优，全部均衡是众多角点均衡中效用最大的那个。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仅解决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社会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的问题，它还给出了在各种经济组织结构中选择最有效率的分工结构的解，将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了。
3 温州模式概述
温州模式是指改革开放以后，以浙江温州地区为代表，涵盖台州地区之内的一种放手发展民营经济和市场经济，而政府在其中“无为而治”的经济发展模式。温州模式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试探阶段：以数量巨大而规模较小的“前店后坊”式家庭作坊为主要特点。温州商品迅速打开市场销往各地，温州经济出现明显增幅。但是该阶段出现了仿造、假冒外地名牌产品等问题。
（2）黄金阶段：以大规模专业分工生产为主要特征。温州民营企业从小型家庭工业发展为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制造企业集群，为企业获得技术外溢、规模经济等提供了便利。在该阶段，温州已走出了假冒伪劣的阴影，皮鞋制造等企业集群闻名世界，但大部分温州生产的商品仍然不敢标注产地为温州。
（3）问题阶段：以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环境污染、城乡差距等突出问题为主要特征。
史晋川2003年预言“现在的‘温州模式’将在25―30年后消失”，他从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经济的不同层面提炼出以下三个现象：①温州的制造业结构演变缓慢；②温州的外资引进步伐缓慢；③温州人把生意网撒向世界各地。三大现象引发三大问题：温州制造业结构是否存在“代际锁定”？温州为何没有“外企”？温州人为何要通过大规模移民的方式来撒开生意网？
光认为相较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温州经济的产业结构转变是在传统产业范围内的技术、加工度和附加价值上的发展，而后者更适合温州发展路径；同时，他提出简单地比较人均GDP和资本外流就判断温州模式衰落和“产业空洞化”是有问题的。
张仁寿认为温州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反映的是地区经济发展“比较优势”的客观变化，因温州在体制上的先发优势逐渐弱化了；同时，温州经济特殊之处在于“温州人经济”的增长速度远大于“温州经济”；最后，温州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制度创新陷于式微。
4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框架内解释温州模式的产生及发展
（1）温州的起步。
19世纪80年代的中国，一方面计划经济仍占绝对主导，经济发展受制于制度限制和观念束缚；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推行的违背资源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型赶超战略使得计划资源向重工业倾斜，造成产业结构畸形化，资源配置效率低，社会生产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进行的分工模式。（记为模式Ⅰ。）
在本文分析中交易效率E影响因素有：市场规模M、融资效率C、制度因素R、其他因素O，记E=f（M，C，R，O），且E是M、C的增函数。由此可得当时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环境并不理想：第一，M很小以致可忽略不计，同时分工结构给定，市场进入壁垒很高；第二，由于资本向重工业倾斜，而个体融资渠道较窄，C不高；第三，制度上对非公有制经济有很大限制；第四，其他因素包括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交通运输等技术方面的影响等。
在模式Ⅰ中由于E很低，分工产生的总交易费用超过专业化经济的好处，人们并没有动力打破该种分工结构，而温州却走出了第一步，因温州模式起步于家庭作坊，而家庭作坊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费用，提高了E：①M――计划体制下短缺必然存在，潜在需求巨大；②C――家庭作坊启动资金可通过家族内部成员募集；③R――当时的温州政府对温州萌芽的私营经济持“无为”态度；④O――家庭不存在委托成本，市场尚未打开时运输方面带来的交易费用可以降低。
综合以上四种因素分析，家庭作坊式的个体加工经营企业的分工模式（记为模式Ⅱ）交易效率E1要比模式Ⅰ的交易效率E2高，而专业化后所得的收益又提高了，自此温州模式进入一个正反馈机制。
（2）温州的发展。
温州模式的进一步发展伴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和分工水平的提高，生产规模并市场规模的扩大。在该阶段，影响E的四大因素有了明显的改善：①M――温州的产品在这个阶段销往全国各地，因其价格低廉而拥有广泛的市场；②R――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束缚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各地区蜂拥前来考察，这体现了政策上放宽使经营环境改善，也为温州带来了新的商机。
分工水平的提高分为两个层次：
①迂回生产链条拉长，分工进一步细化、专业化。
所谓迂回生产链条拉长，是指交易效率的改进会产生一些与工业化过程有关的共生现象：专业化水平上升、迂回生产链条加长、每个链条上中间产品数增加、生产率上升、新机器出现、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市场一体化程度、市场容量、生产集中度等都上升。
温州模式起步之初，“前店后坊”式的家庭企业小而专，不存在迂回生产链条；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的细化，对原材料、新的机器设备及中间产品等的需求产生，迂回生产链条不断拉长。在分工细化的基础上，由于区域性的产业集中使交易费用降低；同时，用外部交易关系代替内部的投资和企业管理关系，有利于形成市场竞争机制，促进产品成本下降；最后，这种区域产业集群能够与温州地区的家族企业体制结合在一起。
上述验证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的网络效应和集中交易对提高交易效率的效应：分工网络的大小取决于交易效率，而交易效率又取决于交易的地理布局；集中交易提高交易效率的效应，反过来又取决于分工的水平。而在市场竞争中人们会尽量减少交易费用，这类集中所有交易的产业集群就会自发形成。
温州在该阶段发展极为迅速。以温州制鞋业为例，1978年，温州市区鞋厂仅19家，皮鞋产量49.68万双。而1981年底，光是温州鹿城区个体制鞋户就达到了99家。其后，随着专业化分工和各类专业市场的建立，温州鞋业企业的数量快速增加，1994年达到了6000多家，这还不包括上千家配套企业。而2009年温州市年产鞋量为12.86亿双，占全国年产鞋的11.7%。
②分层组织结构复杂化，在企业管理上出现更多层次。
当交易效率不断改进时，分工在迂回生产中会越来越深，因而使企业内的分层结构和市场上企业之间的分层结构同时发展。而劳动交易效率相对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越高时，市场上企业之间的分层结构与企业内的分层结构之间的分界线，就会越来越朝着增加企业内分层结构层次的方向发展。温州最初简单的家族式企业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这一点将在接下来的内容详细讨论。
（3）温州模式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进入21世纪后，面对日益严峻的要素、资源和环境等问题约束，温州经济开始遭遇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压力，自2003年开始出现经济增幅在浙江省内处于倒数的局面，并不断出现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部分或者整体向域外迁移。在企业外迁的同时，温州民间资本大量向输出，投入到房地产、能源矿山等领域，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温州街、温州城兴起，形成了独特的“温州人经济”现象。
由图1可以看出，温州的经济增长幅度在1993年达到最大，为54.6%；1999年温州市经济增幅到达一个极小值，仅为8.5%；并且自2007年起，温州经济增幅下降趋势越发明显，2009年仅比上年度增长了4.3个百分点。由经济指标排名来看，2002年温州经济的排名掉到了全省第七，2003年上半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排在全省倒数第二，随后两个月排名全省倒数第一。本文简要分析其中三个原因：
①家族式企业发展瓶颈：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达到一定层次，企业分层结构组织也随之复杂化，家族式企业开始限制企业的进一步扩大规模，主要体现在：一是文化上的排他性使得家族式企业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从制度上限制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二是亲情关系替代企业管理，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但随着市场的放开，市场规模的扩大，整个社会的交易费用降低，模式Ⅱ相对比较低的交易效率限制了企业的发展。
②过剩的产业资本外流：温州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随着经济的发展，该类产业内竞争激烈、利润下降，使得产业升级受到重重阻力，温州本地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无法吸收前期积累的大量过剩的产业资本，导致资本外流出现大量的“温州炒团”。
③制度创新式微：政府因素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降低交通运输成本、改善融资环境等方面都可以提高交易效率E，进而促进专业化经济，而温州缺乏这方面的改进。
5 结论
温州模式是中国市场化的标本，从地域覆盖上虽无太大份量，但是其逻辑与理路演进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温州模式现在遭遇的问题，也是中国市场改革深化中遭遇问题的先发征兆，认真分析研究温州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可作为我国市场经济改革深化过程中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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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交易模式论文范文
[关键词] 流通企业；规模；交易专业化；分店扩张；选择性干预
一、回顾
企业作为一种盈利性组织，必然具有规模扩张的倾向，但这一倾向实际上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企业规模可以无限扩大吗”是经济学界由来已久的一个理论谜团。frank knight（1921）最早提出了这一困惑：“理论上遇到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企业规模与效率的关系。……因为垄断收益可以给企业带来强大的激励，使之不断地、无休止地扩张；只有靠某种同样强大的、能使效率降低的力量，才能抵消这种扩张。” knight将限制企业规模扩张的力量归于管理收益递减，理由是：企业越大，企业家在经营管理中面临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也就越大。他实际上是把企业规模受限制归因于（企业家的）有限理性条件。ronald coase（1937）对knight的分析很不满意：“knight教授似乎认为科学地分析企业规模的决定因素是不可能的。根据我们上面所提出的企业概念，我们现在就来完成这一任务。” coase认为交易既可以在市场上通过价格机制来组织，也可以在企业内部通过雇主权威（计划）来组织。前者的代价是市场交易成本，后者的代价是企业内部组织成本。随着更多的交易从市场转移到企业内（企业规模扩大），组织成本将递增，直到与市场交易成本在边际上相等。这时企业规模得到了确定。然而，coase在分析组织成本递增的原因时沿用了knight的“管理收益递减”之说，只是他认为生产要素（主要指企业家才能）价格的变化也可能对企业规模产生影响。
之后，关于经济组织、企业性质及其规模的讨论曾一度停滞，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重新兴起（tracy lewis, 1983）。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企业规模问题：如果大企业能像小企业一样恰当地利用生产要素，那么它为什么不能做小企业所能做的一切，甚至做的更好呢？因为它至少可以将自己复制成和市场上有效经营的小企业完全相同的小企业集合。lewis认为现实中企业规模受限制的原因是政府的垄断管制政策。oliver williamson（1985，2002）不同意lewis的看法，他认为将大企业“复制”成一群小企业必然要辅之以选择性干预（即，只在预期净收益为正时才进行干预），但实际上选择性干预是不可能的。原因是，随着企业规模增大，企业科层的纵向和横向关系将更加复杂，内部信息传递的扭曲程度也越来越大，2 再加上个人机会主义行为动机（如会计造假）、官僚主义无能、个人激励弱化、内部游说的危害等，共同造成了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的低效率。williamson称之为“控制损失（control loss）”。 paul milgrom和john roberts（1990）正式分析了企业内部上下级之间在信息要求与传递方面如何造成科层高成本——中央权力的成本。他们认为，“……这一中央权力的存在与有效率的选择性干预政策是不相容的。干预权必然包含着无效率干预的权力。然而，这种干预即使在总体上缺乏效率，对于某些人和团体来说却是有益的。因此，或者进行无效率的干预，资源被用于干预活动或阻止干预的活动上；或者限制干预权力，而这意味着必须放弃某些有效率的干预。”他们详细说明了掌握中央权力的人出于自利动机而滥用权力的成本，以及组织中的其他人出于自利而劝说掌握中央权力的人过度地或错误地使用权力而造成的影响成本。事实上，milgrom和roberts从另一个侧面支持了williamson的“复制/选择性干预不可能定理”。
与交易成本理论相对应的另外一种研究企业边界的方法是产权理论。它始于sanford grossman和oliver hart（1986），oliver hart和john moore（1990）、david demeza和ben lockwood（1998）、raghuram rajan和luigi zingales（1998）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他们把企业边界看作是一个产权配置问题，即企业边界对应于企业的产权范围。bengt holmstrom和john roberts（1998）详细比较了研究企业边界的交易成本方法和产权方法。3 限于本文分析目的，我们对研究企业边界的产权方法不作详细回顾。
新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对企业性质及其规模的讨论对于流通企业来说，至少出现了以下几点忽略：第一，现实中的企业至少可以分为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二者在经济性质上存在明显差异；第二，流通企业的复制（分店扩张）和现代企业理论中复制之说具有明显不同；第三，信息、控制、管理、交易等方面的技术发展对企业规模有重大影响。这些忽略使得他们基于生产企业的分析结论并不能用来很好地解释流通企业。
二、流通企业相对于生产企业在经济性质上的差异
主流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将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统称为工商企业或企业（business enterprise或firm），付诸同样的理论处理，掩盖了流通企业与生产企业在经济性质上的差异。生产企业主要从事生产，谋求生产的专业化利益。流通企业专职于交易，谋求交易的专业化利益，是交易的专业化生产者（或提供者），它的产出直接表现为交换效率。
harold demsetz（1997）在比较新古典企业理论和coase开创的企业理论时，虽然明确提出了“即使交易这一服务也是由企业来生产的”，但他并没有特别地区分出生产交易的企业就是流通企业，而是集中于单人企业（自给自足）、多人企业和市场交易之间的关系。杨小凯（1990，1998）利用他的分工理论分析了专业商人的产生及其专业化交易的性质。他认为交易活动也可以在自给自足和专业化之间进行选择，而专业商人其实就是交易的专业化选择。4 尽管杨小凯并没有明确使用流通企业这个词，但他对专业商人的分析显然具有流通企业的涵义。柳思维、李陈华（2003）沿着杨小凯的路线，从分工、专业化和交易成本的角度详细分析了流通企业的产生及其交易专业化的性质。
流通企业的产生根源于分工与交易的两难冲突。交易成本越低，分工发展越快，专业化利益相对越大；而分工越细、专业化水平越高，交易次数越多，交易形式也越复杂（如企业形式和政府形式的交易），交易成本越高，从而又限制了分工的发展。因此交易成本或交易效率的高低决定了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这一两难冲突是专业化于交易活动、提高交换效率的流通企业产生的经济根源。流通企业的主要经济功能正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从而推动交换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提高。流通企业的本质是交易的专业化生产者/提供者。
流通企业完全专业化于“交易的生产”，拥有一定的资本规模、专用的交易技术和成熟的流通网络，大大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整个社会的交换效率。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流通企业以集中交易替代各个生产者（消费者）之间的分散交易以减少交易次数、以程序化交易替代一次性交易以降低交易风险、以合理的网点设置以缩短交易距离，充分实现了交易“生产”上的规模经济，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2）流通企业专业化于交易活动，边干边学，其交易技能在使用中日益熟练、新的交易技术不断创生、流通网络逐步扩大并渐趋于完善，大大提高了交易效率（专业化利益）；（3）流通企业的高度专业化使得其自身也被“套牢”于高度专业化的交换经济系统中，难以从中间交易地位上退出，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的分工和交易的良性循环。
流通企业的交易专业化的经济本质意味着其本身就是作为一种交易形式而存在，是市场的载体。市场交易的扩大直接表现为流通产业的扩张。从这种意义上看，流通企业和市场交易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促进的。理解这一点对于本文所分析的流通企业规模扩张及其限制具有关键意义。
三、流通企业的扩张模式及其限制
（一）单店扩大
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里，说到企业扩大时首先考虑的就是单个厂商产出的增加。但单个厂商规模受到大规模不经济的限制，即长期平均成本曲线最终上升。流通企业的单店扩大（即某一特定商场的规模扩大）也较容易受到限制，但原因首先并不在于成本，而在于需求方面的约束。
商场内部各个部门所从事的活动属于“类似活动”——需要相同能力的活动。因为在单店（商场）内部，各个柜台和服务区之间的活动并没有先后的时序联系，都在同时进行交易活动；再者，这些活动之间很少存在相互外部性，服装卖区生意的好坏对文具卖区的业务几乎没有影响。而生产厂商内部各个部门的活动属于“互补活动”——各个部分（指生产流程中的各个阶段）需要以某种方式进行协调的活动。5因为生产企业的各个阶段或各道工序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信息私有性和技术独特性，而它们之间必须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因此，内部协调（从而组织成本）对生产企业来说是一个更为突出的问题，生产厂商规模增大会导致协调效率下降、组织成本上升。流通企业的内部协调相对容易的多，其单店规模受到的限制主要在于当地市场条件（人口、地域、购买力、政府政策等），而不是大规模的成本不经济。所以我们说生产厂商的规模限制更多在于成本不经济，流通企业单店的规模限制更多在于市场需求方面的约束。
流通企业单店规模扩大受到限制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购物的便利性是消费者购买选择决策中的重要变量，城市的道路、交通、地价及建筑布局等方面因素限制了单个商场的规模扩大，给多样化的商业形式（小卖部、小商店、小商场、百货商场、大型超市）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广大空间；（2）消费者在偏好、能力上的差异分布和市场竞争的客观存在使得各种商业形式和商业主体不可能“统一格式”，而是形式各异、大中小共生的流通格局；（3）政府反垄断的商业政策有助于维持商业形式和商业主体的多样化；（4）某一特定城市有限的人口、人口密集度和购买力限制了流通企业的单店扩张，这种限制是单店扩张模式的封顶线。因此单店扩大不是流通企业规模扩张的有效方式。
（二）垂直一体化
流通企业和生产企业一样，也可以通过垂直一体化来达到规模扩张的目的。流通企业也涉及类似于生产企业的“自制或购买（make-or-buy）”决策：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还是在市场上组织交易。比如，在市场上购入一般的售货员的劳动服务（短期和约），或者培训一支企业专用的售货员队伍（长期和约）；临时购买市场咨询服务，或者雇佣一个市场营销专家；从市场购入运输服务，或者拥有自己的车队；从生产商那里直接进货，或者从大型经销商、批发商那里进货；直接与消费者交易、从事零售业务，或者只从事批发而将零售终端让给更小的零售商，等等。但此类“自制或购买”并不是影响流通企业规模的主要因素。事实上，流通企业以垂直一体化扩大规模的空间也是非常有限的。
我们令a、b和c分别表示生产企业、流通企业和消费者。在a、b之间及b、c之间没有任何中间交易组织时，流通企业便走到了垂直一体化的尽头。现实中许多大流通企业大都是直接从生产厂家进货，再直接出售给消费者。这表明它们已没有进一步垂直一体化的空间了。首先，b不可能对a进行后向一体化，原因是：（1）生产企业一般都具有一定的资本规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规模经济，并且许多产品的生产都涉及相对专用的技术，这种资本和技术壁垒使得流通企业不能容易地向生产领域扩张；（2）流通企业经营的产品种类成百上千，为了节省与生产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而选择自制是难以想象的（否则也就不叫流通企业了），流通企业的决策只在于从哪一家生产企业进货、进多少货，以及在交易条件不满意时停止某种产品的进货（退出交易）；（3）流通企业向生产领域扩张、实行后向一体化会消蚀其自身的专业化优势，专门从事交易比同时从事交易和生产的效率要高得多。6
其次，b不可能对c进行前向一体化，原因是：（1）消费者数量众多且偏好各异、能力各异，流通企业不可能统一所有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和消费能力，也无法对它们作出精确测度，因此取消市场交易而将消费者统一于流通企业内部是不现实的；（2）现实中的会员制、俱乐部消费等流通现象并不表明流通企业向消费领域的扩张，而只是流通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交易形式的改变，其目的是通过节省交易次数、巩固交易关系等方式来节省交易成本。
因此，我们说流通企业通过垂直一体化进行规模扩张的空间非常有限，垂直一体化不能成为流通企业规模扩张的有效形式。
（三）分店扩张
流通企业扩大规模的第三种方式是分店扩张，即通过在不同国家、地区及城市增设分店而达到规模扩大的目的。这是本文所要重点讨论的部分。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假定流通企业的前两种扩张模式（垂直一体化和单店扩张）已经没有发展空间，即：（1）流通企业b直接与生产者a、消费者c交易，在a、b之间及b、c之间再没有其他任何其他交易中介组织，b的垂直一体化走到了尽头；（2）流通企业的任何单店（特定商场）由于本地市场约束（人口、购买力、竞争等）已经不可能进一步扩大规模。现在的问题是：流通企业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地理上的分店扩张呢？这和williamson（1985）分析生产企业规模时对“复制/选择性干预不可能”的争论是相对应的。
四、流通企业“复制和选择性干预”（分店扩张）的相对有效性
williamson等人认为企业的复制和选择性干预是不可能的（见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但他们的分析针对流通企业而言，至少有三点忽视：（1）现实中的企业至少可以分为生产企业和流通企业，二者在经济性质上存在明显差异；（2）流通企业的复制（分店扩张）与当前基于生产企业的企业理论中的复制假说具有明显不同；（3）信息、控制、管理、交易等方面的技术发展对企业规模有重大影响。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流通企业的经济性质：交易的专业化生产者/提供者。以下我们着重分析后两个方面。
（一）复制：流通企业借助于品牌和统一经营模式的分店扩张
流通企业的规模扩张和强大的流通品牌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品牌的前身只不过是人们为了明晰私有产权而在自己的财物（牛、羊、农具等）上烙下的特殊标记，只是交换经济的发展使得标记转变为一种经济承诺和信号：产品质量有问题可以按标记找卖主索赔；卖主以其特有标记和竞争者的产品相区分。一旦某一标记在市场上建立了良好声誉，它便能有效地促进后继交易、扩大交易范围，这里暗含着一种巨大的规模经济，它使得交换经济中的个人（或组织）有激励在标记上连续“投资”，从而导致了一个根本性转换：原来仅用于明晰产权的标记转换成作为无形资产的品牌。品牌的产生、发展及品牌所隐含的规模经济都意味着品牌天然的扩张性。几乎所有的国际性的大流通企业无一不是在利用它们强大的流通品牌进行全球扩张。
然而，品牌对流通企业和生产企业在规模扩张方面的意义具有明显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是流通品牌意味着一个高度统一的经营模式，它可以被“复制/粘贴”。为了集中主题，我们在此只比较分析生产企业的复制（转换成一群小企业集合）和流通企业的复制（分店扩张）。
首先，生产企业的复制往往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和推演，在现实中极为少见，现实中生产企业的规模扩张大多和垂直一体化问题密切相关（这是现代企业理论重点关心的主题之一）。而流通企业的复制看起来却更加具有现实性，它们在世界各地的分店都保持统一的经营模式，在经营理念、经营口号、管理制度，甚至店堂设计、员工服饰、礼貌用语等许多方面都是统一的。流通企业的分店扩张更像是一个“复制/粘贴”的过程。
其次，生产企业的复制之说并不是充分建立在现实中的市场约束之上，而是集中于大企业和小企业在规模——效率上的比较（如，把一个资产亿元的大企业转换成100个资产百万元的小企业集合对效率有何影响）。流通企业的复制则是建立在对地区市场约束条件的理性考虑之上，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增设多大规模的分店都是这一理性考虑的结果。这和东道国的商业政策、某一地区或城市的人口、购买力、商业竞争状况及风俗习惯等有密切关系。
最后，生产企业的复制之说没有给予品牌和统一经营模式特别的说明和重视，而这些对流通企业的分店扩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前者考虑的是这种可能性：如果市场上同时存在一个资产亿元的大企业和100个资产百万元但经营模式各异的小企业，那么这家大企业的效率不会更低，因为它至少可以把自己转换成和那100个小企业完全相同的小企业集合。至于如何将大企业复制成小企业集合，似乎对理论分析无关紧要。而我们却主张关注这一“复制/粘贴”的实现过程和可操作性。流通企业强大的品牌和成熟的经营模式对其分店扩张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像假说的那样，我们把流通企业复制成经营理念、经营口号、经营方式和管理制度都各不相同的分店的集合，再来比较前后两种情况的经营效率，这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与流通现实也极不相符。流通企业的品牌和经营模式的发展、成熟和扩张是一个历史过程，在市场竞争中产生，能够经受效率的考验。7
流通企业的分店扩张依赖于强大的流通品牌和统一的经营模式，以及对市场约束的细致调研。这为事后有效的选择性干预留下了更大的操作空间。而现代信息、控制、管理、交易等方面技术的迅速发明和发展，不仅开阔了流通企业规模扩大的产业空间，而且降低了流通企业规模扩张中的“控制损失”，使得流通企业对其分店进行选择性干预成为可能，
（二）选择性干预：信息技术同时提高了交易效率和管理效率
为了方便，我们将交易、信息、管理、控制等方面的技术统称为信息技术，它可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也可以降低企业内部的管理控制成本。
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受到coase1937年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的启发，coase在他论文的第二部分写道：“……缩短生产要素间距离的发明活动，通过减少空间分布，会增加企业规模。诸如电报和电话等的发明降低了在空间上组织交易的成本，因而会增加企业的规模。所有改进管理技术的变化都会增加企业规模。”但coase显然认识到他在信息技术和企业规模关系上的结论过于勉强，于是在注释中他又写道：“应该提到的是，大部分发明既改变组织成本，又改变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发明是使企业变大还是变小，取决于发明对这两类成本的相对影响。例如，如果电话造成的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的减少大于组织成本的减少，那么它就有减小企业规模的效应。”8 coase的分析是针对生产企业，而不是流通企业。他思想的核心在于“企业和市场可以相互替代地组织交易”。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述，流通企业的经济本质在于它是交易的专业化生产者/提供者，其本身就是作为一种交易形式而存在，是市场的载体。从这种意义上看，流通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因此，信息技术的改进无论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而促进市场扩张，还是降低组织内部控制成本而促进企业扩张，对流通企业来说都具有规模扩大的效应。
一方面，信息技术的改进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促使整个市场交易规模和交易范围扩大，从而推动整个流通产业的发展。具体说，信息技术提高了交易效率，推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促进了分工与交易的良性循环：交易效率的提高促进分工细化、生产专业化水平提高，推动交换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导致交易次数和交易成本增加）；同时，分工和专业化促进了新技术（包括信息技术）的发明，并且其本身也意味着交易专业化（流通企业的出现），二者都会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和交易效率的提高。分工和交易的良性循环推动经济发展和市场繁荣，从而流通产业的扩张。douglass north（1986）在考察1870-1970年间的美国经济时发现，交易成本的总和占gdp的比例由开始时的约25％增加到100年后的45％。至今，在美国经济和世界上其他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已超过50％。9 north所说的交易部门（transaction sector）类似于流通产业，只不过在国外很少有人使用流通这一术语。信息技术提高交易效率、促进分工发展、扩大市场规模的直接表现就是流通产业的扩张，从而为流通企业的规模扩大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改进提高了企业内部的管理和控制效率，为流通企业的分店扩张提供了有力的工具。herbert simon（1957）关于“有限理性”的经典陈述改变了经济学家思考问题的方式，尤其是为新制度经济学家分析企业、合约等曾被新古典学派所忽略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坚实基础，他们大都把企业规模限制最终归因于有限理性条件（信息、、激励等许多问题都是这一条件的题中之义）。这一点无疑是难以挑战的。但同时存在的另一事实是：信息技术提高了人们决策的理性水平，是人脑的扩大和延伸。在前计算机时代，任何个人每天做几万次复杂计算都是难以想象的，或者说是超出“理性能力”的；但现在人们只要用手指轻轻点击一下鼠标，计算机可以在一秒钟之内完成这项工作，甚至是人脑100年也不能完成的工作也变得如此简单。一些国际流通巨头能够在世界范围进行有效的分店扩张，和电话、传真、卫星尤其是互联网等新的信息技术进步是分不开的。利用这些信息工具，公司老总坐在总部办公室里就可以即时掌握世界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各个城市甚至各个分店的销售情况；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公司下级向他们的上级或总部汇报工作、提供当地市场信息也同样简单、迅速；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公司的例行会议也大都在网上进行。由此可见，现代信息技术革命使公司总部对下属机构的监控不但范围扩大、成本降低，而且其及时性、准确性也大大提高了。或者说，企业内部的“控制损失”大大减少了，选择性干预成为可能。信息技术进步有力地提高了流通企业内部的管理和控制效率，是流通企业规模扩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10
综上所述，对于流通企业来说，复制和选择性干预比生产企业要更为容易，也更为现实。一些国际流通巨头正是通过品牌、统一经营模式的复制和有效的选择性干预在全球进行分店扩张。
五、结论与展望
理论总是刨根问底的：流通企业可以通过品牌、统一经营模式、信息技术进行无止境的分店扩张吗？或者，流通企业复制和选择性干预永远不会遇到大规模不经济的约束吗？本文不能也无意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所要争辩的是：（1）流通企业和生产企业具有不同的经济性质，它是交易的专业化生产者；（2）流通企业利用品牌和统一经营模式可以在全球进行分店扩张，更像是一个“复制/粘贴”的过程；（3）信息技术提高了市场交易效率，推动了分工和交换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市场规模和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从而为单个流通企业的规模扩大创造了条件，而且信息技术同时提高了企业内部控制效率，使得流通企业可以更低成本地对其分店进行选择性干预。
另外，流通相比于生产在规模上的后发优势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流通以生产为基础，但随着分工和交换的发展，生产的扩张，市场规模和范围的扩大，整个经济对交易的依赖程度加深，从而整个流通产业和单个流通企业在规模上（相比于生产）体现出一种后发优势。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呈上升趋势；沃尔玛及其他国际流通业巨头正在全球范围进行分店扩张，并且沃尔玛已成为世界500强的老大。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在未来的理论研究中进行深入解释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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