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论文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社会理论论文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社会理论论文范文

（一）人与人和谐

即人际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问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组成部分。被工具化了的科学技术、金钱、地位成为了人们交往活动的目的。这种观念使人们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且充斥着人们对于现实的选择，双方互相怀疑，不信任，自我价值观和物质价值被过度放大，以互相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被以追求金钱和权力的行为取代。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形式和目的逐渐产生了质的变化，这对于社会的整合、人格问题有着巨大的影响。这些诱惑和欲望的出现势必导致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发生，从而诱发一系列不安定因素。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发现自己的自由和解放已经被束缚和压抑所代替。如果不加以控制和改善这种状况，社会将朝向糟糕的方向发展，商品经济的市场化将使资本和商品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生活世界也将被科学的物化模式渗透，成为支配生活世界的重要力量。交往的主体是人，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并非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人际关系的和谐乃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对交往理论的研究能够有效帮助人们正确审视人际关系，端正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和谐，从微观层面上看则是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和谐，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构建人与人之间和睦与和谐为核心的理论，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着相通之处，提倡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能够用真诚的“对话”方式来解决社会的各种矛盾、争端和冲突，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交流并就意见达成共识，从而在实现自我的同时实现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在交往过程中，当人们就社会、主客观世界中的问题和事物进行沟通和协商的同时，需要始终遵循言语的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正确性，要求交往主体在交往过程中不应该将对方当作工具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要在满足各方要求的前提下实现自身的要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自由基础之上实现和谐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平等的交流和沟通是实现彼此关系和谐的关键。在交流之前个体本身必须具有自由，强迫、禁锢和单方面的控制个体将破坏人类正常的交往。这就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在构建人际交往方面规范了基本准则和行为指南，也为保障人权方面作出了重要的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协调互动和社会化能够加大文化的再生产、社会的整合和人格的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加强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方面的建设，加强培养公民的道德和法律意识，使人们能够在自由、平等的环境中得到全面的发展。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人与社会方面的和谐体现在社会分工方面社会能够公正公平的分配是人与社会和谐的前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够享有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并且也能够给每个个体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意识、个性的机遇和平台。每个人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和能力，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从事自己理想的工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齐头并进的基础之上，使二者之间能够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相互促进，从而达到统一，是一种双赢的发展模式。在构建人与社会的和谐方面应遵循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使得公众能够在公共领域发表意见，形成一个社会共同监督场所，使公众的意见能得以有序、自由地表达。因此，应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为交往主体的沟通和相互之间的理解提供相等的条件和必要的物质保证。使所有人都能够享有自由、平等地参与对话中权利和进入相应的表达场所的资格。惟有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制度，才能够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群众的利益，从而扩大人民群众对政治的参与度和热情度，才能有效减少矛盾和冲突，使得社会主义社会更加和谐。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困难就是人类的需求和自然供给之间的矛盾。纵观历史，人与自然的和谐曾多次被破坏，主要原因就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严重失衡。在当今的世界上，由于全球自然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的枯竭和人口数量的激增，人类亟待解决来自自然和社会发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利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通过全人类的相互交往加强合作，一面关注人类，一面关注自然，在维护人类利益的同时，兼顾自然的平衡发展，从而共度难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可持续协调发展。

（四）国家与国家关系的和谐

国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比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要复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避免和减少了国与国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在国际交往中，要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为理论基础，倡导用平等的文化对话方式去解决国家与国家的问题，尊重不同文化传统、政治和，相互学习对方的长处，相互理解，真诚相对，通过加深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互相沟通与协作的能力，促进人类社会在交往中取得更大的进步。

二、总结

第2篇：社会理论论文范文

社会心理学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受到来自两个学科的影响。在社会心理学内部一开始就存在着两种理论观点不同的研究方向，即所谓社会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和心理学方向的社会心理学。在解释社会心理现象上的不同理论观点，并不妨碍社会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具备的基本特点。

一般来说，普通心理学是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客体包括自然客体与社会客体。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普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般关系所获得的规律可以应用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研究主体与社会客体之间的关系所获的规律也可以丰富普通心理学。普通心理学传统上着重于研究个体、个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社会心理学则着重于研究群体中的个体、群体、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与个性心理学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复杂。美国心理学会迄今仍把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放在一个分支里。一般说来个性心理学是研究个性特质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涉及自然和教化的关系、涉及较稳定的心理特质，而社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直接社会情境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这个情境的解释的作用。社会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发现表明，直接社会情境的作用往往被低估了。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和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分别出版了社会心理学专著。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虽然用实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问题，可以上溯到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但真正开创、推广这个方向的是奥尔波特和默德。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

中国社会心理学在50年代以前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存在过。早在清末民初，已有人介绍过作为心理学重要分支学科的社会心理学。20年代出版了勒邦的《群众心理学》、麦独孤的《社会心理学导论》以及奥尔波特的《社会心理学》等重要著作的译本，中国学者自己也编写了一些社会心理学著作。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侧重于研究大型群体和群众的心理现象，如拉察鲁斯、斯坦塔尔、冯特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塔尔德、西格尔和勒邦关于群众心理的研究。这些研究者所提出的某些思想直至今天还有影响，如塔尔德的模仿律、勒邦的群体极端化和个性消失的思想等。20世纪初态度的研究成为中心。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出现以后，社会促进的研究成为中心。以后，群体过程、说服、顺从、认知失调、归因等分别成为某一时期的研究中心。

美国是研究社会心理学最多且最有影响的国家，它的研究课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往往影响到其他国家。1980年，美国心理学家斯密斯等人对1979年美国主要社会心理学刊物发表的文章作过一项调查。这项调查表明，研究最多的是归因及态度和态度改变，论文达50篇以上；其次是社会和人格发展以及认知过程，达40篇以上。

第3篇：社会理论论文范文

剧变以后，历经百年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论战再度掀起热潮。短短几年来，重新建构市场社会主义新模式的论著汗牛充栋，构成了西方左翼理论界一幅亮丽景观。与80年代以前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相比，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在社会政治目标等诸多方面都出现显著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概括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六大特征，试图从中揭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

一、改良或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目标

为了弄清现代市场社会主义相对于前期市场社会主义的独有特征，首先让我们追溯市场社会主义的历史轨迹。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源远流长，若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瓦尔拉（M·Walras）、帕累托(V·F·D·Parato)、巴罗内(E·Barone)等对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纯理论问题的探索算起，迄今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兰格(OskarLange)模式诞生之前的理论探讨，属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前史，它是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模式的建立准备思想资料。市场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应该以兰格模式的诞生为标志。

以兰格模式为起点的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依其间产生的不同类型的模式，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是：（1）30年代产生（并在此后获得补充）的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Lange,1936)；（2）60—80年代随着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而产生的计划与市场并存、决策分散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3）80年代中期后以英国工党进行政策调整为政治背景，英国左翼理论家发展起来的“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EstrinandGrand,1989)；以及（4）剧变以后，西方左翼理论家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新建构。

90年代后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建构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众多复杂、五花八门，但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1）经理经营型模式，主要代表有约翰·罗默（JohnRoemer,1994）的“证券社会主义”，詹姆斯·扬克（J·Yunker,1992）的“实用社会主义”，巴德汉（P·BardhanandRoemer,1992）的“银行中枢的市场社会主义”等；2）劳动者管理型模式，主要代表有戴维·米勒（D·Miller,1989,1991）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罗宾·阿切尔（RobinArcher,1995）的“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雅克·德雷泽（J·Dreze,1993）的“自我管理”市场社会主义等；3）综合前两者优势、突出民主基础的模式，主要代表是施韦卡特（D·Schweikart,1993）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韦斯科夫（T·Weisskopf,1993）“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等；4）不考虑改变企业财产权而通过民主参与管理监督来限制资本权力的模式，弗莱德·布洛克（F·Block,1992,）的“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乔舒亚·柯亨与罗杰斯（J·CohenandJ·Rogers,1993）的“联合的民主”体制等属于这种类型。（对90年代“模式”的详细评介，见余文烈、姜辉1998）

在上述四个阶段中，以“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生为分界线，又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即第一、二阶段的“前期”和第三、四阶段的“近期”。这里把前者称为“传统市场社会主义”，而把后者称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

在这两种不同形态的市场社会主义中，从政治背景上看，剧变是其分水岭；若从理论特征上看，则以80年代中后期英国产生“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为其分界线。英国“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产生为剧变后市场社会主义的大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而90年代市场社会主义的种种新建构，则可以看作是“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与民主，在效率与平等等各个方面的理论泛化。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区别是其政治目标的不同：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探讨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则大都是在社会主义之后，一批激进学者试图改造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因素（诸如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的产物，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有成果上进行改良资本主义或替代资本主义的设想，是通向未来社会主义的中短期目标（长远的目标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有的学者称前者为东方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后者为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科尔奈（J·Kornai,1993,P42）非常重视这两种不同形态的市场社会主义在“起始原因”上的区别。他说，初始条件对实际在历史上出现的任何形式都有强烈的影响，“因为起始原因发生的背景不同，值得清楚地区分为两个不同的主题内容：一个是作为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市场社会主义；另一个是作为代替旧形式的、改革前斯大林社会主义制度……的市场社会主义。”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这种独特的社会政治目标，构成了它的第一个重大特征。

二、市场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

在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其主要的发展脉络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即从计划主导机制论市场与计划并存的二元机制论市场主导机制论。

30年代的兰格模式是计划模拟市场的市场社会主义。它把市场引入计划，资源配置方式是利用价格机制的计划手段，在只存在消费品和劳动市场而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的前提下，用“试错法”来解决生产资料价格问题，通过模拟市场求解线性方程组确定物价等一系列手段，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可见，其经济运行机制是以计划为主导的机制。

60—8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是随着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当时，人们既不抛弃计划这个“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又力图利用市场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出现了计划与市场并存、决策分散的种种“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布鲁斯(W·Brus,布鲁斯,1984)“含有受控制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奥塔·锡克(OtaSik,1972)“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分配计划”模式,科尔奈(J·Kornai,1982)“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亚历克·诺夫(A·Nove,1983)“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等著名的模式均属于此种类型。这类模式主张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并保留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计划，决策权分散，让企业在生产与分配上有一定的自，消费者得到尊重。分权模式是一种二元机制论，人们已经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企图在计划的有效控制下，尽力发挥市场的作用，使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然而，分权模式与兰格模式一样，都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框架内利用市场。

布鲁斯(Brus,1987)在给市场社会主义下定义时，以前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改革为实例，认为1965年以后南斯拉夫的“体制”和1968年以后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在严格意义上趋于接近”他的定义——“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包括产品市场、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规律”。有人或许会据此认为，前南、匈的体制在资源配置上已经市场化了，与我们上面所描述的“二元机制”情形不相吻合。然而在我看来，第一，布鲁斯的定义是含混的（对此当另作论述，可参见余文烈,，1999）；第二，前南、匈的经济体制还不是完全市场化，不是“市场主导”，而是属于“二元机制”。前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实验”，尽管其原先宗旨是想充分利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实现经济高效、协调发展，但在实践中并未做到。南斯拉夫事实上是让联邦共和国取代中央政府的集权干预和指令计划，匈牙利也出现间接行政干预强化的情况。两国都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价格”，没有市场价格（尤其在生产资料上）就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它们或是在通货膨胀中冻结物价，或是因为政府限制某些重要产品的价格而影响了所有物品价格的相互依存关系。投资方式也是扭曲的，根本无法促成产业结构形成自动适应科技与国际市场变化的机制。这是“二元机制”的典型后果。

80年代以后，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英国出现了“突破性的发展”，这就是“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确立。这一理论上的“创新”首先得益于70年代以来比较经济体制学的发展。格雷戈里、林德布洛姆等经济学家提出了市场“中性机制论”，认定市场和计划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或“工具”，经济体制的机制能够从一种经济环境移植到另一种经济环境中。迪夸特罗则具体论证了“市场的运用与社会主义制度不相矛盾”的观点。80年代中后期英国理论家的贡献是：以市场“中性机制论”为基础，主张把市场纳入社会主义的领域内，认为社会主义可以而且应当同市场“联姻”，利用市场达到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政治目的。更为重要的是，英国理论家突出了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主导机制”的功能，从而创立了“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在这种理论模式中，中央计划或政府干预机制仅仅当作在市场的主导机制不能有效发挥时才启用的方式。“主要的交换机制只能是市场。最好不管的就应当不管。”（EstrinandGrand,1989）当然，市场有其先天的缺陷或“失灵”，在这方面需要政府进行积极有效的计划和干预，进行有益的补充。

剧变以后，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有成果上进行资本主替代。资本主义经济本来就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上的，而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似乎在理论上已经得到解决。这样，90年代对市场社会主义的种种新建构就理所当然地建立在“市场主导”的基础上。

由此，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构成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第二个显著特征。

三、形式多样的社会所有制结构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上，市场社会主义经历了对国有制/公有制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早期的市场社会主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是默认国有制的统治地位，即使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也是少量的“补充”。到了英国产生“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的80年代后期，不仅把国有制当作公有制的根本形式的做法受到质疑，国有经济在实践中产生的效益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非议。此时，英国理论家提出了“国有化的内在实质并不是消灭剥削”的论断，英国工党则在政策调整中摒弃了工业国有化的一贯主张。然而到了90年代，面对剧变之后接踵而来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浪潮，西方的左翼理论家们反而认识到公有制对实现社会平等的重要性。当然，这里的公有制已经排除了传统形式的国有制。

9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者大部分赞成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不同方面实行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社会所有，主张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多样化。但也有人基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现实，不急于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化，而是从限制其功能上入手，或者首先倡导其它方面（例如构成知识经济财富的信息）的社会化。概括起来，从追求社会平等这个目标出发，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主张生产资本全社会公有，但对公有制的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作了分离。美国经济学家罗默的“银行中枢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和扬克的“实用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属于这种类型的两种不同形式。

罗默设想让每个成年公民从社会领取数额相等的有价证券，用以购买企业股票收取股息，但不得买卖证券，死后证券回归公共财产。企业为公共所有，每个企业采取联合股份公司的形式，由聘任的经理经营，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几个公司围绕一家主办银行形成一簇，由公共银行向本簇内的公司提供资金。在这种模式中，罗默所主张的财产关系是一种社会所有制，有人称为证券所有制，最终产权属于社会，产权明晰而又分散是其明显特征。美国经济学教授韦斯科夫“民主自治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财产形式与罗默的方案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在韦斯科夫的模式中，股票持有者对企业没有正规的控制权。

扬克主张把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大型私人所有制企业转为公共所有，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象。他认为，社会允许富人存在，人们可以储存大量财富，过富有的生活方式，但禁止能够带来富有生活方式的非劳动挣得的资本所有权收入。在他的方案中，资本所有者是“全体人民”，但经营管理的职能却交给“公共财产管理局”，以便尽可能发挥最大的效益，而产权收益则以社会分红的形式分配给社会成员。

第二种类型是“合作制经济”的财产形式。合作制经济是一种企业制度，其财产形式有两种。早先，工人合作制企业的资本是在企业职工中内部筹措的。这种形式限制了企业的发展，而且未能分散工人的投资风险，所以现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合作制经济大多采用劳动合作组织“雇佣资本”的形式。米勒的“合作制市场社会主义”，德雷泽的“自我经营”市场社会主义等是实例。这类经济形式不太考虑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是否公有的问题，他们关注更多的是合作社内部经济剩余的“公有”，与此同时强调劳动者当家作主、民主管理和公平分配。

第三种类型是，不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化，但对资本职能作了各种限制。布洛克的“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方案，埃尔森(DianeElson,1993)的“市场社会化”方案等属于这种类型。

布洛克允许继续实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但主张对资本主义企业进行改造。私人对集体联合财产的控制程度将被大大降低，企业将在国家权力的协调下，由股东、企业人员和用户三方共同管理。具体作法是，所有的企业都以联合的方式组成，在董事会的组成中，35%为雇员，35%为财产所有人，30%为代表消费者和当地公民的其它人员。他认为这将有力地削弱资本的阶级权力，让企业为大众服务。但我们看到的只是在管理控制方面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进行一些改良，而对于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能否消灭资产阶级的特殊权力的问题，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种种疑问。

埃尔森的“市场社会化”方案很有意思，他认为资本对信息的垄断是资本垄断利润、剥削加深的秘密，因而主张利用税收提供的资金建立公共信息渠道，使一切企业、家庭、个人和计划局都能免费存取有关技术、价格、工资、产品、原材料等经济信息，即建立公开公共的信息网络。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是整个经济社会的神经，其重要作用人们现在还难以预料，但无可置疑的是，它也是一种财富。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信息的社会所有是必不可少的。但反过来，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仅仅拥有“市场社会化”尤其是信息社会化这一条件，这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成分到底有多大？恐怕人们不会估计太高。

社会的发展使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变得复杂起来，泛泛地谈论传统意义上的公有和私有已经不能洞悉实际问题。因此，我们这里对公有制类型的划分也只是非常简单粗糙的。

四、兼顾平等与效率的价值取向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把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既要发挥市场的效率，又要追求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几乎所有的模式设计都是在平等与效率双重目标上下大功夫：坚持公有制作为争取平等的基础；保持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制度，兼以种种保障措施的运行机制——企业自治、企业竞争、企业破产、银行监督、类似的控股监督等等，以保障不低于资本主义的经济效率。

但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与传统市场社会主义在平等与效率上的取舍方式却是不同的。如上所述，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探讨如何利用市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其侧重点在于效率。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则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追求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其侧重点在于平等——经济平等、社会平等、自我实现和福利的平等、政治影响的平等……。

在扬克、罗默、巴德汉、韦斯科夫等模式中，社会成员的收入包括劳动收入、证券收益、社会分红等，这就保证能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实现较高的经济平等。当然，罗默承认，市场经济不会带来一个完全公平的社会，因为每一个人的先天素质不同、出身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不同。市场社会主义存在的收入差别是合理的，这是发挥市场效率的副产品，而且目前还没有比利用劳动市场更为有效的配置劳动的手段。

各种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对“平等”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强调结果平等，有的强调起点平等，有的则认为机会平等比结果与起点平等更有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追求的平等不仅仅是经济平等，还包括社会政治上的平等。

80年代英国的市场社会主义在放弃国有化的传统做法之后，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使人们以有效的方式进入市场，一开始就让人们在资源（包括个人的接受教育的资格和享受终身医疗保健的资格）方面以较平等的基础进入市场。“人们应当一开始便享受平等，而不是最终才享有平等。”他们强调起点平等比结果平等更重要。

米勒在《市场、国家与社团：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中认为，市场社会主义至少要实现四个目标：1）发挥市场在生产和服务中的效率优势；2）限制国家的经济作用，使民主管理切实可行；3）保护工人自治，无论他们作为个人还是作为自我管理企业的成员；4）实现初次收入分配的较大程度的平等（而不是依赖收入的再分配）。他追求的平等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平等（经济上平等的起点和机会），更重要的是“社会地位的平等”，即无阶级社会的那种平等。罗默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也指出，社会主义者需要三种机会平等：1）自我实现和福利；2）政治影响；3）社会地位。三项“机会平等”中政治影响和社会地位占据两项，而“自我实现”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五、突出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

呼唤民主是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又一特征。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正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异化深恶痛绝才极力主张改良或替代资本主义的，因此，大声疾呼“民主、平等、和自由”是其基本特色。

在前面提到的90年代四类模式中，基本上“都为实现真正的民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罗默和扬克的模式突出了较大范围和较大程度的社会平等，同时也有利于全社会政治民主的实现。劳动者管理型模式更有利于“把民主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米勒（D·Miller，1994，P252）颇为得意地说，他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为工业民主（经济民主）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就民主特有的权利而言，这种工业民主具有两方面的价值：人们可以控制他们从事工作和生活的环境，这本身就是一件大好事；同时，它为更广泛的民主提供了训练和刺激的基础。”

在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论著中，有许多是直截了当地冠以“民主”的标题，突出民主的地位。例如，罗宾的著作标题为《经济民主：可行的社会主义政治》的标题，韦斯科夫的著作冠以《以企业为基础的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施韦卡特的著作称《经济民主——真正的可以实现的社会主义》，J·柯亨和罗杰斯的文章干脆叫《联合的民主》。此外，像布洛克那样的方案，“民主”已成为实施他的“没有阶级权力的资本主义”的基本前提。

施韦卡特的模式假定一个保障公民自由的法制国家的存在，通过中央、省、市选举产生各级民主机构来保障公民的自由，根据市场导向的民主计划来发放投资基金，将计划与市场两套机制在“民主”领域结合起来。这样，民主不仅具有政治价值，而且也具有深刻的“经济”内涵。布洛克则在选举制度上大做文章。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竞选活动是私人富有者通过提供竞选资金和对经济进行控制来操纵和影响选举的，为此必须进行选举制度改革，具体措施有：向所有政治机构提供公共资金、在传播媒体中为候选人提供自由时间、私人政治捐款不超过100美元、实行普遍的选举登记和周末选举日等。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建立在资本主义现有成果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的要求是充分的民主、一定程度上的分权和尊重个体自由活动的权利，这当然需要有一定的制度保障，尤其需要一个没有任何特权介入经济活动的民主政治制度。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考虑也有此种要求，用制度经济学的话说，一个国家的基础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制度框架、制度环境和制度走向决定了它的经济绩效。总之，种种市场社会主义的新模式都追求某种形式的民主，不仅经济民主，还有政治民主，或是作为其模式的出发点，或是作为其方案的目标。

六、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市场社会主义不仅在比较经济体制学上具有重要的位置（两者相互促进而发展），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一页。它表明社会主义可以与市场经济相结合，从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它的理论和“实验”表明，社会主义不仅仅只有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一种模式，而是可以根据各自不同的国情设定不同的模式。此外，市场社会主义还预示了世界社会主义中短期发展的一般趋势，是当代社会“在有效的经济体系内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的一条可行的道路”，是“复兴社会主义的机会”。（F·Roosevalt,1992）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是在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背景下，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心脏举起了社会主义的旗帜，重新探讨如何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这就极大地鼓舞和团结了西方左翼力量和广大人民群众。仅此一点，其意义就是十分重大的。

然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虽然向人们提供了各种美妙的蓝图，其实现的可能性却很令人生疑。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先天不足，只是一种神话。这种说法尽管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不无道理。

前面说过，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目标是“替代”资本主义。这就首先向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从现存资本主义制度通向他们理想的社会经济模式的道路如何走？即，依靠什么政治制度和社会力量，来保证从现存的经济制度向他们所倡导的经济模式转变并顺利运行？然而，各种模式对此都没有明确作出回答。忽视政治制度的基本保障，轻视“由此达彼”的道路问题，这是各种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重大缺陷。任何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定的强制措施，要想让既得利益集团放弃自己的利益，诸如资产所有者主动把财产收益交归社会以保障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甚至把资产归还社会以实行公有等等，都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与资本家商谈生产资产“社会公有制”的问题，实际上等于与虎谋皮。

从各种模式的运作上看，由于一些模式对公有财产的使用管理权的设计问题，或是由于其模式中市场机制的反作用问题，最终有可能与倡导者们想要达到收入分配平等的初衷大相径庭，甚至还会导致公有制的瓦解。例如：在罗默的方案中把公有资产以证券方式发给每个成年公民自己购买股权谋取收益。这就有个问题，如果一些公民购买股票的企业破产，这些公民的证券岂不就化为乌有，他们后半生的这份收益不也就丢失了吗？这样，社会的平等分配岂不大打折扣？又如，扬克主张的公有资产是在“完全的”资本主义市场形式下运作。这样，人们不无理由地对其实际运作的进展表示担忧──全方位的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最终可能导致公有制的瓦解；即使它存在下去，由于完全的市场运行所带来的各种经济活动主体（企业和个人）间的强烈的利益冲突，也会使它不能实现公平分配的职能。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完全否定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价值。至少，它们为未来的实践留下丰富的思想资料，留下可供选择的参考框架。

主要参考文献：

1、Archer,Robin1995.EconomicDemocracy:ThePoliticsofFeasibleSocialism,Oxford:ClarendonPress.

2、Bardhan,P·andRoemer,J·E·1993.MarketSocialism:TheCurrentDebate,NY:OxfordUniversityPress.

3、Bardhan,P·andRoemer,J·E·1992.MarketSocialsm:ACaseforRejuvenation,inBardhanandRoemer,eds.,1993.

4、Block,F·1992.CapitalismwithoutClassPower,inPoliticsandSociety,20:277-303

5、Brus,W·1987.“MarketSocialism.”InTheNewPalgrave:ADictionaryofEconomics,Vol·3,P337,eds·J·Eatwell,etal·.U·K·:MacmillanPress.

6、Cohen,J·andRogers,J·1993.AssociativeDemocracy,inBardhanandRoemer,eds.,1993.

7、Dreze,J·1993.Self-managementandEconomicTheory,inBardhanandRoemer,eds.,1993.

8、Estrin,D·andLeGrand,eds·,1989.MarketSocialism.Oxford:ClarendonPress.

9、Gregory,P·R·andStuart,R·C·parativeEconomicSystems.Boston:HoughtonMifflin.

10、Kornai,J.1982.Growth,ShortageandEfficiency:AMacrodynamicModeloftheSocialistEconomy,Oxford:BasilBlackwell.

11、Kornai,J.1993.MarketSocialismRevisited,inBardhanandRoemer,eds.,1993.

12、Lange,O·[1936]1956.“OntheEconomicTheoryofSocialism.”InOntheEconomicTheoryofSocialism,ed·B·Lippincortt.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

13、Miller,D·1989.Market,StateandCommunity.Oxford:ClarendonPress.

14、Nove,A·1983.TheEconomicsofFeasibleSocialism.London:G·Allen

15、Roemer,J·E·1994.AFutureforSocialism.Cambridge,Mass·:HarvardUniv.Press.（中译本——余文烈译：《社会主义的未来》，重庆出版社1997）

16、Roosevalt,Frank1992.“MarxandMarketSocialism.”Dissent,(Fall):511-518.

17、Schweikart,D·1993.AgainstCapitali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18、Weisskopf,T·1993.ADemocratic-Enterprise-BasedSocialism,inBardhanandRoemer,eds.,1993.

19、Yunker,J·1992.SocialismRevisedandModernized.NY:Prage.

20、颜鹏飞：《国外市场经济理论研究的新动向─论“市场社会主义”思潮》，载胡代光主编：《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8─172页。

21、余文烈：《市场社会主义的新动态》，载《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22、余文烈、姜辉：《90年代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模式》，载《经济研究资料》1998年第3-4期连载。

23、余文烈：《市场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定义》，载《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11期。

第4篇：社会理论论文范文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由社会转型时期特定的属性决定，笔者认为，现在大众媒介同时存在三种不同性质的受众：群体型受众、大众型受众和新群体型受众。受众的差异其实是整个传播模式的差异的反映。在利用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研究大众媒介的时候，需要根据不同的受众类型设计不同的研究模式和研究重点。应该使研究模式根据研究对象而改变，而不是让研究对象去适应研究模式。以前使用的适合每一类受众的“万能型”研究模式有必要进一步细化；以促使实证性研究从“广度”向“深度”发展；促进适应中国的大众传播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关键词】

受众；传统社会；群体；现代社会；大众；后工业社会；新群体；理论模式和研究重点；实证性研究

我国现阶段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的异质程度很大。部分地区和人群已经基本上和发达国家接轨，可以感受到信息化浪潮带来的和方便，并且也在逐渐接受这种生活方式，接近丹尼尔·贝尔所谓的后工业社会状态；有些地区和人群则符合工业社会的标准，大众社会的特点很明显；但是相当多数的人群还处于前工业社会状态，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仍然在延续。这三种社会形态缠绕在一起，形成特有的社会转型时期的特色。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情况还会长时间延续。

社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构成社会的因素——人的差异上。人组成了社会，社会又在涵化着生活于其中的人。人和社会存在某种对应关系：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属性保持一致，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独自超过对方向前发展。所以，社会转型时期的人可能具有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根本不同的属性。现在我国大众传播面对的就是特定社会时期的人。传播学产生于上个世纪的美国。那个时候，美国已经是成熟的工业社会。到现在为止，主要的传播理论和受众研究模式也都来源于西方社会。西方媒体的受众的特点相对比较接近，和我们的社会转型时期的受众有很大差别。所以流行的大众传播理论，特别是它的受众理论和研究模式，与我们的受众现实可能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匹配。要了解我国现在的受众状况就必须从我国特定阶段的人的构成入手。

我们的大众传播学面对的是生活在这三种社会形态当中的受众。以前的受众划分一般是一种横向的划分：在同一个社会阶段里面，根据受众的“社会经济地位、性别、年龄或生活形态”来划分。比如可以分成“上班族、银发族、大学教师、儿童等各社会阶层①”的受众。根据大众媒介来划分的“读者、听众、观众”②。实证研究一般是根据这些划分来指导研究中的理论模型、理论假设和问卷设计。在实践当中，广播电视的专业频道设置是这种受众分类的另外一种表现。

但是，现阶段我国的受众之间最大的差别体现在他们的“纵向”的差别上，尽管表面上他们存在于同一个时代，但是实际上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根本不一样，因此受众的属性也就可能会不同。横向的划分只有在纵向的基础上才有意义。例如，我们可以把处于工业社会的受众按经济收入来划分，但是同样的经济收入对处于传统社会阶段的受众来说，意义可能根本不一样。这种划分方法对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受众来说是有意义的，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受众来说，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因此应该考虑在纵向划分的基础上，再对每一类受众做横向的划分。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的受众可以“纵向地”划分为三大类：传统的“群体型”受众、工业社会的“大众型”受众和后工业社会的“新群体型”受众。

一、传统的“群体型”受众

传统社会是相对于现代社会而言的，凡现代社会以前的社会形态，都可以称作传统社会。这个概念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现代社会以后，回顾自身的发展历程，反思人类社会的变迁时，给前工业社会赋予的总体命名。“它将现代社会以前的阶段统和在一起，称之为传统社会”。③客观地说，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之间并没有完全的断层，但是它们二者之间在社会的运行机制、组织方式、成员属性上确实有很大的差异。

在所有形式的传统社会中，人和自然之间的张力始终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在巨大的生存不确定性面前，单个人根本没有办法应对生存危机。个人必须依靠群体力量才能够生存下去。群体在给个人提供生存和安全的同时，必须保证群体的凝聚力。所以，在传统社会的群体中，根本不允许个性的自由发展。群体正是通过群体内的严格要求来保证群体中个人的生存。这种群体的有机化程度和严格秩序协调下的有机协作丝毫不亚于现代意义上的组织。虽然群体内的成员都严格地过着群体生活，没有自己的个性空间，但是群体和群体之间却有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来源于群体之间缺乏交流，并且群体的文化主要来自于群体的传统。有历史渊源的独立往往是独特性的来源。比如家族中代代相传的祖先故事，村社中流传的村社神话，这种各有特色的群体文化塑造了各有特色的群体。在稳定的农业社会中，这种群体特色可以很长时间保存下来。家庭、家族、村社等群体身份结合在一起，构成个人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认识了一个人的各种群体身份也就认清了这个人。这些多维的群体身份往往是不可选择的：有些是先天的，个人从出生时候起，就获得了一些群体身份，这些群体身份将会伴随他们一生；另有一些群体身份是个人后天逐渐获得的，这种群体身份虽然有一定的可选择性，但是选择的空间很校选定之后的二次选择机会就更加微小了。所以传统社会里面群体内部的个人没有个性，但是群体却各有差别。它是“只有群体，没有个人”的社会。

现在我国的农业人口占很大的比例，这些人口的多数仍没有能够融进现代的市场机制里面，仍然保持着传统社会的特质。因而，大众媒体的这部分受众很有特点。换句话说，在很大程度上，大众媒体的这部分受众不是个人，而是群体。

受众从大众媒介接受的信息一般有两类：满足型的信息和手段型的信息。满足型信息的主要作用是给接受者提供社会——情感的认同，给接受者提供审美的满足和情感的家园；手段型的信息是那些能够给受众提供事务性帮助和参考的信息。

决定个人是否接受大众媒介提供的信息的因素是个人的审美情趣和信息需求。在传统社会状态的群体生活中，群体内的传播同化着群体成员的审美情趣。个人如果想要获得群体认同从而获得归属感，就必须和群体的多数成员保持基本一致的话语方式和谈话主题。在实践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农村中的居民经常在一起谈论电视、广播节目。这种谈论几乎是在规范着他们收看或收听的行为。比如，一群女性村民在谈论某个电视剧的时候，那些没有收看的人就会感觉被排除在群体之外，和这个群体有疏离感。这种情感危机会影响（有时甚至是强迫）她们的收视行为。这种审美情趣可能是“群体暴政”强加的，但是它确实在前现代化的社会中存在并发挥作用。群体的审美情趣征服了个人的审美情趣，因此也就代表了个人的审美情趣。

在传统社会中，个人往往代表他所处的群体进行活动：他代表了他的家庭、家族或社区。外界也常把他当作他所在的某个群体的一员来对待。可以说，传统社会中的交往主要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活动的特征也就决定了手段型信息被接受的程度：对成员的群体生活没有帮助的信息自然是没有多大用处的。“社会犹如一个生物有机体，必须时刻监视周围的环境以保证其种族的生存需要”。④传统社会中的群体环境决定了他们信息需求上的特点。

总之，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群体对媒介受众的属性构建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研究这部分受众的时候，首先要了解他们所隶属的群体、这些群体对他们接收媒介有什么样的影响。

二、工业社会的“大众型”受众

决定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因素是具有扩张本能的市场的形成。与传统社会的“交换场所”意义上的市场不同，现代市场是一种社会组织方式。它可以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归到自己的门下，去除和市场规则相违背的一切。全世界所有不想被淘汰的地区都逐渐融进了市场化的浪潮中。正是这种具有扩张本能的市场打碎了传统社会的群体联系，导致了大众传播中“群体型受众”向工业社会的“大众型受众”的转变。这并不是说，现代社会里面没有群体，而是说，从传播学里面受众的角度来看，现代社会的群体已经不能决定受众的性质了。

在传统社会中，工作当中包含着娱乐。工匠在制作他们的产品的时候，他们可以享受手工制作过程中艺术家一样的成就感。每件手工制品都是独特的，都融进了工匠的技艺和灵感。而工业社会把人的工作和娱乐完全分离开来，劳动中的成就感和满足感都被规范的流水线所取代，工作纯粹为了谋生。人是理性设计的、分工明确的生产过程的因子。人设计了更加有效率的工业生产体制，并且逐渐合理化其中的每一个细节。但是，当人类制造了理性化的生产机制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人本身也必须适应这个自己制造出来的生产机制。于是，从农业中分流出来的劳动力经过为适合这些机制而设立的教育的整合，被打散后附加到了生产的各个专门环节。进入现代社会的必要代价就是必须接受现代社会的行为规范，遵照工业社会的纪律和市场法则。

为了追求生产效率，商品也向标准化发展。整齐划一的商品制作成本是最低的，在同样销售价格的条件下，它更加符合市场社会的“利益最大化原则”。所以，标准化商品逐渐淘汰了传统社会产品中的人性因素。具有独特创造力的产品已经变得不是普通人能够享受的奢侈品了，比如时装、原创绘画、现场交响乐等。留给大多数人的是快餐、方便食品、超市、好莱坞电影等规格化的商品。

教育精神的转型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明显特点。传统社会的教育只有少数人才能够接受，教育的内容无论是中国的“御、射、礼、艺、书、术”，还是西方的哲学、论辩、逻辑等，都明显带有个人修养的成分。现代学校教育的重心是技艺教育：为入学者提供在社会上谋生的能力。学校也变得像流水线：输入的是未定型的孩童，输出的是符合社会生产需要的劳力（无论这种劳力是体力劳动者还是智力机器）。

工业社会需要大众化的人，工业社会也为自己制造了大众化的人。它的教育、工作、日常消费当中都力图把人改装成适合工业社会要求的类型。这些人的特征应该服从工业流水线一样的工作需要。这些人也有自己的家庭、朋友圈子、社区等群体。但是，这些群体对他们既没有强制的约束力，又不能够对他们接受信息提供过滤，不能影响他们接受特定的信息，所以在进行大众传播受众研究的时候，可以忽略这些“虚无群体”的存在。

工业社会的产生也伴随着大众社会的来临。大众社会的受众有如下特点：

1.易感性

在传统社会里，群体能够指导个人接受什么样的信息。群体成员对大众媒介的信息有怀疑的时候，他可以根据群体经验来进行判断和决定取舍。大众社会失去了传统社会中可以依托的群体，在大众媒介和受众之间没有了能规范受众信息的东西。个人像一个个容器一样接收大众媒介的内容，几乎没有批判能力。受众非常容易受媒介的感染。

和传统社会的受众相比较，工业社会里面的受众更容易受到媒介的影响。媒介和受众之间几乎是面对面的关系。影响受众行为的，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习惯。

2.同质性

同质性是指受众的信息接触习惯和审美情趣差别很校工业社会打碎了传统社会的群体，把个人从群体压力下解放出来。但是，获得自由的代价是失去依托，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缓冲地带——传统的群体已经失去了实际的价值。个人不得不直接面对社会。所以，市场化的工业体制很容易就可以把人塑造成了同质的大众。表面上，现代社会的个人非常有个性，但是作为集合体来说，他们是同质化的大众。

大众社会的受众因为其社会属性上的同质性，所以在媒介接受方面，没有质上的差别，只有欣赏习惯的差异。失去了个人和媒介之间的群体这个“信息把门人”，媒介对受众的影响可能就更直接、更明显。大众媒介完全可以打破差异，改变受众的欣赏习惯。而在传统社会里面，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

[page_break]

3.菱形结构

大众社会是菱形结构的，处于两头的是社会少数文化精英和少数的文化边缘人，中间的是多数的文化大众。文化精英有自己的信息品味，这种相对“高雅”的品位经常是下一个时期的大众品位，也就是说精英品位可以引领大众品位，但是在精英品味和大众品味之间仍然存在无法消解的差异。少数边缘人群一般有主流甚至反精英的信息品位，这种品味和拥有它们的主人一样，也同样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除了这两部分少数以外，大众的审美情趣和欣赏口味已经严重同化了。一部《泰坦尼克》就可以让地球上的多数人唏嘘不己。

总之，现代社会的受众和媒介之间几乎是面对面的关系，隔在两者之间的只有力量薄弱的个人信息消费习惯。媒介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受众的个人信息消费习惯和形成这些习惯的背景上。

三、后工业社会的“新群体型”受众

后工业社会是在工业社会基础上的超越。当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制造业已经可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的时候，传统产业就变成了“夕阳产业”，社会的发展重点就向信息和服务领域转移了。不同的工作方式可以造就不同的人格特征，后现代社会人们工作内容的转变也给大众传播塑造了新型的受众。现在，我国还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还没有完全进入现代社会。但是，我国的部分高技术、高信息含量领域已经基本和国际接轨，从而在这些领域产生了全新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就产生了全新的、有特点的大众媒介受众。这部分受众的独特性已经显现出来：大众化的节目对他们的吸引力很小，他们需要符合自己需要和口味的、更加个性化的信息。虽然这些人群的相对数量比较少，但是他们在许多方面都有较强的影响力，并且有很强的购买能力，是很多经营高档消费品广告客户的目标群体。随着这部分人的数量的增加，媒介为他们量身定做的节目也一定会增加。他们在未来的大众媒介受众中的地位会继续上升。所以，很有必要分析他们作为媒介受众的特点。

在后工业社会中，个人可以接收信息的渠道呈现多样化。传统的媒介不仅没有衰减的迹象，反而还可能会继续上升。此外，网络媒介正在以我们无法估量的速度走进日常生活。受众可以从多种渠道获得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信息渠道的多样化也增加了媒介能够承载的信息容量。发达的信息传送手段真正将地球变成麦克卢汉所谓的“地球村”，人们与那些不能亲自体验的地方的联系越来越多。“蝴蝶效应”越来越明显，遥远的地方的一个微小的变动都可能激起连锁反映，引起身边的巨大变动。很多自身经验之外的变动和人的切身利益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比如美国的“9·11”事件造成了世界性的股价下跌，就会影响万里之外的股民的利益。一方面，人类越来越需要来自远方的信息；另一方面，人类又越来越没有可能亲身体验这些信息。于是在人类和事物之间就更加需要媒介的连接。人类感受的环境是经过媒介加工的“信息环境”。如博德里拉所言“符号正在以迅猛的速度剧增，它们已经主宰了社会生活。”⑤电脑、媒体创造了另外一个符号的世界。

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中心是服务，因而它的首要目标是处理人际关系［Gamebetweenperson］……一言以蔽之，它的模式就是科学知识、高等教育和团体组织合成的世界——其中的原则是合作和互惠，而不是协调和等级。”⑥他认为后工业社会也是一种群体社会，但是这种群体和传统社会的群体有本质的差异。

传统社会的群体有血缘群体、地缘群体和身份群体三种。人当然没有办法选择他的血缘关系。因为社会的水平流动和上下流动都很少，所以地缘群体和身份群体也几乎是固定的。个人几乎没有权利选择所处的群体，出生以后，他一生所隶属的群体就基本上已经规定好了。这种群体是先在的，建立在强迫基础上的。但是后工业社会的地域流动性和身份流动性改变了群体的性质。个人能够选择所处的群体（血缘仍然不可选择，但是它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种“新群体”建立在个人自由选择的基础上，是“松散”的群体。传统群体对待违规者（即使违反的规定是道德性的，不是法制性的）通常给予暴力打击。而后工业社会的“新群体”就不具有暴力性质，这种群体通过比较隐晦的方式来规范成员，例如提倡自律等。当群体成员违规时，通常也不会用暴力惩罚。

在后工业时期，受众和大众媒介之间又有了可以起到过滤作用的群体。新的群体虽然不能够强制规定人们接受信息的内容，但是群体生活同样可以“影响”（而不是传统社会的“规定”）群体成员利用大众媒介的方式。一般来说，这些群体都和文化、信息和工作有很大联系。所以在工作当中，群体就培养了成员的信息消费习惯。成员能够从他们的社交群体中得到需要的那些深刻的、有文化品位的“满足型信息”，受众不再那么依赖大众传播获得这些信息了。大众传播的碎片化信息表达方式在传播这些东西时没有优势，大众社会里面庸俗的文化节目和他们的需要相差很远；同时成员可以通过他们的工作群体获得“手段型信息”来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也没有必要求助于大众媒介的那些零散的信息了。这类受众的信息需求很有特点。相对于工业社会的受众来说，他们对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和相信程度就比较低。但是，大众媒介虽然不是主流，但是它仍然是一种很重要的信息获得方式。

四、三种受众类型理论对实证研究的意义

三种受众理论是根据我国现在社会发展阶段而提炼出来的受众划分。我国和西方在社会形态方面有根本的差异。从社会发展阶段上考虑，西方的受众类型比较一致，所以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根据一些传统的社会研究指标（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等）对受众进行划分；但是在我国，受众的差异可能更多地体现在他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根本差异上。因此，在这种划分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划分，可能更有意义。

在我国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三类受众同时存在。他们受不同的社会生活和环境的影响，有不同的媒介接触行为。大众媒介很少能够同时讨好属性不同的三类受众，媒介研究也很难作出同时适用这三类受众的理论。因此，大众媒介不但应该利用事后的实证研究手段去了解受众；而且，在制定传播策略之前，更应该事先对受众的类型有理性的认识。首先，这种理性认识有助于为实证研究提供理论框架和方法上的指导。其次，这种理性认识还有助于对实证研究得到的结果进行更加合理和深入的解释。

我们利用简单的模型来表示大众媒介对三种类型的受众产生作用的途径：

从下图中可以看到，信息从大众媒介到达三种不同类型的受众有不同的模式。不同类型的受众体现在大众传播研究当中，就不仅仅是受众类型的差别，而是整个传播模式的差别。针对这三种类型受众的不同特点，大众媒介研究应该考虑不同的研究重点：针对传统社会的受众，重点可以考虑放在群体的特点、群体对个人接受媒介信息的规范上；针对工业社会的受众，媒介的研究重点可以考虑放在个人信息消费习惯以及它产生的原因和影响上；针对后工业社会的受众，媒介的研究重点则可以考虑放在新群体的性质、新群体的信息提供能力、媒介和群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选择群体的准则上。

实证性研究的局限性之一是深度不够，以往有关大众媒介的实证研究的一般模式是：利用问卷调查、内容分析、或实验测试，收集相关的数据，结合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大众媒介对个人的传播效果以及产生这种效果的原因：对于一些难于探讨的传播的“中间过程”，则可能归结为“环境影响”或“外来因素影响”。

这种基本模式本身并没有错误，在这种研究模式的指导下，实证性的大众媒介研究也确实得出了很多重要的理论。但是，随着理论研究的进步深入和传播实践对理论的更高要求，这种模式已经明显不能满足需要。理论和实践同时向实证性研究提出要求：1、不能再满足于“万能型模式”，那种几乎可以用到所有的大众媒介实证研究中的模式（特别体现在问卷设计上）很难适合不断深入的需要。大众媒介研究必须根据不同的受众特征和传播模式，设计相应的研究模式，才能有突破性的发现。2、以前的模式能够从总体上把握整个大众传播的状况，但是它的局限性同样很明显：难于深入地了解传播的中间过程，所以对结论的解释往往要凭借个人的经验和已有的传播学知识。也就是说实证性研究往往“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把握了受众的划分，根据不同的受众类型设计不同的研究模式，改变研究的重点，从“广度”向“深度”发展，在不增加调查负担的情况下，有可能提高实证性研究的效能，使其在深度挖掘方面有所突破。3、实证性研究的理论来自西方发达国家，针对大众媒介的受众来说，中国和西方的受众特点有非常大的差异。应该使研究模式根据研究对象来改变，而不是让研究对象来适合研究模式。如何实现研究模式上的创新，是我国媒介实证研究者需要面对的挑战。

五、总结和讨论

传播学本身是在吸取各个学科精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有理性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够同时促进传播研究的发展。社会转型时期的三种受众理论是对中国现在的媒介受众的一种理性把握，它可以指导实证研究的理论模式。特别是涉及其中两种或三种受众的时候，就更应该考虑设计不同的研究模式。比方在进行问卷研究的时候，需要根据每一种受众类型设计一套对应的问卷，才能深入地研究大众媒介的各种问题。当然，用理性建立的理论模式最好也要经过实证方法的验证，在实践当中逐渐修正理论。

本文从社会转型的理论出发，提出了现阶段我国大众传播面对着三种类型受众的观点，但是有关的理论研究和方法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如何从理论上明确地定义这三种类型的受众；第二，如何从应用的角度，提出划分这三种类型受众的指标体系，并使之可操作化；第三，如何通过实证性研究，验证这种“纵向”划分受众类型的理论的合理性；第四，如何在今后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将“纵向”划分与“横向”划分有机地结合起来，这需要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第五，在具体的研究设计和分析方法方面，还需要解决针对“群体”的设计分析和针对“个人”的设计分析的有机结合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出现回答上述问题的研究成果。

注释：

①《传播与社会》台湾世新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27页。

②《人际交流与传播》周晓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365-367页。

③《发展社会学》张琢、马云福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75页。

④《权利的媒介》赫伯特·阿特休尔著，华夏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6页。

第5篇：社会理论论文范文

摘要：儒家和谐社会观以“和为贵”、“天人合一”等和谐思想，重视以人为本，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设想建立一个安定有序、公平和谐的理想社会。从社会学的理解视角上看，它重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强调人的群体性、社会的组织性、以及社会结构体系的可调节性。因此，和谐社会，如果用社会学来理解，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二是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社会整体上的和谐。

关键词：儒家；和谐社会；社会学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使得“和谐社会”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而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家的和谐社会观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强调人际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历史价值，使得从社会学角度来分析儒家的和谐社会观有了更大的意义。

一、儒家和谐社会观的内涵

和谐，指的是事物协调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和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和精华，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十分丰富，孔子提出“和为贵”主张，孟子描绘了“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以及人之幼”的和谐社会。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依然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内容上，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重视以人为本，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设想建立“大同世界”、“小康社会”等和谐的理想社会。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和为贵”———人际和谐。儒家极为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论语·学而》引有子的话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把一切礼乐教化的目的归结为人与人关系的和谐。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从字形结构来看，仁从人，从二，其基本意思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儒家认为首先要“仁者爱人”，学会善待他人，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与人相处的一种根本方式。孔子主张在人际交往中要“温、良、恭、俭、让”，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

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认为“仁”是人心所固有的良知良能，为孔子提出的“爱人”找到了一个人性的根据。在此基础上，他主张爱人要由爱自己的亲人推广到爱所有人，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2.“群己和谐”———人与社会和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先秦儒家十分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他们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社会息息相关，只有将个体融入社会之中，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这样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是“群己和谐”。“群”指“国家”、“天下”、“社会”等确定而具体的范围，“己”指一定程度的自我，即意识到自己是有个性的个人，但又不与“群”完全分立。中国古代和谐论立足于共性，更多的强调群体，主张从群体出发使个体服务于群体。

孔子一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使天下大治，最高理想就是大同世界，《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个理想的和谐社会制度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观点，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在同齐宣王的对话中孟子指出，个人的“独乐乐”不如与别人的同乐，“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只有与他人与众人共赏、共鸣，才能得到最大的乐趣。进一步论证了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荀子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和”，强调“一”，强调“天下大齐”。他提出：“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故人生不能无群……则万物皆得其宜，六畜则得其长，群生则得其命。(《荀子·王制》)即人之所以比禽兽强胜，是因为人能结成群组织起来，群体的和谐使人类战胜万物的保证。

从孔子到荀子，虽然由于他们所处时代不同，对于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的理解也就有所偏重，但在把人与社会的和谐作为儒家的理想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却是一致的。

3．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天人合一”。《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在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孟子也说：“君子之于物也，爱而弗仁，仁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董仲舒“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的思想更具体地将天、地、人的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了“合而为一”的观点。

“天人合一”代表着中国人的人生精神，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儒家还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思想落实到制度上。如孟子主张，“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与自然和谐是生存发展与社会安危的基础，即所谓“王道之始”。

4.以民为本。儒家和谐思想肯定老百姓的主体地位，主张建立以民为本的和谐社会。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人本主义教育观，注重社会对人的道德教化。孟子的民本思想提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上》）、“得民心者得天下”（《孟子尽心下》），主张“仁政”，强调当政者对老百姓的依赖。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进一步体现出对人民力量和作用的重视。

无论是个人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实现，还是主张建立一个安定有序、公平和谐的理想社会，儒家文化都体现出对人的尊重，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人的主体地位，实际上也就是主张以人为本，并以此为理念构建一种和谐的人际关系，建立一种美好的和谐社会。

二、社会学视野下的儒家和谐社会观

和谐的社会理念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也有积极的意义，那么，从社会学的角度，应该如何理解儒家的和谐社会观呢？要理解这个问题，就首先要理清，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是怎样的。

1.社会学意义上的和谐社会。社会学认为，社会是由人群组成的一种特殊形态的群体形式，是相当数量的人们按照一定的规范发生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社会的特征有:

（1）社会由人群组成的。人是社会系统最基本的要素。当然，这里说的人，是指人群而非单个的人；

（2）社会以人与人的交往为纽带。人与人的多方面的联系，形成了整个社会系统。而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这种联系也逐渐扩大；

（3）社会是有文化、有组织的系统。人类社会不像动物结群那样自由地生活，而是按照一定的文化模式，通过规范及制度将无数单个的社会成员组织起来，形成一股合力，进行有序地创造活动；

（4）社会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创造性和改造能力的活的机体，它有一套自我调节的机制。通过政府这个管理中心，能够主动地调整自身的结构体系，调节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创造更适宜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社会是一个注重联系、注重整体的概念。它重视社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强调人的群体性、社会的组织性、以及社会结构体系的可调节性，所以说，和谐社会，如果用社会学来理解，就可以分成两个方面：第一，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第二，通过社会整合，实现社会整体上的和谐，尽可能避免社会失范。

2.社会学对和谐社会的两个理解视角。

（1）在社会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和谐上，社会学中的互动论给我们以重要的启示。作为微观社会学理论的代表，社会互动论认为，个体的社会化离不开与他人的互动，在互动中才能发挥出个性与自我。互动还是社会形成的条件。正是在社会互动的基础上，人类才一层层的建筑起整个社会。符号互动论认为，首先，人类特有的互动是传媒符号及各种内涵的载体，刺激的意义来自与他人的互动，而非刺激本身所固有；其次，人类具有与他们结交的特殊行为能力，并由此产生各种人际关系；再次，人类社会是由互动组成的，社会的各种特性是由个体行为维持与改变的。儒家强调以“仁”与“和”的思想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将“忠恕”和“礼”作为实践手段，要求人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礼”的要求，这里的“礼”就是一种传递和谐信息的刺激符号，当一个人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他所发出的便是这种和谐的刺激符号，这可能会引起其他人发出类似的符号作为回应，这样，如果大多数人以符合“礼”的行为方式进行互动的情况下，“仁者爱人”的目标便可能实现，社会内部的个体之间便会呈一种非常良性的和谐互动状态，人际关系的和谐融洽也能得到实现。

（2）在社会整合方面，社会学中则有社会整合的概念。社会整合是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的不同因素、部分、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得社会利益协调与调整，促使社会个体或社会群体结合成为社会生活共同体，从而提高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通过社会整合，保持社会秩序的规范化和有序化，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

社会整合的关键在于利益的协调与调整，而在儒家的和谐社会思想中，关于利益的协调有诸多论述。《论语·季氏》中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认为，一个国家的稳定，不取决于财富的多少，而取决于分配是否公平;不取决于人口的多少，而取决于人心是否安定。分配公平人们就不会觉得贫穷，和睦相处组织就不会觉得人少，安定和平国家就没有危险。

在孔子看来，贫富悬殊的危害要大于贫穷，而均平不是普遍的贫困，而是“均无贫”，即达到共同的富裕。富裕、均平、和谐、安定，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就是孔子所希望达到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在荀子的思想中，社会和谐主要取决于各阶层得到与其社会地位相适应的回报。荀子称:“贵贵、尊尊、贤贤、老老、长长、义之伦也。行之得之得其节，礼之序也。”(《荀子·大略》)等级贵贱之分与对物质财富占有多寡相应，在等级差别的对应中，以制度的形式规定不同的人“或美、或恶、或厚、或薄、佚乐、或劬劳”，而人们又安于自己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

儒家重视利益协调，并主张通过相关机制的建立来实现社会整合，维护社会整体的和谐状态，从而达到天下大治的效果。站在社会学角度上看，儒家的和谐社会观重视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互动，并关注利益协调机制及其对社会整合的作用，从而使社会达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的理想状态，形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这些在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仍是重要的方面。继承儒家和谐社会观中的合理内容，并结合当代实际加以发展，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傅治平,和谐社会导论[M].人民出版社，2005。

第6篇：社会理论论文范文

第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大学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引导达成社会价值共识，从而引导、优化社会心理。当前社会心理的复杂多变，大量消极社会心理的形成和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社会转型阶段价值观多元化所引起的价值迷失的必然后果。因此，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理关键是要解决价值标准问题。而价值观是一定社会的意识形态（即观念形态的社会意识形式）核心内容之一，是意识形态各要素的综合反映形式，它集中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所以，从这层意义上说，优化社会心理实质上就是要坚持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因为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全体人民或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认可、普遍遵循、自觉践行的主导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当前，我国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是我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实践煅造而成的思想文化成果的精华，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联系的、特定的、在意识形态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思想形式的总和，基本内容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其核心就是十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字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提供了一个共同思想基础，作为社会上最高层次的文化教育结构，大学更应严格贯彻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

第二，充分利用人才优势加强社会意识理论研究从而引导、优化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包括水平不同的两个层次：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是低水平的社会意识，具有朴素自发性、日常经验性和大众普遍性的典型特征。意识形态是意识水平较高的社会意识，是在社会心理中沉淀提炼出来的思想体系。在一定社会关系基础形成的社会心理经过系统化、抽象化，就上升成为社会意识形态；而社会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反过来又会影响社会心理，使其按照意识形态的理念发生变化，即通过教育、传播等方式可以使意识形态转化为社会心理。也就是说，在社会意识内部，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且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所以，在建设和谐社会心理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对社会心理本身的理性研究，另一方面加强对社会意识形态的理性研究也是必要措施之一。此外，大学可以充分发挥学科荟萃的优势，充分调动各学科的优势人才来研究相关内容，从而丰富、完善社会意识形态，使社会意识形态发挥出强大的理论力量来引导社会心理的变化。对于当前我国社会来讲，大学主要是调动广大教师特别是人文社会学科的教师积极参与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中来，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从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

第三，塑造大学生健康人格是大学引导、优化社会心理的根本途径。社会心理的优化从根本上看是要实现社会转型的关键和核心——人格的转型，即现代健康人格的塑造。人格是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性格和精神品格，包括认知品质、意志品质、情感品质等感性和理性的构成要素。只有人格健康，个体内部心理成分和谐，社会心理和谐才有望达成。高等学校是培养人才的专门机构，负有思想教育、塑造品质、培育人才的重大任务，培养具有现代健康人格的大学生，向社会输送各类合格高级专门人才本就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而且，由于大学生接受的是本时代最高程度的文化、知识教育，他们的思想、意识、观点等往往也是本时代先进精神的代表，在由个体心理向社会心理转化过程中，这种合规律度越高、可信度越高的个体意识、观点等越容易被社会化，从而成为社会心理。所以说，大学生健康人格的形成和塑造不仅关系到他们自身心理的和谐，也对社会其他成员的心理发展起着示范和引导作用。特别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今天，大学生人口数量日益增大，其本身就在社会总人口中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的心理和谐程度本身就是社会心理和谐的一个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培育和塑造当代大学生积极健康人格对当代社会和谐社会心理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7篇：社会理论论文范文

1．1档案记录形式呆板，缺少创新性

管理形式雷同性强是社会失范的突出症结之一，也称作“形式主义”。社会管理失范促生了呆板的档案管理形式，严重降低了档案的内在价值。现阶段，信息互动频率逐渐增加，单位之间的信息互补性进一步加强，因此，档案管理方案和管理模式范本就会流行于各个单位之间。会议和文件是管理的主要方式，无论是领导的言论，还是文件的内容都要求具有真实朴质的特点，严禁出现“套话”和“管腔”等形式主义的语言模式，然而受社会中形式主义的影响，领导演讲和文件中大多出现了缺乏实用性、创造性的观点，从而导致档案中出现重复记录的现象。比如在不同级别的文件中屡次出现“科学发展”、“人本主义精神”和“和谐团队”等方面的内容，极大地降低了档案的保存价值。档案管理方式也是提升档案价值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单位档案管理模式多是沿用社会上通用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对增强单位竞争力无益，不利于企业的个性化发展。

1．2档案信息失真，可靠性降低

真实性体现了档案的基本价值，但由于受各种社会失范形式的影响，档案管理中出现明显的信息失真和浮夸现象。比如，在现代社会中，某些单位为了逃避税收，篡改经济数据；有些行政领导为了减少自身责任，少报或者隐报管辖内的安全责任事故或者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从而致使档案记录缺乏真实性，不利于国家及时做出指导政策。为了局部利益而背离客观事实的做法较为常见，是形成管理失范现象的根源之一，客观的社会实践记录才是确保档案生命力的源泉。档案失真包括两个方面，即记录内容失真和管理过程失真，后者是前者的保障。内容失真主要是指档案记录没有真实反映社会实践过程和实践情况，以造假和虚构出的文字或者数字记录活动情形，无实质性的档案价值。管理过程失真，是为达到某种不正当的目的，而将真实的记录进行销毁或者更改，弱化档案的原有属性，不能真实地反映不规范的实践过程。

1．3档案内容缺失，完整性差

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管理理性程度较弱，严重影响了档案管理内容的完整性。社会失范易导致人们做出一系列的不规范行为，比如，在会议上，某些单位领导为了推脱自身责任，而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作为处理意见，或者谈话时避重就轻，甚至要求相关记录人员对自己的发言不予记录。在这种情况下，档案内容缺失较大，一些重大事项的处理决策和方案没有得到及时、完整的记录，或者方式较为含糊，不能为日后提供的参考依据。在社会管理缺失的环境下，各级领导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普遍降低，因此，不利于日后成绩的发展。受管理缺失的影响，由于各种背景因素的影响，档案记录长期处于一种片面的记录状态，若不加以制止，不但降低了档案价值，而且容易造成档案管理短板，人们对档案完整性的追求也会逐渐消退，对社会的长远发展及其不利。

2提升档案价值的方法

2．1优化管理内容，改变虚假的记录习惯

在不同的社会中，档案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的档案是密闭的、独有的，档案中的技术和经验可以成为企业对外竞争的优势，也容易导致企业陷入孤独的境况。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信息公开程度逐渐加深，档案内容日益透明化，单位之间的信息互动越来越多，并在相互借鉴中取得共同进步。如何使公共的档案管理经验成为单位特有的竞争性力，必须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对档案管理办法进行革新。比如，对于单位内外部的技术文件、重大过失的处理方法进行收录，并进行长期保存，然而，档案的保存期限并不是越长越好，对于价值较为一般的档案通过鉴定文献类型，设定保存期限，同时按照国家相关档案保存管理条例，定期评定档案的价值，及时更新和消除“过期”文件。

2．2建立档案管理体制，灵活创建管理机构

开展档案工作，必须要有相应的组织机构保障，专门的档案管理部门也是提高档案价值的重要途径。一般情况下，档案管理组织形式分为以下两种，即集中式和分散式，档案管理形式必须与企业的发展情况相对应。目前，管理体制均有了很大的转变，从单位的发展趋势来看，一方面，单位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朝着团队化组织方向发展，企业档案的管理权逐渐公开化，单位领导需要进行统一设定设置专业的管辖部门，强调档案管理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单位采取单位总部档案管理和项目管理档案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即单位内部设立自上而下的档案管理机构体系，任命总部的管理人员为档案部门主管，各项目的档案管理员为部门成员，进行综合管理。

2．3创新档案管理方法，吸收时代元素

档案管理方法关系到信息的有效收集量和保存价值的大小，单位应不断更新档案管理观念，及时吸纳优秀的管理方法。传统的档案管理方法已经成形若干个范式，并在相应的时期促进了单位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信息化逐渐成为当今的发展趋势，又创造出更多的档案实体形式，为了更好地开展实体档案和电子档案工作，人们进行了多次尝试，但管理效果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要向同时做好不同类型的档案管理工作，管理人员应根据不同的档案种类，确定相应的档案管理方法。比如，对于数量较大的、使用频率高的档案，使用胶片或者磁盘的形式进行存储，对于数据原始档案，通过建立数据库进行存储，对于机密性较强的档案则可利用以上两种方法进行储存。

3结束语

第8篇：社会理论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社会建设活动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而对社会建设理论进行系统阐述和深入探索，则是由肩负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人开此先河。提出社会建设理论，对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充分发掘各行各业共产党员的潜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方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构建和谐社会，既要做好社会建设方面的工作，又要做好与社会建设相衔接相协调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工作，实现各种社会资源的优势互补。

总书记在《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理论观点，积极开展社会建设就是其中之一。他指出，要“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创新建设思路

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和实践上取得的新进展，既是对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外一些执政党执政经验与教训的借鉴；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认真领会总书记的这段话，就会感到其中寓意十分深刻：首先，社会建设理论是一个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更为宏观的概念，其范围更广，内容更丰富。社会建设活动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而对社会建设理论进行系统阐述和深入探索，则是由肩负着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共产党人开此先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伟大的理论创新成果。其次，提出社会建设理论为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式方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然而，和谐社会建设，并未穷尽我国社会建设的创新思路，恰恰相反，它为我国的社会建设理论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条件。再次，社会建设理论为我国建立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求的社会体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国要建立的社会体制是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体制，在此基础上形成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相协调的社会秩序。由此可见，社会建设这一创新理论成果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和谐、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强调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要互相配合、互相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在更高层次上发展，必须认真学习和贯彻总书记提出的社会建设理论。

二、历练执政能力

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为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执政能力，充分挖掘各行各业共产党员的潜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是有助于提高各级党组织协调各方面工作的能力。总书记明确提出社会建设理论，强调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协调发展，使我们党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加完善；同时，为党提高执政能力进行了周密的部署，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为调动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为全党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为了贯彻党的社会建设方针，各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统筹全局、宏观指导和科学领导的作用，要经常分析社会建设状况，及时了解涉及和谐社会建设方方面面的情况，不断深化对和谐社会建设特点和规律的认识，认真研究和解决社会建设中重大和突出的问题。二是有助于提高党解决自身存在问题的能力。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开阔了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理论视野和实践环境，提高了党关注社会建设，从和谐社会建设的大背景下解决党自身存在问题的能力，增强了党为民、务实、清廉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于党的任务更加繁重，从事的建设领域更为宽广，全党同志必须更加自觉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利益观、地位观，坚决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增强了党在完成四位一体的建设任务的过程中更加关注自身的建设，建立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科学机制，完成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三是有助于提高密切联系群众、增强感召力的能力。社会建设理论，要求全党同志必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以自己的优良作风和良好形象带动群众搞好社会建设。全体党员只有充分发挥服务群众、凝聚人心的作用，才能在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业中，做出无愧于时代的光辉业绩。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对于我们党在整个社会弘扬正气，从而提高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凝聚力和感召力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四是有助于民族创新意识、创新成果的大量涌现。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具有极大的激励作用。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必将进一步激发全党全国人民学习新本领、新知识的能力，我们党要带领全国人民努力适应工作环境扩大、工作任务加重的新形势，努力学习，勇于实践。这种学习和实践的过程，就是一个逐步丰富和发展社会建设理论的过程。可以相信，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人民，在社会建设理论的指导下，创新理论一定会不断出现，创新成果一定会大量涌现，中国特色社会建设事业一定会蓬勃发展。

三、完善建设措施

总书记不仅提出了社会建设理论，而且还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我们开展社会建设，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采取的措施：一是提出采取十项措施做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工作。这些措施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既要做好社会建设方面的工作，又要做好与社会建设相衔接相协调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工作，而且强调“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全面、协调、快速、健康发展。二是要注意四个建设领域的差异。社会建设，侧重于社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优化。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全面推进这个新领域的工作，使之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一个新的亮点领域；还要注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逐步认识了这些建设领域的特点，不断深化认识其发展规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社会建设领域则不同，在以往的建设中虽然也积累了经验，但作为一个新领域进行全面建设，必然要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既不能用抓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方法来抓社会建设，又不能只顾抓社会建设忽视了其他三个领域的建设，更不能忽视与它们的协调。正确的方法是：积极认识和努力把握和谐社会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同时要注意其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联系和协调，使四位一体的建设事业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三是要注意抓好社会建设目标的实现。要把社会建设任务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多样化的生活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同基层民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还要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切实把社会建设目标与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提高社会建设和管理水平，而且要不断地检查社会建设目标的执行情况，以便进一步改进。四是要尽快建立起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高效的社会建设机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要特别关注从建立社会建设机制方面思考和解决问题，这种机制的基本点是：协调各方利益，化解社会矛盾，迅速快捷地反馈各种社会信息，了解社会建设的薄弱环节和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改进工作方法，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四、优化社会管理

第9篇：社会理论论文范文

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社会风险将日趋严峻、传统社会保障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思路面临诸多挑战，迫切需要新的理念和创新制度框架，以适应新形势变化的客观需要。

一、社会风险管理策略框架及其重要决策意义

社会风险管理（SocialRiskManagement）是世界银行为应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社会发展的严峻挑战，于1999年提出的社会保护政策的全新理念，旨在拓展现有的社会保障政策思路，强调运用多种风险控制手段，多种社会风险防范与补偿的制度安排，系统、综合、动态地处置新形势下各国面临的日趋严峻的社会风险，实现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社会风险管理是在全面系统的社会风险分析基础上，强调综合运用各种风险控制手段，合理分配政府、市场、民间机构及个人的风险管理责任，强调通过系统的、动态调节的制度框架和政策思路，有效处置社会风险，实现经济、社会的平衡和协调发展的新的策略框架。概而言之，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框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决策价值。

其一，社会风险管理强调将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框架用于社会政策领域，尤其强调系统思维、综合控制和整体协调的管理哲学；强调运用新的方法和工具，包括社会风险的在险价值（VaR）测试、社会风险心理测试方法，并在社会风险定性和定量分析基础上，实现对社会风险的有效控制。在变化、动态的社会风险背景下，孤立、静止、片面的思维和政策框架必然四处受阻，而系统、综合、整体协调与动态调整的思维方式和制度框架将发挥愈来愈重要的决策及政策效应。应当说，社会风险管理正是适应变化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变迁而提出的创新理念。

其二，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框架强调综合协调政府社会保障制度、市场保险机制、家庭及民间互助机构在处置社会风险与实现社会稳定上的重要作用。既注重强化并发挥社会保障这一政府主导的正式制度安排的支柱作用，又充分运用市场保险机制，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公司的经济保障功能。同时，充分发挥各种传统的非正规制度安排机制在社会稳定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重视家庭保障、民间互助援助在社会稳定上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和调动传统文化心理、习俗的社会风险自控机制的潜在价值。惟有综合发挥社会保护的正式制度安排和非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才能更有效地处置社会风险并探索适合各国国情的社会保护机制。

其三，社会风险管理的政策框架强调综合运用风险分析技术和方法，充分发挥风险控制工具、风险补偿工具的重要作用并构建社会风险预警系统。与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旨在强化基本生活保障的作用相比，社会风险管理的内涵和外延无疑更为宽广，它拓展了传统社会保障制度性框架的作用，体现了一种新的社会风险控制理念和更为科学合理的政策思路及创新制度框架。社会风险管理体系自身的综合优势，无疑为在新形势下进行社会保护的制度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制度和管理框架，对有效化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趋严峻的社会风险，实现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决策意义。

其四，社会风险管理策略框架是在极为复杂的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提出的系统处置社会风险问题，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思维。它强调运用复杂性科学的基本方法，探索社会风险管理的风险分析、风险控制、风险预警，风险补偿系统及其各系统的有机组合、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政策取向，强调层次结构、功能结构的结合，静态与动态的融合，定性与定量的结合，控制、预警与补偿的结合，分析、决策与反馈机制的结合，寻求最佳的社会风险管理绩效。

在我国社会风险日渐凸显的背景下，强调实施社会风险管理的制度和政策框架，具有更为重要的决策价值和现实意义：（1）运用创新思维对我国加入WTO之后的社会风险管理策略进行系统研究，有助于为测度我国入世后社会风险的复杂性，探索系统处置社会风险的方式，提供新的理论分析视角。（2）将为我国入世后有效处置日趋严峻的社会风险提供新的策略框架和政策思路。（3）有助于我们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探索分析复杂的经济社会保障系统的新途径。

二、加入WTO背景下我国社会保障改革面临的新风险和新挑战

其一，在转型期，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在构建过程中自身存在复杂性和脆弱性，这能否应对和有效处置入世后日趋严峻的社会风险，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我国经济转型的复杂性及其社会保障改革进程的受阻，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正是在我国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企改革尚未到位的特定背景下，入世所引发的外部压力，无疑会加剧国企下岗职工分流与再就业的压力，对正在推进的下岗制度与失业保险并轨的改革，产生严重的资金短缺矛盾。同时，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尚未覆盖到城镇所有劳动者，即便加速扩展步伐，在短期内也较难积累WTO压力下所需的巨额社会保障基金，并对制度稳定运行带来压力。显然，企业改革短期内难以走出困境，随着失业和下岗人数的增加，一方面失业保险金需求在短期内会增大，而下岗分流的人提前退休形式则又会构成长期养老保险金的巨大需求；另一方面，企业缴费机制受阻，将减少社会保障的资金供给来源。尤其在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隐性债务未能有效吸收的条件下，新增社会保险金的较大需求，亦会给制度运行带来潜在压力。在近几年内，现行社会保障制度的资金供求矛盾将显得格外突出，并可能大大超出人们目前的估计。

其二，入世后，收入差距拉大的风险难以避免，弱势群体人数的增多，将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行格局产生严重压力。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WTO的各项规则的实施，将程度不同地制约和影响各国的社会发展。富国越富、穷国越穷是经济全球化演进中隐含的重要逻辑。在此意义上，入世可能会加剧我国业已存在的收入分配差距。在短期内，我国弱势群体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将会更为突出，部分农民贫困问题将对我国现行扶贫战略带来严峻挑战。同时，加入WTO将对我国现行社会救助制度带来极为严重的挑战。强化非常规的政策思路以缓解收人差距的继续扩大，强化临时性救助显得格外重要。

其三，WTO将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新旧模式的转型带来巨大的潜在压力。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历程表明，社会保障改革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社会保障的若干深层次矛盾正逐渐凸显，如隐性债务的吸收与消化，三条保障线与失业保险制度的平稳过渡等对近期和长期的社会稳定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入世后的全方位挑战，无疑会使我国现行社会保障的诸多改革措施受阻。加入WTO引发的新的社会风险，又对我国社会保障改革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且会较大幅度地增大改革的成本。因而，加入WTO对我国社会保障的近期与长期的严峻挑战不应低估。

最后，除上述已引起决策部门的高度关注的各类显性社会风险外，由于经济保障、就业保障、企业单位保障逐渐缺位和社会保障改革滞后，长期积累的隐性社会风险及其严重性不应低估。这主要表现为下岗职工以及基本收入保障难以得到保障的社会群体长期的心理压力及对收入差距悬殊等社会不公平现象的心理压抑。这形成不可低估的潜在社会风险，若不有效防范，加以引导或疏导，在特定背景下将可能酿成重大的社会问题。因而，基本经济保障和心理疏导并重，乃是社会风险策略框架关注的一个重要政策层面。宣传舆论机构的正确导向和政府部门及时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将有助于缓解长期积累的部分社会成员的心理压力。当代风险社会理论认为，风险被定义为违背社会文化规范的行为与不幸事故。由多种因素引起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尤其是收入与分配的过分悬殊及城乡贫困人口的增加，无疑会使我国特定制度背景下的潜在社会风险更趋严峻，迫切需要新的思路和新的策略框架。因此，尽快实施社会风险管理策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用创新思维构建我国社会风险管理体系

如何应对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背景下面临的严峻挑战呢？笔者认为，应突破现有制度框架，用创新思维制定应对策略，构建我国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实施积极的、动态调整的社会风险管理策略。

首先，在对WTO引发的社会风险进行充分估计和准确测度的基础上，尽快构建我国的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应对WTO的挑战，固然需要完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但必须从战略高度上运用创新思维来构建社会风险管理体系，构建我国应对WTO挑战的社会风险补偿新机制。即在强化现行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拓展社会保障空间，强调构建政府——社会保障机制，市场——商业保险机制，社会——家庭、社区、民间救助机制三位一体的、系统的、动态调整和迅速反馈的社会风险补偿机制，研究相应的社会风险管理的政策思路，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入世后对我国近期内的社会稳定所形成的严峻挑战。显然，如果对现有社会风险缺乏充分的估计、没有决策思路乃致发展模式的重大调整，现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政策空间和保障力度可能会陷于未曾预料的困境。应强调发挥既有家庭保障、民间组织及个人防范与化解社会风险的作用，强调政府、企业、家庭、个人及社区组织的社会风险管理责任，对有效控制WTO背景下的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决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