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媒介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绿色　媒介生态　媒介生态文化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媒介生态学研究源起于北美。从本世纪初开始，我国以邵培仁、童兵、崔保国、陈力丹、何道宽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开始了对媒介生态学的探索和研究，在短短不到十年时间里。他们“采用学科建构的原理与方法、学科演变的历史与现状、媒介生态的核心概念、传播过程的重要因素、媒介生态的种群结构等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充分地分析研究，逐步提炼出一整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研究传统和研究范畴的、具有中国特色和自身特点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我国著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崔保国先生的《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一文是重要的媒介生态学经典文献之一。在这篇文章中崔保国教授把媒介比作一条有生命的鱼，把信息资源比作水。尽管有人对此存有异议，认为应该把人比作鱼，媒介比作水。尽管笔者比较赞同崔保国教授的观点。但是，从宏观上思考和理解，笔者认为如果把整个媒介生态环境比作“水”可能更贴切。因为虽然信息资源是构成媒介生态环境的核心要素，但它毕竟只是诸多元素之一。任何一种元素出现问题都会导致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而“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媒介的大量死亡，就像漂在水面的死鱼”。从生态学角度看，我们只有建构一汪没有污染的、清纯洁净的“生态水”，即“绿色媒介生态”，才能为“媒介鱼”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永恒的绿色空问。那么，“绿色媒介生态”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它有哪些特征?笔者以为，这是我们在建立绿色媒介生态时首先要弄明白的问题。其次。在建立绿色媒介生态进程中。我们还要建构和弘扬一种文化理念，一种“媒介生态文化”。笔者在此就绿色媒介生态与媒介生态文化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绿色媒介生态

我们知道，媒介生态是指在特定的媒介时代，媒介系统内部结构之间、同质异质媒介之间、媒介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要素、结构、功能的相互影响与调控机制。‘

“绿色”一词是近年来用得颇为广泛的时尚词，凡形容“自然的”、“安全的”、“不受污染的”、“和谐的”，统统以“绿色”二字冠之。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色媒介生态”应该是指媒介系统内部结构之间、同质异质媒介之间、媒介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要素、结构、功能的相互影响与调控机制在和谐、平衡、良好的媒介环境中运行。绿色媒介生态应该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政策环境宽松利好、资源环境丰富畅通、技术环境高新先进、竞争环境公平有序。

1　宽松利好的政策环境。政策环境对绿色媒介生态的形成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绿色媒介生态的特征之一就是政策环境宽松利好。所谓政策环境，是指围绕公共政策运作的外部情况。它是直接或间接影响、作用于政策活动的各种客观因素的总和。凡是影响政策的存在、发展及变化的因素皆构成政策环境。政策环境对政策制定会产生深刻影响。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是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地影响到了国家对相关政策的制订。例如在2003―2004年度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不仅为我国报刊、图书出版、发行的投融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利好条件，同时也最大限度地放宽了国内外各类资本对我国广播影视产业的市场准入条件和投融资渠道，极大地延长和拓宽了我国广播影视业的资本运营的产业链条。

2　丰富畅通的资源环境。资源环境是媒介生态环境的核心要素。在绿色生态媒介环境中，其资源环境必须丰富通畅。资源环境包括信息资源环境和市场资源环境，信息资源环境是指信息资源产生的现实社会环境，市场资源环境则是指受受众、客户、销售渠道和公众影响力制约的市场经济环境。在丰富畅通的资源环境中，信息的产生，传通以及信息产品的销售都能遵循媒介职业规范、道德操守和市场规律，并能充分利用正当的传通手段和渠道进行运营；媒介亦能通过自身良好的服务、高度的社会责任心以及崇高的历史使命感在公众中树立良好形象。扩大其在公众中的影响力，以此加强信息传播的宽度、增加信息的容量、强化信息品牌效应、提高受众忠诚度等。

3　高新先进的技术环境。技术环境主要是指信息的传通手段、传通方式和传播范围。这几个方面实际上是三个贯穿始终的环节。三者之间相辅相承，信息传通的手段决定信息传通的方式，信息传通的方式又决定着信息传播的范围。绿色媒介生态环境要求技术环境高新先进。在高新先进的技术环境中，各质媒介利用一切高新科技手段，用最先进的传通方式，最大限度地拓宽信息传播的范围。

4　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竞争环境是指市场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而力图胜过其他市场主体的过程中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竞争环境公平有序。是绿色媒介生态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媒体的竞争环境是否公平有序，不仅对于媒体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于社会环境亦会造成重要影响。如果竞争环境无序，那么各媒介之间的竞争必然是恶性的，惨烈的，这不仅会使参与竞争的媒体或寿终正寝。或畸型发展。而且会引发不少社会弊端。反之，如果竞争环境有序，各质媒介在一种公平、良好的氛围中进行良性竞争，这种竞争不仅会使媒体健康成长。而且也会对整个社会的和谐产生重要的维衡作用。

二、绿色媒介生态文化

媒介生态概念缘于生态学。生态文化要求我们以自然价值论为指导，建立起符合生态学原理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经济法则、生活方式和管理体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及协同发展。媒介生态与自然生态有着诸多相似之处，因此，我们提出一个“媒介生态文化”理念。媒介生态文化将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媒介与媒介之间的和谐作为重要的价值追求。致力于建立一种和谐、平衡、良好的“绿色”媒介生态。媒介生态文化要求各质媒介以真实为生命，以正义为精魂。以诚信为本色。以和谐为要义，在和谐、平衡、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功能和舆论监督功能，弘扬真本善良、鞭挞丑陋邪恶，弘扬正直诚信、鄙弃奸佞虚伪，弘扬孝慈仁义。抨击忤逆不道，让受众对优秀传统美德内化于心，外化于形，进而促进社会大众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以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具体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　媒介与人携手传通，共建新闻求真理念。媒介生态文化要求媒介与每一个“自然人”携手传通，把追求“真本”作为自己毕生的使命。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每一个传媒人从入行那天起就懂得这是对新闻本质的要求。媒介与新闻主体、受众都能坦诚直面所发生的新闻事实，媒介能真实全面地传播新闻事实，不造谣，不传谣，不谎报，不虚报。同时，媒介也能坦然真诚地面对受众的质疑和诘难，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媒介与传媒人要将其作为媒介生态文化因子融入血液中，在

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媒介生态环境中，视真实为新闻之生命，以传播虚假新闻为耻辱。对于媒体上的“虚”与“假”，传媒人和受众同愤之，共讨之。

2　媒介之间协同发展，共筑社会正气长虹。媒介生态文化要求各质媒介在有序的竞争中协同发展，高举正义大旗，共筑正气长虹。传媒人之所以拥有“无冕之王”美誉，就因为他们的职业基因组序列图上闪耀着大写的“正义”二字。在受众的心目中，传媒人不畏权势，不惧邪恶，一身正气，大义凛然。当然，即或在绿色媒介生态环境中，各质媒介在生存与发展的过程中，相互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和有益的。但是，这种竞争必须是良性的、有序的，对眼前的利益要“正当竞”，取之有道。媒介之间在竞争中协同发展，舍小利，为大义，共同维护传媒人清誉，高擎正义之剑，坚持正义操守，同护正义精魂，共筑和谐社会的正气长虹。

第2篇：媒介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文明；媒介；传播；媒介革命；重新部落化；研究方法

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1911—1980）是西方传播学巨人。他在加拿大和美国大学里执教英美文学，默默无闻凡20年，直到1964年，因《理解媒介》的出版才一举成名，成为传媒追捧的风云人物。自此，他完全转向研究媒介、传播和大众文化。他的研究宏观上观察人类文明史和传播史，微观上透视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娱乐文化、教育和政治制度的各个侧面。同时，他又用比较文化的镜子关照东西方文明和欧洲各国文化。

麦克卢汉的声誉沉浮颇具戏剧性。30年前，学术界对他的评价分为对立的两极。毁誉之声，别若天壤。90年代，他的声誉重新崛起。他的《理解媒介》已经成为经典。

历史证明，麦克卢汉是信息社会、电子世界的先知。20世纪的思想巨人。今天，他的预言一个个都实现了。他关于“地球村”、“重新部落化”、“意识延伸”的论述，无人能出其右。

有人说，“批评家要花30年的时间去理解麦克卢汉”(1)。中国人知道他快20年了，可是我们对他的研究几乎还没有开始。本文攫取一鳞半爪，评介他的媒介理论。但是，由于他的思想根植于人类文明的宏观背景之中，文章就离不开全景式的扫描。管窥不忘全豹，蠡测不忘大海，让我们纵深跳入人类文明的大海，去看看他的媒介史观和传播史官。

一、奇怪的媒介观

麦克卢汉首创了“媒介”这个词。他说的媒介“很怪”。一般所谓媒介指的是报纸、杂志、电影、广播、电视等几大媒体，这就是狭义的媒介。他说的却是广义的媒介，泛指一切人工制造物和一切技术。这使他有别于常人，也有别于其他的学者。仅举一例，就可以说明他的“媒介”是那么的宽泛无边、稀奇古怪。

他在《理解媒介》中列举细说了26种媒介，每一种媒介自成一章，且都用了一个奇妙的比喻。兹抄录于下：1.口语词：邪恶之花？/2.书面词：以眼睛代替耳朵/3.道路与纸路/4.数字：集群的侧面像/5.服装：延伸的皮肤/6.住宅：新的外貌和新的观念/7.货币：穷人的信用卡/8.时钟：时间的气味/9.印刷品：如何理解它？/10.滑稽漫画：《疯狂》漫画通向电视图像/11.印刷词：民族主义的建筑师/12.轮子、自行车和飞机/13.照片：没有围墙的妓院/14.报纸：靠透露消息的政治/15.汽车：机器新娘/16.广告：使消费者神魂颠倒/17.游戏：人的延伸/18.电报：社会激素/19.打字机：进入钢铁奇想的时代/20.电话：是发声的铜器还是玎玲作响的符合？/21.唱机：使国民胸腔缩小的玩具/22.电影：拷贝盘上的世界/23.广播电台：部落鼓/24.电视：羞怯的巨人/25.武器：形象之战/26：自动化：学会生存。

我们介绍他的文化观，必须要从他的研究方法、历史观和媒介观说起。

麦克卢汉在英美文学的园地里耕耘30余年，研究的是精英文化。但是，从上个世纪的2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逐步转向媒介、传播学和大众文化。这一转向既是出于他个人的爱好，也是因为社会的客观要求。美国是大众文化、商业文化和大众传播的沃土。在教学生涯的初期，他难以理解学生中流行的大众文化。为了了解学生，他逐渐移情于斯，同情、中情、献身探索、发现。经过20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在西方学界卓然成为大家。

二、从研究方法说起

麦克卢汉有一句经典名言：“媒介即是讯息。”套用这一警语，似乎可以说：“媒介即是文化。”他诸如此类论断和表述比比皆是、令人费解，既晦涩难懂，又隽永深刻。他的语言风格恣肆，他的研究路子放荡不羁，九确实引起很大的争议。

“媒介即是文化”，这是他想说而没有点破的命题。为了证明这个命题，让我们先说他的研究方法，说它有何独特、为何独特、有何价值，又为何受到批评。他的方法和西方科学研究、经验研究、实证研究的传统背道而驰。在这一点上，他遭人误解、批评和攻击。

批评家对麦克卢汉的指责，集中指向两点。一是他无所不包的媒介定义，二是他反实证、反经验的研究方法。

他反常的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探索而不做结论，并置而不做分析，铺陈而不做归纳，发现而不做判断，定性而不定量，形而上而不做实证。他的叙述方法也一反常态，可以概括为：偏爱格言警语，不求明白如话；只用“艺术”语言，不求科学严密；只推出马赛克图像，不搞量化描摹。

读者最不习惯的，是他滥用警语、格言、典故、暗喻，还有莫名其妙的“麦克卢汉式”的语言。于是英语里增加了一个词：“麦克卢汉式”。这个戏说之词是法国人发明的，但是它很快不胫而走，在西方学界流行开来。

麦克卢汉对文化史的研究，综合了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史学和文学的研究路子。他把社会史和文化史简约为传播史。他的历史尺度和跨度太大，难免大而无当，但是他毫不在乎。他喜欢信马由缰、天马行空，在广阔的历史时空中驰骋。他举起“杂家”的旗帜，公开批评“专家”。他不屑于当专家，因为他认为专家是畸形人。他讴歌整合一体的“部落人”，悲叹分割肢解的“拼音文字”、“谷登堡人”和“机械人”。他呼唤“重新部落化”的人。他希望研究人类的“无意识”、“意识的延伸”和“地球村”。

由此可见，虽然他对西方文化隐隐约约有一些批评，但是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彰否任何一种文化。他既不当卫道士，也不当吹鼓手；既不当掘墓人，也不当陪葬品；既不当法官，也不当辩护律师。他只当探索者，把自己发现的东西陈列在世人面前，由他们自己去做判断。

他宣告自己的方法反传统：“我以崭新的眼光重新考察人的延伸，几乎没有接受传统智慧中看待它们的任何观点。”

他把自己的探索方法叫做开锁匠的方法：“我从来没有把探索的结果当做揭示的真理。我没有固定不变的观点，不死守任何一种理论——既不死守我自己的，也不死守别人的……我的工作比较好的一个方面，有点像开保险柜的工匠的工作。我探索、倾听、试验、接受、抛弃。我尝试不同的序列。直到密码锁的制动栓落下来，保险柜的门弹开。”

他不屑于当专家：“我认为自己是一个杂家而不是专家。专门家圈定一小块研究领地，作为自己的地盘，对其他任何东西却不闻不问。”

他认为需要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我对文学和文化传统有道义上的责任，于是着手研究威胁文化价值的新环境。我很快就发现，这些新东西用道德义愤或虔诚义愤是挥之不去的。研究证明，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

他认为线性分析法不能用来研究媒介环境。他说：“一切研究环境的线性路子都没有用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如此。科学界已经认识到需要统一场理论。它可以使科学家使用一套连续性的术语，借以把各个学科领域联系起来。”

三、麦克卢汉文明史观

“媒介是人的延伸。”按照他这个定义，弓箭是手臂的延伸，轮子是腿脚的延伸，衣服是皮肤的延伸，口语是思想的延伸，文字是口语的延伸，拼音文字是视觉的延伸，印刷术是文字的延伸，近代机械文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是印刷术的延伸，电子媒介是大脑的延伸，网络是大脑的延伸，如此等等。

这就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史观，也就是他的文明史观。在他看来，文明史就是传播史，就是媒介演进史。

如是观之，人类文明经历了3次飞跃，也就是媒介的3次飞跃：拼音文字、印刷术和电子媒介。第一次飞跃是口语向拼音文字的飞跃，发生在两千多年前。这里所指的文字专指拼音文字，其他的文字不入此列。第二次飞跃是手写文字向机械印刷的飞跃，发生在16世纪。因为印刷机是谷登堡发明的，所以这一次技术变革叫做谷登堡革命。第三次革命发轫，于19世纪的电报，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微电脑，起飞于90年代的网络世界。

麦克卢汉的媒介传播期可以图示如下：

表1：麦克卢汉媒介传播四期说

口耳传播拼音文字传播机器印刷传播电子媒介传播

距今两千多年迄于16世纪起于16世纪起于1960年代

有趣的是，英雄所见略同。1953年，美国二战前后顶尖的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alphLinton），在《文化树》中提出“文化突变”的思想。用这个思想来考察世界文化史，他提出了3个文化突变期。第一个突变时期的标志是火的使用、工具的制造和语言的起源。第二个突变期是农牧业的兴起，第三个突变期肇事于工业革命。而且，他还抓住初露端倪的核技术和空间技术，预告第三个突变期的来临。可惜他死于1953年，来不及看到空间时代和电子时代的来临。1980年，美国未来学加阿尔文·托夫勒（AlvinToffler）把人类文明史概括为3次浪潮，他的这个思想在中国特别走红，影响了整整的一代人。他在《第三次浪潮》中，从产业更替的角度来观察文明史。他认为，第一次浪潮是农业社会，滥觞于一万年前。第二次浪潮是工业革命，爆发于18世纪。第三次浪潮是信息社会，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

四、独特的社会史观

与他的传播史观相配合，麦克卢汉提出了独特的社会史观。他认为，人类社会经历的部落化、非部落化和重新部落化3个时期。社会发展史与媒介传播史的对应关系大致如下表：

表2：麦克卢汉媒介传播史和社会发展史

口耳传播拼音文字传播机器印刷传播电子媒介传播

距今两千多年迄于16世纪起于16世纪起于1960年代

部落化时期非部落化时期重新部落化时期

在部落世界里，只有口语，没有文字，文化只能靠口耳相传，人们只能面对面交流。部落人口头交流时，感官是平衡的。眼耳口鼻舌身全部调动，全身投入，感官没有分割。此时的口语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魔力，它不仅用来传递信息，而且用来支配世界，祈祷、诅咒、施行巫术。部落人的感情世界和心理活动是非常丰富的。他们和部落融为一体，和外部世界融为一体。部落圈子里的生活，形成一个无形的网络之中。口语“伟大的持久不变的大众媒介”，是“一切媒介之中最通俗的媒介”，又是“人类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艺术杰作”。“我们的目语，是我们全深信投入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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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人生或在听觉空间和声觉空间之中。听觉空间没有中心和边缘的区别。它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它是由眼耳口鼻舌身同步互动而产生和感觉到的空间。耳朵不能聚焦，不能分析分割。口语不能视象化，只能形成一个立体的声觉空间，不能像文字那样形成视觉空间。面对面口头交流时，人不能只突出一种感官，而是要调动一切感官。这个声觉－听觉空间是同步、整合的、通感的。部落人只能靠口语获取信息，所以他们被拉进一张无形的部落网络。口语比文字承载的情感更丰富，因为语调能够传达喜怒哀乐愁。部落人的听觉—触觉世界是集体无意识的、充满魔力的、不可分割的。这是由神话和仪式高度程式化了的世界，其价值是神圣的、不受任何挑战。

读者务必注意，麦克卢汉所谓的文字，特指西方文明和使用的拼音文字，其他文字不在此列，因为西方的拼音文字与其他的文字有本质区别，切不可混为一谈。他认为，“印刷会意文字和印刷拼音文字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因为会意文字是同时调动所有感官的复杂的格式塔完形，比埃及的圣书文字有过之而无不及。会意文字不让形声义分割，而这种分割正是拼音文字的管见所在。”

拼音文字要打破感官平衡、心理和谐与社会和谐。他说：“拼音文字与圣书文字和象形文字是根本不同的。埃及、巴比伦、玛亚和中国文化确实是感官的延伸。但是这个延伸是下面这个意义上的延伸：它们用图形表现现实，他们要用许多符号来涵盖范围很广的知识。这一点和拼音文字迥然不同。拼音文字用没有意义的字母去对应没有意义的语音，它可以用少量的字母去包容所有的意义和所有的语言。这个成就要求词语的形态和词音从它们的语言意义和戏剧性意义中分离出来，目的是要使实际的语音成为看得见的东西……感官系统的平衡、心理和谐和社会和谐都要被打破。视觉功能就会发展过头。其他的文字没有这样的情况。”

拼音文字造成人、社会和知识的分割。使用拼音文字的人“开始用序列、线性的方式推理。又开始对数据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由于知识是以拼音字母的形式延伸的，知识就发生局域定位，分割成专门的类别，造成功能、社会阶级、民族和知识的分割”。

拼音文字如何粉碎神圣的部落世界呢？

拼音文字是空间的线形展开。它和口语的根本区别，是脱离听觉世界，粉碎听觉场，分离视觉，突出视觉，形成文字的视觉空间。它打破了感官平衡的声觉——听觉空间。文字是目光的延伸和强化。它成为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外在客体。此后，它就可以分割肢解、抽象分析了。人们可以摆弄、操纵、利用这个工具。于是艺术和科学应运而生，编年记事、记时器和建筑物相继产生，歌舞音乐和说话发生分离，和声与肢体表演发生分离，哲学、逻辑、修辞和几何也逐步产生了。

现将口语和拼音文字的主要差别图示如下：

表3：口语和拼音文字的对比

口语传播拼音文字传播

声觉－听觉空间，一切感官外化视觉空间，只有视觉外化

感官平衡，通感，感官同步互动目光延伸，视觉突出

不能聚焦，无中心--边缘分别线形展开，科技聚焦

有机的、不可分割的强烈分析分割的、线性的

用语调承载丰富的情感不能用非言语手段表达丰富的感情

网络生活，人际关系密切个人主义的，人际关系疏离

口语魔力，集体无意识，神话，仪式文字魔力，“理性”，一致，序列，连续

前科学，前艺术、不专精一门科学，艺术，逻辑，专门分工

麦克卢汉就口语和拼音文字的对比脍炙人口。还是听听他侃侃而谈爸。他说拼音文字是西方“文明人”的标记：

“拼音文字发明之前，人生活在感官平衡和同步的世界之中。这是一个具有部落深度和共鸣的封闭社会。这是一个受听觉生活支配，由听觉生活决定结构的口头文化的社会。耳朵与冷静而中性的眼睛相对，它的官能是强烈而深刻的，审美力强、五所不容的。它给部落亲属关系和相互依存编织了一张天衣无缝的网络。全体部落人和谐相处。首要的交流手段是言语。看不出有谁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一些或少一些。这就是说，几乎没有什么个人主义或专门分工。个人主义和专门分工是西方“文明人”的标记。直到今天，部落文化仍然根本无法理解个体的观念或独立公民的观念。”

口语和拼音文字的区别是听觉空间和视觉空间的区别。他说：

“听觉空间是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的空间。它不像严格意义深的视觉空间，视觉空间是目光的延伸和强化。声觉空间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是通过各种感官的同步互动而感觉到的空间。与此相反，“理性的”或图形的空间是一致的、序列的、连续的，它造成了一个封闭的世界，没有任何一点部落回音世界的共鸣。我们西方世界的时空观念是从拼音文字产生的环境中派生出来的。西方文明的整个观念也是从拼音文字派生出来的。部落世界的人过的是一种复杂的、万花筒式的生活，因为耳朵和眼睛不同，它无法聚焦，它只能是通感的，而不能是分析的、线性的。言语是要发出声音的，更准确地说，它是我们一切感官的同步外化……无文字民族的生活方式是隐而不显、同步和连续的，而且也比有文字的民族的生活方式要丰富得多。由于要依靠口语词获取信息，人们被拉进一张部落网。因为口语词比书面词承载着更丰富的情感——用语调传达喜怒哀乐愁等丰富的感情，所以部落人更加自然，更富裕激情的起伏。听觉—触觉的部落人参与集体无意识，生活在魔幻的、不可分割的世界之中。这是由神话、仪式模式化了的世界，其价值是神圣的、没有受到任何挑战的。与此相反，文字人或视觉人创造的一个环境是强烈分割的、个人主义的、显赫的、逻辑的、专门化的，疏离的。”

拼音文字使感官分割：“只有拼音文字才使眼睛和耳朵分割，语义与字码分割。因此，只有拼音文字才有力量使人从部落领域转入“文明”领域，才能使人用眼睛代替耳朵。”

拼音文字加速了从部落人到“文明”人疏离的过程。他说：“在部落社会中，由于非常实际的原因，触觉、味觉、听觉和嗅觉都非常发达，比严格意义上的视觉要发达得多。突然，拼音文字像炸弹一样降落到部落社会中，把视觉放到感官系统最高的等级。文字把人推出部落社会，让他用眼睛代替耳朵，用线性的视觉价值和分割意识取代整体、深刻、公共的互动。拼音文字是视觉功能的强化和放大，它削弱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渗透到部落人非连续的文化中，把他的有机和谐、复杂通感转换成一致、连续和视觉的感知方式。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把这种感知方式当做“理性”生活的标准。整合的人变成了分割的人。拼音字母粉碎了令人着迷的圈子和部落世界共鸣的魔力。它好像使人发生爆炸，变成专门化的、心灵贫乏的“个体”或单位，在一个线性时间和欧几里德空间的世界里运转的单位。”

他说拼音文字把部落人变为视觉人：“拼音文字把复杂的部落文化转换成简单的视觉形式，使部落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中性化。请注意，让我们疏离的只有视觉。其他的感官使我们卷入，但是拼音文字培育的疏离却使人脱离卷入，使人非部落化。人脱离部落之后，其首要特征是成为视觉人。”

拼音文字祸福相倚：“有许多证明显示，人们为专门的技术和价值的新环境付出的代价也许是太高了。精神分裂和异化也许就是拼音文化的必然后果。”

五、谷登堡人的分裂

印刷术把西方人撕得粉碎。谷登堡人是分裂的人。如果说，拼音文字是精神分裂和异化的重要诱因，那么机器印刷使这个倾向大大加重。它使文人孤栖书房，使人追求隐私而脱离社会。它培养了雄心勃勃的个体，使个人主义变本加厉。他说：“印刷术是人的急剧的延伸。”

他认为印刷术直接产生了“宗教改革、装配线及其后代、工业革命、整个因果关系的观念、笛卡儿和牛顿的宇宙观、艺术中的透视、文学中的叙事排列、心理学中的内省或内部指向。这一切都大大地强化了个人主义和专门化的倾向，这两种倾向是两千多年前的拼音文字产生的。于是，思想和行为的分裂变成了体制。于是，分割的人——首先被拼音文字分割——最后被印刷术剁成了字钉一样的东西。从那时起，西方人就成了谷登堡人”。

总之，印刷术的产物包括西方文化的一切方面：民族国家、民主制度、宗教改革、装配线、工业革命、因果观念、笛卡儿和牛顿的宇宙观、艺术中的透视、文字中的叙事排列、心理学中的内省或内部指向。

这似乎把印刷术吹得神乎其神。但是，如果静下心来婷婷他的说明，他的想法其实是非常有趣、破有道理的。兹摘录若干隽语，借以揭示他那出人意表的洞见。

印刷术产生强烈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随之兴起。“印刷术发现了生动逼真的民族疆界，印刷术籍的市场也是由这样的疆界圈定的，至少对早期的印刷商和出版商是这样的情况。而且，能够看见母语穿上可以重复的、相同的技术衣衫，也许在读者的心中会产生一种统一和强烈的感情。每个人和操母语的其他读者分享这样的感情。前文字和半文盲的人的国家是迥然不同的。”

“民族主义是16世纪印刷术爆炸的结果。文艺复兴之前的欧洲不存在民族主义。印刷术使人以分析的眼光看待自己的母语，把它看成是规模一致的实体。印刷机大批量生产书籍和其他印刷品，使之传遍欧洲的各个角落，把当时的白话语言区转变成规格一致的民族语言”

印刷术引起工业革命。“事实上，活字印刷是一切装配线的祖先。”

印刷术导致市场经济。“拼音字母文化最有力的表现，是我们的统一价格体系，它渗入到遥远的市场，加速了商品的周转。”

印刷术强化了个人主义。“使用拼音文字使自由派相信，一切真正的价值是私密的、个人的、个体的。”

六、电子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

根据麦克卢汉的思想，3次媒介革命是人的3次延伸。拼音文字是从听觉空间向视觉空间的延伸，电子技术是从肢体走向大脑的延伸。他的宏论处处闪光、字字珠玑：“在机械化时代，我们实现了自身的空间延伸。如今，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之后，我们已在全球范围内使中枢神经系统得到延伸，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了时空差别。目前我们正在很快地接近人的延伸的最后阶段——意识的技术模拟阶段。在这个阶段，知识的创造性过程将被集体地、共同地延伸至整个人类社会，如同我们已通过各种媒介使感官和神经系统延伸一样。”

“今天的电子媒介终于使我们从催眠术中苏醒过来。谷登堡星汉被马克尼星座遮蔽了光辉。”

“电子媒介使我们的整个中枢神经系统提高和外化……电报的滴答声敲响了印刷时代的讣告。西方拼音文字价值观的丧钟敲响了。电话、广播、电影、电视和电脑的发展进一步给它的棺材敲上了钉子。电视用最终埋葬拼音文字的讯息塑造人的感知系统。”

“由于电脑的问世，意识的延伸已经开始。我们对超感官知觉和神秘意识的痴迷，就已经预示了意识的延伸。”

“电脑问世之后，意识本身要延伸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如果要完成意识的延伸，依靠现存的理性观念是办不到的。”

“我们已经延伸了中枢神经系统，使之转换成了电磁技术。把意识迁移到电脑世界。”

“假如‘大脑移植’的时代就在前方也许就可以给每一代新人提供‘大脑的复制品’，直接对那个时代的思想精英的大脑进行活体复制。人们不再买莎士比亚或伊拉斯谟的著作，很可能会用脑电图扫描的方法，把莎士比亚和伊拉斯谟的感知和博学植入自己的大脑。于是，书籍就可以绕开了。”

七、地球村里的新“部落人”

麦克卢汉创造一批令人惊叹、永载史册的新词，“地球村”就是其中之一。他认为，电子媒介使人类结为一体，人类要“中心部落化”，电子时代就是新“部落人”的时代。他说：“电子媒介造成的重新部落化，正在使这颗行星变成一个环球村落。”

他所谓的“地球村”是一个比今天的西方社会更加美好的社会：“全球村是一个丰富的、富有创造性的混合体。这里实际上有更多的余地，让人们发挥富有创造力的多样性。在这一点上，全球村比西方人同质化的、大规模的都市社会要略胜一筹。”

这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社会。他说：“电子信息运动的瞬时性质不是放大人类大家庭，而是非集中化，使之进入多样性部落生存的新型状态之中。”

他相当详尽地买会了这个新奇的世界：“这将是一个完全重新部落化的深度卷入的世界。通过广播、电视和电脑，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环球舞台，当今世界是一场正在演出的戏剧。我们整个的文化栖息场，过去仅仅被认为是一个容器，如今它正在被这些媒介和空间卫星转换成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它自身又包容在一个全新的宏观宇宙之中，或曰一场超地球的婚姻之中。个体的、隐私的、分割知识的、应用知识的、“观点的”、专门化目标的时代，已经被一个马赛克世界的全局意识所取代。在这个世界里，空间和时间的差异在电视、喷气飞机和电脑的作用下已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同步的、“瞬息传播”的世界。此间的一切东西都像电力场中的东西一样互相共鸣在这个世界中。”

他用神来之笔反问到：“为什么不可以把世界意识联入一台世界电脑呢？凭借电脑，从逻辑上说，我们可以……求得一种与柏格森预见的集体无意识相似的、不可分割的宇宙无意识……这种状况可以把人类大家庭结为一体，开创永恒的和谐与和平。”

他惯用简约幽默的故事，说明复杂而抽象的构想。他的“地球村”和“新部落”其实是这样的简单：“一个二年级小学生做出的反应就是这样。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轨道时，老师叫她写一首儿歌。她是这样写的：“新型这么大，地球这么小，待在原地吧，别跟它飞走。”她是这个新型部落水的一员，生活在一个复杂无比的世界之中，广袤、永恒。”

注释：

第3篇：媒介文化论文范文

媒介批评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选用什么样的角度，确立何种标准等问题，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鲜有共识。不是偏执于意识形态判断，而疏离其他价值关怀；就是局限于具体、个案的文本解读、视像分析，因表层的议论而放弃对媒介本质的探究。在这一情境下，重读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及与这一理论血脉同源的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对于当今的媒介批判而言，或许能提供一些新的思索视角及理论支撑。

一、“异化/物化理论”与媒介批判

马克思早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了“物的异化”与人的“自我异化”的命题。马克思指出：在对象化的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积极确证；而在异化劳动中，劳动结果表现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否定和消解。马克思还论述了劳动异化的四种形式或规定性：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与“人与人的异化”。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则更深入剖析了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与物化。他的贡献在于将物化同近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结合起来，从理性特别是技术理性对人的主体性发展的负面效应的视角揭示现代社会的物化现象，并且深刻地指出这种“物化”正在内化，从而成为“物化意识”——这是对异化更深层的揭示。法兰克福学派无论从理论建构还是现实解读方面都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眼中，一切束缚人和统治人的异化力量或物化力量都是他们批判的对象：“我们自己创造出的物和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我们的主人，这是马克思所未能预见到的；可是没有什么比下述事实更加突出地证明了他的预见了，在今天全人类都成为他自己创造出的政治制度的囚犯，心惊胆跳的人类正焦急地盼望知道是否能从自己所创造的物的力量中拯救出来……”（注：《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7-6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

他们以一种人本主义的精神，通过对异化力量的彻底批判，追求人的自由、发展以及社会的全面进步。

在今天，异化现象更加突出，成了一种普遍现象。20世纪以后，异化对人的统治已从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转向各种普遍的、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自由的束缚。特别是随着技术革命带来的大众传播的全面繁荣，媒介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异化”的帮凶——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媒介来了解外界，媒介营造的“仿真环境”成为一种实质意义上的新的异化力量，“媒介真实”代替了“社会真实”，生存在“媒介环境”中的当代人，变得远离“真实”生活，失去批判精神与超越维度。媒介及其产品制约着人的主体性的发展，支离破碎的媒介信息与五颜六色的媒介产品渐渐迷惑了现代人的“双眼”，他们习惯于轻软的“表层娱乐”，而不再追问“深层意义”。媒介在其间一方面“异化”着他者，一方面也在不知不觉中经历着“自我异化”。正是因为媒介在当今社会异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这种多重角色，使得研究媒介，不能不关注媒介的“异化”与“自我异化”。而进行媒介批判就必须从“扬弃异化”的立场开始。媒介批判的目的，也正是要找到媒介“异化”他者的方面以及媒介“自我异化”的表现等，以此作为“扬弃异化”的突破口。

二、媒介的“异化”问题及媒介批判的内容

异化与异化的扬弃不是一次完成的历史进程，而是一个开放的历史进程。对此，马尔库塞具体从对象化活动的特征入手加以分析，认为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只有通过“否定之否定”，即通过废除他的外化和从他的异化中复归，他才能达到一种普遍的和自由的现实。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只要有媒介活动存在，就有因此而生的媒介异化现象；而对于这些异化现象的“扬弃”与“批判”又不是一次性能够完成的。随着媒介不断地发展，新的媒介活动、媒介现象产生，媒介异化会有新的内容及新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媒介批判本身也应该是一个开放的、渐进的、长期的、不断更新的进程。依据马克思在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劳动异化的四种规定性——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人的本质的异化”与“人与人的异化”。媒介异化也可以分为“媒介产品的异化”、“媒介活动本身的异化”、“媒介组织与媒介从业者的异化”、“媒介组织与其他参照物之间的异化”。这些都应是媒介批判的主要内容。

（一）媒介产品的异化

媒介产品通常是指媒介制造出来供人们消费的文化产品。媒介产品的异化，指媒介产品在传者制造过程中或受者使用过程中，背离了初衷，偏离了方向或走向了对立面的状况与情形。媒介产品，这里我们以新闻作品为例——人们对于新闻的要求是“真实地报道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而现实中，往往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常有这样或那样的“假新闻”出现，有的是在传者制造过程中，为了追求新闻的“新奇性”而有意制造的；有的是在受众解读过程中，由于受到不同的受传情境及心境的影响，从而影响了受众自身对新闻的准确理解。媒介产品的这种异化情形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新闻永远只能摹写现实。在这一过程中，“传者——传播渠道——受者——环境”都直接影响着“新闻”（信息）本身的建构与解构模式，可以说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改变“新闻（信息）”本身的走向，这其间就存在着新闻（信息）走向异化的可能。其他媒介产品也具有相同的规律，比如媒介娱乐产品、媒介教育产品等，媒介在提供一种娱乐形式，灌输一种教育宗旨时，也意味着剥夺另一种娱乐途径，削弱另一类教育主张。而这种“剥夺”与“削弱”并不总能够接近合理。

（二）媒介活动本身的异化

刘建明教授在其专著《媒介批评通论》中曾将媒介批评定义为“对新闻作品及新闻活动的评价”。（注：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媒介活动是媒介批判的一个基本范畴。媒介活动，粗略地定义为媒介从事的各类活动——具体来讲，主要是指身兼“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二重使命的媒介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及“社会活动（主要是宣传工作）”。媒介活动的异化，就是指媒介在从事“经济活动”以及“社会活动（主要是宣传工作）”过程中，由于媒介自身及外界原因，使这些活动脱离了最初的目的，成为一种否定、消极甚至是破坏性的负面力量。媒介经济活动的异化，较常见的有，具有企业属性与市场要求的媒介组织进行“经济活动”时一味地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向市场屈服，致使媒介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过份“亲近”市场利益而受到削弱，从而使媒介陷入世俗化的境遇。媒介社会活动（这里主要是指宣传报道）异化较突出的有“宣传报道的泛意识形态化”及“宣传模式的齐一化处理”等——在传播过程中，一味地夸大阶级倾向；一味地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一味地阻挡多元信息输入，采取“单面灌输”的宣传模式等，这样做往往更容易使受众产生逆反心理，从而对媒介的宣传“充耳不闻”，甚至故意曲解误读。媒介的宣传效果因此大打折扣，媒介活动也因此走向了异化的彼岸。

（三）媒介组织与媒介从业者的异化

依照哈贝马斯的理想，应当有一个“公共领域”作为公众表达民声民意的场所，但是，这一“公共领域”在当今却面临着一次新的结构转型。对此，哈贝马斯指出：“媒介最初的功能都局限于新闻交流与新闻监督。但是，报刊一旦从新闻报道发展成为思想传播时，当个体文人的新闻写作相互产生竞争时，一种新的因素——广义上的政治因素——就与原来的经济因素结合起来了。对于这样一个发展大势，毕希尔用这样一段话加以概括：

报纸从纯粹消息的机制变成公众舆论的载体和主导，变成政党相互斗争的工具。这就引起报纸行业内部组织的变化……对于报纸发行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从一个贩卖消息的商人变成了一个公众舆论的掮客。”（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219页，学林出版社。）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媒介组织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已越来越多地背离媒介最初的功能。它在与政治及市场的妥协与同流过程中，不断走向异化，这种异化过程有时甚至影响了媒介真实消息的原生功能。

媒介从业者的异化，表现在他们背离“把关人”的传统职责，或为经济利益，或为政治目的，在新闻的选择取舍时背离新闻标准与新闻价值。比较典型的“有偿新闻”现象——在这一过程中，公众对事实的知晓权被剥夺，新闻的价值让位于新闻的使用价值——由此形成了恶性循环，媒介从业者的信用及“把关人”的权威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丧失。此外，媒介从业者的异化，还表现在媒介人员“角色扮演”上的错位，最为典型的就是媒介人的“光环效应”——即“一些知名主持人因职业原因，长期生活在镁光灯下，从而产生一种高高在上的角色错位”——这里媒介职业本身成为媒介人的一种异化力量，媒介从业者在这种异化状态下，逐渐迷失自我，失去了应有的批判精神与警醒意识。

（四）媒介与其他参照背景之间的异化

文化力量、政治力量、经济力量、技术力量等共同构成了媒介的参照背景。媒介与参照背景之间的异化表现在多个方面。这里仅举两例：

一例为“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之间的异化。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介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大众文化为大众媒介提供了丰富的传播内容；与此同时，大众媒介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但是，他们二者的共生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就会走向异化：一方面，大众媒介为了取悦受众，取悦市场，大量地传播媚俗文化，迎合受众喜好，从而导致大众文化品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长此以往，这种“低品质”大众文化的大量传播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受众的品味与旨趣，进而影响和制约着大众媒介品质的提高。

媒介与其他参照背景之间的异化，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媒介的“越权”行为。最常见的莫过于“媒介执法者”现象。当今社会，随着大众传播日益发达，社会各方对大众媒介的依赖因而逐渐加强。媒介获得了往日不曾有的巨大“权力”——与“司法”“立法”“执法”三种权力并行，被称为“第四权力”。其实，如果按照媒介权力的最初规定性，这一权力应该主要集中在“监测环境”，作为第三方，促进公共信息的顺畅流动，及社会意义的共同分享等方面。媒介并没有“裁判是非”“公论对错”，甚至“现身执法”的权力。但是，这种“越权行为”正在成长为新的异化力量，不但对于媒介自身、其他社会组织，甚而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都是一种负面的、否定的因素。媒介在实现“执法”功能方面颇多参与，造成了人们对于媒介角色的一种“变形”期待——此时，媒介在公众眼中已是直接左右事件的权力机构了。这种现象客观上促进了公众打官司首选媒体而不是法院的不合理状况，越来越多的案件将会“缠”上媒体，媒介因自己的“越权”行为，将面临许多不必要的负荷。媒介的这种“越权行为”一方面打破了公众对于媒介的“正常期待”；一方面影响了其他社会机构组织功能的正常实现。在任何一个运转正常的社会，社会组织都应该“自行其职”，媒介“越权”行为除了破坏社会的合理分工及整体运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越权”使得媒介自身角色混乱，社会含义模糊起来，媒介的社会定位及存在意义因此将受到质疑与挑战。

实质上，异化理论为媒介批判提供了一种系统的思维与立体的视角，媒介批判因此而得以脱离平面化的“意识形态判断”及单纯性“文本解读”的境遇；此外，异化理论还为媒介批判提供了批判方向：媒介批判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媒介在当今社会中的异化表现，从异化现象出发，找寻“扬弃异化”的方法与途径。我以为，媒介批判就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加“关怀的胸襟”，在批判与超越中使人们逐渐摆脱被自己创造物“奴役”的状况，从而实现社会个体与社会整体的自由发展与全面进步。

[参考文献]

①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

②孙伯睽《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

③郑一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思想研究》，重庆出版社。

④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

⑤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

⑥霍克海默《批判理论》，重庆出版社。

⑦马尔库塞《与文明》，重庆出版社。

⑧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重庆出版社。

⑨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学林出版社。

⑩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批判》，《马恩选集》第1卷。

第4篇：媒介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 抗日雷剧 媒介文化 文化消费主义

一、抗日雷剧的流行

《抗战奇侠》、《箭在弦上》、《永不磨灭的番号》等抗战题材“雷剧”一直充斥着荧屏。一段时间以来“神奇”的镜头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抗日题材电视剧中，已经成为电视荧幕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网民对此纷纷吐槽，直斥抗日剧三宗罪：偶像化、武侠化、鬼子脸谱化。

抗日雷剧是抗日题材电视剧与文化消费主义的相互借鉴和奇妙混合。本文 以约翰·费斯克的媒介文化理论为基础，从文本、受众与体验三个方面来解读这种现象。

二、费斯克的媒介文化理论

费斯克的媒介文化理论以受众的主动性、符号的抵制与受众的媒介体验快感为出发点，并且以“文本、受众、体验”三者为基础，创造出一套以“受众权力、符号抵制、体验快感”为核心的媒介文化理论，开创了关于媒介文化的质朴而审慎的研究路径。根据费斯克的媒介文化理论，抗日雷剧的受众将这一文本应用于他们的社会体验之中，并由此获得了体验快感，这应当是抗日雷剧这一文化形式流行起来的原因。本文将按照费斯克媒介文化理论的研究基础，从抗日雷剧文本、受众及受众关于这一文本的媒介体验三个方面来探讨抗日雷剧大受欢迎的现象。

1、被大众选择的文本

在媒介文化研究领域内，文本被视为那些对于人们生产出关于他们自身、所处的社会和信念的意义有所帮助的客体。

大众文本则是指那些拥有为数众多的消费者，并且同时具备标准与创新性这两大特点的文本，它是由现代社会文化工业所生产的。费斯克认为，媒介文化是否能被大众成功的接受同时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身为媒介文化载体的大众媒介文本的文本特征与大众选取媒介文本时所处的社会状况。

抗日雷剧的受众对这些电视剧进行解读时，是为了从中得到与他们的社会体验相关的意义。大众首先以相关性为标准选择文本,即大众着眼于自身的社会情景，看那些抗日雷剧文本能否与他们日常生活的体验产生共鸣。这种相关性受时间和空间的控制，它是由每个特殊的对文本进行解读的时刻激发出来的特质。在对抗日雷剧进行文本探析的同时，应当关注到与抗日剧文本相关的特定时空。抗日雷剧这一媒介文本与当下中日关于钓鱼岛的冲突和摩擦发生了相关性，抗日雷剧中“杀鬼子”的情节与大众对日本政府不满和敌对的情绪发生了相关性。在这一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这种相关性召唤受众与抗日雷剧文本进行互动。

“文本的意义不是作者有意或想要放进去的，而是受众在特定的时间段和空间段使用文本时所发现的。”①抗日剧中把日本人形象塑造成黑色的符号、弱智、没有人性、战斗力低下，这正好被当下的中国受众所接受。

“媒介文本的叙事在它们自身封闭的世界中证明了自身作为解释、理解机制话语的适宜性”。②简而言之，如果一个文本想要流行起来，那么这一文本的寓意必须与受众理解的社会体验所使用的话语相吻合，这一文本必然要与对之进行解读的受众产生共鸣。抗日雷剧的流行，说明这一媒介文本英雄化中国军人、脸谱化日本军人的话语，符合人们阐释他们对日本的社会体验的方式。

2、积极的受众

费斯克认为，受众不仅仅生产文化，同时还消费着文化。进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受众能够依据个人喜好，自主地对文本进行掌控、鉴别、选择、解读，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生产意义、获得快感。

解读不是从文本中读取意义，而是文本与处于社会中的读者之间的对话。③由此，受众对于文本中意义的生产是一场建构和阐释的抗争。如果我们假设意识形态是权力抗争的领域而非稳定的表征，那么，来自下层的意识形态将会不断地挑战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而进行意义的建构。

费斯克认为，受众首先应该是“社会性主体”的人，然后才是“文本性主体”的受众。“社会话语使受众成了‘社会主体’，而‘文本话语’则使受众成了‘解读主体’”。④社会主体性是受众对文本做出反应或解释的认识视野和感情基础。我们应当把受众放回到他们所处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去，从民众主体特点的角度去认识受众的主体特性。从中国电视受众的社会主体性出发来看，对于抗日剧中塑造的中国士兵形象和日本士兵形象，是符合受众的情感要求的。而这也与受众身处的社会政治语境一致，从一定程度而言，中日两国军队失实的差异化宣泄了作为社会性主体的受众的爱国情感与反日情绪。

3、体验的快感

费斯克提出的媒介体验，是指浸润于媒介文化之中，以与媒介对话为渠道对当代消费文化进行体验，并且以大众的身份参与到社会和文化变革之中。

费斯克将媒介文化中的快感体验分为两类：生产者式的快感、冒犯式的身体与狂欢体验。其中冒犯式的快感要素集中在身体上。以“杀鬼子”为主要内容的抗日剧，呈现了各式各样的对日本士兵的击杀方式，一个个倒下的日本人为大众带来了冒犯式的身体与狂欢体验。

在中日两国关系中，日方不断制造事端，中方奉行和平外交政策，面对日方挑衅大多采取强硬的外交辞令，在对日动作中采取保守态度，这与民间的强硬反日派在意见上存在着差异。在中日关系中被压抑的大众，在参与抗日剧的媒介体验中，获得了一种自由感，这是一种感性的解放，象征着对社会宰制的逃避，大众不停地通过抗日雷剧扩张自己的快感体验。

人们能够认识到电视表述和现实生活的差异，这表明了不可企及的规范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差异，但解读大众文本并非是将日常生活暂时抛掷脑后，而是让观众去否定这种差异,去把电视表述当作现实生活,以此来增加文本的快感。大众则控制着这种进出文本的能力获取快感。

三、文化消费主义运作其中

媒体文化与消费文化之间联系紧密。“媒体和消费文化携手合作，制造出与现存的价值观、体制、信仰和实践相一致的思维和行动。”⑤消费主义观念已成为弥漫于当今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一股思潮，这与文化的消费主义化和因此导致的媒介本身的消费主义化密切相连。

消费并不是为了一些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追求一些被人们刺激起来和制造出来的欲望的满足,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则为强烈的占有物质财富的欲望和对感官文化的痴迷。

为资本所赞许和大力推崇的消费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更是一种意识形态。对资本来说,刺激消费、创造新的消费欲望就成了首要的任务。严肃的抗日题材电视剧成了刺激观众消费欲望的新目标，暴力、色情和夸张失实的情节通通揉入其中，以视觉感官的刺激吸引受众。

首先，血腥暴力的渲染，满足观众性虐心理。性虐，意指一种对另一个人的痛苦进行观察并从中获得快乐的癖好。创作人员使出浑身解数，以实现电视剧的视觉冲击力和真实性,渲染电视剧的血腥和暴力。《抗日奇侠》中士兵徒手撕鬼子，《箭在弦上》里的女弓箭手杀起“鬼子”来就像切萝卜一样随心所欲。编剧出于迎合观众的性虐心理设计出这种情节，而这种情节的设计也极大地释放出了观众内心深处的阴暗面。

其次，裸体搬上荧屏，满足观众窥视欲望。《英雄使命》中，农村少女裸体与红军战士相互敬礼致敬。大尺度的情节满足了普通大众观看他人隐私和裸体的快感。

另外，完全脱离现实的夸张失实，迎合了网络时代人们的游戏心理和轻松娱乐的心理。《永不磨灭的番号》中，孙成海向天上扔了一颗手榴弹，竟把一架日本飞机打了下来。《抗日奇侠》里的抗日志士各个身怀绝技，罗汉拳、铁砂掌、鹰爪功。在让人眼花缭乱的功夫炫技中，观众仿佛在观看一部金庸式的武侠传奇剧，全然忘了该剧特殊的时代背景及沉重的历史主题。

将武侠剧和科幻剧的元素掺杂在抗日剧中，产生娱乐化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观众的心理需求。充斥着雷人情节的抗日剧，不会让观众有对于沉重历史的耻辱感、愤懑感，相反，它能给人们带来轻松愉悦之感。人们明明知道假得离谱，也会趋之若鹜。

这是过度消费抗战历史的极端表现，抗日剧在消费主义思潮的裹挟下，向可消费性靠拢。抗日剧这种文化形式被用作谋利的工具，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消费品。媒体的这些变化，是文化的消费主义化在媒体上的真实反映，也是与文化的消费主义化紧密联系的。

抗日剧深陷于消费主义的沼泽，观众所收获的抗日历史题材作品沦为消费主义文化的附庸。媒介本身的消费主义化和媒介普遍不受约束的盈利目的，是以抗日雷剧流行为表现的媒介消费主义问题的关键。媒介尽力迎合甚至进一步调动和刺激受众的物欲与感官欲望，以此来达到媒介这种强烈的盈利目的。

四、用敬畏的心态解读抗日历史

传媒消费主义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娱乐消遣和低级庸俗的文化产品、服务,占据文化生活空间并受到一定程度的追捧。在媒介文化研究中应当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传媒娱乐化所导致的消费风险和文化断裂上来。

当年轻人真正把历史剧当成武侠剧，把耻辱当成过目即忘的电视娱乐的时候，就是对历史磨难的背叛，是对历史极大的不尊重。电视剧制作人员应当摒弃用敬畏的心态解读抗日历史，防止消费主义的蔓延，提升抗日题材电视剧消费的文化品位和社会价值，还抗日历史以本来面目。

参考文献

①②John Fiske,“Popularity and Ideology：A Structionist Reading of Dr.Who,”in I.Rowland,D.Willard et al（eds）Interpreting Television：Cu-rr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Inc.，1984：165

-198

③约翰·菲斯克 著，祁阿红、张鲲 译：《电视文化》[M].商务印书馆，2005：93

④John Fiske,Television Cultu-re：Popular Pleasures and Politics，London：Routledge，1987：194

⑤道格拉斯·凯尔纳 著，丁宁 译：《媒体文化》[M].商务印书馆，2004：12

第5篇：媒介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媒介形态媒介融合广告形态

所谓“形态”是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所以本文界定“媒介形态”的含义为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媒介的表现形式。“媒介形态”一词出自美国传播学者罗杰.菲德勒的《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之中的“MediaMorphsis”，该词直译为媒介的形态或媒介的形成。在该书被翻译之后，媒介形态在很多学术研究中被引用，学者从不同的传播媒介来探讨媒介形态及其变化。

从报纸、电视、广播到新兴的互联网、手机媒体无不是媒介的一种表现形式，新技术的兴起带来新兴媒体的发展和传统媒体的逐步演变，媒介的表现形式不断变化，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媒介形态的变化。

媒介融合就是指在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背景下，以信息消费终端的需求为指向，由内容融合、网络融合和终端融合所构成的媒介形态的演化过程。进入21世纪，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成熟，在技术、经济和市场三大诱因之下，媒介融合形态趋于成熟。融合所带来的媒介产业形态的变化，渗透至生产、消费、交易等各个领域，其中，贯穿整个媒介产业的广告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连接着广告主、媒体、受众/消费者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广告时代。

一、媒介形态变化对新兴媒体广告的影响

1.互联网媒体广告的快速兴起

1994年10月14日，美国著名杂志Wired推出网络版Hotwired。在Hotwired的主页上，包括了AT&T在内的14则广告主的图像和信息，这是世界第一则网络广告。而在我国，1997年3月，CHINABYTE网站上出现了第一条商业性网络广告，标志着中国网络广告的诞生。经过6年多的发展，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于2004年已经达到19亿元，占网络营销市场的60%，网络广告的快速发展是传统媒体广告所无法比拟的。随着网络技术进步，网络广告从最早的横幅式广告、按钮广告和电子邮件广告几种基本形式，发展到了搜索引擎广告、在线游戏广告、FLASH影视广告和网络软件广告等多种形式。其别值得一提的是FLASH影视广告，由于流媒体技术的发展，网络广告不再是简单的平面广告，FLASH制作的影视广告越来越为商家重视。FLASH技术的成熟使网络公司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在网站上影视广告，由FLASH制作的影视广告所占网络空间大大减少，仅是其他传统视频格式的几十甚至几百分之一。伴随着播客的兴起，人们对FLASH视频的认识大大改观，越来越多的人上传自己的短片作品，制作的自己的FLASH短片，这些使人们对FLASH广告逐渐习以为常。

虽然网络技术发展较快，但网络广告也存在一些先天性的缺点。在我国，老套的浮游式广告、弹出式广告仍是主流。其中诱惑式、强迫式的网络广告就是其中的典型，致使网民对网络广告的反感逐年上升。有调查数据显示，近七成网民对诱惑式、强迫式的网络广告表示厌恶。其中主要原因是我国网络广告发展还不成熟，网络广告传播过程中广告主和网络公司急功近利，未能以长远的眼光去看待网络广告，不能充分发挥网络广告的优势。但我们应该看到，随着网络广告市场的逐步成熟，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整个网络广告行业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同时，新的网络技术应用和软件公司的努力也使网络广告更加规范化，新型浏览器大多具备拦截弹出式广告的功能，多数杀毒软件也加强了网络防护功能，更多的网络广告也在注重自身的创意和质量，整体网络广告水平不断上涨。

2.手机媒体广告的从无到有

手机媒体广告在手机媒体的不断发展壮大之下从无到有，逐步成为广告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手机媒体发展的同时，传统媒体也注重和手机媒体合作，借助传统媒体的威望和手机媒体的技术优势在一系列广告活动中取得了不错的收益。例如2002年9月，凤凰卫视和广东移动联合推动“凤凰咨询手机频道”短信业务，在活动之中，一方面利用凤凰卫视已有中的威望来吸引消费者，另一方面利用移动公司的技术为终端用户提供及时准确的时事、财经、体育、娱乐等多种资讯的短信定制服务。业务的内容由凤凰卫视联合国内15家卫视和35家地方电视台共同提供，而广东移动公司则负责将相关内容以短信或彩信的形式发送到用户的手机之中，达到了手机媒体和电视媒体的共同赢利。之所以采用与传统媒体合作的方式并非偶然，手机媒体自从诞生的开始就存在着先天的缺点——缺乏在受众中的威信，加上人们普遍对强制、引诱性质的广告感到反感，而手机媒体在发展初期必然存在大量的骚扰广告，这给广大的手机用户带来生活上的不便，更是让手机用户对手机广告产生不认可心理。为了解决受众对手机广告不认可的问题，与传统媒体的合作是手机广告发展的最佳道路。借助凤凰卫视这类有着强大影响力的传统媒体，手机媒体可以较为方便的进行市场定位，有目标地向消费者发送其所需求的信息和相关的广告内容，合理的手机广告不但不会招致消费者的反感，反而能为消费者提供所需求的信息，更能为手机媒体创造不错的效益。

二、广告形态在媒介融合下的变化

1.广告受众在规模化基础上分化重聚

在“规模化”和“差异化”这一媒介融合的内生逻辑下，各类媒介都尽可能的扩大自己的资源规模和用户规模。这是一个变化的边界，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数字媒体都因为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成熟开始了新一轮的资源整合，这种整合是以“规模化”为目标的资源扩充，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差异化的受众/消费者需求进行分化、聚合，形成新的媒介定位，然后在此定位基础上进行差异化的营销。即这一媒介嬗变的过程分为四个阶段:一为资源规模化、用户规模化;二为用户的有机重聚;三为媒介新定位;四为差异化营销。而广告受众形态的变化也就依附在这一从规模化到差异化的演进过程之中。

目前媒介形态的发展正处于第一个阶段。例如作为传统媒体代表的BBC、NBC、CBS，由于受到互联网的冲击，原有的受众形态被打破，早已把触角伸向了数字化领域，开始在与数字媒体融合的领域形成新的用户群。因为互联网具有“网络外部效应”，即用户越多成本越低，所以“规模化”的凝聚用户是媒介融合初期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例如作为数字媒体代表的国内的新浪网，其各个频道的不断丰富，博客、播客的大力打造，同Google的合作，以及与五大唱片巨头的联盟等，都是在通过资源的规模化实现用户的规模化，目的在于夯实潜在的广告受众基础，为广告受众的重聚提供最大化的平台。在这一阶段，用户形态为模糊、混乱、不确定的，但随着内容资源与用户间不断的相互作用，用户形态逐渐趋于明晰、精准，完成重聚，到了这个阶段，广告形态也就成熟，广告的商业模式也就能够得以实现了。

2.联合、精深的广告经营形态

多角色化和分工精细化的生产关系也赋予了广告行为者新的角色意义，形成了联合、精深的广告经营形态，这一形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为产业链上的各个角色通过融合的生产方式共同获取最大化的广告受众，然后进行广告经营收益的分成。这一媒介广告形态趋势的例子现在已经俯首皆是。例如BBC在YouTube上特别制作的广告赞助的内容和新闻片断，双方对广告收入共同分成。

第二层含义是指在多角色化和分工精细化所形成的对立统一的融合性生产关系下，各类融合于终端的媒介角色具有各自不同的技能属性，所以在面向共同捕获到的广告受众时，各司其职，发挥所长，愈发的趋于精深。例如Google、百度等搜索引擎置入到各个联盟网站中，向用户提供搜索功能，通过竞价排名获取广告费用，然后与联盟网站进行分成。而且在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要求下，联合中需要专者逾专，专业特性不明晰的角色难以立足。例如雅虎和搜狐的搜索服务，由于技术的相对滞后难以在搜索引擎领域雄踞，在融合性生产中，自然机会就要少很多。

3.广告方式向“即时、移动、索取、简约”延伸

作为媒介融合形态的生产内核，“时间、空间的破除”和“所需内容”使得广告形态也相应的需要具备即时、移动、索取的特性，这就使得广告空间必然向两类终端延伸，一类是无线移动型终端，以手机为代表;一类是搜索引擎端口。也就是在今后商品的整合营销沟通中，移动和搜索将成为重要的媒介构成部分。而索取则成为最重要的广告形态的变化。搜索技术的不断进步，让曾经作为大众传播时代广告形态支撑的传者和受者信息不对称的广告形式向信息对称的方向不断进发，深刻地改变了广告活动的本质，即从原来的“告诉消费者他/她可能需要什么”转变为现在的“提供给消费者所想要的”。

所以，以Google为代表的搜索力经济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其中又以移动搜索最能应合“即时、即地、所需”的媒介融合形态的内核，将成为未来重要的广告媒介终端。例如Google在2007年1月与三星合作，在三星的一些手机上捆绑Google搜索、Google地图和Gmail。2007年3月则宣称正在开发一款手机。而诺基亚在2007年2月也宣布将同Google旗下的YouTube合作，发力手机视频市场。

另外，与搜索相对应，简约型的广告信息将成为重要的广告形式，与之前不断在发展的告知性信息一同实现商品的营销沟通。

4.广告空间向互联网延展

以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作为生产平台是媒介融合形态的必然方向，与互联网的融合成为了传统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则广告空间也从原来的四大传统媒体向互联网领域延展。例如2006年美国网络广告市场销售总额为168亿美元，年增长率达34%。而根据美国报业协会2007年7月的数据，2007年美国报业广告收入不但没有出现好转迹象，而且下滑幅度呈加速趋势，预计全年下滑幅度可达4.3%。同时中国互联网广告总额在2006年也达到65.5亿元人民币，预计将在2007年增长51.8%，达到75.6亿元人民币，到2008年将增至117.63亿元人民币。

而互联网的广告模式中又是以搜索引擎最具数字新媒体特质的，它的意味在于帮助消费者到达所想要得到的信息和物质，是联结生产和消费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从长尾理论我们可以推知，互联网的革命性意义在于能够将现实世界所存在的所有商品都搁置于虚拟空间中，而搜索引擎的任务就是将每一个人与他/她所需要的商品联结起来，这正是广告活动的本源所在。所以搜索引擎成为媒介融合形态下广告活动的经络，将充分渗透于整个广告形态之中，成为商品营销沟通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5.逆向广告活动的兴起

媒介产业链纵向上衍生出逆向生产功能，根本上改变了信息传播形态，对于广告活动来说，营销传播的方式不再仅仅是广告主、广告公司、广告媒介才能充当信息源，作为受众/消费者的终端用户也可以成为广告信息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他们的信息传播活动衍生出一个新的广告空间，并且因为体验性而具有强烈的效果，标示出广告活动全新的方向，具有相当的潜力。这种逆向的广告活动可划分为两种方式:一为置入式，也就是将已有的由商家提供的广告信息置入到用户自制传播的信息环境中;二为自创式，指用户参与广告的创作，然后通过网络获取营销沟通效果。这两种方式为代表的逆向广告活动的商业模式的成熟还在摸索中，其成功的关键点在于规模化的受众，但随着规模化和差异化所带来的广告形态的分化、重聚的推进，精细的分众规模化是能够实现的。而博客商业模式的形成在其间为典型代表。

6.搜索引擎为广告形态中的经络

产业链横向上衍生出物质生产功能，最根本的技术诱因就是搜索引擎的出现。搜索力经济的本质其实就是“即时即地满足消费者所需”，代表了媒介融合的全然意味，搜索引擎成为了媒介融合形态下媒体世界的经络，连接起消费者和周围的信息世界及物质世界，帮助消费者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获取所需要的信息和物质。搜索引擎成为了广告形态中的经络，此为媒介融合时代广告形态最重要的特征。根据iResearch市场咨询整理eMarketer关于美国网络广告收入的相关数据，预计2007年Google占美国网络广告收入的比例将进一步增长，达到32.1%。由此也可以看出搜索引擎内在的生命力。

7.依托于数据库的精准广告

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让广告商梦寐以求的实现“一对一传播”的目标成为可能。在互动的网络沟通环境下，受众/消费者的行为轨迹可以被记录下来，从而分析出其人口特征、行为特征和心理特征，进而进行精准营销传播。这是广告活动的一个巨大飞跃，深刻地改变着广告形态。“找到最合适的人”是整个精准广告的核心，即对网络语义和用户行为进行界定，并匹配相应的商业价值。搜索引擎可谓探索精准广告的先锋。此外，数字电视、手机也都是实现精准广告的良好平台。

参考文献:

[1]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华夏出版社，2000.

[2]王菲.媒介大融合——数字新媒体时代下的媒介融合论.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5.

[3]黄辉.网络广告:一种全新的商业媒体.商业经济与管理，1999.

[4]美国行业组织“交互式广告局(IAB，InteractiveAdvertisingBureau)数据.新浪科技，2007.3.8.

[5]互联网观察中心.2007.7.

第6篇：媒介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媒介融合;传统文化;传播;创新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7-0008-02

以往，传统文化传播依托传统媒体，随着媒介的不断创新，传播方式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迅速转化。新旧媒体融合使传统文化扩大了传播效果和影响，提供了新的转化平台和载体，以及新的途径和方式。所谓“媒介融合”，是指“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融合的基础上用一种终端和网络来传输数字形态的信息，由此带来不同媒体之间的互换性和互联性”[1]。利用媒介融合，可以充分利用新旧媒体的各自优势，实现传播内容融合和传播方式融合。

一、媒介融合给传统文化传播带来的机遇

（一）传统文化传播内容融合

传播内容融合是指将不同形态传播内容如报刊、书籍、杂志、广播、电视、电影等的文字、图像、声频、视频等形式的内容加以数字化整合，形成跨平台、跨媒体的使用和传播，利用数字化终端，生成多形式、多层次的内容融合产品。对于将传统文化由传统媒体传播转向媒介融合并加以传播，同志曾要求“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为传统文化传播内容例如文物、古籍等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融合与转化提供了高屋建瓴的指导。

我国传统文化内容博大精深，如何在媒介融合中实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新的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中必然要对传统文化内容进行新的整合、选择、开发、规制，以便于符合传播发展的新趋势。内容融合，虽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能够使得传统文化在传播时如虎添翼，使得其在传播中更好地展现传统的民族性和原创性以及时代的延展性和创新性，也能够更好地在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传统文化传播方式融合

首先，内容融合的目的是实现不同媒介之间的信息共享、平台结合，报纸、书籍、广播、电视和网络可以以一种“多媒体编辑”的方式进行传播，这种“资源共享、传输融合”的方式是当前媒介融合的最大显性表现，将传统文化的资源应用在各种传播媒介，是其弘扬光大、传播传承的最新方式;其次，传播平台在一个大平台上实现有机整合，从而使得传统文化传播方式在平台整合基础上最终以网络为主要平台以数字化大容量、高速度、高清晰、综合性、广受众的方式得以进行。指出：“大力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2]，媒介技术日新月异，媒介融合将会与时俱进，兼具几种甚至全部媒体的传播方式的优点，“加强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管理”[2]，掌握媒介融合传播方式的新特点、新优势给传统文化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

二、媒介融合给传统文化传播带来的挑战

（一）传统文化传播内容的规制挑战

在我国媒介融合刚刚起步而又迅速发展的阶段，迫切需要对于融合中的各种媒介进行选择与使用，以达成传统文化内容的有序、规范、高效、深入传播。但是在传统文化内容的多种媒介传播中，已经造成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现象与本质等对立的传统文化的分化边界被消除，“传媒所产生的拟像铺天盖地，形成一个比现实更现实的超现实独立领域”[3]，这种超现实会给传播内容的受众教化功能的效果造成“双刃剑”的影响和后果。传统文化作为“软实力”核心内容，体现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2]、实现其在媒介融合视域下的传播效果评价与传播功能的最大、最佳化，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当代的“根”与“魂”，“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2]。传播内容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决定于媒介融合的选择与控制，而选择与控制取决于传播的管控规制与发展规制，在媒介融合视域下的传播规制给新旧媒体的选择与控制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如何实现“管控”规制与“发展”规制的融合与有机结合是传统文化内容传播的一个崭新的课题。

（二）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技术挑战

数字化技术发展使得技术更新换代十分迅速，媒介融合正是在技术发展中不断拓展与模糊传播边界、细分和扩大受众。这种技术发展与挑战要求传播者具备高度的传媒素养;也要求受众在接受传统文化传播中需要不断随着技术的发展掌握新技术、新技能，尤其是IT技术。随着“知沟”的扩大，不同受众的认知能力与传播方式对传统文化传播提出技术挑战;同时，媒介融合在传统文化传播中具有技术先导性，随着数字技术、卫星技术、多媒体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在极大推动传统文化传播的同时，由于新旧媒体的各自特点与优势也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技术“异化”的问题，造成人们对于媒介融合技术尤其是新媒体的过度依赖，所构成的“是一种‘真实’的虚拟空间”[4]。这种面对新技术的“主体性”缺失的“异化”会给传统文化的受众的辨别能力、接受能力和传播效果的广度与深度带来不利影响。

三、媒介融合语境下传统文化传播的创新

（一）应对传播内容规制的挑战，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媒介融合对于传统文化内容的传播传承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在传统文化传播的媒介融合中，最重要的是内容融合，传播内容的开发发掘作为新媒体产业的核心与支柱，要求在媒介融合中遵循传统文化传播“内容为王”的管控规制原则与发展规制原则，这是传统媒体传播中的“基石”，也是新媒体传播中的“铁律”。

首先，“创造性转化”就是把以往的媒介形式的传统文化内容“创造转化”为新媒体文化，使传统文化内容具备新媒体文化传播的特点，尤其是新媒体文化的传播优势，这就要求在媒介融合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挖掘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文化内涵，并利用媒介融合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播形式、载体、内容转化，使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焕发新的生命力。“管控”规制要求对于媒介融合做出政策调整，对于传统文化传播内容来说就是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新媒体传播中都使其不脱离民族属性和传承性，具备民族特色的传统性与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因此，在管控规制原则中，要求我们在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后，既要坚持传统文化内容转化的原创性，获取原始的第一手的文化资源，保持传统文化转化内容的独特性，转化为不同受众的独特个性化的文化资源;又要保证传统文化内容转化的实用性，体现转化内容的特色与深度;还要有的放矢，具备可信度，吸引受众，拓展转化内容广度。

其次，“创新性发展”就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功能通过新旧媒体融合向着正面的因素即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正能量”的传播提供支持。“发展”规制要求既为传统文化传播内容提供传统媒体的发展空间，又使其发展遵循新媒体内在的规律，最大程度地实现传统文化传播内容有机融合、发掘开发与传承创新。因此，在发展规制原则中，要以传统媒体传播中传统文化的精华作为核心价值与内容基体，又要以新媒体的创新创意为激活要素，推陈出新，增强感染力、丰富和创新传统文化内容的表现与存在形式;同时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容与平台的创新性和先进性，使传统文化转化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部分，顺应时展与创新的趋势。

在媒介融合中，通过管控规制和发展规制，传统文化在媒介融合的传播过程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对于传统文化传播的管控规制求得规范与有序，以发展规制求得繁荣与丰富，从而使得传播传统文化在与媒介融合的政策规制的调整创新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二）应对传播方式的技术挑战，推进“数字化改造”与“数字化传播”

数字化是应对媒介融合中的传统文化传播发展的必然方向，数字技术是提高传播效果的利器，也促成传统文化的传播新模式。新媒体的大传输量、高速率、移动性的特点，实现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形成基于多种媒介整合的“立体式”、“集成式”的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的多功能传播，例如实现报刊与网络的融合，形成电子出版;广播与网络的融合，形成网络广播;网络电视媒体的产生，形成卫星电视以及IPTV。数字化技术完全颠覆以往的单向性的传输技术，转而以融合的媒体实现自身的技术转型，走出技术困境，实现传统媒体利用新技术的改造升级。

首先在传统文化的数字化改造中，应针对不同传统文化资源及时进行多种融合媒介的抢救、发掘、保护、开发，通过各种数字技术手段如拍照、录音、摄影、摄像、复制、记录，使得这些优秀文化资源不至于因为岁月流逝而消失;其次要通过数字化进行多媒介融合式的研究与传播，使得这些沉寂、静止、古老的传统文化资源获得新生，并在媒介融合的时代通过不同媒体技术的数字化发挥其作用;再次是通过发挥数字化技术优势，在媒介融合建设中实现全社会、全方位、全领域、全时段的传播，在传播效果“子弹论”逐渐式微的今天，传播学更强调受众对于传统文化的“使用与满足”;数字技术能够较好地通过媒介融合使得受众“浸润”在数字化时空全覆盖、数字化传受互动、数字化自主选择的传统文化传播中，走出“异化”的困境，主动“使用”、“选择”、“接受”和“满足”，使得传统文化产生积极的传播效果。

第7篇：媒介文化论文范文

一 课程创建缘由

媒介文化评论原称“中国电视文化评论”。创建之初衷是基于中国电视面对一个根本性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是中国电视作为第一媒体继续发展和进步的根本方向和根本动力。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新媒介的迅速发展，我们发现这一文化问题不仅存在于电视文化中，在泥沙俱下的网络世界同样需要文化自省和文化转型，于是课程与时俱进，于2010年更名为媒介文化评论，朝着更纵深的传媒领域延伸。

二 创新培养目标

媒介文化评论的

关键词是“媒介文化”和“评论”，这就决定了课程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具有先进的现代文化观念，使学生在审视当代各种媒介产品、媒介现象时，具有现代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敏感，具有现代的文化质疑精神和文化批判精神；对我国传媒事业具有高度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感。文化观念不是抽象的存在，它渗透在各种生活知识、社会知识、科学知识之中。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终生学习的习惯。

与此相关，还要按照文化评论员的要求培养三种能力：文字评论能力、口头评论能力和把媒介文化评论作成视频节目的能力。我们期望在传媒大学生群体中成长出一批未来的媒介文化评论员，为传媒文化传播功能的优化和强化作出贡献。

三 教学方法改革

媒介文化评论课程教学主要围绕“三性”，即实践性、现实性和开放性设计教学过程和教学环节。一个基本点是颠覆“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念讲稿，学生记笔记”的传统教学模式，创建“学生做，教师引；以学生的实践为中心，以学生的实践成果为教学质量鉴定标准”的现代教学模式。学期末，衡量学生成绩的不是试卷纸，而是学生写作的评论文章、当堂进行的口头评论和策划的文化评论视频节目。

1 与社会媒介现象保持同步，展开文化评论教学

为了体现本门课程的现实性，评论对象的选取是与时俱进的。如2007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叫停《第一次心动》，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大的文化决策，便以这个电视娱乐节目作为一个单元进行文化反思，在广电总局进行两次“限娱令”后也立即展开了文化评论；十七大报告学习的热潮中，我们选取纪录片《大国崛起》、政论片《复兴之路》为评论单元，从整体历史文化的角度强化对十七大精神的文化理解和认识；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和“感动中国”也是文化评论的对象；近年来，评论的单元扩展到电影《小时代》、新媒体产品微博、微信文化的探讨，保持课程与社会媒介现象的同步。

2 展开以师生互动为主体的实践教学

各单元在教师的引导下，由学生先写好评论文章。教师的引导有两个要点：一是控制学生进行评论的视角，不要游离于文化视角之外；二是启发学生发掘媒介现象的文化本质。 课堂上主要展开口头评论，进行思想的碰撞。课堂评论过程中教师引导的关键点为：以同学们不同的观点进行穿插，激发学生交互提问和辩论的热情，避免冷场，以取得良好的互动效果。

课后教师按照评分标准批改学生评论文章，有针对性地给予分析性的评语和客观评分，并在单元最后一次课上进行单元小结。单元小结是教师展示引导作用的“重头戏”，这里不仅要根据学生作业梳理出学生在该单元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还需要将学生的认识从感性上升到理性、把经验与教训上升到文化理论的高度。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结和历届学生的评论比较，帮同学们打开更广阔的思路，并引导学生懂得：一个文化评论员需要有终身扩大知识领域的自觉。小结后，教师鼓励学生对总结提出异议，培养学生的质疑和批判精神。

每学期学生需要进行约四个单元的文化评论，各单元进行评论的成绩的均分为该学年的总分。优秀作品由教师推荐媒体公开发表。也就是说，课程没有期末考试，却在过程控制中时时进行考试。

3 以文化讲座扩大学生视野和思维空间

为体现课程开放性，避免一言堂，本课程邀请校外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进行讲座，旨在帮助学生更多了解传媒业界前沿动态。邀请来的讲座专家有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先生、凤凰卫视策划人胡野秋先生、安徽卫视导演耿小强先生、南京电视台主持人方方先生、滁州日报副总编王清先生等，为同学们带来了一系列如“视听快餐与艺术规律”“当代中国道德现状”“纪录与实验：DV影像前史”“谈话类节目的文化内涵”“综艺节目是化妆成魔鬼的天使”“当代中国电视剧文化内涵评析”等文化讲座。

4 开放对外合作

为了更好地进行开放式教学，为学生提供更多动手机会，本课程一直致力于构建教学网络。如与安徽电视台就《新安大讲堂》《旧闻新说》节目探讨合作，与《安徽电视节目报》约定供稿等，为学生评论实践提供更多校外平台。

四 初步的收获

1 学生开始树立整体的文化观念

对于学生来说，掌握整体的先进的文化观念，是他们发现媒介产品的问题、从文化视角进行评论的前提和关键。只有建立了整体文化的参照系后，学生才有能力对各种文化问题保持敏感，并发现症结之所在，以作出针对性的深刻批评。经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已经对文化观念各层次和层次间的关系有了初步的了解。如，在纪录片单元，通过对《大国崛起》《复兴之路》中各文化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核心文化的变迁、改革的分析，学生对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出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进而加深了对十七大精神的理解。学生的朴素表达是：“如今看电视，有了不同以往的感觉”；“看到媒介产品，不由自主开始了评论”。

2 实践推动了学生自知之明的提升

在实践的过程中，学生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知识和能力的欠缺。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学生通常是被动的接受者，最常见的互动形式也就是回答教师的问题，参与讨论，很难在具体的实践中发现自身的不足，所谓的“听十次不如做一次”正是此意。在本课程的学习中，传统的教学模式被改变，“学生做，教师引”成为主要的教学模式。在此模式下，学生通过自己的演讲和自己的书写，自己策划文化评论的视频节目，能够更深切地发现文化理论的准备、各种知识的积累以及表达能力的欠缺，由此自觉地产生如饥似渴的求知欲。这是进一步丰富自已，提高自己的心理前提。

3 促进教师水平进一步提高

教师在这样的教学过程中，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高：进一步树立了关注前沿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并把这种精神传递给了学生，从根本上提高了教学质量。媒介文化评论关注的是当下的媒介产品的文化问题，面对的是学生在实践中暴露出来的鲜活的问题，这就决定了教师要把关注前沿、关注学生作为一种基本的自觉，而不能只是埋头做自己的学问，教师要通过研究把最前沿的信息引进课堂，把有针对性的理念与知识传授给学生。在这个专注和研究的过程中，终身学习将成为教师的必然选择。我们的一个深切的体会是：我讲你听易，你做我教难。

4 媒介文化评论教材出版

媒介文化评论课程在课程创建七年后编写出了课程教材，成为教改的初步成果。与传统教材的编写体例不同，本教材致力于对媒介文化现象提出多元的学术思考，除收录本教学小组三位教师对于媒介文化评论的理解之外，还收录了国内知名专家和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多元看法，这是一本不下任何定论的教材，仅提供供学界、业界讨论的范本。教材的第二部分是实践篇，收录了教学小组教师撰写发表的文化评论文章，给予学生理论探讨外的实践范本。通过课程互动教学，辅以教材，不断强化学生对于文化评论的认知，更好地指导实践。

5 参与社会文化，产生一定社会影响

在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巨大冲击下，本课程围绕“如何应对新媒体带来的新问题、新危机”这一主题，集合同学们在课堂上的思考，决定向全国高校大学生发出合理使用新媒体的倡议。

通过我院部分学生的思考、讨论、撰写、组合，外加多位教授、学者的整理与思考，《给全国高校大学生的一封信》在互联网上与全国大学生见面了，该信提出“度”为核心的解决办法，号召高校大学生正确对待新媒体，不做“低头族”；号召让新媒体扬长避短，以利于新公民的健康成长、以利于新媒体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充分发挥文化的正能量。倡议发出后，在互联网上被同学们积极转发，最终该信被财经网转发，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同时提升了师生对接社会文化现象的自觉。

五 需要解决的新问题

1 学生常有不知从何下手的困惑

此问题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三个：首先，对于这样的教学方法，学生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其次，教学要求和学生的实际能力存在差异。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整体文化观念还未建立，文化知识的积累还较薄弱，表达和写作的能力也有待提高。第三，学生感觉达不到老师的要求，产生学习上的焦虑。

针对以上问题，在课程中我们通过三个方面的措施进行辅导：一是做专题的讲座，从基础知识和前沿知识两个方面对学生进行“补课”。二是做课程的小结，在剖析的过程中将整体的文化观念、先进的文化观念不断地进行巩固加深。三是作业的详细批改和教学示范。

2 学风问题

教书育人是教学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没有育人的意识、没有良好的学风，教学效果的追求无异于“缘木求鱼”。作为以培养具有先进文化观念的现代人、培养专业媒介文化评论员的课程，我们更加注重现代知识人和现代文明人培养的结合。但不容回避，学风问题是当前高校的普遍问题。

第8篇：媒介文化论文范文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现状

自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世界各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我国政府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领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国务院先后于2005 年和2011 年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同时，文化部、科技部等国家部委对非遗保护和学术科研领域给予了大力支持;各级地方政府也通过行政、经济等手段保护和传承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仍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尤其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数字化建设背景下，这些问题更为凸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建设工程，对非遗保护与传承是一种资源统计、整合、保存、传播的过程。在非遗的数字化进程中，数据库建设是传承保护的基础，地域间合作共享数据资源是非遗传承的条件，适当的政策扶持与产业化建设是非遗传承的手段。

1.1 缺乏数据库标准化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指出：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情况，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3]。此法案在法律上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的要求。非遗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呈现方式多样化，有图像、表演、音乐、制作技艺、模型等形式。在非遗数据库建设架构、内容、媒介等方面缺乏相关标准，导致各地建设的数据库标准不一，无法实现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标准的数据采集及数据呈现，这将直接导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应用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

1.2 缺乏资源共享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过程中，由于非遗类别的差异化，导致对非遗资源采集的方式有所不同，其获得的数据资源也就不同。各地在信息采集、资源应用、传播媒介等对非遗有效传承的方式与手段方面没有实现合理的资源共享，导致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局限在其原生地，且导致国家的资源浪费和重复投入[4]。非遗数字化的根本目的是对非遗的传承和应用。只有建立有效的资源共享机制，加强地方非遗保护的沟通合作，建设大数据平台的数据库资源，减少无序的资源浪费，才能实现非遗数字化的初衷。

1.3 过度产业化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产业化建设有极大的关联。产业化建设随着工业发展与经济建设有了极大变革，但是，过度产业化建设带来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新技术带来的技术变革，使得非遗传承陷入了另一个困境，如激光雕刻的剪纸作品、数码印刷的木版年画、3D 打印的泥人张泥塑等，让普通受众无法分辨真伪。

随着科技发展，很多传统手工艺类非遗已经走向生产线式的规模化制作，而表演类非遗则变成了商业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及商业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为非遗传承与展示提供了平台，也为大众提供了更多接触非遗的机会，然而过度商业化也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丧失了文化的意味。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展示媒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与传播，除了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外，仍有很多传统媒介为其提供展示与传播平台。传统媒介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特定区域内的展示与传播，相对数字化媒介有诸多不便和局限性。然而，传统媒介在许多经济欠发达地区仍然作为非遗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

2.1 非遗原生地展示媒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地展示媒介，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在地进行相关文化、物品、技艺、表演等形式的展示和传承。非遗原生地作为非遗展示最原始、最原生的展示媒介，直观再现了非遗生存现状及传承状态。

2.2 公共文化场馆展示媒介

公共文化场馆承担着地区文化传播与建设的社会基本功能，是服务公众的社会基础文化设施。从广义上来讲，公共文化场馆包含两类，一类是社会公益性文化场馆，如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等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公共空间;另一类是商业性公共共享空间，如商场、购物中心、超市等具有商业性质的公共空间。

公共文化场馆作为非遗展示的传统媒介，有着广泛的受众基础，受众数量大、阶层及背景丰富，为非遗传播提供很好的平台，一直以来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传播和展示渠道。

2.3 公共旅游场所展示媒介

公共旅游场所，以供公众休闲旅游为主要目的的公共场所，其中很多本身就是文化遗产，如平遥古城、丽江古城。公共旅游场所，除了一些建筑群落、自然资源及人文景观外，各个旅游景区的旅游集散中心也包含其中。

公共旅游场所作为非遗展示的传统媒介，作为向外展示地域文化的窗口，集中展示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文化遗产，是最常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展示的手段。

2.4 大众教育展示媒介

利用大众教育展示媒介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可以使中华文化贯穿在教育体系中。教育机构通过与非遗相关的课程、课外活动及专题展示等方式，对非遗进行传播展示。中小学邀请非遗传承人进行课堂教育，高校开设与非遗相关的专业或研究院所，青少年宫开展手工艺类非遗制作培训等，均为非遗保护与传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媒介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是建立在非遗传统展示媒介基础上，借助多媒体技术、物联网、4G 移动网络、智能应用终端、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等技术手段，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和展示目的[5]。非遗的数字化展示媒介，充分利用了各项影像及互联网技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视化、情景化地展示在数字终端设备上，使非遗呈现出交互性、体验性的新属性，实现快速、有效的传播与展示，从而达到非遗传承与保护的终极目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展示媒介，融合了展示传播的多种手段和技术应用，呈现出极强的学科交叉性。数字化媒介将非遗展示从传统的PC 网络平台移动到智能设备的应用程序上，从社交网络的快速传播到公共文化平台的公共资源应用，从虚拟现实设备影像呈现还原到现实事物，丰富多元的数字化媒介平台为非遗展示提供了更多的表现形式。

3.1 基于PC网络平台的数字化展示媒介

基于PC 网络平台的数字化展示媒介，是数字化展示媒介中较为传统的一种媒介形式，也是最早应用、最普及的形式。基于个人计算机终端，通过互联网在线浏览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可通过图片、视频、音乐等影像方式呈现非遗数字化资源[6]。同时，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各种互动性的虚拟展示也趋于普及化[7]。

基于PC 网络平台的数字化展示媒介，如中国艺术研究院负责开发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天津大学冯骥才研究院负责开发的中国传统村落网以及国际非遗博览园网站等。此外，VR 虚拟展示技术的应用，使得非遗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上实现了仿真可操作式体验[8]，大大增强了受众在展示媒介中的带入感和体验性。目前故宫博物院在其官网中实现了360 紫禁城全景漫游敦煌研究院数字化研究中心，在腾讯地图了三维全景敦煌石窟。

3.2 基于移动智能设备的数字化展示媒介

移动智能设备已经悄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从智能手机开始，智能手表、智能手环、智能可穿戴设备等移动智能产品的出现，对人类生活方式有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智能手机，已然成为现代人不可或缺的随身物品之一，甚至机不离手。而以Apple Watch，Google glass 为代表的移动智能产品，将再一次用科技改变生活方式。

基于移动智能设备的数字化展示媒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和传播的新兴媒介，有着更加广泛的应用平台和受众人群。移动智能设备作为数字化展示媒介，其应用程序是非遗展示和传播的重要渠道。在应用APP 程序推广非遗文化及展示非遗成果方面，故宫博物院及社会文化传播机构已研究出了一些成果[9]。

故宫博物院在近期已了5 款APP 应用程序，使得众多的故宫馆藏文物触手可及，被受众收藏在手机中成为指尖上的文物，大众可以更加容易和便捷地享受文化的饕餮大餐。其中《每日故宫》，每天为用户推荐一件故宫馆藏文物，同时提供日历、笔记本等功能，界面设计精美，让受众在享受文化信息的同时带来良好的用户体验。除此之外，故宫不仅将馆藏文物数字化，而且还思考了传播方式，将宫廷文化和书画作品以游戏、日历、教育等形式进行传播，融入了更多互动体验，共享交流内容，大大提高了传播的广度和速度，切实起到了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和展示的目的。

明清古典家具制作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其制作工艺、使用工具、装饰纹样、木料选择等都是中华文化瑰宝。由中央美术学院彦风设计开发的《中国古典家具》，作为一款APP 应用程序，以360的旋转、张合拆组家具部件、深入零件至榫卯结构展示明清家具，通过简单富有趣味性的互动体验激发用户探寻古典家具的奥秘。作为非遗的移动智能设备的数字化展示媒介典型案例，体现了数字化媒介的传播性、交互性、趣味性的全新体验方式，为非遗保护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实现了非遗展示的目的和意义。

3.3 基于社交网络的数字化展示媒介

社交网络作为互联网时代最流行和普及的社交工具，拥有大量的用户群体。基于社交网络的数字化展示媒介，恰恰可以利用拥有大量用户的社交软件，如微博、微信等，进行社交自媒体的非遗展示，其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人群丰富、数量庞大等众多优势，势必成为非遗展示与传播的重要渠道。

3.4 基于公共文化平台的数字化展示媒介

博物馆、美术馆、购物中心等公共文化平台，除了作为传统媒介展示非遗外，其在数字化建设上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展示提供了良好的公众平台[10]。以博物馆为例，在展示陈列展品的设计中融入数字化手段，同时借助全息投影、可触摸屏幕、3D 影像、感应设备等互动设施增强观众的参与感，通过互联网实现影像、信息的同步传输及分享。

新加坡海事博物馆，展示了当地民族服饰的数字化互动设施。观众通过照片采集，实现民族服饰的虚拟试穿，并将试穿合成照片发送至观众预留的邮箱中。简单的体验，使观众对当地文化留下更深刻的印象，对地域性非物质文化的传播有很好的效果。

第9篇：媒介文化论文范文

[摘要]：

十几年来，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对中国媒介自身发展、相关学术研究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的引领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也同时存在不少问题，如呈现出“无语”、“无理”、“无力”的状态。未来的媒介批评研究若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应当加强“中外结合”、“内外结合”、“事理结合”。

1996年初，《现代传播》——当时的《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编辑部承办了中国内地首次媒介理论批评研讨会，共刊登发表了6篇文章，介绍了媒介批评的起源、定义、特性、职责、理念、方法等。十几年来，我们一直在关注着中国媒介批评的发展，我们注意到：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对中国媒介自身发展、相关学术研究以及整个社会文化的引领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性地看到，媒介批评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呈现出“无语”、“无理”、“无力”的状态；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未来的媒介批评研究应当加强“中外结合”、“内外结合”、“事理结合”。

今天，的新闻传播界同仁首次聚集于此，对媒介批评展开研讨，我相信这将为十几年来中国媒介批评的发展作出一个较为全面的总结，也将为中国媒介批评接下来的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电视50周年，这又为本次研讨会的召开增加了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我首先祝贺本次大会圆满召开，也相信本次大会必将在中国媒介批评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媒介批评的意义

媒介批评与大众媒介的发生发展相伴相随，以美国媒介批评为例，媒介批评往往是在大众媒介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负面问题时，担当着矫正、监督、制衡的角色、职能。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新闻界流行着煽情主义、商业主义等不正之风，各大报纸为了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争相报道黄色、暴力、、犯罪、灾难等负面信息，引起政府、研究者、读者的强烈不满，因此，美国新闻界开始反省，展开新闻自律大讨论，这种背景下媒介批评应运而生。至今为止，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其媒介批评研究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内地，媒介研究也只有十几年。尽管如此，中国内地的媒介批评研究还是对媒介自身发展、媒介学术研究的拓展以及社会文化的引领作出了积极贡献。

1、现实意义——促进媒介生产自觉自律。如同艺术生产、文学生产一样，完整的媒介生产应该包括品评、鉴赏、批评环节，媒介批评就是对媒介产品以及媒介产品引起的媒介现象、营造的媒介文化给予价值判断，因此只要媒介存在，媒介批评就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它就如同媒介的一面“反光镜”，时刻给媒介发展以警醒。20世纪90年代中期，媒介批评研究传入中国，当时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都处于转型期，大众传媒尽管处在快速发展时期，但同样面临着转型，媒介市场化、产业化趋势不可阻挡，由此带来了诸多问题：第一，媒体工作者尤其是一些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滑坡，比如滥用监督权、侵犯隐私权、“有偿新闻”现象等；第二，媒介产品的质量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一些粗制滥造的低劣产品不仅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更是带来了精神污染；第三，泛娱乐化、低俗化带来不健康的媒介文化；第四，传统的媒介管理体制不断受到质疑。这些现象的背后我们都能听到媒介批评的声音，例如对唯收视率、唯收听率、唯发行量至上的媒介评价标准的批判，对媒介工作者职业道德的拷问，对媒介伦理、媒介素养、媒介法规、媒介公信力、媒介美誉度的呼吁，对传媒体制种种弊端的质问，等等。及时指出了媒介发展中的不良现象，一定程度上阻止了这些不良势头的蔓延，基本回答了媒介发展中面临的困惑和迷茫，为净化整个媒介的生态环境，促进媒介生产朝着健康方向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学术意义——促进媒介研究全面深入。媒介批评研究自从由西方引入中国之后，便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迅速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一些学术期刊开辟了媒介批评研究专栏，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媒介批评的杂志，还有一些重量级的科研项目获准立项，于是大量研究媒介批评的报告、论文、编著、译著和专著出现。在这种基础之上，媒介批评的研究在广度上不断拓展，在深度上不断深入，媒介批评的研究也愈发的成熟。然而媒介批评的意义不仅在于一个研究领域的开掘和深化，更重要的是随着媒介批评的研究的深入，大众媒介的理论研究也随之深入和拓展，尤其是对新闻传播学研究、广播电视艺术学研究、电影学以及新闻出版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媒介批评实践为媒介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和素材。媒介批评深受各种媒介重视，它们或开辟专栏、或开辟专题，甚至开辟专门频道，积极开展媒介批评实践：如人民日报编辑部公开出版的《人民日报评报选萃》、《新闻传媒阅评》；如中央电视台利用央视国际网站开设《电视批判》频道；如专业性的新闻传播类网站中华传媒网、综合性主流网站新华网以及门户网站新浪、搜狐等都有自己的传媒频道或者媒介批评专题，这些媒介批评实践活动及时、全面、集中反映了媒介的传播效果和媒介存在的问题，为媒介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为深入研究媒介发展的内在规律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媒介批评在高校传媒教育中深受重视。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全国高等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编写的《新闻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研究报告》中，“媒介批评”被列为新闻学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甚至在一些高校新闻传播学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考试中，媒介批评被作为一门必考科目。第三，媒介批评在媒介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随着媒介批评研究的深入，媒介批评不仅仅存在于新闻传播学科，广播电视艺术学、电影学都出现了专门的批评研究，如在电视批评学、电影批评学的研究上都出现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学者。值得一提的是，媒介批评受到文化批评者的关注，有学者甚至提出，媒介批评就是文化批评在新时期的反应。第四，媒介批评对相关学科的体系建设和完善是一个补充。文学的繁荣与文艺批评是分不开的，媒介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同样离不开成熟完善的批评体系，电视批评研究、电影批评研究、网络批评研究，为各自学科体系的完善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3、社会意义——促进媒介文化民主开放。媒介批评是媒介的一种自律自省行为，同时也是受众对媒介的一种自觉自主行为。随着大众媒介的发展，媒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人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媒介产品营造的文化当中，人们的生活观、价值观、审美观都或多或少的在受传媒的影响。但随着受众意识的觉醒，受众不再是媒介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参与者，甚至是干预者，媒介在改变人们生活的同时也不断被人们的生活改变着，从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网络媒介，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一种变化就是媒介的参与性越来越强，“你写我看”、“你说我听”、“你拍我看”的模式已经大大改观，取而代之的是大家都是“主角”，读者的意见、观众的意愿、网友的兴趣爱好等成为各种媒介绞尽脑汁思考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它们媒介产品的形式特点和内容安排，例如近年来，电视媒体一些参与意识强的节目类型像竞猜类节目、赛事类节目、选秀类节目等受热捧就与此有关，观众的参与意识得到关注和尊重，节目的受关注程度也自然就会有所提高。而网络媒体就如同是一个开放的大秀场，没有门槛，没有限制，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参与其中，极大地满足了受众参与的满足感和自豪感。媒介不再对受众熟视无睹，受众的意见、建议、言论、价值取向、趣味、品味等都引起媒介的高度重视，媒介批评带来了媒介与受众之间的关系的根本变化，不再是独裁与被独裁的关系，而更趋向于民主。媒介产品因为观众的参与而不那么封闭，显得更加开放，所营造出来的媒介文化也显得更加和谐轻松而乐于接受。

二、当前媒介批评存在的问题

媒介批评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为中国媒介发展、相关学科的发展以及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但在成绩取得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正视目前中国内地媒介批评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有如下一些特点。

1、“无语”——专业性和时效性不足。近些年出现的一些媒介事件、媒介现象，如“超女”，遗憾的是我们的媒介批评界并没有及时地给予理论上的引导和批评，导致各种评论沸沸扬扬，社会公众不知所措，处于“失语”状态。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两方面：第一，缺乏专业性，没有独立的客观的公正的立场。容易受制于商业利益的驱使，所谓“拿别人的手软，吃别人的嘴短”，媒介批评成为了媒介产品的鼓嗓者，或视而不见，或见而不说，或说而不真，媒介批评似乎沦落为一种工器，一方面采取“捧杀”，为各种媒介产品做无原则的吹嘘和追捧，客观公正的、直言不讳的评论相对较少；另一方面是骂杀，即情绪化的感性的毫无根据的指责甚至是谩骂。第二，缺乏时效性，理论批评严重滞后于实践的发展，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媒介批评对媒介实践要起到理论指引作用，就要求媒介批评能够迅速做出反映，对新进发生的媒介现象、媒介事件给予理论上的引导，这样才能真正发挥“批评”的功效，否则全是马后炮，只是对媒介事件的一种总结，就是去了媒介批评的职责。

2、“无理”——科学性和人文性不足。所谓“无理”首先指的是没有学理。目前的媒介批评的对象、定义、内涵、外延、特征、功能、价值等基本命题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更不用说媒介批评的方法、模式、范式等中观问题，至于媒介批评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还尚待完善，因此媒介批评有时显得随性、随意、随便。对一些媒介现象的分析不是站在学理的立场上，而因个人的好恶、情绪好坏就大放厥词，争而不辩，争而不议，只是“争斗”毫无建设，甚至到了不是就事论事，而是针对个人的攻击、谩骂、指责的地步。其次是没有情理，即媒介批评缺乏人文性，缺少善意的、富于建设性的批评。在媒介产业化、商业化的潮流中我们急需以人为本、富于感染力、具有高品位、高品质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媒介批评。

3、“无力”——权威性和规模性不足。之所以出现媒介批评“疲软”的现象首先是因为媒介批评在质量不高，缺乏权威性。我们发现很多批评一般性描述多，有见地的观点少。媒介批评重在批评，即要依据合理、合法、公正的标准，来判断媒介产品、媒介现象的意义的有无和价值的大小。因此媒介批评不是隔靴搔痒，而是要直面现实，并拿出勇气和科学依据，明辨是非，对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的媒介产品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使其功能最大化；对有害于国家、有害于民族、有害于人民、有害于社会的媒介产品坚决予以反击。“无力”的第二个原因是数量上的不足，难以形成规模。这个规模一是指一定规模的媒介批评人士，二是指一定规模的媒介批评言论，由于平台的缺乏，组织的不健全等诸多因素，导致媒介批评难以形成连续性、大规模的言论，因此很难形成较大的影响力。

三、对媒介批评研究的几点建议

媒介批评研究在中国起步较晚，发展还欠成熟，要建立成熟的媒介批评理论体系，就需要海纳百川，从西方相对成熟完整的媒介批评体系中寻求可资借鉴之处，从其他相对成熟的批评体系中吸取经验，并紧随中国媒介发展的实际需求，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理论联系实际，努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之路。

1、中外结合——全球化视野、本土化道路。媒介批评起源于西方，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他们在媒介批评的实践和理论研究上都有很多宝贵的经验，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如美国的“党刊论战”、新闻评议等媒介批评实践，如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报刊的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的媒介批评思想，欧洲批评学派的媒介批评理论，北美学院派的媒介批评思想等，这些思想家、哲学家在媒介批评理论深度和理论高度上作出了精辟的阐释，值得我们去认真学习和研究。但一味的照搬照抄，食而不化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媒介批评问题，中国的媒介批评更要符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实际，立足中国媒介发展的实际。纯粹的西化解决不了中国媒介批评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中遇见的问题，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更是对中国的媒介批评的开展毫无裨益。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媒介批评体系，需要全球化的视野，本土化的道路，在与西方广泛交流的基础上，积极吸取西方成熟的经验、先进的理论，并将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