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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工作经验总结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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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工作经验总结

第1篇:媒介工作经验总结范文

在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几天里,我同袁舟教授的几次交谈非常融洽,我从中受益良多。交谈中,我了解到他正在根据自己长期的海外媒体工作经验,特别是他在新加坡报业控股任高级经理期间的亲身经历与观察,进行有机整合、深入思考,撰写出《媒体集团的经营与管理――新加坡报业控股的成功之道》一书。我回到杭州后,他又将已经写好的大部分书稿发到我的电子信箱,一口气读完之后,我感到此书资料丰富、观点新颖、分析细致、语言平实。作者不仅详细介绍、分析了新加坡报业控股的管理思想、组织结构、编辑方针、广告延揽、发行销售、人事财务管理和近年来集团在多媒体整合方面的经验教训,而且经常将这样一个上市媒体企业的运作放在媒介全球化的背景下和新加坡特定国情与具体事务的境况中进行观照、透视,分析、思考。因此,对于这本书,我们既可以将它看作是对新加坡报业和报业控股集团的历史和现状的全面总结和深入分析,也可将其当作中国报业集团和媒介集团在新世纪与国际接轨、与跨国媒介竞争、加速发展壮大过程中可资借鉴和参考的必读书。

在21世纪,经营出色的媒介企业都将是彻底打破国内与国际业务界限的跨国媒介和混合媒介。新加坡报业控股现拥有并管理新加坡所有主要的报纸产品,包括在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地区、台港澳地区都具有影响力的海外华文报《联合早报》和《早报网》。《媒体集团的经营与管理》一书不仅向人们呈现了新加坡报业控股的运作过程和成功经验,而且深入分析了新加坡政府管理媒介和媒介支持政府、媒介自主管理过程中的两大主题:即新加坡报业如何在肩负建设国家、提高社会凝聚力的同时,取得巨大经济效益;政府如何在对报业依法严格管理的同时,又能创造出一个报业繁荣局面。这里的许多经验和做法,不论是对政府还是对媒体从业人员和媒介管理研究人员,都有借鉴与启迪的意义。

媒介管理包括媒介经营管理与媒介战略管理。前者侧重于研究媒介管理中各种微观的和中观的现象和问题,属于媒介管理中日常性、操作性、程式化的一般事务;后者侧重于研究媒介管理中各种中观的和宏观的现象和问题,属于媒介管理中计划性、决策性、复杂性、非日常性的重要事务。最近几年,国内相继出版了一系列媒介管理学方面的专著和教材,但由于大陆媒介市场化的程度不高,真正从微观层面、从媒介管理改革内部对媒介管理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研究的著作尚未见到,而这对于即将与世界经济和全球媒介进行接轨、决心要建设有自己特色的媒介管理体系与中国媒介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第2篇:媒介工作经验总结范文

总书记的一席谈话在新闻学院的师生中引发了热烈的讨论。如何应对新型传播手段带来的新闻工作的变化和挑战?如何理解和把握信息化时代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培养出优秀的新闻传播人才?这些早已在学院的各类会议上多次讨论的话题再一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学院立即组织了教师座谈会,结合学院的具体工作讨论和研究人才培养的规划与策略。

一、新技术如何影响新闻教育?

新技术的运用使传播媒体与传播手段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融合成为媒介变局的主旋律。我们不妨将新闻传播实务按照“采集―编制―”三个阶段进行划分,可以清晰地看到,信源结构、新闻生产流程和媒介终端呈现方式这三个领域都受到了媒介融合变局的深刻影响。

在信源结构上,大量的非新闻工作者涌入了信息提供者的队伍,他们中,有一部分成为了新闻媒体的新的信息提供者,另一部分,甚至自己掌控了一定的渠道比如博客、微博等个人化媒体,直接面对受众,影响了整个传播格局。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职业新闻记者应该担负起什么样的使命和职责?新闻学院应该教给未来的记者们什么样的知识和技能?的确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新闻生产流程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互动与融合使新闻媒体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一体化的数字内容生产平台的建构、一个采编团队同时面对多种媒体终端的内容整合,要求新闻组织与每一个新闻从业者都能胜任媒介融合带来的新的任务。

在新闻内容的呈现方式上,三个方面的挑战已经摆在面前:一是传统媒体如何“旧貌换新颜”,或者说,如何让传统媒体在保持自身严肃性和特性的前提下,更容易被新的受众所接受,能更好更长久地生存下去?二是如何将现有的部分媒体进行资源整合和穿插利用,比如报和网、台和网的融合,需要一种全新的新闻传播思路。三是要考虑,未来是否会有一种全新的媒体出现,它能否超越现在各大媒介存在的桎梏,成为未来的媒体主流?这一问题的思考,是需要充分顾及到技术、社会、文化、政治等多个领域的综合作用,是一个更有难度、更难把握的问题,也可能是关系到未来谁能成为媒体领跑者的重大话题。

显然,新闻院校需要把握上述变化带来的挑战,认真研究如何培养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对于媒介融合更为敏锐,对媒介趋势做出自己的合理判断,理解在媒介融合趋势下媒体单位和受众关系的变化。

二、培养“技术全才”还是培养“专家型记者”?

在人大新闻学院围绕人才培养方案进行的若干次研讨中,坚持要将专业理论和多学科知识放在重要位置上的观点和强调全面的媒介技能培养的观点一直旗鼓相当。我们认为,在教学规划和管理中,更重要的是要考虑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如何在这两个方面找到平衡。

在世界范围内,媒介融合对新闻院校培养全媒体人才的要求已经受到广泛的重视。因为随着新闻生产流程的进一步改变,将诸多类型的新闻作品在同一数字生产平台上进行制作、策划、组合,已经成为一种较为主流的趋势。这就要求记者编辑能够对报纸、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多种类型的新闻都有所了解,理解它们在呈现理念上的差异,并学会这些新闻的最基本制作技巧。这与我国长期以来以传统媒体人才需要为基础的新闻学专业设置的整体框架不尽相同。传统的新闻学专业主要为报刊、通讯社培养记者编辑,而广播电视新闻专业主要为广播电视机构培养人才,这样的设置并不能满足新媒体的发展以及传统媒体的数字化转型,也不能适应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活动的变化。因此,我们看到在媒介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方国家,已经有一批新闻传播学院开始了专业设置与课程体系的改革。如果我们的学生不掌握最新的传播技术,不具备媒介融合的理念和操作方法,何谈将深度调查、新闻解析、舆论引导等等任务落实到具体的新闻作品中?纵使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好的知识素养,也会是“茶壶里煮饺子,有货倒不出”。我们不能指望媒体有耐心对新闻院校的毕业生进行基本技能的从头培训,更难以想象不懂技术的学生能在数字化采编平台上展现他对新闻内容的深刻理解和重新整合。虽然,技术是变化最快的,也是相对容易掌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身为应用性学科的新闻教育可以淡化对学生的技能训练。更何况,新闻业务教学并不只是技能的培训,新闻的专业理念和职业规范在业务教学中本身就是技能训练所要围绕的核心和重点。

但同样不可忽略的是,媒介融合也对培养“专家型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普通民众介入新闻传播可能性渐高,单纯的信息采集和已不足以让新闻媒体立足,全面的视角、独到的观点、鞭辟入里的解读,使新闻与信息传播进一步延伸到知识与服务领域,并不断通过裂变与聚合,形成新的内容产品,从而促成媒介集团中产品链和价值链的生成,才是媒介新的生存之道。针对这一需求,在相关领域拥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新闻人才,甚至是在某一领域拥有一定权威的专家型记者,也是新闻院校的培养重点。这些记者,有部分可能是在其他专业领域有一定工作经历,之后再通过职业培训进入新闻领域的人;更多的较大规模的新闻人才输送,仍需要依靠新闻院校。正如有业界人士提出的,“媒体的多元化、信息的广泛性和技术的交互性导致的传播小众化、专业化,在这一趋势下,大众传播与小众传播,广播与窄播并存不悖,分众传播成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一个新的选择。服务对象的专业化必将导致服务内容的精细化、个性化,这既是传媒技术发展的必然,也是业界竞争的选择。但专业化和精细化的要求是深度、独特和贴近,这就要求媒体从业人员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背景,是某个行业或领域的专家,这样,媒体才能为不同阶层、不同背景、不同知识层次的人群提供贴近性的精细化信息服务。因此,媒体融合时代表面上看来需要的是人才的技术适应性,实际上更需要的是人才的内容适应性,需要的是在某个领域、某个学科有较深造诣的专才。”①

现在对于新闻院校来说,最大困难是如何在有限的教育时段中同时平衡上述两个方面的要求,本科四年的培养方案如何确定才能兼顾技术全能与专业深度?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三、新闻教育实践中的探索和思考

实际上,各新闻院校对于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探索业已展开,并处于不断深化与完善之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这一方面也做了尝试,2009年,教改项目“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平台建设”获得了全国教育成果二等奖、北京市教育成果一等奖。这一教改项目作为学院本科教育改革的一个阶段性成果,主要内容包括:开设“数字新闻传播”专业方向,作为拓展新闻学专业培养方向的实验平台,并以此为契机推进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通过建设国内一流的新闻传播实验中心,为培养“全媒体”型新闻人才提供实验教学平台;通过学生媒体集团建设与课程建设相结合,开创实验教学的新路子。建设成全国第一个“新闻传播学案例库”,为在新闻学教育中推广案例教学、实现新型新闻人才培养目标提供支撑。

作为在新闻学教育方面有较长办学历史的学院,我们一直把新闻传播实验中心的建设当作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在“211工程”、“985工程”建设中实验中心一直是建设重点,1999年以来用于实验中心设备建设的国家专项资金超过1000万元。2006年和2007年,实验中心在1999年启动与北大方正集团的合作的基础上,又两次扩大合作范围。方正集团提供的报社采编系统、网络信息系统、多媒体数字报纸出版系统等多种软件,使实验中心具备了从报社到网站的完整的新闻生产环境。2007年,实验中心与美国思科公司和中央电视台合作建成中国首个“思科网真演播室”,使实验中心的建设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在实验中心开设的实验项目均为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许多实验作品直接为媒体采用,社会效益明显。2006年,新闻传播实验中心获得“北京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称号,2008年,该中心获得了“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称号。2010年9月9日下午,新闻学院的师生们就是在现代化的网真演播室中亲耳聆听了总书记的谈话,感觉是对自己的巨大鼓励和鞭策。

在建设实验中心的同时,学院将新闻传播业务课程的教学与学生媒体建设相结合,形成课堂教学和业务实践相融合的新型教育模式。学院在已有的学生媒体《新闻周刊》基础上,近几年又创办了学生网络电视台、网络电台和网站,形成“接力传媒集团”,吸纳全院本科生阶段性地进行业务实验。从2006年开始,新开设了一门专业课程“跨媒体传播实验”,将学生媒体的运行与课程教学相结合,指派专业教师具体承担教学和指导工作。近期,在迎接学院55周年院庆前夕,评选出了一批学生自己制作的“跨媒体作品”优秀成果,对学院的实验教学进行了一次检验。

2009年,新一届学院领导班子在前期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学院的专业设置和治理结构进行了调整,最终确定了四系(新闻系、广播电视系、广告与传媒经济系、传播系)一部(基础史论教研部)的建制,任命了一批年轻的系部负责人,并对2010年的本科培养方案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在这一轮改革中,数字新闻传播专业方向由新闻系移至传播系,同时,将这个方向最早探索的全媒体技能培养的路子全面扩展到学院的所有专业。

在学院的改革进程中,大家思考和讨论最多的问题还是技术和理念、专攻与通识的关系问题。由于技术教学是立竿见影能看到成果的,也较容易考量和评价,而新闻理念则更为抽象和多元,在部分学生、尤其是低年级学生中,难免出现重视技术学习、欠缺理念思考的问题。他们更迫切地想要学习更高难度的电视剪辑、平面设计技巧等,将学习重心放在这一部分,而忽视了对于人文社会知识、新闻理念、新闻原则的学习和思考。这是我们应该通过课堂教学予以疏导和避免的,一个能够把电视片段剪辑得非常花俏,却不懂得最基本的新闻规律和采编规范的学生,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新闻专业的学生。

同时,也有一些师生对全技能的教育提出了自己的担忧,担心学生疲于学习各类新闻技巧,而最终导致学生“会而不精”、“缺乏专长”。对于这一点,我们也需要在改进培养方案时进行深入谨慎的思考,在课程设置上保持一定的弹性,来保护同学自身的兴趣和特长,让那些在某一类新闻领域有着极强兴趣或是过人之处的同学,得到应有的培养和施展。

更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索的是,如何通过跨院系、跨专业的合作,探索出培养具有复合型的专业背景的新型新闻人才。人大新闻学院在这一方面也对学生有所倡导。我们在学生一进入大学后,就告诉他们现在媒介所面临的变局,鼓励他们充分倚靠人大在法律、政治、经济等学科上的优势,利用课余时间学习自己有兴趣的其他专业。对于申请“第二学位”、“第二专业”学习的同学,学院都给予支持和帮助。近两年,已经有多位毕业生在完成本学院的学业的同时,还在人大商学院、经济学院等获得了第二学士学位或完成了第二专业的学业。当然,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有计划、成规模地培养复合型的新闻人才,还应该在更高的层面上通过教育资源的整合,设计双学位的培养方案,这方面的工作还有待进一步的论证和尝试,而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总书记所要求的,让学生“努力掌握新闻工作新知识新本领”,在“实践中巩固学到的知识,不断完善和提高自己”。■

(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实验中心教师、博士研究生)

第3篇:媒介工作经验总结范文

【关键词】生态心理学;媒介;生存环境;范式

当代许多人机界面的人体工学程序,很多是基于用户加入半自动主体或智能主体组装的环境的隐喻和机制,这些技术形态包括定位、追踪、确认、掌握和移动、修改对象。为了更好地适应用户,媒介的交互设计更加智能化和人性化,体现了和现实生活中类似的心理意向。把媒介作为环境研究,是对媒介交互智能化的一种适应,更是我们认识观的一次跃进。媒介环境学认为:“媒介即环境,环境即媒介。”[1]从生态心理学的视角研究媒介环境,我们即是媒介,媒介即是我们。新兴的媒介形式要求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赖以生存的媒介。

生态心理学研究特征

(一)生态心理学的研究内容

秦晓利在《生态心理学》一书中,定义生态心理学为“运用生态学的视角与方法,研究人与环境关系的一门学科”。并把生态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划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生态学的生态心理学,主要以吉布森、奈瑟、巴克为代表,强调在非实验室的情景下研究生态心理学;另一种是生态危机的生态心理学,这更趋向于问题型的心理学研究,针对的是生态危机的现象,其代表人物有温特、霍华德和罗杰克,他们试图用心理学的方法,改变人们对环境的不适当的行为。

(二)生态心理学研究方法

强调自然情景的生态效度的研究。传统的科学心理学研究,采用还原的方法,将现实生活简单化,讲究在实验室环境中,通过变量控制,消除无关变量的影响,以线性方法解释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求达到实验的效度。虽然,实验室的研究方法强调内在效度与外在效度的达成,然而,生态心理学认为,影响实验效度的因素是复杂的、多变的,静态的变量控制不足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生态心理学家吉布森、巴克、奈瑟等力图在现实生活中研究知觉现象,立足于生态世界观,强调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生态心理学家使用“生态效度”一词,来强调与传统的实验室心理研究的区别。“生态效度”最初是由布伦斯维克(brunswink)提出的一个术语,指“远近距离的协变程度”。[2]

对还原论和元素主义的批判。来自经典力学的还原论认为一切高级的运动形式都可以转换为低级的运动形式,我们可以把整体性的现象分解为具体的组成部分,从低级的、简单的形式中分析复杂的整体。与还原论相类似,元素主义,也是与简单性相联系,牛顿的机械世界具有因果决定性、统一性、可加性、简单性,因此用分析的方法是可行的,在心理学上体现为将心理和行为分解为基本的元素。生态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认识到作为部分来研究整体以及强调整体、忽视部分的局限性。吉布森的“生态光学”理论,把对视知觉的研究放在一个整体的环境中,关注来自环境对实验的影响,在实验过程中,他允许被试的头部摇动。吉布森的生态光学是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一体的光学。

具体的研究方法的运用。生态心理学采用具有生态效度的实验法,行为样本记录法、行为背景调查法、档案法来实施具体的研究。生态效度实验法与传统的实验法有所区别,在实验的取样、设计或者是实验场的选择方面都尽量靠近真实的环境,以揭示现实生活中人们真正的心理状态。样本记录法,指在自然环境中对人或物的行为进行直接观察、记录,而后分析解释从而获得行为变化的原则。[3]行为背景调查法通过k-12量表,对处于各个不同行为背景的被试进行分类,设定边界,在各个边界中探究行为的差别。这种方法是一种综合性的方法,包含描述法、自然观察法等;巴克强调进行生态行为科学研究必须注重对生态数据的搜集,以及如何在档案中保存这些数据,以便容易接触这些数据。

生态心理学把媒介作为环境研究的视角

(一)人与媒介的关系

在人与媒介的关系上,有两个概念。第一个是把我们作为媒介之外来看问题,我们使用媒介来进行传播。第二个是媒介环境学的观点,是把环境当做媒介来理解,或是把媒介当做环境,我们参与到媒介中达到媒介交流的目的。

我们把媒介定义为“在自然中起中介作用的事物或者物质,通过空气的力量产生了一个效果”(random house/reference software,1993),媒介的这个观点强调了技术使用和作为发送传递信息的通道。与此同时,认知主义把认知描述为信息处理,信号通过转换进程、暂存器和处理模型传输。依照这样的思路,人类使用电脑工作的方法就是通过信号和机器语言与电脑的相互交流。然而在面向对象的程序设计和开发中,我们是否可以单纯地理解人与媒介的关系是一种交流?

传统媒介知觉隐性的我。生态心理学认为,知觉环境就是知觉自身,我们与环境是一种交互的、互补的关系。当我们把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时,理所当然地把自己的知觉或者思维模式赋予对媒介的理解,当媒介反作用于我们自身时,又体现了我们的知觉形态。我们与媒介的交互也就是与自身的知觉进行交互。在传统的媒介形式中,我们的交互是“我-媒介-我”的转换,另一个我依旧存在于我的思维中。

新兴媒介知觉显性的我。尽管媒介环境学的理论不只是针对新兴的媒介形式,但在一定程度上,生态心理学把媒介作为环境来研究正是顺应了新兴媒介的发展。新兴媒介的发展集合了我们人类本身复杂时空与准社会环境中的优良交互传统,不管是对人类认知环境的模拟还是对人类认知模式的模拟,抑或是媒介界面的设计等,越来越顺应了我们的认知模式,根据人类认知处理的差别,跟随适应我们的认知模式,相比传统的媒介环境,无处不在的关怀体验显性了我们的认知模式。如果说,传统的媒介交互是与隐性的我们进行交互,那么新兴的媒介交互形式,体现为显性的交互形式。这种交互模式体现为“我-媒介-克隆我”,这与生态心理学的“知觉环境即是知觉自身”亦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人与环境的关系

进化论的观点。现代人类与前冰川时代的祖先的区别是我们的适应性是重要的文化,自然选择的许多进程被快速的适应机制代替,塑造了智慧的人类。但是人类的进化速度在某些方面可能会放慢,因为,选择的压力可能由技术和社会政策来调节而不是自然选择来调节。[4]诺曼(1993)曾简洁地总结了信息外化的主题,“事物使我们变得很聪明”。他认为,人类的认知大多不是存在于我们的思考或者记忆能力中,而是我们构建外部认知事物,并使用它们去补偿我们工作的限制和长期记忆。媒介进化是一种系统内的自调节、自组织,其机制就是补救媒介。媒介不断补救的过程就是媒介技术在模仿甚至是复制人体的某些功能,甚至是模拟和复制人的感知和认知模式。莱文森“人性化趋势”的媒介进化论认为,人好比是“自然环境”,人们选择技术和媒介,用以维持、发展自我,改造世界。[5]

系统论的观点。贝塔朗菲的系统论观点指出,机械论有三个错误的观点:一是,简单相加说明有机体的观点;二是,“机械”的观点,把生命现象简单地比做机器;三是,被动反应的观点,有机体受到刺激才做出反应,否则就静止不动。[6]在此基础上,他提出整体的、动态的、等级的观点。整体的观点强调,不仅要通过部分解释现象,还要估计它们之间联系的总和。动态的观点把有机体看做是保持动态稳定的开放的系统,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实现异因同果率。等级观点认为,有机体是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组织起来的,具有层级性,生物学的任务是发现在生物系统中起作用的规律,建立机体论代替机械论。

(三)媒介与环境的关系

说到媒介与环境的关系,不得不提到媒介环境学。波斯曼说,媒介环境学主要探讨传播媒介如何影响人的感知、理解、感觉和价值,以及我们与媒介的相互作用,如何帮助和阻碍我们的生存。[7]52麦克卢汉(1962)也指出,一旦世界的主导传播媒介变化了,符号系统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人们依靠媒介进行交流时,感官必然会发生这样的变化。[1]媒介环境学把“媒介本身”作为变化之源、立论之本,不从媒介环境学的传播内容、影响媒介传播的各种噪音,也不从媒介背后的意识形态来分析,而是肯定传播形式的重要性,在它看来“一切历史都是媒介史”[7]15。

4.生态心理学知觉与媒介环境的关系

生态心理学认为,知觉和行为不能分开,知觉包括选择和牺牲其他来处理一些信息资源。奥卡姆的剃须刀理论,要求我们用最简略的途径达到解释的完善。我们的认知过程也是在修剪的过程中处理信息资源,这必然要牺牲其他的一些信息。作为环境的媒介,不能简单地模型化,因为环境中包含了大量独立的信息资源,也就是生态心理学中的“生态位”的影响。

第4篇:媒介工作经验总结范文

之所以想写这样一本书,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

一、为国内媒体从业人员提供市场化媒体管理参考

2004年底,国内已有一批媒体企业上市,如北青传媒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融资9.04亿港元,是北京青年报社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的重要举措,对于其他媒体企业走向资本市场具有领头的作用。

笔者一向认为,国内业绩好的报业集团在目前发展阶段,如果仅仅是为了“圈钱”,不必非到股市上筹资。有的正在准备上市的报业集团老总也私下说,上市圈到的钱还不知道该怎么花呢。上市筹资是有代价的。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代表股东利益,有权撤换管理人员。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上市也能促进中国媒体建立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风险披露标准和透明度。既能通过法律与市场监督保障股东权益,又能通过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和股票认购权等物质手段激励员工、保留优秀员工。相对于“圈钱”,当前这股酝酿中的上市热,更反映了国内报业集团尽早建立健全的现代化企业管理、彻底摆脱旧的行政体制的热切愿望。根据目前国内媒体的现状,一般来说,媒体企业上市可通过并购、重组,调整产业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并且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提高经营与管理水平。

按照国家现行规定,属于“喉舌”性质的媒体的主体业务不能进行企业化运作,只能将经营性业务剥离出来,实行事业办企业,事业单位作为出资人,授权企业单位经营,如北青传媒模式。即使如此,从长远看,媒体从业人员学习一些现代企业的战略管理、经济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管理、经营管理、人事管理等多方面现代企业的才能,并将之和媒体实践相结合,对于转换媒体经营机制、创新管理体制、增强竞争力,都是有益的。

这里,我想介绍一下自己作为记者转行成为媒体管理人员的经历。

我1986年在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和新闻系毕业后,先是在北京英文《中国日报》担任7年记者。后获美国《读者文摘》奖学金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院学习。毕业后被亚洲管理最佳公司之一的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聘用,历任《联合早报》高级财经记者、《联合早报网》主编、亚洲网有限公司副总裁、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高级经理等职,参与过分公司上市筹资与管理。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是新加坡第七大上市公司,出版当地主要报纸杂志,并投资于电视、电台、网络等电子媒体。虽然我是新闻科班出身、老记者,可谓“血管里流的是墨汁”,但在一个高度市场化条件下的国家和媒体中从事财经报道和媒体管理工作时,以往国内外接受的新闻教育和积累的工作经验相当不够用,非常吃力。这样才在工余攻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SUNY- Buffalo)在新加坡开设的MBA学位,可谓学以致用。

笔者对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的管理层做过统计,发现在28名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发行人、总裁、总编辑在内)中,有新闻和商业经营两方面经验的只占17.9%;只有商业经验者则占50%;两者相加,有商业经验者占大多数,达到67.9%。在28人中,受过财经、商业管理教育者占到60%。发行人和总编辑中也不乏有MBA学位或管理文凭者(见“纽约时报公司管理层背景”)。根据笔者的观察,其他世界著名媒体公司的管理高层的背景,也大致如此。为了保证管理层为股东创造最大利润,公司对他们的商业经营能力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新闻工作经验和能力。由于国内媒体进入市场时间太短,媒体企业管理人才匮乏。对于所谓媒体经理人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国内业界和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甚至有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如提出媒体经理人需要既懂政治,又懂经营、新闻等等。

可以预见,随着国内媒体企业的市场化进程加快和财经新闻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对懂商业管理的人才将有更大的需求,也会有更多的媒体人士对现代化企业管理发生兴趣。MBA教育以培养实务型管理人才为目标,已开始得到国内一些媒体集团的利用。实际上,国内已出现了“天价”媒体EMBA项目。① 纽约时报公司管理层背景

工作背景 人数 比例(%)

有新闻工作经验者 9 32.1

有商业经验者 14 50

两者皆有 5 17.9

合计 28 100

教育背景 人数 比例(%)

受过财经\管理\MBA教育者 17 60.7

数据来源:,2004年11月

二、系统介绍市场化条件下媒体企业管理人员应具备的知识结构

谈到媒体的经营与管理,比较常见的概念和话题有市场与消费者的细分、产品的差异化、社会责任、财务管理、新技术应用等,这些在MBA的战略管理、营销、伦理道德、财务管理等诸多课程中都有涉及。但MBA更注重培养管理人员对企业发展的整体了解。在美国MBA的管理“通才”教育下,毕业生应具备以下主要能力:

通才的眼界,能全面考虑一个组织的问题,并在较大范围内了解组织的状况。

分析和综合能力,能把含糊的和没有条理的信息条理化,得出对问题的准确解释、形成创造性的选择,并恰当地完成。

技术与专业技能,包括各种商业手段和职能方面的能力。

商业伦理,作为一个管理人员应当具有的尽职精神和伦理观。

能成功地与同事或竞争对手交往,能在各种竞争条件下出色完成任务。②

中国的MBA教育在过去10年里发展非常迅速。但由于起步较晚,因此系统了解MBA战略管理、商业伦理、经济学、人力资源、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组织行为等课程(各个MBA课程设置不尽相同,因此只列出主要课程)覆盖的知识结构的传媒人士并不多见。此外,现在的传媒管理人比较忽略媒体企业的文化、使命、伦理道德等概念,缺乏建立现代化媒体企业的整体思考,也即MBA要求的通才的眼界。掌握一些基本的MBA管理内容,对他们的工作也是会有帮助的。如果是要将MBA的概念和案例运用于媒体管理,则应具备MBA知识和媒体管理实践经验两方面的知识。因此,我觉得应该利用自己的经验写一本概括MBA基本内容,并与媒体实践相结合的书。

必须强调的是,MBA式的媒体管理也并非被所有人接受。美国人Underwood曾在上个世纪90年过一本《当MBA们管理新闻大厅的时候》的书,对所谓MBA式的现代化媒体管理方式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这里,MBA代表了报业中的市场营销、成本、赢利和人力资源管理等商业概念。该书作者认为,在“MBA”式管理制度下,以市场为导向的报纸,包括《今日美国》(USAToday)在内,是市场营销占了上风,结果一味迎合读者,抹杀了采编人员的创造性,更取代了媒体教育读者的功能。③无独有偶,中国的报纸编辑也有类似抱怨。④

难道“MBA”们努力吸引受众和广告主、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还有什么错吗?如果按照更好地服务他人的商业理念,媒体服务的对象应包括股东、受众、采编人员、分销商、政府监管人员以及所在社区等诸多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媒体作为一个创造性和自主性强的企业,要发挥雇用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使商业经营更为成功。在追求商业利润和照顾利益相关者关系之间,如何平衡绝非易事。这样的道德难题在企业管理中司空见惯。国外MBA最近几年开设的伦理道德课程,便是为了帮助经理人理解应对管理中出现的伦理道德冲突。

国外对媒体进行MBA式管理的批评意见还有,媒体除了传播专业功能以外,还必须发挥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教育功能和文化功能,因此,不能过分强调媒体的商业功能。这种观点有些类似国内关于媒体上市必须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和发展先进文化,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的要求。

本书侧重于介绍企业的全面管理知识,和这些知识在媒体经营中的运用。但作者也同意媒体的经营与管理须兼顾媒体的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双方面功能。为此,在拙作《媒体集团的经营与管理――新加坡报业控股的成功之道》一书中有大量篇幅专门介绍新加坡媒体集团如何发挥特殊社会责任和企业公民职责。同时,笔者认为,除公共媒体组织外,多数媒体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必须赢利。现代企业化经营的根本目的是要取得利润最大化和股东价值最大化,媒体进行企业化经营时也不例外。

美国大学在教授媒体经营与管理课程的时候,大致会有两个教学方向。一种是强调媒体经营与管理的财务管理;另一种则是强调对人的管理。本书在写作时倾向于后一种方向。因此,虽然此书提供了媒体财务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实践,但这只是粗线条而已。如书内有介绍媒体经济学与媒体财务管理,但其目的是要帮助读者从经理人的角度来理解主要概念、读懂报表中数字代表的意思,而非是讲述会计工作中的每个环节。如前面所述,这本书最终的目的,是要介绍MBA教育要求的通才的企业管理眼界。此外,虽然这本书强调“系统”介绍MBA概念及在媒体实践中的运用,但相比于整个MBA教学内容和方式,这本书只有入门的功效。MBA1910年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迄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MBA教学方式强调案例讨论,强调问题导向的学习、合作学习和团队学习,强调沟通技巧和团队精神的培养,这都是看书学不到的。

本书共分11章,包括了组织行为、市场营销、伦理、经济学、人力资源、统计、财务、运营、技术与电子商务、战略管理等MBA主要课程。除了介绍管理的基本原理和技能以外,还试图将这些内容和媒体管理实践相结合。有些案例和分析,如多媒体整合对媒体企业组织的影响和媒体缩减规模(裁员)期间的人力资源策略,皆出自于本人亲身经历,在MBA学习时成为课堂讨论的主题。附录还列出了国外著名商学院MBA和新闻学院媒体管理课程简介,为有意进一步学习的传媒界朋友提供帮助。

(作者系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媒体MBA精要》一书近期已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

注释:

①据新华网报道,上海复旦大学管理、新闻学院联手,酝酿多年的传媒管理方向EMBA项目自正式招生以来,“前来咨询报名的人络绎不绝”。校方表示,最初被称为“天价”的25.8万学费并未吓倒报名者,截至2004年6月底,招生情况已远远超过校方的预期。

②赵纯均等:《中国管理教育报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5篇:媒介工作经验总结范文

关键词: 高校;中青年干部;媒介素养;媒介认知;媒介策略

中图分类号: G64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3-8381(2012)03-0083-05一、 调查对象与问卷设计

本次调查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对象是2011年3月―5月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习进修的高校中青年后备干部培训班学员。从6个小班(每个小班的学员结构都相同,均来自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中随机抽取了4个班,共发放问卷90份,收回有效问卷78份,回收率为86.7%。这78人分别来自部(委)属高校以及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高校,均为高校的中层正职,几乎涉及高校所有的行政岗位和业务岗位,平均年龄46.7岁,男女比例为4 ∶1。调查对象中,部(委)属高校学员占总人数的54.6%,省属高校学员占45.4%,虽然部(委)属高校比例高于实际比例,但对于调查高校中青年干部媒介素养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为了确保问卷的针对性和问题的有效性,充分呈现高校中青年干部的媒介素养现状,本研究在3次预调查并征求学员意见的基础上,对问卷进行了3轮的修改和完善,最终将问题锁定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媒介认知。包括媒介的功能、记者的角色、日常工作所使用的媒介组合、高校和媒介的关系等。第二,危机事件中如何与媒介打交道。包括危机事件中能否拒绝媒介采访,化解危机事件的媒介选择,如何应对网络舆论,遇到危机事件后的具体媒介策略等。

对于调查所得数据,运用SPSS13.0进行了处理。下文对统计结果分媒介认知、危机事件中的媒介使用两个方面予以陈述。

二、 调查结果分析

(一) 媒介认知

形成对媒介功能、属性的正确认知,是提升媒介素养的基础。对于高校中青年干部而言,对媒介功能的认识与界定、对记者的社会角色认知和态度、对高校与媒介之间关系的理解和看法等,对于其在面对媒介时所持有的心态、所作出的决策、所表现出的行为均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只有在对媒介形成正确认识、掌握媒介规律的前提下,才能正确、有效地利用媒介,参与乃至引导媒介传播行为\[1\]。

1. 媒介功能、角色认知及日常的媒介接触。随着我国由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迈进以及社会转型程度的加深,作为社会最敏感神经的“媒介”的功能亦将不可避免地实现同步的变化,正确认识并准确把握这一变化,对于媒介的定位和使用至关重要。对于当今媒介最大的功能,74.4%的学员选择“信息功能”,24.4%的学员选“政治功能”,1.2%的学员选“娱乐功能”。体现出多数中青年干部对媒介功能实现由政治功能向信息功能转变这一判断是敏锐的,也是符合社会转型以及媒介发展实际的。对于新闻媒介的社会角色(多选),认为其是“社会舆论的晴雨表”的占76.9%,居于最高;选“政府和民众沟通的桥梁”的占75.6%;选“党和政府的喉舌”的占67.9%;选“公共管理的有效载体”的占57.7%;选“不清楚”的占2.6%。前4个选项比例差距不大,很大程度上显示出当前多数高校中青年干部对社会转型期媒介的多元社会角色有比较清晰的认知。

对于媒介的直观感受,选择“媒介发展很快,其功能辐射越来越强(多选)”的占83.8%;认为“媒介对社会发展和个人影响很大”的占76.9%;认为“媒介有复杂的分类,性质不同,其功能也区别很大”的占51.3%;选“所有媒介都大同小异”的占11.5%。这一结果显示,对于媒介发展给社会和个人工作生活产生的重要影响,已经激发了中青年干部的切身感受并引起了广泛认同。然而选择“所有媒介都大同小异”的占10个百分点以上是调查所始料未及的。当前,随着传媒不断的产业化,除了一部分直接由政府管理的媒介之外,越来越多的媒介已经走向市场化。政府管理的媒介与企业化经营的媒介其关注点及价值取向、核心读者群必定不同,即便同属市场化的媒介,为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宗旨、定位、风格也必定是各异的。这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所以,在媒介市场日益繁荣发达的今天,部分人认为“媒介都大同小异”显示出有些高校中青年干部在媒介认知上还存在着明显误区,亟待学习提高认识。

对于日常接触媒介的组合,在“报纸、电视、广播、网络(多选)”4个选项中,未选“报纸”的占10.4%,未选“电视”的占16.9%,未选“网络”的占16.9%,未选“广播”的占68.8%,可见对于高校管理者群体,接触最频繁、依赖度最高的还是报纸。无需赘言,与其他媒介相比,报纸具有深度透视的优势,能够帮助读者全方位、深入细致地了解已经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实事,而这也正是报纸和其他媒介长期抗衡的核心优势。有人说,报纸能够吸引较多的“高脑读者”,调查结果再次证实了这一观点,体现出高校中青年干部这一知识群体对报纸媒介的个人偏好。但回归到现实中,我们细数近年来高校的危机事件,绝大部分都发端于网络,网络这一“草根”媒介日益成为监督社会的“利器”而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面对调查中未选“网络”比未选“报纸”的高出6.5个百分点这一结果,本文认为引导高校中青年干部加大对网络的关注力度、提升网络媒介素养是时代及其职业提出的必要而紧迫的任务。

2. 对记者角色的理解。记者是媒介的代言人,对记者角色的理解是媒介认知的重要方面。对于记者的社会角色,很多人作过形象的注解。比如,美国新闻界泰斗普利策认为“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站在船头的望者”。西方新闻界自诩记者为“无冕之王”。我国民国时期著名报人邵飘萍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为终身恪守的信条,也成为很多新闻工作者的座右铭。同时,记者还被喻为“党和人民的喉舌”等等。这些比喻大多强调记者的社会责任,甚至颇具政治色彩。但当前我国媒介发展的现实是,媒介的产业化彻底打破了党“媒”一统天下的格局,大量的市场化媒介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迸发出了无穷活力,至此媒介多样化特征日益明显,不同媒介的记者势必要为其供职的媒介服务,因而记者的社会角色也必然被赋予所供职媒介的特性而趋向多元化。调查显示,有93.5%的中青年干部表示自己知道记者的社会角色和责任。但对于是否认同“记者是‘无冕之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说法,持“不同意”观点的占69.2%,“同意”的占16.7%,“不清楚”的占14.1%。在对“不同意”人群的调查中,认为“因为媒介多元化,所以记者角色多元化”的占到92.7%。由此可以看出,虽然中青年干部自认为了解当代记者的角色,但具体到某一角色的判定时还有着很大的偏差,如对“无冕之王”的判断上,选“同意”此种说法和“不清楚”两项的就占了30.8%,暴露出了对记者角色认识的偏颇和缺失。毋庸置疑,记者作为一种社会角色,有其自身的职业规范,但同时也是他所属媒介的代言人,虽然有些事态表面看来是记者在主导,但其所言所行无不被其背后的媒介所规定,因而称其“无冕之王”无疑过分夸大了记者的职责,正如罗杰所言,“所有的媒介都是具有自身价值目标和经济逻辑的体系,不同的媒介工作者不可能超越这个体系结构,他们存在的理由就是肯定他们是整个文化工业的一部分”\[2\]。所以,要形成对记者角色客观准确的认识和把握,不少高校中青年干部还需要补上这一课。

3. 媒介和高校的关系。当今社会处在一个急剧变动的时期,不论规模巨大的组织,还是刚刚起步、名不见经传的组织,都和大众传媒发生着或深或浅的各种联系。组织要取得自身更大的发展,离不开对大众传媒的积极运用。高校也莫不如此。正确理解、准确把握高校与媒介的关系,对于高校塑造良好形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当今的媒介环境对高校的正常运转是否有影响,64.9%的人认为“影响很大”,选择“有一定影响”和“没有影响”的分别占32.5%和2.6%。而另一个问题“您认为高校任何一个部门都有和媒介打交道的可能吗”,回答“是的”的占72.4%,选择“只是宣传部门的事情,和其他部门关系不大”的占26.3%,选择“不清楚”的占1.3%。上述两个问题具有很大的相关性,虽然六七成的人对媒介带给今天高校办学环境影响的深度、广度予以了高度重视,但仍然有相当部分的人并无太深刻的认识,这一结果与“媒介与高校的关系”客观现状是不相适应的,也是令人担忧的。

前面的题目测试了媒介和高校有无关系,如果选择有关系,那么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关系?对此有48.7%的人认为“亦敌亦友”,26.3%的人选择“朋友”,22.4%的人选择“说不清”,有2.6%的人选择是“敌人”。本文认为,媒介和高校不可能完全是朋友的关系,因为各自有不同的利益归属,其利益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但也不应完全是敌人关系,因为如果双方配合默契,完全可以达到双方利益的双赢。因此,在媒介已经以强势的姿态介入社会的情况下,对其采取“亦敌亦友”的态度应该是一个理性的选择。但调查结果只有不到一半的人选择此项,说明在与媒介的关系上,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或不清晰的理解和认识,有待于在学习中进一步澄清。

(二) 危机中的媒介策略

高校是近年来危机事件频繁发生的领域,学生伤亡事故、学术腐败问题、基建工程中的经济问题、学校和师生之间的法律纠纷等,往往会把学校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成为媒介关注的焦点。如何处理与媒介的关系,能否在危机事件中把握舆论的主导权,转危为安,考验着高校领导者、管理者的公关能力和媒介素养。

1. 危机初现时的信息管理。高校作为社会公共组织,在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法律、法规、学校规章的前提下,有向社会公开信息的义务。教育部2010年9月1日起施行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已经将“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预案、处置情况,涉及学校的重大事件的调查和处理情况”列入信息公开的内容。调查发现,对于“高校遇到危机事件是否有权拒绝媒介或者记者的采访”,有91%的干部选择“不能拒绝”,3.8%选择“可以拒绝”,5.2%选择“不清楚”。这一结果显示了《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已经在高校得到了较好的贯彻落实,同时也从另一侧面体现了中青年干部对待媒介的理性态度。

信息公开的时机一直是危机管理研究的核心问题。研究表明,危机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24小时是控制危机继续深化发展的黄金时间,第一时间利用大众传媒发出自己的声音,将信息传播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是化解危机事件的关键。对于“面对危机事件的第一反应”的调查,选择“查清楚原因后再对外公布”的占59.2%;选择“第一时间公开信息、接受采访”的占29%;选“初步处理后再对外公布”的占11.8%。第一选项和第三选项虽在时间节点上略有不同,但都表现了高校中青年干部在危机处理上的谨慎态度,合起来占总数的71%。谨慎是需要的,但是在网络时代,谨慎需要和时间“赛跑”。受众可以允许你工作有失误,但对于隐瞒事实、延误报道时间却很可能让高校在受众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进而形成不利于解决危机的舆论,使学校陷入被动。选择“第一时间公开信息”,虽然时间仓促不可能做深度报道,甚至在报道上会有瑕疵,但其表现出的坦诚态度会为高校争取到媒介和公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在选择“第一时间公开信息、接受采访”的群体中,对其原因调查(多选)显示,选择“受过专门的新闻教育或阅读过新闻方面的书籍”的占18.4%;选择“有过处理危机事件的经验”的占59.2%;选择“凭借自己对媒介的感性认识”的占46.9%,可见,很多学员支持此选项并不是基于相关的理论储备,而更多的是凭借工作经验和感性认识来判断。经验和感性认识固然重要,但也有其不足之处,具有较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因此,系统理论学习仍急需加强。

2. 危机中的媒介选择。不同类型的媒介有不同的特点和优势,面对危机事件,选择适宜的媒介或媒介组合至关重要。关于“遇到危机事件中最倾向于用哪种类型的媒介信息(多选)”这一问题,选择“网络”的占66.2%,选择“报纸”的占52.7%,选择“电视”的占44.6%,选择“广播”的占14.9%。分析原因,一来网络传播速度最快,宜于在第一时间消息,占据主动。在此基础上,对事件发生的原委通过报纸这种宜于摆事实、讲道理的深度透视媒介进行全方位详细报道,会产生较强的说服力。之后才会选择电视、广播。这种选择的排序符合不同类型媒介传播的特点,显示出高校中青年干部对媒介特点比较了解,在面对危机事件选择媒介时具有较高的理性态度。对于信息的媒介层次(多选),选择“官方主流媒介”的占71.2%,选择“大众化媒介”的占31.5%,选择“精英媒介”的占9.6%。显示出中青年干部对官方主流媒介的信任,同时选择大众化媒介的可能更多基于传播广泛性上的考虑,体现出较高的媒介素养。

3. 网络在危机中的运用。作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三大传媒之后的“第四媒介”,网络凭借其及时性、广泛性、开放性、交互性、丰富性,尤其是Web2.0所带来的传播主体多元化等巨大优势,在信息传播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网络也是一柄双刃剑,在给大家带来巨大方便的同时,由于无法像传统媒介一样有严格的“把关”制度,使得虚假新闻和负面新闻很容易在网上泛滥。高校一旦发生危机事件,在网络媒介面前往往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对于“遇到危机事件您对网络民意”的态度选项,选择“非常关注”的占87.8%,选择“有时关注”的占10.8%,选择“从不关注”的占1.4%。体现了绝大部分中青年干部对网络在危机事件发展中重要影响的充分认识,但后两项加起来占到12.2%,这一现象也是不容易忽视的,网络传播瞬息万变,事态发展往往令人猝不及防,这一选项显示出个别中青年干部对网络传播特性及其巨大影响力的认知还有待提高。对于网络在危机事件处理中发挥的作用,选择“运用好可以引导舆论,使事件向正面发展,运用不好就会有负面影响”的占86.7%;选择“总是添乱,从不指望它起正面作用”的占8%;选择“不清楚”的占5.3%。由此可见,绝大部分中青年干部对于网络的两面性能够辩证地看待。而具体到运用中,对于网络舆论选择“只是关注”的占66.7%,选择“通过多种途径主动引导舆论”的占32%,体现出在网络舆论引导意识和能力上的缺位。对于网络使用习惯和能力的调查中,中青年干部主要使用的网络功能集中于浏览新闻(92.3%)、收发邮件(64.1%)、使用搜索引擎(52.6%)和文件上传下载(46.2%),具有明显的工作指向性。在Web2.0时代,在危机频发的高等教育领域,迫切需要增强高校中青年干部使用网络媒介发言、引导舆论的意识和能力,其中包括Web2.0的技术操作能力。技术能力的“短板”,必将制约其舆论引导能力的发挥。

4. 面对危机的媒介策略。面对危机事件采取的媒介策略,折射着高校管理者危机公关的惯性思维和媒介素养。在“面对危机事件您会采取以下媒介策略(多选)”选项中,选择“注意信息的统一与媒介协调工作”的占88.2%;选择“加强新闻宣传策划,消除负面影响”的占77.6%;选择“及时利用媒介澄清真相”的占72.4%;选择“随时关注媒介特别是网络的后续报道”的占65.8%,选择“第一时间组织新闻报道,引导社会舆论”的占56.6%;选择“不断完善预警机制,把握报道主动权”的占52.6%,选择“做好记者采访的接待和服务工作”的占43.4%;选择“担心形象受损,遮遮掩掩”的占3.9%;选“封锁消息,不对外公开”的占3.9%。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到,在媒介尤其是新生代网络媒介高度发达、人人皆记者的环境下,高校的管理者普遍认识到很多事情是“藏”不住的,体现了在面对危机时理性而开放的媒介态度。但与此同时,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很多报道尤其是对一些负面的危机事件的报道受到限制,甚至有关部门采取“捂盖子”的方式予以打压。在调查中看到,仍有7.8%的学员选择了“遮掩”和“封锁”,虽然比例不高,但暴露出个别管理者仍然没有摆脱“左”的思维,在信息时代显得极其不合时宜。在当前的媒介环境中,确保信息公开才是解决危机的首选之举,信息传播倘若受到人为阻碍,极易导致流言的扩散和恐慌的加剧,最终导致危机的升级和组织形象的受损。

三、 结论与思考

1. 高校中青年干部在长期的媒介接触中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媒介素养,对于媒介在社会、组织和个人发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媒介的功能、不同媒介的特点等都有比较清晰的认知,对于转型期媒介功能的转变和拓展认识比较到位,这是很宝贵的。但同时调查结果也显示,这些媒介素养大多源自间接经验和感性认识,是自发形成的,由于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高校中青年干部对新闻基础知识和业务常识掌握呈现出表面化、概念化倾向,知识框架尚未成型,实际操作经验有待增强,自发形成的概念化的媒介素养在面对具体的危机事件时往往力不从心,出现危机事件时更侧重从安全角度考虑对策,在患得患失中容易错失媒介报道的最佳时机从而造成工作的被动。

2. 高校中青年干部对高等教育持续改革、高校自日益扩大背景下的高校与媒介关系的转变尚未给予足够重视;对于日常的媒介公关、和媒介建立广泛而密切的联系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对于危机事件的媒介选择表现出较高的素养;对网络媒介给高校工作产生巨大影响有较深刻的认识,但对于如何在危机事件中把握舆论的主导权、充分利用网络媒介为高校形象服务的意识和能力等方面还表现出相对的滞后性,网络操作能力欠缺成为网络舆论引导的制约因素。

3. 加强媒介素养的理论学习和实战演练。个人经验和感悟基础上形成的媒介素养有相当大的局限性,所以,系统的媒介素养理论和针对具体情境开展的实战演练是高校中青年干部亟须补上的一课。在“您认为对中青班学员进行媒介认知及使用方面的教育有必要吗”选题中,选择“有必要”的占93.3%,选择“没有必要”的占6.7%。在“您希望通过何种途径了解媒介相关知识”,选择“培训”的占80.6%,选择“自学即可”的占19.4%。在选择“培训”的干部中,在培训形式的选择上,有“理论讲授”、“实战演练”、“理论讲授+实战演练”3个选项,选择第3个选项的比例高达97.3%。可见,绝大部分学员认为媒介的运行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和较强的专业性,有必要通过系统的培训加以学习和掌握,迫切希望在掌握理论的基础上加强实战演练,从而切实提升对媒介的使用能力。

4. 目前,我国高校领导中面对危机传播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对矛盾信息来源的分辨能力不高;忽视开展经常性的传媒危机教育;消极对待大众传媒对危机事件的传播作用等。一些高校还缺乏对领导干部处理媒体危机事件的应急预案措施,在对干部的考核体系中,媒介素养也很少被列入考核内容。尽管有些高校已经建立起了应对媒体信息传播的风险控制体系,但至少在技术层面和实际操作中还存在着种种困难和缺陷,近年来高校网站屡屡被黑客攻击就说明了这些问题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随着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传媒已经渗透到了高校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高校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多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传播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使得各种风险传播具有更大的不可测性\[3\]。因此,高校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教育显得尤为重要。今后,考核高校领导干部应对媒介传播的能力具体应体现在:注重信息的时效性,重视对信息的把关作用,保持高校传播渠道的畅通,在技术操作和实践层面要与专业人员缩小差距,这不仅是高校领导在危机传播中应该尽力做到的,更是构建和谐高校所必需的基本要求。

参考文献

[1]单晓红.媒介素养引论\[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1.

[2]罗杰・迪金森.受众研究读本[M].单波,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2.

[3]童星,曹海林.2007―2010年国内风险社会研究述评\[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8-12.

An Investigation of and Reflections on the Media Quality of the

Young and MiddleAged College Leaders

WANG Jinghong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2671, China)

第6篇:媒介工作经验总结范文

出席会议的代表还有全国各地公路交通系统宣传工作负责人、宣传干部和网站工作人员、高速公路管理系统、公司新闻宣传工作负责人、局域网管理人员和宣传干事、中国公路网理事单位领导和管理人员。这次会议,代表们欢聚一堂,交流经验、总结成果、相互学习、规范行为,使新媒体发挥更大的作用。

会上,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聂平副局长介绍了四川公路发展成就,介绍了四川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欢迎全国代表来到四川,并对中国公路学会举办的第五届全国公路新媒体宣传工作会暨中国公路网理事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交通运输部科技司信息化管理处副处长姚俊峰介绍交通行业政府网站建设发展情况。中国公路学会副秘书长巨荣云提到要把全国公路新媒体办成大家相互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利用这个纽带和桥梁,调动全行业的积极性,为公路事业的新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届会议有两个突出的变化,一是将已经召开了四次的联盟年会更名为第五届全国公路新媒体宣传工作会议,二是召开首届中国公路网理事会议,目的是让联盟成员,理事单位,搭建起更好更高的平台,充分发挥新媒体容量大传播快的优势,为公路工作服务。当今,以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体,包括互联网媒体、掌上媒体、数字互动媒体等的大规模运用,完全改变了传统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模式,互联网平台已经成为重要的新闻集散和突发事件曝光的主要阵地。随着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公路系统的新闻宣传工作要跟上形势,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模式,就必须利用好新媒体。

第7篇:媒介工作经验总结范文

【关键词】全媒体战略;新闻实务课程;新闻编辑学;教学改革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4年安徽省质量工程教研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实践教学改革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4jyxm580。

为了适应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闻业正经历着激烈的转型。这种转型带来了媒介组织结构、新闻信息源和传播主体的构成、新闻工作流程、新闻传播方式以及媒介性能等多方面的巨大变革。全媒体战略正是业界应对媒介融合趋势的产物。它也为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调整指明了方向。

一、业界的战略转型让新闻实务类课程建设中隐藏的问题凸显

(一)教育理念落后于业界发展,新闻教育需要转型

随着媒介技术的进步,传统媒体为了适应市场纷纷转型,新旧媒体融合进程加快。新闻业生态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新闻教育机构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的设置。今天的新闻教育必须要体现新媒体意识和媒体融合意识,重视新媒体知识的理论教学和实践开展,并把培养既能够制作“融合新闻”,又有宏观的媒介经营管理能力,适应融合媒体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只有新闻教育的理念尽快转变,才能与媒介市场接轨,才能输出市场真正需要的人才。

(二)课程内容体系相对陈旧,难以体现全媒体特色

新闻业务类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相对陈旧,很多沿用的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教学内容体系,局限于原有的媒介类型,与全媒体时代的融合媒介的实际脱节,需要根据媒介需要重新梳理。而且随着新的传媒格局的出现,新闻业务的范围扩大,课程内容中也应及时加入最新的媒介发展动态和研究成果。

(三)实践教学的开展力度不够,无法满足实务发展的需要

实践教学是课程内容体系的一部分,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往往被忽略,不受重视。即使有课堂实践,也往往由于受到课时和实验室条件的限制,很多内容和环节无法操作。随着融合媒介的发展,新闻业务多元化,课程实践在加重学时比例的同时,必须加入新兴媒介、自媒体的内容。

(四)教学方法单一,缺乏创新

教学方法是实现教学目标的主要方式。新闻实务课授课中多采用理论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多媒体演示法等,方法较单调,这些可以满足理论传授的需要却难以达到锻炼能力的目标。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结合当代大学生思维活跃、参与意识强的特点,考虑到教学对象所处的信息环境比如便捷的手机终端、多元化的信息呈现方式等的实际干扰,创造性和综合性地运用多种教法,提高学生积极性,实现教学相长。

(五)教材的更新速度缓慢,传递媒介融合思维的实用性教材少

由于教材的编写出版有一定的周期性,本身从时效性上来说就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传统经典教材虽然得到一致肯定,但更新速度慢,重新修订要数年之久,无法及时地反映最新的知识和讯息。而且不少教材在修订时也是保留了原来的知识内容体系,仅仅加入了一些新媒体的章节而已。真正体现融合媒介特色的实用教材屈指可数。

二、整合新闻实务类课程的教学内容

新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对人才培养起关键作用的是新闻实务类课程,新闻教育的改革势在必行,新闻实务类课程的改革更显紧迫。过去新闻实务类课程强调细分专业,往往围绕某一类媒体开设对应课程,纸质媒体专业通常按报社的采编流程来规划采写、摄影、报刊编辑及评论课程;广电专业主要针对广播电视机构进行摄像、广电采写、音频视频编辑等业务培养,而网络专业也只面对网络传媒系统开设网络编辑、网页制作等业务课,各专业互不涉及。显然这种模式下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很难适应融合新闻的采编业务。所以新闻教育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与媒介融合环境下的岗位需求对接,重构课程框架,设计专业层次的教学内容。

新闻实务课可以考虑打破原先设定在某一个学期或一门课的范围内的做法,延伸至多个学期,以不同媒介形态来设置教学模块。以新闻编辑学为例,分为报刊编辑模块、广电编辑模块、网络新媒体编辑模块,可以分阶段或多个学期完成,在模块教学中仍然可以保留原来按工作流程进行职业能力训练的方法,让学生融入各类媒介的工作情境。在前修课程学习的基础上,最后一个学期可以开设新闻业务一体化类型的课程,以具体任务为导向,综合锻炼学生融合新闻的制作能力和跨媒体的思维观。

三、强化新闻实务类课程的实践教学

新闻实务类课程的实践教学一般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课内实践,二是校内实践平台或实验室实训,三是新闻媒体实习。实务类课程操作性强,实践部分至少要占课程比重的50%,甚至更多,才能达到训练专业技能的目的。

(一)课堂实践中可采用情境模拟的方法,以任务为导向,让学生迅速进入角色,发挥能动性

比如在新闻编辑学的课堂实践中,可采用“模拟编辑部”的做法,让学生分小组组成编辑部,每个人分担不同角色,总编辑、版面编辑、记者等。根据工作流程让他们自己设计新闻产品、选题策划、采访、拍摄、写稿、编辑。鼓励学生发挥跨媒体思维,从不同媒介角度考虑,把素材加工成文字、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作出各种形态的新闻产品,如,报纸、广播电视作品、网络专题或微信公众号等。实践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讨论,最终由编辑部小组拿出成品。

(二)每学期要安排一到两周集中实训时间,让学生分批到校内实训基地进行综合实践

校内实践平台和实验室实践要想取得良好效果,需要高校整合校园媒体资源,加快融合媒体实验室的建设,统筹院系媒体的人力资源和设备资源。鼓励学生面对一些重要选题时,做好策划方案,发挥校报、校电视台、电台、网站、微信公众号之间联动的优势,扩大宣传效果;在新闻报道时,发挥融合新闻意识,考虑多种媒体的差异,做好文字稿件、音频、视频素材的编辑。

(三)新闻媒体的实战训练

高校与媒体形成长期合作关系,媒体接纳学生定期实习,为新闻专业学生就业提供机会。高校新闻专业邀请一线有经验的记者编辑来校讲座、指导实践,并为媒体输送优秀毕业生。另外在专业建设和课题研究上,也应使用发挥好业界的资源。

四、丰富新闻实务类课程的教学方法

针对当代大学生思维活跃,参与性强,新媒介接触率高等特点,新闻实务类课程应该尝试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

例如在新闻编辑学教学中贯穿始终的是项目教学法和任务驱动法,让学生做自己的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带着任务去完成一个个项目。在模拟编辑部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职责。项目则根据新闻产品的制作流程来安排,选题、策划、采访、拍摄、改稿、版面或后期制作等,直至新闻产品出炉。由每个“编辑部”的“总编”定期召开编前会、采前会,协商新闻产品内容、协调编辑小组成员工作。

此外,课堂上针对社会热点、传播现象或业界动态使用讨论法,让学生各抒己见,思想碰撞,提高分析判断能力和表达能力。课外,与不同媒体联系,带领学生走进编辑部,参观新闻编辑工作流程,请一线编辑进行现场教学,获得直观感受。各种教学方法的综合使用,可以开阔眼界,有效地提高学生学习热情,有助于培养综合型的编辑人才。

五、革新新闻实务类课程的考核方式

新闻实务课学习效果的评价,不能仅凭卷面考试的成绩,应该结合课上表现、实践作品,实践过程中的参与度以及与协作能力来综合考量。

在新闻编辑学课程的考核中,总评分我们是这样分配的:卷面考试占40%,,实践分占60%。而在这60%中,10%为课堂表现分,如在课堂上发言讨论情况,课后弹性作业(如资料的搜集整理、案例的思考分析)的完成情况等;40%为实践作品分,模拟媒体考核的方法对“模拟编辑部”的新闻产品进行评分,并评出“优秀作品”和“优秀团队”,学生在校内实践平台或校外媒体发表的作品也作为加分项;10%为协同作战分,这个部分由“模拟编辑部”根据模拟媒体运行过程中成员的贡献、参与积极度和协作能力对每位成员给出评价。在课程考核方式上把大比重放在实践环节,有利于强化学生的操作技能,模拟媒体的考评方式让学生能感受到媒体间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生态环境。

六、推动新闻实务类课程校本教材的建设

新闻专业课教师在备课过程中一般要结合本校学生群体的构成特点,有意识地调整课程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并且在课程讲授中及时加入与专业有关的新知识、新现象、新趋势的介绍分析。这使得通常由教师教案整理而来的校本教材在使用上就很有针对性和时效性。新闻专业应该推动校本教材建设,尤其是实践课教材的开发,与经典教材优势互补,配合使用效果更好。

总之,新闻实务类课程的重构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培养学生融合媒介思维为目标,训练融合新闻制作能力为任务,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效果评价等方面不断调整,提高新闻传播教育的质量,培养能适应全媒体环境的复合型人才。

参考文献:

[1]蔡雯.继承、拓展与创新――对新闻编辑课程的教学改革及思考[J].新闻战线,2008(3).

[2]陈.全媒体时代新闻学专业实践教学的创新[J].青年记者,2012(7).

[3]邓建国.管窥美国新闻传播院校媒介融合课程改革中的经验与教训[J].新闻大学,2009(1).

[4]冯莉.广播电视新闻专业课程实践教学方法探析――以《新闻采访与写作》为例[J].东南传播,2011(11).

第8篇:媒介工作经验总结范文

关键词:媒介融合;“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2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2-0169-02

“媒介融合”是国际传媒大整合之下的新兴作业模式。在信息传输通道多元化的当代社会,“媒介融合”把报纸、电视台、电台等传统媒体,与互联网、手机、手持智能终端等新兴传播通道有效地结合起来,资源共享,集中处理,衍生出不同形式的信息产品,然后通过不同的平台传播给受众。近年来,这种新型整合作业模式已成为国际传媒业的新潮流。

一、媒介融合趋势亟需复合型新闻人才

媒介融合对整个媒介生态带来颠覆性的变革,其中人才战略是改革的重点。高校的新闻学教育,必须关注并适应这一变化,以前瞻性的眼光和广博的知识储备,不断改革新闻学教育,培养适应未来市场需求的媒体融合复合型新闻人才。

追溯起来,用“融合”(Convergence)一词来描述媒介的发展状况,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是第一人,他于1978年最早提出此概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互联网的日益兴盛,“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这一术语逐渐成为描述媒介发展趋势的通用概念。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因此呈现出多样化的视角。这些研究可以说铺展到了与媒介相关的所有方面,包括媒介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涉及到媒介经营与新闻传播的各个角落。

在媒介融合理论研究日趋繁荣的进程中,新闻媒体的媒介融合实践也日趋兴盛。2000年,美国媒介综合集团在佛罗里达州坦帕市建立的“坦帕新闻中心(Tampa’s News Cente r)”,是美国新闻界公认的进行媒介融合试验最早的也是比较成功的典范。其后,美国、英国、新加坡、日本等多个国家的百余家传媒机构都相继开展了媒介融合的探索与实践,并逐渐形成国际传媒业的新潮流。

国际传媒业媒介融合理论研究和新闻实践的发展,呼唤着复合型新闻人才。曾到美国作访问学者的中国人民大学蔡雯教授,在总结美国比较成功的媒介融合案例后提出,媒介融合后新闻传播业需要两类新型人才:其一是能在多媒体传播中进行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其二是能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1]第一种人才很难通过短期培训培养出来,只能在媒介竞争中大浪淘沙磨练出来。第二类人才的主要特点是技术全面,能够同时为报纸写文字稿件、为电视拍摄新闻节目、为网站写稿。第二种新闻人才是可以通过系统的培训培养出来的。新闻院校可以也应当承担起第二种人才的培养任务。2005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在世界上设立了第一个媒介融合(convergence emphasis of sequence)专业。目前,美国很多新闻媒体、新闻院校和媒介组织都在进行这类培训,让文字记者学习摄影、摄像技术,报纸编辑学习音频、视频编辑技术和图表制作等。力图通过人才战略的实施,在未来的传媒竞争中抢占先机。

近十年来,国内媒介融合大势乍起,但媒介之间的融合主要还是在报纸与网络之间,广播、电视与网络之间的单向融合。2007年前后,新华社、广州日报报业集团、烟台日报传媒集团等先行者,开始进行多媒介融合的探索与实践,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他们在探索与实践中,迫切需要且目前仍感奇缺的,也是媒介融合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与业界的探索实践相呼应,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学教育的改革已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2005年,蔡雯等一批赴美交流的学者首先向国内介绍了“媒介融合”的相关理念与实践;2007年,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在全国首设新媒体专业方向,开展了媒介融合新闻教育的实践;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与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合作,成立了我国高校首家融合媒体实验室。但是,与国外新闻教育的改革相比,国内新闻院系的改革相对比较缓慢。学界对是否需要从新闻教育的角度对媒介融合的趋势进行回应,至今仍有争议,主要存在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应该努力培养学生全方位的技能,使之能适应各种媒体的要求;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媒介融合教育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可能培养什么都精通的人才,这样会让学生什么都会但什么都做不好。[2]总的来看,虽然还有研究者对媒介融合的人才培养目标持疑虑的态度,新闻教育界针对媒介融合趋势的教学改革仍处于探索阶段。但是,对这一不可避免的全球化趋势及早做出主动性反应和调整,在人才培养体系上未雨绸缪,终归是一种积极进取的做法。

二、现行新闻教育与媒介融合内在要求的不相适应

面对国际传媒业方兴未艾的媒介融合大潮,我国现行的新闻教育在教育理念与新闻实践上,的确存在一定的差距。新闻教育要超前把握,开展媒介融合教育,必须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认真解析存在的问题,并有的放矢地探索解决方法。

笔者认为,现行新闻教育实践,在应用型专业技能教育与媒介融合教育的内在要求之间,主要存在三大矛盾:

其一,学生多技能学习与有限学时的矛盾。我国现行的新闻教育,大部分采取按媒体分专业进行专门性教育的学习方法。各新闻院系的学生,基本上是4年时间学习一种媒体的传播知识与技能。要使学生毕业后适应媒介融合的工作环境,则要求他们在4年时间内掌握多种媒体的传播知识与技能。如何处理好学习内容与学习时间的矛盾,是培养媒体融合复合型人才亟待解决的问题。精通某一媒体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涉及的内容很广,既需要广博的基础知识和相关的专业知识学习,也需要专业技能的培训与实践。大学四年时间,要求学生掌握并精通纸质媒体、广播电视媒体和网络、手机等多种媒体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显然是不大可能的。其二,现有师资队伍与媒介融合教育的矛盾。这一矛盾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老师的知识结构和综合性媒介素养的差距。目前,承担新闻教育的教师,大部分是从学校毕业后任教的。他们在校所受的教育都是单一型媒介的,只熟悉或了解某一媒介的知识和技能,缺乏对多种媒介融合贯通教育的媒介素养。即使部分从媒体转到院校的老师,此前的媒体实践也主要集中在单一媒体,同样缺乏综合媒介素养。二是媒体的实践经验不足。大部分教师是从学校到学校,对新闻业界的现行变革状况了解不够,媒体实践经验特别是多媒体融合的实践经验明显不足甚至是空白。三是教师担当的现行课程体系与媒介融合教育的矛盾。目前,各院校新闻专业的课程体系,基本还是按单一媒体教育的要求设置的。老师在教学中,也是按单一媒体教育的要求进行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组织的。其三,是媒介融合教育与单一媒体实验室的矛盾。目前,各院校的新闻实验室依然是按照单一媒体教育的要求,分门别类地设置实验室的,如摄影实验室、电视非编实验室、报纸排版实验室等。媒体融合教育,要求实验室的设置也能实现多媒体融合,使网站、音视频、掌上媒体及传统纸媒通过一体化的管理流程,实现多业态、多时段的生产、与运营,而不再是过去各种媒介各自独立的实验室。

三、培养“一专多能”复合型新闻人才的可行性路径

未来媒体的主流传播形态必定是多媒体融合的传播形态,新闻学教育应超前把握,突破固有的思维定势,主动适应未来市场发展的需求。针对现行应用型新闻教育与媒介融合教育内在需求的不适应,我们不妨变换一种思路,从培养“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的角度,探讨应用型新闻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一)改革课程设置,变单一教育为全媒体教育

针对学生多技能学习与有限学时的矛盾,高校可以“一专多能”为导向,对新闻教育专业培养方案进行改革。在4年的大学教育时间内,可以让学生集中精力学习和实践某一媒体的知识与技能,对其他媒体的知识与技能则依据学生自己的爱好和可能,以选修课的形式,让其选修涉猎。对“一专”的媒体,要求学生能熟练地掌握其专业知识和技能,达到“精通”的目标;对“多能”的媒体,则只要求学生能了解和一般性地知晓其专业知识和技能。在大学一、二年级可以集中安排通识课程和专业基础课程,并完成各专业的初步技能课程,使学生在入学之初,在培养媒介基本素养和综合素质的同时,即对各媒体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有所了解,初步树立媒介融合的理念,掌握媒介融合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第三学年,则可以设置专业方向课程。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将来可能就业的方向,选择专业。对所选专业方向的知识和技能,要按照“精通”的要求设置相关课程和实践体系。与此同时,以选修课的形式,让学生对其他专业的课程进行选择性学习,达到“一专多能”的要求。

(二)提高教师的综合素养,培养全媒体教师队伍

要提高师资队伍的综合素养,当务之急,是要引导教师清醒地认识当前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培养超前把握的责任意识,逐步树立媒介融合教育的理念。在此基础上,要引导教师深入研究新闻业界的变革与发展。运用新闻学与传播学理论,解析媒介融合的理论建构、技术支撑、体制架构和运行机制等,对媒介融合实践进行综合分析和理论归纳,为媒介融合教育奠定理论和实践基础。

针对媒介融合教育的内在需求,要充分发挥各位老师的业务专长,使其在培养学生“一专”的知识和技能上发挥作用。讲授专业课的老师要有计划地“走出去”,进一步了解当前业界的变革和发展状况,及时将最前沿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与此同时,要大力改革新闻教育的课程体系。在大一、大二阶段,可以尝试在专业基础教育上将各媒体打通,同一门课程试行多个老师讲授多种媒体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大三、大四的授课则要突出“精通”意识,引导学生在精通某一媒体的基础上达到对其它媒体更深层面的认知和熟悉。

(三)打通媒体界限,构建以媒体融合实验室为中心的实践基地

要从媒体融合教育的需要出发,建成与未来市场发展相适应的全真教学实验室。要大力开发基于全媒体资源库的多种媒体业态融合的实验室管理系统,使网站、音视频、掌上媒体及传统纸媒通过一体化的管理流程,实现多业态、多时段的生产、与运营,而不再是过去各种媒介各自独立的实验室。媒体融合实验室要实现全媒体一站式全流程运作,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媒体融合意识和操作能力。在教学实践中,要努力把课堂和实验室变成解读与创新媒体融合的模拟试验田,紧跟业界媒体融合的创新实践,培养合格的“一专多能”型全才。以媒体融合为导向,培养“一专多能”式复合型人才,是新闻学教育亟待解决的课题。它期待着更多的探索与实践进行破题攻关!

参考文献:

第9篇:媒介工作经验总结范文

[关键词]广播节目;创新;体系保障

一、广播节目创新的物质保障

资源是节目创新的保证,也是节目创新必须依赖的客观条件。媒介的资源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多种资源形态。

一个新节目在筹创阶段要经过大量、长期的准备工作,而这些工作都是在电台正常播出工作之外。因此,它不但不能为电台取得经济效益,还要花费主创人员的精力,同时还要获得电台在经济上、物质上的支持。在这些节目播出之初,往往也要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引起听众的注意,不会立刻获得好的经济效益。在这段时间里,电台要持续给予节目充分的物质支援,保证节目质量。资金是广播节目创新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节目创新的这种持续投入,不仅需要电台领导的魄力和勇气,更应从资金上预留一部分“创新基金”、对符合标准的新节目予以支持。

人才是广播节目创新资源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任何企业的创新最终都离不开人的努力,媒介尤其如此。媒介是大规模生产精神产品的,是劳动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 产品的好坏更多地依赖于员工的个人素质,媒介从业人员的个人素质高低将直接影响它的每一期节目的优劣和媒介创新的质量和速度。因此,媒介更应该重视人才资源。不同的媒介在节目制作上的表现手法、编排方式等方面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在这点上存在共性。对广播节目创新人才的重视更体现在对主创人员精神上的鼓励,也包括物质上的鼓励。

新技术在两个方面对广播节目创新产生影响。一方面是新技术的应用加剧了媒体之间的竞争。新闻传播的两大障碍是时间和空间,新闻媒体存在的意义以及生存的基础就是要尽可能突破这两大障碍,新闻媒介的竞争往往都是时间和空间的竞争。广播相对于报纸和电视的优势就在于迅速、收听方便。但是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报纸的印刷和发行越来越快捷;电视直播技术的成熟也大大缩短了新闻发生的时间和空间障碍。此外,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特别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技术的发展,大大压缩了信息传播的这两大障碍,近几年很多突发新闻首先是通过网络或者手机短信的方式传递。现代技术的迅速发展使媒介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另一方面,新技术也为广播节目创新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近几年出现的手机短信为个体参与信息传播以及听众同广播媒介之间的交流开拓了新的空间。目前国内的一些广播节目已经开始利用短信接收听众反馈信息。在相同时段内,短信的接收数量是电话的几十倍。这一方面有助于编辑、主持人在节目进行中随时了解更广泛的听众意见和要求,同步调整节目走向另一方面,也为听众之间提供了更广阔的交流平台。可以预见,随着技术的发展,广播节目还会不断地产生新的形式和新的报道方式。

二、广播节目创新的法律保障

新创节目常被其他媒体模仿是媒体不积极创新的一个原因。因此,鼓励媒体创新还要防止新创的节目被抄袭。媒体乃至社会都要有意识地保护新创造出来的节目,避免这些节目被简单模仿。虽然,法律可以方便地对形式上的简单模仿进行惩罚,却很难对内容、风格、定位上的借鉴加以限制。这需要通过法律的改进和人们法律意识的加强逐渐改进。

三、广播节目创新的途径保障

我国广播媒体主动地学习摸索以及借鉴其他媒体和境外同行的经验是广播节目创新的基本途径。因此,广电媒体可以设立专门机构搜集、整理、分析、研究其他媒体(包括国外媒体)成功经验,从中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加以借鉴。对于本媒体一些已经获得成功的做法,也应及时总结,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以便在以后的工作中参考这些经验。只有在学习他人、总结自己的基础上,推出有自己特点的创新举措,做到你无我有,你有我新,才能在激烈的媒体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广播节目创新的机制保障

媒体建立合理的运行机制,有利于媒体对市场变化产生灵敏反应,媒体根据受众需求及时创新节目,这是广播节目创新的关键。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的各个媒体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媒体的运行机制方面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中国加入WTO,尽管所签署的条款并未直接涉及媒体行业,但现实的发展仍然使得这个特殊的产业感受到迫在眉睫的外来竞争压力。与国外同行相比,中国媒介缺资金、缺经验、缺人才,但最缺的可能还是真正企业化管理的运行机制。

五、广播节目创新的反馈保障

目前国内大多数电台、电视台都在构建自己的节目评价体系。在这些节目评价体系中,其可观察变量基本上是一致的,大致有受众信息反馈、专家评议、节目技术指标等等。如果再住下细分,比如受众信息反馈指标还可分为节目收视率、满意度和综合反馈体系(电子邮件、电话)等等。虽然具体做法各异,所占权重不同,但在现阶段,人们还没有找到更多的可观察变量来进行客观评价。在目前阶段,中国特色的节目评价体系可以由收视率(收听率)、满意度、专家评价、节目成本四个主要方面构成。这些标准同时兼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到大众标准,在行业管理中起到平衡和矫正短视行为的作用。

节目评估是播后评估,是专家、听众等对节目反馈意见等的综台评价。媒体建立节目评估体系有助于广播媒介的节目创新。创新不等于创优,客观、合理的节目评估体系可以对新创的节目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有利于及时排除缺乏市场、社会效益不佳的新创节目,鼓励有市场潜力且社会效益较好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评估对新节目做深入分析,及时发现节目的优、缺点。因此,节目评估体系不仅是对新节目的合理评估手段,对节目的创新也有很重要的意义。节目粗制滥造和互相克隆是中国广电媒体的两大顽疾,它反映的问题是精品意识不够和创新能力不足。因此有效的节目评价体系可以对节目进行播后监控,在解决节目粗制滥造方面提出警示,可以帮助媒体的管理者和节目主创人员发现节目中存在的问题,认识到节目创新的迫切性。

参考文献:

[1]于钦彦.节目创新是广播发展的核心竞

争力[J].山东视听,2004年06期 .

[2]李向阳.创新规制:发展广播电视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