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现代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参与型政治文化是伴随着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而逐渐形成的，阿尔蒙德所指出的融合了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公民文化正是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的理想土壤。西方公民文化传统中，共和主义公民观和自由主义公民观基于不同的自由概念而呈现出二元对峙，而社群主义和公民资格理论的崛起正是应对了自由主义公民观的现代性危机。虽然论战双方还没有一个输赢结果，但最终受益的是整个政治文化理论界，也为中国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构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政治文化指的是政治的心理层面，按照g. a阿尔蒙德的著名定义:“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所谓政治参与，是指公民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从而充分表达自身意愿的过程，它是现代民主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政治文化的发展，它意味着社会成员在政治参与的心理方面，即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生活的心理层面的各种态度，它们是内化于政治人的能力和属性，亦即人的素质在政治参与方面的内容，因此它是一种潜在的、不成文和隐性的文化。

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参与化

政治文化的发展集中表现在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和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西方著名学者亨廷顿和阿尔蒙德等，将政治文化发展归纳为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而根据马克思主义主体发展理论推导出的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也与所谓世俗化的内容大体一致。政治组织原本是“人类适应外在和内在环境的最重要方式”，是人类所创造的客体之一。古典美德政治赋予政治生活以最高的道德目标，神学政治将之贵族化，政治生活只是少数精英的专利，而同平民百姓、凡夫俗子毫无关系。当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形态过渡，政治领域的“祛魅”使笼罩其上的神秘面纱被逐渐揭开，人们开始把政治生活看成生活方式的一种，尤其是看成谋取和保护个人利益的工具。“世俗化意味着人们的世界观、思维方式以及社会角色定位标准的深层变迁，如果说传统社会人们是以笼统的标准观察客观事物，具有浓厚的情感色彩，那么在文化世俗化的现代社会，人们能够以明确的、中立的方式观察事物，在评价和录用社会角色的过程中，现代世俗文化注重的是个人的成就，而非世袭门第。政治文化的世俗化同时也带来了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参与型政治文化意味着公民开始把自己看作现代政治生活的主体，并通过各种途径积极地参与政治生活，他们相信自己的政治能力。在传统社会中，个人与政治国家密不可分，他们是政治社会中的组成部分，大部分个人都是消极的服从者，而不是独立的个体。资本主义时代国家与社会的分化，使个人获得了在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双重身份，“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现代社会的个人具有很强的独立意识并且相信自己有能力影响和改变政治生活的运行，以获得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政治结果，于是他们逐渐转变成了积极的参与者。这些都源于政治国家和社会的分离，以及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所指出的“如果说现代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政治革命的话，我们或许可以把这场革命称作‘参与革命’。在世界上所以的新兴国家中，普通民众与政治有关这一信仰—即他们在政治制度里应该是一名被卷人其中的参与者—流传甚广。那些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广大民众集团正在要求参与政治制度。因此，如今不承认对这一目标承担义务的政治精英已寥寥无几了。”正是鉴于这种趋势的普遍性，德将这一参与型政治文化称为“世界的政治文化”。

但是这种参与占主导的政治生活形象的变化只是在整体趋势上参与的加强，当这种政治文化的演进落实到某个政治个体时，则并不必然造成参与的结果。政治生活大体上依然存在三种不同层次的参与者，他们对政治的态度各不相同，与政治的距离也有远有近，大体而言，他们是远离政治的个体，顺从政治的个体和积极参与政治的个体。这种多元混合的参与型政治文化真实地存在于每个国家。

公民文化的类型

阿尔蒙德和伏巴在《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中，以“政治参与”为观察和比较的重点，分析了三种不同的政治参与者文化:村民政治文化，臣民政治文化和公民政治文化。村民政治文化所描述的是传统社会中，政治领袖与宗教领袖的重叠，村民对政治体系没有明确的意识，但对共同体具有强烈的感情，但是没有形成调节他们与政治体系关系的规范和标准;臣民政治文化则是指对政治体系采取一种被动关系，只与政治体系的输出有密切关系，而没有积极的参与进去;公民政治文化存在于较为发达的社会，公民积极的参与政治生活，视自己为政治生活的积极成员，对自己的义务和权利有明确的意识，在任何层次上都存在对政治体系的评价和批评。

公民文化既不是传统的文化，也不是纯理性的现代工业文化，而是一种将传统和现代完全融合的文化。它是“以沟通和说服为基础的多元主义文化，是一致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文化，是允许变革但要渐进性变革的文化”。传统成分与现代成分在政治文化中的有机结合和平衡协调，将促进政治制度的稳定与健康发展。但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一样，既可能导致政治参与，也可能导致政治不参与，例如，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公民，对政治象征具有强烈的情感，他们不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而是出于这种情感的驱使而投身政治;现代文化使公民将参与政治与其他活动作理性的利益比较，也同样有可能做出不参与的抉择。因此传统与现代，参与和疏远，积极与消极同时存在于一个政治共同体中，它们之间的平衡协调，有利于政治体制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以上三种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划分只是理论上的理想模式，实际上，在任何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文化中，都能发现至少三种参与者的存在，他们构成了政治参与的基本状态，并且任何一种参与者都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因此，任何一种政治体系的文化都是混合体，“公民文化是一种公民、臣民和村民的混合”。

西方公民文化的演进，经历了从古希腊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国的共和主义公民文化，到中世纪的贵族共和主义公民文化，最后发展成为个人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过程。古典城邦共和国的积极公民(“天生的政治动物”)最终被市民社会的消极公民所取代，贡斯当(b. constant)把古代希腊罗马公民的“政治自由”与现代公民的“个人自由”区分为“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从而揭示了共和主义公民文化与自由主义公民文化的基本歧异。他指出，在古代人那里，作为公民的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者，但其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而在现代人中，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是独立的，但其在公共事务中则仅仅是表面的和有限的者。因此，古代人的自由，旨在于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而现代人的自由，则旨在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二与此类似的区分，还有伯林(i. berlin )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哈贝马斯(( j. habermas)所谓的“公域自主”与“私域自主”等等。

每一种历史形态的公民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色，他们各自与不同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因素的发展状况相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共和主义的公民文化与自由主义的公民文化在政治参与这个问题上，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方向:前者建基于集体主义，强调城邦公民或者贵族精英阶层在政治生活中平等而积极地参与，而后者则更多的崇尚私人领域免于强制的自由权利，注重多元价值和制度规范。因此，二者的确具有不同的特殊困境，一是把“自由”主要理解为“政治自由”即公民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从而忽视了私人生活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保障，其危险就在于它以公共政治生活吞没了个人生活的空间，即社会生活的“过度政治化” overpoliticization;另一个困境在于个人主义带来的社会生活的“过度私人化” overprivatization，由于社会国家的巨型化，导致了人们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影响政治，在政治行为上表现为疏远和漠不关心，由于商业的发达，人们更多地忙碌于物质追求，醉心于丰富绚烂的私人生活，从而社会团结也遭受相当的危机。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有的个体天生就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选择远离，选择将全部生命投入到丰富多彩的私人生活当中，哈贝马斯称这种现象为“公民的私人化症状”。由于个人获得了决定对政治生活采取何种态度的自由权利，“他们都不必然是政治动物，纵然生活在一个社会中，他们也不需要关心这个社会的政治，不需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也不需要珍重社会的政治体制和价值观”。

社群主义与公民资格理论的挑战

当代社群主义的兴起正是回应了自由主义的公共性危机，它常常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其中心论断是:共同体的价值在各种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中，或者在自由主义社会的公共文化中都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他们认为就算不把对共同体的考虑置于自由和平等之前，也有必要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自由主义也对此作出了两种回应:一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这本身是一种对自主的信奉的撤退;另一种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希望通过构建共同的民族身份、民族语言来形成维系公民的参与和国家的团结。参与型民主正是致力于通过对差异性的商议(即积极的政治参与形式之一)来建构社会团结的新纽带，重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可见，当代社会的参与危机确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大话题，也是所有政治理论都必须正视的一个挑战。

社群主义实际上是共和主义的积极公民传统在当代世界的回响。在政治参与问题上，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依然徘徊在共和主义的公民文化观与自由主义的公民文化观的二元框架之内，一个强调积极的政治参与，一个则保护私人生活的自由。社群主义一直试图论证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已经不能解释或维系共同情感、共同身份以及任何可行的政治共同体都需要的边界，不过这不但没有走出反而强化了消极公民与积极公民的二元对峙，它只是试图解释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公民观无法维系共同情感、共同身份以及任何可行的政治共同体所需要的边界。那么，两种自由是否非此即彼的关系呢?

关于政治自由与个人自由的关系问题，贡斯当对于法国大革命期间由最初公民政治参与激情高涨到后来人人厌恶政治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他强调:第一，私人生活的自由须以政治自由为保障，如果公民们都不参与政治从而放弃有效制约公共权力，那么归根结底私人生活的自由是没有保障的;第二，一个民族的伟大素质只有其公民充分参与行使政治权力才能发展起来，因为政治自由扩大人的精神境界，提高人的思想层次，并塑造该国公民的一种群体性知性素质而奠定该民族的光荣和昌盛。因此，所谓私人生活的自由与政治参与的自由，在贡斯当看来决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重要的是要学会把两种自由结合起来。

晚近公民资格理论的出现，就是立足于超越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的集体主义之间的对立，试图把自由主义的正义要求和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要求整合在一起亡为了克服‘、公民的私人化症状”，公民共和主义内部的两大阵营:“亚里士多德式的共和主义”者坚信政治参与本身就是具有内在价值的，因而贬低私人生活的价值，但是这种观点难以被大多数人接受;另外一个阵营则承认许多人在不同程度上对政治天生就缺乏兴趣，所以要对积极公民资格的要求予以限制以便容纳那些不同的优良生活观，他们把政治参与所需要的各种基本品德看作是维系正义制度的工具性手段。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公共生活以及对公民社会中对平等规范的支持都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并致力于寻求培养公民品德的苗床，比如市场、公民社会的自发机构、家庭、学校等。

公民共和主义通过、公民资格”的理念试图把自由主义的正义要求和共同体成员资格的要求整合在一起，这也是对两种公民观的一种综合与超越。他们看到，现代民主制的健康和稳定不仅依赖于基本制度和正义.而且依赖于民主制下的公民的素质和态度—譬如:他们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以及为了使政治权威承担责任而参加政治活动的愿望等等。如果没有这些素质的公民的支撑，民主制将步履维艰甚至趋于动摇。如哈贝马斯所言，一只有在人民尽力支持的前提下，这样的制度才有价值。

建构中国的参与型政治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演进，人们的政治观念和行为产生了深刻变化。公民自我意识在不断增强，自我价值实现意识同传统的民族整体自下而上发展的意识相结合，逐步增强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主人翁意识，更加关注国家、人民利益，也更关心政治，积极投身改革，形成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的全新格局。现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基本上也体现了世界政治文化发展的参与化趋势。

现代公民的基本政治人格特征表现为:认同并效忠于狭小社区或政治共同体，个人作为国家或其他较大的政治共同体的一分子，具有归属感和责任感;对于政治系统与个人之间的互动关系具有充分的感知，有较强的政治效力感。相信自己有改造或影响政治环境的能力，主动参与政治过程或介人政治活动:树立起以理性和绩能为基础的新的政治合法性观点，期望以个人的后天能力和贡献为准则而非以个人先天的背景和属性来评价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具有较强的政治行为能力，了解政治理论且有政治实践经验，富有理性和怀疑和批判精神，对公共目标以及个人利益要求合理期望、相信他人、宽容歧异、与人合作、愿意妥协，重视公共利益、遵守法律规范、不盲目猜疑、不独断专行等政治道德修养。政治现代化和政治文化世俗化是一个持久的过程，一旦在这一过程中堵养出具有上述人格特征的现代公民，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将由此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就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大体上存在“公民文化”所包含三种层次的参与者:第一，狭隘观念者:对政治体系所知所知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公民;第二，顺从参与者，也称被动型参与者:“‘已成为政治体系组成部分的，并对政治体系施加于他们生活的影响或潜在影响有所认识的公民。”第三，积极参与者:.‘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对社会的输入过程，也就是对那些促使他们介入政治的过程有一定的认识，并形成了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也就是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去做就能够影响国家的政治事务。”

对此有学者提出中国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培养的途径之一就是要逐渐消除狭隘观念者，积极培养顺从参与者，重视和正确引导积极参与者。存在一种否定、‘狭隘观念者”在政治参与中合法地位的倾向，并急切的希望能消除“狭隘观念者”。持此观点者认为，我们发展中国家急切地需要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因而必然产生与这种急切相对应的担忧—恐怕公民参与性的减低，恐怕冷漠情绪的蔓延会阻碍民主的发展:但是‘这不仅与.‘公民文化”本身应有之意相悖，而且从现实性上看也是比较理想化的。或许我们只能通过某些途径调整三者的比例，至于消除某一层次，可能会破坏“公民文化”的平衡性—非参与型政治取向与参与型政治取向构成一种“平衡的政治文化”，因为其中既有“政治的积极性、参与性和理性，但他们又因为消极性、传统性和对狭隘的地方性价值的献身而得到了平衡”。另外，全民的政治参与也很难总是以制度化形式出现，因此更难控制和引导，会给政府工作带来新的难题，甚至会导致政治动乱。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参与型政治文化与西方国家参与型政治文化存在着深刻的差异，如果说西方国家的公民参与危机源自于个人主义传统，是一种因社会生活的过度私人化而导致的低参与现象;那么，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问题，则是由前现代‘臣民文化”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型。在具有深厚专制主义和宗法主义传统的中国社会，有“族民”、“子民”、“黎民”和“村民”而没有“公民”。建构公民社会和公民文化，是中国民主化的重要步骤。由于中西政治文化的历史差异，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和直接套用西方政治理论。

张明澎在《中国“政治人”》一书中，对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进行调查报告，调查内容包括政治观念(或曰政治参与态度)、政治知识和政治技术、以及政治参与经历。结果显示，中国政治人的基本政治态度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敬而远之。也就是尊重政治，崇尚政治，对政治给予积极的价值评价，但同时又回避政治，不愿意参与政治，或者在不得已参与时采取不认真、敷衍的态度。“敬”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向来相信“性善”，对政治的“原始信念”就是把它看作是管理国家、为人民服务的高尚事业，不过在具体问题上，又倾向于将政治参与跟切身的物质利益相分离，因而往往采取“远之”的行为方式，体现出一种伦理型的政治参与观，而区别于西方的功利型政治参与观:虽然西方政治文化出于对人性的“幽暗意识”，进而把政治也看成是罪恶的、肮脏的，但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又往往积极地投身其中，甚至会采取种种措施防止统治者将不正当的企图付诸实践。中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态度，造成了政治参与行为的两极化基本特征:一极是在非常时期的参与狂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另一极是正常时期的参与冷漠。

第2篇：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

摘要：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需要在六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根除人治意识，弘扬法治意识；二是破除权力本位意识，树立权利本位意识；三是根除臣民意识，培育公民意识；四是摈弃官本位意识，树立民本位意识；五是转变全能政府意识，树立有限政府意识；六是转变扬善为主意识，树立制恶扬善并重意识。

关键词：政治文化；法治意识；权利本位意识；公民意识；民本位意识；有限政府意识；制恶扬善并重意识

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中国政治文化发轫于两周，制度化于秦代，定型于两汉，承袭发展于隋、唐、宋、元、明、清各代，流行数千年经久不衰，成为政治体系和政治生活牢固的精神支柱与深层的文化土壤，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本文拟对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需要实现的六个根本转变展开深入分析，以期对推进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有所助益。

一、根除人治意识，弘扬法治意识

中国政治文化中人治意识源远流长，且一直占主导地位。孔子认为国家的兴衰取决于有无圣主明君：“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 ①孟子同样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② 荀子在《荀子·君道》中更开宗明义提出“有治人，无治法”，即只有自觉致治的人，没有自动致治的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③ 君主是超越于礼义法度之上的，礼义法度是约束百姓的。法度只是君主“牧民”、“驭民”的工具，且法度依附于礼义。它赋予君主、圣人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

与西方政治文化推崇“天赋人权”不同，中国政治文化倡导“天赋王权”。君权神授，真正的君主是体现“天人合一”的大德之人。自然的天或人格化的天赋予君主绝对的政治权力，民众只有服从的义务，毫无权利可言。君权至上，可遍及社会政治生活的所有领域和各个层面。“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④ 国家权力为君主所私有，君主独揽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大权，君主随时享有对官员和民众生杀予夺的权力。正所谓，民以君为心、君为民之本、官为民之主。儒家非常重视统治者道德教化的政治功能，强调统治者教化民众的社会责任，把教化与否作为评判政治系统好坏的根本标准。务治民心是政治统治的最高境界，道德教化是王道政治的根本标志。

人治意识的根本特征是权力至上，统治者意志至上。人治把国家和人们的前途与命运完全交给少数官员，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掌握。统治者支配着公共权力，权力依附于权力的拥有者，而不是处于其外的法律。人治之下，权力支配法律。它直接导致了法律与社会的分离，因为法律不体现民众的共同意志，不反映社会的基本诉求。民众不是基于保障自身权利发自内心地尊重和服从法律，而是基于权力的强制不得不服从法律。权力支配法律会导致法律对权利的限制和消解，权力借法律之助，侵犯甚至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法家也倡导法律的统治，但法家的法律观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法治观念，法家在倡导“法”的同时，将其与“术”、“势”并列，正体现了人治的特征。法家认为，权术的应用是无条件的，不受法律的约束，当法与权术相结合时，法不再能体现法的精神，而只是权力的附属品和权势的工具，严刑峻法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护既定的统治秩序和强化君主的统治权威。

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要求彻底根除人治意识，大力弘扬法治意识。把法律而不是把某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管理的最高准则。彻底根除人治意识，大力弘扬法治意识，将法治提升为治国方略，必须体现三个方面的核心思想：一是树立法律至上意识。这是划分法治和人治最根本的标志。凡是宪法和法律权威高于任何个人或集团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法治，凡是宪法和法律权威屈从于个人或集团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人治。法治要求全体社会成员普遍地服从法律体系的规约，不得有任何个人、集团或权力超然于法律之上、游离于法律之外，它从根本上否定特权意志和特权现象。二是坚守保障权利意识。切实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法治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前提。这意味着宪法和法律可以修改，但人的基本权利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维护这些权利的目标不得背弃。法律必须根植于社会生活，反映多数人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破除人民对权力的高度依附，塑造具有独立自主人格和良好法治意识的新型公民。法律是否体现了这些原则，不仅是基于国家意志和利益的判断，而主要是现代社会的多元价值评判经过公共领域，进行公开的、自由的、理性的讨论而整合为公共舆论，进而通过政治系统成为制定法律和公共政策的依据和监督力量。它不仅构成了国家权力的正当性基础，而且为宪法和法律制度的变革开辟了道路。三是强化制约权力意识。“治权”是法治的重要功能之一，法治要求严格界定、约束和规范政府权力与政府行为，有效控制权力的自我扩张、自我腐化。法治要求政府不得违背其价值前提——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直至最终把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规则纳入宪法的轨道，使政府权力受到理性的、透明的、稳定的宪法性规约，使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得到真正的实现。

二、破除权力本位意识，树立权利本位意识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权力是谋取个体利益和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权力是衡量个体地位和人生价值的基本尺度，此种意识为社会成员所普遍认可。权力是政治国家的主导运行规则，当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高度一体化时，权力必然会泛化为整个社会体系的主导运行规则，即表现为权力本位。国家政治功能无限膨胀、全面覆盖，社会自主空间极度狭小、社会经济功能极度羸弱。在中国封建社会，对于高居独尊地位的政治权力的无尚尊崇和绝对服从，对于作为政治权力人格化的君主和各级长官的无条件忠诚乃至盲目迷信，成为中国民众的重要特征。

权力本位意识的基本特征可集中概括为八个方面：一是权力无界观念。即认为“权力圆”无限大，权力的行使范围和影响范围没有边界，可以随心所欲地渗透到任何权利者的任何领域，不受权利者“权利圆”的边界限制，其具体表现是权力无边，权力包管，权力很少甚至不受约束。二是权力万能观念。即相信权力可以改变一切、实现一切，受权力支配的一切人都必须无条件服从权力，否则必受权力者惩罚。三是权力至上观念。权力在整个社会序列中处于最高等级，其地位至高无上，人也因拥有权力的大小分属于不同的等级。四是权力情结。权力拥有者将权力看做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整个社会普遍呈现迷恋权力、崇拜权力和争夺权力的倾向。五是权大于法观念。在理念上将权力的价值和地位看得高于法律，在实践中权力拥有者往往轻视法律、虚置法律，以自己的意愿取代法律，破坏法定的制度。六是权力独立化倾向。权力的价值被从“工具”提升为“终

极”。七是强调公共权力的至高无上地位，倾向于认为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力就会失去一切；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官本位、家长制盛行；对权力的保护的力度和广度远大于对权利的保护。⑤ 八是主张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集体利益。权力本位理念下，只谈集体利益，漠视个人利益，要求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和服务于集体利益。

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也是权利从权力中获得解放的过程，即权力与权利发生结构分化的过程。努力维护基本权利、切实保障基本权利、充分享有基本权利，成为文明社会成员的共同心声。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与社会的两重分化、文明社会的建构、权力本位的逐步消褪和权利本位的逐渐生成是同时发生的历史过程。

树立权利本位意识包含如下五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权力来源于权利观念。权利是权力的基础和源泉，权力是权利的次生形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国家权力由人民所赋予，被人民所委托。国家权力的配置、国家官员的产生、国家权力机构的设置及其运作方式和程序等都是公民行使权利的结果。权力来自于社会的权利冲突和社会管理的需要，不是权力“创造”和“衍生”了权利，而是权利“创造”和“衍生”了权力。人民的利益应成为国家活动的根本目的和力量源泉。二是权力服务于权利观念。国家权力的目的和价值都体现在为人民的权利服务之中，维护正义、保障自由、防止侵权、惩恶扬善是国家权力的应尽之责。国家政治权力的配置和运作，只有为了保障主体权利的实现，协调权利之间的冲突，制止权利之间的互相侵犯，维护权利平衡，才是合法的和正当的。权力服务权利，不仅体现在防范对权利的侵害，更重要的是为权利的行使和实现创造条件，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拓宽权利的领域。三是权力以权利为界限观念。权利界定了国家权力运作的合理性基础、范围和限度，它是国家权力的界标。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公民权利就意味着公民的自由活动空间，就是防止国家或他人干预的屏障。在这个空间内，主体可以尽其所能地行使自己的意志自由，充分享有宪法和法律所认可和保护的利益，创造性地发挥其才能和潜力，同时也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和精神财富。这个自由空间不仅是为他人所设定，也是为国家所设定，国家权力的运行应当以此为界限。⑥ 四是权利制约权力观念。这是由权力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决定的，权力自身具有强烈的扩张性，不受控制的权力常带来破坏性的结果，且其容易成为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找寻制约权力的有效途径是政治哲学家们矢志不渝的追求。许多现代文明国家都将权力的分立和制衡作为宪法制度的灵魂，权力配置和相互制约机制构成现代宪法的基本内容。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是迄今在实践中应用于制约权力的两种最有效的手段。五是法大于权观念。权力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行使，任何个人或组织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以权利为核心重构现代法理念已成为民主与法治社会的共同追求。法律是解放人类的工具，而不是束缚人性的枷锁。良法的本质在于它同正义与道德原则的一致，而不在于它同命令与威胁的结合。

三、根除臣民意识，培育公民意识

臣民意识是传统社会的基本政治意识，臣民意识与君主专制制度相伴而生、如影相随。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宗法关系、专制皇权导致的权威崇拜、奴性心理，人治传统造成的依附顺从观念，是形成臣民意识的深层文化土壤，臣民意识至今仍深深影响人们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模式。

臣民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度依附心理。君权至上是封建专制社会基本的政治价值准则，人们处于绝对的从属和被支配地位，毫无自主性，没有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更谈不上政治参与意识。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社会严重扼杀了人的个性，束缚了人的自主意识，造就了人们无条件服从的依附心理和奴性意识。封建专制之下，个人具有高度的依附性：对家庭的依附，对土地的依附，对土地所有者的依附，对权力的依附，对权力拥有者的依附，直至对最高权力拥有者——君主的依附。这种高度的依附性使个体的自主、平等从根本上失去了成长的土壤，形成了“尽人皆奴仆”的政治心态。二是迷信盲从心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分散封闭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上的愚昧落后为迷信盲从心理的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对权力的膜拜又加剧了人们的迷信盲从心理。面对强大的自然力量的威胁和公共权力的宰制，人们深感自身的渺小软弱、无可奈何，于是唯有求助超自然力量的庇护和超验的幻象来支撑。绵延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则为其推波助澜，迷信盲从心理已积淀成一种稳定的深层“负文化”。民众无法独立自主地以整体利益和自身利益的平衡为目标作出理性选择和价值判断，从而使某些政治异己力量仅仅通过低频率的宣传动员就能激发人们的迷信盲从心理，在短时间内产生“风响云集”之效，危及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常见的唯命是从、唯上是从、随大流、一窝蜂、人云亦云等，都是迷信盲从心理的现实表现。三是崇尚明君和清官心理。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人们往往把国家和个人的前途命运寄托在能“为民做主”的明君和拥有清正廉洁、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秉公执法品质的清官身上，人们期望明君和清官来主持公道，捍卫百姓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视其为根治世间丑恶的灵丹妙药。在政治管理中注重个人的修养，强调个人的作用，以为有了明君和清官就可以天下大治，而忽略人性的弱点、忽略程序的正义、忽略制度的防范。明君和清官形象是封建统治者追求贤人政治所需标榜的对象，是平民百姓在人微言轻的社会里的最后一缕曙光。

实现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根除臣民意识，培育公民意识。公民意识是现代社会以公民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为内容，以公民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基石，将权利观、义务观、归属感、责任感、使命感、自律意识、法治意识、平等意识和宽容精神等融为一体的现代民众意识。培育公民意识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基本理念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公民意识是衡量政治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树立政治主体意识。个体应摆脱依附和臣属心理，克服政治冷漠心理，具有独立的政治人格意识，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从被动、消极的客体转变为主动、积极的主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体现出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时代使命感和积极主动的精神。二是强化政治参与意识。社会成员对政治参与不再是非理性的狂热抑或极端冷淡，而是伴随着理性的约束和规范的热情。对政治的普遍参与（包括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是民主制度的基本特征，其目标在于影响政府决策和与政府活动密切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政治参与意识实质上也是一种践行政治权利、履行政治业务的意识。公民广泛参与政治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公民政治参与的程度也反映着政治民主化的水平。有序、有效的政治参与是公民发挥其政治主体地位的重要途径。三是培育政治监督意识。没有对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的监督与制约，就不会有民主政治成长的健康环境，就不会有公民发挥其主体作用的活动空间和政治舞台。培育政治监督意识是公民文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四是确立政治规则意识。克服几千年的“为政在人”的人治思维定势，确立起法律法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依法治国，依法治权（此权包括权力和权利），促进公民合法地表达利益诉求，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的法律化、制度化，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化、理性化。民主社会的公民不同于专制统治下的臣民，就在于后者只是统治者的顺民，只能绝对服从统治者，没有参与国家政事和反抗政府的政治权利，也没有自觉的权利意识；而前者的这种参与权和反抗权受到高度尊重，以制度规则的形式得到体现，并被因势利导，使之成为推进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四、摈弃官本位意识，树立民本位意识

官本位意识是人们头脑中存在的以官为本、以权为纲、官尊民卑、官贵民贱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官为百业之首，唯有走上仕途，才能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只有做了官，才能获得特权和利益。人们把做官、升官看做人生最高价值追求，同时又用做官来评判人生价值的大小。官与民社会地位完全不同：官贵民贱，官重民轻；官为中心，民为边缘；官在上，民在下；官为主，民为仆；官的特权可延伸扩张，而民的权利被压缩甚至被剥夺；用官僚体制管民、牧民、控民、压民，自下而上一级捧一级，从上到下一级压一级。人们以官为贵，以官为尊，以官为荣，全社会形成以官职大小衡量人的价值、成就、地位的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意识是封建集权制和官僚制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反过来维护和服务于封建集权制和官僚制。

官本位意识的基本内涵有四：一是政治系统的设计和公共权力的运行以“官”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严格的上下层级制度，下级对上级唯首是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三是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人们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官大，社会价值就高；官小，身价自然就低。与官不相干的职业也比照“官”来定位各自的价值。四是在此基础上全体社会成员形成普遍的敬官、畏官社会心理。⑦

从历史维度看，中国的官本位意识萌芽于先秦时期，成型于秦朝，因科举制度的实施而渐趋兴盛。明清时期，官本位意识达到了顶峰，辛亥革命后官本位意识才逐渐走向没落。新中国的建立开始了从根本上摈弃官本位意识的艰难历史进程。但官本位意识根深蒂固。直到今天，官本位意识不仅在一些官员身上严重存在，而且在一些普通群众中也广为存在。

实现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必然要求摈弃官本位意识，树立民本位意识。民本位意识建基于人民主权原则之下，奠基于现代民主政治基础之上，诞生于现代文明社会之中。牢固树立民本位意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执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密切联系群众是执政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民本位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治系统的设计和公共权力的运行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二是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的理念。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把政治智慧的增长、执政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必须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必须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行使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决不能把权力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三是全体公民享有独立的政治人格和平等的法律地位。要坚持法律和制度面前，官民平等。普通公民要克服“臣民”意识，强化公民意识，特别是要强化维权意识，官员要克服“特权”思想，彻底改变只对上级负责不对下级负责、只对领导负责不对群众负责的思维定式。

五、转变全能政府意识，树立有限政府意识

全能政府可能有很高的行政效率，也可能暂时为人们带来众多福利，但它绝不可能带来公民的自主和自治，它与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要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发展民主政治，就必须转变全能政府意识，树立有限政府意识。全能政府意识是指政府自身在职能、权力、规模和运行方式上具有无限扩张、不受法律和社会有效制约倾向的政府设计理念。全能政府意识有三个根本特征：一是政府大包大揽。政府职能非常广泛，既包括政治管理也包括经济管理、文化管理和社会管理，既涵盖公共事务也涵盖私人领域，既运用宏观指导规划对经济进行调控，也运用行政指令性计划对企业进行微观管理。政府垄断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所有资源和一切事务的决策权，成为权力无所不包、行为无所不及、范围无所不在的政府。二是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经济、文化和社会组织的权力过分集中于党政领导机关，基层权力过分集中于上级领导机关，部门权力过分集中于一把手。三是社会泛行政化。国家按照行政科层对社会进行全面整合，为每一个单位（包括企业）确定相应的行政级别，各级干部由上级任命，作为国家的代表对单位进行管理和控制。单位成为国家权力的自然延伸，并承担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国家通过单位对个人实行严格的管理，整个社会被整合到一个以官职为本位的统一的行政科层体系中。

有限政府意识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政府职能有限观念。政府职能须严格限定在政治性公共权力领域，其要旨在于维护和发展公共利益。主要是维护公共安全、进行宏观调控、维持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提供科教导向、管理公共事务和服务社会大众。政府只“掌舵”而不“划桨”，只当“裁判员”而不当“运动员”。二是政府权力有限观念。有限政府是法治政府，政府权力有严格的边界，必须依法行政，不得超越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政府权力源于个人权利的让渡，政府有保护产权、维护秩序、仲裁纠纷和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力，政府在任何时候都不可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三是政府规模有限观念。现代政府管理要求决策科学化，实现从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有限政府应是一个机构精简、人员精干和办事高效的“小政府”。实行透明行政，公民对公共事务享有广泛的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⑧四是政府责任有限观念。政府通过确立责任机制强化对政府自身的限制，但人们在享有自由和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和责任。政府必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不承担维护公民生存和发展的无限责任。五是建设服务型政府观念。有限型政府必须是一个服务型、高效型、廉洁型政府。

六、转变扬善为主意识，树立制恶扬善并重意识

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有极大影响的是以孟子的“性善论”为代表的儒家人性论。儒家人性论，以道德与政治的互渗为手段，将道德伦常推崇为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既为政治上“王权至上”的权力绝对化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道德政治化奠定了基础。道德是个体存在的终极性依据，是人性的评判尺度和直接体现。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不管王朝政权如何更迭，“三纲五常”作为调节社会关系最基本的道德准则，都始终被提升到人性和天理的高度，构成普遍适用于所有领域的普遍价值规范和最高行为准则。基于性善的前提假定，“性善论”认为，社会治理应致力于道德教化，其理想模式是内圣外王的统治者施“仁政”，实行“德治”（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德治”与当代意义的“以德治国”不是同一概念。“德治”与君主政治密切相关，是君主领导下的德治，是对君主政治的道德要求，其实质是与法治相对立的人治）。人皆有善端，并有向善的无限潜能，内省和践仁是人性至善的修炼途径，通过诚心正意、修齐治平的正确途径，个体和社会就能求仁得仁。

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占主导的性恶假设作为对人性的终极假设，断然否定了“圣人”临世的可能性。它既解构了期望“哲学王”或“圣君”等完人救世、治世的价值基础，又为“法律的统治”确立了理论的逻辑前提。主张人治的政治哲学最终必然把政治权力归属于人格至善的统治者，其骨子里透出对人性特别是统治者品性的极度自信。性恶假设认为人具有与生俱来的恶。以制度防范人性的弱点是法治主义者的永恒关怀。没有法律的统治必然导致暴政。在性恶论者看来，统治者高于法律的君主专制和极权政体是与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和人权相悖的，要实现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和人权就只能寄希望于法治。

性善论与性恶论都是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中求解人性。非性善即性恶，它导致不是对人性盲目乐观就是极度悲观，这是不可取的，它会使逻辑与历史严重相背离。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雄辩地说明人兼有善恶双重本性，有为善和作恶的两重性，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因此，制恶与扬善是制度设计的双重任务。当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这两方面的功能，克服传统政治文化中扬善有余而制恶不足的缺陷。法律是一种硬约束，以国家强力为后盾，其主要是制恶功能。它既要制个体之恶，更要制公共权力之恶。道德是一种软约束，依靠的是人的自我约束和道德自律，作为自律性规范，其主要功能是扬善。两者有机结合，可共同证明和提升公共权力的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

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必须充分体现制恶和扬善的双重功能。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制恶是扬善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有效的权力制约和政治规范，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法治。扬善是制恶的目的和归宿，没有正确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激励，个体就会丧失精神家园，公共权力就会异化和丧失其合法性，社会就会出现道德缺位。制恶与扬善，两者不可或缺、不可偏废。只有把权力制约与道德激励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压制人性中坏的可能，实现人性中好的可能。只有在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前提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增强全社会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水平，才能把我国真正建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第3篇：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

" 政治文化是当代西方政治科学发展的产物。然而，政治文化传入我国，却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不但汲取了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科学性成份，而且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理论体系。政治文化研究在研究对象、方法、范畴、功能、结构等各个方面日益丰满，生发了人们对民主政治的文化思考。政治文化研究的繁荣体现在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研究主题的逐渐深入以及研究成果的日益丰富等多个方面，限于篇幅关系，仅作以简单回顾。 政治文化研究的队伍不断壮大。随着政治学专业的全面复兴，一些大学的政治学系配备了专业的政治文化研究与教学人员，一些学校还设立了研究中心、研究所等机构，如南开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文化研究所等。另外，围绕着政治文化的研究，还形成了一些专业学术研究群体，如以刘泽华为代表的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群体、以徐大同为代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群体等等。 有组织的学术交流活动也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学术界先后于1987年和1994年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政治文化研讨会，推动了学术交流，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另外，一些专注于政治文化研究的网站，如政治文化研究网（http://www.tszz.com）等逐渐发展起来，利用现代网络技术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内的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方便。 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文化研究可谓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自80年代起，学术界先后出版了政治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著近70余部，发表专业论文近400多篇[①]。一些刊物，如《政治学研究》等围绕着政治文化发表了大量论文，推动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由南开大学政治文化研究中心同《天津社会科学》联合开办的“政治文化研究”栏目以及由天津师范大学政治文化研究所主办的《中西政治文化论丛》亦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园地。另外，一些期刊如《孝感学院学报》、《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等一些刊物亦为政治文化研究开辟了园地。 对我国政治文化养成的历史轨迹加以描述，从对历史的回顾中生发思考成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发展的一条主线。在已经出版或发表的大量专著和论文中，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占据了主要的方面。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分别于1989年前后和2000年出版的两套大型政治文化丛书。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第一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即体现了视野广阔的特点，分别从地域、民俗、权力、礼乐等方面探讨了中国政治文化，计8种之多。由刘泽华主编的第二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汇集一些长期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优秀作者，在选题和内容上均有所创新。丛书从政治人格、社会人格的分析以及语言、符号的表达等一些重要的范畴入手，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做了深入而新颖的研究，充分体现了我国政治文化传统研究的最前沿成果，为新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奠定了起点。 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相比，对外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显得薄弱，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研究上。另外，在理清西方政治文化发展的模式、跟踪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等方面亦形成了一些成果。丛日云所著《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从历史的角度对古代希腊、古代罗马以及中世纪西方的政治文化传统作以探讨。高毅所著《法兰西风格》则是我国史学界以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进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贡献。该书从大革命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了法国政治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另外，还有大量的论文不但涉及到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而且对非西方国家政治文化及政治社会化的经验做了总结。 中外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突出了以专题形式展开的比较研究。其中不但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维模式，对个人、国家、权力、政治统治的政治认知方式，政治价值、政治心理等等不同的特征，而且追本溯源地分析了中外政治文化不同的原因、走向以及政治文化建设等等内容。徐大同、高建主编的《中西政治文化传统比较研究》、柏维春所著《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和西方对比分析》、潘一禾所著《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以及一些论文均从比较的视角出发，丰富了我国比较政治文化的研究。 文化形式的广泛性决定了政治文化研究内容的复杂性。器物之喻、帝王名号、英雄的形象、军阀现象、诗词歌赋、小说，甚至网络均成为人们分析与研究的对象，这为政治文化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一些重大的主题，如法治文的建设、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文化建设、宗族对政治文化的影响以及我国村民基层民主建设被提了出来，并形成了初步成果。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仅就其中部分主题作以简要介绍。

1.理论架构与学科发展 无论是作为一种分析手段，还是作为一种心理特征，政治文化研究都需要架设从概念、结构到功能、体系的一整套理论维。从政治思想、政治心理两个方面架构政治文化理论体系的做法得到更多的认可，但政治文化研究宽广的学术空间仍然给学者们的思索留下了充分的余地。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著作较多。早期有高洪涛所著《政治文化论》、孙正甲所著《政治文化：心态·观念·价值及其演进》、《政治文化学概论》、王卓君所著《文化视野中的政治系统 政治文化研究引论》、吕元礼著《政治文化 转型与整合》等等基本上对政治文化的概念、结构、功能、体系、政治文化的变迁以及政治社会化等方面做了介绍和研究，基本上为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体系。 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为我国学者更科学、更全面地架构政治文化理论的体系提供了基础。王乐理所著《政治文化导论》在大量国内、外研究资料的基础上从政治体系、政治发展、政治变化等全局的角度考察了政治文化，突出了对公民文化、现代化人模型、政治文化特征群的研究。 对西方政治文化理论发展的研究亦为我国的政治文化理论提供了增长点。丛日云与王辉先后发表的《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复兴及其新趋向》、《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衰落与复兴》以及王乐理的论文《政治态度与意识形态的交融》均本着这一出发点从西方政治文化理论的发展中寻求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理论体系的完善与发展。 2. 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 获取某一民族在某个特定时期的政治文化模式，从而解读政治体系的文化背景是政治文化研究的初衷。对我国当代政治文化模式的研究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李传柱在《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协调性与冲突性》、《论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一致性与差异性》等论文中从协调与冲突、一致与差异等对立角度分析了我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特征；文小勇的论文《试析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则从我国政治文化的二元结构模式出发，审视了我国政治文化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主流与非主流、中国与西方等文化样式二元并存的状态。 政治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存在，对它的动态发展模式进行描述亦给政治文化的模式研究带来新鲜的内容。黄颂的论文《秩序与冲突》以及《西欧中世纪政治文化演进机制的再思考》从西欧中世纪教、俗两界追求秩序重建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出发，探讨了中世纪政治文化向近代演进的深层动因。在对美国改革时代的研究中，吴强、王公龙的论文《变动不居的平衡》和佟德志的论文《自由立宪与民主理论的创新—美国改革时代的宪政文化研究》都是从均衡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对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治文化的特质做了研究。汤敏轩的论文《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则是从选举权出发归纳了英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模式。 3. 传统政治文化及其现代化 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为寻找传统政治文化的机理与脉络提供了基础，在回顾与反思的基础上，学术界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如小农经济和君主政治，形成了某些共识。然而，在政治文化的具体特征的认识上，学术界却各有不同的认识。徐大同在论文《试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础与特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的特征归结为务实、重民和伦常的政治文化；俞可平则在论文《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论要》中将中国政治文化传统归结为君主民本、安定统一、认同与容忍等特征。其它亦有一些论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做了论述。" 传统政治文化的存在是连续的，其一贯发展的脉络体现了对现代化的价值。从近代开始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传统政治文化的自我转换，从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政治文化的创新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则具有相同的语义。朱日耀、曹德本、孙晓春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思考》较早地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做出了思考，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研究打下了基础。曹德本所著《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则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做了审视。 4. 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稳定取决于人们由政治文化决定的诉求得到满足的程度与状态。因此，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密切相关，对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曹德本与宋少鹏合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在作者此前所著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等一系列论文的基础上写就，对修身与人际和谐、治国与群体和谐、平天下与天人和谐等做了系统而又独到的分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稳定做了重要的解读。 高建的论文《稳定民主的必要条件》就西方政治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作以考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理清了西方社会公民文化在权力与责任、一致与歧义、功利与感情之间的平衡与稳定作用，为我国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研究提供了借鉴。王运生的论文《中国转型时期政治文化对政治稳定的二重作用》则以社会转型为背景，突出了政治文化作为一把“双刃剑”二重作用。另外的一些论文，如刘伟的《影响我国政治稳定的政治文化因素及对策》、经纬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价值论》等等，大多以政治文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出发，探讨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文化心理因素。 5. 政治人格研究 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关键视为现代人人格的现代化。事实上，透视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素质，推动政治文化培养是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旨所在。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即当代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调查研究和传统政治群体的人格剖析。 尝试以政治文化分析方法分析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素质的作品大多借鉴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从调查、统计等实证角度出发，注重结论的科学性。如程志方、闵琦所著《中国政治文化 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张明澍所著《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蒋云根所著《政治人的心理世界》等书均遵循了这样一种政治分析的方法，为中国政治文化发展的主体性研究打下了基础。 剖析政治人格，研究政治心态亦是中国政治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两套中国政治文化丛书中对这方面的内容均有所涉及。如君主与中国政治、宦官与中国政治、士人政治精神的典型分析、官僚的社会人格等成为人们透视传统政治群体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精神的突破口。 在对政治人格剖析中，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人格与政治心态成为一个热点，如对葛荃《晚明东林党人政治悲剧的心态之源》以晚明东林党人的道德理想与“慎独”的境界、“戒惧”的心态为典型进行剖析，为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种模式。赵泉民的论文《清末新知识阶层政治文化心态探析》则以新知识分子群体为对象，分析了这一群体对西方民主政治学说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载体的离异的政治心态及其后果。而王乐理的论文《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体意识流变》则更多地从小说、诗歌、回忆录等更为广阔的视野出发揭示了我国公民个体意识流变的条理，剖析了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心态。 除以上几点外，一些既有特色，又突出务实精神的研究视点为政治文化研究带来了学术增长点。例如，以云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的社会结构为背景，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对民族地区的民主政治建设、政治稳定、多元文化、政治一体化以及基层建设提供的理论贡献；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政治文化与国际关系，外交政策，为跨文化的交流提供共识的基础；新形势下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社会化研究等等主题不一而足，均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我国的政治文化研究。

第4篇：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

一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们都关注着如何为新世纪的政治学定位，思索着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为此我们首先需要问：政治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它能够做什么？

政治学是一门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学科。它不是书斋中的智慧游戏，也不是纯粹的求知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政治学说史专家乔治·萨拜因正确地把政治理论家称为“超级政治家”。①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主题总是时代要求的产物。当一个政治文化辉煌的时代即将逝去时，政治学家总结了这个时代，为后世留下不朽的理论遗产。在新旧时代转换的变革关头，政治学家们把握着时代的主旋律，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以他们的理论指导了一个时代。当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时，政治学家们体察到时代的深层脉动，以其理论准备着一个时代。政治学随时代的要求而转换着主题，政治学的研究因为和入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才显示出其价值和生命力。

在上个世纪的转折点上，以康粱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清醒地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潮流，把握住了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向。中国传统政治学向现代政治学的根本转变是从他们开始的。今天，世纪的转折点与时代的转折点又不期而遇，我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了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者的心头，需要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光荣的历史使命感。我们需要严肃地思考，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把握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从而开创政治学发展的全新时代？

二

改革开放以来，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基本驱动力，以对外开放为催化剂，带来我国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解构与变迁。九届人大又开始迈出了重要一步，改革与计划经济相耦合的政府体制，建立与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模式。我国经济改革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它将指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有着正相关的联系。大体上，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3000美元，就初步具备了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条件，公民文化开始生成。②人均收入在3000—6000美元间，就具备了建立法治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公民文化也趋于发育成熟。瞩望21世纪初到中叶，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这个时期。也就是说，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我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它要求我们用全球化的新思维来把握时代的脉动。应该看到，亨廷顿所称的当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自1974年起，这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拉丁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亚洲，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与此同时，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开始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多数国家进行了自由化或半民主化改革。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二、三年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除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还有许多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有的国家处于强大的民主运动与权威主义政权的紧张对峙之中。

这股强劲的民主化浪潮的影响遍及全球。从文化类型上看，它涵盖了各种文化：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它既包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系列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经过它的冲击，世界的政治版图已经大大改观，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形成。环顾今日之世界，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经成了民主的大陆。在非洲，权威主义政权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民主政治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时代潮流和世界大趋势已经把建设公民文化的任务紧迫地摆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面前.

三

中国改革的发展趋向和世界政治变革的潮流告诉我们，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做理论上的准备和为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提供理论支持。我们知道，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只有公民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才能建立，也只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健康运作。与制度上的成功设计相比，推动公民文化形成的任务更为重要，也需要政治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诚然，政治学界仍然需要关注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秩序和效率等问题，但是从整体上说，现代国家权力制度化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们需要在构建公民广泛参与的政治结构的大目标下来解决上述问题。在当代社会，政治权威要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须使社会上具有政治参与要求和能力的部分参与到政治体系和决策过程中来;政治稳定的实现和政治秩序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各种利益得到制度化的代表和表达，社会的多元势力能够进行公平合法的竞争；提高政治效率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机制，保障公民能够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进行有效的选择和监督。总之，在当代社会，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健全民主的政治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只有立足于此，才能有高屋建瓴的眼光，才能跳出以往过于单纯执着地追求稳定、秩序和效率等目标，结果却难以奏效甚至产生负面效应的被动循环。

四

政治学研究能够为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做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代公民文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基本要素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自然发育的过程。政治学界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作为和影响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是西方政治文化冲击的结果，现代公民文化并不能由本土文化自然生成，它需要移植、嫁接和融汇外来文化，所以它又是衍生型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这决定了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诞生和成熟要经历传统政治文化的断裂和创造性地转型、中西政治文化的冲撞与融汇的复杂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这使政治学的研究对公民文化的成长发育具有特殊的引发和启动作用、催化作用、助生作用、杠杆作用、指引和模塑作用。它需要政治学家以创造性的工作来积极参与重构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理论设计。

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是公民文化形成的基本驱动力，发达的市民社会是公民文化孕生的摇篮。但是，适宜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孕生公民意识的某些潜在要素。没有理论的先导，其它一些因素难以生成;没有理论的提炼和升华，这些潜在要素也只是处于自在状态，不能获得自觉的理性形式。公民文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建构首先在政治思想家或政治学家的头脑中形成，他们对粗糙、零散、模糊的和具有一定盲目性的公民的自我意识、欲求、期望、态度，以及直观的感觉和自然的情感予以提炼和升华，作出系统的阐释和解说。通过理论的环节，公民意识才能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定型为政治制度和法律。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法律以及在这种制度和法律规范下的经常性的公民生活，都会成为公民教育的有效手段，反转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态度，内化为公民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结构。经过公民理论的中介，成熟的公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

可见，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在中国当代公民文化的形成中具有特殊地位。所谓政治思想家，我们这里指的是哈耶克所说的“原创型思想家”。他们是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政治发展的转型时代呼唤着具有宏观视野和深刻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来把握政治发展的路向，创建中国式现代公民文化的巨大文化工程也需要具有贯通古今的政治知识和融汇中西的政治智慧的政治思想家，为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奠定根本原则和理论框架。

在政治思想家周围是政治学研究者群体。他们为社会提供政治学的专业知识，从而在各个具体领域里丰富公民理论。作为政治领域的专业工作者，他们通过收集和鉴别事实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形成对政治现象的客观描述和因果分析，对政治问题的价值评判或选择。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使其在社会公众中享有天然权威，其理论具有理性和逻辑的力量。特别对深层政治问题和宏观政治现象的认识，社会依赖专家，公众也能够服膺专家的意见。借助这个地位，政治学工作者制造和引导舆论，创造文化氛围和环境，指导和矫正公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影响公民的政治情感和态度。也就是说，政治学家所创造和阐述的民主理论会内化或积淀为公民文化。

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经历告诉我们，衍生型公民文化的形成依赖两种重要的公民教育手段。其一是民主政治结构及民主政治生活；其二是民主理论。有的韩国学者认为，韩国实现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期的公民教育促进了公民文化的形成。由于韩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民主宪法，民主价值获得了合法性。即使在权威主义统治之下，民主理论仍然是合法的，学校里一直在灌输民主价值。随着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权威主义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弃。③

在由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型时期，具有先导性的理论发挥着启蒙作用，塑造着时代精神。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由公民的政治态度来量度的，而其合理性则取决于知识界对它的描述、分析和判断。合法性要得到合理性的支持才能巩固，而合理性也会转变为合法性，或加强合法性。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其合理性，失去知识界的支持，它很容易失去合法性。而一种获得了合理性的价值体系很容易在公民的态度中获得合法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学家对政治秩序合理性的解说影响公众关于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态度的生动例证。启蒙思想家们以理性论为武器，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作出评判，并对新秩序作出描述，他们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公民的政治态度，从而也改变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通过启蒙运动，整整一代人改变了思想观念，由臣民转变为公民，从而形成法国政治文化上的断裂。正是启蒙思想哺育的一代公民创建了公民社会。启蒙理论对于推动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型起到了有力的杠杆作用。

五

为了创建现代公民文化，政治学应该强调发展政治哲学，重视规范理论的研究，关注价值问题的探讨。

我国政治学恢复以来，一方面，由于在基本的规范理论领域一时还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政治学者在这个领域里还难有大的作为；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战后西方政治学发展起来的令人眩目的大量新理论和新方法。这样，政治学界特别是青年一代以极大的热情介绍和研究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一些不适合改革开放时代要求的理论没有得到清理，政治学在基本理论方面很少创新；另一方面，却引进大量西方最时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来装点陈旧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结果是两者杂揉并蓄，政治学成为一种奇特的理论与概念的拼盘。

应该看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题与我国当代政治学的主题完全不同。战后的西方社会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公民文化发育成熟。西方有的学者在50年代甚至认为，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已经终结。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治学弱化了它的文化职能而强化了其科学职能，其重心由政治哲学转向政治科学，其关注的焦点由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转向政治行为。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公民文化的创生时期，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阶段是西方人早已越过的阶段。所以我们在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时，必须记住中西政治发展的“时差”，不能冲淡或模糊了我国政治学的主题。

西方近代公民文化生成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中世纪西欧，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臣民文化。15—17世纪中叶，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臣民文化开始转向近代型的“臣民—公民”文化。在这个时期，国家权力实现了制度化(世俗化、统一集权、职能分化等)，臣民仍然没有政治权利，国家权力对臣民的控制甚至超过了中世纪，但是，臣民对国家权力的义务和忠诚不再指向君主私人，而是指向抽象的公共权力和制度化的权力。权威主义政权只是作为一种必要性而得到认同，由于公民尚没有足够的参与能力而享有暂时的合法性。这时期的西方人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在政治领域里，他们只满足于得到法律上的安全与保障，要求部分地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

17—18世纪是西方臣民文化向近代公民文化转型时期，也就是公民文化奠基时期。在这个时期，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以市民资产阶级为主力的第三等级成长起来，萌发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也就是说，公民意识出现了。专制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开始丧失其合法性。

这个时期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公民文化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持。重新定义国家和国家权力，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确认公民的政治权利，阐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并规划出公民参与制度的基本轮廓。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自觉地承担了这一使命，创建了近代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在他们的理论中，理性论和自然法理论为政治生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和终极标准；契约论确认了公民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将国家和政府权力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民主理论将公共权力交给公民集体，授予公民平等的参政权；人权理论则规定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界限，等等。

可见，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有它特定的主题和内容：它需要将公民的自我意识升华为一般理论，按公民社会的标准重新定义国家和公共权力及其与个人的关系。总之，它应该是表达公民的意识、欲求和期望的新的价值体系。

西方公民文化创生时期，古典时代公民文化丰厚的理论遗产是他们现成有效的文化资源。近代公民文化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表现为古典时代公民文化的发现、复兴和再生。是西方人站在近代的基点上对古典文化的再创造。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没有这样直接可用的资源，所以就需要借用西方的思想成果，包括古典时代、近代和当代的思想成果。其中近代的思想成果更为贴近我国当代的现实。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掌握了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当代西方政治学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认识手段和理论工具，而不是改变了我们面临的主题。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成果只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六

我国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需要清理两种政治文化和理论遗产，即传统的臣民文化和现代由“革命理论”所代表的“群众文化”。所谓政治文化的“转型”，就是实现这两种文化向公民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臣民文化是我国古代社会留下的遗产。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但它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理论中。

在从整体上谈到传统的臣民文化时，人们往往强调它与现代公民文化的不适应性和不可兼容性。但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不是以西方公民文化替代中国传统的臣民文化，而是中西文化的融合。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不可能被连根拔除的。现代公民文化只能通过在传统文化主干上嫁接西方公民文化而形成，而不是完全另起炉灶。所以，我们需要分析新旧文化的可融性因素和不可融性因素，据此制定我们的政治文化战略。

传统臣民文化中的某些要素有可能与当代公民文化相融合，从而使中国式的公民文化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比如，它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样过份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它虽然肯定积极参与的价值，但不大可能有西方人那样的参与热情，在某些领域宁愿满足于对政治权力的消极监督；它更可能在对权威实现控制监督的同时，多几分对权威的尊重服从，等等。传统的臣民美德的酵素融入当代的公民文化，有可能使我国建成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现代民主。

“革命理论”在我国理论界数十年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从理论层面上替代了传统理论，至今仍然是我国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同时，经过数十年的岁月，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公众的心理结构。

“革命理论”的主题是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丧失之后，摧毁传统秩序，重新整合社会和国家，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实现政治权威的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所以，在这一理论中，国家被解释为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不是公民分享权利义务的共同体;国家权力不是公共权力而是阶级权力;政治的主体不是公民个人而是阶级;政治关系不是利益和权利的合法竞争，而是阶级间水火不容的斗争，等等。

我们可以把“革命理论”与西方近代公民理论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比较：

西方近代公民理论的逻辑结构是：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国家）。公民社会是其归宿。

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典型逻辑结构是：乱世——圣人出（设立政长）——君臣秩序。其归宿是臣民社会。

“革命理论”的逻辑结构是：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半国家)——无国家社会。缺失了公民社会这一环节。

所以不难理解，许多作为公民文化基本心理要素的价值不能从“革命理论”那里得到理论支持。诸如对理性、宽容和妥协的政治态度的支持，对个人和个人权利的肯定，以及对和平合法的利益竞争手段和讨价还价的政治竞争方式的承认等。所以当我们进行公民教育时，它就会显露出其贫乏和不适应。

“革命理论”属于“群众文化”的理论建构。“群众文化”是介于传统的臣民文化与当代的公民文化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文化，它兼具两者的特征。因而也可以称之为“臣民—公民文化”。

“革命理论”以具有现代性的“群众”概念取代了传统的臣民概念，这是一大进步。④但它同时也以“群众”概念模糊和部分地替换了“公民”概念，这又使它不能适应公民社会的需要。在“革命理论”范式里，“群众”已经不像臣民那样属于君主私人，它具有公的身份，但其中每个分子还没有获得独立人格，他在共同体中的地位还没有明晰化。个人和个人权利是公民社会的基石，但在"群众"概念中个人还不能凸显出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群众”是一个外延模糊而内涵笼统的整体，个人被淹没和虚化于其中。“群众”（或“人民”）被笼统地承认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具体的政治参与权利没有得到落实，所以，虽然在理论上它是政治权力的主体，政治参与的主体，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它仍是权力的客体，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成为政治动员的对象，沦为消极被动的一群。所以，不可避免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群众"的角色总是隐于背后，作为陪衬，处于前台的总是他们的代表.

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群众”不等于公民，也不等于公民共同体。在我们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公民”一词很少使用，即使偶而使用时，也显得勉强和生硬。至于“公民”的另一代名词“选民”则只有在谈到选举的场合才使用。当选的公职人员的脑海里难以浮现“选民”概念，他们经常想到的是“群众”。想到"群众"时，总是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和联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的差距，也可以发现“革命理论”与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间的不同。可以说，“群众文化”属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过渡环节，它承袭了传统臣民文化的许多特征，也涵蕴着公民文化的要素。从整体上说，它还不是公民文化。而作为“群众文化”理论建构的“革命理论”对建设公民文化也有严重的不适应性。

总之，建设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只有自觉地服务于公民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才能充分展现它的社会价值，其学术发展才能步入光明之境。

注释：

①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②SeeSamuelP.Huntington，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91.p.63.

③Kyong-Dongkim，TheMixedRoleofIntellectualsandHigherEducationinBuildingDemocraticPoliticalCultureintheRepublicofKorea，inLarryDiamond(eds.)，PoliticalCultureandDemocracyinDevelopingCountries，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3.p.211.

第5篇：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我们都关注着如何为新世纪的政治学定位，思索着面向21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为此我们首先需要问：政治学是怎样一门学科？它能够做什么？

政治学是一门与社会政治生活紧密关联的学科。它不是书斋中的智慧游戏，也不是纯粹的求知活动。从一定意义上说，政治学研究就是政治的一部分。所以美国政治学说史专家乔治·萨拜因正确地把政治理论家称为“超级政治家”。①从历史上看，政治学的主题总是时代要求的产物。当一个政治文化辉煌的时代即将逝去时，政治学家总结了这个时代，为后世留下不朽的理论遗产。在新旧时代转换的变革关头，政治学家们把握着时代的主旋律，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以他们的理论指导了一个时代。当一个新时代即将到来时，政治学家们体察到时代的深层脉动，以其理论准备着一个时代。政治学随时代的要求而转换着主题，政治学的研究因为和入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才显示出其价值和生命力。

在上个世纪的转折点上，以康粱为代表的维新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清醒地认识到了世界历史的潮流，把握住了中国政治变革的趋向。中国传统政治学向现代政治学的根本转变是从他们开始的。今天，世纪的转折点与时代的转折点又不期而遇，我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了特殊的历史转型时期。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者的心头，需要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光荣的历史使命感。我们需要严肃地思考，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把握政治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从而开创政治学发展的全新时代？

二

改革开放以来，以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为基本驱动力，以对外开放为催化剂，带来我国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的解构与变迁。九届人大又开始迈出了重要一步，改革与计划经济相耦合的政府体制，建立与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模式。我国经济改革的大势已经不可逆转，它将指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化有着正相关的联系。大体上，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00—3000美元，就初步具备了向民主政治体制过渡的条件，公民文化开始生成。②人均收入在3000—6000美元间，就具备了建立法治社会和民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同时公民文化也趋于发育成熟。瞩望21世纪初到中叶，我国的经济发展将进入这个时期。也就是说，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我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也是我国政治学研究的主题。

21世纪是全球化时代，它要求我们用全球化的新思维来把握时代的脉动。应该看到，亨廷顿所称的当代世界“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已经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自1974年起，这股民主化浪潮从欧洲南端涌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这三个资本主义欧洲最后的权威主义政权。70年代末，民主化浪潮漫延到拉丁美洲，一个接一个的军人政权还政于民。到80年代末，这片大陆已经基本实现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浪潮涌入亚洲，菲律宾、韩国等权威主义国家实现了向民主的过渡。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又迅速席卷了前苏联和东欧地区，使这些国家相继走上了西方式的议会民主道路。与此同时，敌视西方文化的“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也开始受到民主化浪潮的强劲冲击，多数国家进行了自由化或半民主化改革。进入90年代，多党民主风潮登陆黑非洲，一党制政体或军人政权兵败如山倒，仅在二、三年间，绝大多数黑非洲国家转向了多党民主。除了由权威主义向民主政体的转变外，还有许多权威主义政权实行了民主化的改革，或松动了权威主义的统治。有的国家处于强大的民主运动与权威主义政权的紧张对峙之中。

这股强劲的民主化浪潮的影响遍及全球。从文化类型上看，它涵盖了各种文化：基督教文化、儒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无一例外；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它既包括了作为超级大国的前苏联，实现了经济腾飞的韩国，也将一系列最不发达国家裹挟其中。经过它的冲击，世界的政治版图已经大大改观，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已经形成。环顾今日之世界，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大洋洲都已经成了民主的大陆。在非洲，权威主义政权成了民主化浪潮中的孤岛。在亚洲，它也只剩得残破的半壁河山。这意味着，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民主政治占统治地位的世界里。时代潮流和世界大趋势已经把建设公民文化的任务紧迫地摆在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面前.

三

中国改革的发展趋向和世界政治变革的潮流告诉我们，新世纪中国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构建健全的民主制度做理论上的准备和为培育成熟的公民文化提供理论支持。我们知道，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隐结构，只有公民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民主制度才能建立，也只有得到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才能得到巩固和健康运作。与制度上的成功设计相比，推动公民文化形成的任务更为重要，也需要政治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诚然，政治学界仍然需要关注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稳定、秩序和效率等问题，但是从整体上说，现代国家权力制度化的阶段已经过去，我们需要在构建公民广泛参与的政治结构的大目标下来解决上述问题。在当代社会，政治权威要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必须使社会上具有政治参与要求和能力的部分参与到政治体系和决策过程中来;政治稳定的实现和政治秩序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各种利益得到制度化的代表和表达，社会的多元势力能够进行公平合法的竞争；提高政治效率的关键在于建立一种机制，保障公民能够对政府及其公职人员进行有效的选择和监督。总之，在当代社会，解决上述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健全民主的政治结构。政治学的研究只有立足于此，才能有高屋建瓴的眼光，才能跳出以往过于单纯执着地追求稳定、秩序和效率等目标，结果却难以奏效甚至产生负面效应的被动循环。

四

政治学研究能够为公民文化的发育成熟做些什么呢？

我们知道，现代公民文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基本要素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自然发育的过程。政治学界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作为和影响力。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我国政治现代化进程是西方政治文化冲击的结果，现代公民文化并不能由本土文化自然生成，它需要移植、嫁接和融汇外来文化，所以它又是衍生型的，是一种人为的建构。这决定了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诞生和成熟要经历传统政治文化的断裂和创造性地转型、中西政治文化的冲撞与融汇的复杂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文化工程。这使政治学的研究对公民文化的成长发育具有特殊的引发和启动作用、催化作用、助生作用、杠杆作用、指引和模塑作用。它需要政治学家以创造性的工作来积极参与重构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的理论设计。

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经济发展是公民文化形成的基本驱动力，发达的市民社会是公民文化孕生的摇篮。但是，适宜的社会经济条件只能孕生公民意识的某些潜在要素。没有理论的先导，其它一些因素难以生成;没有理论的提炼和升华，这些潜在要素也只是处于自在状态，不能获得自觉的理性形式。公民文化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建构首先在政治思想家或政治学家的头脑中形成，他们对粗糙、零散、模糊的和具有一定盲目性的公民的自我意识、欲求、期望、态度，以及直观的感觉和自然的情感予以提炼和升华，作出系统的阐释和解说。通过理论的环节，公民意识才能上升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定型为政治制度和法律。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法律以及在这种制度和法律规范下的经常性的公民生活，都会成为公民教育的有效手段，反转来塑造公民的政治态度，内化为公民的心理素质和心理结构。经过公民理论的中介，成熟的公民文化才能真正形成。

可见，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学家在中国当代公民文化的形成中具有特殊地位。所谓政治思想家，我们这里指的是哈耶克所说的“原创型思想家”。他们是人类政治思想和政治智慧的活水源头。政治发展的转型时代呼唤着具有宏观视野和深刻洞察力的政治思想家来把握政治发展的路向，创建中国式现代公民文化的巨大文化工程也需要具有贯通古今的政治知识和融汇中西的政治智慧的政治思想家，为现代中国式公民文化奠定根本原则和理论框架。

在政治思想家周围是政治学研究者群体。他们为社会提供政治学的专业知识，从而在各个具体领域里丰富公民理论。作为政治领域的专业工作者，他们通过收集和鉴别事实材料，进行整理分析，形成对政治现象的客观描述和因果分析，对政治问题的价值评判或选择。他们的专业技能和知识使其在社会公众中享有天然权威，其理论具有理性和逻辑的力量。特别对深层政治问题和宏观政治现象的认识，社会依赖专家，公众也能够服膺专家的意见。借助这个地位，政治学工作者制造和引导舆论，创造文化氛围和环境，指导和矫正公民的政治认知和政治评价，影响公民的政治情感和态度。也就是说，政治学家所创造和阐述的民主理论会内化或积淀为公民文化。

一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经历告诉我们，衍生型公民文化的形成依赖两种重要的公民教育手段。其一是民主政治结构及民主政治生活；其二是民主理论。有的韩国学者认为，韩国实现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期的公民教育促进了公民文化的形成。由于韩国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民主宪法，民主价值获得了合法性。即使在权威主义统治之下，民主理论仍然是合法的，学校里一直在灌输民主价值。随着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权威主义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弃。③

在由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转型时期，具有先导性的理论发挥着启蒙作用，塑造着时代精神。一种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由公民的政治态度来量度的，而其合理性则取决于知识界对它的描述、分析和判断。合法性要得到合理性的支持才能巩固，而合理性也会转变为合法性，或加强合法性。一种制度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其合理性，失去知识界的支持，它很容易失去合法性。而一种获得了合理性的价值体系很容易在公民的态度中获得合法性。

18世纪启蒙运动为我们提供了政治学家对政治秩序合理性的解说影响公众关于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态度的生动例证。启蒙思想家们以理性论为武器，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合理性作出评判，并对新秩序作出描述，他们的思想深深影响了公民的政治态度，从而也改变了政治秩序的合法性。通过启蒙运动，整整一代人改变了思想观念，由臣民转变为公民，从而形成法国政治文化上的断裂。正是启蒙思想哺育的一代公民创建了公民社会。启蒙理论对于推动由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转型起到了有力的杠杆作用。

五

为了创建现代公民文化，政治学应该强调发展政治哲学，重视规范理论的研究，关注价值问题的探讨。

我国政治学恢复以来，一方面，由于在基本的规范理论领域一时还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政治学者在这个领域里还难有大的作为；另一方面，我们面对着战后西方政治学发展起来的令人眩目的大量新理论和新方法。这样，政治学界特别是青年一代以极大的热情介绍和研究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于是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一些不适合改革开放时代要求的理论没有得到清理，政治学在基本理论方面很少创新；另一方面，却引进大量西方最时髦的理论、方法和概念来装点陈旧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结果是两者杂揉并蓄，政治学成为一种奇特的理论与概念的拼盘。

应该看到，当代西方政治学的主题与我国当代政治学的主题完全不同。战后的西方社会已经确立了民主制度，公民文化发育成熟。西方有的学者在50年代甚至认为，西方社会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已经终结。在这个大背景下，政治学弱化了它的文化职能而强化了其科学职能，其重心由政治哲学转向政治科学，其关注的焦点由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转向政治行为。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才进入公民文化的创生时期，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阶段是西方人早已越过的阶段。所以我们在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时，必须记住中西政治发展的“时差”，不能冲淡或模糊了我国政治学的主题。

西方近代公民文化生成的历史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在中世纪西欧，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的臣民文化。15—17世纪中叶，随着封建主义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传统的臣民文化开始转向近代型的“臣民—公民”文化。在这个时期，国家权力实现了制度化(世俗化、统一集权、职能分化等)，臣民仍然没有政治权利，国家权力对臣民的控制甚至超过了中世纪，但是，臣民对国家权力的义务和忠诚不再指向君主私人，而是指向抽象的公共权力和制度化的权力。权威主义政权只是作为一种必要性而得到认同，由于公民尚没有足够的参与能力而享有暂时的合法性。这时期的西方人在社会经济领域里已经获得了独立和自由，但在政治领域里，他们只满足于得到法律上的安全与保障，要求部分地影响和参与政治决策。

17—18世纪是西方臣民文化向近代公民文化转型时期，也就是公民文化奠基时期。在这个时期，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以市民资产阶级为主力的第三等级成长起来，萌发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政治要求。也就是说，公民意识出现了。专制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同时也开始丧失其合法性。

这个时期政治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公民文化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持。重新定义国家和国家权力，重新审视个人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确认公民的政治权利，阐述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并规划出公民参与制度的基本轮廓。以洛克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家自觉地承担了这一使命，创建了近代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在他们的理论中，理性论和自然法理论为政治生活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和终极标准；契约论确认了公民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将国家和政府权力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民主理论将公共权力交给公民集体，授予公民平等的参政权；人权理论则规定了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界限，等等。

可见，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有它特定的主题和内容：它需要将公民的自我意识升华为一般理论，按公民社会的标准重新定义国家和公共权力及其与个人的关系。总之，它应该是表达公民的意识、欲求和期望的新的价值体系。

西方公民文化创生时期，古典时代公民文化丰厚的理论遗产是他们现成有效的文化资源。近代公民文化不是无中生有，而是表现为古典时代公民文化的发现、复兴和再生。是西方人站在近代的基点上对古典文化的再创造。我们的政治传统中没有这样直接可用的资源，所以就需要借用西方的思想成果，包括古典时代、近代和当代的思想成果。其中近代的思想成果更为贴近我国当代的现实。当代西方政治学研究成果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它使我们掌握了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政治问题的认识。但是，我们需要记住，当代西方政治学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认识手段和理论工具，而不是改变了我们面临的主题。借鉴西方政治学的成果只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

六

我国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需要清理两种政治文化和理论遗产，即传统的臣民文化和现代由“革命理论”所代表的“群众文化”。所谓政治文化的“转型”，就是实现这两种文化向公民文化的创造性转换。

臣民文化是我国古代社会留下的遗产。近代以来，它在理论层面已经基本被抛弃，但它仍然是民族心理特征，并以改头换面的形式顽固地存留和体现在现存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理论中。

在从整体上谈到传统的臣民文化时，人们往往强调它与现代公民文化的不适应性和不可兼容性。但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

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不是以西方公民文化替代中国传统的臣民文化，而是中西文化的融合。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是不可能被连根拔除的。现代公民文化只能通过在传统文化主干上嫁接西方公民文化而形成，而不是完全另起炉灶。所以，我们需要分析新旧文化的可融性因素和不可融性因素，据此制定我们的政治文化战略。

传统臣民文化中的某些要素有可能与当代公民文化相融合，从而使中国式的公民文化具有与西方不同的特征。比如，它可能不像西方人那样过份突出个人的独立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对立，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上，寻求偏向集体主义的平衡点；它可能会相对淡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对立、冲突和多元竞争，强调社会整体利益，以及社会合作与和谐的价值；它虽然肯定积极参与的价值，但不大可能有西方人那样的参与热情，在某些领域宁愿满足于对政治权力的消极监督；它更可能在对权威实现控制监督的同时，多几分对权威的尊重服从，等等。传统的臣民美德的酵素融入当代的公民文化，有可能使我国建成和谐的而不是冲突的现代民主。

“革命理论”在我国理论界数十年中居于主导地位。它从理论层面上替代了传统理论，至今仍然是我国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范式。同时，经过数十年的岁月，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内化为公众的心理结构。

“革命理论”的主题是在传统政治权威的合法性丧失之后，摧毁传统秩序，重新整合社会和国家，在新的合法性基础上实现政治权威的高度组织化和制度化。所以，在这一理论中，国家被解释为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而不是公民分享权利义务的共同体;国家权力不是公共权力而是阶级权力;政治的主体不是公民个人而是阶级;政治关系不是利益和权利的合法竞争，而是阶级间水火不容的斗争，等等。

我们可以把“革命理论”与西方近代公民理论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逻辑结构进行比较：

西方近代公民理论的逻辑结构是：自然状态——社会契约——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国家）。公民社会是其归宿。

而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典型逻辑结构是：乱世——圣人出（设立政长）——君臣秩序。其归宿是臣民社会。

“革命理论”的逻辑结构是：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半国家)——无国家社会。缺失了公民社会这一环节。

所以不难理解，许多作为公民文化基本心理要素的价值不能从“革命理论”那里得到理论支持。诸如对理性、宽容和妥协的政治态度的支持，对个人和个人权利的肯定，以及对和平合法的利益竞争手段和讨价还价的政治竞争方式的承认等。所以当我们进行公民教育时，它就会显露出其贫乏和不适应。

“革命理论”属于“群众文化”的理论建构。“群众文化”是介于传统的臣民文化与当代的公民文化之间的一种过渡型的政治文化，它兼具两者的特征。因而也可以称之为“臣民—公民文化”。

“革命理论”以具有现代性的“群众”概念取代了传统的臣民概念，这是一大进步。④但它同时也以“群众”概念模糊和部分地替换了“公民”概念，这又使它不能适应公民社会的需要。在“革命理论”范式里，“群众”已经不像臣民那样属于君主私人，它具有公的身份，但其中每个分子还没有获得独立人格，他在共同体中的地位还没有明晰化。个人和个人权利是公民社会的基石，但在"群众"概念中个人还不能凸显出来。在人们的观念中，“群众”是一个外延模糊而内涵笼统的整体，个人被淹没和虚化于其中。“群众”（或“人民”）被笼统地承认为国家的主人，但由于具体的政治参与权利没有得到落实，所以，虽然在理论上它是政治权力的主体，政治参与的主体，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它仍是权力的客体，处于政治生活的边缘，成为政治动员的对象，沦为消极被动的一群。所以，不可避免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群众"的角色总是隐于背后，作为陪衬，处于前台的总是他们的代表.

作为承载丰富的政治文化意蕴的符号，“群众”不等于公民，也不等于公民共同体。在我们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公民”一词很少使用，即使偶而使用时，也显得勉强和生硬。至于“公民”的另一代名词“选民”则只有在谈到选举的场合才使用。当选的公职人员的脑海里难以浮现“选民”概念，他们经常想到的是“群众”。想到"群众"时，总是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和联想。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代政治文化与公民文化的差距，也可以发现“革命理论”与公民文化的理论建构间的不同。可以说，“群众文化”属于臣民文化向公民文化的过渡环节，它承袭了传统臣民文化的许多特征，也涵蕴着公民文化的要素。从整体上说，它还不是公民文化。而作为“群众文化”理论建构的“革命理论”对建设公民文化也有严重的不适应性。

总之，建设公民文化是今后数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只有自觉地服务于公民文化建设的伟大工程，才能充分展现它的社会价值，其学术发展才能步入光明之境。

注释：

①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页。

②SeeSamuelP.Huntington，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91.p.63.

第6篇：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

    时间: 2003-11-3  作者:杨帆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合法性的变迁、政治文化的世俗化、政治文化的分化等几方面。改革开放20年也是人们政治文化发生急剧变迁的时期。

    【关 键 词】中国/政治文化/演进

    政治文化是围绕当代社会政治、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过程的一种主观意识领域与社会心理反映,它包括政治意识、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心理、政治观念、政治道德、政治信仰、政治价值观等方面。每个国家都有与自己的政治体系和历史发展阶段相关的政治文化系统,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显着的变化。

    一、主导政治文化的形成

    政治文化是由多种不同的政治文化因素构成的一个文化系统,在整个系统中各种政治文化因素的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其中有一种政治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其他政治文化居于从属地位或次要地位。我们将政治文化系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主导政治文化,居于次要或从属地位的政治文化称之为政治亚文化。主导政治文化在整个文化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为整个政治文化体系摄定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使整个政治文化形成一种基本的政治文化倾向,并因此而影响整个政治文化的面貌。在主导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各种政治亚文化间的认同和共识得到有效的发展,各种政治亚文化有了协调的基础。

    建国以后,在文化上我们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适合了时代的要求以及新中国政治文化转换的需要,在我国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凝聚和整合功能,主导着中国政治文化的前进方向。特别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不断探索、试验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其所包含的集体主义观、民主观、法治观和爱国主义等构成了我国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应当说,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是符合时代和历史要求的。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由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加上建国以后所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严重的个人崇拜使得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蒙上了传统专制主义的阴影,等级观念、人治观、义务观等等封建政治文化的观念大量沉积,造成了主导政治文化的严重扭曲,给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害。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在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创立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使过去曾一度被扭曲的政治文化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轨,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理论成为人们解放思想的理论动力,凝聚人心的强大思想武器,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精神支柱。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五大在肯定邓小平理论是“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同时,在党章中载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明确提出了在新的世纪要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目前,邓小平理论已成为我们的主导政治文化,这种主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它对其他政治文化的指导作用体现出来的。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观点上的统一作用。政治文化就其性质而言,属于观念上层建筑,它必然会涉及到一系列的政治现象,并提出有关的政治观点。在我国的现有政治文化体系中,多种学说并存。针对一定的政治现象,各种学说必然会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因此就有必要对这些学说在政治观点上加以统一。在当代中国,我们是用邓小平理论来加以统一的。这就是说,对于其他各种学说,在重大的基本政治方面必须要求它们跟邓小平理论保持一致。比如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第二,政治文化活动方面的规范作用。政治文化是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背景,因此,政治文化不仅仅表现于理论观点方面,而且表现于人们的政治行为和活动方面。这种政治文化活动通常具体表现为具有不同思想意识的人运用不同的观点对政治和社会现象进行评价,政治文化活动还具体表现于一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等等。在多种学说并存的条件下,必须要求有一种主导政治文化来对政治文化活动发挥一种规范作用。正如伊斯顿所说:“任何系统都具备一定的主导政治价值,它们会给政治行为规范和结构排列确定基调和方向”[1]。在当今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才能起到这种规范作用。第三,方法论上的引导作用。邓小平理论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学说或意识形态,而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对其他学说均具有引导作用。例如,邓小平理论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利益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全面看问题的方法等等,都是政治文化研究中的一些科学方法,这些方法对其他政治文化理论研究社会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政治合法性的变迁

    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治体系存在、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政治合法性主要是指政治权威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并通过特定时空条件下适当的决策及政策实施来塑造政治秩序和适应环境变化,保持政治体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因此,合法性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活动,包括国家政权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运用意识形态的、法律的和道德伦理的力量为自身所做的种种论证,另一方面其更为实质的内容是国家政权在大众当中赢得广泛的信任和忠诚,从而使人民自觉地把对政府的服从当作自己的义务。因此,政治合法性表现为人们对政治体系、政治权威的认知、评价和态度等方面,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通过研究合法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政治体系的政治文化的变迁。

    中国政治合法性经过了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其合法性类型的更替经过了大致封建社会身份趋向的传统合法性到建国后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领袖魅力型合法性基础,再到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时期的以经济增长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合法性类型,最后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代中国领导层一方面继续巩固邓小平时代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探索新的合法性基础等几个不同的阶段。

第7篇：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

文化思潮是指某一个特定时间和特定环境下社会文化的思想潮流现状，是一种较大规模的观念形态的文化运动，是特定社会的各种矛盾尖锐化、复杂化在思想领域的反映，通常由知识分子群体或精英发端并推向社会一定层面。由改革开放为动力而推动的我国社会转型是伴随着全球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而出现的，这种转型引起社会观念的变化、出现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异彩纷呈，相互激荡的局面。大学校园作为知识分子群体或精英的集中地，是思想最为活跃的地带，也是各种文化思潮传播及影响最大的地方。文化思潮有其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在大学校园则以其特有的形式体现出来，既活跃了学校的文化学术氛围，同时也对学生和教师思想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新时期各种文化思潮的出现，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所承载的教育功能和教育目的会发生冲突、产生对撞。本文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功能的视角来认识和分析当代文化思潮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之间的关系，分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在应对当代文化思潮中的基本态度的变化，说明在全球化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所必须承担的使命和责任，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功能。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内容与文化思潮的冲突与对立 改革开放以后，各种文化思潮在中华大地激流涌动，以各种形式在大学校园中传播。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了“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90年代后则主要是各种形式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以及“后现代主义”;进入新世纪后出现了多元文化思潮并存的局面。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视角看，在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之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基本理念不得不在与各种文化思潮的对撞中接受新的审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受到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及全球化的强大冲击，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否定论”的论调101也不绝于耳。各种文化思潮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在关于世界、社会、历史及人生观方面的观点差异决定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和对撞。 (一)非理性主义思潮与马克思主义的冲突 非理性主义思潮源起于欧洲19世纪中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现象和工业化矛盾在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反映。改革开放以后，以“唯意志主义”、“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等形式在高校引起一股非理性主义文化思潮。非理性主义极端夸大非理性的决定作用，在一些基本问题的认识上，与马克思主义观点是基本不同甚至对立的。如在社会历史观方面，认为“人们所面对的世界是没有解决的矛盾的错综纠结，它所走过的历史，也是杂乱无章的一片混乱。一切都是盲目的，只受偶然性的支配。人的理智无法揭示世界的本质和历史的规律，无力给他周围的这种混乱带来理性的秩序，只能按照它本来的样子去接受它”。［1］ 在人生价值观方面，认为人的本能、情绪、直觉等非理性因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的本能即生命冲动和望，是一种最真实的存在，是一种不可遏止的创造源或原动力;情绪和直觉可以作为把握世界和判断真理的标准。在个人价值与社会、集体关系的认识上，认为人是目的，不是手段。人不应该为什么权威、整体和更高的东西牺牲自己的利益。人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价值。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认为社会是个人的结合，离开了个人就无所谓社会，反对为社会而限制个人，反对为整体牺牲个人。这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很大的不同，发生冲突和矛盾不可避免。 (二)后现代主义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起源于战后的西方社会，其实质在于否定传统，否定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在文化内容上，主要以仇恨、暴力和无政府主义为主要内容;在表现形式上是大众化、商品化的表达，呈现出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精神特征，以感官快乐为人生目的。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种文化现象在我国文艺及思想文化领域出现，在大学生中风靡开来，在精神结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90年代初的“王朔热”，其作品所体现的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风格，小说名称“玩的就是心跳”成为时代流行语;后现代诗歌、后现代系列影视剧“都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和历史观念作了调侃式的嘲讽。正是这种调侃既满足了大学生的政治无意识，又带来了一种挣脱了语言规范而获得解放的，是一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的“狂欢”，是大学生宣泄情绪的“窗口”。［2］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之下，大学生的政治意识逐渐淡薄，马克思主义主流价值观念受到冲击。 (三)文化保守主义与历史唯物论的冲突 保守主义作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对立而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20世纪以来，保守主义经过修饰，从以前的维护封建主义转到了维护资本主义，“二战”后成为同自由主义并列的资本主义两大主流意识形态之一。作为一种文化思潮，它于20世纪90年代悄然来到中国，形成了文化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保守的自由主义等不同派别。文化保守主义以复兴传统文化为旗帜，掀起了“儒学热”、“新儒学热”和“国学热”，90年代以来，在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口号下，海内外“国学热”骤然兴起，在“传统与现代化”的历史课题面前，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表现出过分的钟爱，不少学者打出了“复兴儒学”和“大陆新儒家”的旗帜，宣称21世纪是儒学的世纪，认为儒学可以拯救世界。一股阅读、研究儒家经典的热潮首先出现，对佛经、易经、禅宗的研究在大学校园受到青睐。以文化观念解读历史是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诉求，因此所谓文化史观、道德史观逐渐成为思想的主流，对唯物史观造成巨大的冲击。#p#分页标题#e# (四)对革命历史观的否定 后现代主义在历史学的体现以“告别革命”为招牌，否定和反对一切中国革命，导致思潮，其现实的理论形态并不是否定以往所有历史，而是从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需要出发，否定某一阶段或某几个阶段的历史。这种社会思潮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是一种违反历史事实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义思潮。以这种历史观为基础出现的书籍、影视作品等大量涌入文化市场，成为畅销产品，对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心理文化结构和世界观产生着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它容易使青年学生缺失基本的是非观，滑向历史的虚无主义。又如，在后现代史学家看来，历史只不过是“那些稍纵即逝”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的堆积，通过“解构”宏大叙事，“碎化”历史，否定历史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性，否定社会历史的主体，近一两年流行的小说《明朝那些事》、《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等历史的另类解读，使传统的革命史观点受到极大冲击。 (五)多元文化思潮对一元文化的冲击 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文化思潮的多样化局面逐渐在90年代后期呈现出来。各种观点粉墨登场，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中国加入WTO后的开放的进一步纵深扩展，文化传播途径的多样化以及80后、90后新生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使他们以各种简单、“快餐”的方式被各种文化包围着，既有在学校开设有西方哲学、文学、政治、经济等社会思潮的课程的系统学习，又有欧美影视大片的视觉冲击，再加上国内文化娱乐的市场化取向和通俗化、大众化诉求，使文化思潮呈现多样化的格局。、意识形态淡化、文化决定论等以各种形式影响和冲击着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认识和态度，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无用论”的观点成为困扰大学生的主要问题，共产主义的信仰已逐渐淡出大学生的视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半信半疑”。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念已由我们党倡导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向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变迁和转移，艰苦朴素的精神走向拜金主义。不可否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内容与各种文化思潮的对立和冲突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在改革开放30年间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主要表现是，青年学生对西方文化思潮抱有极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则缺少热情。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缺乏吸引力和说服力，相当多的学生对它不感兴趣，甚至持怀疑态度”。［3］ 上世纪80年代始，理论界就一直不断地出现各种研究如何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的文章，工作在第一线的教师也作了很多努力去探索和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新世纪后，新生代80后、90后开始进入大学，他们一出生就面对一个多元开放的文化环境，互联网成为他们了解世界的一个主要窗口，他们是在一个观念解放远远超过60后、70后大学生成长的环境中成长的，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遇到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依然面对的是如何增加吸引力和有效性的问题，其难度比改革开放之初要大得多。为什么大学生对各种文化思潮充满了好奇和积极学习、主动吸纳的心态，而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却抱有完全相反的心态，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者的思考或反思。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与文化思潮的互动关系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与当代文化思潮的关系演变经历了由批判到吸收的过程。改革开放前，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我们对西方文化思想采取了完全批判的态度，冠之以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改革开放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对待西方文化思潮的基本原则与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文化立场是一致的，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同时，认真研究西方文化，既不全盘照搬也不一概排斥，而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待思想文化成果的一贯态度。面对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和影响，完全排斥文化思潮的观点，对其不理不睬，依然我行我素，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对待各种文化现象，我们应采取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态度，既要看到各种文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对立的一面，又要看到各种文化思潮出现和发展的合理的一面。对此，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与各种文化思潮要形成一种互动关系。积极引入和介绍当代文化思潮的观点，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吸引力;科学分析和批判当代文化思潮的观点，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实效性。各种文化思潮之所以引起大学生的阅读热情、了解热情及关注热情，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大学生正处于求知阶段，对新的思想观点充满好奇;在中学学习期间，由于应试教育的禁锢，学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阅读课外书籍，思维的成熟度不够，比较深奥的观点也难于理解，进入大学后便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中，阅读中西名著，了解中西文化成为大学校园的文化热点;大学里也开设了各种人文知识课程，满足学生的人文知识学习热情，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文化现象。第二，从传播形式看，各种文化思潮以各种现代传播的形式出现，甚至有些欧美影视大片就直接体现与文化思潮一致的价值观念和人生观，以非常直观的、现实的印象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同情，进而又引起对各种书籍的热情。与此现象相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无论在教学内容还是教学形式上无法引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比如:在教学内容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科书内容有些和中学课本内容重复，基本知识点都在中学阶段学习过;教科书设计也缺乏新意，没有任何图片，没有任何案例，全是理论条目，无法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在教学形式上，课堂教学为主要讲授形式，有些老师照本宣科，理论脱离实际，无法解决学生生活、学习中的实际问题，政治化的、理想化的、抽象化的理论无法引起学生的共鸣;在教学目的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主要是在思想上培养学生的崇高的政治理想，道德上培养学生崇高的理想人格，而现实生活的实际景象和各种现实问题，使学生的远大理想和崇高信仰失去了现实依据，使各种理论观点流于形式;在媒体及舆论宣传上，远远无法和各种文化思潮的传播形式相比。也正是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所受到的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和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受到各种社会现象的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效果受到很大的影响。如何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实效性和吸引力也就成为人们长期以来一直不断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笔者认为，在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之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要利用多元的文化思潮互动提升教学效果。#p#分页标题#e# 首先，要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和介绍当代文化思潮的观点，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吸引力。面对各种文化现象，我们要积极主动在课堂中进行介绍和说明。从文化生成的角度来说，任何一种文化思潮，都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不能一概否定。从知识传授的角度来说，任何一种文化思潮，都有其完整的知识体系，即使是非理性主义思潮，虽然其本质是宣扬非理性因素的作用，但其理论体系却是依据严格的逻辑推理而形成的，因此不能视而不见。就理论知识体系来说，不同文化思潮是有其自身的内容体系的。就文化演变规律来说，文化思潮也必然经历引入、传播到形成某种文化热的局面，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冷却下来，但是，由于文化思想的传承性和发展性，依然会以各种形式体现出来。比如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尼采热”，如今虽然这一思潮已退却，但由此引发的国内学者周国平的哲学散文集依然受到大学生的追捧;存在主义哲学的精髓也许没有几个学生能读懂和理解，但追求个性自由发展的理念已成为80后、90后大学生的多数选择;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也使得大学生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开始反思，而不是盲从和接受。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大学生并不是不喜欢哲学或是思想的深奥，不是不喜欢政治或想逃避现实，不是不喜欢理想或是远离崇高。因此，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新时期思想理论课教育教学过程中，文化思潮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是互动互补的，文化思潮中的一些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为例，我们在讲授意识的基本结构和功能时，可以讲授佛洛依德的“潜意识”理论，以扩大知识面;在认识论中，以前我们更多强调理性因素对认识的作用，而今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特别是在创新思维中的作用已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比如，后现代主义从其本质上说是反传统的，有其消极的一面，但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促使我们反思近代以来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反思现代化给自然界带来的生态问题，其合理性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是可以很好地结合在一起的;另外，对于文化保守主义，虽然过分强调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但由其带来的“国学热”、“儒学热”对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这对于纠正过去我们忽视传统文化的学习和认识有很大的帮助，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找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融合的现实土壤。因此，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结合当下文化思潮的热点，有选择性地介绍一些观点，对于开拓学生的思维、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是非常必要的。所以，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中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内容为主的同时，应主动向学生介绍一些中西方文化典籍，使学生在比较中丰富学习内容，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不是回避或批判各种文化思潮。 其次，科学分析和批判当代文化思潮的观点，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实效性。在引进和介绍各种文化思潮时，要进行分析和批判，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深化的一种教学探索。我们不能盲目引进和介绍，而应该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进行区别分析。比如，对于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复古主义，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进行分析和批判，一方面要认识到弘扬传统文化对于一个民族发展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性，同时又要注意当今的某些打着“国学”热的旗号而推行文化复古主义的庸俗表现，是一种文化的倒退;对于后现代主义所体现出来的各种“历史假设论”、“否定革命论”，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分析和批判，其实质是通过否定革命论来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通过历史假设性来为中国走资本主义呐喊，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对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如影视剧中的“皇帝热”，历史小说中的“那些事”、“那玩意”，通过分析讨论，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既可使学生直接感受到思想政治理论课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思想实际的功效，又在这种分析和批判中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实现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多元文化思潮背景下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育的责任和使命 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巨大的，既有社会经济、政治的进步，更有社会思想、文化的进步。回顾30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改革和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思想之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为中国培养新时期有理想、有道德的一代又一代青年人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我国高校在建国后就一直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开放后，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和发展，在主要课程设置、基本内容体系等方面进行了几次大的调整和改革，但其基本教育目的和基本理论原则是没有改变的，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与各种文化思潮的不断交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得以扩充和发展，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得到提高和升华，大学生的思维观念得以改变和创新，大学生的社会政治理想得以丰富和充实。正如《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指出的:“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引导大学生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4］ 新世纪，在各种文化思潮的冲击和影响下，在校园文化领域，出现各种文化思潮的交汇与激荡，由一元论思想转向多元论形态的局面，从文化层面看，这是一种转型社会、开放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视角来看，则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与多元文化思潮的关系，为此，需要我们肯定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目的和功能的同时，提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高度。 现时代，我国面临着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各种挑战，文化软实力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的一个主要方面，中华民族复兴和崛起的道路依然艰巨，青年一代的文化选择决定着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要充分认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保持清醒头脑，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5］从培养接班人的高度来看，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承担着把大学生培养成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的接班人的历史使命。#p#分页标题#e#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的基本特征。思想教育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教育，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政治教育主要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主旋律教育。应当说，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是积极向上的，主流是好的。但也不排除有的学生政治信仰迷茫、价值观念扭曲，社会责任意识缺乏、道德信念缺失等，这就需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优势，要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理论指导下去把握、评析、调控人们的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和走向，使其变化发展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念体系相一致。所以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文化思潮，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担负的时代重任和历史使命。

第8篇：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现代性;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论析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前沿问题，它关乎思想政治教育的未来发展前途，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基本条件。学术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尝试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剖析研究中仍然存在的不足，探究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的路径，以求教于学界。

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现状

现代性问题是西方哲学界研究的炙热话题，现代性领域的研究成果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也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研究主要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内涵、面临的困境以及规避风险所实施的路径等方面展开。近几年来，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首先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内涵出发，不同的学者所持观点不同，但都试图树立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边界意识，总结归纳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分的现代化理论来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必然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传统性与现代性遭遇冲突的过程”〔1〕。第二，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整体形态来描绘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是结构要素的现代性与整体功能现代性的统一”〔2〕。第三，从现代性的层面来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有学者以哲学层面的现代性为立足点，认为“现代性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它崇尚人的自立、维护人的权利、尊重人的正当利益、注重人的能力发挥”〔3〕，该论点基于哲学的现代性视野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也有学者从现代性题域出发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主要是指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群体心性结构及其文化制度的质形变化”〔4〕。以上几种观点，分别从不同侧面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若从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分离、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哲学现代性的层面来界定其内涵，似乎欠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位特征。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研究还聚焦现代性所带来的思想政治教育困境，主要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内容、方式、权威、目的等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其一，现代性冲击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性面临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科技信息化、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出现了偏离要求、价值弱化等倾向”〔5〕。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裹挟着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给我们主流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带来强大的冲击”〔6〕。也有学者指出，由于“现代社会分化型的社会结构锻造了多元的异质性的社会主体，在价值观领域引发了价值思潮的多元化。它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的直接影响是，难以在利益分化、思想观念冲突的异质人群中开展以主导性思想观念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7〕。其二，现代性解构思想政治教育原有内容。有学者认为，流行文化的“商业性对政治性的冲击、娱乐性对严肃性的冲击”〔8〕。孙其昂教授指出，“现代性催生了浮躁，解构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稳定性”〔9〕。也有学者认为，“现代性已成为一种强势话语和西方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工具”〔10〕。其三，现代性挑战现有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有学者提出，“理论教育就成为主导性文化得以传播的主要方式。然而，在流行文化和大众文化浸润下的青少年却形成了喜欢读图、热衷于追星、满足于文化消费的感官刺激的感性认知方式，对理论教育和理论学习的积极性并不高”〔11〕。也有学者指出，“人的现代性困境，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宏大叙事的生存危机。”也就是说，“如果思想政治教育一味强调奉献或追求崇高，就可能会被当作远离现实的高谈阔论而遭人抵制”〔12〕。其四，现代性威胁思想政治教育的传统权威。有学者指出，“社会现代性解构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稳定性”，以及“大数据时代带来的多元选择干扰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塑造”〔13〕。也有学者提出，“当今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乃至社会运行，不是不需要权威，而是需要新型的权威。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已经丧失了传统社会那种权威，需要新型的思想政治教育权威”〔14〕。其五，现代性迫使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实现转换。戴锐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要求我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认识必须回归主体自身，完成由‘社会本位’到‘主体本位’的转换。这也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的反思性的必然结果”〔15〕。基于上述观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但在阐释这些挑战和危机的时候，现有研究欠缺相应的方法论自觉和经验科学的支撑，不少研究结论来自于经验直觉，还有的流于哲学性的抽象描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还关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困境的规避。思想政治教育深陷现代性的困境，学者们积极面对困境并提出规避现代性风险的路径，主要从内容、方法、权威、目的等方面探讨思想政治教育有效规避现代性的挑战。

其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革新。孙其昂教授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主题要重构政治，实现新旧政治的生态结合”〔16〕。戴锐教授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富有时代性和超前性、预见性〔17〕。也有学者提出，“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结构、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增强，单一的思想政治主导已经无法适应这一现实，建构多层次的主导内容成为必然”〔18〕。其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有学者提出，“应改变理论教育和社会动员的传统做法，建立全方位立体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19〕。有学者也强调“注重内隐型、渗透式、合乎人性的教育方式”〔20〕。其三，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转型。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权威应从先在赋予到现场后置的权威生成机制转型”〔21〕。有学者表明，思想政治教育权威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生成和维持的，它是运动中生成的‘认同’”〔22〕。其四，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转型研究。有学者认为，“随着社会现代化的环境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观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从社会本位的目的观向主体本位的目的观转变”〔23〕。另有学者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应着重“关注人的现实需求、关注人的心灵需要，将个人的幸福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目标”〔24〕。此外，有学者还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现代性与功能现代性的有机统一，既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结构内部各要素及各要素间的现代性，也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现代性在内的系统的整体现代性”〔25〕。综合以上观点，关于规避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困境的措施探究多以逻辑推理为主，较少运用经验科学开展实证性调查研究，针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所面对的理论与现实困境，通过理性思维的推导和演绎，实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变。

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存在的不足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面对现代性风险的反思活动，凸显了学者们高度的问题意识，并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时代性与预见性。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研究以哲学层面的现代性为视角和理论资源，缺少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意识。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问题的研究处于哲学的现代性视域之中，邢晓红认为，“来自法国启蒙运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理性主义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内容，现代性的核心理念是主体性、理性和自由主义”〔26〕。学者们主要运用哲学现代性理论展开分析，将其直接运用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中，机械地在思想政治教育各要素中冠以“现代性”之名，比如，在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内涵的理论中，将思想政治教育理念、教育主体、教育介体、教育环体等的现代化视为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内涵的重要指标，缺乏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本身的思考。沿此路径建构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理论，往往造成思想政治教育与哲学的现代性两张皮的现象，研究呈现碎片化、标签化趋势，从而制约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现代性理论领域的深入研究。其次，研究以现实问题为主导，缺少应有的方法论的高度。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秉持强烈的现实问题意识，以社会实践为导向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中的现实困境，满足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诉求，然而却使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缺乏应有的理论性与预见性。戴锐教授指出，“内容的信息含量和科技含量，应当说这些与‘现代性’所要求的反思与创新是相关的，但更准确地说，它们并不是创新本身，而只是创新的手段或途径”〔27〕。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理论具有直观性和现实性，相对于解决目前短暂性问题是有针对性的，但从根源上无法提供长远的、全局性的理论指导。由于缺乏从整体上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理论，往往简单地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问题直接作为现代性研究的对象，缺失现代性的反思意识，因而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对实际工作的亦步亦趋，丧失理论活动的相对独立性。

此外，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研究领域中尚存在大量本不属于该领域的现实问题，最终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出现“种了别家的田，荒了自家的地”的后果。再次，研究以传统与现代二元分离为立场，缺乏历史维度。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的主要背景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整体转型，学界主要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二元分离的立场展开研究，大多数研究仅局限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实然状态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应然状态的两个极端，缺乏对两者之间过渡阶段的研究。有学者虽然指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处于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演变过程中，属于过渡阶段〔28〕，但并未有学者运用历史社会学分析的方法，深入剖析思想政治教育在历史发展过渡阶段中的理论与实践，仍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探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转型的关键参照物，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似乎是在历史中突然出现的现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逻辑的研究如果不以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为基础，那就不能反映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发展，不能贯彻辩证法的发展原则，只能形成静态的、抽象的、僵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一般范畴体系。”〔29〕同样，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领域中，若缺失历史的研究维度，也会形成一系列机械的、盲目的、抽象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理论，将无法准确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整体性面貌。最后，现有研究以逻辑推理为主，缺乏经验科学的支撑。目前学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研究多采用逻辑推理的方法，主要从书本到书本、从理论到理论，经过逻辑推理获得结论，这往往会导致提出的阐释方案、对策路径呈现一般化与教条式的形态，未能给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果做出新的贡献。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中较少运用经验科学的方法，尤其是实验法、调查法、观察法以及访谈法。学者们往往将“想当然的”直接转化为“现代性的”，可能导致陈旧的或者空泛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结论。因此，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本质内涵，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在研究中运用经验科学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感性材料，这才能为进一步的逻辑推理提供必要的经验科学支撑。此外，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主要以线性思维为主，缺乏多面性、立体化的非线性思维，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问题与对策是一对一的亦步亦趋的局面，无法真正适应多变性的社会现代化的客观发展需要。

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的新构思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应紧跟社会科学研究的步伐，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科学化。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中的问题出发，我们认为，应努力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要向生活世界开放，致力于探究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性的契合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所面对的重要任务是如何使人们生成现代的政治观念意识。人是实践活动中的社会人，因而我们在探究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性的契合点时，应从社会生活世界出发，思考人的政治观念意识在现代社会中的动态，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提供广阔的研究空间。如果没有对思想政治教育现实问题的认真审视和对人的生活世界中主观需要的满足，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将会在理论领域中故步自封，导致研究内容的僵化与研究成果缺乏现实价值。其次，建构体系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理论，并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学科意识和思维方式。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为自觉抛弃对现实性问题亦步亦趋式的追问与解答，应主动建构相对独立的理论脉络，按照规定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学科意识和思维方式。学者们应将研究的关注点聚焦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内涵、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对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意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矛盾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思维方法等方面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体系化研究将认清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多重关系，有助于有效应对现代性风险并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现现代化。最后，借鉴历史社会学等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准确地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经验事实的概况。为解决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中对历史事实不够重视的困境，我们应积极借鉴历史社会学等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收集第一手的真实可靠的资料，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历史事实开展经验事实的陈述和归纳，避免孤立地运用逻辑推理的研究方法所呈现的原因与对策的抽象性与盲目性。由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的发展进程中，从以上观点着手工作，真正揭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的内在发展理路，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的科学化。

参考文献:

〔1〕〔16〕〔28〕孙其昂．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研究〔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427，435，423．

〔2〕〔5〕〔25〕〔26〕邢晓红．构建与超越: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40，53，133，9．

〔3〕刘翠玉．现代性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J〕．思想教育研究，2007(6):23．

〔4〕闫立超．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问题论要〔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1):15．

〔6〕鄢本凤．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现代困境及超越〔J〕．思想教育研究，2006(10):40．

〔7〕叶方兴．现代性: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建构的起点〔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56．

〔8〕〔11〕〔18〕〔19〕李辉．现代性语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探析〔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9(4):3，3，4，4．

〔9〕〔14〕〔22〕孙其昂．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及其转型〔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272，273，275．

〔10〕闫立超．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批判论纲〔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5(8):16．

〔12〕蒋红群．论现代性困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形式的转换〔J〕．思想教育研究，2011(9):27．

〔13〕〔21〕双传学，范美香．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现代转型〔J〕．探索，2015(2):132，134．

〔15〕〔17〕〔23〕〔27〕戴锐．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与现代化〔J〕．理论与改革，2004(2):143，144，143，143．

〔20〕〔24〕闫小磊．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性困境及超越〔J〕．学理论，2010(7):167，167．

第9篇：政治现代化论文范文

 

一、托克维尔政治文化思想的时代氛围

 

(一)托克维尔时代的社会氛围

 

托克维尔以一种传道士的语言风格宣称，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人民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到处都在促进民主。……有的人身不由己，有的人不知不觉，全都成为上帝手中的驯服工具。因此，身份平等(equality of conditions)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1]7自十一世纪肇始的西方现代化从启蒙运动以来得到了加速扩张，造成了生产的资本化，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中产阶级化，以及道德的世俗化。现代化重新定位了社会政治经济资源的分配原则，中产阶级倡导的身份、机会平等逐渐取代贵族阶级仰赖的先赋不平等成为社会结构的本质特征。托克维尔将现代化的过程和后果称之为“平等化”。

 

在平等化社会，由于人民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依附于他们身上的平等倾向必将战胜自由的习惯、爱好，形成一种以平等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由于对平等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平等的民族最终会要求财富、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的平等和同一。“他们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在不能如此的时候，也愿意在奴役之中享受平等。”[1]624过去的经验不能充分解决民主的困境，因为在任何时代溯至远古，并没有可同当代民主相类比的事物。为了捍卫人类自由，维护人类文明，“托克维尔呼唤一门‘新政治科学’(new science of politics)，一门适应平等的胜利所带来的新条件的科学。”[3]762。

 

(二)托克维尔时代的学术氛围

 

托克维尔认识到，特定时代盛行的政治哲学思潮也给当时的政治文化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19世纪的法国哲学中盛行笛卡儿哲学的变种——唯理主义。“正是法国的哲学思想才对形成其时代的政治文化发挥了最重要的影响，正是法国的哲学思想成了在大部分欧洲流通的思想通货。”[4]163为了改造民主政治文化，必须对民主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唯理主义政治思潮进行彻底的清算。

 

唯理主义的核心理念是“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2]175这种思维方式通过逻辑的演绎建立起抽象的、乌托邦式的模式，而对真实世界和现实限制不屑一顾。唯理主义者的最终希望是：科学的最终目标是要使一切真理都服从于计算的精确性，适用于自然科学的组合与概率的计算同样可以应用于伦理学与政治学，“它既是赋予它们的结果以一种几乎是数学的精确性而同时又是评估其确凿性或者或然性的程度的唯一手段。”[5]193

 

托克维尔对唯理主义政治观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唯理主义者本着对完整的立法体系和精确对称的法律的爱好，“遵照逻辑法则，依据统一方案，一举彻底改革机构，而不在枝节上修修补补……。这是何等骇人的景象!”[2]182数学家的理性嗜好不能取代政治学的实证精神。

 

为了缓和民主化中的过度政治动员对政治秩序的冲击，为了克服唯理主义政治观对民主化负面作用的放大效应，托克维尔为自己的政治科学规定的主要任务是：引导民主的本能，纯洁民主的民情。关于民主社会的民情研究构成其政治科学的基本内容。

 

二、托克维尔政治文化思想的方法论基础

 

(一)历史渐变论

 

托克维尔作为一位自由主义者，在其所处的政治时代要抵制两种政治思维方式的夹击。一方面，以柏克为代表的历史决定论强调历史、传统对政治世界的制约作用，从而阻塞了自由主义渐变、改良的政治改良道路。另一方面，启蒙主义者乃至承其余绪的社会主义者强调人的无限善化能力，主张通过理性设计一举革除人性乃至人类社会的所有弊端。他们的激进政治设计则有可能破坏自由主义者无比珍爱的个人自由及个人权利。

 

托克维尔认为，人类不是盲目的命定之力(如历史、种族、土壤和气候)的无助囚徒;唯理主义者也没有设计、改造人类社会的无限能力。①上帝为每一个人划出了一个不能逾越的圈子，但在这个范围广大的圈子里，他还是自由的，即人类拥有有限的选择自由。托克维尔以此认识论为基础，认为可以通过创建一门治国科学，在民主时代的政治及社会文化氛围中塑造一种既维护个人自由又促进社会进步的现代公民文化。

 

(二)社会政治观

 

托克维尔政治科学的逻辑起点是从社会着眼探讨政治制度，阐释社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他对政治与社会关系的观点非常明确：“日久天长之后，政治社会总要成为市民社会的表现和形象。”[1]733社会并不是由政治上的权力——服从关系形成的;相反，社会体制(通过民情)决定和影响着一种特定的政体。探讨政体的成因，应首先从社会体制中寻找原因。

 

托克维尔从社会体制的角度出发，把政体划分为两种历史形态：贵族制与民主制。贵族制以身份的天生不平等所形成的等级政治参与为基础，贵族掌握着社会政治权力及主流文化风尚。民主制度的核心理念是所有人因身份平等而拥有平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资产阶级控制社会政治权力，并主导政治文化的特征及趋向。君主制不是一种独立形态的政体，它只是一种社会转型期的过渡型政体。这种转型期即社会状态从封建不平等向民主平等的转变期。就本质而言，君主制也是一种民主政体，因为它奉行的也是平等精神。 由于托克维尔认为政体主要是由社会体制决定的，政治文化是社会体制发挥政治制约作用的中介力量，所以政治文化根据其社会起源和政治指向也相应地分为两种历史类型：贵族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文化。

 

(三)阶级分析方法

 

托克维尔分析历史、研究社会时往往采用一种不太严格的阶级分析方法，并且试图对各阶级作出伦理上的评价。托克维尔认为只有阶级才能占据历史，并在政治舞台中扮演主要角色。他把大革命时期法国的阶级分为贵族阶级、资产阶级，附带还有工人阶级。但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没有提出系统抽象的阶级理论，也没有罗列各种阶级的定义和特点。

 

托克维尔认为，社会与政治趋向平等与民主是社会正义的自然趋势，所以他不赞成旧的贵族秩序。但从小在贵族家庭中长大的托克维尔，对革命的既得利益者——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materalism)、个人主义及其在政治上的鼠目寸光表示反感。为了使伦理原则重返政治舞台，把政治从资产阶级的不良而低级的利己主义中解救出来，他呼吁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与政治道德传统。

 

三、托克维尔政治文化思想——民情论的基本要点

 

(一)民情的含义

 

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托克维尔认为，有助于维护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原因可分为三项：“第一，上帝为美国人安排的、独特的地理环境;第二，法制;第三，生活习惯和民情。”[1]320他将这三项原因的重要性作了区别：自然环境不如法制，法制不如民情。

 

托克维尔把“民情”理解为“人在一定的社会情况下拥有的理智资质和道德资质的总和。”[1]354从托克维尔使用“民情”一词的语言环境来看，民情是与政治体系有关的特定社会共同体的习惯、思想和习俗的总和，即当代所谓的广义政治文化。其外延涵盖了特定社会中的大众化政治思潮和社会群体政治心理。

 

(二)民情的重要性

 

托克维尔继承了古典共和主义者高扬公民道德素质的传统，充分肯定了政治文化对政体运行所起的重要作用。“任何国家的宪法，不管它的性质如何，都要求立法者必须依靠公民良知和德行。……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预先定出一切，没有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代替理性和民情。”[1]135-136 “我不太重视权力的外在标志，因为这种标志容易转移研究者的视线，对研究者很少有引导作用。”[1]136当代的政治学者往往将比较政治研究同一个民族的社会传统、生活方式相割裂，而当时的托克维尔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到了政治权力的深层运行机制，为开拓比较政治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托克维尔一再警告人们在借鉴外来政治经验时，要注意其相对适用性，但对于自己的民情说却给予了几乎普世性的地位。他一再指出：“法律只要不以民情为基础，就总要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民情是一个民族的唯一的坚强持久的力量。”[1]315他确信：“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护一个政体;但民情却能减缓最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1]358

 

托克维尔信奉审慎的政治美德，并曾说过：他知道的“唯一绝对的真理是不存在绝对的真理”。[6]xix但他还是认为：“民情的这种重要性，是研究和经验不断提醒我们注意的一项普遍真理。” “我觉得应当把它(民情说)视为我的观察的焦点，我也把它看作我的全部想法的终点。”[1]358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情是托克维尔政治科学的基本要素，而民情说则为其政治科学的基本原理。

 

结合托克维尔时代的政治学的智力背景，人们评价道：“虽然托克维尔并非今日政治学家称之的政治文化的第一人，但他比任何先前的思想家都更严密地用这一概念来分析民主国家。”[7]164还有人认为“他是法国启蒙学派中在现代意义上开创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学者。”[8]43

 

(三)民情的根源

 

托克维尔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主要取决于一些可变的原因，而决不只取决于该国不变的地理位置。在这些可变的原因中，社会状况和政治体制的作用是主导的。

 

托克维尔探讨了政治体制和社会状况对一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但他认为社会状况的作用更具有决定性和持久性。他指出，每个时代都存在着一种主导精神，它是人类文明在社会诸领域中表现出的总体的基本发展趋向。这种时代精神是任何时代都存在着的因占支配地位而制约其他事实的独特事实。[1]621在民主时代占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份的平等。由此造成了民主时代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对这种身分平等的热爱。即身分平等作为民主时代社会状况中的核心事实，塑造了民主的政治文化。

 

因此，托克维尔政治文化观的基本要点是：社会决定政治，社会性质决定政治文化性质。托克维尔的政治文化起源观，一方面把握住了物质因素对精神力量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同孟德斯鸠相比)又摆脱了物质与精神关系的机械的形而上学决定论。

 

四、托克维尔政治文化思想的现实关照

 

托克维尔政治文化思想的核心是对民主政治文化的观察、思考和预测。托克维尔以民主社会的本质特征——身分平等作为推论的出发点，综合他所观察到的现实民主国家的一些社会状况，归纳出了理想类型的民主政治文化。

 

(一)个人主义

 

托克维尔认为民主时代政治文化的核心特征为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托克维尔所使用的这个词并不具有斯图尔特·密尔在其晚期著作《论自由》中所赋予的涵义：即灵魂的独立与力量，托克维尔的意思几乎是相反的。”[9]1266个人主义包括两个方面：“信奉个人理智是意向和信仰的唯一基础和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地关注个人目标。”[10]764首先，民主时代社会纽带的松弛及理性主义思潮造成的脱魅倾向使得人们在进行思考时，摆脱了祖先及权威人物的见解，自己确定价值判断标准，自行得出结论。由此，人们觉得，人的理性能力可以无限拔高，世界可以充分解释、彻底改造，人类社会可以无限善化，理想国是可行的选择。其次，社会纽带的断裂、身份的日趋平等使得人们以个人作为一切情感的中心。人们只关心个人利益的实现，漠视其社会责任感，日益同其同胞疏远，最终成为一个孤独的个体。它在政治上的直接后果就是个人原子化和公共道德的失落。(二)唯物主义

 

当等级界限被取消，工业化导致财产分散，教育日益普及时，越来越多的个人就会把物质福利作为追求的目标，将物质享乐作为愉悦的中心。托克维尔指出，追求物质享乐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随着它的强大向社会大众扩散。追求物质享乐不会破坏社会秩序，但它会使人类忽略那些可使其光荣和伟大的享乐，从而沦为“兽类”。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受物质欲望的驱使，将会抛弃珍贵的自由，拥抱监护人国家与计划者社会。托克维尔对民主政治文化唯物主义倾向的谴责，成为后现代主义者批判消费文化的先声。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使得托克维尔的思想永远具有新鲜感。

 

(三)公意至上

 

民主时代个体力量的弱化和精神权威的缺乏，使得人们转而相信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群众。虽然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理性上与他人平等，但是面对自己同类形成的多数意见时，原子化的个体便感到无能为力。公众意见遂成为个人理性的向导，拥有了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力。个人理性在打破了个别权威的束缚后，又被套上“公意”的枷锁。对公共意见的皈依扼杀了智力活动的自由，败坏了创新精神，更有可能导致一种新的暴政——社会专制或舆论暴政。

 

(四)标准化

 

民主人在行为模式上趋向于标准化或同质化。平等化消弥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在平等化过程中，每个国家的人逐渐放弃本阶级、本行业、本家族所固有的思想和感情。同样的举止正在进入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行为方式的多样性正从人类社会中逐渐消失。“多样性，个体，进步，这些是托克维尔极力维护的” [11]180他觉得，人类行为方式的标准化、同一性与简单化已对人类文明构成了威胁。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托克维尔所描绘的民主政治文化是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及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最终导致的社会大众新的思维特征、情感取向与行为模式。民主政治文化实质上是由资产阶级价值观所主导的社会与政治文化。

 

托克维尔认为，社会大众的主流政治文化倾向是热爱平等，因为只有平等才能给普通人带来福祉。虽然平等也会使人们自然地爱好自由、追求自由，但自由带来的好处只能由少数人享受。当平等和自由发生冲突时，人们就会抛弃自由，宁愿享受奴役之中的平等。因此，民主政治文化有流变为专制主义催化剂的厄运。

 

他认为，参与政治生活的自由可以使公民摆脱孤立状态，在公共事务中联合起来，抑制民主政治文化中的专制倾向。它可以使人们摆脱金钱崇拜，唤起人们的伟大事业心和公共责任感，阻止人类心灵与精神的普遍堕落。但是，“为了捍卫民主社会的自由，人们应当有自由感，并爱好自由。”[12]164如果不让全体人民通过政治参与获得政治教育，养成自由观念及习惯，那么，最终，“不论是有产者还是贵族，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谁都不能独立自主，而暴政则将统治所有的人。”[1]367

 

托克维尔不同于同时代其他自由主义者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只有积极参与政治生活，才能捍卫现代生活中的个人自由;必须有意识地对民众进行政治教育，才能塑造一种以自由精神为主导的政治文化。

 

五、托克维尔政治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

 

托克维尔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现代化为理论背景，从文化角度反思现代性给予政治生活的负面影响，从而获得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和持久的生命力。托克维尔政治文化思想的理论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政治科学的一般理论方面，托克维尔提出了完善的“民情”论。从他的民情论中可以透析出政治学研究中的两条基本原理：其一，市民社会是政治社会的根源，政治社会只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映象。只有将社会研究作为政治研究的逻辑起点，才能深刻地理解政治的本质属性。其二，民情说意味着法律、制度只不过是政治生活的表面现象，政治生活的深层机理存在于社会对政治的不断影响、作用之中。为了更深刻地理解政治现象，必须以对政治过程的研究取代对政治制度的描述。

 

在现代化理论方面，托克维尔以传统的而非现代的术语表述了现代化的性质及影响。托克维尔从社会、经济体制的角度把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现代化定义为“平等化”。托克维尔较早地发现了现代化给予人类生存状态的影响。现代化造成了人类个体的原子化、同质化、标准化，同时也将世俗主义、理性主义与唯物主义作为现代人的价值定位手段。托克维尔认为，社会的平等化(即现代化)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习惯、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从而使政治活动的价值发生新的定位。在涂尔干、韦伯之前，托克维尔更早地关注了现代化给予人类生存状态的影响，探讨了现代性的政治表现。

 

在政治科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方面，托克维尔的政治文化思想出现了某种新的方法论因素。他的政治文化思想以实际的社会现象的观察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通过现实的社会机制推导出政治文化及政治生活的特征，完全摆脱了机械的类比法与抽象的演绎法的影响。托克维尔的政治文化思想标志着一门以实证研究为方法论基础的现代政治科学的萌芽的出现。

 

托克维尔生活在由近代政治向现代政治过渡的时代。从形式特征上看，其政治文化思想承袭了传统的政治语言，沿用了自孟德斯鸠、卢梭乃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政治思维形式及风格。但从本质特征上看，其学说表述的却是对现代政治的深刻反思及对后现代政治的模糊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