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投资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体育投资论文范文
1．特征分类国外体育产业的风险投资主要包含体育债券与体育股票市场
体育债券可筹集社会资金，弥补国家财政支出在体育产业投入不足问题。体育债券按照股权形式向未上市体育经营企业管理与运作进行投资，这有利于产权明晰，加强出资人的有限责任，建立有效内部机制，促进体育企业向现代产业化发展。美国从1998年之后，体育证券市场活跃起来，占据总市值8．12％，在前10位世界体育公司当中，有5家公司是美国的，通过多年发展，美国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已较为完善。因体育债券市场是一种非完全的竞争市场，竞争交易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存在投机行为，而金融创新又层出不穷，一旦出现危机，受损失的是债券企业与投资者，很可能引发债券市场巨大的震动，这时投资者会因体育债券市场投资信息不足，逐渐远离体育债券市场，体育债券市场出现疲软问题，从而对整个社会的体育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在体育股票市场，存在已上市与拟上市体育企业的股票投资，体育企业一旦上市就会获得很大利润空间，收益为倍数概率，上市体育股票投资介入风险大，是高风险中的高收益。我国仅在2009年－2010年18家上市体育企业，其平均营业收入的复合增长率是32．23％，净利润的复合增长率是39．24％，可以说，体育产业的风险投资是高风险中伴随着高收益。
2．支持政策产品范围
国内外体育产业的金融产品有体育债券与股票两种形式，在体育股票市场存在一系列股票发行的限制条件，发行人应是股份有限责任企业，发行股票前要连续3年盈利，发起人所认购人民币要在3千万元以上等，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准许进入。我国的体育企业通过股票融资获得发展资金是有效途径，体育产业是我国新兴朝阳产业，并吸引很多投资者目光。1996年我国第1家体育产业股份公司－北方五环成立，并于10月在深圳上市发行股票。1998年中体产业在上海上市，当年募集资金有2．5亿元，随后又募集2．6亿，被认为是体育产业中风险投资开始的标志。紧接着青岛双星、北京雷诺与体育李宁等公司上市，尽管有些投资者退了出去，但很多实力更强的投资者进来了，为融资成本降低带来了良好时机。有一些国际体育的风险投资企业也逐渐进入中国市场，像IDG、日本软库与高盛集团等，在2005年，我国体育产业的风险投资资金已有56亿多元，2009年我国包括探路者在内的28家体育证券在深圳上市，标志着我国创业板市场的形成。美国的体育产业经济贡献率为11％以上，而我国体育产业的贡献率仅有0．7％左右，这表明我国在体育产业方面还具有很大发展空间。我国体育上市公司屈指可数，而西班牙的足球俱乐部当中，就有60％以上为上市企业。体育债券是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金融创新方法，成为体育产业投资的新工具。与资产证券、股权融资、一般融资方式比较，体育债券与它们存在本质区别，体育债券是个系统的复杂工程，包括服务人、发起人、投资银行、投资者与资产管理者等，同时还应有完善规范制度环境，如税收制度、信用评级、财会制度与金融担保等。发展体育债券市场，可有效增强体育产业的融资能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
二、国外体育产业发展现状
1．风险投资发展
体育产业的风险投资已有几十年发展历程。尤其是美国，体育产业的资金支持多数来自风险投资，仅体育证券与体育股票融资额在2010年已占据体育产业融资结构总比例的30．26％以上。美国的冠军娱乐、西班牙的巴萨罗纳、皇家马德里以及英国曼联集团等，均是在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从证券市场筹集资金情况来看，二级市场中的体育股票影响越来越大，美国的二级证券市场，主营体育产品及其有关产业资本所占据的总市值为8％以上。通过国外体育产业发展调查可知，股份俱乐部资产充足，并走向股份公司道路，以此加快体育产业发展。英超联盟所属的西汉姆俱乐部，1964年股票发行为4000股，资产总值为125700英镑，总收入是64683英镑，通过1997年改制上市之后，到1998年的5月份，其总资产已在3239万英镑以上，总收入也在2401万英镑以上，该俱乐部上市之后，资产上涨了257倍，总收入上涨了145倍左右。风险投资已成为体育产业发展有力资金支持，并为体育行业发展提供可靠运作平台，从而推动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
2．支持政策
第一，税收优惠政策。这项政策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政策性工具。在一些体育产业较为发达国家，为降低其投资风险，加大体育产业投资发展，大多采用了降低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美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实施了税制改革，对体育产业的投资税收政策也给予了调整，减少了体育产业投资税率，在1978年美国资本收益由49．5％降到28％，并在1981年降到了20％，其中体育产业投资额中的60％不征税，剩余40％为减半征税，有效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改制后的投资额比原来提高了10倍。西班牙的体育法中规定，税法一般规定之外，股份体育的上市公司和职业体育活动存在法律合同关系，企业为发展体育活动支出就应该考虑减税。德国的体育俱乐部也实施了税收优惠，德国税法规定体育上市企业利润额在7500马克时，可免收纳税，体育俱乐部的上市公司，上年度资金的流转额在6000马克以下的，体育产业上市企业可将应纳税的流转金额中的7％当作预留税金。这些税收政策出台，有利改善了体育产业的外部环境，运用这一措施促进了体育产业的投资市场发展。第二，人才培养政策。在体育产业的投资者与科技创业者一起努力下，所发展来的体育科技的创业家为体育新技术发明者与创新者，而奉献投资者为资本运作者与组织者。一些国家政府为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对于人才培养都很重视。日本在1960年曾提出，科技兴体与科学立国战略，其中，科技兴体中的“体”就是指体育事业发展。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实施了2000年教育战略，实施了2000年教育目标法，主要强调增加职工培训与民众教育水平确保经济增长，美国体育产业的投资家成长是在政府政策鼓励下成长起来的，再将新技术与新思路转为产品的时候，产生了大量体育产业的风险投资专家，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家的成长可有效推动了体育产业发展。第三，特殊金融退出政策。为加强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发展，一些国家政府扩展了体育产业融资渠道，并制定了与体育产业投资相适应的特殊金融支持政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25个州成立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基金，有效促进了就业，刺激了体育经济发展。有限合伙政策是体育产业投资较为适合的组织方式，有限合伙为2个以上依法设立，并拥有多个合伙人，且以合伙人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否定了合伙人无限的连带责任，而这些有限合伙人多为免税实体，有效扩展了体育产业的融资渠道。在体育产业的投资运作中，主要包括投资项目规则、协议签订、投资辅导与资本退出等阶段，而投资退出机制是体育产业投资关键，很多国家对体育产业的退出机制非常重视，在1983年法国建立了风险投资二级市场，美国为促进其体育事业发展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其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建立相应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从而有效解决了体育产业融资风险问题。
三、国外体育产业风险投资的启示
第2篇：体育投资论文范文
摘要：人力资本的概念及其理论研究已经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人力资本必须经过投资才能形成。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有政府、企业和个人。本文是从个人的角度，从经济学和财务学的视角来分析人力资本投资的两方面的决策，并提出决策时应充分考虑影响投资收益率的风险因素，试图比较全面地分析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对本领域的理论研究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决策风险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
“人力资本”最初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在研究美国经济中物质资本存量与产出差距在不断加大，出现巨额余值时使用，并由此产生了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及以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在西方发达国家牢固树立起了“人力资源是第一资产”的理念，并掀起了人力资本研究的热潮。
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指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体现了个体或群体的知识、技术、能力等，并能够为其带来长期收入来源的生产能力。
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资本化了的人力资源。马克思曾指出，资本的本质属性在于对利润的不懈追求，人力资本既然属于资本化形态，当然就不例外了。无论个人还是企业都希望能在将来获得回报（如通过增加收入或提高公司的生产力）。
本文主要讨论通过正规教育（学校教育）形成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问题。
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一）、是否继续投资的决策：
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是教育，因而有必要分析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
下图显示了学校教育投资的可能分析。一个人面临两种选择：需要S年全日制学校教育，在完成后如果就业，会有年收Ws,直到退休年龄，比如65岁。更一般地说，年龄T。学校教育有直接成本如学费、书本费等K。另一选择是不接受学校教育，直接工作，可赚得工资W0，（从决策开始到退休年龄T）。
这里有一个假设前提：没有能力限制，没有退学风险，收入在整个工作年限内不变。工作经验与决策无关，没有失业风险（见图1）。
假设投资成本（或教育成本）包括直接成本K和机会成本W0（可能赚得的工资）。而放弃的收益即机会成本是成本中较大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两种方案中整个生命周期贴现收入，选择贴现收入较高的方案。我们还可以将不接受学校教育的收入从接受教育的收入中减去，如果结果为正，可以预测该个体会选择投资于学校教育。在第一个S年，每年的差距为-K-W0，
该个体必须付出学费和书本费等K，并且不能享有收入W0，因此，每年的W0为机会成本，即由于选择了教育而放弃的收入。W0+K为每年的投资成本。从整个生命周期看，贴现后收入为图中的B+C，在S年之后，两种收入流改变：获取Ws（超过不接受教育的收入W0）。差额Ws-W0为教育带来的利得。较高的年收入是由于学校教育。同样考虑折现，可以发现贡献于整个生命周期的收益差额为A。
如果由教育决策带来的终生净收入为正数，或所得利益（Ws-W0，从年龄S到年龄T，贴现后）大于投资成本（W0+K，从年龄0到年龄S，贴现后），那么该个体会选择学校教育。如果人们可以以市场同期利率进行借贷，则该市场利率为折现率。
这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有以下几个结论：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则参加学校教育的人数会增加（虽然每种条件的影响大小可能不同）：（1）未来收益增加，即工资奖金对那些已经完成其学校教育的人来说增加了。（2）直接教育成本减少，比如学校降低学费或政府增加教育补贴。（3）贴现率降低。由于未来工资收益相对于以前工作阶段中的成本增加了，或者说对那些着眼于未来利益而非当前利益的人来说，贴现率较低会使人们倾向于学校教育。（4）教育筹资变得容易。如银行更愿意贷款并且降低利率甚至提供免费的奖学金。
进一步分析，如果给定受教育的年数，与工资增加Ws-W0相对应的年回报率（学校教育的回报率）是投资决策中必须知道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每增加一年的教育会产生一定收入百分比的增长，这个增长的百分比则是教育的回报（Mincer，1974）。为了计算它，理论上必须知道某人实现的收入并等到退休。
关于是否投资教育或继续投资教育已经有许多公式化研究，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恩格尔曼认为，人力投资的时间比较长，难以根据已知的投资期限来计算投入量与收入量，为此，他把投资期限限定在一个时期（例如13年），而把收益扩展到其他时期带来的收入，用来分析教育（正规学校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公式为
式中，C表示受过第13年教育的直接费用，W0表示受过第13年教育而放弃的收入，Xi表示受过12年教育的人的收入，Yi表示受过13年教育的人的收入，n表示受了13年教育之后可以赚取收入的总年数，r表示第13年教育的收益率，i表示观察的年份。根据这个公式，利用所要求的资料可以计算出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个人就可根据对投资与收益的分析，做出是否继续投资教育的决策。决策基本原则是,预期收益流量（流入量）之和不能小于人力资本投资流量(流出量)之和，否则，人们就不愿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即受过13年教育的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不能低于受过12年教育的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否则，人们只进行12年教育投资，而不选择13年教育投资。
（二）最佳投资的决策：
由于学校教育具有连续性，有的个体获得比其他人更多的学校教育，在做出最佳投资决策时，我们必须分析学校教育的最佳长度。受教育每增加一年，就会增加生命周期的收入，但并不稳定。在最初的几年，如果一个人继续增加教育年份，生命周期收入的增长幅度会增加，但以后年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投入学校教育的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Yoram，1975）。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YoramBen-Porah公式化了教育投资过程并描述了其主要决定因素。在他的模型中，个人通过已有的人力资本和他自己的时间、其他市场资源相结合来达到产出（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Yoram最佳资本积累的模型是个人人力资本生产函数：Qt表示个人在时期t人力资本的总投资；Kt表示个人在时期t初始人力资本存量；St表示个人在时期t内贡献于存量Q的时间（Q：人力资本存量总增加）；Xt表示积累人力资本（生产中）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如果初始人力资本较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首先会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也就是说，全部时间都花在学校教育上。在完成全日制教育后，会在接下来的工作中继续他的在职培训（on-the-jobtraining）。参数B是由Becker在1975年运用同一生产函数时增加上去的，它表示“有限的个人体力和智力”，使Yoram的规模报酬递减的假设合理化。原因是（1）随着个人在增加其人力资本累计的过程中，成本增加。（2）个人生命是有限的，随着受教育时间的不断付出，工作年限会缩短，这减少了获得利益的时间，结果最终是收益的增长幅度减少。而且个人继续延长其受教育时间，增加的教育年限的成本是增加的，一个简单的原因是：机会成本增加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越长，在同等教育水平下获得的工资越高，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花费（见图2）。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学校教育年限不断延长，边际收益（每延长一年增加的收益）会下降而边际成本会上升。受教育的最佳年限出现在边际成本线与边际收益线相交的那一点。如果教育年限超过S*，则产生的额外成本要大于额外的收益，此时再选择学校教育从经济上来看是不理性的。
因此，S*为最佳投资点。在此点上，投资者可获得最高的收益率，即内部收益率（IRR），是投资成本现值与投资收益现值相等时的贴现率（即教育投资的净现值NPV为零时的贴现率），也就是说图1中面积A=B时的贴现率。
这个模型也可得出几个预测（允许成本和收益曲线随个体不同而不同）：
（1）边际成本曲线较低的人（总成本线较平坦）选择更多（时间更长）的学校教育投资。如较易获得贷款的人，资金成本较低（筹资费用较少）。如图中A曲线。
（2）边际收益曲线较高的人会选择更多（时间更长）的学校教育投资。比如由于家庭关系网络、有较高的学术理论水平或智商很高而学校教育恰好能与之互补等原因较易在接受教育后找到工作的人。如图中B曲线。
三、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中的风险因素
简单的模型能反映问题的实质，却容易忽略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风险，下面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风险因素。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较少被论及。但事实上,有投资就会有风险。与证券市场相同，人力资本市场包含许多资产，即各种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不仅与受教育的时间长度有关，而且与所受教育的种类有关。每个人选择与其未来收入的风险和回报相匹配的资产来获得最优选择。与证券市场不同的是，教育资产市场有几个重要的限制：首先，多样化不可能。第二，任意调整不可能。也就是说，不能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套利来调整投资。投资于教育是不可撤回的,一旦你持有某种教育，你就不能再出售它。加之投资收益具有很强的滞后性,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充分以及市场环境等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不确定性增加。
这些投资风险概括起来说，有市场风险和个别风险。（尽管在有关研究中有关于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的描述，但在本文中为了简洁起见，统称为风险。）
（一）、市场风险：影响整个市场上或一个受教育群体内所有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的不确定因素。
1．未来人力资本市场供需变化
假设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能力获得在任何教育水平的期望回报，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投资者，只关心生命周期收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选择有最高净收益（投资收益减去投资成本后的值）的教育。则我们只需观察接受每一种教育的人群。在一种教育下，每个人的净收益都是相同的。这种相同可以通过弹性工资来建立。如果太多的人选择同一种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会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会使接受这种教育的毕业生的工资下降。相反，如果只有少数人接受这种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短缺会使接受这种教育的毕业生的工资上升。只有当工资产生的终生收益相等时才会出现均衡的态势。
2．市场分割
YumingFu和StuartGabriel研究得出结论：教育投资在私人部门（单位）的回报要高于在国有单位的回报。另外从职业等级上看，存在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和中初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由于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岗位对求职者有着较强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要求，而大学生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并不会自然保值，如果就业时选择了中初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其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就长时期处于闲置状态，最终将逐渐贬值。因此，投资回报中包含了失业风险和由于就业于不利的行业或部门而导致的低收入风险。
此外，还有市场平均工资、流动限制等风险因素。
（二）、个别风险：只影响个体或群体中少数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因素。个体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比如智力能力、动机、兴趣等。这些因素使教育回报的估计变得不是很准确。受更多教育者获得较高工资不仅因为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还由于他们的能力及其他特征。具体地，个别风险有以下：
1.自身认识的不确定性：
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面临几种不确定性。首先，人力投资者（即潜在的学生）对其所选择的教育本身的信息了解并不充分。比如，许多教育系统在学生步入大学教育之前向学生展示越来越多的选项（如课程、专业等）。而潜在的学生并不知道哪种学科对自己来说是必要的，以及喜欢与否，能否达到学科的要求（智力水平、耐心或能力等）。第二，在完成学科（毕业）后，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同样面临不确定性。即便是接受过职业或专业教育，他仍可能缺乏职业所需的能力或其他要求。而个人并不能明确地知道他相对于职业的真实能力。AdamSmith早在1776年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任何特定的个体永远拥有资格于他的工作的可能性在不同的行业中有很大的不同。让你的儿子去当鞋匠的学徒，几乎毫无疑问他会做出一双鞋；但如果送他去学法律，精通法律的可能性与他会在此行业中站得住脚的可能性相比，至少为20比5。”
2.生命风险。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的人是有生命周期,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将会下降，人力资本受益期也将随之缩短,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则必须在更短的时期内得到补偿。因此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也随着主体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加大。极端地说,人力资本投资也会随着一个人的生命或工作能力的丧失而全部损失掉。
此外，还有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中个人承担的份额、个人已有的人力资本存量、时间的投入（总时间=受教育时间+工作时间+用于消费的时间）、机会成本、经验等。
总之，我们在进行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需要进行是否继续进行教育投资的决策以及最佳投资的决策，在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影响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风险，能够帮助投资主体做出更客观准确和相关的决策。文章今后努力的方向是如何进一步将风险因素量化，从理论上和实证上更加完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第3篇：体育投资论文范文
一、学前教育个人投资的理论基础
人力资本理论提出,教育是一种对人的投资,人在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提高人口质量是促进经济发展,缩小收入差别的根本所在。教育投资是最突出、最基本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所带来的成果是一种资本,也是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双重效益。这种投资可以转化为知识的存量,从而提高人口的知识、智力和技术水平,呈现收益递增特性,从而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源和根本推动力。越多越多的父母逐渐认识到教育投资的生产性与收益率,纷纷从孩子教育的起步阶段就加大投入,格外重视学前教育的个人投资。学前教育作为一种以公益性为根本属性的准公共产品,在投资各方的分担中,个人家庭理应承担学前教育的重担。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理论是教育个人投资问题研究的核心理论,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约翰斯通在其《高等教育成本分担金融与政策》中提出。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该理论在我国逐渐泛化到非义务教育,包括学前教育。成本分担理论的引入,使原有主要依靠政府的一元化投入结构,逐步转向多元化投入结构,实现了教育经费的快速增长。该理论认为,政府在为受教育者提供教育时,已经做了先期的投入,受教育者个人也需要对其所受教育的成本进行补偿,即个人也应为自己获得的教育做先期的教育投资。
二、影响学前教育个人投资的主导因素
(一)主观因素
1.个人的投资动机一定的投资行为总是投资主体在投资动机的诱导下形成的。对于个人来说,一方面,多样化的投资动机基本上都是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另一方面,教育投资的动机也与个人对其的认识水平、社会观念、文化传统等多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因此,个人对学前教育的投资决定,实际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2.个人的支付能力教育投资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经济的发展不仅是教育投资增长的前提,而且也是教育投资增长的依据。就个人投资主体而言,其投资行为能力一般都要受到预算收入约束。
(二)客观因素
1.学前教育的投资成本教育部在《一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指出“义务教育经费由政府承担,适当收取少量杂费;非义务教育的办学经费,以政府为主渠道,由政府、受教育者和社会共同分担。”学前教育尚不属于义务教育范畴,个人投资占据了绝大多数的比重。其中,个人家庭的教育投资与个人家庭的收入尤其是其边际收入成正比。个人家庭收入水平越高,或收入增长的速度越快,个人对教育的投资支出会越多,反之,个人对教育的投资支出会越少。随着学前教育高消费问题的逐渐出现,学前教育的成本也日益升高,居高不下的消费大大加重了年轻父母们的负担。
2.学前教育的预期收益学前教育的收益的表现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既表现为个人收益,又表现为社会收益。近年来,国内外多项研究已经证实:学前教育不仅对幼儿个体的发展意义重大,而且使母亲和整个家庭获得长远的效益,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男女平等。学前教育投资是社会回报率最高的一种投资,已成为全社会公认的事实。而此结论也大大促动了家长们投资学前教育的信心。
3.学前教育的投资风险学前教育投资有着隐蔽性、迟滞性和非抵押性等特点。任何投资,收益率越高,吸引的投资额就会越多,风险高了,投资额也会减少。而且教育投资的回报期过长,无形中也会扩大机会成本,影响到教育个人投资的积极性。此外,预期收益的多少与存在风险会影响个人投资决策的作出。学前教育作为终身学习的开端,孩子从入幼儿园到大学本科毕业,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家庭和个人还无法评估学前教育投资的收益,其投资回报相比于其他教育来说可能更不明显,这势必会影响到家长投资的热情。
三、关于学前教育个人理性投资的建议
(一)树立正确的学前教育投资理念正确的投资理念是使投资者实现正确投资和保持长期投资收益的重要前提,也是投资实战中的指导思想。教育投资是一种长期、间接的投资,家长要打破传统观念,不可追求“短期暴富”,而应当把孩子的远期回报作为自己的目标,在家庭中营造民主、自由的家庭氛围。俗话说,“三岁看老”,对于幼儿来说,性格培养才是最为重要的。家长们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理论与技巧,正确认识幼儿成长过程中的身心发展规律,树立现代化教育投资理念。家长要避免投资的盲目跟风,在正确认识投资风险与利益的基础上,使孩子的身心发展实现“利益最大化”。
第4篇：体育投资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西方国家
一、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的提出
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是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重要内容。因此,人力资本理论的开创者们在创立人力资本理论时就已经初步探讨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虽不系统深入,但仍富有启发意义。他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对教育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进行了分析。
首先,指出了教育是一项具有风险性的投资。被西方经济学家誉为“人力资本之父”的西奥多·W.舒尔茨在1961年《高等教育的成就》一文中,指出了由于个人在评价其先天禀赋时所面对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教育投资的风险本质,他说:“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每项投资,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是超前的、长期的、对未来承担义务的,因此都被某种风险和不确定性所困扰。”而对人力资本理论作出杰出贡献的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1975)也在其《人力资本》一书中指出:“以上的讨论正好说明了,高等教育上的投资经受着相当大的风险,而且很明显这种投资是相当不易改变的。”舒尔茨还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一样都具有收益不确定即存在风险的特点:“教育投资的这些收益的确难以确定,但是这种不确定性也并非是它所独有的特点,因为其它方面的投资之收益也很容易具有不确定性。”
其次,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来源。1964年,舒尔茨在《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中讨论教育费用时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三个来源:对自身才能的不确定、就业的不确定和资本市场的不确定。他说:“学生一般只晓得自己在上学,而不知自己的学习才能如何,学生对知识技能的投资能在四十年或更长的一段时期为他们服务,这笔动产的价值就一个人整个一生来说还是未定之数;他们很难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是否会有就业机会,也就是说,很难肯定当他们一完成学校教育即有职业和收入……即使学生确信他们具有必要的才能,相信将来收入可以保证他们在更多的学校进行投资,他们又会发现,把资金贷给学生的资本市场很不完善。特别在贷金既包括学费又包括学生放弃的收入情况下,这种资本市场就更显得糟糕。”
贝克尔也指出:“人力资本的实际收益围绕着预期收益变动,这是因为某些因素的不确定性。寿命的长短总是不确定的,这是决定收益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也不能确定他们的能力,特别是对进行了大量投资的年轻人来说更是如此。此外,一个年龄与能力既定的人的收益也是不确定的,因为还有许多无法预料的事情。”贝克尔还指出,信息的缺乏是导致存在教育投资风险的重要原因,他说:“增加了预期高等教育收益的困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种收入要在非常长的时期内才能收回来。较长的报酬支付期增加了风险,它与收益之间的低联系一起降低了投资时得到的信息的价值。”“得到一笔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要很长时间,这就减少了可获得的知识,因为在能得到收益的条件下才要求获得知识,而且投资与收益之间的平均时期越长,所能得到的这种知识就越少。”
此外,还指出了在风险下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加里·S.贝克尔(1976)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把教育投资当作安全资产的观点[见Glick & Miller(1956),Morgan & David],指出:“从教育中所获得的收益应该与具有同样大的风险和不可转移特征的投资中所获得的收益相当。”
他们并没有完整系统地论述人力资本投资风险,只是作为经济学家,他们的敏锐直觉使他们意识到了在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风险问题。因此,其缺陷是明显的:其一,对影响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诸因素缺乏具体化、数量化分析,内容显得较为单薄;其二,虽然已经指出了风险影响人力资本投资,但对其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内在机理的认识却显得不够;其三,这时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是在收益完全可以预测的假设下发展起来的,并没有建立一个把风险内生化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
二、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研究的深入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有关学者发表了一系列的关于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论文,大大拓展了前人的研究。他们通过把人力资本投资中的不确定性予以内生化,从而使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从简单的感性认识阶段发展到了理性认识阶段,同时也克服了前人研究的一些缺陷。这一时期,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作出贡献的主要有赖武海瑞和韦斯、斯诺、罗纳德·瓦闰和约瑟夫·威廉姆斯(A.Snow、Ronald S.Warren、Joseph P.Williams)等。他们主要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起源、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和如何化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1.赖武海瑞和韦斯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的开创性贡献
1974年,赖武海瑞和韦斯(D.Levhari &Y.Weiss)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赖武海瑞和韦斯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把风险内生化的两时期人力资本投资模型,在其中讨论了风险对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影响。
赖武海瑞和韦斯假设只有两个时期:当前和未来。个人计划包括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投资规模决策。我们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时间消费型的(比如,教育),而且0
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通过这个两时期模型,他们得出了人力资本的期望边际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的期望边际收益率,从而证明了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更大的风险。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研究还指出,在存在风险下最优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期望边际收益率一定相等。
此外,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还考察了初始财富增加、市场利率上升、风险增加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在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和递增风险的假设下,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的研究表明,初始财富的增加会鼓励人力资本投资;当个体在投资期间是一个净借贷者时,利率的上升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的下降;当他是一个净储蓄者时,利率的上升会导致正好相反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其结果是不确定的;而当风险从零上升到一个正的水平时,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减少。
而对于如何化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赖武海瑞和韦斯(1974)在其开创性的文章中指出:“为了分散他的人力资本,个体必须获得通用性教育,并且放弃专业化的好处。”
2.威廉姆斯、斯诺等人对赖武海瑞—韦斯模型的进一步发展
威廉姆斯(1978)考察了在风险人力资本投资与可出售的资产投资之间的联系,指出他们都具有风险收益的特点。他也发现不确定性增加会导致教育投资的减少。威廉姆斯(1979)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在一个人力资本形成的连续时间模型中,不确定性会导致同样的结果。在这篇文章中,威廉姆斯(19
79)考察了当一个人面对几种影响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的来源时,劳动、闲暇和教育投资在生命周期中的最优时间分配问题。然而按照其他的研究,比如,考德(1986)指出,不确定性对教育需求的影响不可能明确地予以确定,而是依赖其在收入函数中引入的方式。威廉姆斯(1978、1979)还指出,应该利用资产组合投资来分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1990年斯诺和瓦闰发表了《不确定下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供给》。在文章中,他们通过把劳动供给作为一个选择变量从而扩展了赖武海瑞-韦斯(1974)模型。他们指出,不确定性会使人们增加相对于未来的现阶段的劳动供给。他们的研究还表明,如果这种投资是一种次要的活动,且个体表现出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偏好,那么,作为对收益风险增大的反应,人力资本投资会下降。然而,如果投资是正常的,那么,风险增大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在一定的假设下,斯诺、瓦闰和赖武海瑞、韦斯的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比如,不确定性增加对教育投资具有消极的影响。
约瑟夫·阿尔托内(Joseph G.Altonji,1991)、韦森特·豪根和吉恩·沃克(Vincent Hogan &Jan Walker,2001)研究了不确定下的教育选择问题。约瑟夫·阿尔托内(1991)建立了一个简单的两时期模型,考察了能力、教育偏好、高校课程、家庭背景等对教育投资决策及收益的影响。在把教育作为一种选择和个体一旦离开学校就无法返回的假设下,韦森特·豪根和吉恩·沃克(2001)应用选择理论的技术研究了教育收益不确定时的教育决策问题,指出风险的增大将导致个体推迟离开学校,即个体将更多地投资于人力资本。
3.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的最新进展
20世纪90 年代以来,西方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亚历山大·瑞勒斯(Alexandra Rillaers,1998)在前人工作(Michel,1993;de la Croix,1996)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交叠世代模型用以说明不确定性在个人教育投资决策和长期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作用。在这个模型中,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一个在物质资本中规模收益不变的技术解释了内生增长。亚历山大·瑞勒斯在个体水平上把不确定性纳入到人力资本积累函数中:个体决定教育努力的水平但并不知道它的事后收益。假设每个个体在人力资本形成中拥有不同的利用教育努力的能力。而且这种能力事前无法观察到,将在个体决定他的教育努力后反映出来。结果,同样的教育水平并不一定会提供给每个个体以同样的人力资本水平。
亚历山大·瑞勒斯研究后也发现,不确定性对个人教育努力和经济增长具有消极影响。然而,在一般均衡框架内,亚历山大·瑞勒斯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了斯诺和瓦闰(1990)的研究,指出一个面对严重不确定性而又无法予以保险的个体会减少其在教育上的投资。起初,经济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物质资本积累而使人力资本变得相对稀缺。这种开始的消极反映部分会由价格和资源稀缺的影响所弥补。一方面,工资上升利率下降,从而提供给个体在下一阶段以更多地投资于人力资本的激励;另一方面,物质资本积累将创造新的来源来提高储蓄,降低利率。结果会使得人力资本投资增加,直至回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是,当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时,教育投资又会趋于下降。
亚历山大·瑞勒斯(1998)还从政府的角度提出了减少不确定性的政策建议:首先,帮助个人准确评价自己的能力,从而减少不确定性;其次,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如失业保障或基本收入保障;最后,通过提供补助金或奖学金来减少个人教育的成本以吸引个人投资于教育从而刺激经济增长。
肯尼斯·扎德(1997)指出,人力资本投资不像资产组合投资。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经常是个性化的,而且人力资本是一种不具有流动性的资产。金融投资与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主要区别是:作为对新情况和不断变化的目标的反应,一个人可以改变金融投资,而教育和培训一旦进行则很难改变。而且还由于,第一,人力资本投资的总体风险与投资的规模不成比例,而且个人无法使其人力资本投资多样化。例如,一个人不能部分投资于中学教育,部分投资于高等教育。第二,人力资本投资常常带来个性化的不变的风险。所以,肯尼斯·扎德指出,我们不能应用来自金融方面的最简单的论述,他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资产价格模型(HCAPM),把非线性假设、劳动供给、风险金融资产等纳入到模型之中,阐述了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肯尼斯·扎德(1997)也指出,应该利用资产组合投资来分散人力资本投资风险。
戴恩·安德博格、弗瑞锥克·安德森(Dan Anderberg,Fredrik Andersson,2000)研究了人力资本投资对收入风险的反作用。按照传统的观点(如明塞尔,1974),教育似乎是与上升的收入波动相联系的。然而,他们指出,得出收入波动的结论似乎是与所考察的时间单位相关的,因为一个人的收入可能会随时间而变化。
他们研究证明,教育可以帮助一个人避免低收入或低报酬的工作。有许多证据支持教育在帮助人们避免低收入落入陷阱中起着关键作用。比如,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很少会失业,因此,教育可以降低失业风险;此外,教育还可以帮助人们降低职业伤害风险。
三、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文献的评论
西方学者研究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总体思路是:以期望效用理论为基础、求人力资本投资主体风险与给定偏好的约束下预期收益最大化。
具体来说,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是建立了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Levhari和Weiss(1974)等),即人力资本投资供求均衡,到20世纪90年代逐渐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亚历山大·瑞勒斯(1998)等),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供求均衡。
在一个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内,赖武海瑞和韦斯(Levhari &Weiss,1974)在假设存在一项无风险的金融资产与人力资本投资时,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确定。而威廉姆斯(1978)则考察了具有一种风险资产与人力资本资产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决定;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内,肯尼斯·扎德(1997)运用资产组合理论建立了一个人力资本资产价格模型(HCAPM)来说明了当具有两种风险金融资产与人力资本时最优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决定;亚历山大·瑞勒斯(1998)在前人工作(Michel,1993;de la Croix,1996)的基础上,提出一个交叠世代模型用以说明不确定性在个人教育投资决策和长期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作用。
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建立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但在肯定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指出,西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理论中一个很大的局限是:它是建立在期望效用理论基础之上的,即分析是以个体预期收益最大化为目的,而现实中的个体投资决策考虑的主要不是预期收益的大小而是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之间的差距,这就是涉及到行为经济学的理论,但我们在西方现有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研究中尚未看到有行为经济学的影子;而且虽然西方在阐述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原因时提到了信息不完全,但是分析的还远远不够;此外,与对物质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相比,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的研究仍较薄弱,还缺乏动态分析。
为推进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的研究,我们应该借鉴物质资本投资风险理论特别是金融投资风险理论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因为目前金融投资风险的研究已趋于成熟,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还应积极引入新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如行为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在研究内容上要继续深化和扩展,加强对人力资本投资风险生成机制的研究,以此来推进人力资本投资风险问题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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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体育投资论文范文
〔关键词〕产业转型；就业机会；人力资本；教育投资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5006206
一、引言
产业转型是保持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是由失去竞争优势的成熟产业或衰退产业向新兴产业或成长产业转移的过程[1]。在产业结构理论中，“配第—克拉克定理”描述了产业结构转变的规律：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第一产业中的比重逐步下降，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逐步上升，进而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开始上升。产业结构的演进路径是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知识密集型。凌文昌和邓伟根[2]指出，产业转型对经济增长有明显促进作用，经济增长率和增长质量随产业转型速度的加快而呈上升趋势，反之，则呈下降趋势。
目前，中国经济亟需进行产业转型，才能得到进一步发展。金碚等[3]认为尽管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存在大的失衡，但中国产业结构在产业内部和产业价值链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仍处于低端，具有高投入低回报的特点。他们认为中国未来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是推进产业升级，提高产业增长质量，使产业升级由东部向西部推进，形成梯度转移。指出，中国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中期[4]，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中低端。面对传统优势减弱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局势，中国迫切需要产业转型，优化产业结构，使产业层次从低端走向中高端。2011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产业蓝皮书：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2）No2》提出，尽管中国已被划入中上等收入国家之列，但中国产业结构却并没有转到中高技术产业占主导的阶段，中国在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后半程中面临 “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实现重大的战略转型。
产业转型与经济增长要依赖于生产要素——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明确提出，他认为：“人力资本是指凝集在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舒尔茨将人力资本投资归纳为五个方面：一是卫生保健设施和服务，包括影响人的预期寿命、体力和耐力、精力和活力的全部开支。二是在职培训，包括商社组织的旧式学徒制。三是正规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四是由商社组织的成人教育计划，特别是农业方面的校外学习计划。五是个人和家庭进行迁移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机会[5]。李建民[6]指出人力资本是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能够提高人力资本自身及其他要素的生产效率，人力资本不仅能够直接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同时又通过促进科学和技术进步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人力资本作为外生变量，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这一阶段具有突出贡献的经济学家是明塞尔、舒尔茨和贝克尔。明塞尔[7]最早研究人力资本理论，他将人力资本与失业、经济增长等问题联系在一起，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更好的就业稳定性及更低的失业率；同时，人力资本增长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和结果，人力资本增长会提高物质资本的边际产出，进而提高总产出，而物质资本增长也会提高人力资本的增长。舒尔茨[8]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和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定量研究，他认为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教育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贝克尔[9]进一步从微观层面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与收入分配结合起来，并系统分析正规教育的成本和收益问题。
在人力资本发展的第二阶段，Lucas等人在舒尔茨、贝克尔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人力资本理论，在这一阶段将人力资本作为内生变量并纳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来研究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Lucas [10]将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与索洛增长模型相结合，提出了著名的人力资本模型，将技术和人力资本内生化，并得出了与舒尔茨和明塞尔相一致的结论，即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国内学者代谦和别朝霞[11]通过动态比较优势模型来研究人力资本与发展中国家产业转型的关系。他们指出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具有外部性，能够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研发效率，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动态比较优势是人力资本积累，其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转型要依赖于人力资本水平的不断提高。王金营[12]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中国1978—1998年经济增长有169%来自于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指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中国现代经济快速增长的源动力。黄文正[13]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方法研究人力资本对产业转型的影响，并得出结论：人力资本积累促进产业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质是人力资本积累投入于经济活动的结果。他认为提高人力资本积累效率和提高教育水平是实现产业转型的根本途径。
现有文献大多从宏观层面分析中国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而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深入细致研究并不多见，本文致力于研究中国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要求。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指正规学校教育投资，本文假设由于个体差异导致非正规教育在产业转型中产生的影响相互抵销。本文首先采用比较静态方法分析当前中国产业转型时期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现状，其次通过构建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要求，最后将实证结果与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现状相结合，提出“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
二、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现状及问题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人力资本教育水平明显提高，2010年中国颁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要求加大人力资本教育的投资力度，实现更高水平的普及教育，进一步确立“优先发展教育，建立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目标。本文采用比较静态方法分析中国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现状，相关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度数据计算得到。
1人力资本教育投资规模
中国教育投资资金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分别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民办学校办学经费、社会捐赠经费及事业收入（包括学杂费）。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非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教育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一直是教育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2001—2010年中国教育投资规模的变动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以看出，2001—2010年中国教育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总投资从
4 63766亿元增长到19 56185亿元。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是教育投资的主体，两者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2001—2005年非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的增长要快于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2006—201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增长快于非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
2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结构
对三级教育（小学、中学及大学教育）的投资是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的主要方向，2007—201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三级教育中的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2007—2010年三级教育投资占国家财政性教育投资的80%以上，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普通小学、普通中学及普通高校中的比重基本稳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对职业中学的投资比重最近两年稳定在620%以上。
根据2001—2011年普通高校、普通中学、职业中学和普通小学的招生情况可以看出，在普通中学招生人数基本上逐年减少的趋势下，普通高校的招生人数逐年增加，2011年普通高校招生68150万人，是2001年的254倍；职业中学招生情况变化不大。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资总量逐年增加，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在不同类型教育上的分配比重基本稳定，但由于普通高校近年来大规模扩招，实际上高等教育投资经费是逐年减少的，普通高校教育投资的福利水平是下降的；而职业中学招生规模变化不大，职业中学教育投资经费是逐年增加的，职业中学教育投资的福利水平是上升的。
3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水平
国际上使用公共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教育投资水平，中国的公共教育经费是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2001—201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最近几年中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增长很快，到2010年这一比重增加至365%，相对于2001年高出086个百分点。而2012年这一比重达到4%，实现《教育规划纲要》的预期发展目标。
尽管纵向比较来看，中国教育投资水平显著提高，但在与国际横向比较中，中国教育投资明显不足。2000年世界公共教育投资比重的平均水平已达到450%，发达国家高居530%，欠发达国家也达到410%，而截至2010年中国仍与450%存在很大差距[14]。
三、实证分析
1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研究》课题的部分调研数据。该调研自2012年6月开始到2012年9月结束，历时3个月，主要目的是调查政府、企业和企业职工在产业转型中的努力和表现，研究影响产业转型的主要因素。本次调研范围很广，遍布东北地区、西部地区、华北地区、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涉及批发零售业、制造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业、农林牧渔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IT业和采矿业等十余种行业。调研对象分别是政府、企业和企业职工，共发放政府问卷127份、企业问卷241份和企业职工问卷4 495份，由于本次调研问卷采用一对一的形式发放，对有问题的受访者能做到及时解答，因此，问卷效率很高，分别达到100%、100%和9670%。本文根据企业职工调研数据来分析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要求。
调研收回的4 346份企业职工问卷中，有667份的受访者所在的企业有产业转型的计划或行动（简称为经历过产业转型的企业职工），本文在研究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要求时，使用该667份调研问卷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企业的产业转型情况统计和经历过产业转型的企业职工的区域分布分别如表3和表4所示。
2人力资本教育投资与就业机会的相关关系
从表5可以看出，当性别、从事当前工作年限、年龄和区域四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时，学历与就业机会在5%显著性水平下是相关的，相关系数为012。表5反映了企业职工自身的人力资本教育投资越高，在产业转型中的就业机会就越多。
3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的要求，实证研究分两部分进行：
首先，将学历变量纳入到回归方程中，从整体上分析在产业转型中学历对就业的重要影响，构建模型（1）。
其次，将学历分解为高中及以下、专科、本科、硕士及以上，纳入到模型中，进一步比较在产业转型中不同教育投资对就业的影响，构建模型（2）。
表7的检验结果表明，在式（2）中只有本科学历（edg）、硕士及以上学历（eds）和从事现有工作年限（per）三个变量对就业机会的影响是显著的。产业转型中，高等教育对就业机会的积极作用凸显，具有本科学历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是没有学历背景的184倍，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是没有学历背景的242倍，而具有专科学历的劳动者并没有在就业机会上表现出优势。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优势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占优势过度的过程中，经济中简单劳动的使用量相应减少，资本和技术的使用量增加，劳动者的智慧和创造力在经济生产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人力资本质量水平是决定产品生产效率和研发效率的关键因素，是产业成功转型的决定性力量。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相一致，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是产业转型时期增加就业机会的积极影响因素，高等教育学历在产业转型中作用凸显。具有高等教育学历（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要显著高于没有高等教育学历的劳动者，而具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劳动者的就业机会要明显高于本科学历的劳动者，这意味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高等教育投资具有强烈要求。然而，本文通过对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中国普通高校教育投资水平呈下降趋势。尽管近年来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资总量逐年增加，教育投资在三级教育的分配比重稳定，但由于普通高等学校近年来大规模扩招，实际上高等教育投资的福利水平是减少的。
此外，在产业转型时期，尽管国家财政对职业教育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教育投资水平上升，但具有该学历的劳动者并未表现出就业优势，这意味着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职业教育（中、高等）投资没有明显要求。导致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有两个：一是职业教育对产业转型贡献确实不大；二是由于职业教育资源不足或配置错误，导致具有专科学历的劳动者无法积极地适应产业转型。经济社会生产所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和技能型人才主要是通过职业教育为社会培养并输送的，这些人在工业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这个角度看，第一个原因是不正确的。因此，本文认为，职业教育资源配置错误是具有职业教育学历的劳动者没有在产业转型中表现出就业优势的主要原因。
总之，当前中国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高等教育投资的要求与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现状不匹配，人力资本教育结构和布局不合理。此外，中国公共教育投资不足，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与国际平均水平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因此，应巩固“优先发展教育”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的核心地位，加大高等教育的投资力度，增加高等教育投资水平，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优化职业教育的资源配置，将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规划中，使职业教育规模、专业设置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完善人力资本教育投资结构和布局，以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对人力资本的要求。
第6篇：体育投资论文范文
关键词：人力资本投资决策风险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
“人力资本”最初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在研究美国经济中物质资本存量与产出差距在不断加大，出现巨额余值时使用，并由此产生了人力资本理论。舒尔茨及以后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人力资本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成果。在随后的近半个世纪在西方发达国家牢固树立起了“人力资源是第一资产”的理念，并掀起了人力资本研究的热潮。
人力资本是与物质资本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指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体现了个体或群体的知识、技术、能力等，并能够为其带来长期收入来源的生产能力。
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资本化了的人力资源。马克思曾指出，资本的本质属性在于对利润的不懈追求，人力资本既然属于资本化形态，当然就不例外了。无论个人还是企业都希望能在将来获得回报（如通过增加收入或提高公司的生产力）。
本文主要讨论通过正规教育（学校教育）形成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问题。
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一）、是否继续投资的决策：
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形式是教育，因而有必要分析教育投资的成本与收益。
下图显示了学校教育投资的可能分析。一个人面临两种选择：需要S年全日制学校教育，在完成后如果就业，会有年收Ws，直到退休年龄，比如65岁。更一般地说，年龄T.学校教育有直接成本如学费、书本费等K.另一选择是不接受学校教育，直接工作，可赚得工资W0，（从决策开始到退休年龄T）。
这里有一个假设前提：没有能力限制，没有退学风险，收入在整个工作年限内不变。工作经验与决策无关，没有失业风险。
假设投资成本（或教育成本）包括直接成本K和机会成本W0（可能赚得的工资）。而放弃的收益即机会成本是成本中较大的组成部分，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两种方案中整个生命周期贴现收入，选择贴现收入较高的方案。我们还可以将不接受学校教育的收入从接受教育的收入中减去，如果结果为正，可以预测该个体会选择投资于学校教育。在第一个S年，每年的差距为-K-W0，该个体必须付出学费和书本费等K，并且不能享有收入W0，因此，每年的W0为机会成本，即由于选择了教育而放弃的收入。W0+K为每年的投资成本。从整个生命周期看，贴现后收入为图中的B+C，在S年之后，两种收入流改变：获取Ws（超过不接受教育的收入W0）。差额Ws-W0为教育带来的利得。较高的年收入是由于学校教育。同样考虑折现，可以发现贡献于整个生命周期的收益差额为A.
如果由教育决策带来的终生净收入为正数，或所得利益（Ws-W0，从年龄S到年龄T，贴现后）大于投资成本（W0+K，从年龄0到年龄S，贴现后），那么该个体会选择学校教育。如果人们可以以市场同期利率进行借贷，则该市场利率为折现率。
这个非常简单的模型有以下几个结论：如果符合以下条件，则参加学校教育的人数会增加（虽然每种条件的影响大小可能不同）：（1）未来收益增加，即工资奖金对那些已经完成其学校教育的人来说增加了。（2）直接教育成本减少，比如学校降低学费或政府增加教育补贴。（3）贴现率降低。由于未来工资收益相对于以前工作阶段中的成本增加了，或者说对那些着眼于未来利益而非当前利益的人来说，贴现率较低会使人们倾向于学校教育。（4）教育筹资变得容易。如银行更愿意贷款并且降低利率甚至提供免费的奖学金。
进一步分析，如果给定受教育的年数，与工资增加Ws-W0相对应的年回报率（学校教育的回报率）是投资决策中必须知道的一个重要指标。由于每增加一年的教育会产生一定收入百分比的增长，这个增长的百分比则是教育的回报（Mincer，1974）。为了计算它，理论上必须知道某人实现的收入并等到退休。
关于是否投资教育或继续投资教育已经有许多公式化研究，美国人口经济学家恩格尔曼认为，人力投资的时间比较长，难以根据已知的投资期限来计算投入量与收入量，为此，他把投资期限限定在一个时期（例如13年），而把收益扩展到其他时期带来的收入，用来分析教育（正规学校教育）投资的收益率。公式为
式中，C表示受过第13年教育的直接费用，W0表示受过第13年教育而放弃的收入，Xi表示受过12年教育的人的收入，Yi表示受过13年教育的人的收入，n表示受了13年教育之后可以赚取收入的总年数，r表示第13年教育的收益率，i表示观察的年份。根据这个公式，利用所要求的资料可以计算出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个人就可根据对投资与收益的分析，做出是否继续投资教育的决策。决策基本原则是，预期收益流量（流入量）之和不能小于人力资本投资流量（流出量）之和，否则，人们就不愿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即受过13年教育的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不能低于受过12年教育的人的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否则，人们只进行12年教育投资，而不选择13年教育投资。
（二）最佳投资的决策：
由于学校教育具有连续性，有的个体获得比其他人更多的学校教育，在做出最佳投资决策时，我们必须分析学校教育的最佳长度。受教育每增加一年，就会增加生命周期的收入，但并不稳定。在最初的几年，如果一个人继续增加教育年份，生命周期收入的增长幅度会增加，但以后年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投入学校教育的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Yoram，1975）。对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的YoramBen-Porah公式化了教育投资过程并描述了其主要决定因素。在他的模型中，个人通过已有的人力资本和他自己的时间、其他市场资源相结合来达到产出（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Yoram最佳资本积累的模型是个人人力资本生产函数：Qt表示个人在时期t人力资本的总投资；Kt表示个人在时期t初始人力资本存量；St表示个人在时期t内贡献于存量Q的时间（Q：人力资本存量总增加）；Xt表示积累人力资本（生产中）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如果初始人力资本较低，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个人首先会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也就是说，全部时间都花在学校教育上。在完成全日制教育后，会在接下来的工作中继续他的在职培训（on-the-jobtraining）。参数B是由Becker在1975年运用同一生产函数时增加上去的，它表示“有限的个人体力和智力”，使Yoram的规模报酬递减的假设合理化。原因是（1）随着个人在增加其人力资本累计的过程中，成本增加。（2）个人生命是有限的，随着受教育时间的不断付出，工作年限会缩短，这减少了获得利益的时间，结果最终是收益的增长幅度减少。而且个人继续延长其受教育时间，增加的教育年限的成本是增加的，一个简单的原因是：机会成本增加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越长，在同等教育水平下获得的工资越高，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花费
如果学校教育年限不断延长，边际收益（每延长一年增加的收益）会下降而边际成本会上升。受教育的最佳年限出现在边际成本线与边际收益线相交的那一点。如果教育年限超过S*，则产生的额外成本要大于额外的收益，此时再选择学校教育从经济上来看是不理性的。
因此，S*为最佳投资点。在此点上，投资者可获得最高的收益率，即内部收益率（IRR），是投资成本现值与投资收益现值相等时的贴现率（即教育投资的净现值NPV为零时的贴现率），也就是说图1中面积A=B时的贴现率。这个模型也可得出几个预测（允许成本和收益曲线随个体不同而不同）：
（1）边际成本曲线较低的人（总成本线较平坦）选择更多（时间更长）的学校教育投资。如较易获得贷款的人，资金成本较低（筹资费用较少）。
（2）边际收益曲线较高的人会选择更多（时间更长）的学校教育投资。比如由于家庭关系网络、有较高的学术理论水平或智商很高而学校教育恰好能与之互补等原因较易在接受教育后找到工作的人。
三、人力资本投资决策中的风险因素
简单的模型能反映问题的实质，却容易忽略一些重要的因素，比如风险，下面讨论人力资本投资中的风险因素。
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人力资本投资风险较少被论及。但事实上，有投资就会有风险。与证券市场相同，人力资本市场包含许多资产，即各种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不仅与受教育的时间长度有关，而且与所受教育的种类有关。每个人选择与其未来收入的风险和回报相匹配的资产来获得最优选择。与证券市场不同的是，教育资产市场有几个重要的限制：首先，多样化不可能。第二，任意调整不可能。也就是说，不能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套利来调整投资。投资于教育是不可撤回的，一旦你持有某种教育，你就不能再出售它。加之投资收益具有很强的滞后性，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充分以及市场环境等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不确定性增加。
这些投资风险概括起来说，有市场风险和个别风险。（尽管在有关研究中有关于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别的描述，但在本文中为了简洁起见，统称为风险。）
（一）、市场风险：影响整个市场上或一个受教育群体内所有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的不确定因素。
1.未来人力资本市场供需变化假设每个人都有相同的能力获得在任何教育水平的期望回报，每个人都是理性的投资者，只关心生命周期收益的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都会选择有最高净收益（投资收益减去投资成本后的值）的教育。则我们只需观察接受每一种教育的人群。在一种教育下，每个人的净收益都是相同的。这种相同可以通过弹性工资来建立。如果太多的人选择同一种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会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会使接受这种教育的毕业生的工资下降。相反，如果只有少数人接受这种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短缺会使接受这种教育的毕业生的工资上升。只有当工资产生的终生收益相等时才会出现均衡的态势。
2.市场分割YumingFu和StuartGabriel研究得出结论：教育投资在私人部门（单位）的回报要高于在国有单位的回报。另外从职业等级上看，存在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和中初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由于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上的工作岗位对求职者有着较强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要求，而大学生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并不会自然保值，如果就业时选择了中初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其专用性的人力资本就长时期处于闲置状态，最终将逐渐贬值。因此，投资回报中包含了失业风险和由于就业于不利的行业或部门而导致的低收入风险。
此外，还有市场平均工资、流动限制等风险因素。
（二）、个别风险：只影响个体或群体中少数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的因素。个体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比如智力能力、动机、兴趣等。这些因素使教育回报的估计变得不是很准确。受更多教育者获得较高工资不仅因为他们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还由于他们的能力及其他特征。具体地，个别风险有以下：
1.自身认识的不确定性：
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面临几种不确定性。首先，人力投资者（即潜在的学生）对其所选择的教育本身的信息了解并不充分。比如，许多教育系统在学生步入大学教育之前向学生展示越来越多的选项（如课程、专业等）。而潜在的学生并不知道哪种学科对自己来说是必要的，以及喜欢与否，能否达到学科的要求（智力水平、耐心或能力等）。第二，在完成学科（毕业）后，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同样面临不确定性。即便是接受过职业或专业教育，他仍可能缺乏职业所需的能力或其他要求。而个人并不能明确地知道他相对于职业的真实能力。AdamSmith早在1776年就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任何特定的个体永远拥有资格于他的工作的可能性在不同的行业中有很大的不同。让你的儿子去当鞋匠的学徒，几乎毫无疑问他会做出一双鞋；但如果送他去学法律，精通法律的可能性与他会在此行业中站得住脚的可能性相比，至少为20比5.”
2.生命风险。
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体的人是有生命周期，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将会下降，人力资本受益期也将随之缩短，人力资本投资成本则必须在更短的时期内得到补偿。因此人力资本投资的风险也随着主体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加大。极端地说，人力资本投资也会随着一个人的生命或工作能力的丧失而全部损失掉。
此外，还有人力资本投资成本中个人承担的份额、个人已有的人力资本存量、时间的投入（总时间=受教育时间+工作时间+用于消费的时间）、机会成本、经验等。
总之，我们在进行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时，需要进行是否继续进行教育投资的决策以及最佳投资的决策，在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影响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的风险，能够帮助投资主体做出更客观准确和相关的决策。文章今后努力的方向是如何进一步将风险因素量化，从理论上和实证上更加完善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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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体育投资论文范文
研究与贡献20世纪70年代初，一部分“人力资本理论”追随者从“人力资本理论”阵营分离出来，创立了“筛选假设理论”。1973年，迈克尔·史潘斯(M.Spence)发表《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论文，系统阐述“筛选假设理论”，成为该理论标志性成果。1974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明瑟(J.Mineer)出版《学校教育、经验和收入》一书，对学校教育的个人收益率进行研究。之后，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教授陶布曼(P.Taubman)出版了《作为投资和作为筛选工具的高等教育》(1974)一书“，筛选假设理论”成为教育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筛选假设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属性分为两种:一种是与生俱来不能改变的,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另一种是后天可以改变的，如教育、婚姻、经历等。后天属性中，教育是最重要的“信号”。人与人之间能力不同，同样的教育投入，能力高的人可以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能力低的人只能获得较低的教育水平。这就是说，能力低的人要想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需要支付多得多的成本费用，所以，能力低的人不要为获得较高教育水平支付过多的费用,从而得不偿失。该理论认为,教育信号与工资收入关系极为密切,教育水映求职者能力,教育水平高的人，教育和培训所需成本较高，生产率也较高，雇主应支付他们较高的工资。教育主要的经济价值是对求职者进行筛选，把不同的人安置在适当的岗位。该理论认为，较高工资收入的决定因素是雇员们固有的较高能力,教育只是反映个人的能力，但没有提高个人的能力，强调教育文凭的重要性，因此又被称作“文凭理论”。“筛选假设理论”对教育投资政策制定的价值是:1.教育文凭作为筛选依据,将具有不同文凭从而具有不同能力的人安排到不同的岗位。2.教育可以使人在未来就业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人们普遍希望获得较高文凭,那些能力差的人必将为追求高学历付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推动了高等教育过快发展，导致了企业不断提高雇佣标准，造成人力资源的“炫耀性消费”。受社会发展制约，高水平教育与高失业率往往并生，出现“教育膨胀”，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助应当适度。3.就职后的在职培训，能提高雇员的专业技术能力，这种培训应克服“集团培训”，针对雇员不同特点进行多层次、多样化培训。应当大力实施各种专业资格考试，以考查人的真才实学。主张无论上过什么学，都要参加相应的专业资格考试，考试合格者国家要承认其“学历”，根据考查成绩择优录用。4.教育与工资水平呈正相关，教育水平越高的人工资水平也应当越高。“筛选假设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理论重要组成部分，一经创立就在许多国家获得传播。社会在人力资本配置上，更注重教育文凭为信号的能力；雇主对雇员工资的确定，除依据其教育水平，还要依据其实际生产率并不断调整，使工资与生产率相吻合。政府对教育投资的重点，适度向职业教育与培训倾斜。
二、西方“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研究与贡献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认为，教育将人们分配到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包括主要的劳动力市场和次要的劳动力市场。主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大公司、大企业和大机构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工资高，工作条件好，晋升机会平等；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是小企业、小公司的工作岗位，这些岗位工作不稳定，工资低，制度严厉，晋升机会少。教育文凭、考试成绩是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依据。一些国家政府对高层次教育过度的财政支持，助长了高等教育过度。政府应缩小高等教育投资份额，加大基础教育投资比重。“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指出，在主要的劳动力市场，教育与工资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教育与工资间却不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或关系不明显。其原因在于：由主要的劳动力市场获得有满意职业保障和工作条件的人，具有较高文化教育教养，具备根据一般经济、技术、科学文化和管理原则进行运用的能力。拥有这种能力，必须具有高等教育水平、高认知能力，通晓特定技术、专业知识、公司资本价值、利润和运营情况。这些职位占有者的行动，将影响公司全局的生产率和利润，拥有较大的自，能获得优厚的工资和良好的晋升机会。由次要的劳动力市场获得工作条件的人，绝大多数是妇女，虽然有些妇女具有高等教育水平，但往往只能被充当劳动后备军，成为廉价劳动力。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工作，只需要较低教育水平或根本用不着接受教育，次要的劳动力市场就业者，只能获得较低工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制度主义经济学派(代表人物如:美国多林格、皮奥里等)认为，雇主往往根据雇员的种族、性别、举止、口音、文化程度、考试成绩等特征，做出就业分配和安置，从而将两种劳动力市场分割固定化。主要的劳动力市场要求雇员的工作有规律，要准时、守纪律、周转率低；次要的劳动力市场容忍雇员迟到、缺席和周转率高，很多次要的劳动力市场本身就是短期和临时的。许多工人被挡在主要的劳动力市场之外是必然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如:美国卡诺·爱得华兹·戈登、罗思等)认为，在资本主义由竞争向垄断过渡过程中，大企业制度形成了工人同类化趋势，垄断资本为了追求长期牢固控制，有意识地把劳动力场分化，把劳动力分割成白领和蓝领，白领加入到公司管理队伍，以优惠方式提升，蓝领工人由于不具备某些资格，不能进入白领队伍，成为低收入群体。“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对教育投资政策制定具有的价值是:20世纪60～70年代，许多国家政府加大教育和培训，力图把穷人从次要劳动力市场转移到劳动力主要市场，改善他们收入，缓解社会矛盾。然而受当时经济制度制约，为穷人提供的技能培训并不适用于主要劳动力市场需求，这些人不可能由教育和培训改变就业与收入。
三、国外教育投资理论研究贡献小结
概括20世纪60～70年代世界教育经济学对教育投资的研究，无论是对发达国家还是对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都曾产生重要影响，一些国家积极调整各级教育投资结构，削减高等教育投资比重，增加基础教育投资份额。有的调整高等教育专业投资结构，更加注重应用学科建设。许多发达国家大力加强职工培训，希望改善社会就业和分配。上述政策对缓解过度教育压力，稳定社会和发展经济产生了重要作用。“人力资本理论”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及学校质量对教育收益的影响，使人力资本理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处于核心的地位，迅速地改善了各国教育投资行为，带来教育的大发展。“筛选假设理论”主张将教育文凭作为依据，将具有不同文凭的人安排到不同的岗位，使教育在人力资本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主张加强在职培训，加大了各国政府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投资。“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对各国政府加大在职教育与培训，重视次要劳动力市场公平问题，削减高等教育投资比重，增加基础教育投资份额，起到了指导作用。上述理论尽管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一定局限性，但从世界各国教育投资政策改革的实践看，仍显示了重要的经济价值。20世纪80年代，国外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学者对政府向学校拨款的方式、拨款的比例，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等问题展开了研究，研究方法更趋向于实证分析、个案分析和国际比较，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建议。20世纪90年代，国外学者对教育与经济增长、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教育与收入分配、教育收益、教育财政、教育投资总量和由谁来承担教育投资等问题展开了研究。有多项研究证实，人们接受较多的学校教育与具有较高的收入相关联。学者（Johnson1982）、(Castells1989)通过对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比较研究认为：在其他情况相同时，一个较均等化的收入分配方式，有可能促进经济发展。在成功的经济实体中，国家政策应重视发展教育，以鼓励人员参与的机会均等，以刺激企业的革新创造。研究指出，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成功，证实了高质量的公立教育在培养劳动力适应激烈竞争、变化多端的现代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也证实了“发展主义政府”的关键作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列文（H.M.Levin1998）提出，历代以来，受教育程度总是决定代际社会与职业流动的重要机制。提出，应寻求新的经费来源、降低单位产出成本和提高教育质量，以改进教育投资决策。著名美籍教育经济学者曾满超（M.C.Tsang1998）提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大量文献证实：教育投资的收益率通常高于物质的收益率；初等教育具有在所有教育水平中最高的收益率；学术性中等教育具有高于职业或技术教育的收益率；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认为，应鼓励有关教育成本的研究。对生均成本和其他成本指标的研究，应当周期化进行，以用于监控和诊断教育资源的配置和利用。上述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为教育提供充足的资源，促进教育适时地发展。
四、西方教育投资理论对职业教育投资影响
第8篇：体育投资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经济增长是一国取得经济成就的最重要的标志和过程，经济学家们一直视经济增长问题为重要的经济问题。本文在找出了人力资本投资方面的问题之后，给出了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策略。
0 引言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和各国经济增长实践都证明，人力资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因，由于人力资本投资效应的长期滞后性和作用间接性，以及传统物质资本发展战略的误导等复杂原因，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物质资本投入来推动，结果造成人力资本投资长期严重不足，从而放缓经济增长的速度。
据相关资料显示，人力资本存量与GDP存在长期的正相关关系，中国的CDP的增长受到上期的GDP和上期的人力资本的影响，尤其是受上一期的GDP的影响更大，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惯性。人力资本要受到上期人力资本，本期的GDP和上期的GDP的影响。上期的人力资本对本期的人力资本的影响更大，这说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一般具有长远的考虑和连续性、累积性。经济增长快速的时期，人力资本增长也快。因此加大人力资本投资，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2 我国在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存在的问题
2.1 人力资本投资偏少，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教育体制不合理 在人力资本形成中，教育投资是关键，而我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投资不足。近年来在从政府公共教育投资的投向和使用来看，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主要不是用于受教育人众多的初中等教育，而是将大部分经费用于少数受教育群体的高等教育，造成公共教育投向领域错置和使用效率低下。此外，由于我国教育的收费制限制了许多家庭贫困学生继续学习和深造的机会，从一定程度上说也影响了中国的人力资本的投资。
2.2 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人力资本增值程度较低 我国的很多企业由于没有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高回报率，片面地认为职工教育是社会行为，把职业培训视为一种负担。据调查研究发现，我国国有企业中30%以上的人力资本投资只是象征性地拨一点教育培训费，年人均在10元以下;20%左右企业的教育、培训费年人均在10-30元之间。大多数亏损企业已基本停止了人力资本投资。
2.3 个人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不足 受传统体制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国民还没有意识到个人对人力资本投资的责任，而改革初期先富起来的人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这一事实，又容易使人们忽视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因而有相当一部分后备劳动大军仍然是没有凝聚多少人力资本的简单劳动力。
3 以人力资本为依托促进经济增长的策略
3.1 增加教育投资，调整教育结构 增加教育投资，调整教育结构教育经费短缺己成为我国教育发展的“瓶颈”因素。这既要求政府继续增加对教育的投入，更要求社会和个人增加教育支出。继续加大国家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在这方面，政府1997-2002年间财政性教育经费年均增幅达16.7%，2005年国家用于教育方面的财政性经费投入将达到GDP的4%，而政府确定的2010年的目标是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5%。只要有利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各种主体的投资都是允许而且应给予支持的，同时要挖掘现有高校的潜力，调整教育结构，就要继续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重点在农村)，调整、规范中等专业和职业教育，适度发展高中教育，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为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奠定基础。
3.2 加大企业教育培训的投资力度，促进专业化、高水平人力资本形成 加大企业教育培训的投资力度，主要采取岗位培训、举办技术训练班、举办职业大学、选送高校进修和国外进修、开展短期专业培训和学术讲座等多种形式。教育终身化在许多国家的职业教育制度改革实践中都得以体现，尤其是以经常性的在职培训为主要形式的职业教育，己经受到普遍重视。不仅初级、中级人员应加强培训，高级管理人员也要经常培训。要使劳动者基础知识全面更新，跟上科技的发展要求，就必须使劳动者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培训中。
此外，针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城市、农村富余劳动力，应建立完整的有针对性的培训体系，一方面促进转岗就业，另一方面提高农民的技能，促进就业。
3.3 实施全民卫生保健，改善人民群众的健康和营养状况 保健支出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重要方面。人力保健的投资，包括医疗卫生费用和劳动者卫生、安全保护费用两部分，它维持和恢复了人力资源的劳动能力，可以认为它是人力资源在使用过程时的附加费用。卫生保健是通过对患病者的医疗和健康者的预防措施，来减轻或消除疾病对人类的侵袭，维护人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些投资，可以取得以下效益:①可以延长人口的平均寿命，增加人的劳动年限，增强人的劳动能力，这等于廉价生产人力资源。②保护和提高人的智力和体力，提高同量活劳动的产出率。另外，卫生保健费用的投资(预防费用)，能够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减少患病率，由此减少劳动者患病导致的工作日下降的经济损失和患病后的数额较大的消极性治疗费用。良好的健康状况是人类福利和生产率提高的基础。
4 结论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应建立起与之适应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合理使用的机制制度。建立健全人力资本投资及其保障体系，以及相应的组织机构和法律法规，以保证人力资本投资的落实到位和不断增长；形成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与使用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投资收益率法则的杠杆作用，使企业、家庭和个人在人力资本投资与积累中发挥重要作用，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鲁志国.人力资本理论的思想渊源及发展.中国西部科技.2005(7).
第9篇：体育投资论文范文
【关键词】高等教育 投资 效益
一、引言
随着高等教育投资步伐的加快,高等教育投资效益的高低已是关系到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能否健康发展的首要问题,重视高等教育投资效益已成为新的教育热点问题。
教育投资产生的效果和利益,主要表现在教育的经济效益和精神文明效益两个方面。教育的经济效益指教育提高了人的知识与技能,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个人也因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获得更多的报酬;教育在精神文明方面的效益,表现在教育提高了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和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安定的社会环境。
二、教育投资与效益分析理论依据
1、人力资本投资理论。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学者认为:人们在教育方面的花费是一种投资行为而非消费行为。通过教育投资而提高的人力资本可以获得长期的、终身的益处而非一次性的回报;现代社会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快于物质资本,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比物质资本收益率高。
2、成本收益与市场经济理论。教育成本收益概念的提出与教育资源实际耗费的计量分析和教育投资收益率的计量分析密切相关。而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规律,如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等在提高高校投资效益中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3、新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认为20世纪最迅猛发展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知识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知识的溢出效应来自于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
4、教育学理论。教育的目的是教书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高校投资效益不能违背教育的宗旨,在不脱离这个宗旨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达到提高高校投资效益的目的。
三、中国高等教育投资现状
中国高等教育的投资随着1999年的扩招而大幅度上升,扩招后,全国高校共投入大致5000亿元,其中政府投入仅有500亿元,具体的数字很难估计,但是从各个高等学校节节攀升的负债情况来看,其投资规模是非常的庞大。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9年,中国公办高校贷款规模高达2000―2500亿元。以江西一所师范院校为例,学校背负银行债务12亿元,每年向银行交纳的利息近8000万元。一半学生的学费用来还了利息。截至2006年底,江西省多数本科院校贷款建起新校区,欠银行贷款97亿元,负债多的高达25亿元,少的也有2、3亿元。位于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投资规模50亿元、广州某大学城总投资120亿元,江苏等地一些大学城投资最少也在40―50亿元。
四川省各银行向高校发放各项贷款52亿元,湖南省25所高校目前有中长期贷款近百亿元,校均负债近4亿元,南昌大学、广东工业大学、郑州大学负债均在20亿元以上。
在收取的学费中,国家明文规定必须不少于25%用于返还学生,不少于20%用于弥补教学经费的不足,不少于1%的比例用于毕业生的就业指导,只能将54%的剩余学费收入用于贷款的还本付息。南昌大学负债20亿元,每年利息就要1.1亿元,全校收入不到3亿元,每年仅够付息,采取用新贷款偿还旧贷款的办法维持债务。当地政府为了让学校还贷,出台政策,允许学校对加收50%的学费,然而高学费同时带来另一个后果,学生负担过重,交不起学费,学校每年有3000多万元学费无法收回。
纵观各高效的情况,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巨额的债务,给学校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机。高校的发展也因此陷入了恶性循环中(见图1)。
四、高校毕业生就业概况
1、高校毕业生就业数据分析。自高校扩招以来,我国普通高校本专科招生从1998年的108.36万人增至2007年的557万人,增幅达414%,我国高校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增至2006年的22%。2009年7月,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23.3%。从数量上看,我国高等教育确实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一举由精英教育阶段步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高校持续大规模的扩招,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从2002年开始高校毕业生人数急剧增长。
200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为145万人,比上年增长27.2%;2003年为212万,同比增长46.2%;2004年为280万,同比增长32.1%;2005年为338万,同比增长20.7%;2006年为413万,同比增长22.2%。从2001―2006年高校毕业生人数增长235%。2009年达到了611万,比2006年增长了48%。伴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大规模的增长,大学生就业率持续走低,大学生就业压力不断加大(见表1)。
(注:1、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资料;2、教育部公布资料;3、2009年07月09日:人民日报。)
2、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的问题。(1)毕业多年很难找到工作,延误了其发挥专业特长的时间,使其专业知识迅速老化。(2)专业不对口,失去了专业优势,放弃有专业优势的特长,而从事自己无优势的工作。(3)为了就业而降低就业标准,使花费了大量国家高等教育经费的大学生去从事低文化水平就能胜任的工作,造成国家大量教育经费的浪费,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财政投资的效果。因此,寻找合理的高等学校教育投资规模,确定一个适合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学招生数量,从而建立一个有效的财政投资―合理大学数量―合理学生数量―人尽其用―发挥最大经济效益的教育体制是当前高等教育投资中应该考虑的一个主要问题。
五、高等教育投资效益意义分析
高等教育投资产业化的客观要求,是需要教育实现管理企业化。高校朝产业化发展,就必然存在着投入和产出的问题,因而客观上要研究高等教育投资效益,就要使高校的效益与经营者、投资者的利益结合起来,降低学校运作中的成本,提高办学效益;要提高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加强成本核算的理论研究,使教育管理者具有较强的成本效益观念,建立最佳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构,提高投资效益。
随着我国正式加入WTO,大量的国外资本纷纷进入我国的教育市场,高等教育的竞争日益激烈,其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是高等教育投资效益的高低,以往“大而全、小而全”的粗放型投资发展模式的弊端已暴露无遗。同时,即使是政府的投资,使用的却是全体公民的纳税收入,有必要要求高校加强效益管理,提高投资的使用效益。
提高高等教育的投资效益,对投资的效益问题进行科学的评价,是改革财政拨款机制的必然要求。随着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高等院校投资主体已从过去单一的财政拨款演变为国家、企业、社会团体、个人等多元化投资主体。虽然我国教育资源来源日趋多样化,但是其投资来源的比例不尽合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投资结构而言,我国高等教育对财政拨款的依赖程度依然过高,这造成了政府对高校过多干涉和管理的僵化,也使高教投资来源因缺少个人和企业的支持而显得日益不足,资源使用效率低下。
提高投资效益,合理利用投资的使用效益,可以缓解高校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随着高等院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目前高等教育的投入已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要,通过提高高等教育投资效益、节约成本开支等方法,可缓解高等院校资金不足的问题。长期以来,传统的教育观念认为,高等教育不以赢利为目的,对高等教育只讲投入,不讲产出,不重视高等教育投资收益问题的研究,高校也不关注资源的合理利用问题,缺乏“效益”的观念,失去了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的内在动力;政府对高校的管理也不提出明确的效益指标,只是简单地下达招生数量、层次、结构等指标,并按学生人头数划拨教育经费,失去了发展高等教育、提高投资效益的外在压力。
因此,对高等院校投资效益进行分析研究、建立高校投资效益的评价体系对于高等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和各高校的高效、持续发展,从而保证我国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有着重大的意义。
六、提高我国高等教育投资效益措施
第一,建立合理的高等教育投资分配机制,根据不同专业、不同地区和高等学校发展的不同定位,确定合理的投资规模。避免“人才相对过剩”及“无效供给”的现象,提高高等学校发展的结构效益。第二,改革高校人事管理体制,降低人员(主要是行政及后勤人员)的经费开支,避免“人头吃经费”现象的发生。提高专任教师业务水平,重视科研和教学,加强人才素质培养,提高人力资源利用率。第三,改革高校财务管理体制,建立合理的经费开支制度和结构,增强高校领导及有关人员的经济效益观念,提高财力资源利用率。第四,合理使用学校各项资源、科学管理教室、电子阅览室、图书馆、实验室、网络、宿舍等固定资产,提高物力资源利用率。第五,调整不合理的校区设置、院系及专业的规模,降低师生比例,提高规模效益。第六,充分发挥高教资源优势,开展有偿教育、培训、咨询等服务活动;挖掘高校潜力,组织科技开发与高技术产业化,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第七,建立和健全奖励、激励机制,结合高校效绩评定结果和成本考核对各个管理和教学部门进行奖励,以促进师生员工的积极性,最终达到提高高校投资效益的目的。
(注:湖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课题,课题编号2009B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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