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经济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卫生经济论文范文

费用问题是影响ACT发展最主要的因素［17］。关于其成本效益的分析，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ACT具有成本效益优势；二是ACT不具有成本效益优势。但前者占主流。其中SusanM等［17］研究表明，入组前期未住院患者的费用：ACT为26535美元，对照组为22483美元，即两种模式的费用构成不同，ACT干预费用更高，两种之间有差异但不明显；经过18个月干预之后，通过t检验发现，ACT模式中15名患者报告了经济收益，其生产能力为820美元，而对照模式中，13名患者具有经济效益，其生产能力为507美元，同时ACT模式利用的社会资源明显少于对照组，分别是4101美元和8831美元，且ACT的住院费用少于对照组，分别是52814美元和77708美元，对照模式的住院费用和看护费用均高于ACT模式。由此可见与对照组相比，ACT组患者的住院费用更低，且生产能力更强。WolffN等［18］为期18个月的随访治疗发现主动式社区干预费用为49510美元，有社区人员参与的主动式社区干预费用为39913美元，标准化个案管理费用为45076美元，提示我们在应用ACT的过程中，应对社区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并将其纳入其中，共同参与ACT为患者服务。也有研究表明，一般治疗组在前两年经济效益比较显著，而ACT组在第3年经济效益才比较明显［19］，但也有研究认为ACT比其他的社区服务更具有成本效益优势，尽管ACT费用高于传统的社区治疗，但其效益更好，即效益超过成本400美元／人年［17］。DekkerJ等［20］认为ACT与传统模式的成本效益相比较，成本效益更偏爱于前者，2年干预，前者的总费用比后者少5％。近年来，世界各国积极开展了对精神分裂症的ACT治疗，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从精神症状、患者住院的次数和天数、精神分裂症的疾病负担与患者生活质量及满意度方面对精神分裂症患者ACT的相关经济学指标进行分析和评价。

2ACT相关精神学指标分析与评价

2．1精神症状

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ACT模式可以有效地改善患者精神症状［18、21～24］，NelsonG等［25］运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研究显示，ACT与传统的社区管理在症状减轻方面比较有显著性差异（由1．91降至1．73，Z＝3．15，P＜0．01）。ColdwellCM等［5］研究表明，与施加干预的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相比，ACT精神病症状改善水平分别为26％（95％CI＝7％～44％，Z＝2．76，P＝0．006）和62％（95％CI＝0％～124％，Z＝1．96，P＝0．050），能够有效缓解精神疾病症状。也有研究表明ACT和传统的社区管理相比，在精神病症状和社会功能方面的差异并不显著［19］。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症状的减轻可以减少对医疗资源的消耗，从而减轻患者家庭与社会的负担。

2．2住院次数和天数

住院天数是衡量精神疾病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通过减少住院的次数和天数，可以直接减少患者的住院费用，从而减轻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研究表明，ACT能够有效地减少住院的次数和天数［18，21］；SusanM等［17］研究也表明，和传统的社区管理相比，采用ACT治疗的患者住院次数更少、住院时间更短；在18个月的治疗中，相对于传统社区管理，ACT的住院天数减少了51d。但是两种模式住院利用率之间的差异性并不显著。而在6～12个月期间，传统模式的住院天数是（25．8±57．1）d，ACT为（17．2±46．9）d，具有显著性差异（F＝5．37，P＜0．05）；而12～18个月期间两种模式住院天数之间显著性差异则更加明显。患者住院天数和次数减少，会直接降低医疗成本。但是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有研究认为［5］，在减少住院次数和天数方面，两种模式之间没有显著性差异（［10％］95％CI＝－7％～27％，Z＝1．17，P＝0．24）。

2．3疾病负担和生活质量

精神分裂症给患者本人、家庭及社会带来十分沉重的负担，然而研究表明ACT可以有效地减轻症状，使精神分裂症患者整体的医疗费用下降［12］，促进精神分裂症患者改善社会功能、提高生活质量［26］。有研究表明，相对于传统模式，ACT服务模式中客观负担越重的患者，其主观负担越小（ACT：n＝85，r＝0，313；传统：n＝91，r＝0，675），即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相对较高。ACT模式中，平均每位患者给社会造成的负担为（33473±32838）美元，而传统模式中每位患者给社会造成的负担是（35656±39446）美元，两种模式之间的费用构成具有显著性差异（F＝31．47，P＜0．001）［17］，即ACT下患者的疾病负担明显小于传统模式，因此相对于后者，前者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

2．4满意度

相对于传统模式，ACT模式更受青睐，患者及家属对ACT模式的管理和治疗的满意度在成本效益原则下表现更高，依从性更好［18］。在18个月的治疗期间，利用1～7的满意度量表进行测量，ACT模式患者的生活满意度显著提高，由4．34上升到5．07，而传统模式下的患者满意度基本保持不变（由4．62下降至4．61）。结果发现，对ACT模式来说，花费31800美元，获得4．86的满意度；而传统模式花费32700美元获得4．58的满意度［17］。ACT模式下患者以更少的花费获得了更高的满意度，且住院时间更短，对症状控制、就业、社会关系、治疗依从性以及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等方面更好。

3小结

第2篇：卫生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政府卫生支出 经济增长 最优规模

一、文献综述

1、国外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主要研究经济增长对公共卫生支出数额的影响。Abelsmith发现对通货膨胀、汇率和人口进行调整后，GDP是公共卫生支出的决定因素。Kleiman（1974）和Newhouse（1977）对人均卫生支出和人均GDP的关系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认为人均GDP是影响公共卫生支出的重要因素。Gerdtham等（1992）通过对19个OECD国家在1987年单一横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人均收入、城市化和公共融资份额对公共卫生支出的影响是正向和显著的。Gbesemete和Gerdtham（1992）分析了30个非洲国家1984年的横截面数据，认为人均GNP是影响人均公共卫生支出的最显著因素。Hitvis和Posnett（1992）研究了20个OECD国家1960―1987年间560个混合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发现人均公共卫生支出与GDP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Ramesh Bhat和Nishant Jain对印度各邦1990―2002年公共卫生支出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指出当地方GDP变化1%时，公共卫生支出变化0.68%。

2、国内的研究成果。杜乐勋（2000，2001）使用分布滞后模型对卫生总费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政府卫生事业费投入对GDP的影响系数是0.25。王远林等（2004）使用我国自1990年以来公共卫生投资的Pool数据，对公共卫生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公共卫生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明确，东部、中部、西部人均公共卫生事业费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0.21、0.13和0.96；公共卫生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公共卫生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出明显的“高―低―高”变化趋势。苗俊峰（2006）研究了中国1980―2003年的相关数据，发现我国公共卫生投入和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在不引入其他变量的条件下，我国公共卫生投入的实际经济增长弹性为0.229。

以上对政府卫生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并没有明确指出多大规模的政府卫生支出才是最合理的。本文认为经济增长是政府卫生支出的凹函数，因此存在一个最优的政府卫生支出规模，并通过采用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估计，提出了增加我国政府卫生支出的政策建议。

二、理论模型

假定生产函数为Y=F（K，L，G），其中：Y是国内生产总值；K是期初的资本存量；L是就业水平；G是政府支出；F是连续二次可微的，并且是K、L、G的一阶齐次函数。

求生产函数对时间的导数，并在两边同时除以Y，得到：

Y'/Y=（αF/αK）（K'/Y）+（αF/αL）（L'/Y）+（αF/αG）（G'/Y）

上式可变换成：

Y'/Y=（αF/αK）（K'/Y）（K/K）+（αF/αL）（L/Y）（L'/L）+（αF/αG）（G/Y）（G'/G）

即：Y'/Y=μ×（K'/K）+λ×（L'/L）+MPG×（G/Y）（G'/G）

其中，μ为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λ为就业的产出弹性，MPG为政府支出的边际生产率。μ、λ、MPG均为待估参数。

根据Barro法则（1990），当政府支出达到最优规模时，MPG=1。如果政府每单位支出的边际成本为1，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边际收益也为1。如果政府支出规模不足，那么边际收益大于1，即MPG>1，这时增加支出可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政府支出规模过度，则边际收益小于1，即MPG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可以大致估算出我国政府卫生支出的最优规模。

三、实证分析

在此构建一个非线形计量模型：

GGDP=α0 +α1InGHE+α2GHE+ε

其中：GGDP代表GDP的增长率；GHE表示政府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In表示对数；ε为白噪声。同时，考虑经济增长中劳动、经济周期和时间趋势的影响，以提高方程的拟合优度。这里采用一次项的经济周期、一次项和二次项的时间趋势来反映方程的非线性变化，经济增长与政府卫生支出的计量模型扩展为以下形式：

GGDP=α0 +α1L+α2InGHE+α3GHE+α4EY+α5t+α6t2+ε

其中：L表示就业人数，EY表示经济周期，它反映的是经济波动对产出的影响，这里以生产能力利用率来表示；t为年份。

根据模型分析可知经济增长是政府支出规模的凹函数。因此根据凹函数的定义，GDP1"=-α2/GHE20。通过简单的极值分析可知，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决定条件是α2/GHE+α3=0，政府卫生支出的最优规模是-α2/α3。

以1978―2002年为样本期，运用中国的相关统计数据对扩展后的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估计结果如表1（因变量为GGDP）。

从表1的回归结果来看，各项t值表明各变量的系数都比较显著，而且α2和α3的符号与理论假设一致，说明存在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政府卫生支出规模，在该模型下得到的结论是可信的。因此，在1978―2002年我国政府卫生支出的最优规模是：政府卫生支出费用占GDP的比重为1.07%。即政府卫生支出不应该小于GDP的1.07%，否则即没有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

我国每年实际的政府卫生支出占GDP的比重如表2所示。从表2中可知，在1990年之前政府卫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为0.8%~0.9%，1990年之后最高比重也只有0.57%，说明我国的政府卫生支出必须相应地增加。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为了探求我国政府卫生支出的最优规模，构建了使经济增长率最大的政府卫生支出规模理论模型，并通过经验数据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理论模型表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存在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政府卫生支出规模。实证分析表明：我国政府卫生支出的最优规模是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重的1.07%，而我国现实的规模只有最优规模的一半左右。

1、应加大政府卫生投入力度，确保居民健康生活标准，促进经济增长

在财政部门的支出结构中，要努力实现政府卫生支出占GDP的1.07%，同时要不断优化卫生投入结构。财政要重点确保对农村地区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增加农村卫生机构和医护人员的投入，改善农村地区的卫生条件。

2、应加强政府卫生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政府对公共卫生各科目的预算拨款都必须及时、足额地用于相应的科目建设，避免资金的人为流失。财政部门和其他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公众应该对政府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督和约束，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参考文献】

[1] 陈共、王俊：论财政与公共卫生[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 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中国公共支出面临的挑战：通往更有效和公平之路[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3] 桑贾伊・普拉丹：公共支出分析的基本方法[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

[4] 王俊：政府卫生支出有效机制的研究――系统模型与经验分析[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5] 代英姿：公共卫生支出：规模与配置[J].财政研究，2004（6）.

[6] Forster,B.A：Optimal Health Investment Strategies[J].Bulletin of Economic Research,1989（41）.

[7] Johansson,P.O Lofgren,K.G:Wealth from Optimal Health[J].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1995（14）.

[8] 苗俊锋：我国公共卫生支出规模与效益的分析[J].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5（4）.

第3篇：卫生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教科文卫支出 U型曲线 地方政府竞争

一、引言

中国式财政体制的核心内涵是经济分权与垂直的政治治理体制的紧密结合。这是分析中国非生产性支出演进规律的背景。我们的目的是想发现中国教科文卫支出比重是一直在降低还是存在一个先降低后提升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的背后隐含着怎样的发展逻辑。

二、计量经济模型

对倒U型或U型曲线研究最著名的是库兹涅兹。他（1955）在《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中，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他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会加剧，但在经济增长的后期，这种情况则会得到改善，即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关系遵循倒U型曲线。倒U型假说自提出以来引发了持续的讨论，并产生了许多经济增长与相关经济问题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成果，但是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尚缺乏对教科文卫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U型曲线关系进行研究。所以，本文试图填补这一领域的空白。

库兹涅兹的倒U型假说关注的是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收入分配不平等曲线具有的特性，因此，倒U型曲线函数仅涉及经济增长一个解释变量，如果引入多个解释变量，反而违背了他的原本思想。虽然我们要研究的是正U型曲线，但是U型与倒U型的差距就是一个二次项的符号不同。所以，关于教科文卫支出和GDP之间的U型假说的实证分析，我们设定的基本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仅为人均GDP，具体形式为：

lnUit=α+β1lnGDPit+β2（lnGDPit）2+εit

i=1，2，3……，t=1，2，3……

其中：Uit表示i省在t年的人均教科文卫支出，GDPit表示i省在t年的人均GDP， εit为（n×1）阶正态分布的误差项向量。为了满足线性化估计的需要，并消除异方差的影响，在处理数据前对所有原始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处理。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CEIC中国经济数据库、中经网经济统计数据库和中国经济统计年鉴。省际财政支出的分类方法在分税制改革前后有所变化。分税制前省级财政支出中教科文卫支出为“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分税制后调整为：教育、科学技术、文教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共4项。为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基本的前期处理。

三、计量结果分析

为避免伪回归，首先对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经检验，我们发现所有面板数据水平值都是平稳的，符合面板建模的前提。为选择合适的面板数据模型，我们首先利用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判断，默认的原假设是选择混合回归模型，统计结果否定原假设，因此先排除混合回归模型。接下来，利用Hausman （1978）设定检验来判断是选取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选取随机效应模型，由于Hausman检验是假定使用随机效应模型，结果显示否定原假设，因此，我们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表2 教科文卫支出和GDP之间倒U关系的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数据为T值，“***”表示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从得到的计量结果来看，无论是固定效应面板还是随机效应面板，人均GDP、人均GDP的二次项均和人均教科文卫支出的相关性显著，二者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都很显著，而且结果非常稳健。人均GDP、人均GDP的二次项的系数均为正，在图形上表现为开口向上的抛物线。这说明人均教科文卫支出占GDP的比重随着人均GDP的增长有一个明显的先降后升的变化，即二者之间呈现U型曲线的特点。

四、结论及其U型原因的解释

本文利用1987-2009年中国28个省市（，四川和重庆除外）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教科文卫支出与GDP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教科文卫支出与GDP之间呈显著的U型曲线关系，即：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教科文卫支出占GDP之比会逐渐下降，但在经济发展的后期，教科文卫支出占GDP之比则不断提高。

为什么教科文卫支出占GDP之比会呈现U型曲线规律？我们的理解是，中国式的财政分权制度与以GDP考核为主的官员晋升体制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易于产生偏差。在经济增长的初期，经济分权、基于政绩考核的地区竞争和财政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为快速改善投资环境，促进经济增长，理性的地方政府会选择增加能更直接带来GDP增长和收入增长的生产性公共支出项目。我国缺乏真正发挥作用的“用手投票”机制，“用脚投票”的机制也受到户籍制度等的限制，居民的需求很难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科教文卫支出被削减，教科文卫支出遭到挤压，从而形成财政资源分配的偏差。

但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原有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各地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进行产业转型升级，而产业转型又受到要素依赖的约束。前期经济增长和生产性公共支出的积累，一方面使得财政收入增加，另一方面，使得对生产性公共支出的需求相对降低，在产业转型升级对要素优化提升的需求约束下，为了持续的增加GDP，地方政府必须主动或被动的增加教科文卫支出以改善公共服务，如教育、卫生来吸引人口流入、改善投资环境、增加人力资本，使得教科文卫支出占比GDP逐渐上升，从而使得教科文卫支出呈现U型规律。

参考文献：

[1]Musgrave， “The Voluntary Exchange Theory of Public Economy”，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39.

[2]平新乔，白洁：《中国财政分权和地方公共物品的供给》，[J].财贸经济，2006年第2期。

[3]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J].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

[4]郭庆旺，吕冰洋，张德勇：《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年第11期。

[5]齐福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以北京市为例》，[J]经济科学，2007年第3期。

[6]李永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演进及其效率》，[J] 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9期。

[7]万广华：《转型经济中的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发展—非线性模型是否必须》，[J]，世界经济文汇，2004年第4期。

第4篇：卫生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卫生经济;分析报告;档案管理

几年来,我们坚持撰写卫生经济分析报告,对于促进医院卫生经济发展,给领导提供科学决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卫生经济分析报告的特点是及时快速、预测分析,可以对医院整体或某个科室的经济运作快速点评,发现新情况,出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预测发展趋势,把握发展机遇,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凭借我们档案管理中的丰实资料信息,立足为经济建设服务,在实践中探索一些规律,积累了一些经验作为学习交流。

一、卫生经济分析报告定义和实质

什么叫卫生经济分析报告?这在文本里找不到的,它是实践中的具体总结。我想,这样来概括:卫生经济分析报告是对医院经济运行,卫生改革经济建设中某一时期出现的新经验、新情况、新问题进行总结、分析、预测的报告。它要求对新经验进行总结,对新情况进行梳理,对新问题进行剖析,对发展情景进行预测,对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出预警,对未来的发展机遇予以揭示,对下一步工作措施提出对策建议。

卫生经济分析报告与传统的报道体裁相比有什么区别?特点在哪里?卫生经济报告有情况、有数据、有分析、有文字、有图表还有网络媒体,它让人看了以后知道情况,知道前因后果,知道趋势,还能够发现机会,看到风险,并得到对策。

怎么撰写卫生经济分析报告呢?首先要领会文体实质,它有五大特性。

系统性。卫生经济分析报告是集中、全面的分析,是一个完整的链,它涵盖行业宏观经济,关联医疗服务及专科行业间的情况,包括历史数据和最新业绩数据研究。从整体看,有月度、季度、年度卫生经济分析报告,有不同专业科室和特色专科,单病种和多病种的分析报告。因为卫生经济分析报告能够系统反映一定时期医院整体或某个科室卫生经济、服务质量的全貌,能为持续发展研究提供参考,具有史料价值,因而具有生命力。

前瞻性。卫生经济分析报告不仅要对昨天进行总结,对今天进行剖析,还要对明天进行预测,既预测风险,也预测机会。特别注意的是,预测必须是在数据、事实和分析基础上的预测,而不是主观的臆断或者猜测;是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预测是否准确直接关系到经济报告的影响力和行业竞争力。

操作性。卫生经济分析报告要提出措施和建议,而且要切实可行、具体明白,报告中的观点和建议贴近实际,切忌抽象笼统难以实施。

专业性。卫生经济分析报告面对专业人士,分析专业问题,分析的视觉要专业,分析的问题要专业,分析的过程也要专业,让专业人士看了认同;让非专业人士看了受启发、有收获。做到专业性的前提熟悉某一个专科、某一个病种、某一个医技部门的变化,把握这一学科领域的走势,要具备较强的理论基础和敏锐的洞察力,具备数据分析能力,掌握科学的分析方法。

多手段。卫生经济分析报告不仅有文字、有数据,还有图片、图表、网络媒体的手段,将专业的道理讲的深入浅出,一目了然,建立让决策者掌控医院了解市场的有效渠道。用别人都看得明白的方式揭示别人看不明白的道理,不可用别人看不明白的方式揭示别人早已明白的道理。

二、撰写卫生经济分析报告要把握六个要素

怎么撰写卫生经济报告呢?还要把握住六个要素。

一要有鲜明观点。卫生经济分析报告需要鲜明地亮出档案管理者自有的观点,不需要借他人之口表述。观点要鲜明,不能似是而非,体现档案管理者掌握丰实调研资讯,独立的判断,不是简单集合他人的观点。观点的形成必须从履行职能出发,贴近实际,富有理论上的创新精神。

二要有深入分析。分析报告,顾名思义,分析是核心内容。离开了分析,分析报告就不存在了。分析的重点在难点和热点上,要学会别人都懂的文字说清别人不懂的道理,在说服力上下工夫。

三要有趋势预测。有了深入分析,才有可能做出预测。预测要着眼大局,把握方向,预测的正确与否是要接受实践检验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是卫生经济分析报告的基本要素,见人之未见并得到事实的印证更是分析报告追求的境界。

四要有风险预警。帮助医院和基层科室规避风险等为他们创造经济效益。有了分析,有了前景的预测,也就不难看出风险。风险提示有三个要素:一是明确提出风险之所在;二是提出风险之措施,不能只看病不开药方,或开出的药方治不了病;三是及时,只有及时向受众提出预警,才有研究风险、研究措施、出于防范的时间和机遇。

五要有机会揭示。帮助医院和科室创造效益。卫生经济分析报告不仅要预警风险,还要揭示发展机会。在这里要注意三点:一定要准确揭示,不能产生误导,让机会成陷阱。二是可行性。三是合法性。结合自身的管理模式和具备的条件把握发展机遇,做出正确的抉择。

六要有对策建议。卫生经济分析报告有理论分析,有规律揭示、有措施、有对策。

以上六个要素只能说是撰写卫生经济报告的重点。有了这六个要素,加上数据图表比对表现形式,就构成了卫生经济分析报告的基本特质,这些特质就决定了卫生经济报告的文体写法。

三、卫生经济报告策划和调研

第5篇：卫生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卫生行业；经济增长；政府投入；经济普查

中图分类号：F810．45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2-0082-07

一、切入角度：区域而非全国

按照经济普查的行业分类，卫生行业属于第三产业中的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卫生行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在任何经济中，影响劳动力质量的因素除了工作经验、正规教育及培训外，卫生保健的作用也相当明显。据世界银行测算，在过去的50年里，世界经济增长的大约8%―10%归功于居民健康；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显示，大约30%―40%的亚洲经济奇迹源于居民健康。

近年来，政府卫生投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倍受国内外学者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杜乐勋（2001）使用分布滞后模型实证分析公共卫生投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后得出，卫生服务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益并不比教育投资差，而比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效益好。苗俊峰（2006）利用协整模型实证分析了公共卫生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出，我国公共卫生支出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互馈效应，公共卫生支出对实际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明显，但经济增长并没有使公共卫生支出有太多增长。刘勇政、张坤（2008）应用经济计量方法对中国1981―1999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我国公共卫生支出作为非直接的生产性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影响，而其具有的间接性生产性投资特点又使其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作用。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关于卫生行业政府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有人认为二者是正相关关系，也有人认为二者不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1-2-3-4]。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切入角度过于宏观。现有的研究多从全国角度进行分析，但中国地区间卫生行业政府投入的差异较大。以中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的数据为例，2004年，全国卫生行业政府投入最高的广东省投入额为43．12亿元，投入最低的宁夏回族自治区仅为2．81亿元，投入最高省份是最低省份15倍还多；卫生行业人均政府投入最高的北京市，为2 270．73元，而投入最低的贵州省，仅为144．25元，人均投入最高省份是最低省份15倍还多。在这种情况下讨论统计总体的统计特征时，往往会因为组间差异的抵消而扭曲统计总体的本来面貌。因此，从统计总体上显示出来的全国卫生行业政府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有可能被扭曲。这也是为什么本文不是从全国的角度，而是从分区域角度讨论卫生行业政府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原因所在。其次是数据的利用问题。中国的首次经济普查是在2004年开展的，由于此前的数据是未经经济普查调整的资料，因此，数据不够全面。经济普查后，国家统计局对历史数据进行了调整，使数据更为客观。本文采用经济普查资料，保证了数据的时效性。此外，已有研究成果大都使用常规统计资料而非经济普查资料。经济普查资料与常规性统计资料相比的优势是分组更细、样本更全，这又保证了资料的可信性与全面性。利用经济普查资料而非常规性的统计资料是本文的一个特点。

二、解释变量：规模而非人均

在研究卫生行业政府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总投入规模为切入点，还是以人均投入为切入点。从已有研究成果看，有人选用总投入规模指标，有人选用人均投入指标，从表面看，这两个指标都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既然都是反映区域差异的指标，那么，为什么选择其中的一个指标，而不选另一个指标，大多数研究并未进行详细说明，即使有的研究做了说明，也只是理论上的分析，没有进行统计上的检验，为此，本文首先探讨指标选择的机理。

1．卫生行业政府投入规模差异的检验

卫生行业属于向社会提供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生产部门，其发展需要政府财政的积极参与，科学合理的财政政策既有利于提高卫生行业服务效率，又可以实现社会相对公平。全国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中国东、中和西部各省份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差异较大，表现为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政府投入强度大，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投入强度小。2004年，政府投入偏多的省份是广东、北京和山东，投入额分别占卫生行业全国政府投入总额的9．89%、7．77%和5．88%。政府投入偏少的省份是和宁夏，投入额分别占卫生行业全国政府投入总额的0．70%和0．65%。

从总体上看，中国东、中和西部在卫生行业政府投入方面似乎存在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否显著，还需要进行统计检验。我们设定假设：

H0：μ东部=μ西部=μ中部；H1：μ东部、μ中部和μ西部不全相等。

这里，μ东部、μ中部和μ西部分别为东、中和西部地区各省份的卫生行业政府投入的总体均值。

我们对上述假设做单因素方差分析。在分析中，取显著性水平α=0．05，利用SPSS软件得到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以看出，p值=0．026，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故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中国东、中和西部地区在卫生行业政府投入规模上存在显著差异。

进一步，从东、中和西部地区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均值大小看，西部地区最小，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最大，那么从统计角度看，三者是否存在递增的趋势呢？

我们设定假设：

H0：M1=M2=M3；H1：M1≤M2≤M3。

这里，M1、M2、M3分别为西、中和东部地区中各省份卫生行业政府投入额的中位数。

检验采用Jonkheere-Terpstra检验。

首先，设Uij=样本i中观察值小于样本j观察值的对数=＃（Xik＜Xji，k=1，2，…，ni，l=1，2，…，nj），这里，Xij为第i个样本的第j个观察值，i=1，2，3。然后，对所有的Uij在i＜j范围内求和，就得到了Jonkheere-Terpstra统计量J。

通过对东、中和西部卫生行业政府投入数据的比较，得到U12=68，U23=69，U13=92以及J=229。由于样本较大，无法获得精确分布的临界值，故采取正态近似：

Z=J-（N2-∑ki=1n2i）/4［N2（2N+3）-∑ki=1n2i（2n+3）］/72（1）

利用（1）得到Z=5．966，p值=0．00001，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也就是说，西、中和东部的卫生行业政府投入的确有递增趋势。

通过统计检验，我们得出结论：中国西、中和东部地区在卫生行业政府投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三者依次递增。中、西部地区政府投入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是中央政府承担的卫生支出过少，地方政府的卫生支出过大，这样的财政分权显然不利于中国卫生行业的发展，同时也加剧了地区间的医疗卫生行业发展的结构失衡。特别在我国实行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财政的实力大为削弱而且地区差距非常大。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中、西部地区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规模偏低，因此，地方卫生支出的绝对数必然要低于东部地区。而且，由于卫生服务投入大、产出小，地方财政困难的地区，为了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往往更重视生产性财政支出，轻视非生产性财政支出，这也是造成中、西部地区地方卫生支出规模偏低的重要原因之一。

2．卫生行业人均政府投入差异的检验

进一步，我们检验在剔除人口因素的影响之后，区域卫生行业政府投入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我们设定假设：

H0：μ东部=μ西部=μ中部；H1：μ东部、μ中部和μ西部不全相等。

这里，μ东部、μ中部和μ西部分别为东、中和西部地区各省份卫生行业人均政府投入的均值。

在检验中，取显著性水平α=0．05，利用SPSS软件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p值=0．187，大于显著性水平0．05，故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没有充分理由拒绝原假设，即东、中和西部地区在人均政府投入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东、中和西部地区在卫生行业人均政府投入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只是说明三个区域从整体上看差异不显著，但不代表两两区域之间差异不显著。从人均政府投入的均值看，2004年，东部地区人均支出最高，为631．6元，西部地区次之，为458．4元，中部地区最低，为270．36元。故很可能出现东、中部地区差异明显，而中、西部地区差异不明显的情况。

为此，我们设定假设：

n1和n2分别为两个样本容量，S21和S22分别为样本标准差。

由SPSS软件得到统计量t为1．893，自由度为10．95，p值为0．085，大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东、中部地区卫生行业人均政府投入差异不显著。

我们再设定假设：

H0：μ西部=μ中部；H1：μ西部与μ中部不全相等。

由SPSS软件得到统计量t为2．077，自由度为15．739，p值为0．055，大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西、中部地区卫生行业人均政府投入差异不显著。

3．对检验结果的讨论

上述检验与我们一般的看法存在较大的差异。通常，我们认为东部地区由于经济整体实力强，卫生行业人均政府投入会因此而明显地高于中、西部地区，但这一结论并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假设检验结果表明，中国东、中和西部地区卫生行业的人均政府投入并不存在明显差异。区域之间平均值的差异主要是由于部分省份的卫生行业人均政府投入偏高造成的，整体上看不存在显著差异。2004年，中国卫生行业人均政府投入偏高的省份只有北京、上海、和新疆，而其他地区相差并不明显。因此，从统计意义上看，中国东、中和西部地区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差异主要表现为规模差异，而不是人均水平的差异。通过统计检验，我们得出结论，在区域卫生行业政府

投入与经济增长贡献的分析中应该以投入规模作为地区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变量。

三、模型设计：卫生生产函数的建立

在目前全国人均收入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区域卫生行业政府投入的规模差异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区域居民生活质量和劳动力素质间的差异，从而影响到区域经济增长。为了度量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本文创造性地应用生产函数，提出了卫生生产函数，并以此函数作为实证分析工具。

设初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

这里，Y、K和L分别代表总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α1和α2分别为资本和劳动力要素的产出弹性，A为效率参数，表示除了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之外，其它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它不仅包括地区资源禀赋、制度差异和跨时间的影响，还包括那些不可度量的因素的影响。

考虑到增加投入，可以促进卫生服务水平的提高进而提升劳动力质量，也就相当于使初始劳动力的投入量按一定比例增加[5]，因此，可以把劳动力L分解为初始劳动力L0与卫生投入E的乘积，并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两边取自然对数之后得到：

LnY=LnA+α1LnK+α2LnL0+α3LnE(3)

为了考察卫生行业不同投入主体的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还进一步将卫生行业投入分解为政府投入和非政府投入两部分。这样，就得到了卫生生产函数模型：

LnY=LnA+α1LnK+α2LnL0+α3LnE1+α4LnE2+ε(4)

其中，E1表示卫生行业的政府投入，E2表示卫生行业的非政府投入即社会和个人投入，α3和α4分别为政府投入和非政府投入的产出弹性。由生产函数理论，上式揭示了不同主体的卫生行业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将这种关系用弹性系数来表示。

我们以全国31个省份2004年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的横截面数据为样本数据拟合全国卫生生产函数模型。其中，卫生行业政府投入用各地区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得到的卫生行业收入中的财政拨款额表示，非政府投入用卫生行业收入中剔除了财政拨款额后的其它部分；经济增长用2004年各省份生产总值表示，劳动力投入用2004年各省份从业人员数表示；物质资本投入量指标用2004年各省份的固定资产净值表示，由于在统计资料中还无法直接获得各省份的固定资产净值，为此我们采用永续盘存法对固定资产净值进行了估算，估算中本文参考了李京文等人的资料[6]。

由于卫生生产函数模型中的自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直接使用OLS估计无法保证参数的有效性，因此，我们采用主成分估计法对模型（4）进行参数估计，得到包含卫生投入变量的生产函数模型：

R2=0．969，调整R2=0．967，F=444．115，Sig=0．000

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参数均通过了t检验,R2和调整R2都较高。由拟合结果可以看出，从全国范围看，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且影响是正向的，即加大卫生行业的政府投入对促进经济增长是有效的。在计量模型中包含的4个影响因素中，卫生行业的非政府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高，弹性系数为0．338；其次为物质资本存量，弹性系数为0．313；位于第三位的是卫生行业的政府投入，弹性系数为0．2915，政府投入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使国内生产总值提高0．2915个百分点；排在最后一位的是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其弹性系数为0．1727。

四、结果分析：东、中、西部地区的比较

虽然我们实证分析了全国范围的卫生行业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显著，但在中国不同区域之间，卫生投入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地区之间居民生活质量和劳动力素质之间的差异，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增长，因此，对于不同区域来讲，卫生行业投入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征可能并不相同。为此，我们还需要针对不同区域进行重新考虑。而且，通过对不同区域医疗卫生发展影响其经济增长特征的考察，可以使各地区政府充分认识本地区的具体情况，这对于各级政府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政策和规划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们利用东、中和西部地区的样本数据对（4）进行拟合，得到东、中和西部东部地带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带包括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西部地带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共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回归方程的拟合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各模型均拟合较好，R2都超过0．96，且模型的参数均通过检验。

1．政府卫生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显著

卫生行业的政府投入对3个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而且都是正向的。其中，东、中和西部地区的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168、0．561和0．292，即政府卫生投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东、中和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将增加0．168、0．561和0．292个百分点。政府卫生投入的弹性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增加卫生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利的，将显著地加快区域经济增长。这也提示我们，各级政府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政府对卫生行业的投入，这不仅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而且对于加快经济增长也是十分有利的。如果不适当地削减卫生投入或者不能适应社会医疗卫生需求而相应地增加投入，表面上似乎是节省了财政支出，但结果反而是降低了经济增长，最终将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

而现实情况是，近年来，中国卫生行业政府投入比重在逐渐下降，卫生投入增长更多地依靠个人和社会投入。在目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还不高、增长速度还不很快的情况下，单纯地依靠个人和社会来大幅度地提高医疗卫生投入显然不很现实。特别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其卫生行业政府投入的弹性系数明显超过东部地区，也就是说，同样数量的政府卫生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超过东部地区，因此，加大政府卫生投入也是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尽快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的有效途径。

2．政府卫生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地域特征明显

通过对相关变量弹性系数大小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高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其中，中部地区卫生行业投入对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政府卫生投入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最大，为0．561，其次是西部地区。与东部和西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更应加大政府卫生投入，以更好地促进该区域经济发展。从区域自身的比较看，东部地区相同比例的卫生行业的非政府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政府投入，而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卫生行业的政府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非政府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此可见，中国卫生行业的投入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我们认为，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特征的合理解释是：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由于经济基础相对落后，医疗卫生设备较差、医疗卫生人员专业化水平较低，当地居民对公共基础医疗和卫生防疫等基本服务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这使得医疗卫生水平成为制约区域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提高的瓶颈。此时，由政府投入的公共卫生投资边际收益较高，因此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较大。而对于东部地区来讲，由于经济比较发达，医疗卫生设施较为齐全，卫生服务水平也较高，居民对基础医疗和卫生防疫等需求基本得到满足，因此由政府投入的基础医疗和公共卫生投资的边际收益相对较低，政府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也就相对较低，公共卫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也就有了下降的趋势。这也提示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卫生行业的财政投入，因为这不仅可以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和可及性，使所有人能够享有更好的公共卫生服务，同时对于拉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也有着非常明显的作用。

五、政策建议

在变量选择中我们得出结论，中国东、中和西部地区在卫生行业政府投入规模方面差异明显，中、西部地区低，东部地区高，投入规模应该作为区域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对其经济增长贡献分析的起点。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对其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结果进一步显示，中、西部地区卫生行业政府投入对其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东部地区，增加卫生政府投入是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有效途径。但目前中、西部地区政府卫生投入仍低于东部地区，这对于中、西部地区提高居民健康水平以及尽快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经济差距十分不利。因此，在政府卫生投入方面我们必须有所改进。

1．完善公共财政政策，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本文的分析表明，卫生行业政府投入的投入产出比是可观的，不适当地削减政府卫生投入或者不能适应社会医疗卫生需求而相应地增加政府投入，从表面看似乎是节省了财政支出，但其结果却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各级政府应该加大对卫生行业的投入，提高卫生支出在财政支出和GDP中的比重。而且，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公共健康、医疗保健、卫生防疫等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必须依靠政府的投资来支撑，这是政府的基本职责[7]。各级政府应把提供普遍和公平的医疗服务作为核心职责之一，明确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和维护居民健康权益的责任，建立以政府财政为主导的公共卫生投入机制，加大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增加公共卫生支出规模，确保卫生支出的增长不低于本级财政支出的增长，全面提高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满足居民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2．加大对预防和卫生防疫等部门的财政投入

由于财政资金困难和补偿机制的不健全，许多公共卫生和防疫机构从计划免疫、疾病监控等公共卫生服务工作转向提供有偿性的医疗服务，甚至对不少计划免疫内的项目也实行收费。这就直接导致享受公共卫生和防疫服务面的缩小，造成对全社会居民健康状况的危害。为此，政府应增大对预防和卫生防疫等部门的财政投入，力争实现包括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等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的服务由政府向全体居民免费提供。

3．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卫生行业财政支持力度

首先，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而言，由于政府卫生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明显大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因此，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卫生行业的财政投入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率要高于东部地区。其次，加大卫生行业投入也是中、西部地区的迫切需要。目前，医疗卫生服务仍然是中、西部地区最为需要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支持的公共服务项目之一。由于中、西部地区自然条件差，饮食习惯不卫生现象比较普遍，卫生结构、床位数和专业技术人员数都存在明显不足，因而难以满足当地居民对卫生保健的基本要求。再加上当地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如果没有基本的公共卫生制度保障，相当数量的人会陷入“因病致贫，因贫致病”的困境。因此，现实情况也需要通过中央、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来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卫生保健能力和水平。

4．加大对东部地区个人与社会卫生投入的财政扶持力度

对于东部地区来说，卫生行业的非政府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明显大于政府投入，也就是说，相同比例的个人与社会的卫生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率要高于政府投入，而且东部地区的居民和社会相对而言更具加大卫生投入的经济能力。因此，对于东部地区来说政府应当采取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扶持政策等有效措施，鼓励和引导居民和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建立政府主导与市场引导有机结合的筹资机制，发展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医疗卫生机构，在宏观层面上形成公立医院、民营医院、私立医院、股份制医院等多种所有制的医院并存，公平、竞争有序的医疗卫生服务格局，在保障居民基本医疗服务的同时，满足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卫生需求。

5．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缓解卫生行业发展的不平衡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发展中国家，医疗资源有限，医疗卫生服务发展不平衡，而且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这种不平衡性又进一步加深。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差距巨大。从城乡看，全国最贫困的人口基本上集中在农村，但公共卫生资源配置的重心却在城市。资金、设备、医疗人员大部分投向城市，大量农村人口所占有的卫生资源却十分有限，城乡居民获得的医疗卫生服务差距较大。中国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不平衡发展显然不利于社会成员整体健康水平的提高。各级政府应加强统筹规划和宏观调控，通过财政制度上的相应安排，调整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加大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广大农村及落后地区卫生行业的投入。

参考文献：

［1］ 梁中堂．宏观视野下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J］．经济问题，2006，(3)．

［2］ 王谦．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经济学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06，(2)．

［3］ 谭永生．中国卫生总费用存在的结构问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卫生经济研究，2005，(6)．

［4］ 刘军民．公共财政下政府卫生支出及管理机制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5，(94)．

［5］ 蒋萍，田成诗，尚红云．人口健康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人口科学，2008，(5)．

［6］ 李京文，乔根森(美)，郑友敬，等．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7］ Mayhew,Leslie．Health and Elderly Care Expenditure in an Aging World［R］．IIASAWorking Paper RR-00-21．

［8］ 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经济普查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第6篇：卫生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子夏；温邑；地望；河济之间；西河之上

中图分类号：K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5-0152-04

子夏籍贯传世文献说法不同，学界颇有争议。目前已达成共识的是：其出生地温邑，从西周到春秋初年属于王畿内温国，春秋中叶归晋，战国初期属魏。仍有争议的是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卫人”说，究竟是对是错？能否与温邑说统一？本文拟从温邑地望、历史归属等角度，对此问题作一详考。

一、子夏家乡地望考

以往论者探讨子夏籍贯，只是注意到董仲舒称“卫子夏”，裴驷《史记集解》“《家语》云‘卫人’，郑玄曰‘温国卜商’”及孔颖达《（礼记·檀弓）疏》“魏人”这几种说法，很少注意《礼记-檀弓上》曾参谓子夏“退而老于西河之上”说、《尚书大传》记子夏自谓“退而穷居河济之间”说。其所谓“退老”、“退居”，显然是与子夏早年赴他邦求学之事相对而言的，两个地理位置说的正是子夏家乡地望。弄清此地望，颇有利于考定其籍贯。为便于考证，先录《尚书大传》一段文字于此：

子夏读《书》毕，见夫子。夫子问焉：“子何为

于《书》？”对曰：“《书》之论事也，昭昭若日月之

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

之义。商所受于夫子者，志之弗敢忘也。虽退而

穷居河、济之间，深山之中，壤室编蓬，为户于中，

弹琴咏先王之道，则可发愤慷慨矣。”

针对此段文字，清末陈玉澍曾讲：“温县故城在怀庆府温县西南三十里，考其地正当河水之北、济水之南，与‘河济之间’正合。”可惜此论未能引起后世重视。笔者这里做进一步阐发，并侧重谈谈“河济之间”对于子夏成长的重要意义。

《尚书·禹贡》所记江、淮、河、济四条大川，即《尔雅·释水》释为独流人海的“四渎”。虽然今日济水已踪迹难觅，只留下济源、济宁、济南等标志性地名，但在古代典籍中，它却是一条赫赫有名的河流。所谓“禹别九州”，兖、豫、徐、青诸州皆以济水为界。故《尚书·禹贡》用极其简略的文字对其流程予以描述：

导沈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

邱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

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有关济水的文字已达两卷之多。有记述如下：

《水经》：济水出河东垣县东王屋山。为沈水；

又东至温县西北，为济水。又东过其县北，屈从县

东南流，过瞒城西；又南当巩县北，南入于河。

郦氏注：济水重源出轵县西北平地。水有二

源。东源出原城东北，昔晋文公伐原，以信而原

降，即此城也。俗以济水重源所发，因复谓之济源

城。其水南经其城东故县……济水于温城西北与

故渎分，南经温县故城西，周畿内国，司寇苏忿生

之邑也。《春秋》僖公十年，狄灭温，温子奔卫。周

寰王以赐晋文公。济水南历虢公台西，《皇览》曰：

温城南有虢公台，基址尚存。济水南流注于河。

河、济交汇冲激形成一大片水域名日荥泽（荥阳因此得名），即《禹贡》所谓“入于河，溢为荥”。济水出荥泽而东，流经今之定陶、荷泽等地逶迤人海；黄河古道则由荥泽而北，逐渐偏东流人渤海。温国就处于南、东两面临黄河，又有济水穿境而过的“河济之间”。此“河济之间”属于“河内”，在黄河北岸，在北流黄河之西而不在河东，属于九州中的冀州而不属于兖州。它与《尚书·禹贡》“济河惟兖州”孔颖达疏所谓“济河之间”，《吕氏春秋》“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名称虽同，而所指有别：一为济水最上游流域，一为河、济交汇之后的济水中下游流域。

温国的治所温邑既在黄河北岸，又在出荥泽北流的黄河古道之西。这在齐鲁之士眼中便是“西河之上”，简称“西河”。《左传·僖公四年》管仲所谓“昔召康公……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诗经·卫风·硕人》“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说的正是此段在太行山以东、齐鲁之西、出荥泽北流过卫的黄河古道。《孟子》“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赵岐注“在北流河之西”，即为避免有人误作晋、陕交界的南流河之西。《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管子·小匡》：“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柑，乘桴济河，至于石沈。”此处“西河”皆指太行以东的北流河之西，古今注释多误。子夏返乡设教至于老，也是在“北流河之西”，故《礼记·檀弓上》曾参谓其“退而老于西河之上”。钱穆先生引“《隋图经》：‘安阳有西河，即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所游之地。以赵魏多儒，在齐鲁邹之西，故呼西河。’《太平寰宇记》亦谓：‘相州安阳有西河。’”所论尚不够准确。首先，“西河”是一个比较广阔的地理概念，包括晋国之南起温邑、北至安阳等北流河之西的广阔地域，不只是安阳某个地方；其次，若只“在齐鲁邹之西”，而不在北流河之西，如春秋中后期之卫国各地，皆在北流河之东，均不能称作“西河”。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济水》，唐代司马贞《史记索引》、张守节《史记正义》、清末陈氏《卜子年谱》，把子夏退居设教之“西河”释为汾州或西河郡，均误。钱穆说子夏“退老于西河之上，即犹谓穷居河济之间也”，本具卓识，惜其不清楚温邑地理位置，没有注意到济水最上游流域，最终作出西河“当在今长垣之北，观城之南，曹州以西，一带之河滨”的推论，不免令人有功亏一篑之叹。

二、子夏国籍归属考

子夏“卫人”说，最早见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及《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现代如匡亚明《孔子评传》、蔡仁厚《孔门弟子志行考述》等都持“卫人”说。值得注意的是，持“卫人”说者并不反对温邑说，以为温邑曾经“属卫”，所以“温人”、“卫人”二说并不矛盾。故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干脆说子夏是“卫温县人”。这种试图将二说统一起来的观点，始于唐代司马贞《史记索引》：

按：《家语》云“卫人”，郑玄云“温国人”，不同

者，温国今河内温县，元（原）属卫故。

司马贞肯定郑玄“温国人”说，接下来说温县原来“属卫”及故有“卫人”说却不正确，因为温县从未有过“属卫”的历史。这从下引《左传》有关温邑的史实就可以看出来。

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

这次郑师“取温之麦”在春秋初期。周王室东迁洛邑，王权衰落，实际控制区仅限于王畿之内。由“郑伯怨王”而“取温之麦”，可知畿内温国并非独立的诸侯国，当然也不属于卫国。不然的话，郑伯怨王却去卫地抢粮就讲不通了。

隐公十一年（前712年）：“王取邬、刘、蔫、邗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稀、樊、隰廊、攒茅、向、盟、州、陉、隤、怀。”

据杜预注：邬、刘在今偃师西南，蔫、邗在今沁阳县境内，皆郑邑而近成周者。“苏忿生之田”所列十二邑：温在今温县西南，原、樊、向在今济源境内，悕、州、陉在今沁阳境内，隰郧、怀在今武陟西南，攒茅在今修武县西北，盟在今孟津境内，隤在今获嘉西北，这些地方皆属于温国。周王以之与郑交换，温国被削弱，苏子对周王不满可想而知。由此段文字可知，春秋地名之“温”，有温国、温邑两层含义，温国包括所有的“苏忿生之田”，温邑是温国的都邑、治所。温国除温邑外，至少还有原、樊、向等十一个城邑。从晋文公伐原三日不克、围阳樊时苍葛大声疾呼“此谁非王之亲姻”可知这些城邑也有一定实力，不只是乡野农夫聚居之邑。这样看来，温国在东周畿内确已不算小，又处于王畿东北部邻近郑、卫、狄、晋的地理位置，产生尾大不掉倾向并被人觊觎在所难免。

庄公十九年（前675年）秋：“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苏子奉子颓以奔卫。卫师、燕师伐周。”

王室发生王子颓叛乱，叛军伐王不克退居温邑。温国之君苏子参与叛乱，“奉子颓以奔卫”，引来卫师、燕师伐周，原来的不满发展成为公开对抗。

僖公十年（前650年）春：“狄灭温，苏子无信也。苏子叛王即狄，又不能于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灭。苏子奔卫。”

苏子参与叛乱后投靠狄人，“又不能于狄”，被狄所灭。武王所封温国至此不复存在。有论者谓苏子奔卫“或许还把部分苏国的土地带到了卫国”，显然没注意到卫国十年前几乎被灭，尔后三次东迁、河西版图丧失殆尽的历史。

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年）秋：“颓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师伐周，大败周师，获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适郑，处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温。”

王室又生叛乱，大叔一伙与隗氏借狄师攻王伐周，以狄人所占温邑为大本营。值得注意的是叛军所俘将领有“原伯”。这说明十四年前“狄灭温”主要是占领了温邑，并未能占领温国的全部城邑。

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春：“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次于阳樊，右师围温，左师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杀之于隰城。戊午，晋侯朝王。王飨醴……与之阳樊、温、原、攒茅之田。晋于是始启南阳。”

此年是温邑历史的大变迁。王室内乱，襄王通知诸侯救驾。晋文公在狐偃、卜偃推动下出师勤王，到达阳樊后兵分两路，“右师围温，左师逆王”，攻占温邑赶走狄人，杀王子带平息了叛乱。襄王“与之阳樊、温、原、攒茅之田”，温、原等四邑归晋国。

成公十一年（前580年）：“晋郁至与周争鍭田，王命刘康公、单襄公讼诸晋。郁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刘子、单子曰：‘昔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于河。苏氏即狄，又不能于狄，而奔卫。襄王劳文公，而赐之温。狐氏、阳氏先处之，而后及子。若治其故，则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晋侯使邰至勿敢争。”

杜预注：鍭，温之别邑。看来“鍭田”也是“苏忿生之田”；襄王“劳文公”而“与之阳樊、温、原、攒茅之田”，并未把温国田邑全部赐予晋。晋又把襄王所赐田邑一分为二，在温、原两地设官而治，晋之温邑已远非温国的全部。郤至显然是强词夺理，混淆温邑与温国的概念。刘康公、单襄公的这一段讼词，从追述温邑的历史加以反驳，有理有据，故“晋侯使郤至勿敢争”。

历史推演至成公十七年（前574年）冬：“壬午，胥童、夷羊五帅甲八百，将攻郁氏，长鱼矫……以戈杀驹伯（郤铸）、苦成叔（郤簟）于位。温季曰：‘逃威也！’遂趋。矫及诸其车，以戈杀之，皆尸诸朝。”

晋厉公欲尽去群大夫立其左右近臣，先拿逞强好利、贪图权势的“三郤”兄弟开刀。郤至封邑在温，排行为季，故称“温季”，其统治温邑的历史到此为止。此后，即在子夏出生的60多年前，温邑就归于赵氏。

昭公元年（前541年）：“十二月，晋既燕，赵孟适南阳将会孟子馀。甲辰朔，蒸于温，庚戌，卒。郑伯如晋吊，及雍乃复。”

此赵孟名武，赵塑子、赵盾孙、赵衰曾孙，谥号“文子”。赵武就是《史记》所记、元杂剧所演的“赵氏孤儿”。在此“昭公元年”，赵武已是晋国执政，在晋都新田举行了晋之冬祭，又赶回温邑主持自家会祭，祭祀了祖宗赵衰之后，寿终正寝于温邑。由此可知，赵武主政晋国期间，趁郁至灭亡之机，赵氏领地由原邑发展到了温邑，连赵氏祖庙也迁到了温邑。

哀公二年（前493年）：“齐人输范氏粟，郑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赵鞅御之……将战，邮无恤御赵简子，卫大子为右。繁羽御赵罗，为右。罗无勇，麇之。吏诘之，御对日：‘痦作而伏’……郑师北。获温大夫赵罗。”

此为“铁之战”片段摘录。赵筒子指挥的这一场在铁地袭击郑师之战，对于彻底打垮范氏、中行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铁之战之年，子夏已14岁，其少年乡居岁月即将结束。此前温邑一直归赵氏，这一点应予高度重视。以往论者谓春秋末年温邑归魏氏，但始于何年并无考证。钱穆引述“郁至与周争郤田”之后说：“郤至灭，魏氏盛，温邑谅归魏氏。至三家分晋，温仍属魏。”忽略了自公元前574年郤至被灭，直到“铁之战”赵罗被擒这81年温邑归赵氏的历史，将温邑归魏的时间推得过早。还有论者说“三家分晋时……赵氏在南方拥有的温地就调换给了魏氏”，又将时间推得过晚。从上引记载可知，温邑归魏必在“铁之战”之后。考虑到温邑在赵罗治下已非赵氏重地，赵罗被擒温大夫职位空缺，赵氏又是依靠韩氏、魏氏鼎力支持才转败为胜的，很可能在“铁之战”后，智、韩、赵、魏四家瓜分范、中行氏封地划分势力范围时，魏氏就开始派员接管温邑，而不必等到智氏灭亡三家分晋。笔者曾考证，子夏是15岁离乡投师入孔门，这可能是温邑归魏氏的第二年。

有论者推测，“苏子奔卫”或许带到了卫国部分土地，而包括子夏的出生地。其实根本无此可能性。且不说今之温县有海内外卜氏后裔公认的“卜子故里”卜杨门村，村内有子夏祠，生活着子夏的八十代、八十一代孙及其家藏《温县卜氏家谱》、村南有子夏墓等证据，只要了解卫国“三次东迁”的历史，就会得出与笔者相同的结论。

据《左传》，卫国原来都于沫（今淇县东北），版图跨北流黄河两岸，拥有河西殷商故都朝歌及其周围大片土地，实力相当可观。公元前675年“卫师、燕师伐周”，卫国尚有力量去干预王室内政。但十五年后，狄人侵卫，卫之余众东渡黄河，仅存“遗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为五千人，立戴公以庐于曹（今滑县西南）”，此为第一次东迁。尔后狄人仍不断侵伐，卫第二次迁都楚丘（今滑县东部）。公元前629年冬，“狄围卫，卫迁于帝丘（今濮阳县境内）”。经过三次东迁，卫国版图完全收缩于北流黄河以东，河西地盘丧失殆尽。晋国则继打败狄人攻占温邑等“南阳”之地以后，与狄人征战多次夺得沫、朝歌等“东阳”之地，形成了春秋中叶以后卫晋以黄河为界、隔河相望的格局。到春秋末年，原本属卫的沫、朝歌等邑尚且归晋，卫国怎能远到晋之“南阳”抢占一块本来不属于自己的土地？

三、结语

综上所述，子夏家乡温邑地处河济之间、王畿之内，文化积淀深厚，又在北流黄河古道之西，故称“西河之上”，简称“西河”。西周至春秋初年，温邑是王畿内温国的都邑；僖公十年（前650）春“狄灭温”，王畿内温国已不复存在，温邑被狄人占领十五年。僖公二十五年（前635），晋师赶走狄人占领温邑，周襄王将温、原等四邑“赏赐”晋国。这样，在子夏出生的一百多年前，温邑已成为晋邑。此后，温邑先后为晋之狐溱、阳处父、郤至、赵氏、魏氏管辖，从未有过“属卫”的历史。故就子夏出生的春秋末年而言，他是晋国人；就其“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的战国初期而言，他是魏国人。这与“河济之间”、“西河”地望正好统一，唯一不能统一的说法就是“卫人”说。

第7篇：卫生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经济体系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8-0075-03

1 不同经济体系下的生产效率对比

“生产效率”的理论研究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核心内容。然而,不同经济体系关于生产效率研究的视角具有较大的差异,高宇(2008)认为,各种经济理论必然会因其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经济学家构建该理论体系时研究的侧重点等因素不同而不同,被包含其中的企业内部的生产效率也必然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在此基础上,他对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凯恩斯主义和X―效率理论中生产效率的理论背景、决定因素和生产效率状况等进行了比较见表1。

高宇进一步指出,以往经济理论在研究或者分析决定企业内部生产效率的因素时,研究的视角都着眼于企业内部,沿着分工―技术进步―组织―生产要素的主线发展而来。这些理论研究与其经济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理论都或明确、或隐含着市场能够出现这一假设,而这一假设只有在产品短缺的时代,并且还需要若干其他的假设,比如，产出的同质性、交易无摩擦、信息完全等,才有可能实现。

2 医疗服务业的特性分析

医疗服务业是为全社会提供医疗服务产品的要素、活动和关系的总和,其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功能是医治和预防疾病、保障全民身体健康、提高全民身体素质。医疗服务业具有福利性、公益性和效益性等特点,同时医疗服务产品具有同步性、无形性、易逝性、异质性和顾客参与性等特点。正是医疗服务业及其产品的特殊性使得其不具备上述经典经济理论的诸多条件和假设。

首先,医疗服务产出具有很强的异质性,同一患者在不同医院就诊,其效果差异很大,甚至是同一患者由同一医院的不同医生为其诊疗,其效果也会存在较大差异。显然,医疗服务的这一特点有悖于上述经典经济理论。

其次,医疗服务业具有较为严格的准入条件,例如，有注册资本、床位数、医师资格等诸多因素的限制,这使得医疗卫生机构间的竞争性不够,从而形成了目前我国医疗服务业寡头垄断的现状。很显然,医疗服务市场的竞争状态也不符合上述经典理论。

再次,微观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通常假设被分析的市场是完全信息的。在完全信息的基础上,所有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对这个市场上任何可及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与质量都拥有完全信息,即买卖双方拥有的信息是对称的。显然,在现实世界中,买卖双方拥有信息的程度总有差别,而医疗服务市场就是一个信息高度不对称的市场。医疗服务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将典型地导致一种患者和医疗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关系。这显然与上述经典理论中信息完全的假设相悖。

最后,医疗服务产品交易的双方为医务人员和患者,而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了交易双方的利益失衡,也使得患者在购买医疗服务时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及不确定性。而正是这“利益失衡”和“潜在的风险性”导致我国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矛盾层出不穷。显然,医疗服务领域交易双方的激烈矛盾与上述经典理论中交易无摩擦假设相悖。

3 医疗服务生产效率与制造业生产效率对比

世界卫生组织的《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把“反应性”作为卫生系统绩效评估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把它列为卫生系统三大目标之一。反应性不是测量卫生体系如何应对卫生需求的尺度,而是测量卫生体系在非卫生方面的表现如何,是否满足了人们关于应该被从事预防、照料和非个人服务的提供者如何对待的期望。反应性分为两类共七项内容,第一类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其中包括“自主地参与选择个人自己的健康方面,包括协助选择接受治疗或者不接受治疗”；第二类是客户倾向性,其中包括“选择提供者,或者自由选择由哪个个体和组织提供照料服务”。由此可见,患者对医疗服务以及医疗服务提供者的选择将是影响卫生系统效率的重要因素,在此条件下,医院生产效率的高低要受医院外部市场中患者选择的影响,这种选择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

然而,由于现有的生产效率主要是针对处于封闭系统的物质产品的制造而提出的,但在服务业,医疗服务生产过程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医疗服务产出是一个过程,其生产、分配和消费同时进行,患者也参与到生产过程,且患者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质量也会影响到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正是由于医疗服务的这些特点,才使得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有着与制造业生产效率不同的特点见表2。

医疗服务及其生产过程的特点决定了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概念已经不适于医疗服务生产效率,以至于不能完全、准确地描述医疗服务机构的生产效率。其理由如下：

第一,制造业生产效率定义中有一个基本假设,即制造业生产效率是在一个封闭系统里建立起来的,而且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然而,在医疗服务的生产过程中,患者显然无法排除在封闭系统之外。事实上,患者作为医疗服务生产过程的投入资源和参与者、医疗服务产出质量的评价者以及医疗服务的需求者,是影响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概念的核心外部因素,也正是这一因素,创造了一个医疗服务机构服务产出和服务投入的不确定性。而且,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医疗服务效率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将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定义为一个封闭系统的投入与产出的函数显然不合适。

第二,一般物质产品的产出能够用纯粹的数量来定义和测量的传统观点无法完全反映出医疗服务产出的质量水平。而且,由于医疗服务的特点,用传统的质量观点来解释医疗服务质量也显然是不够的。由于患者参与医疗服务产出,因而医疗服务的生产过程及医疗服务的结果都会直接影响患者对医疗服务质量的感知,所以患者对医疗服务质量的感知必须要加进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概念之中。

第三,由于医疗服务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同步性及不可存储性,因而医疗服务是不可以预先生产并存储以备销售的。这就决定了在评价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时,仅以实现的产出来衡量生产效率高低显然是不够的,卫生资源的利用程度也应成为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要素之一。

综上所述,医疗服务业最重要也是与制造业区别最大的特点的顾客参与到医疗服务过程。这一特点也就决定了在评价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时必须要考虑医疗服务系统的开放性,必须注意顾客参与的影响。可见,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概念已经无法满足医疗服务业的基本要求,非常有必要从全新的角度来定义医疗服务生产效率。

4 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界定

对于什么是医疗服务生产效率,虽然理论界至今也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但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界定：

舍曼•富兰德等(2004)认为,医疗服务生产有效率意味着生产者在给定投入要素的组合下达到产出数量的最大化或在给定产出的情况下投入的成本最小化,而生产无效率意味着生产者没有达到给定投入要素组合下产出数量的最大化,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工人或机器未达到满负荷运作或协作不力。

Sengupta(1997)认为,医疗卫生技术效率是指利用最佳的生产要素组合和最佳的管理方式,在一定的资金条件下,生产出最大数量的符合消费者需要的卫生服务。而医疗卫生配置效率反映的是卫生资源在不同服务项目或地区之间的配置状况,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居民卫生服务需求,从而提高卫生资源使用效率。

李少冬等(2006)认为,医疗服务效率是指特定国家或区域内,社会总资源中投入到医疗服务领域的资源产生的效用大小,这个效用是由一组指标所组成的,主要有居民的健康水平(平均期望寿命、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一定人群和居民个人对医疗服务的满意度、医疗行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程度(投入比例、地区和国际间比较)等国际通用指标。

汪云等(2007)认为,医疗服务效率指在有限的卫生资源下,实现卫生服务系统产出的最优化,是卫生服务各项目的成果同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及时间之间的比较分析，是所有的卫生服务相关制度与卫生服务运行各要素的适应程度。

虽然不同学者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界定有着一定的差异,但上述分析表明,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大致包括三层含义：一是不浪费资源；二是以最小成本进行生产；三是产出的类型和数量符合人们的需要。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将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界定为：特定国家或区域内,通过对医疗服务机构在一个生产周期内产出物的经济价值与产出该价值的投入物经济价值之比的计算而获得的该医疗服务机构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卫生资源利用程度以及患者感知的医疗服务质量的度量。这一概念一方面表明了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几个构成要素,即医疗服务投入、医疗服务产出以及影响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外部因素――医疗服务质量；另一方面也表明,医疗服务生产效率包括技术效率、配置效率。

此外,医疗服务生产效率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对医疗服务业的研究单纯使用“生产效率”这一概念也是远远不够的,需进一步细分。具体而言,对医疗服务生产效率的研究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进行。微观角度的生产效率,指的是医疗机构内部运营状况达到最优。而宏观角度的生产效率,指的是医疗机构对整个社会经济在总的卫生资源配置上的推动程度,也可以叫做生产的外部配置效率。

参考文献：

［1］高宇.生产效率理论演进及其比较研究［J］.天府新论，2008(1).

［2］ OECD.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R］.2000.

［3］舍曼•富兰德,艾伦•C.古德曼,迈伦•斯坦诺.卫生经济学［M］.王健,孟庆跃，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济科学译丛），2004.

［4］JK Sengupta.Stochastic efficiency measurement：A new approach［J］.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1997,4(2).

［5］李少冬,仲伟俊.中国医疗服务公平和效率问题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6(5).

第8篇：卫生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医疗卫生资源 配置 经济学 优化措施

一、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方式

医疗卫生资源，就是人类进行医疗、卫生、保健等活动中，耗用的社会资源，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有限性，即人们的需求和社会可提供的资源之间具有差距；二是选择性，即医疗卫生资源的用途不同，使用时要考虑到机会成本；三是多样性，要想提高民众的健康水平，应该从医疗、保健、预防、环保、计划生育等方面开展工作。

就目前而言，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方式：第一，市场机制，即个人或组织为了自身利益，而进行私人产品交易行为，在信息传递中，价格起到关键作用。只有保证市场的完全竞争性，才能够保证配置工作的有效率。第二，政府机制，即政府将部分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再由公共部门将资源分配到医疗卫生产业，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的特点。

二、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的表现

（一）城乡差距大

我国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和大医院，资源占比达到80%以上，而农村和社区的资源相对缺乏。城市居民少，但享受的资源多，占有量能够达到农村的3倍，而且两者的差距还在扩大。这种差距不仅表现在医疗机构、器械药品的数量上，还表现在医疗人员和技术水平上。

（二）人力资源结构失衡

城市中，医疗工作人员充足甚至过剩，而在县级以下基层则严重缺乏。受限于经济社会的影响，一方面，医学高校毕业生往往不愿在基层医疗单位工作；另一方面，经验丰富、技能水平高的基层医疗人员，又会通过多种途径流向城市。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人力资源结构的失衡现象。

（三）健康筹资不公平

世卫组织在2000年，利用经济学中的垂直公平理论，对191个国家的健康筹资绩效进行评估，结果显示我国健康筹资非常不公平。在该理论下，认为经济收入多的家庭，对健康事业的贡献应该大，而经济收入少的家庭贡献相对较小。

三、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资源配置的化措施

（一）采用机会成本理论

在经济学中，资源优化的目的在于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将其应用在医疗卫生领域，就是对现有的各种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从而实现最高的健康价值，具体关系到医疗卫生资源的成本、收益等指标。

（二）加强农村卫生资源支持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应该在农村卫生资源的支持上给予倾斜，具体包括财政支持、政策支持、卫生教育支持等。就目前而言，资源配置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农村对医疗卫生资源的需求大，但是获得的资源少，由于卫生经费低于城市，因此会影响公共卫生安全。

（三）提供卫生服务产品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医疗卫生服务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公共服务，属于必备服务的行列，常见如疫情防控、医疗培训等；二是私人服务，主要是针对具有医疗保障需求的人群，实施个体化的服务。对医疗卫生资源进行配置，首先应该分析服务的类型、性质、目的，分析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从而提供合适的服务。

（四）加强卫生防疫工作

在医疗卫生领域，预防为主一直是工作开展的重要原则，同时也能够体现出卫生服务是否公平。近些年，SARS、手足口病等疫情的出现，暴露出我国卫生防疫体系的脆弱性，难以有效抑制疫情进展，因此造成严重的传染。针对于此，政府应该改变轻预防、重医疗的理念，在资源配置上，优先开展卫生防疫机构的投入增加工作，尤其是解决基础建设问题。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医疗卫生资源具有选择性、有限性、多样性的特点，目前资源配置主要包括市场机制、政府机制、第三部门机制、混合机制等。配置中存在的问题，体现在城乡差距大、人力资源结构失衡、医防比例失调、健康筹资不公平。对此，应该采用机会成本理论，加强农村卫生资源支持，提供卫生服务产品，加强卫生防疫工作。

参考文献：

[1]康海媛，孙焱林.我国各省区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水平的比较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13，（11）：41-43

第9篇：卫生经济论文范文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 当代中国 新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思想

马克思在论述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保障理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阐述了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一思想，马克思在阐述社会产品的分配时指出，在个人消费品进行分配之前还必须扣除:“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公共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根据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应当扣除用来支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基金。在再分配的过程中扣除“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基金”［1］（P9）以满足社会稳定的需要。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从社会产品分配的角度概括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成为社会保障实践的重要理论依据，指出了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的必要性和基金来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利润的一部分，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必须充当保险基金。”这部分基金“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也是必须继续存在的一部分”，“这部分基金是收入中既不作为消费也不一定用作积累的唯一部分”［2］（P958）。在这里，马克思阐明了社会保障基金具有专门的用途，并且存在于不同的生产方式条件下。

社会保障是一项社会化的事业，要实现社会化，必然要有一定的责任主体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对此列宁提出了国家责任主体说，他指出:“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是国家保险，这种保险是根据下列原则来建立的：（一）工人在下列一切场合（伤残、疾病、养老、残疾；还有怀孕和生育；养育者死后所遗寡妇和孤儿的抚恤）丧失劳动能力，或因失业而失掉工资时国家保险都给工人保障；（二）保险要包括一切雇佣劳动及其家属；（三）对一切保险者都要补助全部工资的原则予以补助，同时一切保险费都由企业主和国家负担；（四）各种保险都由统一的保险组织办理，这种组织应该按区域或被保险者完全自理的原则建立。”［3］（P441）

二、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以计划经济和产品经济作为理论基础，沿用原苏联的“国家统包”模式建立起来的。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越来越迫切地要求改革旧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保障制度。

（一）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社会保障思想

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4］（P1078）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反复强调要密切关注农民，他指出：“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需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5］（P79―80）在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1950年8月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确定了“面向工农兵”的原则，后来将其与“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原则定为我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指明了我国卫生事业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方向。1965年6月26日，在同他的保健医生谈话时，针对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指示卫生部“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为广大农民服务，解决长期以来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这便是“六・二六”指示。该指示对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尤其是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强调了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性。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非常重视医疗卫生工作，把医疗卫生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要把全体人民作为医疗卫生工作的服务对象，一再强调医疗卫生工作是牵系着广大人民群众生老病死的事业，阐述了医疗卫生工作的目的在于保护劳动力，改善人民群众的健康状况。第二，提出了“预防为主”的方针，加强卫生防疫工作。早在中央苏区时期，就指出：“疾病是苏区中一大仇敌，因为它减弱我们的革命力量”，因此“发动广大群众的卫生运动，减少疾病以至消灭疾病，是每个乡苏维埃的责任”［6］。第三，要求各级党政部门提高对卫生防疫工作的重视及领导。

（二）邓小平指出社会保障的目的和基本目标

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医疗卫生工作，多次强调搞好医疗卫生工作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1979年11月2日，邓小平在《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一文中强调，领导干部要关心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状况。邓小平同志看到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指出：“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科教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我们非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费用不可。”［8］（P214）12月25日，邓小平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教育、科学、卫生、文化事业，还要尽可能继续发展。”［8］（P314）

邓小平提出，社会保障是政府调节经济、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必须高速发展国民经济，通过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稳步加快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进程，重视解决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是邓小平同志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障基本目标的核心内容。这些理论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根本目的和基本目标，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保障的基本内容，在社会主义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三）强调建立社会保障法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1998年12月，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社会保障与法制建设讲座上，指出，必须十分重视和不断加强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基本的社会保险活动，都是以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为手段来实施的。我们要努力把我们在发展社会保障方面长期积累的成功经验，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同时，要增强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的前瞻性和系统性。同时，他又说：“我们的社会保障工作，直接关系到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关系到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稳定发展的大局。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这样的高度，充分认识搞好社会保障的重要意义。”

（四）发展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

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发展的适度原则，把它创造性地运用到新时期经济建设中来，并进行了新的概括。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科学规划和科学设计社会保障的发展战略，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就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实践主体和基本力量，就是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为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方面需求提供切实保障，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价值观。就医难题等民生问题是当下社会保障的实际状况，它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保障制度必须考虑的现实国情。

2002年10月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首次提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个概念。具体来说，它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又发出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意见的通知》，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做了这样的补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从2003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至少要选择2―3个县（市）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开。到2010年，实现在全国建立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减轻农民因疾病带来的经济负担，提高农民健康水平。”同时还指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遵循以下原则：（一）自愿参加，多方筹资。（二）以收定支，保障适度。（三）先行试点，逐步推广。”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

［2］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

［3］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57.

［4］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

［5］选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