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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审计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宪法确立了审计监督的法律地位,明确了我国实行审计监督制度,赋予审计机关依法行政权力。各级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监督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对违反国家财经法规的行为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进行查处。
(二)审计监督是经济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经济监督体系是由人大监督、审计监督及财税、统计、物价、工商、银监、证监、保监等业务部门的经济监督和会计监督所组成的。在这一系列的监督中,各自有其监督的范围和领域。审计监督是一种专业监督,具有较高的法律地位,涉及国民经济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各个领域和环节,既可以对企事业单位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又可以对业务部门经济监督活动进行再监督,是任何其他业务监督不可替代的一种专业监督。
(三)依法审计是依法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机关是政府的重要组成部门,代表政府行使着监督权力,审计机关依法审计的程度和质量直接影响着政府依法行政的程度和质量。因此可以讲,依法审计必然成为依法行政的组成部分。坚持依法审计,对于促进依法行政,监督制约权力,建设法治政府,维护经济秩序,推进廉政建设,保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意义重大。
二、严肃查处违反国家财经法律法规的行为是依法审计的本质内容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建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财经领域违法违规问题还相当普遍,有的问题还很严重。这就要求审计机关和其他相关职能部门,严格依照财经法律法规对这些问题进行严肃查处,以维护财经法纪的严肃性。
(一)对违反国家财经法律法规处理处罚的依据。审计机关进行审计的法律依据主要有三个层面:其一,《宪法》、《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和行政机关共同适用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主要规定审计机关的职责、权限和审计程序等。其二,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主要规定了违法行为处理、处罚的具体种类和幅度等。其三,解决审计争议的法律法规。这三个层面中,第二个层面包括的范围较为广泛。我国调整被审计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关系的法律规范很多,分散于财政、税务、金融、投资、物价等领域,例如《预算法》、《税收征管法》、《会计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物价法》等法律法规也是审计执法的重要依据。其理由是:从审计地位看,《宪法》明文规定审计机关的职能、地位超脱,与被审计单位没有任何人事和经济利益关系,运用上述法律法规作为执法依据,不会造成执法混乱。从《审计法》立法精神看,上述法律法规中虽然没有规定可作为审计机关的执法依据,但在新实施的《审计法》中已经明确规定,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是审计执法依据,符合《审计法》立法精神。从我国国情看,在当前经济领域存在违法乱纪现象甚至有时比较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不规定审计机关依据上述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审计,审计机关势必形同虚设,无法发挥《宪法》和《审计法》贼予的作用。所以上述法律法规应当成为审计机关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时对被审计单位进行审计检查所依据的法律规范。
(二)对违反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行为的处理。对违反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行为的处理是一种纠正措施,是审计机关对违反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行为进行纠正的基本手段。新修订的《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的处理措施主要包括:责令限期缴纳应当上缴的款项;责令限期退还被侵占的国有资产;责令限期退还违法所得;责令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其他处理措施。以上五种处理措施,主要针对违反财政收支的违纪行为。
(三)对违反国家财经法律法规的处罚。对违反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行为的处罚是一种比处理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也是审计机关对违反国家财经法律法规行为进行纠正的基本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措施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违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行政拘留;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以上七种处罚措施,审计机关只能实施除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和行政拘留以外的处罚种类,主要针对违反财务收支的违纪行为和属于财政收支范围内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私存私放财政资金或者其他公款的行为。
三、规范审计执法行为是依法审计的内在要求
(一)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开展审计监督。一是处理处罚不能超越法定审计权限,只能在上述规定的权限内进行处理、处罚。二是必须是向依法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进行处理、处罚,如果对不属于审计监督对象的单位进行处理、处罚,则超出了审计职权范围。三是必须是对违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规定的行为进行处理、处罚。对于超出了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范围的事项,审计机关无权进行处理、处罚。四是必须是引用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处罚。如财政、金融、税务、价格、投资等规定。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无关的规定不能适用。五是注意作出处理、处罚的种类和幅度。作出处理、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必须符合《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以及《行政处罚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其他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的处理、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六是处理好与《审计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关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审计机关必须是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没有处罚规定的情况下,才适用该款规定。所以该条第二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另有处理、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如果不属于审计机关法定职权范围,则应区别以下情况进行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根据案件管辖范围分别移送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违纪、政纪的,根据纪检监察机关的管辖范围,移送有关纪检监察机关,追究其行政或党纪责任。需要由被审计单位的主管部门或监管部门纠正或处理、处罚的,分别移送其主管部门或监管部门纠正或处理、处罚。
关键词:人力资本 有限理性经济人 审计合谋 人力资本产权 审计制度安排
会计师事务所是一典型的“人合”企业,人力资本作为一个“人合”企业的立家之本,他在审计执业过程中有什么样的行为特征应是被重点关注的。传统经济学认为,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行为,汪丁丁认为接下来的话就是,有什么样的行为,就有什么样的制度,这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中有深刻体现。具体到审计中,现行审计制度安排必然会影响与约束人力资本的载体——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的行为,相应地,审计师不仅会在既定的制度安排约束下进行追求经济利益、规避风险的审计活动,同时会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支撑性的制度安排,使得审计制度安排发生变化,之后又对制度安排的变化做出反应,这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
本文中,我们只把经理级以上人员列为人力资本,因为只有经理级以上人力资本的审计行为特征才有可能影响到审计制度安排,而一般的审计人员只是承担一些简单的程序性工作,不能充分体现人力资本的审计行为特征及对审计制度安排的影响。同时我们把人力资本分为两类:非合伙人——单纯人力资本所有者,与合伙人——非人力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的集合体,文中有时统一以“审计师”来代替这两类人力资本。
一:人力资本是有限理性经济人及对审计制度安排的影响
传统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完全理性和自利性是两个基本假设,这两个假设的合乎逻辑的推论,是人们会合理利用掌握的信息来预估将来行为所产生结果的各种可能性,然后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但现实生活中,人在复杂环境和不确定因素下进行决策时,不会对自己的决策进行理性计算,也没时间和耐心去考虑各种行为结果的概率问题,在面对复杂情景和问题时会采取捷径或用自己掌握的一部分信息进行决策,因而决策的非理性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人是有限理性的,不是完全理性的,这就是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挑战。同样,会计师事务所的人力资本载体——审计师也是有限理性的,同时也是一个经济人,在现阶段还没达到“道德人”的境界,尽管他有一些并不是“经济人”假设所能解释的一些“道德”行为,如大多数情况下会遵守审计准则、法规进行审计,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一些施善行为。既然审计师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那么在现行审计制度安排下,审计师在审计过程中不能完全理性地拒绝被审计单位的“利诱”而坚持原则,与被审单位管理当局的审计合谋有时就不可避免了。如前所述,人力资本主体可以分为两类,参与审计合谋的人力资本主体不同,对审计制度安排的影响就不一样,下面分单纯人力资本参与的合谋和合伙人(即整个事务所)一起参与的合谋及各自对制度安排的影响。
1.单纯人力资本参与的审计合谋及对审计制度安排的影响
被审单位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事务所的合伙人便会委派项目经理带队审计,此间有两层委托关系:被审单位委托事务所,事务所委托项目经理,其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变得更加严重。审计师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存在一定程度的“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倾向,当被审单位抛出“诱饵”引诱审计师共谋时,审计师此时会进行合谋与否的决策。据行为经济学理论,人们进行决策时,容易给高概率发生的事件赋予较高的权重,而给低概率发生的事件赋予较小的权重,于是往往将极小概率的事件看成不可能,而将极大概率发生的事件看成是确定,而极小与极大概率又取决于个体的主观印象。审计师进行合谋与否的决策时,他会根据现实中这种“损人利己”的合谋被发现曝光的比例很小而存在一种侥幸心理,,认为合谋被发现的机率极小而将其看作不可能,同时他的有限理性不能让他清醒地意识到合谋一旦被发现的严重后果,就算被发现,由于现阶段对违法行为的处罚较轻,合谋的收益大于合谋的成本,审计人员的“经济人”特性便会让他作出合谋的决定,于是他会向信息不充分的合伙人隐瞒审计风险,与被审单位一起骗取“无保留”的审计报告。
审计人员为什么会参与审计合谋?这反映了审计制度安排的什么问题?审计人员的有限理性经济人特征(内因)是我们无法改变的,但可以通过制度的安排(外因)来改变审计人员做决策时的考虑因素及其权重,从而减少审计合谋的发生。据行为经济学理论,额外财富的边际效用在人富裕时会低于贫穷时的边际效用。审计合谋审计人员将得到的报酬就是一种额外财富,此时,即使富裕的CPA与贫穷的CPA一样只具有有限理性,但这笔额外报酬对富裕的CPA没有很大的边际效用,从而没有那么大的诱惑力而导致审计师合谋,这时被审单位就得加大“贿赂金”才有可能“打动”富裕的CPA,从而加大了被审单位的合谋成本,当“贿赂金”大到等于或大于合谋能给被审单位带来的“利益”时,被审单位便没有动机合谋,合谋自动中止。从这看出,提高CPA的薪酬待遇,让他们成为富裕的CPA,可提高CPA的“免疫力”,从而减少合谋的发生。这就要求合理化事务所内部收益分配机制,提高新酬待遇,让CPA的利益与整个事务所的利益相挂钩,一荣俱荣,便不会出现CPA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向合伙人撒谎,欺骗合伙人。另一方面,法律法规应加重CPA的个人审计责任,加大合谋一旦被发现的惩罚,提高CPA合谋的成本,此时被审单位若想合谋,就必须提高“贿赂金”以弥补审计师冒的高风险,从而加大了被审单位的合谋成本,合谋便不会那么容易发生。此外,相关部门要加强审计的监管,加大上市公司审计的复查力度,使审计合谋案件“曝光”机率大大增加,从而改变审计人员主观印象中的审计合谋被发现的概率极小,起到警戒作用 ,让审计人员不敢轻易合谋。
2. 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共同参与的审计合谋及对审计制度安排的影响
若事务所委托的CPA足够忠诚,他会如实将发现的问题“禀告”事务所的非人力资本与人力资本集合体——合伙人,这时,合伙人的有限理性经济人特征便起作用了。现行审计制度安排实质是:由被审单位管理当局聘请事务所审管理当局自己,那么,事务所面对自己的“上帝”——客户的不当请求时,他的“经济人”特征使得他不能断然地拒绝这种请求,否则不但得不到“合谋金”,以后的合作关系也就终结了。同时,现时大部分事务所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制,且注册资本金要求低,那么事务所与被审单位的合谋一旦被发现所需承担的只是有限责任,最多让事务所倒闭,而不会危及到合伙人未投入到事务所的私人财产,于是合伙人的“理性经济人”特征容易使他接受合谋,同时,他的“有限理性”不会让他有完全的理性认清形势,不会让他有足够的社会责任感从维护公众利益出发而拒绝合谋。
审计合谋的频繁发生,企业管理当局利益不断上升,但这种利益的上升是以其他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受损为代价的。据吴联生的“利益协调论”,利益相关者之间现有的利益关系一旦发生变化,便产生了新的冲突,便会破坏目前审计制度安排的基础——审计域秩序,从而要求利益相关者达到新的纳什均衡,产生新的审计域秩序,从而导致审计制度安排的变迁。“审计制度安排是一个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的过程,它因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变化而变化”(吴联生,《审计研究》,2003),由于审计合谋的不断出现,目前的审计制度安排至少需要进行以下两方面的变化:
(1) 审计委托权由证监会掌管
注册会计师对企业经营者的审计,事实上接受的不是社会公众的委托,更不是股东或经营者的委托,而是政府的委托。因为政府的合作广度最大,所以有权进行委托,同时政府规模有限,所以应该进行委托(吴联生,《审计研究》,2003)。这是社会审计最根源的本质,是我们肉眼所不能直接看到的,我们目前看到的就是股东进而演变为管理当局委托CPA进行审计,从而容易导致审计合谋。既然CPA实际上接受的是政府的委托,那么在形式上,至少在第三者看来,也应该由政府进行委托。目前谁最具有优势代表政府来执行审计委托权呢?证监会。它本身就是一个政府机构,是上市公司的监管机构,具有信息优势,可以代表政府委托CPA,从而改变目前事务所对被审单位管理当局的依附地位,减少审计师“被逼无奈”进行合谋的发生。
(2)事务所组织形式由有限责任制逐步过渡到合伙制
目前,大多数事务所实行有限责任制,有限责任制事务所破产所造成的损失却可能远远小于事务所与管理当局合谋所带来的合谋收入,于是,事务所容易与管理当局合谋。现在,把事务所的经济体制从“有限责任制”转变到“无限责任制”是很多学者所推崇的,无限责任制加大了事务所的法律责任,合谋一旦发现,合伙人可能就面临倾家荡产的风险,使得事务所合伙人进行合谋决策时不得不加大对合谋成本的考虑,他的“经济理性”又会促使合伙人不会轻易进行合谋,从而有效减少了合谋的发生。
在此基础上,王善平还提出合伙人必须是德高、足资、多才的CPA,才能有效减少审计合谋的发生。德高,从道德品行上保证合伙人不会进行审计合谋;足资从物力资本上保证合伙人不会轻易用自己足够多的私人财产作赌注而去进行审计合谋;多才的CPA要求合伙人是审计行业的专家与行家,那么他手下的审计人员的“逆向选择”能被合伙人识别,从而也制止了单纯人力资本参与的审计合谋。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预算执行审计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方面,以及在保障经济发展秩序、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健康发展方面。
一、预算执行审计的重要性
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逐渐步入正轨,审计工作也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审计工作在维护市场秩序、保障财经纪律以及促进预算管理工作迅速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审计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方面,审计工作对于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改革,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审计工作的成效直接影响到审计的权威。为进一步规范经济行为,审计工作必须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人大对政府进行监督的重要手段和有效依据,便审计报告。审计工作需要关注政府采购情况、政府负债情况和国有资产转让情况,而政府所从事工作的专业性较强,于是,在目前的实践活动中,审计报告的专业性过强、预算的编制过于粗略,人大代表对政府的监督力度不够、依据不足。
市场经济的一大特征便是公共财政框架的建构,各级审计机关工作的核心任务便是进行预算执行审计。审计是保证人民行使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前提,是保证政府工作公开化和透明化的重要措施。
二、预算执行审计存在的现实问题
审计法的实施,为国家监管经济发展和实施体制改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长期的实践中,各级审计机关也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些不良现象的出现,制约了预算执行审计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审计体制有局限、审计法规不健全以及审计方式不科学等,严重影响了审计工作的成效,而审计工作人员素质问题、审计深度问题,同样制约审计工作效率的提高。
1.审计体制有局限
我国的审计工作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实施的。因此,预算执行审计工作必然体现政府的意志色彩。政府是由人大产生并对人大负责的机关,与此同时,审计是人大代表监督政府的重要手段,然而人大代表在使用审计数据和审计报告时,可能面临一定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部分敏感问题,政府与人大目标之间的偏差,可能会加大审计工作的难度和风险。
2.审计法规不健全
计划经济时代制定的一些法律法规,体现了计划体制的特点,适应计划经济的大环境;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审计工作,需要为市场经济体制负责。现实中,预算执行审计工作依据的法律法规过于陈旧、不切合实际的问题十分严重。由于审计所依据的标准不够科学,因此审计工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大打折扣。法律位阶的高低直接影响法规的适用效果,但审计工作可供依靠的法律并不充足,相反,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层面的规定较多,审计工作的权威和可信度并不强。在实践中,规章之间的冲突现象较为常见,问题的解决难度较大。
3.审计方式不科学
审计机关在组织审计工作的过程中,并未处理好专业审计与预算执行审计两项工作的关系。审计工作是一项内容十分复杂、程序十分繁琐、难度十分大的工作,审计系统内部效率的高低、组织的科学程度,直接影响了上下联动机制的实现和效率。多重标准、多项审计报告,在进行整合和统计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偏差和矛盾。审计工作仅仅关注审计的真实性和合法性方面,审计工作的深度有待加强。为加强宏观监控,政府需要在整合预算执行审计系统,以及建立健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审计理念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三、深化审计工作的可行措施
为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预算执行审计体制,不仅需要正视审计的重要作用、深化审计体制改革,还需要在加强立法工作以及丰富审计形式、提高审计人员素质方面做出努力。
1.改善审计体制
我国政府统一组织审计工作,在此种审计体制下,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受到了严重的限制。西方国家采取立法或司法主导审计工作的形式,审计工作的效率和真实性得以保障。双重管理体制束缚了审计工作的开展,针对此种现状,政府可以逐步改善现有体制,减少行政力量对审计工作的干涉程度。建立垂直的审计体制,为审计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为发挥监管行政力量的作用而肃清障碍。
2.加强法制建设
加强立法工作,使得审计工作有法可依、有据可循。为适应市场经济形式和特点,改革既有体制,完善相关的审计法律体系和程序,地方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和实际,在发展规划和纲要中,制定科学而系统的发展策略。
审计工作的成效,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审计工作人员的素质和理念。有鉴于此,政府可以针对审计从业人员,加大培训力度,提高审计工作人员的法律修养和专业素质。审计工作需要减少不规范、不透明现象,依据法律法规行事,切实提高审计工作的法制化水平。
3.改进审计方式
规范科学的审计工作,离不开对审计对象实际情况进行了解。被审计单位内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审计对象是否按照制度的规定开展业务,均会影响到审计工作的效果。审计工作可以通过对审计对象的了解,而确定工作的重点和范围,以便节省审计成本。在审计的过程中,可以采取以账户为切入点,深入审计的方式开展工作。选取审计的重点对象、追踪资金的流向和用途,从表象入手,对深层的问题进行分析,降低审计的难度。由于审计资源十分有限,审计工作为提高效率,可以采取重点检查与抽样检查相补充的方法。财税审计中发现的潜在的隐患,可以成为预算执行审计的重点;抽查审计又可以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此种方法在实践中具有操作性。
【关键词】内部控制;审计;健全
建立健全的审计制度是广大中国企业积极投入到国际竞争中,自觉地遵守市场经济制度的相关规则,不断改善企业法人制度,展示真正管理内涵的体现。对企业经营业务过程和管理环节有深入了解,检查和评估其内部控制的健全性、合理性和有效性,发现和揭示内部控制存在的缺陷和薄弱环节,提出相应的内部控制改进建议,促进企业控制风险,防范未然,能够保证企业持续快速地发展;借助内部控制审计,企业可以有效降低因控制不完善而带来地风险,减少实质性测试所需要的的范围和时间,将审计的效率和效果提高到一定水平。这些充分表明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审计已经开始向目标化、制度化的方向前进。
2010年4月我国财政部、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等五部委联合的《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为我国企业建立和健全内部控制提供了基本框架和规范。同时,内部控制审计制度也将逐步在我国推广应用。可以预见,加强企业内部控制的审计和评估工作将成为企业改善管理水平、控制风险以及实现经营目标的一种重要手段。因为我们在关注、支持与推进企业内部控制审计业务时,会对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合理有效的审计意见并且后续跟踪复查,以促进企业控制风险,防范未然,从而改善企业管理水平。然而,在肯定这一制度将有效促进与提高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冷静地思考,作为一项新的审计业务,审计界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一、内部控制审计应遵循的原则
要达到有效的内部控制审计,促进被审计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笔者认为应遵循以下一些列原则:
(一)有效性原则
内部控制审计必须有效,这样才能使企业内部控制发挥其作用,在企业各部门和各岗位上得到准确地贯彻实施。一方面,内部控制审计手段和方法都必须符合国家和相应监管部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这样才能审计过程做到有依可循,真正发挥效果。另一方面,任何行为都必须在内控制度审计执行范围内,即使是企业负责人都不得阻碍或者限制审计,任何例外和特殊性都不能存在。
(二)全面审慎性原则
对企业各种控制风险进行有效地预防一直是内部控制审计的核心。因此,为了使各种风险控制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内部控制审计必须以审慎的角度出发,要充分考虑到在业务过程中,各个环节和各个流程上可能存在的风险,可能发生的问题。
(三)独立性原则
内部控制的审计必须独立于企业,内部控制审计具体操作人员也必须有独立性特点,并且根据情况向不同的管理人员汇报工作,如果存在不得汇报的原因,那么就必须向董事会或者监事会等管理层报告。
二、明确内部控制审计的目标
内部控制审计的目标是检查内部控制的完整性、有效性及适宜性并作出准确地评价。我们可以这样说内部控制审计实际上是内部控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内部控制自身所拥有的一个功能,能够促使企业内部控制效果得到实现。按照系统论的论述,内部控制整个系统有系统总的目标,而它内部的小单位也有子目标,这些子目标应该与整个系统总目标运行一致,否则内部控制系统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系统。内部控制审计目标与内部控制目标应是一致的,都是促进内部控制系统健全且有效地实施。内部控制审计需要通过分析每类控制的环境和风险,监督他们的完整和有效性。如对现金控制的审计,必须明确控制目标、为实现目标而开展的控制活动,进而分析控制目标可能面临的风险,最后做出合理的评价。
三、结合内部控制审计的要求,重视与加强队伍的建设。
人是第一位要素,审计人员的职业水平直接事关审计工作的成败。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挑战的审计新任务,应该做好以下几点:
(一)重视内部控制审计团队的建设和改善,努力提高审计人员的素质。
关注审计人员素质,并将其作为审计工作的着力点。企业内部控制审计的内容和范围很广泛,并且审计工作要做到及时完成,快速反馈相关信息,它是一项适应能力强、专业性要求高的复杂工作,对审计人员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积累要求很高,包括管理、财务、工程、法律、计算机、审计等各方面,只有这样,才能在审计工作中灵活运用自己的相关知识,处理方方面面的问题。
(二)明确审计团队的职业道德素质。
内部控制审计人员必须坚持基本的职业道德素质原则,实事求是、既讲究效率,也重视审计工作质量,正确处理被审计单位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敬业爱岗、诚信为人、保守秘密等应成为内部控制审计人员的基本职业道德要求,为企业内部审计工作者起到良好的表率作用。
(三)严格内部控制审计人员的从业门槛。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大转变和审计方法的不断改进,广大内部控制审计人员必须树立内部控制审计的新思路、新理念、新方法,显著提高从事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从业资格入门要严格,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或者内部审计师证书或者注册会计师证书作为内部控制审计人员上岗工作的必要条件;后续的再教育一定要加强,这样才能使其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在掌握计算机能力的基础上能够熟练运用,从事内部控制审计工作也要有比较好的的沟通协调被审计单位的能力,正确的文字表达和语言运用能力,那样才能在现代内部控制审计中生存下去。
四、内部控制审计要重视财务与非财务方面审计的区别和对比
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执行的效果需要审计意见,但是注册会计师也应当关注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的非财务报告方面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并且通过在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披露“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描述段”。而非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审计基本上是通过资料检查、调研访谈、穿行测试、控制测试等几种办法来进行。以业务流程为主线,以风险为导向,对各种控制活动的设计和执行情况展开评价测试,非财务内部控制大大延伸了流程的环节,并且也存在着不同的控制目标,实际上内部控制的审计报告,并没有完全一样的的格式。没有统一的模板,因为每个企业的业务开展方式和业务流程都会有所不同。一般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事务所内部应该会有访谈的模板,把访谈结果汇总,找出关键点,根据银行业务模式和业务流程,就能形成相关报告。
注册会计师可以只对企业内部控制进行审计,也可以将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结合起来进行审计(简称整合审计)。在进行整合审计中,内部控制设计与运行的效果是注册会计师着重测试的,这样有两个目标可以得到实现。一个是获取了充分、适当的证据,那样就可以支持其对财务报表审计中的内部控制效果发表的意见;另一个是同样获取了充分、适当的证据,支持其在内部控制审计中对控制风险进行评估而得到的结果。
五、确保审计意见的客观合理和提出的措施行之有效
即使企业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不存在重大缺陷,注册会计师仍然需要提醒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使用者注意其中的一项或者几项重大事项,而且应当在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增加强调事项段予以说明;除了审计范围受到限制以外,如果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一项或多项重大缺陷的,那么应当对银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发表否定意见;如果审计范围受到限制的,注册会计师应当解除与被审计企业的业务约定或者在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中出具无法表示意见,在与该行董事会进行沟通,将审计范围受到限制的情况如实呈报。
现代企业应该建立产权明晰的法人制度,完善相关法人治理结构,使权力有所制衡。构建和完善的企业自身的内部控制体系,并且完善对管理层和决策层监督机制。也可以在企业内部设立独立于其他部门,并且直接听命于董事会或者监事会的的内部审计机构,完善内部审计工作;建立加强内部审计的职能建设,充分发挥审计的监督职能,建立良好的企业信息沟通平台,实现企业上下信息的成功对接,防止出现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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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作选择性:首先由故障设备或线路本身的保护切除故障,当故障设备或线路本身的保护或断路器拒动时,切断系统中的故障部分,而其它非故障部分仍然继续供电;
2、动作速动性:保护装置应尽快切除短路故障,其目的是提高系统稳定性,减轻故障设备和线路的损坏程度,缩小故障波及范围,提高自动重合闸和备用设备自动投入的效果;
3、动作灵敏性:在设备或线路的被保护范围内发生金属性短路时,保护装置应具有必要的灵敏系数,通过继电保护的整定值来实现。整定值的校验一般一年进行一次;
关键词:经济实质 理论成本 核算成本 管理成本
成本是人们最为熟悉的概念之一,它的内涵十分丰富,外延极为广泛。在收入有限的条件下,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必须努力降低成本,重视成本研究。而成本研究,必须先从成本的经济实质开始。
1、成本的经济实质
马克思指出:“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每一个商品W的价值,用公式来表示是W=c+v+m。如果我们从这个产品价值中减去剩余价值m,那么,在商品中剩下的,只是一个在生产要素上耗费的资本价值c+v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 “商品价值的这个部分,即补偿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格和所使用的劳动力价格的部分,只是补偿商品使资本家自身耗费的东西,所以对资本家来说,这就是商品的成本价格。”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商品的成本价格”指的就是产品成本。
综上所述,成本的经济实质概括为:生产经营过程中所耗费的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和劳动者为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货币表现,也就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耗费的资金的总和。这一经典论述表明,不论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成本的经济内容都应该相同,即都应该包括上述的前两个部分c+v,从理论上讲,这是产品价值中的补偿部分,它构成产品的理论成本。
理论成本的具体构成及其内在联系如下图所示(图1)
值得说明的是,理论成本的概念主要是针对产品成本而言的。在实际工作中为了加强企业的成本管理和正确地进行决策,涉及和应用的成本概念是多种多样的,其外延已经超出了产品成本的范围,如可控成本、不可控成本、机会成本等,具体将在本文的后续部分详细阐述。
2、会计制度规范下的核算成本
2.1 核算成本的含义
核算成本是指根据国家统一的财务和会计法规及制度核算出来的,用于编制财务报表和企业内部成本管理的一种实际应用成本。核算成本也称财务成本或制度成本。
2.2 财务会计实务中核算成本的具体内容
在实际工作中,核算成本的具体内容取决于成本核算制度。其关键是解决将成本全部对象化计算产品的全部成本,还是将其按一定的标准分类,部分计入产品成本,部分计入期间费用的问题。就全世界而言,各国财务会计体系中使用的成本核算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制造成本、完全成本和变动成本。
⑴ 制造成本
制造成本也称生产成本,是指企业为了生产各种产品(产成品、半成品、劳务等),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直接的和相关的经营支出和耗费,并应从产品销售收入中得到补偿的价值。
制造成本的具体核算内容包括: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消耗的直接材料、直接工资和制造费用等。
⑵完全成本
完全成本,也称为全部成本,是指企业一定时期为生产和销售一定数量和种类的产品或劳务所发生的全部耗费。其具体核算内容不仅包括前述(1)的制造成本,还包括期间成本。由于前(1)已经讲述了制造成本,这里我们主要介绍期间成本。
期间成本是指企业在发生的当期,作为该期销售收入的一个扣减项目,全额列入损益表,不随产品物质和价值态流动的成本。具体包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销售费用。
可见,完全成本法下,制造成本和期间成本均计入产品成本;而制造成本法下,只有制造成本(生产成本)才计入产品成本,期间成本却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而不计入产品成本。
⑶变动成本
变动成本是成本按习性(成本性态)分类的结果之一。变动成本是指在一定时期和一定业务量范围内,其成本总额随着业务量的变动而呈线性变动的成本。例如,直接人工、直接材料都属于典型的变动成本。具体而言,如何判断一项成本属于变动成本,应当把握其基本特点:①变动成本总额的正比例变动性;②单位变动成本的不变性。即在相关范围内,单位变动成本并不受业务量增减变动的影响,而始终保持在某一特定水平上。
在变动成本法下,根据成本习性把企业的全部成本划分为变动成本与固定成本两大类后,只将变动生产成本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变动制造费用计入产品的生产成本,而剩余部分则作为期间成本计入当期损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变动成本法下,把固定制造费用视为“期间成本”全部计入当期损益,这是变动成本法区别于制造成本法、完全成本法的根本特征。
在一定的产品销量和销售价格的条件下,三种不同的成本核算制度,影响产品核算成本的高低,决定财务会计中计算的企业损益,反映企业的财务成果。它不但制约着企业的生存,而且决定着剩余价值m即利润的多少,从而制约着企业再生产扩大的可能性。由此可见,产品成本是企业维持简单再生产的补偿尺度,如果产品的价值不能补偿成本耗费,企业的简单再生产就无法进行。
马克思关于产品成本的论述是对成本经济实质的高度理论概括,这一理论成本是指导成本会计研究的指南;核算成本的确认以理论成本为基础。理论成本不考虑生产经营活动中偶然因素和异常情况的消耗,只对正常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消耗进行货币计量;而核算成本往往受客观条件包括经济工作方针政策和当期生产经营条件变化的影响。因此,在我国会计实务中所应用到的成本概念(核算成本)与理论成本具有一定的差别。如:按照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工业企业应采用制造成本法计算产品成本;我国会计实务将损失性支出,如废品损失、季节性和修理期间的停工损失等,也计入了成本,以促使企业加强成本核算,减少生产损失。其实,从理论上看,上述的废品损失,停工损失等损失性支出,并不形成产品价值,它们并不是产品的生产性耗费,而是纯粹的损耗,其经济实质并不属于成本的范围。
3、管理思想演进下的管理成本
管理成本是指用于企业内部经营管理的各种成本的总称,是根据核算成本和其他有关资料进行不同的归类、分析和调整后计算出来的,是对核算成本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管理成本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决策成本(如差别成本、机会成本、边际成本、相关成本、沉没成本和重置成本等)和控制与考核成本(如标准成本、定额成本、责任成本、可控成本、计划成本和可比成本等)两类。但随着管理思想的演化和企业管理要求的提高,管理成本的具体内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3.1 20世纪20年代以前
早在16世纪的欧洲就出现了成本和成本会计的萌芽,而从学科体系的完整性来看,完整的成本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是形成于十九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使生产的基本组织形式发生变革, 生产劳动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产生了现代工厂制度,管理的实践和理论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创新,亚当・斯密、罗伯特・欧文、查尔斯・巴贝奇等都是这个时代管理思想的先驱。
英国成本会计人员对成本计算进行研究,将成本计算与复式簿记结合起来,根据制造业的特点,采用分批法和分步法计算产品成本等。在这期间,1885年,亨利・梅特卡夫(Henry Metcalfe)出版了《制造成本》,提出了原材料的核算办法及间接费用的四种解决方法,被誉为世界上“第一本成本会计著作” ;1887年,英国电力工程师埃米尔・加克(Emile Garcke)和特许会计师约翰・M・费尔斯(John M.Fells)合著的《工厂会计》,介绍了成本记录和复式簿记的结合方式,被誉为19世纪“最有影响的成本会计著作”。
3.2 20世纪20年代~80年代中期
“科学管理之父”泰罗(Taylor)认为,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是强调生产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发挥工人的劳动潜力。随后,预算制度也随之逐渐完善与系统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技术革命得到广泛的应用和发展,涌现了“行为科学”、“数量管理”、“决策学派”、“权变学派”等多种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为成本会计的扩展提供了理论和技术支持 。这一时期,成本由过去只重视满足外部财务报表使用者的需要,转为开始重视内部管理决策和控制的需要;由过去只对实际成本的计量,扩展为对实际成本和未来预期成本的计量;由过去只建立单元成本计量模式,扩展为建立多元成本计量模式,满足多用户和多目标的需要。具体表现为变动标准成本、责任成本、质量成本和目标成本的出现相继的探索和运用。
3.3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
近三十年来,信息化社会代替了工业化社会,市场运作模式和管理模式等也随之发生了变革。全面质量管理(TQM)、敏捷制造(AM)、适时制生产系统(JIT)、企业资源计划(ERP)、和供应链管理(SCM)等新的管理技术不断涌现。在新的管理环境下,涌现出了很多新的成本计量方法。具体表现见下表1。
以上兴起的各项新成本理论和方法中,RCA(资源消耗会计)是指将德国GPK( 弹性边际成本法) 有效地应用于美国的A B C( 作业成本法),是世界范围内成本会计整合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我国成本会计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4、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基于成本经济实质的视角,我们发现:
⑴成本的经济实质构建了产品的理论成本,但理论成本与核算成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⑵成本的经济实质决定了成本在经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但成本的经济实质并不就是成本的经济内容。
在商品经济的范畴里,成本的经济实质是不变的,但成本的经济内容却是极富时代气息、随管理思想演进而不断拓展的。成本理论体系应当包括管理成本这一重大主题才是完整的、系统的。
⑶经济理论和管理思想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成本范畴和成本思想也是与时俱进的。
无论是成本理论研究者还是成本会计实务工作者,都应当加强新经济理论和管理理论的探讨、学习和研究, 丰富成本会计理论和方法,解决成本核算和管理工作中的实际问题。
因此,研究成本会计问题必须从成本的经济实质出发,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融合经济和管理发展战略,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和促进成本会计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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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固定为运营成本
CAPEX一般是指资金、固定资产的投入。以一家IT产业来说,有关的计算机、仪器、桌子、椅子那些一次性支出的项目都属于CAPEX。面对危机的来临,最主要的是让公司能有充分的灵活性来节省开支。比如说以前有能力的时候,公司有现金都喜欢买自己的物业,作为自己的办公室,从心态来讲,好像是买比租更“值”。但是到了危机到了,需要现金周转的时候,往往是不能以应有的价钱出售,以往满怀希望的投资变成一项沉淀成本,如果不出售,银行的供款又成了一个沉重的负担。
租的好处就是在困难的时候,适当的减少租的面积,节省支出,把难于下降的固定成本变成可调控的运营成本。
可以调节的固定成本开资的方法毕竟有限,而且,转变固定成本的过程通常都不容易,甚至痛苦。有一点值得考虑的就是工序的外包,在美国几乎每一家企业多多少少都把自己的一个或多个工序外包。全美每年的商业运营外包产业(businessprocessing outsource, 简称BPO)市值超过7000亿美金。IBM、EDI等等都是IT BPO行业的巨头。国内的有神州数码等IT界的BPO公司。国内的公司什么都想自己做,当然了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是客苦耐劳,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什么做不到?但是能做、做得到和做得好是两码事。一家全世界出名比萨店,把自己的外卖送餐部分外判给一家呼叫中心,呼叫中心和比萨店以分帐的形式合作。比萨店深深地知道,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和业务的核心是在制作美味的比萨和市场推广方面,并不再设立运营一个大型的呼叫中心上面。外包给一家专业的呼叫中心对于比萨店来说意味着能有更便宜、更有效、能够随时调节的成本,把固定的成本变成可变的成本。
假如遇上SARS、又假如比萨店经营一个100人的呼叫中心来应付每天的送餐服务。那,呼叫中心的支出对比萨店来说是一笔不能省的成本。有没有客户叫送餐对比萨店来说在运营呼叫中心的支出都是差不多。比萨店能经营自己的呼叫中心,但是因为不是一家专业的呼叫中心运营商,在运营中不能像专业的运营商一样有效的调节资源,因而灵活性大大的减少,导致在金钱和精力方面都是一项浪费(此次的外包,为比萨店节省至少30%的成本)。通过比萨店的例子,企业应从现在开始,在节省固定成本方面动脑筋。强干弱枝。
化整为零
【关键词】数学教学;基本知识;过程;深入
在我校一次教学调研活动中,本人上的一节课是《一元一次方程》,课后市教研员指出:在回顾等式的性质,用等式的性质解一元一次方程这一环节中,“等式的性质”的复习引出较为生硬。的确,在接下去上《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时发现很多学生对移项、去分母这些步骤的理解、运用起来很困难。因为在作业和测试中发现了这点,所以又想通过大量的练习加以巩固,最后却有点事半功倍的感觉。联想到,七年级上册第四章的合并同类项、去括号及第五章的去分母、等式性质、分数的基本性质等运用都出现了一些问题,学生这两单元测试很不理解,本人一直在想这其中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原因,甚至很怀疑学生的基础和能力,当然也在自己教学方面进行了反思。
1、在教学和学习中容易忽视对基本数学概念、定理、性质等的深入理解
我们知道要上好课先要备好课,而备课的重要环节是要备学生。应该说对自己班的学生的数学基础和能力是比较了解的,但课后,我却觉得自己根本没备好学生。因为在教材中《一元一次方程》这节有这么一句话:在小学我们还学过等式的两个性质。而教学参考书中提到:等式的两个性质在上一学段已经学过,所以课本只作简单回顾。考虑到这节课本身内容较丰富,需让学生理解和掌握的知识点或细节较多,且我们是40分钟一节课,因此,我就从未怀疑过学生对这两个性质是否如教材所说的“已知”。因此,在课堂上我问到:“在小学是否学过有关等式的两个性质,谁能回忆起来吗?”这时,学生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答不出,这时,我做出一副“早知如此”的表情,就用课件展示了:天平两边同时减去同样重量的物品和两边同时乘以3倍的情况下天平仍平衡。利用实验想帮同学们回忆出这两个性质,这时,部分成绩较好或预习过的学生说出了这两个性质,这一环节也就过去了。课后,黄教研员提出这一环节教师过于注重结论的给出,而对知识的产生、发现、归纳整个过程性的环节较为忽视,并指出,现在有些教师,在课堂不注重概念、定理、性质等产生的必要性、数学性、思维性等,而往往简而易地给出结果,然后在今后的练习、应用中加以巩固,既失去了一节数学课最应有的数学文化、数学感悟的熏陶,也失去了锻炼数学思维的最好的机会,又对知识的应用产生了理解上的、本质上的先天不足。
观察学生对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的理解和掌握情况后,我对自己在这一节课的教学进行了反思,我想首先通过了解学生在小学里的数学知识储备方面入手,让学生把小学六个年级的数学书拿到学校里。我很惭愧,工作近12年来第一次看小学数学书,而大出我意料的是在浙教版义务教育六年制小学课本数学第九册第五章简易方程没有等式的两个性质,而其他11册书上同样没有,这时我脑子里想的就是三个问题:1、为什么在初中七年级上册教材中提到在小学是学过等式的两个性质的?2、在上课那5分钟不到的环节,学生的感受如何?3、难怪在学习移项、去分母、方程两边同除以未知数系数及应用题列方程求解时用到等式的性质时,大部分学生都掌握得很不好。虽然我不知道第1个问题的答案,却为自己的粗心大意奥恼不已,这件事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也给我很深的反思空间。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学数学教学大纲,虽经历了多次的修定,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导思想,那就是进一步搞好基础知识的教学和基本技能的训练,切实打好数学的基础。其中,正确理解数学概念是掌握数学基础知识的前提,明白各种定理、法则、性质的本质是使学生能不能正确地进行计算和论证的根本,而当前数学教学中的一个主要问题,恰好是把数学概念和定理、性质等文字性的前提忽视了,有时会陷入一个“无奈”的怪圈,一方面,我们的教材往往低估了学生的理解能力,我们的教师往往更看重知识的呈现,淡化甚至回避一些较难理解的概念或把课堂的时间更多地给于其他环节。另一方面,“题海战术”式的应试策略,使各类试题书卷等充斥了学习的空间。教师常常没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去钻研如何让学生深入理解基本的概念、定理、法则和性质等,在课堂教学中,轻过程重结果。而受影响最深的是我们的学生,忽略数学基础、素质较好的学生,大部分学生感觉上课有些听不懂,有些知识不理解,有些题目不会做。而同时,我们的学生在学习习惯上也继承了轻理解重练习的模式,一些成绩好的同学上课听了几分钟就开始走神或写作业、课后练习等,不重视基本的概念等学习,不与老师和其他同学畅游知识产生的“产生”过程中。而很多学生在问题目时,往往只问做题的技巧与策略,也不追问原因、依据等。其实,事实证明若能深入理解了“基础”,那么做起题目来才能水到渠成。
2、如何在数学教学中深入理解数学概念、定理和性质等
我们熟知,数学概念、性质等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比较、分析、综合、概括、判断、抽象等一系列思维活动中,逐步认识后才形成的。学生要形成、理解和掌握是需要经历由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不断深化的一个十分复杂的认识过程的。我们就以浙教版数学八年级上册第七章第四节《一次函数的图象(2)》为例,教材的内容主要有三部分:1、通过“合作学习”让学生总结出一次函数的性质;2、是运用一次函数的增减性转换成数学符号的表示形式,如课本“做一做 ”这类题目;3、教参中提出的难点例2涉及建模、函数的图象和性质等各方面知识的应用;4、例3的问题情境比较复杂,要求函数解折式,画出图象,又要求总运费最省,还要考虑到自变量的取值范围等。认真想想教材中这两个例子是很花时间的,这时,有些老师可能会把课时分为第一部分10- 15分钟,第二部分10分钟,例2和例3共20- 25分钟。
在一次两个中学课堂教学交流研讨活动中,朱老师和潘老师同课异构《一次函数的图象(2)》,给听者许多启发。他们的相同点:①重点突出一次函数的增减性的观察、归纳、理解的过程。②均舍去不能突显一次函数的性质及函数作用的例2。③例3的图示分析法解决教学难点。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突出一次函数增减性的教学背后,有朱老师和潘老师以学生为教学主体的思想和定位。面对一样的教材每个教师看到的都是不同的“内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知识、教材的理解和处理,而最能体现一个教师的数学素养、教学思想、教学方式、教育现念等内在专业素质的正是他对一节课的教学设计。作为有十几年教龄的“中坚”教师,朱老师和潘老师都了解让学生通过“数形结合”方式,观察函数解析式及函数图象两方面,发现、归纳、理解一次函数的增减性有多难。教材中说:利用函数的图象分析下列问题,对于一次函数y=2x+3,当自变量x的值增大时,函数y的值有什么变化?对于一次函数y=- 2x+3呢?你发现了什么规律?教材展现出的白纸黑字是有局限性、启发性的,就象电影、话剧中的故事提纲,真正的编剧是每一位教师,因此,朱老师通过强调一次函数y=2x+6的图象,从左到右看,x的值在增大,形如上坡,再利用几何画板来演示,改变b的值,现象不变,归纳出当k>0时,从左到右上坡,y随x的增大而增大,在第一环节用时约15分钟。
潘老师第一步让学生通过画正比例函数y=2x,取特殊点(- 1,- 2)、(0,0)、(1,2)、(2,4)、(3,6)?观察x、y在变化上的规律,再回到图象上任取三点,x1
3、反思
(1)要想使学生理解数学概念、定理、性质等基本知识,教师本人需居高临下地深入理解这些内容,既要知道这些基本知识的内容、地位、作用,也要了解学生对这些知识的认知心理、认知基础等,教师本身要重视自身对这些基本知识真正实质上的深入理解。
(2)对一些学生较难理解或容易混淆的基本知识,回避是最省事的办法,也是最不应该的做法,必然会付出高昂的代价,那就是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的降低,只要清楚地知其内涵和外延、选择适合学生学习的方式,真正带领学生走入知识的理解海洋才是明智之举。
(3)学生理解和应用数学基本知识的过程其实是培养“数学地思维”能力的关键一环,也是提高初中生数学素养的重要一环。也许学生学习数学的目标之一应是“学会数学地思维”,而在数学概念、定理、法则和性质等知识的教学中,这一目标是最能反映的。
结束语
因此,在数学教学中,如何从生活中入手,从具体到抽象,从特殊到一般,从简单到复杂,从感性到理性?,让学生与老师共同畅游在知识的形成过程,逐步揭示知识的内涵和外延,并用数学语言表示出来,再在运用这些基本知识等过程中进一步加深对这些基本知识的理解,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数学课程标准(实验稿)解读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日本病给我们的启示,也许在于作为“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如果政府以为其有能力看到,并且试图“驾驭市场”,“增强市场”,就可能遭受市场的嘲弄;如果后来者只是看到可以模仿可以引进的“后发优势”,忽视了重模仿轻创新而隐含的“后发劣势”,甚至忽视了民众进行创新的深厚力量,就可能陷入集体的失败;如果把一切可能付出深刻代价的改革回避掉,甚至进而将这种回避上升到“特殊论”、“特色论”的高度,那么市场可能将不是特色的特色冲刷干净,毕竟市场机制有其内在的逻辑统一性,而不是任由政府打扮的小姑娘。
也许,身患“日本病”的不仅仅是日本……
一、深陷泥淖的日本经济:百年赶超似终结十年未曾磨一剑
从平庸到精彩而复归平庸的日本经济。从战后至今,日本经济增长大致可以分为3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70年以前,为腾飞时期;第二阶段是1970年到1990年,为快速增长时期;第三阶段是1990年以后,为明显衰退时期。前两个阶段是让日本感到非常自豪的阶段,而后一阶段则是使其非常沮丧的阶段。从这三个阶段看,表现出明显新生、成熟和衰败的生命周期特征。有生则有死,有兴必有衰,本来万事万物皆如此,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但是由于日本经济在每个发展阶段的特征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前后差别形成鲜明对比,这就使得日本经济的发展历史显得不寻常了。
在二战之后,出于围攻红色世界的需要,日本受到了与同为战败国德国不一样的待遇,美国不仅让日本政府继续留任,而且在经济上对其大力扶植。一方面,允许日本隔离于世界市场之外,通产省可以像在保育箱中一样扶持日本工业企业,先是通过数以亿计的贷款和税收优惠政策促进重工业,如钢铁、造船和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后来又把范围扩展到计算机和生物技术领域。另一方面,西方向日本提供大量的技术援助。从1951年到1984年,日本公司签署了约4.2万项引进西方技术的协议。日本仅花了170亿美元的微小代价就买到了通过高科技时代的通行证。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日本经济出现腾飞之势。1960年,日本政府曾提出要在十年间让GDP翻一番,而到70年实际上增长了2倍。
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增长,日本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趋势似乎不可阻挡,日本人对自己的信心也空前高涨。当时,有个在金融和商业圈人士里很流行的笑话。一架飞机在中途发动机出了问题,上面有三名乘客。飞行员最后对乘客说:“对不起,发动机故障严重我们已不能继续飞了。请写遗嘱吧。”三位乘客分别是一个法国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日本人。法国人说:“我想唱马赛曲”。日本乘客是位商人,说:“我想教你们一堂日本管理课。”那美国人说:“我在听他讲课前就想死掉。”
从泡沫破裂到“失落的十年”的日本经济。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人的信心似乎没法太充足了。如果从1992算起,日本经济在增长率为0.5%以下的低增长区间运行已经超过8个年头,甚至有人把整个90年代称为日本“失落的十年”。尽管1996财年,日本经济略有好转,但进入1997年后,日本反而陷入更深的经济衰退,实际GDP连续三年下降,产出周期、收入和支出都进入下降轨道,产出缺口不断扩大。针对经济持续下滑的困难局面,日本管理当局祭出了以财政投入拉动经济的着数。最近几年,日本不断出台大型“景气对策”,加大财政投入。仅以1998年一年为例,日本政府就两度出台财政刺激计划,金额合计达40万亿日元,约为GDP的8%,致使政府赤字将扩大到GDP的10%,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比率超过100%。几乎每个新的景气对策都只是一只强心剂,推动日本经济出现短暂的景气恢复,效力十分有限,无法从本质上扭转日本经济的颓势。1999年到2000年上半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小幅上升的良好趋势,曾使人们对日本经济的复苏产生了较大的期望。但从最近的数据看,这种期望看来又要落空。据统计,2000年第三季度日本GDP增长按可比方法计算较上季度下降了0.3%,年率下降1.1%,这是三个季度以来的首次负增长;10月份工业总产值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5%,比一致预期数要低1个百分点;11月份东京消费者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1%,创下了连续第15个月走低的新纪录;12月企业景气季报"短观"又显示,大型制造业企业景气判断指数为正10,与9月报告持平,低于分析师预期的正11。面对这些数据,日本央行总裁速水优12月15日表示,日本经济复苏已经停滞。受其影响,美元对日元汇率在年低创出全年新高。
沉疴难起和欲进趑趄的日本经济。由于日本经济新病旧伤一起迸发,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进入长期的休克状态。惯于制订产业政策的日本政府,由于再也制定不出新的、有前景的产业政策,迫不得已,只好放弃以产业发展为主导的调控政策,自1998年开始改用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国内需求。从财政政策看,日本政府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包括削减税收、加大公共工程投入、实施信贷保证等一揽子振兴经济的计划。但这些措施却没能刺激消费的增长,反而使预算赤字和公共债务加大。日本目前国债高达5.5万亿美元,是国内生产总值的1.3倍。从货币政策看,日本出台了“零利率政策”,并且持续多年,直到去年才被取消。但在投资乏力、居民收入增幅下降、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的情况下,其效果也一直不明显,除了形成一种所谓的新型“流动资金陷井”(即,有钱人更多地以现金的方式保存他们的钱,并放在保险柜里而不是银行账户里。据一个研究所估计,这部分钱总计有13万亿日元(1250亿美元)之多)和造成M1增多之外,其他方面并没有任何显著影响。现在日本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几乎都用到了极限,真不知道下一步日本政府还能有什么招?!
如果从明治维新算起,日本在赶超西方列强方面已经付出了超过百年的努力,而在80年的几乎成功的事后重新急剧滑落;自泡沫经济破裂以来,日本为摆脱不景气的尴尬更是十多年来殚精竭虑,而至今似乎仍欲进而趑趄。目前国际经济界正在丧失对日本经济复苏的期待和耐心。经济悲观主义四处弥漫。据悉,美国中央情报局在2000年底的预测报告中曾经指出,日本在2015年将失去亚洲经济大国地位。日本经济似乎已经身染沉疾,欲振乏力。
二、“骑驭市场”的日本病:集体的失败精神的荒芜
我们已经熟知多种经济发展病症,例如“英国病”、“荷兰病”等待,折射出不思设备和技术更新、躺在资本输出的好处以及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对一国经济所可能带来的伤害。而日本病,则似乎是鲜为人知的疑难杂症,但却来势汹汹,并可能使亚洲经济的前景变得黯淡起来。日本病的病症之一是过度重视后发优势(BackwardnessAdvantages)。在西欧产生现代工业文明以来的几个世纪中,亚洲一直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半边缘状态,因此亚洲国家和地区几乎毫无例外地有一种紧迫感,即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试图通过植入西方市场经济的架构来促进本国经济的现代化。这种思使得亚洲国家不必要象欧美先行者那样,经过无数次市场的起落和崩溃、无数尔虞我诈的案例及其处理中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运作框架,通过“后发优势”亚洲国家可以迅速追赶上先行者。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迅速赶上先行者,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这种赶超变成了急功近利,那么就必将是充满崎岖坎坷的道路。1801-1851年,当英国从简·奥斯汀笔下的农业国转变为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工业国时,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3%,英国完成人类近代史上的工业化花费了一个世纪的时间。1870-1913年,美国实现类似的转变时,其人均GDP年增长率为2.2%。而美国从“爆发户”真正成为一流强国也经历了百年沧桑。1953-1973年,日本创造出人均GDP8%的年增长率,号称为“阳光下的新事物”,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一个经济曾经达到过如此高的增长率,但至今仍难说日本和美国等已经并肩前行。可见赶超的艰辛。欧美国家花费了数个世纪才使得人均收入超过了2000美元,而很多亚洲国家用了不足50年时间就达到了。
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种思路也有致命缺陷:1、“拿来”会产生排异反应,西方市场架构中的契约、信用和个人负责精神碰到“亚洲价值观”就变形,从而导致淮橘北枳,例如西方商业银行制蜕变为日本银企勾结的主银行制;西方股份制蜕变为日本法人交叉持股制等等,这些变形都被掩盖在“具有本国特色”的借口之下。2、“拿来”会使亚洲缺乏创意,模仿和学习西方较之独立摸索当然省事,但习惯于此则可能产生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贫乏,换言之,因为你有了游泳教练并学会了游泳,反倒使得你根本就没有留意原本可以乘舟而渡的便捷了!3、赶超到接近先行者时,作为后来者突然会陷入到“无航标”的茫然之中。这在80年代的日本尤为突出,当年美、欧、日几成三足鼎立之势时,日本迅速地迷失在无榜样的困惑中。亚洲国家在看到所谓“后发优势”的同时,是否可以时刻提醒自己这其实就隐含着“后发劣势”(BackwardnessDisadvantages)呢?
日本病的病症之二是突出产业政策。欧美市场经济的制度架构有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两方面,宏观层面大致是政府对有关竞争、行业准入等法律框架的完善,提供适当的公共产品以弥补市场失灵(MarketExternality);微观层面则是私人部门进行交易的秩序。但日本在两者间插入了一个中观的东西:产业政策,即政府可以引导资源注入特定的产业部门,迅速造就所谓的“支柱产业”。尽管产业政策(IndustryPolicy)已经被视为20世纪经济学的十大误区之一,但日本等亚洲国家至今仍对此津津乐道。产业政策在亚洲垂而不死折射出市场机制始终在亚洲得不到根本尊重。1、如果产业政策是成功的,那么也就是说政府有预见未来新兴产业的方向,此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严格优于市场机制,市场经济就是多余的,如果产业政策是失败的,那么政府就没有任何必要搞产业政策。2、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展本身就表明,市场机制是“看不见的手”。我们似乎始终不能理解风险的本质乃是事先的不确定性。曾有这样的笑话,说既然股票等证券资产的总体收益率比银行贷款还高3个百分点,那么只要从银行贷款炒股票不就可以进行套利了吗?这种说法显然忽视了这3个点的利差是高风险下集体理性的事后结果,作为个体投资者的投资既可能获利颇丰也可能倾家荡产。产业政策的荒谬性也恰恰在于政府忽视了新兴产业的涌现,是私人部门在所有可能的方向进行各种形式创新后,在市场机制的大潮撇去失败者足迹的“事后”结果。凡患此病症的亚洲国家,在有迹可循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升级时往往是比较成功的,但再迈向技术或知识密集型产业时便手足无措。政府制订产业政策要获得成功必须存在一批已被证明是成功、而且还大有发展前途的产业。也就是说,在这些产业中已有了成功的先行者,并通过他们的实践证明了这些产业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产业政策所起的作用就是缩小后行者与先行者的差距。一旦这些产业走向了生命的终点,则对应的产业政策也就不起任何作用了。因而,依靠产业政策来发展经济无法超越产业的生命周期规律。由此看来,产业政策只能中短期暂用,而不可做为长期的立国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