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研究方向精选(九篇)

第1篇：公共管理学研究方向范文

摘要: 西方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经历了萌芽时期、发展兴盛时期、衰落时期和复兴时期等四个历史阶段。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公共管理研究有三方面基本特征: 研究思路由追求精确的预测力转变为注重对问题的解释力; 研究的核心内容逐渐明确; 研究工具选择了合作、案例、文化、治理等四类工具。

关键词: 比较公共管理; 分期; 述评 一、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内涵 一般而言, 􀀂所谓比较, 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把彼此之间有着某种联系的多个事物加以对照,从而确定其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 由此对事物做出初步的分类; 在分类的基础上, 人们可以认知和把握不同事物的共同或相异的表象特征与本质特征, 进而达到对特定事物的理解与解释。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 罗伯特∀ 达尔就在#公共管理学: 三个问题∃ 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人们忽略比较方法对公共管理研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只要公共管理研究不是建立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 公共管理的科学性就是空洞的。 据此, 他认为, 无论是英国的公共管理学还是法国的公共管理学都不足以形成一个独立于各个特定国家背景的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学。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或比较行政研究, 是􀀂指人们综合运用各种不同的比较方法, 对世界各国的行政制度与体制、结构与功能、活动与过程、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文化与传统、环境与背景进行对比分析, 以期从更深的内容、更高的层次、更广泛的范围来揭示行政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在方法论上,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是研究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方法, 也即通过比较研究揭示不同时空范围内的各个国家公共管理的异质性与相似性, 从而总结出一般的相对普遍的原理或政策。其次, 在研究内容上, 比较公共管理的比较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既包括官僚组织、政策体系等􀀂硬 要素, 也包括公共管理文化、公共管理伦理等􀀂软 要素。最后, 在研究目的上,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所揭示的公共管理规律或原理具有相对性, 这主要源于比较对象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当中, 特别是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已成为现代国家政府治道变革的今天更是如此。 现代意义上的比较公共管理研究肇始于美国, 从产生到现在大概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从某种意义上看, 美国的比较公共管理研究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战后该领域研究的􀀂领头雁 。按照比较公共管理在美国发展的历程, 我们可将其大致划分为萌芽时期、发展与兴盛时期、衰落时期和复兴时期等四个阶段。 二、西方比较公共管理研究发展的历史分期 1、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萌芽时期( 19世纪80年代􀀁 􀀁 􀀁 20世纪50年代)。如果将比较公共管理的研究向前追溯, 我们认为, 伍德罗∀ 威尔逊最早认识到比较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他在1887年的公共管理研究一文中认为, 􀀂在我们一些爱国意识很强的同胞的脑海里,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认为: 学习欧洲经验是否就在承认一些外国的方法要比我们美国的方法好呢? 我们理解这种心理%% (但是) 如果我们只与我们自己相比,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好的、优秀的, 而哪些东西是不够好的、不够优秀的呢? 这样想来, 可能还是用一些新的学习方法比较好。 这一时期, 囿于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 比较公共管理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 相关论述也大都散见于一般性的讨论中。同时, 由于缺乏系统、完整的研究方法, 学术共同体尚未形成, 这一时期鲜有比较公共管理的专门研究成果。 2、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与兴盛时期( 20世纪50年代􀀁 􀀁 􀀁 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在美国, 比较公共管理的研究获得了快速发展, 这种快速发展有着当时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 从学科自身的发展看, 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基础,比较政治学等学科的发展、壮大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它的分支研究领域􀀁 􀀁 􀀁 比较公共管理的发展。其次, 从研究实践和管理实践看,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经过战争的洗礼后, 很多经历过战争的学者或管理实践者对国外或国内不同地区的公共管理都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感受, 积累了关涉公共管理的感性经验。与此同时, 战后, 各个国家亟待解决的公共管理问题也立刻凸现出来, 美国也是如此。因此, 在各个国家都十分迫切地需要从比较的视角研究借鉴来化解相应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难题的背景下, 美国一方面加强了观念输出的全球策略, 另一方面也开始对比较公共管理研究加大投入, 逐步重视。最后, 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看, 把比较公共管理研究推向高潮的历史事件则是1960年成立的比较管理组织( CAG) 和国际委员会。前者一直是推动􀀂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运动 的先锋, 担任这一组织的首任主席就是我们熟悉的生态行政学的创立者雷格斯。这一时期, 资金主要来源于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为期10年的财政计划, 美国国内的很多学者积极地投入到了比较公共管理这一研究领域当中。据美国公共管理评论1940、 1969年的统计, 发表在该刊物上的有关比较公共管理类的文章从四十年代的23篇增加六十年代末期的39篇; 截止到1968年, 参加到该组织的成员也已经达到了500多人;大学里也大都开设了比较公共管理或发展行政学等相关课程。 这一时期, 发生在美国本土以外的诸多事件也激发了他们比较研究的热情, 比如古巴革命、越南战争等等; 而国际委员会则同国际管理科学学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主要致力于美国本土的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为美国公共管理协会( ASPA ) 的两个会员单位, 比较管理组织和国际委员会的共同点在于致力比较公共管理和国际公共管理研究, 两者于1973年合并成立了美国公共管理协会分会􀀁 􀀁 􀀁 国际与比较公共管理分会( S ICPA)。 3. 比较公共行政研究的衰落阶段( 20世纪70年代􀀁 􀀁 􀀁 20世纪80年代)。20世纪70年代早期, 美国政府以及其他基金会等组织逐渐失去了对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赞助和支持, 美国的大部分国际性研究组织也把注意力纷纷转向旨在解决经济发展等复杂问题上。因此, 这对于失去了财政与政策支持的美国比较管理组织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这样的结果对比较公共管理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同时, 与国际委员会的合并也并没有对比较公共管理产生太多的正面作用, 相反, 比较公共管理的研究则日渐式微。正如黑迪所担心的那样, 􀀂对于公共管理制度的研究和国家公共组织的研究, 究竟什么是最好的框架? 对于这个问题, 比较公共管理的研究者却没有给出合理的回答。作为当时美国研究比较公共管理最权威性杂志#比较公共管理∃ 也逐渐失去了对比较公共管理的研究兴趣, 该杂志于1973年改刊合并到#管理和社会∃ 刊物中。另一个原因也促使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衰败。那就是􀀂实事􀀁 价值二分法 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质疑。当时, 美国本土的很多学者认为, 以美国为标杆或出发点去研究国外公共管理, 其结果无疑会产生狭隘的西方文明偏见, 从而使比较公共管理研究失去其应有的价值, 迷失了方向。于是,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 有关比较和发展公共管理方面的内容逐步淡出了美国大学的教科书, 社会对于比较公共管理研究资助骤然减少。这一时期, 对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比较管理的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 或者说该学科是否有明确的学科边界。亨德森就曾批评到, 虽然比较公共管理􀀂 有某些主要研究题目(发展中国家、政治系统等) , 但很难了解其中心议题可能是什么, 同样也很难从中找出任何确定无疑的行政的东西。从表面上看, 政治科学的全部范围、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其他有关学科的一些议题都与比较行政相关联。 第二, 用何种方法研究这一领域。更多的批评者认为比较公共管理研究更多的应使用定性而非定量方法, 而以往的研究却忽略了这一点。第三, 比较公共管理究竟是理论导向的还是实践导向的; 比较公共管理的研究内核应该在哪里, 这两个问题都没有明确的定论。过去的学者􀀂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讨论比较问题, 用于提出一般性的分析框架, 用于概述行政环境, 以至于使我们无法集中精力研究行政本身。第四, 公共管理的可比性问题。搜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不同管理方法或模式进行比较, 其前提必须有比较的标准或基础, 这样才具有可比性。然而􀀂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他们使用不同的方法访问不同类型的官僚和考察不同的国家的不同问题。正是基于这些批评,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身份危机 。 4、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复苏阶段( 20世纪80年代􀀁 􀀁 􀀁 至今)。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 20世纪80年代,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重新回到人们的研究视野。这得益于比较公共政策和发展行政学在当时的兴起, 特别是前者更是起到了关键作用。按照海德黑梅尔的说法, 比较公共政策􀀂就是对政府政策如何开发、为什么开发和产生了什么效果进行跨国研究实际上, 比较公共政策的兴起从一开始就是在克服比较公共管理自身缺陷的一种尝试。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 与其说是比较公共管理的复兴, 不如说是比较公共管理的转型或蜕变。由于比较公共管理研究为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研究的土壤与预设, 因此,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复兴具有更深的历史价值。 与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相比, 比较公共政策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与前者存在着区别: 一是研究范围缩小了, 以政策研究为导向, 克服了以往研究范围空泛化倾向, 更利于聚焦问题, 研究更有针对性。二是在指导思想上更注重实践性和应用性, 比较公共政策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于先研究欧美等发达国家, 进而再转移到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比较上, 这样就克服了原来比较公共管理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遇到的瓶颈问题。 三、当代西方国家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特征 我们可以把美国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历史看成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公共管理研究发展的一个缩影, 综观这一历史以及当代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趋势, 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当代西方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特征: 首先, 比较公共管理的研究已经摆脱􀀂身份危机 , 研究思路也由追求精确的预测力转变为注重对问题的解释力。本道尔认为, 􀀂类似于生物学的研究, 生物学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演进过程上而不是预见上, 社会学家也应该把理解社会问题放在重要位置。这表明,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最终目标不再是寻求具有普适的政策纲领或理论框架, 而应探索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地域, 管理差异的原因, 进而找到适合特定条件下的治理路径。 其次, 研究的核心内容逐渐明确。与黑迪一样, 彼得斯也认为,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不应离开以下四个变量: ( 1) 作为公共雇员的人; ( 2) 公共部门的组织; ( 3) 公共组织内的行为;( 4)文官制定公共政策的权力。从这四个变量看, 从个人到组织, 从行为到权力都是现代官僚体 制中的核心构成要素, 也只有抓住这些关键要素, 才符合黑迪提出的􀀂中范围理论或制度理论 。 最后, 在研究工具的选择上, 杰赛特认为比较公共管理研究应使用四类工具。[ 12] 238- 239一是合作工具。无论是对于一国内的比较研究还是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 都必须依靠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密切协作才能使比较更具科学性和建设性, 这是比较研究的先决条件或基础性工具。二是案例工具。阿德尔曼对案例研究的定义为: 􀀂 案例研究是对一组研究方法的笼统术语, 这些方法着力于对一个事件进行研究 [ 13] 139- 150 早期的比较公共管理研究一般局限于单独案例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开始进入多案例研究。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累积过程就是沿着单案例到多案例研究这一脉络进行的。三是文化工具。不同文化背景对世界各国的公共管理模式及其行为产生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在这一问题上,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则应处理好管理的本土植根性与外在性的关系, 否则, 以西方价值观去理解东方管理或者相反都是不足取的。四是治理工具。即强调双向互动式研究, 注重各个国家不同的政府治理形态的研究与总结。 总之, 从西方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进程看, 这一研究领域尽管经历了兴起、衰落和复兴的曲折过程, 但它的发展却拓宽了比较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视域。据美国公共管理评论2000􀀁 2005年发表的350篇研究论文的统计, 所占比重最高的是公共管理或管理类的研究(占27% ) , 而从比较或国际视角的研究论文则排到了第2位(占24% )。[ 14] 644进入21世纪后,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的联动性的不断增强, 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容共生已成为各个国家的基本共识。同时, 随着公共管理相关学科的不断交叉与融合,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必将促进公共管理学科的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 1] 刘蔚华. 方法论辞典[M ]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8. [ 2] Dah,l Robert. The scien ce of pub lic adm in istrat ion: three prob lem s [ J] . Pub lic adm in istrat ion review, 1947, 7 ( 1) . [ 3] 刘然. 谈谈比较行政[ J] . 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1999, ( 4) . [ 4] W ilson, W ood row. The S tudy of Pub licAdm in istrat ion [A ] . In C lassics of Pub licAdm in is tr [ C ]. Shafritz, JayM. andM on tgom eryvan w art, H yd e A lbert C. ( Eds. ) . Th e Dorsey Press. 1987. [ 5 ] N. Joseph C ayer, C om parative pub l ic adm in istrat ion: defun ct, d ispersed, or redefined? Publ ic adm in is tration review [ J] . 1990, 8( 5) . [ 6] Ferry H eady, com parative and in ternat ional pub lic adm in is tration: bu ild ing in tel lectual bridges, pub lic adm in istration rev iew [ J ] .1998, ( 58 ). [ 7] K eith H enderson, Com parative pub lic adm in istration: The Ident ity C ris is, Journal of C omp arat ive Adm in istration [ J] . 1969, ( 1 ) . [ 8] S egilm an, In search of Com parative publ ic adm in is tration, Pub lic Adm in istrat ion Review [ J] . 1976 ( 6 ) . [ 9] A rnold J. H eidenheim er, H ughH elco, and C aro lyn Te ich Adam s, Com parative pub lic pol icy: the politics of social ch oice in Eu ropeandAm erica [M ] . New York: S t. M artin∋ s Press, 1975. [ 10 ] Jonathan Bendor, 􀀂 A Theoret ical Prob lem in Com parative pub lic adm in istration Pub lic adm in istrat ion review [ J] . 1971 ( 6 ) . [ 11 ] [美] 费勒尔∀ 黑迪. 比较公共行政(第六版) [M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12 ] Jam il E. Jre isat, C om parat ive pub lic adm in istrat ion is back in, p rud ent ly, Pub lic adm in istrat ion review [ J] . 2005, ( 2 ). [ 13 ] A delm an , C. , Jenk ins , D. AndK emm is , S. Reth ink ing C ase Study: notes from the second C amb ridge con feren ce. Cam bridgeJournal of Edu cation [ J] . 1977 ( 6 ). [ 14 ] Larry D. T erry. ref lect ion s and assessm ent: pub lic adm in is tration review, 2000 - 05. pub lic adm in istration rev iew [ J ] . 2005,( 6) .

第2篇：公共管理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接地气

长期以来，公共管理研究一直都存在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将公共管理学科作为一门应用学科积极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充分反映公共管理实践者的实际需求，并将公共管理其独特的价值和精神内涵在实践过程中充分展现出来；另一种则是将公共管理学科单独作为一门科学，运用科学手段对其进行相关研究，并探讨其内在规律。在我国早期公共管理的研究中，是以第一种观点为主，其主要原因是大多数研究者都是公共管理的实际工作者，研究人员在实践过程中得出公共管理其特有的价值及精神内涵，但其研究方法缺乏一定的科学性指导。基于此，在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过程中，研究者对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其科学性越来越高，越来越书面化，严重与实际情况偏离，使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出现了实践与理论不平衡的一种发展状况。

一、公共管理研究现状

在我国现阶段公共管理研究中，其最大的问题就是学术界与实践界的“互相不认可”。由于现阶段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公共管理在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亟待解决。由于长期以来体系不完善，研究形式较为单一，价值判断等存在一定的缺陷，我国现有的公共管理研究与实践缺乏必然的联系，直接导致了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现阶段指停留在理论层面。目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社会各个阶层、结构、运转模式等都较之以前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但是由于学术界和实践界在公共管理上的“互相不认可”，很难给我国新型公共管理体系提供相对完善的理论支撑，因此，要做好我国现阶段的公共管理工作，务必要将学术理论与现实实践相结合，真正意义上为我国的公共管理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二、引起公共管理研究与实践偏离的原因

在我国现阶段公共管理研究中，研究者大多以晦涩难懂的语言对其进行相关描述，笔者认为这是导致实践与研究偏离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共管理作为一种“舶来品”，其进入中国的时间简短，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无法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情况对其进行相应的理论指导。其次，在公共管理方面，我国公共管理的领导者试图将企业的管理经验与方法运用到公共管理当中，这样极易导致公共价值取向的缺失，不但不能发挥公共管理理论的重要作用，反而在发展过程中对其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另外，在公共管理的研究过程中，存在着从研究方法缺失到迷失的现象。在公共管理初期阶段，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缺乏相关科学性研究，但是发展到现阶段，公共管理研究又过于重视科学性研究技巧，导致其研究方法迷失，对公共管理研究实践并没有太大的积极作用。现代学术评价体系及低效的转换途径，严重阻碍了公共管理研究的传播。在公共管理的研究与实践中，很多研究者都太注重理论研究，缺乏相应的实践基础，导致我国公共管理在使用方面很难做到“接地气”。

三、公共管理研究“接地气”具体措施

（一）制定相应制度，繁荣公共管理理论。在我国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各种公共问题，这种外部环境为公共管理研究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我国应大力繁荣公共管理理论，构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共管理理论体系，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该如何构建一个多元管理模式，有效的提升公共管理能力等问题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关注。现阶段由于我国制度设计者的意识及能力认知有限，社会公共管理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影响，我们的制度往往不能充分反映我们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真正意义上实现我国公共管理的大发展大繁荣。（二）将研究方法合理化。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对象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且现阶段没有固定的研究方式，但可以证实的是，过分推崇科学性的研究方法是不适合我国公共管理发展的。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上，应与学科的价值取向相结合，摒弃单一的定量分析或者定性分析，应将研究方法合理化，采用混合的方法，既要肯定公共管理的科学性，又要注重其与实践性的完美结合，使公共管理研究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促进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更加“接地气”。（三）构建有效的传输途径。学术评价体系是影响我国公共管理的重要因素之一，学术评价体系是促进我国学术发展的推手，在实现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相互结合的问题上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公共管理研究过程中，应该从其生产背景出发，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相结合，并且将两者的使用进行相应的区别，即保证公共管理理论的科学性，又不偏离实践基础，通过构建一个多元的学术评价体系及相应的激励机制，不断拓展理论向实践转化的途径。

四、结语

在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度重视其学术性，导致了我国公共管理体系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使我国的公共管理发展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停滞，因此，在公共管理中不能只追求一味地“阳春白雪”，还要追求“下里巴人”，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才能真正使公共管理更加“接地气”，进而实现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

作者:马晓娟 单位: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委党校

参考文献

[1]贾哲敏.扎根理论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方法与实践[J].中国行政管理,2015,03:90-95.

第3篇：公共管理学研究方向范文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恢复和重建了公共管理学科，经过了差不多30年的建设与发展，该学科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推动了我们国家行政体制的改革，并为空额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提供了有效途径和方法。可在公共管理学科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科学研究方法、学科建设，特别是建立有效的分析研判学科发展出现问题后的解决机制，准确判断给学科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目标任务，来不断适应新的环境与挑战。

关键词：

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公共管理学科在我国国务院学会委员会的调整下，才首次作为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出现在高等学府中。因此，公共管理学科属于新兴学科，下设五个二级学科，分别为教育经济与管理、行政管理、社会保障、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和土地资源管理。从改革开放至今，公共管理学科以爆炸式的发展速度赶超其他学科,到现阶段，公共管理学科在各个不同层次的学校均有开设，学科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并在逐步完善成熟。

一、关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科学探索问题

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迅速，在保证学科发展的同时，更应加强科学研究，提升学术品质，丰富学科内涵，促进学科发展。第一，从方向上，应将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进一步结合。目前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框架是由学界的前辈在借鉴国外先进理论的基础上，再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初步构建的。因为我国国情与国外不同，而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还在发展完善中。对公共管理学科来说，不同的二级专业，研究方向也各不相同。无论哪个专业，都一定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从方法上，应该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定性研究是本学科基础，但与此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定量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学科具体探索中的引入、学习和应用。第三，从地域上，应联系实际，将公共管理理论研究本土化。一方面，应加强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理论建设，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由此可以与别国学者以平等的地位进行学科交流，共同探讨在全球范围内公共管理领域的差异与通性。另一方面，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与别国国情有所区别，所以应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出本土化理论。

二、公共管理学科的未来发展方向与主要任务

为培养出21世纪创新型公共管理人才，肩负起国家和社会赋予公共管理学科的使命，我们高等学校公共管理领域应找准目标定位、回应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扛牢学科本土化的责任，切实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加强科学研究，通过提升科研水平来促进教学质量发展。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内涵所在，是教育质量的根本保证。我们初步建立的一套学科教育体系，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学科支撑平台。未来学科的发展，应该转向研究质量和研究水平，创造新理论。为此，需要我们必须规范学术研究，厘清研究方法，理顺利于本土化理论创新的基本思路，及时把科学研究的创新内容转化为教学，使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发挥引领未来、适应发展需要、挑战全球竞争的作用。第二，着力加强教学质量，不断促进教学水平。要突出教学质量这个关键，凝心聚力加强教学质量建设，培养出符合国家和社会需要的公共管理型人才。高校公共管理专业应调整专业和教学模式，创新教学内容和方式方法，推动教学模式改革发展。现在，国家教育部实施了教学“质量工程”，这位改变公共管理学科教学模式提供了有利契机。我们要积极支持并参与“精品教材”“教学名师”“教学团队”“精品课”“教学创新实验区”等活动，加强、推动公共管理学科培训模式体质增效。第三，学科应统筹规划，协调发展。笔者认为，公共管理学科近年来发展势头过猛，现有规模与学科实际内涵已存在不相配的为题。所以可以暂缓学科规模建设，根据教育规律及市场需求科学办学，一面专业失衡，从而引发就业或其他危及社会稳定的问题。第四，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创新型师资队伍。学科队伍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本支撑，有一流的师资才有一流的科研和教学。公共管理学科是理论与实践交叉较为典型的学科，这要求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师，既要有多元化学科的知识背景，又要有敏锐的实践洞察力，具有参与、指导学生实践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龚翔荣.知识管理:公共管理领域中的新理念[J].甘肃社会科学,2016（3）

[2]朱立言.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动力与源泉[J].公共管理学报,2014(2)

第4篇：公共管理学研究方向范文

 

然而，公共管理学科几年来的发展也遇到了对公共管理学科涵盖范围的困惑，究竟什么是公共管理，它应当包括哪些领域?这是公共管理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关键问题，只有在这个问题上取得共识，公共管理学科才能得到健康、快速发展。

 

按照我国目前研究生专业目录(1997年)，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设:行政管理、社会医学与卫生事业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土地资源管理等5个二级学科。在本科专业目录中则是行政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土地管理、公共事务管理等四个二级学科。这两个专业目录有相同部分，也有不同部分,其差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在教学实践中，教师们也感到上述专业目录没有能全面、准确地覆盖公共管理领域。因此，不清楚地回答什么是公共管理这一问题，不利于公共管理研究生教育和本科专业的发展，不利于科学系统地培养不同层次的学生。从我国目前的学科划分看，公共管理是管理学的一个分支，所以，我们首先从管理学的研究领域来探讨公共管理的范畴®〇

 

一般认为，管理是人类对自身从事的各种社会活动进行计划、决策、控制的过程。以人类从事的各种社会活动所产生的事务来划分，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可以划分为三个领域，即私人事务、公司事务和公共事务。公共事务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产物，它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公共管理就是基于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公共事务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于各个国家。但是，公共事务会因为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因为国家体制、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管理模式和管理范围。一般而言，以下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领域都属于公共事务管理的范围，例如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社会保障、国家安全(国防与外交)、公共安全(食品、交通)、公共卫生与健康、基础教育、公共资源管理(土地、水、能源、道路)、城市发展(市政设施)、公共环境(污染防治)等。

 

公共管理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和非营利组织(NPO)，其中NPO是近年来随着“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改革而逐渐在世界各国发展起来，并日趋受到重视的。从政府角度讲，公共政策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重要手段，公共财政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资本资源,公务员是政府实施公共管理的人力资源。所以，公共管理不等同于我国一些学者所讲的行政管理，其涵盖的领域要宽得多。从上述判断出发，公共管理的教学与研究应当包括两大部分，一是研究公共管理实施主体及其运行机制的部分，简称“基础模块”;二是研究公共管理具体职能的部分，简称“职能模块”。我们分别论述如下：

 

一、研究公共管理实施主体及其运行机制的部分(基础模块)包括以下领域：

 

1、行政管理，主要研究作为公共管理实施主体的政府机构的组成、运作方式、治理机制、绩效管理等;

 

2、非营利组织(NPO)，主要研究NPO的组成方式、运行环境、管理模式与方法等;

 

3、公共政策，主要研究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检查、反馈机制，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4、公共财政，主要研究公共财政的收支机制，包括税收、政府预算、公共支出管理等;

 

5、公共人力资源，主要研究公共组织中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宏观人力资源政策等。

 

二、研究公共管理具体职能领域的部分(职能模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领域:包括宏观经济管理的有关方面，特别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特殊行业的管理;工商注册管理等，可以称为国民经济管理;

 

2、社会发展领域:包括就业与劳工关系、社会保障、人口管理、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管理、文化事业等，可以称为社会发展管理

 

3、公共卫生与医疗领域：包括公共卫生、医疗、食品安全等，可以称为公共卫生与医疗管理;

 

4、公共安全领域:包括国际事务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管理(交通、治安)、公共危机管理等，可以称为公共安全管理

 

5、公共资源领域:包括对土地、水资源、环境、能源的管理，可以称为公共资源管理。

 

可以看出，上述两个部分正好构成了两个纬度,以基础模块为X轴，以职能模块为Y轴，正好构成公共管理学科的矩阵结构。公共管理实施主体是落实公共事务管理的基础，公共职能部分是公共事务管理的具体体现,两部分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公共事务管理中都可以实现有机结合。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根据中国的现实,在现阶段，国民经济管理中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宏观经济调控都是公共管理应当大有作为的领域。因为，中国尚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20多年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政府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中有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这可能是中国公共管理的特色之一。

 

另外，由于在现代社会，公共管理的大部分职能是在城市中落实的，同时，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有不同的特点。我国正处在城市发展的关键阶段，缺乏城市发展规划和管理的人才，因此，可以考虑在公共管理下面设立“城市管理”二级学科。

 

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公共管理虽然是管理学，但是，由于它涉及领域的特殊性和内容的复杂性，它需要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做基础和支撑。特别是政治学和经济学，对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和发展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根据上述分析，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研究生教育可以按照上述领域设置十个二级学科，即行政管理、非营利组织、公共政策、公共财政、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国民经济管理、社会发展管理、公共卫生与医疗管理、公共安全管理、公共资源管理。在十个二级学科的基础上还可以设置三级学科的研究方向，鼓励教师和研究生在上述领域进行深人研究。

 

上述十个领域,特别是职能模块的五个二级学科领域中的问题，还有许多其它学科在研究，并且，对于这些公共事务的问题，也必须是多学科共同研究才能提出科学的解决方案，不是任何一个单一学科能够独立解决的。对于上述领域，公共管理主要是从管理学角度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公共管理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既定的体制、社会环境、可用资源等条件的约束下，通过选择管理模式和制定管理手段实现对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或者说，公共管理不仅要回答“为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回答“怎么办”的问题。可以看出，由于公共管理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任何一所高校想覆盖全部研究领域都是十分困难的，应当各有侧重。

 

从公共管理专业培养的学生层次上看，也应当各有侧重点。公共管理的博士研究生是培养在公共管理领域研究和教学的人才，所以，应当鼓励学生在系统掌握公共管理学科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在公共管理二级学科内细化研究方向。公共管理的硕士研究生分为学术型和应用型两种，学术型是博士生的前期预备阶段，只应占硕士生的一小部分。应用型硕士研究生是主体，对于没有过就业经历的硕士研究生，应当以二级学科为基础进行培养，以利于学生毕业后寻找就业岗位。对于那些在职学习的硕士研究生，例如MPA,应当考虑三级学科的特色,使得学生可以更密切地联系实际。在这方面，目前中国人民大学设立的17个MPA专业方向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公共管理专业的本科生则要体现宽口径、厚基础的原则，可以按照一级学科招生。对于研究和学习公共管理的本科生而言，“基础模块”是教学的基础，其中的课程是从事公共管理所必修的，要让学生了解公共管理实施主体及其运行机制的要求。在基础模块中,社会对NPO、公共财政、公共人力资源方向的毕业生也许会有一定的需求量。“职能模块”是本科生的专业方向，随着公共管理重要性的提高，社会上的需求会增加,它们将是公共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的主要领域。我们应当面向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实际工作需要，既可以按照公共管理职能划分专业方向，也可以将有关公共管理职能加以综合，形成“城市管理”等专业，以扩大学生的就业选择空间。

 

同时，也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时期的社会需要，在上述二级学科的基础上，设置一定时期社会需求量较大的三级学科，如食品安全管理、社会保障管理等专业。但是，从本科生未来职业发展的角度看，原则上不应当鼓励本科生设置的专业过细。或者，可以根据中国高校分层的特色(教育部直属高校、地方学校)和地方差异的特色，在地方院校中突出专业细分的特色，以利于本科生学生就业。

第5篇：公共管理学研究方向范文

(一)狠抓师资队伍建设，奠定专业建设基础师资队伍是专业建设的主体，也是专业建设的载体。没有高质量的师资，不可能提升专业建设水平，也不可能培养高质量人才。“211”理工院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师资比较薄弱，师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福州大学自设置该专业以来，在学校和学院的支持下，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加强师资建设，提高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水平。(1)从“985”高校引进优秀博士6名，这6名教师现已成为专业的骨干教师;(2)支持5名教师攻读博士学位或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使得教学和科研水平得到了大幅度提升;(3)聘请“985”名校博导兼职担任专业教师，为专业建设提供指导和帮助;(4)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工作，不定期举办教学研讨会和交流会，承担教学研究和改革课题，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二)充分激发教师参与专业建设的积极性，把师资优势转化为专业建设的优势尽管专业建设与学科建设有相通之处，但由于建设目标、实现方式等差异，专业建设有着自身的逻辑和特点，高质量的师资并不一定意味着高质量的专业。所以，做好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建设工作，非常有必要在师资队伍建设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采取措施激发每一个教师参与专业建设的积极性，从而把师资的优势转化为专业建设的优势。(1)鼓励教师参与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对于参加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的教师，学院给予相应的工作量。如参加1项校级教改项目，相当于完成了1/20年工作量;(2)鼓励教师发表教学研究和改革论文。根据学院政策，发表在一般刊物的学术论文不计工作量，而教学研究与改革的论文则计算工作量。根据目前学院工作量计算方法，每篇教学研究论文计7个工作量，高出核心期刊学术论文工作量40%;(3)提高教学工作的地位。在教师工作量的计算中，提高教学工作量系数的权重;(4)要求并鼓励教授担任本科教学工作，规定教授每学年必须承担最低本科教学时数，并以相应权重计入工作量;(5)认可各项校级以上教学奖项的工作量。通过以上措施，避免了重点高校广泛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的状况，极大激发了教师参与专业建设的热情，有效地把师资力量转化到专业建设上。

(三)调查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为专业建设提供现实依据人才培养质量是衡量专业建设成败的根本标准。由于社会治理环境的变化，政府以及非政府组织治理社会的理念、模式、方式、政策等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化中，相应地，对人才培养质量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鉴于此，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建设不能只从理论和学科逻辑上研究，而非常有必要展开相应的调查研究工作，了解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要求，为确定特色方向，优化课程体系等提供依据。只有这样，专业人才培养才能经得起社会和人才市场的检验。第一，调查研究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特色方向。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口径很宽，至少有二十几个专业方向，选哪一个方向作为突破口，取决于师资情况，更取决于社会的需要。2007年，选择人力资源管理方向作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突破口，是经过人才市场调研反复认证的结果。第二，加强专业毕业生的跟踪调查。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在统筹兼顾的前提下，建立多渠道的毕业生社会评价反馈系统，多渠道了解信息，采纳毕业生对人才培养质量、方式、课程、实践等环节的建议，并以此为依据，调整人才培养计划。第三，多渠道了解就业单位对公共事业管理毕业生的要求。通过会议、集体或个别交流、专门调研等方式，了解用人单位对专业毕业生能力、素质、知识、实践等方面的要求，并作为调整培养计划的重要依据。第四，到其他兄弟单位，尤其是公共管理类专业较强的“985”大学调研，了解和学习他们先进的人才培养模式、经验和理念，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借鉴、吸收为我所用。第五，认真学习国家有关公共管理改革和动向，为课程设置、调整以及课程内容的更新等提供依据。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管理，公共管理也是专门服务于政府等部门的学科，公共管理类专业需要政府改革的动向，这也是公共管理类专业区别于其他专业的显著特点。最近党的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很多公共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如社会治理、廉政建设、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等问题，这些问题有必要融入到教学内容之中，或开设专题讲座，或安排学生理论结合实际讨论等，这也是本专业建设下阶段重点努力的方向。

(四)结合学校学科优势，突出专业特色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具有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双重特征，不同学校根据师资力量和办学传统在理论和实践上各有侧重。一般而言，“211”理工类大学包括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在内的文科专业总体上比较薄弱，突出专业方向在专业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福州大学理工见长，文科相对薄弱。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设立时，专业基础政治学学科比较薄弱，缺乏相关学科的支撑，几乎是从零开设，和其他很多设立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985”高校相比，存在不小的差距，重复其他高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发展道路，无疑永远落后。在这种形势下，只有结合学校理工学科优势，走靠特色取胜的发展道路。1.确立人力资源管理的特色发展方向1998年专业调整后，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口径非常宽广，涵盖了以前十多个专业，每个学校的专业方向各有优势。自2005年起，经过两年的调研以及院(系)内部反复讨论和论证，2007年最后确定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作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特色方向。并从2007年起，逐步调整专业培养计划，按照“成熟一门、开设一门”的原则，逐年增加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现已开设了8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把人力资源管理确定为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特色方向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二年级公共管理类学生选择专业时，第一专业志愿的人数从不足10%逐年提高到50%，约占学院公共管理类专业总人数的一半。2.突出定量分析方法与技术能力的培养充分利用福州大学理工见长的优势学科，在专业课程中开设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运筹学、信息技术与定量分析、行政决策理论与方法、管理信息系统、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公共项目管理等一系列定量分析理论与技术的课程。在体现定量分析方法与技术特色和优势的同时，拓宽了专业口径，为学生就业和继续深造提供了更好的专业平台。3.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包括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在内公共管理学科专业，突出的特点是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鉴于我校公共管理学科相对薄弱，重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不仅是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要求，而且也应成为我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特色。具体措施如下:其一，建设专业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满足专业特点的实习场所。现已建成了7个稳定的专业实习基地，可满足全部专业学生课程和毕业实习的需要;其二，提倡情景模拟教学。通过模拟实践情景，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其三，鼓励案例教学与讨论。提供典型案例，结合理论知识探讨;其四，要求毕业论文必须结合专业特点，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最后，夯实实践性课程，结合专业特点，安排了11门专业实践性必修课程。

(五)以质量为核心，不断改革创新专业建设思路、特色和措施等是一定外部环境下的产物。有关专业建设宏观性纲领性文件(如相关制度、人才培养计划等)以及微观的措施(如教学方法与手段等)要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前者为专业建设奠定制度保障，后者使专业建设落到实处。1.进一步完善制度建设教学管理制度是保障专业建设的基本依据，并要随着人才培养理念的创新、社会对人才要求的提高不断完善和创新。为此，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进一步完善了教学运行的相关制度，如请假制度、调课、毕业实习、毕业论文、课堂教学、课程考试考核、教师教学工作考核、教学研究与改革等相关制度，通过完善以上相关制度，为专业建设保驾护航。2.不断完善人才培养计划人才培养计划是关于学生培养的目标、课程安排及要求的纲领性文件，随着社会对人才要求的不断提高，需要不断完善和调整。可以说，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也是人才培养计划不断完善的过程，更是人力资源管理特色方向不断体现的过程。以特色课程为例，从最初的1门增加到了现在的8门，涵盖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主要的核心课程。3.积极承担各项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教学改革是专业建设的抓手，也是做好专业建设，后来居上的重要途径。鉴于此，自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开设以来，公共管理系就一直重视各项教学研究和改革项目，自2009年来，共承担各类教学改革项目11项，发表教学研究与改革论文25篇，获各类教学优秀以及教学成果奖20项，精品课程建设项目4项。通过以上措施，教学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

(六)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把科研优势转化为专业建设的优势经过十多年的建设，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教师具有较强的科研力量。近四年来，独立或第一作者发表了120多篇高品质的学术论文，承担了60多项的横、纵向科研项目，其中省级以上纵向项目22项，国家社科和自科基金项目4项，有代表性的转让或被采用的科研成果三十多项。专业建设有必要解决教学和科研相脱节的问题，专业建设和科研相结合，使科研优势有效转化为专业建设的优势。具体措施如下:(1)开设教授专题讲座，原则上要求每位教授结合自己的研究，每学期为高年级的学生开设专题讲座;(2)要求教师在授课的过程中，教学内容要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3)毕业论文选题，尽可能让学生结合导师的研究课题，据近三年的毕业论文选题统计，90%的论文选题时根据导师的研究课题确定，或作为导师研究课题的构成部分;(4)在从事课题研究的过程中，让高年级学生参与课题的研究工作。

二、结论

(一)“211”理工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应充分利用理工学科优势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是典型的文科专业，以人文社科见长的综合性重点大学无疑具有先天的优势，而“211”理工院校一般人文社科较差，理工学科较强，如复制综合性大学专业建设的模式，无疑永远处于追赶的过程中。所以，“211”理工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建设，应充分利用工学科优势，实现学科融合，突出优势和特色。

(二)“211”理工大学同样可以建设好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是一个相对年轻的专业，在文科专业中，“211”理工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建设与综合性大学相比，差距相对较小，只要理工大学充分发挥理工学科优势，找准特色方向，完全可以构建区别于综合性大学成功的专业建设模式。

第6篇：公共管理学研究方向范文

从已往的考察分析中我们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虽走过了不菲的历程，其理论建构却长期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公共管理研究的历史留给人们更多的印象不是知识的积累、融合与扬弃，而是不断的变化、中断或革命，多元的、经验的观念变革或差异冲突压倒了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公共管理学研究没有锁定稳定的轨道，它的兴趣范围似乎是随意和无限的;它没有发展出一套方法论或主流意义上的研究纲领和范式，据此将不同的学者联系起来，便于他们之间的沟通和对话;它的研究对象或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仍模糊不清。这不仅使其无力有效应对实践及相邻学科特别是政治学对自己学科地位的挑战，难以摆脱所谓的“认同危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学科信仰及从业热情受到挫伤。［2］“大问题”的提出从一个角度表达了人们为摆脱此类危机或困扰所做的努力。1995年，贝恩发表了《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一文，率先拉开“大问题”讨论的序幕。受物理学启示，贝恩认为在公共管理学领域存在三个像物理学家经常讨论的基本问题，称其为公共管理研究的“大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所谓的微观管理，即公共管理者如何打破组织运转中“程序规则———不良业绩———更多的规则”这种微观管理的循环?公共管理的不良绩效与围绕管理关系存在的主体间的相互不信任有关，这种不信任会抑制公共组织的表现，在不信任、差的工作绩效和规则制定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如何削减内在于不同主体之间的不信任，打破微观管理中的这种循环，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一大难题。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激励，即公共管理者如何鼓励人们努力、智慧地为达到公共目的而工作?经济学虽然将委托关系看作组织行为的中心问题，但由于它将控制而不是激励看作有效委托关系的关键，使委托范式暗含着可能偏离实际的假定①。在经济学家那里以委托人怎样控制人行为为核心的委托问题，在应用中转化成怎样避免委托人试图控制人时引起的功能失常行为问题。如果公共管理者不知道怎样更好地达到社会目标或什么目标应当被追求，如何激励公职人员以智慧而努力的方式去为公共利益而工作，便成为公共管理效率改进不能回避的又一难题。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的度量，即公共管理者如何以利于提高工作成就的方式度量他们机构的表现业绩?为了知道一个公共机构或其成员是否做了好的工作，必须界定完成什么对好的工作业绩能做出贡献，由此确定度量的对象。而确定与工作业绩内在相关的度量对象常常是困难的。当投入和产出度量不能揭示组织真正所完成的业绩时，较好的方法也许是去检查组织运作的结果或影响。在工作努力和结果的关联又不总是明显的情况下，断定组织成员工作的努力程度常变得相当困难。如何度量工作业绩以推动公共事业的发展因此成为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3］313－324在贝恩看来，上述三个问题都基于这样的假定:公共管理者和研究者的工作不仅仅是理解公共机构的行为，而且是如何改进公共机构的表现。如果研究者们能有效回答这些问题，则将为提高公共机构的绩效做出贡献。贝恩的文章发表后很快引起社会反应，纽曼(1996)和柯林(1996)的论文代表着最早的学术反应。针对贝恩的研究漏洞和操作偏好，在题为《什么使公共管理学成为科学?或“大问题”真的大吗?》一文中，纽曼倡导在哲学层面上考虑学科的大问题。认为对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揭示必须在这门学科研究最基本的层面进行，且应当揭示该学科的本质和存在动力。真正的大问题不应当是贝恩意义上的应用问题，而应当属于这类问题:什么是一个组织或公共组织的本质?公共组织如何与它的环境相关?管理一个组织意味着什么?［4］409－415在题为《民主制中的公共管理学大问题》中，柯林表达了与纽曼和贝恩皆有所不同的观点。基于公共管理与政治、法律等社会因素的密切关系，柯林认为公共管理学大问题的确立必须满足四个标准:根植于民主政治的达成;提高到社会的水平;面对集体行动手段的复杂性;强调更加有效的社会学习。在此标准下，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包括7个既是研究性也是行动性的方面:(1)什么是集体行动的手段，据此保持既向民主政治过程也向核心的社会价值负责?(2)什么是社会中集体行动的非政府角色，怎样保护和培育这种角色?(3)基于功能和地理上的政府结构之间有什么适当的权衡?(4)怎样解决国家和地方在政治舞台上的紧张局势?(5)什么样的决策可以“孤立”于正常的政治程序以使其他的理论原则可以被利用?(6)什么样的平衡在中立的能力、代表性和领导之间应当被采取?(7)如何提高社会的学习过程，改进有效选择、可替代后果、达成目标、特别是培育和发展民主政体的知识?［5］416－422

二、新研究及其特点和方法

基于人们对公共管理学学科建构的不满及理论重建的需要，围绕“大问题”的首轮之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社会反响。认识到“大问题”研究的重要和激励效应，美国《公共管理评论》不仅于2000年发表本刊编辑的专文(CamillaStivers，2000)，对“大问题”研究的意义予以肯定:跨越不断增加的公共管理分支学科和特殊的读者群体，给日益碎片化和微观化的研究以根基，更好地服务于公共管理的学术和实践;［6］194－199而且在2001年开设专栏，给“大问题”研究的深入予以鼓励。柯林作为“大问题”早期争论的特殊专家，在专栏开篇中发表了《大问题对公共管理研究之重要》一文(2001)，强调并阐述了“大问题”对民主社会公共管理学术研究与实践的价值。柯林认为，有效认同并处理“大问题”的最大挑战来源于我们过度关注组织运行中的工具问题。“大问题”不应集中于工具而应聚焦于公共管理对社会的后果和价值方面，公共管理怎样影响社会应当成为聚焦的中心，“大问题”应当由此论域引申出来。除了自己倡导的倾向，柯林总结了“大问题”研究在其他方向所做的工作。一些研究继续在机构组织工具层面及人管理方面开展工作，以期在微观管理方面有所发现;一些研究聚焦于公共管理的功能机制如何克服现代国家中存在的分散独立和碎片现象，以期形成更为广泛的治理、网络和行政连接的理论;一些研究将视野从人操作层次拓展至非政府组织行为对公共事务的影响;一些研究则在“治理改革”框架下将焦点置于社会行为者对公共管理人的影响。柯林在坚持自己1996年观点的同时认为，对于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来说，“大问题”的回答和提出同样重要和急迫。回答的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虽会得到改进，但有效的回答无论何时都应当是理论坚定、经验准确和可执行的。柯林重申，公共管理是人类活动的一个中心，人类需要公共管理及其机构。然而，公共管理的成功不在于工具层面，而在于它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持久价值。公共管理学的大问题必须涉及怎样使我们的社会对公民更好而不是更糟这种持久的价值方面。［7］140－143不管柯林如何呼吁，新世纪以来的“大问题”研究似乎并未朝着他期盼的方向迈进，其整体上呈现的是一种多元分散的趋向。与20世纪集中于普遍性问题的争论有所不同，认识到研究起点、观察维度对结论的影响，一些学者以方法论变化为手段，寻求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突破。在他们看来，公共管理问题研究必须虑及管理过程依存的关系和背景。譬如，孤立地考察一种管理行为，与将其置于网络关系所得的结论是不同的，对于“大问题”的确立也因此可能相异。关注公共管理行为的依存条件，既是对象世界的客观逻辑，也是科学认识的方法论要求。艾格雷诺夫、麦圭尔(RobertAgranoff，MichaelMcGuire，2001)和卡拉汉(RichardF．Callahan，2001)的研究表达了这一倾向。与此同时，意识到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依存关系，另一些学者将研究对象延伸或拓展到公共管理的分支学科和应用部门领域，通过对区域和具体问题的分析为普遍性大问题研究创造条件。这包含有两种学术趋向:一种趋向在寻求、总结“大问题”的过程中将研究视野延伸至公共管理学科内的分支领域，以此展示“大问题”存在的丰富内涵和微观基础，布鲁克斯(ArthruC．Brooks，2002)、库珀(TerryL．Cooper，2004)的研究大体归于这一倾向;一种趋向将“大问题”探究拓展到感性具体的应用管理部门，与此匹配的分析和观点虽不具有普适性，对普遍性问题的概括和检验却提供了一种经验支持，是公共管理研究不可或缺的论域之一。登哈特(RobertB．Denhardt，2001)、席格勒(BeverlyA．Cigler，2007)以及其他对具体公共部门管理事务的考察体现了这一研究倾向。就理论重建而言，延伸研究和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的讨论更具意义。和传统公共管理研究给人的印象一样，在对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梳理中学者们已经发现，研究方式或方法论选择的过度分散有可能使公共管理学研究重蹈“认同危机”的旧辙。致力于理论重建的努力虽然使“大问题”研究者认识到了集中统一的某种重要，但远未达到贝恩设想的集中状态。相反的是，公共管理论域的“大问题”越来越多并日趋多元和分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但研究方法的差异是主要原因之一。观察维度和逻辑起点的不同反映的就是方法论的一种差异。贝恩和柯林在早期争论中所以会各执己见，首先源于他们研究中选择的逻辑起点彼此不同。贝恩的研究从机构开始，因而微观组织和管理技术被赋予重要地位。柯林的研究从制度开始，民主政治、社会参与自然会被赋予更大的权重。为解决大问题研究中的分散化，卡拉汉于2001年发表了题为《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方法中连结与隔断的挑战》的论文，主张建立一种包容广泛、能够将不同层次的研究连接起来的新的基础或起点，用以克服单一维度或层面分析的局限。［8］493－499譬如，以社会作为研究起点或观察维度就可能具有这种包容性。社会是一个广泛系统，个人、团队、组织、制度等各种现象及其相互作用皆可有序地纳入其中。当以社会为基点考察“大问题”时，人们必须顾及社会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及各种现象间的秩序与嵌套关系，对“大问题”的概括便容易趋向一致或融洽。站在社会角度看待组织与制度，以组织为起点的贝恩的研究和以制度为起点的柯林的研究便不再表现为形式上的严格冲突，而显现为本质上的交融或趋同。因为现实社会中的组织和制度是不可分割的两种行为方式。组织存在于制度之中，制度依靠组织得以建立和实施，它们皆属社会系统互惠存在的构成部分。与卡拉汉直接从方法论角度寻求改进研究的做法不同，艾格雷诺夫和麦圭尔(2001)从公共管理对象及其存在方式与背景转换维度，体现了方法论变化对“大问题”认知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不同的管理对象应当有不同的运行规律和管理理论，基于其上的“大问题”因此也应当是不同的。如果说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多以单一组织的研究为核心，则现代公共管理研究必须致力于交互作用背景下的管理问题和规律。公共网络管理提供了发现这种问题和规律的一个平台。2001年发表的《公共网络管理中的大问题》是二人基于这一观点所做的尝试。受数学学科的启示，这篇文章首先也对“大问题”研究予以充分肯定。如果说希尔伯特100多年前对未来数学研究提出待解问题被传为佳话，那么它同时也向学术研究传递了一个信息:那些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不仅不是学科发展的障碍，而往往相反是学科活力所在的象征。公共管理学应该属于这样一个学科，它需要发现并解决属于自己的核心问题。日益凸显的公共网络管理研究是这一学科的重要构成。网络意味着对单个组织的超越，在组织群体的交织中看待并实施管理，这与传统聚焦于边界清晰的单一组织管理有所不同。当公共管理面临的不是一个机构，而是多重组织如多重政府交织的存在对象时，既难以划定清晰的边界，也难以依靠线性的组织权威和官僚层级指令，便需要建构超越传统的管理理论，建立基于网络关系基础上的新的公共管理学说。为建立这样的学说，作者提出并讨论了与公共网络管理相关的七个“大问题”:(1)是否有一个等同于传统管理程序的功能网络，在网络管理中存在相同的计划、组织、人事、指导、协调、报告、预算即POSDCORB①?(2)网络管理中的群体决策与工作中那些基于行为科学或其他学习与决策过程的方法是否相似?(3)网络提供的灵活性是否超越快速的适应或程序调整?(4)网络以什么方式采用相互的自我责任?(5)网络中与组织法律理性权威相对应的凝聚因素是什么?(6)网络中的权力如何展示，它对群体问题解决的影响是什么?(7)公共管理网络产生不曾发生的结果吗?［9］295－326

三、非营利管理研究对“大问题”的回答

除方法论上新的尝试，将研究对象下延到公共管理学科的分支领域，透过对分领域问题的微观考察，寻求或检验对普遍性问题的回答，是新世纪公共管理“大问题”研究的又一倾向。在此方向，布鲁克斯和库珀的研究具有一定代表性。在2002年发表的《非营利管理帮助回答公共管理的大问题》中，布鲁克斯试图通过对非营利管理问题的分析寻找公共管理“大问题”的答案。这种分析从非营利管理研究议题的分布开始，目的在于发现“大问题”集中的领域。根据《非营利管理和领导》杂志编辑丹尼斯•杨(DennisR．Young，1993，1997)对“当代非营利组织关键问题”的界定和归类，布鲁克斯考察了1993至1997年该杂志的主题及所占比例，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类:委员会治理8%;行政领导8%;人力资源管理12%;财政资源7%;对变化的战略适应9%;组织结构14%;表现度量8%;其他34%。考察1990至1998年其他一些非营利问题学术杂志发文的主题，发现基本议题也多集中于以上方面。由于这些议题与贝恩的“大问题”多有重叠，通过它们可以对贝恩的“大问题”做更深的透析。［10］259－266依据贝恩的观点，公共管理部门中的委托人即被选官员不能通过规则的强化很好地管理人的行为，由此导致微观管理中不信任、更差的工作绩效和更多规则的恶性循环。在缺乏较好绩效控制技术的情况下，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需要削减不信任，这要求合理界定委托人和人的角色。布鲁克斯认为，与一般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的行政等级更具模糊性。譬如，非营利董事会负责其组织高层的监管时，经常会被要求产生诸如负责筹款、协调管理等具体的功能行为，由此延伸了董事会的责任链。当董事会这样去做的时候，意味着委托人可能就是人自己。这种委托人和人角色的模糊状态会影响董事会的有效治理。为了提高非营利管理的工作效率，董事会的任务应当合理地限于政策层面。有效的非营利管理董事会倾向于与组织的日常行政无涉，它们对于操作层面事务的干预仅仅限于危机时期。这些特点与公共管理明显相似。在公共部门管理中，那些高高在上拥有决策权的委员会也常常对组织运行的官僚程序感兴趣，这不但会降低董事会的效率，还可能导致一类基于委员会介入细节而引发的危机。从中得到的教训是，董事会和委员会的操作干预都应限于危机时期，且危机干预必须是经济的。虽然非营利董事和公共部门的委托人有所区别，但二者关于微观管理的问题和答案是相似的。从非营利管理存在的问题和消解方向可以看出，为了消减公共管理领域委托关系中的不信任，澄清委托人的使命并将其在人层次的干预限于危机情境十分重要。公共部门的雇员管理可以从非营利志愿者激励问题的分析中发现启示。雇员激励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又一个“大问题”。公务员的特殊地位使公共管理者难以像企业家那样解雇或奖励任何人;而公共管理绩效认知的困难既意味着道德约束的失控，也意味着不当激励出现的可能，并由此引发坏雇员驱逐好雇员的现象。在此背景下，考虑到公共部门较低的工资，非金钱补偿成为一种平衡机制。布鲁克斯对此的解释是:一个雇员在任何领域挣得补偿C，那里C=W+V。W代表着货币类收益如工资，V代表非金钱收益如工作满意。想象一个雇员在两份工作之间进行选择:一份是私营公司的工作，货币收入为Wp;一份是地方政府工作，货币收入为Wg。如果Wp＞Wg，但是雇员选择了地方政府工作，则存在Vg＞Vp，即非金钱收益在政府部门比私营部门更高。这表明公共部门对雇员的激励主要来自非金钱收益。和政府一类公共部门相比，非营利部门管理涉及一些特殊情形，如志愿者劳动力介入的货币收益为零(即W=0)，他们的收益补偿全部来自非金钱力量方面(即C=V)。如果货币收益为零，激励一个人成为志愿者参与非营利性活动的动力便只能从非货币收益方面去寻找。这种非货币收益虽然大部分不能为管理者所操纵，其主要方面却可以被分离出来予以考察，它们构成激励志愿者行为的主要因素。诸如:认识到活动的意义而为社会或社区改进而工作，做有责任的公民;表达个人态度，显示对他人的关爱;学习新知识和技巧，增加职业生涯的选择机会和能力;发展领导和团队技巧，建构自我尊敬，提升或赋予生命以意义;经历新挑战，丰富自身阅历，体验积极的组织文化，享受特殊时光。这一切对志愿者来说都是与货币收益不同的奖励。在志愿行为关系中，给予者和接受者会存在一种双赢情景，志愿者在给他人带来福利的同时也提升了自己。公共部门管理中的雇员激励虽不完全等同于志愿者的招募和保留，但二者之间的部分重叠使前者可以从后者得到启示。譬如，非金钱雇佣关系在公共领域和志愿者领域应当是被认同的，认识到形式多样的非金钱收益的激励价值，在不增加费用的情况下，管理者有可能实现对非营利或公共部门工作的改进;营销大部分无形收益对招聘、保留和激励非营利或公共部门的雇员都会有所帮助。绩效度量是贝恩提出的公共管理的第三个“大问题”。对此问题的解答虽存在良好意向和努力，结果却始终不甚理想。人们致力于量化标准的发现和应用，不断强化投入产出意识，公共管理的绩效评价依旧充满模糊性。普遍认同的原因是，目标的多元化使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难以有明确的界定和标准，也缺乏让公共管理者自己去澄清的激励。布鲁克斯认为，公共机构中也许不存在像企业生存必须维系的那种可测度的成本或利润底线。非营利管理存在类似的情形。一方面，非营利组织必须拥有并认识到它的生存底线，以避免倒闭或消亡的风险;另一方面，非营利组织也存在目标的多维或模糊性，且经常被寄托或赋予公共使命。在此状况下，发展一种绩效评估的多维方法，是度量非营利领域业绩表现的合理选择。布鲁克斯介绍了库什纳和普尔(Kushner，RolandJ．，andPeterP．Poole，1996)围绕这一问题构建的模型，该模型从4个维度界定非营利组织的业绩表现:(1)是否获得机构运作需要的充足资源或资金;(2)是否以最小成本或效率的方式产出所需要的东西;(3)是否以依据组织使命的要求达成了既定目标;(4)机构服务的顾客是否满意。在目标多元的非营利系统，这些维度都存在于一个反馈环中。例如，资源的不足既可能引起操作缺乏效率，也可能拟制承诺的目标达成或伤害选举人的满意，而这些负面效果又会引起更大的资源危机。因此，任何对这些维度的忽略都会产生对组织绩效理解的残缺。绩效考察的这种多维方法对公共部门管理富有启示。全面质量管理在政府机构的应用就具有这种多维特点，涉及对“顾客”满意、目标达成、持续改进、员工参与等多方表现的度量。比较非营利管理与公共部门的业绩表现可形成如下共识:寻求单一公共机构业绩表现的度量方法可能是不合适的;业绩表现的构成不仅包括组织的运作效率，选民满意，也包括机构资金的重组和目标的达成。这些维度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反馈机制，忽略其中一个因素同时意味着其他方面可能存在麻烦。公共部门的绩效度量应同时在多个维度来展开。

四、延伸研究:对行政伦理“大问题”的考察

公共管理在理性意义上应当有其规范的伦理基础，但这种基础具体是什么却时常困扰着公共论域中的许多学者和实践者。2004年，库珀发表了《行政伦理的大问题:对集中研究和合作努力的需要》一文，将“大问题”研究延伸到行政伦理领域，试图对公共管理伦理的规范基础给予说明。［11］395－407对这一问题常见的非正规表述是:哪种伦理在政府行政决策中应当被采用?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基于宗教、政治、文化或生活经验及其他社会化经历之上有个性的伦理观点。除此之外，社会上还存在称之为“职业伦理”的行为规范，公共行政伦理既是这种规范的一部分，也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纵深发展的重要领域。库珀概括了这一领域备受关注、可视为公共伦理选择价值基础的5个议题:(1)政权价值与宪法理论。自由、平等和财产权是与此相关的规范价值。(2)公民权理论。公共行政管理代表公民，是以信托形式行使公民赋予的权力，并承担责任代替公民处理公共事务。(3)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政府行为核心的组织原则，该原则虽从未单独成为被接受的中心，却是行政伦理主要的价值规范之一。(4)美德。美德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深奥假定，而是生活中常见的性格特点或道德现象，将其理解为行政伦理的特点之一是对理性主义的矫正。①(5)公共利益。公共利益作为政策和行政决策的终极原则发挥作用，提醒并约束公共管理行为必须代表广泛分享的人民利益而不是特殊群体的独占利益。这些具有美国特点的价值规范是否和怎样适合于其他国家令人深思。行政伦理规范的创造因国家而异吗?有没有可称之为全球行政伦理的东西?如果行政伦理是社会性建构的，当社会交往使世界正变成相互依靠的整体时，是否会出现或建构出公共行政管理的全球伦理?与此关联的公共行政伦理的一个“大问题”是:基于个别国家或地区社会基础之上的行政伦理范式在全球适用吗?库珀的回答是肯定的。早在《跨国世界的公共管理伦理》(2000)中，库珀与其合作者尤德(DianeYoder)就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正面解答。他们考察了自1970年以来大量的国际条约、协定、合同、公约和项目，发现其中蕴含着一些彼此认可或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基础:自主决定、自由、真诚、信任、善始善终。这些价值观既与美国文化相吻合，也适用于其他国家或地区，只是人们常常不知道它们怎样被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所采纳。譬如，缺乏透明度产生的负面影响或破坏作用使得任何一个政府都面临压力，如果某个政府期望它的国家能够长期繁荣和稳定，就不得不增加其政治决策和公共管理的透明度。作为对政府信任的基础，透明度就可能成为全球公共管理追求的伦理价值。如果全球性价值伦理确实存在或能够为人们所重建，是否会导致多样性世界文化的破坏或同质化、西方化?库珀的回答是否定的。尽管不同文化覆盖的融合是可能的，但人们依旧可能在一个包容广泛的文化中保持其生活与行为个性，一方面富有地区特点，同时又介入全球文化。如何进行组织设计以支持伦理行为是库珀认为的公共行政伦理的第二个“大问题”。以迈欧格拉姆(Milgraam，1960)在耶鲁所做的实验和津巴多(Zimbardo，1970)在斯坦福所做的实验为例，库珀分析了层级官僚组织的两个局限:不仅在激励职员的行为方面是失败的，而且常常阻碍他们产生正确的伦理行为。譬如，在迈欧格拉姆的实验室中，不同年龄、性别、职业、宗教倾向或教育水平的受试者，在有关提示和组织文化的诱使下，多会产生抛弃个人伦理责任的异端行为，如以痛苦和危险的方式对他人实施电击。迈欧格拉姆将这种现象解释为“角色转变”，即通过心理角色的逐渐过渡，受试者从相对自治的主体存在变成了实验意志的某种工具。当人成为工具时，便不再为个人的行为承担伦理责任。津巴多的实验则发现，大学生在模拟监狱分配的角色中，很快会变成对犯人有虐待倾向的恶劣的护卫，或对其他人和护卫实施侵略性报复的囚犯。在此，护卫和犯人一样被组织中关联的角色所俘获。这些与有关文献用“组织人”、“微观政府”或“组织支配”概念刻画官僚组织对其成员行为的塑造作用十分类似。“组织人”概念(WilliamH．Whyte，1956)描述了组织成员如何忠诚地被组织所捆绑，以至于毫无疑问地依据组织的期望决定自己的行为;“微观政府”概念描述了不管伦理和法律如何规定，雇员都被要求是他们组织监督者的命令服从者;“组织支配”范式则反映了组织通过强化能够使其利益最大化的心理威胁支配它们雇员的生活，由此导致成员行为的单调或片面化。大量文献和行政伦理案例显示，组织倾向于剥夺或阻碍其工作人员坚守他们的职业良心或伦理自由。是否能够建立一个倾听并支持伦理诉求的公共组织，有赖于公共管理伦理专家和组织问题专家的合作努力。库珀提出的最后一个伦理“大问题”是，为公正起见，什么时间应该平等或不平等对待人们?传统观点认为，为了公正地对待每个人，必须同样地对待每个人。20世纪中叶后社会的多样化发展对这一观念提出挑战。公民权运动、反贫困运动、妇女运动、环境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其他伦理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多元诉求迫使人们意识到，同等待人未必对每个人就是公正的。在回应多元化的公民社会及其偏好与诉求方面，基于理性化、标准化的传统观念有着名不副实的困难。客观的情形可能是，在接受以官僚机构为中心给予的服务时，许多公民经常觉得他们得到了不公正待遇。由此引出的一个伦理问题可能是，公正并不要求任何时候都同样地对待人们。在一些情况下，它要求给予相同待遇;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可能需要差别待遇。但清楚理解这两种公正方式的标准时常也是困难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能看到公正与差别待遇如何取得一致性，譬如，公共政策涉及残疾人待遇时给予的特殊照顾，在社会心理上通常是被接受和支持的。在一些案例中，人们却茫然于明显的观念冲突，譬如，同性恋者们基于平等的观念坚持维护他们结婚的权利，要求同性恋者之间对忠诚的承诺应该被像其他人那样得到对待;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婚姻应该仅仅存在于异性之间。由此引起的激烈争论是:什么样的资格应同等对待，什么样的同等对待应该禁止?以相同方式对待每个人也许不是理想的普世价值观，但何时需要平等对待，何时需要不平等对待，则常常使人限于困惑。如果公正和平等待人不总是等价的，我们必须解决这样一些关联问题:什么时候不平等对待是公正的，什么时候平等对待是公正的?是应该标准化每一个问题，还是给予一些情况特殊考虑?假若各个方面的情况都要考虑，又如何对标准化和多样性进行综合?

第7篇：公共管理学研究方向范文

摘要：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研究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管理的活动学科。随着社会发展形态的不断变革，公共管理作为一门新的管理学科，相继在各国政府与社会的治理中应运而生。现代公共管理学在我国综合治理的具体运用中也出现了管理性质、管理范围、管理内容和管理方式的新变化。本文在公共管理学原有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对适应时展的现代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性质与发展方式做出了初步的分析，旨在更好地促进我国现代公共管理学更好地完成转型与创新。

关键词：现代；公共管理学；新视野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8-0216-02

一、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背景

20世纪80年代后期，公共管理学首先在西方国家的治理中得到应用，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据有关资料显示，他们对公共管理的分析主要分为两大阵营：一是来自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政策途径”，二是来自大学商学院的“商业途径”。起初的公共管理学虽然不是一种观点完全一致的学科，但在具体的应用建设中，它与公共行政学、公共政策分析学并成为公共管理部门进行管理的三大途径之一，为日后公共管理的兴起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二、现代公共管理面临的问题解读

1.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亟待完善。纵观世界不同国家的发展模式，政府与公民的信任问题始终是政府公共治理的核心所在。政府希望在给予公民更多权利的同时达到集权化的自身效果，但公民却始终中意于自身权利的不断完善与所得。这就造成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内部方向性矛盾，虽然外部建设是一个相对稳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但怎样从内部机制做出改变，形成真正民主意义上的政府仍是公共管理的一个重要问题。

2.如何建立完善的组织管理机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民主、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此基础上，人们对新型政府管理机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设，民主型管理机制、学习型管理机制、网络化管理机制以及半民主半官僚的管理机制都是人们向往的政府组织管理机制类型。虽然人们的意见不一，政府的改革也在不断的摸索和发现中，但可以肯定的是，未来的组织管理机制一定是稳定的、民主的、大众的、透明的，应该为广大的公民提供一个良好的管理系统，让政府更好地与公民建立长久有效的和谐发展关系。

3.怎样完善政府市场的双重发展模式。在公共管理系统中，虽然政府起到了绝对化的管理作用。但一个国家经济的长足发展自然离不开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与相互推进。过分强调政府的作用和过分偏颇市场机制的作用都不利于国家经济的整体发展，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达到平衡的稳固状态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国家的前进发展和长治久安。

4.“官僚制”发展模式的落后性。伴随着两次工业革命兴起的官僚制政府公共管理方式已经有很长的发展历史了，官僚制是现代政府公共管理的关键所在，在权力合法、管理规范和手段独到的社会化管理中，官僚制正好迎合了所有的管理特点，因此在现代化建设中日益得到广泛的应用。另外，研究资料可以发现，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为官僚制的发展与推广做出了一系列的贡献，使得官僚制首先在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得以运用，但随着发达国家经济膨胀现象的出F，人们开始对官僚制的管理模式提出质疑，力求寻找新的突破口进行创新与完善。

三、现代公共管理学的发展特点

1.管理范围更加广泛。与传统的管理模式相比，现代公共管理学更加强调横向的拓展和延伸，不再局限于政府行政机关的管理活动上，也明确地将其他国家机关纳入管理的范围之内，例如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重要组织机构，也开始关注其他公共组织的活动内容，将公共组织的发展一并纳入到公共管理的范围之内，使得研究对象和管理范围更加广泛和深入，更好地适应了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有利于国家的整体进步和稳步繁荣。

2.研究焦点发生转移。放眼发展中的公共管理学研究焦点，传统的公共管理学主要将研究中心放在机构、过程和程序研究上，而现代的公共管理学更加注重结果与绩效的长效探索，从而使得战略管理、项目执行结果、绩效评估成为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焦点，并且研究比重不断加大且正在慢慢成为公共管理学的核心发展方向。

3.注重具体实践的应用。现代社会讲求具体的发展探索与脚踏实地的实践发展，因此，“实践分析”成为了现代公共管理的一种全新研究方法，与以往的规范化研究模式不同，这种研究即讲求实证，又讲求规范，既重视经验的汲取，又强调绝对化的规范行为，在社会管理实践中产生新的理论研究方法的同时，又反过来成为指导实践的高效发展模式。

4.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知识。现代公共管理学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学，现代公共管理学在传统的官僚制建设模式基础上，充分汲取各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经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是现代公共管理学的基础，但不再是唯一的知识来源，工商管理学理论逐渐应用到现代管理学的建设与发展中。因此，发展基础更加稳固、扎实，发展模式更加现代化，更具有广泛的学科融合基底。

四、现代公共管理学的研究途径与策略

1.公共管理学研究途径探索。20世纪前期，公共管理学注重对一般行政管理原则进行探索与概括。随着时代的发展，受政治改革的影响，公共管理强调“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将观察、实验、抽检、调研等方法应用于具体的科学研究中。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管理学才被广泛地应用于多数基础学科的分析当中，例如数学、计算机应用学、系统分析、案例研究等。现代公共管理学更多的以经济学理论为研究基础，采用经济学假说、经济学概念模式和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整体的发展探索与研究。

2.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策略。公共管理学在公共行政学与政策科学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因此，研究策略上也带有传统的行政学研究踪影，更加突出强调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重视跨学科的研究途径。随着发展的日益多样化，公共管理学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模式与研究策略，其中基本的研究策略主要有：（1）综合性研究策略。所谓综合性分析就是以客观事物的发展为基础，运用矛盾的整体性分析方法，从事物的整体出发，结合部分发展原理，将部分、环境、层次、结构、功能等有机结合起来。旨在帮助人们建立系统的分析思维，充分理解分析系统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鼓舞人们对事物发展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引导人们注重系统建设中的结构、功能与作用，开拓管理视野，探索新的研究领域。（2）对比分析研究策略。所谓对比分析就是通过对不同事物和不同事物的发展阶段进行探索，找出存在的不同之处，并加以比较分析，从中找出共同点和本质性的发展规律，最后得出创造性见解的过程。公共管理学中的比较分析要求按照对比分析的基本特性，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公共管理系统以及公共特征加以比较分析，从中既找出公共管理学一般的组织特性，又可以发现公共管理学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点，从而找出整个公共管理学系统的研究方法。（3）实践分析研究策略。实践分析研究的本质是模拟设计实验，将事物发展的各个因素、事物的发展过程再次表现出来。实践分析的要点是对已经发生的公共管理事件进行客观的描述分析，旨在呈现与事件相关的真实性观点、环境烘托与渲染力以及与其相关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因素。因为实践分析讲求具体的分析策略，而不是抽象的描绘与刻画，因此是现代公共管理学发展机制中一种重要的研究策略。

五、结语

现代公共管理学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演变，其问题探索、发展特点、研究途径和研究策略都经过了长时间的更迭与完善。总之，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场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政治制度的日益规范化，要想在原有的公共行政学基础上不断拓宽现代管理学的新视野，就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政府管理的创新发展，转变政府职能，形成一套完备的现代公共管理发展机制，以更好地实现公共管理的知名度、美誉度、透明度和满意度的有机结合，从而推进现代化社会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第8篇：公共管理学研究方向范文

>>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研究 政府向社区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探析 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组织协同治理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苏南模式”探析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机制构建 我国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研究 中外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比较研究お 体育社会组织参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研究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视角下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评估述评 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的社会资本分析 社会组织危机参与的效果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机制研究 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研究 公共服务化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管理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研究 杭\蓉\穗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有章可循 上海闵行区规范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实施意见摘编 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共服务的现实困境与未来趋势 有序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 在推进政府购买服务中培育发展社会组织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09 -11-18。

参考文献

[1]王浦劬，莱斯特・M・萨拉蒙.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

[2]王名.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第9篇：公共管理学研究方向范文

一、有限性与普遍意义上的公共管理理论

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然而，近20年来，这一发展变化过程在学术界引起的关注热潮近乎是一场不同母语之间的学术名词争论，东西方学者就其定义所包含的问题进行着各不相同的辩论，所牵扯到的词语包括了“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NPM)、“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企业型政府”等等[1]。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认识上的偏误所导致的。

首先，公共管理理论是有限的理论，不可能解决公共行政学未解决的问题。公共管理概念的提出是公共行政学(PublicAdministration)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它证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是一个范围狭窄的领域，是认识的初级阶段，但同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研究范畴。欧文·E·休斯(OwenE.Hughes)认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基于两种理论，即官僚制理论和政治行政两分法；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是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管理[2]。这些理论都不能穷尽和包容公共领域的所有事物，所以公共管理理论必然有一定的理论空隙，进而导致理论在解决公共问题时留有一定的缺陷。

其次，公共管理理论是依靠一定社会基础支持的理论。公共管理理念的形成不是学者们闭门造车的结果，它首先源自于公共行政思想的发展、传统的行政与政治二分法思想以及行政效率第一思想的形成。这些思想的形成不能脱离工业革命、城市人口锐增、官僚机器膨胀、经济财政压力等背景。20世纪60年代新公共行政理念的诞生离不开民权运动以及通过行政改革以使公共行政更为合法化的追求，但所谓的“公共性”并没有在实质上突显出来。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则是为了解决政府危机、道德危机、贫困饥饿、工业污染、预算赤字、军备竞赛、失业等一系列普遍问题而提出来的。当时，整个社会日渐明晰了政府的功能和地位，社会各个阶层对政府抱有一种新的期望，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内核在建立“企业型政府”的口号声中得以完善。到了90年代，人们更是以“治理”为手段、“善治”为结果的理念重塑政府，相信政府只有依靠制度创新才能增强公共管理的有效性，也普遍认同了私有化的积极作用。

可见，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是20世纪西方社会进步的结果。初期的发展以外部环境推动为背景，后期发展则表现为双重背景的支持：一是理论自身成熟与自我发育的需要以及学者们的推动，二是民主政治的成熟、经济秩序的整合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文化更新和社会制度的变迁与完善。两者共同促使公共管理理论不断发展，并在公共领域显示出指导效应。

第三，公共管理理论是与技术化水平高度发展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世界的理论。1988年9月举行的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强调，“不愿意涉及技术及进步，认为技术进步是一种错误而不是改善公共服务的一种工具。”[3]事实上，公共管理理论发展与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关系密不可分。科学技术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各国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发达国家、技术领先国家的政府决策，并纷纷在经济领域进行以技术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一些学者清楚地看到，在20世纪上半叶还被视为经济增长外生变量的科学技术逐步演变成为内生变量，科学技术知识本身也成了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中一个可交易的重要生产因素。为了在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各国政府大幅度增加研究开发支出。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世界上任何科学技术知识的进步都是各国政府或者民间有意识地进行研究开发投资活动的结果[4]。在高技术的支持下，整个公共领域的实践也发生了变革，并不断涌现出新鲜的案例为日益鲜活的公共管理理论提供佐证。公共管理理论也随着科技的传播和全球化趋势，逐渐从技术发达国家向技术落后国家延伸，从民主国家向集权国家延伸，从经验管理为主的国家向政府管理日趋科学化的国家延伸。它的普遍性原则和各国的公共管理实践相结合，构成改变各国政府面貌的最有价值的理论。

最后，公共管理理论以解决政府问题为出发点，逐步向解决社会问题方向靠拢，最终力图成为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核心理论。可以认为，公共管理理论的初衷是改变政府的面貌、重新对政府的功能进行定位，并不涉及社会问题的解决。如今，公共管理理论仍立足于以政府为主体的管理问题。与传统行政学侧重于政府的内部管理、内在机制的建立不同，公共管理侧重政府管理的外部关系的处理，涉及政府并非唯一主体的公共领域。因此，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只能解决部分社会问题，它需要与相关管理科学密切配合和协作。当公共管理理论最终走向成熟的时候，它将成为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核心理论。

二、本土化研究的基本逻辑

本土化研究以什么为逻辑起点？在实践中，它表现为政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政府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理论层面上，它表现为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例如，如何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和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方面有新的变化；如何有效地全面发挥市场的功能，依靠市场机制规范公共行为、合理配置公共行政资源等等都需要必要的理论支持。由此，本土化研究才能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1.理论平台：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借鉴、吸收、学习与创新的道路，其理论平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理论构建的基础，即以政治学理论、组织学理论、经济学理论与数学理论为主体的学科基础不容忽视。其二，理论的渊源，即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借鉴，对中国古代公共管理经验的学习，对现代工商管理理论合理成分的吸收，其中，把握西方成果发展脉络是前提，总结古代管理经验和现代公共管理经验是任务。

2.研究重点：中国公共管理理论成熟的标志是首先能够解决中国公共领域的问题，即解决政府管理中的内部问题以及与政府自身相关的外部问题。在这样的目标下，中国公共管理必须从实证分析入手，并以此为重心展开理论研究，其中包括案例库的建立与经典案例的分析，建立理论模型与数据模型。而对于基本概念的争鸣、争议则可以暂且搁置下来，待掌握充分的案例并对每一案例有清醒的认识、对其实质有真正的把握之后，问题的解决答案就会显现出来。

这里，一些学者会产生疑问，理论上的分歧未搞清楚，实证研究如何进行呢？其实仔细分析就会明白，导致争论的重要原因正是对案例分析不足造成的。鸡与蛋，孰先孰后呢？

3.学术视角：用多维视野研究公共管理理论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但事实上在理论发展的初期很难照顾周全。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应该从公共生态视角切入进行研究，原因在于：其一，公共生态视角符合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的观点是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平衡的观点。其二，公共管理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内部关系中的若干要素搭配不合理破坏了公共领域内部必要的生态平衡。这是目前中国公共管理资源浪费的首要原因。同时，外部关系处理不好，严重地影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生态视角下，公共管理内部关系的建立与平衡、要素之间的互动性、基本利益分享、制度与规则的建立、公共权力的分享、效益的最大化等方面都可能进行深刻的研究。而外部关系中，政府的定位与重新认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协调、公益物品提供的方式、政府与公民等诸多关系存在的依据、发展变化的动力等都有探讨的价值。

4.理论特色：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是落后的，实践经验不足与公共管理理论能够解决的问题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有效的实证研究与有限的理论选择相统一，将是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必经之路。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学者必须清楚地看到，借鉴工商管理理论和“企业型”政府范式的选择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决定了这一点[5]。本土化思维下的中国公共管理重要的是进行理论创新，包括研究性质、研究领域、理论模型、理论批评等方面的创新。

5.研究意义：随着公共管理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深入，中国公共管理的价值不仅仅局限在学术领域。以此为契机，中国行政体制的有关问题将会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拓展，并在真正意义上推动政府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渐进性、平衡发展、稳步推进”等特点应得到很好的体现。

三、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关系

中国公共管理理论面临的是一个关系众多的复杂管理体系，其中既有内部关系的纠缠，又有外部关系的掣肘。从目前看，主要表现为：

第一，特殊政治中的“统治”(government)与“治理”(governance)的关系

学者们普遍认为：“统治”与“治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威的主体、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向度都有所不同，并且，治理也不是万能的[6]。笔者认为，统治与治理代表了两种权力倾向。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投射出来的行为既是专断的、单向的，也是平等的、双向的。统治是工具性的，而治理是方法。一般意义上，统治与治理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相背离，实践层面的强势统治与理论层面的治理呼声不相兼容。

对于政府主体而言，统治与治理是发展的两个阶段。在“统治”的理念下，重在研究公共行政的问题，研究政府的内部矛盾、权力的集中、不可替代性与统治的效果。在“治理”理念下，重在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强调多中心与权力的泛化。究竟以“统治”为主还是以“治理”为主？是以“治理”为目标还是以“善治”为目标？这在目前的政治背景下难以确定。

第二，模糊意义下的成本与效益关系

公共管理成本与效益是两个模糊的概念，并不能完全依靠经济管理与工商管理中的“成本——效益”核算模式来计量，也不是数学方法可以统计出来的。一些学者虽然也以“政府成本”为题立论，但涉及到的只是政府成本存在的基础、产生与膨胀的原因、政府成本控制的假设[7]，而没有给出“成本——效益”的计量方法。这是由于没有澄清政府成本的实质。通常。整个公共管理过程表现出的是部分“成本—收益”可计量与多数“成本——收益”的不可计量的统一，是部分公共组织的“成本——收益”可计量与大多数公共组织的“成本——收益”不可计量的统一。这便是公共管理成本的模糊性。特别是，政府成本之外的社会成本更加模糊。社会总动员所需要的成本、公民和商业企业自发产生积极行为的成本都是难以计量的。在收益或者绩效方面，收益的不确定性、社会效益的扩散性再加上公共管理绩效测评手段的不完善性，都使得我们难以精确地测量绩效。在时间上，公共管理的部分效益特别是社会效益也是潜在的，它们往往需要很长时期才能显现出来。因此，公共管理的成本和效益都只能用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等模糊的语言来加以描述。

第三，公共管理目标、过程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由对“成本——收益”的分析可以看出，追求公共管理过程的科学化比追求结果更为重要。公共管理的目标是有层次和阶段性的，每一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过程之间都有“过程——目标”的对应关系，在所构成的无数“过程——目标”链中，公共利益处于最末端，成为公共管理追求的最高目标。

特别需要指出，笔者并不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它只是公共管理的最终目标。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体现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即对公平、公正、回应性、民主与效率等问题的正确解答。并且，公共利益并不是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是团体利益（包括集团私利），只有公共利益才是最高利益。因而，解决公共利益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无论如何，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都是一致的。

第四，松散状态下的公民与政府关系

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最大主体，公民是公共管理的最大客体。政府对公民负责和公民信任政府是公共管理职能得以发挥的关键。对于特定的政治体制而言，政府只能有一个，而公民团体则是分层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实质是政府与不同层级的公民团体的关系。在中国，工人和农民是最大的团体，工人和农民背后是工业和农业两个最大的行业。维护工业发展的经济实体是企业，它是一类组织，有一定的结构形态。因此，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将使政府获得企业的信赖，也由此在政府与工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间接关系。而维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却不是一类组织，它没有结构和形态，而且非常松散。在政府与这类实体的关系上，政府没有信赖的基础，也由此使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非常直接。可以认为，中国公共管理的最大障碍在于政府与农民之间能否建立起良好的信赖关系，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维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问题，将是中国公共管理最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参考文献】

[1]（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2.

[2]（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6.

[3]（美）康特妮等.新公共行政：寻求社会公平与民主价值[J].中国行政管理，2001(2):43-46.

[4]王春法等.科技全球化及中国的对策[J].中国科技论坛，2001(3).

[5]任晓林.中国公共行政的范式选择[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