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形成的背景精选(九篇)

第1篇：儒家思想形成的背景范文

（一） 浅谈汉律之儒家化

1、汉律儒家化之开端

（1）汉律儒家化之历史背景

（2）汉律儒家化之思想背景

2、汉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1）立法指导思想之表现

（2）律法方面之表现

（3）司法方面之表现（浅谈春秋决狱）

3、汉律儒家化之历史影响

（二）浅谈唐律之儒家化

1、唐初立法之历史背景

（1）随末唐初的历史背景对立法者之立法思想之影响

（2）汉律秘唐初立法思想之比对，注重民事立法完备（荀子之舟水之说）

2、唐律儒家化之具体表现

（1）立法思想方面

（2）律法之儒家——屈法伸礼以维护家族纲常伦理·家庭财产支配权，连坐制度。

（3）司法之儒家化

3、唐律在秋国法制史上的影响

（1）以礼为立法根据

（2）以礼为定罪量刑标准（上犯下，下犯上）

（3）以礼注释法律

三、在当今法制社会如何看待汉唐法律儒家化这一历史现象

浅谈汉唐法律儒家化

一、封建法制史中的儒思想想之起源。

儒家思想这一中华文明智慧的明珠产生于先秦的春秋战国之际，其缔造者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膜拜的孔子，当时社会处于从奴隶制走向封建制的剧烈动荡时期。在思想领域，西周以来的天赋神权观念已经动摇，反映并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也已崩溃。孔子对这些变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复周代以礼为准则而构筑起来的社会制度，及其于这种制度而产生的社会秩序。为了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爱之心，施于政治便成为仁政，“义”指的是公直、正义；“礼”则指的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规范，“智”则指的是智慧及其运用，而“信”则指信用、信誉。该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后世儒家弟子奉为常理，常理——即不可违反的真理，时时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后世从政的儒家学者更是将这种信条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现了后面的“引礼入法”。但以“礼”做为社会行为规范在那个思想动荡，战乱纷争的时代显然是不实际也不可能的。于是经过战乱过后，秦因其商秧变法而产生的强大国力统一中国脱颖而出，秦统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给其带来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统治的残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统治者倾向于法家思想也同时给儒家思想以——“焚书坑儒”这一重创，到了汉代，经大儒董仲儒，才又将儒家思想重新振作，并成统治者和社会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为思想统治之工具。

一） 浅谈汉律之儒家化

汉律的儒家化始于汉武帝期，这是中国历史上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的开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范围之大，历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无可比拟，正是从董仲舒开始，从法律到社会思潮，从人们的社会行为规范到家庭伦理甚至个人行为无处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影响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1、汉律儒家化之开端

既然说从汉化开始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或者说是其统治了中国人的思想及行为，那么儒家思想又是如何达到这一登峰造极之效果的呢？这便是汉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并为汉武帝采纳，进而董仲舒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又为汉武帝采纳开始的。

1）汉律儒家化的历史背景

经历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汉之争的多年战乱，汉初统治者着重于重建社会生产力，实行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为中心统治，经过七十年的恢复发展，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世大的发展和积攒，而汉初分封的诸侯王也因此而势力强大起来，构成对中央集权的威胁，至此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对这种威胁似乎有些力不从心，而单纯依靠法家思想的统治又会引至秦朝灭亡悲剧的重演。据此，统治者急需一种比黄老思想更有力，比法家思想更温柔的手段来施行统治。汉武帝提出“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的诏书，而董仲舒对以《春秋》大一统之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大德施教化，辅之以刑罚，即德主刑辅，为武帝采纳，至此儒家思想重登中国政治历史舞台。

2）汉律儒家化的思想背景

汉初七十年，统治者施行以黄老思想为主，以法家思想为辅的统治，终于达到了“文景之治”的效果，但在丰富的物质基础之上，旧有的法律已不足以调解基于人们丰富的物质财富上的复杂的社会关系，而各诸侯实力的强大，而又各自为政甚至蠢蠢欲动对中央集权统治的威胁更是愈演愈烈；针对这种形势，董仲舒指出了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应以儒家经典《春秋》统一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以儒家礼治思想钳制社会思想和行为。另外，又结合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看到法家思想只能“诛恶”而不能“劝善”的弊端，提出了《春秋繁露·基义》中“圣人多其爱而少其严，厚其德而简其刑”即“德主刑辅”之说。以顺应统治者的需求。

董仲舒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不为重视的历史，于是将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和法家的“三纲”结合，更系统地将“三纲”论述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思想赋之以阴阳家神秘化的表述结合起来满足统治的需要。

也就是说董仲舒以儒家经典思想为基础，结合了法家、阴阳家和道家顺应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并将儒家的家庭伦理、理想社会形态纳入了统治思想的范畴，进而在法律上影响了汉律以至历朝历代的立法和人文思想、生活习惯、道德规范，进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

2、汉律儒家化的具体表现

随着董仲舒的观点被汉武帝所接受，董仲舒也因而晋身于统治阶层中较高的位置，进而对立法、司法有着重大影响，也因此对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和思想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在立法指导思想方面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的君权神授思想，将皇权神化，认为皇帝是百姓与上苍的中介，或者说，可以代天行赏或行罚。皇帝的至尊权威不受任何侵犯，否则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最严厉的刑罚。凡是侵害皇帝个人和皇权统治的行为均视为最严重的犯罪。均构成“死罪”，如“欺漫”、“诋欺”、“诬”、“废格沮事”、“诽谤”甚至“腹诽”和“阿党”，“通行饮食”、“见之故纵”等罪名，有一些是对皇权统治构成危胁的罪名但更多的是对皇帝个人权威的法律保护，即皇帝个人代表了国家意志。这与以后儒家强调皇帝的权威是分不开的，而董仲舒则利用神化将其合法化。本来法律是用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儒家化的汉律则首先赋予皇帝特殊的人格，不受任何限制。其至尊地位，在法律上规定任何侵犯皇帝言行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行，甚至心理活动都不可以，如“腹诽”罪即在心里诽谤朝政，大臣颜异因此而被杀。这正是儒家重视内在修养这一特点在立法上的表现，儒家思想中的“八目”相当重视内在修养，而儒家化后的汉律也将心理因素做为犯罪与否和犯的是什么罪的依据。针对保护皇权的法律就更是如此。

第2篇：儒家思想形成的背景范文

论文摘要:日本町人与中国儒商所处的历史时期相近，虽然各自伦理思想都具有儒家文化的背景，但是由于价值观、道德意识等方面的异同，因而导致其各自伦理思想的差异性也较大，对二者的伦理思想等进行深入比较，有助于更加准确的理解二者伦理思想之异同。

日本町人是指自中世纪初期至明治维新以前，居住于城市的手工业者和商人，町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5%一6%，人数约50万左右。町人与武士和农民一样，身份上是固定的，不可自由改变。正因为如此町人才形成了一股力量，而且产生了很多鼓吹町人伦理思想的著作，并逐步形成了伦理思想体系。从而在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儒商是指有文化教养的，以儒家理念为指导从事商品经营活动的商人。在中国历史上，儒商的发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在士、农、工、商四民之中，儒为四民只首，而商为四民之末，儒与商有天壤之别。由于封建当权者一直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因此商人备受贬抑，直到明末清初资本主义已经萌芽，这种传统的儒家伦理对商人的贬抑才有了很大的改观。“弃儒从贾”蔚然成风，至此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儒商。

1、町人与儒商对“仁”的理解

在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对商人有一种偏见，“商社性恶论”。这种偏见也是对商人社会低下的卑视。为此，町人哲学家石田梅岩主张商人之道为仁。他说:不知商人之道者，则贪婪亡家。若知商人之道者，则应离欲心，勉仁心。此乃是学问之德。梅岩提倡商人要离“欲心”，行“仁心”，把“仁”作为商人必备之德。这种思想还是对职业的“行”无贵贱观点的发挥。梅岩把商人作为“市井之臣”

来辅助君治理天下，商人在社会机能运转中，具有士农工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商人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要以行“仁”为道，梅岩特意在“月会”上，以“行仁为本”这一题目，教导他的门人弟子说:我儒以仁爱万物，不杀无益之物。一家有仁，则一国兴仁。尧舜率天下以仁，则民从之。作人处事应以仁为本。梅岩从儒家观点出发，认为只有行“仁”道，才能治家、治国。

商人作为“市井之臣”，对社会起应有的作用，也必须以行“仁”为本。“仁”字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与精髓，在造就了明清晋商企业及其领军人物自强不息与民胞物与、厚德载物的优良品格与作风。“力行近乎仁”，晋商的创业者们在商业领域辛勤耕耘，凭着顽强的毅力、不屈的精神，坚毅拼搏，勤苦创业，节俭持家，积累商业财富，历经数代人、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成就了一个个财力雄厚的晋商企业。成功的晋商们力戒为富不仁，坚持“仁厚”之道，如:著名的乔家大院历代主人几乎个个乐善好施，关心公益，据光绪八年《祁县志》记载:光绪三年，山西大旱灾，赤地千里，寸草不生，饿死数百万，乔家大东家乔致庸在家乡出巨资贩灾，设立粥棚，救济灾民，救民甚众，受到褒奖;其子乔景俨执掌家业时，慷慨为家乡捐资兴修水利工程，资助祁县中学堂和太原私立光华女子学院创立，向穷人施舍医药等，深得时人赞誉。秉持“仁”道的晋商用自己的“仁”行树起了明清山西企业的良好公众形象，提高了自身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自然也就赢得了数不尽的有形资产和巨大的无形财富。

如明正德年间，安庆潜山、桐城一带发生灾荒，粮价暴涨。休宁粮商汪平山并“不困人于厄”，将自己蓄储的谷粟，“悉贷诸贫，不责其息，远近德之”。清代休宁人吴鹏翔，侨寓汉阳，时值汉阳饥谨，“鹏翔适运川米数万石至，计之可获利数倍”，但吴鹏翔为救人于水火之中，“悉减值平巢，民赖以安”。为此，“自大吏至郡县咸与嘉奖”。清代歇县商人吴柄也是以“仁心”经商的典型。他“平生仁心为质，视人之急如己，力所可为即默任其劳，事成而人不知其德。其或有形格势阻，辄食为之不宁”。儒商的伦理思想中“义”是经营立足的根本，“信”是经营兴旺的标志，而“仁”则是儒商经营理念的中心范畴。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认为，所谓“仁”就是“仁者爱人”。这有两层含义，一是爱亲，“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即爱血缘之亲;二是爱亲情以外的他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爱人就是尊重人、关心人、帮助人。而要实现仁的要求，就应由近及远地爱人，由爱血缘之亲，推及到非血缘之亲的他人。实现仁的途径，孔子认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仁者爱人”的伦理道德思想被后来的儒商嫁接到经营管理领域，以“爱人”为出发点，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形成了以“仁”为中心的儒商经营理念。致使儒商在经商过程中着意塑造商家的仁慈形象，如参与娠灾、乐善好施等，培养“洁身自好”“人品端正”的素质以树立商家的良好名声和仁者风范。

2、町人与儒商对“义利”的理解

町人的“义利观”思想的主要倡导者中井竹山，竹山所主张“利即义”的伦理思想中，其“利”是指“上下共利”，其“义”也是指“上下共利”。无论是庶民只为自己的“利”，还是幕藩统治者只为自己的“利”，都只能称为“私利”，而不能称之为“义’，尤其执掌政权的统治阶级，只有做到“上下共利”才是“义”。竹山这种将“上下共利”视为“义”，而否定历来官方以所谓“公利”为“义”的思想，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它打破了此前将农工商之“利”视为“私”而将幕藩官方之“利”视为“公”的统治阶级伦理观，为建立以庶民大众为“公”、以庶民大众之利为“义”的价值伦理，提供了理性主义的理论依据。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义利观，是一种把义、利对立起来的义利观。孔子强调“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荀子明确提出“先义后利”，“重义轻利”“以义制利”。“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观念就是在这种思想的背景下人们商人的看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儒商义利观在强调义、利对立的前提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义、利的统一性，并且认为主张重义轻利，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不合理性。从这一点来看，儒商的的义利观，相对儒家传统的统义利观来说，有其历史性的进步意义。

随后在商品经济活动的应用过程中造就了儒商“义利兼顾”的商业伦理思想。在商业发展的初期，儒商是崇尚儒家伦理的“义利兼顾”的商人的典型。儒商在追求“利”的过程中，以“义为准绳”，“以义取利”、“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而决不能“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儒商的义利观是一种把“义和利”统一起来的义利观。在一些儒商的传记中，有不少一边求利，一边行仁义的富商大贾。他们在经商过程中能够自觉的做到是义利兼顾、义利兼得。儒商在从事商业活动时，所关注的不仅是其商业活动是否可以获利，而且还有其行为是否能够具有道德上的正值意义。以义统利，义以生利作为基本的行为准则。

而中国儒商的“诚信”状况，处于不同时期的学者对此有各自不同的估价。但“诚信”确为近世儒商重要伦理。驰骋商界几百年的晋商和徽商，也都具有诚信的特征。徽商大都奉行“待人接物，诚实不欺”。以“诚信”作为重要的商业经营理念，在商业交往过程中，由于“诚信”能降低交易成本，并促成了儒商的事业成功，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整体经济发展，因而在明末清初的儒商群体中对“诚信”认识和理解的历史进步性应给予充分肯定。在儒商“诚信”道德选择背后，实在也埋伏着物质利益驱动。康海在《扶风首宾樊翁墓志铭》中记商人樊现语云:“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不以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谁谓天道难信哉!”对‘旧益”的预期，使儒商选择了“不欺”和“诚信”;而“日益”的效果，又进一步强化了“诚信”意识。为了强调“诚信”合理性和神圣性，又进而将之“天道”本体化，上升到根本性伦理的高度。经济行为的相应文化支撑，道德支持只是其中之一，“诚信”又只为道德之一。

3、町人与儒商对“俭约”的理解

“俭约”是町人伦理思想的重要概念。町人哲学家石田梅岩的《俭约齐家论》就是其阐述“俭约”的核心文献。名称即透出浓厚的儒学特色，梅岩在《齐家论》中论述:町家之事琐细，难用大道言之。吾以为不然。自上至下，职分虽异，其理则一。得心而行节俭时，则家齐、国治、天下平。此焉非大道乎?所言俭约者，毕竟是为修身齐家耳。《大学》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以修身为本。修身何有士农工商之别!修身以何为主?乃此心也。若以此身之微而喻之，犹如大仓中之一粒米。然而，成天、地、人之三才，唯心而已。”故士农工商虽职分各异，会得一理，则言士之道与农工商通，言农工商之道与士通，何必四民之俭约要分别论耶?言俭约无它，乃天生之正直也。天降生民，万民皆天之子也。故人乃一小天地，本无私欲，故我物即我物，人之物乃人之物，贷物收领，借物返还，丝毫不为我私，此乃正直也。若行此正直，世间一同和睦，四海之中皆兄弟也。“私欲虽害世，不知此之味而成俭约，皆至吝，为害甚也。吾所言由正直至俭约，则至助人。”“若要守正直，首当远离名闻利欲。”“俭约非仅衣服财器之事，总之，乃非私曲也。教以正心为志，退而应有工夫。”

这些话的关键点，在于将“俭约”与“正直”联系了起来，并说明“由正直至俭约”，而且区分了俭约与吝音。他还有许多论正直和俭约的话，如《语录》卷十一切忘怀而能守法则为俭约，“圣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随心之所欲亦成天下之法。”他不止一次讲“随法”就是俭约。这个“法”既是“物”之所具有的，也含幕府“实定法”之意，反映了石田梅岩思想的多重性与过渡性质。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对儒商的影响是全方位，多方面。所以对于儒商的“俭约”的伦理思想，还是要从传统的儒家思想谈起，儒家的始祖孔子虽没有很系统地论述过节俭问题，但他一贯主张节俭消费。奢侈豪华的生活方式是当时奴隶制礼节的一个显著特点，孔子却提倡朴素的礼乐制度和道德风尚。在他看来，“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宁固”，他认为人君能否守礼制，节嗜欲和尚节俭，直接关系到国家社极之盛衰存亡。对于一般庶民及士大夫阶层，他也同样强调应该用财有制，克俭持家。他提出“身贵而愈恭，家富而愈位”“中人之情，有余则侈，不足则俭，无禁则淫，无度则失，纵欲则败。儒家都“俭约”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儒商对“俭约”的理解，在现有的历史资料的记载中，儒商中的晋商和徽商在经商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的认识到“勤俭”“节约”是经商之根本。深明其重要性。

第3篇：儒家思想形成的背景范文

知道诸子百家，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了解孔子、孟子和荀子等思想家以及儒家思想的形成。

【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知道百家争鸣的基本事实，结合政治和经济史的内容，掌握百家争鸣的产生的历史背景、概况，意义。了解孔子、孟子和荀子等思想家及儒家思想的形成。培养学生分析概括比较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分析“百家争鸣”出现的社会原因，认识到一定的思想观念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理解孔子的思想核心“仁”及精神内涵和教育上“有教无类”思想的历史影响等。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百家争鸣”是时代的需要，体会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境界和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重视民生精神，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重点难点】

重点：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社会原因和历史意义；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和韩非子思想的主要内容。

难点：儒家思想形成的原因。

【教学建议】

1.结合初中所学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发展（如政治、经济、阶级、教育）的史实，帮助学生认识“百家争鸣”局面出现的社会原因。

2. 百家争鸣局面形成意义的理论性强，适度引入材料，从政治集权、传统文化等方面，启发学生思考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

3. 以列表的方法，从时代、主要观点、影响等方面，指导学生归纳孔子、 孟子、荀子的主要内容。

4.课后以百家争鸣为主题，编辑一期小报，让学生谈一谈对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感受。

5。可以围绕 “你知道几位儒家代表人物”、“你知道哪些儒学思想的价值观” 组织一次调查和统计活动，以便大体了解儒家思想在当前的影响力。

【课前预习】

1. 儒家思想是怎样形成的？

背景：春秋战国时期在思想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思想即在此氛围中产生，并在吸收各家之长的过程中发展成长起来。

过程：孔子——仁、为政以德、有教无类孟子——仁政、民本思想、性本善荀子——仁义、以德服人、性恶论、法治2.知识体系一、“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1.出现的原因：

（1）经济上大变动：春秋战国时期 崩溃， 经济迅速发展。

（2）政治上大变革：周王室衰微， 崛起，。

（3）阶级关系上：“士”受到各 的重用。

（4）思想上：学术逐渐下移，从“学在官府”发展为“ ”。

第4篇：儒家思想形成的背景范文

1.考情分析

综合分析近几年各地高考试题，我们发现高考在本专题命题呈现以下规律：

（1）从考查的力度来看，本专题的相关考点是高考命题的重点内容，考试命题分值呈现年年增加的趋势。

（2）从考查内容来看，高考试题注重对儒学发展过程的考查，并且注重比较分析；对明清之际思想和西方思想的横向比较有可能成为新的考查动向。

（3）从题型上看，选择题比例较大，但是小切口大跨度的非选择题也会涉及，要特别注重对整个儒学发展历程的全方位掌握。

2.备考策略

根据近三年高考命题特点和规律，复习本专题时，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

（1）重视重要考点内容，理清儒学发展的历程，把握发展脉络；理解儒学发展与当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了解诸子思想的异同之处；儒学与西方学说的对比以及儒学对启蒙思想家的影响；分析明清时期著名思想家对理学和专制主义弊端的批判及主张，认识这一时期儒学发展的时代特征；结合明清时期专制主义统治空前加强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有关史实，分析明清时期著名思想家的思想观念，从而理解其时代性和进步J生。

（2）联系现实，用文明史观和全球史观的视角，比较分析中国与西方国家各自形成的思想体系，能够分析思想体系形成的原因；明确儒学的当代价值，注意体现科学发展观、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儒学内容，要与当今社会精神文明、民族精神建设相联系；近几年来“构建和谐社会”成为中国社会的热点话题，儒家思想中修身治国的观念，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考点整合】

1.儒家思想发展演变的背景

（1）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产生发展的背景：首先，社会大变革带来思想大解放；其次，王室的衰微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再次，大国争霸战争，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最后，讲学风气的盛行，私学的兴起，使文化典籍广为传播，各种学说广为流传，形成了争鸣氛围。

（2）汉代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的背景：儒家学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自我调整，整合出了一套为中央集权服务的新的理论体系。汉武帝时期，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统治者要求加强中央集权，扩充军事力量，向外发展（如边境不宁，需北击匈奴；汉初的王国问题亟需解决；土地兼并严重等），巩固国家统一，黄老之学不能适应强化中央集权形势发展的需要，宣扬“有为”而治、积极进取的儒家学说受到青睐。

（3）宋明理学产生的背景：两宋时期，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的情况下，统治者要求调整统治思想，以适应维护统治秩序的政治需要；魏晋以来，“三教合一”，儒学吸收佛、道有益成分，发展为更理性化、思辨化的新的儒学体系；宋代的“重文”国策形成了学术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激发了学者们积极关注国计民生的热情。

（4）明清时期产生批判儒学思想的背景：经济上，当时正处于农业文明发展的高峰，资本主义萌芽兴起，江南城镇兴盛，出现了一批新的市民阶层；政治上，明代专制制度高度发展，特别是中后期，统治腐朽，社会危机严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引起了一批有责任感的学者的思考和反思；文化上，清朝建立后，为笼络士人，采取了对汉族知识分子笼络的政策；思想上，程朱理学自身僵化，禁锢士人的思想，同时，西方科学被带入中国，由此引发了人们的思考，迫使他们对理学进行批判或修正，倡导经世致用。

2.儒家思想发展演变的过程

3.儒家思想发展演变的影响

（1）积极方面。①具体影响：有利于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和国家的统一；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对塑造中华民族性格起了积极作用。②现代价值：所倡导的道德规范意识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大一统思想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定团结；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有利于今天的政治建设；“和为贵”思想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民本思想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义利观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③世界影响：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在日本、韩国、东南亚乃至欧洲影响巨大，东南亚从东西方文化中吸取营养，合理地处理了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建立了令人称羡的“东方工业模式”、“儒家资本主义”，证明了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2）消极方面。①儒家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神化皇权，作为封建文化的载体，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促成了保守、封闭的民族性格，不利于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形成。②存在不合理的，如尊卑等级、重男轻女、因循守旧、片面的重义轻利、重礼轻法等。

【重难易混点分析】

1.重难点分析

（1）为什么说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基础？

儒家思想孕育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思想和道德准则；道家学说构成了2000多年的传统思想的哲学基础；法家思想中的变革精神，成为历代进步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图治的理论武器。

（2）为什么明清时期的民主批判思想没能实现社会的转型？

①经济：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脆弱，早期民主思想的发展缺乏有力的物质基础。②政治：专制集权制度压抑了早期民主思想的发展，未能形成完整的体系，缺乏政治基础。③思想文化：礼教纲常，文化专制，阻碍早期民主思想的传播；缺乏思想文化基础。④国人风貌：人们深受礼教毒害，迷信愚昧，难以接受新思想，缺乏群众基础。

（3）明清之际思想批判的实质及意义。

①实质：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儒学，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明清之际的三大进步思想家构筑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儒学。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使他们并未建立起完整的思想体系；只着眼于对黑暗现实的揭露，没有上升到制度批判的层次；所提出的为君之道与治国之道，仍然没有跳出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②意义：为儒学的发展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了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对君主专制统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带有早期启蒙性质。

（4）明清之际的民主思想和法国启蒙思想的异同。

17-18世纪的东西方出现了反封建的社会思潮，中国以三位进步思想家为主，法国以启蒙思想家为主。

①相同点：这两种思想分别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进行了大胆揭露和深刻批判，都是反封建的。

②不同点：明清时期的民主思想尚未突破封建思想的束缚，没有提出资本主义性质的新政权方案，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民主革命产生的影响有限；而法国启蒙思想彻底批判了封建制度与封建神学，提出了“三权分立”等资产阶级国家政治蓝图，为即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做了充分的思想动员。

2.易混点分析

（1）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但不是道教的创始人，道教兴起于东汉。

（2）孔子的德治思想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孟子的“仁政”思想则是为新兴地主阶级服务的；墨家的思想是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的。

（3）孟子的“仁政”不是对孔子“仁”的简单继承。从纵向来说，孟子的政治思想是对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即是“爱人”。孟子从孔子“仁”的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即是“仁政”。

（4）诸子百家中相反的观点：①治国上，儒家主张“仁政”，反对严刑峻法；法家主张法治，强调严刑峻法。②在人性上，孟子主张“性本善”；而荀子主张“性本恶”。③在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荀子主张“制天命”、人定胜天；庄子主张“顺自然”。④在人生态度上，儒家主张积极人世，强调社会责任；道家则主张“逍遥”的人生态度，主张避世，强调“超脱”。

（5）“民贵君轻”观点是孟子提出的；“君舟民水”观点是荀子提出的。

（6）“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意味着仅仅是儒家思想得到继承与发扬，儒家还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家思想。

第5篇：儒家思想形成的背景范文

摘 要：在传统文化失传严重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提出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紧密联系当今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来批判的继承传统文化。同时，西方一些阴谋政治家抓住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足点大放厥词，谬言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缺乏公平正义的国度，并把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必须经历的问题和情况夸大虽然关于儒家的种种思想的论述已经很多，可儒家社会公正思想在和谐社会的发展与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比如“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公正"的概念更是十分模糊.笔者在这儿旨在纠误、创新阐述一家之言，当然也是符合时展的需要和国家政策的号召。

关键词：儒家；社会公正；公平 ；正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10）08-0126-01

从读书的那一天起笔者就偏爱儒家文化，随着知识的丰富和兴趣的加深，笔者也越来越发现自己在儒家文化方面的欠缺与认识的浅显。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儒家典籍更是浩如烟海，由于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的文化知识还有待深化，所以笔者选择了去继续深造，继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经过多年的阅读与在读研期间的深化思考，笔者发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也觉得越来越迷惑。关于儒家思想的论述可以说面面俱到，对于各种论说也莫衷一是。使得笔者对一些概念的理解也越来越觉得不太明了。但后来笔者经过大量的查阅和探索慢慢的形成了自己的一种思考，笔者认为关于儒家的思想文化研究并不是每个方面的都研究的彻底正确或者完善，相对于其他儒家思想文化的研究笔者认为在儒家的公平正义思想这方面的论述还是很欠缺的。在阅读和思考过程中笔者发现虽然一些作者已经做了相关论述但还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在论述自己的观点之前，许多作者并没有完全弄懂或者定义好在儒家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下“什么是公平”，“什么是公正?","什么是正义？”如果这样的话写出来的文章也是含糊不清的。关于儒家的社会公正思想已经有少数学者做过论述，但笔者经过自己的思考与查阅还是决定提出自己在这方面的思考，虽然是一己之见，还请各位导师与专家啊批评指正。

关于原典的考查和论证历来很多，尤其是关于思想和文化的研究论述就更多了，可以说是面面俱全，几乎穷尽了儒家思想的全部范畴。我们耳目能详的一些儒家话题如：“礼”说，“仁”说，“忠君”说，“三纲”说，“孝”说，“仁孝”说，“忠恕”说，“仁恕”说等，其中以“礼”说和“仁”说的影响较大，并且理论界对此的说法已不下十余种。 相对于这些思想而言儒家的公平正义思想反而受到了漠视。在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总是存在着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尤其是在社会主义中国人民大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现实情况下，人民对社会公平公正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并进一步的把他推向了社会问题的核心位置。如果不解决的话这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尤其是在传统文化失传严重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提出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紧密联系当今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来批判的继承传统文化。同时，西方一些阴谋政治家抓住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足点大放厥词，谬言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缺乏公平正义的国度，并把一些发展中国家所必须经历的问题和情况夸大。经过西方的煽动和蛊惑以及建国以来我们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民众中一大部分人也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思想即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专制的文化，在封建社会时期的人们没有公平，更没有什么公正可言。这完全是一个误区。如果仔细阅读和思考的话，中华民族从来就不缺乏公平正义的思想。我们和西方一样有着非常丰富和优秀的公平正义思想源泉，甚至在五千年的每个文化符号中都包含有公平正义的元素。所以面对现实社会中的一系列问题和西方某些人的大放厥词，我们急需要做的工作就是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紧密联系当今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来批判的继承传统文化，并发掘展示我们自己的公平正义思想，这样不仅有利于我们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的一些现实问题的解决，同时西方某些阴谋家的谬论也会不攻自破。但我们知道儒家思想自从汉代确立它的核心地位以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核心，继承和发掘传统文化中的公平正义思想也主要是发掘儒家文化中的公平正义符号。笔者认为既然儒家文化为传统文化的核心那么在历史文化长河的每个时期都是儒家思想处于主导地位，并且在每个历史朝代和时期都发挥了相应的历史作用，笔者在这儿旨在纠误、创新阐述一家之言，当然也是符合时展的需要和国家政策的号召。从另一方面来说，笔者还认为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论述“儒家的公平正义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古代的历史背景下和儒家的文化语境下“什么是公正？”，“什么是公平？”。公平和公正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的意义又是如何的？对于儒家文化人们曾一度认为他就是伦理纲常，是专制文化的根。殊不知这样的以偏盖全既是不客观的也是缺乏考证的。自从儒家文化创立以来，他就从未缺乏过公平正义的文化元素，例如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提倡教育面前人人平等。《吕氏春秋.去私》：‘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晋平公问于祁黄羊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仇也？’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仇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这是孔夫子在行政用人方面的主张即以公举人的实例，思想家门记录并赞扬这样的范例，这样的例子说明了只有以公心举人，所举之人，才有可能是真正的公正廉明之士，并依靠他们去实现人们所追求的社会公正。亚圣孟子也曾提出“民贵君轻，仁爱的思想”，即号召大家博爱公正。荀子在《荀子.王霸》：“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责外贤而偏举，人臣则争职而炻贤，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唯诚能之求。若是，则人臣轻职业让贤，而随其后。如是则虞舜还至，王业还起。”引导统治者公平正义的施政用人。以求达到社会的公平合理。再比如董仲舒在这方面的思想论述还有隋唐时期的科举制等等都是开诚布公的招纳贤才的一种方式和途径。当然历朝历代都有，笔者在这儿就不一一列举了。类此种种，是笔者在以后的研究和思考中所要主攻的方向，即发掘了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公平正义思想，又可以起到现实借鉴作用。

第6篇：儒家思想形成的背景范文

由于社会制度和历史背景的原因，我国古代的春秋决狱原则没有随着整个世界法律的进步而发展，仅仅调整了个案的衡平。而对比西方，英国的衡平法却在不断的发展进步，成为了成熟的法律体系。

关键词：春秋决狱 原心定罪 君权衡平法

一、春秋决狱的提出

汉武帝时期，总结了儒、法、道等各家思想的特点，确定以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自汉武帝时期形成之后，经汉唐明清历代统治者的维护和弘扬，成为支配封建法制发展的指导思想，统治中国达两千多年。董仲舒在引用《春秋》经义说明“三纲”理论和德主刑②辅理论之外，还引用《春秋》经义解决疑难案件。经杨鸿烈先生考证，《汉书・艺文③志》著录《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七录》作《春秋断狱》五卷，《隋书・经籍志》作“《春秋决事》十卷，董仲舒撰”，《唐志》作《春秋决狱》，《崇文总目》作《春秋决事比.都是十卷，大概在宋以后就佚失了。

“春秋决狱”或叫“引经决狱”，它是汉朝统治者以儒家的政治法律观为指导，从经书中找出所谓的“微言大义”，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作为审理案件和定罪量刑的主要准则。由于这些经义主要来源于《春秋》，因而又称“春秋决狱”，另外还有《诗经》、《书经》、《易经》、《仪礼》等儒家经典著作也是经义来源。“春秋决狱”成为风气之后，儒家扩大范围，根据其他的儒家经典断狱，史家称之为“引经决狱”。简单的说，儒家用一些著作对法律进行解释，当法律解释著作得到皇帝的批准时，法律也就儒家化了。

二、春秋决狱的基本原则

“原心定罪”是引经决狱的总原则。既然春秋决狱是以儒家经典《春秋》为指向，那么《春秋》最为强调的“礼”有言“礼禁于未然之前”，所以儒家学说的推行者们特别重视支配行为的动机是否符合礼的道德准则。即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依据客观犯罪的事实，着重考察行为者的动机，只要有犯罪的行为动机，就可以加以惩罚，不必一定要等到犯罪真正出现时再施以惩处。对于首犯，应该从重处罚，只有犯罪行为而没有犯罪动机的人，应当从轻处罚。这种动机论曾被后人评论“《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符合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就是“志善”，即使违法，也可以从轻处罚;相反，犯罪人主观动机严重违反儒家倡导的“忠”、“孝”之精神，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也要认定为犯罪，并予以惩罚。

汉代儒家对这一原则作过很多撰述。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说：“《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桓宽在《盐铁论・刑德》中进行了进一步阐述：“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王充在《论衡・答佞篇》里亦明确指出：“刑故无小，宥过无大，圣君原心省意，故诛故贳误。故贼加增，过误减损。” 概括起来，众儒家所言其含义无非是：断狱定罪要从犯罪事实出发，但主要的不是看事实，而是追究犯罪动机和犯罪原因及罪犯的心理状态，关注于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恶意。④

由董仲舒诸多引经决狱的案例来看，他的主张是，定罪与否要根据当事人的主观动机⑤决定。这与法家的“轻罪重刑”，客观归罪的思想相比，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汉律的相关规定尚不完善，仍然存在诸多漏洞的情况下，引用统治者认可的经义原则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也是对法律的一种补充方式。

“亲亲得相首匿”是我国古代封建法律的一项重要原则，同时也是春秋决狱的重要原则，它是指亲属之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的不认为是犯罪，反之要定罪。这项原则推行的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伦常和家族制度，巩固君主专制统治。“亲亲相隐”源于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西汉时法律上开始有“亲亲得相首匿”的规定。君亲无将，将而诛焉指臣对君、子对父不能冒犯、忤逆、作乱，即使只有犯上作乱的思想而没有真正的付诸行动，也是大逆不道的犯罪。即皇亲国戚触犯这条原则也要依法处置，“以事君，常赦不原”等为汉代高层同统治者的专制主义政治提供了保障，统治者将其看作是判断触犯皇权及皇帝尊严与安全的犯罪理论根据之一，司法官员在断案过程中贯彻“原心定罪”原则的具体体现。

三、春秋决狱与衡平法

西方衡平法的早期与我国春秋决狱原则有着在伦理和行政上的极大相似之处。在西方近代法制中有衡平法原则，即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时可以根据法理对个案进行处理的做法。英国中世纪的大法官并非基于先例原则进行衡平司法，而是基于颇赋宗教意味的“良心”原则实现衡平，这与我国的春秋决狱基于“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经义实现衡平不乏相似之处。

著名的经院主义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良知是人们对于自然法主要原则的先天知识；当个体将良知适用于具体情况的时候，他将此称为心知。 良心不仅是个体的道德判断，还与神法紧密相连，甚至被直接与神法等同。而当主要由神职人员担任的大法官们将“良心”原则借用大法官法院时，并未改变对它的这种理解，并在此基础上确立、发展了大法官法院的衡平管辖权，创造了衡平法。与我国不同的是，进入17世纪以后，随着先例原则在衡平法中逐渐形成，英国衡平法的哲学基础转变为了英国当时盛行的经验主义哲学。

15世纪中叶之前，由神职人员所担任的大法官及其下属官员与我国此时相似，都是国家行政官僚系统中的一员，不具备专门的司法能力，崇尚个人品格和伦理品行，都是非职业化的行政官员，这使得英国中世纪衡平法与我国古代衡平司法有着共同的行政特征。

英国中世纪衡平法的宗教性和行政性 ，正与中国古代衡平司法的伦理性及行政性相对应，但与中国古代衡平司法一直保持着这种特征有所不同，英国从16世纪末开始，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王权衰落，普通法法官取代神职人员，罗马法学家执掌大法官法院大大削弱了衡平法行政性特质，推动了大法官法院的司法化进程。衡平法逐渐被普通法同化，世俗性和司法性逐渐取代了早期的宗教性和行政性，先例原则也逐步确立下来。

而在我国，从政治背景来看，我国古代的法律面对的并非多元社会，而是一个以专制王权为基础的一元社会，我国的儒家与君权，这两大衡平司法的基础始终紧密联系成为一体。在法律背景方面，我国古代衡平司法没有出现英国普通法这样成熟法律的外在压力，更没有形成职业的法律集团。因此，我国以春秋决狱为代表的衡平法，它的伦理性和行政性的特点一直维持不变，而春秋决狱本身也只是作为一种个案衡平的手段，局限于调整一般法律的不足，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法律体系，也没有延伸出稳定的断案规则。

四、春秋决狱对后世的影响

“春秋决狱”由中国浓厚的文化背景而产生，是经义向法律渗透的必然结果。引经决狱在一定意义上提倡“志善”，促进社会教化，对当时的不甚合理的某些法律进行了修正，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正。我们从当时的一些案件中可以看出，纵然这种审判方式不严格依据法律，但我们必须承认当时许多案件的处理结果是具有合理性的，反映了适用法律中的法安定与正义的平衡，一定意义上达到了衡平的效果。依法家思想而制定的汉律对有些问题的规定过于机械，而通过“引经⑥决狱”对这些规定则作了一定的纠正，同时赋予断案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是⑦判例法灵活运用的一种形式。在量刑上改重为轻，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又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皇权。

“引经决狱”的基本精神是“原心定罪”。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精华》中已经有论述：“《春秋》之听讼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心，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这种主张，就是引用《春秋》经义处理案件，定罪与否要根据当事人的主观动机决定。若是行为人主观上有恶意，即使没有实现危害后果，也要给予惩罚，另外，作为行为的首谋者，即提出犯罪意图的人，则要重治其罪。董仲舒的这种法律观点，被汉代的儒者归纳为“论心定罪的法律原则”，如《盐铁论・刑德》中所说：“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违于法者诛。” 这表现了重视犯罪的主观心态，这为以后的法律在实践中的应用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我国古代法律史上也是一个令人瞩目的进步。

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和法律背景下，春秋决狱所带来的消极一面。引用经典使人治高于法治，在一些个案中我们注意到“春秋决狱”模糊了道德与法律间的界限，“礼法合一”对注重“礼”的儒家思想，“引经决狱”又加重了封建文化专制。

《后汉书・应劭传》说，董仲舒有《春秋决狱》232事，是董氏老病致仕后，为答复朝廷征询意见所作。原书已经失传，后人从《太平御览》等古籍中，钩稽出六个案例，为现知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基本材料。这六个案例反映了董仲舒引用《春秋》等儒家经典的大义，解决有关父子关系、夫妻关系、君臣关系案件的观点。从汉魏到南北朝，当儒家思想已经成为社会上绝对势力时，有的儒者便进一步用“经术”把法家的“权势”转移，这样就可以“经术”迎合君主的“好尚”，“致身青云”、“保持禄位”。于是在法律之外，时时以经义决狱。

《太平御览》六百四十又引二例，现录其一：“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垢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 依照汉律规定，子殴父，当枭首。董仲舒引用《春秋》中的事例说明，如果儿子主观上没有危害父亲的动机，而是为了抢救父亲导致误伤结果，与汉律规定的情节不同，应遵从原心论罪的原则，不予处罚。

这样的断案方式显得牵强附会，同一个案件可以博会绝不相同的经义。由此不难看出，在很多情况下将经义视为断狱的准绳是有失公正的。

当代法史学者高恒对董仲舒提倡的引经决狱做出了更为适度的评价：“儒家思想全面积极的影响中国古代法制是开始于‘引经决狱’。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以儒家思想作为封建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指导思想时，久违风剑法之必须体香儒家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提倡‘引经决狱’，又为儒家思想影响封建法制，找到了一种具体方式。由于引经决狱必须‘引经’，即找出相应的儒家观点为依据，从而实行‘引经决狱’有促进了儒家许多具体法律观点的形成。这又为以后的封建王朝的法典明确表现儒家法律观点，创造了前提。西汉封建统治者积极推行‘引经决狱’，不仅达到了使当时的法律和司法活动为儒家政治思想路线服务的目的，而且对儒家思想影响整个封建时代的法律，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经典文字简约，含义深奥，又非规范性的条文，无固定的界说，直接引用决狱，势必是断章取义，造成同罪不同罚的混乱。

结语

在当时当地的情况下，以《春秋》断狱，机械的使用法律确实有诸多不足与缺陷，但我们绝不能否认它的司法价值，它确实起到双重作用:一是通过经义限制帝王在直接行使司法权时的任意;二是在司法过程中起到在法安定和个案公正间的平衡作用。

如果春秋决狱的原则应用得当，并得到法理学意义上的阐扬是有可能提高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水准的。但是由于董仲舒本人未能从法理学意义上进行更多的论述，汉代统治者提倡引经决狱的目的与董仲舒的主张也有差距，我国单一的政治⑦背景，法律背景不同于西方国家，最终无法像西方国家一样发展成为具有司法性和专业司法人员的专门化体系，春秋决狱未能走上追求公平正义的法理学之路。

参考文献：

[1] 杨红烈．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132．

[2] 冷霞．兼评“中国传统司法与西方衡平法之比较”[J]. 2010．

第7篇：儒家思想形成的背景范文

教学目标：

1、知识与能力

在掌握孔子思想与教育方面的影响和贡献、诸子百家（以儒、道、法三家为主）的思想特征的基础上，培养学生用历史的观点理解政治、经济、文化三者的辩论关系的能力；利用表演、质疑、辩论等形式培养学生语言表述历史的能力；在对传统思想文化批判和吸收的前提下初步形成联系实际、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2、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对儒、道、法代表人物思想的了解，认同优秀传统文化，确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形成敢于表达思想、尊重别人意见的个人素质。

学情分析：

1、知识掌握状况：

学生在小学《社会》课中已学过有关孔子办学的内容，对孔子已有初步的了解。语文课刚刚讲完《论语十则》，对孔子思想内涵的了解又有了进一步加深。历史课又学习了"铁器牛耕引发社会变革"一课，对春秋战国时代背景（特征）已有相当的认识。

2、学生心理特征：

初一学生正处于童年期向少年期过渡阶段，从心理上表现出追求独立的倾向，加上特区的思想较为解放，因而他们喜欢表现自己，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好争辩。

教材处理：

教材较好地落实了《课程标准》对本课内容"知道孔子、了解百家争鸣的主要史实"的规定。标准要求虽然简单，但所涵盖的教材内容思想理论性强，社会运用性强，知识结构呈开放性，这为教师根据学生实际选择和采取多形式、多渠道、多元化的教学活动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空间。为了便于该堂师生合作活动课的开展，在尊重"内容标准"的基础上对教材作如下处理：

1、将课题"思想的活跃与百家争鸣"改为"变革的时代、活跃的思想"。

"思想的活跃"与"百家争鸣"在意义上有重复之感，将题目改为"变革的时代、活跃的思想"，意图在于强调时代变革与思想活跃的因果和互动关系。因为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思想活跃局面的出现是以变革的时代为背景的，反过来百家争鸣也促进和加剧了时代的变革。另外，这样改动还能与第8课"铁器牛耕引发社会变革"相互照应，使新旧知识的内在联系更加紧密。

2、将课文"百家争鸣"子目中关于"百家争鸣"背景的阐述前置于课文开篇。

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引发社会变革，为思想文化的活跃提供了自由空间"的背景阐述同样适应于孔子、老子等思想家产生的时代。再者，原课文开篇就直接提出孔子，显得突兀，如有背景资料引入，将更能体现历史"因果关系"的学科特点，同时也便于联系学过的知识切入新课。

3、在"孔子"之后，简略增加"老子"的内容。

关于老子只增加"老子是春秋末年与孔子同代齐名的思想家，著有《道德经》，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即可，不必展开。因为在"百家争鸣"中，道家是一个重要学派，适当提到老子，不但使上下教学内容本源相贯，也使课文结构更具完整性。

4、在战国"诸子百家"教材内容中，删去墨家部分。

根据课程标准，删去墨家内容属允许范围，并不会降低标准的要求。这样做的理由是从学生的认知实际出发，因为对于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还不能很明确地区分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的区别。在这节课中，阐述诸子百家内容的教学，设计为学生辩论活动，墨儒两家学说对立性不强，容易混淆，不利于辩论的开展，故删去。课型选定：

基于以上教学目标和对教材、学生知识、心理等方面的分析，课型选定为：师生合作型的活动课。（一课时）

教师的活动形式：启发、引导、归纳、小结

学生的活动形式：分析、质疑、表演、辩论

课前准备：

1、由学生自编自演孔子办学、因材施教等短剧。

2、介绍阅读《中华五千年》等有关通俗读物并印发有关儒、道、法三家学派的有关资料给学生。将学生分成儒、道、法三个辩论小组，熟悉各学派的思想观点，作好辩论准备。

3、制作有关课件、剪辑有关录像资料。

教学活动过程：

一、导入步骤：

1、投影：画谜（打一历史时期，谜底：春秋战国），由学生猜出，引出教学内容的时代背景。

2、由学生根据所掌握的历史知识，归纳出：春秋战国的时代特征（背景）：生产力发展（牛耕和铁器的作用）引发社会变革（奴隶制瓦解，封建制度确立）为思想文化的活跃提供了自由的空间（诸子百家、百家争鸣）

3、推出本课课题：

变革的时代、活跃的思想（同时放映相关录像片）

二、教学内容：

1、孔子：

是本课的重点基础知识，主要教学任务是让学生从思想和教育两个领域了解孔子，即孔子的"仁""礼"学说和在教育方面的贡献。

a、伟大的思想家：

教师活动：指导学生阅读教材有关内容，理解孔子的"仁""礼"的思想内涵，并根据学生阅读、探讨的情况，指导学生明确"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的概念。

学生活动：在学生阅读探讨教材有关内容的基础上，由对孔子的"仁""礼"思想了解较全面的学生扮演孔子，再现孔子设坛讲学情景，并在学生的提问和质疑中，归纳出孔子的"仁""礼"思想内涵。

仁：社会人群要互相敬爱、谦让、和谐相处。

礼：人们的言行举止要符合社会规范。

b、伟大的教育家：

教师活动：启发学生回忆小学历史和社会课有关孔子办学的内容，并结合语文课刚刚学完的《论语》内容，引导学生回答出孔子在办学思想、教学方法、学习方法、学习态度等方面相关论述，联系现实学习情况，指出孔子教育思想影响的深远性。

学生活动：学生以"因材施教"等小品表演形式，演绎、归纳出孔子的主要教育思想：

教育对象：有教无类

教学方法：因材施教

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学习方法：温故而知新,再由学生结合自己的学习实际，谈谈孔子教育思想对现实教与学的积极影响。

2、百家争鸣：

是本课的主要内容之一，鉴于导入部分已有对春秋战国时代思想活跃背景的分析，这里着重让学生了解诸子百家中"儒、法、道"代表人物的思想内容。并通过对其思想内容的积极性和消极性的认识，树立正确的思想方法，形成敢于表达思想，尊重他人意见的个人素质。

教师活动：以图表形式（内容含学派、代表人物、主要思想）帮助学生认识孔子与百家争鸣的关系，引导学生归纳出儒、法、道三家的思想特征，并印发有关资料，供学生讨论，让学生进一步了解各学派思想主张的积极性和消极性。

学生活动：通过阅读教材首先归纳出各学派的主要思想。通过讨论分析儒、法、道三学派思想的积极性和消极性，在此基础上，分为三组，分别以儒、法、道的思想主张进行辩论，再现百家争鸣情境。

三、课堂小结：

由教师指导（以探讨方式提出参考意见，不作最后结论）、学生参与（允许提出不同意见），从两方面进行小结：

1、诸子百家中儒、法、道三家学派思想的积极性和消极性。

2、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集诸子百家所长形成的，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源泉。

四、迁移应用（课后作业）

结合我校实际，或运用儒家思想教育观点，或运用法家严格惩罚观点，或运用道家自我觉悟观点，就校风建设问题提出你的看法。

附一、课堂教学活动实录片断：（课间短剧和辩论词选）

附二、学以致用：以儒、道、法三家的观点谈谈你对校风建设的看法（课后作业选）

附一、课堂教学活动实录片断：（班级：初一（8）班）

1、课间短剧

A、孔子讲学

（孔子出场，稳重大方，边捋胡子）（众弟子安静）

众弟子：孔先生早！

孔子：（摇头，叹气）当今世风纷乱，要治理好天下，我认为只有两个字--"仁"和"礼"！

(一弟子站起，拱手问道。）

弟子：请问孔子先生，什么叫"仁"和"礼"呢？

孔子：（点头，微笑）这个问题提得好。"仁"就是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爱护，互相谦让，和睦相处。"礼"就是人的行为规范要符合社会要求。

另一弟子：弟子不明白。怎么样才能做到"仁"？

孔子：仁者爱人，不但要爱自己的亲人，也要爱天下所有的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摇手）千万不可强加于人。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乃仁也。

另一弟子：那请问怎样才能做到"礼"呢？

孔子：（捋胡子）不同阶层的人要加强个人修养。国君要有国君的风度，大臣要有大臣的忠诚，长辈要有长辈的表率，晚辈要有晚辈的顺从。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样人人循规蹈矩，岂不天下天平！

众弟子：弟子明白了。

B、因材施教

孔子：（在书塾席地而坐，正津津有味地看书）

子路：（匆匆忙忙地跑进来，停不住脚步撞在书桌上，把桌子上的东西全弄翻了，书简也掉在地上）

孔子：（把手中的竹简放下）子路，何以如此匆忙，是否有要事找我？

子路：（气喘吁吁地）孔先生，有一个诸侯国的国王，请学生去当大夫，学生不知去否？

孔子：（严肃地看着他，摇了摇头）请三思而行，考虑清楚再去。

第8篇：儒家思想形成的背景范文

澳大利亚教育界认为：“历史学习对于培养见多识广且积极主动的公民是必需的。通过由历史学习中培养出来的洞察力和理解力，学生将会主动思考其权力、责任以及在公民社会中应做何种贡献。历史提供了一个参考框架，学生利用它能够进行批判性思考，而且能够形成对于当今国际事件有见地的看法”（引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历史课程标准》1998年版）。

中学历史教学的基本内容分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两部分。其中中国历史由于其发展时间长、跨度大、内容多自然成了中学历史教学的主要部分。为了完成这部分的教学，有必要强调教学的根本目的和要达到的目标。这就是：一方面向中学生较系统地介绍历史知识，使其对中国历史发展有清晰的了解；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对中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教育，塑造其理想人格。

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是在历史环境下进行的，离不开自己民族的文化。任何从事文化教育的人，又都是民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族文化的生命机体，他自身也割断不了自己民族文化的脐带。对于进入中学阶段的学生来说，认识社会、取得经验主要靠学习，靠接受学校里所进行的语言文化教育。这种教育处处凝聚着传统文化的因素，想摆脱这传统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中国历史教学容量大，政治、文学、哲学、经济、法律、艺术、军事以及各方面的重大事件都要描述。总体来说，对传统文化可集中从物质、制度、精神的三个方面加以突出。

物质文化方面：我国在二十世纪以前，其成就名列世界前茅。制度文化方面：由于封建社会历史长、体制健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维护和巩固了封建大一统的天下并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盛世”。在精神文化方面：从春秋战国始，人文科学思想就比较成熟，这种思想一直保持连续性发展并体现出重政治、重人伦道德的特点。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以后儒家思想又沿着天人感应目的论发展。但儒家主张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并不探求超现实的“彼岸世界”，宗教在传统文化中始终没有成为统治思想。

要发扬集体主义精神，以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民族精神，培养、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客体，民族精神是传统文化的主体。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这种辩证统一关系，决定了在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时离不开传统文化教育。

要弘扬传统理想人格。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佛、道为辅。三家理想人格虽各有特点，但具有共同特点：修身治国、重义轻利、克己奉公、积极进取、坚忍不拔。

初中的历史课涉及到了一些各个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变迁，每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对应着这个时期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的背景，学习历史知识不通过事物发生的本来面貌去了解，学习就成了一种形式。在每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过程中，都有起主导因素的历史推动力和破坏力。从哲学上说，历史观本身也是对立而统一的，历史事件发生过程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各个阶层的状况，由这种状况所形成的价值观决定了历史观的形成。学生通过学习历史知识，就是要通过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从而分析出这种历史背景下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历史事件。我们说三国，首先会阐述的是三国的文化。为什么要说三国的文化？就是不说三国的文化不足以说明三足鼎力的局面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这种背景下所发生的政治事件，形成了三国特有的历史观。所以学生学习历

第9篇：儒家思想形成的背景范文

关键词：儒家文化；心理健康教育；价值

一 、儒家文化应用于心理健康教育的意义

我国心理健康教育普遍忽视了传统文化教育精髓对当代教育的重要指导意义，心理健康教育缺乏相应的人文关怀。随着社会的转型和时代的进步以及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冲击，心理问题已经成为当代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现代教育的功利性、竞争性、排他性丧失了传统文化以和为贵的价值核心，是当代心理问题产生的症结根源所在。民众心理健康问题形形、复杂多样，其突出表现在价值观念、人格障碍、个体心理偏差等方面。许多人处事经常以自我为中心，只要求别人应该理解自己，尊重自己，而忘记或者忽略了自己应该首先尊重他人，理解他人；其次是人际交往功利化倾向严重。越来越多的人注重人际交往的物质性，有用即真理的实用价值观受推崇。再次是越来越多的人在空余时间选择上网，生活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忽视现实的人际交往，缺乏感情依赖，在网络里追寻安全感、归属感和幸福感。 国民心理不健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深层原因而言，在价值观上的矛盾、混乱与冲突，是影响他们心理健康的最根本的原因。通过吸取儒家文化的精华来重塑民族价值观，化解国民在价值观上的矛盾冲突与混乱，构建和谐的国民心理环境，是解决国民心理健康问题的根源。研究国民心理形成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和现实心理诉求，加强及确立传统文化教育，使国民逐步树立“修身、明理、致世”的意识，使儒家文化思想成为国民精神指南和行为规范，提升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势在必行。

经过千年的历史洗礼的儒家文化逐渐成为集百家之长的正统，塑造了中国人整体的社会性格、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和心理环境。儒家文化内容博大精深， 作为维系传统社会秩序和道德人心的伦理道德体系， 儒家文化精髓所蕴含的智慧和价值取向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善于挖掘心理健康教育与儒家文化的契合点，对增强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有利于正确认识和解决心理健康教育一系列现实问题。

二、儒家文化应用于心理健康教育的路径

1.以儒学经典提升道德修养

用儒家经典文化提升道德修养，以儒家思想的精华滋润国民的灵魂，运用儒家经典解决对应的国民道德修养方面的心理问题：基于国民普遍存在的“嫉贤妒能”、 “妄自菲薄”、“妄自尊大”等亚健康心理状态，儒家文化倡导“达者兼善天下，复合担道，利济苍生，不达严于律己，独善其身，修身养性”； 用儒学“严以待己、宽以待人”的道德智慧化解不愉快；利用儒学的“忠恕之道”教育民众宽容、沟通和双赢是和谐人际交往的最佳钥匙。儒家文化重视内省，见贤思齐，自我磨炼。儒家文化提出了 “学思并重”、“反思自省”和“慎独”等观点。儒学强调人要有自知之明，“吾日三省吾身”，通过不断反省自我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在实践中纠错改过，才能不断提高思想水平，提升道德修养。

2.以儒家价值观塑造人格魅力

儒家价值观有利于塑造健康人格，用“修身之道”使人格至善至美；用“困而弥坚、挫而愈奋”的精神增强耐挫能力；用“经世致用”教育民众“乐群贵和、重义轻利”， 完善理想人格 ，孔子说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这些思想传递着的提升人格魅力的正能量，是塑造人格魅力的有力杠杆。

3.以儒学之人生观升华生命的境界

用“安身立命、乐天知命”的人生观，教育国民善待生命、重视生命、 提升生命的境界。安身立命意味着人活着生命要有着落， 精神要有寄托。乐天知命是说要正视自己的生存条件， 悦纳自己。儒家这种“安身立命、乐天知命” 的人生观， 事关生命的重大课题，这种生存态度，有助于人的心灵的和谐，是对人类的终极关怀，对于善待人类和动物的生命， 不自杀和滥杀，提升生命境界的认识是大有裨益的。

4.以儒家文化修炼平和的心态

儒家文化主张“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要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实现身心内外的和谐，儒家经典《大学》把“修身”看做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必要条件，积极入世，自强不息，孔子“见贤思齐焉，见不贤思内省也”。用“中庸之道”保持内心世界的动态平衡。

5.以儒学之智慧点化人生的困惑

儒家文化主张应充分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通过转换认识和积极修养来解决控制引发心理冲突或困惑的事件等心理问题。儒学的仁爱思想，提倡“仁”、“义”之信念。所谓“仁”即“爱人”，人要有“克己”和“爱人”的广阔胸怀。儒家文化强调 “忠恕之道”，通过外在的社会规范展现仁爱精神， 劝诫人们奉行以尊重、友爱、宽容、恭敬的人道原则和平共处，营造出互相关心、互相宽恕、忍让、谅解的和谐气氛。在对自我欲求的思考中，一定要重视对他人欲求的尊重，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达到“善”的境界，为自己找一安身立命处，实现人际关系和谐、身心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氛围是保持心理健康的基础。

三、结语

综上所述，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工程，笔者认为儒家文化应用于心理健康教育就像举世闻名的中药针对病人一样，要对症下药才能治标也治本，需要建立长效机制才能保证确实管用，因为儒学思想渗投到的心灵深处需要一个过程。充分挖掘儒家文化中蕴含的心理健康思想，凝聚心理健康教育的正能量，并且利用好网络平台传递儒家文化的正能量，不断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效性，是我们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时代责任。但愿在儒家文化润泽下使得每个“丑陋的中国人”都变成“最美的人”，铸就天人合一的“中国梦”，谱写美丽中国新篇章！（作者单位：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周执前 ，姜巧玲.儒家思想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创新[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3）：75-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