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精选(九篇)

第1篇：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 儒家思想 传统 大学德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中国高校教育特别注重推行“德育”教育，“德育” 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从中国古代开始即非常重视“德育”教育，对于做人做事所应依据的标准有着明确的规范，要求人们自律、自尊、自爱，按照社会道德规范要求为人处事。中国传统的“德育”教育是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思想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以儒家思想为根基的教育体系培养出了众多才华横溢的才子，推动了中国政治、经济、文明的发展，从商周时期到几千后社会变革的今天，儒家思想仍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代，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物质的极大丰富及改革开放多元化思潮的涌入，让当今中国高校的“德育”教育面临着极大的困惑，一些高校学生缺乏传统道德思想，道德观念出现较大偏差，道德意识水平较低，亟须加强“德育”教育，提高思想道德水准。因此，在当前社会变革时期，要解决中国高校“德育”教育和传统儒家思想的冲突问题，促进“德育”教育和传统儒家思想的融合，提高大学生“德育”教育的实效性。

1中国高校德育教育和传统儒家思想的冲突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先后有诸多的哲学家提出了他们的观点，各种学术观点互相争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情况。到西汉中期开始推崇儒学，在此后的二千多年间，中国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统治阶级有着重要的地位，也是中国教育的起源，中国教育是以儒学为起源地的，科举制度中的八股文也是儒学文化的体现之一。新中国建立后，逐步推行教育现代化，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教育变革，各种教育的目标都是为实现教育现代化，与西方结轨。

中国的教育模式依照西方国家教育模式而开展，每次教育改革都远离了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教育教学内容、教育形式乃至教育精神，甚至是对儒学精神的背弃。在中国高校德育教育中，以西方思想为主导的课程内容也与传统儒家思想有了一定的冲突。

中国高校德育教育和传统儒家思想的冲突的结果是传统文化的缺失，没有文化的民族是可悲的，盲目的西化只会让中国当代大学生迷失自我，淹没在物质的纸醉金迷中，迷失本性。传统儒学思想真的是现代教育的绊脚石吗？真是会成为大学生德育教育的桎梏吗？我们对此展开了研究。

2在中国高校德育教育中推行儒家思想的意义

面对中国高校德育教育和传统儒家思想的冲突，我们认为传统儒家思想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对于中国高校德育教育有很好的教育作用，能够推行素质教育，促进大学生德育水平的提高。能够礼乐结合，注重素质教育，加强个人修养。

2.1传承与发扬优秀传统儒家文化

儒家思想张扬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和包容万物的博怀。儒家强调人与社会甚至是国家的道义责任，当代大学生要悟原理，补精神之“钙”，固思想之元，真正做到学而信、学而用、学而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小事、小节关乎大节、大德，体现的是一个人的道德操守和人格品质。每一名大学生都要把修身、正己、立德作为做人处事的根本，做思想道德建设的表率。将传统儒家优秀文化传承并发扬下去， 将传统儒家优秀文化融入中国高校德育教育中，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将传统儒家优秀文化发扬光大。

2.2从儒家思想中寻找到信仰和灵魂的归依

儒家思想有着明确的信仰和道德规范。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精髓已流传到了海外，成为众多国家学习的教材，西方诸多国家都在学习儒学思想，并在诸多群体中弘扬儒学经典文化。对大学生而言，若不念纲纪、不守规矩，就会失去约束、乱了秩序。大学生要自我教育、自我提高、自我完善、修正缺点、增强信心、明确方向的过程，力求收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儒家思想为人们的精神困惑找到了根源，解决了人们内心的迷茫，让大学生远离纸醉金迷的物质诱惑，走进儒家经典里，修身立世，自我修炼，端正价值取向，重塑信仰，找到灵魂的归依。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没有信仰的青年是没有灵魂归依的。寻根溯源，从儒家思想中寻找到信仰和灵魂的归依。

2.3增加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当我们背弃传统儒家思想文化时，日、韩等国家却在推崇儒家思想，将儒家思想被作为基本道德准则，儒家思想与这些国家的民族精神相融合，得到了继承。因此中国有必要充分利用中国儒家思想的丰富资源，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增加我国的国际竞争力。

3中国高校德育教育和传统儒家思想的融合

3.1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有利于激发大学生爱国主义热情

《大学》中提出了“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主张。当代修身思想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又赋予“修身”以新的内涵，讲的理想、品格、世界观、人生观的锤炼问题。每一名大学生都要清醒认识到，只有加强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才能铸就金刚不坏之身，使优良作风根基牢靠，使自己严得自觉、实得坦然。秉持“归咎于身、克己自责”的解剖精神，经常过滤思想、检点言行，做到一身正气、一尘不染。要有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的精神，要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儒家思想所推崇的集体主义的代表思想。大文豪屈原、将军岳飞等都是鲜明的例子。受儒家思想熏陶，每个时代都会出现时代英雄，他们有着关心天下众生的胸怀和气魄，有随时为国家献身的精神，在儒学思想的教化下，集体主义思想熠熠生辉，照亮了中国文明发展之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多元化思潮的涌入，让一些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发生较大偏差。在此背景下，倡导儒学思想，在大学生“德育”教学中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激发大学生的爱国热情，并通过大学生的影响力，在社会范围内传播集体主义精神，倡导爱国主义教育。

3.2儒家思想重视厚德载物，有利于构建大学生和谐人际关系

“仁”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儒家思想重视仁爱，提倡人和，倡导“礼尚往来”，孔子所说的六艺：《易》、《书》、《诗》、《礼》、《乐》、《春秋》中提到了“礼”，即倡导重视礼节，“来而不往非礼也”，注重人际关系的维系，在礼节上倡导“礼尚往来”，注重人本主义精神的涵养，提倡人本主义精神。这在大学生“德育”教育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有利于培养大学生宽广的胸怀，促进大学生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如多年前震惊全国的“马加爵”案件，即是由于大学生之间人际关系的不和谐导致的人伦悲剧。因此，在大学生“德育”教育中以儒学思想为基础，引导大学生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德育”重要的环节之一。

3.3儒家思想强调身体力行，有利于提升大学生道德修养

儒家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形成相当完备的一套体系，其在教育、修养及实践方面是互相联系的，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儒家思想教化人们勤学上进，塑造个体优秀品格，注重实践的应用。孔子在理论学习后，也曾周游列国，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中，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升华，而明代的学者王阳明也提出了“知行合一”的实践性理论。儒学思想的观点认为人要讲求身体力行，要知行合一，是谨记于心的成功法宝，要做到知行合一，必须要身体力行，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加强个人的道德修养，提升个人境界。

3.4儒家思想追求精神境界，有利于大学生树立传统传统道德观念

儒家思想追求的是精神境界的完美，儒家思想文化当中的为人处事的落脚点皆是落实于精神层面，要将自身的行为落到精神层面上，追求儒家思想的精神至高境界，儒家思想的精神层面的追求是以道德追求为重。讲求个人道德的修养，在日常生活中，面对挫折要修身养性，大度宽容；在做事方面，讲求知行合一，努力进取；在面对民族与国家危亡时，要求舍小家为大家，如谭嗣同等革命前辈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高风亮节的气度，为国捐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高校大学生“德育”教育中融入儒家思想，有利于大学生提高个人的思想境界，提升道德水平。

3.5儒家思想强调积极向上，有利于大学生正确认识吃苦耐劳

儒家思想强调积极向上，倡导吃苦耐劳的精神，“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儒家思想提倡积极上进、乐观进取，顽强奋斗。在当前社会变革环境下，很多大学生是家中的独生子女，其中一些大学生的独立生存能力较弱，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到一定年龄仍不能够自立，还有相当一部分“啃老”族依靠父母生活。这与一些大学生吃苦耐劳精神不足有关。而一些大学生群体通过自身努力，顽强奋斗，养成了坚忍不拔的性格，这是个人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易经》中写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正是儒家思想所积极倡导的精神，因此在高校德育教育中，对大学生的德育教育要提倡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这有利于培养大学生持有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珍惜当下生活，勇于承担家庭责任，有担当、有责任感。大学生只有在艰难困苦中磨练意志，艰苦奋斗，才能锻炼和成长，才能够培养安身立命的本领，在经过了逆境的磨练，才能成就更伟大的事业。

4结论

中国高校“德育”教育和传统儒家思想融合与发展不能单纯依靠课堂教学的灌输，不能只注重理论的宣贯，认为对儒学思想经典著作传授一番，做一下讲解，就完成了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这样墨守成规的教育方式不能让大学生产生心理共鸣，很难起到较好的教育结果，填鸭式的教学方式只会让大学生得过且过，应付了事。要在高校“德育”教育中注重把握传统儒家思想的精髓，要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将传统的教学与学生的思想关注点密切联系起来，在高校“德育”教育中注重加入一些案例，让教学更加丰富，更能够贴近学生的生活，让大学生将儒学思想的精华融入到大学生做人做事中去，内外于心，外化于形，及时更新大学教育大纲，根据社会发展与变革，及时调整教材和讲授内容，贴近实际，让学生乐于接受。大学生是中国的栋梁，“少年强者国强”， 大学生是中国的新生代，是国家发展的生力军，也是国家建设发展的主力。大学生经过几年的大学教育后走上社会大舞台，发挥自己的力量，为国家发展做贡献。在当前社会变革、经济大发展的时代，为大学生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平台，大学生思想活跃，知识储备丰富，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面对高知群体，高校要加强“德育”教育，借助于传统加儒家思想的精华，培养大学生独立自尊，自强不息的性格，将儒家思想中所倡导的朴素品格及积极上进的传统精神根植于大学生心中，让大学生“德育”教育与传统儒家思想相融合，确保大学德育取得实效。

参考文献

[1] 杜.“仁学”体系概述[J].中国哲学史，2011（2）：27-36.

第2篇：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内容互补；内在统一；哲学主体

[abstract]TheChinesephilosophystudiesasawhole,thearticlesupportintrinsicsupplementarysaidthatthisviewpointdoesnotregardastheConfucianistTaoism’sdifferencethesupplementarypremise,moreoverregardsastheConfucianistTaoismidentityessentiallyisthesupplementarypremise,isinaunifiedintrinsiclogicalfoundation,constitutedaChinesephilosophyintrinsiclogiclinkrespectively.MeanwhiletheConfuciansaidthattwothoughtintrinsicsupplementaryaswellastheChinesephilosophybasicspiritwhichmanifestsinthesupplementaryprocessregardasaretheChinesephilosophymainbodies.

[keyword]Contentsupplementary;Intrinsicunification;Philosophymainbody

前言

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时候，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资料，就有必要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对此问题，一般有三种看法：儒家主体说，道家主体说，儒道互补说。其中第三种观点看似公允，认为儒道两家共同为中国哲学的主体。但是一经分析，又分为两种，即外在互补说，此观点承认儒家道家各自是独立的派别，认为它们本质上的区别性是互补的前提。另外一种情况是内在互补说，此观点不把儒家道家的区别性看作是根本的互补的前提，而把儒家道家本质上的同一性看作是互补的前提，认为它们是内在的逻辑上的互补，儒家道家是在一个统一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各自构成了中国哲学内在逻辑的一个环节。同时认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哲学的主体。本文支持此观点，并试述其理由如下。

一、中国先民的天道观念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源泉，给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提供了可能性

天道观念在先秦诸子之前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原始的天道观念、神道天道观念、以及在哲学意义上的天道观念。

在原始的天道观念中，中国先民以一种万物有灵论的观点来面对世界，认为就如同人的背后有灵魂作为主宰一样，在世界的背后也有一个作为万物的最高主宰的天道。

神道天道观念，遮蔽了原始天道中的必然性，强化了人格神的意义，把天道主要理解为有意志的人格神。神道天道观念的基本精神和意义就在于与天道相沟通，但是这种沟通只是特殊人物的特权。这种思想肯定了特权意义存在的合理性，反映了社会等级制的出现和合法化的过程。

哲学意义上的天道观念，是对原始天道观念中规律性意义和必然性意义的回归，是对人格神意义的扬弃，其核心观念认为天道是一个规律系统。这样的一个规律系统内在地含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天道的存在是不同方面、内容、时间构成的一个结构性存在。其二是天道存在是必然性的、规律性的存在，天由人格天回归到了自然天，有意志的主宰者发展成了客观必然性，此客观必然性通过天道存在的结构表现出来，承认世界的统一性以及万物的差别性和等级性。

总之，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为先秦诸子的学说准备了两种意义上的文化前提，即，一方面为先秦哲学本体论提供了思想内容，一方面也提供了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此两个方面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儒家道家作为先秦诸子学说的一部分，面对春秋末期“礼坏乐崩”的时代课题，从中国先民的天道思想中汲取营养，同时中国先民的天道观念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源泉，给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提供了可能性。

二、儒道两家在思维方式上是内在互补的

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心理与文化的辩证法，它反映的是人的生存的基本矛盾，儒家和道家各自回答了人在存在中两个方面的问题。儒家向人们提供了人的存在作为超越性存在之所以可能的文化上的基础和原因，而道家则向人们提供了人的存在作为超越性存在之所以可能的心理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儒家和道家的关系，从逻辑上讲，表现的是人的存在作为超越存在，在精神境界与心理体验上的超越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同人的存在作为超越存在，在现实伦理生活中实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从思维方式上说，表现的是时间性思维方式与空间性思维方式的内在互补。

时间性、空间性是人的存在的两种基本方式和自我反思的基本中介。以万物同为物的空间并存关系为中介，在此关系中寻找万物同为物的统一性说明即形上基础的说明，此即空间性思维方式；从万物在时间上的历史发展为中介在万物自我时间发展过程中，寻求万物同为物的统一性说明，此即时间性思维方式。但是这两种思维方式本质上都是人反思自身时的片面的思维方式，而人的反思应该是两种思维方式的互补。中国哲学的发展正是表现出了时间性思维方式以空间性思维方式为基础，而统摄空间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方式内在的互补和统一的过程。

三、历史发过程中儒道两家在内容上的互补

在先秦诸子学时期，儒道两家在文化上虽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儒家侧重表达天道观念的伦理意义，而道家侧重表达天道观念的本原意义，但是儒道两家哲学的创始人在心灵体验上的统一性、儒道两家学者情感上的相通性和同情性以及在最高人格意义上的人格境界的理解的统一性，是此时两家文化融合的表现。对于天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道两家学者在心理感受上的一致性表现了他们对人性本质的理解的一致性。

在魏晋玄学时期，玄学家们在一种文化意识上，已经自觉到了儒道两家的统一性问题，而且他们对此统一性的了解并不在于外在文化形态，而在于内在的精神实质上的统一性。他们认为两家在哲学本体论问题的精神实质上是统一的，在性与天道的问题上，儒道两家是一致的。因此他们把两家之（下转第164页）（上接第186页）间的关系把握为在性与天道问题上的统一性。同时，他们用道家的形而上学思想，深化了儒家的思想，

为儒家文化进一步阐明了形而上学的基础。

在宋明理学时期，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形态达到了极至与完美。实现了思想理论内容上儒道两家的融合。而且是以一个统一的文化形态来体现的。这种融合表现在宋明理学的全部的丰富的内容之中。如本体轮种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等等，因此宋明理学时期，是儒家道家的思想在外在文化形态以及内在精神实质两方面的真正融合。

儒家和道家之间的内在互补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心性学说。以任何一方为中心的做法都是片面的，只有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性才真正揭示了人的存在：既是心理体验的存在，也是现实伦理生活的存在。儒家和道家的关系在本质上和逻辑上是内在的统一性关系，而人的生存是儒家和道家统一的基础，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是在统一性的基础上人的生存矛盾的内在发生。综上可知，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此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心理与文化的辩证法是中国哲学的主体。

参考文献

[1]林安梧.儒家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第3篇：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儒学；困境；儒学现代化

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儒学作为中国的“国学”是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与价值的载体，思考儒学的现代化之路对增强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加强先进文化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虽然以儒家思想唱主角的读经热、儒教热、国学热方兴未艾；虽然儒学会议接踵而至、儒学著作层出不穷、儒学论文漫天飞舞、儒学课题纷纷立项；虽然儒家思想寻找到宗教儒学、哲学儒学、生活儒学、政治儒学等不同的存活方式，然而在我们看来，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的发展实际上陷入了非常大困境，并且阻碍着儒学的继续发展。这些困境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

（一）主体的困境――儒生群体的缺乏、迷惘和无信

儒家思想在当代社会的传播、研究和践行中，作为主体的儒生群体变小，缺少了像历史上有组织有信仰地从事儒家思想宣传工作的队伍，使对儒学的研究和宣传成为少数学者的工作。同时，在对儒家思想的研究过程中，由于他们的学术行为要受到学校或研究体制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在时间上不能保证对儒家思想阐发和研究的持续性，在思想上不能保证阐发儒家思想的价值独立性，并且在诠释儒家思想以及选择思想的发展道路过程中也不可避免也存在迷惘。主体的无信则是说在当今儒家思想的实践中，能做到“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把儒家的理想、儒学的大义、儒者的原则付诸行动者少之又少，也就是说，儒生群体在生活中能坚持并且实践儒家价值观的着实缺乏。正如李文森所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情感上虽然眷恋传统，理智上却与传统疏离。可见，在传播主体、研究阐发主体、信念主体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儒家思想的确陷入了困境。

（二）存活的困境――社会基础的根本改变

传统儒学有一个较稳固的社会基础也就是宗法制，在此基础上,儒学建构了基本的伦理体系,确立了以伦理道德思想为指导、以各种礼仪为载体的作用机制,并延续下来成为文化传统。家庭、宗族、社学、书院、乡约都是儒学赖以生存和发挥作用的场所，形成了一个具有“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1。然而这个社会基础,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被大大地毁坏了。在现代社会中,个人代替了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和宗族规模逐渐缩小,人们的血缘宗亲观念日益淡薄,由此导致整个社会由“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随着社会基础发生改变,儒学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热土,成了无源之水,只剩下抽象的理论,举步维艰。

（三）认知的困境――片面甚至错误的理解或诠释

一是以功利的态度利用儒学，把传统思想文化视为牟利的工具。如大搞形象文化工程，利用群众对儒学的热情，不顾及本身的学术水平举办一些低劣的国学班、出版一些错漏百出的儒学读物等等，把儒学当做牟利的幌子。二是片面地利用儒家思想，在这个过程中忽视对其思想本真的把握，对其进行不全面或者夸张地解释。比如现代社会常用“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来树立人类正确的天人关系态度，告诫人类与自然本是一体。看起来，这种解释非常圆融，但“天人合一”的本意并非如此。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张载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二程所谓“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等，要说明的是“天之道”与“人之德”的关系，认为“人之德”与“天之道”的合一，便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也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其中并没有包含要求人理性地、可持续性地改造和利用自然的内容。三是过分拔高儒学的现代价值。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排斥西方文化，抵制文化的交流，要求保持儒家文化的“纯洁性”，甚至像某些“儒家原教旨主义”者那样把儒学抬到宗教的高度，提出所谓的“立儒教为国教”，甚至表现出反马克思主义，主义的基本立场，诸如：马列主义只是一种个人理性构想出来的偏激的意识形态；马列主义不具备建设性的功能；马列主义中没有安身立命、修道进德的成分等等。2

（四）实践的困境――理想与现实的脱节

实践的困境主要是指儒家思想及其主张在实践中难以得到落实。从历史上看，儒家思想本是“极高明而道中庸3”的，即是说，儒家思想一方面属“形上”之道，另一方面也是日用庸常之道(器)，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家思想是相当普及的。而在现代社会，随着社会基础的改变和儒家群体的减少，儒学成了一种“精英文化”，如儒家思想中提倡的“舍生取义”、“仁者爱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等，这种高尚的思想与人们生活缺乏沟通和联接，让一般人敬而远之，在现实社会中难以真正地实现。此外，儒学在现代仅被作为知识来传授,其实践性和真精神却被日渐淡忘，或者说人们缺少把儒学中的高尚精神落实于日常生活当中。这无异于买椟还珠，儒学丢掉了最宝贵的精神,空守着经典故纸堆,其复兴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的某些儒家思想研究者可以把自己的体系做到圆融精巧、自成一体，但却往往忘记了儒家思想的担当和责任，不仅没有积极地对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检讨和批判，反而去粉饰太平、掩盖问题、歌功颂德，或者只埋头研究儒家思想，而忽视了其现代作用或者突破发展困境的方法。可见，当儒家思想仅局限于作为少数人把玩的对象时、当儒家思想的基本理念和原则无法在生活中兑现时、当儒家思想研究回避其在社会本有的张力时，儒家思想的理想与现实社会脱节，其发展陷入了实践的困境。

由于儒学发展中存在着诸多的困境，要复兴儒学仅仅凭一腔热情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目前儒学之“潮”已经被热情掀起了，但如何使这个“潮”来得更加富有活力，更加“理性、健康”却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大问题。正如贺麟所言：“假如儒家思想没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则中华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也就不会有新的前途，新的开展。”4（1浙江师范大学初阳学院；浙江；金华；321004；2浙江师范大学 数理与信息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参考文献

［1］ 蒋庆.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N］.台湾《鹅湖》第170-171期，1989年8-9月.

［2］ 方克立.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几个问题［J］.天津社会科学，1988(4).

［3］ 陈少明.儒学的现代转折［M］.山东：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

［4］ 杜维明.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J］.纽约《知识分子》1985年秋季号.

注解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9~40页。

第4篇：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范文

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时候，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资料，就有必要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是什么的问http://题。对此问题，一般有三种看法：儒家主体说，道家主体说，儒道互补说。其中第三种观点看似公允，认为儒道两家共同为中国哲学的主体。但是一经分析，又分为两种，即外在互补说，此观点承认儒家道家各自是独立的派别，认为它们本质上的区别性是互补的前提。另外一种情况是内在互补说，此观点不把儒家道家的区别性看作是根本的互补的前提，而把儒家道家本质上的同一性看作是互补的前提，认为它们是内在的逻辑上的互补，儒家道家是在一个统一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各自构成了中国哲学内在逻辑的一个环节。同时认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哲学的主体。本文支持此观点，并试述其理由如下。

一、中国先民的天道观念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源泉，给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提供了可能性

天道观念在先秦诸子之前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原始的天道观念、神道天道观念、以及在哲学意义上的天道观念。

在原始的天道观念中，中国先民以一种万物有灵论的观点来面对世界，认为就如同人的背后有灵魂作为主宰一样，在世界的背后也有一个作为万物的最高主宰的天道。

神道天道观念，遮蔽了原始天道中的必然性，强化了人格神的意义，把天道主要理解为有意志的人格神。神道天道观念的基本精神和意义就在于与天道相沟通，但是这种沟通只是特殊人物的特权。这种思想肯定了特权意义存在的合理性，反映了社会等级制的出现和合法化的过程。

哲学意义上的天道观念，是对原始天道观念中规律性意义和必然性意义的回归，是对人格神意义的扬弃，其核心观念认为天道是一个规律系统。这样的一个规律系统内在地含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天道的存在是不同方面、内容、时间构成的一个结构性存在。其二是天道存在是必然性的、规律性的存在，天由人格天回归到了自然天，有意志的主宰者发展成了客观必然性，此客观必然性通过天道存在的结构表现出来，承认世界的统一性以及万物的差别性和等级性。

总之，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为先秦诸子的学说准备了两种意义上的文化前提，即，一方面为先秦哲学本体论提供了思想内容，一方面也提供了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此两个方面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儒家道家作为先秦诸子学说的一部分，面对春秋末期“礼坏乐崩”的时代课题，从中国先民的天道思想中汲取营养，同时中国先民的天道观念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源泉，给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提供了可能性。

二、儒道两家在思维方式上是内在互补的

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心理与文化的辩证法，它反映的是人的生存的基本矛盾，儒家和道家各自回答了人在存在中两个方面的问题。儒家向人们提供了人的存在作为超越性存在之所以可能的文化上的基础和原因，而道家则向人们提供了人的存在作为超越性存在之所以可能的心理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儒家和道家的关系，从逻辑上讲，表现的是人的存在作为超越存在，在精神境界与心理体验上的超越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同人的存在作为超越存在，在现实伦理生活中实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从思维方式上说，表现的是时间性思维方式与空间性思维方式的内在互补。

时间性、空间性是人的存在的两种基本方式和自我反思的基本中介。以万物同为物的空间并存关系为中介，在此关系中寻找万物同为物的统一性说明即形上基础的说明，此即空间性思维方式；从万物在时间上的历史发展为中介在万物自我时间发展过程中，寻求万物同为物的统一性说明，此即时间性思维方式。但是这两种思维方式本质上都是人反思自身时的片面的思维方式，而人的反思应该是两种思维方式的互补。中国哲学的发展正是表现出了时间性思维方式以空间性思维方式为基础，而统摄空间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方式内在的互补和统一的过程。

三、历史发过程中儒道两家在内容上的互补

在先秦诸子学时期，儒道两家在文化上虽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儒家侧重表达天道观念的伦理意义，而道家侧重表达天道观念的本原意义，但是儒道两家哲学的创始人在心灵体验上的统一性、儒道两家学者情感上的相通性和同情性以及在最高人格意义上的人格境界的理解的统一性，是此时两家文化融合的表现。对于天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道两家学者在心理感受上的一致性表现了他们对人性本质的理解的一致性。

在魏晋玄学时期，玄学家们在一种文化意识上，已经自觉到了儒道两家的统一性问题，而且他们对此统一性的了解并不在于外在文化形态，而在于内在的精神实质上的统一性。他们认为两家在哲学本体论问题的精神实质上是统一的，在性与天道的问题上，儒道两家是一致的。因此他们把两家之（下转第164页）（上接第186页）间的关系把握为在性与天道问题上的统一性。同时，他们用道家的形而上学思想，深化了儒家的思想，为儒家文化进一步阐明了形而上学的基础。

在宋明理学时期，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形态达到了极至与完美。实现了思想理论内容上儒道两家的融合。而且是以一个统一的文化形态来体现的。这种融合表现在宋明理学的全部的丰富的内容之中。如本体轮种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等等，因此宋明理学时期，是儒家道家的思想在外在文化形态以及内在精神实质两方面的真正融合。

第5篇：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范文

一、天道意识

在某种意义之下,虽然它们都表现出天,但对天的内在本质还是处于将之神秘化阶段而并未给予充分揭示。同样,我们也无法用在有限世界想到的某一称谓为尺度去衡量无限者。由此,儒家与道家对于天的认识虽然都是在指代上帝,但却都仅仅是“指向”而已。相比较之下,佛教对天的认识的探索似乎要更加深入一步。“佛教却将我们引领进了一个更深更高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开始怀疑我们的怀疑,疑惑我们的疑惑,认识到也许在宇宙之上另有一个大心。”[1]217-222但是,这种认识却是朦胧的,“佛教的致命缺点在于它否认上主”[1]225,而且,佛的教导更倾向于属于道德教训而非宗教教训,他没有认识到有上帝存在,所以他给人的那些教导与沉思都完全是属于自然和物理领域,因此在吴经熊看来,佛家仍然没有找到真理,而只是触碰到了真理的“预像”。中国哲学儒、释、道三家对天道的认识虽然各有妙处,但还只是在朦胧中意识到有一个“真理”存在,未能真正找到并揭示出来,而以西方基督文化的立场来看,吴经熊认为,这个真理“必须是从上面启示来的”,也就是神的恩典。若想脱掉自我的蚕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灵性的种子———即成圣的恩典以及这颗种子不断增长直到基督在心中形成,而中国哲学对天道的认识却在中途止步了。由此,吴经熊用西方基督文化来理解并体证了儒、释、道三家对天道的认识。而在此过程中,三家的思想也使其本人产生了“一种灵性觉悟”,从而引导他更深刻地认识西方文化。

二、悦乐精神

尽管儒、释、道三家修身的方法和途径有所不同,但他们追求的目标都是要实现对天道的理解。而在追求天道的过程中,吴经熊看到了以三家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哲学的内在精神———悦乐精神。在研究儒家思想时,吴经熊主要以孔子、孟子、王阳明以及宋儒程明道为主要代表,分析了蕴含在他们思想中的共性特征以及由此四人所穿连起的儒家思想传承脉络。在吴经熊看来,儒家的人生哲学讲述的即是做人的道理,其最显着的特色就是注重脚踏实地地逐步渐进,而这种特色所到达的最高峰即是“乐”。《论语》作为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着作之所以让人百看不厌,就在于它洋溢着的悦乐精神。吴经熊以《论语》中的开篇之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为例,认为在孔子身上,最能反应“悦乐精神”的就是孔子的好学。“孔子对于任何学问,只要是值得研究的东西,都是用全副精神去学,直到醉心忘食,乐以忘忧的地步。”[2]2一个如此好学之人能与友人间进行学问上的切磋琢磨自然使其看到“有朋自远方来”后满心欢喜,而“人不知而不愠”背后的“极浓厚的天道意识”则是此种悦乐精神稳固的形而上的基础。此种悦乐精神在孔子的后继者孟子身上得以充分体现的则是他的人性本善说。此学说被吴经熊认为是孟子对悦乐哲学的最大贡献。孟子认为,人性是天所赋予的,之中固有仁义礼智。《孟子》给吴经熊最深印象的是他天爵异于人爵的思想。与人爵相比,天爵因其永久性得显可贵性。而在人反身自问的时候,发觉人性中的仁义忠信,且“乐善不倦”,心中便充满了悦乐。儒家此种“乐”的观念,明儒王阳明是最得力于孟子的,但似乎比孟子还要更进一步。在王阳明看来,乐是心之本体。“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进,良知还自觉。

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天下之乐,何如此学。天下之学,何如此乐。”(《明儒学案》卷三十二)而在宋明诸儒之中,最能体会孔子和颜回乐处的,就是程明道先生了。他将儒家的这种悦乐精神的形而上的基础与形而下熔为一炉,形成其致良知的理论。深得孔子“下学而上达”的心传。程明道认为,最理想的是行于六合之内,而道通六合之外。向大处远处着眼,而从小处近处做起,这样才是将形而上和形而下打成一处,从而才能致良知,“能致良知,便是人生之至乐”[2]8。而这些思想的形成,在吴经熊看来,是宋儒吸收了庄子以及禅宗部分思想精华的产物,不排斥其他学问,没有门户之见,这也是儒家思想之伟大的一个证明。其结果恰恰是光大了儒家的门楣,复兴了儒家的人生哲学。在吴经熊看来,与儒家思想相比,道家思想看起来更加辽阔。儒家思想中的一切看上去似乎都是整齐而明显,而道家思想则充满了神秘的意味。“简而言之,儒家处理的是道德生活,而道家主要对默想的生活感兴趣。”[1]177与儒家强调有意识地下功夫并运用理性思考相反,道家的特点则在于强调无意识和自然而然。这种在自然怀抱中寻找到的乐趣正是道家悦乐精神的体现。

第6篇：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儒商 儒商精神 企业文化 企业经营

儒家思想是中国正统思想的基石，中国是一个以儒学为文化传统的国家，千百年来，儒学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积淀着中国文化。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社会地位十分地下，“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经商被贬为末业，统治者也一直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人把儒家思想运用到商业经营活动当中，给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带上了浓厚的文化意蕴。“儒商”一方面说明儒家思想强大而又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中国各行各业，各个角落无不受其熏陶；另一方面也说明商人并非都是奸伪狡诈、奢靡挥霍，商人也可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商业道德与儒家传统道德观念是相通的。把儒家思想融入经营活动的商人，以诚信为主，重义轻利的浓郁企业文化氛围，使员工积极奉献自己的力量，促进企业快速发展。

儒商精神诠释

所谓儒商，是指受到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良好的文化道德素养和优秀的经营才能，其经营理念和行为方式体现出儒家文化特色的东方商人。

关于儒商精神的含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儒商是东方伦理道德与西方管理意识的嫁接与发展。有人提出儒商精神是将经营之道与做人之道完美结合起来，追求智慧与道德的结合。也有人认为儒商就是爱国商人。尽管众说纷纭，儒商精神的一些基本特征是大家公认的。

重义轻利的义利关系是儒家思想领域的核心思想。儒家主张义是取得利的保证，谋求获取的利使义得以实行，主张用义对人们的求利之心得以限制。“贵义贱利”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教条之一。孔子言：“罕言利”，“义以生利”。儒家思想反映在中国商人经营思想上即“买卖不成仁义在”，“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奸商与良商的重要区别在于义利关系的处理。良商，取利守义，以义来规范求利活动；奸商则唯利是图，不讲义。明清的徽商主张“以义获利”，“生财有大道，以义生利，不以利生利”的经商原则，使他们获利不小。

诚信不欺是儒家传统道德的重要规范之一，也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诚信，顾名思义，即忠诚和信义。诚则为真实不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信，是儒家伦理五常之一，是指与他人交往中应讲究信用，遵守诺言，是做人和与人交往的基本道德之一。孔子强调做人要“言必信，行必果。”荀子云：“耻不信，不耻不见信。”在商邦林立的明清时代，晋商并没有特别的优势，因此他们对商业信誉这种安身立命的东西十分重视。在中国现代商业上素有成就的山西、陕西商人，经商的智谋、权术运用赶不上浙江商人，精打细算方面不及江西、湖南、湖北商人，但是诚信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们卓然有成的经商原则。

锐意进取使明清时期活跃于中国商业舞台的徽商不辞艰辛、不怕失败，赢得“徽骆驼精神”的美誉。这种精神对于塑造华商勤俭敬业创业精神，白手起家、开拓进取的价值观，形成本民族的企业文化也具有重要影响。华人企业家在世界各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形成跨国家、跨文化的华人文化圈。

忠心爱国的儒家思想重视集体利益、国家利益，轻视个人利益，他们认为个人的命运系于国家和社会的盛衰安危，他们的利益完全融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中。民族兴亡，个人与家庭才有幸福可言；有国才有家，爱国即爱家，必须“发扬先公后私”、“大公无私”的精神来处理人与国家的关系。他们倡导“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儒家倡导的民族精神激励着中国商人在经营时不忘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每当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深重时，都有不少中国商人挺身而出，有的输资疏财，有的操戈上阵。

以和为贵是因为儒家主张“和”是事物协调完满、充满生命力的最佳状态，和谐得以保持，世界就充满生机，就兴旺进步；否则社会就失调，影响其发展。儒家把宇宙万物的和谐原理引入人际关系领域，认为“和”是人与人之间良好关系的集中体现。儒商们信奉以和为贵，认为和气生财，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处理好人际关系对经商有重要意义。

企业文化是企业必需的精神支柱

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市场经济体系刚刚初步建立，面临着市场竞争的考验，市场秩序、法律体系仍不健全，个人、企业的商业行为还不规范，急需一种道德规范约束人们的市场行为，特别对于市场竞争的主体――企业，需要有一种精神支柱来帮助企业和谐地融入到市场中，这就是企业特有的文化。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有句名言：“国家富强靠经济，经济富强靠管理，管理关键在文化。”

企业文化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从管理科学丛林中分化出来的一门新科学，是不断创新的知识体系。从泰勒的“精神革命论”，到麦格雷戈的“X―Y理论”、亚伯拉罕的“需要层次理论”，以及后来的“激励理论”、“群体理论”都对企业应有怎样的文化作了有益的理论探索。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在企业经营管理哲学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如英美国家的企业比较强调“理性”管理，注重规章制度、管理组织结构、契约、个人奋斗、竞争等作用。而东亚的企业则更强调“人性”的管理，如强调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作用。

一般来说企业文化可以定义为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价值观，是企业长期形成的稳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以及特有的经营精神和风格，包括一个企业独特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经营哲学，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企业文化是全体员工衷心认同和共有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价值取向以及行为等的外在表现形式，它规定了人们的基本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企业文化对企业经营有重要的作用，好的企业文化能够改变一个企业的命运。企业文化是企业立身于社会所必需的精神支柱，它不仅能解释企业内部的运行状况，更为重要的是还能向企业家提出做什么是企业最重要的问题。企业文化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改善它的信息渠道、人际关系和决策的制定，帮助企业创造新的气氛，以适应竞争日趋激烈的企业环境，形成高度灵活的应变能力。

儒商精神在企业文化中的价值

寻找适合本企业特点的精神支柱

传统儒商精神把儒家伦理精神气质注入商业经营领域，对于完善商业运行机制，促进经济活动的有序和规范，产生积极作用。

尽管企业文化因企业而异，但有一些根本的因素，如企业的道德价值观――企业文化的核心，对所有的企业都是适用的，而且是任何优秀的企业文化所蕴含的。儒商精神中的经百年沉淀下来的精髓，对现代企业仍有重要借鉴意义，它所倡导的最基本的哲学伦理与现代企业文化相交融，对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凝聚企业力量，树立企业形象有积极作用。而且实践证明，儒商精神对于推动企业发展作用显著，人们从亚洲四小龙的腾飞和遍及世界的华商的成功看到了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当代已经形成一股波及全球的儒商热。

树立有信誉的良好企业形象

诚信对一个企业或商业组织来说，就是一种企业信誉或商业信誉。信誉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一个人没有信誉不能在世上立身处世。同样一个企业没有信誉，也不能发展。“人无信不利，政无信不威，商无信不富。”好的信誉是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前提。

信誉是一种无形资产，信誉竞争说到底其实是人格、文化、道德的竞争，它要争夺和占据的，不是商品市场，而是人心和道德市场。而人心和道德市场往往又决定商品市场的兴衰。只有占领了人心和道德市场，才能树立企业形象，才能维持已有的客户关系，并使这种关系不断巩固、扩展，企业才能抵住各种市场冲击，站稳脚跟。正所谓“信誉无价”，企业家要始终抓住“信誉”这一个根本。

树立艰苦奋斗的企业精神

任何企业在创业初期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必须经过一个艰苦的奋斗过程，这就要求企业家带领企业职工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善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打拼。在创业初期，华人背井离乡，飘洋过海，白手起家，赤手空拳打天下，他们的成功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他们坚信勤奋坚韧，自强不息才是最好的致富之路。有坚强的耐心与自动自发的精神，成功的坦途一定会出现在自己面前。他们历尽磨难，以其特有的儒家伦理文化、经商智慧和经营理念，为华商在世界争得一席之地。

世界船王包玉刚、华人企业家糖业大王郭鹤年，都是从零起点的一代企业家典范。他们的成就不仅为自己的企业打下根基，开辟了世界市场，更为华商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也向世界证明儒家文化的魅力，树立了独特的华商企业文化。

增强企业凝聚力

企业是有民族性的。企业有国家，企业家有国家，企业文化也具有国家性。爱国主义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想象，一个不爱国的企业职工怎能爱自己的企业，企业的命运是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虽然跨国公司日益兴盛，但不管企业设在哪个国家，它永远打上的是本国的烙印。国家的兴衰影响着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爱国精神还会激励企业职工为企业多做贡献，强化企业文化的凝聚力。

华侨著名领袖之一陈嘉庚在企业经营管理中把“诚”字摆在首要位置，它所强调的“诚”，其核心内容是忠诚国家，真诚服务社会。他反复强调，企业应以振兴国家经济为己任。企业价值观是导向仪，也是动力源，这种爱国爱社会的价值观启迪，培养了全体职工对企业的忠诚、热爱，增强了企业的向心力，凝聚力。而且这种企业价值观，受到了广大公众的赞许和支持，其社会效应使其公司声誉海内外皆知，产品销路大增，企业生命力旺盛。

促进企业内外环境的和谐

和谐思想是企业制胜的法宝。现代企业管理中，“和”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以及企业各部门之间分工协作的和谐，另一个是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和谐。

企业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难免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而这些矛盾和冲突对企业凝聚力无疑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就可能缓和甚至化解企业内部紧张的局面，给企业带来光明。企业是外部环境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单元，企业的生存发展受外部环境的制约，企业为求得生存发展也必须适应外部环境。

事实上，儒商精神与企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们伦理、道德、心理的一种表现，而这种心理因素从古至今是相对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儒商精神可以融入企业文化，促进企业发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田广清.和谐论――儒家文明与当代社会[M]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8

2.何成轩,李更生.儒学与现代社会[M].沈阳出版社,2001

3.刘光明.企业文化[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4.张忠元,向洪.信誉资本[M].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

第7篇：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古代文学； 儒家思想；素质教育启示

作为人类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完整的素质教育的观念体系，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宝藏与素质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丰富的儒家文化，既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也规定了素质教育的观念的主要内容。素质教育的根本点是树立和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弘扬平等自由和谐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于中国主流社会来讲，这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理想中的儒家精神思想。

一、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以修身为本、以仁道为重心的人文理想是当代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历史和传统纽带，“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崇德修身”、“建功立业”“整体为止”、“仁爱和谐”。儒学中善的观念是以仁、义、礼、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为基础的，它以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关系为出发点，以“仁”为灵魂，以“礼”为框架。“仁”的基本精神以孔子的说法可以概括为“爱人”和“忠恕”， 而“爱人”和“忠恕”的根本途径是“克己复礼”，可以说“克己”与“修身”是孔子道德修养论的一大特色，他提倡通过个体以仁为目标的道德修养来调整整个社会关系。

（二）素质教育的核心内涵

中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当前的素质教育主要是人文素质教育，即弘扬人文精神的教育。国家教委《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作了明确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三）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的契合点

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是素质教育应贯穿于专业和课程教学始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以学生的实际和学习需求把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熏陶和培养作为素质教育的理念。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教化色彩，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对古代文学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大多数古代作家的共同人生目标；把文学作为道德教化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思想，“文以载道”是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众多古代文学优秀作品具有极为丰富而深邃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学所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的生活画卷，它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祖先的生活面貌，更真切地记录了他们心灵。在当今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要利用文学作品本身的教化作用，全面深入梳理挖掘作品的思想内容，阐释其思想意义或价值，明其所载之“道”，阐释作品包蕴的真善美的光辉，以触动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能更深一层体会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

二、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

在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理念大厦的构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参阅文化历史不难发现，灿若星辰的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大批优秀的作家群体、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文学理念本身就映射着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优秀成分，并将这种精神以文学文本的形式进行凝聚、传承、强化和进一步升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理想之塔的构成博大而深邃，精美而瑰丽，千百年来扩散着无尽的阅读、评鉴、感悟的品格张力，不同的文学家、批评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常有精辟概括之词，不尽一致，各领。中国古代文学中映现出来的儒家理想价值体系，是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因素。

（一）诗歌

诗歌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它的社会功能与人文价值，已被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所认同。诗歌所蕴含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对人的生命价值、社会责任的实现与追求。

（二）散文

蕴含儒家思想的散文始终存在，作品反映的基本思想人生态度是积极用世，它的许多经世致用的优质是超越时空的，是中华民族文学永远的精神营养，在《论语》、《孟子》到《荀子》这些儒家哲理散文中，随处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名言，社稷的存亡、天下的安危，社会人生和伦理道德成了儒家散文最关注的主题。

（三）小说

不仅诗歌、散文蕴含儒家思想，极具教化作用，小说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其作者也总是明确地以自觉推行教化为目地。中国传统小说弥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处处显露着对人生存价值的思考和评判。

三、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对当代素质教育的启示

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全经济球化时代对人整体性综合素质的看重，要求大学教育必须着眼于学生可持续发展、和谐与法治并重、培育理想的人格和人性，而儒家人文思想的人本主义价值和当代大学教育的努力目标不谋而合。因此，提高大学生素质，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丰富素质教育内容，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价值体系，营造良好的弘扬儒家理想价值的校园文化环境。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和弘扬有着重要的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对生命价值精义的阐发，已深深渗透与中华民族的观念、习俗和思维方式之中，是民族传统拥有更多光华，使后人成长拥有更多钙质，为我们国人贮藏着取之不尽的营养。

参考文献：

[1] 徐放.杜甫诗今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5.10.

第8篇：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儒学核心价值 价值观教育 大众文化

一、关于对儒学核心价值的讨论

近年来，随着儒学热的兴起，儒学的核心价值观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概括起来关于儒学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一下一个方面。

（一）以“仁、义、礼、忠恕、道”为代表的道德价值观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把先秦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称为经典儒学，把宋明时期以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心学成为新儒学，其核心价值归纳为“道（积极入世、经世致用）、仁、义、礼、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杜维明教授在回答什么是儒学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儒家的核心价值和学术传统向来都是指向经世致用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也是儒家的一贯立场。2010年6月在台北召开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儒学交流研讨会”汇集了两岸百余名学者共同讨论儒学的核心价值，并认同“仁”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仁”的范畴贯穿儒学的全部价值体系，仁的本质是“以己推人”的忠恕之道，用于人际是推己及人、仁者爱人，用于政治是仁政德治、协和万邦，用于自然是仁民爱物、万物一体，用于人的精神世界是约礼入仁、敬而远之。国际儒学联合会宣传出版委员会主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于建福认为，“道”是儒学的终极价值。在儒家学说中，反映终极关怀的终极价值可以用“道”来概括。

（二）以“德”、“文”为代表的生命核心价值观

“德”与“文”是孔子的生命核心价值。台湾大学齐益寿教授认为，从孔子最赞赏一生并无事功的颜渊，从孔子在与众弟子言志时惟独赞同许曾点的“沂水春风”之志，从孔子于匡、宋、蔡三遭危难而能坦然无惧，从孔子所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等话语，均不难看出“仁德”与“文德”是孔子的生命核心价值。

（三）重视人格尊严教化

“人格尊严”是孟子突出强调的基本价值。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于建福教授指出，人格何以尊严，如何赢得和保持人格尊严，历来是儒学关注和探究的重大问题；孟子基于人性本善、人格平等、人格独立，特别注重人格尊严，鄙夷“自侮”、“自贱”人格，倡导“爱人”、“敬人”，主张持“君子之守”，养“浩然之气”，修得人格尊严，为当代人格尊严教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四）以“和谐”为代表的政治理念

“和谐”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无论是其礼乐文化观，还是其仁孝修身观，这两个联系密切的基本理论，都可归结为“和谐”二字。南京大学杨明教授提出，以“中”、“和”为表征的和谐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核心理念，儒家“中和”理念具有天与地、天与人、人与人、人与己之间的普遍和谐的丰富内涵和实现普遍和谐的基本原则。儒家核心的政治理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和谐”是其基本精神和理想目标，即以个体身心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家庭和谐、社会和谐，最终达到国家乃至天下和谐的目标，认为儒家这种修齐治平的治国模式、追求和谐的历史传统及其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大众文化对当代价值观的影响

袁贵仁教授曾撰文指出，价值是指事物的意义，价值观是关于什么样的事物是有意义的看法、观点、态度。研究价值观，不能不研究文化，各种文化的最深层次都是要指向价值观。一切文化的不同，最根本的是价值观的不同。因此，只有把对价值观的研究放在文化的视野中去才具有研究的价值性和思想性。中国的传统文化即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体系。而关于儒学的核心价值，出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仁、义、礼、智、信”。传统的儒学核心价值作为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在当下却遭遇了大众文化的挑战，多种价值观念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价值观多元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行价值观教育逐渐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一）对大众文化的批评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当前国内外的学者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这样几点：

首先，以商业电影、流行音乐、小说、广告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被受教育程度低的公众普遍消费，而真正的文化却日益式微。这种以技术性、标准性为代表的文化形式强迫公众在闲暇时被迫接受流行文化元素，并限制了公众的想象力。

其次，大众文化消解了高级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区别，扭曲了人们的审美观。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例，文化不再以经典为标准，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最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消费主义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价值观。消费主义的兴起促使人类告别了节俭生活和按需消费的时代，使人们认为自我价值实现程度的根本标志就是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少和所消费的商品档次的高低。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评价商品是否具有价值不是看其使用价值而是看它是否符合“时尚”，最终使人沦为“物”的奴隶，从而造成现代人精神上的焦虑、痛苦和压抑。人的需要是无穷尽的，这种无穷尽的需要不可能在消费主义所提倡的物质享受中得到满足，只能在精神的王国中才能实现，在消费主义价值观指导下追求幸福无疑是南辕北辙。

（二）对传统价值观的诉求

大众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求我们必须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有效的价值观教育，而从儒学价值传统中吸取精华更是意义重大。一个民族存在的依据说到底取决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自然肩负着保持、改造、发展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念，不断向前发展的特殊使命。无论时代对儒学加以利用还是彻底否定，儒学传统都自觉地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孜孜进取的入世精神参与到时代价值确立和变革的过程中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儒学核心价值中研究当代价值观教育也是历史使然。从而国民特别是在校生能够在价值观多元化，甚至是价值观混乱的时代背景中能够利用儒学精髓，摆脱价值追求的困惑、疑虑、徘徊，确立“真、善、美”的普世价值观。

三、当代价值观对儒学核心价值的扬弃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的价值观教育，任何成熟的民族也都需要成熟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价值观。面对西方大众文化对我国价值观的影响和渗透，我们已经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把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然而，社会主义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不是就一定要抛弃中华传统文化构建新的文化？如果连儒家积极入世的核心价值也遭到否定我们还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叩问自己：是否儒学核心价值就能够担当拯救价值体系重建的重任？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这样一个科学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实际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结合我国民族精神以及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构建新的价值体系。

（一）儒学核心价值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中的核心价值确实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内容。但任何带有时代烙印的价值观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阶级性，儒学核心价值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流传千年，一直体现了封建阶级的文化诉求，这种诉求面对当今的市场经济和民主、科学、和谐的时代氛围显示出一定的被动性和局限性。比如儒学核心价值中的以“义”为代表的重义轻利思想，使中国人用处理兄弟关系的准则来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规范，使“人治”大于法治；“仁”强调的忍让、宽恕、克制、谦和的道德标准约束了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可避免地在客观上约束或限制了人生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儒家强调和谐、平衡、中庸，因而缺乏竞争的传统；儒家重“道”轻“器”，重人文轻理工，即“君子不器”；儒家所重视的“智”主要侧重人文知识，把对于万物的探究都看作“无用之辩，不急之察”（荀子《天论》）而缺乏科学精神。这些思想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大相径庭。因此，在本质上儒学的核心价值无法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儒学核心价值为当代价值观确立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持

首先，儒学核心价值体现了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传统。儒家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崇尚“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主张“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操守，提倡晓大义，知情理，讲“诚”、“信”，重礼节，嫉恶如仇，从善如流，忧国忧民的美德，都为中华民旅的精神传统补充了源源不断的养料。

其次，儒学核心价值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文化越来越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历代的儒家学者始终以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为神圣使命，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学者始终自觉传播、提供、强调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使得这些价值观念渗透在一切文化形式之中，从而影响到全体民众的文化心理。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牺牲精神，这种道德情操和济世情怀，是中国人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朽精神支柱。

最后，当代价值观的确立也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前提、以儒学核心价值为基础。合理面对儒学核心价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社会、家庭、学校、制度、政策、思想宣传等多种途径进行宣传和教育实践，使之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科学民主精神相协调，实现当代价值观同儒学核心价值的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2]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第9篇：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儒道互补宋代士人人格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

The Confucianist Spirit and Gentleman Person Personality in Song Dynasty

DU Jiajia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Jiangsu 214122)

AbstractThe Confucianist spirit was the Chinese ancient times's mainstream culture, it with the Taoism thought combined action, had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to ancient times's writer literary intelligentsia. Regarding the individual value, the Confucian said that the spirit in is essentially the opposition. In the ancient times realistic society, the Confucian said that the thought does together frequently uses in the gentleman person personality the construction. Song Dynasty gentleman person concurrently Jinan both, constructed the Confucian to say the supplementary personality pattern and to it surmounting.

Key wordsthe Confucianist; supplementary; Song Dynasty; gentleman person personality

1 儒道精神在本质上对立

儒家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儒家文化精神的核心，目前学界有各种认识，或以为“刚健中正精神”，如张岱年先生；或以为“实用理性精神”，如李泽厚先生；或以为“忧患意识”，如徐复观先生；或以为“人文精神”，如林语堂先生。儒家文化的精神核心很难用单一的言语去概括。李凯先生在其论文《儒家元典与中国诗学》中，综合了以上四位先生的看法，把儒家元典的文化精神概括为人文精神、中和精神、自强进取精神和忧患意识。儒家文化精神影响着士人的世界观和思想观念，也影响着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儒家精神体现了一种向上的精神，它能够激励士风，激发士人济世济民的热情和使命感以及忧国忧民的社会历史责任感。

儒家推崇政治伦理的教化观，强调政教功利，这点与统治者的治国要求不谋而合。所以，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多为统治者所用，成为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与之相应，国家取士用人也以儒家经典作为典范准绳。崇尚儒学的士人，把“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奉为人生的圭臬以正其身、立其行；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视为人生的信条而加以铭记并付诸实践。儒家精神推崇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而自强进取是自我实现人生价值的主要途径。中国的士人，在儒家精神的熏陶之下，都期望能够“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儒家的功利实用观一直激发着士人上下求索，孜孜不倦地实现人生的价值。

对于个体价值，道家所持的观点与儒家相左。儒家崇尚个体价值的自我实现，体现了一种积极入世的向上进取精神。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则是肯定生命的内在价值，将保全性命视为核心问题。道家始终认为，在动乱的年代，相比名利，个体的生命最宝贵；个人生命高于一切。重身贵生是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基本的价值取向。在保全生命的基础上，庄子《逍遥游》提倡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个体生命之境界，在保全性命的基础之上，更高地追求个体精神的自由与超拔，达到了一种全新的层次。这种生命境界的追求是庄子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的方式。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呈现出一种宁静淡泊的保全精神。

据此可见，儒家和道家的生命价值观是相悖、相左的。在本质上，二者互相对立、相互矛盾。

2 儒道精神在现实中互补

理论上，儒道两家相互对立。然而，古代的现实社会里，文士身上往往兼容儒道精神。士人儒道互补的人格建构有着深刻的社会渊源，这脱离不了中国古代文士相似的生命体验和趋同的人生道路。儒家精神激发着士人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担当意识。学而优则仕是中国文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主要途径。可是现实往往是残酷的，积极用世的愿望并不容易实现，越是正直的人仕途越多是坎坷不平。一次次的排挤打击让他们认清现实与愿望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心中的郁郁不平总要有所发泄，此时士人往往借助道家自然无为的原则超脱人生价值不能实现的痛苦。于是，“儒道相济”便是士人人格建构的一种模式，此时的“儒道互补”是一种不对称的结构。道家的精神是士人在儒家精神不能实现时的一种补充，或者说是自我心理的补救和苦闷情绪的消解。

宋朝当权者借鉴历史教训，为防止武将独揽大权，实行“重文抑武”的用人政策。这对文人来说是件好事，理想中他们能通过科举踏上仕途，施展抱负、实现经国济世的理想，以立身扬名、实现生命的价值。然而，统治者对文人士大夫重视的最终目的是为钳制控制他们，不可能让他们随心所欲，使他们在政治上真正大有作为，永远地飞黄腾达。文人的积极用世与他们在仕途中的坎坷、阻塞形成强烈的反差，胸中郁积着诸多不满和牢骚，这是中国古代文人共同的悲哀。宋代士人抓住了儒道“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与冲突”，构成一种入世而超世的生活态度。他们活在尘世里，有功名利禄的追求；但同时，也能够在世俗中寻找内在精神的超越与自由。

宋代士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心态追求一种雅和韵。宋与唐的盛大气象不同，唐代开疆拓土，呈现在文人心理上，是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宋人则不同，宋人归于理性和平淡。宋代士人人格建构表现为儒道互补的人格，并对儒家思想和道家学说进行整合和熔铸。一方面，他们不肯远离官场，身居庙堂之上，仍在做官。这与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是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宋代士人在生活中熔铸了道家的精神风度。道家的自由超拔的态度为宋代士人探寻到了一片精神的桃花源。这种态度不是简单的退，而是一种让步。他们把自己的精神、风度、气质融入日常的生活，使得花前月下、游山览水、养花品茶等日常生活都点染了一种雅趣，日常普通的生活场景都能够雅化、诗意化。这种生活方式体现在审美上就是一种平淡、自然。这种自然不是自然而然，要以他们的身世、经历、学问和文化积累作为支撑。有了这些支撑，宋人的生活才能到达入世而超世的境界。

3 宋代士人儒道互补人格的建构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