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起源与西学概论精选(九篇)

第1篇：哲学的起源与西学概论范文

【关键词】意识形态；概念；起源

近些年与意识形态领域相关话题，一直都是研究的热点。那么，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我们通常认为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其他意识形式。我们不禁好奇意识形态概念源于何处？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萌芽

意识形态这个词是由法国哲学家托拉西提出的。在他之前，人类已经对意识形态有了些许认识。只是没有创制出“意识形态”一词来专指这一概念。

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就曾提出著名的“洞穴比喻”。[1]这个生动比喻可以看作是对意识形态的初步探索。这个故事中，犯人看到的不过是虚幻的影子，但他们却被虚假的现象所蒙蔽，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现实并认为，那个逃出去的人是愚蠢的，继续活在虚幻的世界。柏拉图用这个来比喻人类社会，认为人类就是洞穴里的人，活在世界的幻影中，看到的是世界的现象而非本质。

在柏拉图之后对意识虚假性进行研究的是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他在1620年出版的《新工具》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四假相说”，即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剧场假相。[2]俞吾金在其《意识形态论》中曾评价说：“培根的“四假相说”，不仅是对各种错误观念的批判，也是对柏拉图的“无谬误”的理念世界的深刻反省和挑战。” [3]培根揭示了假相使得人们很难产生科学的观念。那么究竟该怎样克服种种纷繁复杂的错误观念，从而形成正确的科学观念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培根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出“意识形态”这一哲学范畴，但是培根提出的这一问题却成了意识形态概念诞生的重要一步，因此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概念产生的萌芽。

在培根后，洛克是另一个在意识形态领域做出贡献的。在《人类理解论》中，洛克提出“四种尺度”来解释意识的虚假性产生的原因。他认为错误的尺度有四种：①我们认其为原则的各种命题，本身如果不确定，只是可疑的虚妄的，则我们的尺度是错误的。②传统的错误。③强烈的或心向。④权威。分析原因后，洛克较之于培根的进步，就是他不仅提出了问题，还对它进行了解答。他主张：“要想获得真正的知识就必须使知识依据于经验，从人的亲身感受出发，再运用准确语言文字，按照逻辑规则，最后严格地做出判断和推理。” [4]，虽然这种作答的科学性值得怀疑，但不可否认洛克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产生还是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意识形态概念的提出

英国哲学家对于意识的初步探索启发了法国的启蒙学者。在法国，宗教成为追求理性道路上重要障碍，也为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分别是孔狄亚克、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孔狄亚克是一个彻底感觉主义者，他认为人类的认识全部源于人的感觉，批判了那些与神学相关的形而上学的观念，正是这种彻底的感觉主义对托拉西的影响深远。以至于托拉西本人也认为孔狄亚克才是观念学的真正创始人。爱尔维修与孔狄亚克所主张的观点相似，他认为人的感受才是观念的来源，因此只有依据正确的感觉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才能避免各种偏见。而霍尔巴赫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同样认为感觉是人类其他能力的源泉。他同样不相信所谓的神学观点等等不依照感觉得到的观念。虽然他们的学说仅仅是在批判现实生活中的种种偏见，但正是这三位彻底的感觉主义者才促使托拉西也从这一角度来论述自己的思想观点。

法国哲学家托拉西在《意识形态要素》中提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其法文词idéologie是由idéo加上logie组成的，idéo可翻译为“观念、理念”而logie可翻译为“学说”。因此，意识形态可以直译为“有关观念的学说”。[5]托拉西本人认为该词就是指“观念学”的意思。他认为这门学科主要是研究观念的来源及正确性。而托拉西还是继承了孔狄亚克他们三人，是一个彻底的感觉主义者。他认为人的感觉才是形成准确观念的基础，他用四个概念来表示人的精神活动，分别是知觉、回忆、判断、意愿。当然他并不是仅仅提出观念的来源，他还教人类如何判断观念的正确性，通过“从观念还原到感觉”的方法才能摈弃偏见形成正确的观念。

三、意识形态概念的深化

虽然托拉西创制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但显然他的理论还不够科学。尤其是把感觉经验作为判断观念正确与否的标准，有待于我们深入的思考。使意识形态概念进一步深化的是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及费尔巴哈。

黑格尔曾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两次提到这个词，但当时的意识还没有明确的界限。直到《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曾经提出过意识诸形态的说法。而且他还把意识的发展分为六个阶段：“意识”、“自我意识”、“理性”、“精神”、“宗教”和“绝对知识”。[6]黑格尔针对第四阶段“精神”还提出了著名的“教化”和“异化”的概念，从而发展了意识形态的概念。在黑格尔认为，精神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是黑格尔认为的“真正的精神：伦理”。第二，是“自身异化了的精神：教化”。在这一阶段，黑格尔认为：异化的精神世界分为两个世界。第一个是现实世界而另一个则是信仰的世界。但是这里的教化并非是褒义词，而这里的现实就是要服从国家的权力。因此，教化本质就是精神上的一种普遍的颠倒和欺骗。宗教正是这种虚假教化中被神化的信仰，是典型的异化意识。当然这也是启蒙运动兴起的原因。第三，“自我确定的精神：道德”。黑格尔虽然很少使用“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但是他对种种意识形态做了详细的阐述，尤其是对于异化现实世界及教化虚假性的阐述，在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史上起了关键的作用。

费尔巴哈在意识形态领域深受黑格尔的影响，同时又深化了对宗教异化的批判。他认为宗教一直都给予人们彼岸世界的描绘，本质上却是依据于人类社会而产生的想象。它不可能脱离现世而存在。宗教意味着人的本质在外化为一种异己的独立的东西后，反过来支配人统治人。从这里我们也可以初探到马克思异化概念的端倪。当然批判宗教仅仅是费尔巴哈学说中的一方面，他还提出来克服宗教异化的途径，就是要形成以“爱”为核心的新的伦理观和宗教观。

意识形态概念的提出，不仅在哲学史上有了跨时代的意义，而且对于实践生活中的革命也起着重要作用。不论是柏拉图、培根、托拉西还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都在意识形态概念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正是有了他们的不懈探索，才使马克思等后学者的研究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得意识形态的概念的不断完善，成为了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

【参考文献】

[1]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2][英]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M].孔兆政，蒋龙翔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5.

[3][4]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21

[5]刘世衡.论意识形态的起源――“去蔽”[J].理论探讨，2008（3）.

第2篇：哲学的起源与西学概论范文

中西哲学比较的研究为当今学者探讨中西方哲学提供了一个从外部看待问题的视野。本文通过中法两位学者的谈话揭示了：中国哲学是通过体悟而不是通过逻辑概念表达超越性的；中国哲学里并没有我们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看到的本体论；中西方哲学是两种异质性的哲学，哲学的异质性使得我们在构建中国哲学的同时应该走出依傍西方哲学的传统；最后，两位学者还从各自的研究立足点出发，在中西哲学比较方面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比较进 路，而正是这两种比较进路让我们更紧迫地认识到哲学在新的时代需要观念的更新。

【关键词】 超越性|本体论|可比性|迂回与探根寻源|哲学观念的更新

〔作者按〕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俞宣孟教授与巴黎第七大学弗朗索瓦·于连教授在会议间隙的多次谈话涉及的问题是令人感兴趣的，其中包括：哲学观念的更新问题、中西形而上学中的超越性问题、中西哲学的传统问题、中西哲学的可比性问题以及中西哲学比较的立足点与进路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也许是有启发意义的。

2005 年 10 月 29 至 30 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在浙江绍兴举行。来自国内外的学者 40 余人就有关中西哲学比较问题进行了讨论，气氛甚洽，交流不仅在会议上，而且在饭后茶余。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俞宣孟教授与应邀参加本次会议的巴黎第七大学 F. 于连（ Francois Jullien ） F. 于连（ Francois Jullien ， 1951 年—）：法国当代哲学家、汉学家，现任巴黎第七大学教授，葛兰言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国际哲学学院院长。多年来致力于通过中西文化比较重新思考中国及西方文化传统。著有《鲁迅，写作与革命》、《隐喻的价值——中国传统中的诗解释的原始范畴》、《过程和创造——中国文人思想导论》、《平淡颂——从中国思想和美学出发》、《物势——中国有效性的历史》、《内在之象—— < 易经 > 的哲学阅读》、《中庸》、《迂回与进入——中国和希腊意义策略》、《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学家的对话》、《效率论》、《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裸体或真理的本质》、《论时间——一种生活哲学的要素》、《大象无形》，还有与 T. 马尔谢斯合作写的《从外部思考》等。其中已经译成中文的三部著作是：《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迂回与进入——中国和希腊意义策略》、《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学家的对话》。教授在会议间隙的多次谈话就富有学术意义。由于他们的谈话有某种共同理解的背景，所以一些话题往往点到即止，并不展开。因而笔者愿以己之所闻，并参照他们的著作作一评论，发表出来以飨同仁。

中西哲学比较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 主语缺失的“形而上”是 如何表达“超越性”的

俞教授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对于《周易·系辞》（上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句作了解释，他认为，这个句子是关于如何读“易”的，这里的“形”就是“卦”（ hexagram ），“上”字当作动词，因此，“形而上”是指人自己从卦象超越出去，这样才能达到得“道”的境界。于连教授读后，对于这个说法表示赞赏。他还补充说，因为有这个“而”字，就有……（他张开双臂向下作操物状升起在胸前）……上升的意思。俞教授说，“者”字在此，不是指“形而上”的东西，而是复指词，指“形而上”这个过程。但是，于连要求知道把“形”说成“卦”的理由。俞教授说，首先，这句话出于《周易·系辞》，那是释《易经》的，在《易经》中，“卦”又称为“卦象”、“象”，“象”和“形”在这里是同等性质的东西，故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说；其次，同样是关于读易方法的王弼主张，“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见《周易略例·明象》），“忘象”就是忘卦，但是人只能有意记住某些东西，却不能有意忘掉什么东西，可见这里的“忘”字是人主动放弃对象的执着，是指人自己生存状态的转换。更主要的是，“形而上”指人自己状态的转换，这符合传统中国哲学一贯的精神，即，注重人自身的修养，得“道”的境界是需要人自己去追求的，“道”并不是脱离了人生而“客观”存在的东西。谈到这里，于连教授说，看来中西哲学的不同还与语法相关。中文句子可以没有主语，这就给俞教授那样的解释留了余地。俞教授补充说，黑格尔也注意到了汉语的这个特点，他指出汉语中没有被动语态，这与没有主语是相关的。但是黑格尔意在说明，中文是一种含糊的语言，不利形成哲学概念。依据俞教授论文中讲的，柏拉图的理念论虽然是西方超越观念的源头，但是在一些英文版本的柏拉图著作索引中都没有列出 Transcendence 这个词，因此可能柏拉图本人没有使用过这个词，于连教授纠正说，柏拉图的《理想国》第六章末尾应当提到这个词。从上面的谈话中，我们明显能够看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话是缺乏主语的，即我们看不到“形而上”主语是谁，也就是说，当谈到“超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谁在“超越”以及“超越”的意义何在。然而，我们也并不因为这句话欠缺主语就阻碍对这句话的理解。事实上，古代汉语缺乏主语这种语法现象，并不表明中国思想不指示哲学意义，相反，却显示了中国特有的哲学意义，这种哲学意义不像西方传统哲学家那样追求特定的结论性的东西，而在于呈现“彼－我”相一致的协调或适应状态；中国哲学不存在刻意追求一种客观的“道”，“道”在交流的过程中为人所体验（即，人自我调整后状态的体验），而对于具有文本阅读传统的中国来说，这个未被言明的主语其实就是读者。“形而上者”的“者”，通过复指，是要读者体验“形而上”时的情形。于连教授还提出：语法对哲学形态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出现书写文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发现具有完整意义上的语法结构了（主谓结构）；而在中国古代却并未出现像西方语言里那样严谨的语法结构，只是到了现代中国，汉语语法才依傍着西方语言诞生。虽然“形而上”没有标明主体，但是也只有我们大家在阅读文本和体悟文本中的哲学意义的时候才能进行超越活动，而这里所说的“超越”也只能是在意识中的一种领悟性“超越”。不存在主语，却时刻要求主语存在，只有不忘记自我的体悟才能理解“道”；在希腊和罗马哲学语言中一个句子存在主语却忘掉了主体与客体的适应，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成就了西方出现主体去主动逻辑地构建一种客观的概念体系。俞教授进一步说，由于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理解一个词的意义往往通过对应一个具体的“实”来理解，也就是说词的意义通过“实”来表达，即名副其实。当柏拉图说，动词一开始也只是描述一个动作的名称，这说明西方人最初也是名实相符的，只是在本体论中，才出现“名不副实”的现象，特别是在柏拉图哲学那里，一个词的意义最终要通过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来建立，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中国古代哲学并未出现像西方传统哲学那样以本体论为主要形态的形而上学。从“形而上者谓之道”这句话中我们看到，中国哲学中也有“超越”的特征，然而中国哲学所追求的“超越”只是基于“形”的一种对“道”的体悟，它仍然是人自己的体悟，并不是对不可感的东西的概念性的思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构建中国自己的哲学史要依据中国哲学中的特质、而不是依据西方哲学传统，更没有在中国哲学中追求或建立一种概念发展史的必要。

二、 本体论问题在中西哲学

比较中的意义在于连教授向会议作的主题报告中，他谈到自己与福柯在一个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他介绍说，福柯不承认西方传统有什么特点可言，那是因为福柯站在西方传统的内部，看到西方传统还在向各个方向发展。但是，如果站到西方传统的外部，譬如从中国传统的背景去看，那么，西方传统的特点就会凸现出来。但是，于连对于当场被提问：相对于中国哲学的西方哲学传统的特点是什么，却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在会见的交谈中，俞教授又提起这个话题，并且明确指出，标志西方哲学传统特点的是本体论（ ontology ）。对此，于连表示赞同。而且，他明确表示中国哲学中不存在本体论，本体论与西方语言的系词 Etre （ Being ）有关，是纯粹概念的体系。俞教授一向重视对本体论的研究。他认为，肇始于柏拉图的本体论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核心，而理性主义则代表了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这不仅表现在怀特海等人所说的，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柏拉图哲学的注释，而且，还表现在，现代西方哲学对于传统哲学的反叛主要也是针对着本体论的。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抓住本体论就是抓住了比较对象的主要特征。中国哲学中不存在本体论，二者以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么本体论具有哪些特点呢？俞教授认为，本体论是通过逻辑概念相互结合形成的超验的普遍原理体系。首先，本体论构建了一个超验领域，也就是说一个超越感觉的领域，只有理性才能把握，这就是二元论；其次，本体论的语言使用的是一种超越时空逻辑范畴，这种逻辑范畴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的地方就在于它们的意义不是通过指示“实”来获得的，而是通过它们的相互关系建立起来的；再次，本体论是以最普遍的形式表达事物本质的第一原理。所谓宇宙规则、绝对真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最后，俞教授还指出西方哲学重在人们通过学习达到一种逻辑思维训练。于连教授在他的著作中也明确表示过，中国哲学中并没有建立起一座如我们在西方传统中看到的本体论大厦于连：《圣人无意》，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第 3 页。于连教授还深入论述过西方本体论这种哲学和语言的关系。他说：“西方传统意义上的 Etre ，在古典中文中找不到相对等的概念。因为正如本弗尼斯特告诉我们的， Etre 的话语，即‘本体论'，只是说明在某些希腊的语义根源和语法范畴中意谓的东西也是西方哲学中的逻各斯传统，也就是语言学传统所意味的东西。”杜小真：《远去与归来——希腊与中国的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52 页。在于连教授看来，本体论的特点就在于以其逻辑规定的语言追求普遍（即终点），而哲学家通过‘抽象－建构'来设定普遍性原理同上，第 51 页。。他还认为，西方哲学离开智慧，走得太远了，因而失去了理性应有的创造力，他研究中国哲学就是要从一种异质的哲学中获取启发，为理性打开一扇门，恢复理性应有的创造力。

转贴于 三、 哲学观念的更新

虽然于连教授不愿意直接指明中国哲学的传统是什么，但是在他的谈话里还是能够体现出，中国哲学更多强调的是智慧而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哲学。于连教授认为，“中国没有建立起本体论的大厦，智慧是‘道’。”于连：《圣人无意》，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第 3 页。那么这样的智慧有什么特点呢？于连教授说：这种智慧之学并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追求普遍性的原理，而是一种自然的内在性流露，它保持了“中”的开放姿态，而不是像西方传统哲学那样走上了一个极端的寻求普遍原理的不归之路。智慧的语言可以说是从内在性流露出来的；智慧通过连续流动而起作用，进而达到一种穿越；“智慧的圣人‘无意’，比如儒家的‘中’。道家的‘虚空’，也就是避免固定在某一局部之中，而在‘可能性’中追求‘变化’。”《远去与归来——希腊与中国的对话 》，第 51 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哲学。于连教授在一本谈话录中曾说过：“中国思想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是哲学地形成的：规定自己的术语，明确辩论的模式等等。其实，我认为中国人知道哲学，中国有哲学的可能性，但又是‘反哲学’的。……而且，中国古代也有争论（辩）的传统，比如墨家在这条道路上就走得很远。但是，许多伟大的中国思想家，比如庄子、孟子，他们怀疑‘辩驳的陷阱’。”所以，他说中国哲学具有自己特有的思想和立足策略。于连教授一方面不否认中国有自己的哲学，另一方面，又说“中国有哲学的可能”。这似乎表明，他对于缺少“论辩”的东西是否是哲学还有疑虑。俞教授主张，应当突破西方传统的哲学观念，并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哲学观念更新的时代。比较起来，康德和黑格尔那样对于哲学有极大贡献的哲学家都没有面临过哲学观念更新的任务，因为他们仍然在西方哲学传统之中。这种突破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我们不应该把哲学仅仅看成是理论。实际活动是理论的根据，它本身也是哲学的。对此，于连教授感到疑问，他问，一切民族都有活动，那么是否他们都有哲学呢？俞教授的回答是，哲学作为学说，当然要有所说，说不限于理论性的说。把对于实际生存活动的方式的反思说出来就是哲学。反思的方式也有不同，西方哲学的反思方式是“看”， idea 和 theory 的词根都与动词“看”有关，在“看”的反思中，人必须从自己当下的活动中抽身出来。中国哲学的反思不是像西方那样理论性的，它是当下的体悟，其所说的内容是对自己体悟的描述。生存活动是哲学的基础，只要对自己生存方式做反思，并且形之于说，就是哲学。照俞教授的说法，甚至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作为一种学说的哲学的那些民族，他们一旦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做反思，并且说出来，也可以有哲学。他认为生活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生活的自觉。

四、中西哲学的可比和不可比性

俞教授认为，中西方哲学的交流在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尤其到了近代显得更为突出。在如何看待中西方哲学的时候，俞教授认为这是两种“异质”性的哲学：无论从各自的关注视域、哲学语言性质、表达形式还是在各自哲学目的上都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既然中西哲学是异质的哲学，那么这两种哲学的比较似乎就成了问题？

然而，当我们做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提出过这两种哲学是否可比的问题，这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事实上就在于，由于没有考虑中西哲学可比性在哪里，现当代学者往往依傍西方哲学史的传统来构建中国的哲学史。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传统是本体论的传统，但是中国哲学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本体论，于是，一部依傍西方哲学构建的中国哲学史成了中国哲学特质被遮盖的哲学史。所以，中西哲学是否具有可比性、如果存在可比性，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是可比的就成了一个隐而不显的问题。

俞教授向会议提交的论文试图变不可比为可比，他认为，中西两种哲学是异质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不可比的；但是就中国人和西方人从事哲学活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又是可比的。从事哲学活动用英文讲就是“ to philosophize ”，人的生存活动应当有多种可能的方式，不同的超越方式造成了不同形态的哲学，但是，我们能够发现不同生存方式却具有相同的结构。从同一个生存结构描述各种可能的生存方式，并从不同的生存方式去解说不同的哲学形态，这就是比较哲学所能做的。 于连教授对于不可比的问题似乎并不关切，对他来说，为了暂时跳出西方哲学的传统，越是差异性比较大的哲学越具有启发意义，中国哲学正是这样一种异质的哲学，因为它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1 ）脱离印欧语系——存在一个大印欧语系（梵文因此排除）；（ 2 ）脱离历史、影响和交流的关联（这一点便排除了阿拉伯世界和希伯来世界，他们都持续地和欧洲历史相连）；（ 3 ）最后，要找到的是一个在文本中陈述出来的远古思想，而且具有原创性（日本被排除在外）。同小注⑥，第 4-5 页。于连教授还引用了福柯的“异域”这个概念来分析中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并从差异性出发阐述了中西哲学可比性观点。他认为中西方哲学是各自发展出来的哲学，并遵循了各自不同的途径，从根本上讲，是完全不相关的两个“异域”的哲学。但是，虽然并不相关，却并不代表二者不能平等的对话，所以于连教授就是要借助“个体案例”的阐释并通过文本的解读，找到一种可以让这两种哲学平等交流的平台，从而打破彼此的无关性，同上，第 36 页。进而呈现两种哲学的“所未思”以恢复中西哲学各自应有的创造力。对不可比的关注和不关注，使俞教授和于连教授走向了不同的研究方向。对于俞教授来说，不可比的问题导致了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疑虑，为了克服疑虑，必须为中西哲学之为哲学寻找到一个一致的说明，这就是深入哲学之为哲学的根源。对于于连教授来说，他没有为中国哲学之为哲学做说明的压力，异质的中国哲学反而是他求之不得的东西。

第3篇：哲学的起源与西学概论范文

近年来，许多人著书立说，认为当代物理学与东方哲学(包括中国与印度)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似性。在本文中，作者将着重讨论它与中国哲学，特别是易哲学的共同点。易哲学主要源出于《易传》，该书是约在公元前3世纪编成的，传统的看法是由儒家编纂的，但从它的内容来看应该推测是由道家编纂的。

简单地把量子力学与易哲学做直接的类比，只能给出它们之间相同性的肤浅描述。为了把这种无定形的直觉变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具有透彻性的思想，必须要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对二者进行深入的分析比较。本文作者试图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融合量子力学与易哲学这两方面的思想成果，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哲学观，这一哲学观将会较好地对量子力学做出哲学上的诠释，同时也包含对易经哲学中的主要哲学思想进行科学化与形式化的转变。

2 量子力学的本体论表述

2.1 玻尔的哲学观

从经典物理学到量子力学，这一过渡对物理学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现在人们已清楚地认识到，经典物理学的原理仅适用于有限的范围，而且只是一种近似。经典力学的标准哲学诠释混淆了物理的现象与本体论的概念，并且与量子力学是不相容的。

尼尔斯·玻尔是在量子论出现时期的一位偏好哲学的著名物理学家。他对量子理论引起的哲学问题进行过深刻思考。玻尔关于量子力学的哲学观既深刻又有局限性，这源于他的方法学。他的方法学的中心部分是关于物理学概念体系的分析。他尖锐地指出，西方本体论的概念是对经验现象产生的概念体系的不适当的外推。玻尔的哲学观的局限在于，他的方法学过份强调了物理学中的经验基础而忽视了他分析中暴露出的量子力学含有的思想体系的内涵。

在他著名的科莫演讲中，玻尔陈述了量子论的基础：或许可以用所谓“量子假设”来表述，即一个基本的不连续性或更确切地说是分立性，存在于任何原子过程中。这对经典理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一分界以普朗克的量子运动为标志。据此，他做出以下结论：量子假设表明，有关原子现象的任何观察，都不可避免地包含观察者与观察媒介的相互作用。

2．2 相互作用原理

当然，玻尔自己很小心地避开了本体论的话题，也拒绝提出任何本体的假设，因为这样的假设违背了他的方法论的原则。虽然如此，因为上面说过量子力学包涵着新的思想材料，我们可以看见他的立场很含蓄地赞成了本体实体的存在。这是因为他的立场既要把观察描述成一种相互作用又要把在不同实验条件下对同一被观察物得出的现象的描述，作为对这一被观察物的互补性的信息。

需要一种新的本体论的原则，来描述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这个原则可取之于两个来源，一个是玻尔对观察与相互作用的观念；另一个是假设现象是本体与观测仪器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导致了相互作用原理：

现象是由于本体与观测媒介相互作用的结果。

相互作用原理将全面的现实分为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本体现实，它与实验媒介相互作用，这一现实是独立存在于相互作用之外的；另一领域是指相互作用的结果，这是被称为现象的现实，相互作用使得这一现实可以被实验所感觉到。从这一理解出发，本体论的中心问题是探索这一本体现实的性质。

2．3 通向本体论的三个步骤

建立量子力学的本体论哲学体系可以分为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给出这一概念的形式化的数学结构。薛定谔方程中的波函数概念是量子力学的中心形式化概念。玻恩的几率诠释符合了使波包与实验统一起来的需求，但是创造一个本体论的独立实在的概念需要完全不同的方法。由于薛定谔方程可以用来描述观测之间的真实变化过程，而符合薛氏方程的波包的量子力学的干涉有物质的结果，所以本文作者认为，薛氏方程所描述的波包概念是一个比较合适的用以建立本体论概念的形式化概念。

第二步，我们必须考虑，假如有实体满足该描述，为了真正的存在，它们还要满足什么样的其他条件。在目前情形下，我们必须考虑波包应具有怎样的本体性的性质才能得以存在，这即是说一个单独的波包不能做一个本体实体，我们必须考虑要加上怎样更多的性质去构成一个完备的本体实体。这一考虑的结果将会给波包一个实在性的诠释。具有波包的数学结构的真实存在，将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自然实体有着截然的不同。这一诠释需要一个全新的概念体系的框架。因此，诠释的问题，便是在波包的数学结构基础上，创造一个全新的范畴体系，来表达一个合适的本体实体概念。这一概念必须承认，实体在孤立时是非局域性的，而当与一个实验媒介发生系列相互作用后，便会成为局域的。根据这一要求，本文作者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双波包”的概念。双波包由正弦元波包与相调节子波包构成。这些概念将在下一章节里加以阐明。

第三步，是要建立一个普遍的哲学体系，使我们能够理解现实的一切，它将包含而又超出我们一开始所讨论的所有科学问题。这将导致对精神一类性质的问题的哲学探索，以及对双波包体系的哲学上的思考。后一问题是本文的主要重点，并将在“3”讨论，出于适当的动机，将在“2．5”对精神和意识问题做出一个粗略的描述。

2．4 双波包

本体实体必须是某种真实波包，从而波包的形式体系可以用来描述它。构成这一波包的波可以认为是一组单色正弦元波。这样的波包是量子力学的群包的本体论的诠释。它所组成的各个单色正弦波不是真正的本体实体，但是为了构成真实的波包，它们必须具有一种似实非实的存在性质。它们没有现象上的存在，是因为它们自己本身不能有量子力学的干涉从而产生局域化而被观测到。可以说本体实体的原料不是正弦波而是正弦波之间的量子力学的干涉。

构成这波包的波，必然有很复杂的相互关联，这样波与波之间的干涉才能建立并保持下来。进一步，它们还必须具有一些特别的性质来造成它们的粒子现象。如果粒子现象是由于波包里的波之间的干涉被重新调节而形成的一个极限小结构，那么，这就可以用相关联的重新调节来解释群包的塌缩，就是粒子的出现。所以，在波包形成与塌缩时，便会通过相关联来建立或调节构成波之间的干涉。

在量子力学中，没有任何力可以在波包中调节一个单独的元波。所有的量子力学的力都表现于不可分割的基本粒子之间，不表现于一个基本粒子之内。因此，本文作者认为本体性的干涉实际上是通过一种比量子力学的力更复杂精巧的调节来实现。借鉴电磁相互作用与强相互作用中的光子与胶子概念，可以把这些干涉相应地解释为一种本体性的实体，即所谓的相调节子，因为它调节正弦元波的相位。

为构成一个波包，一大群的相调节子必须一齐配合起作用。所以，我们提出这大群调制子构成一个调节波包。没有相调节子来调节一群正弦元波，这群正弦元波就不能构成一个波包。因此正弦波包的存在依靠着相调节子波包的作用。所以本文作者认为，一个基本的本体实体，是由一对双波包构成的，它包含密切相关的正弦元波包与相调节子波包。双波包概念是建立在形式化量子理论基础上的本体论的中心概念。

2．5 精神与意识

相互作用原理和双波包的本体论提供了一个基础，可以用来建立一个关于意识的解释性体系，而这一点用其他的量子论诠释是无法达到的。首先，我们利用相互作用原理把意识经验解释为本体现实与经验媒介、我们的感官相互作用的结果。这样的相互作用的概念是由相调制波包的相互作用的概念扩展而来的。其次，双波包的本体论让我们可以假定相互作用是相调节子波包，而非量子力学的群波包。因此，意识是本体实体的相调节子与人类的器官的相互作用结果。意识现象与它的相应本体现实分子的关系，与物质实体与它的相应本体现实分子的关系类似。当然，在进入相互作用中的本体现实分子的性质必须被诠释为如下两种不同的情形：进入物理作用的是正弦元波包，它是量子力学的群波包，可用薛定谔方程描述；有意识现象做结果的是相调节子波包，它不能用量子力学来描述。但是只是通过量子力学概念体系就能够发挥这个概念。在这两个范围内相互作用必然有性质上的不同。在物质的方面相互作用是波包的塌缩。在意识的方面，可以类似地称之为相调节子波包的塌缩。可是由于我们没有一个关于相调节子波包的决定性概念，这样说必然依旧相对地不明朗。无论怎样，这种概念在区分相互作用的来源与结果上有着重要的用处，正像在量子力学中一样。正如物质实体是现象，意识也是现象。它是本体实体与人类的器官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像量子力学的粒子是本体实体与观察媒介的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样。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关于精神哲学的全新的概念体系。我们可以称其最高范畴为相调节子领域中的“心”或“灵”，它相应于传统上西方哲学对心与灵的理解。但我们必须注意，传统的解释有严重缺陷，因为人们把关于心和灵的本体的因素与意识的现象的因素混淆在一块了。现象的因素必须从本体论概念中抽出来，归到现象性的自我，即意识。心或灵概念中剩下的本体论的内容应该被诠释为一个相调节子波包系统。进一步地，相调节子除在解释量子力学的现实诠释上有重要作用外，它既给心以自然诠释也使心的概念自然化，并将它扩大到整个自然界。

总之，量子力学的双波包本体论使本体实体与现象实体之间有了本质上的区分。现象实体是本体实体与经验媒介相互作用的结果。本体实体与现象实体，都各有两个领域。现象实体的两个领域是意识和物质实体。本体实体的两个领域是物质的正弦元波包和非物质的相调节子波包。

3 中国的本体论与量子力学

3．1 双波包的本体论与西方本体论概念

现在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建立一个解释现实的普遍的哲学概念体系。纵观西方哲学概念，没有类似双波包理论的。西方哲学有二元论的传统，其中以笛卡尔为最。但是二元论与这里提到的双波包的二元性有根本上的不同。在二元论中，物质与精神两个领域是截然隔离的。这就是说，物质与精神这两个领域中的每一个别的实体，都有着独立的本体的存在。但是在双波包理论中，正弦元波包与相调节子波包只能互相关联地存在以构成独立存在的真实波包。在这里要强调，由逻辑观点来说正弦元波包与调节子波包是先于存在的，但它们本身不是这一本体论的真实存在，仅仅是构成真实存在的某种前提性的东西。

3．2 双波包本体论与阴阳

笛卡尔的二元论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但双波包本体论与它在结构上是完全不相同的。与双波包类似的本体论却主导了中国哲学近2000年，这就是易哲学。这种哲学根源于阴阳的原理；阴阳是《易经》中有关变化过程的东西。在阴阳及其变化的观念基础上形成了《易传》的宇宙论体系，这是此后所有哲学的基础，也是此后大多数儒家的本体论的基础。

阴阳的概念，来源于对自然现象中呈现的对立两方面的观察，并认为这是自然界存在与运行的基本动力。例如，男人与女人的对立被认为是产生生命与维系自然物种的力量。光与暗、热与冷代表循环变化的动力。当《易经》演变成为一个哲学体系时，阴与阳便成为本体论上的二元性的宇宙的原则。

这就是双波包与阴阳之间的类同之处。纯的阴与阳可以被认为是正弦元波与相调节子波。正弦元波与相调节子波单独地并不构成真实的存在，只有它们的混合交织才能构成波包，波包又构成双波包，就是构成真实实体。这十分近似于对阴阳的本体论解释的原理。阴和阳并不单独构成真实世界。自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纯阴或纯阳的。所有存在之物都是阴与阳相互交织的杂交体。本体现实是由两个不同的似实非实的领域组成，这两个领域的成分本身又不是真实的实体。这一命题是两者比拟的核心；但这抽象命题在两种不同的体系中却有着两种不同的具体内容。

3．3 复杂性的两个层次

在《易经》体系里，八卦(经卦)有三爻，六十四卦(别卦)有六爻，别卦由两经卦组成，这是另外一项类比的根据。在双波包本体论与《易经》哲学中，真实存在的基本成分都是由两个部分组成：一个双波包包含了正弦元波包和相调节子波包，而一个有六爻的别卦是由二个有三爻的经卦组成的。这便产生了两个层次上的现象的复杂性，在《易经》中这一点被十分清楚地阐明了。把这一点应用到双波包情形上，对于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会产生十分有趣的观点。

《易经》把现实组成描述为两个阶段，其中基本的具体物象是由有三爻的经卦结构揭示出的，而事件以及关于变化运动的规律是由有六爻的别卦的结构揭示出的。《易传·系辞传(下)》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从双波包实在论的观点看，不同程度的复杂性的区分是十分有意义的。但是把这种区分看成是现象与变化之间的不同是错误的。最好是区分两个不同层次的复杂性的现象的领域，每一个层次又包含了相应的变化规则。

在20世纪，好多西方哲学家试图将意识现象归并到物质现象，两个层次的复杂性对这个归并方案导致了一个既新颖又深刻的观点。这一方案对西方的唯物论哲学家们一直是一个难于应付的问题。“现象”这个概念，在普通语言中，比在经典物理学中，是丰富多了。现象的本质在物理上处理为位置与动量这些东西，但是对某种层次的现象的彻底性的分析，并不适合去解释有目的的行为与主观经验这类现象。

使复杂性的层次性原理适应双波包理论的概念体系便会产生以下的解释。正弦元波包与物理中的物质联系在一起，相调节子波包与意识联系在一起。物理学的原理仅仅是作用在整个现象范围的一部分；而作用在这个有限的物理范围的原理比之作用在整个现象现实的原理要有限得多。任何包含人在内的变化必须包含相调节子对正弦元波的影响。这表明，物理只是现象现实的一部分的描述，在目的性可以被概括进描述之前需要引伸到相调节子范围。

双波包理论与易哲学的两种复杂性的二层次的原理有两个重要不同的地方。第一，组成《易经》的六爻别卦与两个三爻的经卦的性质是一样的，但是，组成双波包的两个成分是不同的，互补性的。第二，在《易经》的体系中阴阳的互相交织组成三爻经卦，经卦是独立的真正的现象，阴阳是现象界的原始原料，可是，在双波包理论中，正弦元波包与相调节子波包不是真正现象，只是现象界的原始原料，现象界是由它们的交织构成的。

3.4 关于自然概念的含义

自然的含义在西方科学中与在易哲学中是不同的，在西方物理学中，自然是与能测量的自然属性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位置与动量，所以意识与目的的范畴被完全排斥在外。西方方法学的优点在于分离测量过程，这使得科学得以诞生。它的缺点是丢弃了现实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

孕育了科学的哲学背景现在却成了它的绊脚石，因为它使科学与一个包括意识在内的全面世界不能相容。量子力学把经典物理的物质的本体论粉碎了。我们应当更进一步，希望能在量子力学的体系中发掘出能包含目的性在内的关于自然的观念。《易经》的一种方法做到了这一点，难以为西方的想象力所接受。双波包的本体论也做到了这一点，它是以科学哲学的理论方式来叙述的。

基于这一观点，可以得出结论：自然的概念应该包含目的性。物理学不包含它的原因在于它是限制于双波包的正弦波包的范围。双波包的哲学体系的相调节子波包却潜在的蕴涵了目的性的因素。这样自然化目的性的结果相似于《易经》的自然概念。可是在易经的体系中，三爻的经卦跟六爻的别卦都有目的性，不过是两个层次的。物理学的伟大成就证明自然界有一个非目的性的层次。这表明，在这个方面双波包理论的二层次的结构比《易经》优越。

3．5 道的三个层面

关于自然的广义概念中，易经哲学强调一种整体性的原理，其中一个抽象的单一的自然的规则“道”可以在自然界中不同的实体与结构中有不同的表现。《易传·说卦》中说：“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道的三个自然层面可以解释为，一个统一的规则概括了物理、生命和目的性过程。这一点与西方的观念截然不同。西方哲学家对此进退两难：要么把目的性现象看成是物理过程(唯物主义)；要么把物理过程看成是目的性现象(唯心主义)；要么认为二者是完全地不相容(二元论)。为了把这一统一的原理引进现代的西方科学框架中，需要对非决定论与目的性做出新的解释，这将给予它们一个共同的基础核心。

3.6 非决定论

双波包的本体理论既可以把自然的概念由物质现象扩大到意识现象，也可以对非决定论提出新的解释。在量子力学中，从决定论转换到非决定论，不会给出更深的哲学意义。

这是因为，量子力学不过是简单的而已。如果能给出一个物理上的解释，一个选择可以怎样从一些可能性中做出，那么在量子力学观念上这将不是非决定论了。可是相调节子的假设提出选择过程在量子力学描述的领域之外受到影响。

在双波包中，正弦元波包领域与相调节子波包领域在本体论上是截然分开的。相调节子波包对一个事件的影响，从本体论上而言，是在量子力学描述范围之外的。所以，这样讲并不矛盾：在物理上是非决定论的，但在更广的整个现实范围里却遵从某一选择。在这一意义上，物理现实只是本体的现实的一个部分而量子力学是它的完全性描述。这意味着，量子力学在玻尔与爱因斯坦争论的意义上是完全的，因为在它的范围内它是完整的；但在一个本体论的意义上说，它又是不完全的，因为它只是描述了本体现实的一个部分而已。

在单个粒子的量子体系中，选择由相调节子波包所决定，它从由波函数塌缩而致的可能性中做出选择，而这一塌缩过程在标准的量子力学看来是纯随机的。在两个粒子的情形中，例如在贝尔实验中所描述的那样，两个粒子的量子力学的干涉纠缠在一起以至两个事件的结果是相干的。这两个粒子的相调节波包也纠缠在一起了，这是一些相调节波包构成复杂组织的根据。在更复杂的系统中，相调节子波包之间的相互关联变得更强，逐渐地导致了生命、行为、意识和目的性。在更复杂的系统中，选择变得更复杂，更有效。量子力学的可能的观察结果的选择变为完全目的性的自由意志过程。这需要建立一系列的新概念，量子力学的选择是其中一个极端，自由意志是另一极端。这一系列新生的概念可以延伸至

包括意识与目的性，覆盖所有层次，而且必须在双波包的基础上给它们自然的诠释。

3．7 目的性概念的广义化

在这一诠释下，相调节子在十分复杂的物理体系中于不同层次上发生作用。第一，它们有着纯物理的功能，用以调节正弦元波构成真实实在，也作为最基本的选择。第二，在包含生命在内的十分复杂的物理体系中，从无生命物质到生物体的构成过程，是一个更高级的规则；这是由相互关联的相调节子所构成的(关于所有的有关的物理粒子)。最后，考虑到人类行为的适应性和意识以及目的性的出现，更高级的相调节子过程必须构造出来。

在现代科学思想体系中，关于现象过程的三个层面的特性可以概括为一个单一的普遍的规则，它实现并应用在不同的形式中：物质实体的存在与稳定；生命从物质中演化出来；目的从生命中产生出来。除了语言上的不同外，这一规则与道的三个层面的特性有共同之处，它们都给出了自然的一个图景，并且都强调一个单一的规则作用在不同的体系中，体现出不同的特性。

第4篇：哲学的起源与西学概论范文

什么是本体论?改革开放后我国哲学界对本体论概念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突破了西方近代哲学对本体论的片面理解，认为所谓本体论就是研究一切存在者整体的基本结构的哲学理论，具体地说本体论就是研究世界及一切事物的整体由哪些基本要素(或方面、单元)构成及怎样构成的哲学理论。本体论也是人类通过科学方法建立起来的关于世界及一切事物整体基本结构的理想模型。本体论中可以揭示出世界的本原及一切事物的来源。本体论是哲学的基础理论，是世界观、事物观理论的核心，是人们对世界及一切事物的最根本的看法。本体论也是一个相对的不断发展的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关于世界观理论的哲学，因此不能不重视对本体论的研究。中西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最主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在本体论方面的区别。西方近代哲学是以抽象的物质概念为基础的物质本体论，其本体论的模式是一种实体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是以具体物质概念为基础的物质本体论，其本体论的模式是一种整体模式。所以无论从表示本体的物质概念，还是从本体论的基本模式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都超越了西方近代哲学的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凭着物质概念及本体论的变革，才实现了伟大的哲学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引领现代哲学是当之无愧的。过去人们一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体论方面所实现的这一最深层次的变革。中国传统哲学中虽然没有本体论概念，但却有与本体论概念相当的本根论概念。中国传统哲学中是以具体事物概念为基础的事物本体论，因为把事物的整体看作是由相反相成的虚体与实体构成的，因此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模式是一种辩证整体模式。可见在中西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的本体论中，不仅表示本体的概念不同，而且本体论的基本模式也不同。中国传统哲学中本体论的基本模式是又一个具有核心价值的中国哲学智慧。刘景山同志经过多年对中西哲学基本模式的对比研究，将中国传统哲学中本体论的基本模式概括为“一体二元”模式，他在《中西哲学基本模式的比较》《“一体二元”与华夏文明》等文章中都曾指出:“笔者在若干论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的基本模式为‘一体二元’。所谓‘一体’是指统一的世界本体;所谓‘二元’是指统一的世界本体中，包念着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单元”。他还特别强调:“中国古老的太极图(阴阳图)是‘一体二元’模式最生动、最形象、最深刻的表述”。

两千多年来尽管表示“一体二元”的几个具体概念在不断发展变化，但“一体二元”这个基本模式却始终没有变化。为什么这一本体论的基本模式能历经千古而不衰，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的深刻的哲理或科学性究竟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如果从一切存在者的整体中抽象出来的基本要素越少，则其抽象程度必然越高，这样构成的本体论也就必然具有更大的普适性。一切存在者的整体，不可能只由一个基本要素构成，仅由一个基本要素构成的本体论必然不是一个完整的本体论，例如西方近代哲学中的实体本体论就是一个不含有虚体的不完整的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虽然是一元论，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本体是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构成整体的基本要素。所以从一切存在者的整体中只抽象出两个基本要素就一定是最少的，则其抽象程度必然是最高的，如果这两个基本要素又具有相反相成的关系，那么这样构成的辩证的本体论就必然具有最大的普适性，这个“一体二元”的本体论模式也就具有不可超越的永恒性，无疑这是本体论的最佳模式，这可能就是“一体二元”模式千古不衰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哲理或科学性之所在。不论是中国的事物概念还是“一体二元”的本体论模式，都充满了辩证法和中国哲学的智慧。事物概念是哲学的中心概念，事物是一切存在者的统称，因此从本体论方面来看，事物中应包括世界这个特殊的存在者，但从认识论方面来看，世界中又应包括一切事物，所以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事物与世界是两个可以相互包容的概念。如果从本体论方面解决了事物的基本结构，也就相当于解决了世界的基本结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没有解决世界及一切事物整体的辩证结构，因此不能揭示出世界及一切事物内部的基本矛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本体论与中国哲学的事物本体论相对比，无论从表示本体的物质概念上还是从本体论的基本模式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都有开拓创新的必要。而具有中国哲学智慧的事物概念及“一体二元”的模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开拓创新时的必然选择和最佳选择。中国哲学智慧虽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论的开拓创新提供了事物概念和“一体二元”模式，但要建构起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还需要有表示二元的两个概念。在中国哲学史上，表示二元的概念有许多，如阴与阳、无与有、道与器、理与气、用与体、现象与物体、精神与物质等等，但这些概念已不能反映出当代的认识水平。中国传统哲学及事物存在的虚实特性都告诉我们，构成事物整体的两个基本要素中，一个具有客观虚在性，一个具有客观实在性，那么具有客观虚在性与具有客观实在性的两个基本要素会是什么呢?改革开放后，我国哲学工作者对信息的哲学本性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认为信息只有以物质为载体才能存在，信息与物质是相互依存的，二者不可分割，二者在客观世界中都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有人甚至指出:“信息是高层次的哲学范畴”，“20世纪人类科学的最大成果，莫过于揭示和认识了信息”。“信息范畴已从单独的技术范畴，上升为一个哲学范畴，正如把物质概念抽象为哲学范畴一样，对信息概念的抽象标志着人类认识史上第二次伟大革命的开端”。根据我国目前对信息与物质的研究，不难看出，用来表示构成事物的具有客观虚在性的基本要素则非信息概念莫属，用来表示构成事物的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基本要素则非物质概念莫属。不过在本体论中的信息与物质概念，与通常说的信息概念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具体物质概念是不同的，而是两个最高抽象概念或叫作理想概念。信息概念自20世纪中叶诞生后，虽然在不断地得到提升，但还从来没有提升到最高抽象概念或理想概念的程度，更没有进入到本体论中，是中国哲学智慧才可能使信息概念找到本体论的归属。客观世界中的信息与物质是不可分割的，没有纯的信息和物质存在，而本体论中的信息与物质是两个纯概念，是最高抽象概念或理想概念，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具有大科学的理念，即把哲学也作为一门科学，即研究世界及一切事物总规律的科学，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科学抽象及理想化等科学方法，从而获得最高抽象的或叫作理想的信息与物质概念，然后才能建立起当代的本体论，这样用科学方法建立起来的本体论哲学就是科学的哲学。本体论中的信息与物质概念，我们可以通过对事与物分别进行最高程度的科学抽象而获得，也可以通过利用理想化的科学方法而获得。所谓对事和物进行最高程度的抽象，就是抽出事物中的所有属性，只剩下事物存在的虚实特性。所谓理想化的方法，就是通过思想中的理想实验，把在客观世界中无论用任何现代科学技术也无法分开的信息与物质在我们的头脑中彻底分开，从而获得信息与物质两个纯概念，即两个理想概念。信息与物质两个理想概念只有在本体论中才具有意义，离开了本体论就毫无意义，但本体论中的信息与物质概念的建立，却可以为本体论之外的信息与物质概念的建立奠定基础，在本体论之外的信息与物质概念则属于实际概念，它们因为抽象程度的不同，往往成为各门具体科学中的基本概念。例如，在最高抽象物质概念的内涵中再增加广延性，这样的物质概念就与数学中的物体概念相当，也就是笛卡尔所建立的物质概念;如果在最高抽象物质概念的内涵中只增加质量属性，那么这个物质概念与现代物理学中的质点这一理想概念相当;如果在最高抽象物质概念的内涵中同时增加广延性及质量性，那么这个物质概念就与物理学中的物体概念相当，如此等等。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可能就与这两个抽象程度不同的科学概念的建立有关。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具体物质概念与物的概念相当，如果我们去掉物质或物中的事类存在，把它们理解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物质或物的概念，那么我们就会受到新的启迪，如果具体物质概念与物的概念相当，那么具体的信息概念就一定与事的概念相当，因为它们存在辩证的对称性，这就使我们能重新理解事的概念。什么是事?事就是具体的信息，这就是信息时代对事的哲学理解。在信息时代，我们对本体论中的信息、物质及事物概念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在本体论中，信息是一个标志客观虚在的哲学范畴，是一切虚在者的统称，用来表示构成一切存在者整体的具有客观虚在性的基本要素。物质是一个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是一切实在者的统称，用来表示构成一切存在者整体的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基本要素。事物是一个标志客观存在的哲学范畴，是一切存在者的统称，用来表示一切存在者的整体。有了构成当代本体论的几个概念，我们就可以建立当代的辩证本体论了。我们可以把由信息与物质对立统一构成事物整体的哲学理论称为当代辩证本体论，也可以把一切存在者的整体由虚与实两个基本方面对立统一构成的哲学理论称为当代辩证本体论。本体论解决了世界及一切事物整体的基本结构，这就一方面揭示了信息与物质是世界的本原，另一方面揭示了信息与物质也是一切事物的来源。因为本体论是世界观、事物观理论的核心，所以当代辩证的本体论解决了当代的辩证世界观及当代的辩证事物观。对立统一规律进入本体论，使对立统一规律真正成了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并彻底贯穿到世界及一切事物中。辩证的本体论解决了世界及一切事物整体的辩证结构，同时又揭示出了世界及一切事物内部的基本矛盾，找到了推动世界及一切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内因。本体论是哲学中的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当代辩证本体论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来的整体存在论发展为由虚在与实在对立统一构成的辩证存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也由原来的意识与物质关系发展为意识与事物关系的辩证认识论。海德格尔提出的“存在者是如何存在的”这一问题被一些哲学家称为是永远也猜不透的哑谜，但辩证本体论及辩证存在论已经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本体论中的信息与物质概念，在形式逻辑或普通逻辑中被称为是空概念或虚概念，意思是这些概念所表示的对象在客观世界中并不真实的存在。在本体论中的信息与物质概念，在辩证逻辑中被称为是抽象概念，事物概念则被称为是思维具体概念。在本体论中的信息与物质概念，在科学逻辑或科学思维方法中被称为是理想概念。建立理想概念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在各门科学中广泛存在，例如物理学中的质点、点电荷、理想气体等。理想概念不同于实际概念，理想概念所表示的对象在客观世界中并不真实存在，比如本体论中的信息与物质在客观世界中就不是真实存在的，在客观世界中甚至可以说是两个“无”，但正是这两个有限的“无”，却可以生成无限的“有”，老子说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深刻哲理可能就在于此。总之，建立理想概念或最高抽象概念，可能是解决当代本体论问题的必经之路。如果不澄清物质概念，事物概念怎么能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地位?事物概念及抽象的信息与物质概念又怎么能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又怎么能得到开拓创新呢?可见物质概念又是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衰落和阻碍马克思主义哲学继续发展的症结所在。若不是事物、虚实、“一体二元”等具有核心价值的中国哲学智慧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不仅物质概念难以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概念及本体论等也难以得到开拓创新。中西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的融合，特别是吸纳中国的哲学智慧及西方现当代哲学中的精华，要创建一个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具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不是没有可能的。

二、中国哲学智慧与哲学基本形态的转变

科学概念，特别是基本概念的变化，往往都会给整个科学理论带来重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概念发展为事物概念，这一哲学中心概念的变化，已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存在论、认识论等基础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心概念及本体论等发生的重大变化，能否引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形态的变化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形态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呢?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不同的称呼，如实践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等。在这些不同的称呼中，都有唯物主义这个主词，可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形态的主要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形态变没变，主要就是看唯物主义变没变。唯物主义也叫唯物论，它是以具体物质概念为基础的唯物论，但开拓创新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概念已发展为事物概念，原来的物质概念已不复存在。物质一词已用来表示各种不同的抽象物质概念及与中国哲学中物的概念相当的具体物质概念，而这些物质概念都不能再作为唯物论的基础，因为以这些物质概念为基础的唯物论都是片面的哲学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概念发展为事物概念后，唯物论只能变为以事物概念为基础的唯物论或叫唯事物论。那么这个新的唯物论能够成立吗?先从本体论方面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承认物质是世界本原的便是唯物论，开拓创新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已揭示出信息与物质是世界的本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来的具体物质已不能作为世界的本原，那么事物能否作为世界的本原呢?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观点，物质概念发展为事物概念后，世界可以看成是由事物构成，但这种构成不是由基本要素构成，不符合当代本体论的定义，所以从本体论方面来看，事物不是世界的本原，以事物概念为基础的唯物论是不能成立的。再从认识论方面来看，事物与意识是认识论中的一对主要矛盾，在这对主要矛盾中，意识(或心)占据矛盾的主要方面，这是认识论中这对主要矛盾的重点论。而唯物论恰恰强调的是物(或事物)，这就颠倒了重点论，这样就忽视了人在认识过程中的主体性、主导性、主动性、主观性等，而过分的强调了客体性、客观性等。所以从认识论方面来看，最好取消这个唯字，即使不取消，当代哲学中也应是唯心论，而绝不能再是唯物论。但还是取消为好，因为心与物在认识论中是对立统一的，是心与物统一的辩证认识论，就像人们对光的本性的认识，波动说与粒子说经过长期的争论，最后统一为光的波粒二象性一样，唯心论与唯物论在信息时代必然要统一为心与物对立统一的辩证认识论。所以从认识论方面来看，唯物论也是不能成立的。尽管在西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存在唯物论与唯心论，但在西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之前的中国传统哲学中是没有这种划分的，原因就是二千多年来中国传统哲学中具有辩证的本体论模式，这是中国哲学的基本模式，也是中国哲学的骨架，没有西哲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本体论的非辩证性。唯物论的唯字在本体论方面是强调物质与意识谁是世界的本原，谁不是世界的本原，具有排斥性、斗争性，特别是只片面地强调唯心与唯物的两军作战，而忽视了二者的统一，唯物论是斗争哲学的理论基础。唯物论的唯字在认识论方面是强调物质与意识这对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的主次性，唯物论恰恰颠倒了重点论，片面地强调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思维。意识与事物、思维与存在这本是认识论中的辩证关系，而且意识或思维是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推广到政治经济学中，形成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颠倒了重点论的社会理论。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理论，唯物论的本体论是一个整体本体论，而不是一个由虚体与实体构成的辩证本体论;唯物论的存在论也是一个整体存在论，而不是一个由虚在与实在构成的辩证存在论;唯物论的认识论虽然是辩证的，但却颠倒了重点论。

由此可见，唯物论的一些基础理论很多缺乏辩证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唯物论、唯心论的标准存在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承认物质是世界本原的便是唯物论，承认意识是世界本原的便是唯心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概念被澄清后，我们发现物质概念不是一个完善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物质并不是世界的本原，今天看来，开拓创新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事物概念才是一个科学概念，而相对事物概念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来的物质概念应属于前科学概念，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唯物唯心的标准是不科学的。唯物论是一个受到时空限制的哲学理论，不具有普遍性，既不适用于当代，也不适用于中国传统哲学。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唯物唯心的方法来看，当代辩证的本体论告诉我们，揭示世界的本原及一切事物的来源是本体论的任务，因为解决了世界及一切事物的基本结构，就可以揭示出世界的本原及一切事物的来源，世界的本原是用理想概念或最高抽象概念来表示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来是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来解决世界本原的，而意识与物质的关系是认识论中的关系，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相当于从认识论方面来解决世界本原的，认识论中的物质概念是一个感性具体物质概念，是不能用来表示世界本原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划分唯物唯心的方法是缺乏科学性的。从唯物论的划分标准和划分的方法来看，唯物论不是一个科学的哲学理论，从开拓创新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方面来看，都已不存在唯物论。唯物论的本体论、存在论、认识论等也缺乏辩证性。相反事物概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概念后，关于事物的哲学理论才应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核心理论，事物论的本体论、存在论、认识论等都是辩证的。唯物论缺乏辩证性，事物论才是辩证的;辩证法不是唯物的，辩证法本来就是世界及一切事物的辩证法。它既可以包括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又可以包括自然辩证法、社会辩证法及思维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来的基本形态的主要标志是以物质概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当物质概念已经发展为事物概念，当非辩证的唯物论已经发展为辩证的事物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形态怎么可能不发生变化呢?所以开拓创新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形态应是辩证事物主义或辩证世界主义。唯物辩证法应发展为事物辩证法或世界辩证法。辩证事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信息时代必然要出现的新形态。老子的道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最高哲学范畴，老子在《道德经》的开篇就写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中蕴含着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抽象与具体、绝对与相对、永恒与变化、一体与二元等辩证法的精髓，因此它的普适性最强，适应一切时代和地域。我们不妨用开拓创新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诠释道的当代意义。道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是指世界及一切事物的总的规律或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认为辩证法是指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变化的总规律，因为世界或事物中都概括着自然界、人类社会及思维，所以把老子的道翻译为当代哲学语言，就是事物辩证法或世界辩证法，也可以叫作辩证事物论或辩证世界论。道的当代意义充分证明了辩证事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信息时代的新形态。所以，正是具有核心价值的道、事物、虚实、“一体二元”等中国哲学智慧在开拓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心概念及本体论等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形态发生了转变。如果对西方近代哲学的片面本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非辩证整体本体论及开拓创新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整体本体论还缺乏明确的认识，或者对辩证事物论还心存疑虑，那就让我们看一看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发现的这些哲学问题。李曙华同志在《潜在的存在与发展的新视野———曼德尔布罗特空集之科学价值与哲学启示》一文中介绍了当代著名数学家、分形理论的开创者曼德尔布罗特在数学研究中的发现。“曼德尔布罗特通过对典型的生长模型DLA巨集团即受限扩散的凝聚模型的进一步研究，发现了分型生长更深层的新图景。

第5篇：哲学的起源与西学概论范文

关键词 道德 生产 理性 实践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长期以来，由于知识论哲学观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这导致了对于康德哲学之于“现象”和“物自体”的划分的误解，由此，关于康德对于这种划分产生的理论意义也长期的被遮蔽起来，康德关于实践概念的理论意义也隐而不显。因此，重新的理解和阐释康德关于现象和物自体的划分，澄清此划分对于康德实践概念的作用也即物自体真实的含义，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康德实践哲学具有重大的作用。而且，只有我们深入理解康德实践哲学的真正意蕴，才能更加深刻的理解马克思的统一实践概念对于康德的实践概念的扬弃，也才能理解马克思统一的实践概念的理论内涵，为统一的生活世界奠定坚实的生存论的本体论基础。

1康德“现象”与“物自体”的划分及对应的“两种实践”的区分

众所周知，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首先对实践概念作出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探讨，并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整个西方哲学乃至现代西方哲学的实践思想都根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思想。亚里士多德对人类的行为区分为“实践”与“制作”，并且他指出“实践”是一种道德的行为，而“制作”则依据自然的原则而创制。并且，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又区分了三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知识”，即推论的，普遍性的理论知识；二是“技术”，即制作、生产上的实用技艺；三是“实践智慧”即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道德知识。而西方哲学史上，以“三大批判”闻名于世，并对实践问题研究有着重大影响的康德也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之下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要真实准确的理解康德的实践概念，我们首先需要阐释康德关于“现象”和“物自体”的区分，因为，康德的“实践”学说是以“现象”和“物自体”的二分为基础的。由于知识论哲学在人们心中的根深蒂固，以及实证主义思想的蔓延，长期以来，关于康德“现象”和“物自体”的划分产生了极大的误解。在康德哲学语境之下，能够知道“物自体”概念所蕴涵的三重意义：感性刺激的来源、认识的界限以及道德实践的范导性假设，前两种属于认识论意义之上的，与自然必然性相关，第三种则是属于本体论关涉道德实践和自由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忽视了康德关于“物自体”的第三种含义，只是在认识论意义之上理解和阐释“物自体”，认为这仅仅是一个限定人的认识的消极的概念，而关于“物自体”道德实践维度的意义被遮蔽起来。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的导论中指出哲学有理由分为两个部分：理论的部分叫做自然哲学；实践的部分叫做道德哲学，这是因为道德哲学是理性按照自由概念对实践的立法是这样命名的的缘故。在康德看来，“现象”与自然必然性相关涉，属于自然哲学的范围，并且康德指出在这个范围知性起着为自然立法的作用；而“物自体”则涉及到人的自由和意志，属于道德哲学或者实践哲学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起着立法作用的是理性。我们说前者涉及的问题属于认识论或者知识论问题，而后者涉及自由问题则属于生存论的本体论问题。在此，康德还特别的指出，由于实践概念的传统的偏见，人们对实践概念流俗的误解和误用即把两个领域内不同的活动通常的理解为实践活动，这种误解之根深蒂固，在今天依然影响着我们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出于一种知识论哲学观，国内相当的研究者极大的重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而对《实践理性批判》以及《判断力批判》则关注的较少，这一点从国内编写的哲学史类教科书篇幅侧重可窥一斑。由于传统的偏见，康德不得不退一步按照流俗的理解把现象领域内的活动也称作实践。因此，康德提出了“两种实践”的学说：现象领域内的活动康德称之为“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物自体领域内的活动则称之为“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并且他指出了两种实践形式具有根本性的差别，前者是人们认识、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属于认识论层面的，而后者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实践活动，属于本体论层面的。就康德本人而言，我们可以明确的看到他是把道德实践活动理解为真正的实践活动，然而，作出“两种实践”的区分也是为了维护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概念也即道德实践。在某种意义上说，实质上把现象领域的活动包括生产活动排除在实践范畴之外，这根源于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对人性的抽象、片面理解。

2人性的两种抽象理解与实践的两种极端化理解

人作为万物之灵，但是也不能完全的超脱于自然。因此，人是一种矛盾性的存在物即现实性与理想性、自在性与自为性相统一的存在物。在西方哲学史上，对于人类本性的不同理解造成了感性主义与理性主义对人性的不同理解，从而也产生了对于实践的两种不同的理解。

理性主义把人理解为理性人、道德人，将道德性看作是人的唯一真正的特性，割裂人的自然性，因而人的实践活动也仅仅被理解为是道德的行为。因此，实践被理解为个人的道德修养或者是理性沉思也即追求内在价值和超越。而物质的生产活动被理解为追求外在利益，由此被排除在实践的范围之外甚至是忽视或者鄙视物质的生产活动，认为这是低级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区分“实践”和“制作”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所作出的。亚里士多德认为 “制作” 即以生活需求为目的的，生产活动、政治活动、道德活动的目的由外在而逐次转向内心，自由度是逐次提高的。道德实践是贯穿于生命始终的，以自身为目的的活动，而生产则是一次性的，目的在自身之外。

在康德所处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物质生产有了极大地发展，由此，康德对此给予了肯定。在康德那里“现象”和“物自体”二者都很重要，而且也对实践作出了两种区分。但是出于理性主义的立场，康德也明显的更加侧重于实践的道德层面。康德哲学的最高原则是理性自主、善良意志，纯粹知性为现象界、自然立法，而纯粹理性为人们的道德行为立法，是人们伦理行为的最终根据。只有奠基于先验的道德法则才是真正的道德实践，而出于自然本能或者世俗愿望而追求幸福则不属于道德实践这一范畴。但是，康德哲学把“现象”和“物自体”分割开来也就导致了把两种不同的实践活动割裂开来了。

相反，感性主义由于对人性的理解只限于人的自然属性的一面，把人看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而强调人的自然属性和本能欲望。由于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发展以及科技理性逐渐取代传统的道德理性，因此，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之际，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观不断地得到强化。以至于，现代西方哲学著名的现象学家胡塞尔视科技理性为整个欧洲科学危机的根源。支配科学世界的科技理性逐渐侵袭支配生活世界（实践世界）的道德价值理性。因此，胡塞尔为寻求欧洲人安身立命之本而提出“返回生活世界”。“面对理性的分裂和对立，哲学家们纷纷提出理性的重新统一即完整理性的思想。”这也就意味着要寻求统一的实践概念。然而，要说的是这种统一的实践概念的思想其实在马克思那里就已经被自觉的提出来了，马克思思想之深刻在此可见一斑。

3马克思“生产”与“道德”统一的实践概念

在马克思看来，“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从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不满于康德把“现象”与“物自体”的分割，从而也把两种不同的实践活动割裂。同时，马克思也看到了人是一种悖论性的存在物也即人是具有现实性和理想性、自在性和自为性的存在物。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下称提纲）中讲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在这里马克思即批判了感性主义也即旧唯物主义只是片面、抽象的看到人的自然本性，也批判了理性主义也即唯心主义纯粹意识主体的道德实践理性，抽象的发展人的能动的方面。同样的，在《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把人理解为一种自在与自为统一的存在物，在对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批判以后形成了“生产”和“道德”统一的实践概念，并且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生活世界的统一性是基于统一的实践活动。

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时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在生存论的本体论基础之上统一了人的实践活动。从这里，可以看到，马克思所讲的“这种活动”（实践）蕴含着实践的两个不同的维度即人改造、认识自然的认识论维度和变革现存的人与人之间的整个社会关系，追求自由解放的本体论维度。并且马克思进一步告诉我们，改造、控制自然的生产活动即认识论维度的实践与变革现存世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本体论维度的实践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但是，变革世界、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实践是全部实践活动之终极的旨向。正是如此，马克思写道：“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参考文献

[1] 俞吾金.从康德到马克思[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

[2]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1）.

[3] 丁立群等.实践哲学：传统与超越[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

第6篇：哲学的起源与西学概论范文

关键词：东方环境哲学；西方环境哲学；比较分析；旅游环境哲学；研究进路

一、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基础

（一）东方环境哲学思想基础

1.儒家“天人合一”哲学思想

在“天人合一”问题上，儒家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仁者爱人”，其生态思想可概括为“人伦中心”。儒家的“仁者爱人”不是西方的博爱，它是一种有差等的“仁民爱物”态度，并非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一种“人伦中心”倾向。在其“天人合一”思想中，“天”主要是“人”的一种背景，儒家的“仁民爱物”，把自然价值看作是人伦价值的一种延伸。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主要是通过人对自身的修炼来实现。在看待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问题上，一方面儒家对人的价值比较重视，它将人看作社会与自然万物关系的中介与核心，将人在社会、自然中的纽带性地位突显，另一方面又克制人作用的发挥，主张克己修身，由己推人、由人及物。既要重视人的价值又要克制人的作用，似乎儒家思想在价值观上存在矛盾，但实际上这看似矛盾的思想旨意却正是古人的智慧之所在。

总的来说，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心固有的至善本性，这个至善本性就是天地的生生之德。“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周敦颐：《通书·顺化》）天就内在于人之中，人人都具有天地仁义的德性。人通过反身而诚，把内在的德性开发出来，也就实现了天德，达到了天人合一，就可以廓然大公，体验到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可以做到物来顺应，无所不至，体物不遗，爱物不私，民胞物与。但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天人合一”的人伦化的自我超越特征，也包含着把自然人道化的错误。

2.道家“道法自然”哲学思想

道家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与儒家不同，道家的观点可概括为“道法自然”，它强调人与道的合一，人与自然的合一，人与宇宙生命和宇宙精神的合一。在天人皆来源于道的自然演化的含义上看，天与人本来是依自然之性而产生的，而且原本就处于一种自然而然的本来状态，故它们是合一的，而不是分离的。而且人是由天地和气所生，天地又是由道自身的无为自化所生，故此，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就是要通过体验宇宙过程的自然本性，认识到自然之化是生命之本源和宇宙精神的最高体现，从而依循自然而为，去除一切对天地万物和人本身的有意造作和加工，把人的生命融入自然生态的大化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万物平等，即道家所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同时，由于天、地、人具有统一协调的关系，社会秩序亦为天道运行自然形成的一部分，因此人类社会只有依循天道运行的法则才能治理好社会，也才能实现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和谐相处。

（二）西方环境哲学思想基础

1.“人文主义”哲学思想

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反对一切以神为本的旧观念，宣传人是宇宙的主宰，是万物之本，用“人权”对抗“神权”，向中世纪的教会统治和宗教教义提出英勇的挑战，所以人文主义有时又称作人本主义。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人文主义提出个性解放的要求。人文主义者否定教会宣扬的人一生下来就有罪孽，否定人生的目的是死后的永生的来世思想，猛烈抨击教会鼓吹的禁欲主义。他们肯定现实生活，颂扬尘世欢乐和幸福，赞美爱情是人的最高尚的感情，认为人有追求荣誉和财富的权利。人文主义批判中世纪对科学、文化的摧残，反对蒙昧主义，崇尚理性和智慧，主张探索自然，研究科学，追求知识，接受新事物，全面地、和谐地发展个人才智。为了反对封建压迫，人文主义还宣扬自由意志，提倡人与人之间建立平等、仁爱的关系，否定以人的出身、门第来决定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强调个人的品德、才能决定人的地位。

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使理性获得高度弘扬。人文主义对人性的颂扬，自然主义对认识自然的现实主张，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抽象的主体与客体关系取代。近代认识论的主客二分以及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在观念上树立起人是自然主人的信念。而西方基督教与哲学则成为形成整个西方文化传统核心——人类中心主义的两大因素。在基督教教义中，人高于自然界其他生命形式和存在物，是大自然的主人，自然界一切非人的存在物都是为人的利益而存在。人对自然的统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2.“深层生态学”哲学思想

面对生态环境恶化及西方文化中人类和自然二元对立观念，深层生态学所倡导的中心思想和宗旨对于人类认识自己、认识社会、保护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深层生态学聚焦于整体（如生态系统、物种或地球本身）而非生命个体（整体主义），它主张以整体主义思想来看待和处理环境问题，确认人与自然不可分割（人与自然本体同一），强调相互关系，坚持人与自然相统一的一元论有机生态世界观。这种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对于体现“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理念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构建要求具有重大价值。

其次，深层生态学强调自然的固有价值和生命物种平等权利，它认为个体特征与整体特征密不可分，自我与整个大自然密不可分，人的自我利益和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人类在对待自然界时，应彻底抛弃西方文化中人类和自然二元对立的观念结构，追求自我（self）实现与生态系统的平等，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自然界，使自然界中的万物走向真正的持续发展，即“活着，让他人也活着（liveandletlive）”（指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和自然过程）。深层生态学创始人阿伦·奈斯把这一思想定义为“生态智慧”，对人的生物属性和生态存在给予了足够尊重甚至充分张扬，在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现实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

再次，深层生态学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于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机制的不合理，要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应该而且必须确立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价值观念、消费模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

最后，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是要维护所有国家、群体、物种和整个生物圈的利益，追求人类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实现”，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3.“生态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由于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也由于人类不满足于自身的生存状态，不断地从自然界攫取更多的财富，不断地提升自己对自然掠夺和改造的能力，在加强对人的剥削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自然的剥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破坏生态环境。生态马克思主义从资产阶级维护其合法性的角度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环境的必然性，指出由于人们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感受到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人们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把消费作为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把消费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因而对于物质产生永无止境的追求。资本主义为了维护其合法性，以及继续维持高生产和促进高消费，就会借助科技变本加厉地“榨取自然”、“盘剥自然”，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来满足人们对于商品的需求，进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生态公害的频繁发生（唐宏，2007）。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H·马尔库塞（1969）在《论解放》一书中更加广泛而深刻地论述了生态危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压抑人也压抑自然，造成人的异化也造成自然的异化，人不再是“人”，自然也不再是“自然”。

人类急需一种新的整体性生态哲学思想对当代全球问题和人类发展困境进行理论指导，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此时正慢慢发展壮大，在对当代全球问题和人类发展困境进行哲学思索的基础上，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前述两个流派的理论进行了重大发展和补充。如前所述，对环境问题的探讨，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它更是一种更深刻的困局的征兆，其根源不在科学本身，而在于一种意识形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实际是源于人们的异化消费观，后又因科学技术发展而加重，技术虽然造成了资本主义“单向度”（one-dimension）的主要原因，但自动化的科学技术可以消除人类劳动的异化，为人类自身的解放和自由创造条件。因此，要实现自然的解放，我们不仅要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应合理应用科学技术，将人与自然界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对科学技术无限制的追求中解放出来。由此，西方的环境哲学走过了一条从二元分立（重视人的作用）—二元分立（强调客观世界的平等权）—实现二元统一的思想发展道路。

（三）东西方环境哲学思想比较

1.基本观点和思维方式

传统西方哲学和科学把世界普遍地理解为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关系，认为世界分为物质和精神两种实体，人是精神性的，自然则是物质性的。在这一认识论下，西方哲学思想分立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流派，一是人类中心主义，二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僵化的自然在与人的关系中，只能扮演工具的角色。培根提出，人应主动征服自然，使之服务于人类。洛克更是宣布“听命于自然的土地……只是一片荒原”，只有人的改造才赋予自然以价值，“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人类中心主义实际是一种把人看作宇宙中心的观点，它的核心思想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一切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以人的利益出发，主张按照人类的价值观来考察宇宙中的所有事物。由于它关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存在过于极端的观点而被某些学者批评为“鼓励了人对自然的掠夺，是占有性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是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及环境危机的思想根源”。

与西方环境哲学思想片面强调物种之间的平等和平权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既不极端地认为只有人有价值，只有人有利益，只有人能获得待遇和权利，也不只推崇对生命的重视，信奉生物平等主义，而使物种和生态系统的道德原则远远高于人的道德权利原则。它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强调人和自然生物有共同起源，人性和天道在终极意义上相通。它承认自然界和人一样都具有主体地位。在看待“天地、人”以及二者关系问题上，它既不否认人作为自然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是宇宙创造过程辅助者和促进者这一重要价值，也不过分强调人的作用，而是主张人应具备“民胞物与”、“仁者爱人”的思想，以“克己修身”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

2.基本方法

东西方环境哲学由于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性，导致二者在处理生态环境中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基本方法又各具特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以一种整体性思维看待生态环境，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告诉我们，人的生存和意义实现，都是在与他人乃至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它以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向我们强调，个体只是整体中的个体。而西方环境哲学思想则注重分析，擅长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将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归纳，从定量的角度把事物之间、系统之间的矛盾量化与分解，然后以数据为佐证，制定针对性建议措施，即在方法上寻求自然科学的支撑。虽然这种方法对于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分解、量化系统矛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因其依旧无法摆脱二元论思想影响，从主客二分的角度把事物进行一级一级的抽象归纳，结果越来越远离了事物的本原，导致西方哲学思想史上的千年之蔽——本源性、本真性的存在被遮蔽了。

可见，无论是中国“天人合一”传统哲学思想还是西方生态环境哲学思想，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有其局限性，亟待为认识、解决人与环境之间各种矛盾关系建立一种彻底的生态世界观，它是一种既能承袭“天人合一”思想精髓，又能克服西方生态环境哲学思想中人文精神不足的缺点，它带着生态科学理论和绿色生存技术而来，为了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而生的一种整体生态可持续发展世界观。

二、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进路

（一）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存在的问题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旅游环境哲学尚存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旅游环境哲学思想本体论构建。西方作为研究现代环境哲学的先行者，诞生很多环境哲学流派（这其中包括环境伦理学、生态马克思主义、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权主义和生态神学5个比较大的派别），且更为偏重通过理性、技术手段实现其理念。但“一分为二”是西方环境哲学非常牢固的思想传统，想要完全这个思想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西方环境哲学受到“斗争哲学”思想很大的影响，存在很多局限性。这方面东方较之西方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有不同于西方的哲学路线，这里最重要的有3点：（1）“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主干；（2）和为贵，“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3）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是中国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但东方环境哲学思想过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一面，有忽视人与自然的冲突一面，过于强调价值理性而忽视工具理性，过于强调人的内候内证的精神体验。

第二，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体系构建。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发展观，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旅游环境哲学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国内外还鲜有专家学者专门针对旅游环境哲学进行系统阐述，零星的一些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哲学问题、旅游环境承载力问题、游客容量问题、生态旅游与生态伦理等方面，严格来说这些研究成果远远没有达到旅游环境哲学的层次，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一个学科要进入范式研究，一是要求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二是要求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三是要求有基本的解释现象的系统理论。而上述需要研究与思考的核心问题（包括旅游环境哲学概念体系、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实现途径）实际上也正是长期困扰旅游学界的重大问题之一。该研究从深层次上触及了旅游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基本问题，触及时空观、规律观、运动观、因果观、思维方式等方方面面，是旅游学基础理论与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

（二）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进路

1.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体系构建

任何一个发展成熟的学科都必须具备自己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旅游环境哲学也不例外。理论体系研究一般包括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相关的概念体系。明晰研究对象是一切研究的起点，旅游环境哲学的研究对象简单来说就是旅游业发展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具体到研究内容，则侧重于研究旅游环境这一复杂系统中旅游者与旅游者之间、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之间、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居民之间的伦理，从哲学层面寻找旅游活动背后对旅游复杂系统影响的根本原因、机理，以及从环境哲学的视角来解决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实现人—地和谐发展。在构建了旅游环境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具体研究内容之后，就必须寻找其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取得研究成果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旅游环境哲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应该站在哲学的高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思想，提炼出自己的研究方法。明确旅游环境哲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就可以构建确切的相关概念体系。概念体系是理论研究的基础环节，也是核心环节之一。只有构建了合适的概念体系，明确研究对象所应该涉及的概念，才能构建完善的理论体系。旅游环境哲学是研究旅游环境的哲学方法论，旅游环境不仅仅只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经济环境，是复合环境系统。它是围绕旅游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多种组合，由旅游环境构成各要素在相互适应的基础上耦合形成既有特定结构与功能，并与外部环境实现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以适应外部环境，实现系统内外平衡的复杂体系。其涉及的概念包括环境伦理学、旅游伦理、旅游环境、旅游环境承载力、旅游可持续发展等概念。

总之，作为旅游环境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进路，构建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概念体系以及理论基础等的完备的理论体系是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旅游环境哲学取得学科进步和跨越的必经进路。

2.旅游环境哲学实践研究体系构建

旅游环境哲学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因此，构建旅游环境哲学研究思想框架（包括研究对象、概念、思想体系、研究视角等）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要将该哲学思想运用到旅游业实际开发与规划管理中去，以便更好地服务和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为达到这样的目的，在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过程中，我们首先必须自觉地以复杂性思维范式为指导，善于合理地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其次，由于旅游环境演化发展的复杂性以及外界环境的变化，导致系统演化时刻存在着各种随机的和不确定的因素。试图完全掌握全部信息不仅由于系统演化的复杂而变得不可能，同时也因为获取信息需要成本而变得不可行。因此要对旅游环境演化包含的众多变量和参量组成的高维时空进行研究，不仅在实际上行不通，而且其研究结果也很难检验。有鉴于此，可从系统科学视角界定、审视“旅游环境”的内涵与外延，将其看作是一个复杂、动态演化、开放层级的系统，且由于旅游活动主要发生于旅游目的地空间范围，为了便于简化研究范围和集中研究着力点，可将旅游环境哲学实践研究以旅游环境现实世界载体之一——旅游目的地这一空间结构为研究对象。

在环境哲学思想指导下，首先以复杂系统探究方式为基本工具，对旅游地复杂系统演化这一核心研究问题，从其内在动力机制与规律性、可持续发展目标与管理模式选择等各个层面进行思考，以求做出符合现实旅游地真实演化的新解释。其次，通过引入相关时空演化参量构建相关数学模型，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合理阈值、极限阈值和最大游客接待量量测以及旅游地游客量预测等涉及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核心的问题进行定量化分析。而后，对旅游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诸如旅游地可持续发展战略、旅游地演化预警系统构建、旅游地利益主体博弈关系演进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最后，以旅游环境哲学思想为指导，综合安排自然生态、社会文化、经济和社会管理等诸多因素，促使它们围绕生态旅游的要求形成相互配合的统一整体，以提高旅游系统的组合效率，真正实现从部门规划走向合成规划。（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研究生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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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孙吉信.2010.从“天人合一”看当代生态旅游发展路向.林业经济问题，（3）：262-265.

[2] 张培.2004.“道法自然”与生态旅游.天府新论，（12）：238-239.

[3] 万幼清.2004.儒道思想中的生态旅游观.求索，（8）：160-161.

[4] 颜敏.2007.中西环境哲学世界图式之比较.社会科学研究，（3）：122-130.

[5] 陈谊.2006.深层生态学与中国道家生态伦理思想比较研究.西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6] 陈学明.2004.“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启示.复旦学报，（4）：8-17.

[7] 李晓明.2011.生态马克思主义之生态观探论.前沿.（8）：183-187.

[8] 曾文婷.2005.“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评析.北方论丛，（5）：114-119.

[9] 余谋昌.2007.环境哲学的使命：为生态文化提供哲学基础.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4（3）：116-117.

第7篇：哲学的起源与西学概论范文

关键词 近代西方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近现代西方哲学概述

（一）近代西方哲学概述

近代西方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由思想的逐渐形成和神学的没落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5至17世纪初，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中心，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

第二阶段是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获得了了进一步的发展，自然科学着重分门别类的研究，哲学的兴趣则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唯理论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第三阶段是18世纪至19世纪。自然科学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派别。德国古典唯心派别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概述

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1．现代西方哲学较近代西哲而言，更为关注语言问题、符号意义和交往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认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任何其他哲学学科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而且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和阐明才能够研究、澄清或解决任何哲学问题。

2．现代西方哲学不再像传统哲学家一般崇拜绝对权威或者绝对真道理、规则。在哲学界占有统治地位的不再是一头独大；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追求，或科学或形而上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可以相互对立，甚至彼此不同。

（三）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从排斥、批判形而上学到“回归”形而上学

近现代西哲的区别重要标志之一为对形而上学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绝大多数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甚至是排斥。这种排斥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转换思维方式，促进学科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有着积极地作用。但也要看到，现代西方哲学在破旧后并没有立新，在他们简单的批判形而上学后，他们的理论相续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他们的理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现代西哲流派提出回归形而上学。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自康德之后，人类便步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必须放弃对整体、大全和作为“这个世界”意义来源的超验本体的寻求①。

2．从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

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有一部分实现由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许多现代哲学家都将现实生活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或归宿。胡塞尔提出哲学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强调“在世的在”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杜威强调经验就是生活，其用意之一就是为了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

3．理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哲学家们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的方法论，作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人的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作为对智慧的训练，等等②。

4．关注领域的转变

譬如从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反主体主义、转向对向语言的关注，对境域的关注，等等，这些都极其丰富了哲学的内容和开辟哲学领域的新天地。哲学的这些转变，使得哲学与其他新兴学科之间有了一定得交叉和渗透。这些交叉边缘更是建立了一定的边缘学科，例如科学哲学，环境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等。

二、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一）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以抽象理性为基础的近代西方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传统，探讨的依旧是抽象本体论，更为关注的是虚无的宇宙或者一些无法求证的抽象概念，并试图寻求世界的本原。这些在文艺复兴打破宗教势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反对宗教神本位的时候，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运用理性工具去发现普遍、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并加之以宣传，使之成为打破神本位的有力武器。在具体的建构过程中，这种抽象的理性就表现为脱离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实践活动的形而上学的“实体” 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意识之所以源于物质，此过程离不开主体的社会历史活动，离不开实践。马克思关注的不是脱离人的实际活动、社会物质条件的抽象理性，而是实践过程中、物质生活得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崭新的实践观，才有其自然观等其他各种观点。

2．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

近代哲学由于其历史局限性使其具有的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等缺陷，同时近代西方哲学主张现实的人与其实践相脱离的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绝对化的精神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地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关注人的价值、自由和解放，并注重于改造世界。“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到成熟，，是一个不断的批判传统西方哲学思辨形而上学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分离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研究对象上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世界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旧哲学将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所以未能正确解决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在唯物辩证的基础上的统一；旧哲学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分离，同时其自然观是唯物的，历史观则是唯心的。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4．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立场的超越

马克思叫传统哲学而言更强调抽象思维，主张人们通过感性的实践去理解一切事物。实践思维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近代哲学的桎梏，宣告了新哲学的诞生。

（二）马克思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的异同

马克思源于近代西方哲学，其思维方式、社会背景均来自西方社会，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哲学关系，对于中西学者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所以，在此笔者将二者做一定的比较：

1．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马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2．现代西方哲学建立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没有完全脱离。譬如在形而上学，他们一方面批判近代西哲的形而上学理论，但同时又发现自己的理论脱离了形而上学无法得到论据，所以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较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实践观点，使其跳出了传统的哲学方式。

3．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更为符合现代社会的前进方向，其以无产阶级为其理论的阶级基础，从而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偏见。较之现代西哲而言，马哲更有革命性，其根本目的即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政权，即社会主义社会，从而根本解放无产阶级及全世界人民。同时，马哲是一个开放的、在实践中前进并丰富的哲学体系。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还是资本主义，其思维的局限性和偏见始终如一的存在，他们的哲学始终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统治，然而资本主义的总总危机已经显示出了他们的制度的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而言是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哲学，是惟一能克服各种类型的西方近现代哲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这种或那种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哲学⑤。

4．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克服了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生活和实践道路上的唯心主义倾向。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脱离唯心。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

注释：

①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②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③赖海燕，徐春林.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求实.2002(2).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120).

⑤刘放桐.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2]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3]侯惠勤.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人文精神.红旗文稿.2006(7).

[4]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5]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第8篇：哲学的起源与西学概论范文

一、“哲学”东传

（一）哲学的特质

哲学一词源于古希腊，其希腊文为“φιλοσοφíα”，英文为“Philosophy”，意即爱智慧，即一种对智慧的不懈追求。在哲学发展的早期，哲学瓤括万千，不仅有现代意义上的物理学、植物学、社会学、逻辑学，甚至包括本属宗教探讨的世界终极存在和意义的所谓形而上学。观哲学的发展史，古希腊先贤（尤指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以发展哲学的本体论和宇宙论为主。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学家纷纷提出自己所认为的“世界的本原”，诸如哲学第一人的泰勒斯提出“世界的本原是水”，赫拉克利特提出“世界的本原是一团在一定尺度上燃烧的永恒的活火”，以及毕达哥拉斯提出的“世界的本原是数”。在伯利克里执掌希腊政权，希腊哲学迎来了自身发展的巅峰期，涌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著名哲学家。如美国现代哲学家怀特海所言，“后柏拉图时期的哲学均是对柏拉图哲学的注解”。此时的哲学则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以探讨本体论和宇宙论为主，发展为探讨本体论（柏拉图的理念与现象、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政治学（柏拉图的《理想国》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逻辑学（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伦理学（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克伦理学》和《大伦理学》）等。然而，随着希腊政治的变化，希腊哲学进入希腊化时期，以伊壁鸠鲁学派的“快乐主义”为典型。由此可知，无论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世界的本原是什么”的天问，还是伊壁鸠鲁提出的快乐主义均表明：人类在孤立与孤独的环境下，试图寻求世界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归宿。然而，古希腊意义上的哲学和希伯来意义上的信仰虽在历史上曾有过交集，但二者在探寻存在的根本指向上却始终是迥异的。正所谓人之所以能够“哲学”，恰恰是因为人自身中的有限性，也正因人自身的有限性导致哲学的有限性。鉴于哲学的有限性，在西方世界最为流行的西方哲学的著作———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和梯利的《西方哲学史》，在选取纳入各自哲学史目录时亦表明哲学这一学科性质的局限。

（二）“哲学”东传时中国特殊的社会人文环境

“哲学”一词传入中国从严复开始，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言，“至于整理国故的事业，也到严复介绍西洋哲学的时期，才渐渐倾向哲学方面”［1］。严复在《天演论》中讲述了政治社会哲学、自然哲学等方面。此后出现了专门研究哲学的学科设置，而胡适等人开始编撰关于哲学的著作及教科书。在这个过程中就开始了哲学史概念的研究，这就是中国哲学范畴的形成时期。较有影响力的有韦政通的《中国哲学辞典》、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大辞典》，以范畴概念观照中国哲学的确方便和直观了许多。在此基础上选取与范畴紧密相关的人物建构哲学史显然有一定的逻辑性，且大大方便了人们对人物的梳理与概括。中国哲学史基本上分为四部分：先秦、唐宋、元明清及现代，并且将先秦与宋明作为最重要的时期，前者是奠基是源泉，后者是成熟、完善。这种定型大大影响了后世对哲学史的梳理与评判。将本来非常丰富的文化简缩为范畴和与范畴相对的人物的集合，单一的评判与选取方式使得哲学范围由宽变窄。然而，但凡思考宇宙、人生诸大问题、追求大智慧的，都属于哲学的范畴［2］，哲学是不排斥文学与历史，相反与历史、文学融合为一体的。其结果显然违背了这一初衷，哲学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及其来源都被抽掉了，换之以简单的范畴概念，从而以范畴的“视界”抹杀了原初大量文本的价值。当然，这是教科书的编写方式，随着中国哲学的发展的完善，亦有其他认知方式的提出。一些有远见的学者提出了研究哲学不能只是局限于脱离实际的范畴研究，而应与民族文化相结合。但大多数人都遵循了以往的研究方式，也就是跟着前人研究的惯性导致了一大批人不去跟风追随，并不去认真思考前人思想背后的深层原因，不扎扎实实地深入研讨与探究。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固然是好的，但作为学者在身心及知识条件具备和社会要求之下，未能在人类文化的大道上行走就急于下结论，显然不合适，这与研究者责任感缺失有关系。

二、解决之道

要达到尽可能的完备与准确性，研究者必须在人类文化的大道上走一遍，不能仅对单纯的哲学人物和范畴进行罗列。更重要的是，要从背景分析，从一般性知识、思想和信仰分析，得出哲学的一般的、概括的知识。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探讨：

（一）学科本身的重新定义

伴随具有自身参照系统的西方哲学的传入，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文化“焕然一新”。但是，如上面所分析，哲学自其降生之初便有着不可消弭的有限性，更何况将一个有着内在学科局限性的哲学完全运用在另一个有着自身完整文化特质的中国文化之上。在完全运用西方哲学理论框架去“格”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导致的明清时期的文化在任何一部哲学史著作中的概要性结局完全可以想象。所以，在运用某一文化系统的概念系统去研究另一异质化的文化系统时，就会出现文化传播早期所谓的“格义”现象。因此，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当有自己的概念系统和价值系统，不能盲目崇信通过本就有自身局限性的哲学去研究异质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并非一门孤立学科，与其他学问相联系，尤其是历史与文学。历史、文学作为哲学的奠基对哲学研究的推进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当然哲学仰望星空，有自己的学科点，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根本看法和根本观点，阐述的是一般的原理与概念。但是没有脚踏大地的历史、文学，它只能是失去大地母亲庇佑的阿喀琉斯。此外，虽然现在分科越来越细，研究时也是隔行如隔山。但从哲学之原初看，其不仅包含现在通俗意义上哲学领域，还囊括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科学等学科。因此，在哲学研究时，不能因为其他学科的分离就弃之如敝屣。

（二）教科书编写的方法

一种文化或者思想被过分强调，原因之一是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葛兆光讲到，“传统的思想史依据的是怀有某种意图的官方或控制着只是和思想话语权力的精英的历史叙述”，而这些叙述是存在着“有’组织的历史记载’和’有偏向的价值确认’”［3］，在这种价值和意识下选取的哲学主线是片面的和脱离生活实际的。一种原因是社会这种思想的过度缺失，不得不通过强调才能让人们注意到。而真正内化人心的思想价值观念无需高喊。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混乱，有忠臣”。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正是出于礼崩乐坏的战乱时代。只因礼崩乐坏，孔孟才站出来为人民伸张正义。同样，作为哲学同样盛行的程朱时代也是一样。统治阶级总是把符合自己利益要求的思想定位正统，对于正统的采纳，学者无需发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感慨，无需怀才不遇。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呐喊者，却是少数。“道”高深却没人能懂，人们关注的只是能不能解决生和死的问题。“中庸”非常深刻，但人们只是觉得这是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不可否认，精英思想有某种超前性和理想性，他们只占历史上的少数。而思想史选取他们来写会充满着神圣与骄傲，充满历史奇迹的波澜壮阔，但这样反反复复的精英咀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学科本身的发展有什么作用呢？脱离生产精英土壤和背景的思想终将成为一潭死水。程朱理学被赋予极高的价值，普遍性、绝对性与恒常性。他的“理”将那远在春秋的孔子之“仁义礼智”变为既超越又内在的价值规范。或许就连朱熹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会被抬高到这样的地位，授予如此高的荣誉。孔子那个遥远的背景被加诸于朱熹这个“道统”的传承人身上，显得那样遥不可及，而朱熹当时社会状况及对当时的影响我们却无从得知。哲学研究不是踩高跷，需要不断还原，不断认识，而非站在前人肩膀上让前人扛着走。思想只有先还原才能再创造。背景的回归挖掘，思想史所依据的文献或资料的重新检讨，才能找出前人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土壤，才能将前人思想与方法内化为己用。

（三）编写者的素质要求

第9篇：哲学的起源与西学概论范文

关键词：基督教哲学；台湾新士林哲学；信仰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2-0092-06

收稿日期：2011-10-13

作者简介：宋志明，男，吉林吉林市人，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会长；孙兵，女，黑龙江绥化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近现代东西方的哲学与，分属人类社会的两大领域，是人类理性与意志分立的标志。但在2-16世纪的西方思想史中，出现了一种信仰与理性相互交织，以信仰导引哲学命题的学问样态――基督教哲学。时至今日，此种哲学样态不但继续存立于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流派之中，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与中国文化相互渗透的基督教哲学学派――台湾新士林哲学。首先，我们从哲学史角度将该学派源头思想的核心内涵及发展脉络予以澄明。

一、与信仰有关的三个哲学史理念

台湾新士林哲学涉及西方天主教信仰、古希腊哲学、中古士林哲学与新士林哲学，更将中国传统哲学的儒、道、佛三家学说融入其中，涉及中、西方哲学史如此博杂的学术派别，其根基是围绕天主教信仰展开的理性推理与哲学建构。

(一)信仰开启的基督教哲学

台湾新士林哲学直接承继中古士林哲学。士林哲学(Scholastic Philosophy，Scholasticism)是欧洲中世纪天主教哲学界传承的正统派哲学，也译为经院哲学或繁琐哲学，指的是欧洲中古时代学院中所形成的哲学和神学。“‘经院哲学’的确切含义应是：在公教会(或天主教)学校里传授的、以神学为背景的哲学。经院哲学之所以构成哲学史的一个阶段，原因在于它是教父哲学思想的直接承袭，与教父哲学一样继承与发展了古希腊哲学；另一方面，它又直接影响了近代哲学。”在士林哲学(经院哲学)的界定中，体现了其内涵的两个层次：首先，士林哲学的神学背景，指的是天主教(基督教)，因此在西方哲学史中被称为基督教哲学；其次，士林哲学又是构筑基督教哲学史其中之一的阶段，有其自身的鲜明特征。

“基督教哲学”是中世纪哲学研究专家吉尔松(E，Gilson，1884-1978)在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的概念。它首先用来表达西方哲学的一种历史形态，即中世纪时期的欧洲哲学。“它之所以是哲学，是因为它是理性的；而它之所以是基督教的，则是因为如果没有基督教，那么它的出现与存在就是不可理解的。”对于基督教哲学来说，不只是哲学与基督教达成的某种外在形式的相容与一致，而是基督教在其中具有了内在的构成意义。“如果没有作为启示真理的基督教向非启示真理的转化，那么，基督教哲学就是不可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所谓基督教哲学也就是完成把基督教的启示真理转化为非启示真理的哲学。”

(二)论证信仰的士林哲学与新士林哲学

11世纪下半期开始，逻辑教育成为欧洲学校的主课，这种情况与神学教学的进展有关。神学教育和研究需要具备恰当提出问题、严谨辨析词义、正确进行推理的能力，这就越来越多地依赖逻辑手段。神学与逻辑的结合不但强化、深化了神学的内容，而且使人们能够重新认识教父典籍中涉及的哲学问题、命题与概念，产生出新的哲学风格和思想，从而使教父哲学过渡到士林哲学。这在亚里士多德主义传人西方后，获得了更加蓬勃的发展机遇。

经过亚里士多德哲学训练的士林哲学家，至少具备3个共同特点：1.重视严格的论证，相信逻辑和辩证法能通过讨论和分析揭示哲学真理，这也是理性论证的原则；2.接受古人的洞见作为发展自己思想的基本指南，充分关注早期哲学家保留下来的思想和作品，说明一个人参考前人或与前人对话时自身反思的逻辑合理性，这是一条权威的原则；3.一般都提出并讨论理论与启示真理的关系问题，使哲学的洞见符合神学的教导，这是信仰和理性和谐一致的原则。第2、3特点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中世纪哲学的所有阶段，而第1点则根本触及了经院哲学方法的核心。所有经院哲学家都努力使神学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使“信仰寻求理解”，使神学变成科学。经过近一千年的发展演进，以托马斯・阿奎那思想为代表，以逻辑演算与概念说明作为理解、坚定信仰方式的古士林哲学终结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迅猛发展的17世纪，却也在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抗衡中沉潜蓄势，于19世纪出现了托马斯主义的第二次复兴――新士林哲学。

新士林哲学(Neo―scholasticism)，通常指19世纪及20世纪的士林哲学复兴运动，旨在重新唤起被启蒙运动中断的士林哲学传统。新士林哲学表现为在托马斯思想的基础上，吸收、融会现当代各种思潮，与现当代哲学家进行创造流。“新经院哲学之‘新’表现为以下特点。首先，通过中世纪哲学史的研究确立经院哲学的传统。当代第一流的中世纪哲学史家几乎全属于新经院哲学派。”新士林哲学家通过整理中世纪哲学史，所确立的基本目标即是恢复自启蒙运动开始被西方近现代哲学一致反对的形而上学传统。而与17世纪西班牙的托马斯主义第一次复兴运动不同，发生在十九、二十世纪的新士林哲学，更加开放、主动地吸收西方近现代哲学的研究方法，例如，康德的先验论证方法、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和英美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

由此可见，士林哲学与新士林哲学始终围绕基督教哲学这一基本概念，而基督教哲学则始终围绕对基督教(天主教)信仰的理解与言说。以此为基础，才可以随着时代的演进，使不同哲学方法对基督教信仰中“绝对原则、绝对理念”的开掘与表达不断深入、翻新。我们下文将讨论的台湾新士林哲学，即是20世纪后半期诞生在中国文化背景中，以“至上神”信仰为标志的基督教哲学。

二、从基督教哲学史考察信仰

与理性的关系

一般认为，宗教与哲学思考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宗教诉诸信仰，是人的意志对最高存在的崇拜与信服；而哲学则是人运用理性进行概念、判断、推理的过程。宗教开始于信服，哲学开始于疑问。“真正的与哲学这个被视为理性之典范的科学之间，有着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的关系：它们之间一致的地方并不少于矛盾的地方。”这种“内在的一致之处”集中体现在了持续一千多年的基督教哲学中。下面我们以其中最具代表陛的奥古斯丁哲学与托马斯・阿奎那哲学为例，考察与哲学的关系。

(一)奥古斯丁哲学的“自由意志说”与信仰的

关系

“自由意志说”是奥古斯丁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学说。“奥古斯丁通过他的伦理学(第一哲学)使基督教信仰对人的绝对尊严、绝对权利和绝对责任的规定与强调在学理上获得了根据，从而在学理上是可理解的。在这个意义上，奥古斯丁对自由意志的追问遥远地召唤了近代启蒙哲学的精神。”对自由意志的讨论，源自奥古斯丁对《圣经》创世纪中“原罪”的解说。他认为，人类原祖听从蛇的引诱，背叛神的规定而被逐出伊甸园永受惩罚，根本在于人所拥有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上帝在创造的所有生灵中惟独赐予人的品质，此种品质使人拥有自我抉择的能力。但人滥用了此种珍贵品质，不遵守上帝安排的秩序，却接受了更低层存在的诱惑。“当意志背离了不变的和共同的善，追求个人的善，即外在于自身、低于自身的善，他便在犯罪。”所谓“原罪”就是对“自由意志”的滥用。人滥用了此种品质，也失去了使用此种品质的能力。《新约》中上帝爱人，用耶稣的降临换来人与上帝关系的重新修好，人在上帝所赐的恩典中重新焕发了“自由意志”的能力，拥有重返天国的机会。上帝的恩典即表现为赎罪，恢复人自由选择的原初条件与能力，人要在上帝的恩典中重新追求自由意志的正当生活。围绕“自由意志”说，奥古斯丁改变了希腊罗马哲学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而将人对绝对尊严、绝对权利、绝对责任的追求作为伦理实践之路，开辟了伦理学研究的新时代。

奥古斯丁认为，哲学的怀疑与批判都从某些无可置疑的前提出发，这些前提就是信仰的对象；而信仰并非无思想的盲从，它是以相信权威为前提的思想。如果没有被信仰的前提，就不会有对信仰的进一步思考与理解，因此，在人的思想过程中，否定、信仰、理解彼此交叉。“自由意志”说即是奥古斯丁以基督教信仰为导引、经过理性反省、不同于希腊哲学中由理性自身疑问所产生的哲学命题。“自由意志”学说是理性对基督教《圣经》启示性问题的延伸性解答，是受到信仰激发的哲学思考。而此种哲学命题一经诞生，即进入到哲学史领域，开辟了哲学新的视域与问题意识。可以说，奥古斯丁的“自由意志”说开启了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之门，使哲学由认识论研究转向意志论研究，拓展了哲学史，更拓宽了人生存的维度。

(二)托马斯・阿奎那哲学的“实有论”与信仰的关系

托马斯・阿奎那创立了中世纪哲学最系统、最完备的形而上学体系，其形而上学的核心为“实有”。吉尔松在《圣托马斯学说》一书中认为，托马斯・阿奎那对于“实有”和“有”的概念，统摄了他的全部形上学，也统摄了他的全部哲学。因为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有”这一概念开始被西方学界正式研究。从西方哲学史角度，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对“有”进行过论证，但只有托马斯最深入地分析了“有”的内涵。托马斯重视经验及人的感觉，“有”即是人对世界的第一个观念和最后一个观念。作为第一观念的“有”，内容丰富而模糊，没有具体规定性；作为最后一个观念的“有”，则是被抽离了所有规定性后的最后存在――本质与属性。最重要的是，托马斯强调“有”不是一个词汇学的名词，不能仅仅停留在认识论层面。“有”的根本是“实有”，所谓“实有”即是充分的现实性。因此，“实有”自身蕴藏着两个方面：一是“性”，性即理，规定着“有”的理性属性；二是“在”，即存在。存在决定了“有”的实现与完成。因为“存在”使“有”突破了抽象，成为具体的、生动的、完善的。因此，“有”的“存在”被托马斯极为看重。“我在这里把存在理解为最高的完善性，因为活动总比潜在更完善。形式若无具体存在，将不会被理解为任何现实的东西……显然，我们在这里所理解的存在是一切活动的现实性，因此是一切完善的完善性。”“存在”使“有”成为“实有”的根本，因此，强调“有”是非抽象、非虚幻的“实有”的托马斯，自然格外看重“存在”的价值。“存在无所不在。当一个人产生时，首先出现的是存在，其次是生命，再次是人性，他在成为人之前首先是动物。依此后推，他首先失去理性，但生命和气息留存，然后他失去这些，但存在仍留。”。

托马斯的“存在观”是对古希腊哲学“一与多”问题的解决。经验世界是直观、不容忽视的。为了给予世界稳定存在的根基，巴门尼德认为，“实有”是静止不动的，变动不居的经验世界都是虚假的；柏拉图也认为，真实存在的是感官无法感知的“理念世界”，而被感知的世界是变化无常，因而是没有价值的；亚里士多德承认感觉与经验世界的真实与价值，并引入了“潜能与现实”的关系。但对于“第一实体”的属性，则摇摆不定。在这里，托马斯将天主教“上帝创造世界”的信仰逻辑融入到“一与多”的问题中。“实有”是对上帝与宇宙万物关系的概括。作为“多”的宇宙万物与作为“一”的上帝，都是“实有”，因为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但是经验表明，万物变化不定，没有生存的永恒性。托马斯认为，这恰恰证明了作为“宇宙万物的有”其内部的“性”与“在”是分离的，万物由生到死的生灭过程，表明万物拥有的不是“存在”，而是“潜能”，它需要借助外力促成潜能向现实的转化，激发抽象的“性”与“在”的结合，使“有”变成“实有”。所要借助的“外力”即“动能”，是造物主上帝的“力”的赋予。托马斯将此学说类比于《圣经・创世纪》中上帝用“说”的方式在6天中创造世界，表明上帝不是用自己的本质创造世界，而是用自己的“智慧”(力)创造世界。宇宙万物分享的不是上帝的本质，而是上帝的“动因”。

因此，我们看到，托马斯用“实有”概念说明了上帝与万物的性质。上帝的存在即是其本质，两者不能分离；宇宙物的存在与本质、现实与潜能相互分离，需要借助外力获得存在。“实有”是天主教信仰导引下的哲学解说，它用哲学的逻辑推理既论证“一与多”、上帝与万物的不可分割，也更明晰了两者间永恒的分界。托马斯的形而上学体系，是天主教信仰的导引与理性化表述。

三、从标志性概念角度看台湾新士林

哲学研究的新路径

承接西方新士林哲学流派，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出现了中国的新士林哲学。台湾新士林哲学与归属于西方现代哲学中的新士林哲学一样，以更加开放的学术姿态坚定维护形而上学传统。一方面，台湾新士林哲学要理解、吸收、融通天主教信仰与古希腊哲学的关系，将拥有近二千年发展史的基督教哲学的核心命题提炼、归纳；另一方面，要面对芜杂庞大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挑战，在缺乏至上神信仰、缺乏形上学传统、缺乏系统逻辑言说的文化形态中融通信仰与理性。台湾新士林哲学是同时包含一神教信仰与中、西方两种思维模式的哲学流派，众多概念相互比照，推理论证也异常繁琐、复杂。因此，对它的研究必须牢固把握其核心精神与主旨，方能化繁为简、陈其要义。通过前文对台湾新士林哲学源头的梳理，我们发现，至上神信仰及对信仰导引下的标志性概念的确立，是打开该学派研究之门的关键。

(一)以信仰为标志的中国现代哲学学派

对应于西方现代哲学中的新士林哲学，台湾新士林哲学归属于中国现当代哲学。方克立认为，“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潮对立互动，构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主线，这种看法已为海内外学术界普遍接受。当然，思想文化领域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有的思想方向虽与三大思潮有关，但又不能把它简单地纳入其中的某一思潮，我们也不能忽略其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应有地位。例如，以基督信仰为核心、谋求中国文化新的转向的宗教哲学思潮，仅就在后半个世纪影响较大者而言，在台湾有以辅仁大学为核心的天主教新士林哲学，已有四十多年的发展历史”。1919年前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着中国哲学进入现代阶段。“中国哲学在现代的新进展，集中表现为现代哲学家有了自觉的现代意识和哲学学科意识，而这两种意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蔡元培、梁漱溟、熊十力、胡适、冯友兰、金岳霖等都在自己的学说中对哲学及中国哲学作了学科界定。大体看来，在中国现代哲学的三大流派中，马克思主义着重对社会化及现代化进程进行哲学论证；自由主义继承西方知识论及实用主义传统，更集中于人生哲学的建构；现代新儒家则将形而上学作为哲学的标志，将本体论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学科的标识，统领认识论与伦理学。三大流派面对中国现代性问题及中国现代哲学未来发展，有相互区别、甚至对立的观点主张，但三大流派都认为哲学属于人类理性的产品，是理性的反思、提问、推理、论辩。“哲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思想起于怀疑，因怀疑而求解答，所以有种种假定的学说。”“凡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自然，社会，个人的人事。人类精神的反思包括三方面以及其间互相关系的问题。这些都是人类精神的反思的对象，也就是哲学的对象。”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现代新儒家全部立足于中国古已有之的“无神论”立场，所比附、会通的也是强调理性至上的西方近现代哲学。

如此，当台湾新士林哲学家亮出自身天主教信仰的身份，表明与基督教哲学的源流关系，对中国现代哲学造成的冲击可想而知。牟宗三、方东美及大陆新士林哲学的研究者都对新士林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会通“合法性”提出质疑。质疑的要点有二：一是对两种文化超越类型的会通“合法性”提出质疑。牟宗三、方东美等人认为，士林哲学所提倡的精神生活的超越，是肯定一个超越的神。个人精神生活超越宇宙而与“神”相合，这是一种外在的结合。“惟此种形态之形上学绝少为中国思想家所取。揆其缘故，非由于超绝形上学之注重崇高价值理想，实则吾人对崇高价值之向往与注重，有过之而无不及；而系有鉴于其所谓‘超绝’云云，对自然界与超自然界之和合无间性与赓续连贯性，显然有损。同时兼对个人生命之完整性，亦有所斩伤。”二是对信仰与哲学之间相互接榫的“合法性”提出疑问。“基督中国化是基督信仰降生在中国文化之中，多强调的是方式和手段，而中国基督化，是其最终的目的，是寻找对中国文化的提升。如此的努力方向不仅体现在神学的建立上，同时也通过哲学的研究加以具体落实。”两种“合法性”质疑的根基处都是对“信仰”与“哲学”关系的疑问，都有意无意将“信仰”与“哲学”处于相互对峙的两端，认为台湾新士林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是西方中世纪“哲学是神学婢女”的翻版或用哲学服务于传教的目标。

通过回溯教父哲学及古士林哲学代表思想，我们发现，信仰可以构成对理性视域的拓展，而不是辖制。尤其是以托马斯・阿奎那思想为代表的士林哲学，更是强调对信仰的“后天性证明”，即不以“至上神”的存在为一切推论的前提，而从日常生活、经验世界出发，以实在论立场，用概念和逻辑推理构筑的体系打通万有与上帝的关系。“经院哲学家都非常相信辩证法和三段论法的推理；经院哲学家的一般气质，与其说是神秘的莫如说是烦琐的和好辩的。”。由此，对台湾新士林哲学的研究，考察其信仰与哲学构建的关系，对其哲学价值做出公正、客观、可信的评述，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整个学派作“概论”式研究的层面，而要深入该学派思想家的哲学体系中，察辨其核心概念与信仰、核心概念与分属概念、核心概念与目标旨向的关系，最后对此一哲学样态做出价值评判。

(二)通过标志性概念体察信仰对理性的导引

目前，对台湾新士林哲学代表人物思想的研究，两岸学界并未充分展开，较有影响的个案研究当属台湾学者汪惠娟在1996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罗光生命哲学之研究》。《罗光生命哲学之研究》以罗光①生命哲学为研究对象，分成“一、生命哲学思想历程探寻与生命哲学体系的传承：中国哲学的儒家哲学、西洋哲学的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天主教的精神生活；二、生命哲学之形上论、之人性论、之知识论伦理学、之理性神学；三、对生命哲学之省思”几个方面进行论述。从文章结构可见，汪惠娟以“生命哲学”为导引，从其哲学构成到追溯其源头思想再到评价其思想贡献，逻辑简易清晰，但缺乏对罗光哲学“核心概念”更深层的提炼与论述。从西方现代哲学到中国现代哲学，柏格森、熊十力、方东美等人都将自己的思想命名为“生命哲学”。“生命哲学”是不同哲学体系根据自身逻辑演生出的复合命题，它自身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出核心概念与分属概念。如果将论述重心放置于“生命哲学”，其结果是所有的论述与评价只能“追随”原著，所作的研究也只能是对原有逻辑与命题作缩写式的“再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