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直接投资理论精选(九篇)

第1篇：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

概 述

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主要有海默（Hymer）的垄断优势论，巴克利（Buckley）、卡森（Carson）、拉格曼（Rugman）的内部化理论、弗农（Vernon）的产品寿命周期理论以及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除了邓宁的理论将区位作为重要的子因素考虑外，这些理论的共同缺点均是只从跨国公司内部的条件出发去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而忽略了东道国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这种单向型的研究有失偏颇。理论与实际都需要我们从东道国的区位因素出发来重新审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至今有关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主要有：

一是邓宁（Dunning）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内含的区位要素。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主要说明了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方式选择，认为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的时候才可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若只具备所有权优势及内部化优势则可选择许可贸易方式，若仅具备所有权优势则只能选择出口方式。但在邓宁基本理论的框架下仍隐含着重要的区位思想，他的理论把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分为：

第一，市场因素，主要为市场规模、市场增长、市场的格局及顾客的类型。

第二，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壁垒及国外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心理距离等。

第三，区位成本因素，主要包括原料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等。

第四，投资环境，包括涉及外国投资的政策法规的优惠程度，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稳定性及金融货币的稳定性等。2000年，邓宁又在“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发表了“The Eclectic Paradigm as an Envelope for Economic and Busi-ness Theories of MNEs’ Activity”一文，对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及补充。

二是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凯夫斯（Caves）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的市场学派理论。该类理论十分强调市场的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以及所谓的心理距离对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影响，认为接近市场就意味着低的运输成本、低的信息搜寻成本，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据Kravis等（1982）的研究，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着负的影响，因而也影响其空间布局。Caves等人把试图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区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过于抽象没有得到太有价值的东西。而北欧学者认为与实体距离对应的为心理距离（Psychic Distance），所谓心理距离是指“妨碍或干扰企业与市场之间信息流动的因素，包括语言、文化、政治体系、教育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等。心理距离的远近意味着企业克服障碍成本的高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一般遵循心理距离由近到远的原则。例如，瑞典的跨国公司总是把其周围的丹麦、挪威、芬兰作为海外经营的首选目标。

三是以安哥多（Agodo）、贝尔德伯斯（Belderbos）、奥克荷姆（Ox-elheil）以及中国学者鲁明泓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理论，该理论着重分析了东道国政治、经济、法律甚至转型体制对吸引FDI的影响。

例如，Agodo（1978）发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创造出来的有组织的经济环境紧密相关；Belderbos（2003）研究了东道国反倾销政策对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通过反倾销可以吸引更多的FDI，但一旦东道国取消了反倾销措施，直接投资中的成本因素又将上升。奥克荷姆等（2001）强调了金融制度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股票、债券的发行上市制度将影响到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公司的相关成本、资本收益等。鲁明泓（1999）则以114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探讨了影响FDI的四大类制度因素，即国际经济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洁程度，认为经济的开放度及对外资的欢迎态度最为重要。

四是以波特（Poter）、斯密斯与佛罗里达（Smith&Florida）、埃利森与格兰泽（Ellison&Glaeser）为代表的集聚经济理论。他们认为集聚经济是由于经济活动与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而形成的正外部性及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产业的空间集聚不仅会带来产业的自然优势而且会带来技术溢出等外在优势，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波特认为一个区域之所以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有吸引力，就在于它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熟练的劳动力，具有好的区域形象及大量的产业集中等。

一些学者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证实了集聚经济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而Luger等（1985）、Braunerhjelm等（1996）对瑞典的海外FDI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效应的重要性，且在高新技术产业别明显。

东道国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成为20世纪后期跨国公司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这些理论分别以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状况、市场规模、产业结构与分布、金融制度等经济因素以及等政治、文化因素作为变化因子来检验其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相关性，虽然这类统计分析削弱了跨国公司理论发展的内含，但却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有较强的解释力。

区位分布的新特点及相关解释

2002年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量达到527亿多美元，超越美国成为该年全球最大的引资国，2003年尽管受SARS的困扰，我国仍然吸引了53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成为当年世界第二大引资国。在总量增加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仍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外资西进的态势并不明显，但外资对我国中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我国东部地区的直接投资比例一直保持在85%以上，我国的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基本保持在3%以下，而在我国中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则呈现出逐步增长的态势，其比重从1990年的3.52%上升到2002年的9.83%。至2004年上半年这一格局基本保持不变。商务部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上半年在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中，东部地区占87.91%,中部地区占9.35%,西部地区占2.74%，而截至2004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平均额，东部地区占86.37%,中部地区占9.35%,西部地区占4.76%。从至2004年上半年为止的外资使用的平均额看，东部地区为西部地区的18倍，为中部地区的9倍，呈现出高度集中的态势。

这说明由于快速增长的经济、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潜在的巨大市场份额，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等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至今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在以上区位要素条件上的差距仍未有效缩小，所以跨国公司在我国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仍无法避免“东重西轻”的格局。但与西部地区相比，近年来中部地区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比重增长相对较快，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条件、市场条件、人员素质等方面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落差较小，具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所以成为外商渐进式西进的首选地带。

第二，中部地区虽远离沿海，但许多省份都具有长江沿岸的万吨级港口，水路运输便利，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

第三，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土地成本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低的劳动力成本、物美价廉的土地，较好的工业基础，较强的配套能力有助于跨国公司生产活动范围的扩大。

其次，在沿海地区中，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正从传统的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经济圈转移，反映了跨国公司对区位要素需求的升级。

20世纪8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曾占全国的60%多，但现在跨国公司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已超过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至2002年，跨国公司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比重已从41.87%逐步降低至21.49%,降幅达49%,而同期跨国公司在长江三角洲的直接投资比重从9.94%上升到33.25%,跨国公司在环渤海经济圈的投资比重基本保持不变，但位于环渤海地区的辽宁、山东、天津和北京近几年也已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重点地区。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北上行为反映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区位要素需求的升级，因为：

第一，我国加入WTO后，全国范围利用外资政策逐步正走向均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对外资的传统优惠政策效应正在消失而与此同时该地区土地、劳动力成本等基本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加上高素质人才的相对匮乏，跨国公司在该区域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不断消失。

第二，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广为提供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现代交通运输设施等高级要素再加上厚实的产业科研基础，良好的劳动力素质，巨大的市场潜力等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的投资。

第三，以北京、天津为依托的环渤海经济区主要以高质量的研发力量，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以及2008奥运经济的辐射等要素吸引了跨国公司的投资。由此可以看到跨国公司对投资区位要素的需求已从低级转向高级、静态转向动态。

第三，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开始出现集聚的趋势。

随着跨国公司规模的扩大，就必将在业务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立当地管理中心，即地区总部，这是为适应国际业务扩展需要，加强地区内协调并促进整体竞争力提高的一个有利途径。UNCTAD认为跨国公司做出设立地区性总部及研发中心的决定通常需要经过慎密的研究和比较，是一个较长的决策过程，尤其在选择地址上，主要考虑所在区域的以下指标：良好的交通条件；精通和掌握多种语言的技术队伍；吸引国际职员的高品质生活环境；低水平的公司和个人税收等等。

我国的上海、北京、广州及深圳等地能提供这些方面的要素条件，从而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主要聚集地。现在，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的地区总部已超过了70家，在北京设立的地区总部已达到30多家，占据了在华地区总部的极大多数。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地理分布与地区总部基本一致。这一集中的地理分布反映了跨国公司对这些地区总体经营条件及研发条件的认可，有助于增强这些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但由于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的分布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高度趋同，所以集中的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的设立，会加剧外资在我国分布的地理不均衡性。

第四，不同来源地的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出现了不同的偏好。

欧美资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开拓、占领中国巨大的市场，并把在中国投资的企业纳入其全球生产、营销网络体系中，实现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欧美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主要属于市场开发型投资。从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所谓市场开拓型的直接投资就是以充分挖掘东道国巨大的国内需求潜力为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据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欧美在华投资企业的产业、产品以大陆为主要销售市场的占59%，以欧洲为主要市场的占19%，以亚太地区和北美地区为主要市场的分别占15%和17%，可见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在欧美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中占据了较大的权重。

日韩等国的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动的主要动机在于试图把中国大陆变为其产品销往第三国或返销国内的“加工基地”和“生产车间”，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即其产品以远销中国以外的市场为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02年在华日、韩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其总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的企业数分别占69.9%和70%，而出口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重超过90%的企业数也分别占据日、韩在华投资企业总数的49.5%和50.91%。这样劳动力工资及土地等成本因素在日韩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中权重较大。

港澳台等亚洲跨国公司由于其发展空间的狭小或者是自然资源的贫乏，对外投资的目的是增加国内失去的比较优势或国内不可能生产的产品的进口，其结果是促进制造品与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例如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不少港澳台资本加快向我国西部地区流动，以期通过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取得国际化经营中的自然资源优势。所以，自然资源禀赋条件是港澳台跨国公司在作出区位选择时重点考虑的因素。另外，“市场知识”以及“心理距离”等因素对港奥台跨国公司对大陆投资的区位选择也有重要影响。

不同跨国公司由于其来源地及自身条件的不同，在对外投资时所考虑的区位因子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

对 策

虽然，近年来跨国公司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较快，但从吸收直接投资区位因素的角度看，许多方面环有待改善。

第一，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差距的长期存在说明纵然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力度颇大，但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市场容量条件、产业配套能力、上下游相关产业的集聚度等区位因素得到根本改善之前，外资的“西进运动”只能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西部地区的引资绩效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短时间内大幅上升。

中部地区区位要素的原有基础及近几年改善的程度要强于西部地区，所以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率要明显快于西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的引资工作要上台阶，除了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外就是要培育建立在自然资源及环境基础上的优势产业并以一些重点城市为依托建立优势产业集群形成强大动态累计效应，为跨国公司上下游产业配套创造条件，形成良好的企业发展生态环境。

另外，西部人力资源的流失实际上就是这些人员本身及东部地区对该地区发展机会的剥夺，如果人力资源得不到积累，西部地区的引资工作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第二，长江三角洲地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量的迅速增长及珠江三角洲地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相对份额的下降说明在我国引资优惠政策已退居较为次要地位的同时，如果传统的劳动力、土地等区位优势在逐步丧失的同时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雄厚的产业配套基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优越的研发环境等高级区位要素尚未创立的话，那么跨国公司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份额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会出现绝对份额或相对份额的下降。

跨国公司对区位要素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从静态到动态的变化过程向我们说明了区位要素创新的必要性，不断培育符合当代跨国公司需要的高级区位因素是将来我国引资工作的一个重点。为此，重点要做好作为增长极作用的产业集群的建设，通过积累的动态循环关系为跨国公司创造良好的企业生态环境。

另外要在跨国公司重点投资地区努力吸引国内外优秀科研人员的科技创业活动，为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2篇：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

20世纪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世纪，在这一百年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科技日新月异，经济快速发展，国际环境日益稳定，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DI）迅速发展起来。

一、世界直接投资的现状

进入21世纪后，FDI继续发展，2007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达到18333.24亿美元，远远高于2000年创下的历史最高水平。

2007年发达国家的流入量达到12476.35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了32%，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欧盟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最大的地区，几乎占发达国家总流入量的三分之二。

发展中国家FDI流入量在2007年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4997.47亿美元，具体来看，所有发展中地区的FDI流入流量几乎均有所上升。

二、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方式分析

FDI有两种进入方式：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科技进步加快和各国经济自由化加强，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FDI存量和流量规模日趋庞大，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00年，全球跨国并购总价值达到1.1万亿美元，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所占的份额超过五分之四。一般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较容易受跨国并购的影响，因此，这段时期跨国并购比新建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得更多。

2003年跨国的企业购并投资件数4500多起，在发达国家方面，美国是首位的跨国企业并购投资对象国。而在发展中国家方面，中国列首位，但在全世界则列于第四位。2003年跨国企业并购投资额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私有化进程的延缓或终结。

2005年跨国并购的交易额和交易量均有所增加:金额增至7160亿美元；交易量增至6134宗，已接近1999年跨国并购达到第一次高峰时的水平。这样高水平的并购尽管是跨国公司战略选择的结果，但也确实受到全球证券市场复苏的推动。

2006年，并购仍在外国直接投资流量中占很高比例，但绿地投资也有所增长，特别是在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由于公司盈利的增长，利润再投资已成为内向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大约占2006年全世界外资流入总量的30%，单在发展中国家就占到了一半。

2007年，跨国并购交易的金额达到1.637万亿美元，比2000年创记录的水平增长了21%。因此，从整体上看，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对2007年全球跨国并购没有产生明显影响。

三、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启示

1、中国应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水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实力不断增长，现在中国的外汇储备也相当丰富，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增加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增加跨国并购，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年在世界范围内，跨国并购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中国要进一步发展本国经济，就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采取并购的方式可以利用别人原有的销售渠道，与新建相比，节约成本。

2、培养跨国管理人才。从整体上看，我国派往境外企业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较低，缺少从事跨国经营所必备的，既有专门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又通晓国际商务惯例，国际营销知识和外语水平的跨国经营的高级管理人才。我国企业缺乏一整套适应国际市场竞争需要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许多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还没有建立起现代人力资本观念，对人才资源管理的认识仍旧停留在人事制度管理的层次上，导致外派人员专业能力和积极性都不高，远远不能适应跨国经营对人才需求的竞争需要。因此，我国要大力开发和培养符合国际化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在目前国内比较缺乏熟悉国际规则和东道国的市场法律的人才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招聘优秀的国际人才来弥补靠自身培养的不足。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可以通过公开招募人才、建立培训中心或者委托专业机构从事相关活动等方式，加强对人才的培养。

【参考文献】

[1]李东阳,对外直接投资的实现途径及其选择[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2,(06).

第3篇：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

摘要：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效应

197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银行的迅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以银行、证券和保险为代表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已成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新生力量。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为它们在母国扩展国际业务提供了新的机会，而且为它们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机会。金融机构的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金融市场发展、金融体系稳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随着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银行、保险和证券业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全球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向逐渐明显，考虑到金融业在一国经济中的非凡地位，因此，有必要将包括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等领域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纳入探究视野。

一、金融业跨国直接投资的理论依据

金融机构的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跨国公司的一种非凡形态，适应于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的需要、其母国和潜在东道国政策、制度的变化，为实现其整体战略而从事跨国投资经营。金融业跨国投资一般也是出于节约成本费用、分散经营风险、追逐更多的利润；同时还有为客户跨国经营服务、减少市场不完全的影响和对不完全市场结构的寡占反应等动机。

对外投资最具说服力的理论是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1981)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EclecticParadigmofInternationalProduction)”，认为一国企业能跨国投资经营的关键，在于所有权优势(OwnershipAdvantages)、内部化优势(InternalizationAdvantages)和区位优势(LocationAdvantages)三种优势的综合功能。这一理论现已成为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并被誉为一个广泛接受的国际生产模式（裴长洪，1995）。其中所有权优势主要表现在企业所拥有的某些无形资产，非凡是专利、专有技术和其他知识产权。内部化优势主要是指拥有无形资产所有权优势的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和经营活动，将这些优势的使用内部化的能力。区位优势是指潜在的东道国存在着阻碍出口而不得不选择直接投资或者使用直接投资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种因素（前者如关税和非贸易壁垒，后者如劳动成本、吸引外资的政策等）。邓宁认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只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动力，而区位优势则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

金融机构也是一种非凡的企业，其跨国投资经营也符合这一理论。跨国金融机构的所有权优势和不完全的市场相联系，包括商标或品牌优势、技术优势、企业组织优势、管理和创新优势等产权或无形资产优势，货币资金、对国际市场信息来源及处理规模优势，提供灵活、方便、多样化的服务特征、差异性的服务质量和服务范围优势，技术性人才等人力资本优势。对金融业来说，由于套汇、分保、投资组合、证券、债券上市的复杂性、随机性和风险性，内部化将在实现跨国金融机构的全球战略中发挥重要功能。区位优势包括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所形成的优势(如独特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时间区在金融活动尤其是证券和外汇交易中能体现出它的优越性。劳动力资源丰富为保险事业的拓展提供了便利等)以及东道国的政治体制、税收等政策优惠所形成的优势。对于以消费者的需求为首要原则的金融服务业来说，经济中心、贸易中心、商业中心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远较其他地区要多得多。

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银行业中的适用性被众多文献所验证(FariborzMoshirian，2001；DarioFacarelli和FrancoPozzolo，2001)。根据对制造业和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探究，该理论也能解释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有很多，上述分析并不能解释所有的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具体到每一家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的原因甚至同一家金融机构在不同的时期、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进行投资的原因及战略也会不同。依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不可能反映出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事实的全部，其他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或理论的一部分也可以用来解释金融机构跨国投资这种现象。

二、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摘要：来自美国的实践

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实践中，以国家来分析，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来看，美国都是站绝对优势地位。就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情况来说，美国也是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列。最近十多年来，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其中金融领域的直接投资比例逐步提高。1992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5020.63亿美元，其中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618.39亿美元，占32.23%；1994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存量为6121.09亿美元，其中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2045.74亿美元，占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存量的33.42%；2000年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全球存量为12556.54亿美元，其中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为5344.22亿美元，占42.94%（王燕辉，王凯涛，陈金贤，2004）。可见，美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在全部产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例逐渐提高。

依据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假定以以下经济指标来近似表示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摘要：（1）在东道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来度量金融机构在东道国所有权优势。可以预期，在一国的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越多，在该国金融业追加投资量越多，这项指标可以度量美国金融业在该东道国专有资产的所有权优势。（2）以非金融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额来衡量东道国对母国的开放程度和双边经济一体化程度。这两个指标可以度量美国金融业内部化优势的可利用程度。（3）以东道国GDP、金融发达水平（以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来度量）等经济指标以及有无国际金融中心来反映金融机构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GDP总量越大意味着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和更多的市场机会；东道国金融越发达，表明该国对金融业的依靠程度越高，从而对其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更多的市场机会和更低的风险；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是跨国金融机构决定是否投资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东道国有无国际金融中心，国际金融中心良好的金融基础设施、便捷的同业市场和专业的金融人才都将吸引跨国金融机构的直接投资，众多跨国金融机构之间地域接近，彼此接触的机会很多，它们可以从国际金融中心的信息外溢(informationalspillovers)所带来的正的外部性受益。东道国拥有国际金融中心将吸引更多的跨国金融机构直接投资。

对美国1995年—2000年金融业对各东道国直接投资的投向的地域分布进行实证探究结果表明摘要：美国金融业对各东道国投资流量流向和1994年美国在各东道国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存量、1995年—2000年美国对各东道国非金融领域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双边贸易水平、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有无国际金融中心等正相关，进而说明1995年—2000年美国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制造业跨国投资一样也符合邓宁提出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三、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大多从制造业角度进行，很少有人从服务业角度来分析少。随着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日益增长，金融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显得日益重要。和制造业跨国公司一样，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也具有的经济增长效应、就业创造效应、资源转移效应、技术转移和扩散效应、贸易增长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等经济效应，在此不再一一赘述。和制造业相比，由于金融业在一国经济中居于核心的非凡地位，其效应也有自己的特性。

1、货币金融效应

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通过货币资金的投入，可带来生产、管理技术的转移和扩散、创造就业、转移配置资源、促进贸易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经济效应，给东道国带来经济增长和发展，这基本上已形成共识。但是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效果大小、效率高低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实现这一经济效应等的探究不多。LauraAfaro、AreendamChanda、SebnemKalemli-Ozcan和SelinSayek(2002)算是在这方面作了开创性探究了。他们依据1975—1995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建立模型来验证有较完善金融市场的国家是否使对外直接投资高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考察了对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71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贡献中金融市场功能的大小。结果表明，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明显改变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功能效果，即具有完善金融市场的国家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益更多，而不具备完善金融市场的国家则不能从对外直接投资中获益，甚至会获得负效益。这里LauraAfaro等人是从一种静态的模型考虑，把金融市场视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发生功能时的一种或粗或细的管道。他没有考察长期动态的效应会如何。任永菊和张岩贵（2003）根据中国1985-2001年的统计数据，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模型，验证了摘要：外国直接投资和金融市场的信贷规模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和货币化程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外国直接投资也是货币化程度的格兰杰原因。而金融业跨国对外直接投资直接功能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主体、带来更为充分的竞争、先进的市场交易技术、分析理论，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反过来，完善的金融市场有利于提高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率。

2、市场结构效应

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所产生的市场结构效应较为复杂。从静态来看，由于金融业在国民经济的重要功能，发展中国家对外来金融资本的进人十分敏感，总是尽可能地保护本国脆弱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这种保护实际上是对本国既有的政府垄断性市场结构的维护，这种状况假如没有外来因素的冲击是不轻易改变的。因此，当这一垄断性的市场结构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终于被打破时，外资金融机构的进驻、市场竞争机制的引人在短期内会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有利于打破东道国的市场垄断结构，产生正效应；在长期情况下，由于外资金融机构实力强劲，在他们站稳脚跟后会挤出东道国原有的弱小的金融机构，形成一种新的垄断或寡头垄断者，对后来者形成市场进人壁垒，产生一种负效应，从而部分甚至全部抵消原先的正效应。引人动态分析的话则情况又有所不同，面对竞争国内金融机构不可能坐以待毙，为了生存也会作出积极反映，而政府也会因为种种关系对国内金融机构提供有利的政策导向(比如制定较为严厉的反托拉斯法)，因此，实际情况往往是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让位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发展中国家可获得部分的正效应。

3、人力资本形成效应

这一效应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尤为显著。因为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业是一项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发展金融业需要有先进的分析理论、精确熟练的操作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网络的运用。因此，从普通交易员、行情分析师和精算师到金融业的高级管理人才都应把握现代金融理论知识、操作技术，同时，也需要现代化的金融交易服务设施，这就需要安装、调试和维护这些设施的技术人员。而发展中国家在教育上的投资不足，各种金融设施的配套也比较落后，通过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其直接投资可一段室内改变这种局面。无论投资以独资、合资或设立分支机构的方式进入，大型跨国金融机构固有的对人力资源、人才资源的培训、可提供接触国际社会的机会和国际金融市场新信息的渠道都为当地人力资本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吸引了大量外流人才的回流，遏制了长期以来的脑力外流，突破了发展经济学中有关发展中国家智力外流的“卢卡斯模式”，促进了东道国人力资本技术含量的提高，这是正效应。当然，本地的中高级人才在高薪高福利的影响下从本国金融机构向外资金融机构转移，这种人才的流失是负效应。一般来说，由于先进理论和技术分析手段的带入，这种效应总体上还是正的。

4、经济一体化效应

由于金融业自身的特征和对金融制度规范的要求。和制造业相比，金融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一体化效应较大。一方面，电子信息技术在金融业中的普及应用，使得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相互联接，全球范围内24小时的金融交易成为可能，促进了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而金融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不仅通过各分支机构之间网络终端的联结，促进了同一金融机构之间的异地交易，还方便了不同金融机构之间资金的划转，使信息的传递几乎在瞬间完成，金融服务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如无纸化交易被券商广泛使用，一张信用卡可以在全球通存通兑，分保险和再保险通过计算机网络而简便易行。同时，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场相互联接，不仅加强了同类市场之间的国际联系，而且强化了不同市场如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金融衍生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增加了国际金融市场发生共振效应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证券交易所联合会、国际证券市场协会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有关规定，《巴塞尔协议》和《金融服务协议》的签订，使得金融服务在统一规则下执行，这种制度的规范统一从更高层次上促进了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由此可见，一体化效应的形成既离不开金融机构的跨国化又反过来刺激了金融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一效应直接给消费者得到了更高质量和更方便的服务，也会通过市场交投活跃而产生投资乘数效应进而带来的全球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但在经济一体化联动共振效应下，一旦出现金融危机则会带来外部的负效应了（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此，这种化效应既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

5、东道国经济自和平安效应

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中，无论是制造业跨国公司还是和金融业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决策中心在母国（多是发达国家），它本身是一个微观经济主体，但其背后有一个国家（发达国家），它有很高的自，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执行东道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而削弱东道国的自。同时因为它拥有资金、技术、品牌、信誉等有形的和无形的资产而在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谈判中处于强势地位。因此，引进的外国跨国公司越多，东道国的和自就受到越多的限制，这是一个纯粹的负效应。就金融业投资而言，由于该行业直接把握着资金融通这一国家的经济命脉，外资金融机构进人后可以通过银行信贷、证券承销和财产保险等投资渠道和东道国的各行各业发生联系，涉及行业的分布面厂，影响力强；而且外资金融机构实力雄厚，业务多样化程度高，分支机构遍及世界各地，不易进行金融监管，使东道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大受影响，在国际金融市场联动和共振效应功能下，甚至会危及其经济和金融的平安。

总的来看，金融业跨国投资产生的效应很复杂，有正有负。总体效应是正是负取决于东道国的经济整体实力、调控能力和对外资吸收能力结构（Porter，1990），一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一定要制定不同的吸引外资投入政策（杨先明，2000），对开放金融业更应如此。因此，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一定要慎之又慎。

四、结论和启示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摘要：

金融业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和制造业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在理论依据、影响因素和效应等方面多有雷同，但由于金融业的独特性质，居于现代经济的核心地位，在具体动因和效应方面有其特征。

根据对金融业对外投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中国非金融领域直接投资规模及双边贸易的发展前景广阔,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增长必将吸引更多的资金直接投资于中国金融业。

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根据承诺，金融市场将逐步向外资开放，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对外资机构进一步开放，更多的外资企业将对中国金融业直接投资。这被国外金融集团认为是打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机会，金融和保险业现已成为国外跨国集团直接投资增加的重要领域。

第4篇：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

论文摘要：自从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管理活动日益频繁，文章以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为中心，在回顾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组织文化、战略定位、职能管理、资源配置等四个视角归纳了跨国经营中存在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提出了以经营绩效为选择标准、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为制约要因的跨国人力资源管理的选择模型。 论文关键词：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海外子公司；走出去战略 中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人力资源管理存在哪些不同的模式?企业如何选择合适的管理模式?针对上述问题，我们从企业的组织文化、战略定位、职能管理、资源配置等视角，归纳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人力资源管理的不同模式，从企业经营绩效、外生因素和内生因素等方面探讨中国企业如何选择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一、企业跨国经营面临的人力资源管理新问题 自从2000年中共中央正式确定“走出去”为我国一项开放战略、“十五”计划启动“走出去”战略以来。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管理活动日益频繁。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08年底，中国85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境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2万家，非金融类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5343亿美元，年末境外就业人数达102.6万人，其中外方雇员45.5万人；在此基础上，2009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的2283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33亿美元，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2200亿美元。另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在世界范围内遭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额有所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却逆势而上，在全世界排名第13位，在所有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中排名第三位。金融危机导致汇率剧烈波动和国外资产价格下跌等原因为中国公司创造了走出去的机会。 实际上，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经营已经有十余年的经验，1996年海尔集团在印度尼西亚、金城集团在哥伦比亚开始投资、1997年万象集团在英国、华立集团在尼泊尔投资经营，成为第一批开展跨国经营的企业；近年来，以联想收购美国IBM家用电脑业务、TCL收购法国汤姆逊多媒体公司全球电视机业务、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公司为代表，大批中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并购海外企业，跨国经营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大企业实施全球化战略的同时，大批中小企业也走出国门，开始了跨国经营之旅，经过多年的跨国经营实践，中国企业在海外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时，面临着与国内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环境，尤其是海外子公司的雇员绝大多数来自于东道国，如何在海外子公司开展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是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面临的新课题，总结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中形成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研究选择适用的管理模式的一般规律，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关于跨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理论综述 跨国经营中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研究主要涉及跨国经营理论和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国内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大量研究。 1 跨国经营模式的研究。Perlmutter(1969)提出了企业跨国经营EPG三模式，后来发展为跨国经营的EPRG模式，即本国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多中心主义(Polycentricism)、地区中心主义(Regiocentrism)和全球中心主义(Geocentrism)；近年来，Schuler(1992)、Dowling(1999)提出了战略性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的整体框架模型，指出“外

第5篇：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

内容摘要：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国际化是近年来国际投资领域中的重要现象，本文以动因理论为主线，对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国际化理论的脉络及最新进展情况进行了总结，以期对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跨国公司 研发投资 国际化 综述

研发活动是跨国公司的核心职能，长期以来一直由母公司严格控制，近年来迅速出现国际化的趋势。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国际化形式主要有三种：在海外设立研发机构、与他国企业建立技术联盟、在全球范围内雇用研发人才。其中第一种形式最为重要，理论界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本文以动因理论为核心，对相关理论研究的脉络及进展情况进行整理与廓清。

研发投资的“选址悖论”与初步解释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认为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发生在母国。从获取技术创新的收益上考虑，在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一般认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前提是拥有特定优势，其中技术优势是特定优势的核心。拥有技术优势的企业不一定选择到国外进行直接投资，因为企业可以通过许可证的形式获取技术优势的收益。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的理论有曼斯尔德的技术泄密论、鲁特的长期投资论、巴克利、卡森和拉格曼的内部化理论以及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这些理论虽然角度不同，但都认为跨国公司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所拥有的技术优势的全部收益。由于研发活动是企业获得和保持技术优势的重要途径，为防止创新技术的外溢，跨国公司会将研发投资活动集中于母国。

从技术的创新及管理成本上考虑，传统理论认为，研发活动具有很强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要求研究机构之间位置相近，而且研发活动关系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必须处在公司总部的严格控制之下，因此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一般会集中于母公司。

以上两方面理由意味着，在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经营体系中，技术创新遵循着母公司研发投资－技术创新－子公司创新扩散的路径，技术的流动是单向的，由母公司逐渐地传递、扩散到子公司。弗农和金德伯格曾经通过一个准殖民地模型证实了这一观点。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日趋激烈，一些颇具实力的大型跨国公司一改以往以母国为研发中心的传统布局，在全球范围内有组织地安排科研机构，从而促使跨国公司的研发投资活动日益朝着国际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至此，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国际化现象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由于技术的外溢性是影响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国际化的重要因素，所以早期的研究从关注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外溢性着手。一般认为，曼斯尔德是最早对跨国公司研发活动的国际化进行研究的学者，他的研究以区分先进技术中所包含的知识类别为基础。他认为技术创新涉及两类知识：一是公共知识，这类知识类似于信息可以通过各种载体间接传播，属于显性技术。二是内在知识，这类知识属于隐性经验类知识或活内化知识，难以进行有效复制并间接传递，主要来自于长期学习积累和实践过程。正是因为这些特有的隐性经验类技术，跨国公司才各有特色、各具优势。曼斯尔德认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以蕴涵于组织结构内的不可交易的内在能力和经验为基础。这意味着较大型的跨国公司由于具有丰富的隐性知识，能更快的进行不可复制的知识和技术的创新，有效的防止知识和技术的外溢，所以这些跨国公司倾向于在研发活动上建立国际网络,以便提高和发挥自身所具有的全部创新能力，发展自身特有的技术优势。

尼尔森进一步探讨了技术中所包含的公共知识要素和内在知识要素的联系和互动关系。技术的公共要素是指不能或无法注册的,或潜在的无法注册的技术知识，是一种潜在的公共物品，一旦创造出来，其他厂商就可以免费或低成本获得并使用。但是，厂商要经历成本很高的学习过程，产生大量沉没成本。这一方面使得东道国厂商技术模仿的风险大大上升，另一方面使得跨国公司的技术周期得以尽可能的延长，从而降低技术溢出效应，引发海外研发投资的产生。

曼斯尔德和尼尔森对生产技术中知识要素的区分，虽然从技术溢出控制的角度对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进行了解释，但该理论并没有说明跨国公司为什么一定要到海外进行研发活动，也没有对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类型进行区分。由此引发了经济学家对研发投资国际化现象的进一步思考。

传统国际投资理论的拓展对研发投资国际化的解释

解释跨国公司国际投资行为的理论中，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具有普遍的接受性。该理论认为，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主要有三个（OLI）：无形资产的所有权优势、在国外市场的区位优势及市场失灵形成的内部化机会。跨国公司只有同时具备这三项优势时，对外直接投资才是理性的选择。邓宁认为，跨国公司海外研发直接投资的作用在于能帮助企业获得某种优势，该优势与公司业已存在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有利于跨国公司保持和强化在东道国的市场竞争优势。具体来讲，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直接投资有利于跨国公司适应当地化生产、降低生产成本、监控国外技术创新情况等。这意味着由于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投资活动能够增强区域内的生产选址优势，所以海外生产性投资行为会相应引起海外研发投资的发生。

邓宁的理论强调了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性，而弗农则认为区位因素的重要性会随着跨国公司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而变化，从而产品生命周期对公司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方式选择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根据该理论，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会依据产品的生命周期而定，当产品处于创新阶段时，生产活动及相应的研发活动会集中于国内，主要以出口的形式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当产品处于生命周期的后期阶段时（产品成熟阶段与产品标准化阶段），部分生产活动及研发活动会逐渐向国外转移。海外研发分支机构的主要职能是在内部转移技术，帮助海外子公司更好的从事生产经营。这意味着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是依据跨国公司的总体战略，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后期阶段，伴随生产性分支机构的外移进行。此后，弗农又对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主要的更改在于新产品最初开发出来时生产地点的布局上，由于跨国公司拥有全球性的生产体系，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呈高度组织化状态，所以跨国公司一开始就可能会针对东道国市场开发新产品，并在当地组织生产。修正后模型意味着，在产品生产周期的新产品阶段，跨国公司可能会在东道国进行意在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特征、生产工艺等的适应性研发投资。

为了更好的对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国际化进行解释，皮斯和康特威尔对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进行了发展，修正后的理论着重对跨国公司海外研发分支机构的作用进行了进一步的考察，认为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主要潜在职能是对位于不同国家的研究分支机构加以协调，同时获得东道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信息。这一观点跟原产品周期理论相比，特别突出为了保持和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研发分支机构在全球范围内获取技术资源中的重要作用。此后，巴特利和高歇尔对产品周期模型进行了新的扩展。他们提出了产品创新、接近市场和降低成本三位一体的跨国投资模式，进一步强调了海外研发投资在跨国公司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进行战略调整中的重要作用。

另外，由于从事直接投资的企业大都具有寡头色彩，所以经济学家试图运用产业组织理论，从企业战略的角度解释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行为。这些理论认为，许多直接投资实际上属于意在维护市场额的“寡占反应”性投资。由于研发投资是企业在当地获得市场力量的重要途径，所以许多海外研发投资实际上是生产性寡头厂商间博弈的结果。

新投资理论对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国际化的解释

皮斯创建了集中与分散理论，将影响跨国公司建立海外研发分支机构的作用力分为离心力和向心力，前者是指促使研发机构分散化的因素，如获取关键投入要素、进行外部交流以及政治因素等，后者是指促使研发机构集中化的因素，如利用规模经济、加强内部交流及保证商业安全等。跨国公司是否进行海外研发投资或研发投资的规模情况，取决于离心力和向心力的相互作用。

格雷斯川德提出了与皮斯相似的理论，他认为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活动是驱动因素与阻止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驱动因素实际上是一种离心力，推动企业的R&D机构趋于分散化，包括支持当地化生产、满足当地消费者需求等。阻止因素则是一种向心力，吸引跨国公司的研究机构趋于集中，包括严格控制与监督研发活动、降低技术泄密风险等。跨国公司在制定研发投资战略时，需要研究驱动因素和阻止因素所形成的两种力量的长期均衡情况。

由于同一跨国公司在海外不同的地区研发活动的内容大不相同，而且同一跨国公司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上对同一地区研发投资的重心也有所不同，所以有必要对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类型进行区分，并将其与投资的时间序列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库莫通过对该问题的研究进一步细化了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动机，将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分为以母国为基础的技术应用投资(HBE)和以母国为基础的技术增长投资(HBA)。HBE的主要目的是开发母国已经拥有的技术优势，即充分利用跨国公司现有的技术优势，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该种投资主要关注产品和工艺的区位适应性、产品的差异化等。HBA的主要目的在于从海外为母国获得新的技术与知识方面的信息，增加母公司的技术存量，从而进一步提高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该类投资更加强调为公司创造核心产品、支援核心产品及创新生产工艺等。由于两种研发投资活动在时间序列上具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这一理论同时也暗示着，对于一个刚刚开始引进跨国投资的国家，跨国公司的研发投资活动主要是更多地利用母公司的知识存量。

在起源于斯密和马歇尔、集成于潘罗斯的企业成长理论中，企业被看作是一个资源的集合，企业通过两种方式取得和维持其竞争优势：一是拥有持久的、不能被完全复制的资源，二是企业以一种难以复制的方式配置其所拥有的资源。企业的目标就是随着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和更新其所拥有的资源和配置方式，而企业的战略是企业拥有可以产生“理查德租金”的资源的重要途径。所以也有经济学家从技术创新所需资源的角度对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投资行为进行解释，认为跨国公司从事海外研发投资是为了获取研发所需的辅资产，是相应于公司内部的关键性资产而采取的安全措施，包括从事技术开发研究的辅助信息、关键性辅助技术等。这些资产虽然在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中处于辅助地位，但对跨国公司海外生产和经营活动取得成功却至关重要。

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区位选择

前面的理论主要从各种角度对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即跨国公司为什么要进行海外投资，但缺乏对影响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分析。根据以上理论及相关实证研究，可以将影响跨国公司研发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东道国的市场规模。Lall、Hewitt、Hirschey和Cave分析了美国的跨国公司在海外研发投资的区位偏好，发现海外研发活动与国外市场规模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Zejan通过对瑞士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分析，发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人均收入等因素对跨国公司在当地的研发投资有重要影响。Hakanson和Nobel也对瑞士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了研究，他们选择瑞士最大20家跨国公司海外150家研发分支机构进行了调查，对公司主要产品或生产工艺进行适应性改造，使之更加符合东道国的区位市场需求，在动机比重中占到32%。Kuemmerle对238家海外研发分支机构进行调查研究后发现，技术利用型研发机构一般临近主要市场和生产性企业，这意味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及成长潜力是影响技术应用型投资的重要因素。Granstrand对24家日本企业和23家瑞士企业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无论是日本企业还是瑞士企业，在考虑海外研发投资选址问题时，都将支持区位市场看作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Patel对220家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表明，研发机构的区位选择取决于研发的目的，以调整产品、工艺和原材料适应国外市场为目的，为海外生产性分支机构提供技术支持的研发机构，在选址时最看重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研发机构的规模通常比较小，研发的优势主要在母国。

东道国的研发成本。Lall、Hewitt、Hirschey和Cave等人在研究区位选择时，还发现在美国本土从事研发工作的职员工资成本与海外研发活动呈正相关性。这说明除市场规模外，东道国研发人员的工资水平也是影响跨国公司当地研发规模的重要因素。Granstrand对日本和瑞士企业的比较研究，却表明日本的跨国公司在考虑海外研发机构选址因素时，并不将区位研发人力成本看作是主要的影响变量。

东道国的技术水平。Hakanson和Nobel对瑞士跨国公司海外研究分支机构投资动机的研究发现，开发利用国外技术资源的动机仅占到8% ，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并不是影响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海外选址的主要因素。不过Fors和Zejan对瑞士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一项研究表明，发现海外研发投资的主要目的虽不是获取国外技术，但为了更好地履行适应当地生产的职能，跨国公司倾向于将海外研发投资布局在行业内技术相对先进的地区。Kuemmerle对238家海外研发分支机构的调查研究表明，技术增长型研发机构为了获得新的知识资源，非常看重区域的技术水平，一般布局在科技人才相对密集的地区。另外，技术增长型研发投资在跨国公司整个海外研发投资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Granstrand对日本和瑞士企业的比较研究表明，日本企业将获得区位的先进技术视为其海外研发投资选址的重要因素；而瑞士跨国公司中，只有电子行业的企业将获得国外先进技术视为其研发投资选址的重要因素。Patel的研究表明，以跟踪和监视国外科技发展动态为目的的海外研发分支机构，在选址上主要考虑东道国科技水平，研发的优势主要在母国。而以在母国之外创新核心产品及关键技术为目的的海外研发机构，在选址上也主要考虑东道国的技术水平、研发规模及研发成本等方面的优势，但母国已经不具研发优势。

东道国的政策环境。Hakanson和Nobel对瑞士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表明，政治因素、环境条件、东道国政策等因素在企业海外研发投资动机中的比重占到34%，这意味着东道国的政策环境是影响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重要因素。Granstrand对日本和瑞士企业的比较研究却表明，日本企业在考虑区位时，并不将东道国政府政策视为重要影响因素，并且政府政策对驱动因素的影响比对阻止因素的影响更为敏感。另外，研究还表明，技术信息的泄露风险对日本任何企业不构成阻止R&D分散化的因素，所以这一结论从侧面表明，东道国的政策环境对日本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的选址没有太大影响。

东道国的FDI规模。由于跨国公司在进行海外生产性直接投资时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接近市场，所以东道国的FDI水平会通过市场规模间接对跨国公司的选址产生影响。但跨国公司在海外布局其生产性投资时除了考虑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外，还要考虑生产成本、运输费用等方面的因素，所以跨国公司的适应性研发投资机构的选址就会与其海外生产性投资规模直接密切相关。Pearce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他用数据分析了122家主要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活动的区位决定因素，发现海外生产比例与海外研发活动呈正相关。喻世友、万欣荣等采用多元性线回归分析法的研究表明，东道国的FDI规模、国内生产总值及知识产权保护状况是影响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海外选址的三个重要因素，其中FDI规模是首要因素。

参考文献：

第6篇：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

过去几十年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全球化代表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方向——经济全球化。而这次经济全球化的风暴的代表是金融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以。上世纪70年代以来，银行业世界范围内的兼并整合越演越烈。引人注目的银行业国际化现象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兴趣，学者们解释银行国际化的理论具体可以归纳为三种：有传统国际直接投资里理论演变的银行国际化理论、从跨国银行理论出发的银行国际化理论、经金融理论理论推导的银行国际化理论。下文将通过对其讨论分析出这些理论对银行国际化适用性的强弱。

一、由传统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演变的银行国际化理论

在众多的银行国际化理论研究中，众多学者将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及跨国公司理论加以改进套用于银行业国际化大潮的现象中。这些传统理论分别为：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垄断优势理论。其主要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是一种包括技术、管理技能、企业家精神等一篮子资源的转移，而不仅仅是资本的跨国界流动，企业到国际直接投资的目的是希望在异国通过资源的转移和对资源的重新组织与调配来获取更多经营性净利润，而并非通过资本市场上的间接投资获取股息或者资本价差。垄断优势理论解释了跨国银行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包括产品市场的不完全、资本及技术等要素市场的不完全、规模经济、政府关税等贸易壁垒的限制造成的市场扭曲。但是跨国银行要进入东道国也会遇到很多障碍（如文化、习俗、法律、经济制度、社会制度等），这要求银行在国际化道路上需要比东道国同类银行有更强的垄断优势，诸如：技术优势、资本筹集优势、规模经济优势、管理优势等，才能保证银行在抵消上述劣势后依然获得合适的利润。

银行业对该模型的适用性体现于：第一，金融业本身是各国政府高度监管的行业，属于典型寡头垄断行业，不同银行在不同地域范围内由于政策等因素优势有差异，某一银行想增加市场份额必须到其他地域范围内直接投资，满足市场不完全性的条件。第二，在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外资银行，诸如花旗银行或汇丰银行，都是实力雄厚的跨国银行，具有先进的技术、丰富的管理和营销经验，满足具有垄断优势的条件。

但是，该模型不能解释的问题有二：其一，为什么根据中国加入WTO时签订的《金融与贸易服务协议》，2006年末全面对外开放银行业市场后至今，具有垄断优势的外资银行没有如当初学者预想那样对中资银行形成极大威胁，反而如今发展并不如人意。此外，不能解释相对没有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银行的国际直接投资现象。

二、从跨国银行理论出发的银行国际化理论

该理论认为银行属于服务型行业，需要通过其特殊产品——金融服务来盈利。只有最有效地满足其他生产性企业的需求，提供最有效的服务，才能实现自己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因此，银行的国际化是为了满足企业全球化生产经营，满足商品生产贸易的全球化、资本的世界范围内流动的需要而发生的，是银行为了迎合企业国际化发展而选择的一种策略。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必然导致银行的国际化，而银行国际化的发展又会反过来增加企业全球化经营的意愿。从该角度出发，银行国际化的实质是实体经济的全球化，即传统的客户追随理论。随着时代的不同，又可分为贸易追随论和投资追随论。

1、贸易追随论。Aliber提出跨国银行通过在本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设立分支机构，为双方贸易提供结算和支付的便利，降低贸易成本，从而增加贸易双方企业的市场效率，维护贸易的稳定性，更良性循环地进一步促使两个国家贸易份额的扩大，进而跨国银行自身在提供结算和支付服务的同时获取稳定的中间业务收入。而Glodeeden and Saunders 的实证研究也显示出外国金融机构在美国分支的数量与该国与美国的贸易规模统计正相关。同时该理论也符合人们的经验预期。

2、投资领导论。该理论认为跨国银行国际化不仅仅是为了追随客户进行贸易结算服务，更是为了对国内企业进行对外投资进行继续服务。而国际直接投资的扩大以及跨国公司财务管理国际化的需求更促进跨国银行业务的发展。此时，跨国银行又会反过来鼓励跨国企业到东道国投资，因此同时兼具了“追随者”和“领导者”的角色。

但是，Seth， Nolle和Mohanty对美国外资银行的分支机构研究发现这些银行的大部分贷款客户都是非母国的；无独有偶，Miller和Parkhe的一项研究表示美国银行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与两国之间经济贸易往来没有关系。这体现了跨国外资银行试图通过对金融体系尚未成型的发展中国家的提早进入占据市场，从而完全分享以后该国经济发展伴随的市场份额的变大。而贸易追随理论则完全没有反映出这种银行国际化的动机。

三、经金融理论推导的银行国际化理论

马克威茨（H.Markowitez）和托宾（J.Tobin）利用数学模型建立了国际间接资本流动理论。在信息充分的前提下，投资者的效用取决于预期收益和风险。而投资组合的预期收益为：

其中 是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 是证券i在组合中的权数， 是证券i的期望收益。

投资组合的风险为：

其中 σij为证券i和证券j的协方差。该投资组合理论表明，只要证券组合中各资产的期望收益率不完全正相关，则资产多样化就可以使得在获得同等组合期望收益的情况下，降低投资风险（主要是非系统风险）。

该理论表明，银行通过国际化可以使得自己的资产分散从而降低风险，提高收益风险比。而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明了银行通过对不同东道国的国际直接投资，可以有效降低国别风险，从而确保收益稳定性。

但是，在实际中，将风险从其他因素中单独抽离出来比较困难，从而难以衡量一国的风险。因此难以对该国理论的有效性进行检验。

参考文献：

第7篇：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

一、国家主义理论与对外投资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霸权的相对衰退、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兴起以及欧洲区域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研究方法解释力下降，于是继承了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理论――国家主义理论开始兴起。在这里，我们将以吉尔平的国家主义理论为基础，分析美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

在吉尔平的研究中，他以市场（经济力量）和政治（国内和国际政策）与对外投资的相互关系为切入点，对其所主张的国家权力分析方法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应用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1、世界经济的增长与扩散

吉尔平认为当代国际体系存在等级结构的划分，即存在核心与边缘区的划分，核心是指“一个在国际经济中发挥某种政治和经济功能的民族国家”[1]，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就是这样的核心国家。世界经济的增长和扩散不仅有利于核心区，而且有利于边缘区，这也是边缘区愿意接受由核心国家制定和主导的国际体系规则的原因。

2、国内政治和经济政策与对外投资

吉尔平探讨了国内政治秩序和经济政策对一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影响，尤其是在一个国家经济衰退时，这种对外投资的“政治化”特征尤其明显。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美国都处于上升及统治时期，因此当时的经济政策较为自由；而在英国的19世纪最后10年和美国的肯尼迪政府时期，对外投资的政治化特征突出体现在它们的经济战略中，如二战后美国采取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获取比国内更高的利润，并对付来自国内国外的竞争者对其垄断地位的挑战。正如吉尔平所说的，“当围绕着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出现经济利益冲突时，经济关系就会变得越来越‘政治化’。新出现的国内政治秩序以及公共政策就会重新引导经济力量进入一个新的渠道。因而，在国内事务就像在国际事务中一样，政治和经济关系是一种互动关系。”[2]

3、工业扩展和国际冲突

当核心区经济衰退、边缘区经济起飞时，新旧核心区之间将在市场、原材料和投资方面发生冲突，只有当一个国家崛起完全成为新的核心国家时，国际冲突才会停止，这也就是历史上“英国治下的和平”与“美国治下的和平”。

吉尔平指出，正是美国的霸权和“美国治下的和平”为战后美国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政治和安全的环境结构，“这一舒适结构的创立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必要的条件”[3]。反过来，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扩张不仅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利益，而且服务于美国的战略。“跨国公司与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的核优势一道，共同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4]

二、美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域变化

美国的跨国公司是最早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这与美国比其他任何国家更积极地奉行海外生产战略分不开。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配置倾斜更是清晰体现了美国政府对其的影响，充分说明了“每家跨国公司都是其国内总部的独特产物，反映了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价值观念”。[5]

1、美国跨国公司对亚非拉原材料丰富地区的直接投资（20世纪初）

作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经济是在南北战争之后迅速发展起来的。随着垄断资本的形成，美国资本输出迅速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已达到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投资额的一半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通过军火买卖大发战争横财，迅速积累大笔财富。一战结束后，凭借雄厚的资金优势，美国的跨国公司空前扩大了其对外投资规模。这期间，美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地区和产业呈现出这样两个特点：①拉丁美洲比重大，达到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1/2；②相对于贸易业占总投资额的4.9%，石油业的比重较大，达到14.8%（以1929年为例）[6]。究其原因，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美国对国内石油短缺和英国垄断世界石油的担心，导致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对拉丁美洲原油开采投资的鼓励。于是才出现了美国跨国公司在该地广泛投资石油的现象。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料供应再次陷入短缺状态。于是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政府又对中东石油投资采取了保护措施，美国公司通过对伊拉克石油公司的投资占有其中1/4的股份，从而拥有了在伊拉克、叙利亚、外约旦、卡塔尔、阿曼等地开发石油的权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对石油投资的支持与鼓励，在该阶段美国跨国公司对拉美、中东等原材料（尤其是石油）充裕地区的投资在其对外总投资中所占比重很大。

2、美国跨国公司对欧洲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20世纪50年代）

二战结束后，美国开始进入由战争转向和平的过渡时期，其主要任务是解决因生产过剩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解决国内就业。在西欧，经济状况因为战争而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几十、上百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对美国经济也构成了威胁。欧洲如果不从美国得到美元就无力购买美货。同时，严重的经济衰退状况又引起社会动乱。工人运动在法、意、英等国蓬勃发展。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威信也得到空前提高。这不仅使西欧统治阶级惶惶不安，也使美国当局看到复兴欧洲乃是关系美国称霸世界的全局问题。因此，为了帮助其欧洲盟国恢复因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并同时抗衡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渗透和扩张，美国开始了一系列帮助欧洲经济复兴的计划。为此，除了官方的援助外，美国政府在信贷、税收、科研、投资保险方面予以跨国公司巨大优惠，大力支持美国跨国公司对欧洲地区的直接投资。其中，美国政府专门制定了《经济合作法》、《共同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扩大对海外投资的保护和支持。同时， 美国政府还在1948年开始实施的“马歇尔计划”中创立了海外投资保证制度，以奖励、促进和保护私人海外投资的安全与利益。正是由于美国政府的鼓励与扶持，使得美国跨国公司对欧洲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累计投资额节节攀升，从最初接受的投资远远少于发展中国家，到1950年的与发展中国家累计投资额基本持平，再到之后的远远超过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额，这些发达国家在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3、美国跨国公司对亚太地区的直接投资（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美国霸权开始走向衰落，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而欧洲和日本依靠搭美国便车，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日本，在许多商品领域与美国竞争，大大加快了美国霸权的衰落，挑战了“美国治下的和平”。1981年美国开始出现贸易赤字，美日开始出现激烈的政治和经济摩擦。于是，为了维持本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利益，同日本争夺对该地区的控制权，美国将其全球经济利益和国际政策的重心由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了太平洋地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战略主要有两点：一是通过各种贸易战、投资战和货币战，直接同日本进行经济竞争和对抗。在投资方面，美国跨国公司加紧对日本的直接投资，凭借技术优势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二是增加对亚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利用美国的高技术优势和当地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建立生产基地，以物美价廉的产品，同日本争夺市场份额，开拓东道国市场。据统计，1979―1984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投资增长了65%，而对全球投资增长率仅为39%；投资份额则由10.84%上升至14.22%；1981年美国在该地区直接投资利润率更是达到22%，大大超过了西欧的12% [7]。

三、实例：冷战时期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遏共”行为

前文中提到，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跨国公司积极参与“马歇尔计划”，加大对西欧的直接投资，以帮助西欧经济复兴，共同抗衡苏联和共产主义。其实，美国跨国公司对政府政策的支持除了在投资区域和数量上有所体现外，更直接的是积极配合和参与政府海外的“遏共”活动。在西欧，美国跨国公司不仅利用私人投资帮助西欧国家恢复经济，从而客观上稳定了西欧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甚至还和美国政府一起直接介入了西欧国家的选举。二战后，意大利的重要地理位置使其在美国的冷战战略中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意大利局势的恶化以及共产党力量的强大成为了美国政府最大的忧虑。因此，确立和维持意大利政府的亲美，阻止意大利共产党主导政府，将意大利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体系，是冷战初期美国对意政策的首要目标。为此，美国先后出台了NSC1和NSC67号文件系列，并以此为指导，大力发动政治支持、经济援助及宣传攻势，以使意大利的基督教赢得大选。其中，美国跨国公司发挥了重要作用――与美国政府一起“向意大利资产阶级政客和政党提供了大量的资助”[8]。在美国的支持下，意大利的大选结果发生了逆转，意大利共产党落败。同时，美国跨国公司还服从美国政府的“遏共”战略需要，执行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禁运和投资，甚至参与中央情报局搞垮苏联的情报活动：里根政府时期，与苏联有经济往来的美国跨国公司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有关苏联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情报。例如，美国大通曼哈顿公司负责向苏联、东欧和南斯拉夫贷款的一位副总裁罗杰・鲁滨逊，将苏联用天然气换取西欧精密设备以建设管道的计划及时通报给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致使美国政府向西欧施压阻止该计划进行[9]。透过以上实例，可以明显看出美国跨国公司不仅在投资的区域选择上积极配合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更利用其投资行为参与了美国政府冷战时期的“遏共”活动。

四、结论

通过分析美国国家政策与美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变化的关系，以及冷战时期美国跨国公司参与政府的“遏共”活动，充分验证了吉尔平以国家为中心的观点，即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政治化”特征明显，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应该要为国家利益服务。从最初美国政府对原材料重视、颁布政策促进跨国公司在石油丰富地区的投资，到为推行其复兴西欧、遏制苏联的战略而大力支持跨国公司对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投资，再到霸权衰落时为了与日本竞争通过跨国公司对亚太地区直接投资的三个阶段不同投资地域倾向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晰看出美国政府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不断通过政策调整影响其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行为。在20世纪上半期美国与英国对石油的争夺及80年代美国与日本的霸权竞争中，跨国公司更是明显地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冷战时期美国跨国公司更是为美国政府的“遏共”战略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吉尔平关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与国家利益关系的结论显而易见：虽然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并非是政府精心计划的结果，但国家政策在鼓励和保护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反过来，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应该要为国家利益服务。即使跨国公司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不一致，政府也将努力寻求将这些公司转化为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

参考文献

[1]Robert Gilpin， 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p59.转引自王正毅：《国际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页。

[2]Ibid.，p60.

[3]Robert Gilpin，U.S.Power and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5， p113. 转引自 余万里：《跨国公司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2期。

[4]Ibid.， p161.

[5][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杨宇光、杨炯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260页。

[6]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纽约出版公司1976年版；参见 陈继勇：《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7]资料来源 孙海顺：《八十年代美国跨国公司对亚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战略》，外国经济与管理，1987年11期。

[8]Rep. Michael J. Harrington，The US in Italian Democracy，The Nation， July3， 1976， p16. 转引自刘建华：《美国跨国公司与“民主输出”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9]参见 [美] 彼得・施魏策尔著：《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殷雄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1到53页。

第8篇：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

论文关键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有权优势

 

进入21世纪，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s，简称ODI）持续增长，2002-2008年年均增长速度为65.7%。2009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及世界经济下滑的影响，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量较上年下降43%，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微增6.2亿美元，达565.3亿美元。[①]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全球国家（地区）第五位，发展中国家（地区）第一位。[②]

依据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无论是垄断优势理论（Hymer，1960）还是国际生产折中理论（Dunning，1977）都强调跨国企业的特定垄断优势或所有权优势，认为这是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但是，运用这些基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建立起来的理论，难以解释中国企业的ODI行为，因为通常认为中国企业并不具备上述优势。那么，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其ODI行为是否需要以所有权优势作为基础，所有权优势的形式如何表现，这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文献回顾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间的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发展，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学者海默（Hymer，1960）通过对美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首次提出运用垄断优势来解释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此后经过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9）、约翰逊（Johnson，1970）、卡夫斯（Caves，1971）等学者的补充完善，形成了完整的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的垄断优势来自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全，如产品差异性、商标、专利、资金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等。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运用这种特殊的独占性优势抵消额外的跨国经营成本，获得高于东道国企业的利润。

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Dunning，1976，1977，1980，1988）将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Buckley，1976）的内部化优势理论相结合，并加上区位优势，形成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wnership-Location-Internalization Paradigm），认为只有上述三种优势同时存在，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才会成功。这其中的所有权优势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并没有本质区别，只是进行了重新分类与扩展。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多，以发达国家企业为研究对象的理论无法解释不具备绝对所有权优势的企业为何也有能力进行对外投资，因此，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逐渐进入研究视野。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Wells，1983）提出的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对其母国市场环境的反应，主要表现在为小市场服务的小规模技术、民族品牌的海外生产、低价产品营销战略。

英国经济学家拉奥（Lall，1983）通过对印度跨国企业对外投资竞争优势的研究，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拥有适用于母国及东道国的技术，其生产的产品更符合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偏好，要素需求与当地经济条件相适应。

哈佛大学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1980，1985，1990）从企业、产业、国家三个层面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来源。他认为一国国内的经济环境通过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行业等因素，再结合企业经营策略对其竞争优势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通常来自竞争十分激烈的行业。

海默的垄断优势与邓宁的所有权优势都属于绝对优势，用以解释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与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则运用相对优势，解释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如果说前四种理论都强调优势的内生性，那么，波特的竞争力理论更强调外部因素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塑造。

上述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虽然表述不同，但其中都包含所有权优势的内容。本文沿用邓宁“所有权优势”的提法，但将其内涵进一步扩大，使之拥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所有权优势

1.技术优势

在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技术优势是所有权优势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正是利用他们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推动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先进技术领域不具备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面竞争的优势。但是，随着政府加大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企业致力于应用技术的开发，再结合跨国企业进入中国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企业在技术方面具备了一定所有权优势。

2008年，全国R&D经费总支出为4616亿元，比2007年增加905.8亿元，增长24.4%； 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1.54%，比2007年的1.44%有所提高。其中，各类企业经费支出为3381.7亿元，比2007年增长26.1%；政府部门所属研究机构经费支出811.3亿元，增长17.9%；高等学校经费支出390.2亿元，增长24%。[③]从行业来看，R&D经费投入强度超过1%的行业有九个[④]，这些行业中的企业正利用不断积累的技术所有权优势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不但来源于自身原创性研发，还来自于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以及技术地方化效应。跨国公司是世界领先技术的发明者，为了维持技术垄断性，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技术内部化转移。然而，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向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与当地企业开展技术合作、技术人员流动等，都会使原本希望保留在企业内部的技术被东道国企业所模仿。世界上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在中国都建立生产、研发机构，加上中国良好的科学技术基础及人才储备，技术溢出效应使中国企业在短时间内技术能力得到极大提高。同时，跨国公司使用的技术大多产生于发达国家，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时不免产生局限。中国企业具有在发展中国家经营多年的优势，将先进技术与东道国的经济、技术、人力资源等条件相结合，创造出适应当地的新技术，实现技术地方化。

2.金融优势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国际间资本流动，不但要求企业有可用资金，还要求这些资金具有成本优势，并能按需要自由兑换成东道国货币。目前，我国部分企业融资成本低、国家外汇储备充足的良好条件成为对外直接投资又一所有权优势。

在中国，利率受到政府严格管制，在近年来通货膨胀低位运行的背景下，利率一直维持较低水平。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纷纷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增长，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利率仍然高于中国，这为中国企业获得资金成本优势创造了前提条件。此外，监管体系不健全，国有企业获得财政拨款、政策性贷款，民营企业获得家族成员低息或无息借款等因素都使得中国企业产生了相对于东道国企业的资金成本所有权优势。

2003年，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后，从制度上放松了外汇管制。而中国对外贸易多年保持贸顺差，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长，2006年超过日本后一直稳居世界第一位，这减少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约束。许多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而急需外国投资的现实，使中国企业的金融优势得以发挥。

3.文化认同优势

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时，倾向于首先向人文环境相似或具有族裔联系的东道国进行投资，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语言优势、文化背景相近等优势，获取市场信息、稀缺资源、市场准入，并能有效地降低经营风险，从而使跨国投资成为可能。

对外投资实践表明，华裔族群文化相近的优势成为中国企业对香港地区、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所有权优势之一。这些国家和地区华人及华裔族群分布广泛，在人口中所占比重高，加上他们在历史上与中国大陆联系广泛，使得这一地区成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首选。2009年，中国企业对香港和东盟的投资分别为356亿美元和26.98亿美元，占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比重63%和4.8%，位列中国企业投资目标国（地区）的第一和第三位。虽然当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目标开始向北美、欧盟、非洲转移，这些东道国华裔人口比重不高，但利用文化认同优势，加强与当地华人华侨的沟通联系，利用这类关系资源克服不熟悉东道国市场的缺陷，仍然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能使用的所有权优势。

4.母国与东道国经营环境相似的优势

一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其母国与东道国经营环境具有相似性，将有助于该国企业将母国的经营经验运用于东道国市场，从而产生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所有权优势。2009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超过80%的份额流向亚洲、非洲国家（地区），这些国家有着与中国相同或相似的国内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状况、人力资本条件，使得中国企业相对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熟悉经营环境的所有权优势。此外，中国企业在适应制度环境方面也具有所有权优势。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制度不完善、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情况，中国企业在本国多年经营中也形成了应对这一问题的良好对策。

三、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完全不具备所有权优势，在技术、金融、文化、经营环境等方面，中国企业具备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乃至相对于发达国家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中国企业既要把握现有优势，将之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又要充分发掘和培育其他类型的所有权优势，如品牌、专利、管理优势等，才能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得长期稳定的经营收益。

参考文献

[1]Dunning, J.H. The Eclectic (OLI) Paradigm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International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2001, 8(2): 173-190.

[2]Hymer, S.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D]. MassachusettsInstitute of Technology, 1960

[3]Lall, S. The New Multinationals: TheSpread of Third World Enterprise [M]. New York: Wiley, 1983

[4]Wells, L.T.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The Rise of Foreign Investmen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3

[5]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第9篇：跨国直接投资理论范文

关键词：农业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优势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7-0187-02

目前中国农业一方面土地、水资源严重匮乏，另一方面部分农产品、劳动力过剩等问题日益突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农业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农业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国外农业跨国公司对中国农业经济的主导作用明显增强。中国政府为了缓解当前的这种局面，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积极鼓励有条件的农业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国内相当一部分农业企业技术力量较雄厚，已具备较强的产业优势和综合竞争力，但受制于有限的土地和市场，难以进一步扩大发展。在此情况下，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可缓解国内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绕开国外贸易壁垒，既为占领国外商品市场、获取境外农业自然资源创造了条件，又可以加快催化和培育中国具有著名品牌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农业公司，提升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对开始“走出去”的中国农业企业具有指导和借鉴的作用。

一、中国农业企业需要“走出去”，也能够“走出去”

（一）中国农业自然资源短缺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水资源、草地资源等相对稀缺的国家。不平衡理论（Hwy-Chang Moon & Thomas W.Roehl）认为，存在资产相对不平衡的企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在国外市场寻求补偿性资产，从而使其资产组合达到平衡，竞争力得到显著增强，战略地位发生根本性逆转。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是处于相对劣势的企业增强竞争实力，在竞争中实现赶超的有效途径。无论是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企业，还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农业企业的生产活动都与农业自然资源紧密相连。不平衡理论说明当有些农业自然资源在本国不能提供或是不能全部提供时企业可以寻求资源的进口，但这样会导致本国企业生产活动对外依赖性增加，甚至还可能威胁到国家的农产品安全，这时农业企业的海外投资就成为获取农业自然资源的一种重要手段。当前应该加强引导农业企业发展跨国经营，拓展国际市场，开展境外农业资源合作开发和农产品加工，加快境外农产品生产基地和营销网络建设步伐。

（二）中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阶段

邓宁（John.H.Dunnin）的对外投资周期理论根据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划分了四个经济发展阶段。认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 000美元～4 750美元时一国对外投资增加，增速有可能超过外资流入增速。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7月2日的经初步核实的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现价总量为340 507亿元，根据2010年7月27日 1美元=6.7797人民币元汇率折算，并按全国13.38亿人（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信息网）计算大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3 753.69美元，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高涨阶段（这里用国内生产总值代替国民生产总值）。在邓宁看来，跨国投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进行动态演进。虽然该理论在分析中只用了人均这个单一指标并据此来判断企业整体所具有的优势状态和对外投资直接规模，其结论很难说是全面的，但从跨国投资的实践看，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投资地位的变化大体上符合这一发展趋势，所以该理论也可以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判断依据。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农业已经在产业体系、研究体系、人才培养、高科技方面形成了一定的优势，这是中国农业进行国际投资的先决条件。

二、重视培育和发挥比较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通过采取适当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和培育出对外直接投资所需的某些比较优势，进而利用这些比较优势参与国际投资。正如拉奥（sanjaya Lall）的技术本地化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够在较低技术水平基础上形成赖以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特有优势，也就是说当发展中国家对来自发达国家成熟技术进行本地化改造后，就具有了自身的竞争优势；另外，企业跨国经营的过程本身会使企业获得和增加新的优势，因为跨国经营不仅是企业实现优势的活动，而且是企业在更大的空间内寻求优势，发展壮大自己的活动。所以，中国农业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

（一）组建大型跨国农业企业集团，形成规模经济优势

海默（Hymer S.H.）的厂商垄断优势理论认为规模经济优势是企业特有优势之一。跨国企业通过水平的或垂直的一体化经营可以取得当地企业所不能达到的生产规模，降低成本。跨国企业还可以实行国际专业化生产，利用各国生产要素价格的差异，合理布置生产区位来取得企业内部与外部规模经济，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从整体上看，目前中国农业企业和国外大型跨国农业公司相比规模还较小，集约化程度还不高。企业规模小，企业内部市场就小，外部交易成本就较大，难以形成规模经济优势，更难以与外国大型跨国农业企业抗衡。为此，积极引导农业企业围绕壮大主业，加强国际资本运作，开展和规范企业兼并、收购，提高企业集约化程度，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

（二）培育世界品牌的农业跨国公司

厂商垄断优势理论还意味着培育世界品牌的重要性。培育世界品牌的跨国公司，已成为各国提高综合国力，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战略。像泰国正大集团、嘉吉、美国先锋国际良种公司、德国KWS种业集团、美国孟山都集团等这样一批跨国农业公司，它们能够持续增长几十年、上百年，能够在世界市场获得统治地位，是与其品牌经营策略分不开的。中国农业跨国公司还处于起步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小型的跨国公司。培育世界级的品牌对中国农业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三、人民币升值为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机遇

阿利伯（R.Z.Aliber）的资本化率理论认为货币市场的不完全导致了目前世界上存在着若干通货区域。各种货币的地位强弱不同，强币的币值稳定，汇率坚挺，而弱币正好相反。强币通货区的跨国公司用该种货币购置其他区域资产是有利的。另外，该理论还认为强币通货区的跨国公司，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在金融市场筹资，从而为其在海外投资设厂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达22%。在汇改推进的五年中，人民币一直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一方面中国外汇储备居高不下，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另一方面国际市场要求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呼声不断。在可预见的将来，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不大可能逆转。另外，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全球许多资产的价格进一步下跌，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并购的成本在进一步降低。特别是有些国家，有些经济体，为了应对危机、振兴自己的经济，出台了许多吸引外商投资的政策和措施，消除了原来设定的一些政治。这些都为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个重要机遇。

四、重视“走出去”的区位选择，加强对周边国家或地区的投资

一国企业“走出去”首先面临的就是“走到哪里去”的问题，所以区位的正确选择是企业能否成功“走出去”的关键。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理论都十分关注企业“走出去”的区位选择。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认为在海外经营的地理扩展上，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离”（包括文化、习惯和语言等）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首先是利用种族联系在周边国家进行直接投资，随着海外投资经验的积累，逐步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扩展，最后为获得更复杂的技术开始向发达国家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存在密切联系。中国农业企业在“走出去”的区位选择上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如果企业的基本目标是开拓市场，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那么就应该进入劳动力价格比较低廉、基础条件和制度环境较好的国家或地区；（2）如果企业是为了提高技术水平，就应该到技术资源与智力资源密集的地方投资。尽量采取与具有最新技术的企业合作或合资的方式，充分利用技术溢出效应，获得国内得不到的技术和管理技能；（3）如果是为了回避贸易摩擦，则应该到那些市场准入门槛高、贸易摩擦频繁的国家和地区投资；（4）资源开发型企业可以到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农业自然资源丰富、自然条件好的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去投资，通过对外投资建立海外农产品供应基地。

根据弗农（Raymond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的比较优势理论，当前中国农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主，一方面这些国家符合中国农业结构特点，可减少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因为这些国家多是华人聚集地，与中国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可以充分利用中国对这些国家的特定区位比较优势。如印度尼西亚是农业大国，但农业生产水平相对中国较为落后，每公顷土地棉花产量仅2.7吨，在农作物品种选育和应用上与中国有较大差距。但该国土地资源丰富，有1 300万公顷的土地可以用来种植棉花，气候条件优越，农业生产条件极佳，但每年却要花费大量的外汇进口棉花、稻谷等农产品。

参考文献：

[1]俞毅.论中国对非洲跨国农业投资的战略构建[J].农业经济问题，2009，(11)：33-39.

[2]尹成杰.农业跨国公司与农业国际化的双重影响[J].农业经济问题，2010，(3)：4-10.

[3]江小涓，杜玲.对外投资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经济研究参考，2002，(73)：13-25.

[4]陈华.厂商垄断优势理论与中国境外企业特有优势提高的分析[J].财贸研究，2001，(2)：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