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方向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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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政策方向范文
［摘要］近几年来，房地产持续升温，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对其进行调控，对构建和谐的房地产行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从理论出发，结合当前政策，详细分析了国家经济政策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关键词］经济政策房地产宏观调控影响
近几年，随着房地产投资的急剧增温和房价的持续攀升，房地产成了炙手可热的话题。无庸置疑，房地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据研究表明，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绝大部分资金来源于银行贷款。这种对银行完全依赖的房地产业发展模式，一方面让房地产市场风险日益集中到商业银行，另一方面很容易通过银行信贷加以膨胀。当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时，一国经济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也就越来越大。在此形势之下，有必要用宏观经济调控来控制房地产业的泡沫成分。
一、金融政策对房地产业影响分析
1）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
加息会增加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成本，但对于不同的房地产企业来说，影响也不尽相同。负债结构不同，融资渠道不同以及资金实力不同的房地产企业受加息的影响也不同。对于那些负债率较高，融资渠道单一，经营业绩较差的房地产企业，加息后企业的经营要面临强大的压力。
2）对消费者的影响
加息无疑会增加其还贷压力，促使某些消费者提前还贷或部分提前还贷。据新浪财经的一项调查显示，有七成左右的被调查者认为央行未来还将继续加息，而央行的连续加息，利率所提高的累积幅度让消费者的还贷成本增加了许多。
3）对房价的影响
房价在短期内受加息影响较小，但未来房价增长将趋于本文来源：文秘站 平缓。宏观金融政策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真正凸现于经济发展的成效上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加息对于购房者来说意味着购房支出的增加，这实际上是央行在削减对贷款购房者的支持力度，降低其购买力。而购买力的降低必然会减少对房地产需求，这种对需求的抑制作用将最终决定供给，从而控制过高的房价，产生积极的降温作用，使房价回归理性。
1、存款准备金率政策
根据经济学原理，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会对货币供应总量产生乘数效应：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时，货币乘数减小，商业银行可运用的资金减少，贷款能力下降，货币流通量相应以一定比率减少。但是据商业银行的数据显示，个人住房贷款并未因房价上涨、加息等因素影响而大幅减少。另一方面，随着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渠道目益多样化，对银行贷款需求的占比逐步减少，因此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从而使银行减少贷款来间接调控房地产市场可能收效甚微。
1） 积极影响
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直接作用于商业银行的政策措施，对减少商业银行的流动性具有立竿见影的政策效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0.5％能够诱发商业银行加大前期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执行力度，控制房地产开发和消费贷款的增长速度，进而加速和锁定近两个月来各种调控政策的政策效率。
2）消极影响
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在理论上可以遏制投资过快，但同时也将带来一定的风险。张家鹏指出，就目前国际市场形势来分析，中国和印度的房地产市场属于快速的上升趋势，投资回报率较高，如果央行单方面的减少对房地产企业的贷款，就可能给国际上的一些投资家带来机会，这样欧美大量游资将会大量涌入中国，对楼市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2、汇率调整
我国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会影响国内金融市场上的资金流动．投资者的投资动机也会随着汇率的变动发生改变。而我国房地产业是一个资金密集型的产业,因此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将会我国地产业的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1）对房地产业发展资金的影响
汇率预期的变动将对一国的资本化率产生重要影响。资本在国际问流动的原因是追逐利益和规避风险，因而汇率的变动会影响资本的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的流动。
2）对房价的影响
供需和投机是影响房价的两个主要因素，而汇率的变动直接影响的是供需及投机行为这两个方面。目前由于人民币存在较强的升值预期．这使得大量的海外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国内并将其快速转化为人民币资产．等待人民币的升值预期的实现，达到获利得目的。
3）对房地产自身价值的影响
在当前．我国房地产业尤其是大规模开发的高端房产，其销售市场不仅仅是局限于国内还面向国际。因而当人民币汇率发生变化时，对那些高端房产的自身价值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它们的自身价值会因为受到人民币汇率的浮动而发生变化，从对拥有者会而产生额外的盈利。
3、税收政策
清算土地增值税给开发商带来的最大变数是因为拿地时间不同，成本不同，导致的税款额度不同。拿地时间较早的项目因差额巨大将支付巨额增值税成本，且拿地越早和捂地时间越长税费越高。一旦清算土地增值税开始执行，一些以长期囤积土地为获利方式的地产企业因为持有土地时间较长，差价较大，可能遭遇较大的税负压力。
4、调整住房贷款政策
这属于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中的不动产信用控制工具。常见的控制方法有：规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的最高限额、最长期以及首期付款和分期还款的最低金额。
二、房地产企业应对对策
1、转换市场机制，开拓资金资源渠道
资金是房地产开发的首要因素，迫切需要通过多渠道的融资活动来满足房地产企业对资金的需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可以利用加入世贸组织和金融市场多元化的机会寻求银行以外的融资渠道。上市是理想的融资渠道，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或再融资，可缓解房地产项目资金需要压力。
2、走联合开发，合作经营，集中和规模化道路
房地产业作为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行业，特别需要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规模化、集团化经营，以提高其抗风险的能力。
3、改善经营管理，消除短视观念，提高核心竞争力
房地产企业需要完善内部机制，规范企业的经营管理。从长远放眼，做好项 目的长期规划，提高企业开发效率，提高创新能力，把观念由做“项目”、做“产品”转到做“企业”上来。
参考文献：
［1］朱崇实. 金融法教程［m］. 北京：法律出版社,
第2篇：经济政策方向范文
一般认为，与增长方式相比较，经济发展方式具有更为广泛和深刻的内涵，它不仅包括 增长方式的变化，也内含着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发展动力和发展途径的转变。因此，处于 不同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对发展方式的要求和选择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对于浙江 来说，经过30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阶段历经农业经济阶段、工业化初期和工业化中期，发 生了历史性变化，发展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经济发展方式也在不断地转变和优化。本 文将着眼于当前浙江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状态和趋势，从经济转型的角度讨论发展方式转变的 过程、主线及政策取向。
一、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式转变
关于转型，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有人把它归结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体制转 变，如厉以宁在《转型发展理论》中，认为中国是一个转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转型是指中国 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市场经济体制，而发展是指中国正在从不发达状态迈向现代化 [1]。但更多的人则从相对广义的角度来理解转型，科尔奈认为，转型是一个大概 念，它包括 了许多方面，“不仅仅只包括经济的转型，还包括了生活方式、文化的转型，政治、法律制 度的转型等多个方面[2］2。”“从集中管理的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是转型的一个 维度。从较 低发展水平到较高的发展水平，从一个农业社会到一个更为城镇化的社会是其他几个维度 [2］4。”他强调，在经济转型中，既要看到显在的经济绩效，也应看到潜在的经济 制度变革。 秦晓指出，“中国正在经历着以工业化为目标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经济体 制转型，这一双重转型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主题[3]。”周振华在体制转 轨约束条 件下，专门研究过“增长转型”问题，但这里的转型主要是指增长方式或发展方式的转换。 他认为，“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实际增长方式的差异构成了不同总体特征反映的类型。但从 理论上讲，增长方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没有统一的格式。…而选择哪种角度来划 分增长方式的类型，完全取决于其研究的内容及其需要[4]。”
笔者认为，经济转型是指经济结构转变与经济体制转轨互动作用，促进经济发展从一个 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转型包括经济结构转变和经济体制转变两个 方面，其中经济结构转变主要体现在发展中经济体在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换上， 而经济体制转变则是指经济制度向以市场机制为导向的经济体制的转变。尽管相比于与发展 水平或阶段相对应的经济结构转变而言，经济体制转变是经济转型更为本质的方面，但在体 制相对稳定的背景下，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这也是发展经济学中结构 主义学派的重要观点[5]。这是因为结构构成表现为“一个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相对 稳定的关 系[6］109。”而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发展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结构向另 一个结构 的多维过渡”。这种结构转型涉及到“由于国民生产总值连续的增长所必然引致的经济和机 制结构的一系列变化”，亦即“一个传统的经济体制向一个现代经济体制的转型[6]”。 M•赛尔奎因则进一步把“结构变迁”定义为“从生产和要素使用角度来考虑的各部门在经 济 中的相对重要性。工业化便成了结构变迁的中心过程。[7］206”而且认为，“结构变迁居于 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在不存在持续的跨部门要素收益均等化的前提下，把资源再配置到那 些具有更高生产率的部门可促进增长。在这类非均衡的环境中，如果结构变迁可以导致更充 分和更好地利用资源的话，那么，结构变迁将成为增长的潜在源泉。同发达国家相比，潜在 收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似乎更显得重要，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表现出更为明显的非均衡症 状，而且发展中国家可以实现更快的结构变迁速率”[7］209。
而基于当代中国现实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即“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坚 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 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 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 转变”[8]，从本质上说就是通过结构变迁或结构转型，建立一个资源合理配置且 能促进经 济持续增长的经济结构。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当前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 通过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发展向更高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提升则是经济转型的根本要 求。
二、转变发展方式是促进经济转型的核心
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从一个相对封闭的、传统农业经济发展成为开放的、以现代工业 为主体的经济体，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体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综合经济结构、经济体制 和发展阶段等诸方面因素，经济发展已经实现了两次转型。
第一次转型以农村工业化和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为主要特征，具体时间是从1978年十一 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91年。这次转型的主要特点有：一是政府直接推动或主导，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省委省政府连续三年（1979－1981年）颁布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 策文件，并从税收、土地、资金等方面大力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二是大力推进农村工业 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浙江重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包括个体私营企业在内的 乡镇工业，逐步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体、轻小集加为基本特征的区域产业体系，促 进区域经济从以农业经济为主向工业经济为主转变；三是开放建设以小商品市场和其它各类 专业批发市场为核心的市场网络，并通过“两头在外”、贸易兴省战略，促进产品经济向商 品经济转变，初步实现了从内向型经济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
第二次转型以城乡结构优化和市场化改革为主要特征，具体时间从1992年开始，从党的 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开始，到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前。第二次转型的主要特点有：一是 以市场化改革为核心，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后，在“整体 推进、重点突破”的新改革战略指引下，市场化改革开始覆盖经济体制的各个方面，如推进 以产权制度改革为主要特征的企业改革改制，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 有制格局，深化社会保障制度、金融体制、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等；二是与市场化改革相 适应，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一方面，政府作为市场化改革发动、组织和实施的主体，积极推 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作为传统经济体制和经济活动的主导者 ，在市场化改革中，政府也适时调整自身的职能，在积极扶持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不断减 少对微观经济主体的控制和干预；三是为适应工业化快速推进，以促进资源和生产要素集聚 、培育区域增长点为内容的城乡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产业和人口向中心镇和大中城市的集聚 明显加快，以大中城市为中心、中心镇密集的都市带或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的核心增长极； 四是对内对外开放并举、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初步形成，商品、资本以及劳动力等各类生产要 素跨区域流动趋势加剧，本土企业开始走向跨区域发展。
经过两次转型，浙江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培育了一大批富有 活力的市场主体，市场机制日趋完善且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得到广泛尊重，作用不断强化， 这也标志着经济体制转变取得了重大进展。从发展阶段看，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 依托具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产业体系和丰厚的民间资本积累，可持续的区域经济内生发展机制 正在不断完善，城乡和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得到加强。成功转型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与保 障，应该说，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较，浙江已经从一个相对封闭的、以传统产业为主体的经 济体系发展成为全方位开放的、以工业为主体的快速经济发展体。
2001年12月中国加入WTO、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以及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对 浙江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影响。从国际角度看，为适应WTO的多边贸易体制规则 ，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加快并促进宏观体制改革向纵深拓展，改革内容从经济体制改革扩展到 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等领域，即进入到全面改革阶段。与此同时，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以信息技术为先导的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对浙江微观 经济主体和区域综合竞争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国内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 提高和国内需求结构的快速升级，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及新时期的发展战略，要求更新发 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从区域层面看，随着浙江人均GDP从5000美元 向8000－10000美元跨越，为适应区域经济发展协调快速持续发展的需要，对区域产业结构 、发展动力以及发展协调性等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这些新的要求和趋势预兆着 浙江经济发展正面临着一次新的转型，另一方面，传统发展方式所面临的各种困惑与挑战也 强化经济转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原有增长动力不断弱化。投资拉动是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也是 传统发展方式的核心动力。然而近年来，浙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持续下降，浙江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比较见表1。2007年全 省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1．1%，投资增幅比全省生产总值的增幅低3．4个百分点，相比 全 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和出口总额的增幅分别低5．6和16．1百分点，投资增幅处于最低的位置 。
随着投资增幅的明显下降，投资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呈现出下降趋势。从投资和消 费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率来看（按2000年价格计算），2003-2006年，资本形成总额对GDP 增长的拉动率为44．7%，拉动6．2个百分点，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拉动率为54．6%，拉动7 ．6 个百分点。特别是2005和2006年，消费对我省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增强并超过投资的拉动作 用。2006年，消费需求的拉动率为48．7%，投资需求的拉动率为40．9%，净出口的拉动率为 10 ．4%[9]。尽管目前我省的投资增幅下降是在前些年高位基础上的回落，且从投资 率来看也不 算低，但需要正视的事实是，随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的弱化，区域经济持续快速增 长的动力需要重建。
2．增长结构不合理。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重化工业不仅成为当 前我国工业结构的 主体，而且是近年来宏观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与增长相对缓慢的消费品销售相比较，全国 背景下的投资快速增长推动投资品较快增长，而投资品较快增长导致相应行业增长较快，进 而成为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从而在产业层面上明显呈现出增长结构的二元性。即，一 方面是需求旺盛、快速发展的以投资品为核心的重化工业部门，近年来呈现出高速增长势头 ，另一方面，则是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和人民币升值背景下，因生产成本显著上升、市场趋 于 饱和的以劳动密集产品为代表的轻纺产业，增长乏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减弱，这在浙 江表现得十分明显。以2006年为例，浙江制造业中的十大支柱产业，轻纺产业或劳动密集型 产业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其中第一大产业为纺织业，占全部制造业的12．91%，劳动生产 率 只有61591万元/人•年，而全国制造业中的十大支柱产业呈现出明显的重化工业和高技术倾 向，其中的第一大产业为电子及电信设备制造业，占全部制造业比重为12．05%，略低于浙 江 的纺织业，但劳动生产率高达140264万元/人•年[10］7。供给结构与增长结构的错 位，使得现有支柱产业对浙江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弱化。
区域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还体现在与国家产业政策的错位上。从2006年的数据来看，浙江 区域产业体系中，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排放产业比重相对较大，占全部制造业比重为21． 6%，比全国高出6．6个百分点；而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排放产业的比重相对较小，仅为32 %，比全国低4个百分点。在全省81个产业集群中，纺织、皮革、竹木制品、工艺品等附加值 比较低、能耗比较高、污染排放比较大的产业，产值比重占41%，高于全省制造业有关产业 比重近20个百分点[10］10-11。与此相对应，浙江的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过 低。
3．发展成本递增。浙江经济运行总体上具有“大进大出”的特征 ，近几年省内企业生 产的最终产品输往省外国外的比重高于70%[11]。而资源型产品的对外依存度则不 断提高， 特别是能源、金属矿产、许多工业原材料和大型成套设备，绝大部分从省外国外输入，其中 一次能源自产率仅占能源消费总量的10．6%，即90%左右要依靠外省调入和进口（若按当量 值 计算，一次能源自给率仅为4%， 96%要依靠外省调入和进口）[12]，主要进口商品 中包含了 钢材、废铜、原油、铁矿砂及其精矿、原木、成品油等多种资源型产品。一进一出、一高一 低，侵蚀了省内企业的大块利润。此外，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土 地环境的制约，等等，都极大提高了发展成本，制约了区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浙江省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与能源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比较见图1。
发展成本居高不下，严重制约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经济长期健康和繁荣 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13]，不仅标志着作为最重要经济资源的劳动力的产出效率， 更是衡量 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指标。因此，从根本上说，劳动生产率是反映一个经济体追赶动态过程 的基本指标，如果把经济追赶看成是人均收入和产业结构向发达经济体逼近的收敛过程，那 么劳动生产率在国际比较意义上的相对和持续增长，则是这一追赶过程展开和实现的必要条 件和充分条件[14]。2006年浙江劳动生产率为49610元/人•年，虽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但与 广东、江苏相比，约低5000元/人，其中第二产业差距更为显著，2005年浙江第二产业的劳 动生产率比广东、江苏和山东分别低25097元/人、15856元/人和14710元/人。与其他经济体 相比，差距就更大，1990年，韩国人均GDP为5770美元，全员劳动生产率14800美元/人，马 来西亚人均GDP2400美元，全员劳动生产率为6734美元。如果按韩国的发展水平，在人均GDP 达到4000美元左右时，全员劳动生产率约为9000-10000美元/人，浙江至少要低3000多美元 。
值得注意的是，自90年代中期以来，我省全员劳动生产率下降趋势十分明显，特别是自 1999年以后，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低于人均GDP的增长幅度，其差距在不断扩大。199 5年，全省人均GDP增长16．0 %，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17．63%，到2000年，人均GDP增长8． 1 %，全员劳动生产率仅增长6．93%，2005年，人均GDP增长上升到11．2%，而全员劳动生产率 增 长只有8．83%。全员劳动生产率与GDP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不断加大，其中工业劳动生产率增 幅低于全国近6个百分点[15]。
4．开放经济面临转折。“大进大出”决定了浙江经济全方位开放的格 局和态势，但随 着经济发展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目前浙江的开放型经济正面临着重要的转折：一是在人 民币升值、成本上升、出口退税政策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的背景下，对外出口压力不断加大 。2006年，全省共遭遇国外两反两保、337调查和打火机CR案共53起，直接涉案4．6亿美元 。 目前，我省涉及国际贸易摩擦的商品出口高达80亿美元左右，约占全省出口总额的8%，涵盖 我省机电、农产品、纺织品、服装、鞋、家具等多种传统优势出口产品；二是由于创新能力 薄弱，没有品牌和知识产权优势，传统支柱产业和民营企业难以摆脱“被全球化”困境，在 国际竞争中还主要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三是随着区域发展成本提升，大量传统产业领域 的 中小企业外迁，传统的生产制造优势面临挑战；四是区域性资本输出趋势日益明显。近年来 ，我省每年对外投资约在600－700万左右，对外投资累计7000亿元余。据有关部门统计，截 至2006年底，浙江共有440多万人在外务工经商，其中经商办企业的约有230多万人，在外创 办企业10万多家，注册资金约2800亿元，对外累计投资6400亿元[16]。另据浙江金 融机构存 贷比高于全国和广东、江苏、山东等省的数据，以及贷款与地区生产总值相关数据测算，浙 江多占用贷款4200-4300亿元，相当大部分用于民营企业资本输出（省内金融机构专家测算 ）[11］9，这意味着，浙江开放型经济正从商品输出阶段向资本输出转变，面对大 量资本外流，如何保持本土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是一个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5．区域要素资源禀赋结构层次低。要素禀赋结构是决定区域产业结构和竞争力的 关键 因素，其中人力资本在区域要素禀赋结构居于核心位置，且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决定性要素， 也是区域比较优势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浙江的 人力资本优势，即对市场经济的敏感性和高涨的创业积极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 力资本数量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会弱化，而人力资本质量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会日益突出。然 而，目前浙江从业人员中，大专及以上只有14．9%，初中及以下却有58．1%；具有专业技术 职 称的仅为13．6%，且59．2%为初级职称；具有中级工及以上职业技术等级证书的人数更为稀 少 ，仅有4．6%，其中技师和高级技师全省只有9．32万人，仅为0．5%。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 则进 一步显示了浙江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其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比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9．6个 百分点，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比重低6．0个百分点，具有中级工及以上职业技术等级证书人员 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国家统计局将各省每百人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数分为三档， 浙江与广东、福建、江苏省一起同为第三档，并且排在最后一名。而“初中及以下”的比重 超过50%的全国仅有两个地区，一是浙江（58．1%），二是西藏（51．3%）。在浙江912．67 万 “初中及以下”的就业人员中毕竟本省人口占主体，这与浙江经济总量居全国第四位的经济 大省身份实在不相符合[17]。
人力资本总体素质不高成为制约产业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特别是随着 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民营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减少，但对人才需求明显增加。近年来，浙江 高技术产业R&D人员人数投入居全国11位，2003年后有了较大的提高，上升到了第8位， 但是 仍无法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许多企业认为人才缺乏是影响企业自主创新主要因素。高技术产业R&D人员折合全时情况见表2。据全 省500家制造业企业抽样问卷调查，大、中、小型企业认为人才缺乏是企业自主创新主要困 难的分别占47．2%、46．5%和26．7%，认为资金缺乏是企业自主创新主要困难的分别占27． 8%、37．5%和55．7%[11]。
低素质的人力资本也从其收入中得到体现。尽管浙江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前列，但制 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却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浙江制造业人力资本的水平。浙江与有关省市制造业平均工资比较见表3。
三、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经济
转型的政策取向
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式转变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只是经济转型比发展方式转变具有更加广 泛和深刻的内涵，它不仅包括了发展方式转变，而且也内含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与完善。 从浙江实际看，现有发展方式所面临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结构上 所面临各种问题与挑战。因此，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是浙江经济转型的核心。
事实上，与以往两次经济转型相比较，这次经济转型有两个重大背景需要我们关注和把 握，一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新趋势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特别是 这“五化”之间的互动对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趋势以及区域发展方式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二是 当前我省人均GDP正从5000美元向8000－10000美元跨越，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经济结构以及 发展协调性都将呈现出一系列新的趋势和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转型特征比较见表4。
根据上述分析，当前浙江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是，一是根据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积极推 进市场经济法治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要求法律和 制度成为规范和调整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常规手段：市场主体的资格需要法律的确认和保 障；市场主体的行为要用法治来确认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要用法治来保障；宏观经济调控 需要法治来完善。二是在国际化信息化背景下，发挥动态比较优势，建立具有浙江特色的现 代产业体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推进浙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它要求在充分发挥 区域动态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积极利用信息化和高新技术产业，构筑新的竞争优势，提升区 域产业体系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和层次。三是在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下，推进空间 结构优化，统筹协调城乡和区域发展。要在综合考虑根据经济增长、人口集聚和资源环境承 载能力相互关系的基础上，加快都市经济圈规划和建设，进一步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
根据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结合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要加快经济发 展方式转变，要着重抓好以下方面：
1．进一步实施创新强省战略，促进经济增长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随着原有 增长动力的不断弱化，从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途径，也 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标志。现代创新体系的内涵包括创新、信息化和培训三大支撑。因此，创 新强省，不仅要强化创新投入，而且要把信息化、培训放在战略地位。创新驱动的核心在于 突出企业创新主体的地位，积极提升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联动推进知识产权战略、标准化战 略和品牌战略，使创新成为企业和区域产业竞争力的核心。
2．实施人力资本强省战略，提高区域要素禀赋结构素质。区域要素 禀赋结构是比较 优势的核心。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以低成本低价格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已难以维持。无 论是构筑新的竞争优势，还是促进新一轮创业创新，都必须依托高素质的人力资本。知识经 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创业创新需要的是“知识精英”而不再是“草莽英雄”。因此，要实施人 力资本强省战略，通过全面提升我省高等教育质量，吸引全国优秀生源到浙江高校就学，鼓 励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在浙江创业创新，进而为提升浙江产业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增长提 供不竭的要素资源。
3．加快区域产业升级，构筑具有浙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浙江特 色的现代产业体 系必须是以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为基础、以浙江创造为核心。要积极把握全球产业发展新趋 势新特点，积极引导和扶持一批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新型业态和商业 模式，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要顺应区域产业转移趋势，主动淘汰一 批低附加值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化区域产业结构，促进浙江区域 产业结构向更“轻”更“新”方向发展。所谓“更轻”是以促进“浙江制造”向“浙江创造 ”作为产 业升级的目标，大力发展以研发、设计、营销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或生产业；“更新 ”是通过大力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等新型业态，促使传统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 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为先导的高新技术产业转变。
4．以都市经济圈为支撑，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区域经济一体 化既是空间结构 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本着经济增长、人口集聚和资 源环境生态承载能力相协调的原则，以三大产业带为依托，进一步优化要素资源的空间布局 ，促使地区间从竞争走向合作，促进人口和产业在更大范围内的集聚发展，使都市经济圈成 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要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的跨区域优化配置，进一步提升产业集 群竞争力。
5．深化体制改革，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执法 机制、转变政府 职能是深化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不是创造财富的主 体而是服务的主体，要努力为城乡居民和各类市场主体提权保护、激励竞争、规范市场 秩序、创业创新等相关的基本公共服务；要加快推进资源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尽力减少 或约束各级政府的资源配置权，完善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建立和完善促进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的政策、体制和机制，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创业投资等专业性要素市场体系， 积极推进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为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6．增强民营经济整体素质，提高开放型经济层次。作为一个相对独 立的经济体，浙 江的开放度相当高，但开放型经济的层次和水平却不高，这主要体现在，出口输出主要以低 价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民营企业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全球 化”困境，缺乏拥有核心技术或自主知识产权或国际名牌的本土民营企业，等等。要积极引 导和支持广大民营企业依托自主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培育和扶持本土跨国公司，鼓励民营 企业与跨国公司建立各种联系，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去投资设厂、建立营销网 络和研发中心，吸纳国际优质生产要素和资源支持浙江发展。
第3篇：经济政策方向范文
关键词：政策性投资担保 地方经济发展 作用与影响
一、政策性投资担保公司的作用与影响
政策性投资担保公司肩负着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综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责任，其具体的切入点在于搭建银企关系改善的桥梁和纽带。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对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政府投资的“放大器”作用。政府投资担保业，可以引导和吸引社会民间资本进入该行业，通过与银行的沟通合作，利用信用担保这个杠杆，可使银行以数倍（一般5-10倍）于担保金额的额度投向中小企业，以较小的资本金撬动更多的金融资本投放到实体经济生产经营领域。
二是银行投资的“减压器”作用。担保公司是银行风险的分担者。商业性金融机构由于怕担风险，往往不敢贷给中小企业，特别是无信用等级或信用等级较低的企业或抵押品不足的企业放贷款。担保公司提供信用担保后，担保公司基本上承担了本应该按比例共同承担的全部或大部分风险，大大减轻了银行的放贷风险。即使按比例分担风险机制成立，担保公司也将企业贷款风险分散了。
三是中小企业加速发展的“启动器”作用。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就是资金问题，特别是缺乏启动资金和流动资金。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都得不到银行的资金支持。有了信用担保公司这个桥梁，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最大困难也就得到了极大地、有效地缓解，融资满足率大大提高。同时信用担保公司还帮助中小企业快速提升金融信用，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多的融资机会。
四是民间资本聚集的“调节器”作用。其一，担保公司通过吸纳政府资金，发展会员或募集民间资本，将其集中起来搞担保办大事；其二，有担保公司的信用担保，会促使更多的民间资本汇聚起来创办更多的中小企业；其三，促进有闲散资金的民营企业入股担保公司，又通过担保公司担保，促进银行资金流向民营企业，从而有力调节民间资本流动。
五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作用。中小企业绝大多数为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是地方经济、特别是县（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主力军，支持和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是支持和推动了地方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担保公司的这方面作用，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发挥得更好。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发展信用担保公司，低成本地促进当地银行储蓄资金持续稳定地发放到当地企业，减少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数量，从而极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二、关于加强监管确保其健康发展的主要措施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行业是一个高危行业，主要表现就是高风险低收益。它是介于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政策性担保机构，所从事的担保业务，蕴藏着极高的风险，为了进一步防范可能出现的地方金融风险，我认为在给予政策倾斜、大力支持的同时，有关各方须协调联动，多管齐下，共同扶持政策性担保公司有序运作，加快发展。
1、给予政策支持，确保政策性担保机构健康发展.一是高度重视。要站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政策性担保事业。政策性担保业务的持续开展，有利于维护规范、正常的经济秩序、整体降低中小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信用交易成本、减少社会交易环节，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因此，政府要把政策性担保机构作为新形式下的一种新型有效的金融工具或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来抓，给予这一行业恰当定位，确保其名正言顺。二是政策支持。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要设立中小企业担保体系专项资金，重点用于为中小企业再担保机构和政策性担保机构，对担保机构的风险准备金和中小企业贷款担保费进行补助等；三是加快制订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减轻内在负担，为政策性担保创造宽松环境，确保其健康、可持续发展。
2、有效规范监管，切实做好融资性担保业务相关工作。加强对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的监管十分有必要。要贯彻落实好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关于地方财政部门积极做好融资性担保业务相关管理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要求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完善融资性担保行业监管制度体系，并加强融资性担保公司财务监督，尤其是财政出资的担保公司业务的监管。要按照区域经济、布局合理、突出重点的原则，对政府出资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适度整合。
第4篇：经济政策方向范文
近年来一些国内外研究机构和胶囊生产厂家就开始尝试研究建立计算机辅助诊断系统（CAD），从大量的内镜图像中识别出出血图像，帮助医生诊断[2]。以色列Given Imaging公司提供的疑似出血检测工具（suspected blood indicator，SBI）来帮助医生找出出血病灶或者可疑的血管畸形病灶；Olympus公司开发的Endocapsule系统也具有一些新的辅助读片功能；重庆金山科技公司生产的OMOM胶囊内镜系统，它的图像工作站也含有图像处理功能，能帮助减少医生阅片的时间，然而功能都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目前，对消化道出血图像的识别分类的步骤主要是，先对图像进行特征提取，再以提取特征为依据将图像分类出血模式和非出血模式。根据特征提取的方法可分为基于像素特征、基于全局特征和基于局部特征等。
在基于像素特征的研究方面，徐[3]和潘[4]等在提取图像特征时，都采用了像素在两个不同颜色空间的特征，并利用神经网络分类器进行分类。由于图像像素数目巨大，导致待检测数据量巨大，加上需要颜色空间转换，使用智能分类方法导致计算复杂度高、效率低下。颜等[5]则采用在RGB颜色空间中利用待测像素和标准出血像素点的相似性系数作为分类依据，检测速度快，但要达到好的检测效果需要确定合适标准出血像素点和相似性阈值，使得算法的适应性不够。
基于全局特征的研究方面，基于整个图像颜色模糊纹理谱直方图提取图像特征向量，方法检测速度较快，但是由于算法没有考虑图像空间特征，容易造成小面积出血区域的漏检，最终的分类效果较差[6]，即使结合空间金字塔构造特征向量[7]，但是空间划分固定没有考虑实际图像具体空间分布，所以，对小面积出血检测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基于局部特征研究方面，宋[8]使用分水岭算法对图像进行分割，根据各分割区域在CIEluv色彩空间的色差均值完成出血检测。李[9]则构建局部和全局特征的级联式病变检测算法，进一步降低漏检率。其中，利用超像素的对图像进行分割方法在一些文献[10]中也逐渐流行，并取得较好的检测效果。超像素指的是在图像中由一系列位置相邻且颜色、亮度、纹理特征相似的像素点组成的小区域，这些小区域大多保留了进一步进行图像分割的有效信息，且一般不会破坏图像中物体的边界信息。图像在经过基于超像素的分割之后其图像单元将更加符合人们期望的结构粒度，有利于后期算法处理，但是分割算法过于复杂，对于处理大量图像没有优势。
6 结语
该文主要对无线内镜图像的出血检测算法进行探讨，针对内镜图像尺寸小、分辨率低、图像数量大和图像重复性多等特点，提出基于分级策略和规则修正的出血图像自动检测算法。该文首先对图像颜色特征进行了分析，利用归一化红色纯度特征对图像进行初步分类；接着设立相关性规则建立二级模型对初步分类结果进行去噪，选取出疑似出血图像；最后利用三级模型对疑似出血图像进行边缘去除和超像素分割，并提取改进的红色纯度特征向量作为SVM分类器输入进行分类，筛选出出血图像。最后通过软件编程实现该算法，并利用3名患者完整内镜图像实验验证该算法可行性，实验结果表明该出血检测算法能将患者的图像数量从几万级下降到几千级，大大降低医生的阅片量，并且精确度均达到90%以上，灵敏度均达到93%以上，特异度均达到90%以上，基本实现了胶囊内窥图像出血智能识别，将代替临床医生应用于胶囊内窥图像的初步检测。
参考文献
第5篇：经济政策方向范文
关键词 丝绸之路经济带 区域 价值链
〔中图分类号〕F0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5-0021-08
相比于沿海地区，中国中西部地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①正处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时期。如何支持沿线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如何构建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利益基础，是新时期中国需要面对的地区性难题之一。本文提出应积极构建由中国主导的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地域范围的大区域价值链，以此推动中国内陆省区和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也为中国未来发挥地区主导性作用创造新的战略机遇期。
自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之后，中国学者开始关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价值链的关系。有的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是要将内陆省区和国家带到全球价值链中，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并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雁型发展模式。②也有的指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目标是打造亚欧国家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因此应构建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为“龙头”、以中国中西部地区为“枢纽”、以中亚五国及俄罗斯为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打造工业价值链，走工业协同发展之路，同时该工业链能够延伸至包括南亚、西亚、蒙古、东欧等国家和地区，辐射至包括韩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③上述文献已明确观察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所面临的战略压力，以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所具有的引领沿线国家加入全球价值链的潜质，并提出了相关的战略设想和政策建议。
本文在认同上述观点的同时，从区域价值链角度出发，探索中国内陆省区和经济带沿线国家如何实现共同发展问题，以转变中国内陆省区与沿线国家传统的经济增长思路。
一、大区域价值链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价值实现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为内陆省区和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会，其核心价值在于改变内陆省区和内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通过“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将这些省区、国家与沿海地区、与世界连接起来，参与国际分工，以此创造内陆省区或国家全新的发展模式。一些研究文献虽然充分表达了上述特征和趋势，但是如何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还需要我们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本文认为应积极利用中国发展经济的资源优势（包括市场、技术、产业等），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地域范围，构建由中国主导的大区域价值链，以此作为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价值的主要路径。大区域价值链是介于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之间地区层面的价值链，将以中国和部分具有一定消费能力的国家为最终消费市场，以投资和贸易为纽带，通过推进互联互通和区域一体化建设，借助各国产业发展优势和潜力，提高“人”这一生产要素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价值创造能力，进而带动区域内各国制造业发展，促进各国之间的产业联系，以此形成地区层面的产业发展体系，创造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新的价值链条。
大区域价值链的目的在于提高“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创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资源禀赋差异较大，也因此造就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有的国家依靠自然资源出口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种模式极容易受到世界大宗商品价格的干扰而使经济增长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有的国家既缺乏自然资源又人口较多，长期处于增长的低水平状态。可以说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共同问题是忽略“人”这一具有价值创造的增长源泉。所谓价值链，无非是“人”这一生产要素在产业链条中对产品所附加的新价值，如果附加的价值低，则一国处于价值链的低端位置上，反之处于高端位置上，我们看到的“微笑曲线”其实反映的是一国“人”在产业增殖过程中份额的大小以及由此形成的产业分工关系。因此，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区域价值链的建设重在提高“人”在经济增长中的价值创造，改变长期以来沿线国家的传统发展模式。
不同于传统的亚洲区域生产网络，大区域价值链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运行体系，与传统的地区大国引领区域发展的思路和做法有较大的不同。自20世纪70年代起，日本通过对外投资带领东亚国家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由此形成著名的“雁型模式”，并创造了多个国家或地区的“东亚奇迹”。不过，这一模式存在的主要弊端是对外部市场的依附性，形成的是东亚生产与外部消费的模式，显示出结构性的脆弱。目前诸多亚洲国家不得不调整自身的内部结构，努力激活内部市场或者建立地区层面的市场，以此建立不依赖于外部需求的经济模式。作为一个相对开放的经济运行体系，大区域价值链将以区内为最终消费市场，克服雁型模式“先发展生产后培育内部市场”的内在缺陷，实现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共同发展模式。
大区域价值链的构建不排斥区域各国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大区域价值链构筑的是一个开放系统，经济带沿线国家既可以参与区域价值链，也可以借助区域价值链参与全球价值链，两者互不相斥，反而相互促进。已有研究指出中亚和西亚国家可以通过参与区域价值链来实现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毕竟区域价值链使这些国家成为近邻，更接近地区价值链中心。Richard Pomfret and Patricia Sourdin， “Global Value-Chains and Connectivity in Developing Asia - with Application to the Central and West Asian Region，” ADB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no.142， 2014.事实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外部国家或地区建立的经济关系多于内部之间，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截至2016年2月底，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生效的自由贸易协议为94个，其中沿线国家之间生效的为34个。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大区域价值链走向封闭发展的可能性。而大区域价值链的提出是基于国际、区域和国内三个层面的考量。
从国际层面看，新兴发展中大国正在成为区域价值链构建的主导国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实力格局发生明显变化，以发展中大国为主的新兴经济体崛起正在从微观层面重塑世界经济发展系统。过去全球价值链的终端市场主要定位于发达国家，随着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实力的增长，新兴市场的崛起正在改变全球价值链的终端市场方向，为发展中大国构建由自身主导的价值链提供机会，部分改变全球价值链由发达国家垄断的局面。研究表明，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企业正在努力成为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地区性领头羊，⑥Gary Gereffi， “Global Value Chains， Development and Emerging Economies，” UNIDO/UNU-MERIT， no.47， 2015.南非通过投资在非洲南部地区建立由自己主导的某些产业区域价值链。
当然，发展中大国领导全球价值链的时代还未完全到来。发展中大国的资本规模、技术实力以及制度质量还不及发达国家，受限于收入水平的消费潜力还未成为现实，只能将自身的影响向周边国家或一定区域范围的国家延伸。
从区域层面看，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迫切期待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思路，参与区域价值链成为沿线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新的政策选择。谋求经济发展的愿望成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首要选择，参与全球价值链或区域价值链，突破自身市场有限性的缺陷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手段。关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好处在国际组织的报告中被普遍提及。全球价值链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有：提高当地价值、创造就业和收入，促进技术扩散和产业升级等。而一国在全球或区域价值链中的地位是当今世界各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程度与获益来源的主要标志。经验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是世界部分发展中国家快速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路径，东亚国家的发展就是明显例证。有的研究指出全球价值链已不再以进口替代工业化道路作为一国发展战略的选择。R. Baldwin， “Trade and Industrialization after Globalization’s 2nd Unbundling： How Building and Joining a Supply Chain are Different and Why it Matters，” NBER Working Paper， no.17， 2011， p.716.原因很简单，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尽可能回避国际交易，将其经济资源仅用于服务国内市场，不仅不能实现物尽其用，也难以获得从国际交易中带来的种种好处，而参与全球或地区价值链的国家通过参与国际交易，使原本主要服务于国内市场的生产系统也部分地服务于国际市场，使本国生产系统获得新的增值，显然这一发展思路与采取进口替展战略思路是不同的。应该说，全球或地区价值链的兴起和发展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新路径。近几年联合国贸发会、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OECD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个国际组织的年度报告多以全球价值链为主题或报告中的关键话题，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给予特别的关注。
但是受限于“自然”因素，如地理位置、人为因素和政策制度等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多数国家如南亚和中亚国家长期被排除在全球价值链之外或参与水平很低，Asian Development Outlook 2014 Update， “Asia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DB， 2014.参与全球价值链还远未成为沿线国家发展经济的一条新路径。在沿线国家缺乏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力的前提下，区域价值链无疑可为他们参与价值链创造机会，既适应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要求，也有利于减少来自全球和价值链上国家的内部经济风险。一些研究指出参与区域价值链可有助于沿线国家实现经济增长。Bhatia指出区域价值链是国内和全球价值链之间的桥梁，其作用是可扩大市场并增强价值链条的延展性，有利于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的综合优势。Ujal Singh Bhatia， “The Globalization of Supply Chains-policy Challeng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Deborah K. Elms and Patrick Low， eds.，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Changing World， Fung Global Institute （FGI），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2013.目前一些国际组织和开发银行也将推动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价值链确定为投资规划的新焦点。⑥
从中国层面来看，国内价值链外移并升级为区域价值链将成为新趋势，不仅具有经济上的意义，也具有战略上的意义。近些年中国大量的产能需要向外转移，一方面表明中国国内产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部分产业受国内成本上升的压力不得不向外转移；另一方面，中国国内交易成本上升走势与沿线国家跨界交易成本下降趋势所形成的成本落差推动中国部分产能的外移，实际上为中国将国内价值链向经济带沿线国家延伸提供良好的时机。从战略上说，区域价值链也为大国推行其对外战略构筑微观基础。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高低决定其获益的大小，也充分体现一国的技术水平、劳动力技能以及政策水平、制度质量等等。能够作为价值链上的主导企业或国家，即价值链的创建者也必定拥有影响他国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处在价值链高端位置上的国家或企业也必定是最大利益的获得者，影响产业发展走向甚至左右地区经济格局和政治格局。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区域价值链密切与区内其他经济伙伴关系，从而带来经济和战略上的双重利益。
总之，大区域价值链的构建为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设想提供有效途径。大区域价值链的构建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助于在经济带上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生产与消费链条。大区域价值链本质上仍是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主要依托经济带中的大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建立新的经济增长体系，实现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
二、大区域价值链构建的可行性
目前中国已具备将国内价值链推向区域化、初步构建大区域价值链的能力。
一是中国正处于价值链快速升级的阶段，2010年中国制造业总产值超过70万亿元，占全球制造业总量比重约20%，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还在加深，同时多个行业发生重构。参见田文、张亚青、佘珉：《全球价值链重构与中国出口贸易的结构调整》，《国际贸易问题》2015年第3期。有能力通过产能合作在地区范围内建立以国内价值链为基础的区域价值链。研究表明中国对全球价值链的贡献逐年增加，同时也在逐步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樊茂清、黄薇：《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的中国贸易产业结构演进研究》，《世界经济》2014年第2期。具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特征的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化学及化学制品制造业、机械和设备制造业在亚太价值链上的地位均有明显提升。华晓红、宫毓雯：《中国制造业在亚太生产网络中的地位――基于增值贸易数据测度》，《国际经贸探索》2015年第12期。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内陆地区也成功地参与全球价值链，且国内省区间附加价值的分布越来越扁平化，表明中国国内价值链地区结构在不断完善，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全球价值链的全面参与。Bo Meng， “Domestic Value Chai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ir Linkages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in Yuqing xing， eds.， Uncovering Value Added in Trade： New Approaches to Analyzing Global Value Chains，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te. Ltd.， 2015.当然，国内价值链仍需要进一步提升，才能为大区域价值链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已有许多文献在积极探讨国内价值链的提升方向。这方面的文献有：有的提出构建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参见杨书群，汤虹玲：《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的构建》，《中国发展》2013年第1期；有的认为应将全球价值链产业转移模式与中国国情和优势结合起来发展国内价值链，参见张少军、刘志彪：《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动力、影响与对中国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启示》，《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11期；有的提出要加快构建以本土市场需求为基础的国家价值链（NVC）的网络体系和治理结构，参见刘志彪、张杰：《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学术月刊》2009年第9期；也有的提出我国企业应逐渐依靠国内市场优势，建立自有品牌，参见孙军、梁东黎：《全球价值链、市场规模与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机理分析》，《经济评论》2010年第4期。
二是中国属于迅速成长中的消费者，能够向地区提供一定的市场，以此有利于沿线国家参与价值链并保证获得相应的利益。中国从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进口规模逐年上升，从2005年的1000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近5000亿美元，年均增长18.3%。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
三是中国向地区提供多种发展经济的“资源”和条件，加快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目前中国有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向地区提供互联互通建设。同时中国也在加紧构筑全球自贸区网络建设，现已经同经济带沿线国家签有自贸区协议的有中巴自贸区；正在商谈中的自贸区协议有4个，即中巴自贸区升级版、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区、中国-海合会自贸区、中国-斯里兰卡自贸区；正在研究的自贸区有中国-印度自贸区、中国-尼泊尔自贸区。同时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也在加紧一体化和互联互通建设，如欧亚联盟的成立等。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截至2015年底，由中亚、南亚国家签署且生效的自贸区协议有96个，签署但未生效的有22个，商谈中的有30个。
四是地理优势。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多属于离全球价值链中心较远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被天然地排除在全球价值链之外，不过这些国家却距离中国构建的区域价值链较近，中国所具有的地缘优势为美国、日本所不具备。
当然，无论是技术方面还是市场方面，中国都还属于成长中的经济体，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中国构建区域价值链的能力。有研究指出，尽管中国已成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关联最多的国家，但是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上其他经济体产生的影响还较小。张咏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及其动态演变――基于国际产业关联的研究》，《世界经济研究》2015年第6期。根据经合组织的测算结果，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业比较优势行业分布总体上相对均衡，特别是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行业里竞争实力较强，相比之下，中国制造业整体竞争实力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且行业分布不均匀。丁学东：《中国从“世界工厂”到国际产能合作――中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全球化》2015年第7期。
影响沿线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因素也在左右着参与大区域价值链。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来看，大区域价值链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有：
一是经济带沿线国家制造业水平较低，短期内尚难以造就一个有延伸性的制造业价值链。制造业是参与全球价值链或大区域价值链的重要部门。表1显示，沿线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基本上处于中低阶段，特别是制造业水平普遍较低，多数国家低于中国的人均制造业水平。一些国际组织也指出西亚和中亚国家出口中的外国附加值较低，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大宗商品为主，这就限定了外部参与该国出口的投入，南亚地区情况也是如此，只不过出口的“产品”有差异，主要以服务业出口为主。加上经济带沿线国家中较大的经济体具有较强的自给自足生产能力用于出口，因而经济带沿线国家普遍以出口价值链条较短的具有前向联系的产品和服务为主，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参与区域价值链建设。
二是经济带沿线国家之间分工水平较低，相互之间经济联系较弱，客观上不利于区域价值链的构建，甚至有些国家存在“去工业化”的趋势。2016年版的联合国《工业发展报告》指出部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前苏联国家存在制造业占GDP比重提前下降的趋势。零部件贸易是显示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重要贸易产品。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沿线国家对世界出口总计为18868亿美元，其中原材料等中间产品出口占比为55%，零部件出口占比为4.2%，资本品占比为5.5%，消费品占比为12.6%。中国与沿线国家零部件贸易规模很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2014年中国从沿线国家进口的规模为2531亿美元，其中中间产品进口占比高达95.3%，消费品和资本品进口占比合计为2%，零部件进口占比仅为0.8%。中国向沿线国家出口的规模为3030亿美元，中间产品出口占比为35.2%，零部件出口占比为11.5%，消费品出口占比为30.8%，资本品出口占比为21.3%。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数据计算。如此小的零部件贸易规模表明经济带沿线国家之间缺乏深度的经济联系。
三是经济带沿线国家硬件设施不完善，需要大量投资才能完成“道路联通”，而基础设施建设欠缺是影响沿线国家与全球生产网络中心联系的重要因素。目前沿线国家多数难以提供充足的基础设施供沿线国家之间贸易、人员等往来，极大地限制了沿线国家参与价值链的程度。世界银行的2014年物流绩效指数（LPI）排名显示，沿线国家LPI指数排名均较靠后（见表1），亚洲开发银行计算的亚洲发展中国家运输效率仅相当于欧盟的60%～80%，多数国家在欧盟效率的65%左右。ADB，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eport 2015， 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5， p.158.因此，物理上的互联互通是经济带国家参与大区域价值链的首要前提。
四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参与区域价值链的制度成本较高，需要多方努力才能完成“贸易相通”。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见表1），沿线国家营商环境排名普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跨界贸易障碍排名更低，甚至一些内陆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还存在大量的非正式贸易障碍，Roman Vakulchuk and Farrukh Irnazarov， “Analysis of Informal Obstacles to Cross-Border Economic Activity in Kazakhstan and Uzbekistan，” ADB Working Paper Series on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no.130， 2014.这显示经济带沿线国家在参与区域价值链时还需要做出较大程度的政策调整。
五是政治风险较高。政治风险对经济带沿线国家参与全球或区域价值链的影响非常突出。经济带沿线国家有的甚至就是战争发生的热点地区，加上政局动荡，使得价值链构建工作难度很容易被无限放大。
三、推进大区域价值链构建的路径与政策作用方向
1推进大区域价值链构建的路径
依据上述现实，大区域价值链构建的路径应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步推进国内价值链区域化，即通过加大中国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制造业投资，对人口众多的中低收入国家进行产能转移，同时加快本国主导产业建设步伐，将更多国内高成本的零部件生产转向经济带沿线国家，推进国内价值链向经济带沿线国家延伸。在推进过程中，应结合当地优势，实行有差异化的产业发展方向：
一是以资源深加工为主，提升自然资源产品的附加价值含量。由于沿线国家多以出口石油等自然资源为主，其产业结构也主要是建立在自然资源初加工基础之上的，大区域价值链应以提高自然资源的附加价值含量为主，可考虑联合世界发达国家共同向这类国家进行以提升技术含量为主的投资。
二是加大对化工产业以及支撑重化工业的装备产业投资。这类产业具有较高的前后向产业联系，可以充分发挥沿线国家的部分优势，实现专业化分工，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中国装备产业、重化工业的制造能力。
三是适度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和汽车产业的发展。由于电子信息产业和汽车产业是构成全球价值链的主要产业，这些产业在全球市场中存在较高的竞争水平，对于缺乏自然资源同时人口又比较多的国家可考虑适度发展这类产业，同时也有利于这些国家未来参与全球价值链。
四是加大对沿线国家消费品产业部门的投资，提升当地消费品制造能力，在满足其国内基本需求的基础上，促进消费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2推进大区域价值链构建的政策作用方向
构建大区域价值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设计一个能够为多数经济带沿线国家所接纳的制度框架体系。为有效保障大区域价值链的未来运转，这里可考虑以“五通”为框架，鼓励经济带沿线国家定位于大区域价值链的建设，Gereffi等指出定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政策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Gary Gereffi and Timothy Sturge， “Global Value Chain-oriented Industrial Policy： the Role of Emerging Economies，” in Deborah K. Elms and Patrick Low， eds.，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Changing World， Fung Global Institute（FGI），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2013.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物理基础设施以及总体投资环境改善等政策改革力度，相关政策可参见OECD and World Bank Group， “Inclusive Global Value Chains： Policy Options in Trade and Complementary Areas for GVC Integration by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and Low-inc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Report Prepared for Submission to G20 Trade Ministers Meeting， Istanbul， Turkey， no.6， 2015.全方位提升参与价值链的政策水平。可考虑的对策建议有：
一方面，为推动国内价值链的区域化，今后应着力于以提升国内价值链为方向的政策支持力度，主要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制定定位于区域价值链为导向的区域产业政策，逐渐形成以“中国需求+技术为主导”的区域价值链，同时大力发展针对区域价值链的服务贸易，使中国逐渐成为区域产业发展的引领者、区域产品的采购者和专业化的引领者。服务贸易在中国参与区域价值链中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统计，OECD国家服务业，如商务服务、物流运输的价值创造占到全球价值链的50%以上，中国服务业占到30%以上。OECD， Interconnected Economies： Benefitting from Global Value Chains-Synthesis Report， 2013， http：///sti/ind/interconnected-economies-GVCs-synthesis.pdf.
二是推进中国产业技术升级，以技术构筑制造业强国地位，提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影响力。目前中国已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推动国内制造业向高价值环节发展。未来要重视发展前后向联系较深的主导制造业与主导服务业，带动经济带沿线国家参与产业的价值创造活动。
三是加快大区域自贸区建设或丝绸之路经济带自贸区建设，降低成本和整合地区市场。有研究指出，全球价值链的迅速发展已经改变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政策内涵，要求以边界措施和市场准入问题为核心的传统贸易政策转向以边界内措施和规制融合为核心的第二代贸易政策。盛斌、陈帅：《全球价值链如何改变了贸易政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和启示》，《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1期。《亚洲展望报告2014》更新版也认为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提高物流和运输基础设施等措施将使亚洲国家继续受益于全球价值链。为此，中国应积极推动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地域范围的自贸区建设，将区域价值链与自贸区建设同步进行，消除大区域价值链的制度成本、政策成本等人为因素，整合大区域市场，更好地助推大区域价值链的发展。
另一方面，中国可将进口、对外投资和人民币走出去作为联动手段，鼓励沿线国家利用自身的经济资源优势，共同参与大区域价值链构建。
一是中国需要加大产品和服务的进口力度，使大区域价值链能够真正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价值创造者和福利创造者。目前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产品过度集中于中间产品，与理想中的中国主导的价值链中的贸易结构呈逆向状态，中国应以沿线国家为需求市场，而不是反过来，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消费品达932亿美元，而从沿线国家进口的消费品仅为35亿美元。根据联合国贸易数据库数据计算。未来需要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大量投资来促进结构的转变。
二是加大中国对经济带沿线国家的投资，特别是制造业投资以及能够带来区域产品需求的产业发展。通过产能合作，使经济带沿线国家有效地参与到经济带的建设中来，使大区域价值链能够发挥应有的效应。
三是推进人民币走进经济带沿线国家。加大中国与经济带沿线国家人民币互换规模，在经济带沿线国家设立人民币结算中心、贷款中心和未来的金融中心，使人民币成为大区域价值链的结算货币或至少部分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币种。
四是将目前已有的合作机制向经济带沿线国家倾斜。加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基础设施贷款，特别是一些重点领域的贷款，用好丝路基金，使其服务于大区域价值链的建设。加快金砖国家银行的建设步伐，同时加强与亚洲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合作，推动大区域价值链的打造。
第6篇：经济政策方向范文
关键词：能源效率协同效益；气候变化政策协同效益；定量方法；国际实践
中图分类号：X-1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9/sn1003-8256.2013.03.001
概要
提高能源生产和消费的效率并改用低碳的能源可大幅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和减少其对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这些措施也可以直接减少许多由气候变化以外因素所引起的但是有危害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可能性。协同效益指除主要政策目标以外，由该政策方案带来的其他正面影响。进行政策分析时，要对政策方案的实施成本以及实施后对社会带来的积极影响进行预测和比较分析。实施节能减排政策方案之所以会面临政治阻力，原因之一是很难对政策方案能带来的益处进行量化。一方面，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带来的好处往往是全球范围内的、长期的、以及不确定的。由于实施成本高，能源价格补贴往往减损能效政策可能带来的成本效益。另一方面，实施这些政策方案除可直接改善空气污染情况，其产生的协同效益（如健康状况获得的改善、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基础设施损坏情况的减少、当地的生态系统获得改善），通常是短期的、当地可以直接受惠的。其效果相比于减缓气候变化政策带来的好处，确定性要高，成本效益通常也高于节能本身的成本效益。所以，如果提高能效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能够纳入协同效益概念，这些政策的公众接受度可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政策方案能否尽早被接受 尤其重要。因为在发展过程中如不考虑协同效益，可能因为固守在次优的技术与基础设施，长远来看，成本反而更高。
提高能效和燃料转换效率是温室气体减排战略的一部分。过去二十年，很多研究显示这两方面带来气候变化以外的好处，多半介于这些政策方案实施成本的30%到超过100%。国际上，政策制定者对于分析能效政策和燃料转换效率政策同时纳入对温室气体和非温室气体两方面影响的探讨愈来愈感兴趣。欧盟、美国与日本已开发出一套相当成熟的方法。
1 协同效益定量方法的一般步骤
本报告使用定量方法计算节能减排政策的协同效益时，采取四个步骤：（1）计算政策的基本情景与其他可能发生的情景以及彼此在排放量上的差异。（2）使用空气污染扩散模型或以简化的方式对污染物浓度进行描述和比较。（3）对每个情景可能会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和相互比较（例如使用人口经过调整的C-R方程，找出对健康的影响）。（4）计算这些影响产生的经济效益，并与其它政策方案情景的实施成本进行比较，从而预估由特定的污染物造成的成本。
2 协同效益的模型、指南和应用研究
通常，协同效益的定量工作可分为三类：（1）协同效益模型；（2）事前的政策评估方法；（3）由学者建立的框架，意在改善这方面的研究，并将协同效益应用到更多的地区和政策方案上。 表ES-1将协同效益定量方面的几个重点模型、指南和框架做了摘要。
3 降低不确定性和简化方法
协同效益的理论和研究仍在发展中，即使是最先进的研究，在许多方面仍然存在着不足。用于预测能耗与温室气体排放增长情况的模型在开发时就包含了高度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能源需求量的增长与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所以对这两方面进行的预测，从科学的角度而言并不是十分精确的。数据的有效性是引起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将流行病学中的数据，应用到数据采集地点以外的地区。但是，政策制定者经常面临不确定性，即便协同效益研究也含有不确定性，因此，不确定性不应该成为进一步发展与使用协同效益分析方法的阻力。敏感性分析可以作为探讨不确定性来源的重点战略，我们建议所有的协同效益研究都应该包括敏感性分析。
此外，用于简化协同效益分析的几种方法已证明对发展中国家有助益。 根据事前确定的评分标准进行的定性影响评估，可作为评估潜在协同效益的第一步，从而研究人员可以确定问题的优先顺序，然后决定要使用何种定量方法。简化定量工作，可使用简化的线性方程和指标如吸入因子来替代大气扩散模型。但使用时要注意，因为会大幅降低输出的准确性和透明度。限缩研究范围有几种做法，例如限制协同效益分析只能用在优先考虑地区（如重点都会区）；在大范围的地区使用解析度较高的模型以找出平均的影响幅度；只研究重点污染物如十微米悬浮微粒物质（PM10） 和二点五微米悬浮微粒物质（PM2.5）；对人口结构的描述不必过于详尽、缩小调研的人口类型和人口数（例如只调研成人，并视这些人具有同质性）；以及面对交通运输等复杂的行业部门时，则要根据经验法则。要简化分析方法，也可从影响层面的检验数量下手。尝试对生态系统造成的高度不确定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和计算成本效益，协同效益分析可以仅专注于流行病学上已知对人类健康危害最大的部分。一个建议的做法是：开发一套与当地相关、涵盖所有流行病相关数据的数据库，某些领域已有针对地方所开发的模型。这类模型仅专注于优先重点行业部门与技术并考量经验法则、缺省值以及适用于当地的经济效益标准。不过，经验较丰富的国家在推广国际最佳实践模型软件工具包，如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使用的“温室气体―空气污染相互作用和协同效益模型”（GAINS）时，收获通常比较多。再者，制定一本全国适用的指南 （参见美国和日本近几年的做法），将有助于将协同效益研究纳入国家政策方案的做法标准化和将输出结果标准化，从而利于不同研究间的相互比较。
最后，由于针对影响程度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和采用简化方法的争议很多，在应用到不同对象时，研究结果可能有很大的出入。对健康影响进行定量分析的最新方法，如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s （DALYs） 和 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s （QALYs）有望消除关于成本效益方面的争议，并建立一套统一的、具全球可比性的影响评估方法。一些简易的协同效益计算方法对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帮助作用，不过，在采用大多数的简易方法前，必须先投入大量心力进行标准化，从而确保使用简化方法但不会导致研究结果的错误或者相互矛盾的问题出现。
表ES-1协同效益定量方面的几个重点模型、指南和框架摘要
模型、指南或研究 类别 模拟空气污染物 建模步骤
温室气体-空气污染相互作用和协同效益模型
（英文简称GAINS） 模型 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氨 （NH3）、挥发性有机污染物（VOCs）、总悬浮颗粒 （TSPs）、粒子状物质 （PM10和 PM2.5）、二氧化碳（CO2）、 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六氟化硫（SF6）、烃（HFCs）和 全氟化碳（PFCs） 一个由上至下的模型，可对空气污染排放活动进行预测；
使用者可从中选择多个污染控制技术、节能措施、燃料转换措施，模型可据以预测排放水平；
使用大气扩散模型进行排放水平预测，用以找出新的浓度；
对多方面的影响进行建模：包括通过曝露于细颗粒和地面臭氧方法，从而减少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通过注入大量酸化和营养素丰富的化合物，从而减缓对植被的破坏；京都议定书考虑减少六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人类健康损害的计算基础是减损的寿命、统计学上减损的寿命与每年死于非命的人数。
改善空气质量的简易互动模型
（英文简称SIM-Air） 模型 PM10、PM2.5、NOx、SO2、VOCs、CO2. 1. 使用者自己可对推升排放量的活动，进行预测；
2. 一个由下至上的模型，使用者可选择不同的交通工具、节能技术和措施、不同的燃料、改变排放源的地点；
3. 使用者可将排放数值输入外部污染物扩散模型，从而找出新的浓度；
4. 可计算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和超过空气污染限度的程度；可计算健康影响的经济效益。
综合全球系统模型
（英文简称IGSM） 模型 CO、VOCs、 NOx、 SO2、NH3、炭黑和有机碳、CO2、CH4、 N2O、SF6、 HFCs、PFCs. 一个由上至下的模型，可对空气污染排放活动进行预测；
使用者可选择不同种类的燃料、节能技术和措施、污染控制技术、能效以外的技术、调整家庭活动和技术、选择碳封存和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系统（IGCC）技术，从而预测温室气体排放水平；
使用大气扩散和海洋系统模型，进行排放水平预测，从而找出新的浓度；
对环境质量改善进行建模，并模拟改善后对主要生产力的影响，但未对健康造成的影响进行建模。
美国环保署综合环境战略计划
（英文简称IES） 事前评估指南 CO2、PM10、PM2.5、臭氧、SO2、 CO、NOx、铅 使用多种井然有序的方法，对排放量进行预测；
使用者可选择不同的技术和措施，多半是应用于交通运输部门的空气污染控制技术或活动；
使用空气扩散模型或更简化的方法；
根据当地或其他地区的有关于影响方面的数据，计算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也可用于计算成本效益。
日本气候变化项目协同效益定性评估方法手册 事前评估指南 SOx，、NOx、烟尘、粉尘、CO2.
使用者评估影响时，可选择要使用定性或定量方法；
使用者进行定量分析时，可选择不同的技术和活动，并依据数据输入要求选择合适的计算公式 ；
模型提供空气、水和废弃物污染方面措施的输出值，但不对影响评估使用扩散模型或定量分析。
黄金标准程序模型 事前评估指南 NOx、 SOx、 铅、一氧化碳、 O3、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s）、 汞（Hg）、氯氟烃 （CFCs）、卤素、可吸入的悬浮颗粒物（RSPM）、NH3、PM10、挥发性有机物、 TSP、灰尘、异味
符合技术和活动（可再生能源、能效或对废弃物的处理）相关规定的CDM 项目开发人员，可在黄金标准程序模型项目注册内设立一个项目账户；
项目规划人员与当地社区合作，根据多项评估影响程度的标准，确立社区欲达成的目标；
申设项目账户一旦获准，项目开发人员可根据项目指南，设立基准线并规划如何对影响程度进行计算；
项目开发人员针对各项标准，建立监测系统；项目获得当地社区或第三方审计人员核准后，该项目会收到由注册区寄出的证书。
让交通运输协同效益方法成为主流：交通运输政策评估指南 事前评估指南 NOx、PM、 CO、CO2 使用者会看到多个由下至上的建模方程，这些方程可计算实施交通运输相关技术、更换燃料种类和方法（如状态切换措施）后所产伤的协同效益；
在入选措施的执行力度上，将取自经验或来自使用者的数据，套入方程中，从而预估排放量或调整的活动内容；
使用者可使用简易的定量公式，对影响程度进行评估。
气候成本项目 事前评估中
应用研究 SO2、 NOx、VOCs、 NH3、PM2.5 使用由上至下的” 温室气体-空气污染相互作用和协同效益模型，对推升排放量的活动，进行预测；
使用不同的节能技术、换用不同的燃料、使用传统的污染控制技术等技术措施，要符合既有的节能规定以及控制非温室气体污染的相关规定；
使用大气扩散模型；
计算对人类健康、实体基础建设与主要农业生产力等方面的影响，并计算经济效益。
欧洲环保署对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在空气质量方面的协同效益之分析 事前评估中
应用研究 NOx、 SO2、PM10、PM2.5、CO2、CH4、N2O、SF6、HFCs、PFCs、NH3、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一个由上至下的模型，用于预测推升排放量原因；
一个由上至下的模型，可根据二氧化碳排放量上限、用尽所有可用的技术、持续使用空气污染控制技术等条件，预测排放量的变化；
使用空气污染扩散模型，从而找出新的浓度；
每个情景涵盖的影响层面包括：人类健康、植被受损面积、由于酸化受损的森林面积、由于水体富营养化受损的土地面积。有关于人类健康影响方面的经济效益计算。
ExternE 项目模型 事前评估中
应用研究 SO2、NOx、PM10、PM2.5 、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NH3、 特定重金属、 CO2、 CH4、 N2O、SF6、 HFCs、PFCs 能耗需求数据来自”政府间气候变化湾门委员会”（IPCC）的估测值；
使用者可根据换用不同燃料，选择能够符合用能需求的燃料组合；
使用大气、土壤、水污染扩散模型；
就健康、农业生产量、造林进度、地球暖化与其他危害方面，进行定量分析；并对健康、农业、实体基础设施成本、气候变化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等方面造成的影响，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看不见的能源成本 学术框架 SO2、NOx、PM2.5、PM10 根据现有的用能需求，对四个行业部门的发电做法，进行建模，并对建模结果互为比较；
根据使用的燃料组合，计算工厂的用能和排放量；
使用大气扩散模型分析排放量；
对人类健康、谷物与木材的收成情况、建筑材料、休闲、能见度、生态系统服务与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影响，进行评估。
中国模型内的温室气体减排政策的协同效益 学术框架 PM、 SO2、NOx、CO2 根据发电成本，使用混合模型对用能需求与用能需求趋势，进行预测；
由于本模型对价格做出约束，所以可以根据选用的技术，预测排放量；
使用大气扩散模型估算排放量；
使用吸入因子找出健康受损程度并从成本效益角度进行分析。
美国电力行业减碳政策使用Future模型进行协同效益评估的相关资源 学术框架 NOx、SO2 一个由上至下的模型，用于找出电力需求量；
更换燃料种类造成排放量的变化；根据对碳价格的预期和必须符合污染相关规定的前提下，高效发电技术的执行情况；
使用大气扩散模型，找出污染物浓度的变化情况；
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程度进行建模与成本效益分析；其他影响包括减少使用传统污染控制技术的成本。
参考文献：
第7篇：经济政策方向范文
【关键词】中国；宏观经济；经济发展特点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比较复杂的，正在面临着“双重转型”，也就是说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型，以及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双重转型”的实施对我国当前发展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也是每一个人都需要予以重视的。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采取的措施主要表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且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是经济发展的大体走向。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就是“双防”，也就是说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另一个就是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向全面的通货膨胀。在宏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其发展速度，并且集中精力确定稳健的财政政策，制定适当的收紧和适当的控制，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或是通货紧缩现象的发生。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也应该通过各项会议的召开确定出宏观经济政策的整个基调，制定从紧的货币政策，防止经济增长过热以及通货膨胀的出现。
一、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据调查，在2003年――2007年，我国的外贸出口呈现增长状态，增长了差不多29.2个百分点，在20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了全球性而金融危机，也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导致我国的外部需求也跟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2008年，我国的外贸出口量在第四季度度的时候开始下降，平均增长下降4.2个百分点，这就情况的发生也就说明“出口”在幅度下降。而在此时，就需要对以往的政策进行改革，如果一味的维持原来的政策我国的投资增长就会被约束，也不利于国内的消费，特别是在买房或是其他生活或者工作的方面又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限制。因此，就此问题来说，出口进口等会出现减速的状态，并不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这时候在2008年，经过会议，协商之后决定实施“一揽子”计划，也就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助于将财政政策由稳健转变为积极，这也就使得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发生了变化，转换成了适度宽松。从很大程度上来说，这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性的调整，也是对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做出的适合宏观经济发展的措施，对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国民收入都有很大的益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方向性调整，让我过能够有效的、合理的应对国际方面的金融危机，也让我过的宏观经济发展方向有了很大的调整，从根本上说，这是有利于我国经济更好更快发展的一项措施。
二、我国的宏观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
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持续的调控下开始出现积极的变化，也就是经济怎张速度不断加快甚至出现较快的形式，增长的环境相对的比以前宽松，从而使得经济效益比以前明显，得到了明显的改善，这就说明宏观的经济调控是有很大效果的。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宏观的经济调控也取得了比较然人满意的进步，主要体现在形成了三大需求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这就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又好又快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经济的最好发展迎来新的时机与机遇。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也不是每一步都是这么让人看好，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亟待我们解决。比如：中国的经济正在面临着新的严峻的挑战，也就是说存在着“三过”的现象，即运行速度过快、贸易额度过大以及货币投入量过大。这“三过”的伴随发生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出现，也会让增肌增长的过热增长风险变得越来越大，对于整个宏观经济的快速发展构成一种威胁。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也需要适应世界的发经济发展速度，不能一味的运用以前的政策，在稳健的过程中也要做到快速发展，因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很容易就会牵扯到像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世界性的影响是很难改变的，因此我们也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重视自身的经济发展与世界的经济发展状况。
三、宏观调控政策将进一步强化
近年来，政府将两个“防止”作为经济调控之中的重点和首要任务，同时，也运用相当大的力度将信贷调控目标进一步收紧，为的就是将调控手段进行创新的同时，让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越来越好，从而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我国的稳健财政政策为哦国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帮助我国在国内外俄经济发展中赢得好评，也让我国国民的医疗、养老、卫生等方面得到很大保障。宏观调控政策的进一步强化作为宏观经济的一大特点，不仅将我国的各项配套改革进一步完善，也在投资方面防止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
四、结语
总而言之，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特点是呈现止跌趋稳形式的，要注重经济的发展方式，尽最大努力制定出适合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这样不仅能够更多的着眼于经济转型，也能让我过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通过贯彻破产制度等制定新的调整方针，使得经济M入新的发展态势，争取又快又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第8篇：经济政策方向范文
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项中长期的战略任务，又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内在要求之一，是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环境和质量，体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纲领和政治理念的重要任务。一方面，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力量，另一方面，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模式问题，制约资源节约、影响环境友好的制度环境和个人行为中的绝大部分也是存在和产生于经济系统中，因而可以说，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是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最核心任务。而环境经济政策作为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结合点、全面协调发展与保护关系切入点、规范和树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主体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行为的有力准则和长效机制，其建立和完善又是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最主要任务。据此，本文以我国环境经济政策为研究对象，对其研究、制定和实施的进展以及存在问题进行了梳理，结合新时期、新阶段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赋予的新要求、新任务，对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下一阶段研究和制定的重要内容提出了建议。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进展和存在问题
环境系统对人类经济社会系统提供的服务的公共品特性和长期性是自然资源过快损耗和环境污染的基本原因，历史上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环境经济政策的设计使用正是针对上述基本原因，以内化环境成本为原则，力图通过政府规制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通过经济激励使市场主体的行为向有利于环境改善的方向转变，并建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具体来讲，环境经济政策是指根据环境经济学原理，利用价格、税收、信贷、投资、微观刺激和宏观经济调节等经济杠杆，调节或影响有关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而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组合。
“十一五”时期，基于构建两型社会的要求，环境经济综合决策机制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均出台了大量的环境经济政策，主要集中在环境财政政策、环境税费政策、环境资源定价政策、绿色金融政策、绿色贸易政策、排污权交易政策、生态补偿政策、行业类环境经济政策等方面。经过政策实践，环境经济政策有力地促进了重点行业的节能减排，保障了“十一五”环保规划目标的实现，利用市场手段促进污染减排、防范环境风险、维护群众利益的新机制初步形成，政策成效初步显现。但是，应该看到，环境经济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应用仍然存在诸多问题。具体体现在：
第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过程中若干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仍有待明确。
一是对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本身的定位和建设的目标与任务仍未明确。首先，应主要通过环境经济政策来解决的环境问题不明确。环境问题是多维度、多角度的问题，我国需要解决的重大环境问题非常多，包括常规污染物减排、重金属、持久有机污染物、化学品污染防治和环境风险防范等方面的问题，哪些应该主要或辅以通过环境经济政策这种“内在约束、低成本”的政策手段来解决，尚不明确。其次，环境经济政策在环境政策体系中的定位和作用不明确。环境经济政策与环境行政、法制和技术政策共同组成环境政策体系，虽然从世界各国环境政策发展的潮流来看，均是向规制工具和经济手段并存的方向发展，但是，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手段仍旧只是作为直接管制的补充而形成所谓“混合”模式，并不能代替直接管理类手段。因而，环境经济政策究竟应该在哪些领域发展到何种程度，其目标不明确。应该说，不同的环境问题有不同的产生原因和发生发展机制，不同的环境政策有不同的前置条件、运行机制和适用范围，因而，环境经济政策应该有针对性地解决哪些污染主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何种污染行为和环境问题，与环境行政、法制和技术政策如何分工协同，是一个奠定环境经济政策定位、指明环境经济政策建设目标和任务的重大研究课题。
二是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政策作用客体缺乏深入分析。企业是一个国家的经济主体，也是制造污染的主要源头，是环境经济政策作用的最主要的政策客体，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图1），政府与企业在环境管理上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不信任、管制到信任、支持和消极、抵触到积极、主动的过程，这种变化直接影响着环境管理政策工具的选择。而由于我国区域发展水平差异明显，又因存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规模的企业，所以导致企业对政府的环境管制同时存在着“抵触、跟进、积极和主动”的不同态度，而现有的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多将企业视为有“抵触”的敌人，未能有效分化从而更好地实现政策目标，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三是对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机理、协同机制缺乏深入研究。以绿色金融政策为例，其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创投、绿色证券和公众（投资者）监督等
四条途径对企业的环境守法、淘汰落后产能和产品和工艺创新产生影响，从而影响企业的环保绩效（图2）。而其他环境经济政策缺乏类似长逻辑链的作用机理和关键节点的多种环境经济政策协同作用效果的分析。上述三方面问题，是制约环境经济政策形成有机整体和系统体系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环境经济政策在若干基本制度和关键领域上尚未取得制度性突破。
一是现有环境经济政策种类虽然丰富，但多是基于政策工具的易得性和易用性构建和开发的，制约和影响我国资源环境问题的若干关键领域和制度尚未突破。例如，全面反映资源开发、环境破坏和安全生产成本的重要资源全成本定价机制，反映污染治理及损害以及生态恢复成本的排污收费体系等重要基础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尚未建立，这就产生了扭曲的价格信号，使得企业缺乏治理污染的内在动力，忽视环境保护、偷排漏排的现象普遍。
二是一些由于格式差异造成的、制约环境政策与经济政策融合的关键制度尚未破除。以绿色贸易为例，基于产品口径的税则号（商品编码）系统是整个贸易体系的根基，而虽然确有部分应该全部予以淘汰或限制的“高污染、高环境风险”产品（税号），但是，从环保角度来讲，更多地是应该鼓励清洁生产工艺生产的产品出口、限制重污染工艺生产的产品出口，如此一来，环保层面的基于工艺口径的政策需求就与外贸管理上基于产品口径的政策供给间产生了差异和障碍，影响了相关政策的研究制定。可以说，目前的多项环境经济政策，只是基于工具的易得易用性向相关经济管理政策中添加了些许环保元素，远未达到将环保内化成相关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主要目标之一、实现环境管理体系与经济管理体系融合的目的。#p#分页标题#e#
第三，环境经济政策在研究、制定和应用的实践中也有若干关键技术性问题未得到解决。
一是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种类少、作用小。绿色贸易、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等能够有效促进先进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环境经济政策受重视不够、研究不深、实践不广。目前上述政策的应用基本仅停留在通过限制落后来倒逼污染治理和环保升级上，而对能够通过环保优化发展的鼓励先导类的贸易、信贷和金融的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和应用还非常少。
二是对环境经济政策的政策效益的评估尚待深入。区别于传统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环境经济政策的作用对象界限不清晰、作用机理复杂、政策协同运用多，导致其政策效益较难评估。具体体现在：首先，缺乏对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环境效益的评估，比如绿色信贷政策，对其效果的评述仅局限于“4万余条环境违法信息、7000余条项目环评审批验收信息进入银行征信管理系统”；其次，缺乏对大部分环境经济政策经济效益的评估，各项环境经济政策减少了多少污染、减少了多少资源消耗等资源环境效益，相对来说较好估算，但是，其具体减轻了多少环境代价、取得了多少的经济效益、相对备选的直接管制类政策的成本效益究竟如何，这些研究较少；再次，对环境经济政策效益的定量化评估，整体上进展缓慢。
第四，一些重要的配套措施尚未建立。例如，一些重要环境经济政策缺乏法律法规支撑。如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生态补偿和环境责任保险等环境经济政策，尚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法规依据。这些政策在试点后的全面推行将面临着法律障碍。
新形势对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新要求
第一，新时期的资源环境新问题给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
一是我国目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所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我国形成了“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产生了资源透支、产能过剩、排放过量、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如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8.5%，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油气占10%，电力、钢铁、有色、石化、建材、化工、轻工、纺织等8个行业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2010年，我国分别排放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2551.7、264.4、2267.8和2273.6万吨，均居世界最前列，大大超过了环境容量和自净能力。二是伴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出现了一系列以资源的大量消费和废弃为特征的城市生活型环境新问题。如2011年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2.25亿辆，排放各种大气污染物近6000万吨；城市空气环境质量退化，东部地区城市细颗粒物污染严重，部分地区出现臭氧、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汞等新型大气污染问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城市灰霾天气频率普遍提高，广州、深圳、上海、南京、苏州、天津灰霾天数接近全年的30%~50%。随着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速度的加快，电子垃圾的产生速度进一步加快，我国现在每年至少产生电子垃圾230万吨，仅次于美国位于世界第二，电子垃圾中含有铅、镉、砷、汞、聚溴二苯醚和聚溴联苯等几百种物质，其中50%对人体有害。表面活性剂壬基酚（NPE）和表面防污剂全氟辛烷磺酸盐（PFOS）等具有遗传毒性、雄性生殖毒性和内分泌干扰作用的新兴污染物污染范围越来越广、污染程度也在加重。
第二，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新问题给环境经济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务。
一是环境经济政策应着力抹平我国区域、城乡和群体间的差距，促进和提升社会发展的公平性。一方面，基本的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但目前我国环境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充足、城乡不均衡、区域不协调现象较为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环境需求的提升，人们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在降低、对环境污染的敏感性在增强，环境问题直接影响着发展的进程和发展的环境，该阶段资源环境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有可能引发诸多社会矛盾。就环保政策来讲，需要通过环境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着力缩小环境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人民群众新期待的差距，推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前瞻性的、主动性的战略调整，可通过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协助降低各类矛盾的峰值水平，促使各类矛盾水平提前下降、提前缓和，保障发展的进程、稳定发展的环境。
二是环境经济政策应着力激发社会创新潜力、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高度融合，促进和提高社会发展的效率。我国目前已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进入了由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爬坡过坎期，该阶段会逐渐失去在劳动密集行业的比较优势，必须努力提高人力资本、加强创新、不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改进增长质量、提高生产效率，以实现新的增长。波特假说指出，环境管制可以激励企业进行生态创新，并进而建立竞争优势。因而，应着力通过适当、有节奏、有重点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环境规制，促进企业开展生态创新，提高国家竞争力。
环境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下一步重点工作建议
第一，设计和构建环境友好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框架。
一是在经济领域和非经济领域同时推动环境友好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在经济领域，推广和鼓励绿色生产、绿色消费、绿色采购；在非经济领域推广和建设绿色社区、绿色交通和绿色设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建立和完善绿色制度、绿色激励机制，树立绿色文化和绿色理念。二是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同时推动环境友好国民经济体系建设。在生产领域，建设绿色产业（包含绿色工业、绿色农业、绿色服务业），研发和推广绿色设计、绿色技术、绿色投融资机制等，并进一步鼓励节能和新能源开发、鼓励治理污染减少排放，并鼓励资源循环再利用；在消费领域鼓励绿色消费，倡导绿色行为。如图3。
第二，明确环境经济政策的定位和建设目标。
研究明确环境经济政策所应着力解决的哪些污染主体、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何种污染行为和环境问题，及其与环境行政、法制和技术政策如何分工协同；明确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第三，推动环境制度和政策体系与关键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体系相融合。
推进环境与经济的融合，其关键一点就是环境制度和政策体系与经济制度和政策体系的融合，而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作为融合的连接点，是最为关键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不是一个脱离现有的环境政策体系和经济政策体系的纯新构建的政策体系，而是现有的环境科学技术体系和环境管理政策体系与已有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相融合、相结合发挥合力的一个结合体的政策体系。因而，在纯新建立政策体系和融入现有经济政策体系中时，必须考虑与其衔接。#p#分页标题#e#
一是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明确环境资源及其产品的各种权属关系，划清环境权、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之间的界限，建立环境资源资产管理制度，强化环境资源所有权组织对全国环境资源资产的调查和统计，明晰资源所有权。实行环境资源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对环境资源实行有偿使用和有偿转让制度；建立环境资源产权市场，使资源的有偿使用和转让规范化、制度化。寻求能满足环境资源持续供给要求的产权管理制度，建立环境资源实物账户和价值账户，编制资源资产负债表。
二是加强资源环境经济核算，把自然资源的核算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经济效益指标体系。用环境会计来核算环境成本和收益，因为根据平衡原则，既然把环境纳入经济系统，那么生产活动中对环境数量的消耗和环境质量的影响就要以价值形式作为固定资本消耗计入生产成本之中。在可持续发展综合经济效益的投入方面，必须包括全社会经济活动中自然资源的耗减和环境降级的花费，应使这部分货币化，并记作成本；在产出方面，除包括经济的有效成果之外，也应包括有效保持自然属性的成果，同时使生态效益、资源效益达到最大。
第四，推进环境经济政策法制化。
及时评估和总结环境公共财政、绿色金融、环境税费改革、绿色贸易、生态补偿、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环境价格、环保综合名录等环境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有计划、有重点地将实践证明成熟的环境经济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充分发挥环境经济政策对于环境保护工作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第五，建立绿色产业采购链。
参照染料-纺织、皮革和玩具产业链建立的供应链生态控制理念，由专业公司（如天祥公司）依据欧盟REACH法规以及较为流行的各行业标准，针对各类消费品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化学品是否含有禁用的有害物质进行检测和评估，对通过评估的产品可以获得该公司出具的测试报告、认证证书及认证标志。在有效期内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可以用于已通过认证产品的宣传和推广当中，从而通过整个供应链的上下游的配合逐步建立化学品生态数据库并进行有效沟通，真正降低整个供应链生态风险和生态控制的成本。可在若干行业开展试点，建立覆盖产业链上下游供应链的生态供应链。
第9篇：经济政策方向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关联性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0-01
自2000年开始，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为我国的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促进其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的第三产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与居住条件，还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宏观经济政策在我国的逐渐落实使房地产业的发展更加趋于理性，而房地产自身具有的商品特性、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性以及与其他行业的相关性决定了其必然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并形成一种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的波动会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加强对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关联性的探讨研究非常有必要。
一、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
在房地产业的发展中出现的过热现象实际上就是其经济周期波动的表现，所以，研究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非常有必要。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
1.内生因素
内生因素包括房地产价格、需求、收入、政策以及市场的预期变动等，同时，房地产的供给总量会在劳动力、技术水平以及资金管理等方面变化的影响下而不断扩张或收缩。这些因素在本质上决定着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和持续性。可见，房地产供给、需求任何一方面出现失衡，将会影响房地产业的持续发展，从而引发房地产的经济波动。因此，必须加大对房地产经济的调控，保持房地产供给和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
2.外生因素
外生因素是引起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初始原因和初始推动力，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技术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等，其中政策因素对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为直接，较为显著，房地产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增长的高度成正比，宏观经济增长率越高，房地产业的发展就越快。另外，自然灾害比如地震、洪水等，以及战争、社会突发事件、科学技术的变革等对房地产经济的波动有直接、突发、猛烈的影响，这些因素中有的持续时间较短，有的则较长。
二、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
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动是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房地产进行调控能够防止房地产业出现大幅度的经济波动，使房地产周期性波动在可控范围，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经济周期波动对房地产业和社会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下面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提出几点建议，以更好促进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和协调。
1.处理好房地产业发展周期差异性与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性的矛盾
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加上房地产业具有区域性的特点，所以各个地区房地产业的发展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决定了房地产经济周期既有全国性的周期，又有区域性的周期。因此，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要根据房地产业发展的全国性和区域性特点，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采用科学的发展观，既要避免“一刀切”，也要保证地方政府对政策的有效执行。
2.根据经济形势灵活调整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要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调整，力求政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防止房地产出现过热或过冷情况，还要对利息率进行适当的调整，在调控方式和松紧程度方面应连续微调。同时，要在控制货币政策的调整幅度、谨慎控制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房地产的经济增长点作用，扩大内需，延缓周期波动，使房地产经济市场的发展更为活跃，为实现我国房地产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3.保持财政政策调控的稳定
实践证明，积极和稳定的财政政策在治理经济衰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鉴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可适当的减弱财政政策力度，同时使政策的调整向中性、稳健的方向发展，比如可以适度紧缩财政资金所支持的投资项目，主动进行结构性调整等。这就需要政府谨慎权衡扩张财政政策、紧缩财政政策和稳定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和影响，避免财政调整幅度过大而引起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不稳定。
4.加大对房地产产品的改善力度
目前，我国的住房供应体系仍然不合理，房地产供应市场与房地产需求市场严重失衡，要根据这些实际情况，适当引导市场形成一种梯级消费；政府要建立健全居民住房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其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中的作用；保持合理的住房投资建设规模；调整住房的供给结构，并促进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的合理化。比如，严格控制大型别墅的供给数量，适当的将大户型、高价位、高配置的高级公寓工程建设比例降低，提倡中小户型、中低价位的商品房数量。同时，价格因素与房地产行业内的其他因素具有关联性影响，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尤为突出，因此，必须合理规制房地产产品的价格，政府应当对各个时期的房地产的经济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估，判断房地产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借助于房地产产品价格评估和指导，其住房价格更为理性，这对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结语
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的第三产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能量来源，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在宏观经济政策下，房地产经济周期具有波动的特殊性，因此，要加强对房地产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的探讨研究，根据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处理好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适当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合理规划住房建设、消费模式，控制住房价格，只有这样，房地产的经济周期波动才会更趋于理性，房地产的发展环境才会更加健康，其发展前景才会更加广阔。
参考文献：
[1]王建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分析[J].江苏商论，2008，7（05）：154-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