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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论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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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改革论文

第1篇:经济改革论文范文

一、所有制关系

1.所有制变革。20世纪80年代,由匈牙利、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开始,蔓延到苏联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全相同。东欧国家的改革,实行国家所有制并发展市场,取消命令经济。改革产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不彻底。

从中得出的第一条经验教训是,一个有效能的市场或者说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在所有制结构、财产所有权结构中私有制占主导地位和财产私有权的支配地位。这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所有制所有权结构中的地位,不是以其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反映,而是以企业的规模与性质去决定。如大型企业、金融机构是否具有私有性质。

私有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其所有者既可以是人格化的,亦可以是非人格化的。所谓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业的所有者是明确的、明晰的,它或者是专门的投资机构、或者是投资者集团、或者是某位个人。所谓非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业的所有者是不明确的、不明晰的,它或者是保险机构、或者是银行及投资基金、或者是证券市场中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在美国的所有制结构中,非人格化所有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东欧改革中,这一问题曾引起较大争议;我个人认为应以非人格化的所有制占主导、但是从过程发展的顺序看,所有制的起源是从人格化的所有者开始,逐步进化到非人格化在所有制结构中占主导、支配地位。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二条经验教训是,运行良好或有效能的市场经济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允许并鼓励个人所有制即个人化、人格化的所有权制度,不要以非私人的所有制或非人格化的所有者硬性地人为地取代个人的所有权制度。

2.东欧国家国有企业变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如何处置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有两种设想,一是出售所有权,二是分配所有权。

其具体操作有多种方式与技巧,如抵押、股权证等。所有国民及国有企业员工都能得到国有资产分割出的一小部分所有权。捷克和俄罗斯就是这样做的。1989年,我在一本《通往免费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书中指出,对国有企业应采取拍卖等形式销售,而不是配置给国民。如果每位国民都分配,企业就有很多所有者,也就等于没有所有者,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普遍问题。

国有企业常常出现亏损而资不抵债,对这样的企业不能拍卖销售,只能破产。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三条经验教训是,对于国有资产不应分配给每位国民,但可以大规模销售出去。

3.如何选择未来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制变革、企业变革,未来企业的所有者是由企业内部人担当还是由企业外部人承负,是Insider还是Outsider,用效率这把尺子衡量也是很困难的。当私有制被强大的社会力量推动后,企业内部员工的愿望是谁靠近火谁先得到肉(注:中国相应的说法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市场经济的经验证明Outsider作为企业所有者是更有效率的。这是因为,Out-sider更易于监督企业管理者,如果企业管理者没有效率,来自外部的企业所有者可能容易地将其解雇。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四条经验教训是,对于由谁来担当企业未来的所有权人,Outsider比Inside,获得所有权要好。当然从法律上并不需要禁止Insider所有制,只是政府应鼓励Outsider所有制。

4.怎样对待亏损企业。企业由于亏损资不抵债不能生存下去,宣布破产是一件困难的事。这是一个有秩序的过程,债权人将分割破产企业,以拍卖的形式将其肢解卖掉,可能会有人买下整个企业。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五条经验教训是,对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重要的手段是通过破产与清偿实行私有化。

二、经济运行中的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

在东欧国家经济改革开始之时,我们必须去做两个重要方面的改变。一是自由化,即废除早期对经济活动的法律限制、行政约束和官僚管制的所有变革,包括劳动的自由、放开价格、市场进入与退出自由等;另一方面是改变所有制。那时起,我们需要新的约束、新的规则。在原先经济条件下,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是一种行政管制,体制上分为上层的管理部门和下层的执行者,通常由上层下达命令,由执行者执行命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上是一种平行的、横向的关系,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是买者与卖者的关联。这种市场约束成为我们市场化改革中最大的问题。因为在过去,人们习惯于遵命。而现在市场经济中,卖者与买者不是被命令与命令关系,但却出现了卖者不能按照承诺兑现合同、拖延时间不按期交货;而买主则在收到货物后不履行付款义务,以至形成债务连锁反应。

约束系统的另一个层面是银行与企业的关系。银行借款给企业,而企业作为贷方却既不还本又不付息。这在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中,违约不履行合同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但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对此还远不适应。在《短缺经济学》中,我讨论了软预算约束带来的危害。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软预算约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国有企业拖欠的债务总会由政府处理掉。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六条经验教训是:改革需要新的规则与约束,一个有效能且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强化合同管理、严肃全融纪律秩序和硬化预算约束都是必要条件。

在制度变迁的初始阶段,银行仍为国家拥有,这是造成软化预算约束的一个重要原因。银行提供给企业的软贷款不能得到偿还,这成为一种隐蔽的财政补贴。一些企业看上去拥有很多财产,但亏损的窟窿却更大,坏帐、呆帐很多。在经济运行中,应该注意呆坏帐指数,如果指数很高,那会对银行系统构成威胁,成为一种定时炸弹。在市场经济状态下会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可能会突然发生。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七条经验教训是,银行提供给企业的软贷款是没有透明度的,应清理和改组那些不能依据审慎和缜密的银行业务规则运行的金融部门,将来完成银行部门的私有化。

三、法治法制建设

新的规则、纪律、约束能够得以遵循、遵守、执行,必须有制度保障,这要从一系列立法工作做起。如破产法、合同法、会计法、银行法等等。法律规范必须严厉、明确,需要完备的法律法规系统,且法纪亦严明。熟悉民商法的律师应起重要作用。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八条经验教训是,强化国家法律是有效能且良好运行的南场经济的必要条件。

四、对腐败行为的防范监督

第2篇:经济改革论文范文

经济全球化将推动我国的改革进入新阶段,例如: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对政府的压力,彻底的政府改革不可避免;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面的市场竞争,加快企业改革,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具紧迫性;经济全球化强调金融的国际化,金融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将首当其冲。

加入WTO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加入WTO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全面开放阶段,逐步放开包括金融、保险、电讯、会计、咨询、旅游等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我国加入WTO,目的是通过开放市场来解决经济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放倒逼改革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新特点,以全面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大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加入WTO,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进入新世纪,改革更具紧迫性。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前2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将促进经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重大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强调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经济调控规则的改变,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及规制环境。我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转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其一,我们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改革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现出来,日益对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制约;其二,无论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或经济运行层面,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交织在一起,结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为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从外部对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动力和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结构问题成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实行并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改革的重要选择。推进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也是比较有利的。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实质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面对新旧两种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并逐渐形成新体制的合理结构,以充分发挥新体制结构的整体优势和作用。因此,结构性改革阶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联系,又表现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强调体制创新在推动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在于注重一项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视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结构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为补充。制度的互补性及其合理结构是一项新制度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改革的配套性。由于体制的结构性特点,配套改革的结构性改革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注重整体改革的配套性、系统性。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要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农村改革要与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结构性改革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要求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结合。伴随经济改革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超越了经济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将成为一个大趋势。

——强调法制化建设对推进改革的作用。以立法来保证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时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目标。没有法治的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就难以确定。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规范未来的改革行为是结构性改革对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与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制建设对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约束政府行为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三是加快与重大改革措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例如,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十分重要。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变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规律性。当前,我们既要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矛盾,比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但更要关注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优化制度性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轨的特点,我国应当通过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转轨已把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议程。为此,要把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有效协调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由此使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相适应。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和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关键是经济改革能够兼顾利益相关各方,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改革对利益受损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救助。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机制、利益格局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革新阶段,迫切需要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做出主动的、积极的调整。这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以人

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将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受益和得到实惠,是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我国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广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实生活中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离的现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挫伤了人们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进程的积极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各种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倾向突出,腐败蔓延;伴随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并由此产生种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在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当客观地分析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新时期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格外强调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拥护改革的程度和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应当始终是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社会及文化中的差异性及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民市场经济,是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获益者的市场经济。因而它的根本优势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取利益基础上的广泛参与。作为顺利推进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明确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增强改革的透明度,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进程和内容,并使他们中的多数在改革中获益,过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们顺利推进结构性改革应予坚持的重要原则。

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打造与新体制有效运行相适应的制度性、社会化的基础。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至关重要。产品短缺是计划经济体制突出的特征和现象。但从制度的缺陷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短缺是产权的短缺,它的基本特点是产权主体的单一化。这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竞争、没有经济活力的制度原因。经过20多年的改革进程,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展开和深入,产权主体的社会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和趋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以无偿和有偿相结合的原则,多种途径实现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规范推进具有我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有效构建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由此推进产权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转变,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是新时期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此外,要从法律上赋予和保障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为农民增收创造根本性的制度条件。

第3篇:经济改革论文范文

论文关键词:唯物史观;经济体制改革;宪法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一般经历了从微观到宏观、从表面到深层、从局部到整体的变迁过程.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确认,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深化的变迁过程。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土地流转制度的人宪到所有制改革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人宪。从市场导向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宪到收入分配改革与分配制度的人宪都充分体现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法发展的关系。纵观这一历史进程.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入宪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从唯物史观角度研究总结我国经济改革成果人宪的特点,有助于我们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更好地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宪法修订的关系。

一、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恢宏磅礴的全社会参与的实践活动.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人宪体现了宪法的修订,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2O世纪7O年代末,在安徽凤阳的小岗村,十几个农民在取得土地经营权的协议书上按下手印,点燃了中国农村的改革之火,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很快在我国广袤的农村大地上形成燎原之势。同样地,乡镇企业主要从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中生长出来,市场经济在经济特区试验开路.温州人民在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度创新中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改革试验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现行宪法及其修正案对这些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最终确认.体现了宪法对这种创造精神的尊重。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主体和动力。我们党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总是满怀热情地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的实践探索。邓小平指出:“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

历史实践表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成就。都是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取得的,人民群众是决定我国改革开放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改革开放事业才会有坚实的基础和力量源泉;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才能准确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不断获得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动力;只有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才能不断获得改革开放事业发展与进步的思路与智慧;只有充分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二、坚持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原理,进行渐进式改革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的运动发展都是通过量变到质变,叉从质变到新的量变,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事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人宪采取渐进式的方式,遵循了这一辩证法则。我国从改革一开始走的就是“渐进式”改革之路。所谓渐进,即先确定一个基本取向和大致思路,选择一些比较容易推进且可以较快取得成效的领域,特别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较为薄弱的环节开始突破,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由而核心、由局部到全国,根据条件和可能.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逐步推进。具体地说,我国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主要采取先农村后城市、先放权后改制、先双轨后并轨、先试点后推广、先探索后规范、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先重点突破后整体推进、先局部开放后全方位开放等方式进行。实践表明。渐进式改革符合我国国情,符合人民群众对改革实践由浅入深的认识规律.有利于减少改革阻力和降低改革风险,有利于在改革的同时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一条低成本、震动小而成效较大的成功之路。

我国将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写入宪法,也是采取渐进式的方式进行的。宪法对经济体制改革成果的确认,不是一蹴而就、一步到位的,而是在实践中某一体制发展完善了,时机成熟了才把其写人宪法.赋予其宪法地位,并不断修订完善。如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人宪从1993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都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订完善的。再如:关于非公有制经济的规定.从l982年宪法规定的“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合法范围内存在与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再到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法律范围内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权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使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由“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鼓励支持和引导”,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渐进式的特点。

三、坚持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原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这一原理要求我们一切从社会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在认识我国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有效地去改造世界。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国情是客观存在.第一性的东西,国策和宪法,是第二性的东西,是国情的反映。国情决定国策、宪法,国策和宪法要符合国情。党在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以我国国情为依据。正如邓小平所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及其成果人宪,充分体现了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特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果能够人宪的一个重要前提。

我国宪法不断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也是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极大地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党中央果断地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程。其后,1982年宪法和l988年修正案也随即将部分经济体制改革成果写了进去。第二次思想解放是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的。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观点,由此推动了又一次思想解放,统一了全党认识。最终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目标,1993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其写入。2O世纪9O年代中期,关于所有制问题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展开了。这次思想解放.丰富了我们对公有制主体地位内涵的认识。明确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影响力、控制力和带动力等方面;创新了对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认识,明确了股份制应当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1993年和2004年宪法修正案都对这些思想结晶进行了确认。进入新世纪。围绕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的思想解放方兴未艾,这次思想解放必将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宪法也将会有新的变化。

四、坚持实践第一的认识论,从实践到政策到入宪

第4篇:经济改革论文范文

一、计划经济体制不需要经济法

经济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发端原因,是社会化大生产与财产私有制之间的固有矛盾,促使这一新型的法律部门得以出现。经济法作为新型法律部门,其产生需要一系列的主客观条件,简而言之,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国家自觉、主动、适度地介入经济生活,发挥其经济管理职能,既需要发挥市场的积极调节作用,又要防止走向反面,阻碍经济竞争与自由,还需要维护社会整体、长远利益。

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社会个体利益及意志不一致的情况下,经济法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呢?

1949年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其直接后果是新中国几乎从零开始它漫长的法制建设历程,但遗憾的是,一张白纸上并没有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其实,将旧法制一概否定与对新法制的不太重视并片面理解,深层的原因是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和当时的社会结构。经济的运作是靠计划和行政命令,民间的纠纷靠老百姓所在的基层社会组织调解处理了。在这样的法制建设以及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关于经济方面的法制建设呈现出强烈的计划性、行政性、临时性,在国家整个法律体系中也是处于低位阶的状态。因为在否定价值规律、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下,经济活动主要通过行政系统以计划的方式、行政管理的手段去实施完成经济任务,必然具有浓重的经济行政法特点。尤其在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对法律作片面理解看待的年代,经济立法只不过是配合国家经济政策执行的一种工具。

以“一化三改”时期为例,过渡时期总路线在1954年写进了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相关的经济立法也陆续颁布。但是,随着私有制的逐渐削弱,公有制逐渐强大,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成型,商品交换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少,经济立法的计划性逐渐增强,“有些法规规定合作社采取合同经营制,但这些合同逐渐失去了传统民事合同的一般含义,计划因素一再增强”,总体来说,“这些法规体现了当时的政策并从属于政策,法规实施的结果往往融人政策实施的后果之中,很难单独加以考察”,“同时也表现出政策优于法律法规的倾向,甚至出现了因政策而弃置法律的现象。”

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特点与经济立法实践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在这样的体制下,作为新兴法律部门的经济法,既不具备其产生与发展所需要的主客观条件,现实经济生活中也不需要,因为经济关系主要依靠有形的国家之手去调节,而忽视甚至否定无形的市场之手的调节;主要是持续地强化纵向经济关系,而抑制横向经济关系的发展;过重地强调经济集中,却忽视应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民主。

这也就如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一样“公私分明”,国家仿佛扮演着私有财产的“守夜人”的角色,严格信奉亚当。斯密“干预越少的政府才是越好的政府”这一信条,民法成为调整经济生活最重要的法律部门,经济法没有必要也无从产生。

二、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起步,经济法应运而生

既有的体制已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片面地依靠国家的经济职能,通过行政体制、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模式,使得纵向经济关系及其发达,甚至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而畸形发展,商品经济受到压制,横向经济关系极其萎缩,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几乎不起作用。事实说明现行经济体制需要进行重大改变,以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

历史转折发生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成为党史、国史上最重大的转折,成为全局性的拨乱反正和开创局面的重要会议。邓小平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极有预见性地提出了市场经济法律关系诸多问题:“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

1978年,胡乔木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文。在文章中,他分析了传统的经济体制,提出在计划前提下,必须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明确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经济责任关系。他还专门写了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一节,提出“必须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工作,把国家、企业、职工的利益和各种利益关系,用法律形式体现出来,并且由司法机关按照法律办法处理”。他认为过去的许多条例、规定,往往不具备严格的法律形式,没有明确的法律效力。作为党内著名理论家,胡乔木的文章引起了法学界的重视。

1979年、1980年,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彭真等人都指出了关于经济立法的重要意义,他们都分别使用了“经济法规”、“经济法‘’等字眼。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文件中也都使用了”经济法‘’这一概念。在中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样的讲话与提法对理论研究的推动意义是特别重大的。法学界开始发表经济法的文章,并于1979年编出《经济法概论》教材,从1980年起在一些院校陆续开设经济法课程。

新时期我国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但农村改革的初期主要是解决一个经营权的问题,真正在体制上进行改革还是从城市开始的,不过,这时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处于试点阶段,主要是围绕着企业扩权试点、试行经济责任制等。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发出《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的若干规定》等5个经济法规,以规范扩大企业自的试点工作。此外,这一时期还陆续制定了一批经济法(含法规),如《经济合同法》等等。另外,各省市区和国务院各部门也颁布了一大批经济法规和规章。经国务院和人大法制委员会批准,还制定了1982年至1986年经济立法五年规划,规划制定145个重要的经济法律和法规。1981年以来,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还设立了经济法室,国务院建立了经济法规研究中心,全国有22个省市区以及36个国务院部委局先后建立或确立了主管经济法制的机构;经济纠纷案件也开始改变长期由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进行处理的惯例,全国法院基本上都设立了经济审判庭。可以说,我国的经济法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成为法治建设中的亮点,在中央高层以及立法、司法、行政等国家机构和学术界受到空前的重视。尽管学术界关于经济法是否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还争论不休,但经济法制的实践已应运而生。

这一时期制定的首批经济法律法规还具有比较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保证国家计划的实现是经济法的主要作用。1981年通过的《经济合同法》,在立法说明中指出:“随着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经济中的纵向横向联系,除必要的行政办法外,大量的要靠经济合同来解决”,“经济合同既是使国家计划具体化和得到贯彻执行的重要形式,又是制定计划的主要依据和必要补充”。这样,经济合同这种本来属于横向联系的形式,却被赋予了纵向管理的任务,并从立法上把纵向和横向经济关系“统一”在一起。

“纵横统一”论和当时的改革初期的经济体制是一致的。当时“由于我国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同时并存,纵向经济关系和横向经济关系在客观上互相交织,很难截然分开”,所以,有学者评价说“该论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我国现实的经济立法和国家管理经济的方式,对我国运转着的经济体制以及现实经济关系的错综复杂性能够作出较为明确的解释和说明”,“我国的经济法学也就以‘纵横关系统一论’为中心建立了体系并得到了发展”。

在改革的初始阶段,当时的主流思想,还是在计划经济的“鸟笼子”里给市场机制划出一块补充计划经济不足的空间。这就是1982年党的十二大所确定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当时虽然认识到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尽管也有学者认识到并提出商品经济的概念,但意识形态领域总体还是对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讳莫如深,认为“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为商品经济”,否则“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模糊有计划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无政府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要走艰难曲折的道路。

总之,不管怎样,中国的经济体制已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更多地运用法律手段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管理,承认并按照价值规律来办事,利用市场调节的手段来刺激经济发展等等,都为新时期经济法产生创造了积极的条件。经济立法成为国家介入经济生活的重要方式,我们的经济法制建设以及学科建设也开始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建设的进程中不断发展。

三、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与我国经济法的特点

在以三中全会为起点的改革开放的社会潮流中,在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开始探索的条件下,在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强经济法制,进行大刀阔斧的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随着人们认识的逐步深化和市场化取向的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现代经济法产生所需要的因素已经开始不断增强,而否认商品经济、否认利润、否认价值规律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通过行政系统、运用行政权力调节经济关系的作法,其经济基础已经开始动摇。

在社会经济发展到相当社会化阶段,需要在市场调节与国家的宏观调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即“市场之手”与“国家之手”两者的结合要达到某种平衡。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则是要遵循经济规律的要求,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社会个体的积极性、主动性,促进以联合、协作和竞争为内容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经济关系;另一方面,还要改变过去那种过度“发达”的纵向经济关系,最终使这两大类经济关系达到平衡结合,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现代经济法得以产生。

第5篇:经济改革论文范文

一、朝鲜经济面临的主要困难

20世纪90年代,朝鲜经济曾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为此,朝鲜政府从1995年起开始了“苦难的行军”,号召全国人民为克服眼前的经济困难而发奋努力,国际社会也纷纷给予同情并伸出援助之手。时隔5年之后,朝鲜政府通过2001年新年共同社论(《劳动新闻》、《朝鲜人民军报》、《青年前卫报》)宣布“苦难的行军”胜利结束,暗示朝鲜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其具体背景是:1999年朝鲜经济比前年增长了6.2%,2000年又增长了1.3%,2001年则增长了3.7%,从而结束了长达9年之久的经济负增长。(注:朝鲜《劳动新闻》,2002年3月28日。)尽管如此,持续9年的经济困境,使朝鲜财源枯竭,生产严重萎缩,人民生活极为困难。

当前,朝鲜政府面临解决的突出问题是粮食问题、电力问题和资金问题。

粮食问题是长期困扰朝鲜居民生活的最大难题。目前朝鲜人口大约2350万人,假如每人月平均粮食需求量为15公斤,那么1年就需要180公斤,全国口粮总计需要430万吨,再加上种子、饲料、工业原料等至少需要600万吨。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鲜的粮食年产量一直徘徊在300-400万吨,因而其口粮的绝对不足量达30-40%(参见表1)。

[表1]20世纪90年代以来朝鲜粮食生产量

附图

资料来源:bok.or.kr/

另据2001-2002年粮食会计年度供求预测,目前朝鲜可生产大米134万吨,玉米148万吨,土豆47.1万吨,大麦、小麦等两季作物总产量为17.8万吨,总计达354万吨。(注:《统一韩国》,2001年12月号,第22页。)这比朝鲜粮食最低需求量600万吨还相差246万吨。可见,目前朝鲜的粮食产量仍无法满足国内最低需求。这种状况不仅进一步削弱农业的基础,难以造成农业生产的良性循环,而且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朝鲜的电力不足也是当前直接影响国民经济正常运转的一大问题。朝鲜电力不足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有预兆,进入80年代以后更加明显,于是政府先后采取了许多限量用电的措施。例如:各地区产业实行交替生产制,实施企业电量配额制等。为了解决日趋加重的电力难问题,朝鲜政府在90年代后半期曾大力推进中小型水力发电厂建设,先后在全国各地兴建5000多个中小型发电站,仅1999年就新建龙山1号发电站、安州煤矿煤气发电站等十多个大型发电站和700多个中小型发电站。尽管如此,由于国内煤炭生产量的下降和原油进口量的减少,火力发电严重受阻,而水力发电又受季节性影响无法正常运转(冬季发电量只有夏季的50%),因而目前新建发电厂对缓解电力不足问题成效不大(参见表2)。据1999年统计,朝鲜年发电量为186亿千瓦,这仅为韩国(2393亿千瓦)的十三分之一。(注:《南北韩经济社会状况比较》,韩国统计厅,2000年12月。)

[表2]20世纪90年代以后朝鲜主要能源产量

附图

资料来源:《北韩GNP推测结果》,韩国银行各年号。

朝鲜电力产业的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以及经营管理不善是解决目前电力难问题的一大障碍。由于朝鲜的送电、变电系统的老化,直接造成了30%以上的电量损耗,而各企业的电动设备也十分陈旧,因而其电动效率平均降低20-30%。(注:《统一韩国》,2000年2月号,第21页。)不仅如此,陈旧的设备经常要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维修,有的发电设备维修所需时间常常比发电时间还要长,这不能不影响电力生产的实际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朝鲜政府曾向韩国政府要求支援200亿千瓦的电力,但是由于技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至今未能如愿。

如何解决资金难问题是朝鲜摆脱经济困境的重要前提。根据朝鲜政府公布的2001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预算收入为216亿3994万元,支出为216亿7856万元,这比2000年分别增加了0.3%和0.5%。而2002年国家预算支出和收入为221亿7379万元,但这仅为1994年的一半。(注:朝鲜《劳动新闻》,2002年3月28日。)与此相对照,朝鲜民间的货币保留量却相当可观。据估计,朝鲜流通货币总量大约为729亿元(朝币),而民间保留的外汇则达9.6亿美元(据朝鲜学者称,民间外汇保留量比这个数目还要多)。如果按1比200汇率计算这将达到朝鲜流通货币总量的2.6倍。这种本末倒置的财政状况势必会导致整个国家金融秩序的混乱。

朝鲜国内财源枯竭,国家对民间经济的失控,无疑加重了政府对海外融资的依赖。但是,由于朝鲜政府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未能履行对西方贷款的偿还义务,早已被国际金融机构认定为信用不良国而无法大量借款。据大韩贸易振兴公司(KOTRA)透露,1998年朝鲜外债额达到121亿美元,其中对俄国和中国的债务占一半。(注:KOTRA,《北韩投资实数》1999年号。)因此,如果没有令人信服的外债解决方案,朝鲜获取国际贷款仍有较大的难度。

当前朝鲜所面临的粮食、电力、资金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不仅成了朝鲜摆脱眼前经济困境的严重障碍,而且它已经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首先,极度的粮荒衍生了大量饥饿人群,严重地动摇了国家供给体制,人民的生活随即陷入了极度的困境。其次,国内财源枯竭,限制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控制,造成了国家计划之外的私有经济,从而给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了不良影响。再次,恶劣的经济环境又难以有效地组织社会劳动力从事正常的生产,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生产的萎缩。

二、“7.1改善经营管理措施”

关于朝鲜的经济改革或者变化,外界普遍关注在2001年提出的所谓“新思考”,认为这是朝鲜改革开放的信号。其实,所谓“新思考”正如《劳动新闻》所指出的那样,“摆脱旧的观念,进行崭新的思考”,“以新的观点和高度解决一切问题”,在经济领域则强调“搞好经济组织工作,提高实际效率”,“要根据新的环境和新的氛围,改善经济管理体制”。(注:朝鲜《劳动新闻》,2001年1月1日,新年共同社论。)因此,朝鲜的一些官员也向对外媒体宣称,目前朝鲜在经济领域推行的某些新政策,主要是在坚持朝鲜式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根据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进一步改善现有的经济管理体制,以提高生产率和经济效益,(注:《环球时报》,2002年8月15日。)这就决定了朝鲜现行的经济改革的性质、内容及其规模。

从整体上看,朝鲜自去年7月1日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虽然以粮食价格为突破口,以提高物价(主要是消费品)、增加城乡劳动者收入为其主要特征,但其内容涉及到经济管理的方方面面,目的在于“经济管理中消除不劳而获和平均主义现象,彻底体现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最大限度地发扬全体劳动者的革命热情和创造性”(注:《环球时报》,2002年8月15日。)。也就是说,利用价格这一经济手段,在城乡全面改善经营管理,有效地整顿经济秩序,进一步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以便迅速摆脱眼前的经济困境。由此看来,朝鲜称此项改革为“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善”,而拒绝使用“改革”等字样决非偶然。

“7.1改善经营管理措施”包括城乡两个方面内容。

在农村:1.上调国家向农民征收粮食价格,把征粮价格从过去的每公斤8角提高到40元。2.国家提供给农民的农用设备按原价收费,同时还向农民征收土地使用费(相当于粮食产量的15%)。3.保证对农业生产分组的经营自,加强对分组的奖励机制。如:朝鲜政府虽然规定在协作农场体制下作业班是最基本的经营单位,但作业班内部的分配却允许以分组(3-4个)为单位进行,并改进过去作业班内部各分组平均分配的做法,根据实际生产成果,对各分组实行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其目的就在于,在保证农民合理收入的基础上,鼓励他们根据实际收入情况,合理地安排农作物种植计划,使之能够自主地确定扩大再生产计划。

在城市:1.大幅提高城市劳动者工资。如:把工人每人平均工资从110元提高到2000元,诸如采矿业等重体力劳动者工资则提高到6000元。2.调整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核算,把原材料、设备、劳动、供求关系等要素纳入产品成本之中,以保证企业的正常利润,使企业按照实际效益科学地制定生产计划。3.重新制定城市生活必需品价格。如:粮食价格从每公斤8角上调到44元,其主要依据是国际粮食市场行情和国内实际流通价格。但是,提高粮价并不意味着粮食全面市场化,国家仍通过发放粮食供应券按新的价格定量供应,这对老百姓而言,只不过是把粮食价格从8角提高到44元而已,至于他们对定粮之外的需求,只能到农民市场去解决。

朝鲜实施“经营管理方法上的改善”措施已有一年。至于其实效外界评价不一,有些人甚至认为是失败的改革,但“改革”无疑需要一定的过程,也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因而目前谈朝鲜经济改革的成败为时过早。不仅如此,如果把朝鲜的过去与现在做比较,现行的“经济管理方法上的改善”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通过提高物价、生产成本核算、按产品实际价格支付货币,从而有望实现两个转变:即把“消费者为主”的价格体制转变成“生产者为主”的价格体制,把实物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前者显然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生产积极性,而后者却有可能改变朝鲜经济长期延续下来的国民经济实物化和产品化现象,而开始引进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这将会给朝鲜现有的经济体制带来深刻的影响。其次,通过城乡经营权的下放,企业和农民的自随即增大,城乡责任经营体制有望得以确立,这对提高生产效率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再次,促成了朝鲜居民意识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过去,朝鲜大多数居民过着国家供给体制下的相对平均的生活。但是,上述两个“转变”促使朝鲜居民适应新的货币化的环境,由此产生的正面的或负面的社会效果是很值得关注的。据朝鲜居民反映,自朝鲜经济陷入困境以来,由于国家供给体制不稳,他们早已适应了国家供给体制以外的农民市场上的商品与货币交易,因而大多数朝鲜居民对政府的改革表示理解和支持。

三、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前景

尽管朝鲜当局把经济管理作为突破口相继出台了比较务实的经济政策,以表明其克服危机重振经济的决心,但是朝鲜经济要恢复正常至少要解决如下几个现实问题。第一,在实现由实物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过程中,政府如何保障消费品物质供应问题。仅以粮食为例,提高粮价固然对恢复农业生产有利,但在短期内尚难以解决粮食供求矛盾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无法保障粮食的正常供应,势必会造成粮价的暴涨而导致消费生活的极大混乱。

第二,如何解决恢复生产所必需的能源、技术和资金问题。如前所述,在朝鲜能源的不足直接影响企业的开工率,设备的陈旧又导致了生产效率低下,资金不足又难以满足企业对能源、设备和技术的新需求,进而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和金融秩序的紊乱。所有这些显然不是单纯地通过“改善经济管理”就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它更多地与生产的客观要素交织在一起,因而也就要求朝鲜当局制定出更加有效的政策,努力营造有利于恢复生产的客观环境。

第三,如何解决在“苦难行军”时期迅速膨胀起来的农民市场问题。所谓农民市场当初主要是指农民把通过个人副业所得的产品拿到国家指定的地方销售后形成的城乡农副产品自由交易市场。过去,在国民经济运转正常的情况下,农民市场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微乎其微,其产品交易也严格地局限在农副产品,因而它作为国家计划经济的必要补充,曾对城乡居民之间消费品交流有一些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朝鲜经济状况的恶化和国家供给体制的严重动摇,农民市场在人们消费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颇有取代国家供给体制而主导人们消费生活之势。这种脱离国家控制的消费品市场的泛滥,无疑给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在朝鲜现有的经济体制下,农民市场的泛滥所造成的危害主要有:1.人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严重失控。由于农民市场上的产品价格主要取决于供求关系,国家又没有相应的管理和控制机制,因而农民市场上的产品价格比国定价格高出几十倍乃至几百倍。2.农民市场上的高额利润严重地扭曲了人们对社会劳动的态度和社会价值取向,使一些农民更加热衷于搞私人“庭院经济”,而在城市一度竟然出现类似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下海潮”,更助长了私有经济的蔓延。3.农民市场开始改变人们的消费文化。这在实物部门主要表现为城市居民对农民市场的过分依赖,在金融部门则表现为避开国家金融机构私藏货币的倾向,从而给计划经济赖以维持的国家货币金融体制带来冲击。4.严重地影响公有经济的正常发展,助长了公有经济领域的各种腐败现象,其中也不乏把国有企业生产的产品非法投放到农民市场牟取暴利的现象。由此可见,在朝鲜现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私有经济的恶性膨胀是威胁公有经济的重大隐患,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加强管理和引导,势必会给朝鲜正常的经济秩序带来巨大危害。

作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案,朝鲜政府近几年提出的所谓“先军政治”颇引人注目。“先军政治”顾名思义就是“把重视和强化军队放在首位的政治”。(注:朝鲜《劳动新闻》,1998年8月22日。)为此,今年4月2日《劳动新闻》发表文章指出:“在社会上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和阶层,或者由哪一个社会集团成为革命的主力军,主要取决于它在革命和建设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而“当今在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盛行的时代,革命军队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无论是工人阶级还是其他任何社会集团都不能替代”。(注:朝鲜《劳动新闻》,2003年4月2日。)4月7日,《劳动新闻》为纪念出任国防委员长10周年发表社论,称朝鲜为“先军大国”,称朝鲜民族“先军民族”,并要求全国人民努力成为“先军革命同志”。(注:朝鲜《劳动新闻》,2003年4月7日。)朝鲜当局把“先军政治”提到如此重要的位置,这除了周边安保环境的恶化所造成的军事压力外,还有一个鲜为世人所知的特殊原因,那就是军队在克服国家经济困难,维护现有经济秩序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朝鲜军队在经济领域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为国家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军队自身的经济活动所创出的巨额利润。朝鲜军队大量投入国家经济建设,早在80年代就已开始。1988年朝鲜政府继单方面宣布裁军10万投入经济建设之后,为解决国内劳力严重不足现象,平时还动用15万常规兵员投入经济建设。(注:《韩国史》21,韩吉社,1995年,第322页。)由于对这些“军人建设者”国家无需另外支付相应的劳动报酬,且有严格的军纪管束,因而成为承揽各种国家大型工程建设的一支投资少、效率高的生力军,摆脱眼前经济困境的可靠后盾。不仅如此,从1996年底开始,朝鲜政府曾动员军队直接参与工厂、协作农场、运输、邮电、铁路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1997年4月初,又下达了“军队负责搞农业”的命令,随即由军队掌管协作农场管理,并设置武装哨所防止农作物成熟期被盗。因此,在当年9月10日发表的与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负责人的谈话中,极力称赞人民军在农业生产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说“今年的农业生产几乎是由人民军来完成的,如果没有人民军今年的农业生产将一无所获”。(注::“当前经济工作面临的几个问题”,《选集》第14卷,第360页。)

朝鲜军队自身的经济活动主要以创外汇为目的。由于冷战时期形成的工业体系,把军事工业摆在优先位置,因此朝鲜军队经济活动的规模及技术含量均超过民用工业。特别是在前几年朝鲜经济不断下滑,又没有可供出口的产品的情况下,唯独军事工业仍维持一定水平,因而军火出口在缓和财政困难方面起到重要作用。除了军需工业外,朝鲜军队各部门从80年代末开始又自行组织贸易公司开展外贸活动,现已有30-40个公司,其每年贸易规模达1亿美元左右。(注:金镇焕:“朝鲜劳动党的‘新思考’与北韩社会”,国际高丽学会汉城支会第三次全国学术大会上发表的论文。)由此可见,朝鲜人民军在克服国家经济困难,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方面的作用,正如《劳动新闻》所指出的那样,“其他任何集团都不能替代”。因此,“先军政治”既是解决眼前经济困境的重要手段,也是维护现政权稳定必不可缺的条件。

如果说“先军政治”还含有一些通过非常手段维护现有体制的“保守”倾向,那么自去年7月以来相继出台的某些政策或者措施仍可视作改革或调整之延续。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朝鲜政府决定设立信托银行,积极引进外资,并扩大合资企业的外资股份比例(70-80%),鼓励外商投资。(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2年9月12日,第1330号,北E1。)在国内金融领域,政府从今年5月1日起向国内及海外同胞发放公债,预计总额可达400-500亿朝元。(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5月15日,第1364号,北E1,北E2。)这对长期把“无内债”当作人民政权造福与民标志的朝鲜政府而言,的确是在国家金融政策上的重大突破。

更值得注意的是,朝鲜政府对农民市场的认识和态度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从今年3月底开始,朝鲜政府决定把“农民市场”改为“市场”,并允许长期被禁止的工业品上市。(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4月10日,第1360号,北D1。)对此,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崔洪奎(音译)局长说,政府不再把“市场当作限制的对象,而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商品流通的一环”,并指出:“如果不保障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会导致价格上涨”,所以政府将“根据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调整产品价格”,(注:韩国周刊《联合新闻》,2003年4月10日,第1360号,北D1。)从而肯定了根据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功能,并把市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管理范畴,而这一点也许恰好道出了当今朝鲜着眼于价格功能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方向。

四、影响朝鲜经济改革进程的诸因素

1.朝鲜国内政局的稳定。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朝鲜政局是相对稳定的。但是,所谓“改革”本身就包含了对过去和现实的某些否定因素,这就不可避免地与过去习以为常的思考方式、经济文化、利益结构发生冲突。因此,朝鲜当局在推进改革过程中能否继续稳定国内政局事关重大。在此前提下,如果改革进展顺利就会深得人心,政局便更趋于稳定,反之就会人心相背,改革失控,最终会导致天下大乱,而后者正是朝鲜当局最难以承担的政治风险。

第6篇:经济改革论文范文

当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的模式主要有合作制、公司制和社区股份合作制,这三种改革模式各有其优势和不足,改革的关键问题是要把握好这三种改革模式各自的特点并结合当地的具体情况进而选择恰当的集体经济组织改革模式。我们知道,合作制是以劳动结合也就是人与人的结合为特征的非营利性组织,因此即使合作社有盈利,也不是按股金的份额分配,而是用于公共事业或积累,或社员按交易额和贡献比例返还。合作制实行的是民主管理,对合作社重大事务的决策,采用一人一票制的平等表决权,股份的多少与投票权无关;合作制采取自愿参加的原则,社员有入社和退社的自由,社员退出时,可以领回自己的股金。而公司制是以资本结合为特征的营利性组织,公司制实行的是股份民主,股份额的多少决定投票权的大小,从而决定对公司的控制权。公司制一般不允许退股,但可以转让和流通。社区股份合作制介于合作制和公司制之间,是一种按股分红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财产管理制度。它将集体资产折股量化到人,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重新确定农民对集体财产的个人占有权、利益分配权、民主决策权和民主管理权,将原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造成为股份合作社,实行企业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明确分开的企业法人财产制度和以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职能机构分离的企业经营管理制度。一般而言,在农业产业化和农业一体化程度较高、市场潜力大、政府引导扶持力度大的地区,可以考虑合作制,加大“农民+合作社+公司”这一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发展力度,鼓励农民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有利于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而在那些比较富裕,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因为股东比较多且资产的数额比较大,所以比较适合推行公司制,而且能够完全打破区域的封闭状态,促使人们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在城市化进程中,已列入城市建设规范范围之内的农村可以考虑社区股份合作制,将集体经济的运营和公共管理逐步分离,社区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由股份合作社转向社区委员会承担。上述案例中的李家庄村选择了社区股份合作制这一改革模式的原因有两点:首先,由于李家庄村临近潍坊市市中心,而村中的土地在城市化的扩张中不断升值,村集体资产也迅速增加,这实际上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可以采用公司制改革中资本结合的方式来明晰产权,这样一来也就可以合理而又充分地利用农村闲散资本,发挥了公司制的优点。其次,由于李家庄的经济基础并不牢固,农村居民缺乏市场意识,而且很多经济建设的方案要获得当地政府的支持,这些因素对完全采取公司制改革模式造成一定的障碍。而此时可以采取合作制中劳动结合的方式来利用农村地区闲散而没有组织的劳动力,充分发挥合作制的优点。正是出于对当地经济发展速度以及三种集体经济组织改革模式各自特点的把握,李家庄村才最终选择了社区股份合作制这一改革模式。这样一来,李家庄村的选择既考虑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村民的市场意识,又利用了闲散资金,最终提高了村民在市场中参与竞争的能力,实现了农村与大中城市的对接。

二、案例调查设计与绩效评价

为了评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的成效及存在的问题,本文专门对李家庄村的改革进行了实地调研。调查采用现场访谈、填写问卷的形式,得到有效问卷80份。1.受访者的具体情况就业”是极为宽泛的概念,其中包括非正规就业。具体的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2.受访者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的关注度被调查的80人中,多数村民对本村的集体资产改制持支持态度并较为关注,占82%;73%的村民认为发展村集体经济非常有必要;76%的村民对村集体经济发展政策措施给予肯定;85%的人对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后集体经济发展前景抱有比较乐观的态度。3.受访者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的满意度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后,在集体经济的监督和管理、资产经营和资金使用、改制后对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满意度、目前的家庭生活水平状况等方面的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大多数村民较为满意。4.改革成效李家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优先选择了股份合作制,保证了组织建设的稳定,克服了产权不明晰等弊端,在保障公平、效率的同时实现了资产增值。(1)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农民利益。李家庄村实现了村民共享集体资产以及收益的增值,改革后该村居民持续增收,形成农民真正所有、人人按份享有的良好局面,保证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集体资产的占有权、管理权、监督权和收益权,实现了集体资产由共同共有到按股共有的转变,既维护了农民的民利和经济利益,又有利于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2)强化了集体资产的管理。改革后该村成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从而建立了更为科学、更为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避免了集体资产被侵占、挪用、浪费,从体制源头上预防和杜绝了农村干部违法违纪行为。此外,通过清产核资,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及债权、债务情况一目了然,百姓心底有了数,有利于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可持续发展。(3)保障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改革明确界定了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减少了农村闲散人员,初步解决了农民生活保障问题。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李家庄村由“两委”班子直接支配人、财、物的领导方式,理顺了农村各种关系,权衡了各方面的利益,有效地缓解了长期以来因土地征占、资产处置、收益分配等引发的干群矛盾。(4)转变了当地农民的观念。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不仅是一场制度改革,更是一个不断解放农民思想的过程,该村村民在改革中开阔了视野,解放了思想,转变了观念,逐步提高了产业化经营的意识和能力,提高了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逐渐成为懂市场、会管理、能经营的新型农民。

总之,李家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是较为成功的,达到了大多数村民的期盼和要求。李家庄村的改革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实现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在保障农民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当然,李家庄村集体经济组织改革同样也存在着部分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展后劲不足、集体资产保值增值任务艰巨、缺乏懂经济、会经营、善理财的专门人才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管理水平。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第7篇:经济改革论文范文

关键词:农村经济;新农村建设;农业经济结构

一、当前农村经济概况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发展是兴国安邦的基础。建设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落实科学发展观、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大举措。从国内经济形势看,农村经济在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下,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尚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诸如,有效需求不足,农村市场疲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更加突出等等。现实也提出了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是势在必行的。不改革,就难以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不改革,就难以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要求和挑战;不改革,就难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二、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

当前,在全面加快新农村建设下,对农村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和优化要遵循以下三条原则。首先,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要在目前农村经营体制单一和农民素质低的情况下,向农村经济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其次,要切实落实科教兴国、科教兴农战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从利用资源转向利用和保护资源。最后,调整优化农业经济结构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实现农业现代化为目标。

三、通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新农村建设的措施分析

1.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保证农村经济发展安全

土地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农村土地问题实际是三大问题。第一是承包经营土地问题;第二是农村建设用地问题;第三是宅基地问题。在国际经济加大波动性和传染性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农村经济的生命线,我们必须在具体的对策上寻找出路。第一是要保护耕地,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增产,及时研究和解决粮食生产过程中的新问题;第二,在国家征用土地中和农地转移用途中,把农民利益放在重要地位,制定出台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第三,继续完善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和最低收购价等政策,建立稳定粮食生产的长效机制。

2.进一步抓好农业种植结构的调整

种植结构单一,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较差是农村的现实问题,这与许多地方的自然条件差、土地多为盐碱地有很大关系。小麦、玉米、大豆等传统农产品产量少且附加值低,增收非常困难,因此只有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养殖业和农副产品深加工等,才是村民尽快脱贫致富的重要渠道。

3.积极发展集体企业,做大做强龙头企业

结合农村粮食作物丰富的实际,可加大农田水利建设、合作医疗建设、乡村公路建设的投入。在农村基础设施的坚实基础上,大力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和深加工业;利用退耕还林的大好时机,大力发展林木的粗加工业等;通过农副产品加工和深加工业、林业加工等有效地拉动农业产业链条,以集体股份企业等方式发展集体经济、壮大集体经济;在推动经济的集团化、规模化、品牌化的过程中,要加快龙头企业发展,鼓励企业靠强联大,投入农产品加工销售行业,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支持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品牌农业,提高龙头企业的效益。

4.充分认识以智力支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农民既是建设现代农业的主体力量,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农民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新农村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归根到底是由人来推动的。没有一支新型农民队伍很难实现。新型农民是指,适应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实用性人才。实用人才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农村科技普及的载体,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农民没知识缺乏文化,没技术缺乏能力,只会干活不懂经营,只会出力不懂科学,来自于政府和社会的帮扶再多,也不能从根本上转化和提高生产力。农民不掌握先进的文化和技能,新农村建设和经济发展只能是空谈。现阶段农村人才培养要以技能培训为主,与文化知识和素质培训相结合,使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相结合。短期效益可以迅速提高农民的收入,容易更快调动农民的建设积极性。同时加强对农民思想政治、文化素养、法律知识和移风易俗等教育,全面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劳动技能和文明素质,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讲文明、守法制的新型农民。

5.切实加快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

农业生产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销售,针对当前农产品销路不畅的情况,要加强市场发展的规划,改善市场基础设施,扩大市场吸纳能力和辐射能力,加大市县级粮食专业市场的培育,优化政策环境,增加政府投入,重点解决基层和农民及生产者的信息连结,努力做到以需定产、以销定产。

总之,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富裕安康,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保证,只有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才能更好地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前进道路上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才能推动全面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1]:扎扎实实规划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N],人民日报,2006-02-14(1).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N],人民日报,2007-01-29(1).

[3]孙凤德: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J],农业科技与装备,2007(6).

第8篇:经济改革论文范文

经济学是考察社会经济现象、行为及其规律的学科,而计量经济学则是揭示经济学理论所考察的社会经济现象之间的数量规律。计量经济学的学习与应用能力,关键取决于能否运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观察理解经济现象,能否构建恰当的经济模型,能否准确进行参数估计与模型检验,使研究结论客观反映经济规律,进而为政策决策提供有意义的参考。目前,虽然计量经济学已被列为高等院校经管类各专业的重要课程,但我国计量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进一步培养好计量经济学人才任重道远。为更好提升学生学习和应用能力,应着重从以下方面入手进行计量经济学人才的培养。

(一)有助于培养学生观察与分析经济现象的能力

计量经济学重在培养学生基于经济学理论观察社会经济现象,勇于提出问题。譬如,在研究通货膨胀时,学生应回顾成本推动型、需求拉动型等通胀形成机制,思考这些理论能否解释现实。以始于2009年下半年的通货膨胀为例,显然,每个人都经历与感知到了该轮通货膨胀对自身的影响,企业家感觉到原材料上涨,居民感觉到菜价上涨,学生发现食堂饭菜价格上升。对于计量经济学的学生来说,首先要思考此轮通胀的原因与货币供给过多是否相关,进而要思考此轮通胀与过去通胀是否存在相同特征。教师要将这些问题引入课堂,适时引导学生思考与研究社会经济现象,这实质就是培养学生学习与研究计量经济学的能力。

(二)有助于培养学生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能力

计量经济学教学是引导学生应用经济学理论理解经济问题的过程。由于社会经济现象的形成机制非常复杂,对同一经济现象经济学家存在不同的看法。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发展日新月异,这种快速的知识更新使得师生需要不断学习与研究。此外,经济现象本身也伴随经济体制、运行机制与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复杂变化,对这些日益复杂的现实经济现象的深入考察,也考验着我们运用计量经济模型的能力。因此,深刻理解经济现象及其背后的机制,重在能否正确应用计量经济学。仍以通胀现象为例,学生可能首先联想到的是货币需求函数,此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比较分析消费价格指数(CPI)与广义货币(M2)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观察,M2增速于2009年起快速下降,但与此同时,通胀却表现出持续上涨的态势。该现象提醒我们,若以非线性货币需求函数建模,则可以揭示通胀与货币需求间的复杂关系。为此,适时引导学生针对我国特定的数据,探索性研究通胀与货币需求间的复杂关系,能够培养其学习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有助于培养学生研究计量经济理论的能力

高等教育的重要落脚点是开发学生创新能力。在计量经济学学习中,学生的创新能力体现于能否发展计量经济学理论。比如,通过引导学生观察通胀现象,逐步提出以下问题:如何检验通货膨胀与M2是否是平稳序列?这两个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该关系是否具有非对称、非线性的特征?怎样检验与估计非对称、非线性的长期均衡关系?要回答以上问题,必须学习与发展计量理论,这需要我们拓展既有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因此,在研究中准确理解与应用相关理论与方法,特别是针对数据特征拓展计量理论,是培养与提升学生学习与应用能力的重点。

二、计量经济学教学实践改革路径

现代计量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有:单位根检验与基于非平稳变量的建模技术;描述经济现象复杂动态性的模型;使用面板数据建立的模型。这些理论与方法与之前的经典计量经济学相比存在较大区别,为使教学与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发展相适应,许多教师从教材改革、教学方法创新、突出实验教学等角度思考了计量经济学的教学方法改革。基于培养学生能力这一角度,借鉴以往教学改革的有益建议,结合我国计量经济学教学的现实状况,在计量经济学教学实践中,尝试从以下方面践行教学活动。

(一)立足引导与启发

首先要清晰讲授相关概念、理论和方法,梳理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适时对学生提出问题,培养其智能。例如,在讲解参数估计量的线性无偏最小方差性质中,应分析估计量是被解释变量的线性样本组合,从而引导学生认识估计量的本质,在理解估计量为一个随机变量的基础上,提出其是否服从特定的分布,最终引导学生理解估计量的方差以及对备选估计量的方差分析比较。基于估计量的有效性,再讲解渐进无偏与渐进最优估计量。接下来,适时展示线性无偏最小方差估计量的仿真结果,以此引导学生理解基本的计量经济理论,把引导学生学习和“教会学生学习”一体化。

(二)贯穿“理论、方法和应用”三位一体

在教学中因势利导,从经典计量经济学适当拓展到现代计量经济学,并据此阐释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注重学生的学习反应,清晰介绍相关前沿理论。培养学生学习与应用计量经济学的能力重在:一要阐释回归分析的产生背景及其内涵;二是要培养学生根据我国数据构建计量模型的能力;三是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对讲授内容进行延伸。计量经济学前沿的理论与方法集中在文献中,应根据学生的知识基础与结构从教材延伸至文献中。比如,在讲授异方差时,适时引出ARCH模型及其应用;在讲授面板模型时,适时延伸到动态面板模型与广义矩估计,并结合我国各省市城镇居民收入的面板数据,介绍动态面板模型和广义矩估计的分析思路。这种适时适度地引申新的知识,不但使学生深入理解基础概念,还启发学生拓展知识进行应用研究。

(三)充分利用蒙特卡洛仿真技术

针对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理论望而生畏的现状,我们利用蒙特卡洛仿真技术,通过编程将计量经济学中晦涩难懂的估计与检验理论转化为仿真结果,使得学生对抽象数学公式的模糊认识,转化为对仿真图形直观深入的理解。比如,线性无偏有效估计量的统计含义,既是参数估计中最基础的知识,又是大多数学生难懂的部分。在教学中采用仿真实验和仿真图形,让学生对抽象的计量理论产生直观的认识。又如,模型的误设定(如随机误差项的异方差性)及其导致的相应后果,是学习传统线性计量模型基本假设的重点,由于需要较强的数理统计学基础,这部分内容不但学生难理解,也是教师难以诠释清楚的问题。通过仿真实验结果能够形象展示违背经典计量经济假设下所导致的结果,促进学生对设定正确模型的重要意义产生深刻理解。这种仿真实验的教学模式不仅避免数学方面繁杂的推导过程,防止学生对计量经济理论“望而生畏”,还培养了其创新性的学习与研究能力。

三、计量经济学教学创新策略

不断创新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兴趣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学生主动学习”与“干中学”这种新型教学理念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教学实践中,我们采用如下策略。

1.在课堂讲授中有意识地提出问题,与学生互动,共同讨论问题,适时延伸问题,将学生引入到对相关前沿文献的学习。例如,为何采用标准差衡量估计量的精度?OLS与广义GMM的估计原理区别在哪?单位根检验统计量的概率分布为何区别于常规分布?通过不断提出类似问题,与学生“互动式”讨论并且解答问题,不仅可以启发学生的思维向深度与广度发展,还有助于激发其学习积极性。

2.在课堂教学中协调理论讲授、案例分析、实验教学之间的关系。课堂教学的核心是模型设定、参数估计与假设检验等,案例分析和实验教学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直观理解理论和方法,并促进其学以致用,能够进行经济学研究,但绝对不应以软件操作教学替代基础理论的教学。在讲解理论的基础上,适时操作相关的计量经济学软件,解释软件输出结果,是实现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融合的有效路径。

第9篇:经济改革论文范文

一、我国资源税现存主要问题 (一)资源税收法律层次低 税收制度的确立是以法律形式来体现,即通过税法规定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但目前我国缺少一部真正意义的资源税税法,以暂行条例为依据,法律层次和水平低,弱化了资源税的法律执行效力。另外,资源税名义上为共享税,实际上除了海洋石油企业的资源税由国家税务总局负责征收管理且收入完全归中央之外,其他资源税均由地方税务局负责征收,完全归地方政府支配。这种分税制的管理模式随着资源的日益耗竭,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现在的资源税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 (二)资源税收制度设计不合理 第一,计税依据不合理。现行资源税的计税依据是: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销售的,以销售数量为课税依据;纳税人开采和生产应税产品自用的,以自用数量为课税依据。

由此可见,从量计征的资源税课税方式资源禀赋差异考虑不充分,调节深度不足。一方面,从量计征方式没有充分考虑各类自然资源的丰度、地理位置、开发技术难度的不同。

第二,资源税征税范围狭窄。目前的资源税税制只对矿产资源和盐征收资源税,而对于大部分非矿藏品资源没有征税,难以遏制对其他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并使利用资源和平的下游产品的比价不合理,刺激了对非税资源的掠夺性开采和使用。 第三,资源税的税率过低。我国现行资源税单位税额只反映劣质资源和优质资源之间的单位级差收入,资源税的单位税额偏低,并且资源税税率没有与资源的利用挂钩,导致资源税在保护国家资源、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三)资源税征管方面存在缺陷 一方面,资源税征管办法不明晰、不规范导致资源税税源呈现复杂化,多元化,同时,由于税费并存,费挤占税的现象严重,征管部门的增多,加大了企业协调的难度和会计核算的工作量。另一方面,征管力量和手段落后。

税务部门缺乏对资源税的专项税源管理和监控的机构,税源信息监控体系的缺失,导致资源税调控能力严重不足。

二、资源税改革对宏观层面的影响 (一)资源税改革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 资源税改革有利于地方政府增收,从价计征的资源税改革对财政收入有着明显的影响。资源税将与资源价格直接关联,有利于通过税收调节品利润,提高资源价格进入市场的税收成本,增加政府的税收收入。在当前分税制管理模式下,除了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外,其他所有资源税收入都由地方政府负责征管和支配,资源税改革后,税率的提高和征税范围的扩大会显著提高资源地地方政府的资源税收入,使资源税占整个地方税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资源税改革之后,地方政府可以在资源开发环节获得大量收入,增强本地区的自有财力。对于当地公共物品的提供、减轻环境污染、治理受到破坏的资源环境,补贴需要扶持的行业乃至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都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虽然短期内资源税仍是个小税种,收入预期不可高估,其作用将十分有限。同时,我们也不应以资源税制改革在短期内产生的较大财政收入为目标,而应以在长期内产生的节能和环保方面的影响为侧重点,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资源税改革应服务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大战略。 (二)资源税改革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资源税制改革是对市场失灵的一种纠正,具有税收负担再分配效果。一方面,政府通过征收资源税收把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利润水平合理化,促进种类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资源税制改革后,得到的收入不仅能弥补资源的使用,也能弥补资源占用而使他人丧失使用机会后造成的损失。并且,由于贫富阶层消耗资源的不同,通过资源税制改革可以使税收负担在贫富之间发生转移,这样有利于发挥税收调节个从收入分配的功能。另外,通过资源税制改革将税款用于补贴合理有效利用的资源的企业和治理污染与保护环境,使这些企业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在化,利润水平合理化,同时减轻那些合乎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的税收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