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观点精选(九篇)

第1篇：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理论；科学性；哲学性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9-0265-01

一、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

马克思理论科学性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客观世界中的有限对象的客观必然性进行揭示。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主要是指其现实且具体把握人类生存状况，并大胆提出人类社会运行规律方面来说的。马克思理论具有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两个主要：一是马克思提出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这一观点为具有哲学属性的马克思理论转变成具有科学属性的马克思理论创造了概念上的前提。当马克思理论将关注点集中到对时代精华的揭示时，哲学研究的对象被锁定在有限的时空内，哲学开始关注有限时空内的人类生存现实，从而实现了哲学理论实现了对人类的生活状态的关切，为马克思理论对人类的生产进行科学考察提供了条件。二是马克思理论的实践观点引发了哲学革命，为马克思理论科学属性提供了现实可能。通过实践论观点，马克思理论从抽象观察人类的生存状态转变到关系特定的人的现实生活，逐步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使得马克思理论呈现出科学的属性。

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

马克思理论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是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理论不是对旧哲学的修正，而是对旧哲学的革命，彻底抛弃了旧哲学。马克思理论以总体性为标志，它要求人们将社会和历史看作一个整体，将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机联系起来，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均发生在历史之中，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考察也应当置于社会历史之中。马克思理论哲学属性的实质是对人类现实生存状态的理论表征，以追求人的自由解放为最高追求，通过实践观点思维方式引发哲学界革命，将人的生存状况从理论层面过渡到现实层面。同时，马克思理论在实践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属人世界和自然界的对立统一理论，只有实践活动才能将属人世界和自然世界达成真正统一。毫不夸张的说，马克思理论的实践观点是迄今人类思维所达到的最高成果的哲学理论。

三、作为科学和哲学的马克思理论的当代价值

（一）批判反思和实践论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理论的实践观点是以反思批判的形式展开的，不仅是哲学史上的革命，同时也是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实践论认为统一主体和课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实践，实践贯穿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各个方面。马克思理论的实践观点是在黑格尔对主客体理论批判继承基础上得出来的，马克思理论批判了黑格尔实践观点的唯心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论和本体论的统一，突显了马克思理论的特色。实践的观点贯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该《提纲》被称为是天才的发现，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对认识论和历史观做出合理、科学的解释，首次引入实践观点，解决人与自然如何统一的难题。认为只用具备能动性的人类使得实践具有意义，人类存在于其他存在之中，劳动使人类具有了社会性，不断通过劳动发现和改变实践，将客观事物纳入自己的活动范围，主客体之间相互依存。可以说，哲学争论过程中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问题，其答案就是实践，是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

（二）揭示资本主义本质

马克思理论对于资本逻辑的揭示将长期起作用，除非资本主义制度发生改变。马克思理论关于资本的理论经历了长久的争论仍影响深远，部分学者的马克思资本理论存在怀疑，认为马克思理论产生于自由竞争时代，而当今社会已经不如全球化和后资本主义时期，理论的知道意义已不如几十年前了，当今社会的发展需要新的理论来支撑。不管争论如何，我们应当用实践论观点来分析阐述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对这些争论做出辩证、科学的回答，而不能单纯从个人主观好恶进行评判。马克思理论中社会发展问题说明产生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时期，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发展实质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发展主要方向仍然是按照资本主义社会运行规律在进行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理论一个不断发展进度的整体的开放体系，需要不断汲取和借鉴人类的文明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继承，创立自己的科学理论。我国要不断深入研究马克思的众多理论，探讨其与我国当前社会实际的连接程度，明确马克思理论在我国的价值，推进马克思理论的应用。在我国，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都是以马克思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国情创造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引起整个世界的广泛关注。

第2篇：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范文

摘 要：马克思的态度、想法和策略展示了大多数在以规则为前提下生成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础范围和基本理论的客观学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学科性质的，主要从五大方面进行研究――体系、文献、比较、现实、教育。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门学科进行推广，主要任务是实现――科学和阶级、整体和分科、理论和实践、继承和创新一致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便能够成为科学性较强的学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含义；学科领域；建设思路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含义

要想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内容，重要的是首先要明确的是什么是基本原理，这是与具体的语言环境相结合的。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具体言论”的了解体会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涵。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有着严谨结构性特征，包括基本原理和具体言论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内容是在《共产党宣言》出版后，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宣言》内容融合25年来对实际情况的亲身体验，系统的理论的归纳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的层次性。其一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其一般原理，那些历经时间的流逝与历史的变迁的东西仍可称为“完全正确”的理论，这恰恰证明了那句话：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是经得起时间的历练，不管这25年来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宣言》中所论述的一般原理都能在现实生活中加以运用，进而上升到具体言论方面。在其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另一个层次：具体结论，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依托具体的现实情况制定符合现状的理论，时移俗易的内容却一再称为正确的，因为它具有其特殊的价值。虽然根据常规的逻辑思考，一般原理和基本原理是属于同类别范畴的，但可以从内容设定的角度上看，无论是一般原理还是基本原理都是马克思所提出的“基本原则”，他的范畴涵盖的十分广泛。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为人们了解社会历史，促进社会发展进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可建性的现实意义[1]。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领域

2.1文献研究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包括恩格斯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研究，“对于那些希望真正理解它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却是原著本身”。所以应该“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本原理学科，关于这一方面的文献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文献研究对象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系统，以此而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为了展示出基本原理的总体面貌和历史进程，需要从文本的形式来考虑，因为马克思主义文本是所有文字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的总和，可以从总体上把握各种文本形式的内在联系。关于文献研究的方法，要秉持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的意义、解释和应用的要素，即学以致真、学以致思和学以致用。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文本中展示的科学真理即基本原理，这就是学以致真。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使马克思主义原著研究成为客观的论证的科学，即学以致思[2]。

2.2体系研究

基本原理就是连贯地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而形成的科学的理论体系，“把自己的观点和策略的基本原则连贯地完整地阐述出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好习惯，”虽然马克思主义与此观点相悖，即反对人为地炮制理论体系的做法。关于基本原理的研究主要包括基本范畴，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关于研究的基本范畴：从思维形式来看，基本原理是通过一系列范畴的矛盾运动而构成的科学整体。为了展现基本原理所达到的思维具体，就会面临研究马克思主义范畴体系的难度，即如何科学地确立基本原理的起点范畴，并由此通过这个范畴的矛盾上升运动；关于基本观点：范畴的研究的矛盾运动必然使各种范畴之间发生联系，形成命题，范畴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观点。从思维内容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就是基本原理中深深蕴涵着的立场和方法，从不同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统一也就构成了基本原理；关于基本方法的研究：所谓方法是推动内容前进的动力，范畴的矛盾运动的成果构成了方法。目前的重点应该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层次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的研究，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辩证思维的方法。

2.3教育研究

“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成为工人阶级运动的旗帜，这样突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性。关于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中的教育研究，主要是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包括理论教育论，理论教育史，理论教育学。理论教育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和学理支撑，关于理论教育的一般原则、一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研究；理论教育的目的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提供实际依据和历史经验，包括理论教育的实践过程、活动规律和基本经验的研究；理论教育学关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转化为教学体系和教材体系的研究。关于三方面的研究突出了该学科的咨政育人的功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系统的科学内容包括逻辑、历史和现实三个环节的矛盾运动。

综上，一个完整的、立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领域需要上述三个部分的整体的矛盾运动过程的参与[3]。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的建设思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建设的基本原则包括科学性和阶级性，整体性和分科性，实践和理论、继承和创新的统一。

3.1科学性和阶级性相统一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理论与政治方面的方针是协调一致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是与科学紧密相关，而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基于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目标所提出的，对无产阶级而言至关重要。所以，以实现无产阶级解放为目的来发展、推广无产阶级，并且能够切合实际，以事实为基准进行探索，无论是研究总体方面还是从环节的连接方面，都要从事实出发总结出新的观点，并将总结得到的观点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使其发挥作用，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要完成的任务。

3.2分科性和整体性相统一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种把单独性和总体性相结合而构建成的学科。首先，要把单独性转换成总体性。对于此学科来说，把公平性和有规则性联系到一起，最后主要依照的是总体性原则。在探究对象这部分上，基本原理是由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认知因素组成的，表明了客观世界中存在相互有关联的各个活动方式，在世界这方面上构成一种总体上的思维观念；同时这种观念融入在了日常生活中各个不同的区域内，让人类总体看世界，科学认识社会环境体系。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阶级斗争的概论理念和实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组合。在观念构成和主要想法中，马克思主义包括的范围、主要思想、方法和主要系统中相互影响，形成一种有条不紊、天衣无缝的组合；而且，其主要方法、观念、主要思想之间存在一种十分相同的平衡模式。

3.3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概论学科的构建是不能和无产阶级整体实际操作运用分开来的。首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概论的实际操作的基本根据要正确的运用好。而组成马克思主义基本概论的实际操作基本根据的是无产阶级的整体实际运用，所以，在构建学科的期间中，不仅要把国际共产主义的实践经历进行整理，还要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构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概论发生的经历整理好，整合后得出结论，再改进得出实践方法；不仅要把中国共产党带动中国人实施改革，改进等的经历进行整理，还要把中共党史学科的基本概念发生的经历进行研究，并吸取教训，学习有益的经验。其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概论的实际操作的价值正确的发挥出来。在对主观方面进行变动的时候，主要的目的是正确运用科学的概论思想来构建学科。在对客观方面进行变动的时候，要求在经过基本概论观点的引导后，努力探索通过实际操过后遇到的各种困难现象，主要是让实际操作后能有好的预期结果，主张这样的科学有实际的意义。也就是通过实际操作和基本概论观点的互相往复，使得能得出并构建最好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

3.4继承和创新相统一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概念本质是推陈出新。所以，对于构建学科期间中，首先要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基本理论，这就表明，要想让构建学科有好的效果就定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态度、观念和主要方式来使此学科取得进步，如果学科构建没有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观念为中心则学科构建将会达不到目的，没有了意义。其次要以敢于探究和思索事实的真谛为中心思想。同时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还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取得巨大的进步，所以，为了让学科构建取得进步就必须坚持创新原则。但就现状来看，我们要认真考虑关于改革开放方面和现代化建设这类具体情况，主要思想是要根据实际，正确使用基本原理，根据实际情况和要有创新意识进行全面考虑。当然，我们主要是为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取得较大的进步，才把学科构建和基本概念和锐意进取结合在一起[4]。

由上述来看，通过这些方法便能较好的使马克思基本原理学科有专属于自己的不同的方向，该科学是以客观为主的辩证。在马克思的理论中，阶级斗争的概论理念和实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组合。在观念构成和主要想法中，马克思主义包括的范围、主要思想、方法和主要系统中相互影响，形成一种有条不紊、天衣无缝的组合；而且，其主要方法、观念、主要思想之间存在一种十分相同的平衡模式。（作者单位：牡丹江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 丁家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内涵和建设途径探究[J].华章，2011，（33）：10.

[2] 张云飞.试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学科内涵和建设思路[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3）：25-28.

第3篇：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范文

论文摘要：学科建设问题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科学品位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为依托和基础，教学内容要与学科建设紧密结合，要切实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师资队伍建设。

学科建设问题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由于诸多复杂因素的制约，长期以来我们在这一问题上重视和研究不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许多重要问题未能从学科建设的视界加以思考和解决。《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到学科的高度来进行建设。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和建设已进人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认真领会《意见》精神，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深人研究和大力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建设，对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科学品位要以学科建设为依托和基础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根本任务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其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科学。众所周知，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主要依靠或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教学来进行;大学生中许多深层次思想问题和认识问题，都要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去解决;大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树立，固然离不开长期的工作与生活实践的磨炼，然而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习又是不可或缺的。WWw.133229.CoM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长期的教学实践也清楚地表明，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否真正有效，是否真正为青年学生所接受，关键在于教育内容的科学性，以及是否将科学内容同大学生的思想实际紧密结合。

教育教学是通过学科进行的，学科是教育教学的基础和依托。学科建设，就是把一门学科作为科学来建设，使它立于社会实践和科学最新发展水平之上。为保证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的科学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并最终落脚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上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问题，本质上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科学性问题，也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门科学去进行教育，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对待马克思主义和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和建设面临着许多重要课题。比如，关于在新形势下有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新观念、新思路、新途径、新形式和新方法的深人探索;关于课程设置的改革和新课程设置方案的试点与普遍推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管理、建设和运作;关于重大现实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研究;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特别是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的培养和建设，等等，这些课题都亟待深人研究和解决。这些课题不但会直接涉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而且从根本的意义上讲，正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建设的自身内容和内在要求。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科建设，不但要学会善于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去思考和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和建设问题，而且要花大工夫、用大力气把学科建设问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一个带全局性的问题切实抓好。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要与学科建设紧密结合

高质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是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水平的重要前提。课程内容是由课程设置决定的。按照、教育部关于“05课程设置方案”(简称“05方案”)的要求，把原有的七门课程整合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简称“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简称“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简称“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简称“基础”)四门必修课程。与此相适应，新疆地区将三门地方课程整合为“新疆历史与民族宗教理论政策教程”(简称“教程”)。“05方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学内容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和整体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各门课程内部教学内容的综合性和整体性。新课程内容打破了传统学科的界限，努力形成新的课程内容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比如，“原理”课是力求打破三大块的思维定式，力求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性和整体性，从总体上阐述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和方法;“概论”课是强调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重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和党的十六大以来最新的理论成果打通来讲述，力求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基础”课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主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线加以展开，将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有机地融为一体;“教程”课是以马克思主义“五观”和“四个认同”为主题，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新疆发展史、民族宗教演变史。其二，各门课程之间教学内容的综合性和整体性。“05方案”从内容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上，突出了通过理论、现实和历史三者的结合来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针对中国的特殊国情而言，“概论”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它直接体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中心内容，科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理论成果，突出了当代中国的大局和发展大趋势;“原理”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来源中所包含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纲要”主要突出了中国选择马列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据的内容;“基础”直接帮助大学生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实际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观念问题;“教程”则主要突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应用和实践。

新课程方案教学内容的这种综合性和整体性，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为基础，寻求学科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的五个二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科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内在逻辑联系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学科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进行研究，以历史的研究再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形成的、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新的理论成果进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思潮、流派的发生、演进及其基本思想进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人们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培养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的五个二级学科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为丰富和充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提供了理论的和思想的材料，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现思想性、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与知识性、学术性的统一提供了学科的思维方式方法，为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打下了研究性基础。

三、要切实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教育教学的主体或主导，师资队伍建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践表明，教育教学有效性的关键是师资队伍建设问题。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建设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当面对新的综合性、整体性很强的课程时，任课教师如何突破或超越现有专业的门槛，熟练并运用自如地系统讲授一门整体性的课程，这是实施新课程方案面对的新问题。为此，必须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师资队伍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业务素质。

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牢固确立学科意识、学科建设意识，破除长期以来以单纯的“课程意识”来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教学。长期以来，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过分强调政治意识形态功能，而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功能，也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身发展的不够成熟，人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确立起应有的学科意识和学科建设意识，表现在或者怀疑甚至否定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科学性;或者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以单纯的“课程意识”来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不注重学科的理论构建，其结果必然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功能的发挥。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地位已经确立，我们不能再以长期以来形成的“课程意识”来估量、定位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而要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意识和学科建设意识，以自觉的学科意识审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以自觉的学科建设意识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更高水平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更大进步。

第4篇：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范文

参考文献：

[1]周继良.也论教育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J].现代教育管理，2011，（11）.

[2]吴晓鸣.体育科研中唯物辩证法的主要方法论[J].兵团教育学院学报，1999，（1）.

[3]任洪荡.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统一[J].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4，（4）.

[4]蒋磊.建构・反思・公共性――陶东风近年学术思想的三个关键词[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6）.

第5篇：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范文

〔关键词〕情报学；哲学基础；科学哲学；信息哲学；批判现实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G25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2）04－0034－05

任何一个接触情报学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就像《索菲的世界》的主人公碰到的第一个哲学问题一样，什么是情报学？这个问题，就如同“我是谁”一样，令无数情报学学者痴迷。正如张新华所言，情报学是一个研究领域极为含混而离散的领域［1］。自1945年Vannevar Bush在《太平洋月刊》上发表了“As We May Think”一文，标志着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诞生以来，也不过才60多年。情报学作为一门发展中的新兴边缘学科，构建自己的理论方法体系，离不开哲学基础的建立。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要受哲学的支配。哲学是总结和阐明人类认识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为一切认识活动提供最根本的指导原则，它决定着情报学的整体观和发展方向［2］。情报学的哲学基础是情报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之一，是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但遗憾的是，尽管不同学者对情报学的哲学基础从不同角度、不同深度进行了探讨，人们对情报学的哲学基础至今尚无一个统一的、明确的认识。正如王知津所言，如果这个基础性的问题都不能明确，那么对其他方面的研究就显得苍白无力［3］。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本文拟对现有国内关于情报学哲学基础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以期对情报学哲学基础形成共识有所借鉴。

1 情报学哲学基础主要观点

1.1 我国情报学哲学基础研究概况

通过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的检索，经过逐一排检，截止2011年12月28日，在核心期刊上共检索出94篇有关情报学哲学基础的中文文献，分析的时间分布发现，国内有关情报学哲学基础的研究，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如图1所示），这说明情报学的哲学基础，对于情报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已引起多数情报学学者的关注。这些文献关注的主题主要涉及图书情报学科生存环境的解释、重新认识图书情报学的社会存在、信息的本质、情报学本质、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波普尔的“三个世界”与布鲁克斯（Brookes）情报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信息异化、库恩范式理论、实用主义、社会认识论、批判现实主义、信息哲学、阐释学、情报学元理论、意义建构理论、系统观、“四个世界”理论等等。由此可见，国内对于情报学哲学基础的研究角度众多，但观点不一，有的甚至相冲突，这对于情报学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幸运的是，已有一部分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提出要尽快形成共识［3］。

1.2 情报学的哲学基础主要观点

纵观这94篇文献，我们发现，国内这些年的研究主要是引进介绍国外哲学思想的同时试图用本土话语解释国内情报学现象。根据不同的哲学主张，我们将国内关于情报学哲学基础的典型研究观点梳理归纳为以下几种：科学哲学观点、信息哲学观点、批判现实主义哲学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以及其他哲学观点。

1.2.1 科学哲学观点

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从哲学角度考察科学的一门学科。它以科学活动和科学理论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科学的本质、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验、科学的逻辑结构等有关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方面的基本问题［4］。科学哲学主要形成了逻辑经验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等几个学派。其中波普尔、库恩、托卡拉斯、夏佩尔等都是这一哲学流派的杰出代表，并且他们的哲学思想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现代情报学的理论构成和研究方法。

（1）卡尔?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

波普尔（Karl Popper）在《客观知识》一书中提出科学知识客观性，并提出客观知识的本体论——客观知识的“三个世界”理论。波普尔把世界上所有的现象，根据共存方式划分为三大类别，即3个世界。“世界1”，又称第一世界，是物理世界、物质世界。“世界2”，又称第二世界，是人精神的或心理的世界，包括意识状态、心理素质、主观经验，即人类主观世界。除此之外，波普尔指出，还有第三世界，即思想内容的世界，实际上是人类精神产物的世界，波普尔称之为“世界3”，也就是客观知识世界。波普尔认为3个世界之间是自主的，各自独立的，但同时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5］。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引起了众多的不同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和争论。在情报学领域运用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研究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学者，就是情报学界的泰斗之一布鲁克斯（B.C.Brookes）。

1983年布鲁克斯在题为《情报科学的基础》一文中论述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并提出以此作为情报学的基础。布鲁克斯在该文中指出，波普尔的“世界3”不能不引起图书馆学者、情报学者的注意，这是因为它第一次从纯粹实用的观点以外的角度，为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专业活动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布鲁克斯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同情报学的任务联系起来，认为情报学是研究“世界2”与“世界3”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科学［6］。

师宏睿认为布鲁克斯情报认知观是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以及认知科学的精华融会贯通于情报机理后形成的全新的情报学范式［7］。张新华则认为布鲁克斯属于属性结构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一学派认为情报是一种独立的、隐含在文献中的客观属性，是文献本身所固有的，不管对于何人，也不管在何时、何地，它都是同一种相对独立的存在；而且此种存在有一定的结构形式与其相对应［1］。

布鲁克斯提出了以波普尔的“世界3”为核心的情报学哲学基础，他认为人类的知识一旦被记录下来，就可在一定程度上使个人的主观知识获得原本不具备的永久性、客观性和可相通性。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的框架为图书馆学、情报学家提供了从事他们专业工作所需要的理由，即自然科学家和技术专家探索和开发“世界1”，将他们的记录和人工制品存储在“世界3”中；图书馆学、情报学家的实践性工作是收集和组织“世界3”中的记录材料，以资利用；而其理论工作者则是研究“世界2”和“世界3”的相互作用，以便组织知识而不是组织文献，从而更有效地利用文献。客观情报是存储在“世界3”中的客观化了的主观世界，是主观世界在“世界3”中表现出来的客观结构和属性。而使“世界3”的知识有序化，正是情报学的任务［1，8］。

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经布鲁克斯引入情报学界，引起了众多情报学学者的关注和争论，部分学者支持将“三个世界”理论作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但更多的国内学者如刘植惠、朱奎华等却认为波普尔“三个世界”论不是建立在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唯心论的先验论之上，不能作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2，9］。

（2）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

“范式”（paradigm）是托马斯?库恩（T.S.Kuhn）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中首次提出，指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的集合，是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10］。范式理论是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的核心，从人文社会学的角度观察科学的发展与革命。在库恩看来，范式是学科成为科学的标志。而科学的范式并非一成不变，新问题和新事物的产生会动摇科学原有的范式，建立新范式的科学革命随之产生［11］。

美国学者F.Miksa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比较深人地研究了情报学领域的基本范式，并提出了机构范式（institution paradigm）和情报运动范式（information movement paradigm），认为这两种范式是情报学领域征最明显的、最广为人接受的，但它们并不排斥其他可能并行存在的范式［12］。陈文勇将现有情报学理论归纳为5种范武：即情报交流范式、情报吸收范式、情报工程范式、语义情报学范式、情报基因学范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情报学的综合范式［13］。王芳将情报学的主要范式归纳为：物理范式或信息检索范式、认知范式、资源范式、管理范式、经济范式、过程范式和其他范式7种，并且指出人类社会中的信息运动过程范式将是具有整合与包容意义的情报学基础范式［7］。而梁战平则将情报学的多种研究范式归纳为机构范式、信息运动范式、解释学范式、技术主导范式、认知范式、知识主导范式、经济学范式和人文范式八种，提出情报学的多种研究范式决定了情报学的多学科特性的观点［14］。我们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情报学范式的确立和进展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情报学学科的基本框架及其发展，但范式理论还不足以成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

（3）伊姆雷?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吸收了波普尔和库恩的合理观点，形成了科学理论演化的科学研究纲领模式，他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认为科学中的基本单位和评价对象不应是一个个孤立的理论，而应是在一个时期中由一系列理论有机构成的研究纲领。科学研究纲领以下列几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①由最基本的理论构成的“硬核”（Hard Core）；②围绕在硬核周围的许多辅假设构成了“保护带”（Protective Helt）；③不准放弃或修改研究纲领的硬核的原则——反面启发法（Negative Heuristic）。④丰富、完善和发展研究纲领的原则——正面启发法（Positive Heuristic）。这种理论结构的模型被比喻成原子结构模型。可以把“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比喻为原子的内核，把保护带比喻为原子的电子层，把正反面启示法比喻为联结原子核与电子的斥力［15］。

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引起了情报学界的广泛重视。靖继鹏、李勇先认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为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哲学方法论基础，并由此提出了以情报用户为核心的情报学理论体系［16］。但靳娟娟则认为靖继鹏、李勇先没有根据拉卡托斯的科学发展动态模式进一步建立情报学发展模式，这势必影响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完整性。靳娟娟指出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把科学结构的模型与科学发展历史有机地统一起来，把科学哲学变为科学方法论，不仅提出理论系统，还提出了科学发展动态模式，这对正处于发展阶段的情报学来说，不失为一种较理想构建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17］。俞传正认为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对情报学的认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库恩的“范式”理论和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则更多地从方法论上影响了情报学的研究［12］。本文则认为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于情报学哲学框架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则有着很好的借鉴和启示，但不足以成为统领情报学本质的哲学基础。

（4）达德利?夏佩尔的信息域理论

达德利?夏佩尔（Dudley Shapere）的整个科学哲学思想是建立在批判逻辑实证主义与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上的，其科学哲学的核心是信息域理论。他在《理由与求知》一文中首次提出这一理论［18］，信息域相当于现在的学科研究领域。情报学中的领域分析法的哲学基础，就是来自于夏佩尔的信息域理论［12］。张智雄、丁颖认为科学哲学，从狭义上讲，是一门指导如何进行学科建设的哲学，提出了夏佩尔科学哲学思想对情报学建设的几点启示［19］。我们认为夏佩尔信息域理论，对于解决情报学跨学科的学科性质争论，有着很好的借鉴和启发。

总之，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对情报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并且曾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其不是走向多元论，就是唯心论的哲学主张局限性，使其不足以成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

1.2.2 信息哲学观点

信息哲学的创始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在《什么是信息哲学?》一文中认为信息哲学是一哲学领域，涉及信息的概念本质和基本原理，包括其动态学、利用和科学的批判性研究，以及信息的理论和计算机方法论对哲学问题的详细阐述和应用。弗洛里迪分析了信息哲学、图书情报学、社会认识论之间的关系，指出情报学是应用信息哲学，并强调在哲学和图书情报学之间存在一种天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社会认识论所不能为图书情报学提供的［20］。

张福学认为信息哲学是哲学的一个描述性和标准化的分支，主要对信息的本质、信息动力学及其应用进行理论上和基础性的研究。统一信息理论是信息哲学的核心，它要解决一个典型的哲学问题，那就是“信息是什么?”而这也正是情报学学者苦苦追寻的。张福学指出情报学是一门应用信息哲学。作为应用信息哲学的情报学是一门研究文献、文献生命周期与程序、文献管理技术与设施的学科。它应用信息哲学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方法去解决特定的实践性问题和现象，以信息哲学为基础，情报学就可以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对这些研究对象的处理方式［21］。

陈忆金通过详细分析情报学与信息哲学在研究对象、研究范畴、研究方法和伦理规范等方面的紧密联系，说明信息哲学是现代情报学的理论基础，将促进情报学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为其确定整体观和基本发展方向起到有力的指导作用［22］。王知津也同意将信息哲学作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的观点［3］。曹文娟、赖茂生通过分析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方法、层次、研究对象与规模和研究目标，得出信息哲学能够作为图书情报学的理论基础这样的结论［23］。本文认为，信息哲学为研究提供了最具价值的综合方法，尤其是计算机方法论，拓展了哲学方法论，对情报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推动了人们对信息本质及虚拟世界的认识，但其本质还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形式现代化的反映。

1.2.3 批判现实主义哲学观点

批判现实主义（Critical Realism）起源于欧洲文学，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具有现实存在的独立性和社会现实的层次性的特点。王知津、王秀香将批判现实主义理论引入情报学研究中，指出批判现实主义为许多图书情报领域的信息行为研究提供了一个解释性框架［24］。批判现实主义的层次性指出批判现实主义能够为跨学科研究领域奠定基础，尤其是对信息行为的研究，涉及到各个层次上的信息产生、信息处理、信息查寻和信息应用。王知津、王秀香将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与目前情报学的某些信息行为模型相联系，主要从社会现实层次性概念、语境的重要性及环境和活动者的关系，来论述批判现实主义在信息行为研究中的应用，并对批判现实主义作为情报学的哲学和社会理论做出了展望［24］。作为现实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批判现实主义对许多实证研究影响很大，而且在跨学科研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它的这些特性都足以引起情报学界的关注［3］。孙玉伟对于将批判现实主义哲学作为情报学理论的哲学基础之一，也持赞同观点［25］。本文以为，批判现实主义哲学对于深入理解用户信息行为的多样性、层次性有着很好的借鉴和启发，对情报学哲学基础的建立有一定的启示，但还不足以成为统领情报学的哲学基础。

1.2.4 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组成部分，实践概念是它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26］。我国情报学界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应成为情报学哲学基础这一观点，本文通过对当前情报学哲学基础观点的梳理，也认为建立统一的情报学哲学基础，非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莫属。

（1）矛盾论

朱奎华指出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对情报学哲学基础研究虽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它作为唯心主义的多元论，仍不能成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真正能指导情报学理论研究，讲清情报学哲学基础的理论是的矛盾学说［9］。

（2）“四个世界”理论

“四个世界”理论的出现是国内学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出发，对“三个世界”理论加以批判、继承的结果。刘植惠和秦铁辉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四个世界”的理论。刘植惠在介绍了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即物质世界、人类主观世界和客观知识世界）及其对情报学理论研究影响的基础上，指出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有一些合理成份，为情报学哲学基础的建立提供了一条思路，但是这个理论也存在着根本的错误，它在哲学体系上属于唯心论。作者在批判“三个世界”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四个世界”（即天然物质世界、人工物质产品世界、人类精神产品世界和人类精神世界）的理论，并以此作为情报学理论的哲学基础［2］。

秦铁辉在认证波普尔“世界3”的确切涵义的基础上，指出“世界3”理论的一些明显疏误，提出情报学理论不能建立在波普尔的哲学基础上，但波普尔对世界作出精细划分的构想和客观知识的提法是可取的。由此，秦铁辉将客观物质世界划分为四大部分，即自然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准人造物世界和人工创造物世界，4个世界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并以4个世界的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情报学中的某些问题作了一些尝试性的解释［27］。

这两种“四个世界”理论，都吸收了波普尔在哲学上细分世界层次的独到之处，试图为情报学提供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基础。严怡民指出，“四个世界”理论的划分比“三个世界”的理论更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但对情报学而言，它们并未提供新的视角和内容。因为它们所继承的“三个世界”的方法论从根本上不适合人类情报实践的特点［28］。这种方法试图为情报学对应的情报实践寻求一个“实体世界”，而事实上情报实践并没有一个独立的实体领域，图书馆、大众传播、教育活动的实体是相互重复交叉的［3］。这说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观点作为情报学哲学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完善，这本身就符合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观点。

（3）实践论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要求。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它科学地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情报学中对情报的认识离不开对信息链的解读，信息链由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情报5个链环构成，在信息链中，信息的下游是面向物理属性的，上游是面向认知属性的［29］。尽管情报属于认知领域，但是它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相应的物质世界，是以实践为基础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

相关性是情报学最重要的基本原理之一［29］，为国内外情报学者所认同。而这种相关性首要的是与人们（用户）的工作实践需要相关，才能满足人们（用户）对情报的需要，情报学才得以发展。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应成为情报学哲学基础。

（4）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对立统一、可知论、联系和发展、能动性观点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来解读情报学的哲学基础［3，30］。

总之，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情报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它属于意识范畴，是意识的社会形式。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在哲学上应当属于人类的意识范畴。情报本质上属于马克思所定义的社会意识范畴［31］。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成为情报学哲学基础。

1.2.5 其他哲学观点

情报学的哲学理论基础还有其他一些观点，如解释学、实用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系统论等。如杨小华在论述信息和情报概念的内涵，以及两者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从系统辩证论的角度，构筑起信息和情报的哲学基础，拓展了信息和情报哲学研究的新视野［32］。王知津等认为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哲学流派对情报学具有重要启示和指导作用，它的“实用”精神正契合情报学着重问题解决的学科性质，在纠正情报学偏重理论思辨的风气上很有说服力，另外，对信息本质和信息过程等的理解也很有启发意义［33］。

2 小结与展望

本文在强调确立统一的情报学哲学基础的必要性的基础上，回顾了现有国内对于情报学的哲学基础的主要观点，归纳为科学哲学观点、信息哲学观点、批判现实主义哲学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以及其他哲学观点。我们认为尽管每一种观点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情报学的本质，但建立统一的情报学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当之无愧。今后的研究应考虑如何将其他学派中关于情报学哲学基础观点中的精华兼收并蓄到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中，以促使情报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张新华.情报学理论流派研究纲要［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2］刘植惠.试论情报学的哲学基础［J］.情报学报，1989，（3）:161-167.

［3］王知津.情报学理论的哲学研究进展［J］.图书情报工作，2009，（22）：5-11.

［4］百度百科.科学哲学［EB／OL］.，2012-01-12.

［5］（英）卡尔?波普尔．客观知识：一个进货论的研究［M］.舒炜光，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6］Brookes B.C.The Foundations of Information Science.Part Ⅰ.Philosophical Aspects［J］.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1980,(2):125-133.

［7］师宏睿.布鲁克斯情报认知观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1，（6）：51-53.

［8］靖继鹏，马费成，张向先.情报科学理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9］朱奎华.“三个世界”与“矛盾说”——对情报学哲学基础的探讨［J］.现代情报，1995，（8）:1-3.

［10］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1］王芳.情报学的范式变迁及元理论研究［J］.情报学报，2007，（5）：764-773.

［12］俞传正.论科学哲学对情报学理论与方法的影响［J］.情报杂志，2005，（3）：11-13.

［13］陈文勇．情报学理论的范式分析［J］.情报业务研究，1989，(6)：385-389.

［14］梁战平．情报学若干问题辨析［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3，(3)：193-198.

［15］伊姆雷?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16］靖继鹏，李勇先．试构造以用户为核心的情报学理论体系［J］.情报业务研究，1991，（4）：193-198.

［17］靳娟娟．情报学哲学基础研究述评［J］.国外情报科学，1996，(1)：16-21.

［18］达德利?夏佩尔．理由与求知：科学哲学研究文集［M］.褚平，周文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19］张智雄，丁颖.夏佩尔的科学哲学思想及其对情报学学科建设的启示［J］.图书情报工作动态，1996，（5）：13-16.

［20］Floridi.L．What is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J］.Metaphilosophy，2002，33(1-2)：123-145.

［21］张福学．信息哲学论要［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3，（2）：123-125.

［22］陈忆金．现代情报学的理论基础——信息哲学［J］.图书情报工作，2005，（8）：55-59.

［23］曹文娟，赖茂生．信息哲学研究综述［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4，（3）：331-333.

［24］王知津，王秀香．信息行为研究中的批判现实主义视角［J］.情报科学，2009，（5）：641-646.

［25］孙玉伟．用户信息行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探源（上）［J］.图书馆杂志，2011，（10）：7-12.

［26］梁晓龙．情报学学科建设的哲学基础［J］．情报知识，1988，（3）：1-3，13．

［27］秦铁辉．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与情报学的哲学基础［J］.情报学报，1991，（2）:136-143.

［28］严怡民，等．现代情报学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29］马费成．论情报学的基本原理及理论体系构建［J］．情报学报，2007，（1）：3-13．

［30］王播生．个体差异性和事物的相互联系是情报存在的哲学基础［J］.情报学刊，1992，（6）：411-414.

［31］杨启全，李云增．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试评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J］．情报科学，1983，(4)：17-20．

第6篇：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范文

对费耶阿本德及其科学观的影响不容忽视。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中提到了“科学的无公度性”、“科学的非理性”、“一切都行”和“无政府主义知识论”的观点。这些观点促进了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的非正义、非理性和无政府主义认识论。

·保尔·费耶阿本德是美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服役。他的腿在残酷的战争中受了伤。随着苏联红军对柏林的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战场结束了，后来，他被允许进入维也纳大学。1951年，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全世界教书。主要著作有《反对方法》、《自由社会的科学》、《告别理性》。首先，范式的概念是由历史主义学派的代表库恩提出的。范式是通过解决科学中的主要矛盾或普遍问题的主要方面，对整个科学界乃至整个世界绘制一个图式。同时，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和革命是以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过程。然而，费耶阿本德认为《范式》是无与伦比的。任何两种范式甚至多种范式都是不可比的，并提出了范式“蒂芙尼早餐”的概念。当人们比较两种或两种以上范式的优缺点时，通常需要一个客观的标准。只有通过这个客观标准,才能作出判断。费耶阿本德认为，任何客观标准都是在范式中建构的，也包括判断范式优劣的客观标准。因此，当人们比较范式时，无法消除范式对这一活动的限制。这种比较范式的活动实际上是评估另一个人的行为从一种范式的角度来看范式。

·费耶阿本德认为，没有任何理论可以称为真理，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任何理论，这与其研究的所有事实完全一致。然而，过分关注他们之间的《契合度》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符合》不能解释任何问题，它不能证明这个理论或证伪这个理论。费耶阿本德认为，接受一种理论后，可以忽略这些与理论不符的事实，甚至完全否定这些与理论不符的事实。所以对于这个理论的接受者来说，所有的事实都与这个理论一致。

·费耶阿本德还认为，任何理论都有其适用对象、相应的问题和成功标准，因此人们无法比较任何理论是否更有用，因为当人们比较两种或两种以上理论中哪一种更有用时，他们需要了解这些理论适应的对象问题和成功标准，这些理论的对象、问题和成功标准是不同的。就像西医中的西医和中医中的中医一样，各有优缺点，所以很难判断中医药理学还是西医药理学更有效“中西医之争”是医学界乃至哲学界的一个重要话题。然而，根据费耶阿本德关于“无公度性”和“相对主义真理观”的观点，这些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它们只是站在一种范式的立场来评价另一种范式。

的“无公度性”或者说科学的非理性化，费耶阿本德最著名的论点是他的“哥白尼革命”论。费耶阿本德强调人们通常认为理性使“哥白尼革命”获胜。事实上，“哥白尼革命”的胜利主要依靠非理性。

，这是因为托勒密的《地心说》被观测数据篡改，日增年增，从而证实了《日心说》。费耶阿本德认为，经验主义学派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对一个理论的确认和证伪不能依靠经验，因为世界上没有中立的观察，而观察必须以某种理论为指导。对于同一事实,如果人们受到不同的理论的影响,即在两种甚至更多的理论的指导下,人们观察到这个事实,观察结果是不同的。费耶阿本德称之为“理论污染了观察”。传统主义学派认为，由于观测数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积累，“地心说”将新的观测数据解释为“难负重任”，“然而，“日心说”的解释是“游刃有余”。鉴于这种观点，费耶阿本德认为，传统主义学派的这种观点也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日心说”对新观测结果的解释比“地心说”更复杂，至少不比它简单。夏洛克·库恩的《危机理论》认为，“托勒密体系”已经开始“陷落”，呈现出“危机”的状态，旧的“地心说”范式必须被新的“泰坦尼克”范式所取代。对于夏洛克·库恩的《危机理论》的解释，费耶阿本德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托勒密体系》没有显示“日薄西山”的危机状态。拉卡托斯的“研究纲领方法论”认为“地心说”已经退化，无法做出正确的预测。它必须被“日心说”取代。对于拉卡托斯对“研究纲领方法论”的解释，费耶阿本德认为这一解释不具有说服力，因为哥白尼本人没有批评“托勒密体系”，也无法做出正确的预测。然后，关于“哥白尼革命”是如何获胜的，费耶阿本德的解释主要依靠“伽利略的把戏”。

·费耶阿本德曾坚信，在伽利略时代，观测材料对“地心说”有利，对“日心说”不利。如果行星围绕太阳旋转，火星和金星将在某个时间接近地球。这一次，火星和金星的亮度将是平常的40~60倍。但事实上，受当时科学环境和科学条件的限制，人们无法观测到这两颗行星的亮度变化。既然人们无法观察到它，人们又如何证明行星是围绕太阳运行的呢？费耶阿本德相信伽利略诡辩的解释和宣传导致了《哥白尼革命》的胜利。“伽利略的胜利归功于他的风格和精明的解释技巧。”同时，他写道：“没有混乱，就没有知识。如果不经常消除理性，就不会有进步。”费耶阿本德关于科学不公平的观点认为，科学的事业是更加非理性的。

承认科学已经取得了许多成就，但这些成就并不完全来自理性。理性或科学的方法只是众多方法中的一种，并不具有优越性。他认为，科学成就的取得更多的是由于科学的非理性因素。费耶阿本德在反对方法地区指出：“科学比科学哲学想要承认的更接近神话。”换句话说，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的非理性因素在科学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诚然，非理性因素对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在新旧理论争论的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非理性因素促进了新理论的产生，使这些新理论或新假设不会在萌芽状态中被消除，甚至会促进这些新理论和新假设的不断完善，使其克服旧理论，科学的发展不能完全排除非理性因素。事实上，费耶阿本德没有注意到科学的非理性因素不仅保护了新理论和新假设，而且也保护了旧理论，延缓了旧理论的消亡。更重要的是,新理论战胜旧理论的决定性因素是实践,，不是科学的非理性因素。费耶阿本德夸大了科学的非理性因素，忽视了实践的作用。

反对方法论一元论，认为应坚持方法论的多元化和自由化。这部《无政府主义认识论》提倡科学上的自由放任，反对《科学沙文主义》。他认为科学没有普遍的规范方法和规则。事实上，科学是无政府主义的事业。我们必须对各种理论和方法保持开放，鼓励科学理论的传播和再生产。费耶阿本德认为“理论越多越好。当一种理论，特别是一种新的理论，与其他公认的理论不一致时，它不应该被放弃，因为它可以不断地改进和完善。”费耶阿本德将这一理论的复制称为该理论的《增生原则》或《增生原则》“增殖原则”他说。同时，他认为一种理论不可能被其他理论推翻。任何理论都是如此。当一个理论与其他理论不一致甚至不同时，它不能放弃它，更不用说放弃它了，因为当一个理论遭到反驳时，它可以通过改变周围环境或改变背景来保护自己，让自己站在自己的“蒂芙尼早餐”上。“他主张，当事实、观察和理论发生冲突时，我们应该保护新的理论，给它喘息的时间，耐心等待它的价值出现。”此外，费耶阿本德称这一原则为“韧性原则”"基于上述两个原则，费耶阿本德表明了费耶阿本德的立场。他认为科学的普遍性更符合人性，因为科学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不能依赖于僵化的规则。相反，科学的发展和繁荣是由自由驱动的。从这我们可以看到，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知识不是一系列没有矛盾的理论，矛盾无处不在，知识是充满矛盾的，是一个不断膨胀的海洋，在知识的海洋中，有各种矛盾的，甚至是不可通约的理论，知识的海洋包含着它们，和知识不会因为两种或两种以上理论的差异而排斥他们。在这里，每一种理论都使知识的海洋更加完善和丰富，使知识的海洋更加广阔。因此，费耶阿本德拒绝使用合理的规则和统一的方法。他提倡一切方法。他相信只有“一切都行”不能阻碍科学的进步。

。围绕这一问题，西方各学派都提出了自己的标准，至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在这场关于“百家争鸣”的大讨论中，费耶阿本德的《一切都行》进一步削弱了科学划界的标准。他反对科学家对科学的划界，并且"他从知识和道德两个方面批判了科学的划界：第一，在知识方面，科学的发展利用了非科学的成果；第二，科学对非科学的迫害和排斥是不道德的，因此主张废除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这不利于知识的进步和发展。沙文主义的科学确实已成为“西方之旅”在科学繁荣与发展、知识自由与进步的道路上，为了使科学知识更加繁荣与进步，我们必须反对它。然而，科学划界的取消和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差异的消除提供了一场“沃土”为了伪科学的传播，

·费耶阿本德的科学观受到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他认为科学已经发展成为一艘“怪物”，它压抑了人性，阻止了人们成为“真正的人”，就像一具行尸走肉，它失去了人们原有的乐趣，使人们失去了人性的魅力和独特的幽默感，变成了机械装置一样冷漠可怜的人。因此，人们把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看作是从科学主义到人本主的一种转变语义转换的表达。他的一切都行、增生原则和韧性原则对后来的哲学家，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费耶阿本德的这些特殊贡献，他经常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先驱。

。然而，他的反对方法并不是反对所有的方法，他的一切都行也不是一个新的方法论规则。一切都行中的多元主义方法论有许多值得参考的地方，也有一些偏见，需要正确理解。虽然费耶阿本德的科学观是片面的，但他的思想中仍然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因素，其中往往包含着辩证的思想和一些真理。总之，费耶阿本德确实是一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哲学家。[1]夏基松。简明现代西方哲学[M]。人民出版社，2015年。

[2]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M]。周昌忠，翻译。译文出版社大学，1992年。

第7篇：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范文

论文摘要：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继承和创新党的思想路线、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深入认识我国发展出现的阶段性特征，是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由第一要义、理论核心、基本要求、根本方法、实践保证五个理论群组成。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是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内在统一。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精神实质，是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特征，就是把实践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形成的新社会主义观，它有完整的理论体系。

一、形成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条件

任何理论体系，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也不例外。那么形成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历史条件是什么?

当今世界情况已经发生并正在继续变化。党的十七大报告对这种变化作了概括：当今世界处于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潮流。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正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之间的依存日益紧密，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但是，世界仍然很不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冲突和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和平与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和挑战。

与世界正在发展变化的同时，中国自身也发生并继续变化。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还将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的变化和中国的变化交汇在一起，使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中国共产党已经执政近60年。领导改革开放也已经30年了。执政，特别是领导改革开放，使党内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党执政时间的增加和党的队伍的变化，党的自身建设面临许多新课题新考验，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管党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党存在着执政能力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不完全符合。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观念、能力素质与党的先进性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不完全符合。一些基层党组织的管理手段和创新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任务还不完全适应、不完全符合等问题需要解决。

已经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相互交织，形成了新的历史条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过去我们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有些已经不适应新形势下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新情况和新要求了。新的历史条件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呼唤着能够解决当前社会主义建设重大问题的新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新的理论体系的形成。还需要理论条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新创造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包含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论观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对科学发展问题所作出的许多精辟论述，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新创造提供了理论给养。科学发展观正是在这样的理论条件下形成的。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理论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新理论体系的形成基于新的实践。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最新实践。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积累的成功经验，为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最直接的实践基础。同时，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共产党对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的借鉴，也为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间接的实践条件。

新理论体系的形成，有其文化根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就是形成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文化根基。正如胡锦涛所说，科学发展观“也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五千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展的进步精神。”

新理论体系的形成，离不开理论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对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进行了新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新的理论观点，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这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的成果。是当代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体系。

二、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作为新的科学体系，科学发展观也有其逻辑起点。这个逻辑起点。首先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继承和创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六大闭幕不久，就提出了求真务实。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又一次创新。求真务实，强调要加深对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两个方面的认识，对人的认识功夫和认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实现了认识真理的思想路线和实践真理的行动路线的统一，进而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完整思想路线体系。而在这个思想路线体系中，“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

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是科学发展观逻辑起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与求真务实的提出相联系的。求真务实，把实践摆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尊重实践必然尊重人民群众。继承历史唯物主义，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便成为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体系，“要深入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

深入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我国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也是科学发展观逻辑起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与求真务实相联系的。求真务实，首先要从我们面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面对的实际，最根本的，是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我国发展又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主要是：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同时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同时农村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基本方针扎实贯彻，同时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要日益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对外开放日益扩大，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更高。”中国共产党正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实出发，准确认识国际国内的发展环境，准确认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准确认识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基本要求，进行新的理论创造。形成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

坚持丰富了内容的思想路线，强调求真务实；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出发，深入认识我国发展出现的阶段性特征。这三者相互联系，科学统一，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完整内涵。

三、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结构

科学发展观由第一要义、理论核心、基本要求、根本方法、实践保证五个理论群组成。这五个理论群中的每一个。都由相互联系的理论观点构成完整的理论；五个理论群也紧密联系，内在统一，共同构成了完整的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

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发展是第一要义；以人为本是理论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是基本要求；统筹兼顾是根本方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是实践保证。

在这个理论体系中，作为第一要义的发展，起着科学发展观理论基础的作用。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范畴之一。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硬道理。不发展就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诸多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只有通过一步步切实的发展才能逐渐接近并最终达到。发展又必须是科学发展，又好又快的发展。科学发展观理论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发展这个主题，这一理论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对于科学发展观理论的这个第一要义，胡锦涛总书记作过深刻解释，他说：“要深刻理解第一要义是发展。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是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基于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深切愿望。基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基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履行党的执政使命作出的重要结论。”作为第一要义的发展的基础作用，从科学发展观理论的形成过程、回答的核心问题以及与科学发展观中其他理论的关系上呈现出来。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它所解答的，是社会主义应该怎样发展这一重大课题；这一理论体系中的每一个理论观点，都基于发展，正是在对发展的探索和理论的论证基础上，才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中的其他理论观点。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核心。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之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社会主义发展，说到底，是为了维护和发展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说到底也是代表人民的意愿，谋求人民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我们在发展中统筹兼顾，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是社会主体。人民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社会主义是人民的事业。 “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体，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推动者。”因此，我们要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自觉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检验自己的工作成绩和政绩。进行科学发展观理论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维护、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实践产物，说到底，是中国共产党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放在首位的产物。因而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中的每个理论观点，都是紧紧围绕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点的。

在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中，全面协调可持续和统筹兼顾，分别是这一理论付诸实践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是将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的桥梁，而它们自身也由一系列理论观点构成了完整的理论群。并与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中其他理论群统一在一起。

科学发展，本身就要求全面协调可持续。这意味着我们绝不能只关注经济的增长，而是要正确处理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如果单纯扩大数量，单纯追求速度，而不重视质量和效益，不重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会出现增长失调，从而最终制约发展的局面。

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统筹兼顾。要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和进展，统筹安排和推进各项改革，既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又努力实现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相协调，经济领域改革和社会领域改革相协调。城市改革和农村改革相协调，努力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统筹兼顾，就是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要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处理机制、权益保障机制。要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关切。

实现科学发展，必须有实践保证。实践保证，不是一个方面，而是多个方面。这些实践保证，是对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工作的科学要求，同时自身也形成了完整的理论观点。这些理论观点包括：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这四个理论观点完整统一。构成了关于实现科学发展实践保证的理论。深入理解这四个理论观点及其内在联系，并运用这些理论观点指导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是科学发展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本诉求。

四、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

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是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内在统一。科学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二者互为条件，有机统一。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无疑会给科学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在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中。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统一，是处于核心地位的辩证关系。是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得以展开的基本逻辑关联。是渗透于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各个理论观点中的主旨，是贯穿科学发展观一切理论观点的主线。是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的标志。

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核心，体现了这一理论的精神实质。以人为本的根本含义，就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为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我们推动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

以人为本，是对科学发展目的的基本定位。科学发展观的一切理论观点，都是围绕人、为了人的。以人为本，把科学发展观内在要求、本质归属、终极目标、实践动力科学地统一起来，在统一中体现出这一理论的基本精神。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五、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特征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理论体系，都有自己的特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实践中产生的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也有它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把实践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是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我国的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新实践的产物，它回答的是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遇到的重大问题。它直接提供了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一系列实际问题的良方，同时也在实践中得到验证和发展。它与我们当今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联系是那样的紧密，以至离开实践，就失去了它的生命之源。

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最突出的特点，不是大段大段的理论概念解读，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逻辑推演，而是用最朴素、最直接、最简要的语言，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并且在回答中形成鲜明的理论观点。

这个理论体系中的任何一个理论群，任何理论群中的任何一个理论观点，都密切联系实践而阐发，都切实地回答了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它在直接指导实践中落实于实践，并且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

第8篇：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范文

一、 社会建构论的心理观

作为后现代心理学的一个主要理论流派，社会建构论的核心思想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解构”，二是“重构”。社会建构论首先对现代西方主流心理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进行了深刻地反省和批判，然后力图从后现代视野重新审视和重构心理学的理论与研究取向。

（一） 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的批判与解构

以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格根（k. j. gergen）为代表的社会建构论者站在西方现代主义心理学的对立面，对现代主义心理学理论基础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解构。他们反对传统心理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个体主义和科学主义［2］439-446［1］。

1． 对主客二元论的批判。现代主义心理学的首要预设是人生活在主客二元的世界中，在主体的经验之外存在着一个客观世界，主体的心理、意识、知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社会建构论认为，这种二元世界的划分只是一种无法“证伪”亦无法“证实”的预设，是现代主义的一个“宏大叙事”，并没有相应的证据予以支持。因为“一旦我们开始谈论某个对象，我们就已经进入表征世界。”［3］433在表征世界之外的“客观世界”不可能进入人的意识领域，因此“二元世界”的划分是一个武断的、不可靠的预设。

2． 对实在论的批判。实在论主张任何事物（包括人）都是有其自身独特的内在规定性的客观实在。基于这种实在论预设，现代主义心理学相信心理（心灵、意识、人格）是一种客观实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性，心理学的任务就是揭示或发现它们。社会建构论则认为心理现象并非独立存在的实体，心理学的概念也不存在一个客观存在的“精神实在”作为基础。所谓认知、情绪、人格等一切心理特征都不过是一种话语的建构，并没有一个精神上对等的实体与之相对应。心理（知识）并非是人对心灵本质的揭示或发现，而是社会文化的创造或发明。

3． 对科学至上论的批判。在现代主义取向中始终处于统治地位的科学主义心理学坚定地主张科学方法是追求真理的唯一途径。社会建构论者对此给予了严厉的批判，认为“热衷于实证方法的心理学日益淡忘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科学方法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科学方法无法科学地证实自身，科学方法也同样无法用自己的方法证实正在使用的方法。一些人反驳说科学的成功就展示了其正确性。但何为成功？你又如何证实成功？”［4］286社会建构论者尖锐地指出，方法中心主义使得心理学降格成了一门主要由方法驱动和界定的学科，从而使理论探索只具有次要意义。认为所谓方法体系只不过是在一个特定时代被人们采用的一个特定视角而已。

4． 对个体中心论的批判。现代主义心理学聚焦于个体的心灵、个体的理性，将“个体心灵（individual mind）”视作意义、行为发生和解释的中心，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其对现实的反映能力以及以此为基础选择和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存在于“个体心灵”之中。因此，心理学的任务就是凭借心理学家的个人理性探索、揭示人类“个体心灵”对现实的反映、适应和改造的过程、本质、规律，寻求促进个体反映能力、适应能力的提升。社会建构论将这种个体中心主义预设斥之为盲目“自大”和“自恋”的心理学。在社会建构论者看来，祛除了他人、它物的“个体心灵”是虚妄的，是无法独立存在的。（二） 对心理学的后现代重构

在对现代主义心理学解构的同时，社会建构论者也开始了心理学的后现代重构的历程。尽管一如其批判的视角各不相同相似，重构的视角与理论也多有不同，甚至同一个社会建构论者在不同时期的见解也屡有出入，但就其理论发展的走向看，越来越表现出一定的统合倾向：

1． 心理是社会的建构。社会建构论反对心理学的二元论、实在论、反映论和基础主义的理论预设和研究取向，认为主客二元的世界划分是一种不证自明的预设；心理也并非是先在于主观世界的“本质实在”并对客观世界地反映或“摹写”；同样的，同所有所谓科学知识一样，心理学知识也非主体之于现实/实在（reality）的中立的“发现”。实际上，知识、心理、意义都只不过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发明”，是社会的建构。在社会建构论看来，“由于所有的知识都是通过语词而社会建构的结果，语词的意义又随着群体和时间的不同而不同，即语词的意义依赖于社会过程，因而我们不可能达到对世界的客观理解。知识只不过是以语言形式表述的社会一致意见。”［5］232

2． 互动是心理的源泉。社会建构论主张，“建构”是一种社会现象，它需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来实现，单个个体无法建构。换言之，认知、情感、自我意识、人格等一切心理现象或特征是在个体与社会的互动中产生的。互动是心理的源泉。在社会建构论者看来，且不论情感、自我、人格等复杂心理的建构性和互动性，就是感觉这种最基本的心理现象也不是“外部世界”的信息通过神经系统向“内部世界”的输入，而是特定共同体的社会互动的结果。用格根的话说，“眼睛不仅仅是神经的一部分，它同时也是传统的一部分”［6］102；“令人愉快的味道是社会传统的产物。”［6］9人们对颜色、味道、气味、疼痛等的感觉和反映无一例外的要受到社会传统、文化、所属群体的影响和制约。

3． 话语是社会建构的中介。话语是语言的结构形式，是通过社会互动而建构心理的媒体或中介。社会建构论认为话语是先在于个人的存在，因此人们并非是通过话语表达自身的认知、情感等心理活动，而是在社会互动历程中借助话语建构着心理。这就是说，情感、意志、认知、人格等并非精神的实在或实体，而是一些话语范畴。换言之，心理是话语的建构和产物。当然，话语本身也存在着建构和重构的历程，“我们用以理解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的术语和形式都是一些人为的社会产品，是置根于历史和文化的人际交流的产物。”［7］49

4． 话语分析是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社会建构论者反对方法中心主义的研究取向。认为人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氛围和生活环境各不相同，单纯地定量分析无法对人的心理生活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做出恰如其分的理解和阐释。主张心理学研究应以问题为中心，强调问题中心主义的多元方法论。社会建构论认为，心理学家对于行为的研究不在于寻找行为背后的个人内部世界的原因，而在于对建构行为的话语进行分析，分析是哪些话语通过其操作特点而导致行为产生的。话语分析理应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这种基本方法相关的方法还有访谈法、叙述写作法、介入观察、协调理解、争论研究等方法。他们还强调运用q分析的方法和技术将主观性纳入人的行为分析当中，并对其进行测量［8］86-90。

二、 社会建构论的人性观

现代主义心理学在人性观取向上始终处于内源和外源的两极摇摆之中［2］108-118。在心理学史上，有时理性主义内源决定论占主导地位，有时经验主义外源决定论占主导地位。但无论是内源决定论还是外源决定论，抑或是交互决定论，人性都被看作是客观存在。即人性“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发现。但无论能否被人正确的认知，它都“在那里”运转着。与此同时，无论是“机器”预设、“完型”预设，还是“拟畜”预设、“自我实现”预设，抑或是“科学家”预设，现代主义心理学取向都相信人性（心理）是被决定的：要么决定于个体自身的某种先在的力量（如“力比多”、“生物完型”等等）；要么决定于个体之外的某种环境的刺激；要么决定于个体内在与外在的力量的“交互”作用。社会建构论对此持反对态度，主张人性是社会的建构，是话语的建构，是文化历史的产物。（一） 人性是社会的建构

社会建构论反对将情绪、动机、人格、自我看作是“精神实在”，反对对人的本质（人性）作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探讨。退一步讲，如果一定要探讨人性问题，那么所谓人性决非是一些先在的、被决定着的，同时又反过来决定着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某些稳定的结构、特质、倾向或是实在，人性只不过是社会的建构。

现代主义心理学对于“攻击性”进行了大量的人性观层面的探讨，如依照精神分析的观点，攻击行为源于人的攻击本能；依照格式塔学派的观点，攻击行为源于人的先在的生物“完型”；依照社会学习论的观点，攻击行为源于个体榜样学习的结果，等等。而依照社会建构论者看来，所谓“攻击性”，仅只是一种“预设”和“叙事”，是研究者从人的行为表现中推论出来的东西，然后又用于解释这种行为，其实是一种“循环论证”。如果真有一个稳定的人性内在于人的心灵，那么在各种场合其行为表现都应是一致的，但实际上在不同的场合人通常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如在这一种场合，可能富于攻击性、挑衅性，在另外一个场合则可能表现为包容性、退让性。可见，行为表现并非是单一的、同质的，而是复杂的、多元的、异质的。由此，一些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者主张，人的行为同情景相联系，而不是由所谓的“人性”决定的。所谓“人性”仅仅是心理学家的幻影，是特定研究群体在互动历程中达成的共识，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同彻底否认人性存在的激进的社会建构论的人性观不同，逐渐成为主流的温和的社会建构论者并不否认人性的存在，主张人性是话语的建构。话语（语言）范畴作为先在于个体的存在直接影响个体的行为表现和心理发展。话语（语言）作为一种“前在”是个体的思维和行为的必然选择，它为人们认识世界和自身提供了范畴和分类的方式，为人的思维、行为提供了方向和约定，使人们能对自身的行为、心理和经验进行分类、解释或定义。对于个体而言，不是人规定了话语（语言），而是话语（语言）规定了人，规定了人的心理与行为。“对于现代主义而言，世界简简单单地‘在那里（out of there）’，以供观察。然而在后现代主义文本中，这种假设是没有理由的……谈及‘世界’或‘心灵’等需要语言，‘物质’、‘心理过程’等词语并非世界的镜子，而是语言系统的构成成分……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被我们当成‘真实的’，那些我们信以为真的心理功能，不过是公共建构的副产品。”（二） 人性是关系的存在

社会建构论者相信人性不是个体所固有的抽象的存在物，而是话语的建构。与之相对应，社会建构论主张把人性、人格、自我等看作是“关系的存在”、“过程性存在”以及“文化历史的产物”。

从个体的角度看，话语是一种先于个人的“先在”，是一整套意义、隐喻、表征或陈述系统；但从发生学角度看，话语是特定共同体中社会关系和社会存在的呈现；是同一文化中的“游戏者”共同参与建构的产物。承认人性是社会的建构、话语的建构，亦就是承认人性是关系的存在。每一个人都处在特定社会关系模式之中。在每一种关系体里，每一个人都以一种角色或身份存在着，如“父亲”、“领导”、“乘客”、“患者”等，每一种角色或身份都与其它角色或身份构成多种关系。人的行为不是内在心灵（人性）的自主选择，而是由特定角色或身份及其与相应对象的关系决定的。人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或身份与不同对象互动时，基于角色文本约定的不同，便可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人性（或人格），如攻击包容、自私利他、自信害羞、乐群孤独。人性究竟是攻击性、自私性还是包容性、利他性？社会建构论认为，人们很难其实也无须对此加以考证或鉴别，因为人性（或人格、自我）并不是一种恒常的存在，而是一种关系的存在。关于这一点，著名社会建构论者肖特（j. shotter）进行了清楚明了地概括：“从关系论的观点来看，内部生活的意识是通过发生于社会生活和话语实践的语言交往而创造出来的，是联合行动的结果。以这种观点来看,被心理学家当作现存的认知实体——意向、记忆、动机、知觉、情绪等等并非客观的和最后的形式，而是处在不断建构的过程中，这种建构过程又依赖于各种话语环境中同他人的相互关系。”［10］7

人性是话语的建构、是关系的存在，并不等于说人性是话语或关系的决定物。在社会建构论者看来，如果将人作为关系的决定物是对人的本质抽象，是本质主义思维方式的复归。人与关系的关系具有相互构成性，亦即人既由关系构成，又是关系的建构者。关系是处在不断建构中的关系，话语是互动过程中建构的结果并始终处在重构中的话语。关系、话语、知识都不过是文化历史的产物，都不可能超越时空、历史和文化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是人与关系互构历程中的积极、能动的存在，是一种过程性存在，是文化历史的产物。

三、 社会建构论人性观的心理学意义

社会建构论的人性观对心理学研究的现代主义范式形成了深刻地影响和冲击。随着社会建构论及其它后现代心理学理论对心理学的现代主义研究范式的解构和重构，西方心理学正以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本学科的研究取向与方法，重新审视心理成因、心理异常与治疗等方面的难题［11］79-84，并可能导致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9］803-813

心理学界对社会建构论为本已纷争不断的心理学所带来的这场“革命”褒贬不一，一部分心理学者极力主张心理学必须尽快消解冲突，以某种公认的元理论实现心理学的整合与统一。我们认为，限于学科自身的性质和特点，心理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将很难实现人们期望的大一统的格局。

心理学研究受制于自然科学的进展、哲学社会科学的视界以及社会实践需要的共同制约。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以及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共同限定或决定着心理学的研究取向及其对心理问题的揭示程度。在19世纪中叶以前，心理学一直蛰伏在哲学范畴中，囿于认识论层面的思辨性探讨，限于对人的主观意识的简单、粗糙的阐释。尽管如此，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对立已经为心理观、人性观的冲突埋下了伏笔。而随着19世纪中后期西方工业革命引发的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尤其是物理学、生理学的长足进步，经验主义获得了哲学上的主导地位，心理学因此沿着经验主义道路，迎应时代的要求，从哲学的视界中解放出来，成为一门科学主义取向占据主导地位的独立的学科。然而盛行于20世纪的经验主义（如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并不能解决哲学上的所有问题，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没能为科学主义心理学提供足够的科学营养，因此虽经百年沧桑，科学主义心理学依然未能解决本学科存在的诸多难题。科学主义心理学取向自身的缺陷为建之于理性主义基础上的人文主义心理学留下了生存的空间。前者在对后者持续的批判和解构中昭示着自己的存在，建构着自己的理论。从而使心理学陷入内源外源的纷争中，在两极摇摆中踯躅前行。以社会建构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取向试图跳出现代主义内源外源的泥潭，主张心理现象既不存在于个体内部，也不简单地存在于外部环境的刺激，而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是人际互动的结果，是人际关系的产物。社会建构论对主客二元论、本质论、决定论和个体中心主义的彻底反动使得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立成为次要矛盾，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分野成为当今心理学研究取向冲突和对立的焦点。

毫无疑问，社会建构论在人性观上的超越性对于克服现代主义内源外源纷争、个体中心主义和实证霸权倾向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影响。但是社会建构论还只是心理学研究领域中的新生事物，远未形成为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虽然其展示出来的活力和生机不可小视，但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并不比其它研究取向少。因此，无论是否有此雄心，社会建构论要取代主流心理学，成为公认的元理论，以实现学科的最终统一，将是相当困难的。我们认为，尽管外源决定论所带来的科学主义研究取向限于自然科学发展的局限性使心理学陷入对琐碎、枝节问题的探讨而饱受指责，然而可以预见的是，如果能够及时调整其极端的个体中心主义和实证霸权倾向，随着神经生理学、脑科学、乃至基因生物学、数学和物理学的进展，科学主义心理学将再次找到新的理论增长点，焕发出新的活力。内源决定论所带来的人文主义研究取向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和对文化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的批判，以及在方法论上的超个人主义、本土化取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阵营。由此看来，分裂和对立仍将是当前心理学发展的基本态势和主要特征。

分裂和对立使心理学走向多元，也使学界对心理问题的研究走向深入，然而过度强调本研究阵营的真理性，盲目排斥相异的理论和研究取向将不利于学科本身的健康发展。我们认为心理学研究者应以宽容、整合、超越的视界看待不同的人性观及其带来的不同理论取向、方法论和理论构建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使心理学沿着建构、解构、重构的螺旋式上升的道路不断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主义不必视社会建构论有如“洪水猛兽”，社会建构论也不必把现代主义全盘否定，承认对方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充分汲取对方研究的合理因子，是使自身不断走向成熟的重要途径。

当然，要使不同研究取向在人性观层面实现融合将是十分困难的。现代主义内源决定论和外源决定论的两极摇摆之势，促使一些研究者试图以交互决定论来弥合内源外源之争。而事实业已证明，交互决定论不仅没有终结二者之争，反而使对立进一步加剧。社会建构论是对决定论的彻底否定，这种人性观从根本上抛弃了心理（心灵）的本质主义和决定论，从而走向相对主义的互动论。现代主义取向与社会建构论取向在人性观层面的融合或彼此取代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我们认为搁置矛盾和冲突，以宽容、平等、对话的原则面对不同人性观取向是有助于学科发展的建设性心态。毕竟人类文明尚未达成对真理的真正把握，人们可以找到很多经验事实证明人性是决定的，存在于个体内部，同样也能找到证据证明人性是建构的，存在于个体之间。每一种取向都可以坚持自己的人性观选择，但它仅只是一种可行的选择而非真理性选择。不同选择之间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不同选择之间需要彼此宽容、平等对话，而不必沉溺于新一轮纷争的泥潭。

不同研究取向在方法论和应用层面的相互借鉴和相互促进则是完全可行的。事实上，这种研究态度已经在二者交锋中为一些有识之士所采纳。如社会建构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格根就认为通过吸收实验（或实证）的方法，社会建构论可以在方法论层面上获得极大的收益。持科学主义观点的心理学家弗雷德曼尽管批评格根激进的相对主义观点，但是也承认“科学心理学已经受益于后现代主义，承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后现代主义促进了文化意识，特别是对权力和地位差异的关注。”［12］463他因此认为后现代主义取向存在有益的一面，值得科学主义取向反思和借鉴。再例如，在有关“自我”的研究领域，许多实验心理学家开始吸收社会建构论的某些观点，建构着新型自我观和人格观，提出了“情境化的”自我观、人格观，并以经验实证方法证实了儿童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对自我的描述不同，亦即具有不同的自我概念和人格表现。这说明，两种取向在心理学的实践中可以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况志华,叶浩生.当代西方心理学的三种新取向及其比较［j］.心理学报,2005,37(5).

［2］叶浩生.西方心理学研究新进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3］niley, edley. unravelling social constructionism ［j］. theory & psychology, 2001, 11(3).

［4］slife, b. d. & williams, r. n. toward a theoretical psychology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98, 5(3).

［5］smith, n. currents systems in psychology ［m］. wardsworth publication, 2001.

［6］gergen,k.j. an invitation to social construction ［m］. sage publication, 1999.

［7］gergen k. j. realities and relationships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8］霍涌泉.后现代主义能否为心理学提供新的精神资源［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9］gergen k. j. psychology science in a postmodern context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1, 56(10).

［10］shotter j.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our inner selves ［j］. journal of constructivist, psychology, 1997(10).

第9篇：行为科学理论的主要观点范文

[论文摘要]巴里·巴恩斯经过对科学知识的去特殊化、去客观化、去理性决定论等三个步骤的分析，消解了科学至上主义的神话，在理论上确定了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可能性，确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基础。以解构主义手段达致建构主义目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大理论特色，但也正是这一特色构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过程中无法超越的理论限度，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解构主义与建构主义的长期共存；作为建构主义基础的解构主义的局限性；立基于解构主义之上的建构主义的局限性。

    知识社会学的中心问题之一是旨在说明专门的思想和知识体系如何受作者所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影响。但是，根据传统，科学知识是被排除在社会学分析之外的，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日益发现对科学进行社会学解释的必要性，知识社会学家所坚持的科学是一特例的认识论假设才被逐渐瓦解，社会学家才第一次试图发展真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 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首先在英国出现并逐渐向其他国家传播，并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受到高度赞扬的同时也招致了疯狂的批判。赞扬者认为这是一场创造性的革命，它所要挑战的是科学知识的客观真理地位;批判者则对它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认为它所持的不过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观点，是对科学的贬低和对理性的威胁。本文通过阅读科学知识社会学早期代表巴里·巴恩斯的《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试图追根溯源地回到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建构之初，探索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建构过程以及与这一建构过程直接相伴生的理论限度问题，以求回答科学知识社会学之所以遭遇截然不同的两种境遇的根源所在。本文主要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及其理论限度两部分进行论述。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建构

    根据学科本身内在逻辑性的要求，对科学知识能否进行社会学分析的问题作出社会学家自己的回答，是确立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地位的首要工作。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早期代表的巴里·巴恩斯所肩负的就是这一重要使命，他在早期著作《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中，主要展现的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建构过程，更为准确的说，应该是确立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之可能性的基础条件。

    (一)科学知识的去特殊化。科学知识具有特殊地位是知识社会学把科学知识排除在社会学分析之外的主要理由，为了能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消解科学知识的特殊地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全部建构工作的首要基础。

    科学具有特殊地位源于人类寻求确定性的需要。怎样应对不确定性可能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古老的社会问题之一，为减少不确定性所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和危险，人类求助于确定性的载体，最初求助于巫术、神灵、权威，而后求助于科学，到19世纪时科学已经牢固确立了它的真理之源的特殊地位。之后，无论是人们的常识观念还是学者的学术理论，都把自然的信念区分为真实的和虚假的，科学自然属于真实的信念之列。面对这种局面，巴恩斯首先要做的就是颠覆科学是真实信念的地位。

    科学信念被认为是真实的信念，其原因在于它们是客观实在的真实反映，它们是被“表征为是那些在经验归纳基础上持有的信念”。科学信念的客观性基础及其经验归纳的来源决定了它的真实性。暂时抛开科学信念的客观性基础不论，巴恩斯主要从其知识来源这一点进行论证，通过驳斥理性决定理论选择的观点，通过证明不存在独立的观察术语的观点等一系列工作，最后得出结论:“那些构成我们所接受的大部分知识的信念，是从理论而非完全从是从经验产物中推导出来的。理论是被置于实在之上而不是从实在中推导出来的。既然科学信念是从理论中产生的，而不是从经验中产生的，那么立基于经验归纳基础上的客观真实性也就不存在了，从而可以说，科学知识在“真实性”问题上不再具有特殊地位。

    除了“真实性”这一标准之外，在理论上还存在着试图将科学知识特殊化的“合理性”的标准。归纳主义、证伪主义的某些观点就是这一标准的代表。针对这一标准，巴恩斯通过阿赞德人神谕的例子，推翻了与经验相符、一致性、合逻辑性、有效性等似合理性标准;通过列举卢克斯所主张的真理标准、逻辑规则标准的观点，质疑了普遍的合理性标准的存在问题，最后得出结论:“我们没有任何合理性标准可以用来普遍地对人类的理性活动加以约束，并且可以把现有的信念体系或它们的组成部分分为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那些允诺能做出这种区分的标准，结果很难证实约定以外的任何东西。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观点，巴恩斯“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科学在社会学理论中不应具有特殊的地位，不应再用他的信念来为意识形态或原始思维的研究提供参照标准”。

    (二)科学知识的去客观化。经过对科学知识的去特殊化论证，巴恩斯突破了妨碍其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第一道障碍，但到此为止是远远不够的，“真理性”和“合理性”不再成为科学特殊化的标准既不代表着科学就一定不再具有特殊地位，也不代表社会学家马上就可以对其进行社会学分析。为了完成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建构任务，巴恩斯还必须完成随之而来的第二步任务，即科学知识的去客观化证明，也就是科学知识的可建构性证明。

    在许多人眼中，科学知识是对客观实在的描述，是客观的知识。知识社会学家把科学知识排除在社会学分析之外，其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科学知识是客观的，是对真实、客观的自然界的真实反映，知识内容并不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例如，曼海姆认为，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要严格区分，科学知识不属于社会学的分析范围之内，因为科学知识是通过逐步获得有关稳定的自然界的普遍有效的结论而进步的;而处于分析范围之内的文化产物的概念化和理解却必然包含着解释参与者的意义，这种意义不能够像外在世界的对象那样被直接观察，它们的获得必须借助于参与和移情理解。曼海姆的这一论述既可以看作是区分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的标准，也可以看作是确立能进行社会学分析的知识类型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社会学家如果想把科学知识纳人社会学的分析对象，那么他就必须完成科学知识的去客观化过程，即证明科学知识的可建构性。

    关于科学知识的可建构性，巴恩斯认为“很容易证明，我们非常相信应具有客观知识地位的那些一般性信念—科学信念，本质上完全是理论性的”，而“理论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隐喻，创造它的目的，就是要根据我们熟悉的、已得到完善处理的现有文化，或者根据新构造的、我们现有的文化资源能使我们领会和把握的陈述或模型，来理解新的、令人困惑的或反常的现象”。“说明思想的隐喻本质，就是说明文化对思想特质的约束。”为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巴恩斯又引用了斯特劳斯的神话创造者的比喻—神话创造者被比作为修补匠，原始理性用零零星星的文化要素构造了神话，并认为神话创造者的形象适合于科学家，即科学家也是通过一种新的方式安排文化要素，来完成新的任务。科学家的这种新的方式就是“从他可获得的资源的保留部分中进行选择，就象原始人从他的文化中选择零零星星的东西创造神话一样”。既然是选择就必然离不开选择者的参与和解释，就必然无法摆脱选择的主观性，经由这种选择而得来的科学知识也必将脱离客观化的本质，并进而形成了可建构性的本质。

    (三)科学知识的去理性决定论。经由巴恩斯对科学知识所作的去特殊化和去客观化处理之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作好了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前期准备。但这种前期准备工作本身也并不必然导致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巴恩斯还需进行一种可能性的分析，通过考察科学史本身看一看科学的发展是否只受其内在理性因素的影响。如果科学发展只受内在理性因素影响，那么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也是无意义的。这也就是巴恩斯所说的“从本书的观点看，科学变迁的程度有‘外在’因素决定或受‘外在’因素影响，并不是一个逻辑上必然的间题，需要对每一个特定的例子分别进行研究”。

    对于这一研究，巴恩斯在确立了因果模式的普遍性及完全决定论的观点之后，通过大量具体的实例以及科学史本身的探讨，得出了有关科学史的内在决定因素和外在决定因素问题的结论，具体为:科学不会只对内在决定因素或外在决定因素任何一方作出反应，科学的发展绝不仅仅表现为内部的、理性的学术发展，把思想与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的理论的未来是很有希望的。当巴恩斯确定了这一结论之后，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基础工作才算彻底完成。巴恩斯也可以正式宣告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二、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限度

    前文论证了巴恩斯经对对科学知识的去特殊化、去客观化、去理性决定论等三个步骤的分析，在理论上确定了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可能性，确立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前提基础。我们可以把蕴涵于上述理论建构过程中的方法称为立基于解构主义基础上的建构主义，换言之，巴恩斯是以解构的手段达致理论建构的目的。称其为解构主义是因为，巴恩斯对科学知识采取了去特殊化、去客观化、去理性决定论的过程，消解了一切标示科学知识特殊地位的可能性，也即是消解了科学至上主义的神话，破除了人们对科学的迷信;称其为建构主义是因为，巴恩斯的理论目的是使社会学对科学知识进行分析成为可能，并进而为确立社会因素决定或影响科学知识这一学科任务奠定坚实的发展基础。以解构主义手段达致建构主义目的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大理论特色，但也正是这一特色构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发展过程中无法超越的理论限度。这一限度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解构主义与建构主义的长期共存。一般而言，一个学科或一个理论都应有属于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论体系，这些概念、方法和理论体系是这一学科或理论存在的基础，而在学科或理论的建立之初，它们的确立也自然成为首要任务。与之不同，基于其产生的特殊背景及其特殊的理论建构任务，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建构过程首要的一点不是创设自己的概念、方法和理论体系，而是必须首先消除科学知识的特殊地位，只有科学知识的特殊地位被消除了，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才成为可能，科学知识社会学才可能有存在的基础。正是基于这一原因，科学知识社会学在建构过程之初就必须是解构性的，就必须质疑科学知识的真理性、合理性、客观性、理性化等一切标示科学知识特殊地位的信条，就必须质疑科学至上的权威。由于这一解构任务是直接蕴涵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建构过程之中的，只要科学知识社会学仍然处在理论建构过程之中，那么解构性的工作就不会结束。这一点已经鲜明地体现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的确立问题上。在巴恩斯出版《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之后两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大卫·布鲁尔宣布了表征科学知识社会学主要理论特征的四条强纲领:因果关系、客观公正、对称性、反身性。从内容上看，强纲领依旧体现了强烈的解构主义色彩，其中的客观公正性是指“它应当对真理和谬误、合理性和不合理性、成功或者失败，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这些二分状态的两个方面都需要加以说明”，这一纲领对于科学而言无疑仍旧是解构性的。尽管上述纲领的内容是解构主义的，但是，强纲领的确立本身却又不容置疑是建构主义的，它成为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建构过程中一个崭新阶段。

    (二)作为建构主义基础的解构主义的局限性。巴恩斯把解构主义手段作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基础，但这一基础本身无疑是具有局限性的，这一局限性既体现为解构所依赖的理论本身的限度问题，也体现为解构过程的长期性的问题。

    一方面，库恩的科学哲学思想是巴恩斯对传统科学知识进行解构的一个主要理论来源，例如在对科学知识的去客观化的论述时巴恩斯说:“库恩著作的影响在下列关于科学文化的说明中将会非常明显，尽管这种说明并没有刻意对他的观点作出反应，而且还可以无拘无束地利用其他重要的资源。科学知识社会学过于倚重库恩的理论存在着两方面的风险，风险之一来自对库恩理论的滥用和误用的问题，如库恩本人就对科学知识社会学利用他的理论表示了担心，库恩认为“‘强纲领’被广泛地理解为声称权利和利益就是存在的一切。自然本身，无论它是什么，似乎都不参与有关信念的形成。至于事实或者由此得到的见解的合理性，以及这些见解的真理隆或可能性，仅仅被看作是一种修辞术。在修辞学的背后，得胜者隐藏了其权力。于是把什么都认为是科学知识，就完全成了胜利者的信念。有人发现强纲领的主张是荒谬的，是一个发疯的解构实例，我就是其中的一员”。风险之二来自库恩理论本身的限度问题，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针对库恩的理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拉卡托斯认为库恩的理论是非理性主义的，他的科学发展模式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一种对于不同范式进行比较的合理性标准，它不可能有发现的逻辑，而只是有发现的心理学。

    另一当面，由于解构本身的长期性，把解构作为建构之基础的努力必然导致基础本身不确定的问题。任何解构工作都决非是一劳永逸的，尤其是当科学知识社会学面对的解构对象是地位稳固的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和科学至上的理念时更为如此。自从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知识开始进行解构以来，它们就面对着来自各方的一片质疑之声，科学知识社会学不仅要严阵以待应付这些质疑，而且还不能仅停留于此，因为这并不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根本目的所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根本目的是确立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决定性和影响力，它还必须通过经验主义的方法寻找社会因素决定或影响科学知识的个案，并从而最终确立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学科地位。这样，科学知识社会学就必然处于永无休止的试图打牢学科基础地位的同时，并在这一并不牢固的基础之上完成学科建构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