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精选(九篇)

第1篇：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范文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儒家；文化

目前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经济总量已雄居世界第三位。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精神领域也出现了精神危机、信仰危机以及道德危机的征兆。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和多种社会思潮并存的复杂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及时地提出了要进行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活动，这是非常必要的，这对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团结、引领全国人民在思想上、道德上共同进步，具有重大意义。

一、儒家思想的发展路径

起于人类历史轴心时期的儒家思想历经春秋战国，但是在汉初并没有成为主流思想，西汉初年，汉高祖不喜儒学，使儒家的学术源流几乎断绝。文、景时期，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政治需要，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汉武帝时期，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统治地位。儒家思想走向主流，固然有其维护大一统迎合了汉朝统治者尤其是汉武帝的心理，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寻找到一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儒家思想之所以成为正统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汉朝的儒家思想已经博采众长融合了其他思想的精华。董仲舒时期的儒家思想已非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原貌。而是掺杂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新思想，是其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和主流思想的基础。二是儒家思想的弘扬与一批儒生即当时的文化精英的贡献分不开的。三是儒家思想从细微之处入手，逐渐深入人心。四是儒家的道德审判让人明辨是非。

二、儒家思想的借鉴意义

实际上，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社会思潮的混乱都是他们都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认识不足，丧失了信仰，进而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丧失了信心。信仰和理想是非常重要的。早在二千多年前，儒家学派的子贡问孔老夫子：怎样才能让一个国家安定、政治平稳？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三条：“足兵，足食，民信之矣。”也就是说，国家要有足够的兵力来保障安全，要让老百姓能够吃饱，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孔子认为在这几条中间，信仰是最重要的，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而信仰的力量则可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所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广大青少年的信仰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从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得出了以下的借鉴。

（一）文化发展要与时俱进，文化传播要依靠精英力量

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在中国的专制社会中存在了几千年，在儒家思想的传播过程中，也曾存在很多的困难与挫折，但是儒家在历经了几千年之后仍然在现代社会深深影响着社会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发展过程中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就是自我完善。儒家在整个专制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地结合每个时代的具体情况进行内容上的整改。从最早孔子提出“仁政”的儒家核心思想，历经孟子，荀子，最后在董仲舒提出的“新儒家”思想中确立了其正统地位，也使儒家思想最终深入人心。我们说儒家思想的传播首先要使统治者接受，所以儒家思想在不断地思想发展中根据各个时代的社会民生情况进行调整，从最初的“仁政爱民”，到之后的“君权神授”可以说都是直接与统治者的利益相关联的。除了统治者的接受，儒家思想还根据人民的具体情况进行其思想的改制，从“君舟民水”到之后的“天人感应”都切实的考虑到了人民的切实利益。在儒家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紧紧围绕“仁”这一核心观点，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整。在不断自我完善中，儒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奠定了其正统的思想地位。从儒家的发展中我们看到，要在国民教育中很好的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我们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社会的实际情况，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具体要求，紧紧围绕几个基本点，不断地进行具体思想的落实。在思想成熟时，我们要利用社会中的权威人士，领导人士进行传播与发展，在儒家思想的传播中，一批核心领导人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这些士大夫阶层进行了广泛的传播，他们通过讲学，游说，收门徒，编写书籍，开学堂等种种方式进行广泛的传播，从而使社会中的儒家信仰者不断地增加，在这种具有规模性传播方式的影响下，儒家思想得到了很好的传播。除了这种权威知识分子的传播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统治阶级的政策推行，在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确立之后，董仲舒得到了汉武帝的大力支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进入科考范围”这些政策的推广，使得儒家思想得以在社会中广泛传播。在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中，我们要学习儒家，借助知识分子，权威人士以及国家政策的推行，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体系的推行，我们可以利用广大的网络媒介平台进行传播与宣传，并且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借助广大的权威人士知识分子阶层，以讲学为主要途径进行广泛的传播，逐步在传播中形成广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群体基础，并且利用国家机构出台相关政策来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落实，从而在社会中形成广泛群体道德意识。

（二）文化传播应从日常生活层面入手

儒家思想注重从小事做起，从个体做起。“人则仁义”是儒家思想的生命价值基础，不仅是为人的基本价值标准，也是个体行为实践的价值准则，在儒家学者看来，“仁”是支撑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义”是人之所以存在的基本行为准则。这正如儒家所主张的：“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义者，宜也。”儒家学者之所以将仁义看得如此之重，是因为其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仁者爱人”。一方面，儒家仁学的“爱人”思想把握了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素，在儒家看来，无爱人无所以构建起和谐社会，正如孔子所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从最基础的爱人开始关注每个人的生存发展强调以礼待人，以利与人；不民意，不强民所为；勤政勤劳，不悔不怨。在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我们也要秉持最基本的以人为本，从每一个人的切实利益出发，关注于每一个人的价值观的发展。加强对个人的教育，从每一个人的精神层面提高上着手，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通过国民教育逐渐融入到整个社会，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 。从关注人这一基础出发，在儒家提出的“三纲五常”“仁义礼智”“孝道”“非义不居”这些日常小事上着手，进行具体的规定与详细的规范，儒家思想强调诚信，认为不讲诚信，一个人就不具有良好的品格，也就不能实现自身真正的发展，不能成为对社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要想做到心中有仁，必须要诚实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必须在追求和谐的心境中，做到至诚至信、至真至善。只有这样，才能在现实中实现自我的飞跃。儒家思想弘扬孝道，认为“孝”产生于家庭血缘关系相连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之上，孝是最真挚的情感，也是反映一个人道德修养的衡量标准。在儒家看来，做到孝道，才会心中有仁，这对于社会的安定、社会秩序的维护有着重要的作用。儒家十分强调道德的力量。“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德不仅可以引导一个人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身素质，而且还有助于促进一个国家的不断发展。儒家认为道德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超越一切，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有助于节约社会资源，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儒家在这些小事上进行了各方面的规范，可以说事无巨细，在这种不断地积累过程中，逐步深入。俗话说：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我们要在国民教育中，从每一件小事出发，无论何时何地何事，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具体的事物中，要学习儒家思想，循序渐进，不断地进行积累与进步，从不断量变地积累中逐渐达到质变，在不断地进步中落实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

（三）价值判断需深入文化建设的内核

儒家思想在不断地发展过程中，始终以道德为标准，扎根于周礼，形成了一套理论规范，以此来束缚社会成员的行为，为整个社会运行指引方向，无论儒家思想如何发展，儒家的价值评判标准是固定不变的，在朝代的更迭中，始终围绕这一标准进行事物的评判，从而使儒家文化能够不断地发展与进步。价值观的评判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的重要的方面之一，我们要建立好一个评判的标准，确立好事物的属性定义，从而在事物的不断地发展中确立好事物发展的方向，在国民教育中进行贯彻落实。而在现实社会中，社会对行为的评判标准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根据这些具体的评判标准，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就有了行为规范，就有了参考标准，衡量标准。这样我们就可以去衡量自己的行为，

就可以及时规定自己的行动路线，及时纠正自己的思想方向，及时进行自我的调整。只有依照必要的价值评判标准，才能在实践落实中更好的落实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依据价值体系的性质和特点，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实践经验，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青年学生的自觉追求的途径、方式和方法，包括理论创新、理论武装和理论教育、社会思潮引领、政策引导、制度建设、文化熏陶和实践体验。其中，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积极承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的责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有效性，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尤其要通过科学研究、学科建设、教材建设、课程和教学体系建设的途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在青年学生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真正转化为青年学生的自觉追求。

第2篇：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范文

关键词：儒学思想；中国历史；中国文化

存在几千年的中国儒学，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消除。不过由于中国意识形态等种种原因，许多人仍无法纠正对儒家的偏见，以至儒教无法在中国大陆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有部分人仍然认为“儒家思想”是“四旧思想”而需要破除，这和韩国对儒教致力保存过去文化的态度截然相反。形成儒教发源于中国却昌盛于韩国的尴尬局面。不过由于道德败坏等各种社会问题的日趋严重，儒教对中国人的正面影响要多于其负面影响。

1.儒学在汉朝时期的兴起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1]。

1.1孟子的仁政说。“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1.2董仲舒的思想格局。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2.儒学的变迁

2.1汉朝时代儒学思想变迁。汉朝之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2]。

2.2清初时期儒学历史变迁。黄宗羲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顾炎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王夫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3]。

2.3儒学思想近代的研究和发展。现在所存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孔子的思想）作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将阶级视为人类社会的基础，鼓吹封建道德观，强调通过个人的自我约束，而忽略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3.儒学的意义和影响

3.1统一思想的现实意义。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

3.2自身修养的重要性。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4]。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3.3儒学在东亚的影响。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3.4儒学在朝鲜的影响。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

3.5儒学在李朝时期的影响。为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在李朝的五百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3.6儒学对日本的影响。在五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他们还都曾作为皇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讲授儒家学说。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5]。

3.7儒学在越南文化中影响。东汉末年，越南人士燮游学洛阳，研究左传、尚书等典籍，后来任交趾太守40余年。据《越南四字经》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说明早在三国时期越南人就受到了儒学教育。

4.结束语`

孔子门下有弟子三千，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从开始儒家思想就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结果，至少在中国，儒家思想被视为文明或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很丰富的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一个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抛弃一些成分。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

参考文献：

[1]陈璧生.国学院：期待与忧思[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5（11）.

[2]陈朝晖.论北朝儒学及其地位[J].齐鲁学刊，1989（05）.

[3]王缨.司马光为何以“礼”开篇[J].中外管理，2009（02）.

第3篇：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范文

一、先秦儒家管理哲学的个案研究

对荀子管理哲学的研究，学者们进行的比较深入，有几篇硕博论文分别从不同研究方向进行了详尽阐述。于海舰《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研究》沿着荀子的哲学观点，如“天人关系论”、“人性论”、“明分论”，来探讨管理的主体、管理的本质、管理的手段、管理的终极价值等问题。从“明于天人之人”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天人关系论突破了“天命论”的枷锁，使人成为管理的主体;“群居和一”的群观念，为管理设定了终极价值目标;“明分论”和“礼法论”为实现管理目的提供了合乎天人的管理方法论;“隆礼重法”的管理思想;从“以礼分施”的君道论等哲学观点谈起，把人的问题分析明白，而后向管理层面落实，详细探讨了“明分论”和“礼法论”在其管理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余森华的硕士论文《＜荀子＞的管理哲学特色研究》，从荀子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修身”思想与自我管理间的关系、“王霸”思想与公共治理的关系、荀子管理哲学思想与现代管理的关系四个方面，审视《荀子》思想的管理之“用”。阮艳的《荀子的管理哲学思想与现代管理》采用历史研究的办法，通过整理和分析《荀子》及相关哲学思想的研究资料，从现代管理学意义上的管理前提、管理组织、管理主体、管理方法以及管理目标等五个方面对荀子的“化性起伪”、“明分使群”、“尽伦尽制”、“隆礼重法”、“求治去乱”等思想进行了分析和阐述。另外，此文还将荀子的管理哲学思想与西方的X理论、马克思•韦伯的组织理论以及管理方法、管理目标等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探讨其差异和通融之处，阐释了荀子管理哲学思想之精华。

对于周易管理哲学的探讨，就所涉及问题而言，应该说比较全面，但他们共同存在的问题是宏观而不具体，从外部即儒家研究《周易》管理思想，或者说用一般儒家的管理思想看《周易》经传管理思想，未深入到经传内部。黄新根的博士论文《＜周易＞管理哲学研究》在吸收前贤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周易》经传出发，通过解读《周易》卦象符号和文辞，全面系统地探讨《周易》经传的管理思想。把经传管理思想分开研究，指明《周易》管理思想是其固有的，与西方管理思想不同，有自己的特色。文章客观理性地分析了经传管理思想的优与劣，提出真正建立《周易》管理学必须扬长避短，融合中西管理思想。黄宝先《＜周易＞的管理哲学》一文，从其管理体制———科层制出发，从“盛德大业”的管理目标论、“阴阳之道”的管理决策论、“变易协调”的管理方法论、“民为邦本”的管理主体论几个层面论述了其管理哲学。他认为，科层制管理思想是《周易》管理哲学思想的精华，只是思想太超前，没有适宜生存的环境和土壤难以推广。张耀天的《周易管理思想初探》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管理哲学的发展趋势，从“道器不离的形而上学论”、“以和为贵的管理目的论”、“大道至简的管理方法论”及“以人为本的管理价值论”几个方面阐述周易管理思想，并理顺了周易管理哲学的基本体系。许尔忠《＜周易＞的管理哲学智慧》一文，从整体性管理思维、进取性的管理理念和变易性的管理方法三个方面论述了其管理哲学思想，认为这些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管理思维、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的形成，还给现代管理许多重要启示和直接浸润。对《中庸》及其思想的研究，多与儒家管理思想或是孔子管理思想融为一体。黎红雷的《“中庸”本义及其管理哲学价值》一文，认为中庸一词有“中正、中和、时中、用中、平常、不变、恰到好处、不偏不倚、动态平衡”［4］等多重丰富内涵，同时蕴涵着“正—反—中”的中庸辩证法。把中庸辩证法运用到管理活动中，正确处理“为己与为人”、“正己与正人”、“修己与容人”、“行己与安人”的辩证关系，便形成“立己立人”的中庸领导智慧;正确处理“王霸杂之”、“恩威并施”、“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的辩证关系，便是“德法兼济”的中庸管理智慧;正确处理“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义利合一”的辩证关系，便是“义以生利”的中庸经营智慧。以此说明儒家的中庸思想对人类社会管理活动的重要价值。严金梅、胡春蕾《中庸之道与现代管理》一文认为过犹不及与适度原则、和而不同与原则性和灵活性、“时中”与“权”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中庸思想在管理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同时他也认为，中庸在管理中存在很大局限性，应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使用。

二、先秦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问题和核心概念研究

对核心问题“仁”的研究几乎没有独立成篇的论文，大都与儒家其他管理思想融为一体，这里不再单独陈述。对“义利观”与儒家管理哲学及现代管理的研究比较深入，不同思想家的义利观都得到了归纳和发掘，研究深度也不断加强。李朝秀的硕士论文《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探微》从义利观的社会背景、理论来源入手，详细阐释其内涵、特点、儒家不同观点的共性与差别，并论述了其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文章认为，利和义是分层次的，达到“义”之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也是不同的。高晓红的《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一文认为将义利观的主要内容归纳为:重义兼利、重义尚利、先公后私和先天下之公利。叶世昌《儒家义利观和现代企业管理》认为正统儒家的义利观可以“义以生利”和“何必曰利”［5］八个字为代表，其反映了贵义贱利思想。传统思想中的精华和糟粕具有相对性，要进行具体分析。对“人性论”的研究也较为深入，黎红雷《先秦儒家人性论的管理学意义》一文，从现代管理角度，重新审视先秦儒家的人性理论，论述了先秦儒家“性善论”、“性恶论”、“人性可塑论”与现代管理理论的异曲同工之处。文章认为，强调塑造人性以实施管理，正是先秦儒家人性理论的独特之处。易想和等人撰写的《何为人性?如何人性?———儒家人性论的管理意蕴及当代价值》一文，从儒家人性论的演变历程及哲学根源、管理意蕴及伦理困境、现代价值及伦理向度三个方面论述了管理中人性的重要性。认为其管理意蕴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中庸之道、修己安人三个方面，现代管理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伦理向度。对“道治”与管理哲学的研究，张贵明《论“道治”管理哲学与C管理模式》一文认为，道治是对德治和法治的统合与超越，因其建立在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则之上，是以科学精神为基础的人本管理思想，而成为科学管理基础之上人本管理———C管理模式中最重要的哲学智慧。

三、儒家管理哲学的意义与当代价值研究

黎红雷《儒家管理哲学的现代启示》一文，从“安人”、“教化”、“修己”三个方面论述了儒家管理哲学的现代启示。文章认为，儒家管理的基本精神:以“人为中心，以道德教化为导向，以正人正己为途径”，对于现代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李玲等人撰写的《管理哲学视野下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梳理了儒家“仁”学思想、中庸之道、“德主刑辅”、“义利观”的现代价值，具体阐释了在管理哲学视野下，儒家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与现代管理的人本主义价值观高度契合，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精神和崇尚人本价值的理念;“中庸之道”倡导管理者道德修身，在管理中感悟和把握平衡的艺术，揭示了管理依循的途径及追求的终极境界;现代管理中“正人先正己”的原则传承于“德主刑辅”的管理理念，体现了鲜明的东方文化特色;儒家“义利观”蕴含着义与利两种价值取向的辩证关系，它鞭策着管理者见利思义，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警示自身。

四、先秦儒家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哲学的比较研究

成中英的《C理论:中国管理哲学》一书，认为西方的管理哲学是以经济为基础的，中国的管理哲学是以伦理为基础的，而中国哲学核心价值的来源是儒家。他指出中国管理哲学是具有一种现代性，融合希腊、西方的精髓在其中的，具有一种高度的知识性与伦理性、现实性与理想，实现和谐自由和正义的标准。书中倡导动态和辩证管理，是综合创新中国管理哲学的奠基之作。它运用逻辑分析与本体诠释方法重建中国哲学，开创了当代中国哲学与中西比较哲学研究的新蹊径。在论文方面，高志鹏的《浅谈中西方管理哲学的异同》、马鸿飞的《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与西方管理科学的整合》两文，以基本相同的框架结构分述了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的基本特征及价值取向，西方管理哲学基本特点及最新发展趋势，均认为中西管理哲学应逐步实现共通及融合，以利于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第4篇：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范文

关键词：儒家道德文化；政治理论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价值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5-12-08

基金项目：2015年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在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价值与应用研究”（2015SSK18）最终成果。

儒家道德文化是指由孔子开创，经孟子、荀子等先秦诸子发扬，后经董仲舒、程颐、朱熹、王阳明、王夫之等继承和发展的，以仁、义、礼、智、信等为主要道德规范，对天道、人道、社会和人性做出深刻的阐释，具有丰富内涵的道德价值系统。儒家道德文化是中国道德文化的主流，在一定意义上，儒家道德文化是“道德中国”的代名词。儒家道德文化贯穿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成为现代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精神资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作为高校一门重要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为培养高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观发挥了重要作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内容固然可以从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实践中汲取价值资源，但是传统道德文化资源尤其是儒家道德文化丰富的资源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对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内容、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提高学生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有利于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内容

自从高校开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材几乎每年都有修改或者提供教参补充说明。但是无论怎样修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都占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内容具有重要作用。目前通行的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材包括了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涉及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观，因此内容十分丰富。如果排除儒家道德文化资源，那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内容就显得十分单薄。

儒家道德文化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道，为人们的生存和生活带来价值和意义。儒家道德文化认为，“仁”是人生最核心的价值规范。什么是“仁”？在儒家最基本的经典《论语》中，孔子向不同的学生解释了“仁”的内涵，但是“仁”最根本的价值就是“爱人”。兹引《论语・颜渊》孔子关于“仁”的回答。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由上可知，孔子对不同的学生提出了不同的“仁”的内涵，但是，“仁”最根本的内涵是“爱人”。可以说，“仁”贯穿在整个儒家道德文化传统之中。它最根本的道德维度是成就人、发展人、实现人、超越人，让人人不断由自我走向他人和社会。孟子提出的“仁义”“浩然正气”；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提出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是对孔子“仁”的继承和发展。

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道德原则，这是更高层次继承和发扬了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因此，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引入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对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内容具有重要作用。

儒家道德文化资源有完整的文字记载，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在三千多年的儒家道德历史文化传统中，儒家道德文化资源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这种道德文化传统，成为当代人进行道德文化建设的重要精神资源。《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作为高校培养学生道德品质和法律品质重要的公共必修课，必然要加入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否则，对学生讲授当代社会道德建设就游谈无根。

美国著名学者希尔斯认为，传统是现代社会秩序的保证，是现代文明进步的质量保证，同时传统和其他道德文化资源一样，均参与了现代化的进程。因此，传统是活着的现代。《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作为当前高校的重要的政治理论课之一，必然要让学生深刻理解和领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的价值和意义，这也是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内容的重要体现。

根据现代社会道德发展的实际需要，笔者认为，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关于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的内容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应当在许可的范围内增加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比例，这样才能真正显示传统儒家文化资源的价值和意义。

二、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积极性

尽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一般来说，部分学生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兴趣比其学习专业课相对要低得多。一些学生抱着混学分的态度去听课。上课的时候，人到心不到。在课堂上，有的学生低头玩手机，或者记英语单词，或者看所谓的专业书。同时，一些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由于师资缺乏，开设大班，一个班上百人，全挤在一个教室里。这必然影响听课的效果。

但是，如果加入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的内容，教师在上课过程中，通过视频、图片或者经典的儒家道德故事，再配以理论分析和引导，或许学生听课的积极性会提高。比如，讲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一节，我们可以借用戚继光、林则徐等故事来说明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再进行理论阐释，这样学生对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认识就会比较深刻。再比如，讲到“家庭美德”这一节，教师可以采取引导的方法。比如，老师问：为什么表哥不能和表妹结婚？学生基本上会做出爱情功利主义的回答：因为这样生出的小孩可能会畸形。老师再问：假如表哥和表妹结婚不生小孩，做丁克家族，是否可以结婚？这样追问也许会引起学生的思考。这时候教师可以借用儒家道德文化资源的道德伦理来做出问答，让学生明白，人不仅仅是功利的存在物，更是价值和道德的存在物。

这样引入儒家道德传统文化理论，也许就会引起学生强烈的学习兴趣。课后，有兴趣的学生，也许会去图书馆找些儒家关于婚姻道德方面的资料来看。这样，无形中就提高了学生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积极性。

三、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有利于提高学生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

高校是培养学生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材是培养高校学生提高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最基本的文本载体。教师在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时候，可以采用理论讲授、视频教学、师生讨论等方式。但是如果在采用这些教学方式的时候，仅仅是进行现代道德伦理的阐释和解说，会缺乏理论的深度和思想的高度。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儒家道德历史和道德理论就会被埋没。这样，不仅不能从理论上说服学生，而且在实践上就很难让学生变成一个对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有兴趣的人。

道德理论固然需要理论的阐释和论证，但是道德理论不仅仅是理论阐释和论证。儒家道德理论资源十分丰富，同时儒家道德实践的典型案例布满整个儒家道德文化史。

中国的“二十四史”几乎是另类的儒家道德文化史。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因此，在对待儒家道德文化资源上，我们不能带着现代人的自负，傲慢地审视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资源，应当老老实实地阅读儒家道德文化经典，然后才能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说出让人信服的道德结论。

不过，我们应当明白，儒家道德文化强调道德绝不是脱离人类社会之外的一种抽象的理论存在物。它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密切联系在一起。道德与人密不可分，离开人和人的实践来谈道德，道德就成为一种虚无主义。

所以，儒家经典作家在阐释儒家理论的时候，总是与天道、人道和人性等结合在一起。通过人们的理论和实践，如“仁”“理”和“功夫”，来阐释人的德性和德行。儒家道德文化始终是围绕人而存在，使人通过人的实践或者道德修养的“功夫”，做到“学贵自得”，最终成为对社会有贡献有担当精神的人。在儒家看来，人的价值或者成人的标准，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人的德行和德性达到道德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说，儒家的这种理念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培养目标是一致的，至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如果教师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上，能够将儒家道德伦理和儒家道德修养的“功夫”理论说透，那么，这对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无疑是有裨益的。

总之，儒家道德文化资源作为当代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无法绕开的存在，它对丰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内容，提高学生学习《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积极性，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法律素养具有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参考文献：

第5篇：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范文

一、两种倾向

这种分解，当然需要建立在对于儒家伦理的近代分析加以清理的基础上。这是因为，近代以来对于儒家伦理的分析，已经形成了某种支配人们对待儒家思想的惯性思维。不清理这种惯性思维，就不足以促使人们形成合理看待儒家伦理的理性眼光。而且，不进行这种清理，我们也无法走出以二元对诘的方法对待儒家伦理的方法困境，将儒家伦理的历史内容完整地还给儒家。进而，在提供一个儒家伦理思想的完整图象的基础之上，来讨论儒家的“现代”处境问题。

自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的处境，可以说是一直处于一种双面受敌的状态之中。这里的近代以来，当然是一个历史定位。它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来看。第一个阶段是晚清，这一个阶段中国处于与西方接触的早期状态。人们还习惯于在自己的文化视野中观察了解与自己文化传统不同的相异文化。因此，愿意引进现代西方伦理来审视儒家伦理的人士，还没有将两种伦理传统对峙的思路。而意欲为儒家伦理辩护的人士，也还没有一种将儒家伦理一定要抬举到高于和优于西方现代伦理的强烈愿望。即使在引进与拒斥之间发生非此即彼的分歧时，也还只是在双方的动机上做文章而已。这个时期的典范人物可以说是康有为。他既为儒家伦理辩护，又着意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2］第二个阶段是民国。这个阶段是一个对峙儒家伦理与西方现代伦理的特殊时期。一方面，这种定势的形成，是因为中国现代化的严重迟滞，使得中国人极度地焦虑起来。文化焦虑导致人们无法在中西伦理思想中寻找到兼综两者优势的契合点，而只能将两者关系处理为或为优点云集或为缺陷集合。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寻找中国现代化迟滞的原因只留下了思想层面的问题。所以，人们一定会在伦理思想的检讨上，陷入一个从思想观念上否定传统伦理的整体主义思维误区，走入一个所谓的“全盘反传统主义”的境地。典范人物就是陈独秀、鲁迅、胡适。［3］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年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需要，即为了建立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客观上需要将本性上与任何传统都对峙起来的马克思主义［4］放到与以传统伦理面目出现的儒家伦理的对立面上去。于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严峻批判与彻底否定，就势不可免。即使愿意对儒家伦理表示某种亲合的人士，到后来也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思想立场，加入到否定儒家的大合唱队伍当中。典范人物就是冯友兰。［5］

这里所说的双面受敌，则是指儒家既要对付来自单纯的夸奖带给它的不实之誉，所构成的对于儒家伦理的“捧杀”的危险。又要对付来自简单的否定带给它的过当指责，以及由此构成的“棒杀”的危机。前者，使得儒家伦理被理想化了，似乎它只具有值得我们表示敬意的道德理想主义内涵。后者，使得儒家伦理被妖魔化了，似乎儒家伦理只具有伦理中心主义的成分。就道德理想主义而言，它是一种基于人生的道德安顿而言述的理想主义。它具有不因为时代和地域因素变化的永恒价值。而伦理中心主义则是一种基于社会政治控制需要建构的伦理论说，它具有一种因为时代和地域变化而有的暂时性和缺陷性。从前者看儒家，则儒家可爱。从后者看儒家，则儒家可恶。但是，任意选择其中之一审视儒家，实际上都是在损害儒家伦理在其元初阶段形成的双旋结构的健全肌体，是对于儒家伦理的一种倾向性的、而非健全的评价。

儒家伦理自近代以来遭遇到的这种双面受敌情景，最终使得儒家伦理的处境变成为两种对峙的评价观的战场：一方面，站在抨击儒家伦理的伦理中心主义视角的激进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坚决的予以拒斥，并且不承认这种立场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6］而站在捍卫儒家伦理的道德理想主义立场的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则坚定地予以辩护，认为儒家伦理是解决中国现代困境、乃至人类困境的良方。［7］

而且，从态度上讲，激进主义拒斥儒家伦理，自始就是一种全盘的拒绝。这种拒绝，既落在社会政治控制上，也落在人伦道德的理想导向上。其基本理由是，其一，就社会政治控制而言，儒家伦理导致了专制政治。其二，就社会生活来讲，儒家伦理的守成取向，约束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其三，就儒家伦理的人伦关系调整功能分析，它引发了“以理杀人”的恶劣情形。其四，就儒家伦理借以存在的封闭社会文化性格来讲，它使得中国陷入了自我锁闭的状态，而难以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8］

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的辩护，则需要区分情况来对待。早期为儒家辩护的保守主义，是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合一的形态。因此，这种辩护愈是坚定，就愈是难以自圆其说。因为这种保守主义无法解释近代中国在社会政治的运动上面，为什么不能与他们认为的落后的西方媲美。他们的辩护，显然与时代脱节。到后来，保守主义逐渐裂变为政治保守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后者，即文化保守主义对于儒家伦理辩护的理由，着重点并不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政治功能上，而是放在儒家伦理可以发挥的整顿人心秩序的社会功能上，以及它应当的、或潜在的政治功能上面。因此，他们为儒家伦理辩护的基本理由则在于，其一，儒家伦理与专制政治没有必然的联系。儒家伦理乃是一套建立在道德理想主义基础上的实践伦理体系，它是要使人成为人，成为高尚的人。其二，儒家伦理是具有导向创新的思想特点的。其三，儒家伦理对于心性问题的强调，与“以理杀人”不仅没有联系，而且是尊重人性的、尊重日用理性的。其四，儒家伦理推动的是一种中庸态势，因此，它对于中国人避免偏激，择善而从具有积极意义。［9］

两种倾向的评价，显然是难以调和的。造成这种以对峙态度来对待儒家伦理的原因是多样的，但是归结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儒家伦理的外在社会功能的理解与评价的差异。二是对于儒家伦理的理论结构的认知区别。两种倾向的论说各自具有自己的历史理由，它们从各自论说轨迹上来分析儒家伦理也具有其自圆其说的理论态势。但是，在两种论说的框架内理解儒家伦理论说，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二、双旋架构

这种局限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的思想内容结构真正如激进主义或（文化）保守主义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如何可以将他们各自声称、却又互不调和的历史真实性与儒家思想的本真结构吻合起来？另一方面是，假如儒家伦理对于中国古典社会发挥了如此积极或如此消极的单一性作用，它如何可以与以完整的形态存在的古典社会－－即一个既有优长之处、又有短绌之点的社会结构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从儒家伦理的自身结构完整性上着眼看问题的。后者，是从儒家伦理的社会效用与社会依托上着眼看问题的。显然，我们只有将儒家伦理视为一个既具有“优点”、又具有“缺限”的完整思想体系，我们才足以全面地审视儒家伦理，既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以一个健全的伦理结构，而避免肢解原本和谐地共存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内涵。同时，也给予历史上的儒家伦理一个完整的作用于社会的状态，使得人们足以理解儒家与古典中国社会内在地互动的真实状况，并避免就其积极作用而单纯赞扬儒家、或就其消极作用来单纯否定儒家。

于是，如何凸显儒家伦理的历史真实结构，就成为我们勾画儒家伦理的完整面貌的前提条件。很明显，假如我们站在激进主义或则是保守主义的坚定立场上对待儒家伦理，就无法完整地看到儒家伦理的全貌，相应地，也就无法给予儒家伦理一个理性的评价，更无法勾勒儒家的现代处境和未来远景。我们只有寻求一个兼综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分析儒家伦理的方法优势、以及兼综二者伸张的儒家伦理在当下的或积极或消极作用的作用机制，才可以指望对于儒家伦理有一种健全的理解与评价。舍此，没有合理理解与评价儒家伦理的路径。

其实，只有从儒家伦理元初就具有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的双旋结构，来看待儒家伦理的思想结构与社会功能，才可以指望真正理解儒家伦理的历史形态，也才可能构想儒家伦理的“现代”出路。这是儒家伦理自身显示而出的一种自己要得到理解的理解进路。它不是一个善意的或恶意的理解者所可以依靠自己的善良意志或恶劣心境就能够改变的一种理解路径。

因此，反观儒家伦理的历史结构形态，就变得格外重要了。从一部儒学史来看，构成它的核心观念体系－－儒家伦理，既作为一种历史相沿以下主题一致的思想体系而延伸，又作为一种与古典中国历史和谐而在的观念体系与行为方式而演变。从其诞生以来，就以其双旋的构成显示为一种具有复杂性的思想体系。一方面，它以其道德理想主义为核心的个体心性儒学支撑着古典中国的理想思想世界和理想政治世界，适应着古典中国社会运行对于理想精神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以其伦理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社会政治儒学支持着现实社会、现实政治的有序运作，发挥着社会政治的控制功能。这两个思想层面是同构的，是水乳交融地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两面，由儒家思想家提出、阐述和付诸实践的。同时，这两个方面又各有指向，以道德理想主义指向人心秩序，以伦理中心主义指向社会秩序。［10］

具体分析起来，这一双旋架构乃是儒家伦理从元初结构（原始儒家）到晚清时期（实学理学）一直延续的一种理论结构形态。我们当然看到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这一说法所具有的一种偏离历史组合，而形成的理想化的儒家伦理结构的性质。因此，仅就其历史的具体结构而言，儒家伦理在不同的儒家伦理思想家那里，是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思想体系－－在某个具

体的儒家思想家那里，或则他思想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要浓厚一些，或则他的伦理中心主义

偏向要强势一点。但是，他们的思想指向则始终是双向的。这种双向指向的偏重点，受到思想家思想兴奋点和时代指向的影响。这正是有所谓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区分的理据

所在。也是个体心性儒学排拒社会政治儒学，指斥后者歪曲了儒家伦理道德理想主义真精神，而社会政治儒学批评个体心性儒学，指责后者迂远而无力处理实际的政治事务的原因所在。因此，要恰切地解析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首先要坐实在双旋结构的偏重方面，然后才可以透入到双旋结构的整体结构之中，展示这一结构的完整内蕴。

从双旋架构具有的各自的思想指向，各自的作用对象，各自影响中国历史的状态，各自存在的理由上来看，儒家伦理在阐释它的具体思想家那里，都不尽相同。就个体心性儒学而言，它在两个历史时期具有特别的衍伸能力－－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一是宋明两朝。前者以子思、孟子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典范。他们围绕的伦理思想主题主要的是道德理想主义。关注问题的思想进路是由内圣而外王。化解外在紧张要素对于内在理想道德的挑战，是他们最为紧要的思想聚焦点。而这一儒家伦理形态对于古典知识分子－－士人的影响是最为深刻的，它维持着上层精英社会的价值世界。它对于中国古典历史来讲具有着一种促使人们追寻理想生活的动力功用。因此，它的存在理由深深植根在人之为人的尊严和社会之为社会的秩序之“人性”的土壤之中。就社会政治儒学来讲，它也在两个时期显现了某种辉煌－－一是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二是明清之际。前者以荀子、董仲舒为代表。后者以明清之际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为象征。他们围绕的思想主题是如何使得混乱社会走向秩序井然的社会。他们对于伦理道德如何可以成功化解与其他社会要素的紧张关系，从而能够将社会纳入一个由自然秩序提供了正当性支持的和谐体系之中。这一儒家伦理体系主要以影响政治家和社会各类人士为主，它维系着古典中国的政治秩序，支持着古典中国的礼教结构，制约着大众的社会性行为。它使得古典中国足以将现实社会政治生活组织起来而不至于陷入紊乱状态。因此，在儒家伦理理论中一直凸显的两大主题－－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主义的个体心性儒学，以礼为核心的、伦理中心主义的社会政治儒学，就分别由各有源流的“两派”儒学家们进行了专门精深的阐释。［11］

在分别审勾勒了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的各自存在情形之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儒家伦理的双旋架构如何或紧张、或和谐地构成为完整的儒家伦理体系？这是由三个理由所注定了的。［12］其一，从思想主题上来看，不论是倾向于道德理想主义的儒家思想家，还是倾向于伦理中心主义的儒家思想家，在思想的主题是都是围绕天人关系、人性善恶、内圣外王与德主刑辅四个问题域，展开其伦理运思的。其二，从所有儒家思想家的思想意图上来看，则都是围绕既整顿人心秩序、又整顿社会秩序两个目标展开思想历程的。他们都是在“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思想对局中陈述自己的伦理观念与政治主张的。其三，从儒家思想家设想的理想政治蓝图与实际政治状态来看，在前者，他们都是对于基于理想的大同社会表示认同的。在后者，他们都是对于现实政治的非秩序状态表示强烈的不满，因此要加以规制化的。因此，所有儒家思想家之所以有理由被成为“儒家”思想家，可以说是基于同一个理由，即他们对于“三纲八目”都有共同的、积极的认可－－从一个道德理想出发，改善社会人生现状，达到一个最为理想的状态：其体现为一种道德理想状态，就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体现为一种理想的人生境界与社会政治生活状态，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说古典中国历史上对于这一理想原则没有认同感的话，那他就不是儒家思想家了。所以，即使是被心性儒学思想家蔑视的外王派儒学思想家，也从来没有在自己的伦理陈述中，对心性问题完全掉以轻心。反过来，心性儒学思想家对于政治问题的连带关注，历来就是体现他们思想特质的地方。所以，荀子要讲“伪善”，王阳明要讲“杀心中贼”紧要的同时讲“杀山中贼”。在儒学史上，没有绝对偏离儒学双旋结构的儒家思想家。

儒家伦理以其个体心性儒学的道德理想主义指向，和以其社会政治儒学的伦理中心主义指向，两条环绕儒家伦理之以内圣外王为中心的理论中轴，形成为儒家伦理的双旋结构。没有前两者略为偏离儒家伦理言说轴心的理论结构，就无法显示儒家伦理丰富多彩的理论内涵。而没有后者显示的中心性，就无法显现儒家伦理的统一理论结构。因此，儒家伦理以内圣外王为轴心统合了个体心性儒学与社会政治儒学。

三、理想寄托

第6篇：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范文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儒学；中国传统文化；综述

中图分类号　A8：B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801(2008)06－0044－05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与其中的儒学的关系问题，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理论热点。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这一问题多有讨论，亦有梳理总结。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新一轮“国学热”的兴起。国人的民族文化认同意识进一步增强。学术界再次把研究的视野聚焦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上。针对近年来国内学者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本文进行梳理总结。

一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上个世纪90年代，有学者总结当时学术界的3种认识：对立说、并存说和融合说。近年来，对立说和并存说日渐式微。而融合说，学者们对此达成共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相结合，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与儒家文化相结合。至于两者如何融合，则见仁见智。从总体上看，在先前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

(一)时代性更加突出

不少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精华同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倡导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他们认为，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3种价值：作为文化载体的符号价值、实现现代化的互补价值、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价值。儒家的和谐思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种思想基础。应该尝试着运用古代儒家的和谐思想来协调各种关系(如“天”人、人人、身心等)。把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起来，应该从主体性向度、价值论向度、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等4个方面挖掘儒学的独特价值，并且给出恰当的当代阐释。

(二)对比研究有了新的视角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学者们多从时代、地域、阶级、文化的背景和社会的功能等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不同，也有少数学者着眼于哲学世界观、政治思想和大同社会理想等方面分析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同。近年来，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国同构”观念及其对个人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革命集体主义似有所形；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的警示与儒学对逐利的鄙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儒家“知行”观，也有相似。解析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观，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异同，重要的是看到，这“异”是“同中之异”，这“同”是“异中之同”，必须在同和异的辩证统一中把握其真谛。

二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组成的。近年来，学术界研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化、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现代化)的问题上。

有学者强调，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需要引用中国哲学的“语录”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概括中国哲学的内涵。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需要继承中国哲学的有益精神，吸收中国哲学的合理内核，借鉴中国哲学的发展经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的内容、中国的作风和中国的气派。

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历史证明，无论排斥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还是固守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都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不是儒家学说、传统文化挽救了中国，而是中国现当代革命的胜利使儒家学说、传统文化避免了像近代中国那样，走向衰败。

为什么我国学术界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集中到哲学层面进行研究呢?究其原因，有学者作出分析：在改革开放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的今天，已经不再提阶级的社会矛盾问题。不再争论市场经济的社会性质问题。而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基础所发生的变化，愈加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理论根据。因此，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更加突出地演变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的关系。有学者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层面区别。科学社会主义仅仅研究人类社会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共产主义主义社会形态，而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整个人类社会。混淆层面，会带来逻辑错误。

三

有学者指出，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功能论强化、儒学功能论弱化。90年代。意识形态变弱，学术争论变强。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和政治儒学方案的提出，学术界的研究凸显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张力。一方面是重现意识形态之争，另一方面是区分研究与宣传、学术与政治。

(一)重现意识形态论争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多数学者就已经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最初作为外来的哲学和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所实现的结合，只是历史的和实践的。而学术界更注重学理结合。

有学者认为，与从前相比，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总体变化表现为悬置功能论与确立学理论，具体变化就是从意识形态争论过渡到学术争论。

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出发，评析大陆新儒学“浮出水面”和保守主义“儒化”思潮抬头，强调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存在“守土有责”的问题。与文化保守主义势力抬头相比，在学术界很难看到马克思主义积极回应文化论争。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重要学术领域，马克思主义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值得人们高度警惕。

也有学者深入分析大陆新儒家的背景、立场及其所面临的理论问题，指出大陆新儒家具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他们提出立儒教为国教，主张将儒学道统写入宪法，恢复其“王官学”的地位。就是把儒学当作国家的意识形态，企图以此对抗和取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种主张与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大势相违背，无益于社会进步，也有害于儒学发展。

不少学者认同这种看法。有学者强调，振兴历

史文化，倡导国学包括研究儒学，汲取其精华用以丰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本身无可非议，但不等于要以儒学作立党立国之本。

同时，不少学者也肯定当前儒学研究的主流。有学者指出，当今的“儒学热”、“国学热”，主流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不论评价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其中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儒学研究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主张“以儒学取代马列主义”、“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的，只是极少数人。只有划清了这条界线，儒学研究和弘扬民族文化才能坚持正确方向，实现健康的发展。

(二)区分政治与学术

有学者认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必要把一般意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一步区分为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和学术层面的中国化。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政治层面的中国化已经取得重大成果。学术层面的中国化则明显落后，亟待加强旧。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需要结合实践、通过探讨来推动进一步发展。同理，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的关系，也可以从学术层面展开。

有学者提出，要区分和把握意识形态层面的宣传和学术层面的研究：学术研究是在没有说法的地方找说法，意识形态宣传是放大理论，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具体解说理论、纲领、路线、政策。当前。学者们在宣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时候，不应该忘记和淡化学术研究。

区分学术与政治，能够直接体现到具体的儒学研究之中。有学者提出，将儒学或儒家传统划分为3个层面：政治儒学(制度化儒学)、思想儒学(成文儒学――文献典籍及其理论阐释)与大众儒学(不成文儒学――沉积于风俗习惯中的儒学价值观)。其中，政治儒学不可能、也不应该被恢复。还有学者从3个不同角度区分儒学：政统的儒学、道统的儒学、学统的儒学。政统的儒学存在较多的历史问题。道统的儒学难免会有排他性，压制不同思想。只有“学统的儒学”(传统的儒学思想)，才值得挖掘和弘扬。因此，儒学研究最好回归于学术。

四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在哲学研究层面，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本土化和儒家哲学的现代化。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沿着这样两个分支展开的研究，有区分，也有交融。

(一)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

有学者指出，我国哲学界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已经形成3种较为成熟的研究思路：“文本解读”法、“比较对话”法、“结合现实”法。其中。“文本解读”法主张，通过真实解读马克思的第一手文献，做到与马克思的历史语境相交融。“比较对话”法认为，传统哲学教科书遮蔽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之间的总体性关系。比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哲学话语，实现二者之间的“视界融合”，才能从中凸显和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并且彰显其当代价值。“结合现实”法认为，哲学界应当少构造抽象思辩的哲学体系，多关注时代和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注重以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实际上，围绕着重大现实问题，近年来，已经涌现出文化哲学、人学、交往哲学、生存哲学、发展哲学等创新理论。

(二)实现儒学的现代化转型

有学者认为，从学统的角度挖掘儒学的现代价值，要有文化主体意识，在交流中不断地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精华，挖掘古代思想家们思考文化(哲学)问题的启示意义，充分认识儒学的局限性，合理诠释其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粹。对待儒学要一分为二：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如“三纲六纪”等，决不可能让它在现时代全面“复兴”。而是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的批判；作为中华文化载体的儒学。则要把它当作民族文化的瑰宝，进行深入研究、批判继承、综合创新。

有学者认为，面对国学热的兴起和政治儒学的提出，我们需要冷静而理性的思考。当今，儒学复兴的可能是建构时代儒学的可能，绝不是重回“儒学时代”的可能。着眼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相互关系，儒学的未来走向是培育良好的民族文化意识，回归传统以建立民族文化认同，重建儒学传统与社会、与民众生活的联系，形成具有文化主体性和当代意义的儒学形态。儒学发展的现状说明，儒学的转型需要从哲学一知识的话语中走出来，回归经学传统(读经、体认、践履)，而不是构建理论体系。儒学应该承认其他文明的独立性和合法性，通过积极对话，通过生活实践，证明自身的优越性。

(三)主张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融合

第7篇：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范文

历史上，日本曾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其中也包括儒商思想。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儒商思想成为日本加速经济增长、加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意识形态。在中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有针对性地借鉴和学习原本产生于中国而被改造了的日本儒商思想，无疑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产生于中国的儒商及儒商思想

儒商的形成是跟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分不开的。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作为正统统治思想而存在，其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影响深远；即使在今天，儒家思想仍然渗透到人们的世界观、道德观及文化信仰等意识之中。儒商是中国古代社会中伴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儒商与一般商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的经济行为导向，在商业经营中贯彻儒家所倡行的“仁、义、礼、智、信”社会伦理道德。从这一点上来说，所谓的“儒商”应是指那些以儒家思想作为商业活动的指导理论，既贯彻体现儒家社会伦理和优秀传统品德，同时又在商业经济方面卓有建树的人才，属于“儒”与“商”的有机统一。儒商从事商业活动的最终目的并不单纯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是以富民强国、奉献于社会为己任，自觉承担对民族、对国家的应尽责任。现代社会中的儒商仍是以追求人格美德的完善作为其立身之本，在创新经营的商业基础上，尊奉经济利益与道德素养相统一的社会意识，实行以自己的产业报效国家、回馈社会的企业经营模式，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声望。

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与传统的经济思想相结合，就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儒商思想。在中国传统经济活动中，儒商思想长期作为指导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儒商按照儒家思想中“礼之用，和为贵”①的和谐思想，主张在商业经营中营造和睦氛围，反对强买强卖的经营行为，强调通过合法、平和的营销策略，达到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互惠。第二，儒商以儒家思想中的诚信作为经商之本，主张在发展商业利益的过程中，要做到对顾客公平合理，“童叟无欺”，绝不搞欺诈经营，追求商业道德与社会信誉。第三，儒商尊奉儒学思想的“义利”观念，既注重物质经济利益，又兼顾精神层面的“义”，以“义利”双收为最高境界；贯彻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贾”②。经商之道，不以损人利己的方法获取财富，提倡经营者之间的公平竞争，不做使国家和他人蒙受损失的事情，注重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儒商思想体现

儒家思想最早传入日本，是在405年（百济阿辛王14年），百济五经博士王仁携带《论语》10卷东渡日本③，由此开始了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儒家思想在传播到日本后，与本土固有文化相结合，属于一种本土化的文化重构，具有日本的本土化特色。

随着儒学思想的传播，儒学中的儒商思想也深刻影响了日本。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仅用几十年的时间就摆脱了因战败而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经济快速发展，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固然有多种因素的作用，“但一个不可忽视的深层次原因就是日本基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扬弃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日本文化机制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④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日本型儒商思想与西方经济思想相结合，构成了日本近现代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发展。该时期日本儒商思想的主要特征如下：

首先，日本儒商思想强调企业整体的和谐性。在儒学“礼之用，和为贵”⑤观念的影响下，日本企业内部，倡导上级和下级之间、员工之间人格平等，和谐相处，营造集体主义协作精神和精诚团结的氛围。企业为了自身的壮大发展，防止企业自身因内讧而造成消耗，注重通过会员大会等形式，充分注意听取企业成员的建议和意见，而企业员工由于得到尊重，就会增强当家做主的意识，敬业乐群，努力为企业献计献策，从而促进整个企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其次，日本儒商思想十分注重保障企业员工的个人利益。受儒学核心思想“仁者爱人”⑥观念的影响，为了使员工树立终身为企业发展服务、以企业为家的意识，日本企业资本家与员工签订确定终身雇佣合同，关心员工的衣食住行，并在员工的技能培训、社会福利等方面投入巨大的财力和物力。如此一来，员工没有后顾之忧，人心稳定，于是勤于工作，奉献自己的所能，从而使企业产生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再次，日本儒商思想注重企业领导阶层的言传身教，强调领导者“为政以德”⑦，提倡“修己安人”⑧的模范带头作用。在日本企业的管理建设中，管理者非常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他们意识到，只有严格自律，身正为范，在各方面规范自己的行为，起到表率，才能树立权威意识，才能上行下效，使企业内部各级管理层之间等级有序，确保企业的正常运行。

最后，日本儒商思想强调社会责任感的养成。日本企业信奉“达则兼济天下”⑨的经商理念，他们认为社会是企业生存的基础，只有以社会的公平为前提，努力为社会服务，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的建设，“才是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企业应有的姿态”⑩，因而企业大多热心公益事业，注重对社会的奉献。

日本儒商思想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日本儒商思想中具有重视人才的意识，注重人才培养方法，加强团队建设，这些做法颇值得我们学习。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转折期，要加快发展，实现经济现代化，其中人才因素是关键要素，因此要首先认识到杰出人才的价值，注意发挥企业优秀领导人才在经济建设中的带动作用，同时还要重视由多人组成的经济建设团队的整体贡献。为此，要创造条件，为个人才能的发挥潜能创造空间，同时注重个人在集体中的作用，使个体的人与团队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如此才能培育出为企业、为国家的经济决策出谋划策的精英集团。

日本运用儒商思想的和谐理念，在有效处理企业内部发展与外部竞争共存问题上的方法，对中国经济建设有极好的启迪意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要加强自身内部建设，领导者发挥榜样作用，在企业内部营造上下级之间和谐、人人平等参与的良好氛围，以增强企业内部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另一方面，企业要在社会上有更好的经济效益以造福于员工，就不可避免地遇到与同行企业的竞争。这种情况似乎就对追求“和气生财”的企业经营者带来了难题，但是日本企业家的经营理念并不是靠诋毁同类企业形象来达到提升自己品牌的手段，而是依靠自身的经济发展团队，开发更多更好的新产品，以产品质量求生存，形成良好的行业竞争氛围。中国在构建和谐、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应借鉴日本企业的做法，引导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

日本对儒商思想与西方经济思想的兼收并蓄给予中国现代化建设以启示。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既借鉴、效仿中国的儒商思想精华，同时注重吸收西方国家的现代经济思想，从而创造出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的日本型经济运作模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弘扬本国儒商思想的优秀传统，同时要注重学习其他国家的现代经济思想。因为中国的儒商思想固然有其自身的优势，但在当今国际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也暴露了其自身的诸多弊端；要想使中国传统的儒商思想在现代国际竞争中继续彰显突出地位，就应在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寻求在国际竞争中的有利位置。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东亚国家应加强本地区的经济联合，加快区域经济合作建设的步伐，以形成在世界上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经济共同体。为此，东亚的中、日、韩等国应相互借鉴对方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以促进本国经济速度的提升。如何寻找各个国家之间经济结合的契合点是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重要问题。在经济发展方面，日本通过积极吸收包括中国儒商思想并加以改造，已在经济建设领域走在东亚国家的前面，在现代化进程中充分体现出儒商思想的社会价值。由于中国与日本同处于儒学文化圈，学习、参考日本如何运用儒商思想的做法，具有现实启迪意义。同时，中日两国共同弘扬儒商思想文化，可以增进两国的相互信任，加深对彼此的了解，从而促进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

（本文系天津师范大学博士基金项目“儒商思想在东亚各国的体现”与2012年度韩国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学术合作研究项目（Academy of Korean Studies Fellowship Program）的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52WW1105，AKS-12-F03）

【注释】

①⑤⑥《论语·学而》。

②《战国策·赵策》。

③[日]安井小太郎：《日本儒学史》（卷4·荻生徂徕）。

④杜冰：“试析儒家文化对日韩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界》，2009年第8期。

⑦《论语·为政》。

⑧《论语·宪问》。

⑨《孟子·尽心》。

第8篇：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现代企业管理

1.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积极意义

1.1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仁学”管理思想的基本管理原则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对于现代管理文化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仁学”管理思想始于远古尧、舜、禹、汤的先人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传统。孔子只不过是中国远古以来就已经产生了的道德统治和礼乐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换言之，道德管理文化产生于中国有文字记录以来的远古文明时代，经孔子加以弘扬和发展成为系统的“仁学”管理思想，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管理原则而延续到现代。“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修己以安人”这样一些范畴和管理原则，反映了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基本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其发挥作用的根本机制在于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和行为，其管理驱动力就在于管理者以“仁爱”之心去对待他人。从狭义讲，“仁学”管理思想是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的管理原则。

1.2儒家管理思想弥补了科学管理以来的缺陷

“仁学”管理思想对于缓解现代西方个人中心主义价值观念所带来的精神危机，弥补西方管理文化的根本缺陷，促进人类新型管理文化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仁学”的管理思想，对于长期浸染于理性化、制度化和物欲化的西方管理人群来说，无疑是极为向往的精神需求。因此，以孔子“仁学”管理思想为特质的东方伦理管理文化，对于变革西方文化为背景的现代西方管理理论的基本构造，缓解个人中心主义价值观念带来的精神危机，弥补西方管理制度的根本缺陷，改善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参照作用。

2.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的作用

2.1儒家“重视人伦和谐”的思想可以创造企业良好氛围

个体总是生活在群体中，如何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是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儒家非常重视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并以伦理关系解释群体生活的特征，强调人伦和谐。其主要人伦思想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讲求以和为贵，重视不同事物之间的和谐统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和为贵的思想，是积极地看待自然和社会中的差异，分歧和矛盾，提倡发挥不同个体各自的积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整体的和谐与发展。二是讲求“仁者爱人”。仁是孔子确立的最高道德准则，其核心是爱人，即对人的关心和尊重；为仁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是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三是强调“五伦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要维系人际关系的和谐，就要明确每人在不同伦理关系中的位置，及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将其以适当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确立下来；四是要求“知礼以立”“克己复礼”。“礼”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制度化体现，主张在等级秩序之下协调人们的行为。孔子认为社会要安定团结，个人要发展完善，没有礼的约束熏陶是不行的。19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崛起，使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在惊叹之余开始探索“东亚经济奇迹”的原因。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赫尔曼·卡思首先明确地以儒家伦理来加以解释，并称日本与东亚“四小龙”为“新儒教国家”。日本筑波大学高桥进教授在分析日本企业经营与儒家思想之间的联系时说，日本企业的组织原则为“集体主义”“终生雇佣”和“年功序列制”；组织伦理强调忠诚，孝顺、智慧，否定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其中“集体主义”体现了“礼”“和”，“终生雇佣”体现了“仁”“孝”，“年功序列制”体现了“礼”“五伦十义”。美国环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兼大英百科全书主编弗兰克·吉布尼则认为，日本将中国古老的儒家文化与战后的美国企业引入的现代经济观念糅合在一起并加以巧妙运用，形成东西合壁的“儒家资本主义”，以人为中心的“人力资源思想”，“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这才是日本经济取得成功的真正原因。

第9篇：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仁”“和”“义”“信”企业管理

一、儒家思想内容的精髓

（一）“仁”

“仁”是儒家思想德治的核心和最高范畴。“仁”即“仁者爱人”。“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精义所在，是儒家思想道德的基础，概括了做人的全部规范。“仁”是爱之源，本质就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日“爱人”。在《论语》中，“仁”字出现的次数最多，也能体现“仁”字为《论语》之精髓，《孟子》中提到百余次。“仁”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爱人”中既包含对人的尊敬、谦恭和亲热之情，也包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的管理理念体现在管理原则上，即追求“修己以安人”的“内圣外王之道”。要求管理者既要“修己”或“内圣”，按“仁学”体系的要求进行自我修养，又要用“仁”的原则去“安人”或“外王”。

（二）“和”

“仁”是儒家思想核心，是人的相处，而“和”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和”指的是人际关系和谐，是儒家“仁”思想的延伸。“仁者爱人”，要求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无争”，“无讼”。“和”被视之为政、为人的基本原则之一，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礼之用，和为贵。”做到“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在群体中，每个人如果都能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能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是管理活动的最佳境界。在管理中做到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关系和谐，最高管理者与各级管理者的关系和谐。

（三）“义”

“义”是最为重要的“义利”经济观。儒家非常强调义，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承认求利之心人人皆有，但要“见利思义”，反对违义求利。“义”是指社会公利及个人合乎道德的行为标准，“利”是个人私利或局部利益，因而义与利的关系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对于“义”和“利”孔子有两层意思：一是二者是相通的，互相包含，“智者利仁”。从这个层面上讲，孔子并不反对个人获得正当的利益，而是反对个人见利忘义，先利后义这种行为。二是一个人面临义和利的矛盾冲突时，应“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把公利放在第一位，把私利放在第二位。

（四）“信”

“信”是“诚实不欺”，诚信乃人性之本、天道之源。“人而无信，不可知其可也”，即人在人际交往中守信用则别人愿为你服务、为你办事。《论语》的各篇中指出，言可以直接反映出一个人的德，“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乱德”。因此，“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仁者，其言也”。儒家思想向来讲求诚与信，这种诚信不仅应在言行中体现，更融入在人的血脉中，将诚与信融为一体，融于生命。在儒家思想中，诚信之道不仅是“立人之本”，更是“立政之本”“成事之本”。“儒商”，就是“仁”“义”“礼”“智”“信”的集合。

二、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一）“仁”——人本管理思想——以人为本

企业的核心和主体就是人，在管理中体现人本管理，形成人本管理理念，对企业提高劳动生产力、调动企业员工积极性和凝聚企业文化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儒家思想的精华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影响深远。1.“以民为贵”，企业树立以人为本的信念。儒家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强调尊重人性，仁爱之心，挖掘人的智能潜力。只有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应用“民为贵”，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才能够充分发挥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重视人才”，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才观。企业管理主要是对企业人、财、物的管理。企业的财和物都是由人支配的，从长久看来，最应关注的就是人才，人才创造企业的利润、财富，人才创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3.“为政在人”，主要是建立德才兼备的管理层。《礼记•中庸》篇载“为政在人”。这里的“人”指的是“贤人”，是企业的管理者。将“为政在人”的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着重强调领导层的德才兼备，强调领导应为“贤人”。在“贤人”的领导下，创建以人为本的企业信念。可见，建立“贤人”的领导层对建立现代企业文化起到关键作用。

（二）“和”——企业团队管理——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在现代企业团队管理中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儒家强调“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协调人际关系，并指导企业的建设是一种“和”的理念，必将培养一支充满凝聚力的高效团队。在团队管理中提倡“人文关怀”，强调企业凝聚力。孟子更是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儒家思想提倡的人文关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观念，体现了人与人的和谐，强调了人际关系中的爱和信任，促进企业内部组织和谐，使团队产生凝聚力，有利于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在团队精神培养中注重精诚合作，团队协作的培养，这种精神对企业的业绩、甚至是兴衰具有巨大作用。在企业管理中，主要培养“和为贵”的企业文化，利用文化熏陶企业员工，培养员工的团体协作“和”精神，鼓励员工全身心投入工作，确立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将企业员工融为一体。同时，在团队培养中应注重“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战略，在企业内部主要注重企业团队培养，外部主要强调怎样去发展，这是企业经营的根本，和谐应该是全方位的。

（三）“义”——企业价值观——以义取利

儒家思想主张“君子之财、取之有道”。将儒家文化中的“义利观”融入现代企业的价值观念中，企业要树立“以义取利”的现代管理价值观，强调义利并重，互惠互利。“义”和“利”不仅相互融合，而且还能良性的互动。即“义”和“利”是相互促进的，“利”能促进“义”的产生，“义”也能产生更多的“利”。在某种程度上企业要善于“利他”，在“利他”中讲求“义”。只有以义取利，企业才能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赢得同行和社会各界的认同和赞誉，提高企业的品牌。

（四）“信”——企业信誉管理——以信立业

诚实守信是企业的生命，有句古话：“人无信则不立，商无信也不立。”现代企业就是一种契约经济、信用经济，现代企业只有树立“契约意识、诚信意识”才能够维护企业形象，形成诚信品牌。重约守信、诚信为本是现代企业在竞争中必须具备的基本职业道德，同时要求企业确立道德理念，维护“至诚守信”的企业信誉。儒家的“信”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强调管理单位内部各成员之间应该互相信任；二是强调管理单位内部各成员自身必须诚实。儒家思想倡导“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义利统一”的思想，对处于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企业，在其管理运营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儒家思想指导现代企业管理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