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危机的应对之策精选(九篇)

第1篇：能源危机的应对之策范文

关键词：政府危机信息管理；危机信息管理系统；联动系统模型；危机决策；危机管理；

作者简介：王传清，男，1980年生，博士研究生，10余篇；

1引言

随着危机管理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研究更加深入和广泛，研究者们逐渐注意到信息在危机管理中所起的作用，危机信息管理开始兴起。从危机的识别与预警和危机的沟通与交流，到危机的决策与处理和危机的恢复与评估，每一个重要的环节都要有不同的相关信息支持，危机信息管理贯穿了政府危机管理的全过程。政府对信息及时进行采集，并且加工和整理，提前对危机预警，能够缓解危机，降低危机带来的损害；信息交流和共享不仅可以为政府科学决策和准确指挥提供支持，而且可以协调各政府部门的行动，提高政府危机应对能力；对危机进行分析和评估，可以搜集各种反馈信息，总结经验教训，为灾后恢复和今后应对类似危机提供参考和信息保障。只有构建一个有效的、应对各类危机的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系统，才能及时收集、分析、传递和共享危机信息，从而增强公共危机管理决策的科学性，整合危机管理资源和协调危机管理行动，降低甚至消除危机的危害。所谓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系统，是指基于现代化信息技术，通过建立统一的技术规范、数据标准和数据交换格式，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实现各级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利用。

2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系统相关研究

引入现代化技术手段开展危机信息管理的研究与实践一直被人们所重视。在国外，许多学者研究危机信息管理系统，结合仿真工具、地理信息系统(GIS)等对突发事件进行预警，如森林火险、战争危机等[1]。R.L.Chartrand等[2]、NickCollin[3]、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ationalResearchCouncil)和美国计算机科学和电信委员会(ComputerSeienceandTelecommunicationsBoard)[4]、美国安全技术研究机构(InstituteforSecuritytechnologyStudies)[5]等都强调了信息技术及系统软件等在危机信息管理中的重要性。2002年，危机管理和信息技术研讨会在赫尔辛基召开，会议的主旨就是探讨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来提高危机反应和处理能力[6]。欧洲的危机事件响应与管理信息系统学会(InformationSystemsforCrisisResponseandManagement(ISCRAM)Community)着重研究了危机管理中建立危机信息管理系统的作用。2005年10月底完成的欧盟项目“为管理决策服务的关键基础设施(MEDSI)”[8]以及美国司法部、美国司法协会、科技办公室联合开展的危机管理软件(CIMS)测试项目[9]等重点对危机管理相关软件进行了分析和测试。SherifKamel在其专著中也对决策支持系统在危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在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的相关实践中，许多发达国家都将信息技术及危机信息管理系统引入危机管理中。其中ES公司开发的WebEOC系统应用广泛。“9.11事件”发生后，各国不仅在国家层面上调整了危机管理的战略，而且在城市的层面上也进行了调整，构建了许多综合性的危机信息管理系统。如美国纽约市的城市危机管理系统、德国柏林市的危机信息管理系统、加拿大多伦多市的危机反应系统以及日本东京市的防灾中心信息管理系统。

我国危机管理研究相比国外起步较晚。2003年的“SARS”危机后，对于公共危机、危机管理、政府危机信息管理以及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相关研究形成热潮。关于危机信息管理系统以及信息技术的相关研究，我国学者主要集中在通过建立危机信息管理系统进行有效的危机预防和应对上，缺乏对于各分散系统以及各层次危机相关管理部门的联动和沟通的深入研究。覃小旅[12]、唐钧[13]、惠志斌[14]、刘彬[15]、张小明[16]等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分析，对构建国家综合性的危机管理信息系统及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思考，强调要有效应对危机，提高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必须建立相关的信息管理系统。魏玖长等[17]在元搜索引擎的基础上研究了危机信息监控系统。沙勇忠和张艳菊以纽约、东京、多伦多和上海这4个城市的公共危机信息管理系统为研究对象，对典型城市危机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在总结国内外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对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讨论和思考[18]。顾化龙以公共危机应对中的信息管理系统为研究对象，搜集了大量的政府应对危机的案例资料，通过对“2008年南方雪灾”、“贵州瓮安事件”等的深入分析，探讨了政府在公共危机应对中的信息管理问题[19]。

关于联动系统研究，目前国内一些相关研究集中在探讨如何通过建立城市应急联动系统以及利用信息技术来提高和改善政府的危机管理等方面。如王雅丽等主张构建统一协调的应急联动系统，创新城市应急管理模式，通过城市联动系统及信息技术应用，有效改善城市公共危机管理[11]。2005年，张佰成、谭伟贤编著的专著《城市应急联动系统建设与应用》出版，专门对城市应急联动的建设和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20]。而赵林度等也提倡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善相关城市应急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和资源共享。在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系统的实践方面，国内也有很多城市先后建立了自己的应急联动系统[11]。但是，城市应急联动系统注重对危机发生后的紧急救援及部门的综合服务，对危机发生前的监测、预控又不太重视。

综合分析目前的研究和实践情况，可以看出，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系统的构建及应用中还存在以下问题：(1)政府危机信息监测、预警和信息搜集能力较弱；(2)日常状态下的信息搜集、整理、汇总等渠道比较分散；(3)政府危机信息系统信息共享和联动水平远没有达到危机信息管理的需要；(4)危机信息整合程度较低，各职能部门之间沟通困难，由于拥有信息的单位分散，导致信息流通困难，职能部门之间信息交流不足；(5)紧急状态下的信息收集、分析和披露制度缺乏统一规划；(6)政府信息联动平台和机制还有待改进和完善，分散的信息难以综合、集成、分析、处理。因此，笔者从加强各分散系统的信息沟通和联动的角度出发，构建政府危机信息管理联动系统，使信息在系统中能够顺畅流动、交流、共享，以期为政府的危机决策提供信息和系统保障。

3政府危机信息管理联动系统模型设计

危机信息管理没有固定的模式，针对不同的危机我们应当采用不同的信息策略[21]。但是根据危机信息活动的内容以及具体信息职能的不同，政府危机信息管理联动系统模型均应当包括危机信息采集子系统、危机知识子系统、危机信息沟通子系统、危机预警子系统、危机决策子系统和恢复与评估子系统这6个主要构件。政府危机信息管理联动系统需要各个构件的协同作用，以支持政府危机信息管理以及危机决策目标的实现。

3.1危机信息采集子系统

危机信息采集是政府危机信息管理联动系统的基础功能，能利用众多的信息渠道对各种危机信息进行全面收集和监控。以往分散或是局限于单一政府组织的危机信息采集方式，由于组织结构、技术、人为等因素，会造成信息传递的迟滞和冗余的增加，甚至将危机信息消耗殆尽，使得政府危机管理部门无法及时了解并正确应对危机爆发。通过多元的危机信息采集系统和联动，才能使得危机信息以更真实和完整的形式，不断地、快速地呈现和流动。与一般的信息采集系统不同，本文的危机信息采集子系统是根据一定的信息采集机制，集合交通、公安、医疗、消防、气象等各方面的危机信息资源，对分散的、众多的、不同时空域的危机信息进行采集和集聚，通过数据交换共享平台和通信交换平台，实现各危机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并保持危机信息处于不断更新状态。采集的危机信息存储在危机信息综合数据库中，经过筛选后，子系统输出预处理危机信息。

采集的危机信息类型包括数据、图像、语音、视频等多种。根据不同的危机信息，采集的方式主要包括：(1)自动采集。政府可以采用信息采集类软件来定期或不定期地获取相关的信息，例如利用信息采集器自动采集因特网上有效的信息，包括文本、超链接文本、图像、声音、录像、压缩等各类文档[22]，并能够按照政府的定制和需求采用文本、语义、聚类等分析方法对信息内容进行分析，自动抽取网页和相关内容。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利用采集软件采集互联网上的信息将成为政府危机信息采集的主要方式。(2)浏览访问。政府可以通过浏览相关的网站、数据库、其他传播媒介等获取环境信息，例如访问政府网站以关注政府的最新动向、公共危机的预警和处理信息等。当然，也可以通过人工浏览传统纸本信息源来获取相关信息。(3)搜索。政府也可以就某一关注的问题，借助于搜索引擎等工具进行相关信息内容的搜集。这种方式能够针对性地获知相关信息，并具有信息成本低廉、获取方式便捷的优势。(4)咨询调查。通过对政府内部和外部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活动，能够整合社会整体的力量，以发现、应对危机。咨询通常是针对专门的危机主题而进行特定的信息获取，咨询的对象可以是政府部门管理者、管理咨询从业者、具有特定专业背景的专家等。(5)委托采集。通过向专业咨询机构、信息服务机构提出委托请求，政府可以获取关于特定危机信息的搜集结果，也可以直接购买已有的数据光盘等，以获取关于行业、专业领域的信息。

3.2危机知识子系统

危机的复杂性要求在决策的过程中必须综合利用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危机知识子系统负责存储政府危机管理所需的知识资源，用以响应危机管理过程中的知识查询请求。这些知识资源主要包括：(1)基础知识库。指政府危机信息管理过程中涉及的相关概念、基础数据、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等。(2)应急预案库。指政府针对各级各类可能发生的事故和所有危险源制定总体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明确事前、事发、事中、事后的各个过程中相关政府部门和人员的职责等。(3)案例数据库。指对以往政府危机信息管理活动内容及过程的客观再现或介绍，包括相关数据和结果等，并进行分类，便于检索和对照。(4)指标模型库。指用于评价危机信息，进行危机预警等级计算的危机评判量化指标和模型。(5)专家知识库。指政府危机管理所涉及到的信息管理、危机管理、情报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的专家知识。所有的知识资源通过知识交互平台集成在一起，并且与各联动部门的系统平台连接，为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的各个过程提供知识支撑和保障。

从知识来源和功能的角度来看，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的全过程需要两大方面的知识支持和保障：(1)关于政府及其环境的数据、信息和知识。由危机采集子系统和政府其他信息系统提供，反映的是政府及其环境的发展和变化情况，主要面向环境分析和危机预测。(2)关于危机信息管理的数据、信息和知识。主要由危机知识子系统提供，是政府为了实施危机信息管理而搜集的关于危机应对、决策等方面的知识和信息，还包括政府的危机管理计划、应急预案等。

3.3危机预警子系统

危机预警子系统的功能是对预处理危机信息进行加工整理和鉴别分类，借助危机知识子系统的指标模型库，构建指标体系量化评判危机信息，分析危机的种类、分布、危害范围及危害的重点对象、涉及的主管政府部门，对危机进行量化评估和判断，并随时对危机的变化做出分析判断，考虑可能造成的后果，计算危机的预警等级，根据计算结果发出相应级别的预测警报。

一般来讲，政府危机预测警报的预警级别按照严重性、影响范围、紧急程度和损失情况，分为特别严重(IV级)、严重(III级)、较重(Ⅱ级)和一般(I级)4个预警级别，并依次用红色、橙色、黄色和蓝色预警表示，如表1所示：

3.4危机信息沟通子系统

危机信息沟通在政府危机信息管理全过程中处于最重要的地位。一方面，政府由多个不同的部门和人员组成，并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在危机情境中，政府内部存在的良好的沟通意识、机制和行为能够增强危机中政府内部的凝聚力，并通过共享信息明确各部门和人员的职责，互相协作和联动，按优化的相应流程应对危机。另一方面，信息沟通也是连接政府与外界、实现危机公关的桥梁，让公众和外界了解危机发生的背景、政府的相关措施，让舆论导向对政府有利，减轻政府压力。危机沟通子系统的功能就是基于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InformationSystem，GIS)、全球定位系统(GlobalPositioningSystem，GPS)、卫星遥感(RemoteSensing，RS)系统、视频会议和集群通信等，实现信息在各个子系统之间顺畅传递，保证政府各部门和人员与危机信息管理部门的信息交流以及政府与外部环境的信息与反馈。危机信息沟通子系统的结构如图4所示：

各联动部门系统平台的功能是实现各个层次的互联互通，实现数据的互操作、软件的互操作与语义的互操作。它对实时性的要求较高，具有移动办公的特性，系统平台设计具有分布性、异构性和动态实时性的特点。各联动部门系统平台包括5级架构，如表2所示：

3.5危机决策子系统

危机决策子系统是整个政府危机信息管理联动系统的指挥中心。该子系统的功能是基于预测警报，在危机知识子系统提供智力支持的基础上，综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进行科学分析，并在掌握政府内外部资源的基础上，由联动决策中心制定并选择最优化应对处置方案。通过资源调配，实施联动措施，协调各联动部门，消除危机带来的危害或将损失降到最低。危机决策子系统结构见图5。

联动决策中心是危机信息管理联动系统的决策指挥中心和应急指挥中心，负责根据预测警报和相关的应急预案，结合专家知识库，制定应对危机事件的处置方案，进行统一决策，调度资源和组织协调。在具体应对危机事件的过程中，为各专业部门指挥分中心、重点场所监管分中心、应急处置现场指挥分中心和专业领导小组等提供接处警信息汇集的综合平台和联动指挥调度平台。

从危机的生命周期来看，政府危机决策方案包括以下几种类型：(1)危机管理计划方案。危机管理计划方案是政府开展危机决策的第一步，是整个政府危机信息管理活动的基础。主要是指政府根据其所处的具体环境和自身发展战略制定的关于政府危机管理的实施安排。其内容涉及到政府安全战略的制定、危机管理组织结构的建立、危机管理人员配备、危机管理的资源准备等。(2)危机预警决策方案。危机预警决策方案是针对潜在危机所制定的决策方案。目的是能在危机爆发前，提早发现、预防或降低危机带来的影响。内容涉及危机起因分析与处理、危机资源调配、危机信息采集点的调整等。(3)危机响应决策方案。危机爆发以后，政府决策者还必须面对各种压力制定危机响应决策方案。其内容包括危机现场的应急措施、危机资源的分配、紧急状态下的人员结构调整、危机公关小组的成立与具体活动等。(4)危机恢复决策方案。危机恢复决策方案是在评估危机带来的损失以及政府内外部环境之后做出的未来发展规划，内容包括发展战略的制定、未来一段时间的活动安排以及加强危机防御能力的措施等。

3.6危机恢复和评估子系统

制定出针对危机事件的决策方案后，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从灾难中恢复，甚至以灾难为契机重新获得发展。恢复和评估子系统的功能就是将危机状态恢复至正常状态，并对整个危机事件进行全面的评估，收集决策实施和危机恢复反馈信息，总结经验教训，形成此类政府危机的案例信息资源和知识库信息资源，对相关人员进行教育培训，以加强对未来类似危机事件的危机信息搜集、预警和防范工作。恢复和评估子系统的结构如图6所示：

4政府危机信息管理联动系统整体架构及分析

本文集合危机信息管理系统和应急联动系统的优势，针对目前我国政府危机信息管理系统的建设和运行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构建了政府危机信息管理联动系统模型，其整体模型及主要功能模块如图7所示：

图7中，箭头表示的是系统中信息的传递、流动和共享。信息共享是系统联动的基础，通过信息在危机信息管理联动系统中的传递、流动和共享，为各危机管理和应对部门实现联动提供实施基础和保障，在具体应对和解决危机事件的过程中产生即时实践效应。并且，从图7中可以看到，危机信息采集子系统、危机知识子系统、危机信息沟通子系统、危机预警子系统、危机决策子系统和危机恢复与评估子系统这6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相互衔接、共同作用的有机整体。只有各个子系统协同工作，才能保障政府危机信息管理联动系统的整体顺畅运行，将相关政府危机信息管理者和决策者从繁重的获取、筛选和评估信息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更加科学地进行危机决策，从而有效地进行危机预警和危机应对等。

2012年7月21日，北京市普降特大暴雨，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损失，全市经济损失也达到近百亿元，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3]。气象部门针对这次天气过程准确预报了降雨强度和降雨历时，及时预警，全市参加抢险应对人数16万余人[23]，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应对洪灾不力、呼救电话不通、救援不及时等情况。这场特大暴雨暴露出政府及相关部门之间缺乏联动的问题。在特大暴雨预测警报后，根据危机知识子系统中的下水管道系统数据信息、路面桥梁房屋等建筑数据信息、历年北京抗洪救灾信息和案例数据等，联动决策中心制定并实施危机处置方案，并利用危机沟通子系统调配相关资源，指挥实施各项联动措施。如联合互联网络、电视媒体、广播电台、手机运营部门等，联动强降雨预报预警；联合交通部门、建筑部门、环保部门，对主要的滞水和洪涝地点、路段提前清理障碍，检查下水管道设施，设立警示和提示标识，提醒市民注意，指导避险；联动110、119、120等报警求救声讯台以及消防、救援部门，调配充足的电话接听人员以应对电话寻救高峰；在发生洪灾险情时，联动交通部门、道路管理部门等，消除阻碍交通的行为，如暂停公路收费、暂时取消停车罚单，将人力和资源调配到疏通道路、抗洪抢险方面去。如果能够构建并完善政府危机信息管理联动系统，通过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和联动，各方共同努力，一定可以降低这次特大洪灾危机带来的损失和危害。

5结语

第2篇：能源危机的应对之策范文

[关键词]危机；政府规模；应急管理体制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6-0863（2013）06-0110-05

一、政府规模增长：研究假说与学科传统

利维坦（Leviathan）在西方文化中原被喻为海兽，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以此命名其经典著作《利维坦》，于是，利维坦也便有了为抵御外部风险而被创造出的庞大政府机构与强大国家之意。对政府规模增长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学、财政学、行政管理学等学科聚焦的领域，一系列相关的假说相继提出并被加以理论证明与实证检验，而衡量政府规模的维度则包括了政府人员、机构、职能、财政规模等。有学者依据影响政府规模增长的内部因素、外部因素、结构性因素和多元因素对有关政府规模增长的成因理论进行归类，将其分为公共需求假设（外因论）、政治家和官僚推动假设（内因论）、财政分权假设（组织制度结构变动论）、多因素影响假设（多元论）。[1]

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于1987年出版了《危机与利维坦：美国政府增长中的关键事件》一书，总结了关于政府规模扩张的多种解释。[2]其一，现代化。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与关联性使得政府规模扩张，因为原有的政府规模只能适应简单经济活动条件下的管理，难以成功协调和解决现代化这一复杂经济活动中的问题。其二，公共物品。公共物品供给职能被认为是市场无法胜任的，因而成了政府规模扩张的原因。其三，福利国家。政府进入家庭、宗教以及市场所难以干预的福利真空，公共政策对财富与收入进行无限制的再分配，这便造成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张。其四，政治再分配。与现代化、公共物品以及福利国家的视角不同，政治再分配假说尤其强调政府增长中的政治行为作用。其五，意识形态。那些致力于构建其理想社会的人们，热衷于寻求扩张政府权力。其六，危机。在危机事件中，政府控制力会不断扩张或是直接取代市场机制，而危机后政府规模会出现一定收缩，但很难减少到危机前的水平，即所谓政府规模增长的“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

政府规模增长研究一直以财政学与经济学为主流，通常选取公共财政规模为指标，对国家或地方政府规模进行实证研究；此外强调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作用的政府规模增长研究，其路径则偏重于对现象的理论演绎。从研究维度上看，内因论、外因论、综合论等都可选取各自核心概念作为叙事话语以及测量体系的构建基础。以希格斯为代表的“危机与政府规模”研究，强调从危机事件视角来研究政府规模的增长，其以经济史和实证方法为基础，讨论了战争、大萧条与美国政府规模的宏观关系，从而开拓了政府规模研究的新视域。本文依循希格斯的研究维度即危机事件对政府规模的影响，力图构建一套有别于传统宏大叙事与测量范式的经验解释话语，并应用于解决我国应急管理体制优化的问题，而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的灾害社会科学研究则为该新解释框架的建构提供了话语基础。在灾害危机视角下的政府扩张分析中，灾害危机的组织适应理论为政府扩张过程与运行机理提供了基本解释框架，并从危机政治视角剖析危机条件下的内外部制度环境，探索灾害危机下政府扩张的深层非理性因素及其消极影响，进而对我国应急管理体制优化进行理论思考。

二、灾害危机的组织适应：一种关于政府扩张过程的解释框架

（一）危机事件作为政府组织规模扩张的节点

危机事件涵盖了由自然危险源、社会危险源、科技危险源所引致的各类自然、人为以及混合型事件。不确定性、紧急性、威胁性、联系性乃是危机事件的重要特征，危机事件冲击原有社会政治秩序，造成社会功能中断与社会失序。在政治-行政话语体系下，危机常被定义为“一种对社会系统的基本结构和核心价值规范所造成的严重威胁，在这种状态下，由于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时间压力，需要做出关键性决策”。[3]如今，现代政府主导着各类危机事件的应对，无论由何种危险源引发的危机事件，其演进过程与处理方式中皆能找到政府主体的作用因素。危机对于政治-行政系统具有强大冲击力，动摇其合法性基础。危机事件影响政治-行政系统的重要表现在于其常被视为公共政策变革的触点。如政策窗口理论所揭示，危机事件可能会催生或加速政策变革议程。[4]灾害危机事件通常被视为政策窗口，推动着政策议程、方案的变革。[5]“大事件”即危机事件影响着政府运作与思维方式，如2003年“SARS”事件后我国“一案三制”的建设；又如美国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对国土安全部的改革措施。两起典型事件分别作为两国政府机构改革的触发事件并影响政府组织规模。

（二）灾害危机的组织适应与政府规模扩张过程

政府灾害危机管理的本质就是灾害的组织适应过程。以科层官僚制为基础的政府灾害危机应对组织体系与灾害危机情境特征之间的差距可称为“情境差距”，即指科层制组织结构不能满足实际危机情境下的需要。政府应急管理体系的各种努力乃至变革都旨在弥合情境差距，完成组织对于灾害危机的有效适应。有学者提出了组织灾害适应的类型学，该分类以组织结构-功能为维度，依据功能与结构的新旧划分出组织适应的四种类型。[6]

图1灾害危机的组织适应类型 从图1可见，社会组织层面的灾害危机适应类型可以划分为维持型、功能拓展型、结构扩张型以及突现型。维持型，即组织在面临灾害危机时，其结构与功能并无变化，与灾前组织系统之间存在延续性。功能拓展型，此类组织具有潜在应急功能且可很容易地加入到危机反应中，其适应特点是组织结构保持不变而组织功能拓展，在面对危机时，大多原本不以危机反应为常态管理任务的组织都会转变其功能目标以完成危机应对。结构扩张型，此类组织维持原有的组织功能而在结构上需要扩张以适应处理危机的需要，结构要素常常与人员、设备、技术、资源有关。突现型，该类组织在灾前并不存在，其功能和结构都是全新的，当原有的系统面对危机表现得无能无力甚至失去控制与协调时，该类组织适应便会出现。四种类型的组织适应形式也适用于政府应对灾害危机情境的行为，政府部门的危机适应能力决定着危机管理的成败。

政府面对灾害危机的组织适应过程实际上蕴藏着政府自身规模的扩张。应急管理是各级政府的重要管理职能，针对社会危险源、自然危险源、技术危险源所引发的、各类自然灾害、工业事故、食品安全、金融危机事件等，需要不同的政府部门对其进行干预。危机事件的出现常常会显化原有政府部门在结构与功能上应对危机的缺陷，于是政府部门在后危机时期调试中便会出现组织结构扩张、组织功能拓展以及新组织突生，由此导致政府人员、组织、支出、功能等方面的增长。

首先，政府组织结构性扩张。由危机所引致的政府组织规模增长并非具有同质性与抽象性，政府部门间的组织变革方式存在差异。结构性扩张与组织人员、资源等能力相关，它是在组织功能目标保持不变的约束条件下，针对危机应变过程中所存在的人员与资源方面的不足而进行变革。结构性扩张过程是直接而明显的政府规模增长，维持现有政府部门功能序列，通过人、财、物等资源投入，强化和充实相关管理部门，提升其危机应对能力，从而导致政府规模结构的扩张。在政府管理实践中，存在着针对各类危险源的危机管理常态性组织，为了回应由危机中所产生的社会需要，这些组织会打破常态运行所形成的资源供需均衡，通过资源的补充、强化以及更新来完成组织对于灾变情境的适应。

危机状态下的组织结构扩张特征明显，资源分配以单一危机事件的应对为主，应灾资源的分配结构则呈现出非平衡性、临时性、分散性以及单灾种性等特征。非平衡性是指灾时状况所引致的组织资源增长同常态期资源需求与运行需求之间没有达成有机平衡，造成应灾资源的浪费。临时性是指灾变条件下的资源分配决策受到不确定性环境影响，其组织结构扩张缺乏长期战略思维。分散性则是指由于缺乏先存方案，使得灾变条件下由某个或某些政府部门主导应急过程并成为应急资源受供对象，长期下来便会造成应急资源分散在各个部门而难以有效整合利用。单灾种性则是指针对常发灾害拥有相对完善的资源与政策，而在复合灾害所带来的深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却力不从心甚至束手无策。

其次，政府组织功能性拓展。灾害危机事件作为不确定性的现实化，政府常态管理过程中并非总是以此类事件的应对为组织功能目标。而突发事件的出现及其应对过程常显示出政府职能的“缺位”、“越位”和“错位”，为完成对此类事件的适应，政府部门必然要在职能上“补位”、“归位”和“正位”，这就会对部门职能边界进行调整。功能性拓展常与部门职能边界的重新划定有关，在保持组织结构基本稳定的前提下，为相关部门新增加组织应灾功能。政府职能扩张通常是政府规模增长的基本形式，其在灾害危机应对中的显著表现便是多部门、多层级、多灾种的预案编制过程，通过预案设定政府各部门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的功能边界、响应过程、行动方式，其结果便是应急功能进入到新的组织功能清单。虽然在组织结构上仍然维持现状，但已增加新组织功能，于是出现了结构稳定而功能拓展式的政府规模增长。

危机过程中政府部门通过临时增加或改变组织目标以满足灾变中的应急功能之需要，此类组织功能的调整可能会使应急管理体制出现目标重复与混乱。组织应急功能目标的重复性体现在多个组织针对同一危险源存在重复管理现象，此类现象可能引致各相关组织的应急功能目标及其实现行为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与沟通，必然带来应急管理失序。灾变事件冲击着原有应急管理体制，并在整个行政体制内造成广泛影响，部门间的组织功能边界被模糊化，应急管理体制内的功能重新调试就成了灾变过后的重要任务。

再次，政府组织突现性扩张。危机所具有的不确定性、紧急性、威胁性、联系性特征常常会超出政府应急管理能力之所及，其在知识、技术、资源上所引起的供给短缺会产生政府决策困境。灾害危机越严重就越会超出常规，当传统的应灾组织体系无法通过结构扩张与功能拓展以完成灾害适应时，一些具有新结构与新功能的组织便会出现，包括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种形式。危机作为一种非预期情境，在现有政府人员、编制序列与职能体系中难以单一通过结构或功能转变来完成危机适应，而需要设立全新组织，在组织结构层面，纳入更多专业人员、技术、设备等，通过建立新结构以应对此类非预期事件，在组织功能层面，通过建立新部门以专门应对危机，其形式如指挥部、工作组等综合协调性组织。从宏观政府组织规模而言，此类突现型组织的出现是组织结构与组织功能上的增加，必然引起政府规模的增长。在现实的政府管理过程中，突现型组织在灾时催生，而随着灾害周期的完结或被体制化或被精简，不过被体制化的机率要远多于被精简，这就直接扩展了政府规模。自组织则可被视为体制外突现型组织的代表，受利他主义情结的影响，灾区内外的群众会整合社会力量进入到灾害危机事件的应对之中，突现型组织的出现对正式的政府灾害管理体系提出了更高层次的整合与规范的需求，从而间接扩展了政府规模。

三、危机政治：政府规模扩张的非理性要素作用

伴随着政府组织的结构扩张、功能拓展和具有全新结构-功能组织的突现，政府的规模也在明显增长。值得注意的是，危机状态下的政府规模增长充斥着各种非理性要素，持续阻滞政府组织规模恢复到理性状态。

长期以来，灾害问题总被视为技术性问题，至多属于政治偶发现象（political epiphenomena），即使灾害问题进入政治研究领域，大多也是被当作政策问题加以研究。近年来灾害与政治互动的研究受到关注的原因在于：其一，灾害的政治影响。灾害被认为是会造成社会功能中断的事件，其影响主体可以分为社会大众与政治-行政系统，前者主要是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影响，后者则是灾害管理政策及其应对方式中的脆弱性显化而带来的合法性危机，灾害成了政治系统稳定的影响变量。其二，灾害作为政治的后果。随着人们对灾害认知的转变，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系统都被视为灾害出现的重要因素。科层制政府主导的灾害管理系统已成为社会应灾的主体，应灾体系与政治-行政系统的联系增强，一旦灾害危机出现，应灾系统所受到的压力便容易转化为政治危机。政府应灾组织规模的扩张与优化过程同灾害情境下的政治特殊性相关，其中以风险建构主义与灾害的政治象征主义的影响为甚。

（一）风险建构作为组织变革基础

一种社会状况成为问题并对其进行公共政策干预，受制于官员了解状况的手段与状况被界定成问题的途径[7]， 因而风险建构过程就是官员经验与问题社会界定的体现。风险实际存在于主观建构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连续统，建构主义风险观认为，风险是由风险客体嵌入到本地社会文化背景之中而得以确认，因而呈现出差异性，它是多元社会主体的价值选择的结果。有效的灾害应对体系需要将风险管理置于关键基础位置，而摆脱风险建构过程所造成的认知偏差，以风险理性来处理社会所面临的各类风险则是风险管理之根本。

现实的挑战在于，受政府风险偏好的影响，政治理性会对风险理性空间不断挤压，政府、专家、媒介、大众以及相关利益团体在风险场域中的角力过程使得政府风险感知结果出现风险过滤（risk filtration）或风险放大（risk amplification）。风险放大即风险被社会建构后其程度被放大；风险过滤则是低估风险程度以及只感知到部分风险、忽视了另部分风险。风险感知的差异性，传导到政策制定领域，分别产生了政策适位与政策越位、政策缺位。在政治理性思维空间下，涉及政治利益的危险源定会被关注，如果过分关注就会出现风险放大；为了应对被夸大的风险，必然投入过多的资源，于是造成组织规模的结构性、功能性以及突现性的非理性增长。针对那些被建构放大的风险，政府会不断增加组织结构要素，调整各类组织功能目标，甚至通过建立新组织体系来完成灾害危机的应对。在此过程中，不排除有合理增长的成分，但科层制的刚性与风险建构的放大导致政府规模在呈现增长结果之后，对非理性增长难有足够的动力予以制约。

受风险建构的影响，政府规模增长过程与政府主体的风险感知、识别、评估有关，政府的风险偏好会引致政府部门在组织结构与功能调适上的差异。尽管自然危险源、社会危险源、科技危险源都成了政府应急管理的干预对象，但不同类型危险源在感知、识别、评估上会受到主观建构的影响，政府部门可能会将某些危险源视为特别重要，而其他危险源则被忽视。于是，现实中的政府规模扩张便具有非均衡性，导致政府应急管理组织能力的不合理配置。

（二）政治符号运作逻辑下的灾害危机管理

在公共行政视角下，注重危机对于决策的影响，在充满不确定性、紧急性、威胁性以及联系性的决策环境中，决策困境及其突破成为危机管理的核心。在社会-政治视角下，则强调危机对于社会功能和政治秩序的破坏性影响。如今，对危机管理的微观技术层面已有充分重视，如注重探讨危机管理中的组织形式、协调过程、公共沟通、管理程序等，而对危机所具有的社会-政治意义仍缺乏足够研究。符号主义视角的危机认知与研究则将危机管理置于更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将危机视为“先存社会政治秩序合法性象征体系的崩溃”，危机便具有了去合法，挑战了先存所谓“安全”政治符号。危机管理亦被视为一个由合法性、去合法性、合法性再生构成的动态过程。[8]

政府部门的灾害危机应对过程由“管理”与“解释”构成[9]，二者皆为合法性维持与再生所必需。“管理”取向强调对危机的干预方式与运作机制，“解释”取向则强调针对灾害危机动力学过程的国民情绪管理。一旦面临危机时政府部门呈现结构性或功能性不足，公众批评便会出现。为消减灾害危机过程中的冲突性，寻求危机共识，政府部门倾向于对现有组织体系进行结构资源方面的扩张，如增加危机相关部门的资源、人员等；或对现有组织功能做出新的调适，针对各灾种而重新设置与协调组织目标分工体系；或设立新的组织。面对灾害危机之后的行政问责，已有组织的结构性、功能性以及突现性扩张都可以帮助政府部门规避外界的批评，并将灾害危机动力演进过程的政府外部要素置于首要位置，如此操作便可将合法性损耗做最小化处理。在缺乏现成的协调形式与组织实体状态之下，危机中的政府合法性维持需要政府部门做出组织灾害适应临时决策，最直接的形式便是由不同类型危险源所对应的政府部门做出结构与功能方面的调整，虽然这些部门灾前不具备应对此类危险源的功能，但由于此类危险源的属性与该部门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具有强相关性，那么，此类政府组织规模扩张就具有被动性与临时性。这种政府规模扩张的结果便可能导致政府应急管理组织体系的无序增长与多头、分散管理。

四、政策启示：我国应急管理体制优化

灾害危机触发政府规模增长，一方面是政府部门对于群众安全需求的合理回应，因为危机事件反映出正式应对管理体系的缺陷，政府部门的变革存在必然性；另一方面灾害危机作为有别于常态的决策环境，其决策过程及其结果会受到政策共同体的经验、问题社会建构以及灾变条件下的特殊政治形态的影响，以政治理性来考量政府规模增长，结果往往导致政府规模增长的非理性，且为未来政府部门结构与功能的优化造成消极影响。2003年“SARS”事件触发了我国应急管理制度的建设，以“一案三制”为基础的多层次、多部门、多灾种的应急管理体系基本形成。在完善与创新社会管理的背景下，我国政府的应急管理功能被不断强化，应急管理职能成为影响各级政府规模的重要变量，应急管理体制的优化则需要重新审视政府应急管理的政策设定过程、现实运作方式及未来发展趋势。在我国应急管理体制面临优化调整的今天，应当消解一系列非理性因素的负面影响，以理性维度为应急管理体制创新提出相关新思考。

第一，转变应急管理理念，构建风险的开放治理方式。基于“大社会-精政府”的认知理念，对政府部门的功能与结构做出理性调适已成为改革趋势。风险感知是政府应急管理决策的重要基础，由于科层制下的风险管理存在着封闭性，还受风险建构与危机政治的影响，造成应急管理体系在多灾种环境下的应灾能力参差不齐。在幅员辽阔、国情复杂以及不确定性剧增的背景下，我国应急管理体系需要经受多灾种环境的考验，政府应急管理体系要避免出现“过大”与“过小”，需要走“精政府”的优化路径。于是在建构特征显著的风险认知下，政府部门的应急管理体系调适需要实现开放风险治理，吸纳多元主体进入应急管理体制，在多元参与决策环境中，持续沟通确认、评估各类危险源及其应对方式，从而将科学化、民主化的风险治理理念作为应急管理体制优化的基础，避免因政府风险感知与危机政治操作所带来的应急管理体系的无序扩张与混乱。

第二，推动政府部门应灾资源整合与升级，消除体制结构性扩张的负面影响。结构性扩张作为组织的危机适应重要方式，其结果将会使部分组织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出现增长。优化应急管理体制就需要改善组织应灾资源分配的结构，改变由体制结构性扩张所带来的资源非平衡、临时性、分散性以及单灾种分布状态。为此，整体性战略思维应成为我国应急管理体制优化的主导原则，立足于全灾种、全灾害周期的管理环境，整合散落在不同政府部门的应灾资源，注重府际之间、常规与非常规之间、应急与防灾之间的资源调配方式。

当前，我国应急管理制度已出现整合趋势，由于缺少类似美国国土安全部这样的全灾种管理部门，尽管通过各类综合的、部门的以及专项的预案将各政府部门资源纳入到灾害应对之中，但应急管理体系的资源整合方式还属于单灾种模式。在复合灾害应对中，应当考虑复杂与多元联系的灾害环境，打破固有的按行政条块配置应灾资源的方式。其一，将预案作为各部门资源调配的协议，加强预案执行、监督以及问责。其二，对预案应急功能小组进一步细化，注重功能小组之间及其内部的协调与资源分享。如在美国国家应变框架（National Response Framework，NRF）中，为更直接、更快速调动资源以应对危机而设立的应急支援功能附件（Emergency Support Function Annexes，ESF）。其三，应急预案的部门参与层级可下降到各部门内部的二级机构，改变不经过本部门上级领导就无法横向协调的现状。其四，构建政府部门资源能力评估体系，纳入到相关数据库之中，为模拟演练提供参考，消除地方预案编制的模糊性。其五，改革府际应灾资源配置，地方政府是应急管理的第一反应者，将应急管理资源向下转移，提升地方应急管理能力，同时也承担相应责任，提升地方政府能力与工作主动性。

第三，协调与优化组织应急功能目标，理顺应急管理体制运行关系。组织功能拓展在政府规模增长中具有“隐性”特征，而政府组织内部的应急管理功能拓展体现在各部门内部与部门之间的协调机构职能设定上。前者可能导致对于同一危险源的多部门重复交叉管理现象，后者则可能引致协调机构职能定位模糊与能力短缺。协调与优化组织的应急功能目标就成为理顺应急管理体制的关键。基于全灾种、全灾害周期的具有主动性与全程性的应急管理模式已成为主流。在庞杂的政府组织体系下，尤其在缺乏综合、专业的管理部门现状下，需要优化组织间应急管理目标与职能。

其一，强化“委员会”的防灾减灾与风险管理职能。我国应急管理体制中各类委员会的职责是针对某类危险源进行风险干预，需要在多部门间协调政策制定与风险评估过程，而在专项委员会中的负责人常是领导副职，其权力干预与协调的范围有限，这便造成委员会运转失灵。灾时地方应急指挥部常常以地方“一把手”为指挥官，相应地可通过提升各类委员会的级别，增强其权威性与协调能力，真正履行其组织功能目标。其二，进一步明确应急办职能，整合政府部门应急功能，注重基层应急办的执行功能。灾变事件导致政府组织的功能拓展型增长，各级应急办的设置便是重要体现。在我国应急管理体制之内，应急办缺乏综合管理能力。应“做实”应急办，提升应急办级别，整合散落在各部门的应急管理职能，增强其组织的专业性与综合性。还应注意到应急管理工作的特殊性，注意基层应急办的职能定位，与中央、省、市级的应急办注重协调、指导应急管理工作不同，较低层级应急办应注重应急执行能力建设。

第四，规范与发展突现型组织，建立具备生成、准入与退出机制的弹性组织结构。自组织可被视为体制外突现型组织的代表，临时指挥部为代表的政府临时应急协调机构则是体制内突现型组织的典型。在应急管理体制优化过程中，需要考虑这两种新组织的规范与整合。体制内突现型组织需要构建弹性组织结构，建立各类临时应急协调机构的生成与退出机制，依据灾害危机评估结果，合理调配临时协调机构的资源设置，并及时取消相关机构，防止由此引发的组织机构繁冗与管理成本增加。体制外突现型组织可作为正式应急体制力量的有效补充，加强能力建设并为其提供相关政策支持与资源保障，将其纳入健康有序的发展轨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可以建立由成年志愿者组成的应急救援队伍；各单位应当建立由本单位职工组成的专职或者兼职应急救援队伍。”目前，我国应急救援的志愿者队伍建设还很滞后，亟待从两个方面予以加强： 一方面，放宽政策限制，鼓励成立与救灾有关的志愿者组织；另一方面，建立志愿者参与应急救援的准入机制。针对灾时产生的各类志愿组织要加以整合与培育，真正实现群防群治格局，体现体制的优势。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1]刘光大，岳朝阳.政府规模增长成因研究四类理论假设[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2）.

Liu Guangda， Yue Zhaoyang. Theory， Dilemma and Outlet of the Cause of Government Scale Expansion.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07（2）.

[2] Robert Higgs. Crisis and Leviathan： Critical Episodes in the Growth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3]Uriel Rosenthal， Charles Michael， Pault’ Hart. Coping with Crisis： the Management of Disasters， Riots， and Terrorism.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1989. p10.

[4]Richard Sylves. Disaster Policy and Politics：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Homeland Security.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8. p10.

[5]Tom Birkland. Focusing Events， Mobilization， and Agenda Setting.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998（1）.

[6]Enrico Quarantelli. Disasters： Theory and Research. London： Sage， 1978. pp65-87.

[7][美]约翰·金登.议程、备选方案与公共政策（第二版）[M].丁煌，方兴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49.

John Kingdon.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 Trans. by Ding Huang， Fang Xing.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249.

[8]Paul 't Hart. Symbols， Rituals and Power： The Lost Dimension In Crisis Management. Journal of Contingencies and Crisis Management， 1993（1）.

[9]R. S. Olson. Toward A Politics of Disaster： Losses， Values， Agendas， and Blam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ss Emergencies and Disasters， 2000（2）.

（作者：陶鹏，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博士后，北京100084；童星，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南京210093）

Crisis and Leviathan： Research on Government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aster Crisis

Tao PengTong Xing

[Abstract]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the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aster crisis research. There are various research hypotheses in this area. Crisis was considered as a triggering point in 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 growth. We make use of the structural-functionalism approach to classify government growth into three types： structural growth， functional growth and emergent growth. Politics of crisis management was treated as an irrational element in government growth. Finally， we put forwards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on how to reshape national government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 crisis， government size， emergency management system

第3篇：能源危机的应对之策范文

    1、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的危机管理问题研究的重要性

    人力资源管理在我国发展虽已逐渐成熟,但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对于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虽然也有较深入的成果,但并不多,尤其是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危机管理方面,尚未有成体系的研究和论述出现。公共部门是为民众和国家服务的部门,能否有效地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服务,是评价政府绩效的基本价值,而实现此基本价值的关键在于能否管理好构成公共部门职能单位的千千万万个公务人员,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危机频发的当下,建立好一套完整的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危机预警和应对系统十分必要。

    2、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危机的表现和产生的原因

    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危机在我国突出的表现为离职危机、品德危机、行政能力危机、信任危机、角色认同危机,这些方面的人力资源危机都已有了较为严重的表现;另外在效率、成本、选任、激励等方面,也存在着潜在的危机。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是人力资源管理体制不合理。相对于私营部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模式还比较落后,基础还比较薄弱。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为了在市场上生存甚至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将人力资源的发展提升到战略的高度,因而企业是最早将现代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加以运用的组织,他们制定人力资源战略时所依据的平台较高。相比之下,大部分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还处于传统的人事管理阶段,人力资源基础工作较为薄弱,难以有效发挥人力资源对公共组织目标实现的战略支持作用。

    3、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危机应对策略

    3.1危机中止和隔离策略。由于人力资源危机的发生往往具有“涟漪效应”,如果不及时加以控制和制止,人力资源危机的影响范围将不断扩大,近些年来欧洲国家政府官员集体辞职现象的发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因此,必须在危机发生之初,就尽快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人力资源危机的终止和隔离。人力资源危机终止是指将显性的人力资源危机如辞职、罢工或安全危机等进行及时终止,如调换领导、设立专项小组现场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人力资源隔离策略是指将人力资源危机的影响范围控制在最小范围内,遏制其向其他部门机关蔓延,将危机人员隔离,降低危机损失。

    3.2 危机公关策略。人力资源危机公关策略,就是利用危机产生的时机,合理有效的解决危机,并进行宣传,正面烘托组织形象,达到危机公关的效果。这是一种化“危”为“机”的重要策略,是也公共组织部门常用的策略,例如,在惩治贪污腐败人员时,进行公开审理,请大众监督,一方面起到了重建民众对政府部门信任的作用,一方面对公共组织内部人员起到震慑和督促作用,有利于促进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监督和自我监督。

    3.3 危机后的安抚策略。人力资源危机的产生,通常使平时隐藏在组织管理层和一般工作人员心中的不满暴露无遗,组织应该针对员工不满情绪进行调查和分析,并及时采取行动,抚平大家心中的不满。

    3.4 危机后人力资源修复。一般而言,最好的人力资源危机管理也不可能完全避免人力资源危机造成的消极影响,那种认为人力资源危机过后就一切正常的看法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如,人才流失后,要恢复现有工作人员的士气等。所以,当人力资源危机基本得到控制时,公共部门应不失时机地将人力资源危机管理的重点转向人力资源危机恢复工作,尽快使公共部门从人力资源危机中恢复过来进入正常状态。

    4、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危机管理体制的建立

    4.1树立危机管理意识。造成人力资源危机的原因其实早就蕴藏于组织的日常管理之中,只是由于组织管理者麻痹大意,没有危机意识和防范意识,才促使问题日积月累,最后在某个时间的刺激下,爆发出来。因此,在公共组织的日常管理中,应该树立正确的危机管理意识,包括:人力资源危机观念教育、案例教育、模拟人力资源危机情景教育、管理层人力资源危机管理知识培训。同时,应该适时进行人力资源危机管理的操练和演习。

    4.2设置危机管理预警系统。进行人力资源危机管理根本上的办法就是预防危机产生,将危机遏止萌芽期,及时改进潜在的影响因素,改变现有人力资源的不足之处。人力资源危机预警管理是通过对组织人力资源内外部环境的全面监测,识别有代表性的危机征兆,对这些征兆进行正确的诊断和评价,在危机爆发之前进行科学预报,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以减少组织的人力资源危机损失,达到组织人力资源危机良性管理、健康发展。

    4.3建立市场化的人力资源配置。人力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型转变为市场型。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人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以改变过去按计划调配造成的人才积压和人才短缺并重的矛盾状况;建立各种人才市场,按照公开、平等、竞争、自主、择优和原则,进行个人择业和单位用人的双向选择,以实现社会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让有专业才能的人得以发挥自己的优势,能者上,庸者下,形成畅通有效地人力资源流动系统。

第4篇：能源危机的应对之策范文

〔论文摘要〕在当前经济危机形势下，考查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危机、应对方式和职业决策困难现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文科生较理科生更多地体脸到同一性危机，更多地感受到职业决策困难，更多地采用自责、退避、合理化等的应对方式;乡村生源地的学生较城市学生遇到更多的职业探索困难;自我同一性危机对职业决策困难有非常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问题解决的应对方式对职业决策困难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对职业决策困难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同一性危机在应对方式和职业决定困难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随着2008年9月开始的信贷市场危机，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逐渐演变成一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在经济危机和全国整体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大学生作为中国一个特殊的群体，经受着比以往更大的就业压力。

在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中，大学生就业问题已凸显成为目前中国社会所面对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巫待解决。在本来渊良巨大的就业压力和目前特殊的经济形势下，大学生面临着重重心理问题:一方面，大学生踌躇满志，在数年的高等教育学习后渴望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对未来充满美好的规划和想象，另一方面，严峻的就业形势又使得恐慌焦虑、悲观绝望、盲目屈就等各种不良心态并存于其内心世界里，往往使他们失去冷静的思考和理性的分析，对就业准备不足导致就业的失败，失败后又一味地自责、幻想或寻找托辞。有研究表明，同一性问题是青年人格发展的核心。大学阶段是青年人格确定和社会角色形成的最重要阶段。大学生在人格发展中所面临的矛盾、冲突的内在根源来自于个人自我同一性的危机。因此，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进行大学生同一性危机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大学生的应对方式直接影响到他们能否正确面对经济危机带来的就业压力和心理困境，因此，我们决定对大学生的应对方式进行考查研究。同时，引人了职业决策困难这一变量来反映现在大学生的就业困难状况，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经济危机形势下大学生就业难的方法和手段。

(一)自我同一性及其危机

自我同一性是埃里克森提出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它是一种自己对自我同一的主观感觉，这种感觉是涉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致与连续。尽管青年在身心各方面都表现出独立的倾向，但在确立自我同一性之前仍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此时青年可以一时合法地延缓在社会所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被称为“心理的延缓期”( psychological moratori-um)。在中国社会，这个延缓期主要体现在大学阶段，大学生有着充裕的时间去探求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滩哑观等一系列涉及自我的问题，因此，大学阶段是同一性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探索遇到困难最多的时期，是真正感受到“同一性危机”的时期。所谓“自我同一性危机”，就是指自我否定了原有的、未分化的、朦胧不清的、非成熟的自我，但又尚未找到新的自我，是自我处于自身的矛盾与冲突中，一切都变成是不确定的，是自我在过去和现在、彼地和此地的不连续。埃里克森认为青年期的自我同一性危机主要表现在七个方面:“时间观念对时间混淆”、“自我确信对自我疑虑”、“角色尝试对角色固着”、“职业意愿对工作不力”、“性别分化对性别混淆”、“主从分际对权威混淆”、“价值定向对价值混淆”。

(二)应对及应对方式

应对(coping)，又名应付，是个体在应激环境或事件中，对该环境或事件作出认知评价以及继认知评价之后为平衡自身精神状态所采取的措施。应对作为应激与健康的中介机制，对身心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应对方式是在应对过程中继认知评价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应对活动。应对方式可以根据其表现的形式分类，如接受、忍耐、自责等具体的形式。

学者对应对方式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两种观点上，一是认为个体面对应激时所采用的应对策略，更多地依赖于清境需求，即情境特异性应对方式，二是认为个体在不同的应激情境中存在着倾向性的、相对稳定的应对方式，即人格倾向性应对。在本研究中，我们倾向于把应对方式与人格层面的意义结合起来，认为大学生的一般应对方式已经形成了一种一贯的、带有倾向性的模式。在应激情境下，大学生这种一般的应对方式将对自己所遇到的困难程度、应激情境的改变产生影响。鉴于此，本研究参考肖计划的研究，将应对方式按照应对的具体表现来分类，即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合理化六个方面，来探究经济危机这种应激情境下大学生的人格倾向性应又寸方式。

(三)职业决策困难

职业决策困难主要是指大所数人在职业生涯发展中而对职业选择时面临的各种问题。knumboltz认为，职业决策困难实质是对决策不满意的一种状态，或是由于与职业相关的学习经验不够，或是由于个体还没有学会运用一套做职业决策的系统方法所导致。决策困难是没有学会某种学习经验的自然结果。gati和osipow在职业决策未定向的基础上提出了职业决策困难这一概念，指个体在做职业决策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难题。gati和osipow依据标准化职业决策理论，发展出一个理想的职业决策者模型。模型将职业决策困难分为三个维度十个方面:(1)缺乏准备，包括缺乏动机、犹豫不决、错误的信念;(2)缺乏信息，包括缺乏决策过程的信息、缺乏自我的信息、缺乏职业的信息、缺乏获得信息的方式;(3)不一致的信息，包括不可靠的信急、内部冲突、外部冲突。gait等对大量的职业辅导工作者与来访者进行访谈和调查，编制出((职业决策困难问卷》( career decision - making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简称cddq)，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本研究从人口学变量上讨论经济危机背景下大学生自我同一性危机、应对方式、职业决策困难的现状，并用相关分析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考查。根据查阅的文献，我们假设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危机与职业决策困难大部分维度显著正相关;采用解决问题的应对方式的学生同一性危机低、职业决策困难小，采用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的应对方式的学生的同一性危机高、职业决策困难大;自我同一性危机对职业决策困难有正向预测作用，并有可能是应对方式与职业决策困难间的中介变量，旨在探究经济危机形势下，大学生的自我同一性危机、应对方式和职业决策困难现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并给出相应的建议。

(一)文科学生较之理科学生的不适应状况

研究发现，文科学生较理科学生在自我同一性危机、应对方式和职业决策困难等方面的情况都不容乐观。文科学生较理科学生更多地感受到同一性危机，尤其是自我确信了解、权威混淆方面的危机。文科学生较理科学生更多地感受到职业决策困难，尤其是在对自我认识不足、不知如何取得资料、缺乏动机上的困难。文科学生更多地采用自责、退避、合理化等不成熟的或是矛盾的应对方式。造成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是在长期的专业知识学习和不同的思维模式培养下，文科生更偏重于规范性的主观思考方式，对同一事物可能采取不同的判断标准，理科生则更偏重于实证性的客观思考方式，对同一事物能找出相对唯一的判断标准。因此，文科生在主观多重标准的思考模式下，更容易造成自我认知的不确定和混乱，导致自我不确信、权威混淆，更多地感受到自我同一性的危机。相关调查显示，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面对文科生的就业岗位呈现更大的下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文科生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压力，就业尝试所经历的挫折更多。自身和外界的双重消极作用使得文科生感受到更高的自我同一性危机，更多地采用一些如自责等消极的应对方式来面对就业。

(二)乡村生源地的学生遇到更多的耳处业探索困难

本研究表明，乡村生源的学生较大城市生源的学生更多地感受到职业决策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不清楚决定的步骤和文化及环境因素上的困难。造成这种差异的可能原因是大城市生源地的学生在城市较为开放的环境中成长，相对于来源于乡村的学生接受的信息更丰富广泛，见识更为宽广，更能发现自己在职业决策上的多种选择、综合决策，因此在决定的步骤上更加明了成熟。由于乡村的学生文化相对保守、从小就较多地承担起家庭的担子，对家庭有着更强的责任心，面临职业选择时势必会多为家庭考虑，因而家人的健康、家庭的经济状况、国家的政策都会使他权衡机会与家庭，从而造成文化及环境因素上的困难。

(三)经济危机形势下自我同一性危机、应对方式、聊业决策困难之间的关系

自我同一性危机大部分维度与问题解决的应对方式显著负相关，与除求助外的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等应对方式显著正相关，即愈成熟的应对方式(问题解决)与愈低的自我同一性危机是关联的，我们可以用很多应对方式的特点来描述这一危机的表现，如“‘角色固着’，即过分地封闭自己，僵化自己的角色，产生不良适应，引起消极性的认同和退缩的情感行为”，即用了退避的应对方式来解释了角色固着这一危机层面，因此二者的相关也就不难理解。自我同一性危机各维度与职业决策困难各维度间绝大部分显著正相关，由于职业决策困难是个体自己感受到的一种难以确定的状态，而且很多维度都涉及到对自我的探索认知、对自己内心发展的感知，因此，这两个变量的相关是比较明显的，此外，多层回归也显示出同一性危机对职业决策困难正向的预测作用，且有着非常大的解释率(36. 6%一41. 5%)，这也和李文道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他们的研究表明，职业决策困难各维度得分及各维度平均分上大致呈现出同一性地位越高，职业决策困难得分越低的趋势}9j。除求助外的应对方式与职业决策困难都有着广泛反的相关，进一步层次回归分析表明除求助外的应对力.式对取七业决策困难有着显著的预测作用，其中，解决问题是正向预测作用，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是负向预测作用，这也验证了我们的假设。

(四)自我同一性危机的中介效应分析

根据埃里克森的理论，自我同一性的确立是贯穿于整个青年期的课题，因此，同一性危机将在这个阶段持续到同一性的达成，同一性危机则是这个时期个体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内部因素。本研究所采纳的观点是应对方式的特质说，即应对方式是一个人一贯的应激反应行为，但是，这个变量又不完全是个体内在的特质，较之同一性危机则更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本研究旨在探讨自我同一性危机、应对方式对职业决策困难的影响机制，通过中介作用考察它们三者之间的关系机制:自我同一性危机在应对方式(除求助外)和职业决策困难之间起到完全中介的作用，说明应对方式(除求助外)需要通过自我同一性危机来对职业探索困难起作用，这给予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在现如今的经济危机形势下，为了减少学生的职业决策困难，单纯的应对方式指导或是个人的应对方式改善效果可能还不够好，如果通过长期的自我探索而减少同一性危机，则能达到更好且明显的效果。

针对研究结果所凸显出来的问题，我们主要从政府决策、高校引导、家庭教育和个人调适这四个方面提出应对和解决的建议:

1.政府决策方面的建议

政府应注意以下三方面决策的制定和倾斜:(1)加强在地方上的信息普及和硬件设施的建立健全，改善农村生源地学生的生活环境相对闭塞，对信息的掌握和了解比城市学生缺乏很多的差距;(2)政府应当控制高中文理分科的规模，通过对高校文科专业招生人数的控制，进而提升高中文科生的升学率，提升高校文科生的就业率;(3)政府应当全力加大对文科专业的重视和发展，加强人文社会学科建设和投人，增加文科专业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提升文科专业的地位和研究水平，从根本上改变重理轻文的社会现状。

2.学校引导方面的建议

学校是学生们赖以获得信息和成长的最主要场所，学校的引导对他们的作用是巨大的。在经济危机下，帮助学生应对日益凸显的同一性危机、消极应对方式和决策困难，学校应当充分发挥包括就业指导中心等相关部门对学生就业的指导和帮助作用，扩充就业信息获取渠道;同时，学校可以开展日常的就业宣传活动如职业生涯规划讲座，发放求职技巧宣传手册，安排就业指导咨询师等权威专家为学生就业问题答疑解惑，及早提升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能力和危机意识;建立学生社会实践平台，增加学生到企事业单位实习的机会，在鼓励同学们“走出去”的同时，也要把就业的机会和公司“请进来”;引导学生对就业择业合理性的认识，建立心理辅导网络，引导学生们对就业受挫等问题进行正确归因，学会正确、成熟地应对压力，通过心理咨询中心、辅导员等方式帮助同学们应对心理问题。

3.家庭教育方面的建议

家庭教育作为人才培育的第一站，父母的教育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子女的职业生涯发展和职业工作能力和适应能力。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应帮助子女进行自我认识和自我悦纳，应该让子女从小就接受自身的不完美，鼓励他们通过全面地认识自己，对自身的特质和优缺点有意识地进行选择和发展，以树立子女的独立自信人格和积极心态，增强子女的理性分析和应对危机能力。

4.个人调适方面的建议

作为直接面对就业压力和选择的大学生，要想从容面对激烈的就业压力和就业竞争，需要具备的能力是多方面的。通过研究，我们建议当代大学生理性地面对经济危机下的就业形势，学会正确归因，在自主应对就业问题的基础上学会合理求助;及早确定生涯发展方向，增强对自我的了解，及早为未来做准备，多掌握求职和面试的技巧和知识;主动搜寻信息，发掘信息获取渠道，关注政府、高校关于就业指导方面的政策和信息。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文科生较理科生更多地感受到同一性危机，更多地感受到职业决策困难，更多地采用自责、退避、合理化等不成熟的或矛盾的应对方式。

2.乡村生源地学生较城市学生遇到更多的职业探索困难。

3.自我同一性危机对职业决策困难有非常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4.问题解决的应对方式对职业决策困难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自责、幻想、退避、合理化对职业决策困难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

第5篇：能源危机的应对之策范文

[关键词]危机；政府危机管理；能力；路径

随着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社会交往范围和领域的不断扩大，世界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频发时期。对于我国来说，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各种危机频频发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如何提高我国政府危机管理水平，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危机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已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政府危机管理及其能力提升的重要性

危机对一个政府组织乃至全社会而言，影响是极其重大的。如果政府处理不当，那么带给人们的可能是灾难，往往直接对公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的危害，给公众的心理留下了巨大的阴影，还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衍生出一系列危机事件，进而可能抑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危机管理能力迫切需要提升，这是应对危机的需要，是实现政府职能、维护自身形象的需要，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一)危机与政府危机管理

危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出现在企业管理中，后来它适用的对象不断扩大，现在被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中。WwW.133229.COM对于这一术语的定义，我国学者薛澜等认为：危机通常是在决策者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威胁或挑战、有关信息很不充分，事态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需要迅捷决策等不利情境的汇聚。

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者，是处理各类危机事件的主体，对危机事件所实施的应急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一项责任。政府危机管理不是从来就有的，是随着社会要求政府承担起危机管理的责任而产生的，主要是指在政府主导下，对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由社会各个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的，在决策、沟通、协调、控制等机制的相互配合下，对公共危机进行预警、救治、修复的全面整合的系统过程。目的是通过提高政府对危机发生的预见能力和危机发生后的救治能力，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恢复社会稳定，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能力是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政府能力一般是指政府实施管理目标过程中的可能性与效力，反映着政府在管理社会事务过程中政府目标的实现情况。政府能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政府危机管理能力作为政府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能力，是建立在危机管理体系基础上，预防、控制、消弥公共危机事件，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能力，反映了政府处理危机的效果和效用。本文认为政府危机管理能力主要包括法律制定能力、组织建设能力、决策能力、信息沟通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等等。

(二)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性

政府在危机事件中的管理能力，是一个责任政府取信于民的关键所在，也是衡量政府综合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一方面，提升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有利于实现政府职能、维护自身形象。在任何一个国家，都难免会遇到突发事件或危机，政府对危机事件进行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公民的人身权与财产权，保护国家安全，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有助于政府更好地监测、预防、应对危机以及控制或消灭正在发生的危机，以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更好地履行政府的职责。政府危机管理能力还能直接体现政府管理水平，影响到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另一方面，提升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当前我国人均gdp正处于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公平等社会矛盾，这些矛盾极易引发危机，影响社会稳定。要消除种种不和谐因素，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就必须全面提高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防止可能发生的危机或将危机发生带给人们的损失降至最小。因此，提升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现阶段我国政府危机管理面临的问题

我国已经进入危机频发期，政府危机管理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客观、理性、科学地审视我国的政府危机管理，可以发现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与世界很多发达国家相比却相对滞后，显得有些薄弱，存在诸多不足。

(一)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发挥缺乏法律保障

缺乏全局性的危机管理法律支撑是目前我国危机管理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尽管，在某些领域我国已有一些危机管理的单方面的法律，如《戒严法》《防洪法》《防震减灾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还有2006年1月8日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政府职能中部分关于处理危机的法律、规章、应急预案，但毕竟这些只是针对特定领域重大危机的立法，从整体上看，我国还缺乏一部对危机共同规律进行总结，对危机管理具有普遍指导性的危机基本法。危机基本法的缺失，使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的有效发挥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发挥缺乏一个专门机构的支撑

政府的危机管理机构缺失是政府的危机管理体制不健全的表现之一。危机的管理需要很多部门的协调，但是，在危机的管理与控制的具体执行中，必须由一个专门的机构来承担决策与执行职能。目前来看，我国政府对危机的管理是在国务院设置相关的临时机构，如：国防动员委员会、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国家处置劫机事件领导小组以及防洪、火灾指挥部或办公室等。但是，这些临时机构都只是在危机发生之时才临时设立，并且大部分临时机构都不单设办事机构，其日常工作由相关的常设部门承担。由于缺乏专门的危机管理组织机构，政府对于有效地识别、确认危机、应对危机就显得被动、仓促且行动缓慢，并且在整合社会资源、综合协调各政府职能部门方面也力不从心。

(三)政府危机管理的决策能力缺乏效率

危机管理讲求的是时效性，不管是信息的传递，还是命令的决断与执行，都要把效率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一直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就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森严的层级组织管理体制，权力高度集中在上级政府，上级政府的政策和指示是通过各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层层传递，基层的信息也是通过各级政府组织层层上报。这种集权制的官僚组织模式固然有其优点，但当面临公共危机事件时，这种传统的政府组织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却成为了政府危机决策的阻滞因素，因为政府层级过多，权力过于集中，基层政府缺乏决策权，有关危机的信息从基层组织部门通过层层环节传达到最高决策中心，其真实性可能大打折扣，即使信息准确，这种环节过多的信息传达机制也必然会延误时间，影响决策效率。

(四)危机管理中信息公开和资源整合工作不到位

信息公开和资源整合在危机管理过程中是密不可分的，资源整合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的公开。信息公开，意味着让更多人知情而免受伤害，这不仅不会使政府形象受损，反而能增加政府的凝聚力，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只有信息公开了，让全社会都了解危机的发生，才谈得上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到一起，更利于控制危机的危害和恢复正常。但是现阶段，在突发事件和社会危机发生时，很多政府决策者生怕危机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会影响到自己的政绩，不利于个人仕途的发展，就选择隐瞒的办法，采取对上级漏报、瞒报，对当地媒体进行封锁的对策。殊不知，这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威信，也不利于调动社会资源为危机管理工作服务。

三、提升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路径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根据我国危机管理面临的问题，政府需要从法律制定、组织建设、决策、系统管理和战略管理、信息沟通和资源整合、绩效管理等方面来提升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

(一)制定全局性危机管理法律

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一些针对性的危机管理法律，但全局性的法律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在我国，很有必要制定一部全局性的危机管理法律，总结各危机的规律，为政府决策能力的提升提供制度基础。如制定《紧急状态法》，从立法的高度规定重大危机下领导权力体系、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重大危机信息通告与制度、应急预案及启动标准、复合型危机发生之后的危机应对等等，以保证在发生突发事件时，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的基本制度和一般原则迅速应对，进而提高危机的快速决策能力。所以，全局性的危机法律是把危机管理真正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从战略的角度提高政府的危机决策能力的前提。在制定新的有关危机管理的法律的同时，政府也要积极、及时地审视现有的危机管理政策、法律、法规，对其效力和适用性进行评估，对于已经不适合实际局势的危机管理政策、法律、法规应当定期、及时地进行修正、更新和改进，使其符合实际需要。

(二)建立健全组织体系和专门机构

建立一个具有综合协调能力的政府危机管理机构，对于加强政府的危机决策能力，使政府成功地应对各种危机事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建立的政府危机管理机构主要职能应该包括：制定危机管理的战略、政策和规划；进行危机信息管理；进行危机风险的评估；在非危机时期，负责危机的预防和预警工作；在危机发生期间，负责领导与协调工作；负责危机管理的监督管理工作；对政府管理者和社会公众进行危机管理的教育和培训等。要进一步明确中央各部委、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危机管理的职能、职责和责任。要明确不同政府机构在承担某些特定危机管理的职能和职责，形成统一领导、分工协调的应急管理体制。

(三)改革组织系统。提高决策效率。完善决策支持系统。实现科学决策

政府组织结构的简化应大幅度压缩中间层次，由自上而下的垂直结构向水平型结构形式转化；减少管理层次，加大管理幅度，实现整个政府组织结构的扁平化；赋予基层组织处理问题的适当权力，实现功能的有机结合。当危机发生时，这种扁平化、分权化的组织结构和体制能够大大地提升地方政府的危机决策能力，从而大大提高效率。应尽快建立健全统一、标准化的危机管理决策系统。一方面是决策信息系统，用于在恰当的时间、通过恰当的渠道、将恰当的信息传递到恰当的危机管理人员；另一方面，在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尽快形成符合现状、基于经验教训、集成专家意见的决策支持系统，实现信息高效传递、决策科学有效的格局。

第6篇：能源危机的应对之策范文

《礼记·中庸》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学校有学校的行动指南，那么同理一个企业也需要一个行动指南，危机处理的行动指南之一就是建立企业危机预案。建立危机管理预案就像人体注射乙肝疫苗，提前增强身体的免疫能力，同样作为组织系统的企业，应该未雨绸缪，制定危机管理预案，在危机发生之时就可以有备无患。

企业危机管理预案的制定首先需要调查和情报分析，找出企业潜在的危机；找出问题的解决方案；确定危机来临时企业各部门各人员的行动计划。企业危机管理预案的制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关系到企业能否顺利的处理危机、缓解当前问题。

二、客观地确认和评估危机的策略

第一步一定要争分夺秒的做好危机的确认与评估工作，培养一批有能力有素质的危机管理领导小组，在危机管理工作中能够担任核心工作，危机关头稳定全局，做出决定。一些没有建立危机管理领导小组，在遇到危机之时，整个企业都处于措手不及的状态；相反，如果企业拥有一个健全的危机管理小组，危机紧要关头就能发挥举足轻重的重要，充分协调企业内部资源，齐心协力应对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的不安以及压力，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做出正确的评估。

危机管理小组必不可少，但是也需要搞清楚危机事件的前因后果，这个就需要收集相关的资料，综合危机事件的各个方面，不管是通过到危机现场的观察，还是通过其他途径的了解，都需要确认与危机事件相关的内容。危机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危机事件会带来什么后果？危机事件发生的经过……掌握相关的问题，才能为接下来的工作做准备。

三、科学诊断危机策略

医生在了解完病人的情况之后，需要对症下药，在地确认和评估危机之后，也需要对危机进行诊断，诊察和判断危机爆发的原因、经过、结果。企业的人力、物力、财力总是有限的，对于有限的资源应该充足的利用，判断危机产生的根源，对于具体的危机问题需要具体分析，这样才能正确解决企业危机。

前面也提到危机产生的因素，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相关的外部因素属企业不可控范畴，企业没有办法决定自然环境、国家政治、经济的趋势，外部因素引发的危机危害幅度广。而内部因素既有管理者的问题也有产品质量问题，或者是整个团队决策失误，属企业可调控范畴，主观因素占据主要位置。

四、确认危机果断处理策略

企业的行动方案肯定不止一个，在众多的行动方案中，会有一个最佳处理方案，在企业危机处理过程之中，应该有这么一个人决定企业最佳危机处理方案，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团队。在此之前需要的准备是提前拟定各种危机解决行动方案，等到出现危机的时候，就可以按部就班的实施，不用拖延时间再去思考解决方案。危机处理策略的确定也需要相应的方法，通过对各种不同的方案进行评估，找出每一种方案实施的难度，方案的优势和方案的劣势，每种方案所需要的人财物等资源，方案可能带来的后果等问题，通过综合的考量，最终才能找出最佳方案。头脑风暴和决策树法在方案选定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两种方法都会把考虑每一行动方案，以及每一方案会产生的后果。因为危机处理时时间紧迫，因此应该把握好一分一秒，但是，不能放弃前面论述的评估、诊断、方案选定等过程。

如果是一个人进行决策，那么这个人应该迅速、准确的找出最佳解决方案，如果是一个团队，难免会出现分歧、争端，这个时候领导者也需要带领整个团队高效、准确、迅速的做出抉择。

五、集中力量、快速处理策略

危机事件爆发，企业的信任程度遭到破坏，在遭到质疑之时，企业除了进行澄清真相之外，要想改变公众的态度、要赢得公众信任，采取及时的行动才能在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危机处理的中心环节当属这一步骤，企业的宣言可以缓和公众和媒体的情绪，但是企业的行动才是重中之重。 一个事件总有主次之分，决策者能够在众多事件中把握重中之重，对于企业和其他员工的发展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抓住重点，抓住关键，就能达到预想不到的效果。娱乐界的“诈捐门”事件，从事情的始末来看，民众们的情绪在于艺人捐款行业可能存在的欺诈性，而其根源在于艺人公众性人物身份，因此对于艺人的行为，公众具有天然的高关注度。从艺人的事件应对来看，章子怡等人在第一时间内主动承认错误，并及时补交善款，抓住这一危机的重点，因此赢得了民众的谅解。

看一个人的心术，首先要看他的眼神；看 一个人的品德，要看他的朋友。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面临危机，而危机会对企业造成伤害，带来某些经济损失。危机在从本质而言，是无法预知的。危机决策及时而恰当，就可以迅速摆脱危机，走出困境，相反，反应迟钝或失策，便会举步维艰，甚至越陷越深。

为了每一个企业都能够不怕危机、不逃避危机，不管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企业都应该把认识危机、解决危机作为企业生存的必备条件之一。危机无处不在，只要企业存在，危机就会隐形的存在，危机是突然的，也是意外的，意外的降临，同时也会给企业带来意外的“惊喜”，这种惊喜亦促进企业步步为营，亦阻止企业的前途。把握企业危机的种种征兆，了解危机降临对企业可能造成的伤害，不管是内部因素诱发的危机，还是外部因素诱发的危机，危机都具有普遍性、突发性和严重性。

第7篇：能源危机的应对之策范文

关键词：机械制造；隐患辨识；作业条件危险性评价；风险评价；控制对策

一、引言

机械制造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以机械制造为主的装备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产业，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命脉。机械制造企业发生的安全事故与石油化工、危险化学品、矿山井下等企业不同，后者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往往是灾难性的，涉及面广，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严重；但是，机械制造企业具有安全事故频发、导致人员伤残和累计财产损失大的特点，因而不能忽视。本文通过现场调查、系统安全分析等手段，对某重型机械制造企业的隐患进行辨识、评价；对确定的隐患和危险有害因素进行控制对策的研究，在取得企业的常规的危险源及隐患控制方法的资料的同时，研究采用何种方法能够更好的控制企业的危险有害因素及隐患。

二、危险源和隐患辨识的基本理论

危险源的定义：陈宝智教授认为危险源是可能导致人员伤害或财产损失事故的不安全因素；何学秋教授认为是产生和强化负效应的核心、危险能量的爆发点；我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规范》（G8/T28001-2001）定义危险源是可能导致伤害或疾病、财产损失、工作环境破坏或这些情况组织的根源或状态。隐患的定义：隐患是指作业场所、设备及设施的不安全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它实质是有危险的、不安全的、有缺陷的状态。一般来说，危险源可能存在事故隐患，也可能不存在事故隐患，对于存在事故隐患的危险源一定要及时加以整改，否则随时都可能导致事故。

三、危险源和隐患辨识及风险评价

1危险有害因素辨识

本文通过对某重型机械制造企业现场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和整理出作业装配现场、危险品库房及起重现场等共计166处存在安全隐患的作业岗位，通过对其进行辨识分析，确定了这166个作业岗位中可能出现的200起事故类型。

2危险有害因素危险性分级

应用LEC法时，首先评价与危险源或隐患的风险概率有关的三种因素指标，然后将三种指标相乘，根据乘积来评价作业场所的危险性大小。四、危险源和隐患的控制对策研究危险源控制是利用工程技术和管理手段消除、控制危险源，防止危险源导致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物损失。在该机械制造企业的安技环保本部的工作人员合作努力下，根据对现场的勘查和调研以及对以往事故案例的分析，对上述危险性较大的作业岗位制定出相应的控制措施。

四、结论

（1）通过现场调查，应用系统安全理论与方法对某重型制造企业作业装配现场、危险化学品库房及起重作业现场等共计166处作业岗位进行危险源及隐患的辨识分析，确定了上述作业岗位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可能导致的200起事故类型。

（2）根据统计分析，明确了该机械装备制造企业主要的危险因素是起重伤害和机械伤害；主要有害因素是喷砂车间及焊接作业过程引起的职业病。

（3）应用LEC法对上述作业岗位导致事故的危险性进行分级，结果表明该机械制造企业中没有重大危险或是不可允许危险（4级危险），绝大部分都是可容许危险（3级危险）。

（4）针对该企业的危险有害因素分布特点，制定了危险源和事故隐患的控制对策，这些安全对策措施对有效预防企业事故发生、提高企业的安全生产水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作者:金潮 张文宇 郑建国 游国强 赵怀璞 单位: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参考文献:

[1]刘诗飞，詹予忠.重大危险源辨识及危害后果分析[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2]高进东，吴宗之，王广亮.论我国重大危险源辨识标准[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5（06）：1-3.

[3]崔善强，段志善.机械设备安全评价方法探讨[J].工业安全与环保，2007.

[4]徐格宁，袁化临.机械安全工程[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30-32.

[5]恒川谦司，户上善夫，刘宝龙.中国机械安全生产现状及对策[J].2008.

[6]田水承.第三类危险源辨识与控制的研究[D].北京理工大学，2001.

[7]吴宗之，高进东.重大危险源辨识与控制[M].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04：1-65.

[8]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Z].

第8篇：能源危机的应对之策范文

【关键词】危机沟通 沟通效果 7·23铁路交通事故

近年来，汶川地震、央视大火、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等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频发，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和应急处置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其中，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是近年来最大的一场事故型灾难，而政府对于此次突发事件的延迟关注态度以及不当的处理措施引起了舆论谴责，同时也对政府的形象造成了破坏、形成了危机。

笔者将以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为例，以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SCCT）为基础，探讨政府在该危机事件中所采取的危机沟通策略及其沟通效果，以期提出改善建议。研究问题如下：

1、政府部门在“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这一危机事件中采取了哪些危机沟通策略？

2、从媒体和公众的角度来看，这些危机沟通策略的效果如何？

一、文献综述

（一）危机沟通

学者Coombs将“危机”定义为：“一种突发的、意想不到的事件，它可能会中断组织的运营，给组织造成财政以及声誉方面的威胁”①。Coombs和 Holladay曾表示，危机发生后的沟通，可用来修护组织形象或预防形象受损②。而危机沟通策略则是指 “组织在发生危机后说什么与做什么”③，它是“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SCCT）”④的主要内容之一。

1999年，Coombs提出了七种危机沟通策略⑤，之后，将其具体化、操作化，从而形成了至今策略类目应用范围最广的危机沟通策略⑥：。

1、“否认型”沟通策略

（1）回击指控：直接回击或反驳有关本组织的指责和质疑。

（2）直接否认：直接否认危机的存在。

（3）指明“替罪羊”：本组织以外的其他个人或组织应承担危机责任。

2、“淡化型”沟通策略

（1）寻找借口：淡化组织应当承担的危机责任，强调危机发生是“无法掌控的”。

（2）寻找合理性：淡化危机可能引发的负面效应，强调危机没有造成严重的伤害或破坏。

3、“重塑型”沟通策略

（1）进行补偿：强调所有的受害者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和相应的补偿。

（2）郑重道歉：公开宣布本组织承担全部责任，请求公众的宽恕。

4、“支援型”沟通策略

（1）提醒：强调本组织曾经做过的相关“好事”以及获得的正面评价。

（2）迎合：称赞和感谢所有的“利益相关者”。

（3）共鸣：强调本组织也是危机的受害者。

综上所述，针对研究问题1 ，本文以Coombs所提出的策略类目为依据进行分析。

（二）沟通效果

对于危机沟通的效果，学者吴宜蓁认为，可从下列三个方面来检视⑦：

1、媒体效能

指组织的危机沟通策略在大众媒体上所产生的影响力。可通过三项指标来评估：（1）危机管理机构被引为主要消息来源的程度；（2）媒体报道给予危机管理机构的评价；（3）媒体记者个人对危机管理机构的整体评价。

2、社会效能

指危机事件对于社会会产生短期与长期效果。

3、组织的学习效能

指组织在历经危机事件后，是否能吸取教训。

通过文献可以看出，采用“媒体效能”进行沟通效果检视应用得比较多，然而，这只能说是从媒体角度来检视，再加上中国的国情，可以说“传统媒体不足以从客观和独立的角度体现政府危机沟通的有效性”⑧。除此之外，姚惠忠、郑婕妤也在其论文中指出研究的限制之一就在于“只以媒体效能作为沟通效果的衡量指标，恐怕不够全面”⑨，并建议说“未来研究可针对公众的认知来检测沟通效果，并可考虑增列其他变项，如负面口碑、信任、解释理由的接受程度等，以进一步完善沟通效果的测量与探讨”。⑩

因此，本研究将采纳姚惠忠、郑婕妤的建议，增加公众的认知视角来检视政府危机沟通策略的效果。另外，因记者个人对组织的整体评价较难从报道中观察，故从“媒体效能”中舍去。

综上所述，本研究将以“媒体效能”和“公众效能”两个视角，来检视政府所采取的危机沟通策略会有何种沟通效果，即回答研究问题2 。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并结合文本分析，对《人民日报》、《南方都市报》中关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报道和微博中关于该事件的文本信息进行定量与定性的分析和研究。

（一）时间界定

本研究选取2011年7月24日—7月30日，即该事件发生后一周时间作为研究时间，但考虑到微博信息的及时性，时间将推前至事件发生之日，即研究时间为2011年7月23日—7月30日。

（二）样本选取

本研究选取《人民日报》与《南方都市报》作为媒体的样本代表，自2011年7月23日—7月30日关于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的所有报道共计135篇；而选取新浪微博作为公众话语的代表，对2011年7月23日—7月30日的400页微博——2593952条微博文本进行等距随机抽样，最终获得40页样本。

三、研究结果

（一）危机沟通策略

如表1所示，在此次危机事件中，首先单从子策略来讲，寻找借口（24.4%）为政府采用最多的策略。而从主策略来讲，政府所采取的最主要策略为淡化型策略（37.7%），其次是否认型策略（21.4%）、重塑型策略（20.8%）和支援型策略（20.0%），三者所占比例极为接近。

综上，政府在此次危机中，偏重采取淡化事件影响、规避危机责任的淡化型沟通策略，辅之否认型策略、重塑型策略和支援型策略。

（二）沟通效果

1、媒体效能

统计结果显示，媒体最主要的消息来源为政府人士及政府发言人（28.9%），其次是媒体（（18.5%），然后是受害人及其家属（17.0%）与专家学者（15.6%），而相关利益组织仅为6.7%。虽然政府人士及政府发言人被引用的消息来源最多，但就这件事件本身的性质——突发性政府危机事件而言，政府无疑是最大责任方，因此28.9%的比例并不高。另外，无论媒体自身、受害人及其家属、专家学者及一般公众，对于政府在该事件中的处理措施、行事态度方面，超过半数给出了负面评价（53.3%），而正面评价只有16.3%。

综上，结合媒体引用消息来源以及新闻报道之正负面评价的比例，整体而言，政府在此次危机事件中的媒体效能是比较低的。

2、公众效能

统计结果显示，公众微博所引用的最主要消息来源为其他（包括公众自身及其他各种应用、平台或未知来源）（39%），其次是媒体（记者、报刊及国外媒体等）（31%），然后是一般公众（包括网民）（22%），相比之下，其余来源比例都是非常小的。由此可见，对于该事件，政府、相关利益组织在微博上基本是未发声的，而公众主要是自己发表见解或通过转发、评论网络媒体的消息以及其他网民的评论而表达态度的，具有极大的自主性。

此外，对于该事件中政府的表现，公众的评价即口碑大多为负面，比例高达78%，正面口碑仅为1%；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度即公众相信政府有处理突发事件或危机问题的能力与诚意的程度方面，69%的人表示不信任，仅有1%的人表示信任；而公众对于政府宣称的事件或危机缘由的解释接受度方面，也有超过半数（52%）的人表示不接受，仅有2%的人接受。由此可见，公众对于政府的态度是具有严重倾向性的，且极其不满意。

结语

通过具体的新闻报道内容和微博文本不难发现，公众对于此次事件中政府做法的不满主要集中在：救援时掩埋车体、草率处理事故现场以及迟迟不说明事故真正原因且都以“雷击说”、“奇迹说”等作为借口。如此做法和说辞，当然会令广大公众感到政府的逃避责任以及没有诚意。另外，虽然政府采取了重塑型策略，即“郑重道歉”与“进行补偿”，但当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在解释为何掩埋车头时表示——是为了便于抢险，并称“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这种道歉但不认错的沟通策略，通常难以被媒体及公众接受；此外，政府虽然对受害者进行了相应的补偿，并且补偿金额也是一涨再涨，但是在救援时掩埋车体、草率处理事故现场以及迟迟不说明事故真正原因之后，政府的这一做法依然是难以被受害者家属所接受的。

因此，就此次事件而言，笔者认为，政府要及时采取“郑重道歉”等重塑型策略，辅之以支援型策略来安抚公众情绪，并且要及时采取措施调查、公布事故原因，而不应采取“直接否认”、“寻找借口”等否认型、淡化型策略来逃避责任。总之，要让公众、媒体感受到政府的诚意，重建对政府的信任。

此外，笔者发现，微博中会出现很多来自突发事件第一现场的信息，比如，此次事件中，事故当天并没有任何纸质媒体的报道，却有92288条相关微博，可见其信息传播的迅速与及时。由此可见，在新媒体（自媒体）的时代，公众本身就是信息的传播者与接收者，具有极强的自主性，因而就要求政府对待如此次事件一样的突发事件时，应把握及时性原则，及时地通过各媒体与公众沟通，营造公开、透明的沟通氛围，同时应根据事件本身性质及现实情况采取相应的沟通策略，以期产生正面的媒体效能与公众效能，获得良好的沟通效果。

参考文献

①Coombs，W.T.（2007a）.Protecting Organization Reputations During a Crisis：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Situational Crisis Communication Theory.Corporate Reputation Review，10：163-176

②Coombs，W.T.，& Holladay，S.J. （2005）.Exploratory study of stakeholder emotions： Affect and crisis. In N.M.Ashkanasy，W.J.Zerbe，& C.E.J. Hartel（Eds.），Research on emotion in organizations： The effect of affect in organizational settings（P：271-

288）.New York： Elsevier.

③Coombs，W.T.，& Holladay，S.J. （2009）.Further explorations of post-

crisis communication：Effects of media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on perceptions and intention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35（1）：1-6.

④Coombs，W.T.（2006）.Code Red in the Boardroom：Crisis management as organizational DNA.Westport，CT： Praeger.

⑤Coombs，W.T.（1999）.Ongoing crisis communication：Planning， management， and responding.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⑥Coombs，W.T.（2007b）.Ongoing crisis communication：Planning，managing，and responding.2nd edition.London： Sage.

⑦吴宜蓁：《危机传播》[M].台北：五南出版社，2002

⑧史安斌，《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与中国本土实践的检视：以四川大地震为例》[J].《传播与社会学刊》，2011（15）：105-124

⑨⑩姚惠忠、郑婕妤，《危机沟通策略与沟通效果——以莫拉克台风为例》[J].《传播与管理研究》，2011（2）：37-68

第9篇：能源危机的应对之策范文

[论文关键词]乡镇财政危机 成因 对策

我国于1979年施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经济连年高速增长，30多年以来，我国各级财政收入相应地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乡镇所承担的义务却在大大增加，许多过去由中央财政负担的经济社会义务，如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支出，现在很多已经转由乡镇承担。在事权越来越多地下放到地方的同时，我国乡镇财政收入却没有相应增加。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改革， 将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这一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地方政府特别是市级政府的税收收入来源。然而，这一改革进行之后，地方上的事权与财权出现严重的不对称，导致地方政府债务的恶性膨胀，其中，我国乡镇财政危机受到众多国内学者的关注。据调查，目前在我国416万个乡镇中，约65%存在负债，总额在3 000亿元左右，乡镇平均负债规模已经达到650万元，中西部地区有的乡镇负债竟上千万元。

一、当前我国乡镇财政危机的成因

在我国现行财政体系中，乡镇财政是最基层的一级财政，是保持农村社会稳定乃至全国稳定的关键。但我国乡镇财政一直都难保收支平衡， 其收支缺口主要依赖制度外收入弥补。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财政制度外收入被切断、国家转移支付不足，乡镇财政变得越来越困难、财政危机越来越严重。笔者认为，当前我国乡镇财政危机的成因主要有：

（一）税费改革

“所谓公共财政收入，是指政府为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自家庭、企业所取得的一切货币收入总和，包括税收收入、公债收入、收费收入、国有企业收入、捐赠收入和其他收入。” 税费改革的实行（主要是指取消农业税和对农民进行直补政策）进一步加重了乡镇财政危机。税费改革之前，乡镇财政收入的来源主要有乡镇财政的常规收入，一般是由3部分组成：“一是由财政局收取的农业税费部分，这部分以农业税为主体；二是地税收入，包括地方工商税收和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三是国税收入（增值税）留存部分，一般占国税收入的四分之一。” 

税费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对各地因减免农业税而减少的财政收入给予补助，但这些安排的补助偏小，难以抵消因为税费改革引起的乡镇财政收入减少的部分。据有关学者统计，税费改革之前，乡镇政府每年实际上能够从农民那里获取1500亿元～1600亿元的财政收入，税费改革之后，中央财政2003年对乡镇的补助为305亿元，2004年为510亿元，可见，税费改革导致乡镇财政严重萎缩。中央虽然在对乡镇进行财政补助，但补助额度太小，难以解决因为税费改革加剧的乡镇财政危机。

取消农业税导致乡镇财政的主要来源被切断，但乡镇却未进行有效的职能转换合机构精简，乡镇政府依然是全能政府，加剧了乡镇政府财权与事权之间的矛盾，同时，乡镇财政与供养乡镇公务以及安置精简的乡镇公务员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支付乡镇公务员工资和安置精简的乡镇公务员会引起大量债务。

（二） 经济方面

当前，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单一是引起我国的乡镇财政危机的原因之一。我国大部分乡镇以农业经济为主， 改革开放之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但上世纪末以来，乡镇企业风光不再，乡镇开始逐渐失去一项稳定的税源。农业税费长期以来都是乡镇财政的主要收入来源，税费改革之后，农业税减免，但乡镇的其它税费没有马上增长起来，某些地方的其它税费甚至同时在减少， 在财政支出减少很小（甚至不减反增）的情况下， 乡镇财政危机必然进一步加剧。

（三）历史遗留债务

税费改革之前， 我国大部分乡镇已经存在严重的负债现象。据国家审计署对中西部10个省、市的49个县（市）财政收支状况进行的调查发现，截至2004年底， 49个县（市）中有37个累计瞒报赤字共10.6亿元；49个县（市）累计债务达163亿元。2004年，据农业部统计，中国乡级债务已达177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负债约400万元。可见， 乡镇的历史遗留债务当前一些乡镇财政危机的原因之一。

有人认为，乡镇历史遗留债务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五个方面： 第一，国家政策形成的债务。第二，缺乏有效的管理监督机制和民主决策机制。第三，“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带来的债务。第四，税收制度。第五，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

（四）公务员的举措

这主要是指乡镇公务员的用人不当、盲目决策和吃喝风等等。用人不当会导致一系列负面效应的出现，如：腐败的滋生和决策失误等等，而这些负面效应会导致乡镇债务增加以及乡镇税源受损，这些都会使乡镇财政危机加剧。一些乡镇官员为了增加税源或建立自己的政绩而进行盲目决策，如：不结合当地实际，盲目进行投资，投资失败会导致政府债务增加。近年中央严令制止吃喝风，但部分地方的官员依然通过变相手段进行吃喝，给本不宽裕的乡镇财政带来更大困难。

二、化解当前我国乡镇财政危机的措施

乡镇财政危机会危及农村社会的稳定乃至全国的稳定，因此，应该对其加以高度重视，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化解乡镇财政危机。

（一）简化行政体制

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域较大的国家都采用三级财政体制，我国目前复杂的五级财政体制十分罕见，这一体制在国家财政、管理效率、纵向和横向财政平衡的公平性等等方面带来很多负面效应。因此，精简行政机构、减少政府行政层次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精简行政机构应该以“小政府、大服务”为基本理念，以精简效能为基本原则，大力精简财政供养人口。同时要转变政府职能，乡镇政府不应该是全能政府，要对政府面临的事项进行划分，做好政府应该做的事，把那些不应由政府管的、也管不好的事让给社会和其他经济组织去做，让政府从过去“无所不管、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政资不分”的职能中转变出来。减少政府行政层次主要是指在税费改革之后撤消乡镇一级政府，设立乡公所、镇公所，成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

（二）加快财政体制改革

化解乡镇财政危机应该收缩原有财政支出覆盖的范围，使财政支出的安排以支农服务为重点，保证农业发展、扶贫计划等公共事业的需要。这样才能够为其后税源的增加奠定基础。上级财政在与乡镇财政分割财力时要给乡镇留有余地， 本着公平和财权与事权相对应的原则以事权划分财权，以财权决定事权， 增加乡镇政府的财权，按照财权、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合理界定乡镇收支范围，确保乡镇政权的正常运转和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要对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和分税制加以完善。在现行的分税制体制下，应该以保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乡镇和不同收入阶层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首要目的。基础教育、卫生防疫、区域水土治理和环境保护等等应该成为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对象。

（三）完善乡镇政府的民主决策机制和管理监督机制

要建立以公民民主权利为基础的财政体制，给予农民充分的政治民主权利，提高农民参政议政的热情以及他们的觉悟，使农民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切实加强基层政权的民主化进程，以此来优化行政决策机制。“政策评估就是根据某些公认的标准去判断一项公共政策是否有价值或有什么价值。”任何未经政策评估的项目都是具有极高风险的，解决乡镇财政危机要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对乡镇资金的投资项目进行评估， 同时把投资项目的成败与直接管理者相联系，如果投资失败，对主要过失者不仅要实行行政处罚， 还要追究一定的经济责任；投资成功则对直接管理者进行嘉奖。完善乡镇政府的民主决策机制和管理监督机制还要求加强村民自治，建立代表不同阶层公民权益的非政府组织对政府工作进行评议监督。

（四）化解乡镇的历史遗留债务并增加税源

应该对乡镇的历史遗留债务进行全面核查清理，并建立完善高效的对财政风险进行确认、评估和量化制度。引入“地方财政破产”管理方法，加快乡镇企业的转制和破产清算工作：一方面严格防止新增债务，另一方面以拍卖、租赁等方式盘活资产、资源；通过债权债务置换以及乡镇企业的改组转制、破产、资产重组等等方式来消化部分历史遗留债务。上级政府应该出台处理乡镇财政债务的相关政策并加以具体执行，在一些条件允许的乡镇可以建立乡镇偿债基金，适当给予各地债务化解的创新空间，提高乡镇化解债务的积极性，让各地乡镇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寻求化解历史遗留债务的有效途径，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过程需要有效的监管，严防各地乡镇采取步伐措施化解历史遗留债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