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基本精神差异精选(九篇)

第1篇：中西文化基本精神差异范文

关键词：书法传播;书法接受;书法普世性中国书法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但这份经典的“文化大餐”千百年来却只属于中国或一些和中国文化有渊源的东方民族。当下，书法在国际上的影响还不及中国音乐、舞蹈和绘画等艺术形式，原因在于中国书法的和而不同的民族异质性。

“中国现当代书法的西向传播经历了以蒋彝为代表的‘自说自话’、以熊秉明为代表的‘引西润中’和以学院派为主的‘中西互渗’三大阶段，当前，中国现当代书法西向传播的最新基础为中国专业书法教育体系。”[1]在中国现当代书法史上最早向西方异域文化地区传播书法的学者是蒋彝先生。蒋彝先生用英文编著了《中国书法》一书。在此书中，蒋彝先生多半是以中国本土的理论话语对西方人推介传播中国书法，例如在结尾处蒋先生用“石涛画论、易经、八卦”等中国文化阐释书法的美学精神。

熊秉明先生1968年起在巴黎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系从事书法教学，历时十余年编撰《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一书。熊先生使用西方文艺理论术语重新建构中国书法理论使得中国书法向西的传播更进了一步。例如在“缘情派”的分析中，熊先生使用西方的表现主义、心理分析等理论分析中国书法创作，以“浪漫主义”、“酒神精神”、“丑怪”“疯狂”等西方艺术理论术语来阐释中国书法的创作形态类型，这种“引西润中”的阐释手段，极大地提升了西方人理解中国书法的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已来，中国书法西向传播的中坚力量是从事书学研究的“学院派”。走在书法外向传播前沿的学者以陈振濂、邱振中、王冬龄、朱青生为代表，他们将中西艺术的理念在书法教育中得以融会贯通，这种探索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蒋彝先生书法传播立场的封闭性，拓展了熊秉明先生传播书法的开放性。

尽管众多书法学者和书法家在书法的西向传播上作出了各种努力，但书法在西方的接受并不尽如人意。面对这种局面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国书法在西方的接受远不如中国音乐和绘画？中西艺术的区别在哪？西方艺术家在审美过程中重视直觉、重视逻辑、重视法度、求“真”。所以他们的作品，特别是古典画派总是可以写实，甚至以“三角量之”，创造出符合0.618原理的艺术作品。而中国艺术家恰恰相反，他们重视审美过程中的感受、悟性。重视想象，尤其重视内心的体验。

在这里我们仅从文化传统差异和审美心态差异两点对中西艺术思维差异做简要分析。

文化传统上的差异表现在“西洋文化的基础在希腊，西洋绘画的基础也就在希腊艺术。希腊民族是艺术与哲学的民族，而它在艺术上最高的表现形式是建筑与雕刻。希腊的庙堂圣殿是希腊文化生活的核心。它们清丽高雅、庄严朴质、尽量表现‘和谐、匀称、整齐、凝重、静穆’的形式美。远眺雅典圣殿的柱廊，真如一曲凝住了的音乐。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视宇宙的基本结构，是在数量的比例中表示着音乐式的和谐。”[2]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艺术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当属老庄道家思想，尤其是庄子。徐复观先生认为：“老庄所建立的最高概念是‘道’，他们的目的，是要在精神上与道一体，亦即所谓的‘体道’，因而形成‘道的人生观’ ，抱着道德生活态度，以安顿现实的生活。”[3]当西方艺术家手拿圆规、三角尺做着精心测量的时候，当达•芬奇在人体解剖室兴致勃勃地求证着 0.618 的时候，中国的艺术家们却徜徉于自然山水和社会万象之间，并从中汲取艺术灵感与创作激情。

审美心态上的差异。西方艺术家们的视野开阔，空间感强烈，例如埃及金字塔里的甬道，希腊的雕像，最能体现这种西方人的空间感。而这种开阔的视野和强烈的空间感，导致他们对外部世界的关注，所以，西方艺术家笔下关于人类起源、历史、战争、宗教以及神的内容，占了很大比例。而在中国，长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和闭关锁国的对外政策，形成了一种比较封闭、单调的人文环境，加之中国圣哲们 “推倡‘反己之学’，强调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强调生命的超越” [4]使得他们“多偏于平和与内在，多偏重于内在的精神修养，尤为注重表现内在神情气韵、意境格趣”。 [5]所以，中国的艺术家大都表现得感情丰满而细腻、多愁善感。

我国书法艺术强调“中和之美”，契合了 “贵和尚中”的儒家精神。儒家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也正是追求“中和之美”和“充实之美”，认为“不全不粹，不足以为美”。这种“以平和为贵”的艺术表达，正是儒家“和合”思想的完美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一理念可谓博大精深，它是对目前世界主流价值观单极思维的补充与纠正。军事上，安全困境预设下的军备竞赛增加了所有国家的不安全担忧；政治上，极端的政治诉求和膨胀的民族主义日益成为潜在的冲突导火索；文化上，文明和的差异成为地区动荡的深层诱因；生态上，工业化进程引发自然和生态环境急剧恶化，从根本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繁衍。“和”的价值观为当今许多全球性危机提出了启发性的解决方案。“和”从阐释上具有鲜明的中国儒家文化特色，从运用上却拥有可以推及世界的价值观意义。

中国书法是东方的特质文明和精神文化，它记载着文明、传承着精神、创造着辉煌、代表着和谐。它是一个经历几千年不断发展、不断完善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完整文化体系，具有深奥的学术性和研究范畴；它积累的文明与文化产生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并影响了其周围民族和周边国家，而这种强劲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不含有任何的强加性和侵略性的主观意图。中国书法所承载的文化人格理想与希腊人的理想是相同的，它们表现出共通的普世性价值。

书法文化能够调适人的心理，抚平人类生存的焦虑，调适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弥合西方竞争文化带来的对抗、反抗、暴力和自我戕害。中国书法不仅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和情感依托，它的这种普世性审美经验也同样有可能成为全人类的审美经验，为人类提供差异性的文化认同。中国书法的形而上价值在西方现代性面前凸现出来，并将成为对人类灵魂的安顿和终极关怀，成为解决西方世界技术理性冲突的钥匙。

参考文献：

[1]屈立丰.论中国现当代书法的西向传播［J］.宜宾学院学报，2010(10).

[2]宗白华.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A］.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 416.

[3]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l: 124.

第2篇：中西文化基本精神差异范文

关键词 中西方 体育文化 表现形式 精神内涵 审美价值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体育文化作为一种以动作技能、运动技术为文化符号的人体文化，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反映。不同的地域环境，不同的文化区域，不同的民族文化对体育文化的形成都产生不同的作用和影响。中西方体育文化作为东西半球不同脉络中的产物，二者构成了世界体育中的两支艳丽的奇葩。因此，对中西方体育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对于深刻认识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精神实质和价值取向，促进二者之间的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文化和体育文化的概念

文化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从文化的概念我们可以得到体育文化的概念，大而言之，指体育运动本身所蕴含的围绕体育运动所形成的一切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小而言之，又可指体育运动某一方面的文明因素。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决定文化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所谓体育文化，是一切体育现象和体育生活中展现出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就是说，人们在体育生活和体育实践过程中，为谋求身心健康发展，通过竞技性、娱乐性、教育性等手段，以身体形态变化和动作技能所表现出来的具有运动属性的文化。体育文化是人类本身需求的特殊反映。它是人类在体育生活和体育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并通过有形的身体形态、动作技能、运动器材、物质以及无形的与社会属性相关的意志、观念、时代精神反映出来，显现了各具特色的存在方式。

2中西方体育文化的渊源

2.1中国体育文化的产生背景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脱胎于中华民族独特的以天、地、人及其相互间联系为基本框架的“整体”哲学观，这种整体观形成了整个社会的某种意识形态，即对天地万物进行联系、分类的思想。中国古人凭借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巧妙的冥想建立了对天文、地理、社会以及人事具有超强包容性的太极、阴阳、五行学说。在这种独特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民族性格及体育文化，既有踏实勤劳的特点，也有以和为贵、不提倡竞争的特点。这种哲学思想渗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并在“天人合一”这一哲学思想的指导下，衍生出“师法自然”这一学习、运动思想，认为人应该学习、模仿动物，顺乎自然，天、地、人之间应该相互协调，从而创造了很多具有养生功效的体育形式。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成某种类型的前提性因素。体育文化作为人类文化圈中的一种特殊形态，必然受到一个国家主流文化的影响。中国位于亚洲东部的大陆，东面海洋，西北高山、沙漠的地形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这使得民族传统文化从产生之日起就缺乏戡天役物的精神，它以仁义道德、伦理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为主体，兼顾道家、法家、佛家的思想，它追求的是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倡导的是中庸、轻竞争，重自然发展、轻开发，重文轻武的文化倾向。同时，长达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给中国人的思想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加之强烈的宗教意识和家庭意识，在这样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下，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多顺从少抗争；多保守少创造；重人性，讲人治；强调贵贱等级制度的民族性特征。

2.2西方体育文化的产生背景

西方近代体育被国际社会广为接受，这不仅源于传播它的国家大都为国际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的经济、军事强国，更是因为西方近代体育所包含的开拓进取的精神以及开放、严谨的科学精神。现代西方科学对人体生命活动的某些本质与规律、人体机能变化与运动能力强弱具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使西方对体育的认识登上了新的台阶。这归因于19世纪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及由此而引发了生物学、生理学、解剖学、医学的重大突破，进而又引发出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化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解剖学等学科的发展。从地理位置上讲，古希腊位于地中海沿岸。这种海洋国家非常易于形成具有开放性的经济结构与生存方式，也自然会造就拼搏创新、人定胜天的海洋文化。西方文化产生于欧洲，欧洲位于欧亚大陆的西部，西临大西洋，南濒地中海，东南是黑海、里海，北临波罗的海、北冰洋东部以乌拉圭山脉与亚洲相接。欧洲海岸线曲折，多天然优良港湾，适于发展海洋贸易和海洋运输。欧洲土地面积狭小，平原少，山地、丘陵多。因此，古代欧洲人自始就注重利用海洋优势，发展海洋贸易和海洋运输等商品经济。由于商品经济的开放性和外向性，在这种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欧洲文化就具有了外向性和开放性的特征。同时受西方地理文化背景的影响，西方民族的个性特征呈现出与东方民族截然不同的特点，它重视个体的力量，强调对个体发展的尊重和宣扬，对外来世界存在天生的征服与探索欲望，对不断突破人类自我未知的极限有着不可思议的向往与追求。

3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异同点

3.1表现形式的差异

中西方体育文化的不同风格使得这种文化的外在形态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中国古代竞技体育多以个体的、娱乐性的、技艺性的、表演性的项目为主，如投壶、戏球、礼射等，而对抗性强的、竞争性强的、身体接触较多的运动项目，在中国开展很少，也难以流行。这不能不说与传统文化所主张的“心欲宁，志欲逸，气欲平，体欲安，貌欲泰，言欲讷”有关。这种形态的竞技体育与现代竞技体育相比，缺乏竞争性和开放性，反映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符合中国古代哲学意识的内倾性，与东方长期以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活节奏和思维方式相同步。竞争是西方体育运动的灵魂，他们强调超越自然、超越极限，其体育中表现出了“更高、更快、更强”的色彩。我们从古代西方比较盛行的单程赛跑、角力、拳击、赛车、赛马等竞技活动中就会感觉到西方体育的外向型性格的水手气息。西方体育动作多讲究自然性、尽量要求动作的舒展、自然，并强调要用大肌肉群参与动作的完成。西方大多体育项目都对规则、场地、器材做出严格规定，注重对人体解剖结构和生理机能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独立的、科学的、规范的体育理论体系。

3.2精神内涵的差异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专注于人的道德修养，儒家文化开创了这样一条道路：由内向外去驰求，通过修齐治平，通过内圣外王，通过成己成物，从内在发掘这个世界，所以是一个从内向外的发生过程。这就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精神，或者是基本精神，是一种伦理精神。这些带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的观念和精神对传统体育的形成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理论支柱。我国古代的哲学家认为人是由“气”组成的，“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而这一条件又取决于人体自身组织中的“阴”、“阳”结构的运动状态，能否保持一个阴阳和谐的内部生态环境，就成为衡定机体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因此，这种关注于现实的道德修为的、和谐的现实精神就成为中国体育文化的主体精神。西方体育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其发展是一个超越的过程，简单地说就是从希腊多神教，以及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向基督教的转换。希腊民族是一个崇尚运动和自由的民族，在他们的神话中间充满了欢快明朗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状态。但是犹太族由于长期受异族的统治，在犹太教里面充满了罪孽意识，形成了严守各种外在的律法。但是到了基督教，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它开始走向了一种形而向上的、一种超越的神的崇拜。这个转换是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完成的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转换使得人们不再关心现实，不关心肉体，不关心物质生活，人们都把眼光投向天国，这样就导致了基督教文化的一种基本精神，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这种精神映射到西方体育文化之中，就突出地体现为一种浪漫的、自由的、不断征服的超越精神。

3.3审美价值的差异性

审美观是受不同文化影响所产生的最为直接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审美观，在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不同的审美价值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人们对于观看武术、太极拳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对于足球、艺术体操、体育舞蹈等能够带来感官享受的体育则情有独钟，我国传统审美情趣是含蓄、宁静、抽象，是对于“神”的领会，而西方的审美则是一种热情、奔放、直观、具体，是对于“形”的一种欣赏。

4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相同点

首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受儒、道、佛家文化的浸润，处处表现出“礼”与“和”的文化特征，这种“礼让”和“仁爱”的准则，与西方体育文化“公正”、“和平”的原则不谋而合。就像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深刻影响着西方体育一样，东方的伦理也使中国传统体育处处表现出和平、公正的特征；其次，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中都要求人的全面发展，无论是西方体育的重练形，多刚劲，还是东方体育的重神、形、气结合的性命双修的养生体育，都是为了达到愉悦身心，健康长寿的生命追求，形成了东西方人体审美的共识。西方体育的目的使人身心健康和谐地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创造出惊人的奇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提倡文武双全、德艺双修的文化思想，与西方体育文化一样，中国传统体育同样把促进人的完美和发展作为目标。

5结语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和西方体育文化是世界体育文化中两只同步发展起来的主力军，西方体育文化主要是在希腊、罗马、基督教文化背景的影响下，逐渐发展、成熟起来。而中国文化基本上是沿着一条所谓的“夏威夷”的路线发展下来的。二者的不同背景决定了从其哲学基础和价值观念的核心层次到活动内容、运动形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但二者都包含着某些人类文明的进步的思想。因此，我们要充分挖掘中西方体育文化中的精华，从而在体育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中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和当代体育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卢元镇.中国体育文化纵横谈[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5.

[2] 童昭岗，孙麒麟，周宁.人文体育――体育演绎的文化[M].北京：中国海关出版社，2012.

[3] 谷枫，胡世君，胡玉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体育文化的比较研究[J].安徽体育科技，2003.

第3篇：中西文化基本精神差异范文

【关键词】侠义精神；骑士精神；差异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valrous Spirit of China and

the Western Knight Spirit

DONG Guo-xing

【Abstract】With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logical analysis, comparative study method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his article tidies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the chivalrous spirit of China and the western knight spirit and studi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valrous spirit of China and the western knight spirit from the three aspects: principle and belief, rebellion and attachment, continuation and decline􀆰 The chivalrous spirit focuses on “righteousness”, but the knight spirit focuses on “teaching”; Chivalrous spirit with the form of “individualism” and the essence of “collectivism”, but the knight spirit with the form of “collectivism” and the essence of “individualism”􀆰 Along with the advance of history, the chivalrous spirit and the knight spirit has respectively suffered the fate of the continuation and decline􀆰

【Key words】chivalrous spirit; the knight spirit; differences

收稿日期：2013-07-10；修回日期：2013-07-20

作者简介：董国兴（1980―），男，河南淮阳人，郑州大学体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武术教学与训练方向研究。

引言

中国文人和普通百姓自古就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侠客情结和侠义情怀，他们或以自己的生花妙笔或以传神入耳的口头传说演绎着经久不衰的千古侠客梦。不论是中国成人式的童话还是西方白日梦式的英雄幻想，中国侠义小说的历久弥新和骑士文学的中世纪辉煌足以说明了侠义精神和骑士精神早已深入到东西方人们的精神世界中，成为民众精神生活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侠义精神经历了千年的历史风云变幻，随着时代的前进融入的新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内涵愈加彰显。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骑士精神，正如时间历史隧道中的匆匆过客，虽有过昙花一现的中世纪辉煌，然终究在经历了文艺复兴时期哲人学者的批判后，湮没在历史的黄沙尘埃中。侠义精神和骑士精神迥然有异的命运启发人们不断思考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本研究在梳理侠义精神和骑士精神形成的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对二者的差异进行深度发掘，并试图从二者的差异方面对其不同命运的原因进行有益的探索。

1侠义精神和骑士精神发展的历史追述

1􀆰1侠义精神发展的历史脉络

“侠”最早出现在法家经典《韩非子》的论“五C”中，韩非子从社会治乱的角度提出了“侠”侍武“犯禁”的观点，后经过太史公在其《史记》中专辟章节为侠立传。（《史记》载：“今游侠, 其行虽不轨于正义, 然其言必信, 其行必果, 已诺必诚, 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 而不矜其能, 羞伐其德, 盖亦有足多者焉〔1〕。”)“侠”始进入史家的视野并抽象成为一种精神象征，于是侠风、侠客的声誉也日益兴隆起来，成就了千百年来人们的侠骨情怀。“义”是一个本属于儒家伦理的道德规范,其意为“正义”、“合宜”等，后人们将“侠”与“义”合用，即为“侠义”。“侠义”有感于社会的不公而仗义行侠、替天行道，其行多流传于街谈巷议及笔记小说而鲜见于历史现实。

1􀆰2骑士精神形成的历史经过

成为一个能征善战的武士是加冕为骑士的必要条件。而骑士精神赖以寄身的骑士制度包括与骑士有关的战斗技术、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及与之对应的伦理规范。经过一系列的武术技巧、战术策略和思想意志的严格考验，成为骑士的武士就正式成为统治阶层中的一员，享有相应的特权和荣誉，并遵循骑士的道德规范。因此与骑士制度相伴而生的骑士精神就是有关西方封建武士的伦理规则及价值追求。骑士精神由于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人身依附性及环境限制性而具有浓烈的落后的封建意识和盲目的基督教热情。（莱昂戈捷指出:“骑士制是专业武士的基督教形式,骑士是基督教的战士〔2〕。”）骑士精神后来把“英勇、慷慨、虔诚、荣誉至上、保护妇女和弱者等思想品质囊括其内”，增加了其内涵。

2中国侠义精神与西方骑士精神的差异

2􀆰1原则与信仰的差异

义薄云天的正义之道、正直豪爽的精神风范是侠义精神的典范,“为大侠者当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先”、“先天下之忧而忧”是侠义的精神信仰，“除暴安良”、“造福黎民”是侠义的精神原则。为侠者心目中都有一套独立于官府正统统治之外的精神信仰和价值原则，其实质是建立在悲天悯人、博爱众生基础上的“利他主义”精神。为侠者无不以“真善美”为原则,所谓的“真善美”就是践行“仁德”，勇者有仁，仁者无畏。行侠仗义者正如古代文人士子为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在身体力行着自身的精神信仰与价值标准，（正因为“今大道即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3〕”。）与“家天下”所造成的社会不公而进行不懈的斗争。

与侠义精神的重“义”相比，西方骑士更重“教”，因为骑士精神深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为维护基督教而战是骑士无比荣耀的使命。在西方骑士精神存身的政教合一的政治统治下，骑士为基督而战同时也是为君主而战，忠于君主（封建领主的代表）也等同于忠于基督。因此忠于君主、维护教义、仗义行侠是骑士精神的内核，是骑士奋斗终生的不竭动力与精神支柱。荣誉、名利和奖赏促使骑士为宫廷、为他们所崇拜的“贵妇人”而抛头颅、洒热血,唯有此他们才能生于世间、扬名立万。作为封建国家的堡垒和制度的守护者，骑士的命运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连为一体，他们必须听从统治者的命令，与城堡同生死、共存亡。骑士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是封建社会坚固的堡垒,这决定了其最重要的美德就是忠于封建主,然后才是英勇、大方、文雅与仗义。经过宗教教义改造后的骑士精神，增加了慈爱、谦虚、同情弱者和保护妇女等美德要求。此外，为所仰慕的贵妇人而战，为爱情献身也是骑士终身守卫的行为原则和重要目标，“对骑士而言宫廷爱情也是一种宗教,情人就是他们的上帝〔4〕”。综上所述，原则与信仰的不同是侠义精神与骑士精神的最重要的差异。

2􀆰2反叛与依附的差异

为侠者往往是单打独斗，以一人之力打抱不平，是以生命个体为行动单位,而骑士则依附于有严格纪律的军事组织,是以社会组织为行动单位,据此侠客与骑士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利他”与“为己”的巨大差异。为侠者是与封建统治力量相抗衡的一股势力。（太史公曰，侠“虽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摒不载〔5〕”。）江湖是侠客生存的适宜场所，正是在江湖这个侠客大有可为的环境中，侠客们开始在游离于正统统治秩序之外的活动空间里完成对自由的追求与憧憬。侠者所生存的江湖空间是有其自身体系与构成方式的、存在于为侠者心目中的虚拟景象，（“江湖在哪里?江湖就在人的心中”，海德格尔也说：“自由的本质便是让存在者存在,生存是在深渊的孤寂里”〔6〕。）因此侠者是生存于“社会之中”的“局外人”,他们以形体的“居无定所”和精神的“漫游孤寂”为存在方式。“扶危济困、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等行动的社会意义与个人意义的交织构成令人困惑的矛盾和冲突:人在江湖,身不由己”〔7〕，为侠者有与生俱来的“主体意识”,不乏对“现实合理性”的否定和于超越寻常的行为中求索真理的内在渴求。

西方的骑士唯有为领主用命，受其差遣才能够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力和社会荣誉，而中国的侠士往往是正统力量排斥打压的对象，是封建政府心目中的必须予以清剿的“盗贼”、“草寇”。侠士行侠仗义的个人行为充分体现了他摆脱法律制度约束的自由意志,侠士寄身于江湖草泽,他们为人处世的原则是主持正义、锄强扶弱，虽不为名誉所累，而往往能够为侠士本人带来极高的社会声誉。西方骑士由于担负着维护封建政治统治、推行大义的民族主义与爱国热情的社会职责，导致其行为是“社会性”的,骑士为国效力、为民用命的直接目的是功利主义的“个人所得”。侠义精神和骑士精神所倡导的对封建政府的反叛与依附的不同态度,可以归纳为:侠义精神有着“个人主义”的形式与“集体主义”的实质；而骑士精神有着“集体主义”的形式与“个人主义”的实质。

2􀆰3延续与没落的命运

现代文学家沈从文认为，侠义精神从历史的深处而来，它“产生过去,并且将形成未来”〔8〕。中国侠义精神由历史上的注重“个体意识”走向当代的“生命意识”的张扬,由此发展成为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深切的人文主义理想。然而彰显骑士精神的骑士文学在经历中世纪的辉煌之后就在先贤哲人的批判声中成为历史的绝响。西方骑士所追求的精神世界和现实功名终于在机器轰鸣的实业资本社会的强压下失去光泽，只留下一串串“堂・吉诃德”式的文化记忆。中国历史上的侠士未必有高超的武功,但是经过历代文人的精心塑造，承载着文人理想和百姓愿望的侠士们拥有了无所不能的奇幻技艺。作为侠义精神载体的武侠小说，由于遭遇“新文化运动”与上世纪80年代外来文化的挤压而衰弱之后，迅速如雨后春笋般地流行起来,究其原因还在于侠义精神在大众中有着深厚的文化认同基础,恰如“西方中世纪对骑士小说的狂热是对骑士精神的崇拜一样”〔9〕。但是骑士忠君的信仰、无私的爱情观念在今天已经变得不合时宜,骑士精神也很难再现它昨日的辉煌与不凡的号召力，“在一个上帝已死的时代,在一个爱情不能代表一切的时代,骑士的那种罗曼蒂克与高贵的优雅举止成为一种类似于英国的绅士风度而被继承下来,其他的则散失在历史和文学的长河中”〔10〕，而侠义精神却由于时代精神的渗入而得到长生。

3结论

侠义精神和骑士精神早已深入到东西方人们的精神世界中。侠义行为多流传于街谈巷议及笔记小说而鲜见于历史现实；骑士精神就是有关西方封建武士的伦理规则及价值追求，它孕育于骑士制度中。

与侠义精神的重“义”相比，西方骑士更重“教”。侠士与封建政府对抗，骑士却效忠封建政权。侠义精神有着“个人主义”的形式与“集体主义”的实质；而骑士精神有着“集体主义”的形式与“个人主义”的实质。随着历史的前进，侠义精神与骑士精神遭遇了延续与没落的不同命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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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洪柏􀆰论清末民初的侠义之风〔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55􀆰

〔6〕林剑敏􀆰中国武侠小说和西方骑士文学侠文化比较〔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2):61-63􀆰

〔7〕林海􀆰论武侠世界的审美建构〔D〕􀆰中央民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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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1:307􀆰

第4篇：中西文化基本精神差异范文

关键词:平面设计；表现形式；差异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3-0081-01

一、造成中西方平面设计表现形式差异的根源

（一）文化熏陶以及文化背景差异

在西方，基于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导致人格及其相关的个人意志自由、责任、义务、人生观等等均由理性精神来统率和支配。但是在我国，圣贤、大人、真人等等惯性思维均停留在人间的水平方位上，换言之中国人居于中心地位的神性人格是由人与人的伦理即从政治关系中得以体现的。中西方两种自成系统的文化传统是中西方最深层的价值本性和思维方式不同的映现，中西方各自所属的文化系统的背景，直接影响着平面设计师们的审美和创作观念，这些文化的差异也致使设计领域迥然不同、泾渭分明。

（二）民族民俗差异导致视觉和情感、爱憎迥然不同

在中国：红色象征着吉祥如意、意味着安泰祥和。由于红色在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崇高的精神境界，中国人们之于红色无限的偏爱。中国红嬗变为国人之魂，我国的国旗即是红色的，红色弥漫着中国人浓化不开的人生情结，象征着热情、奋进的民族品格。而红色在西方人心目、眼中代表的意义正好和中国的观点想反。西方文化中的红色绝对是讳莫如深的，红色是“火”、“血”的联想，它意味着残暴、流血，譬如残杀复仇、暴力、血腥镇压。相应的，中国人妇孺皆知只有在灵堂上才会见到黑、白、蓝色，这些色彩象征死亡和悲痛。但是西方却崇拜黑、白、蓝色彩。在西方，蓝色意味着信仰。设计思维的中西方差异深受民族民俗各方面因素影响，同时给予平面设计师们不同的创作源泉。

（三）文化历史长度不同导致创作精神有异

西方的设计师冒险精神较强，设计师颇具冒险和开拓创新的精神，没有传统历史文化因素束缚、没有固步自封的旧思想形成缧绁，善于主动发现和大胆利用稍纵即逝的灵感来创作。基于以上种种因素，使他们具备创新、大胆的想法和超脱的创意。而中国的平面设计师却匮乏这些。他们都是按照当地的传统文化和特色来设计，去体现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设若我们的民族不那么保守，中国的平面设计师完全抛弃那些被中国的传统所不允许的因素，放下包袱，敢想敢做，使自己的才华得到最完美的展现，即可使作品愈加趋于完美。

三、中西方平面设计表现形式的差异

（一）创作思维的差异

中国的视觉传达作品比较侧重“心境”的传达，中国设计师大多利用挖掘图形符号的深层含义去更好的表现作品所要传达的意义。西方平面设计作品中则喜欢画面视觉张力的表现。如中国设计师靳埭强将中国的传统图像运用于设计中，其著名作品：第三届亚洲艺术节海报就是利用传统资源创作的富有民俗风格的形象，通过对于东亚四国艺人的经典化妆的组合而成的面谱图形形成意义表达，将诸类林林总总的演绎器具融和到中国传统的七巧板里面，构成了颇具华夏东方典型文化意味符号的图像。而在德国奔驰汽车成立100周年纪念日，艾伦·弗莱彻（英）强调“100”在设计中的形象化，巧妙的以轮胎的形象在设计中将“100”进行了形象的调整和变化，以“”构成放大的圆圈，形成构成了100的符号，具有现代设计的符号意义。

（二）透视形式的差异

透视于中国平面设计的表现形式上是最根本的，中国平面设计师在透视上将焦点（一点）透视与散点（多点）透视结合，表现形式讲究的是意境，天南地北的绝佳景色可以大融合，可以在创作上海阔天空的虚构。而西方平面设计表现形式着重于焦点凸现，比较客观科学地体现了物体的外观，真实客观是其特点。西方平面设计表现形式造型严谨，焦点透视决定了其在构图上有所限制，体现了西方平面设计表现形式方寸之间的精工细做。

（三）西方惯用分割法，中方注重平衡法

西方平面设计师在平面构成中习惯用分割法把整体分成部分。要求形状完全一样，分割后再把分隔界线加以取舍，产生良好的效果。自由分割是不规则的，将画面自由分割的方法，它不同于数学规则分割产生的整齐效果，但它的随意性分割，给人活泼不受约束的感觉，利用比例完成的构图通常具有秩序、明朗的特性，给人清新之感。

中方平面设计师于创作中惯用平衡创作手法及技巧，中国平面设计表现形式是能够融合“师法自然型”、“继承前人传统，更加注意自生活所得的创作路子“以古开今型”、为高度统一体的一门综合造型表现艺术。

四、总结

综上所述，中西方平面设计表现形式的差异原因主要在于文化传统的影响，文化影响着不同的思维生存。虽然世界文化的不断交融，中西方平面设计必将碰撞出更美丽的火花。

第5篇：中西文化基本精神差异范文

论文摘要：企业文化这一概念来自西方，企业文化的内容却形成于东方，企业文化理论的提出又使得西方管理理论得以更新。探究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我们就不难理解西方企业文化之间存在的诸多不同，从而也就有利于我们国家从自身国情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

前言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就已经看到社会轴心正逐步由政治、经济转向文化。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财富的源泉，成为社会组织经营和管理的有效工具。而作为专门研究文化现象的学科即文化学，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出现也不过只有一百五六十年的历史。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与本民族的、历史的背景密切相联系。企业文化作为众多文化现象之一，它的形成和发展也必然来源于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也是各民族不同传统文化的反映。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威斯勒在《人与文化》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各个地区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渊源，由于文化特色存在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区域。企业在一定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差异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长期受到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不能不深深打上这种文化特色的印记，形成与该文化类型和文化区域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

东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大企业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处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的美国和处于东亚儒教文化圈的日本。它们两国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早就了性格迥异的企业文化。

1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1.1民族心理的差异

民族心理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民族性格、情感、爱好、习惯等精神因素的总和。东方文明注重综合，整体思维比较发达，但具有直观性和朴素性的时代局限性，细节容易被忽略。而西方文明注重分析，还原论和原子论的方法发达，分析的精密达到了十分深入的地步，但是具有形而上学机械的时代局限性，整体容易被忽略。东方文明注重和谐、同一，西方文明强调个体、对立。东方文明重系统、综合、内倾，西方文明重个体、分析和外倾。

1.2地理文化的差异

日本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多发地带，经常出现火山爆发、地震、海啸、台风的自然灾害，这使得日本人形成了一种能处变不惊的良好心态。日本国土狭窄，可耕地只有十分之一，自然资源缺乏，国内市场狭小，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十分不利，这就使得日本国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促使日本人不能固守本土而生存，而必须学习外来文化，包括科学技术和管理等，这也是日本国民教育的宗旨之一。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它的文化根基本来就很浅，但正是这样就使得美国文化中缺少思想的禁锢和僵化的传统。美国幅员辽阔，人口较少，由于人口密度小，具备多次改变居住地的条件，多数美国人平均三到四年就迁徙一次。因此，美国人养成了喜欢多变的性格。另外美国有着丰富的经济资源和矿产资源，给美国人择业和创业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得美国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求得生存。

1.3文化渊源的差异

日本在整个弥生文化时期都是以农耕文明为积淀的国家，被界定在中国文化圈内。但是四世纪末，外来民族带来的游牧文明的闯入打破了这一局面。来自东北亚的骑猎民族进入日本，建立了所谓的“征服王朝”，形成了日本二元性的国家结构。农耕文明所具有的和平、内倾等特征与游牧文明的战斗、外倾等特征并存又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渊源。双重的文明渊源既造就了日本人的农耕文明的“柔性”，又造就了游牧文明的“刚性”。正如美国作家本尼迪克特所认为的：“菊花和大刀，是日本文化的象征。”说日本人是具有矛盾的国民性的民族，既喜欢菊花又崇拜大刀，既老实又狡猾。这种双重文明的社会结构也使得日本易于接受变革，这对日本文化以及属于亚文化的企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现在的美国人大部分是当年移民的后裔，所以美国文化传统是当时最先进的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文化。美国在整个移民过程中文化的整合，是以先进的欧洲文化对其他外来民族、外来文化的“熔炼”过程。可以说，美国人在建国伊始就站在一个相当高的文化起点上，而美国对欧洲传统的继承是一种高度选择后的继承，美国人吸收了欧洲文明的精华，而又摆脱了欧洲古老的制度束缚，这使得美国文化的发展一开始就具备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从旧大陆到新大陆的移民运动到十九世纪的西进运动，美国人都曾与恶劣的环境进行了十分艰苦的抗争。

2东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

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西方学者试图突破传统观念，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做出更为深刻和合理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论——企业文化理论，这也是西方管理理论在上世纪的最大突破。于是，西方管理理论经历了科学管理思想、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和企业文化管理理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管理思想的特点是强调科学和制度管理，企业文化管理作为新兴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是将科学的制度管理同尊重人的主体及价值相统一基础上的人本管理。西方学者的众多研究表明，成功企业与失败企业之间真正的区别在于：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人的最大能力和天赋，如何帮助人们找到共同的奋斗目标，如何在外部环境与企业内部条件的千变万化中把共同目标一直继承下去。也就是说，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文化。

被称为“蓝色巨人”的IBM公司在1990年盈利达60多亿美元的情况下，1991年一年就亏损了将近30亿美元，1992年亏损达50亿美元，1993年亏损居然高达80亿美元。然而，Lou Gerstner1993年接管公司后，对公司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改革，公司1994年便扭亏为盈，2001年便跻身于全球500强并居于前10名。Lou Gerstner对公司进行改革除了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外，主要在企业文化塑造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1东西方企业行为文化差异

企业的行为文化主要表现在企业领导的行为和员工的行为两个方面。在企业行为文化方面，东西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在决策方式上，日本企业大都采用自上而下并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集体会议制。美国企业则大多采用强硬的个人主义的领导方式。

在员工行为方面，由于日本采用长期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因此企业凝聚力很强，对企业也有很强的归属感，愿意维护企业的利益和声誉。而美国企业员工普遍对本企业的归属感差，一旦有了更好的就业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跳槽，以寻求更好的发挥才能的机会。因此美国员工的责任心一般比较差，不如日本员工有工作积极性。

2.2东西方企业制度文化的差异

上世纪的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非常重视对企业管理模式的研究。美国学者Pascak和Athos在《日本管理艺术》一书中提出了美国企业管理模式和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问题。他们认为，美国管理模式注重的是3个硬性的S指标，即：战略Strategy、结构Structure和制度System。而日本企业成功的秘诀则是在3S管理模式上增加了4个软性的S指标，即：技能Skill、最高目标Supreme Goal、员工Staff和风格Style。

在选择和利用人力资源制度方面，美国以短期雇用方式为主，始终保持着50%左右的职工补缺率。在提升制度上，美国的做法是，只要认为某人具备某项能力，或者在某项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就给予迅速的提升，把他提拔到相应的位置上，而不考虑这一举动对其他人的心理影响方面。其干部提升路线也是走的专业化经营道路。而日本企业在干部提升制度上采取缓慢的升级和评价制度，职工晋升采用员工序列制。日本员工享受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一方面造就了员工在企业内的凝聚力和责任感，两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员工的依赖性。

2.3东西方企业精神文化差异

精神文化是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层次，是一个企业文化的灵魂。日本企业一直是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典型，企业文化管理的实践也是从日本企业开始的。日本企业文化主要受到本国武士精神和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日本企业文化主要是内部团队、社团精神和创新精神。

在企业的价值取向方面，日本在企业内部提倡团结和团队精神。企业上至最高领导，下至基层员工，都以公司的目标为奋斗方向，形成了企业内部家族式的归属感和亲和力，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参与更能够激发员工的智慧和力量。日本几乎所有大企业都充满了集体主义协作精神和精诚团结的气氛。日本企业认为个人贡献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体的团结合作，集体的合力远远大于个人的力量简单相加。

创新精神也是日本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日本的创新精神和美国创新精神有所不同。日本人善于将创新的风险留给他人，而自己则更愿意巩固和完善现有成果所带来的收益。因为这样可以使得企业节省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成本，避免创新周期过长带来的风险，却又能够带来更为稳定的收入。

“要不断更新自己”是美国微软集团成功的一个秘诀。微软集团曾投入20个亿运用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科学领域研究，如从环绕地球的人造卫星、有线电视、因特网、商业软件，到企业内部网络、语言识别系统、三维制图技术及各种操作系统。微软集团还经常招收那些具有超出正常人智利、能够适应软件技术及行业内差不多每月一次革命的雇员。所以说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和冒险精神是美国企业文化的重要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创新即意味着冒险，既然存在冒险就存在着很高的机会成本，但美国并不因此而压抑员工的创新意识，相反，它们鼓励员工积极创新，并对失败抱以非常宽容的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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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月琴.日美企业文化的源流及主要特征比较［J］.东北亚论坛，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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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旭.美日企业文化的特征及启示［J］.商业研究，2002，（6）.

第6篇：中西文化基本精神差异范文

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这里的“古典音乐”是广义的，指的是从西方中世纪开始至今、范围涵盖了约公元9世纪至今的全部时期的音乐。并不专指1750-1839年间的以海顿、莫扎特、贝多芬未带变得“维也纳古典乐派”的音乐。有不同的音乐风格和深度。中国传统音乐是神秘含蓄的，它借助悟性直觉，表达深邃之意。而西方音乐主要体现一种理性思维，是为表达音乐主题而言的。二者并无孰是孰非，均有各自独特之处。中西方音乐的差异，原因上在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的宗教制度、政治制度下的信仰习惯、语言习惯也不同。审美、音乐理念等这些方面的差异，归根结底在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包括，语言，礼仪，风俗习惯等方面。西方社会遵循个人价值至上的原则，提倡个人利益为最高利益，强调主动进取，追求自由平等、自立自强,注重个人自由和权利，并把它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积极表现。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别是：中国人思维比较抽象，西方人比较具体。在生活态度上的差别是：中国人偏重精神感受,西方人注重实用。

我国文化的精神根基是几千年来积累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西方在浪漫主义时期才有民族精神这一体现，在之前的时期中都不曾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和道家有着极其丰富的和谐观念，而“和合”思想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传统思想讲究“天人合一”，这一和谐思想是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蕴含了几千年的文化精髓，含蓄内敛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层面上中国传统音乐主要表达儒家、道家、佛家思想，并且讲究悟性慧根，较为主观。我国传统音乐充分将儒家、佛家思想融入到音乐作品中。另一方面，在封建制度下所创立的音乐机构也为中国传统音乐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而西方文化可以狭义的认为就是基督文化。基督教构成了西方文化的精神根基。基督教作为西欧唯一的和绝对的意识形态，深深地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造就了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培养了西方人的理性思维，促进了自由精神的产生、民族国家的崛起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西方音乐的宗教思想则秉承基督教的理念，一些实例足可以说明基督文化在西方音乐文化中的重要性。在西方音乐史的漫漫长河中，如果要说到音乐的起源，就不得不提到格里高利圣咏，而圣咏就是宗教音乐最具代表性的音乐体裁之一。中世纪时期产生的格里高利圣咏对日后西方音乐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正是从这些最初为单声部后发展成多声部的音乐体裁中，孕育出复调音乐传统。不仅在体裁中体现出的宗教性，在题材选取上，以《圣经》为内容的音乐作品也贯穿整个西方音乐发展史。作曲家从宗教中汲取灵感和创作激情，将融入到他们的创作中。除此之外，教会对音乐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中世纪时期，教会虽然崇尚以神为中心，泯灭人性，但教会作为当时知识分子的聚集地，对宗教文化、宗教音乐的传播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当时的知识分子就是在教会中的僧侣，他们教授文化知识，一些音乐家在教会中学习音乐。除此之外，教会也大量的保存了当时作曲家创作曲目的谱子以及文字记录，这个贡献是非常巨大的，对日后的音乐文化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

文化的差异造成审美的不同。不同地区的审美习惯也影响地域的主流文化走向。中国的含蓄和西方的理性客观体现在文化领域的各个角落，音乐也是如此。中国传统音乐注重表现的是情韵，而西方音乐注重音乐本身。音乐理论和音乐创作的差异也影响着中西音乐风格的差异性。首先在音乐理论方面，中国传统音乐没有一套完整、完备的作曲理论与法则。而西方音乐在不同时期都有完整的一套作曲理论体系与法则。这与基督教也有着莫大的联系。基督教培养人的理性思维，这种思维下使得人们对科学的重视，人们观念较为客观。在文化表现就是严密的作曲系统。这套体系既是前一个时期体系的完备和发展，也预示着下一个时期体系的走向。对比某一个体系的音乐，要认识他就往往要和其他体系进行比较研究。因为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只有这样才能叫你跟自己的体系认识清楚、透彻。这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尤为重要的一点。通过对比西方音乐体系，可以看出我国音乐体系的优点与不足，这样会更为深刻了解我国的音乐体系。我国古代音阶与西方音阶相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是以五声为核心的音阶体系，而西方七个音是平均的，平等的，不分正偏。且我国的音阶体系与西方音阶体系有着很大的不同。西方的音阶体系是从中古调式、教会调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国的音阶体系是古人用精准的乐律学知识推算而来。例如同一七声音列中的三种五声调高的存在与应用，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种特殊现象，显示了中国传统宫调的一大特色。这些就是西方调式音阶中没有存在的情况。在音乐创作方面，中西方音乐的差别更为明显，较为突出的就是西方音乐的发展史其实就是各个作曲家组成的历史。

在不同的时期音乐风格就是作曲家作品的风格特征。从西方音乐发展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不同时期有哪些作曲家，这些作曲家自身也包含了时期演变的音乐风格。而在中国并没有这种情况的出现。这一点也是源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在西方中世纪时期，音乐家制度没有产生，中世纪压抑人性，使得大众未曾表达过自己内心的想法。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这场发生在14世纪至17世纪的文化运动，在中世纪晚期发源于佛罗伦萨，后扩展至欧洲各国。文艺复兴这一思想解放运动提倡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之前中世纪所倡导的以神为中心的理念。这一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影响了之后西方音乐发展史。在这一理念下产生了一种制度——音乐家制度。在这种制度下，作曲家关注自己的作品，并为自己的作品进行署名、编号，到后来浪漫主义时期也为自己的作品写上标题；无论作曲家是附属于宫廷还是浪漫时期以后为自由的音乐家；无论这些作品是作曲家有灵感产生还是应其资助者要求的作品，纵观西方音乐史，可以清晰地看出每个时期音乐家的作品。例如贝多芬降B大调第六号弦乐四重奏StringQuartetNo.6Op.18/6，肖邦第四十四号玛祖卡舞曲Op.67No.3等等。这一形成规模的作曲家制度，在西方音乐史上是一个典型的特征。

第7篇：中西文化基本精神差异范文

[关键词] 精神分裂症；齐拉西酮；利培酮；临床分析

[中图分类号] R749.3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4721（2011）04（b）-046-02

精神分裂症属于慢性较为复杂的精神疾病，是精神病里最严重的一种，以基本个性、思维、情感、行为的分裂，精神活动与环境的不协调为主要特征的一类最常见的精神病，多于青壮年发病，进而影响行为及情感。齐拉西酮是一种非典型抗精神病药，其结构与吩噻嗪类或丁酞苯类抗精神病药物不同。本文观察齐拉西酮与利培酮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临床效果差异，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本院2008年2月～2010年2月精神分裂症患者68例，以上患者诊断均符合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的精神分裂症诊断标准。以上患者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总分大于60分。将上述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其中观察组34例，男15例，女19例，年龄19～45岁，平均（34.2±6.3）岁；病程为4个月～9年，平均病程为（3.4±2.5）年；对照组患者34例，男16例，女18例，年龄20～46岁，平均（33.8±5.9）岁；病程为5个月～10年，平均（3.6±2.1）年。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等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观察组患者给予齐拉西酮，初始剂量为每天4 mg，在4周内剂量增加到每天120～160 mg，共治疗6周。对照组患者给予利培酮，初始剂量为每天1 mg，在4周内剂量增加到每天2～6 mg，共治疗6周。两组患者在治疗期间可短期使用苯二氮卓类药物。

1.3 观察指标

采用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PANSS）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进行评定；观察两组患者发生的主要不良反应。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14.0对两组患者所得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卡方检验或t检验，P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阳性和阴性症状量表评分情况

两组患者治疗后阳性症状评分、阴性症状评分和总分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见表1。

2.2 两组主要不良反应比较

观察组治疗过程中主要发生失眠3例，恶心3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7.6%；对照组主要发生椎体外系反应4例、头痛4例、便秘4例、口干3例、肝功能异常2例、心电图异常2例，不良反应发生率为55.8%，均未影响治疗。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属于较为复杂的精神性疾病，其临床表现多样，可表现为精神病性症状或者非精神病性症状。精神分裂症主要表现为基本的思考结构及认知发生破裂。这种解离现象会造成思考形式障碍并导致无法分辨内在及外在的经验。这些症状表现可能与神经解剖学以及神经化学的改变有关系[1]。

精神分裂症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①遗传因素：遗传因素在本病的发生中起一定的作用，患者血缘关系越近，精神分裂症的发病率越高。②内分泌因素：本病大多在青春期前后性成熟期发病，部分患者在分娩后急性起病；内分泌在发病中具有一定作用[2-3]。③病前个性特征：孤僻、敏感、害羞、好幻想、逻辑性思维差等特殊的病前个性特征容易导致精神分裂症。④环境因素：研究表明，在母孕期受到病毒感染的胎儿，其成年后发生精神分裂的概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孕期及围生期的并发症，也使本病的发病率提高。⑤社会心理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在精神分裂症发生中起决定性作用。

齐拉西酮对多巴胺D2，D3，5-羟色胺5HT2A，5HT2C、5HT1A、5HT1D、α-肾上腺素能受体具有较高的亲和力，对组胺H1受体具有中等亲和力。齐拉西酮对D2，5HT2A, 5HT1D受体具有拮抗作用，对5HT1A受体具有激动作用[4-6]。齐拉西酮可调节患者情绪并改善患者的认知功能，同时还能有效的减少精神分裂症患者运动功能障碍的发生[3]。

在本文中，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后在阳性和阴性症状评分方面，没有明显差异，说明二者治疗精神分裂症疗效相似，但是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于对照组，且较对照组程度轻，说明齐拉西酮治疗精神分裂症时不良反应少且轻，值得应用。

[参考文献]

[1]赵贤芳.精神分裂症的诊断及药物治疗[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9,24(2):204-205.

[2]嵇利亚.新型抗精神病药物的研究进展与临床应用[J].医药导报,2007,26(5):525-526.

[3]应用抗精神病药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J].中国医院用药评价与分析,2007,7(3):237-238.

[4]王继才,许秀峰,欧阳虹.注射用甲磺酸齐拉西酮治疗精神分裂症兴奋躁动状态的Ⅱ期临床试验[J].精神疾病与精神卫生,2007,7(5):364-365.

[5]季林影,张静,蔡进伟.齐拉西酮治疗女性精神分裂症临床观察[J].海峡药学,2008,20(11):84-85.

第8篇：中西文化基本精神差异范文

关键词：宗教文化 差异 翻译

中图分类号：H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 （2013）11-0207-01

不同民族通过语言沟通的深度，更多地取决于人们对于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因此，翻译已成为一种转换各民族间文化模式的手段。宗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由民族的、意识等所形成的文化。从英汉互译的一些个例分析中，我们也能对两种语言所依托的宗教文化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的差异

在文化策略上，宗教文化团结人群、增强思想凝聚力和行为一致性；在政治作用上，宗教文化帮助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维护秩序；在宗教意义上，宗教文化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提供幻想性的安慰。在目的论上，中西宗教是一致的；不同在于，西方人多数信仰基督教，中国人则以信佛为主。现代英语的形成与宗教改革运动和《圣经》的英译密切相关，"Being a teacher is being a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when the clays begin to breathe"，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而人来自尘土，因此"creation"被译作上帝的创造而"clay"指人；汉语中的"谢天谢地"经常被译为"Thank goodness"，"天地"对应"goodness（上帝）"。

二、宗教概念的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玉帝"、"阎王"、"龙王"和"老天爷"在西方文化中并不存在，西方人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从某种层面看，"老天爷"和"God"并不对等，英国翻译家大卫·霍克斯在翻译《红楼梦》中刘姥姥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时，译为"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似乎神形兼备，但由于不同的宗教背景和深层的文化差异，译文就有使刘姥姥由信佛变成基督教徒之嫌，从受众的角度看，译文称不上原汁原味。为了如实地传达原文反映的宗教文化，杨宪益将"天"直译为"Heaven"，再现了原作的文化特色，保存了其道教概念。

再之，由于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许多中国译者都把"afterlife"理解为"来世"或"来生"。"来世"或"来生"为佛教用语，指人的生死轮回，基督教义中并无此概念，而是认为人死后灵魂仍在，或升入天堂，或堕入地狱，没有轮回之说，因此"afterlife"应被译为"人死后的那段时光。"

三、宗教意识的差异

在宗教文化方面，某些词汇虽然历来在汉语和英语中被视为相互对应，但有时候它们所体现的宗教意识不尽相同。比如"龙"与" d r a g o n "，虽然本义（d e n o t a t i o n）相同，但引申义（connotation）和所体现的宗教意识则大相径庭。"Dragon"原意为"有翼巨兽、恶魔、悍妇"，是恶的象征；而"龙"自古以来就神圣高贵，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因此在翻译"亚洲四小龙"时可转换喻体，转译为"four Asian tigers"，成语"望子成龙"可译为"to hope that one’s son will become somebody"。

近年来，公众逐渐提升了对于"dragon"负面含义的意识，获选第29届奥运会吉祥物的并非事前为海内外华人普遍看好的中国龙，北京奥组委对此的解释就是"龙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理解，中国龙与西方dragon在来源、神性、意蕴和功能等方面多有不同"。更有专家提议，可将"dragon"直译为"劫更"，将龙译为"loong"，以便在发音和字形上更准确贴切地展现中国龙的积极内涵。事实上，此前英文中对华人姓名中的"龙"字也多音译为"loong"，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名字就被译成"Lee Hsien Loong"。

中西不同宗教文化浸透在两种语言的表达之中，只有深刻了解中西宗教文化的差异，理解语言中的宗教文化内涵，寻求合适的译法，使译文在意义和韵味上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文，才能避免错译、误译，发挥翻译巧妙的文化交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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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中西文化基本精神差异范文

【关键词】 中医； 西医； 女性模式； 男性模式

中医与西医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文化差异之根本原因在于东西方思维方式之不同。思维是从意象到语言的发生过程，是意象与语言的结合过程，思维方式是按一定的结构、方法和程序把思维诸要素结合起来的相对稳定的思维运动模式，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由于东西方在生产方式、历史传统及语言文化等方面有较大的不同，作为社会文化产物的思维方式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东方思维以女性模式为特征，西方思维以男性模式为特征［1］，通过分析比较东西方思维的差异，不仅有利于理解中西医学的差异，而且对于展望中西医学的发展方向大有裨益。

1 女性模式及其对中医学的影响

所谓女性模式，即消极守静，主要通过直觉即第六感觉感知，采用体验式评估的方法处理数据［1］，偏向于求同的圆形思维。在思维方式上，从形象开始，进而发展为抽象的方法，而最后还原为具体的、实践的形象形态，始终保持一种辨证性，这种辨证性的本原是由于形象与抽象在这里是并存的，而不是对立的。

这种思维建立在深受儒、道、佛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上。著名思想家孔子说：“为仁由己。”其弟子曾参云：“吾日三省吾身。”亚圣孟子也云：“爱人不亲，反求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教——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在这样的传统下，中国人在生活中重视个人内心的体验、直觉的感悟，较少对外物作细致的分析，形成内倾、含蓄、保守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从文化类型看，中国是历史型文化，重视对于经验的积累，以感悟，具体现象的记载与感知为思维特点，文化结构是以道德来统率科技、艺术、宗教的融合型文化。作为儒道传统文化发源地的古代中国社会，在整体与局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局部服从整体，个人服从社会，是以集体(整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礼记》全力以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儒家治学中“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传统等无不体现求同思维的主导地位。

作为一个农业型的社会，农作物的生长，年景的丰欠，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主要靠天时地利、风调雨顺，即天(自然)的恩赐；另一方面，又需人按照自然规律择天顺地，不误农时，选种、耕播、施肥、治理、锄草、排灌等多方面主观能动的精心劳作，社会经济的发展靠的是天、地、人多种因素的协调。这种有机农业生态背景，社会生产实践为根基的中国文化及其相应的思维方式，自然是综合的，关照事物的系统、整体，具有普遍联系、发展变化等朴素唯物辨证法观念。同时反省型的思维与行为方式使得中国人时时处处以己推人，形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他人和谐统一的关系。

女性模式思维对中医影响是深刻的。其一，中医偏重于直觉思维，讲求顿悟。对理论概念要求不要单从字面上去把握，要领悟其中的底蕴，要发现意在言外的那种“意”，所谓“医者，意也”，要做到“得意忘言”。如中医的精气神学说，《灵枢·本神》的“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养生三要·存神》的“聚精在于养气，养气在于存神”等都需细细体悟。同时中医意解心知的四诊辨证、神妙心悟的处方用药以及妙乎心手的运针调针无不体现直觉思维在中医中的作用，因此学习中医需要感觉的熏陶，非短期能速成。

其二，中医重整体、求同。中医理论在天人相应学说的指导下，把天地这一大宇宙和人体这一小宇宙直接联系起来，以元气论为核心，形成了阴阳、五行、四时、八纲、七情、六淫等一整套带有整体性质而又注重事物内部矛盾变化的理论。中医认为人是形神合一的有机整体，无论是在生理、病理、诊法、辨证、养生和治疗的过程中都注重从宏观层面去把握整体。认为人体的结构相互联系，不可分割；人体的各种功能互相协调，彼此为用；认识疾病过程中重视人体某一部分的病变对其它各部分的影响，以预测病情的演变；诊断疾病时亦从整体出发，察外知内，如舌诊、脉诊等；治疗疾病上既注意脏、腑、形、窍之间的联系，也注意五脏系统之间的联系；养生上强调心神安宁则五脏六腑皆安定。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强调“天人合一”，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把自然人化或人自然化。“上工治未病”是中医预防思想的体现，重视发挥人体内部的抵抗作用。中医历来重视师承传统，重继承，强调对于经典的学习，求同保证了中医学术思想的延续性，同时由于思维模式的超前性和自稳性，古老的中医经典在几千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待进一步发掘的宝库，可以说是历久弥新。

2 男性模式及其对西医学的影响

所谓男性模式，即积极外向，通过视、听、嗅、味、触五种感官真实感知，用逻辑的方法解决问题［1］，偏向于求异的线形思维。思维方式上以具有抽象特性的数学原则出发，达到逻辑的体系，规范了抽象的思维，使得它具有一种思维工具的特性。但由于对形象的否定，它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一极中心，即理性的中心，失去了辨证性。

这种思维建立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之上。古希腊皮浪学派“怀疑即研究”的观点，亚里士多德“人是理性动物”的命题，充分体现了外求于理的积极精神。从文化类型看，古希腊文化是哲学型的文化，重视对于世界的认知，以分析为主要方法，以形而上学的思辨和理解为思维特征，以裂变为发展方式。古希腊时期，社会组织不甚严密，在社会生活实践和人们的脑海中，显凸的是人的个性特征与自由，这一传统，经过欧洲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在长期反封建神权专制统治的斗争中，不但得到了复兴、继承，而且有了极大的发扬光大，使西方社会成为一种以强调个人(个体)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普罗塔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伯里克利“人是第一重要的”。亚里士多德“我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等一系列观点在西方流行数千年而长盛不衰，激励了西方人不断创造。

古希腊文化也生根于农业，但又不完全依赖农业。三面临海，多半岛、岛屿， 狩猎业尤其是航海捕鱼业在人们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些产业对个人的才智、技能、经验要求更高，更显凸个人的个性特征，所以与这种社会生态环境、生产实践相适应，继承古希腊文化传统的西方人的思维取向崇尚理性，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长处，偏重于个性分析，有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在男性模式思维影响下的西医，其一，重视实证和分析。诊断上重视患者的客观体征和量化的理化指标，其使用诊断仪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透过体表、肌肉和骨骼的障碍，提供体内各种器官组织的直观且精确的形态和结构信息。西医的实验重视逻辑推理和分析证明，在系统的实验事实和严格的逻辑体系上构筑理论和学说，未经实验证明的以假说称之。

其二，西医重局部、求异。善于把事物从整体中分离出去，对其个体本质特性不断地进行分析、分解和研究。因此对于人体的认识倾向于将研究对象层层分离，从重视解剖开始的系统、器官、组织的研究逐步深入到细胞、分子、基因等微细结构层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强调对立，把自然对象化，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确认和实现自己的意志和本质力量，因此疾病预防上更注重外部防御。治疗上重辨病论治，病因上探寻具有特异致病作用的物质因子，以微观角度观察某个部份的异变，以化学药物、手术治疗等为主要手段，多采用对抗原理进行定位治疗并且尽可能地动用一切技术手段，以解决局部病灶为首务。西医思维模式突出个性的求异特点，使得西医总是在修正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自我超越，并不注重经典的学习，并且大量运用现代物理、化学、数理统计的方法，西方思维下的现代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也促进了西医的研究。

3 展望中西医学的发展方向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东方的女性模式思维与西方的男性模式思维，在东西方社会来说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及稳定性，但是思维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美国心理学家理查德·E·尼斯贝特在他的《思维的地域性：东西方思维差异及其原因》一书中，通过实验性的研究指出，东西方人思维方式特点差异很大，但认知是可以改变的，世界会朝着趋同的方向而不是分歧的方向发展，东西方文化以及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融合，使东西方思维方式有趋同的倾向［2］，这为中西医的结合提供了可能性。但相对于西医处于近现展的高峰期，中医还仅仅处于历史低谷的回升期的早期，这里有着历史的原因，所以现阶段只能是中西医配合阶段，要真正达到中西医的结合，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等中医与西医发展到同等水平再结合。

思维模式无好坏之分，也都有不完善的地方。女性模式缺少了理性精神、开拓精神和创新精神，而男性模式过分讲征服而造成的人与自然对立，带来了个人主义的泛滥。两种不同思维下的中西医学也如此，如中医由于过于强调医学的理论性，忽视了医学实践对理论的巨大支持，因此理论缺乏创新，而西医由于过于强调医学实践的可证性而忽视了医学理论的发展，忽视了人体内在以及与外在世界的联系。各自都有优缺点不能相互取代，只能不断地在自身的思维模式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完善。目前有些中西医结合的研究不是以西解中就是试图全盘西化，这对中医的生存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中医的危机可以理解为危险和机会，死亡与重生，中西医的碰撞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医更要把握好自己的定位。

正如巴赫金说过“异种文化只有在它种文化的眼中，才得以更充分和更深刻地揭示自己，在两种文化发生这种对话性相遇的情况下，它们既不会彼此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的完整性，然而它们却相互丰富起来”［3］。相对于西方对于异族文化的排斥性，可能东方融合性的文化氛围更有利于中西医结合的发展，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中医与西医将会真正碰撞出火花。

参考文献

［1］戴维·罗森，申荷永.荣格之道：整合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