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精选(九篇)

第1篇：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生态农业；农业发展对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

一、引言

（一）选题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生态环境污染、人口问题等一系列严峻问题也凸显出来，土地耕地的占用滥用、资源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等问题的产生也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显得尤为迫切。1990年，西方部分国家提出了基于生态发展理念建立的新型发展模式，其中以产业发展、工业发展为模式展开的循环经济理念因其既顺应了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科学发展观，又兼顾了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效应而得到广泛关注。由此，现代农业发展状况、对策研究这一课题被提出，研究农业生产、自然和经济如何达到和谐统一成为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方向。鄱阳湖作为全国最大的淡水湖，在生态农业探索进程中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1.研究目的本文主要运用优劣势对比分析，辅以经济生态区周边县市德安县的农业生产资料和经济数据，分析德安县农业发展规划制度下的优势点，客观地将环境与经济结合起来，具有交叉融合性。同时对我国南方农业发展现状和历史进行客观分析，将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概念和新型农业的理念进行阐述和分析，查阅大量文献、资料，论证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现代化农业的不足和对策，以期促进区域循环发展、可持续良性社会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2.研究意义本课题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着重选取较为代表性的德安县农业产值数据，根据现有观察到数据及其对策进行研究，一定程度上优化生态产业结构，响应“中部崛起”的号召和“生态兴省”的目标，为农村经济、生态提供新思路。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历史与现状

（一）农业发展历史

鄱阳湖地区发展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鄱阳湖地区稻属植物从野生到驯化的演化过程已经完成。春秋战国时期，政策的影响加上铁犁牛耕的出现，使得农业生产力得以提高，在当时已有不小的影响力。秦朝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铁犁牛耕的推广和农具的进步，湖区农业在全国占重要地位，随着北民南迁运动的兴起，南方获得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农业技术，湖区成为主要粮食供应地之一。唐代开元盛世和宋代的经济重心的南移，耕地扩张，品种改进，作物种类多样化。明清时期，农业科技进入总结阶段，小农经济达到鼎盛，农业稳定发展，湖区农业逐渐向近代农业转型。历经军阀割据，八年抗战和解放战争后，湖区农业遭受重创。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湖区发展。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组织科技人员对鄱阳湖进行研究并开展山江湖工程。整改成功后，通过发展“四水一牧”（水稻、水产、水禽、水草和畜牧业）产业，推动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农业发展现状

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农业成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重要支撑，其中农业又在农、林、牧、副、渔五大生产事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近年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发展比较稳定，整体而言有所涨势，形成粮食作物生产为主，油料作物和蔬果生产为辅，同时引入棉花和糖料作物种植的农业生产格局。随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稳步发展，现代机械科技的不断推广，农业产业结构逐步得到调整，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得以不断建设，日益深刻地影响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大发展方向。本文以德安县为例。2012年，农林牧渔总产值达35193万元，多种经营产值23611万元。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其他县市农业产值状况对照，其农业产值不尽相同，但比例构成基本一致，且多以经济作物为主。其中粮食作物产量达产值为11582万元，粮食产量44410万元，油料产量5838万元，棉花产量6337万元，糖料产量470万元，蔬菜产量28017万元，水果产量5386万元，一定程度上代表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的以粮食作物为主的特点。德安县在2013年中，粮食作物产量达到47804吨，其中谷物产量为46477吨，占粮食作物比重为97.22%；蔬菜产量为37285.8吨，占主要农作物的比重34.56%；油料、棉花产量分别为7097吨、10960吨，分别占主要农作物比例6.6%、10.1%。在2014年中，粮食作物产量达到50061吨，同比去年增长4.72%，其中谷物产量为48021吨，依旧占粮食作物比重95.92%；蔬菜产量为38247吨，同比去年增长2.58%，占主要农作物的比重33.08%；油料、棉花产量分别为8944吨、111595吨，分别占主要农作物比例7.7%、10.3%。其别的是瓜果同比去年增长49.67%，油料同比去年增长26.03%，说明德安县逐渐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瓜果种植的面积产量逐年增大。经济作物种植中以油料为主，棉花和糖料作物的分布较为零散不均，产量相对较少，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要求和客观经济条件的提升，蔬果种植也日益发展扩大。总体而言，随着现代技术的引进和种植技术的不断发展，粮食作物及其他作物的单产也在增加，生产根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内地域状况的多样化而促进了专业化生产的发展，进一步推动着农业效率的提升。

三、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发展优劣势因素分析

（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生态农业的有利因素

1.经济优势因素分析得天独厚的交通区位优势。德安县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便利的交通网络。德安县面积达863平方公里，占有0.56%的全省面积。利用现有京九铁路、长江航运的优势，东西连接上海、重庆，南北连接北京、香港，且可利用水、陆两路出海，京九线穿城而过，近年建设的合九线（九江至合肥）、武九线（九江至武汉），即将修建的铜九线（铜陵至九江）、九景衢（九江至景德镇、衢州）等几条线路相互沟通，形成骨架状的交通网络，使德安与华北、华东、华南、华中等主要经济区密切连接。公路网络发达，福银高速公路（至南昌1小时，至九江0.5小时），加上穿城而过的105国道，途经的316国道，即将投入使用的昌九城际铁路将令德安成为环鄱阳湖经济圈及昌九工业走廊的中心城市，为促进德安县生态经济区农业生产与市场要素流动提供了良好的环境。2.自然优势因素分析自然资源丰富，水资源充足。德安县干流博阳河全长93公里，县内占79.7公里，流域达863.0平方公里，34条支流，其中洞霄水、田家河、车桥水、金带河、下头水、庙前港、涂山水7条支流的流域面积达30平方公里以上，水面346.7公顷。充足优质的资源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也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基础，德安县丰富的自然资源将进一步促进当地的农业发展。

（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生态农业的限制性因素

1.自然限制性因素分析土壤的酸碱度(PH值)是作物种植流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土壤PH值在6.5时，作物对于各种营养元素的利用效率是最高的，最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较多的重金属元素使该地区土壤呈偏碱或微酸，不适合某些农作物的生长和发育，但总体而言，一系列良好的土壤条件令德安县成为长江中下游的要成矿带中最为瞩目的地区之一。土壤呈偏碱或微酸，都会不同程度地降低土壤养分的有效性，因此偏碱微酸的土壤将大大降低了农作物的产量，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损失。2.生态环境制约德安县地处江南低山丘陵地区，雨水丰富，降水集中，极易发生水土流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扩大毁林造地、湿地开荒等行为进一步破坏了该地的生态平衡。水土流失直接导致了德安县种植区域的部分土地退化，直接导致土壤内有机质含量下降，从而影响到农作物的产出。另一方面，起伏的地形不利于大规模机械化展开；此外，目前我国的农业机械类型还不够丰富，其适应复杂地形的能力较差，进口农业机械的价格令普通农民难以承受等也是机械化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3.科技限制性因素分析（1）水资源工程不健全完善的水资源工程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安全保障。水资源工程开发主要是指水利工程设施的建设，它不仅在农作物生长因水分亏缺而产生障碍时能够及时的予以灌溉补给，确保作物对水分的需求而使其正常生长；而且当发生暴雨或雨量偏大等原因出现田间积水从而使作物根系因浸泡发育受阻时，能及时地予以排涝，以促使其正常生长环境的恢复。为了更充分地利用好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水资源，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建设和完善水利检测预警系统，利用科技手段检测好水位的状况，以为旱涝情况做好预警和必要的准备，科学监测好水资源的质量数量；2.保护好鄱阳湖水生物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充分发挥自然环境的自我调控和修复作用，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环境的良好循环利用，建设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系统。（2）从业人员素质不高在落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下从事第一产业“低收益性”，加之外部因素的推动（沿海地区大量劳动力来满足经济的发展），青壮年劳动力的长时间流失，使得目前农村劳动力呈现出“老龄化”的现象。缺乏足够科学素养的广大农民也很难将科学技术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该有的地位和作用。根据德安县的实际发展情况，现提出以下四点建议以提高从业人员素质：1.育人。建立相应的培训体系,根据不同的需要培养人才的相应能力，如培育管理人员,则着重培养其经营能力,增强竞争意识、市场意识，开设进修课程,对人才进行系统的培训。2.引人。进一步提高人才引进福利，吸引高端人才。德安县政府应该积极带头,如开展高端人才招聘会,建立高端人才信息库,为其提供更完善和全面的保障，同时采用更有吸引力的措施，进一步激励高层次人才的引进。3.留人。为人才提供更明确的发展路径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留住人才。4.加强监管,规范行为。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完善市场监管体系，从而推动德安县人才的素质提升，形成良性循环，推动德安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海华.江西古代农业发展史略[J].古今农业,1995(04).

[2]秦岭.中国农业起源的植物考古研究与展望[J].考古学研究,2012(01).

第2篇：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区域物流；发展

一、城乡一体化与区域物流内涵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经历过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工业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这仍然没有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农业人口依然占据着最大的比例，并且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特别是近些年两极分化现象有愈加严重的趋势，加强新农村建设，减少城乡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是我们今后必须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就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虽然说，城乡区别在形式上只是通过不同的户籍制度表现出来，但是在本质上则是生活水平和各种福利条件的差距。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其根本途径还是要通过带动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赋予农村市场更多的活力，除了巩固和完善农业经济以外，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健全和完善农业的经济发展体系，消除在当前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体制性问题，才能够有效的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新农村经济建设，需要摆脱过去闭塞的发展模式，必须加强对外合作与联系，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正是城乡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现代物流业作为一个规模化发展的产业，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纽带，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建立双向物流体系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这种双向的物流体系不仅意味着农村经济发展有了更为便捷的与外界交流合作的渠道，对市场经济而言，又是打开了农村这一个巨大的市场。农村经济的发展虽然落后于城市，但是在一些发达地区，农村人均消费水平已经非常可观，农村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双向物流体系就是为了实现农产品的外流以及各种新型商品能够快速的进入农村市场这种双向的需求。也就是说，这种区域物流体系的形成，并不是单独服务于农村经济，它能够有效的实现城乡市场双赢的结果，并且通过这种方式来加速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这是我们推行区域物流的背景，同时也是目的之所在。

二、城乡区域物流的发展现状分析

（1）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落后，使得农村的各种硬件基础设施也非常的落后。这种物流基础的落后表现在多方面。例如各种农产品的储存保险设施落后、交通运输条件落后、各种操作技术落后等，都使得农村长期有大量的农产品积压，无法快速的流通到外界市场。对于一些生鲜产品来说积压就意味着产品价值的损耗，农产品在交通运输环节上的损耗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标准。虽然当前在农村已经出现了一些物流业务，但是主要是一些个体户在进行服务，规模小，专业化水平低，仓储设施落后，满足不了农产品流通的质量需求。（2）物流渠道不畅，专业化程度低。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与交通运输的便捷高速发展有着直接的关联，交通便捷性高，意味着物流的渠道能够更加高效顺畅。物流效率是我们评价一项物流工作的主要标准和依据，但是在当前的城乡物流体系中，除了基础设施的建设落后以外，另一个问题就是物流渠道不畅，严重影响了物流应有的效果。这种效果大打折扣，也是当前在农村市场物流业的发展并没有受到关注和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现代物流没有体现出其与传统运输方式在农村地区相比应有的价值。城乡二元经济格局的形成，由来已久，这种经济发展格局带来的差异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重大失衡。经济水平的落后，使得农村地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偏低，也就意味着农村消费品市场并没有打开。一些基本的农产品或者生活资料，可以在农村内部进行交易，自行销售、自行购买，外界市场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近些年来，随着农村商贸体系的改革，这种内部消耗的模式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推动超市下乡和农产品进城两种交互发展的模式，但是从现实效果来看，我们认为这种做法的实际受益者依旧是更加偏向于城市。许多城市为了保证自己农产品的供应链，利用行政规划和区域权利的划分阻拦了农产品进城的流通，市场干预使得农产品流通并没有预期的那样简单，这种交易的不平等性实际上表现为城乡双向物流体系间存在着阻碍，而这种阻碍是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3）物流市场欠缺规范。城乡区域物流的发展，虽然在意识上受到了重视和关注，但是由于各种制度和管理的失范，使得当前的物流市场较为混乱。这种市场的不规范，表现在多方面，特别是在当前，一些地方保护主义依旧盛行，为了保护地区经济的发展，制定一些不合理的审批制度，提高外地农产品市场准入的门槛，滥收各种税费，增加产品流通的成本。但是由于当前并没有在城乡物流方面有明确统一的规定，所以这些阻拦城乡物流体系构建的行为也难以得到禁止和消除，这种不规范的局面会影响城乡物流建设的效果。

三、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区域物流的实现

（1）政府职能的转变。区域物流的发展虽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对这项工作的现实效果有着重要的影响。“在农村广泛应用现代物流管理技术，发展农产品从产地到销地的直销和配送，以及农资和农村日用消费品的统一配送”虽然已经成为政府促进城乡双向物流体系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但是仅仅有思想显然是不够的，政府职能的转变应该体现在为了区域物流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减少行政管理为这项工作带来的阻碍，并且积极的引导、支持和鼓励这种城下一体化模式下的物流企业的发展。（2）加强物流基地建设。要提高农村物流工作的效果，就必须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要在农村地区进行物流园区的科学规划，利用现代物流的知识和经验科学的设立各种物流节点，将农业产业园和物流中小相结合，提升农产品的流通速度。除了这种园区和交通运输等硬件设施的建设以外，现代化的物流工作还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物流信息平台，实现呈现物流信息的一体化，将城市物流的标准体系与农村物流的现状相结合，促进农村物流标准化体系的形成。只有这种硬件设施的提升与物流标准体系的形成，才能真正的促进城乡双向物流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并且将农村物流业发展逐渐与电子商务结合起来，拓展其市场渠道。（3）整合城乡双向物流体系。当前城乡双向物流体系的建设，其实际效果仍旧是偏向于城市地区，为了缓解这种不均衡，我们认为应当进一步完善和整合物流体系，即上下游企业之间按原料投入品生产销售的生产链在更大范围内分工基础上的合作，打破分布在城市和乡村的同一个物流链上不同环节的企业的人为分割，鼓励城市企业与农村当地资源联合，利用前者的品牌管理信息和资源优势，采用经销制制等合作方式，或者采取参股联营合建等形式成立新型物流运营组织，开发农村物流市场。通过提升仓储物流企业的管理机械化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大力提高商品流通效率，培育大型仓储物流企业，发展专业化社会化的仓储和第三方物流，不断缩短物流的时间和路径，节约物流成本。（4）推行物流发展的专业化建设。现代物流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除了市场需求以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物流专业化的实现使其与一般的交通运输相比有了优势，这种优势就是现代物流业存在的基石。城乡区域物流的发展要想稳住阵脚，达到目的实现效果，同样必须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这种专业化的实现并非是朝夕之间的工作，需要政府加大对这项工作的支持力度，加大投资，建设更为广泛的物流网基础，通过整合资源，充分挖掘现有物流基础设施潜力健全新型农业生产资料流通服务体系。培育农村现代商业物流配送体系，以互联网为依托，专业化物流信息网络为支撑，构筑农村物流与市场信息相结合的信息平台，努力实现物流商流信息流三流融合，推进农村物流现代化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忠伟，章雪岩．非零起点的城乡物流一体化战略路径探讨[J]．商业时代．2010（17）：25～26

[2]刘宝．我国物流发展的城乡二元形态及其破解思路[J]．经济问题探索．2008（4）：47～49

[3]白晋湘．湘西城乡物流一体化研究[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9（2）：62～65

第3篇：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范文

导致“三农”问题的根由是农民的权利贫困，不能与市民平等享有诸种发展的实际权利。事实存在的各种农民负担重、被多名目的乱收费、土地权益受侵害等基层政府侵害农民权益的现象依旧普遍存在，使得农民新一轮贫困的外在不利因素较多产生，都渊源于农民的权利贫困，成为山区农村经济发展、农民脱贫致富、走上全面小康社会的制度性陷阱的根源。

二、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模式

1.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开发的山地生态化产业集群模式

基于中观经济学范畴的山地资源系统开发，山民有权和机会回归各主体地位，各利益群体利益协同，知识和方法协同，各资源横纵向协同，短、中、长期时间协同，空间协同，方式方法协同，体制与机制协同，科学和技术协同，是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的本质意义。按照协同发展的实际需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整体规划与宏观调控，制订有利于整体协同与引导控制的区域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财税金融政策等“控制参量”，建立必要的区际协同发展组织协调机制，促进区域经济协同系统“自组织”的形成与顺利推进，以保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目标的最终实现。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要有利于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跨地区产业的互动与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既要避免和消除村民主体被排斥在外，也要避免地方政府所主导形成的重复建设和产业趋同而缺乏竞争力，造成资源浪费。地区协调发展过程中，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协同性加强，通过产业互动实现区际互动，实现“五个统筹”。区域协调机构的有效性取决于协调机构具有超省市行政区组织的权力。超越行政区经济桎梏，以市场和企业供应链管理需要的纵向、横向联系，实施国内、国际区域的联合开发与合作，因为西部山区广泛存在着与国际交界的地缘区域。政府可建立超省市行政区的组织协调机构予以指导、协调，使产业组织间有机协同。否则难以全面有序和稳妥高效地推进区域合作的发展、区域市场的建立，具体应由国家相关部门或新建的专门协调机构履行有关职责。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基于公平、效率和充满利益主体活力的城乡空间协同，才是符合城乡空间发展序规则的基本要求的。

2.循环山地经济开发融合的模式

这是基于不同类型下的山区人地关系结构类型，因地制宜，既能发挥区域优势，又实现经济、自然、生态、环境协调和谐关系构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开发过程中，为了不走城市的生态环境被污染和破坏的老路，应该在规划时，特别考虑到：由传统山地经济开发模式向新型生态、循环山地经济开发模式转变。区域发展规划中，从产品制造——资源开发——货品消费——终端治理，都不应将三废品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因而影响到人／动植物类，而是一开始就应从物流管理上采取“回收物流”的作业流程，使其废物利用，循环一利用——再循环——再利用。产业组织内部的物流管理，产业组织之间、各利益群体、各区域之间横纵向上，则采取供应链管理模式，使内源和外源都达到最佳境界，实现时间、空间、结构、环境、效益、公益、发展、规划、管理和服务的最佳配置，以及最优结果。

3.山区农村经济开发的协同管理

山区农村经济发展的竞争力是巨大的，只是尚未将其潜能发挥出来。低成本、差异化、要素管理协同，可实现山区农村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实物产品价值、供旅游观光的产品美学价值与产业经济质量提升。基于中观经济学范畴的山地资源系统开发借助山体的垂直立体分布及其地面上的动植物、叠山美、石山美，以及四季和二十四节气更替等所能发挥的景观、景区和景点，结合人文地理，从山地审美角度，开发旅游、休闲、度假的经济形态，将山地产品的物理性与审美特征和效果体现出来，在城市产能产品过剩、乡村环境生态化以及人们向往空气清新、产品绿色和有机食品的条件下，非物质的经济品比物质化产品更有较高价值。在山地资源开发系统中，将山地资源系统开发的物质形态与其非物质形态结合与联结，采取“种一养一殖一畜一牧一渔一农一林一科一工一贸一城市规划建设一体化”发展模式，可实现山地区域的优化发展。

三、公共选择下的山区农村经济协同发展机制

1.山地农业经济资源开发结构优化及其驱动力

实现山地农业经济资源开发与山地人地关系系统结构优化，取决于外部驱动力、内外部交互作用的驱动力、内部驱动力环境变量的交互作用。特别是人地结构类型I、II、III、Ⅳ的递升型变迁，更需要四种力的共同驱动才能突破贫困落后山区的发展瓶颈，改进其发展性状。(1)外部驱动力目前的逆向流动，我国山区和山民似乎成为我国城市和市民的“殖民地”，发达区域的人流、物流、资流、信息流、技术流和服务流不断流向山地，各层面上的制度安排、体制、宏观政策、中央和地方各层级的税收变化和输入，常在宏观上改变森林、矿产、能源、土地等权属关系、人口数量素质及价值观。公正公平和安全可靠的产权关系，改善山地基础服务设施，推动人们采用新技术、新工具、新品种，使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发生聚变。(2)内部驱动力因体制和机制设计使然，越偏远贫困山地如果没有外力驱动，缺乏足以诱发山农留守家乡土地劳作和生活的利益机制，他们宁可选择到城里参与市民建设大都市，而非“新农村建设”，只能在一定外力寻引下，内部驱动力才可转化为结构进化的促动力。

2.单一型向复合型开发的山地人地关系

山地拥有丰富的水、矿产、森林、动植物和土地等资源，这些自然资源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十分重要，甚至起着某种决定性作用，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取决于社会经济资源对自然资源的作用效率。现代社会中资源的概念迅速扩展，人们对复杂问题的理解和思维方式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下，资源与人口、经济、环境、生态等越来越明显地交织在一起。不同山地区域的山地资源体系的结构、功能有所不同，它们影响甚至决定着该山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方向与水平，根据特定的山地区域发展目标和资源基础，在各类资源的自然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的研究基础上，综合分析各类资源的数量、质量、开局、开发利用可能产生的环境与生态问题，深入研究山地区资源与人口、环境、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自然资源本身的规律，社会经济资源布局与配置优化方式，提出跨区域、跨学科、跨部门和跨时期的资源总体战略、优化配置、高效合理利用、循环再生、有效管理等可实施的总体方案。按照利益共享、时间同步、空间统筹、布局合理、用地集约、开发有序、建设规范的要求，结合主体功能分区，编制城乡统一的土地利用、开发建设和产业发展规划，合理进行农业区划，推进各具特色功能区的差异化发展。

四、结语

第4篇：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范文

通讯作者：张俊飚，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资源与环境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气候框架公约下农业碳排放的增长机理及减排政策研究”（编号：712731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农业生产净碳效应测度与价值实现路径研究”（编号：2013YB12）；湖北省高等学校优秀中青年科技创新团队“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问题研究”（编号：T201219）。

摘要 本研究在全面测算我国31个省（市、区）2010年农业碳排放、碳吸收总量的基础上，构建了农业碳排放公平性评价模型，并引入基尼系数，从生态承载力、农业经济贡献力两方面考察了各省级行政区域农业碳排放的公平性与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①吉林农业碳排放生态承载力最强，黑龙江、广西分列第二、三位；、青海、福建则处于倒数第一、二、三位。北京农业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值最高；辽宁、山东分列第二、三位；、青海、贵州则排在倒数第一、二、三位。②2010年，我国农业碳排放生态压力模型的基尼系数为0.215 2，处于“相对平均”状态；农业碳排放经济效率模型的基尼系数为0.182 8，处于“高度平均”状态。③基于生态承载系数、经济贡献系数的数值差异，将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划分为四类：天津等7省1市属于“高-高”型地区；黑龙江等2省2区属于“高-低”型地区，即生态容量较高，但农业经济贡献系数值较低；北京等5省2市属于“低-高”型地区，生态容量较低，但农业经济贡献系数值较高；内蒙古等8省1市3区属于“低-低”型地区。

关键词 农业碳排放；公平性；碳吸收；生态承载；基尼系数

中图分类号 F323，X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11-0036-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11006

气候变化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也是人类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全球环境问题，大气中CO2、N2O、CH4等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是引致全球气候变暖的根源之一。二、三产业是产生碳排放的主导部门，但快速发展的农业却也是加速气候变暖的重要诱因。而中国作为世界头号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其17%的碳排放源于农业生产活动。为此，探索一条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农业碳减排道路就显得尤为重要，全面了解中国农业碳排放的现状及区域特征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基本前提。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中国农业碳排放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李国志等测算了中国农业1981-2007年能源消费所导致的CO2排放量，在此基础上利用LMDI模型对碳排放进行了因素分解；李波等基于农地利用视角，从总量、强度两方面考察了我国农业碳排放时空特征，并利用Kaya恒等式对碳排放总量不断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因素分解；杨钧基于能源消耗与农业生产投入，核算了中国27个省份农业生产导致的CO2排放量，并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法对全国以及东、中、西地区碳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闵继胜等从种植业、畜牧业两大产业部门入手，较为全面地测算了中国农业生产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并分析了其地区特征；田云等基于农地利用、稻田、牲畜肠道发酵和粪便管理等四个方面测算了中国1995-2010年间的农业碳排放量并分析了其阶段特征，进一步从总量、结构、强度三个层面探讨了农业碳排放区域差异特征。

上述文献成果均是以中国作为实证研究对象，或单独考虑国家层面，或国家、省级行政区域兼顾；对农业碳排放量的测算由单一视角逐步向多因素全面统筹过渡；对我国农业碳排放现状、时空特征的把握也随着研究的深入而不断趋于准确。不过，在进行区域比较时，集中于单纯的农业碳排放绝对量（如总量、强度）比较，虽可操作性强，却易受农业生产规模或农作物复种指数的影响；而较少考虑各地区农业在全国所占的份额及其所对应的碳排放比重，进而考察农业碳排放的公平性。

“十二五”期间，我国将对各省级行政区域的碳减排任务进行分解，而考察区域碳排放公平性与否是保障此项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前提。一些学者就此进行了专题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代表性成果：卢俊宇基于时空尺度考察了中国省级行政区域能源碳排放的公平性问题；郑立群则利用公平与效率权衡模型研究了中国各省区能源碳减排的责任分担。就目前而言，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能源碳排放领域，较少涉及农业碳排放，而农业碳排放作为我国温室气体的重要源头，也应制定相应的碳减排任务分解计划。本文将在全面测算我国31个省（市、区）农业碳排放、碳吸收总量的基础上构建农业碳排放公平性评价模型，并引入基尼系数，从生态承载力、农业经济贡献率两方面考察各省级行政区域农业碳排放的公平性与差异性，以期为国家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农业碳排放政策及碳减排指标提供依据。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农业既是重要的碳源，又是碳汇，为此，在探讨农业碳排放区域公平与否时，也考虑农业生产环节中的碳吸收。其中，农业生产碳排放主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农用物资投入所引发的碳排放；二是农作物种植破坏土壤表层所导致的N2O排放；三是水稻生长发育过程中所产生的CH4等温室气体排放；四是动物尤其是反刍动物养殖带来的碳排放。至于农业碳吸收，主要考虑农作物生长全生命周期中的碳吸收，而不考虑碳汇效应同样突出的林地、草地，这主要是基于三点考虑：其一，林地、草地所受人为影响相对较少，退耕还林还草、植树造林等人为活动虽存在，但就整个林地、草地生态系统而言，人工参与强度不高，所投入的精力、物质成本远不及种植业；其二，林地、草地碳吸收能力通常保持在平稳状态，而种植业碳吸收能力由于易受产业内部结构调整、农户行为方式变化影响，存在一定潜力和提升空间，对其展开研究则更具有现实意义；其三，对于林地、草地的吸碳能力，学界目前争议较大，未形成较为统一的标准，依据不同学派的研究结论所测算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1.1 农业生产碳排量测算方法

在参考宋德勇等学者碳排放方程建立方法的基础上，构建农业碳排放公式如下：

（1）式中，E为农业生产碳排放总量，Ei为各类碳源碳排放量，Ti为各碳排放源的量，δi为各碳排放源的碳排放系数。在此基础上，依据农业碳排放源头特征，从四个方面（即农用物资、土壤、稻田、牲畜养殖）确定具体碳源因子及其所对应的碳排放系数。需要说明的是，为了方便分析，对碳排放量进行加总时，将CH4、N2O统一置换成标准C，依据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可知，1 t CH4、N2O所引发的温室效应分别相当于25 t CO2（约合6.818 2 t C）、298 t CO2（181.272 7 t C）所产生的温室效应。

1.1.1 农用物资碳排放

结合以往研究成果并咨询相关专家，认为农用物资碳排放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柴油直接或间接引发的碳排放，其碳排放系数依次为0.895 6 kg C/kg、4.934 1 kg C/kg、5.18 kg C/kg和0.592 7 kg C/kg；二是农业灌溉活动耗费电能所引起的碳排放，其碳排放系数取266.48kg C/hm2。

1.1.2 土壤N2O排放

在农作物种植过程中，对土壤表层的破坏易导致大量温室气体流失到大气中，其中又以N2O最为突出。相比其他温室气体，N2O具有增温潜势大、滞留大气时间长、破坏臭氧层等特点，其负面作用更为明显。目前，国内学者通过大量实验，测算了我国主要农作物品种土壤N2O排放系数。其中，水稻、春小麦、冬小麦、大豆、玉米、蔬菜以及其他旱地作物每公顷播种面积的N2O的排放量分别为0.24 kg、0.40 kg、2.05 kg、0.77 kg、2.532 kg、4.21 kg和0.95 kg。

1.1.3 稻田CH4排放

本研究将参照闵继胜等所测算的各地区水稻田CH4排放系数，该排放系数是按照相关模型输入天气、土壤、水文特征等有关参数，分别测算出了各个省（市、区）早稻、晚稻以及中季稻的CH4排放系数。具体结果详见表1。

1.1.4 牲畜养殖碳排放

牲畜养殖尤其是反刍动物养殖是CH4、N2O产生的又一重要源头，主要包括肠道发酵所引起的CH4排放以及粪便管理系统中所引发的的CH4与N2O的排放。具体到我国，牛、马、驴、骡、骆驼、猪、羊是导致甲烷产生的主要牲畜品种，各自碳排系数见表2。

1.2 农业碳吸收测算方法

农业碳吸收只考虑主要农作物生长全生命周期中的碳吸收。所谓农作物碳吸收，是指作物光合作用形成的净初级生产量，即生物产量，计算式表示如下：

式（2）中，C为农作物碳吸收总量；Ci为某种农作物的碳吸收量；k为农作物种类数；c为作物通过光合作用合成单位有机质所需吸收的碳；Yi为作物的经济产量；r为作物经济产品的含水量；HIi为作物经济系数。各类农作物的碳吸收率与经济系数参照王修兰和韩召迎的相关文献，详见表3。[HJ]

1.3 农业碳排放公平性评价模型的构建

本文结合农业碳排放特征，将31个省、市、区（由于数据缺失，港澳台三地不在研究考虑之列）作为评价单元，定义洛伦兹曲线为不同单元农业碳排放曲线，即农业碳排放实际分配曲线；然后，连接45°对角线，将其定义为农业碳排放的绝对公平曲线，据此构建省级区域农业碳排放公平性评价模型如图1所示。

图1中，设农业碳排放绝对公平分配曲线与农业碳排放实际分配曲线之间的面积为A，农业碳排放实际分配曲线与OX轴之间的面积为B，那么农业碳排放基尼系数=A/（A+B），将依据不同的参考因子探究农业碳排放分配的公平程度。A面积越小，基尼系数越小，农业碳排放分配则越公平；反之基尼系数越大，农业碳排放分配则越发不公平。根据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0.2-0.3、0.3-0.4、0.4-0.5、0.5以上分别表示分配“高度（或绝

对）平均”、“相对平均”、“比较合理”、“差距偏大”和“高度不平均”，且通常将0.4作为分配差距的“警戒线”。本研究也将依据这一国际标准，并采用梯形法对其进行求解：

式（3）中，Xi为参考因子的累计百分比，Yi为农业碳排放的累计百分比。当i=1时，Xi-1和Yi-1均视为0。在本文中，农业碳吸收量和农业总产值将分别作为参考因子，以此探讨我国农业碳排放区域分配的公平与否。

1.3.1 农业碳排放生态压力模型

农业碳排放生态压力模型是将农业碳吸收量作为参考因子，其中纵轴OY表示31个省（市、区）农业碳排放量占全国总量的累计百分比，横轴OX则表示31个省（市、区）农业碳吸收量占全国的累计百分比。其构建意义在于各行政单位一定比例的农业碳排放需对应相应比例的农业碳吸收，假如某一区域农业碳排放所占全国比重大于其碳吸收所占比重，该地区则损害了其他省（市、区）的利益，让其他地区承担了过量碳排放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反之，则表明该地区有较高的生态容量，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其他地区的农业碳排放量，为降低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作出了贡献。为了更为形象地展现各省（市、区）农业碳生态容量贡献的公平性，构建农业碳排放生态承载系数（ESC）如下：

式（4）中，CAi为各省（市、区）农业碳吸收量，CA为全国农业碳吸收总量；Ci为各省（市、区）农业碳排放量，C为全国农业碳排放总量。若ESC>1，表明该地区农业碳吸收所占全国比重大于其碳排放，具有较高的农业碳生态容量，能为其他地区带来正外部性效应；反之，则说明该地区具有较低的碳生态容量，其引发的农业碳排放需其他地区分担，从而损害了其他区域的利益。

1.3.2 农业碳排放经济效率模型

农业碳排放经济效率模型是将农业总产值作为参考因子，其中纵轴OY表示31个省（市、区）农业碳排放量占全国总量的累计百分比，横轴OX则表示31个省（市、区）农业生产总值占全国的累计百分比。其构建意义在于各行政单位一定比例的农业碳排放需对应相应比例的农业生产总值，假如某一区域农业碳排放所占全国比重大于其农业生产总值所占比重，则说明该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属于高耗低效率类型；反之，则表明该地区农业经济属于低耗高效率类型。为了更为形象地展现各省（市、区）农业碳排放对农业经济贡献的公平性，构建农业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ESC）如下：

式（5）中，Gi为各省（市、区）农业生产总值，G为全国农业生产总值；Ci为各省（市、区）农业碳排放量，C为全国农业碳排放总量。若ESC>1，表明该地区农业经济贡献率大于农业碳排放贡献率，农业生产效率较高；反之，若ESC

1.4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中的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柴油数据均出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以2010年我国实际使用量为准；农业灌溉面积以2010我国实际灌溉面积为准，水稻、小麦、玉米等各类农作物产量以2010年实际产量为准，农业灌溉面积与农作物产量数据也均出自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11》；各类农作物播种面积数据出自《2010中国农业统计资料》，以2010年实际播种面积为准；农业总产值数据出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由于不存在年际间的纵向对比，故无需考虑通货膨胀影响，只需以2010年实际农业总产值为准；黄牛、水牛、奶牛、马、驴、骡、骆驼、猪、山羊、绵羊等牲畜原始数据出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实际采用数据基于牲畜出栏率以及各年年末存栏情况进行了适当修正。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农业碳排放量、碳吸收量区域比较分析

基于前文所给公式，测算我国31个省（市、区）2010年农业生产碳排放量及碳吸收量如图2所示。测算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农业生产碳排放总量为29 116.91万t，其中，河南、湖南、四川、山东、江苏、湖北、安徽、江西、河北与广西依次排在前10位；北京、天津、上海、宁夏、海南、青海、山西、、重庆、陕西则分列倒数1-10位；处于第一位的河南农业碳排放总量高达2 190.38万t，倒数第一的北京仅为65.86万t，两地相差32.26倍。可见不同地区农业生产碳排放总量差异较大。从区域分布来看，传统农业大省尤其粮食主产省区是我国农业生产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地，13个粮食主产省区中有9个碳排放量居于全国前10。至于农业生产碳吸收量，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河南、山东、黑龙江、广西、河北、江苏、安徽、四川、湖南和吉林；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青海、上海、北京、天津、海南、宁夏、福建、浙江和重庆；位居榜首的河南2010年农业碳吸收量高达6 843.98万t，而排在倒数第一的仅为106.14万t，二地相差63.48倍。总体而言，碳汇量居于前列的地区仍以粮食主产省份和经济作物种植较为发达的省份为主。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本研究仅将主要农作物种植品种作为碳汇源，而未考虑林地和草地。

2.2 农业碳排放公平性区域差异比较

2.2.1 农业碳排放生态承载系数及经济贡献系数比较

依据前文所构建的农业碳排放生态压力模型以及经济效率模型，并结合31个省（市、区）的农业碳排放量、碳吸收量以及农业生产总值，分别计算其农业碳排放生态承载系数与农业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排序。结果如表4所示。

通过表4不难发现，吉林农业碳排放生态承载系数值居于全国第一位，该省对我国农业碳吸收总量的贡献率是其农业碳排放贡献率的1.742倍，表明其具有较高的生态容量，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其他地区的农业碳排放；黑龙江（1.734）以微弱劣势紧随其后；排在3至10位的依次是广西（1.555）、山东（1.462）、山西（1.395）、河南（1.368）、河北（1.308）、新疆（1.276）、辽宁（1.102）和陕西（1.080）。农业碳排放生态承载力最差的地区是，系数值仅为0.112，碳排放所占全国比重相当于其碳吸收所占全国比重的近9倍，可见生态容量较低，损害了其他地区利益；排在倒数2-10位的地区依次是青海（0.182）、福建（0.452）、浙江（0.515）、上海（0.591）、海南（0.600）、江西（0.608）、湖南（0.658）、贵州（0.675）和广东（0.692）。

北京农业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值最高，达2.093，表明该地对我国农业总产值的贡献率是其农业碳排放贡献率的2.093倍，农业产出效率较高；辽宁（1.669）、山东（1.632）分列二、三位，两地经济贡献系数值较为接近，但与北京相比差距较为明显；排在4-10位的地区依次是福建（1.545）、天津（1.442）、河北（1.376）、海南（1.356）、广东（1.341）、陕西（1.279）和浙江（1.226）。农业碳排放经济贡献率最低的地区依旧是，系数值仅为0.103，该地对我国农业碳排放的贡献程度相当于其对全国农业总产值贡献程度的近10倍，农业产出水平较低；排在倒数2-10位的地区依次是青海（0.250）、贵州（0.583）、江西（0.593）、内蒙古（0.647）、甘肃（0.684）、云南（0.701）、宁夏（0.766）、湖南（0.809）、安徽（0.815）和重庆（0.863）。

2.2.2 我国农业碳排放基尼系数计算

以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评价单元，分别测算2010年我国农业碳排放生态压力模型和经济效率模型的基尼系数。测算结果显示：①农业碳排放生态压力模型的基尼系数为0.215 2，处于“相对平均”状态。从生态角度来看，各区域农业碳排放与农业碳吸收总体相协调并保持“相对平均”状态，其中，生态承载系数（ESC）大于1的12个省份农业碳排放量占全国43.36%，但贡献了59.40%的碳吸收量；而生态承载系数（ESC）小于1的19个省份仅贡献了40.60%的农业碳吸收量，却产生了56.64%的农业碳排放量。②农业碳排放经济效率模型的基尼系数为0.182 8，处于“高度平均”状态。从经济角度来看，2010年我国各省级区域的农业碳排放与区域经济发展相互协调度较高，公平性较为明显。其中，经济效率系数（ECC）值超过1的15个省份农业碳排放量占全国42.46%，但贡献了55.76%的农业总产值；而生态系数（ECC）值小于1的16个省份贡献了我国44.24%的农业总产值，却产生了57.54%的碳排放。总体而言，无论“碳吸收-碳排放”分配，还是“经济水平-碳排放”分配，我国均处于较为平均的理想状态，远离“0.4”的分配差距警戒线。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诸如青海、的一些特殊地区，相比其他省份，这些地区属于典型的高碳排地区，碳排放所占全国的比重是其碳吸收、农业总产值贡献率的多倍，但由于其在全国层面所占份额太小，这种严重不公平性无法通过基尼系数显现出来。

2.3 我国农业碳排放公平性矩阵聚类分析

基于生态承载系数、经济贡献系数的数值差异，可以将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划分为四类：“高-高”型，即ESC>1且ECC>1；“高-低”型，即ESC>1且ECC

黑龙江、安徽、广西、新疆等2省2区属于“高-低”型地区。四省（区）均具有较强的生态容量，对全国碳吸收总量的贡献率均超过农业碳排放的贡献率，但成因有所区别：黑龙江、新疆二地人少地多，以粗放型农业生产为主，加之水稻种植规模较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碳排放强度；安徽得益于其较为均衡的产业结构类型，生态容量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则在于经济作物种植比重较高，例如其甘蔗产量占全国甘蔗总产量的63.41%（2010年），相比粮食作物尤其是水稻，甘蔗等经济作物品种具有高吸碳低排碳的显著特征。至于经济贡献系数，四地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黑、新二地由于农业生产方式较为粗放、且以生产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粮食作物为主，导致其经济效益受到一定影响；皖、桂二地主要受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现代化水平等多方面条件制约，农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

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5省2市属于“低-高”型地区。这些地区生态容量较低主要由两

方面原因引起：其一，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为了提高产出单位面积农地承载的农用物资投入量较大，由此导致了大量碳排放，这以京、沪二市最为典型；其二，部分地区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相比小麦、玉米，水稻吸碳能力虽略胜一筹，但远不能弥补其所引发的多余碳排放。与此同时，农业产业化程度普遍较高，经济效益普遍较好，因此各个地区对全国农业经济的贡献率均高于其对农业碳排放的贡献率。

内蒙古、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等8省1市3区属于“低-低”型地区。一方面，生态容量普遍偏低，根据成因差异，可将13个地区划分三类：第一类是种植业弱势型，以内蒙古、、青海、宁夏为代表，这些地区畜牧业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引发了大量碳排放，但同时由于种植业规模较少，农业碳吸收能力相对有限，由此导致生态承载系数数值偏低；第二类是水稻制约型，以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为代表，相比其他粮食作物，水稻净吸碳能力明显偏弱，而这些地区水稻种植规模普遍较大，制约了本地生态容量的扩展；第三类是生态环境脆弱型，包括贵州、云南、甘肃三地，这些地区由于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土地生产能力较差，农业生产依赖大量的农用物资投入，碳排水平总体较高。另一方面，经济贡献系数值也相对较低，部分地区主要受农业产业结构影响，比如赣、鄂、湘等地；部分地区则受自身农业发展水平制约，比如、青海、宁夏等。

3 结论与讨论

3.1 主要研究结论

结合前文研究结果与相关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

（1）吉林农业碳排放生态承载系数值居于全国第一位，高达1.742；黑龙江以微弱劣势紧随其后；排在3至10位的依次是广西、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新疆、辽宁和陕西。农业碳排放生态承载力最差，系数值仅为0.112；排在倒数2-10位的地区依次是青海、福建、浙江、上海、海南、江西、湖南、贵州和广东。北京农业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值最高，达2.093；辽宁、山东以较大劣势分列二、三位；福建、天津、河北、海南、广东、陕西和浙江依次排在4-10位。农业碳排放经济贡献力最差的地区依旧是，系数值仅为0.103；青海、贵州、江西、内蒙古、甘肃、云南、宁夏、湖南、安徽和重庆则排在倒数2至10位。

（2）2010年，我国农业碳排放生态压力模型的基尼系数为0.215 2，处于“相对平均”状态。其中，生态承载系数（ESC）值大于1的12个省份农业碳排放量占全国43.36%，但贡献了59.40%的碳吸收量。农业碳排放经济效率模型的基尼系数为0.182 8，处于“高度平均”状态。其中，农业经济贡献率系数（ECC）值超过1的15个省份农业碳排放量占全国42.46%，但贡献了55.76%的农业总产值。总体而言，二者均处于较为平均的理想状态，远离“0.4”的分配差距警戒线。

（3）基于生态承载系数、经济贡献系数的数值差异，将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域划分为四类：天津、河北、山西、辽宁、吉林、山东、河南、陕西等7省1市属于“高-高”型地区；黑龙江、安徽、广西、新疆等2省2区属于“高-低”型地区，即生态容量较高，但经济贡献系数值较低；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5省2市属于“低-高”型地区，生态容量较低，但农业经济贡献系数值较高；内蒙古、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等8省1市3区属于“低-低”型地区。

3.2 讨论与启示

本研究通过构建农业碳排放公平性评价模型，并引入基尼系数，从生态承载力、经济贡献力两方面考察了各省级行政区域农业碳排放的公平性与差异性，为国家制定差异化的区域农业碳排放政策及碳减排指标提供了重要依据。相比以往研究，本文在以下三方面得到了深化：①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在考虑农业碳排放的同时，还引入了农业碳吸收、农业总产值二变量，进而赋予了研究更为丰富的内涵，即兼顾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②在进行区域比较时，不再局限于绝对数量的比较，而是通过比较相对数值（比如所占比重）来体现区域公平性与否，增强了说服力。③针对当前少有学者研究国内农业碳排放公平性问题这一现实，本文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就其省级行政区域农业碳排放的公平性与差异性展开研究，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视野并丰富了研究成果。

研究结论揭示了当前我国省级区域农业碳排放仍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甚至极端现象（比如），这要求在相关政策的制定上应避免“一刀切”而体现出差异化。具体可从三方面着手：①通过碳排放权交易保障区域农业碳排放的公平性。国家可在控制农业碳排放总量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分配准则将碳排放限额下发至各省级行政区，初始分配准则可以有两种：一是农业总产值所占全国比重，二是农业碳汇所占全国比重，至于采用何种方案将视具体情况而定。初始分配后，可通过市场交易手段对农业碳排放权进行重新优化配置，超出排放限额的地区需向未达到排放限额的地区支付“碳排放权”费用。②产业结构优化与农用物资高效利用协同推进。对于以粗放型农业为主或农业水平较为落后的地区，应着力提高其农用物资利用效率，可采用农业技术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方式，比如使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改进饲料配方、改造中低产田等。对于以集约型农业为主或农业水平较高的地区，应不失时机地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向林业、渔业等低碳排放行业倾斜。不过，两类方案的实施并非一成不变，必要时可协同运用。③加大低碳农业投入与立法建设。一方面，政府应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对于生态承载能力较差或者呈现“双低型”特征的地区，以财政补贴为主，包括良种补贴、节能机械普及推广补贴等；对于其他情形稍好的地区则以财政奖励为主，肯定其在农业低碳生产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使其积极性不受影响。另一方面强化立法与制度建设，中央政府建立健全农业资源利用与节能减排的法律体系，地方政府结合当地实际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保障低碳农业的全面推进，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当然，限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笔者自身水平的不足，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如农业碳排放/碳吸收指标体系构建虽力求全面但仍需进一步细化；未能运用经济学方法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农业碳减排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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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范文

一、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及阶段性探索

农业经济的发展情况主要体现在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以及作为农业补充的渔猎等方面，而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农业生产工具因属于手工业部门，故此不在再赘述。

粟和黍是中国黄河流域原始旱作农业的代表性作物，但关于这两种农作物的起源以及发展的研究却十分缺乏。据统计，中国史前出土粟和黍的地点已有50多处，单发现炭化粟粒、粟壳及粟的谷灰就有40多处，这些地点又以黄河流域占大多数(2)。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看，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等都有粟及黍的发现(3)。就黄河流域而言，这些粟及黍的发现多见于陕西地区，如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福临堡、元君庙、扶风案板等，而本文研究区域的河南和晋南地区发现较少。

仰韶文化时期，三门峡南交口遗址仰韶中期遗存发现有粟粒，同时拣选出数粒炭化的稻米籽实(4)。渑池班村遗址在庙底沟二期文化层的H3037灰坑中发现有大量的粟和黍的炭化籽实(5)。山西垣曲古城东关遗址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遗存ⅠH210中出土有黍的籽粒，其龙山文化早期遗存ⅠH187中出土有粟的籽粒(6)。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寺文化虽未出土明确的粟和黍，但1978――1985年在陶寺遗址采集到的炭化谷物标本，经测定主要是小米，即粟(7)。龙山文化的洛阳王湾遗址和汝州李楼遗址也有粟粒出土(8)。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四期的一件陶鼎出土有约半斤的炭化粟粒(9)。新砦文化时期的新砦遗址浮选出了一批植物籽实，初步观察有水稻、小麦、粟、豆类等(10)。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遗址出土有炭化的粟粒和稻粒，而且在一些陶器上见有麦穗和稻穗的图案，形象逼真(11)。洛阳皂角树遗址发现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农作物果实及种子，种类有粟、黍、大豆、小麦、稻、大麦等，其中以粟的出现率最高，占样品总数的40.4%；黍次之，占25.0%；小麦也占有一定比例，比稻的比例还高(12)。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也发现了该时期的大量炭化粟粒，甚至还发现有炭化了的粟窖藏H417、H525等(13)。另外，大河村遗址出土有粟和高粱等栽培作物的种子，但其时代不祥(14)；在晋南万荣县荆村新石器遗址中也发现有粟和高粱，但是属仰韶文化还是龙山文化，因出土层位不详不得而知(15)。

由以上简述可知，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农作物发现是比较少的，各个时期仅有一到二处遗址，最多也就三到四处遗址发现有农作物。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农作物遗存属植物遗存，不易保存，因而难于遗留下来。二是我们在考古发掘中的重视程度不够，过多的目光关注在陶器、墓葬、建筑等明显的遗迹现象上面。我们相信，随着植物考古学的发展，这方面会有较大的改善和突破。第三，其他相关学科介入较少，如农学、遗传学、动植物学等，致使有关农作物的研究比较薄弱。即使如此，中原地区这一时期还是发现有以上多处重要的农作物遗存，而且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等各时期均有所发现，且无缺环。可见中原地区属传统认为的旱作农业区，同时在这一区域内又发现有多处稻作遗存。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稻遗存目前大概发现有15处（见表一）。就分布而言，水稻在豫西三门峡地区、豫西南地区、豫南驻马店地区、豫中郑洛以及嵩山以南地区等都有发现。晋南地区的陶寺遗址在早期小城内的西区房址周围的灰坑中也浮选出了大米粒(16)。从文化年代上看，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时期等均有所发现，未见有缺环。就品种而言，除不明品种的以外多是粳稻，已是比较成熟的栽培稻。

随着种植农业的全面发展，作为农业经济重要补充和组成部分的家畜饲养业也得到了发展。据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原地区这一时期的家养动物主要有猪、狗、羊、牛、鸡等家畜和家禽。总体而言，有关考古资料还是比较匮乏的，而且动物考古学的研究也仅是起步阶段，所以，我们择取几个典型的遗址给予分析统计，以窥一斑。

灵宝西坡遗址的发掘中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动物骨骼(17)，从仰韶文化中期的H110、H114和H20出土情况看，主要的家畜仅见有猪和狗，以猪的数量最多。手选的方法三个灰坑收集到的猪的数量分别占各自动物总数的88.2%、80.6%、96.7%，H114中狗占动物总量的1.7%，H110、H20手选未见狗骨骼。用6毫米筛子选的方法收集的猪数量也占动物总数量的70%以上，狗所占比例仍很小。可见，以猪为主的家畜活动占据主要地位。

淅川下王岗遗址文化层中也发现一定量的动物骨骼，据统计，家畜有猪、狗、水牛。以猪的数量最多，其中仰韶文化时期发现22个个体，屈家岭文化为5个个体，龙山文化15个个体(18)。家畜活动占据主要地位。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中，猪等家养动物数量较多(19)，家畜是出土动物骨骼的主体。

另外，渑池班村遗址(20)、垣曲古城东关遗址(21)、洛阳皂角树遗址(22)等都发现有一些动物骨骼（表二）。由列表的最小个体统计看，第一，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主要家畜有猪、狗、鸡、牛或黄牛。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文化层中发现的马，不应是人工饲养的马(23)。第二，三个遗址中，班村遗址家畜在动物总数中从裴李岗到庙底沟二期文化都是占大多数，尤其仰韶文化以后，占绝大多数，为80%以上。古城东关遗址家畜，在仰韶文化晚期数量不到动物总数的一半；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家畜与野生动物基本平分秋色；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期至龙山文化晚期，家畜基本上是占大多数。皂角树遗址属二里头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家畜也占遗址动物总数的大多数。第三，上述所有遗址及遗址中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间段的任何一个时期内家猪的数量都是最多的，比其他任何一种家畜、家禽、野生动物所占的比例都大。

家猪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甚至早期国家时期家畜的主流，是当时居民的主要肉食来源。史前大量用猪等家畜随葬或埋葬以表明个人财富或用以祭祀(24)，这同时又说明了当时家畜饲养业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家畜饲养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肉食来源，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减少了对狩猎、捕捞经济的依赖，这对促进原始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农业产生以后，渔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类型应是仅次于农业生产的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为人们提供食物尤其肉食来源的重要方式之一。随着农业的发展，渔猎行为或许会减少，这极可能与野生动物资源的减少有关。也有学者认为农业的发展未能代替渔猎经济的发展，相反地，促进了渔猎经济的更加繁荣(25)。无论如何，渔猎经济对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考古资料中，有关渔猎经济的材料是有限的。笔者以为，渔猎经济的发展状况主要是通过渔猎工具和所获野生动物骨骼两方面得以体现。

仰韶文化时期渔猎工具已经种类众多且制作比较先进。西坡遗址发现的渔猎工具有石球、骨镞、陶网坠等(26)，庙底沟遗址除以上种类外还有石镞(27)。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出土有仰韶文化至龙山文化各个时期的渔猎工具，仰韶文化时期（即东关三、四期）的种类见有陶弹丸、石镞、石弹丸、石球、骨镞、角镞等；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除仰韶文化时期的种类以外，还见有陶及石球、石网坠、石矛头、蚌镞、骨鱼钩等，各种质地的镞的型式多样，镞身与铤界限明显，且多三棱形锋，制作方法更先进。另外，种类也有所增加(28)。龙山文化时期的王湾遗址共发现51件与渔猎有关的工具，包括石镞、骨镞、蚌镞、石矛、石弹丸、石网坠等(29)。同类文化的王城岗遗址镞类多三棱形且起脊，还见有燕尾形镞(30)，同夏商周时期的青铜镞形态相近。而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确实发现了不少铜镞，双翼形，两面有脊(31)。二里头文化时期，渔猎工具在种类和技术上都有所进步。种类上除史前常见的工具外，还发现骨鱼镖（鱼叉），鱼钩大量出现，有蚌鱼钩、铜鱼钩等；技术上，镞类质地与形式多种多样，可能是兵器，也可用于狩猎，铜质渔猎工具常见(32)。

这一时间段内中原地区各遗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可能都是渔猎所得。由表二看，捕获的野生动物种类有梅花鹿、小型鹿科动物、兔、鱼类、鸟类、大型食肉兽、马鹿、马、鳖、猪獾等。个别遗址如古城东关在仰韶文化晚期渔猎所得的野生动物数量还超过了家养动物的数量，可见渔猎经济在史前经济中也占相当的比重。

另外，遗址出土器物上所绘或刻划的鱼类及动物类图案，是渔猎经济间接的体现。

以上是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农业经济以及渔猎经济发现及发展的状况。深入分析这些材料发现，它们的发展历程至少可以分成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个阶段，各阶段表现出各自一定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恰恰最好的体现了农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

仰韶文化时期，一是种植业已是粟、黍、稻等多品种农作物种植结构，二是开始普遍种植稻谷。水稻在豫西三门峡地区、豫西南地区、豫南驻马店地区、豫中郑洛以及嵩山以南地区、晋南地区等都有种植，几乎遍布整个黄泛区，黄河以北一些地区也种植水稻。需要提及的是，传统认为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贾湖遗址已是稻作农业经济。最近的研究表明稻谷在贾湖人的植物类食物资源中并未占主导地位，家畜饲养业也不发达，其经济主体是采集渔猎，而农业只是辅的生产活动(33)。有鉴于此，仰韶文化时期应该开始普遍种植稻谷，农业开始全面发展。家畜饲养，在仰韶文化时期已基本上取代渔猎成为居民肉食的主要来源，但个别遗址渔猎经济这一时期还占有较大比重。

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兴盛期。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专门的大型窖穴仓储区。陶寺早期城址外东南、中期城址内的东部有一片相对独立的窖穴区，面积近1000平方米，周边是宽20米的空白隔离带。该范围内窖穴密集，多数窖穴带有螺旋形坡道可下至坑底，坑底支垫木板防潮。大窖穴容积约400立方米，小窖穴也约100立方米(34)。其农业经济发达程度可见一斑。龙山文化末期的新砦文化发现有小麦遗存，只是初步观察，还未得到鉴定，若然则意义重大。小麦是高产作物，大规模种植将极大地提高北方地区的土地载能，所以有学者认为小麦代替小米成为主要粮食作物是一场农业革命(35)。当然，目前这一时期小麦只是零星发现。在山东聊城校场铺遗址龙山文化堆积层中也发现了小麦遗存(36)。家畜饲养方面，据上文的分析可见，家畜数量占遗址发现动物总数的绝大多数，明显的是这一时期居民肉食的最主要来源。在渔猎工具上，东下冯遗址已出现了可能用于渔猎的铜镞。另外，古代食谱碳13测定结果表明，龙山文化时期陶寺人的食物结构中有70%为C4植物(37)，即粟、黍类食物的比例较仰韶文化时期的50%又有了显著的增加(38)。

二里头文化时期，一是中原地区粟、黍、稻、麦、大豆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逐步建立，文献中提到的“五谷”已普遍种植。二是小麦传入后得到一定发展。发现小麦的地点增多，二里头遗址和皂角树都发现有小麦，除此之外，有学者提及在5个属于夏商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炭化小麦遗存(39)。可见，小麦的发现已非一两个地点。而且，在皂角树遗址中小麦的样品出现数比水稻还多，已占到了农作物的一定比例。粟和黍属较低产量的农作物，从发展的角度看，其主导地位迟早要被其它传入或引进的高产谷物品种所取代。二里头文化时期粟和黍的主导地位或许已开始受到小麦的冲击。

二、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动因探索

人类的生活方式总是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人文生态系统中，人类、自然环境和生物环境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因此，讨论一个地区的某一时历史阶段的农业经济发展及特点时，就必须重视人类和自然环境的考察。具体而言，人类本身数量即人口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主要是文化经济形态的互动交流）、自然环境变化等三方面是属于生物环境的农业发展的内在动因和背景。

1.环境气候背景

我国距今8500-3000年之间进入了全新世大暖期40)，当然中原地区也进入了全新世大暖期，北亚热带界限向北推移明显，气温较现今高约0.5～3℃，年平均降水量较今高出约100-200毫米。处于高温暖湿环境下的中原地区，既有类似今天长江流域的暖湿气候，又有适于原始农耕的北方黄土母质形成的棕褐色沃土(41)。仰韶文化时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时间段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中晚期，是其“气候最适宜期”，气温波动不大，只是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有一次大的降温事件(42)。

仰韶文化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季风较强，雨量充沛，植被茂盛。北亚热带长绿阔叶混交林北界北移2～3个纬度，西安-郑州一线以南属于亚热带环境。郑州大河村遗址由其发现的植物孢粉和动物骨骼等遗存看(43)，其仰韶文化时期气候温暖湿润，植被属于森林-草原植被，并有一定的水域和湿地。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时期的动物种类有24种，其中喜暖的动物就有猕猴、大熊猫、亚洲象、水牛、豪猪、孔雀、苏门犀等7种，占29.17%，其余为长江南北均可见到的适应较强的动物，占70.83。这是喜暖动物所占比例最多的时代，未见一种喜寒动物(44)，说明下王岗在仰韶文化时期是最温暖的时期，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宜古生物和古人的生活、生产和繁衍生息。南交口遗址在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其气候、水文条件较今天温暖、湿润，湖沼水域分布广泛，自然环境优越(45)。当然，仰韶文化期间环境气候是有所波动的，中原地区虽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对此变化不大敏感(46)，但也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次明显的波动降温大致出现在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之间，而二者之间出现的过渡性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其文化遗存和文化内涵都不繁荣，无法与此前的仰韶文化或此后的龙山文化相比，尤其这一时期的聚落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不发达，聚落的这一情况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受到了冲击。但总体而言，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环境条件是非常优越的，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草原型的植被，充足的降雨，明显地推动了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上文论及农业经济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恰是说明了这一点。另外，这一时期的气候、水文条件使中原地区存在较广阔的水域，在低浅水域、湖泊附近完全可以种植水稻，这也是这一时期发现有许多稻作遗存的原因，以致有学者称该区域基本属粟稻混作区(47)。

龙山文化时期，气温较仰韶文化时期有所下降，但这种下降并不剧烈，整体而言，气候仍比现在湿热。豫西南淅川下王岗遗址，至龙山文化时期，喜暖动物种类又增到9种，水鹿和轴鹿为新增种类(48)，气温似乎经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波动变冷后有所回暖。总之，当时淅川一带的气候还是比较温暖湿润的，环境是比较适宜的。豫南驻马店杨庄遗址的孢粉和植硅石分析结果表明，龙山时期该区域的先民生活的气候环境虽有小的波动，但以温暖湿润为主(49)。据陶寺遗址未受外界干扰的N0.2孢粉组合推测，当时的植被应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气候温暖偏湿，为先民的生活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同时，遗址中发现有今天分布于长江流域的扬子鳄骨板、竹鼠(50)，它们若不是被远距离搬运，那么说明当时陶寺有着较广的水域和温暖湿润的气候。这一时期适宜的环境气候条件必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使之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兴盛期。另外，相比较而言，中原地区靠近江汉流域的地带，即豫南和豫西南地区因比较湿润，水量较多，适合水稻的种植，所以这一区域水稻发现数量较多，杨庄龙山文化层中大量水稻植硅石的存在表明水稻种植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而豫西、豫中，尤其晋南虽一定的水域内可种植水稻，但还是比较少见的，是否成规模种植更有待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龙山文化末期或至二里头文化之初，即距今4000年前后出现了明显的气候异常现象。众多的古环境材料及研究结果、考古发现和先秦时期的古文献及青铜器铭文都表明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的一段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有一段气候异常时期(51)。其集中表现为气温的降低和大规模的洪水，这种环境灾难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是很明显的。黄河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洪水严重危害了当时居民的生活，农田被毁，农作物难以收成。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系统发展中出现的明显的“退步”或“断层”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52)。相比较而言，中原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遭受这次气候异常影响和破坏的程度轻一些，加之粟和黍等旱地作物对气温、降雨量等要求不像水稻那样苛求，抵抗低温、干旱和洪涝等自然灾害的能力比水稻强。另外，前文已述这一区域农作物品种较多，农作物的多样化可能也是该地区抵御灾害能力强于其他地区的原因之一。

二里头文化时期，大环境背景上，处在我国全新世大暖期后期气候趋于凉干的阶段，二里头遗址的孢粉分析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53)。虽有着凉干的大趋势和期间气温的波动，然而较今还是比较温暖湿润的。皂角树植物硅酸体等古环境资料的分析表明，龙山文化末至二里头文化初的环境恶化事件之后，气温有所回暖，环境好转。年降水和平均气温曲线均上升，年降水可近1000毫米，比现今多出约200毫米；年均气温可达到约16℃，比现今高约1～2℃。遗址出土野生动物信息又证明皂角树遗址有一定范围的水域(54)。这一较好的环境，使皂角树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人们，依托洛阳盆地伊、洛两岸二级阶地沃野，创造了粟、黍、小麦、稻与大豆多农作物品种“五谷”兼收的农业经济。

由上所述，自然生态环境及环境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原始农业经济的生产，适宜的自然环境条件是推动原始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人口压力的动因

人口的增加无疑会推动定居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人口数量增加超过某一小区域内的最适人口时，人口与资源之间发生矛盾，人口压力产生。人口压力又造成这一小区域内农业系统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有两种解决方式。一是向外移民或对外战争，以此减少原来地区的人口压力。二是内部调整、协同和整合。前者，对外战争可以直接掠夺农业等生活资源。向外移民到新的农业区，这些新分离的人口可以投入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同时享受新农业区更多的渔猎资源及自然资源以补充生活资料。而且这些携带的农作物引种到新农业区后，往往得到比原产地更好的发展，单位产量会有所增加(55)。同时，人们也可以因地制宜地在生产实践中利用原有的驯化经验驯化出新的农作物品种或直接引进其他品种。可见，通过此类方式，不但明显地扩展了原农业经济，还在某种程度上改进了农业技术。后者，主要是加强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能，或提高原来社会集团内部的农业生产效率，或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并加强劳动者协作生产，使劳动集约化。有学者认为这种集体协作生产正是中原地区优于其他地区的特点，是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形成的内在重要原因之一(56)。总之，人口的增加及其带来的人口压力，导致农业在更广阔的空间扩展，这无疑整体上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

据有学者统计，仰韶文化中期河南省人口规模在942000人左右，平均人口密度为5.71人/平方公里。人口规模较前期有了明显的扩大，但人口规模还没有达到资源可容纳程度的极限，在许多地区仍有大片适合人类居住的空白地区(57)。从聚落形态的分析看，河南仰韶文化中期聚落主要分布于临河黄土台塬和河流两岸的阶地上，较前期聚落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是很明显的。聚落是人口的聚居地，所以聚落形态的变化最能直接反映人口的状况。这一时期新聚落的增加反映的应正是由原聚落新分离出的人口移民到新的农业区的情形。仰韶文化晚期，河南人口规模大约1073000人左右，平均人口密度为6.5人/平方公里(58)。重要的不是数据本身，而是它所反映的趋势。可见，较仰韶文化中期人口规模又有显著的增加。从聚落分布的情况看，聚落向平原区和河谷低阶地进一步扩展，相对于原聚落而言，同样有向外扩展移民的情况。至龙山文化时期，河南省人口规模和平均人口密度都在增加，尤其晚期阶段，平均人口密度为12.69人/平方公里(59)。据艾伦估计，用石锄手耕旱地作物的农业经济，每公顷的产量在550公斤左右，其土地载能大约能供养12人/平方公里(60)。若以此为准，说明在龙山文化晚期，河南区域内人口的压力已普遍存在。而这一时期基本上也正是中原地区聚落数量最多、聚落规模最大的时期，同时也是原始农业经济的兴盛期。龙山文化时期，在仰韶文化时期人迹罕至的豫东地区，聚落大为增加，是王湾三期文化扩张的结果(61)。当然，其背后应是王湾三期文化人口外移至豫东地区开发新农业区的结果。总之，人口压力在小区域内（如一个聚落）随着人口的增加随时存在。而大区域的人口压力产生会需要一个过程，河南省整个区域内人口压力的普遍产生可能是到了龙山文化中晚期。

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多，耕地大量开垦，森林及草原遭到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缩小，导致人们狩猎资源的逐渐减少。这就促使当时人们强化家畜饲养活动，以弥补依靠狩猎活动不能满足的肉食来源。同时，更多的人口不得不从狩猎活动中脱离，转而投入到农作物种植业。可见，这种情形也促进了农业的生产和发展。渑池班村遗址裴李岗文化层出土的鹿科动物尚占全部动物总数的40%左右，而到了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文化层出土的鹿科动物数量极少，连总数的10%都不到(62)。从考古遗存上看，又表现为渔猎工具的逐渐减少而农耕工具的逐渐增多。郑州大河村遗址和垣曲古城东关遗址文化堆积丰厚，都包含有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对各个时期渔猎工具和农耕工具的考察最能反映文化历程中二者的变化。笔者以生产工具中最普通也是数量最多的石器为对象作一分析。

由表三可见，大河村遗址从仰韶文化中期到龙山文化晚期，石器中农耕工具的所占比例趋势是基本上逐渐增多，而渔猎工具却逐渐减少。同样的趋势也存在于古城东关遗址（表四）。当然，两个典型遗址不能代表全部，但它们代表的这种趋势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注：表中数字部分，分子表示该期遗址发现石器总数，分母表示该期石器中农耕工具数量或渔猎工具数量。仰韶中期指仰韶文化中期，同样龙山早期指龙山文化早期，庙二早期指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其它依此，不在赘注。

综上所述，人口增加及人口压力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发展中的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的采用以及任何一种发展趋势原因的解释，都是古代人类生存能力逐步提高的表现。

3．经济文化的互动交流

考古学文化之间存在着互动的交流与融合，这一点已为大家所熟知。而它们间存在的经济交流却少有人论及。实际上，各区域间的交流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文化只是其中之一。或许文化间的交流就包含有经济方面的交流，或许经济领域的交流是以文化为媒介的交流。总之，文化与经济二者间关系密切，所以称之为“经济文化”，而在论述时主要还是经济方面的。无论如何，两个相邻的农耕经济体系除了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发展途径外，相互之间的密切接触和交流应是推动农业经济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

中原地区史前及史初时期的文化经济形态的交流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中原地区内各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间的交流，如豫西与豫中，豫中与豫南，豫西与晋南等。二是整个中原文化区作为以粟为主的旱地农业区和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区之间的交流。前者，因在经济体系上的共性是主要的，在考古遗存中不易操作和把握。后者，二者间属不同的经济体系，在考古遗存中易于辨识和把握，所以，在此笔者主要是论述后者。

稻作遗存在中原地区的普遍发现，是二者农业经济交流的最直接的体现。本属于种植粟和黍的旱地农业区中原地区却多处发现属于长江流域主要农作物的水稻。前文已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稻遗存目前大概发现有15处，基本分布于中原地区内大部分区域和史前及史初的各个文化阶段。据此，有学者甚至提出中原地区黄河以南的黄淮地区属于“粟稻作物混作区”(65)。且不论这种称谓是否恰当，中原地区发现有稻作遗存是无可疑问的，中原地区在不适宜种植旱地作物的一些水域周围及低湿地种植水稻以作为食物来源的重要补充是可以肯定的。不同农业经济文化间的互动交流和影响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其结果是中原地区改变了以种植粟和黍的单一种植结构，形成了粟、黍、稻等多品种农作物种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粟作农业区和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区二者农业经济交流的结果主要是水稻的北播而非粟或黍的南传。其原因笔者以为有三：一是水稻本身的生长习性优势。水稻是一种半水生的热带植物，其产量远远高于粟和黍，同时耐瘠性也很强，对土质的要求也不高。对于长江流域而言没有必要引进产量低的粟和黍，而中原地区凡有水源条件的区域都可以种植水稻，今天亦是如此，这样极大地弥补粟和黍产量不足的问题。二是质量方面的原因。据有学者研究，在人类食用的谷物食物中最缺乏的是8种必要氨基酸中的赖氨酸，而稻米蛋白质中的赖氨酸含量为210mg/g，高达40%，其生物阶高居植物类食品之首。稻作在长江流域广泛栽培后，很快推进黄河流域，与此应有一定关系。史前人当然没有这类现代的科学知识，但是生物阶的客观存在并不因为人们是否得知而必然地发挥着作用，这种作用也会被古代人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出来(66)。三是自然环境条件。前文已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属全新世大暖期的中晚期，是其“气候最适宜期”，温暖湿润的环境条件下，中原地区的许多区域都可种植水稻。长江流域或许因过于温暖和湿润而不适宜种植粟和黍。

总之，农业经济文化间的交流使水稻等农作物及其生产技术传入中原地区，这同样推动了中原地区原始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兴盛。为中原地区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农业与中国文明化进程问题

农业是古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当人类生存因农业及畜牧业的产生得到比较可靠的保证时，人类便开始了其迈向文明的步伐。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文明化的进程。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首先是性别的分工，当农业成为氏族社会主要经济部门时，即农业经济形成时，男子逐渐进入农业生产领域，而妇女则主要从事采集经济和家务劳动。性别的分工，使男子成为了原始农业的主人，控制了社会的主要生产活动和生活来源，其社会地位得到突出和强化，社会由相对平等的母系氏族进入了父系氏族阶段。这一阶段开始时间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中期墓葬中男性多随葬农业生产工具，而女性多随葬粮食加工工具和纺织工具(67)，这种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二大分工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稳定的农业经济生活，要求制造与之相适应的生活用具、农业生产及加工工具等手工业产品，这是一部分人开始从事手工业。仰韶文化中期遗址中发现的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纺织品等说明手工业中已有了制陶业、制玉业、骨器制作业、纺织业等不同种类之分。这样一来，社会就存在种植业、饲养业、手工业以及渔猎活动等多个生产部门。这些生产部门显然以农业为主体，不妨称为农业生产体系。这种多部门的农业生产体系的维护、运作和发展需要组织大量人力的投入，由此必然引起社会组织和结构的改变，社会公共权力逐渐产生并开始分化。由农业经济的发展出现的这种权力虽与军事权和宗教的神权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二者，应是世俗权力中重要的部分。随着农业生产的日益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人们的生活需要和要求亦日益提高，为满足这些需求又促使各经济部门尤其手工业部门不断的扩大化、细化、专门化。由此社会组织和结构也会随之更加复杂化，同时形势上要求对社会组织进行统一的协调和全职的管理阶层，这实际上意味着社会权力分化的同时又更加集中化。当集权大部分强化到一个人身上时，“王权”产生。龙山文化时期，水稻种植在中原地区更加普遍且有一定规模，这既是农业种植品种的增加，又应是农业种植业细化和扩大化的体现。一些遗址小件青铜器的发现，很可能说明当时铜器制造业已经出现(68)，这明显是手工业扩大化的体现。需要提及的是，大约龙山文化时期小麦开始引入中原地区，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否普及据目前材料还难以肯定，但依前文二里头、皂角树等遗址的发现看，这一时期应有一定的种植。小麦的规模种植需要一个完善的灌溉系统，而灌溉系统的建立和维护就产生了对全职管理阶层的需要。另外，小麦的种植意义重大，它提高了北方地区的土地载能，从而使得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的中国北方地区旱作农业区具有了与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南方稻作农业区相匹敌的生产力和经济实力(69)。显然，这将极大地推动了中原文明早期的发展。

原始农业的发展最终促使了阶级和早期国家的出现。原始农业的发展，使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和日益增多，财富刺激了私欲，产生了占有社会财富的行为，出现了私人占有和因占有不均导致的贫富分化。随着贫富差别的进一步扩大，逐渐产生了私有制和阶层分化以至阶级出现。仰韶文化中期，从墓葬材料看，已开始存在明显的随葬品多寡的现象。最近发掘的属于庙底沟文化的灵宝西坡墓地已有了大、中、小墓之分，大墓随葬品多，而小墓基本上随葬品就少，但也有个别例外(70)。在房址上，灵宝西坡、郑州大河村、邓州八里岗等遗址，那些类似殿堂式的房子和长排分间式的房子反映了阶层的分化。到了仰韶文化晚期，城址开始出现，墓葬中随葬品多寡更趋明显。龙山文化时期，墓葬等级分化剧烈，无论墓葬规模，还是随葬品的多少及精致程度，大、中、小墓的差别很明显。陶寺墓地即是典型。城址大量出现，其中陶寺城址已初步具备了都邑的性质，这时的国家形态已初现。以上这些都是在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文明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她并不仅仅表现为社会的进步，也表现为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71)。其中精神文化也是在探讨中所不能忽略的。农业的生产和发展也促进了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原始宗教及与之相关的祭祀的发展和天文历法知识等方面。中原地区的宗教性遗存不如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发达，但该地区此类遗存也是有迹可寻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附近常分布有大大小小的牲畜埋葬坑，应是祭祀地母以祈求农业丰收的祭坑，而对农神的祭祀是祈求祖先神灵对农业生产的总体和各个阶段给与保佑，以达丰收的目的(72)。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两处带有宗教性质的建筑，即Ⅰ号遗迹和Ⅱ号遗迹。有学者认为Ⅰ号遗迹是祭祀太阳的神庙建筑，Ⅱ号遗迹是专祠地母的冢土，目的都是祈求人口、农业的丰收的(73)。天文历法知识是人们在原始农业生产实践中摸索季节变化、物候变化等规律经验总结，其反过来又用于指导农业生产，即所谓的“观象授时”。中原地区有关此类遗存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陶寺遗址陶寺中期的大型建筑ⅡFJT1，发掘者认为就是一处陶寺文化观象台遗迹(74)。

从仰韶文化中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作为一个农业经济区随着农业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其前进历程是有着阶段特点的。这些阶段性特点与中原文明化的进程有着一定的关系。进入仰韶文化中、晚期，中原地区农业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据地区内文化的分化和地理区域上的差异，中原地区内可分出几个不同的次级区域，具体而言指豫西-晋南-关中东部区、郑洛区、豫北冀南区、豫西南地区等小区域。豫西-晋南-关中东部区是豫陕晋三省交汇地，也是黄河、汾河、渭河交汇区域，可称之为中原文化的“金三角”区，这一地区是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文化（类型）和西王村类型的中心区。郑洛区以嵩山为中心，主要是伊、洛河流域、颍河上游流域、汝河流域等区域，该区域是秦王寨类型主要分布区。豫西南区主要是南阳盆地，是下王岗类型分布区。豫北冀南区为后岗一期文化中心分布区。以上各个区域聚落的分布密度和规模差别不显著(75)，农业经济的发展程度与水平差别不明显。故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农业经济是多农业区域并存发展的时期，各区域在相互交流的同时，发展着自己区域内的农业经济和文化，积累着文明的要素。进入龙山时期，其早期中原地区出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但豫北冀南区、郑洛区、豫西南区等区域少见这一时期的聚落，更少见规模较大显示经济发达的聚落。而金三角区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中心区，尤其晋南地区，已发现襄汾陶寺、曲沃方城、东许、垣曲古城东关等多处大型的聚落遗址。故龙山文化早期金三角区的晋南地区形成了一处经济发达的核心区。至龙山文化中晚期，晋南地区继续形成了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一处核心经济区，其区域内超过50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遗址有11处之多(76)。郑洛区无论聚落分布密度还是聚落规模也开始突现于豫西南区、豫北冀南、豫南、豫东等区域，形成了另一个核心经济区。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农业区域开始分化，出现了核心经济区域，也正是这一时期似乎形成了以陶寺遗址和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两处早期国家形态的雏形。至龙山文化末期及二里头文化早期，陶寺文化衰落，其核心经济区地位已不存在。大致与此同时的长江流域经济区也已衰落(77)。而郑洛核心经济区不断扩大，这集中体现在郑洛地区聚落数量和密度的增加上，尤其二里头文化二期时，二里头文化聚落空前扩张，分布区域空前扩大。所以，笔者以为在二里头文化二期之时，本文研究的中原地区整体上是一个大的经济核心区，周围其他经济区如长江流域、海岱地区等都不如中原地区发达。而这一时期也基本上是中原文明作为全国文明中心地位形成的时期。

注释：

(1)本文所言文明化进程是指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的演进过程，就中原地区而言，其时间段基本相当于仰韶文化时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

(2)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第27－43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3)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4)魏兴涛等：《三门峡南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5)孔昭宸等：《渑池班村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第四纪研究》第3期第280页。

(6)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第590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7)高天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农业发展状况初探》，《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

(8)王星光等：《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该文提及这两个遗址有粟粒出土，但未注出处。李楼遗址发现的粟粒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汝州李楼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4年第1期。

(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第99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1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等：《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高江涛：《新砦遗址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中原文物》2005年第4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07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1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第106-113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第100、106-107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14)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第671页和679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15)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第55-61页。

(16)何驽等：《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1版。

(17)马萧林、魏兴涛：《灵宝西坡遗址动物骨骼的收集与整理》，《华夏考古》2004年第3期。

(1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第429-438页附录四，文物出版社，1989年。

(19)周本雄：《河南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遗址的动物遗骸》，《考古学集刊》第3期，1983年。

(20)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第1期，第5页及附表。

(21)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第583-586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2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第115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23)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第586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24)王吉怀：《试析史前遗存中的家畜埋葬》，《华夏考古》1996年第1期。

(25)王吉怀：《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渔猎经济的考察》，《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2001年春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2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第54-63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28)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29)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王湾》第76-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第50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第78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08-109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33)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

(34)何驽：《陶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3日第7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35)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

(36)赵志军：《两城镇与校场铺龙山时代农业生产特点的对比分析》，《东方考古》第1集，第210-215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37)高天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农业发展状况初探》，《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

(38)蔡莲珍：《碳13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

(39)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该文提到有5处遗址发现了炭化小麦遗存，但未具体指出是那5个遗址以及其具体时代。

(40)施雅风主编：《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第1-15页，海洋出版社，1992年。

(41)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第200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42)夏正楷：《豫西――晋南地区华夏文明形成过程的环境背景研究》，《古代文明》第3卷第102－114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4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第671-679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4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第429-438页附录四，文物出版社，1989年。

(45)魏兴涛等：《三门峡南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46)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第201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47)王星光等：《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

(4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第429-438页附录四，文物出版社，1989年。

(49)姜钦华等：《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龙山时代环境考古》，《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

(50)孔昭宸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孢粉分析》，《考古》1992年第2期。

(51)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52)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53)宋豫秦等：《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环境信息》，《考古》2002年第12期。该文认为龙山文化末期与二里头文化之初气候温暖湿润，这与我们的判断相抵牾，实际上该文已言，这一时期的年代是根据地层关系推测的，所以其所代表的环境信息仅供参考，故这一推测的准确性值得怀疑。另外，该文二里头文化二期至三期气候干旱的判断主要是据其稀树的草原植被。导致“稀树”即木本及灌木植物减少的原因很多，笔者以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时二里头遗址及周围聚落空前发展，分布十分密集。聚落的情况反映了当时人口的大规模增加，所以木本及灌木植物减少应主要是人们砍伐森林，开垦土地所致。

(5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第137页和119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55)王建革：《人口压力与中国原始农业的发展》，《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

(56)李友东：《中原文明核心区形成初探》，《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57)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第288页，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58)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第288页，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59)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第288页，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60)Allen W."Ecology, technique, and settlement pattern". In: Ucko PJ. et al. Man, settlement, and Urbanism. London: Duckworth, 1972, pp211-226.

(61)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62)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第1期，第15页及附表。

(6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据各期的石器资料统计而成此表。石器中的农耕工具主要包括石斧、石铲、石锛、石镰、石刀、石耜、石杵等，渔猎工具包括石镞、石球、石弹丸、石网坠、石矛等。古城东关遗址亦是如此，不再赘注。

(64)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65)张居中等：《舞阳贾湖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该文提出了黄淮地区或为稻粟混作区的说法。其他有关文章还有王星光：《中国新石器时期粟稻混作区简论》，《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王星光、徐栩：《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

(66)牟永抗：《稻作农业与中华文明》，《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第268-278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67)参看云翔：《新石器时代墓葬中随葬劳动工具的考察――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例》，《考古求知集》第83-1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68)任式楠：《中国史前铜器综论》，《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第384-393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69)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

(70)马萧林、李新伟、杨海青：《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第五次发掘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26日。

(71)王巍：《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中的几点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6期，2003年。

(72)陈文华：《新石器时代的农事崇拜、祭祀和宗教萌芽》，《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73)李锦山：《农业文明与史前宗教礼仪性建筑》，《农业考古》1998年第3期。

(7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考古》2004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

(75)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第6篇：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范文

一、广西建设面向东盟的农产品物流体系的基础和条件

（一）地理区位优势突出

广西地处中国华南地区西部，南濒北部湾、面向东南亚，西南与越南毗邻，从东至西分别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省接壤，具有承东启西、连南通北的枢纽作用。广西是中国唯一与东盟既有陆地接壤又有海上通道的省区，是联系中国—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是联结粤港澳与西部地区的重要通道和大西南出海通道，是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在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广西北部湾港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和“西南、中南地区开放发展的新的战略支点”建设，广西作为中国和东盟互联互通中心地带的特殊区位优势会更加凸显。

（二）农业经济发展良好

广西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富集的资源优势，盛产的农产品主要有南亚热带水果、蔬菜、甘蔗、麻类作物、桑蚕、药用作物、香料作物、松脂、桐油、三黄鸡、奶水牛、水产品等。2008年以来，广西紧紧抓住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两个重点，农业农村经济一路保持“广西速度”，高歌猛进。2012年广西农业经济总量再上新台阶，农村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全区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达2207.3亿元，比上年增加212.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3.9%。在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中，农业增加值1091.76亿元，增长5.6%。广西农业经济总量已连续两年稳居西部省区第2位。

（三）农业产业化步伐加快

近年来，广西农业产业化发展迅速，截止2012年底，全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达31家（占广西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数量的2.3%）、自治区级重点龙头企业近200家，其中年销售10亿元以上17家，构建起较完善的农业、农产品重点龙头企业梯队。广西农业龙头企业有效地带动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财政增长，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涌现出以南糖集团（糖业）、金源公司（木薯）、华虹集团（桑蚕）、梧州松脂公司（松脂）等为代表的一批龙头企业群。目前，广西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超千亿元，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已占全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1/4强，成为广西支柱产业之一。

（四） 政策机遇多重叠加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正式建立、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尤其是海上互联互通启动建设、广西北部湾港建设面向东盟的区域性国际航运中心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2012）、《关于切实加强全区农产品销售有关工作的指导意见》（2011）等国家和广西一系列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产品流通政策的出台，中国—东盟农产品市场需求稳步增长。据不完全统计，广西农产品总量的70%以上销往全国各地，部分出口东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2012年广西对东盟出口的农产品达6.3亿美元，占广西农产品出口总额的58.5%。

二、建设面向东盟的广西农产品物流体系的主要障碍

（一）物流技术落后导致损耗较大

由于农产品是有生命的动物性与植物性产品，存在含水量高、保鲜期短、易腐烂变质等问题，大大限制了运输半径和交易时间，所以农产品物流特别要求“绿色物流”。广西农产品种类繁多，且多半属于新鲜蔬菜、时鲜瓜果、生鲜蛋、鲜奶、鲜活水产品和禽畜等鲜活农产品，需要冷链物流、保鲜等技术及设备。但目前广西农产品物流是以常温物流和自然物流形式为主，不利于进入东盟市场，且农产品在物流活动中损耗很大，单单水果蔬菜在运输过程中就有23%的损耗率，而国外发达国家仅有5%。同时，农产品的加工包装能力较低。广西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仓储、运输工具等相应设施大多较为落后，且农产品大宗物流的一般环节中，未加工的农产品占大多数，至使大多数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由于运价、运力、交通基础状况、产品保鲜技术的落后而损失巨大。

（二）公、铁、水（海）等多式联运尚未形成

基于农产品特点和区位地理优势，广西农产品流通特别是农产品出口东盟需要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支撑，即公路、铁路、水（海）运等运输方式的无缝链接。但目前广西与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较为成熟的多式联运系统相比，其农产品物流的运输基础还比较薄弱，多式联运系统在“联”的方面还很欠缺。具体表现在：全区主要运输通道均存在通道供给单一、节点衔接性差等问题。由于各地、各部门在物流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方面“各自为政”，公、铁、水（海）等各种运输方式缺乏有效衔接，仍未实现互通互联。疏港道路衔接不畅，且主要港口缺少与铁路、高速公路等快速高效的集疏运方式，公水（海）联运、铁水（海）联运等多式联运发展滞后，制约了广西水（海）运优势的充分发挥，农产品物流出口营运成本居高不下。

（三）农产品物流信息化程度较低

广西的农户经营分散，且农业信息网络在乡、村出现断层，农业物流资源信息不集中，导致信息共享度低、流通不畅，对于生产、销售、农产品价格等信息的获得只是依靠传统方式，没有形成农产品物流信息采集和交换平台，造成供需双方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一是物流信息网络不健全，目前虽然已经有了广西农业信息网，但农资信息网和农产品加工、仓储网特别是面向东盟的农产品物流信息网仍鲜有建立；二是企业信息化发展参差不齐，相互联网和信息共享程度低，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不足；三是计算机在农村的普及使用率较低，农民应用网络电子交易极少。另外，对广西部分地市农产品市场供给信息的调查显示，不提供供求信息和价格信息的占63.2%，可见目前的批发市场在信息提供方面存在很大的缺陷。缺乏有力的信息导向，广西农产品物流的流向带有盲目性，流程带有不合理性。

（四）广西龙头物流企业较为缺乏

农产品物流企业在农产品从产出到消费整个物流过程的成本节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广西农产品流通市场化水平低下，物流成本偏高，已成为导致广西本地市场供需矛盾加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发展现代农业经济更为关键的工作已从生产领域转入流通领域。据不完全测算，全区的物流成本占总成本的30%左右，鲜活农产品达到40%以上，而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一般控制在10%左右。降低物流成本的有效途径之一即为整合化、系统化、产业化的龙头物流企业的运作和支撑。但在广西，整体物流产业发展尚不成熟，作为物流产业发展新势力的农产品物流，更是缺乏旗帜性企业引领行业发展。截止2012年底，全区示范性的大型龙头物流企业不足10家，应对东盟大市场更是缺乏整体竞争力。

（五）农产品物流专业人才严重不足

农产品的生产、加工、保存、运输等作业有特殊要求，所以发展农产品物流，不仅需要高级物流管理人才，更需要大量物流执行型与操作型人才，从事仓储、加工、配送、通讯设备和计算机维护、经营、管理等业务，促进农产品物流发展。物流经理、仓储主管、配送主管、采购经理、物流总监、物流系长（外资、合资企业）等岗位的人才已经成为广西人才市场最急切需要的几项专业人才。与此相对应，目前广西农产品物流从业人员素质普遍较低，人才结构很不平衡。从事农产品基础物流的如运输、保管、包装、装卸、流通加工等储运活动的人受过专业物流教育的非常少，而了解东盟市场需求、掌握国际物流标准和熟悉东盟国家语言文化的农产品物流专业人才更是少之又少。

三、 建设面向东盟的广西农产品物流体系的对策建议

（一）推进广西—东盟农产品立体物流路径建设

广西农产品要走出广西、走进东盟、走向国际市场，客观上需要建设与时俱进的物流渠道。农产品物流对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要求很高，广西须在完善区内公路网络和水路结构的基础上，把加快出海出省出边国际大通道建设作为突破口，统筹公路、水运、铁路、航空、管道等综合运输方式协调发展，不断拉近与东盟国家和发达地区的距离，形成广西—东盟农产品立体物流网络体系。目前，广西北部湾港拥有集装箱班轮航线30多条，每周50多个班次。其中，防城港—香港—蛇口—海防集装箱班轮航线、防城港—巴生—新加坡—曼谷集装箱直航班轮航线，以及广西沿海港口至新加坡、马来西亚巴生港、泰国曼谷港、越南海防、胡志明港等航线相继开通，但所到港口仅占东盟国家主要港口的1/5。2012年底，中国—东盟陆路通道（沿海公路重要路段）钦州至崇左高速公路建成通车；与此同时，广西德保至靖西铁路开通运营，结束了广西与东盟国家只有一条经凭祥至越南的铁路的历史。事实上，随着CAFTA的建立和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的启动，港口（航运）、公路、铁路已成为广西—东盟农产品物流的主要载体。因此，广西应积极参与和推动多区域交通运输合作，深化中国—东盟交通运输合作，积极协调推进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交通建设，推进和加快中越界河桥、中越峒中大桥建设，发展与越南纵深地区的运输线路，积极推动开通桂林至河内、百色至高平等国际道路运输班线，增加广西北部湾港与东盟班轮航线，以适应广西—东盟农产品日益增长的物流需求。

（二）加快农产品流通标准化与规范化进程

在市场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标准化、规范化已成为取得竞争主导地位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包装、储存、运输、装卸、搬运等环节，要充分考虑产品形态、腐变性、串味性、抗震耐压性、通风透气性和吸潮吸湿性等特点，以保证在物流过程中不变质、不污染。广西农产品物流要适应WTO（世界贸易组织）和CAFTA的要求，采用国际标准，推行与国际接轨的关于物流设施、物流工具的标准，如货架、装卸运输机械、货物包装箱（袋）等，不断改进物流技术，实现农业物流活动的科学化、合理化。一要大力推进广西农产品流通标准化进程，把标准化作为农产品现代流通的基础和抓手，通过推行农产品流通标准化，促进生产标准化，从而解决消费者安全消费的问题。二要大力推进农产品流通可追溯系统建设，以广西农产品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为基础，现代物流调运服务平台建设依托，通过推进“农超对接”、发展“农批零对接”、提升“农批批零对接”模式，建立起电子购运销凭证和台帐制度，形成以集配中心为始端、零售为终端，来源可追溯、去向可查证、责任可追究的全过程追溯链条，从而实现广西农产品流通的全程可追溯。只有推行标准化，才能有效降低物流成本，才能使价格较低的农产品产生应有的市场竞争力。

（三）加强农产品物流龙头和品牌建设

加强广西农产品物流龙头和品牌建设，对加快全区农产品现代物流的发展、优化农村资源配置、提高农业经济运行质量、推动农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当前，要按照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和集约化经营的要求，着力农产品物流生产基地建设、农产品加工企业和物流企业培育，重点建设广西“十大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十大农畜产品加工产业群”、“六个现代农业示范区”和中国—东盟（钦州）农产品大市场，形成联合舰队效应；以经营自治区级以上名牌、著名商标农产品、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为范围，凸现品牌效应。在农产品物流项目建设方面，大力发展和培育物流龙头企业，重点抓好与中粮集团、中化集团等国内外知名大企业合作，以广西南方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等为依托，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立足资源优势，发展绿色、有机、无公害和特色农产品，并通过提高品质、精深加工、精细包装、拓展市场；在“象州红米”、“灵山荔枝”、“西林砂糖桔”等已有部级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基础上，着力打造一批新的具有较大产业规模效应的新品牌，切实提高广西农产品出口东盟的品牌竞争力。

（四） 整合市场主体，完善农产品物流服务体系

广西加快发展现代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应借鉴国外先进的农产品物流发展经验，整合市场主体，实现农产品“货畅其流”和“物尽其值”。美国农业生产和贸易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农产品物流量大且非常频繁。在最为先进和完善的物流理论指导下，美国拥有一个庞大、通畅、复合、高效的农产品物流体系。日本物流发展十分迅速，这与政府确立海运立国战略和对物流业的宏观政策引导有着直接的关系。荷兰位于欧洲的中心地区，它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发展农业物流。当前，广西应围绕全区农业主导产业，以区域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为依托，合理布局，准确定位，增强市场的辐射能力，全面提升市场功能，使之成为强有力的农业物流纽带。重点要充分发挥中心城市在经济中的带动作用，突出产品特色，在已初步形成的南宁、柳州等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框架基础上，新建、改造和扩建若干有特色的批发市场。重点建设一批面向东盟的广西农产品批发企业定点市场，健全和完善具有地域特色专业市场。要建立以乡村集体经济组织为重点，政府经济技术部门为依托，农民自我服务为补充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同时，以中国—东盟农产品市场准入系统为平台，加强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建设，强化市场管理，规范经营行为，促进城乡市场的协调发展。

（五） 拓宽流通渠道，打造现代农产品SCM模式

广西农产品交易目前仍以传统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流通模式为主，通过新兴流通渠道进入消费领域和东盟市场的农产品比重都比较低；批发和零售功能在空间上混为一体，常常导致人、物流混杂和环境污染。农产品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简称SCM）模式则是在满足一定的客户服务水平的条件下，为了使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系统成本达到最小而把供应商（农户）、仓库、配送中心和渠道商等有效地组织在一起来进行农产品加工、转运、分销及销售的管理方法。在现代农产品SCM模式理论下，广西应加快原有农产品及农资流通企业资产重组改造，建立健全以地市、县（区）级供销系统和农业经济企业为重点，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依托农资物流专营购销体系，改变目前规模较小和松散运行的现状。按照农业流通产业化的发展方向，重点加大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资购销企业、农产品运销企业、进出口企业、物流配送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农民成立生产协作小组，实施整合型生产物流机制，将区域内的农作物耕作、田间管理及农产品的收获、加工、存储等作业形成的物流统筹由共同机制运作，引入HACCP和ISO14000系列标准等认证，确保食品安全，着力打造绿色农产品生产链。

第7篇：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物流;乡镇;服务;网络

一、推动我国乡镇地区物流服务网络化的重大意义

乡镇地区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是铺设完善的物流通道，以满足乡镇经济一体化的经济战略大战目标。乡镇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物流基础设施的条件，随着我国正在推行的大交通战略，各地的高速公路以及高速铁路正在改变这一现状，乡镇的物流基础设施基本上能满足乡镇经济发展的需求。物流基础设施的完善为乡镇现代物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现代物流服务是基于计算机网络的信息化服务，通过整合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以人为本，建设一个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为乡镇建设提供技术支撑，构建一个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第一，物流服务是乡镇经济发展的控制器，随着城乡一体化经济的快速发展，物流的战略意义越发凸显。如今，社会的分工程度已经深入到各行各业，乡镇经济发展谋求更大的地理空间以及更快的交流速度。基于计算机网络的现代物流服务为乡镇经济发展克服了空间与时间上的障碍，为乡镇融入社会化的大生产提供有力支持。乡镇物流的计算机网络化建设，将为乡镇地区构建一个公共的信息平台，形成一个由众多乡镇的组成的地域物流链，以点带面，为区域性发展带来巨大的升值空间。在物流网络化基础上建立的公共信息平台是一个综合的物资交换平台，物资的整个交互周期，包括运输、仓储、装卸、搬运、流通加工、配送等物流环节，并为乡镇地区提供了一个强大的采购、生产、销售的一站式物流服务。基于计算机网络的物流服务扩宽了乡镇地区的经济空间，加强了城乡的经济联系，为乡镇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城乡物流体系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第二，物流服务的发展是乡镇地区增加收入，增加就业岗位，拉动我国内需的助推器。城乡经济存在一个互相交互的过程，在这个联系过程中，物流服务的发展是有效交互、联系的重要保障。乡镇地区物流服务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城乡经济的发展战略与发展程度，并直接决定了乡镇农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品质提升，乃至品牌的树立。随着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不断下滑，这就意味了人们对农产品的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民已经不在满足温饱，开始关注农产品的食品安全和营养价值，近几年频繁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说明我国的乡镇农产品存在严重的生产与管理问题。因此，乡镇经济的发展必然有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着力打造高品质的产品，这是乡镇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

第三，物流服务是乡镇地区发展高品质农业的引擎。基于计算网络的物流服务为乡镇的农业提供了现代化变革必须的技术支持。现代化农业必须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与高质量农产品之上的。而大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依赖于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设备和现代化生产管理方法，同时需要有准确的市场供求信息，以规避规模化社会化大生产的区域性合作经营风险。高质量的农产品依赖于标准化的农产品产销全程控制，以及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产品生产源追溯控制。基于计算机网络的物流服务一方面可以用于发展规模化的设施农业，实现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智能化，并减低规模经营的风险;另一方面，基于计算机网络的物流服务可以用于对农产品产销环节进行全程监控管理，是农产品的品质管理得到保障。

二、基于计算机网络的物流服务技术路线

1.构建基于计算机网络的物流服务的必备条件

基于计算机网络的物流服务实质上是通过计算机、互联网、云计算以及物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实现物流服务的现代化管理，核心任务是是以“物物相连”的互联网来实现对“物”本身以及物流进行的智能管理，并把网络覆盖整个乡镇地区，着力打造成智慧乡镇。其中，实现物流服务的现代化化就要求“物”具备存储功能、数据传输通路、唯一可识别的ID的功能，并通过计算机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将“物”纳入智能管理当中。构建现代化智能物流服务一方面离不开高新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现代化智能物流服务依赖于乡镇地区信息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

2.构建基于计算机网络的物流服务的技术模型

基于计算机网络的物流服务借鉴物联网的层级架构体系，并结合乡镇地区的实际情况，将乡镇网络化物流服务构建成三个层次，分别是感知层、网络层和应用层构成典型物联网模型。基于计算机网络的物流服务的网络层主要由广播电视网、电信网以及互联网组成。在我国广大乡镇地区基本实现了广电网络的覆盖，由此，可以在现有的广电网络基础上进行网络整合以及双向改造，以实现3G网络全覆盖，并实现重点公共场所的WIFI覆盖。近年来，4G网络的推行，为网络化的物流服务提供了更好的网络信息数据交流与信息承载技术保障。物流服务的网络化要要整合物联网的关键技术，诸如NFC标识，智能芯片处理、传感器感知、感知层通过RFID等等。在计算机智能处理与物联网传感器结合的基础上，通过模式识别与云计算计算将物流服务扩展到实际的应用中去。物联网传感器承载着大量的物流信息，依据应用需求建立信息分析与处理模块，为用户提供有意义的数据信息。应用模块是公共信息平台的交互窗口，实现物流信息的共享共建以及乡镇的智能化。

3.公共信息平台建设是物流服务实现的载体

公共信息平台主要包括乡镇地区信息基础设施、乡镇地区资源数据中心以及乡镇地区应用服务平台三大部分。（见下图）

■

（1）信息基础设施

乡镇地区信息基础设施是构建基于计算机网络的物流服务的基础。具体来说，信息基础设施包括服务器、计算机、存储资源、网络资源、虚拟资源以及信息安全设备等元素。其中，有条件的乡镇可是开通4G移动通信网，并完善乡镇的3G和WiFi网络覆盖，争取实现公共活动区域的热点全覆盖。在广电网络整合和双向化改造的基础上，对网速进行提速，加强网络管理与规划建设。

（2）资源数据中心

乡镇地区资源数据中心是数据管理与使用的服务设施，它是数据物理集中保存的基础。资源数据中心一般由六个基础子库构成，分别是人口基础数据库、产业信息数据库、规划成果数据库、空间地理信息数据库、宏观经济库以及合管网数据库。利用GIS系统将图形数据以空间数据引擎的方式导入关系数据库系统中，以实现数据库的动态管理以及空间数据管理。资源数据中心是物流服务的关键信息资源，对资源数据中心做好灾备工作是不容忽视的环节。因此，资源数据中心有必要配备异地备份中心以及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信息安全评估体系。

（3）应用服务平台

应用服务是实现物流服务的关键，应用服务平台以数据挖掘进行决策控制，为乡镇物流服务解决实际问题。应用服务平台具体的应用模块包括电子商务、网络物流、网上政务、智能乡镇管理、地域规划管理、智能医疗、网络教育、网络信息咨询、拓扑分析服务等。物流服务的网络化能够通过虚拟技术、视频监控技术、传感技术来实现乡镇地区的智能化管理，并借以网络视频来展示乡镇地区的农副产品，进行网络推广，并实现网上数字交易，提供一个信息商务平台。

三、基于计算机网络的乡镇地区物流服务的技术难点

基于计算机网络的乡镇地区物流服务需要在政府层面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作为社会资源的调配员，促进各部门和行业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其中，从技术的角度出发，基于计算机网络的乡镇地区物流服务的技术难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物流分离的问题

目前，我国乡镇地区的物流服务与城市的物流服务是相分离的，从物流流向的角度来看，存在了“农村流向城市”和“城市流向农村”两种方式。农村向城市输送农产品，城市向农村攻击生产资料以及生活资料。城乡物流在实际运作中，一体化的程度还比较低，没有发挥合理配置城乡资源的作用，城市物流与乡镇物流独立运行，直接影响城乡经济的联系，在物流服务上也缺少合作，形成一块一块的物流孤岛和物流裂缝。

2.标准统一问题

基于计算机网络的乡镇地区物流服务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它收录各方各面的内容，所涵盖的数据包括省、市、县级国土的基础数据，涉及公路、测绘、规划、建设、水利、

电力、旅游、环保等行业，数据库的建库工作异常艰巨，各种信息来源的数据格式和形态上存在巨大差异，不同部门的数据标准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这意味了资源数据中心的数据集成工作是需要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的，否则格式各异的数据难易整合，必然会形成信息孤岛。

3.技术兼容问题

基于计算机网络的乡镇地区物流服务会不断扩大服务空间，在服务空间变大的同时必然新增很多的信息源。然而，各个信息源如上文所诉，不同单位和部门由于数据处理能力与软件平台的差异，造成数据格式与提取方式的不同，直接影响到物流服务资源数据中心对数据的获取。事实证明，这些多源空间的数据并不具兼容性，在跨领域、跨部门的资源集成商带来巨大困难。除此之外，对乡镇地区而言，技术人才的不足也是技术难以统一主要原因。

4.市场规范问题

基于计算机网络的乡镇地区物流服务首先是有巨大市场的，但是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整个物流网络是进行简单加法形成的，属于拼凑式的简单组装，缺乏整体性的系统开发。组建网络化物流服务的硬件设备市场还没有形成行业标准，各厂商自行其是，物流网络的硬件互不兼容，在组建的过程中必然会增加后期标准统一的难度。规范物流服务网络化硬件设备的行业标准，整顿混乱的市场行为，使网络化物流服务走撒很难过正确的发展道路。

四、结语

基于计算机网络的乡镇地区物流服务不是科技的狂想，而是又一场科技革命。网络化使物流服务发生了质的飞跃，给用户带来进一步的效率、便利和安全，由此形成基于这项功能的新兴产业。鼓励广泛乡镇群众和企业参与进来，让更多的传统行业感受到网络化物流服务的价值。但网络化物流服务也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逐层递进、全面推广，不可操之过急。随着网络化物流服务技术的逐渐体系完善，新时代的智能生活必然走进最广大的群众生活中去。

参考文献：

[1]吴功宜.智慧的物联网――感知中国和世界的技术[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第8篇：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价值分析

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历着从传统的农业大国向新兴工业国家与商品经济国家的演变。在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的中国农业，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开始走上现代化之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经营领域，都市农业在我国得到迅速发展，尤其在一些大城市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些发达国家较早实现了农业现代化，都市农业的发展也日趋成熟，并逐渐形成了都市农业的理论；在中国，都市农业也成为农业现代化的一个新发展方向。我国一些大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都市农业已有一定规模。以北京市房山区为例，2005年，该区农业工作根据新的功能定位，把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作为主线，投入大量人力、资金和技术，在设施农业、旅游农业、采摘农业等农业领域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获得了良好的效益。2007年8月，笔者在北京市房山区进行了都市农业的专题实证研究和考察，对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的价值有了更清晰具体的认识。

一、都市农业及其多功能化经营

都市农业(urbanagriculture，简称UA)一词最早见于1930年日本出版的《大阪府农会报》，“以易腐败而又不耐储存的蔬菜生产为主，同时又有鲜奶、花卉等多样化的农业生产经营”，称之为都市农业。尔后，有的学者以与城市中心的远近距离作为界定“都市农业”的标准，并提出“城郊农业”的相关概念（孙仲彝，1996）；有的学者从行业属性和产品特征等方面来界定都市农业的内涵（党国印，1998）。

综合众多学者观点并结合实地考察，我们认为，都市农业是这样一种经济产业：它处于城市内部或城郊地带，为城市居民提供食物资源和非食物资源与服务，农民与市民直接互动、两地资源流通共享。相对传统农业经营模式而言，都市农业具有如下特点：（1）从地理空间来说，都市农业不限于近郊或远郊，可在足够短的时间内进行信息、资源的流动和市场互动的地理空间都是都市农业的地理范围。（2）都市农业以城市为目标市场，具有突出的区位优势、多重的产业功能、复合的经济结构、高投入高产出等主要特征。（3）都市农业在产业功能上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除了传统农业的生产、生活功能，为市场提供基本的食物资源，还具备生态屏障、社会文化等多重功能和价值。

经过不断发展和完善，都市农业呈现多功能化经营的趋势。多功能化经营即指该产业突破传统的经营理念、经营内容和经营机制，构筑多元化的产业链条，以多元的产品和服务赢取更大的效益空间。在新的发展时期，都市农业完全按照市民的多种需求构建培育，成为融生产、生活、生态、科学、教育、文化、休闲旅游、出口创汇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业体系。以北京房山区都市农业为例，当地最常见的现象是经营者同时兼营食物生产、科技产品开发、旅游观光休闲、体验教育等多项内容，相应地生产和提供多种不同农业产品和农业服务。这与传统农业相比不单是经营内容的拓宽，它在经营管理机制和动力、对科技和信息的利用以及生产效益等方面的优势都是传统农业所不能企及的。

二、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的价值分析

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的价值是指：由开展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所引致的、当前技术和理论能够衡量或者预见的社会、经济等方面的作用效能（程度），包括可货币化度量的直接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非货币化度量的社会价值、人文价值。从内容角度讲，这一价值评估是人们对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识别、确认和评定的一种价值观念反映。通过实地调研分析和理论归纳，笔者将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的价值总结为以下几个主要的方面：

（一）经济价值

作为一个经济产业，和其他产业一样，都市农业也通过生产和经营自身特有的产品和服务并推向市场，满足市场需求，实现产业效能，获得经济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合理布局生产产业，调整并优化种植业结构和养殖业结构，生产粮食、蔬菜、肉禽等常规食物，开发名特优、鲜活嫩农副产品，提供新鲜、卫生、安全的蔬菜、水果、豆奶制品等来满足中心城市人们不同层次的物质需求。和传统农业相比，都市农业凭借突出的区位优势、畅通的信息平台和大量的资金技术投入，能较快地实现产业的集约化和市场化，从而具备更高的经济价值和更大的市场潜力。如北京房山区长阳镇2005年开始种植花卉，每月向市场推出花卉上万盆，仅“十一”假期卖出花卉12万盆；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房山区的花卉订单达到500万盆，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都市农业的发展还有利于城市农业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更新。如北京房山区大部分农庄在基础生产之外还开辟了旅游观光、采摘体验等经营项目，为城市居民的周末、假期提供了上好休闲娱乐之处，第三产业顺势拉动起来，为该区经济结构的优化创造了有利条件。不少农场或农业科技公司打造了自己的名优品牌，产品畅销国内外市场，创造了良好的收益。地处窦店镇的富恒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即通过都市农业的多功能化经营实现了每年800多万元的产业利润。

（二）社会价值

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不仅向市场提供物质劳动产品，也为市民打造了“精神家园”，还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起着社会劳动力“蓄水池”和稳定“减震器”的作用。

1．食物保障和食品安全。都市农业为城市居民提供日常所需食物、蔬菜、牛奶、水果等，满足不同层次的物质需求，改善家庭食物摄入，提高儿童营养。城市人口密集、工商业繁荣，相对而言远离了农村，但食物及资源的供给大部分仍来源于农村，不管从时间还是空间的维度来说，都市农业与乡村农业和外国提供给城市的食物资源形成了互补，有效缓解了城市居民生产和生活需求。从房山区的情况来看，截止到笔者调查时，该区累计已建立各种设施大棚10000栋，常年四季向市区甚至向外地供应蔬菜、水果及牛奶等各类食物和营养物质。

2．为城市居民提供第二个生活和休闲空间。都市农业区往往辟有景观绿地、采摘农园、花卉公园等，有的还建造了别墅式农居，为市民下乡度假休闲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现代都市农业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它们还成为城市居民接触自然、观光休闲、体验农业、减轻工作与生活压力、放松身心、强健体魄的休闲产业。我们在房山考察看到，每到周末，就有不少市民涌向城郊农业园区，享受田园生活。

3．增加就业机会。都市农业的多功能化经营拓展了产业的发展空间，延伸了产业链条，这就意味着需要大量不同层次的从业者，也就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据统计，2006年房山都市农业解决了10000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全区人均累计增收8000元，实现了经营者、劳动者和社会的多方受益。

（三）生态价值

有专家指出都市农业对城市生态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底斯特拉，吉拉德特，2000)。在现代社会，由钢铁水泥构筑的城市往往遭遇诸多生态、环境方面的困扰：如环境污染、热岛效应、公共空间缩小等等，使城市生态日益恶化，严重影响了市民生活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于是都市农业的生态功能和价值开始凸显并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现在世界上一些大城市的都市农业部门都探索出了一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的具体经营模式，使都市农业在为城市提供食物供应的同时，也产生了强大的生态价值。主要表现在：为城市涵养了水源、为城市提供了天然的生态屏障、为市民提供了绿地、净化了城市空气等。据房山区相关部门介绍，房山是北京的“肺”，对北京气候有重要影响。到2006年底，生态环境建设、节能减排工作取得很大成果，全区建设大型秸杆气化站、沼气工程多处，推广太阳能光电、户用生物质炉近万户，同时还建设生态家园富民工程2处、四位一体生态模式工程1处，这为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条件，创造了巨大的生态和社会价值。

（四）人文价值

都市农业的人文价值主要表现在它能提高农民素质和增加农民收入以及传播农耕文化。在主观上，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要求经营者有更高的科学文化素质、更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更高的经营技能和市场运作能力。发展都市农业，政府就要重视新型农民的培养，这种行为的直接结果就是农民整体的综合素质和技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农业和其它相关科技被充分运用到产业链中的每个环节，极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产业效益。如2005年初，房山区为了发展都市农业，邀请农科院农林专家给当地技术人员和农户讲课、培训，还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各类农林业院校合作，定期举办大型培训和讲座，从开发育种、温室栽培到产业合作、市场营销，从投资经营、节能减耗到企业责任与社会效益，为都市农业从业者进行系统深入讲解，使其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由此快速提高，房山区的都市农业相应得到较快增长。相比乡村农业来说，都市农业的商品率、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都很高，农民发展都市农业，可以获得较高收入。如，房山富恒农业公司依托强大的首都市民消费群体和农产品消费市场，发展有机农业，生产出来的“迷你小黄瓜”在首都市场上可卖到4元1斤；生产的“牛奶草莓”可卖到100元12个。足见发展都市有机农业能够给经营者带来丰厚的回报。使经营者获得较高利润是一种产业的人文价值最重要体现。此外，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还促进了农耕文化在都市社区的传播和影响。随着都市农业的发展，房山区建立了多个农业文化展览馆，一些都市农业企业辟有农业生产展览区和体验区。也就是说，房山都市农业可为首都市民提供了解农业生产、学习与体验农业生活、感受农业文明的场所和机会，较好地传播了农耕文化。

三、总结

如上所述，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指人们突破传统的农业经营理念、经营内容和经营机制，构筑多元化的农业产业链条，以多元的产品和服务在城市区域发展农业的经营模式。与传统农业经营模式相比，都市农业多功能化经营具有经济、社会、生态、人文等几多方面的社会价值。但是要使都市农业产生多方面价值，需要建立一种平衡经营者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产业运行机制。因为都市农业经营者追求的产业价值与政府追求的产业价值存在一定差别。比方说，政府希望农民能生产足够的粮食以保障城市供应，而经营者可能认为粮食生产并没有很大的盈利空间而选择放弃或者减产。这就需要政府提供各方优惠和扶持，以保障粮食产量。可见政府和社会找到符合全局利益的平衡点是都市农业发挥多方面价值的基本条件。

参考文献

[1]尼科巴克等，编，蔡建明等，译，增长的城市，增长的食物[M]，商务印书馆，2005年

[2]谷中原，多功能农业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M]，中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3]林耀初，胡月晓，都市农业产业定位研究[J]，山东经济，2006年04期

第9篇：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区别范文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农村原有由集体所有的水利设施老化、破损严重，为保证农业生产需要，水利产权改革在农村蓬勃发展，而这种产权的演变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却很少有人研究。本文的目的是以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演变为例，探讨其对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研究采用计量经济方法对河北省30村4个年份种植业生产和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产权演变促使了种植结构的调整，扩大了经济价值较高作物的种植面积，提高了农民收入；国家粮食收购政策、市场价格及劳动力机会成本等因素也是影响农民对作物生产结构选择的重要因素。文章最后还对主要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做了讨论。

关键词：灌溉系统 产权演变 种植结构调整 模型

一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业生产由集体经营转变为家庭经营，原来属于集体所有的许多小型水利工程的管理体制与农村分户经营的模式不相适应，水利工程破坏或老化现象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陈雷和杨广欣，1998）。为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农村小型水利灌溉设施产权改革于80年代兴起并不断发展，从初期的经营权逐渐深化到建设权、处置权甚至是所有权，农民自己投资并管理水利设施的现象逐步增加。

有研究指出，农户积极支持小型水利工程产权改革，是因为他们认为产权明晰后，水利工程覆盖面积扩大，各种用水服务加强，会带来农作物产量提高及经济价值较高作物种植面积的扩大，从而增加家庭收入；另外，用水损失减少、水土流失、盐碱化程度的降低，也可使播种面积保持稳定，减少损失（Darra和Raghuvanshi，1990）。另外，农民可根据水资源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农作物种植方式，而不必象以前一样必须按照政府的指示，这样也可以扩大经济价值较高的作物的种植面积（Patil和 Lele，1995）。因此，水利工程产权改革，可以合理开发利用与管理农业水资源，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王金霞等，2000），通过调整农业结构，改革耕作措施与种植制度，发展节水、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刘昌明和何希吾，1996）。

虽然有的研究已提到灌溉设施产权改革与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有关系，但现有的研究多数是描述性的，很少有从实证的角度对灌溉设施产权演变对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的。本文的目的是以地下水灌溉系统产权演变为例，探讨产权演变对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影响。

二、研究资料和调查点概况

（一）样本点的选择

河北省的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0，灌溉用水中有70%来源于地下水。本研究选取了河北省青龙、元氏和肥乡县三个县做为调查点，三个县的水资源短缺程度都比较严重并且都是主要粮食产区，每个县随机抽取10个村作为调查的样本村，选择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年（1983年左右）、1990年、1997年和1998年四个年份为调查时期，样本点产权类型比较全且在不同地区间有一定的区别，农作物种植结构有一定的差异。

表1列出了样本点的一些基本情况，从表1人均耕地、地下水位及有效灌溉面积数据可看到青龙、元氏和肥乡三个县情况差异比较大，但三个县各项指标四个年份间的变化趋势基本上是一致的，人均耕地面积在不断减少，而水资源短缺状况日益严重，灌溉用水中地下水比例越来越高，元氏和肥乡县在1998年甚至达到了100%。

本文的地下水灌溉系统指机井，一个机井及其附属设备为一套地下水灌溉系统（以下简称为机井）。这里把机井分为集体产权机井和非集体产权机井两种，由私人所有及农民合股所有的机井被统称为非集体产权机井。用非集体产权机井数量占机井总数的比例变化来反映机井产权演变的情况。表1表明机井产权的演变是由集体产权形式向非集体产权形式发展的。三个县非集体产权机井所占比例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1998年都是逐渐增大的，但三个县非集体产权机井比例的变化幅度不同，青龙县变化幅度最大（从0增加到69%），肥乡县的比例变化达到了7倍多，元氏县也有2倍多。

表1.样本点基本情况

县名

年份

耕地面积

（千公顷）

有效灌溉面积占

耕地面积比例（%）

人均耕地面积（公顷/人）

灌溉用水中地下水比例（%）

非集体产权井所占比例(%)

青龙

83年*

1.05

13

0.07

71

90年

0.98

15

0.06

69

4

97-98年

0.93

42

0.06

94

69

元氏

83年*

2.02

94

0.11

93

28

90年

1.92

95

0.10

85

48

97-98年

1.81

95

0.08

100

63

肥乡

83年*

1.62

61

0.15

100

9

90年

1.53

69

0.13

99

54

97-98年

1.50

83

0.12

100

80

注：83年*代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年，97-98年的数据为97年和98年样本点数据的平均值。

数据来源：作者对青龙、元氏和肥乡县30个样本村的实地调查。

（二）机井产权与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到1998年，三个县小麦玉米的播种面积比例都是增加的，杂粮、薯类等其他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比例基本上呈下降趋势（表2）。从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变化来看，棉花的播种面积比例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是增加的，但到了97、98年急剧下降。在元氏和

表2. 按年份分组的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

县名

年份

总播种面积（千公顷）

粮食作物占

总播种面积比例（%）

经济作物占

总播种面积比例（%）

合计

小麦玉米

其他

合计

棉花

其他

青龙

83年*

1.10

99

38

61

1

1

90年

1.08

98

41

57

2

2

97-98年

1.13

95

55

40

5

5

元氏

83年*

3.47

87

84

3

13

7

6

90年

3.41

88

86

2

12

7

5

97-98年

3.37

93

91

2

7

3

4

肥乡

83年*

2.38

73

66

8

27

23

4

90年

2.39

78

72

6

22

19

3

97-98年

2.50

93

85

8

7

3

4

注：经济作物包括棉花、油料作物和蔬菜等。其它注释及数据来源详见表1。

肥乡县，棉花以外的其他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比例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年到90年是稳中趋降的，98年元氏县还是略有下降，而肥乡县则是迅速上升但幅度小于棉花面积比例的变化。在没有种植棉花的青龙县，经济作物在总播种面积中的比例从80年代初开始一直是增加的。另外，数据反映出尽管各地区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调整变化趋势有相似之处，但地区间作物种植结构变化还是有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种植结构在不同时期和地区间存在差异呢？

由表3数据可以看出，机井产权状况同农作物种植结构存在一些相关关系。非集体产权机井比例越大，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例越高，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所占比例越小。农作物种植结构也同人均耕地紧密相关（表3）。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比例同人均耕地成负相关，而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比例则与人均耕地成正相关，这可能与我国农民自给半自给的农业生产方式有关。

在粮食作物内部，随着非集体产权机井比例的增加，小麦和玉米的播种面积比例不断扩大，而杂粮、薯类等粮食作物所占比例不断下降（表3）。农民自己打井后，有些地方从种植一季比较抗旱的杂粮作物转为种植冬小麦—玉米需水较多的两季粮食作物或其他两熟作物，因此杂粮、薯类作物播种面积减少，小麦、玉米播种面积扩大。小麦、玉米是国家订购粮的主要品种，这两种作物产量比较高，经济效益比杂粮、薯类好，符合农民的利益。从另一角度来看，农民有能力自己投资打井，说明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对食物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所以从小米、高粱、薯类等粗粮转向小麦等细粮。

表3. 按非集体产权和人均耕地面积分组的农作物播种结构情况

分组

分组指标均值

总播种面积

（千公顷）

粮食作物占

总播种面积比例（%）

经济作物占

总播种面积比例（%）

合计

小麦

玉米

其他

合计

棉花

其他

按非集体产权机井比例（%）

 

0-0.99

10.18

90

74

16

10

7

3

1-89.9

51

8.24

89

79

11

11

6

5

90-100

98

9.40

88

80

8

12

7

5

按人均耕地面积（公顷/人）

 

0.030-0.079

0.06

6.11

96

67

29

4

1

3

0.080-0.111

0.10

11.61

90

82

22

10

4

6

0.113-0.227

0.14

10.10

84

79

5

16

12

4

数据来源：见表1。

随着机井非集体产权形式的发展，经济作物内部种植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表3）。棉花是调查点的30个村种植的最主要的经济作物。棉花相对于粮食作物需要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劳动力机会成本的变化对其影响比较大，另外棉花的种植还要受国家棉花收购政策及病虫害的影响，因此表中数据显示产权的变化对棉花播种面积无明显影响关系，计量模型中我们将对影响棉花播种面积的因素做进一步分析。其他经济作物这里主要指油料作物、蔬菜等经济价值较高的作物。我们调查的样本点中果树栽种面积也不少，但大部分果园与耕地面积是分开计算的，所以在我们的分析中没有把果园与其他作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表中数据显示，随着非集体产权机井比例的增加，除棉花外的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比例也是增加的，这与预期是一致的。

非集体产权机井比例的增加，表明农民对水利投资越来越多。农民不但意识到水是一种稀缺且十分珍贵的资源，也接受了地下水的利用要有一定的成本的观念，所以要合理、有效地利用水资源以提高自己的收益，而种植结构的变化就是农民对此作出的反应。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随着地下水灌溉系统非集体产权形式的发展，农民相应地调整了种植结构，经济价值较高的农作物播种面积比例增加，而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比例有所下降。但以上单因素分析只是非集体产权与农作物种植结构之间表面的相关关系，我们不能因此而简单地对其关系下结论，因为农作物生产还受国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力机会成本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所以，为了较准确地分析产权与其他因素对农业生产结构的影响，必须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

三、计量经济模型的选择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建立如下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农作物生产结构的因素进行分析：

Aij t=F（Rjt 、Wj t、ln(Qjt) 、(PG/PI) jt-1 、(PC/PI) jt-1、Njt、Dk、Tt ）

上式中i代表作物（分别为粮食作物、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j代表村，k代表地区（县），t代表时期，Aij t代表第j村在t年i种农作物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例。R代表非集体产权机井的比例（%），由于产权变量是内生变量，为了避免模型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模型估计时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把非集体产权作为内生变量来分析产权演变对农作物种植结构调整的影响（机井产权演变的影响因素模型见附表1）。Q代表人均粮食定购任务（公斤/人），是用来测定粮食收购政策对种植结构影响的变量。PG，PC和PI分别代表粮食市场价格、棉花收购价格和化肥价格指数。因为同一时期内，县内各村的价格基本相似，所以价格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年份之间的差异。上式中资源及投入品价格用到的是影子价格，即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灌溉用地表水比例（W，%）和劳动力机会成本（非农收入比例N，%）。为了显示地区间和年份间的差异，采用了地区虚变量Dk和年份虚变量Tt。模型各变量的平均值见表4。

表4. 模型变量

被解释变量 平均值

解释变量 平均值

非集体产权

机井比例（R,%）

42

地下水位（米）

44

灌溉用水中地表水比例（W,%）

8

人均耕地（公顷/人）

0.1

人均收入（元/人）

782

粮食播种

面积比例（AG,%）

91

集体经济力量（元/人）

29

教育程度（%）

44

人均粮食定购任务（Q,公斤/人）

61

棉花播种

面积比例（AC,%）

5

上年粮食价格与化肥价格指数比(PG/PI) t-1

0.4

上年棉花价格与化肥价格指数比(PC/PI) t-1

2

非农收入比例 （N,%）

40

非棉花经济作物

播种面积比例（AO,%）

4

有政府财政扶持样本数

37

能得到水利贷款样本数

63

有道路通过本村的样本数

82

注：人均收入和集体经济力量按90年价格计算，地下水位是调查年份上一年的地下水位，教育文化程度指样本村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例，有政府财政扶持样本数、能得到水利贷款样本数和有道路通过本村的样本数的数值为合计数，其它数值为变量平均值。总样本数为120个 。数据来源：见表1。

四、计量经济模型估计和结果

由于粮食定购任务在同一地区内差别不大，主要是体现在地区之间的差异，其变量同地区虚变量存在较强的共线相关。同时，价格变量在地区间差异很小，主要是年份间存在着差异，这同模型中的年份虚变量相关较大。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选用了4种方案对模型进行估计。方案1（表5）和方案3（附表2）加入了年份虚变量而没有用农作物价格与化肥价格指数之比的变量，在地区虚变量（方案1加入了地区虚变量，方案3 则没有）的取舍上对模型进行比较。方案2（表5）和方案4（附表2）是分别对方案1和方案3用农作物价格与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之比的变量代替年份虚变量对模型进行估计。四种方案的结果（表5、附表2）显示，影响农作物种植结构的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与理论预期相同，且产权变量、劳动力机会成本变量在四种方案中的结果变化不大，且基本达到了统计显著水平，说明模型比较稳定，下面采用方案2（表5）来对模型系数的估计结果进行讨论。

表5. 作物种植结构决定因素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方案1和方案2）

解释变量

粮食作物

棉花

其它经济作物

方案1

方案2

方案1

方案2

方案1

方案2

截距

82.530

99.377

7.448

-10.100

10.022

10.723

(25.19)***

(13.14)***

(2.39)**

(-1.41)

(5.69)***

(2.64)***

 

Pjt

-0.078

-0.082

0.033

0.039

0.045

0.043

(-3.42)***

(-3.63)***

(1.54)

(1.83)*

(3.63)***

(3.54)***

 

Ln(Qjt)

3.029

2.964

-0.730

-0.649

-2.299

-2.315

(4.07)***

(3.99)***

(-1.03)

(-0.92)

(-5.75)***

(-5.82)***

 

Wjt

0.031

0.028

-0.023

-0.019

-0.008

-0.009

(0.92)

(0.83)

(-0.72)

(-0.59)

(-0.44)

(-0.50)

 

(PG/PI) jt-1

2.604

-3.336

0.732

(0.15)

(-0.20)

(0.08)

 

(PC/PI) jt-1

-5.430

5.713

-0.283

(-2.90)***

(3.21)***

(-0.28)

 

Njt

0.108

0.095

-0.054

-0.037

-0.054

-0.058

(1.81)*

(1.65)*

(-0.96)

(-0.67)

(-1.69)

(-1.88)*

 

元氏县虚变量

-9.173

-9.141

4.241

4.204

4.932

4.937

(-3.86)***

(-3.82)***

(1.88)*

(1.85)*

(3.87)***

(3.85)***

 

肥乡县虚变量

-12.566

-12.825

10.247

10.596

2.319

2.229

(-4.51)***

(-4.62)***

(3.87)***

(4.02)***

(1.55)

(1.50)

 

1990年虚变量

0.412

-0.068

-0.344

(0.18)

(-0.03)

(-0.28)

 

1997年虚变量

6.921

-7.253

0.332

(2.23)**

(-2.46)**

(0.20)

 

1998年虚变量

7.251

-7.047

-0.204

(2.34)**

(-2.40)**

(-0.12)

 

调整后的R2

0.43

0.43

0.40

0.40

0.29

0.23

 

F值

10.86

12.26

9.66

10.83

5.41

6.06

注：“*”、“**”、“***”分别代表10%、5%和1%的统计显著水平。

（一）非集体产权机井的发展会促进农民调整种植结构

从模型系数估计的结果来看，非集体产权机井的发展对农业种植结构的影响与理论预期基本上是一致的。非集体产权机井比例变量在粮食作物及其他经济作物方程中的系数都达到了1%的显著水平，这意味着非集体产权机井的发展对传统的粮食作物与高经济价值的作物间结构的调整有着显著的影响。

粮食作物方程中，产权变量的系数为-0.082，说明非集体产权机井的比例增加10%（从样本平均值的42%增加到52%），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比例就要减少0.82%（0.082×10=0.82），而相应地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例则分别增加0.39%和0.43%。

从分析中可看出，地下水灌溉系统非集体产权的发展对种植结构的调整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增加经济价值比较高的作物上表现更加明显。农民在自己投资打井后，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使一部分水能够用来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另外，自己的井使用起来比较方便、及时，农民也敢种植对灌溉用水要求比较高的经济价值高的作物。

（二）粮食收购政策仍然是影响农作物生产结构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