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精选(九篇)

第1篇：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摘要：生儿育女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基本条件之一,传统农村社会存在很严重的养儿防老、重男轻女和多子多福的观念。而随 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农村也逐步走向非农化,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和农民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等因素，广大农民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对此，我们这个团队结合我国的国情，以二胎政策作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以我校所在地的南岸区村民为调查总体展开调查。通过对南岸区部分村民的调查和结果分析，深入反映重庆农村普遍民众对开放二胎政策以减轻养老负担的看法。 关键字：二胎政策 调查 分析

一、现状分析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由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可知，我国现有人口共13.397亿，2010年末全国总人口达13.410亿人。在这样的一个人口基数下，我国的人口老年化也在加剧。据《2011年至2015年老年事业发展纲要》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0.2%以上，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1.3亿，是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占整个亚洲老年人口的1/2。而在2010年年底我国60岁及其以上的人口比重已经达到20.38%。据相关专家推测，在2020年将达到27.53%，2030年更将是37.55%，2040年将为45.00%。所以我国将进入超老年型社会。中国迅速上升的老年人口比例，对比为数不多的人均收入，难免会让我们想到未来养老难的问题。

三十年前，为控制我国过快增长的人口数量，国家开始实行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为主要内容的计划生育政策。在这一生育政策实施的同时，全国除河南省外，各省、市、自治区均规定了双独夫妇(即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第二胎的相关内容。到了新世纪初，当第一批独生子女逐渐进入婚育年龄后，双独夫妇开始出现，其二胎生育的问题才逐渐显露出来，并且很快成为学术界特别是人口学学者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人口学学者往往是从二胎生育对整个社会的生育率变动所具有的影响的角度来关注和探讨这一问题的。他们所关注的二胎生育问题可以简单表述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我国社会中潜在的、符合计划生育政策条件的二胎生育者(即双独夫妇)的规模会有多大?这些符合计划生育条件的二胎生育者实际上又具有什么样的生育意愿?不难理解，如果这种双独夫妇的规模很大，如果这些双独夫妇普遍都希望生育第二个孩子。那么，他们的生育行为将会对我国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和人口发展态势带来明显的影响，甚至也

二、农村生育观原因分析

1、计划生育观

今天的农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了，人们有了更多的积蓄来干别的事，但和城市人口相比，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偏低，思想不够解放，眼界不够开阔以及农村传统思想的病根，在计划生育观上仍存在严重问题。通过调查，接近90%的村民认为农村不该多生，在多数城里人看来，只有一个才不叫多生，但70%的村民认为农村家庭两个孩子最好，尤其是一男一女，她们看来两个并不为多。在对待农村生育与中国人口压力的问题上，35%的村民肯定农村超生会增重国家人口压力，应该严格控制农村计划生育，只有严格符合条件的夫妇才可以生二胎，然而65%的村民给出他们的看法，认为国家人口压力与农村无关，只要人家有能力抚养孩子，可以接受罚款就让生育二胎。

中国人口压力因农村超生而加大。这是最为严重也最为明显的一个问题。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是国家人口的主要

组成部分，国家的发展关系着农民的衣食住行，农村的落后制约着国家的改革发展与创新。对中国而言，农村是其兴衰的命脉。我国的资源总量并不少，但为何我们只能排在发展中国家的行列?显然是人多!计划生育是针对中国人口压力大而制定的一项国策，我们应该积极响应号召，严格按照要求，有计划的生育。

2、多子多福

对你愿意生二胎这个问题我向所询访的几十个人进行了调查，他们的年龄集中在25-40岁，结果分析，其中，大约78%的人暗示愿意生二胎，20%的人不肯生二胎，另有大约2%的人暗示，一胎都不想生。 该查询拜访预示出了我国农村现阶段主要育龄夫妇的生育观念：大多的夫妇愿意生育二胎，少部分夫妇只愿生育一胎，极少部分夫妇不肯生育。而希望生二胎的大多集中在30-40岁。

这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育观念的改变等各种原因，我国也有部分大中城市逐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国家虽然连续举行计划生育政策，但为了缓解国度老龄化趋向，在计划生育政策的节制尺度上有所放宽，部分符合生育第二胎 的夫妇开始考虑是否生育第二胎。而在农村许多生二胎的家庭并不是被允许的。

科学技术的发展、教育的发展，使妇女教育水平提高与生产率上升。这一方面使得生育成本上升;另一方面，农村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可能改变了小孩对于家庭中的消费属性，因为某些地区生育的原因之一是妇女无事可做。生小孩来养就像城里人养狗、猫当作宠物一样。有些人表示，多生个小孩现在家庭就可以多一份换了，以后老年时生活就会多一份保障。一些35岁以上的家庭表示，第一胎在外地读书，一般男人也常年在外打工，妇女在家无聊，生二胎也可以说是为了有一个精神上的寄托。所以有些人宁愿违反政策规定，被罚款也要生二胎。

而对于一些不想生二胎甚至不想生小孩的人来说，原因有三点：1.政策这道红线不敢逾越2、生儿生女都一样。第三点也是大多数家庭不愿多生小孩的主要原因：生小孩成本太高了。生育成本对于农村的生育主体来说是较为实在的东西。人们往往从小孩的经济效益来进行考察，即生育小孩的成本和小孩成长后可能带来的效益的一种比较。而这种比较的结果则是影响农村生育主体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如今社会较高的生育成本毕然使得生育主体少生孩子，也使超生游击队减少。另外西方文化传入中国，西方的生育观念、个人独立的观念在中国农村也悄然兴起。市场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对生育问题的看法绝对不同于以

另外教育水平的提高，人们观念也发生了改变。人们认识到了在知识经济时代重点是人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不仅要生孩子，更重要的是使子女得以良好教育，使其成才。生育成本越来越高，培养一个孩子，往往要支付各种费用。高额的生育成本使得父母必然放弃数量，转而重视质量，也就倾向于优生优育。

3、重男轻女

中国封建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男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关系到个体家庭的经济状况乃至整个家族的兴衰妇。而如今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妇女在社会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也显露出了，于是，随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男女平等地参与工作、参与竞争。尤其在今天，教育水平提高，妇女知识水平提高，男女地位进一步平等，于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育观中，女儿也是传后人。

所以现在大多数农村人的生育观念大多也变为生儿生女不重要，关键在培养。能让孩子从小受到好的教育，将来有出息，父母晚年才会有依靠。本次调查显示，85%的被访者在生育前是不知道孩子性别的。在现在的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已大大淡化了，87%的被访者表示自己对孩子的性别不介意，但还有很小一部分人表示会介意，喜欢男孩子;不到一成的被访者表示如果生的是女孩，会有失落，但也不会太介意。(稍有失落感的人群中，男性比例多于女性。)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表示，不会因为生的是女孩就减少对孩子的培养和投入，因为对孩子的期望值是一样的，将来孩子面临就业压力和社会挑战也是一样的。

农村居民对子女性别的偏好趋向平衡，一男一女是多数人理想中的家庭结构，但隐含着对男孩的偏好。诚然，在现代文明社会里，养儿防老的观念是落后的。但是倘若在社会化养老程度低下，养老缺乏保障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靠养儿去防老。而现在国家开始重视农村的养老问题，而且也在逐步地解决农村的养老问题。

育政策的实施之果，更与农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而城市则提供了农村观念变革的现代意识之源和榜样的力量。进入21世纪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农村的青壮年大批走出家门挣钱，外界的先进文化和超前思想也促成了农村育龄人员生育观的转变。城市的一些思想意识开始通过打工者的渠道，对农村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经过30多年的努力，加之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现行生育政策之间的差距大为缩小。从这次调查中，我们欣喜地看到，多年来，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行，新型生育文化建设的推行以及生育文明的倡导，不仅控制了人口数量，也影响了农村居民的生育观和抚育观的进步，这其实也是农村走向现代文明的一大步。观念和文化传统的改变虽然通常比较缓慢，但它一旦形成，也将在很长的时间内发生效力。农村居民生育观正在发生的变化，当然也是社会变化的结果，同时也提醒我们对未来农村人口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要提前有所准备。

三、调查结果及描述性分析

XX自1997年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增长快，高龄化、空巢化趋势明显，需要照料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比例高。截至2009年底，全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17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4.9%，高于全国比例2.9个百分点。预计到2020年，全省老年人口将超过1637万，老年人口比例将达到17.8%。80周岁及以上高龄老人、城乡空巢家庭、农村五保老人、农村留守老人比例加大，他们中的多数人将逐步进入半自理或不能自理状态。

根据《XX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20条规定,有一个子女的夫妻,符合以下10个再生育条件之一,均可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其中,非农业户口的夫妻再生育条件有4个：

一,第一个子女经市或区县(自治县,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患有非遗传性疾病,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

二,第一个子女患有遗传性疾病,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但经医学干预后,市或区县(自治县,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可以生育正常婴儿的;

三,夫妻一方经市或区县(自治县,市)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组织鉴定不能生育,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怀孕的;

四, 再婚夫妻,再婚前一方有一个子女或者丧偶再婚前一方依法育有两个子女,另一方无子女的;

农业户口的夫妻在以上4个条件的基础上,再增加了4个条件：

一, 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一方为烈士独生子女,二等甲级以上伤残退役军人或因公致残相当于二等甲级以上伤残的;

二,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一方两代以上都是独生子女或男到独生女家结婚落户的; 

三,夫妻双方为农村居民,居住在少数民族自治地区,聚居区,一方为少数民族的

四,市人民政府认定的部分山区农村的独生女户,少数民族户或边远高寒大山区的独生子女户;

另有两个条件没有户口限制：

一,双方均为独生子女或少数民族农村居民的;

二,其他特殊情形申请再生育一个子女的,由市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认定并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民众对二胎政策的了解程度：

由此可见大多数民众对二胎政策或多或少是有所了解的。城市居民被访者愿意生二胎主要的原因是有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长，这是出于中国传统的儿女双全的思想，和自己时间和精力的考虑，其他重要原因还有经济允许、减轻子女生活负担和喜欢孩子等。农村居民被访者中原因较为均衡，相比而言选择养儿防老的更多。根据调查员的得询问和调查，主要原因有：

城市居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保、退休金较为齐全，农村居民则不完善，所以他们认为养儿防老较为重要。

另外一个区别在于较少的农村居民被访者会选择经济允许，主要原因：在农村消费支出较少，抚养孩子的代价较小。

由上分析可知二胎政策不宜全面开放，针对经济允许的家庭，可以试行;全面开放后会加重家庭负担，降低国民的素质水平。不符合国家的人才强国战略。所以可以对经济条件允许的家庭或地区试行允许生育第二胎，来缓解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局面，减轻子女的养老负担。更加完善农村地区的医保、社保等建设，使其养老要得到保证后可试行二胎政策。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得出的意见是：

经济允许的家庭和地区试行开放第二胎，完善农村地区的医保、社保建设后可开放二胎政策。

二胎政策是否开放，最终看的是这一政策是否确实有必要性，该政策的实施对我国的人口数量，国民素质，以及经济的发展确实有积极作用。但是作为普通民众，我们的出发点就仅仅局限于自己家庭和者周边环境的考虑。从上图我们也可以看出，男女都约有40%的人觉得国家应该出台的二胎政策来降低或缓解我国男女比例的不平衡。还有25%的男性和29%的女性认为二胎政策的实施可以减轻下一代的养老压力。还有较少比例的人群选择开放二胎政策，因为他们认为人多了就可以增加劳动力，而且每个家庭有了两个孩子才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总的来说，不管男性还是女性大多都希望自己有两个孩子。

开放二胎所带来的不好影响：当然开放二胎也会产生许多不好的影响，比如说人口压力、经济压力还有家庭负担等，其中经济压力大和家庭负担重是最主要因素。

四、研究对策

二胎政策更应该对哪些家庭开放：

现在我国已经从十一五规划过度到了十二五期间。据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说，目前计生部门正在考虑放开二胎政策，很多专家对此做了研究。放开二胎政策不会导致人口暴涨。他个人赞成逐步放开二胎政策。现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如果第一个是女孩儿，政策允许生第二胎。这一政策可以在城市逐步放开。因为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比较突出，人口红利也到了一定阶段。王玉庆透露，目前计生部门也在考虑此问题，很多专家对此做了不少研究，他个人认为，二胎政策到十二五末期可能会放开。王玉庆认为二胎政策一旦放开不会导致人口暴涨。现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特别是本地常住人口。因为现在养一个孩子的成本高了许多，且年轻人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这也符合国际规律，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不需要政府控制，人口自然会下降。所以开放或者试点开放二胎政策的条件是允许的。因此二胎政策更应该对出生率较低地区的家庭、老龄化程度严重的地区家庭、夫妻中一方或双方是独生子女家庭开放。

就宏观上看，在人口政策三十年这个重要节点上，产生的种种变化，意味着调整人口政策的微妙期已经来临。而具体落实到每个家庭，在这个高消费的时代，人们的家庭收入水平与是否愿意生育二胎成为了又一大问题。的确，养孩子的经济成本不容小觑，这不仅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表现明显，在很多西方国家也尤为常见，据统计显示，在美国，中等收入家庭抚养一个孩子到18岁成人的费用是291570美元。美国农业部发表年度报告说，它的这一估算考虑了通货膨胀因素，但不包括孩子的出生费用和大学教育费用。那么在中国养一个孩子要多少钱?据媒体报道，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的子女的总成本达到49万元。孩子们花了多少钱?这是一笔苦中有甜的糊涂账专家勉为其难推算大致费用。由此可见，人们的家庭收入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对是否开放二胎政策的看法，以及他们自己生二胎意愿，甚至是否有能力养一个孩子。当然不同层次收入的家庭，对是否开放二胎政策有不同的看法。

第2篇：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关键词】人口政策 全面放开二胎 系统思维

【中图分类号】C9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31-0020-03

一 线性思维下的生育政策严重影响社会发展

1.线性思维与系统思维之辨

线性思维，是指一种直线的、单向的、单维的、缺乏变化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在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中，置时间空间、环境条件的变化于不顾，只用一因一果式的思维去做决断①。与其相对应，系统思维强调相互联系、复杂因果、开放、动态变化和创新的思维方式。其特点是关注联系和变化着的因素，对时间、空间和环境的复杂性进行理性的判断，从而做出决策。而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复杂的过程，本质上具有复杂系统的开放与动态发展特征②。同时，人口过程是持续动态发展的过程，以线性思维去制定人口政策，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发展都是不科学和危险的。

因此，在面对生育政策这样复杂却又关乎民生的现实问题上，有必要遵循科学的方法和准则，将系统思维纳入到放开二胎这一重要的现实问题中，以动态、多维和开放的视角去分析和解决当前面临的人口问题，具有独特的方法论和现实意义。

2.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弊端颇多

第一，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体现在“头痛医头”的思维定式上。这种政策受“马尔萨斯陷阱”的影响，认为人口增长会影响社会资源的供给、加大生存压力和就业压力等，而限制人口增长是政策之必需。这种简单的一因一果式的线性思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指导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而在计划生育政策上实行的“一票否决”制，变相地将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效果列为政府工作最重要的指标之一，这种强制性的“少生”政策由于一味追求出生率而显得用力过猛，由此给生育家庭带来的不幸不再赘述。

第二，又一种线性思维：认为只有计划生育能够降低生育率。这一种思维定式主要存在于计生界，这种思维定式忽略了社会经济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对生育率的深层影响，而是简单认为只有计划生育才能导致生育率下降;计生管理工作力度的削弱会使社会生育率上升而不可能下降。正是由于上述误区，20多年来中国生育率的统计研究陷入了一个怪圈，即将低生育率的调查结果加以质疑和否定，而简单归因于出生漏报;然后大幅调高生育率估计并据此强调人口增长形势严峻，继续严格实

行生育控制，此后的调查便再现极低生育率，如此循环往复，延续多年③。

第三，线性思维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后果严重。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在不是处在低生育的边缘，而是已经进入低生育漩涡的中心。未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已从2012 年拉开序幕，每年减少存量达200万～300万之多，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硬约束。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调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目前仍然高达 115，长此以往必然影响人口生态安全，威胁社会的稳定和谐。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中国已经形成了低生育文化，“生得起养不起”已经成为年轻家庭的共同难题。2000年以来，中国已经掉入了低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文化双重约束下的“超低生育率陷阱”，总和生育率低于1.3，这是一个不妙讯号。长此以往，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人口失衡问题等诸多挑战④。

从养老的角度来讲，国际上的学者几乎普遍认为，日本经济的衰退、欧洲经济增长的低迷，是和其生育率过低、老龄化程度高密切相关的。欧洲、韩国和日本等国家在企图从“低生育陷阱”中解脱出来，目前中国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将变得十分关键⑤。此外，从家庭幸福的角度看，累计已经有1.8亿政策性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的风险很大，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弱。我国失独、伤独的家庭越来越多，规模目前已经数以百万计，可预见的将来将超过千万，而独生子女家庭空巢老人将达到数以千万之众，他们将面临孤独终老、老无所依、老难所养、老难善终等诸多挑战⑥。

二 系统思维下二胎生育政策的走向

人口问题的动态性反映在，因为未来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在当下，人口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当人口发生突变的时候，那就是“量变引发了质变”，这就是值得重视的“人口转折”。因此，制定人口政策，尤其是生育政策，必须要根据几十年后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科学的预估，从而结合当下制定最适合中国的生育政策。

1.学界对当下该采取怎样的二胎政策存在很大争议

第一种观点是不能全面放开二胎。其理由是，全面放开二胎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⑦。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会上也采纳翟振武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多生9000万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

第二种观点提倡分阶段放开二胎。原因是自2014年单独放开二胎开始实施到现在才一年时间，不少家庭还在准备阶段，估计2015年申请二胎人数会比2014年的数额增加。此种观点主张按照年龄段逐步放开二胎生育，用五年左右的时间过渡到全面放开二胎生育⑧。

第三种观点呼吁应立即全面放开二胎。其理由是“单独二胎”实施后“遇冷”，“单独二胎”已无法缓解中国面临的人口危机，政府应加快全面开放二胎政策的推进。⑨

第四种观点主张取消生育限制，实行自由生育。持该意见的人士认为，不仅政策限制生育的理由不复存在，而且需要大力鼓励生育来应对新人口危机。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口的少子化趋势由来已久，从2003～2013年，中国的年出生人口徘徊在1500万到1700万之间，比1983～1993年的年平均水平萎缩了30%⑩。更令人担忧的是，未来十年，中国22岁～30岁的女性数量将萎缩至目前的60%以下。即使生育率显著提升，也难以避免出生人口的急剧萎缩?。

2.二胎政策是对线性思维下人口危机的补救，应认清形势，迅速放开二胎

以上几种观点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从系统思维的角度看，争论中第一种观点夸大了对放开二胎政策之后生育率回升的预期，并认为人口总和生育率1.7已达到预期，置人口世代更替率2.3于不顾;第二种观点没有意识到形势的严峻性，各省份二胎申请者大大低于相关部门预期申请数，我们所要做的是审时度势，及时放开二胎提高生育率，而不是在“遇冷”情况下原地踏步，因此当前低生育率的形势已无“分阶段、分年龄”的必要;而第四种观点所提倡的生育自由也是不负责任的，因为人们从长期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中突然“解放”出来，不仅对于单个家庭来说人口质量和整个社会的人口安全得不到保障，其引起的全民心理动荡将无法预测。

社会科学的研究，最基本原则的就是不能脱离社会事实。在二胎政策上，必须基于中国低生育率水平以及老龄化问题严峻的社会事实，主张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是系统地结合人口、养老、经济发展等问题下的必要措施。

第一，从人口发展的状况来看，放开二胎政策是政策调整之必需。有数据显示，如果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即全国城乡统一放开“单独二胎”，则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将比现在增加100万人左右，超过200万人的可能性很小。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6～2029年出现，高峰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4.01亿人。而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且生育水平保持基本稳定，则中国总人口高峰将在2023～2025年出现，高峰时期总人口估计值的均值为13.92亿人。也就是说放开二胎政策可能不会显著提高生育率，而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调整等带来巨大好处。

第二，从养老角度来看，全面放开二胎能够缓解当前和未来老龄化的压力。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项严峻挑战，而放开二胎政策有利于增加人口基数，改变现有人口格局，并且能够增加20年后劳动就业人口，从而缓解未来20年中国老龄化的局面。

第三，从经济发展角度看，经济的增长是和生育率过低、老龄化程度高密切相关的，目前中国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就需要通过及时有效的社会政策调整，使得社会生育率保持在一个稳定和适宜的水平。

三 系统思维下生育政策制定需要考虑多维因素

1.人口政策的转变需要更大的勇气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历史的惯性，相当一部分人的人口意识依然表现得过于陈旧和偏颇。目前的人口规划与其说缺乏的是智慧，不如说是勇气。如果规划者忽视国内学界已经比较成熟的建言，将会因人口规划的错误和滞后，给未来的社会发展带来隐患。

2.计划生育政策应与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

社会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生育政策与养老政策、劳动就业政策紧密相关，如果只是一味追求人口在数量上的合理性，而不关注与之相配套的医疗服务、养老服务、就业服务的话，那现有低生育率的格局则很难得到改变。

有学者从家庭的角度出发，提出鼓励生育背后需要配套的保障服务做支撑。为降低家庭内部的生育成本，保护年轻家庭的生育积极性，国家和政府要在怀孕生育、带薪休假、优生指导、孩子入托、上学、医疗等诸多方面全面采取生育友好、孩子友好、家庭友好的社会公共政策，鼓励结婚和生育，优化生育关怀、福利等公共服务保障体系，给家庭生育减负，给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家庭政治上地位、经济上实惠，全面营造生育二孩的社会氛围和政策环境?。

3.改变生育理念，从“人”的角度做决策

第一，放开二胎政策并不代表取消计划生育。在中国，长期存在“计划生育”被等同于“少生少育”的理解误区。假如生育确实应该并且可以被“计划”，那么这样的“计划”也应该是双向的：当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生育率过高时，这时的“计划”应该是“节制生育”;而当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生育率过低时，那么这时的“计划”就应该是“鼓励生育”了?。

第二，在关注人口数量的同时，应当关注生育质量，即“优生”政策应到位。生育政策的内容不仅包括人口数量，还应当涵盖人口质量的内容。中国目前的“优生”政策主要有以下内容：有明显血缘关系禁止结婚，遗传咨询，提倡适龄生育和产前诊断。由于中国整体医学水平和民众的医疗常识与西方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优生工作在宣传、普及和应用方面还将面临很多困难。

第三，人口政策是对人的政策，不能仅以经济理性去思考，而更应该将人文关怀更多考虑在内。针对线性思维下计划生育政策对无数个家庭造成的创伤、对不断增长的失独家庭和空巢家庭带来的困难，以及人口严重老龄化的难题，顶层设计者应该听一听民众的反响和意见，或做出应有的弥补，或提供相应的服务，或改变现有政策，未来的政策调整也应如此。统计与精算是政策决定之必需，而是否注重人文关怀却直接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

注 释

①唐钧.从计生和延迟退休看社会政策切忌线性思维[N].中国经济时报，2014.02.27

②陈勇.从复杂系统思维透视科学发展观[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4）：17～18

③陈剑.应迅速放开二胎[J].中国经济报告，2014（11）：52～55

④⑥穆光宗.“经济新常态”下的中国人口政策选择[J].人口与社会，2015（2）：3～9.

⑤乔晓春.从“单独二孩”政策执行效果看未来生育政策的选择[J].中国人口科学，2015（2）：26～33

⑦翟振武、张现苓、靳永爱.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2014（2）：3～17

⑧太平洋亲子网.2015全面放开二胎最新消息[EB/OL].http：//.cn/qzbd/1282092. html

⑨东方早报.中国2年内全面放开二胎？[N].东方早报，2014.10.18

⑩梁建章、黄文政、李建新.人口危机挑战中国 放开生育刻不容缓[J].决策与信息，2015（2）：10～61

第3篇：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五月抢生二胎如今担心被罚 对于38岁的唐军（化名）和妻子而言，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来得有点晚。

此前，他和妻子悄悄备孕，政策外生下了第二胎，这是夫妻俩期盼已久的一个女儿。“终于男女双全了，等我们老了，小孩可以有个伴”唐军无奈地说，如果早知道全面二孩政策年底就会出来，他跟妻子就不必冒这个险了。

唐军和妻子在南屏一家企业打工，为了迎接这个不符合政策的新生命，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两人一直提心吊胆，被辞退，甚至罚款的阴影笼罩着这个外来工家庭，夫妻俩犹如惊弓之鸟，“妻子不敢去大医院，检查要找熟人，也不敢告诉同事自己有了第二个小孩，担心消息泄露。”

苦等五年多后，单独二孩政策2014年3月在广东终于落地，夫妻俩仍被排除在政策的藩篱外。

“我和妻子都有兄弟姐妹”唐军说，如果再等四五年，妻子错过生育年龄，以后想生都生不出来了，于是决定冒险赌一把，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年龄不能再等了。”

“为了逃避处罚，唐军曾考虑过让妻子偷偷回老家，生下小孩后把户口挂在亲戚名下，当时想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后来都被否定了，我和妻子还是觉得一定要给两个小孩相同的权利待遇。”

令唐军感到庆幸的是，随着单独二孩放开，生育手续比从前简便了许多，妻子5月生下第二胎时并没有办理准生证，也暂未被发现超生。

除了向身边的同事朋友隐瞒了生育二胎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广东允许超生儿落户，不再与计生捆绑的政策出台后，唐军和妻子同样犹豫不决，“超生儿入户后可以正常缴纳儿童社保，但像我们这种在政策出台前抢生的担心秋后算账。”唐军说，看到全面二孩的消息，心里只有一个期盼，希望能对政策出台前抢生的家庭网开一面，不要罚款了，“既然国家已经放开了，说明对人口是有需求的。”

除了心理上的担忧，二胎带来的经济压力，让唐军的日子过得不如从前潇洒了。

唐军说，小女儿出生后，两个小孩加上老人，原来买的三房明显不够住了，需要换房，如今市区房价动辄两万多一平米，压力大太，而每月支出也增加了很多，零食、玩具都要双份，加上奶粉钱、服装、幼儿园学费，小孩抚养支出越来越大。

唐军和妻子周末想出去娱乐放松一下都很难有机会了，“天天围着孩子转。”

唐军坦言，因为家里有老人且身体健康，帮忙照顾小孩，自己和妻子尚能勉强支撑，“如果老人身体不好，光靠我和妻子根本不敢去想第二胎。”

三年前生二胎她丢了工作 比起唐军，苏丽（化名）似乎不幸一些。因为超生第二胎，她丢掉了工作。

苏丽和丈夫是珠海户籍，十年前在香港产下第一胎，户籍也落在香港，因此当夫妻俩2012年决定生第二个小孩时，一度存有侥幸心理，“当时觉得第一胎是在香港生的，没有占用内地的指标，生育第二胎应该是合法的。”

苏丽原本在一家国有大型通信企业珠海分公司工作，怀上小孩时她没有对外宣扬，但当她挺着一天大过一天的肚子到单位上班到第五个月时，终于被同事领导察觉了，有一天人事主管打来电话，“领导说我这样生育第二胎也是超生，要么打掉，要么主动辞职。”

苏丽说，她曾经辩解过，自己第一胎在香港，第二胎应该不违法，但单位领导并不认同她的做法。

去年12月，金湾法院曾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例，一名女子在香港生育第一胎后，回珠海生育第二胎，被计生部门以超生为由追缴20多万元罚款，女子随后将计生部门告上了法庭，要求取消罚款，但被法院一审驳回败诉。

苏丽说，她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习惯了这份工作，在此之前，她并未想过辞职，但在权衡利弊后，她最终选择放弃工作，“我舍不得小孩，但也不想让领导为难。”

2012年10月生下了女儿后，苏丽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儿子与女儿又基本由爷爷奶奶照顾，她反而闲了下来，为了充实自己，后来与丈夫在珠海市区盘下了一家药店，本想自己创业干一番事业，不料丈夫因为不太了解相关规定，卖了几盒从香港托运过来的药品被法院以销售假药定罪。

第4篇：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根据我国实际国情进行渐进的政策调整。我国因解决紧张的人口压力问题实行“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标志着以独生子女政策为中心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开始，号召中国家庭“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1982年12月4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通过了新宪法，规定国民实行计划生育的法律义务。由此，独生子女家庭在中国大量出现。当时，超过10亿人口的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人口最多，计划生育政策也最严格的国家之一。

2 适育夫妇不愿生二胎的原因探析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实施30多年在抑制人口快速增长方面取得显著的效果，没有因过于膨胀的人口对经济发展造成致命的影响。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信息显示，截止到2014年年末我国总人口数量为13.68亿人，人口自然增长率已降到5.21‰。由此可见，我国已经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极低的国家之一，属于“少子化”的国家，明显低于正常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同时，我国人口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老年人口比重快速上升，达到了联合国对老龄化社会新标准的临界值，开始引起国家重视。人口老龄化加剧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且意味着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下降，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形成巨大的压力。由此，我国今年全面放开了二胎政策，通过调控人口出生率调整我国人口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危机，实现人口均衡发展。

究竟抚养孩子的成本有多高使适龄生育夫妇放弃了生二胎？主要是源于以下6个方面：

2.1 孩子教育费用高昂

如今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家长最为关心的，因国家推行了九年义务教育，暂且不将九年义务教育列入考虑范畴，单单是孩子的学前教育就十分令家长困扰。学前教育的优质资源稀缺，虽然有足够的学前教育学校，但是师资力量较强的学前教育紧缺，加上家长都想为孩子提供最好教育的强烈需求，优质学前教育十分昂贵，这成为渴望要二胎的父母最为担心的。

2.2 家庭生活成本增加

孩子出生不仅需要父母付出更多的精力，也需要资金的付出，如奶粉、尿布、衣服等儿童用品。奶粉的质量令家长堪忧，购买国外奶粉成为多数家长的解决办法，进口奶粉需要付税款，价格较国内奶粉高出很多，成为家庭一笔不小的花销。儿童用品需要较高的品质才能保证质量安全，所以儿童用品价格较成人用品高出许多，许多想要二胎的父母不得不将此作为考虑因素。

2.3 赡养老人的压力大

我们现在的人口结构多为一对夫妇上有四个老人需要赡养，还有一个独生子女需要抚养，因为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大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成长到现在当年的独生子女正是现在二胎的适育夫妇，他们无兄弟姐妹帮助抚养老人，同时又要抚养孩子，虽然今年开放了二胎政策，但是对于经济状况不是十分宽裕的家庭，是不敢也没有经济能力再抚养一个孩子的。

2.4 住房问题

学区房是一个令父母十分头疼的问题，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都辛辛苦苦赚钱买学区房解决孩子上学问题。如果生二胎便要考虑此问题，因为幼儿逐渐增多，优质的教育资源更加难以获得，学区房因为较多的需求而价格上涨，令许多夫妇负担不起。而且，生二胎增加了家庭人口数量，需要更大的住房面积，中国的住房问题本来就十分困扰年轻的夫妇，如今生二胎大大加重适育夫妇的负担，使想要二胎的夫妇心有余而力不足。

2.5 准生证的不易办理

为了确保孩子合法出生，中国夫妇仍然需要得到政府发放的“计划生育服务证”，根据程序要求，准父母需要到居委会、计划生育部门以及他们法定家乡的其他机构盖上十几个章，才能拿到准生证。所以，准生证的不易获取，也成为影响适育夫妇是否要二胎的一项考虑因素。

2.6 交通工具的不便

新生儿的出生虽然令一个家庭喜悦，但是也带来了一些困扰，如出行的交通工具需要家长慎重选择。虽然私家车在中国家庭的拥有率持续上升，但是较多家庭还是负担不起私家车的。这时便需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因为我国人口总量多，城市提供的基础设施不足，公共服务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对于大多数考虑要二胎的适育夫妇的出行带来了困扰。

3 全面二孩政策的配套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后，我国将生育政策进行调整，是为帮助遏制人口过快增长；如今，全面开放二胎政策，政策又进行调整的目的是帮助遏制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但是，如果只是出台“全面二胎”政策不能解决中国人口结构不均衡的问题，因为赡养老人和抚养两个孩子的重担便压在了一对独生子女夫妇上。所以，国家应出台相应配套政策进行支持和帮助适育二胎的夫妇。对国家继“全面二孩”政策后出台相应配套政策的问题，本文提出几点建议：

3.1 出台相应教育政策

当今的国家财政为了经济的发展，只有较少比重的财政资金用于教育，虽然教育的投资回报更高，但是具有滞后性，需要一定的时期后才能显现于经济发展上。并且，“全面二孩”政策需要学前教育的政策支持，需要国家大力支持学前教育的发展，使我国的大多数学前教育达到优质水平，使孩子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保证受教育公平。

3.2 保障食品药品的质量安全

如今，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频发，甚至出现大陆居民到香港地区抢购奶粉的事件出现。这需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食品的质量不合格，易引发就医的患者增多，会增加医院的就诊人数，从而引发医院的就医资源紧缺，降低医院的服务质量，并大大增加家庭的就医成本；药品的质量不达标，从而拖延患者及时医治，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儿童的疫苗出现安全问题，可能对孩子造成难以估量的不良后果，所以，国家应加大食品药品的监管力度、惩罚力度，使得从根本上减少适育二胎夫妇的担忧。

3.3 加大医疗保险的力度

在中国，一场重病可能会使原本小康的家庭变得贫困。所以，使老人的医疗问题得到保障，便减少了一个家庭生二胎的后顾之忧。国家应加强药品的监管力度，使药品价格趋于合理，使需要赡养老人的适育夫妇减轻压力，有经济实力抚养两个孩子。

3.4 提供住房补助

国家不能较多的干预房价，市场应该起到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国家可以为生二胎家庭提供住房补助，使生二胎的家庭减少此方面的顾虑，并且可以减轻有两个孩子的家庭的住房压力。

3.5 简化办理准生证的程序

我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亟待提高，因为较为烦琐的行政程序，大大拉长了办理证件的时间，使得人们不能及时解决问题，政府在人们的心中的形象也大打折扣，因此提高行政效率，为人民服务，简化办理证件的程序，是人们的迫切需求。

第5篇：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这个变化似乎也可套用在中国身上。从上世纪70年代每个母亲约生育6个孩子，到如今的1.5个孩子，中国“低生育率”已在悄无声息间走过了20多年历程。然而，在中国人口的基本问题上，社会各界的共识远未达成。

一些名人、富人用行动撕开的“二胎生育”的口子，为公众讨论“二胎合法化”提供了鲜活的案例和观察的窗口。比如，前世界跳水冠军田亮的妻子叶一茜在香港产下二胎的消息，经媒体披露后在社会上引发热议。要求严罚和主张宽容的声音都有市场。争议背后透露出国人对中国人口现状及未来走势判断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人口规模太大是否仍是当前中国人口的首要问题？未来几年，中国的生育政策该作出重大调整吗？

“一胎政策”碎片化

提起中国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很多人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可能就是“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这句标志性口号，因此，很多人将其笼统地称为“独生子女政策”。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呼吁全体党员、团员破除“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实际上，严格的“一胎化”主要在城市地区得到了推行。

由于“一胎政策”最初在中国农村遇到巨大阻力，几乎无法执行下去，国务院于1984年对生育政策进行修订，在“一孩政策”的基础上，也允许一部分夫妇（如少数民族、部分农村地区）可以生两个孩子，这也被称为“开小口、堵大口”。

按照《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规定，我国将是否允许生育二胎的政策制定权，授予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或其常委会。去年11月，人口大省河南修改了该省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增加了“双独家庭”可生二胎（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可申请生育二孩）的条款。河南也成为我国最后一个放开“双独”生二胎的省份。这反映出我国近年来一直严格实施的计生政策正随着国情和形势的变化进行着微调和适度松动。

“我们现行的生育政策已呈现碎片化状态。”南京人口干部管理学院潘金洪教授向《南风窗》记者介绍，他梳理了全国31个省区的计生条例发现，全国各地具体的生育政策有100多条，这些略有差异的政策大多是根据区域、城乡、民族、户籍等差异而制定的，有的省区之间的生育政策和法规还存在着冲突。

计划生育制度被强力推进，中国的人口数量、结构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近日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人太多了吗？》研究报告称，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了1.5以下，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妇女只生了不到1.5个小孩，远远低于2.1的更替生育率（指维持每一代人人口数量不变的生育率）。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口将进入一个长期负增长的时期。

国家人口与计生委新闻发言人于学军曾经透露，我们国家的生育水平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也就是降到了低生育水平，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但他认为，现在学者统计的总和生育率没有考虑到漏报的情况，这可能会带来误导。

最近几年，严格的生育政策带来的影响开始逐渐显性化。不少观察家注意到，因适龄在校生逐年减少，前几年在中西部投资兴建的希望小学在最近几年竟出现了被废弃的情况。而教育部的公开数据也表明，自1992年起，全国的小学数量一路下滑。截至2009年年底，17年间全国共减少了43.28万所小学，全国平均每年减少2.55万所小学。除了学校合并的因素之外，学生数量减少也是重要原因。

“罚款”效果不彰

像田亮夫妇这样，绕道香港或国外“曲线”生产二胎的案例，近年来在不断增多。在当前的法治框架下，对于“超生”的事后弥补措施，主要是采取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办法。但潘金洪表示，征收社会抚养费对贫困群体、富人、单位职工和干部的生育制约都很有限。对于穷人而言，只要想生孩子，还是会生的，顶多缴少量的社会抚养费了事，或者因无钱干脆不交；对于富人，即便多缴纳几万、几十万，也不会成为他们生二胎的障碍，“无非是多花几个钱而已”。

高昂的社会抚养费在有些地方成为政府管理部门眼中的“肥肉”，这也催生了“以罚代管”的畸形计生管理手段的出现。在一些偏远的地区，“有权的凭权生，有钱的买着生，无权也无钱的逃着生”的歌谣曾一度流行。因此，希望借助于传统“罚款”手段来威慑、减少“超生”现象，正变得越来越效果不彰、难以为继。再加上现今户籍制度的松动、人户分离的增多以及人员流动性加大，传统的计生管理手段愈显乏力。

中国的人口基数这么大，如果放松了“二胎”，会不会造成出生率的猛增和人口数量的剧烈反弹？对于这种忧虑，学术界以实证测算的方式给出了解答。结论是，可能会有一定波动，但完全是在可控范围。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步入了工业化社会，人们的生活环境、方式及生育观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生活、就业、教育、医疗的成本有了极大的提升、“多子”不再“多福”；儒家文化的“精英意识”又使中国的家庭更看重对孩子培养的质量而非数量；此外，西方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也在影响着年轻一代人，他们更强调个人满足和自我实现，甚至一些丁克家庭的观念也颇有市场。

事实上，中国的局部“试验”也已证明了上述担心的多虑。自1984年起，河北承德、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湖北恩施等4个试点市县试行“可生二胎”政策。近几年，国内多名学者对上述4个试点地区进行了回访和调研，结果发现，生育率仍是维持在1.8之下的“较低水平”，且试点地区的男女人口性别比例也比全国的情况更趋合理。

在上海，全国最早实行一胎化的城市，目前育龄青年的主体—“80后”正是上海第一批独生子女。按照现有的政策，他们完全可以生二胎。但调查显示，上海户籍人口的生育率却是全球最低的0.7，即每对夫妇只生0.7个孩子。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马小红的调研也显示，北京市允许生二胎的“双独”家庭，真正有生育二胎意愿的只占总数的1/4。

具体而言，近年来学界一直在呼吁“放开二胎”大致有3种方案：最激进的是“普遍二胎”原则，即允许国内的所有家庭，只要其意愿，均可生育二胎；第二种方案是“单独”家庭可生二胎原则；最稳健的是微调方案，即先在国内部分地区试验“单独”家庭可生二胎，然后分批、逐步推广到国内其他地区。

政策调整需大智慧

有意思的是，即便多数学者认为此时“放开二胎”将是有利于家庭、社会和国家的举措，但也有学者坚持认为严格的一胎化政策绝不可有任何松动。学界的分歧，其实也会影响到最高决策层在生育政策上的犹豫。

政府去年曾一度酝酿对东北三省和江浙等5个省份，小范围试验推行“单独家庭”生二胎的政策。去年广东也提交了“单独”家庭生二胎的申请。但此后，上述“试点”的消息再无下文。据多位接近国家人口与计生委的知情人士透露，上述“试点”方案均遭搁浅。

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生育政策调整与不调整都存在着风险，且这种风险往往要20年之后才能看到。回顾历史可见，每次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均是对决策者智慧的考验。

以1980年全国推行计生政策为例。据参与过前述《公开信》起草工作、中国人口学会原秘书长张敏才回忆，当时在学界、政界和民间，对“一胎政策是否可行”争论异常激烈。譬如，民间有“老大憨厚、老二聪明、老三猴精”的说法，有人担心若实行计划生育，会把未来的发明家、科学家弄没了。

第6篇：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关键词：新增人口；老龄化；相关产业；社会经济

本文受高校自主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50301）；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资助（项目编号：G201512026005）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对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收录日期：2016年5月24日

《辽宁省2013年度卫生计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显示，2013年辽宁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5，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更是高达19.1%。其中，沈阳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1，大连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2，虽然均高于全省平均值但老龄化现象相比全省更加严重。就此增长率数据结合通过进行生育意愿问卷的抽样调查结果分析，在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后，短期内效果不明显，但就长期而言，新增人口将不断增多，因此预测辽宁省未来十年人口将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以来，生育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考虑到二胎的养育成本和当下的物价消费水平，很多符合条件的适育人群没有享受到“单独二胎”政策的福利，因此新增人口数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并没有很大的人口突破。五中全会决定放开“全面二胎”政策，即：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一政策的宣布，立刻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人纷纷表示政策实施后，有意愿生育二胎。对此，我们可预期的结果是“婴儿潮”的出现更加刺激辽宁省相关产业的发展。

一、“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教育产业的影响

《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首次提出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教育对一个民族的振兴与繁荣起着巨大的作用。“全面二胎”政策实施以来，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为我们的教育带来了强大的后备力量和后备军，将直接影响基本战略的实施。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观念的转变，孩子的教育也成为了家庭一个重要的计划。

（一）新增人口增多，直接刺激幼儿园和各种幼儿培训、托管的猛增。而家长也愿意将时间与精力投资在这里，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优质的照顾，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由于近年来就业压力的影响或个人不同的生活态度，很多母亲选择不做家庭主妇，早早地把孩子送到托管或幼儿园中，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里。虽然家长可以选择让爷爷奶奶带孩子，但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况及孩子的学前教育问题，更多的父母会选择托管和幼儿园，让专业的人员护理孩子。所以，从直接的影响来看，私立、公立的幼儿园、托管将会大幅度增加，以满足“全面二胎”政策带来人口增加的趋势。

（二）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政策，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预计未来小学、初中的受教育人数会普遍增加。那么，学校就会面临着校区扩建、师资力量补充等各种问题。目前，在辽宁省乃至全国教育设施系统和政策不完善的前提下，政府及教育部门将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大规模人口增长进行预测、部署以及资源整合和调整，优化教育结构。

（三）人们经济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父母对孩子教育问题的重视。为了增强孩子未来在社会上的竞争力，许多父母都为孩子报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特长班，期望孩子在学习之余能发展几门特长，为孩子将来更好地择校和就业加上一把保险锁。对于孩子本身而言，发展几门特长既有利于他们综合竞争力的提高，也能培养起他们健全而又丰富的知识结构，同时对其社交面也有很大的益处。因此，各种特长班会随着婴儿潮的出现迅猛发展并不断地完善成为一种新的朝阳产业。

教育贯穿于我们的一生，随着政策的实施，未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也将不断增加，所以高校的软硬件设施设备也将进入一个快速更新与进步的时代。除了教育的直接对象――学生增长之外，还有各个与教育有关的群体及个人也会产生量的变化。教师是教育的承担者与载体，政策实施的直接影响就是需要更多的优秀教师资源进行教学，那么某种意义上也就可能解决了新一代“90”后、“00”后的工作问题。同时，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培训班也会不断地发展起来，这样也带动了辽宁省相关教育产业的进步与发展。

二、“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家政服务业的影响

家政服务业是指将部分家庭事务社会化、职业化、市场化，由社会专业机构、非盈利组织、家政服务公司等专业人员来帮助家庭与社会互动，构建家庭规范，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家政服务涉及20多个门类，200多个服务项目，适应市场需求的多样性特点，家政服务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传统的搬家、保姆等项目不断细分，月嫂、陪护、保洁、保健等服务不断成为家政服务的主要内容。

（一）月嫂的功能将会越来越显著。月嫂是与“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相关的一个服务群体，是母婴护理师的俗称，主要是专业护理产妇与婴幼儿，服务的内容以月子护理为主，新生儿的护理占80%，产妇的护理占20%。在“全面二胎”政策影响之下，婴儿的增多也会导致对月嫂的需求增加，那么月嫂市场就将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月嫂培训势必会迅速发展，而且会由中年父女向年轻女孩或者更广泛的女性范围扩张或延伸。同时，根据我们的观察以及走访，发现大连本地在近几年里出现和发展了多家的月子中心和会所，其中根据服务项目和级别的不同，价格也有所不同。月子中心这个朝阳产业，在“全面二胎”政策的推动下势必也将会蓬勃发展。不论是月嫂还是月子中心，这两者都是政策的受益者，这是一个在新时代里可以不看学历而看能力和经验的工作项目，这样的工作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女性因低学历而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尤其是下岗工人或者是农村妇女。除此之外，还可以增加人口就业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二）除了月嫂之外，另一个与家政服务密切相关的是保姆行业。保姆与月嫂不同，它的服务周期和服务范围都比月嫂较为广泛。所谓月嫂，就是指其工作周期在新生儿诞生的前几个月内，照顾新生儿母亲并帮助她护理新生儿成长初期遇到的各种问题，服务的主要对象是新生儿。当孩子逐渐长大，不再需要月嫂的专业陪护，而父母又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孩子和管理家务时，就会对保姆产生很大的需求。保姆是专门根据要求为所服务的家庭操持家务，照顾儿童、老人、病人，管理家庭琐碎事务的人员。她们负责家庭所有成员的健康和膳食营养管理、家庭人员日常生活流程的安排、家庭成员与亲朋好友、社会关系的处理等问题。保姆的存在让孩子的父母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中，减少了处理日常琐事浪费的时间。在全面二胎政策的推动下，保姆行业有着很光明的前景。除此之外，婴儿潮的出现也会在其他相关产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保洁、保健、陪护等，将会大力推动辽宁省经济的发展。

三、“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婴幼儿市场的影响

首先，乳制品、奶粉等婴幼儿食品、孕妇保健养生品行业的发展。“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新生儿人口的增加对辽宁省母婴市场的需求大大增加。二胎政策的落地，婴幼儿奶粉行业将首先受益。若考虑奶粉喂养比例的提高和奶粉价格的自然增长，未来几年行业整体收入增长可能超过20%。随着人们对孩子的营养补充意识的提高，对优质奶制品和对孕妇的保健品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奶粉在这类市场的占有率较高，因此“全面二胎”政策将显著增加国产奶粉的销量并促使辽宁省乳制品、婴幼儿保健品朝着优质、高效、健康的理念发展。

其次，婴幼儿生活用品、婴幼儿及孕妇的服装产业的发展，儿童相关行业及产品，如尿布、婴儿推车、儿童服装等会明显受益。“全面二胎”政策逐步放开带来的政策红利，已经促动了国内外众多的服装品牌纷纷加速在童装市场里的布局。父母都想给孩子最好的用品、最好的服务、最科学、最安全的产品，随着新一代年轻父母消费观念的转变，婴儿纸尿裤在国内的消费需求呈现明显走强的趋势，这让婴儿纸尿裤行业成为一个极具潜力的庞大市场。由此可推之，育儿生活用品产业将不断发展。

最后，益智类儿童玩具、动漫产业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进步，各种各样的新式玩具争相迸发，儿童益智类玩具也发展得风声水起，例如家教机、智能游戏机、智能汽车、各种动漫人物以及各式各样的智能玩具。智能产品的出现引起了孩子的兴趣，并且巧妙地抓住了孩子的喜好，充分调动孩子的动手和动脑能力，助力开发孩子的脑力世界和精神世界。随着家长生活观念的转变及消费水平的提高，发展益智类玩具和动漫产业的需求就日益凸显，对辽宁省的服务业创新起着推动作用。

四、“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养老产业的影响

辽宁省是全国最早进入老年型人口社会的省份之一，人口老龄化问题成为影响辽宁省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虽然“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放缓了老龄化进程，但短时间内来看，“全面二胎”政策不能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辽宁省养老问题还十分严峻，养老服务体系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但同时也给辽宁省养老产业发展带来了机遇。

（一）养老服务体系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就目前来看，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是我国目前三种基本的养老模式。在这三种模式构成的体系中，家庭养老作为传统的养老模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养老院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的发展则严重滞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80、90”一代绝大多数为独生子女，很多人都面临着要赡养四位老人的重任，在这种家庭结构下，“养不起父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及高龄老人的日益增多，急需突破原有的家庭养老方式，建立多种适合省内发展的养老模式，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通过对辽宁省内一些养老机构走访调查，结合辽宁省一些养老机构的资料，分析出目前养老存在以下问题：（1）养老服务设施严重不足。在已有的养老机构中，社会化养老设施不足、基础薄弱；（2）专业护理人员极其短缺。辽宁省养老机构不仅数量少、容量不足、设施简陋，而且普遍缺乏护理人员，且专业技术服务水平低，专业护理人员极其欠缺；（3）民办养老机构发展滞后。我国养老机构主要分公立和民办两种。其中，公立养老机构属于社会福利性质，入住率接近100%，全社会普遍存在一床难求的现象。而民办养老机构则由于投资回报率低，民间资本进入的意愿和热情不高，现有数量只占全国养老服务机构总数的10%。相比公立机构，由于收费较高，民办养老机构的入住率较低，床位使用率仅58%。

（二）养老产业依然存在发展机遇。根据以上养老问题的现状分析，“全面二胎”的实施对辽宁省的养老产业会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有需求更带动养老产业的发展，为辽宁省养老产业带来发展机遇。伴随传统养老模式的削弱，辽宁省的社区养老、助老将在未来发挥重要的作用。社区养老、助老服务提供的医疗护理、休闲娱乐等，可以替代家庭的一部分功能，补偿某些家庭缺失。高龄老年人可以通过社区服务得到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交流情绪和感受，消融家庭和社会生活中苦闷与烦恼，得到精神慰藉与寄托，形成健康、和谐的心理状态，排除高龄老年人常有的孤独和失落感。因此，也催生出辽宁省养老产业的衍生服务业，如老人陪聊服务、老人心理咨询、老人健康理疗等等。针对高龄老年人的特殊身体状况，政府也应建立高龄老年人的医疗保障体系，比如每年对高龄老年人进行身体检查，对高龄老年人的医疗收费进行优惠，特殊情况应免费治疗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完善辽宁省养老保障体系。

五、“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医疗产业的影响

随着“单独二胎”政策的不断推进，加之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全面二胎”政策的冲击，人们的生育意愿逐步提高，将会在未来几年内产生强大的婴儿潮，这必将带动一系列婴儿产业的发展，与婴儿产业密切相关的就是妇产科事业与医疗器械事业。

妇产科事业和医疗器械事业向着更高水平的方向不断创新发展。中国父母爱子心切，在传统思想的认知下，他们会不惜一切给孩子创造最好的环境。医院是新生儿降临后第一接触的地方，婴儿潮的出现不仅会对妇产科医院产生大量的需求，而且对相关领域技术水平和医疗器械的要求逐步提高。需求的增长也意味着竞争更加激烈，尤其是在人们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时代里，强大的竞争压力必将会带领妇产科事业和医疗器械事业向着更高水平的方向不断创新发展，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像当下热门的“互联网+医疗”（即互联网在医疗行业的新应用，其包括了以互联网为载体和技术手段的健康教育、医疗信息查询、电子健康档案、疾病风险评估、在线疾病咨询、电子处方、远程会诊、远程治疗和康复等多种形式的健康管家服务）为更多的适孕人群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于是“互联网+医疗”的创新创业项目应运而生，大连市的许多医院也不断推出“掌上医院”等一些电子医疗的项目，提供更好、更快捷、更便利的医疗服务，解决看病排队耗时长、老人的保健护理等问题，同时为孕期妇女打造了更科学的孕期方案以及婴幼儿的生产方案，这也为辽宁省医疗器械、妇产医疗保健、儿童孕妇医药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在政府强有力的监控下，积极发展医疗产业将是辽宁省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就目前医疗市场现状而言，儿童医疗市场供需明显不足，因为二胎政策全面放开后，随着人们生育意愿的逐步提高，产妇数量也会不断增多。新生儿出生后，各种各样的问题应运而生，如接种育苗、预防流感等等，这些问题使得人们对儿童医疗相关行业的需求大大增加。

全面二胎政策实施过程中，满足全面二胎政策而不满足单独二胎政策的人群，从年龄结构上比较偏向30～35岁以上，较短期看高危产妇会增多，会增大医务人员的压力和风险，对技术精湛、有较高的从医素养的知识应用型人才的渴求度提高，也对辽宁省的医疗发展水平和医疗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六、“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保险行业的影响

保险行业一直是与人们密切相关的行业，随着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保持对保险行业的较高需求。“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新生儿增多，人口随之增加，同时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辽宁省的社会保险行业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社会保险将会出现进步与发展。社会保险是一种为丧失劳动能力、暂时失去劳动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损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补偿的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可以从基金获得固定的收入或损失的补偿，社会保险的主要项目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随着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养老保险长期内呈现上升趋势。在“全面二胎”政策下，新生儿会增多，父母为了让适龄儿童在上学期间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将会购买更多关于教育方面的社会保险。此外，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健康意识增加，会通过购买各样的社会保险来保障自己的健康，例如医疗、工伤、失业等一系列的保险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同样，新生儿的增多生育险也会出现上升的趋势。

需求的增多会带来保险行业的发展与进步，不论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全面二胎”政策将会推动辽宁省保险业的发展，这也要求辽宁省保险行业推陈出新，在获得广阔客源的同时更加有效地保障居民的权益。

七、“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一）从短期需求来看，“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程度不会太大。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资金问题。对于普通的家庭而言，有可能生二胎的夫妻工作刚刚稳定，他们的经济基础只能满足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各种费用，而不具备为了再生一个孩子换房以及抚养教育的经济实力。因此，为了节约支出，维持正常的生活状态，短期内家庭不会产生换房或购房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中国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30年来，已积累了1.4亿户独生子女，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很多34岁或34岁以下的中国夫妇是双方共四位父母的唯一继承人。四位父母去世后，他们至少会多出两套房子（鉴于当前的投资趋势，很可能还要多更多），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的下一代是无需为住房担忧的。但是，也存在更换户型，或者为了孩子的成长而刻意购买学区房的可能。

（二）从长期需求来看，未来房地产需求表现不会太明显，整体需求会呈上升的趋势。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增加了新生儿的出生数量，每年将近有百万的新增人口，虽然短期内由于家庭经济等方面原因房地产需求不会产生太大的波动，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们需要有更大的空间进行日常的生活活动，那么孩子的居住环境就催生了由目前2居的住房向3居、甚至4居的住房置换的需求。此外，新生儿的出生对学区房、交通环境、地理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为孩子的教育成长考虑，会刺激家长对房屋购买或者置换的考虑，另外家庭对于户型的要求也将更贴合家庭人口数目现状，对室内设计、房屋建造、房屋设计等行业的需求越来越高。由此看来，辽宁省的房地产行业在未来几年会呈现折线波动趋势。

八、“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环境的影响

人口增长带来的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将推动经济的转型与变化。人口增长不仅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平衡，而且人口的增长也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恶化，不利于环境保护。主要体现在：人口增长刺激对土地住房、资源、生活必需品等的需求，加大对资源的开发，造成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矿产资源开采量加剧，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根据2010年数据显示，辽宁省森林覆盖率达37%，植被覆盖率中等偏低，人口数量的增多会导致对土地的需求增大，加快对植被的砍伐，破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空气质量下降。这一局面也促使辽宁省经济实现转型，向高新技术、低碳环保型、环境友好型经济转变，逐步向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由环境友好型技术、环境友好型产品、环境友好型企业、环境友好型产业、环境友好型学校、环境友好型社区等组成。主要包括：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无污染或低污染的技术、工艺和产品；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不利影响的各种开发建设活动；符合生态条件的生产力布局；少污染与低损耗的产业结构；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如类似辽宁阜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相关产业会蓬勃发展，形成以农产品（食）品加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三产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由人口增加带来环境影响促进相关环保企业的发展，将逐步促进辽宁省企业经济转型。

综上所述，由于生育周期、成长周期客观存在的时间因素，“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短期内对辽宁省经济发展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就长期而言， “全面二胎”政策带来的新生儿数量增多，人们为满足第二个孩子的生长所需，会在生存生活条件上的消费大幅度增加，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进而辽宁省消费结构在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上较十年前会有明显的增长，也带动养老、教育、儿童用品、家政服务、医疗、保险、房地产行业等相关产业发展。此外，人口的增多加剧了辽宁省环境的压力，也促进辽宁省产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因此，“全面二胎”政策进一步为辽宁省经济结构调整、创新推动服务业发展、补充人力资源后备力量、缓解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起到了一定作用，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辽宁省经济社会蓬勃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邬沧萍.社会老年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4.

[2]邬沧萍，杜鹏.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中国老年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3.

[3]王琳.中国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及原因的国际比较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4.1.9.

第7篇：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关键词：老龄化;全面二胎;中国经济;计划生育

一、前言

20世纪70年代，为了解决人口增长过快，稳定低生育水平，缓解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和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紧张关系等问题，我国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并且在1982年将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而在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计划生育虽然有效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但其负面影响也不断显现，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不断突出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今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中指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本文将分析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的原因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二、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原因分析

（一）中国面临陷入“低生育陷阱”

在实施计划生育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82年的2.86不断下降到2014的1.55，并且在2012年一度降到1.18。按照鲁茨等人的理论，1.5是一国总和生育率的一个关键点，一旦低于1.5一国的总和生育率就很难再上升到1.5以上，即陷入了“低生育陷阱”。而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非常接近1.5，一旦中国陷入“低生育陷阱”，少子化程度超过老龄化，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不断减少，导致劳动力的短缺，进而劳动力成本提高，引起外企向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转移，直接影响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青年人口数下降，直接削弱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不利于高精尖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造成高新技术产业人才的缺失，影响中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青年人口数的不足还会降低消费能力，出口、消费、投资是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而青年人口是消费的主力军，青年人口的减少必然导致内需不足，影响GDP的稳定增长。为了摆脱“低生育陷阱”，中国开始实施全面二胎政策，以此来刺激总和生育力的增长。

（二）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

随着2014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人数量达到2.12亿，占总人口比例为15.5%；65岁以上人口数为1.37亿人，占比10.1%。我国老龄化日益严重，并且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未富先老，人口红利消失，造成对投资和建设的需求不足，房价波动严重，并带来一系列社会养老问题。在计划生育大环境下，大量80后、90后都是独生子女，人口老龄化使得在家庭成员中老年人较多，一对青年夫妻需要赡养4个老人，养老、教子问题日益突出，加重年青人身体和精神负担。同时由于老龄人口的增多，制约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时政府需要加大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上的资金投入，政府的税收主要来源是劳动力人口，而人口的老龄化使得劳动力人口不断减少，缴纳养老金的人口不断减少而领取养老金的人口逐渐增加，政府税收来源不断减少而支出逐渐增大，可能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进一步提高，影响到社会的再分配，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

（三）男女比例失调

受重男轻女观念和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我国目前男女比例达到105:100，男性比女性多出三千万左右，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会对传统家庭的稳定造成影响，引起离婚率的上升，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引起绑架和贩卖妇女等犯罪行为的增长，犯罪率不断提高，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同时男女比例失调还会导致房价的高涨和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加剧，严重影响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三、全面二胎对经济的影响

从短期来看全面二胎直接影响到的就是与二胎直接相关的婴幼儿奶粉、尿布、母婴保健等母婴行业相关产品的增长，带动了母婴行业的繁荣发展。中期来看，全面二胎刺激了与孩子教育相关的早教、小学教育、家教等行业。再者，带动了减肥、运动等与女性健身保健有关产业的发展，刺激了对食品、服装、娱乐等行业的消费需求，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增长。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对劳动力的需求大，低的总和生育率和日益严重的老龄化是我国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的主要诱因。目前，中国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大量企业外迁东南亚，二胎政策的放开，将刺激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对冲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为中国劳动力的供给提供后续力量，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有利于再续中国的人口红利，减少政府在养老保险、社会保险方面的资金压力。同时在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大量能为子女提供良好教育环境和素质培养的家庭只生育一个孩子，而农村家庭受传统观念影响超生现象严重，导致农村生育率明显高于城市，但农村家庭并不能提供一个更好的后天学习环境，导致人口素质的降低。而全面二胎能提高社会人口素质，增加企业的人才供给，增强企业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和开发，振兴我国高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平稳实现转型。全面二胎有利于稳定房价，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目前，中国的房价不断上涨，男女比例的失调更是加大了房价的上涨趋势，2015年下半年房价月均增幅达到0.5%，部分大城市增幅甚至达到2%。作为生活必需品，房价的虚重影响了居民生活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一旦楼市价格泡沫破碎，必然严重冲击中国的社会经济，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增长，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全面二胎既能调剂男女比例，同时又增加了对楼市的刚性需求，稳定房价，有利于中国经济实现平稳转型。

参考文献:

[1]都阳.中国低生育水平的形成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J].世界经济2005（12）

[2]宴乐平.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J].山西师大学报2010（3）

[3]王卫琴.论单独二胎新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J].财经界2015（4）

第8篇：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国外也有值得我国借鉴的教训。分析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生育观和国外一些国家生育观的变迁，从中可以吸取一些经验教训，以确保我国的生育政策少走甚至不走弯路。

国外：三种生育观

世界其他国家的生育政策是怎样的？哪些国家抑制生育？哪些国家鼓励生育？归纳总结之后发现，主要有“发展中国家多抑制生育、发达国家为人口过少犯愁、部分国家先抑制后鼓励”三种情况。

一、发展中国家多抑制生育

印度：资助“二次蜜月旅行”

印度的生育政策是控制人口增长、鼓励少生。印度西部的一个地方政府标新立异试图通过资助“二次蜜月旅行”来控制人口出生率。根据这一办法，一对夫妇若是在结婚两年后才生第一胎就会得到价值5000卢比的礼包；如果将第一胎的出生时间推迟至结婚3年后，则可得到7500卢比的大礼包。这些奖励金足够一对夫妻在结婚两三年后去旅游胜地度第二次蜜月，所以又叫“二次蜜月大礼包”。印度虽然长期实施抑制生育的人口政策，但效果并不十分明显，这导致印度人口预计将在本世纪30年代超过中国而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埃及：“计划生育国民计划”

到苏丹、肯尼亚、阿尔及利亚等非洲国家旅行时，经常能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妇女怀里抱着一个孩子，手里牵着一个孩子，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孩子的情景。生育高峰时期，非洲平均每个妇女生6.9个孩子，居世界之冠，其中肯尼亚妇女平均每人生8个孩子！埃及的情况在非洲算好的，因为其适时推出了计划生育政策。埃及的“计划生育国民计划”作为国家人口战略，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在全国建立了6500个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免费提供计划生育用具和药品，还定期派卫生人员下乡，向农民宣读计划生育政策的意义。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埃及的生育率有所降低，但人口仍呈直线上升的趋势。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导致住房紧张、交通拥挤、失业严重、物价上涨，国家如今政局不稳、示威骚乱不断。

二、发达国家为人口过少犯愁

俄罗斯：专设怀孕日、授勋“英雄母亲”

在世界人口出生率最低的25个国家中，22个为欧洲发达国家，欧洲已有18个国家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俄罗斯情况最糟糕，是世界上人口减少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每年净减少人口几十万。为了鼓励育龄妇女生育，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将每年9月12日设为“怀孕日”，这天所有已婚夫妇可以不用上班，在家专心“造人”。前苏联“英雄母亲”瓦莲京娜生了69个孩子，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她生了16对双胞胎，7个三胞胎和4个四胞胎，27个单胞胎。69个孩子中的67个都活了下来。“英雄母亲”是前苏联政府为生育10个以上儿女（且最小的孩子不小于1岁）的妇女们设立的荣誉称号。

德国：在家带孩子有补贴

随着出生人口的减少，如何提高生育率已成为德国的头等大事。德国政府规定：停职在家照顾孩子的父母全年每月可得到相当于税后月收入2/3的补贴，最高可达1800欧元。如果父母中的一方继续停职两个月，则可享受14个月的补贴，最高达2.52万欧元。尽管政府绞尽脑汁采取了一些鼓励生育的措施，但收效甚微——1970年～2006年，德国的总生育率还是从2.0下降到1.3，是世界上生育水平较低的国家之一。其他欧洲国家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三、一些国家先抑制后鼓励

韩国：为低收入夫妇提供保障住房

1960年初，韩国开始控制人口，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1964年之后，通过各种途径推广和鼓励人们采用避孕方法，生育率随之下降到1995年的1.65。1996年，韩国政府取消了控制人口出生的政策，转而鼓励生育；在结婚、生育、子女养育等方面制定了奖励政策：政府向月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新婚夫妇每年提供5万套保障性住房；为怀孕女性提供一定的产前诊查费用；子女不满6岁时，女性可以有1年时间在家养育子女，且每月可领取40万～50万韩元的底薪，并保留职位等。但是，这些鼓励生育的政策效果不佳，2006年韩国生育率降到1.2。

新加坡：由两个就够到鼓励多生

1960年，新加坡开始推行“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3年的5.01下降到1977年的1.82。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加坡政府对以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认真检讨，取消了这个政策，转而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如孕妇享受“星级待遇”：在产假方面，强制性的产假有8周，产假期间产妇领全薪；非强制产假有16周，假期长短由雇主与劳方协议，员工在非强制产假期间领半薪，工资成本由政府负担。此外，政府给每个小孩发育儿津贴，两个小孩以上的家庭，给予高免税额及特别扣除额，到第三个小孩，还可分配到住房。另外还有“婴儿红利”计划，政府会在一对夫妇生第二个或第三个小孩时，将钱存入夫妇的账户，由其支付托儿所或幼儿园的费用。

综上所述，无论是抑制生育还是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取得成功的国家都是少数。世界各国人口政策的实践表明，单独人口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人口政策发挥作用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必须与本国的国情相适应。

国内：六个生育期

从1949年成立至今，我国大约经历了6个生育期。

50～60年代初：鼓励生孩子。伟人的“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的观点深入人心。这时期政府主张“人多力量大”，“人越多越好”；民众的生育观念也是多子多福；即使家庭经济状况困难，也不懂、不做节育。公务员刘大明回忆：“1959年过年的时候我两岁，那时国家还不主张计划生育，不懂得节育措施的母亲在几年里竟生了4个孩子，且肚中还孕育着一个！当时父亲虽在学校教书，但微薄的收入难以支撑好几口人的家。母亲曾回忆那几年说，也不知怎么的，粮不够吃，菜也极少，过年的时候哪还有肉？连大米、白面都是借的……”

60年代初：不敢生孩子。三年自然灾害，大人都不够吃，哪敢生小孩！一位李姓老人回忆说：“60年代的前三年，是解放以来老百姓活得最苦的三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加上当时苏联逼着我们（中国）还债，实在是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那时候物质非常紧缺，每个人都是饿着肚子的；家里孩子多的，生活就更艰苦了。刚出生几个月的孩子，基本上是人奶不够吃的，只能靠再喝点稀粥水充饥。看见孩子们饿得面黄肌瘦，真是心痛死了。各家各户根本没有条件生孩子，即使生了也很难养活……”

60年代末70年代初：比赛生孩子。熬过了三年自然灾害，人们的生活水平又恢复到灾害前。日子过得好了，生儿育女的条件也具备了。当时大家都认为生得越多越光荣；尤其在农村，生孩子简直成为一种比赛了！所以这一时期成为我国的人口增长爆发期。

70年代中：一个不够，两个正好。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国家开始逐步把计划生育定为国策，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我国人口增长幅度明显减小。这一时期“人越少越好”论占主流。这些观念经过反复宣传，逐渐深入人心，少生才好的思想意识逐渐普及，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年轻人，都认为应该实行人口控制。

70年代末：提倡只生一个。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始于1980年。当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首次以公开信的形式倡导“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标志着我国的生育政策开始转变为严格控制二胎和独生子女政策。于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了。

新一代：不愿生孩子。29岁的张小平表示：“我是独生子，也是‘丁克族’。其实现在这个年代，实在属于高消费年代，什么都要用钱——结婚要用钱，买房子要用钱，生养小孩要用钱。如果我也是跟一个独生女结婚了，我们今后就要照顾三个家庭——自己家、父母家、岳父母家。如果我也生了孩子，我们夫妇要负担的家庭人口就是1-2-4（1名孩子，2名青年，4名老人）。面对这样的生活消费，必须要有不错的经济实力才能负担得起。我不是永远都不想结婚生子，但如果生了孩子，又没办法给孩子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这是不负责的行为。所以，经济基础还没打好前，我是不会考虑结婚的，更别说生小孩了。”

我国是世界上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最成功的国家，其措施主要是惩罚超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30多年来，大约少生了4亿人口，我国人口占世界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22%已经下降至2010年的19%。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已降低到0.57%，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期，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得到根本缓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人口政策的成功实施，目前已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

建议：二胎全放开

2009年底，田雪原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二胎方案”，而长期支持计生政策的国情专家胡鞍钢也呼吁对人口政策重新调整。胡鞍钢最初赞同计划生育政策时提出中国资源紧缺，应进行人口控制以防超过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现在他提出，“随着科技和生产的发展，现在的资源已经能够承受起人口政策的调整。”

2012年7月5日，15名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上书，呼吁松绑二胎政策，要求在尊重公民生育权的前提下，让公民自主、负责任地生育。他们认为，人口政策属于国家战略政策，短期不是非常紧急，但是长期不调整，等问题出现则没有了调整的机会。

有“忧民哥”之称的全国人大代表贺优琳表示，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极低的国家之一，他在2013年两会期间再次呼吁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放宽生二胎。这已是他连续第三年提出相关建议。

还有网友调侃：

1.城市人不应比农村人低一等：好多地方农村都可以生二胎，我们好不容易从农村拼搏到城市反而不能生二胎了，严重不公平。公民都应该享受一样的人权。

2.我不是独生子女不是我的错：是对非独生子女人士的歧视，我们的父母生二胎不一定有错，更不是我们的错。

3.男女平等：有些农村第一胎是女孩的可生二胎——这是裸的不公平和性别歧视。

4.五十六个民族是平等的一家：少数民族可以生二胎，汉族也可以生；汉族人数多不是我的错，我是汉族也无错。

5.等我们老了交社保后继有人：现在社保基金开始入不敷出，不放开二胎到时交钱的人会越来越少。

6.减缓移民潮：资本主义国家随便生，发补贴鼓励生，怪不得一流人才争相出国。再不放开会把有能力的人都逼走，到别的国家去“造人”。

7.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人越来越少，还怎么拉动内需？

问题：两问盼回复

第9篇：开放二胎政策的主要原因范文

林建岳的烦恼与很多结婚并已有宝宝的小夫妻相似，就在近几年，笔者的几个朋友为了生二胎，甚至甘心辞去稳定的公职。

自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至今，“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唯一几乎没有变化的公共政策”，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曾经对媒体如是说。

作为社会学系的研究生，林建岳清楚地知道，要求改变目前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由来已久。“以田雪原、蔡老师为代表的大多数意见是全部放开二胎；而国家计生委认为只能放开独生子女二胎；而少部分学者，程恩富和李小平老师等认为必须严格坚持原有一胎政策。”

2010年国内出版人口政策的论文集是这种对立观点的浓缩：一本是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顾宝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主编的《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论争》；另一本则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教授领衔主编的《激辩“新人口策论”》。

前者的基本观点体现为顾宝昌教授在多个场合明确呼吁的，“二胎政策完全有条件在全国广泛推行”；后者则集中展现了坚持严格一胎化政策的看法，程恩富教授坦言，“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调整为更加严格的‘一胎化’。但我现在是少数派，赞同我观点的人较少，甚至有人骂我，也有人称我为‘当代马寅初’。”

今年年初，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曾透露，目前计生部门正在考虑放开二胎政策，很多专家对此做了研究。

误解“人口”30年

对于这一“当代马寅初”的提法，李建新教授认为，这恰恰是对马寅初先生的一种误读。

“马老在《新人口论》中提出的就是二胎政策”，李建新教授特别强调道。建国伊始是人口转变的初期，由于社会稳定和赤脚医生的普及，死亡率迅速下降，生育率增长非常快，人口数量增长速度过快，少年抚养比迅速增高，不利于新中国百废待举的社会建设。马寅初先生强调生育率要适当的跟上死亡率下降的速度，在此情景下提出了二胎政策。

当前面对的现实条件与马老当年存在根本不同，现今的人口生育率已经是负增长，存在的增长也是由人口惯性带来的。李建新教授认为，马老和今天主张开放生育政策的学者的共同点是都看到了人口结构变化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马寅初《新人口论》的观点核心不是人口数量多带来的问题，而是人口变化过快带来的问题。”

遗憾的是至今人们没有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都以为马老是在强调人口数量太多了，“这是对马寅初老先生人口观的极大误读”。谈到中国人口政策的历史评估，李建新认为：“从纵向角度看人口，改革30年，我们创造的人类历史上的发展奇迹，其核心力量主要生于50、60、70年代，时代为这部分人付出了抚养成本，中国有幸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时代，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将为未来30年提供人力资源的支持，“我们将面对的劳动力减少、老龄化、人口总量减少、人口性别比失衡等现实问题。”人口是社会的基础，人口结构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诺贝尔获奖者阿马蒂亚森在其《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涉及中国人口问题时，列举了一个非常富有启发的例子：即时代给我国留下宝贵人口遗产。

森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中国在控制人口数量问题上有所反复，但是，在人口素质即教育和健康上比起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却大有收获，时代的全民教育普及和全民医疗的“赤脚医生”制度使得全民人口素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教育普及率大大高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这就是一个明证。

统计资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我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同一个起点上，到70年代末，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高出发展中国家10岁之多；人口教育水平也在20世纪70年代末达到较高的初中普及，而这一切又为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储备了丰厚的人力资源，打下了良好的人口基础。

森特别指出，本人也许并没有考虑到他领导下的这些社会变革会有这样一种特定效果。但是这里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联系，因为这些社会变革（普及识字、基本的医疗保健和）确实能增强人们享受有价值和更有保障的生活的人类可行能力。

自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发生根本性转变以及1980年实施“一胎”政策以来，在相关部门对于我国人口与发展问题的认识和主张，一直就深陷于马尔萨斯人口悲观论的“泥潭”之中，一直就以“人口是负担”的假定前提，来制定实施相关的人口政策，只追求“减少刀叉”，一味“控制数量”。

“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凡主张限制人口增长的主张背后都反映了一种静态的数量观，最明显的例子是人口分母效应。动辄以人均收入、人均耕地占有量等指标居末位来作为继续限制人口的依据，我们的观念陷于刻板成见，一提及人口就是负面的评价，将之视为极大的负担。应该说，建国后30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仍没有形成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以李建新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认为：认为人口是负担的观念预设在根本上是错误的，这样的观点与当初“人多力量大”的观念一道走向了对人口认识的两个极端，都是不客观、不正确的。

“人口红利”之窗即将关闭

在今年年初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会上，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在演讲中表示，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这将成为“十二五”期间最重要的挑战之一。

在不少学者看来，保守的计划生育政策弊端多多，对于经济发展影响最为深刻的是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

一般意义上讲，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因为人口转变的历程较短，往往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高速增长之间因而表现出了非常强的关联性，人口转变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效应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注意。

中国也不例外。

蔡的研究显示，1978年至本世纪初，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来自“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直至2000年，中国步入“老龄社会”。蔡称其为“第一次人口红利”。

世界银行在《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认为，中国的青年人口在1978年左右达到顶峰。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这种赡养率下降的窗口可以保持大约40年，取决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然后会重新关闭。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这个窗口里。这一窗口在中国和泰国将于10年内关闭，在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关闭。

众多人口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人口转变在中国过去20多年的经济腾飞中产生了历史性的、相当可观的人口红利。中国的经济腾飞与人口红利的产生历史性地结合在一起，对经济发展而言，可谓助力多多。

自2010年开始珠三角、长三角的民工荒被视为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重要表征。2011年春节之后，工厂复工，“民工荒”现象再现，新的变化是――非但珠三角、长三角，中西部也存在这种现象。中西部各地纷纷出台“留人”措施，被外界视为“截留”。河南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还出面否认“截留”一说。相比之下，以往的劳务输出大市重庆则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旗帜，明确提出，希望农民工留在家乡工作。在重庆市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市内技术企业在春节前便开始了这场“截留”行动，菜园坝火车站、龙头寺火车站、龙头寺汽车站、陈家坪长途汽车站、朝天门长途汽车站等农民工聚集场所设置了宣传咨询点，通过拉横幅、发传单、现场咨询等方式做宣传，并让农民工填写报名表，希望返乡过春节的农民工能在今年春节后，留在重庆上班。

各地进城务工人员的工资也水涨船高，企业更是不惜气力在员工福利、社保、文娱活动等方面想尽办法，希望留住难得的劳动力，一个熟练工的工资比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起薪还要高已经成为常态。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在《新世纪周刊》撰文称，“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人口转变带来的人口红利，已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历史性机会与条件。目前，这个人口红利近乎竭尽，关键转折点将发生在2013年。这必将使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转型更为紧迫。”

文章进一步指出，与2000年相比，2010年中国20岁至29岁年轻劳动力的规模已缩减了近15%。在未来20年内，这个人群组的规模还会进一步缩减近20%。王丰认为，面对中国年轻劳动力人数的变化，中国没有其他路可走，只能转向发展高技术、低消耗、低污染产业，同时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强化人力资源开发。

曾著有《大国空巢――走入歧途的中国计划生育》一书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者易富贤则认为，从消费的角度看计划生育也将导致经济的低迷。全国的消费能力绝大部分是由青壮年劳动力提供，青壮年人口比例的下降将导致消费的萎缩。他认为，“老年人的消费是跟劳动人口的消费无法比较的，一旦劳动人口下降，就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此外，劳动人口还必须抚养庞大的老年人群，可消费的能力就更低了。”

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者之一、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田雪原表示，过去的30年被称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但如果始终不调整人口政策，不断加速的老龄化，将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峻挑战，“人口红利”将慢慢变成“人口负债”。田雪原说，目前他所建议的人口政策调整，并不是动摇计划生育国策，也不是否定独生子女政策，恰恰相反，在上世纪70年代末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时候，就早已经定好了30年的时限。

是时候开放二胎政策？

“十二五”规划中关于人口政策的意见是“控制人口总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李建新教授肯定了“长期均衡发展”这一提法，认为必须考虑到人口的结构问题，首先是人口的自身结构是数量和结构的统一，人口自身发展内在的方面，是促进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多方面外部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

经验研究显示，在死亡率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长期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的时候，人口的总量和结构将会稳步发展。目前关于我国的生育率有不同的说法，“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是1.8，而我们学者认为在1.5左右”，李建新直言不讳。

谈及当前人口政策的改革方向，李建新甚至比田雪原、蔡等人还要激进。他2000年时撰文主张“一孩半政策”，即目前国家计生委正在施行的一胎为原则，两胎为例外的人口政策。“我觉得中国处在飞速发展时期，全面二胎的政策已经落伍了，应该全面放开生育政策。”

他着重谈了四点理由：

第一，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处于相当低的水平，即使全面放开生育、鼓励生育都无法回到实行二胎政策的生育率。

其次，80后是当今生育的主体，有着鲜明的特征，最适宜婚育的这一代人处于求学、就业的强大压力之中。而且80后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代独生子女，他们的生育观和祖辈父辈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一代人的主体并不信奉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在观念上有了根本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