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调研精选(九篇)

第1篇：双减政策调研范文

关键词：碳关税，中美。博弈

一、引言

碳关税以其名义上的合理性、保护内容的广泛性、保护方式的隐蔽性等特点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转嫁此次金融危机所设立的新形式的贸易壁垒。目前，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9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达2208.16亿美元，约占全年总出口的18.4％。机电产品、钢铁、水泥、化肥等高碳产品在我国出口中占一半以上比重，美国对中国征收碳关税将使中国绝大多数出口产品的成本增加，无法保持现有的价格优势，从而严重打压中国的出口，尤其是高耗能产业。因此，美国征收碳关税一定会对中国出口贸易形成很大的冲击。

二、文献综述

1.碳关税的提出

所谓“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产品(如铝、钢铁、水泥和一些化工产品等)的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来达到阻碍他国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而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

碳关税的概念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旨在希望欧盟国家对没有遵守《京都议定书》的国家产品征收进口税，特别是钢铁业及高耗能产业，避免在欧美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欧盟国家生产的商品遭受不公平的竞争而提出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包括欧盟在内的附录1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须在第一个承诺期2008―2012年内，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削减5％。

非均衡碳减排带来的产业竞争力受损问题是碳关税的提出背景之一。国际能源署(IEA)的学者Reinaud(2005)针对欧盟钢铁、造纸、水泥、印刷和制铝业等的一项研究表明，短期来看EU ETS对上述碳排密集型产业成本上升的影响非常有限；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和Ecofys(McKinsey&Ecofys，2006)为欧盟提供的一项咨询报告中也有类似结论。碳关税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避免碳泄露。碳泄露通常是从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计算加以检验的。Wyckoff和Roop研究了1984－1986年6大OECD国家(英、法、德、日、美、加)进口产品中的内涵能源，说明其国内减排政策的效果可能要打折扣，因为进口产品在国内消费中占有较大的例。

美国众议院于2009年6月26日通过的《美国清沽能源安全法案》允许美国对来自没有采取与美国相当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国家的高能耗、初级进口产品(如钢铁、水泥和铝等)征收碳关税。该法案将从2020年开始实施。美国此次通过的法案使碳关税再次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热门话题。

2.碳关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虽然碳关税的提法早已出现，但是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征收碳关税的范例，只是欧洲的瑞典、丹麦、意大利等一些国家在本国范围内征收碳税，美国和加拿大等部分发达国家考虑对中国等国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针对碳关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一些学者进行了定性判断，认为碳关税将使中国遭受巨大的损失。例如，曲如晓等指出，碳边境税收调节政策一旦实施，将对国际贸易格局和中国的出口贸易产生重大的影响。徐驰以中美贸易为例，进一步分析了碳关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认为碳关税会使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大幅下降，并导致中国的就业率大幅降低。

另一些学者就碳关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如麻省理工学院的Babiker运用多区域世界经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发现中国和印度因为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扩张，可能抵消OECD国家在《京都议定书》要求下80％的减排目标。Dong and Whalley详细分析了碳排放驱动的边境调节税对全球福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流量和生产的潜在影响，认为边境调节税对减排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效果有限。宋海英指出今后一段时期内，就碳关税影响国际贸易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国内的研究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首先，强化碳关税影响国际贸易的理论机制分析；其次，创新碳关税影响国际贸易的相关分析方法；再次，拓宽分析范围，即分析碳关税对具体产品、具体行业、具体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以期为指导实践提供价值的参考。

三、碳关税征收对中美双边贸易影响的博弈分析

1.碳关税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

美国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头号大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25％以上，自己不愿承担减排任务，却要对来自国外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美国政府的碳关税征收将对中美贸易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美国对中国征收碳关税，在于制约和限制中国高碳工业产品进入美国，维持美国本国工业产业的产出效益，使它不受外来同类商品的损害，保护美国本国市场。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起步较晚，技术水平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在过去承接了一些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转移，中国仍要出口大量的高碳产品。因此，目前我国碳排放有很大一部分是为发达国家生产最终用品而产生的，发达国家却要为此征收碳关税，中国将处于劣势，成为被制裁的一方。

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来看：

第一，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短期内，由于存在的美国进口需求减少和其他不被施加碳关税国家的价格优势，导致中国出口量下降，社会福利损失，从长远来看，中国出口商需要提高价格来补偿技术投入的支出，国际价格的上涨将进一步导致美国需求下降，中美贸易量随之减少。第二，碳关税的征收将导致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社会福利损失，而美国可能由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在短期内获得收益，但是，美国征收碳关税后，中国出口美国的高碳产品受到限制，将使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导致美国消费者从中国出口产品中所得到的“实惠”下降。第三，现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碳排放量的标准，而中国也可以采用与美国不同的标准对美国征收碳关税，但这种不同的碳关税的参考标准会引起双方的争论，情况化还会引起区域范围内的贸易大战。第四，碳关税的征收，会造成两国福利损失，不符合公众的利益。而且，美国国内的劳动力、资本等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从而延缓了传统工业的改革和阻碍了企业现代化进程，造成美国的工业的竞争力减弱，进而在国际竞争中失去优势，在接下来的后续竞争中失去主动权，无法在国际竞争中立足，更不能促进国家产业经济的增长。

2.博弈分析过程

中国和美国在博弈中作为博弈方，其博弈行为是确定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税率。一国的关税具有保护本国企业，提高本国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打击外国企业的作用。“囚徒困境”强调个体理性的非合作博弈可能是无效的，重视团体理性的合作博弈则可能带来一种“合作剩余”。

具体到博弈，在博弈理论中，“囚徒困境”有三种可能的结果，中美贸易博弈会有以下三种可能。(1)双方保持原有的

自由贸易政策不变，假设各方可以均有20个社会总福利单位；(2)一方实行提高关税等贸易保护贸易政策，美国向中国征收碳关税，其收益为40个社会总福利单位，而另一方中国仍然保持原有自由贸易政策不变，它将损失25个社会总福利单位。(3)双方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双方都将有15个社会总福利单位的损失。中美博弈的支付矩阵如下：

从博弈理论出发，中美两国政府为了使自己的政策最优，都会选择保护。如果两国各自实施单方面的保护措施，两国政府的单边行为似乎可能使其利益最大化(40)，但往往事与愿违(40；-25)，他们在决策的同会意识到对方会采取相同甚至更为强硬的政策，达到“以牙还牙”报复的目的，这种硬碰硬的对方，带来的是“双输”(-15，-15)，为第三方创造机会。但这种决策结果如果未能有效控制，只能导致贸易战争的爆发和升级，并造成双方整体社会福利的恶化。贸易保护主义是一把双刃剑，这把剑既对着自己，又会伤到对方。从20+20>40+(-25)>-15+(-15)这个简单的不等式可以看出，中美两国政府需要认识到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佳选择，并且要采用这个政策。

回到现实情况中，现在，美国和中国双方保持原有的自由贸易政策不变，则都可以享有一定的社会福利总单位，而美国对中国征收碳关税，美国在短期内是受益方，但是，长期也会对自己产生很多的反面影响，不排除中国会同样采取类似的关税贸易保护政策，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仿效美国，对美国的产品，如对钨、锡、稀土等产品原材料征收出口关税或者进口配额，同样根据关贸总协定里面的规定(一国为“公共秩序”或重要合法政策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可背离GATT／WTO的基本规范)，为中国采取减排措施和资源保护正名，显然，这样的报复措施最终导致的世界贸易进一步萧条，像博弈支付矩阵中验证的，双方都将有社会福利损失。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从双边贸易保护改策到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佳的选择，

博弈双方需要通过谈判达成合作协议。从长远来看，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日益增多，类似的各种各样的纠纷也会增多，只要双方认识到这点，愿意谈判协商，以双赢互利为目的，就能够找到平稳解决争议的方法。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已经不容许任何一方采取不负责任的举措。因此，在碳关税征收问题上，中美双方合作则利于对方的发展。

四、结论与对策

贸易保护是一把双刃剑，决定着中美双方贸易的利弊得失和利润流向，因此，双方应该秉承两国达成的通过对话解决矛盾的共识，尽可能避免情况恶化。同时，为了减少美国碳关税对我国经济以及对外贸易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就中国而言，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加大对碳关税这种新型贸易壁垒的研究，并采取突破碳关税贸易壁垒的有效措施。我们要用积极的态度，参与制定国际碳排放量参考标准。发展多元化的贸易政策，扩大内需，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碳关税一旦征收，

必然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极大的冲击。从根本上而吉发展中国家要建立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致力于扩大内需、开发国内市场、重视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等。

第二，在国内试行碳关税，控制企业碳排放量。中国征收碳税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然后用税款补贴企业由于采用新技术治理环境花费的代价，这比由国外征收碳关税更利于调控，更具有主动性，而且对企业造成的损失更小。此外，可制定倾斜产业政策，丰富融资渠道，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政府应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为企业转型提供个方面的援助与优惠。

第三，继续响应国际社会低碳化号召，推动以再生能源为核心的能源革命。国际金融危机后时代，再生能源发展必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我国要率先制定面向未来的产业振兴计划，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创造条件，也能够维护人类共同家园，保护人类的共同利益。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45

[2]柯伍：碳关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J]，现代商业，2008(3)

[3]吴力波，汤维祺：碳关税的理论机制与经济影响[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10(1)

[4]归秀娥：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分析[J]，新西部，2010(6)

第2篇：双减政策调研范文

面对当前经济增长传统动力减弱的形势，今年两会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改造传统引擎，打造新引擎，推进经济发展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这个新引擎就是“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双引擎’”。

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财税政策，将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指导，调动自身资源，统筹各方力量，坚持科学规范，为经济“双引擎”发展提供动力支撑。在具体的政策设计和规划中，须着力突破四个关键词（环节），并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先说这四个关键词（环节）：

第一个是“众”，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众”。这既是一个范围概念，泛指一切劳动者和企业;又是一个行为概念，表示能够围绕创新创业开展活动;还是一个组织概念，表示“众”在创新创业的过程中既活力蓬勃，又协同有序。第二个是“创新”。创新的基础是人，没有人的参与和实践，创新就成为了想象，仅仅是看上去很美;人参与的动力是知识产权制度，作为财产权属性的私权利，可以保障人从“创新”中获得收益和尊重，没有知识产权制度，创新就退化成了一种“兴趣”;知识产权的价值来自于创新活动的能力和水平，随着科技的发展，创新活动要求的条件越来越高，创新成本压力也越来越大，成本问题不解决，创新的实际动力和效果就可能出现衰减。第三个是“创业”。创业的范围很广，任何具有专业能力、资金技术甚至是只拥有意愿和努力的人都可以参与创业。但这里所指的创业还是与“创新”相衔接的“创业”，即创新成果的生产转化和市场应用。那么“创业”的关键就成为：第一，创新成果的范围要大幅度地拓展，从技术创造到管理创新，再到模式创新等。第二，创新的成果要转变为创业的资本。在创业投资之外，知识产权自身的价值也应得到保障和凸显。第三，创新的转化要能够形成新的市场产出，知识产权交易、企业的生产性转化和市场准入的“低门槛”成为关键的影响因子。第四个是“增加”。增加的宾语是“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但增加的方式、手段、路径则是多元化的，于是“增加”的目标也不再仅仅是传统上所认为的拉动消费、扩大投资。在还包括为“众”提供参与市场空间，形成政府与社会资本的合力，提升效率。

在这四点厘清的基础上，财税政策为经济“双引擎”发展添动力的切入点和抓手也就相对清晰了。政策重点和结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市场导向，提升潜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发挥决定性作用，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方向、路径、组织方式和实现方法都需要遵循市场规律。在竞争与效率的基础上，财税政策发挥引导和杠杆作用，与市场力量形成合力，并提升惠民生带来的经济发展潜力。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一是推进PPP机制在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地位和作用，满足政府的投融资需要，更好地实现政府资源与社会资本的结合。二是采取财政后补助、间接投入的方式支持企业自主决策，先期投入，研发攻关。三是增加国家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向社会的开放力度，提升中小企业的实验条件和降低研发成本。四是为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提供支持，建立相关的风险补偿机制。

第二，减税降费、定向调控。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是降低市场门槛，提升企业活力，增强投资意愿的重要保障，对企业的综合促进作用巨大;定向调控则是从政策实施的效果出发，考虑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和市场的公平要求，针对具体对象采取的灵活、科学的调控手段。当前，我们亟须这两种手段的有效搭配，用财税政策的“加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

可考虑的措施手段有：一是结构性减税，特别是完成“营改增”改革，促进研发活动，推进专业化分工。二是改革企业所得税制，对研发费用的核算方法和范围进行调整，增加研发费用包含的项目，如模式创新的研发投入等，并实施加计扣除。三是对创业投资实施税收优惠，对投向种子期、初创期等创新活动的投资，统筹研究相关税收支持政策。四是继续完善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全面清理对小微企业的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等。

第三，加力增效、激励到人。财税政策要继续加大对“双引擎”发展的支持力度，在统筹的基础上，增加投入的规模和渠道，注重政策的效果和过程的公平开放;在鼓励创新的基础上，优化国家、企业和研发人员的分配格局，以人为本，加大创新收益对项目承担研究团体和人员的倾斜力度。

具体的政策措施有：一是承担基础研究中的国家职责，切实加大财政投入，支持研发机构自主布局科研项目。二是完善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相关措施，加大创新产品和服务的采购力度。三是统筹力量，加大支持力度，组建国有资本创业投资基金和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四是改善政府与企业利益分配，将财政资金支持形成的，不涉及国防、国家安全等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全部下放给符合条件的项目承担单位，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所得收入全部留归单位，处置收入不上缴国库。五是优化政府与创新人员的利益格局，对利用财政资金设立的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应将职务发明成果转让收益在重要贡献人员、所属单位之间合理分配，对用于奖励科研负责人、骨干技术人员等重要贡献人员和团队的收益比例应提高到不低于50%。

第3篇：双减政策调研范文

在上半年滚烫的统计数据陆续出炉之后，国家宏观调控的下一步走向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作为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指挥中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发改委）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尤其引人注目。

中国是否会出台更加严厉的宏观调控政策？7月30日召开的国家发改委工作研究会议，成为了判断下一阶段宏观调控走向的风向标。会议为期四天，按惯例在每年年中召开。来自国家发改委、各省市发改委、经贸委和物价局的主要负责人聚集一堂，对经济形势和调控政策进行研究。令人略感意外的是，从会上传来的消息显示，发改委对于经济形势的整体判断要比想象中乐观。

会议第一天，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明确表示，“经济增速偏快，存在着转为过热的可能……但还不能得出经济过热、应改变宏观调控经济取向、必须立即下猛药的结论。”

这一判断，为下半年的宏观调控定下了基调。从随后几天分组讨论中传递出的信息看，国家发改委在下半年将不会对经济“急刹车”，调控政策将仍然侧重于结构调整，重点是继续遏制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的产能扩张。

在“偏快”与“过热”之间

7月31日，国家统计局的6月宏观经济景气指数预警信号图显示，在反映宏观经济运行的十项经济数据中，工业生产指数首次处于“偏热”的红灯状态。

事实上，上半年宏观调控重点“关照”的对象――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增速丝毫未减。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5％，增幅同比提高0.8％，钢铁、有色、建材、石油加工及炼焦、化工、电力等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合计增长20.1％，增幅比工业增长速度高了1.6％。

基于对各种数据的分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和高盛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梁红的看法是，中国经济正在加速，存在“过热”风险，其程度与2003年和2004年间相若。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刘福垣认为，目前从中国整体经济层面上来看，人口过剩、就业不足、产能过剩、产品积压，流通性方面也存在过剩现象，因此不能说中国经济出现过热局面。

“现在热的是什么？是地方政府的投资过热，是政绩工程的热。这是虚热，不是真热。它们越热，中国的经济就越冷。”刘福垣告诉《财经》记者。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则认为：“目前的经济状况是由于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所引起的全面的、持续的价格上涨。”

他指出，虽然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偏快，投资持续处于高位，物价上涨的压力很大，但没有出现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的局面，也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胀，因此尚不能得出经济过热的结论。

“双高”调控：困局突围

自从公开承诺“十一五”期间单位GDP的能源消耗水平比“十五”期末降低20%之后，中国政府就一直深陷对高能耗、高污染行业（下称“双高”行业）的治理困局。

降耗第一年，政府就对“双高”行业下了一系列“猛药”，试图遏止其过快增长。如以产能和机组大小画线，关停小机组；执行差别电价，对“双高”企业收取高电价；制定每年降耗4%的任务和能效考核体系，将指标层层分解到各级政府和企业等等。

但这些政策没有收到明显效果――2006年，不仅工业增长速度没有明显放慢，全国每万元GDP的能耗与2005年比，也仅下降1.33%。这意味着在2006年，4%年度降耗目标仅完成了三成。进入2007年，“双高”行业产能的增速仍然没有下滑的迹象。

“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过快增长，不仅增加了节能减排的压力，也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是当前宏观调控的紧迫任务。”7月下旬，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副局长贾银松对媒体公开表示。从6月开始，国家发改委会同八部委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双高”行业专项大检查，发改委将根据调查结果，研究制定更加有效遏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的政策措施。

7月30日，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透露，下半年发改委将采取一系列更为严厉的打击措施，坚决遏制“双高”行业的扩张。

马凯称，首先是继续分解淘汰任务，下半年将把水泥、焦炭、电石、铁合金等重点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的任务，分解到相关地区和企业；其次，发改委将对重点地区、行业实行更严格的市场准入标准，对没有完成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的地区，从严控制国家安排投资、核准的项目资金；在今年大检查的基础之上，发改委还将继续清理和纠正一些地方对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优惠，加大差别电价实施力度。此外，还将通过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价格政策、税收政策、财政政策等，加大调控力度。

然而，在淘汰措施层层加码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仍然对执行前景表示犹疑。地方发改委一位官员在向国家发改委汇报情况时透露：“在经济发达省份还好，但是西部的很多地区关停淘汰非常困难。去那里一看，一个县就一两家企业，全县的财政都指着这个企业吃饭！让他们怎么关？关了以后税收和就业怎么解决？”

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副主任也表达了担忧――“现在虽然有些行业的关停工作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但我更担心剩下的企业可能都是一些‘硬骨头’，比如私人企业，关停了就无法收回投资。”

针对这种情况，马凯透露，下半年中国将建立落后产能的退出机制。由中央安排资金，通过专项转移支付，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淘汰落后产能给予适当支持，同时，也要求地方安排相应的资金支持淘汰落后产能。

上述政策之外，发改委在下半年还将建立一系列节能减排的配套政策，如加快建立和完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检测体系和考核体系；粗钢、水泥、火电、铝等高耗能产品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加强节能技术研发和市场推广；加强污染的防治等。

《财经》特约经济学家谢国忠认为，对于“双高”行业的调控，落实中最大的问题还是有法不依。为了GDP高速增长和解决人口问题带来的收入压力，地方政府不得不对某些“双高”企业视而不见，而“双高”企业降低成本占领市场以后，又形成新的恶性循环，使得更多企业不愿为减排增加投资。而且，这些产品中往往大量出口。“形成低价商品由别国消费者享受，而生产这些低价商品所形成的污染则要由中国消费者买单的恶性局面。”

“价改”与通胀：两难抉择

除了遏制“双高”行业，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和环保收费改革也将是国家发改委在下半年力推的政策。但面对上半年已经开始逼近的通胀，决策者不得不面对两难抉择。

发改委价格司司长曹长庆透露，下半年多项价格政策将继续推进。

在排污费改革方面，国家将逐步把排污费的标准提高到能够补偿环境治理的成本。2009年之前，将二氧化硫的排污费标准提高一倍；全面推行垃圾处理收费的制度，扩大垃圾处理费收取的范围，费用征收标准提高到可以补偿垃圾处理企业的收集、运输、处理等环节的成本；全面开征污水处理费；提高水资源的价格；继续落实差别电价等。

“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和环保收费改革的目标，是要真正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适度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不能形成竞争的环节，也要考虑市场供求，发挥价格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曹长庆表示。他同时也承认，在下半年推进上述改革仍将面临很大困难。比如，这些改革将涉及不同部门、企业利益格局的调整，还要考虑宏观经济情况和人民的心理承受能力。

《财经》特约经济学家谢国忠支持中国对于资源产品价格和环保收费的改革，认为是应对目前形势的可行之策。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采用税收机制来降低能耗和污染问题。在中国，污染者付费以及弥补环保成本等原则，有助于解决原来污染制造者受利的现象，可以促使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环境治理中来。

上半年，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平均同比增幅达3.2％，超过了3％的预定目标。对此，马凯一方面认为，目前还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胀；另一方面也承认，价格上涨压力大，是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之一。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通过价格手段促进‘两高’问题的解决，在时点上应和通胀的高峰期错开。”

在这种压力之下，发改委在下半年将出台一系列稳定价格的政策。譬如加快价格检测预警机制，并在年内控制政府调价项目的出台。“凡是居民消费价格平均涨幅已突破当地预期调控目标较多的地方，年内原则上不得出台促进节能环保以外的新的政府调价措施。”

国家发改委一位副主任则在会议上指出，虽说现在为了控制通胀率而不允许政府调价，但还是给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留出了空间。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告诉《财经》记者：“遏制高耗能产业的增长，这两年政府行政性的手段已经基本都用了，实践证明效果不大。目前可行的方法是提高能源价格，上调资源税。但面临通胀的压力，政府很可能因下不了决心而采取微调价格的政策，而微调恐怕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

主体功能区规划

8月初，国家建设部网站公布了《国务院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在发改委工作研究会上也透露了中国主体功能区的编制情况。据悉，全国主体功能区编制规划将于9月完成初稿，并开始征求意见。

所谓“全国主体功能区”，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所确定的全国国土空间最新布局办法。根据这一规划，全国国土空间将被统一划分为四类。一类是优化开发区，即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的区域；二类是重点开发区，即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和人口集聚条件较好的区域；三类是限制开发区，即资源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并关系到全国或较大区域范围生态安全的区域；四类则是禁止开发区，即禁止开发的各类自然保护区。

一位参加发改委年中会议的人士透露，主体功能区的编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要把全国所有县的经济数据都输入，比如能耗数据、人口数据，最后得出哪些地区可以优化开发、哪些地区必须进行限制开发的结论。

目前中央的部委已经完成了对全国主要城市的数据统计，剩下的将留给各省去做，最终覆盖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对于每个开发区的指标，国家将实行严格限制。

第4篇：双减政策调研范文

国所强调的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理应统领全局的“以进一步深化改革解放生产力”问题，就是在市场化、全球化、民主法治化取向下于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继续推进经济社会转轨升级问题。

以理论创新基本认识引出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

第一，“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第二，“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

第三，“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第四，“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和，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有效投资”规模。

第五，“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从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向逐步适当鼓励生育的转变，以及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第六，“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第七，“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我们非常看重国际上已高度重视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模式，在此模式之下寻求共赢，应该是其基本的认识视角。

第八，“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在上述基本考虑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是：

第5篇：双减政策调研范文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 布局调整 问题 对策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学龄人口不断减少，以及21世纪初农村税费改革的影响，我国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由于教育投入的减少，不少农村中小学校生源不足、学校布局过于分散、规模小、教学质量低的矛盾日益突出。一些农村地区陆续开始布局调整，目的是为了合理规划教育资源，提高教育质量，但是一些地区在实行的过程中暴露出了很多弊端。对此国内外做了大量的研究，如何正确的进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教育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探讨研究。

1.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各国在普及义务教育的过程中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围绕着农村中小学合理布局的问题，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都从各自角度进行了探讨。

国外主要有拉维、萨瓦德、洛克辛、凯利等一些学者，他们分别引用逻辑回归方程、运用连续逻辑回归方法等进行实证研究、变量分析、比较研究，总结出了学校布局所要考虑的条件，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因素，学生辍学的主要原因及对策。

1989年到税费改革，国内各研究学者对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研究主要针对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农村中小学生源不足进行的；20世纪初，主要是针对税费改革与农村义务教育布局调整进行研究的；2005年至今主要涉及到农村义务教育布局调整的具体问题[1]。

2.本研究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自2001年全国大规模的农村中小学布局结构调整开展以来，部分地区在布局调整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的同时，还要很多地方盲目集中，出现了很多不利于义务教育健康、持续发展的问题[2]。

对华阴市卫峪乡各中小学发展状况及周边环境等的走访调查、分析与研究，同时借鉴国内外的优秀研究成果，有助于未雨绸缪，避免学校布局结构调整进程中出现不必要的资源浪费，使义务教育布局结构调整工作更好的进行；在此期间，本人搜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是具有理论参考价值的。

3.主要研究方法

依据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研究方法多种多样，本文主要是以华阴市卫峪乡为例对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现状、问题与对策进行论述，针对实际情况，主要运用了访谈法、文献法和比较法[3]，通过文献和对各地区实践成果学习对比与个人实地走访相结合，提出了一些中小学布局调整的建议。

二、卫峪乡及其学校教育基本概况

华阴市卫峪乡位于华阴市东北部，南面背靠华山，北面是万亩荷塘试验基地，西潼高速铁路贯穿于此，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有10094人，镇阳、东西谢家等18个村庄。大部分农民经济主要来源于农耕作物和外出务工，根据各个村庄地域分布于2003年后全乡18所村小逐步撤并为5所小学，一所初级中学，分别是沙渠小学、坪原小学、中心小学、双泉小学、苗家小学、卫峪初中。

三、学校布局调整的原因、进程及存在的问题

随着计划生育初见成效，以及城镇化发展趋势，华阴市卫峪乡学龄人口急剧下降，许多村小无法继续发展，进入21世纪，针对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实际情况，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同年7月，教育部颁布了《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适应城镇化进程和学龄人口波动的需要，合理规划和调整中、初等学校布局[4]”。 不管是政策导向，还是依据卫峪乡的实际情况，华阴市卫峪乡中小学布局调整势在必行。

1.布局调整的主要原因

（1）生源不断大幅度地减少

自2000年以来，由于计划生育初见成效以及城镇化发展导致各学校生源大幅度减少，已经无法继续办下去，严重影响教育的健康长期发展。目前沙渠小学在校生63人，中心小学27人，平原小学40人，苗家45人，双泉26人，卫峪初中103人。

（2）学校硬件设备普遍较差

中心小学，12名教师只有两个办公住宿楼，办公住宿一个房间，一个办公室放六个课桌就是教师办公桌，硬件设施比较非常差，图书室、电教室、实验室、蛋奶室共用一室；坪原小学还是沿用七十年代建设的土砖瓦房，每隔一两年就必须修整房顶，否则下雨就漏水，学生根本没有办法正常上课。

（3）交通方面存在安全隐患

在卫峪乡周边村庄的走访调查中，可以发现中心小学旁边是一个大坡，每次下雨，雨水就全积聚到学校这块低洼处，行路非常不便；镇阳学生如果要在苗家小学上学，步行需要半个小时以上，期间要翻越一个大沟，跨过一个火车道，穿越火车道非常不安全，而且家校又距离比较远。

（4）师资力量普遍落后

一方面由于教师学历普遍不高；另一方面教师业务水很难得到提升，各个学校教师包学科现象比较严重，教师一身兼几职，工作内容比较繁杂，很难集中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

（5）办校经费普遍不足

税费改革以后为了加快“三农”问题的解决，取消农业税和农村教育附加费的取消，导致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普遍减少。调查中很多教师反映，由于上级财政经费限制，学校要添置设备，很多时候校长教师就要贴自己工资，办学经费的减少直接导致教育质量的提升。

2.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进程

自上世纪末，按照国家教育规划要求“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截止2003年华阴市卫峪乡已经陆陆续将18所村小撤并为目前的五所小学。进入21世纪，各地大规模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已经开始，卫峪乡现有的这五所小学还要面临一次大的布局调整。华阴市卫峪乡农村布局调整目前还处于酝酿与规划中，把卫峪初中并入华阴市城关二中之后，逐步撤销村小，之后将五所小学并入现卫峪初中校舍，实行全日制寄宿制学校，集中办一所乡镇中心小学。

3.中小学布局调整后存在的潜在问题

（1）违背国家教育政策就近入学原则

东西谢家、苗家、周家、张家城、双泉、西河等村子的学生以后就读特别不方便，家校就离过远，上学路上也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2）布局调整后闲置校舍的利用问题

布局调整目的是合理配置资源，提升教育质量[5]，但是对于闲置校舍利用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说法。据调查苗家、坪原对于撤并后校舍利用还不明确，沙渠小学和双泉小学可能改建为公办幼儿园。国家政策是一个乡镇办一所幼儿园，两所新建校舍如果闲置下来，反而会给国家造成资源浪费。

（3）是否需要重新修建校舍的问题

卫峪初中即调整后的乡镇中心小学，现有的教育设备和硬件设施很差，是否新建校舍，需要建多大的规模，这是一个问题。目前卫峪初中，有两栋教师办公住宿楼和一栋教学楼。一栋教师办公住宿楼是建于1970年，现已经是危房了，下雨漏水，掉墙灰渣子。另一栋建于2007年，有些房间下雨也漏水，仅有的一栋教学楼也是修修补补，一到下雨，房顶就漏水，正常教学必定会受到影响。

（4）寄宿制带来的一系列潜在问题

寄宿制带来的安全问题；小学生生活自理问题；寄宿制学生的伙食问题；亲情的缺失问题6等这些都是今后布局调整所要考虑到。

（5）忽视了心理因素对师生的影响

据调查整个卫峪乡没有一名心理咨询老师。布局调整后势必会使教师学生在心理上带来压力与困惑，个别老师接受不了一下子安排一个所谓的闲职，实现不了自己的价值，担心布局调整后竞争更加激烈，工作量加大，管理更严格，随着进入城镇会有寄人篱下的感觉等心理负担。

（6）教师、家长、学生等存在抵触情绪

布局调整会给很多家庭带来经济负担，部分村庄学生上学交通不方便，家长和孩子不能朝夕相处，布局调整还会给家长带来经济负担，因此，像苗家、双泉、西合、镇阳等村子的家长和学生不支持布局调整；

四、思考与建议

不管是从国家政策导向上分析，还是从华阴市卫峪乡各个村小的现实情况来分析，卫峪乡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势在必行。针对潜在问题进行提前规划，借鉴其他地区研究成果，做到布局调整的超前性、合理性、效益型、有序性的统一。

1.因地制宜，前期保留部分教学点

布局调整是为了节省教育资源，集中力量办一所优质的中心学校，虽然各学校都存在生源锐减、师资力量普遍落后等问题，几乎无力继续发展下去，但是像沙渠小学和双泉小学这两所硬件设施还算齐全，周、镇、苗、谢这些村子学生上学不方便，全部一刀切地进行撤并，势必会造成资源的浪费，给学生上学也会带来负担，建议前期保留沙渠小学、双泉小学和苗家小学为教学点。

2.在试验过程中要及时调整应对策略

布局调整会对干部、校领导、教师、学生、学生等各个方面造成影响，对撤并后学校周边村庄的经济和文化也会带来一定的冲击力，因此布局调整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预测不到的问题，这就要求各界要提高应变能力，及时调整应对策略。

3.要重视对师生的心理指导

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还有部分学生尤其是低龄儿童，因为亲情的缺失以及角色扮演的缺失导致性别角色混乱，性格孤僻内向等心理问题。整个华阴市都还没有一名心理健康指导老师，这不能不说是长期教育里的缺失。如果还不去反思私立寄宿制学校存在的潜在问题，恐怕在我们布局调整后还会遇到更大的难题。

4.学校内部要加强管理

如前所述，在对待此项工作的态度上，有一部分人持反对和无所谓的态度，布局调整后新中心学校的教育质量好坏直接影响到后期工作的开展，所以学校一定要加强内部管理，硬件教育设备必须配置齐全、先进。

5.政府要加强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府如果加大政策的支持，就有利于此项工作开展的积极性。义务教育政府办，政府加大经费投入，就可以很好的改善教育的软硬件设施，更好的做好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

参考文献

[1]范先佐等著.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学合理布局结构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29.

[2] 庞丽娟.当前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问题、原因与对策[J].教育发展研究，2006：1-6.

[3] 杨小微.教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7-155.

[4] 顾明远.关注中小学布局调整[N].中国教育报，2011-08-26（1，8）.

第6篇：双减政策调研范文

关键词：绿色税收；双红利；环境；税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10．4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4－0023－03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21世纪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自然灾害频繁，环境污染加剧，这些都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一切使人们意识到：只有单纯的GDP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发展，而只是经济增长。世界经济学界在着手研究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经济”问题时，绿色环境税收也应运而生，承担起宏观调控自然环境的责任。绿色税收体系正是基于此而设置的一整套有利于污染防治、环境保护的税收制度体系。

一、绿色税收的理论回顾

绿色税收通常意味着从环境税中增加的税收用以减少那些扭曲性赋税，如劳动所得税等。绿色税收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它们不应当仅仅对环境有益，也应当通过增加就业而提高效率。有关这方面的影响在文献中被称为“双红利”。双红利假说是绿色税收中最为关键的理论基石，如果该假说不能成立，绿色税收便失去理论依据。在许多文献中，有关的讨论是针对双红利是否是绿色税收的最终结果而进行的。Pearce（1991）认为，双红利有两层含义：一是环境税率的提升和降低其它扭曲性租税对环境造成的均衡效果；二是税赋改革后，遏止交互效果所剩余的效果。Bovenberg and Mooij （1994）年提出，影响双红利的两个效果：收入循环效果①和税赋交互效果②。当收入循环效果大于税赋交互效果时，就业增加，环境品质改善，双红利假说成立；若是收入循环效果小于税赋交互效果，其结果则是就业减少，双红利假设不成立。Goulder（1995）就双红利提出了弱形式与强形式两种定义。弱形式是指：若环境税可以同时减少污染和降低税赋的经济成本，则双红利假说成立。强形式则是：若环境税除了可以减少污染外，还可对社会产生净经济利益，则双红利假说成立。经过近几年来在理论与实证上的争论后，目前比较一致的共识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双红利假说才有可能成立。

二、外国绿色税收的现状与政策效果

评价一项环境税的有效性，了解它们所开征的原因是有必要的。广义上说，环境税有七大重要功能，分别是：提高环保要求的完整性，使外部效应内部化，促进经济效率，为最小的成本减少污染来提供激励，鼓励创新，产生税收收入为治理环境和其他扭曲性税收提供财政上资助，扩大政策工具的范围和加强其他环境政策工具。一项环境税收不必完全满足所有这些功能，但是，所有的环境税收用于补充现有的政策措施。这导致从总体方法论上评价税收作用产生了困难，也导致那些倾向于将自身影响加于政策所强调的环境问题上的各项政策相分离。另一个决定环境税收的有效性的难处是许多税收实施时间不长，关于它们的有效性还未取得准确的信号，或者他们强调的环境问题需花费一二十年才有明显的变化。由于以上的这些限制，没有文献在理论基础上定量地研究绿色税收的效果。因此，下面通过实例和数字来说明，而其中所包含的信息除特别说明外均来自于欧洲环境署（EEA）。

下面以三个欧洲国家――丹麦、荷兰和英国为例来分析特定的环境税收政策以及这些税收对环境的影响，旨在通过这些例子得出环境税收的确是实现一国环境目标的有效途径。

1．丹麦

丹麦的能源税在世界上所有不可再生能源像石油、煤和天然气中是最高的。这些能源税在20世纪70年代晚期的石油危机中就已设置，因为石油价格的上涨影响了丹麦，当时，丹麦对外资源依存度高达95％。80年代，这些税率有所增长，用来维持价格激励，抵制国际市场上原油价格的下跌。90年代，能源税开始被看作基本的政策工具用以抵制气候变化，也作为相对减少丹麦对外资源依存的工具。1992年对家庭征收二氧化碳税，1993年将其扩大到企业。在1994和1998年环境税成为生态税改革第一阶段的组成部分。这些改革包括逐渐增加二氧化碳税，修改工业企业能源税的征收，废除了温室气体税收的补偿和开征了二氧化硫排放税。而导致温室效应的能源消费税率对家庭和企业是一样的。如果达到了强制性环境协议标准，那将可能包括能源审计，并有义务根据特定的标准来投资治理。这些税收的特点就是对能源投资补贴的条款。税收改革的主要目标不是为政府增加收入，而是使税收回到私人部门。通过对能源储蓄措施的激励和占丹麦GDP总量2％的边际劳动收入税的减少来实现的。

丹麦较高的能源税已经对其能源储备有了持续的激励作用，也促进了对其他免税能源的广泛使用。这些税收已经影响消费者行为而导致能源消费的减少。比如，降低室内温度，使用更多能效高的设备等。它们也导致了征税燃料向免税燃料使用的转变，人们更多地使用最清洁的天然气。1970―1990年，造成温室气体的能源的净消费者减少了10％～15％。而丹麦能源税收体系对宏观经济水平的影响甚小，因为这些税收在五年多的时间里是逐渐增加的，而且对税收收入的使用也完全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能源税收年收入达到20亿丹麦克朗，通过投资补贴劳动力税的减少和费用的减少而转移回消费者身上。另外，这些税收对能源储备有重要影响，也会激励能源使用的创新。丹麦商务部指出：“丹麦这么多年的经验就是并没有因为绿色税收而破坏我们的竞争，并且我们在环境领域还开拓了新的出口方向。”丹麦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风力叶轮机生产商，仅在1996年就有6．5亿欧元的收入并提供了近1万人的就业岗位。有关能源的环境税已经实现了丹麦政府的环境期望。二氧化碳税的征收使其排放量从1988年到1995年减少了100万吨。1999年丹麦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为5 600万吨，比1988年减少9％，从1994年开始逐年减少。

2．荷兰

荷兰为达到不同的环境目标也开征了许多环境税种。下面介绍其对水的使用，水污染和水处理方面的情况。从前，有关水污染的一套收费体系由国家和州的水务委员会出台，并用来控制对水资源中污染物的排放。这些费用主要作为对污染水质处理和管理的财政支持。1995年两次新的环境税的开征，主要是地下水开采和垃圾填埋地的废物处理。地下水开采税旨在补偿地下水和地表水的差价，因为地表水需要更多处理，所以更贵一些。垃圾填埋税的废物处理税则是为了补偿已填埋废物，已焚化废物之间的差价，因为后者虽然对环境有益些但需要的费用更多。这项税也旨在提高环保意识和减少废物。1999年，对饮用水开征17．5％的附加税是为了激励有效用水。在这个框架下，为了不加重负担和满足基本需求，先前的60加仑水是免税的。这项政策为了保护每年500万到1 000万立方米的水资源。为了保护环境税收的价格激励，荷兰政府已将他们的环境税指数和通胀指数联系起来并加以指数化，为了避免这些税收提供错误的价格信号。

据199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对饮用水征税导致家庭用水减少8％，企业用水减少12．6％，而地下水开采税减少了非饮用目的的自己开采，工业减少了6％～35％，农业减少了9％～51％。尽管工农业开采地下水减少，但是对家庭和农业小规模的开采税的免除已经导致了地下水开采的增加，这表明有必要减少和减小环境税制中的免除部分。

3．英国

英国是最早的工业化国家之一，对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问题的治理，包括资源枯竭，污染和农地的锐减有着丰富的经验。1996年，英国开征了垃圾场税，作为一种激励去减少被填埋废物的数量。税率设定在每吨非惰性废物11英镑，直到2004年，每年增加1英镑，而惰性废物每吨2英镑。2004年4月开始，对每吨聚合物或浓缩物征收1．6英镑的税，用来补偿包括噪音、灰尘、视觉入侵、对生物多样性破坏的环境成本。对以上产品征税的环境收益通过聚合物价格表现出来，反映了他们真正的社会和环境成本，也鼓励人们使用可循环回收的聚合物。

垃圾场税已经成功改变了人们的行为，这种变化会通过税收水平的增加而持续。许多公司现在正投资物质再生利用设备，这些看上去受垃圾场税而直接驱使的。尽管仅有29％的公司积极开发物质再利用、回收，在征税之前将之降到最小化，64％的公司已经关注再利用、回收，或者说由于而使自己的废物排放最小化。这充分表明货币的激励能用来改变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

通过以上三个国家有代表性的环境税政策，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年的实践表明这些政策效果良好。因此，扩大环境税的涉及面并逐步提高其税率，使其尽量反映环境的社会成本和污染的外部性，才能真正发挥环境税保护环境的作用。

三、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发达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早就建立起了自己的绿色税收体系，他们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从20世纪90年代起，OECD国家也掀起了绿色税收改革的热潮。21世纪，我国新一轮税制改革也应考虑绿色税制的要求，将绿色税收思想贯彻到税制改革中去。绿色税收政策应当遵循收入中性原则，应以调控为主，积极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税基的设计要合理，税率的设计也要掌握好。下面就建立我国绿色税收体系提出一些建议。

1．完善资源税并扩大其征收范围。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征税对象包括矿产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和草地资源等。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应尽可能包括所有应该给予保护的资源，所以对资源课税的基本原则是普遍课征、级差调节。另外，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应将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并入资源税中，以加强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对耕地的保护。

2．开征新的环境保护税。按照国外的通行做法，环境保护税是根据“污染者负担”原则而开征的专门性目的税，其税收收入通常作为专用基金，全部用于环境保护。而我国目前已有的各种有关环境污染的收费项目是开征环境保护税的基础和有利条件，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主体应包括直接向自然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所有法人和自然人。以丹麦的能源税制度为例，在资源税的基础上对含碳、硫的燃料开征二氧化碳税等，另外，还应设置一些具体税目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噪音、垃圾等。

3．改革消费税，加大其环保功能。通过价格机制限制损害生态环境和资源的消费，鼓励保护资源环境的“绿色消费”。通过对相关的产品征收消费税的方式，提高其生产成本，进而达到提高个人消费成本的目的，鼓励健康性的消费和保护资源环境的绿色消费，如对一次性餐具、一次性电池、高档建筑装饰材料等征收消费税以控制资源的过度消耗。对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应征收较高的消费税，而对资源消耗量小、可循环利用资源生产的产品以及不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绿色产品等，征收较低的消费税。

4．实行税收差异或优惠政策，扶持和引导环保产业的发展。在所得税和关税等税种中体现“绿色税收”精神。税收政策应该向环保产业倾斜，逐步降低环保产业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负或税率。只有这样才能鼓励环保企业的产品研发，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全身心地投入到环保产业中去。如企业购进的节约能源和防治污染的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允许一次性摊销，对于企业进行的治理污染和环境保护的固定资产投资，可采用加速折旧。在关税方面，对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治理污染设备、环境检测和研究仪器，应免征或减征进口关税，对不利于环保的产品和技术实行高税率。

随着我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国家对环保的资金投入也逐渐加大。2006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2 567．8亿元，比上年增长7．5％，占当年GDP的1．23％，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绿色税收此时也应适时出台了，其的收入应该实行专项管理，作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Economic Instrument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 Denmark, Danis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2000．

[2] 付伯颖，齐海鹏．关于环境税收几个问题的探讨[J]．税务研究，2002，（1）．

[3] 武振．构建中国的环境税收体系[J]．当代经济研究，2003，（11）．

[4] 廖晓靖．OECD国家的环境税及其与我国之比较[J]．外国经济与管理，2002，（6）．

[5] 李慧明．OECD的绿色税制改革评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0，（5）．

[6] 王谦．可持续发展中我国绿色税收制度的建立与完善[J]．财贸经济，2003，（9）．

第7篇：双减政策调研范文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论点是：(1)自由贸易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世界福利；(2)一国的单边贸易自由化能最大限论文联盟度地增加自身福利。但是，真实的经济不是新古典理论的无摩擦平面，纯经济学模型显然忽视了国家作为政策制定者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因素。以多种形态存在的贸易保护政策从未消失。即便是在wto诞生后，人们所期待的平和、有序、共赢的局面也没有出现，相反，国际贸易摩擦却频繁发生。

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重塑国际收支平衡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带来长久稳定的基础，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现实政经问题。2009年后，各国政府对贸易保护的谴责不断加强；对我国汇率机制导致的“贸易保护”形式更成为了争论的核心。事实上，各国在反对贸易保护的同时，却又采取着不同形式的贸易保护政策，国家间在贸易政策上的合作似乎无法形成。

为此，笔者将通过多阶段博弈决策的分析，解释贸易保护政策将成为未来几年不可避免的趋势，以及我国在汇率方面最有可能采取的选择。

一、文献述评

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贸易保护政策产生于国家内生的政治过程。早至20世纪初，schattschneider(1930)便强调了产业利益集团在1930年美国关税法案的修订及引发贸易战的“smoot-haw-ley”法案的诞生中所产生的影响。随着20世纪80年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兴起，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影响的经济分析逐步发展完善。由于政府与公众、个人与集体之间存在着利益分歧，产业利益集团能通过众多方式向政府决策者施加政治影响与压力，贸易政策实为利益集团游说政府的结果。grossman和helpman(1995)提出了正式的贸易战模型以研究大国间的贸易争端。该模型通过非合作的关税博弈过程，模拟了国内利益集团与政治环境如何导致了政府间的贸易争端。但是，基于美国政治体制得出的模型具有很强的局限性，以利益集团和选民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的模型显然不符合我国政策制定的过程。我国学者盛斌针对我国的政经体制，将贸易政策视为中央政府决策的权力范畴，以不同行业的贸易保护水平作为实证研究对象，修正了grossman对我国贸易保护研究的结论，建立基于我国民主集中制度的实证模型，奠定了研究我国贸易政策的基础。综上，现今学术界倾向于贸易保护政策是政府在国内与国际层面双重博弈的结果。

笔者认为以静态效用最大化模型求解出的博弈均衡不能很好地刻画政府真实的决策过程，原因如：(1)国际与国内层面均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政府无法获得先验的有效数据；(2)决策者“有限理性”的选择与效用最大化为基础的模型产生矛盾；(3)“隐性”贸易保护政策造成的影响难以度量且影响巨大；(4)未考虑政府在舆论压力下做出的“相机选择”的非理性决策。笔者希望通过对贸易主体之间的动态博弈过程的探讨，以真实地还原贸易保护政策制定的过程，并解释在国际经济危机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国际贸易保护发展趋势。

二、决策模型

(一)界定博弈主体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恶化，各国对贸易保护的探讨也日渐增多，且矛盾集中于欧美对中国贸易保护的谴责与制裁。g20匹兹堡峰会以宣言的形式通过了《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框架》，意在给出口大国施压促其贸易调整。2009年以来，美国对中国产品共发起10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2起反倾销调查，l起特保调查，频度与数量均为历史高值。中国欧盟商会报告称，到2010年下半年，以不公平贸易为由针对中国的倾销案将明显增多。

中国、美国、欧盟作为贸易摩擦的核心国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1)紧密的贸易往来关系，且中国对欧美都处于净出口的贸易地位；(2)排除邻国间的地域性贸易关系，三方之间的贸易总量最大；(3)2008年gdp排名，欧、美、中分列第一、二、四位；(4)美元、欧元为世界的结算货币；而人民币估值问题则是此次贸易摩擦的争论核心。

综上，本文选取中国、美国、欧盟作为研究对象；并首先以中美两国作为博弈主体进行分析，继而加入欧盟讨论更为复杂的决策过程。

(二)中美作为决策主体的博弈过程

1.中美对贸易摩擦的关注焦点

美方认为造成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为：(1)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带来的巨大成本优势；(2)中国政府为本国企业提供的大量显性或隐形补贴：包括各种收入税的减免、企业从国有银行获得的低利率贷款、企业债务的减免等，违背了wto原则；(3)核心原因是人民币币值低估。美方指出人民币币值低估范围介于15％-40％，虽然中国2005年7月采取措施使人民币升值2.1％，但人民币仍远远低于其应有价值。美方指出美中贸易失衡不仅仅是贸易问题，而是关系到美方长期的经济政治安全问题。

中方学者则认为美国各经济、政治利益集团的角逐推动了中美贸易摩擦的升温，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在格林斯潘时期施行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体系导致了国际贸易失衡的局面。

虽然中美双方就贸易摩擦的产生解释不同，但所采用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种：(1)“出口策略”：国内低利率贷款，对特定行业补贴，出口退税等贸易保护政策；(2)“进口策略”：反倾销、反补贴与特保等特定调查，对特定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等贸易保护政策；(3)“第三方诉求”：向wto提出诉求，希望对出现贸易保护的经济体做出干预；(4)“人民币汇率政策”：我国采取的“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此次贸易保护所讨论的核心。以上四点中的前三项为中美双方均可采用并已经采用，可归结为“常规对策”；对于只有中方能够主动施行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可归为“非常规对策”，我们对此分别进行博弈分析。

2.“常规对策”下的贸易博弈

以单次博弈模型来解释两国之间形成贸易保护的研究很多，黄晓凤(2006)指出在两国之间不存在激励相容机制的情况下，两国博弈的纳什均衡必然与博弈论中“囚徒困境”的结果完全一致。中美双方最终选择的结果必然是贸易保护政策。

中美双方长期的贸易往来显然不是单次的博弈过程。有研究指出，中美双方都意识到长期合作可以克服谋取短期利益的动机，故为了获得长期利益，双方在博弈开始都会树立合作的形象。当博弈无限重复进行时，两国中的一国(以中国为例)，可以采取“激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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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机制对博弈进行干预。博弈的结果是，只要中美双方有足够的耐性，{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将是无限次囚徒困境重复博弈的均衡解，为帕累托最优解。wto作为这样一种“激励相容”机制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中美双方向“自由贸易”的选择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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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中美双方存在长期往来的贸易关系，但是其却不满足“激励相容”机制所要求的长期合作条件。(1)由于双方政府有限任期的限制，且不同内阁所施行的政策有显著差别，政策的一致性与有效性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长期的贸易合作被割裂为独立的贸易阶段。此时，我们难以判断合作的始端，继而将无限次的博弈转变成为有限次的博弈，“激励相容”机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条件。(2)wto作为凌驾于国家的国际监管机构，受以下两方面的限制，其所建立的“激励相容”机制的可靠性有限。首先，wto的《保障措施协定》允许其成员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等一系列保护措施。在现实的囤际贸易运行中，某些贸易保护就具有了合法的外衣和可操作性。其次wto争端解决机制程序漫长，步骤繁多，这既增加了报复的时间成本，又降低了报复行为的主动性，从而不利于可信性的提高，也就难以限制国家的贸易保护政策。

此外，我们还需看到，外在条件的变化将显著改变博弈双方的选择，从而使原有的“激励相容”机制失效。在经济形势良好的情况下中美政府倾向于遵守“激励相容”机制，形成合作的局面；而在经济形势不好的背景下，更倾向于选择贸易保护政策，走向“囚徒困境”。eichengreen，irwin(2009)近期研究表明经济衰退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便证明了外在条件的改变也将改变博弈的结果。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国际经济形势极为恶劣的背景下，当中美双方均只采用“常规对策”进行博弈时，结果倾向双边贸易保护的“囚徒困境”。

3.“非常规政策”下的政策选择

人民币币值低估是美欧认为中国所施行的最明显且最具影响力的贸易保护政策。krugman(2009)指出以严重低估的价值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是导致全球贸易失衡的重要原因。欧洲央行也在零九年第三季度的报告中针对人民币估值问题进行了讨论。

人民币如何升值的问题又分为两种观点：(1)对人民币进行一次性升值；(2)对人民币进行缓慢的爬行升值。2005年在国际经济运行良好的大背景下，我国尝试使人民币进入了缓慢升值的通道。但效果是人民币的升值并没有减缓出口的速度，反而由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快了“热钱”的流入，投机性资金的大量涌人造成了我国资本市场的“泡沫”。

汇率机制在我国仍作为一个政策工具，而不是一个由市场决定的价格变量，可以视为政府博弈选择中的重要一环。笔者选择人民币对美元一次性升值5％作为讨论对象，探讨这样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政策将如何影响博弈过程。

(1)中国政府的政策预期

短期之内，人民币升值政策将给我国东南沿海以出口为主要业务的大量中小企业带来严重打击。升值意味着压缩企业的利润空间。在很多企业边际利润率已接近于零的情况下，该政策无疑将导致占我国经济总量6成以上的中小企业的大量倒闭，同时带来大量失业人口，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其次，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的净出口，其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就业等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自2002年开始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有明显增长趋势。2007年，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1.5％，拉动经济增长2.5个百分点。当2009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盈余同比下降30％的时候，政府为了实现“十一五”规划中所指定的年均gdp7.5％的增长目标，不得不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弥补在国际外需萎缩背景下的出口减少量，以维持既定的经济增长计划。再次，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中有超过70％为美元资产，人民币的升值将使美元对人民币、美元对国际大宗商品贬值预期增加，使我国外汇储备资产大量缩水，造成损失。

不可否认的是，人民币升值政策在短期内也有其有利的方面。我国政府在国际层面所受的舆论压力将大大减弱；中国的消费者因人民币的升值而变得更加富有；国内以进口原材料为主的企业也将受惠于人民币升值的政策。

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的政策无疑是重塑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一环。但该政策是否能够建构新的国家间政经合作模型，带来稳定的经济增长，同样值得我们深思。笔者认为以中国汇率调整作为新的国际合作的契机是“不可置信”的政策基础。pettis(2009)指出，由于中国、欧洲和美国对全球危机根源的理解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框架，各国首脑面临着不同国内政治困境，全面协调的解决方案无法实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也有观点认为，由于人民币升值给我国中小企业造成的打击，是为一种“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从长期来看有可能成为产业升级，经济结构调整的开端。feldstein(2009)认为，中国如果允许人民币升值，将有利于把需求从制造业转移到服务业，并防止通胀。人民币升值既能够缓解中国国内的失衡情况，也有助于减轻全球失衡。

我们同样不能忽视的是，如果实施该政策，将在长期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的信用风险。中国在国际层面“就范合作”的政治姿态，将为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再次出现危机时埋下中国政府“妥协”的伏笔。如果国际收支平衡没有得到改善，那么中国将承担着再次调整汇率的压力。正如我们在2005年选择了人民币爬行升值后盯住美元的策略，现在同样受到来自西方的谴责。如果中国政府在受到国际压力的情况下便会施行人民币升值为代表的“国际合作”策略的预期一旦形成，那么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将大大削弱；在国内层面，政府也会形成以牺牲本国利益来为他国政府决策的失误买单的形象。

综上，本文通过三个维度来刻画人民币一次性升值的我国政府的预期。政府的预期包括但不仅限于表中所列的情况。

(2)我国政府的目标函数及政策选择

我国的政治体制可以概括为“依存市场的集权主义或国家主义”，其决定了政府在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的特点——政府所认定的国家利益和集体目标在制定对外贸易政策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并使其服从于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整等国民经济管理的传统思想。

实证研究表明，促进和发展战略产业的“国家利益模型”最能反映中国贸易保护结构的政治经济决定因素，而“利益影响模型”的效果是“边际性”的，维护社会公平、减少调整成本和收入再分配的“公共利益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的现实情况。从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来看，比较优势大、对产业需求关联强、劳动密集型、创造利润和税收多、国有企业作用小、反对势力薄弱的行业越能够获得更高的保护率。

综上，我国以保持经济增长率的政策日标，以中小企业的发展来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这些都限定了政府不可能采取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度升值的贸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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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解决政策。决策者在可预见的短期诸多确定风险因素与长期不确定的好处的选择中，显然倾向于保持稳定、保守的汇率政策，以满足政府的既定政治经济目标。同时，政府也甘愿在国际层面承受舆论压力，而在国内获得更多的支持。

(三)中国、美国、欧盟三个主体的博弈过程

以上的分析基本适用于中美欧三方中任意两方的贸易决策博弈过程。当我们将三者共同作为研究对象时，情况则变得更为复杂。本文只分析在此框架下对我国汇率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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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欧盟加人中美博弈的过程后，将从两个方面改变我国政府制定汇率政策的决策函数：(1)美元兑欧元的贬值预期。美国政府为了改善其国际收支状况，增加本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采取了对欧元贬值的外汇政策以增大对欧洲地区的出口，缓解本国的高失业率、低出口的困境。这种可预见的美元对欧元的贬值等同于人民币对欧元同时贬值，我国对欧洲的出口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享受来自美元贬值的正外部性。这也解释了作为中美汇率机制的最大受害者的欧盟，同时谴责中美双方在国际贸易保护中“共谋”的现象。(2)部分转嫁国际舆论压力。我国并非主动采取行动对欧元贬值。且当美元反弹，人民币也会走上对欧元的升值通道。在国际政经合作谈判中，政府有可能将关键决策者的角色转移给美国，把矛盾转嫁给欧美双方，从而减少自身的舆论压力。

综上，当我们将博弈参与主体涵盖中美欧三方或更多时，我国更倾向于采用既有的盯住美元的稳定汇率政策。

四、结　论

第8篇：双减政策调研范文

 

双减政策对线上课程的影响1

 

最近国家出台了双减政策，相信很多教育行业以及家长们都是特别关注的！今天呢也想来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是一名家长，我的孩子已经3岁多一点点了，确实他这个年龄阶段应该无忧无虑的轻松愉快的度过，但是我选择了给他报名线上英语启蒙课，很轻松的课程。当然，报名年课之前都是会有体验课的，所以我先买了体验课让他试试。在体验课期间，我儿子就对课程非常感兴趣，一开始虽然说的不是很好，对课程形式也不熟悉，但是一周下来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他的变化。他愿意自己去学习这个课程，也愿意开口说单词。对于家里人来说，他的变化我们让我们很惊讶，他很认真，而且会把学到的单词运用到生活中。有一天去超市里面，她忽然对她外婆说:我要吃apple。对于他的这些表现我们非常开心，于是体验课结束之后我毅然选择报名年课。现在他已经上了好几个单元的课程，单词量也多了起来，最主要的是孩子特别喜欢学习。当然这也是线上启蒙的教育的优势，因为他们会运用到ai技术，让课程很有趣。因为我和我家先生平时上班都很忙，所以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自己教他学习，但有了这个课程我感觉很不错，周内的时候外婆可以带着他一起学习，周末的时候我就带着他复习一下，这样下来觉得很不错。

 

另外，我是一名线上教育机构的辅导老师。我自己从事这个行业快3年了，也带过很多的小朋友，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会很有成就感。虽然我们是线上教育，但是我们的老师都是会很认真的辅导每一个小朋友，看着小朋友的进步我们会非常开心。最深刻的是我之前带着一个班的小朋友学习了一整年的英语，大部分小朋友的进步非常明显，从只能说几个单词，到后面可以简单表达自己的想法，看到他们的这种进步，作为老师的成就感真的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当然，我也认可对教育行业进行规范整顿，但是双减政策真的是可行的吗？因此下面我想就双减政策提问一些问题！

 

①减轻学龄前儿童学习负担?

 

学龄前儿童的学习其实是一直存在的，就算是没有教育机构，家里的家长也会带着孩子简单学习，当然自己带着学习不会像机构那样系统和有趣。另外，学龄前儿童的学习也是看家长自己的意愿，我觉得这也是家长自身的权益，我们应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②教育公平?

 

想问一下何来教育公平?双减政策一旦实施，很多教育机构会受影响，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对我个人而言，线上教育的学费不算高，很多普通家庭都能接受，因此有更多的普通家庭的小朋友可以接受到学习，而且是同样的学习内容。那如果不让机构继续辅导孩子，很多孩子会失去这样的机会。对于有钱的家庭而言，他们可以花钱请家教，费用他们能承担。但是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他们承担不起请家教的费用，所以孩子会失去这个学习的渠道！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有机会越来越优秀！请问这是公平吗？何来的公平？以后高中的50%分流，是不是大部分分出去的都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呢？

 

③双减政策有参考过家长的意见吗？

 

现如今，很多家长都是90后了。我们这代人压力真的很大，房贷，车贷等等~所以大家都需要拼命挣钱养家养娃。双减政策一旦实施，需要我们自己辅导孩子，请问我们哪有时间自己辅导孩子。的确我有那个水平辅导他，但是我没有足够的时间啊！出台这个政策有想想现在年轻父母的实际情况吗？

 

④政策出台，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就业率怎么解决？

 

双减政策对线上课程的影响2

 

7月15日，教育部原基础教育司司长王文湛在2021中国互联网大会数字教育论坛上强调，培训机构要准确理解国家的方针政策，对于校外培训机构并非一棍子打死，要对上百万机构负责，上千万的工作人员负责。培训机构要调整办学方向，由过去为中考、高考服务，转变为变成“三服务”，为国家教育中心工作服务，为学生健康成长服务，为家长服务。

 

启信宝数据显示，新东方、好未来在苏州市设立的多家公司，在今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期间，集体变更了经营范围。这些新增经营范围涉及到对中小学生艺术、体育、科技等非学科类培训、面向中小学生提供校外托管服务、开展以休闲、娱乐为主的动手制作室内娱乐活动、面向家长实施的家庭教育咨询服务等。

 

6月底，好未来旗下儿童素质教育品牌“励步英语”改名，并推出励步儿童成长中心和系列素质教育新产品。7月中旬，高途集团上线新版APP，除职业教育课程外，高途还推出了家庭教育系统班。据了解，猿辅导、大力教育、掌门教育等公司旗下的启蒙产品，相继上线美术课和音乐课等素质课程。

 

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定位与发力方向，教育部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司司长俞伟跃此前谈到，校外培训机构要做学校教育的“绿色补充”。具体而言，可以多关注学校产品有限、资源不足、教师负担过重的方面，多关注音、体、美等校内资源相对欠缺的科目，以及着眼于学生爱国、情怀、责任等必备素养和关键能力的培养。

 

“我们欢迎社会力量来办学,但不能把教育作为资本运作的工具,更不能让资本在教育领域无序扩张。”在2021年5月17日的教育部新闻会上，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刘昌亚强调民办教育的公益属性。

 

校外培训机构能否转型成功有待观察

 

近日热门中概股多数飘绿，其中教育中概股暴跌。截至7月23日收盘，新东方股价下跌54.22%，高途股价下跌63.36%，好未来股价下跌70.47%，且盘中一度触发熔断。

 

据有关媒体报道，摩根大通狂砍目标价，将新东方目标价从19美元下调至3.5美元；将高途评级从中性降至减持，目标价从37美元降至3.5美元；将好未来目标价从70美元降至7.6美元，评级从中性降至减持。

 

针对行业动荡，平安证券7月25日研报表示，本次“双减”文件落地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K12教培机构的业务空间几乎被完全限制，如果各地完全执行，则行业内相关公司将受到彻底打击。目前来看，各教培机构已经开始积极向素质、成人职教等领域转型，但是这些领域的用户画像、运营模式、教研体系等与K12教培都不一样，能否转型成功有待观察。同时，平安证券认为整个K12教培行业的风险巨大，暂时不建议关注和参与，下调行业评级由“中性”至“弱于大市”。

 

23日，中信证券发表研报称，建议学科类培训机构尽早转型、甚至转行。“‘双减’政策仅仅是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的起点，未来还有大量的潜在配套政策和持续的严格监管。对于学科类机构，我们建议向高中阶段培训、素质类培训、职业教育、教育科技和教育信息化等方向转型”。

 

华西证券认为，此次双减政策“坚决压减学科类校外培训”，监管范围之广和程度之深为历史之最、严厉程度超预期，在1-3年时间内双减政策的执行力较强，此后有可能伴随社会反馈再有调整、完善。

第9篇：双减政策调研范文

各种要素的供给和制度的供给，都应该成为一个体系，只有如此，才能在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有效缓解中国经济“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

面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和中国进入全面改革新时期，贾康、徐林、姚余栋、黄剑辉等多位经济学研究者开始对近几十年欧美经济学的主流框架进行反思，探究、构建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改革发展的新型经济理论，经过近几年的研究，逐渐形成了“新供给经济学”学派。

他们认为，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根本的共同失误是“假设”了供给环境，强调需求而忽视供给，没有足够地意识到生产力革命带来的人类社会供给方面的根本性变化。

区别于传统“供给学派”仅强调加强市场经济作用、反对政府干预，“新供给经济学”也强调，在合理的政策选择空间内，政府有必要以经济手段为主进行理性的“供给管理”，有意优化供给引导、结构优化方面的政策，从而有效化解“滞胀”、“中等收入陷阱”等潜在风险。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是供给端？“新供给经济学”能否有效解决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瓶颈问题？为此，本刊采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贾康是我国著名财税问题专家，也是“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反周期式调控难以持续

《南风窗》：前三季度，经济增速“破7”引发了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担忧。从新供给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中国应该如何应对？你们提出“供给管理”是基于何种判断？

贾康：“供给管理”是与“需求管理”相对应的概念，后者强调需求角度实施扩张或收缩的宏观调控，而前者侧重强调在供给角度实施结构优化、增加有效供给的中长期视野的宏观调控。

过去形成的主流认识是，需求与供给的总量平衡问题在完全竞争基础上便可解决。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之后相对无效、低效的救助措施，彰显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和政策理念的困境。

从上世纪30年代末以来，经济理论一直由凯恩斯主义主导，长期侧重于“需求管理”，主要强调运用财政、货币政策管理需求端。总体来说，“需求管理”是一个总量管理，总量管理最值得肯定的成就体现在凯恩斯革命形成的认识，即政府要以合理的国家干预反周期，低迷阶段要扩张，高涨阶段要收缩。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逐渐让市场发挥作用后，也碰到总量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中国的调控都采取了以总量为主的政策。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资源环境、收入分配等制约已把可接受的调控“区间”明显收窄，再复制式地推出“四万亿2.0版”反周期调控，空间已十分有限。

反过来讲，从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调控实践来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宏观调控手段，显然都属于“供给管理”，而不是“需求管理”。2008年，美国人抛开之前奉行的“华盛顿共识”，放弃了由市场自发解决结构问题、只注重需求管理的思路，转而采用实实在在的“供给管理”手段来应对金融危机。

比如，美国政府选择性地不救“雷曼”，但出手救助了“两房”、花旗和通用，并且明确推行“油页岩革命”、“新能源汽车”、“制造业重回美国”等倾斜政策。这就是跳出了传统教科书的框架，以“供给管理”为关键的手段问题的体现。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之“新”已明朗，“常”还未实现，要使经济探底企稳，对接尽可能长久的“结构优化”、能量提升的发展“升级版”中高速增长平台，就要实现动力转换，同样应该强调供给端。

在此之前，我们已看到了高层的态度。比如说，中财办主任刘鹤在浙江和广东两地考察时便特别强调以改革为核心，供给侧要发力优化结构。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前所未有地提到了“供给管理”。对于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各方面已经越来越有共识。

“两孩”也是供给经济学的主张

《南风窗》：新供给经济学的核心主张和理念是什么？

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双创”是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双化”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双减”是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双扩”是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

“双转”是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放开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三中、五中全会已经有所回应，全面放开二孩现已达到，还有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双进”就是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双到位”就是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如PPP机制创新；“双配套”是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此外还有“五并重”，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订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积极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第四，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

总的来说，各种要素的供给和制度的供给，都应该成为一个体系，只有如此，才能在供给端入手推动新一轮制度变革创新，有效缓解中国经济“滞胀”式的、“中等收入陷阱”式的、“塔西佗陷阱”式的风险。

中国还没有实施量化宽松

《南风窗》：从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到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再到最近的“双降”，关于中国版QE（量化宽松）的猜测之声从未停息。从这一系列的货币政策调整能否看出政府目前提振经济增长的深层理念和思路发生变化？

贾康：所谓中国版“量化宽松”说得过分了，现在需要有一定的松动银根措施。量化宽松，就是放松银根的常规手段已经没有操作空间的情况下，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的非常规干预。中国现在还不是这个状态，我们现在的货币政策就是要适度宽松。

宏观政策的基调仍然是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但已明确强调了“微刺激”概念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适度”，以及适当增加重点项目的投资和“有效投资”，这些只属于宏观调控中“相机抉择”与结构优化结合的范畴，不是货币政策量宽性质。

不过，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优化，今后至少需考虑把握好几点。

一是两大政策协调搭配的框架，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使市场充分起作用”的调控哲理。只要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处在可接受的区间之内，决不贸然启动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双松”搭配。

二是两大政策互有侧重、优势互补的同时，总体上需更多考虑强化与优化“供给侧管理”。比如，当前力推的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方面，同样需放入“供给管理”框架来充分发挥作用，更好地在供给侧发力。具体而言，就是要在新常态下把保障房建设、小微企业创业支持、环保产业发展等这些优化供给的事项做好、做实。

《南风窗》：与传统“供给学派”不同的是，“新供给经济学”比较强调制度供给的概念，制度供给在助推经济动能转换中应该如何发挥积极作用呢？

贾康：供给端有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制度供给。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供给管理”的过程，除经济部门、产业、产能、产品、技术等结构方面的供给内容外，最关键的还必须着眼于以改革即有效制度供给，打开“制度红利”这一最大红利源。

制度安排层面的取向应该是市场化，但又不能简单限于、止步于市场化概念。应该超越“政府与市场绝对冲突”或“要么政府、要么市场二者必居之一”旧式思维，在尊重市场、培育市场的同时，供给端的特定作为必须包括政府积极有效地建设市场、组织市场。

当前，我国还有很多深层次改革仍未全面开展和取得积极性成果，如资源型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新一轮价税财改革、中小企业融资机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打破垄断的改革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等。这些改革都能够帮助企业对冲成本上升的压力，增加总供给，从而提高经济活力，既有利于控制住物价，又有利于保住增长的可持续性。

可以说，以“制度供给”释放“制度红利”，是中国未来10年、20年最需要着力争取的因素，也是超越西方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的偏颇，正确发挥“供给管理”的价值，促进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条件。

结构性减税是制度供给之一

《南风窗》：从各项改革来看，时间表的落实情况并不乐观。以财税改革为例，过去一段时间，间接税改革相对而言比较顺利，而直接税改革进程并不顺利。

贾康：各项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阶段，非常有必要多项改革协调并进，其中应充分看重的是价、税、财等通盘协调的配套改革。通过营改增改革、分步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及时推进消费税改革之外，还需在“立法先行”、“加快立法”的要求之下，适时推进环境税改革以及房地产税改革和个人所得税走向“综合加分项扣除”模式的改革，这将使我国税制结构向提高直接税占比的方向推进，逐步形成与市场经济纵深发展相适应的现代税制。税改所打造的地方税体系，又将助力于积极推进省以下分税制财政体制，一方面可以解决现实中基层财政困难、“土地财政”等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行政框架扁平化以及政府职能转变，从而降低行政成本，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和更好地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为其他改革打开空间，释放经济发展潜力。但是我们也看到，与间接税改革相比，直接税改革更深地触及既得利益，难度更大，争议更激烈。直接税制度建设推进缓慢，可以说，从一个侧面代表着财税改革的时间，现在正面临重大考验。

《南风窗》：从生产要素的供给来看，微观主体尤其是制造业遇到了很大的瓶颈，企业转型升级的实际成本还是非常高，企业都希望减税。里根的供给经济学，首要的一条就是减税，中国也应该照办吗？

贾康：企业的转换动力一定程度的确来自于“供给管理”，特别是要有制度供给，而结构性减税只是其中的一点。

在减税之外，我们也应该看到，企业还有很多非税形式的负担。实际上，对企业最具杀伤力是税收之外的负担，乱收费、乱罚款、变相索拿、“红顶中介”的掺合等等。

现在，我们更迫切需要的是在推进结构性减税的同时，把税外其他的负担减下来，特别是能够降低融资成本，使企业的创新得到持续的融资支撑。

投资不能废，但模式要创新

《南风窗》：在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方面，政府应该怎么做？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式投资曾广受质疑，这种模式还能持续吗？

贾康：在中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不能简单批评“高储蓄、高投资”，也不能照搬套用欧美国家以消费促增长的发展模式，更不能认为消费产生的GDP才是高质量的GDP，而投资产生的GDP都是低质量的GDP。

扩大投资并不必然导致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中国投资领域的核心问题不是总量和增速，而是结构、质量和效益。从结构看，未来宜重点围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服务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及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进行，在这些领域还应该提升投资强度。

从提升投资的质量效益看，要大力深化改革投融资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以创新投融资模式，引入多元投资主体。比如，PPP就是一个值得不断探索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