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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精选(九篇)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第1篇: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范文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形而上学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1―7740(2009)07―0076―03

引言

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大学派之一,该学派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并没有过时,而且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学说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对资本主义所作的批判,为此,他们高举起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旗帜,越出了抽象的思辨王国,积极关心社会问题,致力于从经济、政治、法律、文学艺术、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去研究和批判资本主义,从而形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特有的 “社会批判理论”。从理论渊源上看,这一批判理论直接继承了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思想,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却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片面强调了它的批判性而否定其科学性,因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和现实批判的锋芒被他们所钝化。为了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当代西方社,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两者间的批判理论进辨析比较,具有必要性。

一、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非科学性

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这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主题。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就对人的本质活动和存在方式做了正面分析和负面分析,弘扬了人类理性的自我批判精神,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摧残。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不懈地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从剩余价值理论出发,批判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主要是从马克思的早期文本中来理解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在他们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克思早期批判资本主义的方法日益显示出生命力,而他在《资本论》中所采用的批判方法已经不合时宜了,用剩余价值理论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似乎是一个“矛盾消失了的世界”。因此,他们得出结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本质上说是伦理的而非经济的。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要求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要回到马克思早期的轨道上来,从异化劳动理论出发,把批判社会对人性的压抑、摧残作为重点。他们提出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补充”和“发展”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认为,虽然马克思为如何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指出了方向,但马克思对人本质的规定是“含混的”、“肤浅的”,忽略了对人心理的研究,因此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是压抑人性时,它缺乏具体的标准。因此,他们接受了弗洛伊德关于文明起源于对本能的压抑的观点,将人道主义及异化思想合在一起,提出人的本质是“”的思想,并从分析个体人的生物的、心理的和非理性的生存状态入手,去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关系,强调高度发达的科学和物质文明对人性严重的压抑乃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所在,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工业化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矛盾;第二是现代科技文明与环境人化的矛盾。法兰克福学派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批判对象,其目的是暴露该社会对人性的全面压抑。他们通过对该社会的人性异化所作的全方位扫描,激烈地抨击了当代西方社会的机器操纵人,机构驾驭人、物欲奴役人的非人道的现象;如实地揭示出人处于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生活优裕、心理失常的异化状态;深刻地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对自然的掠夺性利用和对生态平衡的破坏以及所有这一切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的否定无疑是坚决的、彻底的,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诸领域各种异化现象的揭露也是全面的、无情的。但尽管如此,由于他们的这种否定、揭露只是站在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上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声讨,而不是立足于科学基础上的剖析,因而,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只能是一种价值悬设的道德批判,因而在根本上是非科学的,是与马克思的科学批判精神背道而弛的。

二、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是形而上学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是要破坏一切既定性、事实性的东西,证明它们是不真实的,所以,它是作为一种否定一切的理论出现的。否定的辩证法是该理论的哲学基础,其特点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立面同一或统一辩证法的核心理论,主张从同一性转向非同一性,阿多尔诺说:“辩证法就是对非同一性的一贯认识”。而他之所以突出“非同一性”主要目的是为了反对否定与肯定的辩证统一,反对否定之否定规律。在他看来,肯定与否定不能有任何联系,肯定就是绝对的肯定,凡是肯定的地方没有否定;反之,否定则是不包含任何肯定因素的绝对否定,是否定一切的全盘否定。阿多尔诺主张用非同一性代替同一性,用绝对否定代替辩证否定,用矛盾的不可解决性代替矛盾的对立统一,这种态度和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倾向。由于绝对否定是“存在的最高原则”,否定的结果必将使一切归于虚无;在否定的过程中,一切对立物相互吞噬,相互消灭,“运动的结果回复到它的开始阶段,将它宣布为死亡”,一切归于崩溃,所以“否定的辩证法是一种崩溃的逻辑”。借助这种逻辑,法兰克福学派在批判当代西方社会时得出一些激进的结论:它批判肯定的“实证思维”与现存社会秩序相调和,崇拜事实,不能区分本质与现实,不能理解否定性,并由此导致顺从主义、保守主义;它指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采用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的政策,成功地压抑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使该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

因而,它强调要揭露矛盾,揭露利用科学技术手段对人的新型的控制与奴役,猛烈抨击西方工业社会是“病态社会”,并号召人们起来拒绝资本主义的一切。从这点来说,无疑人有反对资本主义的积极的意义。但是,这种“否定的辩证法”只强调了“非同一性”,而避开或不提“同一性”,甚至认为“同一性”是虚假的,因而就陷入片面性,其结果往往会导致“打倒一切”的简单化的极左倾向。这种简单化的批判仅限于在批判的对象上面打上一个负号,简单地把对方肯定的东西变成否定的东西。结果,从形式上看来是否定了对方,而在实质上不但没有克服对方,反而常常遭到客观逻辑的无情报复。显然,法兰克福学派的这种充满着极端虚无主义的绝对否定论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否定观是根本对立的,实质上是一种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

三、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是抽象的批判

把理论研究的主题从社会政治经济转换为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的又一个基本特征。从20世纪40年代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启蒙的辩证法》,经过20世纪50年代马尔库塞的《与文明》,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马尔库塞的《单面人》、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成”的技术和科学》,都贯穿着“文化=意识形成=操纵性工具”的典型模式。他们认为,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发达工业文明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对人们的统治,已经转向一种技术性统治,并达到高度“合理”,这种合理性的实质就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直接成为统治阶段的意识形态工具。据此,他们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极权主义看作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极权,而造成这种极权主义性质的主要不是恐怖与暴力,而是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造成一种“控制的新形式”。今天,在西方工业社会,以现代科学技术为背景的大众传播媒介,已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人的生活方式之中,使外在的统治、压迫日益内化在人的生活方式之中,直接阻止了人的真正自由发展。因而,他们主张将批判矛头直指西方社会的现代文化,以及技术文明所造成的文化心理结构,并由此展开了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性格结构批判、心理机制批判等文化批判主题,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文化批判理论。与此同时,针对日益发展的科学理性、社会文明对个人的压抑,他们还进一步强调现在要进行的革命已不再是政权和改变经济制度的革命,而是改变人的心理结构、解除人的心理压制的“意识革命”、“文化革命”;未来的理想社会也不再是马克思所说的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各尽所能、按需要分配的社会,而是一种“心理健全”的、以“”为中心和以人的本性的彻底解放为根本目的的社会。

然而,该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貌似激进,但实际上是把社会批判局限于抽象的意识批判。

首先,他们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思想发展轨道,注意的焦点由经济基础转移到哲学和文化等上层建筑。由于他们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批判意识的基点,因而导致其社会批判误入歧途陷于偏颇。他们社会批判的基本方向跟马克思、恩格斯截然相左。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批判坚持把上层建筑的批判归结为经济基础的批判,坚持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方法论。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却背离了马克思学说的唯物主义基础,他们无意去批判西方现存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更不愿去具体考察现代西方社会生产方式、社会政治经济特性,而只去批判西方社会的现代文化。因而,尽管他们一再声称要发扬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早已不是象马克思本人那样,针对着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基础和现实矛盾,而是针对着它们在文化和意识形成领域的反射和回声。所以,这种批判充其量只是一种浮在社会现象表层的道德说教,它决定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否定最终只能陷入乌托邦式的幻想之中。

其次,他们的技术理性批判显然也消解了马克思的政治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虽然他们看到了科学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某些联系,看到在当达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阶级宣扬技术统治意识,把科学技术变成统治或奴役的新工具,这具有合理之处。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之间没有本质的联系,科学技术本身并不具有意识形成所特有的阶级性或政治偏向性。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出现的“技术统治”不过是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表现,它完全是由于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被资本主义式的利用所造成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抛开特定的社会背景,片面地强调科学技术对理性影响的消极性,甚至把科学技术直接等同于意识形成,用对文化技术的批判来代替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批判,这就把人的现实的政治解放简单地看成了物性的解放。他们这样做的后果,不仅会引导人们对技术文明的彻底怀疑和全盘否定,而且还会消解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怀疑意识和批判精神。

最后,他们的社会批判仅是一种纯理论的批判,而不是马克思所强调的实践批判。从该学派社会批判的总体视角来说,他们都是以先验的“应该”范畴为理论内核的,并且都把理论观点投向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冲突,把研究兴趣放在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上,甚至还一步把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归缩为意识形态的批判,主张进行“文化――心理”革命。这显然是夸大了意识形态的功能。而马克思的批判强调不再是使用远离现实的、随意选择的尺度来评判现实,而要求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从造成自己的实现性的实践活动的客观逻辑和科学的价值观出发,对自己的社会存在持一种客观态度,并通过科学地再现现实实践活动中展开的现实的矛盾,深刻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超越现存,“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正确途径。可见,马克思强调的是付诸于行动,即通过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来“改变世界”,而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法兰克福学派,尽管他们批判一切,但批判的矛头实际上只是观念、思想和概念,因而,他们的批判仅仅是一种不触动现实的批判,最多也只是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另一种解释。他们既是深受西方启蒙精神熏陶的理想主义者,又是实践上的无能者,但他们却经历了精神上的“奥德赛”漫游。他们批判现实,憧憬未来,却又始终找不到实现理想社会的阶级基础、物质力量和现实道路,于是,“乌托邦” 便成了他们抗议现实和躲避现实的理想之路,他们的批判精神也成为昨日风中摇曳不定的旗帜,偶而让人回首瞩望。

结束语

总而言之,法兰克福学派尽管以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继承者自居,且他们的“批判”理论也一度成为现代西方思想的流行,但由于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背离了马克思的科学批判原则,进行的是一种从主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的人本主义批判,因而在根本上与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革命的、批判的精神是对立的,这种不同的批判理论,不可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同日而语。

参考文献:

[1]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新编教程: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570-580.

第2篇: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范文

关键词:哲学的批判;前提性批判;人的批判本性;双向批判;批判精神

作者简介:王成华,安徽师范大学诠释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高级访问学者(安徽 芜湖 241000)

对于“批判”概念,依从不同的维度可以作出不同的划分,大致说来:a.依从主体,有个体的批判,群体的批判,社会(国家)的批判,人类的批判;b.依从客体(对象),有社会现实的批判,观念、意识、知识的批判,人的行为—实践方式的批判;c.依从主客体关系,有单向式批判,双向式批判(或互批判);d.依从性质,有合理的批判,不合理的批判;e.依从层次(深度),有生活世界的批判,经验科学的批判,哲学的批判;等。本文所诠说的“批判”,是“哲学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是最深层次的批判,是一种“形上批判”或“元批判”,其涵义是批判的本来涵义。对于批判这一概念,应当从其本来的哲学涵义上理解和使用。

通览哲学史,我们发现,批判概念或思想,各家哲学无一例外地都富而有之。批判概念在哲学产生之初就有了,并且在近现代哲学中凸显为一个核心的、主导性的概念,其涵义在西方思想界是自明的;但在中国,批判概念的涵义一直晦暗不明。不但如此,而且,批判概念在中国曾被歪曲误解得面目全非,人们甚至把被误解的批判当作本来涵义的批判,在实践中造成了极为有害的恶果。人们至今对批判概念的本来涵义尚懵懵懂懂。而另一方面,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亟需我们开展正常的批判和发挥哲学的批判功用。因此,我们应当恢复哲学批判概念本来的、合理的内涵,以发挥其在社会生活和科学研究中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因而诠说、理解和把握本来的哲学涵义上的批判概念,对于合理、恰适地发挥哲学的批判功用,进而理解和开展其他领域的批判,以及促进和繁荣学术事业,都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

明乎以上,我们就来诠说哲学的批判概念的涵义。

1. 首先需明确,哲学的批判与非哲学的批判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哲学涵义的批判蕴寓于其他非哲学的批判中,后者则又体现、贯彻前者。具体说,哲学的批判概念的涵义渗透于人类的各个生活领域和各种学科中,而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种学科中的批判又蕴涵着前者的涵义和精神。人是生活在意义世界里,而意义只有通过对生活的批判才显现出来。这种批判有多种形式。哲学的批判是批判的理性形式,它具有根本性或终极性。哲学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灵魂,指向的是人的存在与发展、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性问题。哲学的批判表达或体现着人的生存意义、行为方式和理想的终极关怀。这种批判在广度尤其深度上,是其他任何批判所不能及的。

哲学批判是一种总体性的批判,哲学的这种总体性的批判视角,决定着其批判向度的多维性、无限性。一般说来,哲学之外的其他学科,因其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观照视角的单一性,其批判的向度也相对单一;即便是某些具有综合与交叉性质的学科,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观照,也同样不具有总体的性质。哲学是以探寻人的生存的合理方式为出发点,去观照与审视人与世界的总体性关系的。

2. 不同于其他的批判,哲学的批判是一种源始性、基础性或根本性的批判,一种前提性批判,是对一切批判对象的前提、根据、合理性、存在的方式及意义等进行的诸如“是什么”、“如何是”、“为何是”、“是否成立”、“何以成立”等的无穷无尽的追问、发难、盘诘、探寻、求证。哲学批判直指人类生活由以建立和遵行的一些最基本的前提(或假设)。人类的一切趋于理想的活动都是有理性支撑的;人类的社会生活、社会机体的运行,是需要有一些最基本的信念、理念、前提的。事实上,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就存在着许许多多这样的信念、理念、前提,人类生活没有须臾离开过这些东西。没有了这些前提性东西,将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前提是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渐渐形成的,久而久之,它们就被人们视为当然合理的东西而深信不疑,并在日常生活中践履之,或者说认为没有必要对其存有怀疑之心。而问题在于,如果对这诸种前提作批判性的考察,就会发现,它们远远不是那么可靠,也远远不是那么合理,它们往往是有问题的。这样一来,正如英国哲学家I.伯林所说,“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进行检验,将它们束之高阁,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仰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陷入贫乏。社会如果躺在无人质疑的教条的温床上睡大觉,就有可能会渐渐烂掉。要运用智慧,激励想象,防止精神生活陷入贫瘠,要使对真理的追求(或者对正义的追求,对自我实现的追求)持之以恒,就必须对假设质疑,向前提挑战,至少应做到足以推动社会前进的水平。” [1 ] (4)问题很显然,要使人类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思想认识不断发展、社会充满活力并持续前进,就必须对这些前提性东西进行追问、审察、检验,就不应将它们视为理所当然而接受下来,简言之,就必须对种种假设质疑,向所有前提挑战,对一切信仰批判。这正是哲学的天职,也是哲学的宿命。

首先,这是哲学的学科性质使然。哲学天性不满足于既有的东西,总爱对一切既有的东西、现行的东西说三道四、评头论足。哲学之疑,哲学之问,哲学之思,既不同于经验学科,也不同于日常生活,而是对人和世界的最一般、最源始、最根本或最前提性的问题的所疑、所问、所思。其次,是由哲学的思考特性使然。在黑格尔看来,哲学是对思想的思想。这种对思想的思想,就是哲学的反思。哲学的反思,实质就是哲学的批判。因而反思性作为哲学的特性,是与批判性密不可分的。再次,是由具体科学的深度发展对哲学的呼唤所决定的。各门具体科学,其深度领域都必然会越出自己的学科界限而进入到哲学的领域。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具体科学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它便不得不呼唤或求助于哲学。对具体科学的深层次所关涉的形而上问题进行思考与解答,以及对各门具体科学的边缘性问题进行总体性或整体性的追问和深究,这正是哲学的看家本领。哲学并不是对各门学科的具体知识和具体问题指手划脚,而是对具体学科知识最一般的理论预设、理论前提的考察、质疑和批判。

哲学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人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重大问题,它要不断地对人们业已存在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进行反思、拷问与批判,对人们现有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及种种前提进行理性地怀疑与诘问。

3. 哲学的批判根源于人的批判本性。(1)人天生不会满足于形而下的既定状态,总是要否定和超越形而下进入形而上的高度,完全可以说,人在本质上是形而上的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说,“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 [2 ] (163);黑格尔则更直截了当地说,“作为一个能思维的存在物,人是一个天生的形而上学家。” [3 ]人的形而上性,意味着人的批判性。(2)人又是不满足于现存和追求理想的存在。不满足现存,就必然会批判现存和追求超越现存的理想。在理想的视野里,一切既存的事物都是不完满的,因而都是应该被批判的,绝没有不可批判的神圣的东西。所以,人的理想性存在决定了人的批判性。(3)人的进化史表明,人不是一种先天既定的存在,而是一种开放的、面向未来的即无限性的存在。人的存在的无限性,使人不会拘泥于眼前既定的状态,而必然会不断地改变和超越既定,走向茫茫的未来。这种超越既定的批判禀性与生俱来,且始终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人类。

哲学的批判指涉或隐喻的是人的批判。从笛卡儿到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的理性批判,以及20世纪以来的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判,无不为一定时代人之批判性的表征。通过批判,人们不但可以不断地揭示人的形上存在,而且可以不断地超越人自身的现实存在,并不断导引人走向理想和无限的境界。

4. 人的内在尺度与物的外在尺度的有机结合是批判活动的依据。批判是人的批判,是人对万事万物的批判。批判主体(人)与批判客体(物)二者发生现实的对立统一关系,是批判活动现实发生的客观前提。因而,人的内在尺度(或主体尺度)与物的外在尺度(或客体尺度),自然就是批判所依据的尺度。任何现实性批判都是主体依据自己的尺度和客体的尺度并将此二尺度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活动。只依据其中一种尺度而舍弃另一尺度的批判,不是现实的批判。关于批判的主客体性、批判的人的尺度(主体尺度)和物的尺度(客体尺度)的思想,不少哲学家均有言说,如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事物的尺度”,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支配世界”,费尔巴哈的“物质先于思想”,叔本华的“主体是一切客体的前提条件,凡是存在都是对于主体的存在” [4 ] (28)等,但以马克思讲得最为明确和科学。马克思说:“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5 ] (274)。即人的活动既按照自己的尺度进行,又遵循任何对象的尺度从事,而且人懂得把人的尺度运用于外在对象。马克思的两个尺度思想 ,既是对人类活动(生产活动是人的基础性和本质性活动)特性及全部活动历史的揭示,又是规导人们一切活动及社会发展的基本准则和尺度。因而人类活动的这两个尺度就具有普适性,它也就成为人类批判活动所依据的两个尺度。马克思两个尺度的思想,揭示了人类和自然、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以及人类活动的基本规则。具体到批判这种主体性活动,我们看到,一切批判都贯注着人的尺度和物的尺度,因而一切批判又都是价值性和真理性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愈自觉、愈和谐,批判也就愈合理、愈有价值。

5. 哲学的批判既蕴含着人文性和人文精神,又蕴含着科学性和科学精神,是人文性和科学性、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有机融合。人的活动存在着人的尺度(主体尺度)和物的尺度(客体尺度)的内在矛盾,根源或决定于这一内在矛盾,批判活动要遵循这两个尺度的有机统一,因而真正的批判是人文性批判和科学性批判的统一体。首先,批判要依据人的尺度(主体尺度),因而批判具有人文性。哲学的批判必然是从人自身出发,并以人为尺度的,人的内在尺度在批判活动中自始至终起着规导、检测作用。哲学对人、人的世界及二者关系所持的是一种批判态度,它要对现实对象及人们关于现实对象的“前理解”进行应当—不应当、合理—不合理、善—不善等的审视与追问;并在此基础上,对现实对象进行新的批判性的重建与超越。此中,融入了当下时代人们的理想、价值、诉求、情感等,以及民族传统、历史文化,亦即融入了人的尺度。内涵着人的理想追求与价值取向等内在尺度的哲学批判,浸润、体现着丰富的人文精神,散发着浓郁的人文气息。人文精神是构成人类精神的一个最基本的内容,它渗透于人类的一切活动之中,当然也渗透于批判之中。富涵人文精神或人文性的哲学批判,实质乃是一种向善的行为。其次,批判要遵循物的尺度(客体尺度),因而批判又具有科学性。哲学的批判既是向善的行为,又是求真的行为,它既图向善,又要求真,并且求真是向善的必要保证。既要求真,就须遵循物的尺度。哲学的批判是否遵循着物的尺度以及遵循得如何,这是其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科学性与合理性的基础,也是其是否属于科学性批判的前提。不遵循物的尺度的哲学批判,自然就无科学性可言。换言之,哲学的批判不能与科学相悖逆;批判的结论如果与经验科学相■牾,它就不能使人信服。因此,当哲学以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实对象时,无疑应将科学性和科学精神贯注其中。正因如此,哲学的批判既浸透着人文精神,又灌注、体现着科学精神。

分析可知,哲学的批判不是在任何情境下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只有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人文性与科学性、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和谐统一的批判,才是合理的批判。如果一味地追求二者中的某一方面譬如物的尺度、科学性而忽视人的尺度、人文性,批判就势必沦陷为如霍克海默所描述的“人变成了哑巴,只有科学在讲话” [6 ] (179)的畸形“批判”。

6. 哲学批判的对象有客体现实(对客体现实的批判)和主体自我(对主体自我的批判)两方面。(1)对客体现实的批判,也就是以哲学为“批判的武器”对外在现实事物行之以批判,具体表征为哲学对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及一切精神生活,以及常识和经验、思维方式、各经验科学、社会心理、价值观念、社会意识、社会思潮、既定秩序、生活样式,等等,进行批判。无疑,哲学对现存事物的批判也包含着对其合理性的论证或肯定,但这种肯定是否定前提下的肯定,是批判基础上的继承和创新,因而是一种建设性的批判,而不是盲目、褊狭、非人性或非人道的批判。哲学批判是改变世界(人的现实世界和人的主观世界)的一种方式,其目的就是揭示出并力图克服社会现实和社会精神方面的各种疾患,使社会向着健康有序的轨道运行。一句话,哲学批判就是为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终极关切之思、人文品格之魂和安身立命之所。这便是哲学批判的真义所在。

在古代,哲学的批判主要表现为对现实世界的批判。哲学在自己的童年时,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自身以外的对象事物。哲学之思既投向自然,又关注社会,还指向人自身。古希腊哲学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特征。

(2)哲学的批判又是对主体自我的批判。一是对主体用以批判的哲学理论自身的批判;二是对运用这一哲学从事批判的主体自身的批判。在现实的批判实践中,对自我的批判的这两方面是难以黑白二分的,二者实际上是密切关联、相互贯通、相互关指的:对哲学理论的批判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运用这一哲学从事批判的主体的批判,反之亦然。康德将这两种批判概括地表述为“对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 [7 ] (5 )。哲学对自我的批判是哲学批判本性和批判精神最集中、最鲜明的体现。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一切批判活动都是针对人类自我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总是十分自觉、严格地进行自我批判,他们从来都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学说。那种以非批判的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批判本性相悖的。

哲学的自我批判在近现代哲学中获得了突出的、富有成果的发挥:其一,新哲学的创立,大多是通过对哲学自身的批判来实现的,自我批判成为创立哲学的重要契机。其二,哲学家们破天荒地喊出了“哲学的终结”的时代之声,并积极从事着“终结”、“消解”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工作。毫无疑问,哲学的否定自己,意味着哲学的自我批判。主张拒斥、消解哲学,无非是从前门推出去旧哲学又从后门请回新哲学而已。正如一个以色列哲学家说的,哲学史是“哲学死了,哲学万岁”的永久呼喊。 [8 ] (90)这实际上是哲学自我批判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其三,在持续的自我批判中,衍生出后现代哲学这一当代新形态新范式哲学。

综上所述,无论是客体现实对象还是批判者自我,都逃脱不了批判,乃至“批判”本身同样需要不断地接受批判。在当代,我们应充分发挥哲学在批判现实、批判自我中的独特功用。

7. 哲学的批判所遵循的主要方法有:实事求是方法、辩证否定方法和怀疑—提问—建构方法。(1)实事求是方法。它要求人们在对现存客体进行批判时,应从实际出发,客观、全面、深入地了解、分析和掌握批判客体的基本状况及其规律性;在将批判成果(观念形态的理想模型)付诸实施、改变现存客体时,应尊重现实,充分考虑现有的物质技术条件,因地因时地施行,力戒不顾客观条件的为所欲为。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 [9 ] (288)。他认为,要发挥理论的批判、指导作用,必须具体了解、研究所要批判的对象;为此,就要把握对象的总的客观的联系。坚持实事求是的方法,坚持以实际生活而不是观念教条为批判的出发点,就是坚持批判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原则。(2)辩证否定方法。从整体的观点看,一个完整的批判活动就是“肯定—否定—肯定”的辩证否定过程。肯定即承认批判对象的客观状况,并以此作为批判的出发点;否定就是对客体对象进行审视、批评、发难、扬弃,在此基础上在观念中建构出一个改造原客体的相对理想的模型,在观念中否定了原客体;第二个肯定即是将观念模型借助于一定的物质条件通过实践活动作用于原客体,转化为现实,改造原客体,创造新客体,达到新的肯定,完成批判的一个循环。哲学的批判首先意味着对旧事物的否定,但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面向未来发展的、富有内容的、积极的否定,是立足于创新的否定,目的是创造出理想的客体(由理论的到实践的)。马克思关于“辩证法本质上是批判的”命题,深刻揭示了批判与辩证法(辩证否定)的内在关联。辩证的否定作为批判的基本方法,要求我们对一切事物的批判都不应采取绝对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应取科学分析、批判继承的态度。富于辩证否定的批判被两极对立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取代。实践证明,不理解或丢弃了批判的本真内涵,或者肆意歪曲、误解和误用批判,必然会对社会生活造成十分有害的影响。(3)怀疑—提问—建构的方法。I.怀疑:哲学产生于对问题的疑惑,它与生俱来就有怀疑的秉性。哲学的怀疑是理性主义(或笛卡尔主义)意义上的怀疑。理性的怀疑是进行任何批判的起点,它要追寻事物存在的充分的原因或根据。因而这种怀疑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我们没有任何预设的观念。马克思就将“怀疑一切”作为自己喜爱的座右铭。 [10 ] (215)II.提问:怀疑的产生,就意味着对事物的存在打上了问号,就是把事物转化为问题,继而对之追问。因此,哲学的批判总是围绕着问题,以追问的方式进行的。哲学的提问是最前提意义上的追问:它既是针对疑问产生的原初处——作为主体的人为何会产生疑问的追问,又是针对客体的事物存在的追问。一般来讲,哲学批判的提问方式有三种,即本体上的追问、方法上的提问和因果关系的追问。III.建构:就是在思维中建构出优越于现存客体的、拟付诸实施的观念形态的客体模型。这是批判的观念成果,它是最终实际地改变现存客体的观念模型或实践蓝图。

应当看到,对于一个现实具体的批判来说,由于主体的立场、观点、方法各不相同,主体的知识、认识和批判能力有高有低,以及客体本身的复杂性,因而批判自然就有正确的、合理的与错误的、不合理的差别。但无论如何,掌握和运用正确的批判方法,对于保证批判活动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具有关键作用。

8. 观念的批判与实践的批判的相互结合,是批判的基本内涵。人类是不断趋向进步的,向善的;而要为此,就必须使人类自己不断得到矫正,并不断扬弃自己,不断地趋向真理。因为人类是容易犯错误的,而哲学批判“可以减少错误的危险,而且就某些情形而论,它使得错误小到实际上是微不足道的程度” [11 ] (127)。这样一来,哲学批判就不能仅仅停留于观念的层次,还必须同时进行实践领域的批判。正如马克思所说,“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 [12 ] (11)。“思想成为现实”与“现实趋向思想”,思想、观念的批判与现实、实践的批判,二者你来我往,须臾不分,相得益彰。无论是观念的批判,还是实践的批判,都是对人类生存中各种矛盾(如现实与理想、实践与理论、个体与类、人与自然等矛盾)的永无止境的追究和探解。

9. 哲学批判是批判主体之间的批判与反批判(对批判的批判)的双向批判或相互批判,这种双向批判以平等、开放的对话、讨论和思想交锋的形式表现出来,具体展开为相互的质疑、追问、盘诘、辩证等,并自始至终贯注着相互尊重和宽容的精神,以善意的、友爱的心态对待和从事批判。哲学批判某某,不是因为仇恨他、与他为敌而恶意地诋毁他、抑或彻底地否定掉他的存在,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哲学关怀他,爱他。正因为关怀他、爱他,才批判他,其目的是使他更好。 比附日常生活的话说就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才批判你”。或“你/他之所以批判我,是因为你/他爱我”。恨铁是为了使其成钢。在宽容自由的思想学术领域,将某人(某学派)及其思想学说设定为批判的对象及对之批判本身,就预设或承认了对象的价值。因此,真正的批判是没有个人偏见和私心杂念参与其中的。对批判的这种理解,既是哲学批判的本义使然,又是吸取我们民族在这方面曾经有过的深刻教训,因而对于我们来说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哲学的批判以“哲学之爱”体现了哲学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伟大情怀。对此伟大之爱(大写的爱),我们没有理由拒之于千里之外,而应以开放的心态欢迎它、接受它。我们这样做,实际上是我们真正地善待自己!

批判与反批判不可分离,乃是根源于人类认识及实践的有限性。其一,客观世界的复杂性、无限性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的认识能力、实践活动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使人们对客观事物规律的把握具有不确定性、不完全性与近似性,即相对性。在认识史上,康德最先对人的理性认识能力作了缜密的反思和批判性考察,在此基础上划分了主体认识的范围、界限和有限性。这表明,哲学批判首先是针对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因而实际上首先是一种对人的自我的批判。其二,实践对人类认识真理性的检验的有限性。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是通过“证实”和“证伪”这两种主要方式实现的。就此而言,实践既是证实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又是证伪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然而,证实和证伪二者又都具有局限性。波普尔系统地考察和研究了反驳、批判、证伪与知识的增长、科学的发展的关系,倡导科学研究中的批判、否证、试错。他主张,理性或知识应向批判开放,随时接受批判和进行自我批判。并指出,是否“自觉地采取批判方法”,是知识的前科学增长与科学增长的主要区别 [13 ] (158)。

因此,任何批判者均应抱以开放的心态,虚怀若谷,在批判他者的同时,随时接受来自他者的批判,并主动自觉地进行自我批判,力戒惟我独尊、话语霸权和单向独白式批判,在相互批判中促进各方发展。

10. 渗透于哲学批判活动中的内在精神,就是哲学的批判精神。批判精神,就是一种理性怀疑精神,一种辩证否定性精神(或否定性辩证法精神),一种不故步自封,不囿于前见,不受已有的经验、常识、观念、理论、知识和视域限制自己追求新知以及不被外在的权威泯灭创造的超越性精神。这种精神不承认任何绝对、永恒、神圣的东西,它总是对已有的观念、事物以及人们的行为进行反思,发出疑问,深入审察、分析,在此基础上寻求解决问题的合理途径。批判精神并非倡扬一种纯粹否定,并非倡扬对已有的东西进行无根基、无根据、无来由的随意抵制或拒绝,而是蕴涵怀疑、否定(扬弃)和超越的一种内在的“人类精神”,是辩证法的灵魂。作为人类精神和辩证法灵魂的批判精神,其深层根基在于人类自身及人类实践活动的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本性。作为在者的人类及其生活、实践活动本身,内在地蕴涵着基于自身的此岸性和外部现实的彼岸性的张力。这种张力使人类的实践活动具有创造性、未完成性和开放性。人类实践活动将人与世界的多重矛盾关系一一展现出来。寻求这些矛盾关系的合理解决,既是实践的要求,也是批判精神存在的缘由和基础。哲学批判精神是浸透和弥漫于哲学批判之中的活的灵魂,它像一种流动的普照光,照耀着批判的途程,映示着批判的路标;批判精神堪称与人俱来、伴随人类始终并使人之为人的人类的“绝对精神”,它是人类的一种“类精神”。

综合诠说,我们可以将哲学的批判概念界说如次:哲学的批判是一种根本性和前提性的批判;它根源于人的批判本性;其依据是人的尺度与物的尺度及二者的结合;因而是人文性和科学性、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有机融合的批判;其批判的对象不仅是客体现实,而且包括主体自我;哲学的批判不是单向独白式的批判,而是批判主体间的双向式的批判;基本内涵是观念的批判与实践的批判的统一;批判的主要方法是实事求是方法、辩证否定方法和怀疑—提问—建构方法;贯注于哲学批判中的内在精神,乃是蕴含辩证否定性和超越性的理性的批判精神。哲学的批判是一项无止无尽的寻根究底的活动。

“定义乃是把概念引入科学体系的最重要方法。” [14 ] (384)以上之诠,大致廓清了批判概念的基本的哲学义域,这为正确运用批判概念提供了初始前提。还要将诠解基本明晰了其本真涵义的批判概念,纳入哲学学科及其概念的系统中,并被其所统摄,而不能游离于哲学学科及其整个概念体系之外。否则它就会被扭曲变形,甚至被误用、滥用。惟此,才能在批判概念本来的哲学的涵义域,正确运用批判概念从事批判活动。这既是学科规范的需要,也是反思历史教训之使然。虽然如此,然而,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哲学家们往往热衷、专注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论证、说明现存世界。我们要说的是:重要的是批判现存世界,发现理想世界(“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 [15 ] (64));问题是在现实中建构理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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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范文

一、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界定

对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进行研究,自然离不开对它的涵义的理解。涵义理解的不同, 必然导致理论本身的差异。因此,涵义理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综合学界对此问题的看 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要理解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首先要把握社会的自我意识。而社会 的自我意识,又分为社会的自我肯定意识和社会的自我否定意识。社会自我意识的肯定 方面要解决的是如何维持现状的问题,而作为社会自我意识的否定方面则要解决如何超 越现状的问题。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属于社会的自我否定意识,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 的自我批判,实现对资本主义存在合理性的追问。

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批判理论是反思性的历史认识、评价活动。哲学的反思以间接性 为特点,但它是对理论性间接反思的二重否定,它不仅通过事物的内部矛盾使事物的本 质显现出来,而且抓住了事物的本质。社会批判理论就是从哲学的角度来反思社会的, 是对社会进行的最一般、最抽象的哲学批判活动。因此社会批判的首要条件应当是社会 必须处于将自己最丰富的具体展现出来的时期,即社会的成熟时期。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就是从两个批判性假设前提出发对资本主义社 会的批判。这两个前提是:1.人类趋向于变革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实现自己的进一步发 展;2.人类社会生活趋向于普遍的丰富性、多样化。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就是以这两 个理论假设为依托,建立在对社会现实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对某一具体事物向人类普 遍进步方向发展的现实可能性进行揭示。具体地说,就是指从某一事物本身发展的特殊 规律出发,考察并揭示这一事物在以上两个批判性假设前提意义方面纳入事物一般运作 规律的可能性。就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批判来说,就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 运行规律——剩余价值规律——出发,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在以上两个批判性假设前提意 义方面被纳入到人类社会历史运行规律——即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的规律——一般的 现实可能性。

我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不是针对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的理论,而是统摄全局的 一个思想主旨。批判不只是单纯的否定,而是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不是指社会的单 方面发展,而是指社会发展与理论发展的统一。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目的就在于通过 理论与现实的相互监督、相互批判,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实现社会的发展、理论的完善, 在互动中实现双赢。因此,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界定应坚持全面、辩证、发展的原 则,把对社会的批判和对理论自身的批判结合起来,揭示贯穿于马克思理论总体中的批 判精神。

二、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内容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博大精深,如何从卷帙浩繁的著作中勾勒出社会批判理论的框 架与内容,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角度,因而也必然有不同的观点与看法。归纳起来,主 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就其内容而言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过程的自我批 判,即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对其否定的理解,把任何一个特定的阶段当作 过程去理解;二是理论上的自我批判,从认识论角度探讨马克思是如何超越同时代人的 思想,其本身如何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否定、自我发展的过程;三是从主体角度对资本 主义特定社会的批判。

第二,认为可以把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归纳为“四阶段五假设批判模式”。首先是社 会批判理论前提的确立(即A阶段)。在这一阶段上,有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物质存在 决定精神意识(a)。其次是唯物主义分析方法的锻造阶段(即B阶段)。在马克思那里是一 个从基始性唯物主义到方法论唯物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这里有两个基本的理论假设, 事物处于不断生成与灭亡的过程中(b);事物处于系统联系之中(c)。这两个理论假设是 方法论唯物主义作为分析方法得以成立的一般性理论假设,它们分别是“历史的”与“ 具体的”这两个规定性的理论依据。再次是具体的现实性分析阶段(即C阶段)。这同时 包括对事物本身特殊规律和对事物所属的一般过程的规律性分析。最后是批判阶段(即D 阶段),这一阶段是哲学批判的历时性、暂时性完成。它也隐含有两个理论假设:人类 趋向于变革自己的生存条件,以实现自己的进一步发展(d)和人类社会生活趋向于普遍 的丰富性、多样化(e)。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四个阶段五个假设是最少思辨、又最接近 现实的,这正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魅力之所在。

第三,认为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识是马克思学说的灵魂。回顾马克思毕生的理论活动或 浏览一下他的全部著作,可以看出,他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开的。例如:对德国 古典哲学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对物化和异化的批判、对蒲鲁 东的批判、对拉萨尔的批判、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对形形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 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批判、对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批判等等。可以断言,马 克思通过毕生的批判活动完全实践了他早年为自己规定的历史使命:要对现存的一切进 行无情的批判。

第四,认为马克思通过对其早期文本思想的批判与超越,完成了一系列内在的逻辑转 换,进而建构起了科学的社会批判学说。具体表现在:在哲学上,马克思扬弃了人本学 的异化逻辑,从黑格尔关于社会关系矛盾分析的历史辩证法中,生发出现实的批判张力 ;在经济学上,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的非历史性思维方式,引出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的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并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与批判。成熟时期马克思的 社会批判理论,是融科学实证分析与价值理想追求于一体的社会历史学说,是历史与逻 辑相统一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是在批判中展开的,革命思想或批判意识构成了他的学说的灵魂 。正如他本人指出的那样: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事物,按其本性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 的。批判理论构成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对于这一点来说,学界是无疑义的。问题的分歧 在于探讨社会批判理论的方法,从哪个角度更能恰如其分地概括马克思的思想,理清马 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我认为问题的切入点还应以“实践”为基础,以“批判”为灵魂 ,对社会进行全方位的解剖,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把握。马克思的学说是科学性与革命性 的统一,正是在“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革命进程中,在对理论自身不断批判、 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的学说不断走向成熟。社会与理论的互动构成马克思社 会批判理论形成的全过程,批判精神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始终。因此,在实践中把握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我们把握马克思思想真谛的现实途径。

三、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特征

以怀疑与反思为本质特征的批判精神是马克思理论所独具的思想魅力。然而囿于马克 思著作之丰,内容之巨,人们对其社会批判理论特征的把握众说纷纭。主要有以下几种 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活动基本上经历着两步回溯或还原过程:第一,从表 面现象向深层本质的回溯或还原。马克思习惯于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区分出现象与 本质、表层存在与深层存在、上层建筑与基础等等,然后从本质、深层存在和基础出发 去对现象、表层存在或上层建筑作出价值学判断,说明后者存在的理由和根据,揭示其 局限性和消极方面,指出其被超越与扬弃的历史必然性。第二,由一般本质向人的活动 的回溯或还原。他在做了第一步回溯或还原之后,没有停留于此,没有把这些深层的和 本质的存在或基础当作给定的和终极的实在,而是进一步揭示这些存在或基础背后更深 层的原因,从而把它们回溯或还原到人的基本活动,即劳动或实践的层面上。从人的劳 动或实践活动出发,扬弃各种社会历史存在的给定性和自在性,这是马克思全部批判意 识的基点。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思想有两个主要特点:1.科学与价值的统一。所谓科 学批判,是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科学的批判;所谓价值批判,是指站在工 人阶级立场上,以实证事实为根据,揭示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不合理性。科学批判与价 值批判是有机统一的。2.批判与发展的统一。马克思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要从对现 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得出其否定性的理解。从社会发展角度分析,就是揭示事物自身内 在矛盾的发展,从对现存事物的内在矛盾中找到自我否定的力量。所以,这种发展本身 也是一种自我超越,因而也是一种批判。马克思是批判中包含着自我发展,发展中又体 现着批判,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总之,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思想既是科学的,又是彻底 的。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性论辩的特点在方法论上为我们的这一研究 提供了重要启迪。这些特点有:1.坚持实践是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与源泉;2.坚持哲 学前提和现实前提双重批判辩证统一的原则;3.坚持多学科批判辩证统一的原则;4.坚 持不断扬弃和反复批判辩证统一的原则。总之,批判性视角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 解的一个重要视角。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不同于其他非理论、非专门化的批判活动,这些批判往往具有 自发性、随意性,而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则具有系统性和结构性的特点,而这些特点 又是建立在实践性、科学性和真理性的基础之上。正是这些特点构筑了马克思社会批判 理论的基础,使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独具特色。

四、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与其他批判理论的区别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他对社会的一种深刻反思,是他探索人类命运的一种不懈尝 试。但西方学者在赞同马克思这一理论的同时,对其进行了片面的阐发,使马克思哲学 中固有的丰富性与完整性日益走向片面与狭隘。因此,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 社会批判理论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主要表现在:

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早期社会批判理论把“批判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认 为只有抓住马克思的批判方法,才能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批判”不仅意味着对现 存学说在理论上的变革,而且还要批判地分析现存社会以导致社会的变革。但是这种理 论不是把自己置身于社会专门化劳动过程之中,而是置身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之外。 它的目的不是要维护现存社会的秩序,而是要破坏一切既定的东西,以证明它的不合理 性和不真实性。而且这种社会批判理论把人看作全部历史生活的生产者,所运用的方法 仍然是主体性原则和抽象的人道主义。

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与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区别在于:1.两种批判理论由于对 社会动力结构的不同认识,使批判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不是通过 分析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来说明社会的发展,而是 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归结为日益发展的文化、科学技术对人的本性的压抑。 因此他们以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等来取代马克思哲学的政治经济学 批判。2.两种批判理论选择了不同的革命主体。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批判家们认为科学 技术是现有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改变了马克思所处时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 级的对立关系,从而使革命的主体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们认为,革命的主体不是马 克思所认为的工人阶级,而是知识分子。3.这两种批判理论采取了不同的革命策略。马 克思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下,主要采取了暴力夺取政权的措施,而新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在发达的工业社会时期,则采取了文化心理革命的方式。

持批判精神学说的还有“日常生活批判”理论。这种学派的代表人物是法国学者列斐 弗尔,他力图把马克思的学说改造成一种以现代人的异化为出发点的日常生活批判。在 他看来,日常生活批判就是向人们揭示:控制消费的官僚机器已经广泛地渗透到每个人 的经验深处,消除异化的设想必须从自我改造入手,使人们克服社会制度的网络影响, 去掉国家机器的物化和神秘性的外罩,认识到国家机器作为人类行为方式的真正起源, 以此削弱现代官僚生活的普遍性和合理性。日常生活批判就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分 析它,就是要揭穿日常生活的虚假性,撩开异化现实的面纱。

乍看起来,西方的社会批判理论似乎弘扬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精神,但实际上它 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与批判精神割裂开来,片面地弘扬了批判的一面,而失去了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本性。它们以对个人的重视压倒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以主 体性的研究取代科学的思维方式,从而使它们把对现存社会的批判变成了一种不加区别 的总体性价值人本学批判,最终无法逃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窠臼。这种对马克思主义 片面的曲解并不能切中当代资本主义的要害,从而使它们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离 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内涵越来越远,而成为一种从根本上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 论。

五、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现实性

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进行研究,不仅对于进一步了解马克思思想发展进程,揭示蕴 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深刻内涵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更深刻地了解资本主义, 认识处于科技困境之中的西方工业社会,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铺路搭桥,具 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但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何种意义上服务于现代社会,学界有如 下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现实性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人类传统的思维 方式是在人的活动之外寻找终极的和绝对的实体来作为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据,如自 然、逻各斯、上帝、理性、技术、绝对理念等等。而在近现代的历史演进中,人们赖以 安身立命的上帝、理性、技术等支柱相继坍塌或动摇。因此,以怀疑和反思为本质特征 的批判意识必然增强。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巨大提高在为人 类带来巨大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出日益膨胀的政治机构、失控和自律发 展的技术等异化的社会力量。处在深刻变化危机中的人类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为后果和行 为本身进行批判性的检讨和反思。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无疑具有十 分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现代意义在于:它克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的“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片面解读,实现了对实证科学 与人本主义的内在整合与超越,并在新的基点上实现了科学认识方法与价值认识方法的 辩证统一,这一新的基点就是社会实践。这种从社会生活中生发出的社会批判力是其他 学者所不能达到的,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

一种观点认为,批判意识的发扬无论是对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新危机,还是对处在文 化转型时期的中国均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哲学既应有超然于尘世的冷静,又要有立 足于生活的现实;用批判的眼光,指出现实的弊端,刺痛时下一些日渐麻木、沉溺于物 质追求与感官享乐的神经,使人们不致在吵吵嚷嚷的日常生活中迷失方向,使人们的心 灵得到安顿;为促进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帮助人们去实现公正、合理、人道的社会,实 现人的自由、解放具有重大意义。

蕴涵在马克思思想中的那种深刻的批判精神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思想资源。正如凯 尔纳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发展现时代的一种批判理论的源泉。深刻挖掘马克思 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根源,发现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精神实质,对于我们今天在全球 化的背景下重新理解马克思,用马克思思想的精神来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具有十分重大 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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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范文

关键词:新中国初期;陶行知批判;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3-0067-04

1951年在批判电影《武训传》过程中,教育界展开了对陶行知的批判。长期以来,人们对陶行知批判研究较少,对于陶行知批判的发动、进程等尚未有系统研究。因此,本文试图从陶行知批判的发动人手,对这一场批判作初步探讨。

一、批判的萌芽

要认识和理解新中国初期陶行知批判的历史,须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认识开始。电影《武训传》于1950年年底全部摄制完成。影片试映时,“观众反应极为强烈,可算是好评如潮,口碑载道”。与此同时,报刊、杂志等发表了一系列称赞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文章。当时,在有关武训及《武训传》的好评中,就有人将电影的拍摄以及将武训与陶行知联系在一起。如就说其编导《武训传》是受到了陶行知的影响。赵丹在谈到其之所以扮演武训时,也说是受到了陶行知的影响。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还专门举行了座谈会,会上不少教师就将武训和陶行知联系起来。有教师说:“陶行知先生办育才学校和武训先生也有相似的精神”。“如果没有武训,育才可能在创办的第二年倒下去了。”由于此时对于《武训传》是一片赞扬之声,因此,此时将陶行知与武训联系起来,主要就是要借陶行知来赞扬、肯定武训。

到1951年4月,关于武训、《武训传》的评价出现了相反的评论。5月16日、17日,《人民日报》分别转载了《文艺报》发表的杨耳的《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作用吗?》和贾霁的《不足为训的武训》等文章;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亲笔修改过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的讨论》。批判武训、《武训传》的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从5月中旬武训批判开始到5月底是陶行知批判的萌芽阶段。之所以说这一阶段是陶行知批判的萌芽,主要是因为:在这一阶段,批判者的主要精力是集中在批判武训方面,陶行知是在批判武训过程中涉及到的。当时批判的矛头并非是对准陶行知的。在这一阶段,除了杨耳和贾霁的文章中提及陶行知外,其他批判文章基本上没有提到陶行知。而且这两篇文章在涉及陶行知时也给予了一定的肯定评价。贾文指出,陶行知在当时条件下表扬武训“有着积极的作用。陶行知先生当时是对的,他的苦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杨文主要是深化贾文对于武训的批判。杨文认为,陶行知赞扬武训是错误的。但是,杨文对陶行知及其赞扬武训的做法进行了区别,进而对陶行知给予了一定正面的肯定:“如果陶先生在这件事上(指表扬武训精神――笔者注)错了,那并不足以掩盖陶先生的全部的光辉。

可见,在武训批判开始的两篇檄文中。虽然都提及了陶行知。但是,并不能因此认为这就意味着陶行知批判的开始。因为贾文对于陶行知表扬武训精神的行为给予的是肯定,杨文虽然否定了贾文的这一观点,但是对于陶行知也给予了一定肯定的评价。但是,批判过程中毕竟提及了陶行知,因此,此时是陶行知批判的萌芽。

二、批判的开始

从1951年5月底、6月初,到8月武训批判进入尾声时,武训批判中开始出现了对陶行知的批判。这一时期的陶行知批判还是为武训批判服务的。批判陶行知是为了深挖武训及其精神的遗毒。但是,这一阶段对陶行知赞扬武训的清算带来了严重后果:批判者们在结合自己思想和自身部门工作时已经将批判的矛头转向陶行知,明确提出要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而且提出了之后大规模批判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基本论点。

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丁曼公(即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笔者注)的《武训的真面目――评影片、武训以及先生的检讨》的文章。虽然丁文的目的仍是呼吁深入批判《武训传》,但是在文章中却将陶行知定性为“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而且把陶行知与武训批判中所要整肃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联系上了。

自此以后的武训批判中,与陶行知有关联的人在进行批判或检讨时基本上都通过深挖陶行知在武训问题上的影响而进行。1951年5月31日,《人民日报》刊发武训画传编者的检讨。作者说明自己赞扬武训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受到了陶行知的影响。作者指出,正是陶行知等人的影响“使我慢慢地由浅入深地对武训这个人物进入更错误的理解阶段,进一步更坚决地站在拥护与表扬他的立场,去尽力地歌颂了这个‘不足为训’和‘不应歌颂’的反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物。”

6月2日。转折开始出现。武训批判终于将目标引向了陶行知批判的核心问题――教育思想。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清除武训一类的错误教育思想》一文。该文开篇即明确提出,武训批判应该涉及到一个基本问题。即教育思想问题。在旧中国教育界,陶行知是倡导武训及其精神最为突出的。因此,在批判武训中要讨论教育思想问题,必然就要讨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该文认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中有武训思想成分;提出要检查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并将此事提高到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确立高度上;而且,文章将教育界对于武训的错误认识归因于陶行知的影响。因此,得出结论:要肃清错误思想就必须要批判陶行知。该文结尾处提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应该受到检查的若干种旧教育思想之一,不应该因为他本人尽力于反的革命斗争而就迁就他的教育思想,无原则地加以原谅或赞成。他尽力于反的斗争应该受到尊敬,但是他的教育思想中的错误就必须受到批判。不然我们就不能确立新民主主义的正确的教育思想。”至此,陶行知批判开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6月5日中央教育部指示教育机关讨论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武训精神》,指示提出:“所谓《武训精神》,在教育工作者中,影响极深也极普遍。这种影响模糊了革命的立场、观点,成为人民教育事业前进的严重的思想障碍。”在此期间,有些地方则直接提出要将武训批判与陶行知相关问题相结合。有关部门就提出:“我们估计武训传的问题虽然爆发在文艺界,而所谓‘武训精神’的根则深入在教育界,在讨论中教育界暴露的问题将更多更复杂,而一定发展到教育本质问题、陶行知的教育思想问题。可以看出,伴随着武训批判的深入、教育界的介入,与武训影响有密切关系的陶行知也要被纳入到批判和清理的范围之内。

从5月底到8月初,武训批判中涉及到陶行知的主要有以下问题:如何看待陶行知及其对武训的赞扬?陶行知赞扬武训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陶行知错在何处?陶行知与武

训是否需要区别开来?等等。这一时期的批判主要还是围绕武训批判而展开,讨论陶行知问题是为深化武训批判服务的。

这一阶段,批判者对如何评价陶行知及其对武训的赞扬这一问题。基本上都认为:陶行知表扬武训是错误的。但是绝大多数批判者还是肯定了陶行知追求进步的精神,并强调要将这种精神与他倡导武训的错误区别开来。

关于陶行知赞扬武训带来的影响。批判者主要认为陶行知赞扬武训导致一批人迷信武训。有些人强调,因为受了陶行知影响、而为武训“奇迹”所醉所迷,创作了武训的歌剧。有些人则说:“因我跟陶行知先生是知友,对于他所支持的教育事业我从来一样支持。他曾经赞扬过武训,我也盲目地跟着赞扬一番而不甚深考。”时任政务院副总理、文教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也在6月7日发文指出,他对于陶行知的称赞。也是受陶行知表扬了武训的影响。

那么,陶行知错在哪里呢?虽然这一时期并没有展开关于陶行知问题的广泛批判,但是郭沫若等分析陶行知的错误时,认为:陶先生的错误是在不曾从本质上去看武训,不曾把武训的行为和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等革命运动联系起来看,他的表扬可以说为盲目的表扬,也可以说是受了武训和历来反动派的欺骗。还有批判者提出:“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仍然和马克思主义有着很大的距离,他观察事物的方法还常常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他还没有能够完全抛弃他过去接受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影响。”

这一时期关于陶行知与武训是否需要区别开来的问题,绝大多数批判者认为,陶行知是不同于武训的。“我以为把陶先生和武训加以区别是有必要的。”但是,这一系列文章对于陶行知“错误”的分析、思想的定性、陶行知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为后来的大规模批判揭开了盖子。

三、批判的高潮

1951年7月底、8月初陶行知批判开始进入高潮阶段。8月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发表了《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电影

8月27日,教育部部长钱俊瑞发表了《从讨论武训问题我们学到些什么》一文。该文对陶行知问题进行了分析,其基本观点与周扬是一致的。钱俊瑞与周扬的最大区别在于:周扬将陶行知早期思想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而后期赞扬武训是受到了早期改良主义的影响;钱俊瑞则强调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周扬和钱俊瑞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定性的不同,也成为之后陶行知思想批判中,批判者们争论的焦点之一。

在武训批判的敏感时期,作为常务副部长的周扬和作为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的钱俊瑞如此评价陶行知,无疑就把教育界清理混乱思想的焦点转向了陶行知。陶行知教育思想批判过程中的许多基本观点也均源自于周扬和钱俊瑞。

自1951年7月底、8月初开始到1952年7月底。教育界以《人民教育》为主要阵地,展开了对陶行知的大规模批判。在约一年的时间之内,一个期刊上连续发表十几篇同一主题的批判文章。这样的阵容还是十分强大的。当时,批判者们批判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陶行知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批判者既批判了陶行知本人的教育实践,而且批判了受陶行知教育思想影响的教育实践。对陶行知本人教育实践的批判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方面批判陶行知对于武训赞扬。批判者基本上都对陶行知赞扬武训持否定态度,并强调了陶行知做法带来的危害。有批判者指出:“由于陶先生的声望,这种错误地表扬曾一度大大抬高了武训传政治上的‘身价’,因而其危害性也是极大的。”另一方面。批判者还批判了陶行知曾经实践过“小先生制”:“小先生制的实施,一方面降低了教师的素质,削弱了教学的效果;在另一方面:打乱了儿童(小先生)自己学习的系统性,使他们在学习上受到巨大的,不可弥补的损失。”批判者还批判了受陶行知教育思想影响的“萌芽”学校的教育实践活动。

第二,陶行知具体教育思想中的问题。这是批判者集中批判之处。对此,批判者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展开批判的。首先,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教育思想、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区别。作这方面批判的主要是曾经赞扬陶行知教育思想并将其等同于教育思想、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人。在实际批判中,批判者往往是首先检讨自己曾经的“错误”认识,分析自己没有分清二者区别的原因,然后对二者加以详尽区分。批判者基本上都认定陶行知教育思想是小资产阶级教育思想,而教育思想、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则属于马列主义教育思想。戴白韬就自己在1947年写的《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中的观点自我批判到:“我在这本小册子中的主要的严重的错误,是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中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的教育思想画成等号,混淆起来。没有能够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把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加以分析与批判,把陶行知的小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严格地从本质上区别开来。”还有批判者否定了自己曾经肯定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革命作用和地位:“说陶先生的教育学说含有不少的唯物主义因素,在中国教育思想上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对中国新教育放下了一块奠基石。……很显然的,我们对陶先生的这种评价,不仅是过高了,而且是不合事实的。”“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则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思想,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思想。不是的教育思想。”

其次,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定性。批判者一致认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改良主义的,但是具体进行阶级定性时,则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有的批判者认为:“从他三十年的言行看来,他的教育思想一直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不同意把陶行知划入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批判者认为陶行知走的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道路”。“他的教育思想,从始到终都是贯穿着杜威的学说和阶级调和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只是后期在阶级调和方面有所转变罢了。”实际批判中,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到底是小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不仅意见不一致,而且还出现了争论。这实际上就反映了批判者对于思想的阶级定性标

准的模糊。

再次,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渊源。大多数批判者都强调陶行知教育思想直接来源于杜威,批判者也由此推导出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错误性。但是对于二者的关系,批判者的定性是不同的,有的认为陶行知教育思想是杜威思想在中国一的翻版,有的认为陶行知教育思想是杜威思想的中国化和发展,还有批判者认为,杜威思想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基础等。

再其次,关于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工学团”、“亲民亲物”等教育思想的批判。有批判者提出:“社会生活”这个概念本身的认识就比较混乱,把教育原始化、低级化,同时也是把教育的作用过分夸大抬高,“生活即教育”“只是冲淡缓和乃至消释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寻找桃花源,满足个人的小资产阶级的没落情调。”“社会即学校”这一命题的来源和意义也是含糊的:“教学做合一”的实质是狭隘的实用主义,并犯有经验主义的错误;“工学团”思想“是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的。陶先生是想把生产力落后的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文明中去的”;“对于亲什么民?亲什么物?用什么态度去亲民亲物?为着什么而亲民亲物等问题,陶先生是提得不够明确的,甚至没有比实用主义更高明。”

此外,批判者就陶行知对地主阶级的态度、对农民的立场问题上展开了批判。主要是批判了陶行知的超阶级立场。

四、批判发生的原因

至1952年8月以后,陶行知批判逐步冷却。陶行知批判的发生可以说充满了偶然性。这种偶然性主要就表现在表面上完全是由于武训批判而牵连出来。1985年9月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951年,曾经发生过对一个开始并不涉及而后来涉及陶先生的、关于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从胡乔木的话中,可以看出武训批判的发动开始时并不涉及陶行知。那么,出现由武训批判转向陶行知批判的原因在哪呢?

其一。批判陶行知可以连接历史批判和现实批判。对于武训的批判毕竟属于历史批判,其最终目的还在于服务于现实。武训批判发动者发动批判的首要目的就是由批判历史而整肃现实思想。在《人民日报》5月20日的社论中就明确提出:“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既然思想文化领域存在严重的混乱,那么就必然要进行整肃,对历史人物的批判就必须回到现实批判。而现实批判则需要一个可供批判的载体。由于陶行知本人曾经极力倡导和赞扬武训和武训精神,同时陶行知的思想在当下还存在极为广泛而深厚的影响。因此,陶行知就成为连接历史和现实的最佳载体。批判陶行知既能够实现对历史的批判,而且很容易能够联系到现实的批判。

其二,批判陶行知能弥补武训批判的不足。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其面临着思想整合的任务。批判武训可以达到整肃封建主义思想的目的,但是如何肃清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则是批判武训所无法完成的。而批判陶行知无疑是能够弥补武训批判的不足的。一方面陶行知是美国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杜威的学生,有着深厚的美国思想文化背景,对陶行知及其思想的批判无疑能够达到整肃亲美、崇美思想的目的。同时,在批判者看来,陶行知思想是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思想的。因此,批判陶行知无疑也能够达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目的。可见,对于陶行知的批判不仅符合武训批判的直接目的,而且契合了当时整肃思想文化的需要。因此,由批判武训而引出对陶行知的批判是势所必然的。

其三,部分知识分子中不良风气的推动。1951年5月,当《人民日报》转载贾霁和杨耳的文章时,就有知识分子认为党要发动对陶行知的批判了。据当时在上海《解放日报》任职的袁鹰回忆,当读到《人民日报》转载杨文所加写的编者按时,“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前两天读了都还没有引起重视,认为大概要批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了,没有想到其他。”由于臆测风气的开始,就出现了虽然党并没有提出要批判陶行知,而就有知识分子臆测认为党要批判陶行知。于是就有知识分子为了表明立场而率先开展了陶行知批判。之所以会出现由武训批判转向陶行知批判,部分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因此,对由武训批判向陶行知批判的转变要有着客观的认识,而不能想当然地将其归结为的发动。此外,对于这一批判还需要进一步分清批判的发生和批判中所出现的问题的区别。陶行知批判的发生不仅是武训批判的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附带结果。还存在很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留给我们的教训也是深刻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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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林木,评[J],人民教育,1952,(2)

第5篇: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范文

[关键词]康德;批判哲学;批判精神

[作者简介]赵青,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河南开封475001

[中图分类号]1351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6-0079-03

一、引 言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而德国古典哲 学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2000多年哲学发展的总 汇,是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哲学发展的最高 峰。所以有人把康德哲学比作西方哲学史上的 “蓄水池”。在德国,第一次使用批判一词的人是 康德。康德所说的批判不是形容词意义上的批判, 而是名词意义上的批判,他通常把批判和先验作为 等同意义上的名词来使用。康德创造性地提出一 种既超越于唯理论又超越于经验论的新的哲学概 念,这就是所谓的批判哲学,如何使康德哲学成为 现当代西方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有益成 分,使之在人类社会发展新形势下体现出应有的文 化精神价值,这是研究哲学的人都需要考虑的一个 问题。

二、康德的批判哲学及其影响

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 表的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 来源。要完整而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 须深入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开德国古典哲 学之先河的康德哲学,康德的哲学思想之所以被称 为批判哲学,是因为他了18世纪末流行于德 国和欧洲各国的莱布尼茨―伏尔夫“形而上学”体 系,发动一场资产阶级的哲学革命,创立德国古典 哲学。人们通常将康德的思想划分为“前批判时 期”和“批判时期”两个阶段。在“前批判时期”,康 德的重大研究成果是他提出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 宇宙不变论相对立的宇宙发展论,从而打击17、18 世纪流行的形而上学的绝对不变的观点,为近代辩 证自然观的形成开辟了道路。虽然他的思想中包 含一些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成分,但是总体看来,康 德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依然囿于莱布尼茨―伏尔 夫的“形而上学”体系。从1781年起10年间,康 德先后发表了三部哲学著作:《纯粹理性批判》《实 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分别阐述他的认识 论思想、伦理学说和美学观点,构成所谓“真”、 “善”、“美”的批判哲学体系,由此康德哲学进入 “批判时期”,康德对后来哲学发展的影响,主要是 他在“批判时期”所阐发的哲学思想。

康德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莱布尼茨―伏尔夫 “形而上学”体系,称这个体系根本就是独断论,同 时康德也反对休谟的“温和的怀疑论”。康德为了 批判的需要,提出了两个基本概念:“现象”和“自 在之物”。康德一方面肯定在我们之外存在着刺 激我们的感官从而产生感觉的客体,即所谓“自在 之物”;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个客体是不可认识 的,认识所能达到的只是“自在之物”刺激我们的 感官而产生的感觉表象。即所谓的“现象”。很显 然康德哲学既想要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 立,同时又反对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倾向于唯心主 义的不可知论。康德说:“事实上,既然我们有理 由把感官对象仅仅看作是现象,那么我们就也由之 而承认了作为这些现象的基础的自在之物,虽然我 们不知自在之物是怎么一回事,而只知道它的现 象,也就是只知道我们的感官被这个不知道的什么 东西所感染的方式。”在康德哲学中,感觉不 反映对象,现象不表现本质,主体和客体之间、本质 和现象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从总体 上来看,康德哲学围绕着“现象”和“自在之物”的 关系,在他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哲学的基础上, 论证思维和存在不具有同一性。尽管康德哲学自 始至终都带着调和折衷的特征,但是他对莱布尼茨 ―伏尔夫“形而上学”体系的批判的历史影响是巨 大的。康德之后,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走上两条道 路:在唯心主义道路上,表现为费希特、谢林和黑格 尔相继发展康德批判哲学的辩证法思想,在唯心主 义的基础上论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唯物主 义道路上,费尔巴哈批判康德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 论形成了自己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以“人”为基础 论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由此,德国古典哲学 经过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终于结出两大硕果:黑格 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成为马克思主 义哲学产生的重要理论来源。

三、康德哲学的“批判”和批判的应有之义

康德是第一位给自己的哲学挂上“批判”招牌 的哲学家,他赋予“批判”以新的理解和作用,认为 “批判,而且只有批判才含有能使形而上学成为科 学的、经过充分研究和证明的整个方案,以至一切 办法,别的途径和办法是不行的”,他把自己 的时代称为“批判的时代”,呼吁用“人类理性”去 批判一切,但是康德同时也预见到“批判”道路的 艰难。在对莱布尼茨―伏尔夫“形而上学”体系展 开批判时,康德充满自信;在《纯粹理性批判》中 “批判”仅仅“是为了判断一个原则或一个事实的 价值而进行的检查”。康德辛苦工作的结 果,虽然终结了旧的“形而上学”,沉重打击了神学 和宗教。但是,他却从一个片面走到了另一个片 面,即从“形而上学”的独断论走向唯心主义的不 可知论。康德开辟批判的道路却又处处有所保留, 使得他的哲学体系充满矛盾与无奈,最终不得不滑 入形而上学的泥潭。那么批判究竟该如何展开呢? 我们说费希特批判康德、谢林批判费希特、黑格尔 批判谢林,以及费尔巴哈对康德和黑格尔的批判中 所用的“批判”,就是“对错误的思想、言论或行为 作系统的分析,加以否定”。只是由于这些哲学家 们的阶级局限性和主观认识能力的欠缺,他们的批 判和否定往往带有片面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讲的 批判应当是辩证的否定,是“扬弃”,即既克服又保 留,因此正确的批判态度是全面地分析与综合的态 度,是反对任何“宗派主义”的态度,是辩证的态 度,正如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 成部分》一文中指出的:“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 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 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 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 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 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 学说的直接继续。”

四、康德哲学的全面变革与哲学理念的创新

(一)康德哲学的全面变革

康德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转 折点,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破旧立新”,把对旧哲 学的批判改造与对新哲学理念的创新发展统一起 来。首先,康德在理性能力的分析基础上,对传统 的独断主义的形而上学进行全面而深刻的批判,通 过对理性能力范围、界限和有效性的揭示,把理论 理性与实践理性、科学知识与形而上学区分开来, 在康德看来,实践理性对于理论理性、形而上学对 于科学认知具有优先地位。其次,康德在理论理性 部分,虽然坚持理性主义知识本质论原则,认为是 时空和知性范畴的先天形式赋予知识的普遍性、必 然性,但他同时承认受物质体刺激而产生的经验是 知识的来源和质料。在他看来,没有经验质料内容 的理论形式是空的,而没有理论形式的经验内容则 是盲的。最后,确立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 并力图在实践理性优先性基础上,以判断力的“目 的性”理论来统一两者。尽管这在康德那里并未 真正实现,但康德由此建立起一种先验理念本体 论、先验形式主义伦理学、先验主义实践哲学以及 理性主义宗教哲学和先验美学理论,从而转换古典 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质。恢复西方希腊哲学的实践哲 学传统,提出力图摆脱科学主义控制的能够作为科 学的形而上学的新观念和新路向。

(二)康德哲学理念的创新

正因为康德哲学所具有的这种全面的革命性 和创造性,给西方现代哲学发展奠定强大的理论基 础和不竭的思想源泉,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发展就是 从康德走向现代的。康德以理性能力有限性的分 析将科学与形而上学区分开来,把科学认知局限于 经验现象范围内,视科学知识为一种关于有限的、 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事物的本质性知识等这一方面 的思想就直接影响到了现代科学主义思潮。康德 区分科学与形而上学,他根本上是以此将人们引向 一个不同于科学性质的形而上学领域,是要从实践 理性上来确认作为理念存在的本体的价值和意义。 只有建立起理论上的本体论、价值论、道德观才能 为解释世界、社会、人生问题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 也才会使人的生存、行为、意义获得理论上的依据 和保证,人格的伟大与尊严也才能油然而生。实际 上,这也是必然的,只要是一个有思维的人,只要他 还活着,他就会有“终极关怀”性的思考。也就是 说在现代人本主义看来,形而上学不仅是一种理 论。它还存在于人们的生存方式之中,不同的生活 理念、不同的生存方式就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的体 现,因此,与其说康德是近代哲学的批判者和终结 者,不如说他是现代哲学发展的开拓者和创新者。

第6篇: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范文

〔关键词〕 伊格尔顿,政治哲学批判,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D09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1-0068-06

〔收稿日期〕 2014-11-28

〔作者简介〕 李寅月(1986-),女,黑龙江鹤岗人,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

特里・伊格尔顿是英国当代著名的文化批判家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其思想理论的发展路径是由政治文化研究走向文化政治研究,由思想理论研究走向政治实践研究。在伊格尔顿的文化理论中随处可见其政治倾向和主张,他认为“就像在南非的体育运动中一样,政治从一开始就在那里” 〔1 〕 (P224 )。随着伊格尔顿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他的思想越来越倾向于关注政治现实,而他著名的文化批判家身份决定了他所进行的政治研究一定是具有政治批判性的,他的一切思想理论都是最终服务于政治实践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批判思想由于其特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对思维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关注以及其明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身份,决定了伊格尔顿的政治批判思想必然带有哲学的烙印,将其政治批判称为政治哲学批判一点也不为过。

一、伊格尔顿政治哲学批判的总体特征

与纯粹的政治哲学理论家不同,伊格尔顿的理论成就是在政治文化批判领域而非独立的政治批判领域,他总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文本研究来阐释其文化批判思想,这些思想因其生活背景、理论继承、社会环境的独特影响而带有政治哲学的色彩。这也是为何一名文化理论家能在学界和社会现实中广受关注的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查尔斯王子称他为“可怕的伊格尔顿”。

(一)立足于无产阶级政治立场。出生于英国北郊爱尔兰移民工人家庭的伊格尔顿是典型的无产阶级背景的知识分子,他从小就能够真切感受到生活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所处的真实生活状况,尤其在其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后,“卑微出身”的他将进入剑桥读书的环境转变看作是“创伤性的”。从底层社会进入上流精英氛围的不适应和格格不入使伊格尔顿倍感寂寞,他从学校外的政治运动中找到了可以摆脱这种消极状态的途径,并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思考各种现实问题。这样的生活背景决定了伊格尔顿的思想理论定然关注无产阶级的生活实际,关注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分层。

伊格尔顿批判了现今广为流传的“阶级消失论”。的确,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融合,阶级差异已经不像以往那般明显,甚至有人宣称阶级问题没有意义,认为不应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立场分析对待社会现实问题,伊格尔顿强调:“混淆差异、破坏等级,把最多样化的生活方式杂乱无章地混合在一起,这符合资本主义的方式。” 〔2 〕 (P165 )在资本主义国家内,资产阶级努力展现平均主义的假象,构筑平等和谐的表象,将其真实的不平等掩藏,引导大众忽略比以往资本主义社会更严重的资本集中,忽略“赤贫和无产者的人数每个小时都在激增的事实” 〔2 〕 (P166 ),以此蒙混大众视线以获取更多的收益。伊格尔顿敏锐探究到这一真相,并犀利指出这一行为的真正原因是资产阶级为了掩盖资本主义持续衰败的现实而用的障眼法。必须冲破这一假象,醒悟无产阶级现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与以往相比并未明显改善的事实,认识到只有在无产阶级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时,公正而美好的社会才会存在,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和人类解放。

伊格尔顿的阶级立场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的继承和发展,他坚信马克思曾告知世界的:只要剥削存在、只要贫富差异存在,阶级就一定存在,对阶级问题的研究就始终有意义。伊格尔顿通过后现代主义阶级观的批判,阐明人们对阶级问题的轻视会使作为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将固定于特定的生产模式位置,那些对阶级消亡论的认同是对资本主义阶级混淆论的助纣为虐,这将使人们忽视掉世界上仍有相当可怕数目的贫民窟人口存在的事实。伊格尔顿的这些观点是基于社会现状和历史现实的,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实践性证明。尽管如此,也应明确在现今社会环境下,伊格尔顿在根本上仍保有“有产阶级者”与“无产阶级者”的对立思想显得有些守旧。的确,“几个世纪以来,怀抱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们努力抗争,有时甚至付出了生命,并不仅仅是为了终结一种势力的态度” 〔2 〕 (P164 ),但至少现在这种“势力态度”的淡化会让无产者的日子好过得多。

无产阶级的出身背景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伊格尔顿的研究视角是无产阶级的,他在这一阶级立场上所进行的政治哲学批判必然会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并透析社会现象本质。

(二)与时俱进地继承马克思主义。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在1976年出版时就震动了英国学界,2011年《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自出版之日起就引发了各界的广泛讨论。伊格尔顿是在其导师雷蒙德・威廉斯的引导下走上了学习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威廉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立场和文化唯物主义的思维主张帮助伊格尔顿成长为一名具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学者。

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和革命的学说,是无产阶级对抗资本主义蛮横统治的政治理论工具,伊格尔顿在全面阅读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后,逐渐形成了具有独特犀利风格的政治哲学批判话语,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为他的政治哲学批判思想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伊格尔顿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会局限于某个具体时代,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可以焕发新的活力,只要其理论继承者们能够根据本时代的具体情况重塑其理论精华,“马克思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一些重要问题的真知灼见足以使‘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个令无数人心之向往的标签” 〔2 〕 (P 1 )。伊格尔顿在谈及《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时说,他并不热衷于去甄别人们是否执着地为自己贴上“马克思主义者”的标签,他所希望的只是“人们对现状能保持批判性的立场”。在对现实问题的批判中,伊格尔顿敏锐察觉到全球金融危机发生的本质正是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揭露了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现今,正是资本主义自身危机的深化将马克思主义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而资本主义社会中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非难,是它们为掩盖这一真相的卑鄙挣扎。伊格尔顿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不是单向的”,只要阶级社会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判话语就永远不会过时。

伊格尔顿不但充分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学说,而且对它作出了新的阐释和捍卫,使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仍然可以成为进行政治哲学批判的有力理论工具。

(三)立足于社会主义发展现实。迄今为止,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最大冲击的政治事件毫无疑问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解体。苏联解体造成了严重的信仰动摇,“一九七六年,马克思在西方有很多拥护者。而到了一九八六年,马克思就已经失势。在这十年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2 〕 (P8 )伊格尔顿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批判家,决定了其政治哲学批判理论必定会时时关注社会主义的发展状况。

针对前苏联解体引发信仰动摇的现象,伊格尔顿说:“如果那些意志力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当初能把他们的信仰坚持到二十年后的今天,他们就能有幸地见证那个在他们眼中坚不可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何在二八年陷入全面危机。” 〔2 〕 (P18 )这表明伊格尔顿坚定地相信社会主义的理想一定会实现,资本主义制度一定会崩塌。伊格尔顿赞扬了社会主义体制国家的成就:“中国和前苏联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却成功地改变了本国经济落后的局面,建立了工业化的现代国家。” 〔2 〕 (P18 ) “而实行共产主义的前东德,有理由为自己拥有全世界最优秀的儿童保健体系而自豪。前苏联在对抗法西斯邪恶势力的战斗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为世界殖民统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 〕 (P18 )伊格尔顿认为苏联解体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反而是指明了通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即首先要摆脱物质贫乏的状况,其次避免在孤立环境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在理想状态下,社会主义的实现要求有掌握高水平技能、接受良好教育、具有较高政治素质的人民,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开明的自由主义传统,以及民主的习惯” 〔2 〕 (P22 )。伊格尔顿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出来的垄断、独裁、专制、偏见、不择手段的现象进行严厉的批判。伊格尔顿幽默地反讽道:“诚然,资本主义的确造成了惊人的高失业率,但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找到了极富创意的解决办法。比如在今天的美国,监狱已经‘安置’了一百多万失业人口。” 〔2 〕 (P33 )

伊格尔顿对社会主义发展现实的关注表现了他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仰,展现了其政治哲学批判理论现实针对性的特征,从这一点入手进行理论批判能够获取更广泛的理论认同。

(四)以文化视野进行政治批判。伊格尔顿的“政治”概念要比我们通常理解的广泛得多,涉及“个体与社会的本质、权力问题与性问题,以及对于过去的解释,现在的理解和未来的瞻望” 〔1 〕 (P245 )。这就决定了其政治批判的视野要面向整个文化领域。他继承了导师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思想,将文化概念解释为涵盖了艺术、生活经验、社会结构以及制度层面上的整个社会生活方式。同时发展了威廉斯关于文化革命性的思想,将文化看作政治表现,强调要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进行政治批判,也就是文化视域内的政治批判。并认为当代批评家的作用是抵抗商品的统治,把象征与政治重新连接起来,通过话语和实践过程,把被压抑的需要、利益和愿望表现为文化形式,并且汇入集体的政治力量。同时,文化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意义上,进行文化政治批判有利于对整个社会生活方式进行改造,使社会存在可以适应社会意识发展的需要,以避免随之而来的种种现实问题。“文化是战场,而不是可以弥合差异的奥林匹克神台。” 〔3 〕 (P189 )伊格尔顿强调政治哲学批判的无原则化,在以文化为视野的政治哲学批判之时,也要清楚认识到文化本身也是需要进行政治哲学批判的对象,忽视这一点必将导致政治哲学批判的泛文化化。

以文化作为政治哲学批判的视角是伊格尔顿与其他政治哲学批判家的最大不同之处,这种思维取向可以做到对艺术、生活结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更为彻底和细致的观察,这样的政治哲学批判理论更加切合实际、更加全面深远。

二、伊格尔顿的政治哲学批判倾向

政治哲学中包含着非常广泛的子内容,伊格尔顿的政治哲学批判理论也几乎涉及到政治哲学的各个概念,其中重要的有民主、意识形态、权力等方面的倾向。伊格尔顿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批判性的政治话语,以犀利的语言风格对这些政治概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一)对民主的向往。民主概念在伊格尔顿的政治哲学中占有重要位置。伊格尔顿将民主视作通往理想“乌托邦”境地的桥梁,他赞同马克思的观点:只有无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占有统治地位时,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才能实现。

无产阶级是社会生活的大众,但却通常处于被统治、被支配的地位,要实现理想社会的“乌托邦”,必须保证规范化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即工人阶级拥有足够的政治话语权。“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连通现实与未来的是工人阶级――这不仅是现实的一部分,也是彻底改变现实的动力。工人阶级在现实与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成为未来与现实的交汇力量。” 〔2 〕 (P74)伊格尔顿认为工人阶级要发挥政治作用需要借助共同参与的方式,为此提出了“价值由集体塑造”的设想,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政治目标不是停留在差异上,而是在人类相互依存或互惠互爱层面上差异的解放,只有“整个共同体都参与分享和再创造”时,才能实现真正的政治平等。在这一理想社会环境中,人们需要花大量时间用于作出集体决策,“通过你并且以你为根据是我的独一无二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的唯一方式” 〔2 〕 (P80)。伊格尔顿将这种由广大无产阶级成员共同参与,集体地作出决策的社会视为真正的民主社会。伊格尔顿谴责现有的社会结构甚至不知道人们的基本需要是什么,指出只有作为社会生活大众的无产阶级才能知晓并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这就需要民主决策发挥作用,只有在民主的社会中才能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实现真正的理想社会“乌托邦”。

伊格尔顿胸怀大义,关注广大无产阶级的现实生活状况,所作的研究和努力都致力于实现马克思一生追求的为了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他明确表示这一理想目标的实现只能依靠无产阶级本身,指出现今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为展现人权和民主制定和修改了一系列看似合理的法规制度,但这一切举措的背后都只是为了缓和现存的矛盾和冲突,实质上还是为保障资产阶级自身的权益。但是不可否认,伊格尔顿的民主倾向也存在着不足之处,他将民主寄希望于集体共同决策,在现实运行中显然缺乏实现这一举措的条件。而且,人是趋利性的社会存在,每个人都会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定,这样的决定也许会与他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在这种背景下作出的集体决策必然是混乱的、矛盾的,甚至会影响到社会的有序发展。过犹不及,虽然其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无产阶级人民的全部需求,但如此的民主,离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美好目标的实现显然距离甚远。

(二)对意识形态的坚持。意识形态是伊格尔顿政治哲学中的标志性内容。意识形态是基于社会现实,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的重要概念,它有助于照亮从那些致命的信念中获得解放的实际过程。伊格尔顿认为,意识形态与社会生产现实以及政治实践密切相关。他的意识形态观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马克思在《德意志识形态》中,阐述了对意识形态的看法:“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4 〕 (P16-17)伊格尔顿对此表示赞同,从功能的角度将意识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上层建筑概念联系起来,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体现统治阶级意识,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精神工具。这不仅体现为具体的政治体制、法律条款等带有统治阶级意识,而且也表现为教育管理、风俗习惯等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这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软性手段。针对那些认为社会不公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观点,伊格尔顿批判地指出:“把世界看得一团漆黑是错误的。不过,倘若认为是某种全能的意识形态造成了我们的困苦处境,那也是错误的。人们之所以驯服地默认某种无道的社会制度,绝不一定是他们服服帖帖地内化了这个制度的价值。” 〔3 〕 (P100)要知道社会不公的原因并不在于意识形态本身,而在于控制着意识形态的统治阶级。

意识形态是伊格尔顿政治哲学批判思想中的重点内容,伊格尔顿将一切批判都看作是与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政治性的批判。他继承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点,认为无论是意识形态自身的旨意还是其延伸的功能意义都可以对社会实际产生或益或弊的影响。而且,意识形态自身就是一种直接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与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权力机构形成了紧密关系,这就对意识形态何以影响社会政治现实和社会政治体制作出了解释。伊格尔顿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同时将意识形态理论运用到美学研究中,可以说他是审美意识形态思潮的领头人物。在对伊格尔顿意识形态有了进一步了解后得知,伊格尔顿将对意识形态的热情大量地投放在了美学和文学领域,在政治哲学批判思想中所作的意识形态阐释就稍显薄弱,这样在现实的政治哲学批判中,他的意识形态理论力度就稍显不足。也许在对他的思想进一步研究后才能够挖掘出他在审美意识形态中所暗含的深刻政治性内涵。

(三)对政治领导权的关注。伊格尔顿从穷人的处境出发论述了政治领导权的重要性。他指出:“现代史一直在开明地讲述着物质福利、自由价值、民权、民主政治、社会正义以及骇人听闻的噩梦。……穷人的处境让人无法接受,部分原因就是能减轻其痛苦的资源大量存在着,饥馑之所以骇人听闻,部分是因为饥馑并不是一定要发生的。” 〔5 〕 (P180)要制止这一情况的继续恶化,必须赢取社会主义的政治领导权。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让人们感到“痛苦”和“悲哀”的现状,伊格尔顿提出,在“全盛时期曾大大推动了社会发展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人类进步的绊脚石” 〔2 〕 (P14),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刻不容缓。资本主义巧取豪夺的本质和当前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了靠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变革或采取温和渐进的政治改良之路行不通,必须坚定彻底变革政治的信念,并赢取社会主义的政治领导权,“只要掌权者掌握着更强大的暴力工具,政治的天平就永远是朝他们倾斜的” 〔2 〕 (P11)。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领导权控制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广大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从来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虽然现在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尽量改良国内政治经济体制,以缓和国内阶级矛盾、改善国民生活福利,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完全暴露出资产阶级从未改变其忽略无产阶级生死冷暖的本质。为此,只有将政治领导权牢牢掌控在无产阶级的手中才能真正做到切身为人民群众考虑、真正地解决国内矛盾。况且,资本主义国家缓和国内矛盾的手段之一是将矛盾转移,尤其是伴随“后工业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国家将工业工厂陆续转移到不发达国家中,使这些国家成为其“暴力掠夺”的新基地,使国内矛盾进而演化为国际上的矛盾和冲突。为此,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人心所向,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伊格尔顿批判后现代主义以温和渗透的方式变革资本主义的美好愿景,犀利指出这是一种犬儒主义的政治退却,只有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夺得政治领导权、采取彻底的革命方式才是合理的实现社会主义的变革之路。

不可否认,伊格尔顿敏锐察觉到现今社会矛盾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变本加厉的愈发无情和极端” 〔2 〕 (P12),对此提出获取社会主义领导权的政治观点,认为以社会主义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的统治是合乎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伊格尔顿倡议的夺取政治领导权的方式也是马克思及其后续继承者所赞赏的方式。然而,其观点也有欠妥之处。伊格尔顿作为生活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学者,他迫切渴望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他提倡采用激进的革命批判手段,以无产阶级的统治代替资产阶级的统治。在面对后现代主义温和调和式的政治变革方式时,他毫不犹豫地指责后现代主义只是妄图运用言语去刺痛资本主义的政治边角,批判这是一种犬儒主义的退却。但是很显然,在当前相对稳定和平的世界格局状况下,激进的、冲突性的政治斗争必定会造成更多的伤害和牺牲。资本主义国家仍具有不可小窥的综合实力,贸然进行激进的革命斗争是愚蠢的行为。相反,可以适时结合穿插温和渗透的瓦解手段,达到政治变革的目的。

总的来说,伊格尔顿的政治哲学批判倾向有可取之处也有失当之处,借鉴吸收可取之处的同时也要辨别它是否与我们自身的社会发展实际相符合。对于其思想中的失当之处,我们更需明确认识并避免在作出理论决定时犯同样错误,更重要的是能够在类似问题出现时采用适当的方法及时解决。无论如何,伊格尔顿的政治哲学批判思想在理论和社会实践方面都对我国的政治哲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三、伊格尔顿的政治哲学批判的启示

伊格尔顿作为能够用《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就引发学界和现实社会轩然大波的学者,他的政治哲学批判思想的理论价值不言而喻。研究伊格尔顿的政治哲学批判思想不但有助于更好掌握他的其他理论思想,而且对我国现时的理论和实践的改革发展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重视继承和维护马克思主义方法的运用。伊格尔顿的政治哲学批判思想中时刻体现着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方法。马克思主义坚信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伊格尔顿的政治批判思想以马克思的群众史观为其出发点和落脚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一切社会关系都可以归结为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影响着阶级的更迭、意识的转变,“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可能出现某种特定的生产关系” 〔2 〕 (P48)。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有可以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即便是社会主义的实现道路也是一项艰苦漫长的任务,但是道路再曲折也不能失去希望,要知道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是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的形态。伊格尔顿的政治哲学批判思想显然谨记着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同时身体力行地贯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并未软弱地认为社会主义可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自然实现,也不认为那些言语上对资本主义的刺激可以使它们自动觉悟而为社会主义让位,社会主义的实现要靠坚定的信念并主动争取,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软弱也不是社会主义,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上需要牢记并贯彻内化的信念。伊格尔顿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时刻体现在他的政治哲学批判理论中,他对那些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偏颇言论既作批判又尽量解释,力求帮助无产阶级回归马克思主义。

(二)重视批判性话语方法的运用。伊格尔顿强调“批判”的政治功能性,认为现代批判是在反对的斗争中产生的,除非明确地把它的未来确定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否则它可能毫无前途。伊格尔顿的批判话语工具在资本主义话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社会中是冲击性的存在。

从现实问题看,伊格尔顿批判那些不顾现实社会状况一味地拔苗助长式发展社会主义的情形。他明确提出过这样的观点:“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设想过会在穷国实现社会主义。” 〔2 〕 (P18)他认为在物质资源贫乏的条件下建成的社会主义必然是扭曲变形的。我国作为在伊格尔顿看来“先天不足”的社会主义类型,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发展以弥补这一不足之处,达到适合社会主义发展的状态。从思维方式看,伊格尔顿的政治哲学批判话语基于文化、政治、历史、现实等多方视角、采用较为科学全面的思维方式,具有前瞻性的视野力和时代性的革命观。这样的政治批判不但有利于对现今社会矛盾的深层剖析,也有助于辨别哪些思潮和措施会阻碍社会主义发展步伐,更有助于帮助我们寻找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应选择何种现实路径。可以说,批判话语本身就对理论发展和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有启示意义。

(三)重视现实矛盾分析方法的运用。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资本主义国家也积极颁布各项规章、采取各种措施缓和国内外矛盾,但伊格尔顿则明确指出,实际上“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等程度甚至可以与古老的维多利亚时代相提并论” 〔2〕 (P7)。资本主义暴力性欺凌的本质始终未变,当代国际间的矛盾仍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欠发达的落后国家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的本质依旧是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

如今,资本主义国家将重工业生产逐步转移到“欠发达国家”中,一方面是为了在本地区内掩盖其暴力掠夺本质,减少冲突;另一方面更是为了能够加大对劳动力价格低廉地区的压榨,获取更多的收益。伊格尔顿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强硬的姿态源于一种深层次的焦虑,深度的担忧往往会使一种体制变得疯狂” 〔2 〕 (P9 ),这种焦虑即是二战后经济衰退所带来的一系列危及到资本主义统治地位的连锁反应。为减轻自身压力,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民主”“保护人权”等口号的掩盖下加强了全球范围内的强取豪夺,将更多的社会财富转为私人占有。伊格尔顿提醒人们,不能因“纺织工厂越来越少”就抛弃原来的主张受到资本主义谎言的影响,更不能因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仍然难以摧毁而妥协认命。要时刻牢记资本主义存在的目的只是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永远不会真正关心广大群众的生存温饱,更不会为人们的自身全面发展费心思,那样的理想只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乃至共产主义社会中。

同时,伊格尔顿将社会主义看作是通往理想的共产主义境地的必经之路,将实现真正的社会主义视为每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梦想。社会主义社会是“通过他人的自我实现,来达到个人获得自由和自主的社会” 〔5 〕 (P171),是真正适宜人类生存的理想社会类型。伊格尔顿认为社会主义最终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关系,认为阶级关系的实质就是强权一方掌握政治经济命脉控制压榨另一方。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是平等的,这种平等表面上体现在政治参与、经济占有、言语对话等方面。实质上,社会主义的平等并非意味着简单地给予所有人等量的资源财富,它意味着赋予人们同等的享有权利、实现个性发展的机会。在这种外界环境下,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将不再是一句空话,人们可以平等地享有社会资源、平等地参与政治决策、平等地进行沟通交流,实现伊格尔顿所期待的那种民主社会形式,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阶级一词将会如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不再具有任何实质的含义。伊格尔顿的政治哲学批判观所追求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平等的理想社会主义氛围,也只有通过这样的社会主义过渡阶段才能够实现理想的共产主义“乌托邦”。

虽然伊格尔顿的政治哲学批判思想对我国的改革发展的借鉴意义不言而喻,但也不能无条件地全部拿来即用,作为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他的一些政治批判思想难免过激或不符合我国国情。他赞赏我国在改变本国经济落后局面所作出的努力和成果,但却认为这是以沦为世界工厂的代价换取的。他期待在经济政治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内出现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想必是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得彻底、走得更远。对此,相较于采纳他的发展意见还不如脚踏实地地走出一条符合我国自身特征的社会主义道路更为实际。而在理论上,相信对伊格尔顿政治哲学批判思想的研究定会对丰富我国政治哲学的内容作出极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英〕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2〕〔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 李杨,任文科,郑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3〕〔英〕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M〕. 马海良,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第7篇: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范文

【论文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异化;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技术理性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影响最大,阵容最强,持续时间最长的流派。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他们高举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旗帜,越出了抽象的思辩王国,积极关心社会问题,致力于从经济、政治、法律、文学艺术、社会心理等各个方面去研究和批判所谓发达的资本主义,并形成了“社会批判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20世纪异化对人的束缚与统治已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转向各种普遍的、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自由的束缚,因此,他们的批判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以异化理论为依据的文化批判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武器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主要是根植于工人阶级的被剥削和被支配,他描述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对抗关系。他认为,人的本质是在人的自我活动(劳动)中表现出来的,在改造客体的实践中得以实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人的劳动和实践活动的正面与负面分析,指出异化劳动与私有制运动是互为因果关系。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异化的消灭不仅意味着人性的复归,它还是“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而“共产主义是私有制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作为社会的人即合乎人性的人向自身的复归。”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们认为,同马克思的时代相比,今天的异化问题更加严重了,它不再只是马克思所描述的被自己的劳动产品所压迫和统治的传统异化劳动,这种异化的实质是人与自然、需求与供给之间矛盾的反映,也不单是某些被统治阶级的命运,而是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和绝大多数人的命运,这种异化的实质是人与自己的创造物——人化自然的矛盾。

二、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在《启蒙辩证法》这一奠定法兰克福学派哲学基础的重要著作中,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指出,启蒙运动的纲领就是要用理性的正义来取代神话的非正义,亦即通过启蒙理性来唤醒世界,来消除神话。但当理性发展到极端,成为支配一切的力量时,它本身也就成为一种统治力量、压抑力量。至此,旨在解放人的理性工具最终异化为统治人、奴役人的工具理性。正是从“异化”与“技术理性”这对概念人手,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从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时代状况与主体人的生存现状着手.以“异化”概念为核心、以“工具理性”为主要对象,猛烈抨击与批判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技术理性等支配下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异化状态下的人类生存状况。

(一)对当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

“意识形态”概念的现代语境是由马克思确立的。在葛兰西看来,意识形态是“含蓄地表现于艺术、法律、经济活动和个人与集体生活的一切表现之中”的“世界观”。他主张把“历史上有机的意识形态”,同“随意的、理性化的或被强加意愿的意识形态”区别开来,认为这种“有机的意识形态”能组织人民群众,并创造出这样的领域——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并获得对其所处地位的意识。从而进行斗争。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是将自己对“意识形态”的认识运用到日常话语中来的一个重要实践。葛兰西结合“意识形态”的生产形式,分析了社会生活中各种“文化霸权”的获得过程。

在上述思想家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阿尔都塞进一步把意识形态普遍化,将意识形态视为一种存在于特定社会历史中“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意识形态是个人同他存在的现实环境的想象性关系的表现”。“人类通过并依赖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中体验自己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人天生是意识形态的动物”。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阿尔都塞对此作了挖掘和发挥。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与其真实生存状况关系的想象性再现”。也就是说,人们在意识形态中看到的不是他们真实的生存状况,不是自己的真实世界,而是他们与其生存状况的关系。值得玩味的是,这种关系并不真实,而是想象性的,甚至是虚假的。当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合理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时,意识形态就差不多是一种“美丽的谎言”了。所以.意识形态与其说是人类真实生存状态的反映,不如说是一种“误认”。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据于自己的利益和阶级实践的考虑而构成的问题式。在意识形态的影响下,人们看到的就不是真实、具体的世界。而只能是意识形态化了的世界“幻相”——即意识形态的体系。尽管意识形态理论家们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制造一种“幻相”,常常认为自己在为真理而斗争,但由于狭隘的阶级主体利益,他们实质上只能是“欺入”。所以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认定为一种“自欺欺人”。反之,科学的问题是一种以对真正的现实提出问题的理论性问答模式,是一种超越狭隘的阶级主体、阶级利益和阶级实践羁绊的思考方式

(二)对大众文化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认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各阶层的生活水平已提高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于他们对社会解放的兴趣已不再直接以经济和政治形式表达出来。科技进步创造了一个富裕的社会,然而这个社会却是异化的、单面的、畸形的社会。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统治形式、阶级结构等已发生了变化,它不再主要表现为野蛮的人身压迫.而主要表现为对人的意识思想的操纵或控制,即统治者通过技术手段和传媒将自己意志内化为被统治者的心理意识,使人丧失独立判断的能力,人由此而丧失批判否定能力,成为思想僵化、麻木不仁,缺乏革命意志的“单面人”。因此,从4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开始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同对现代社会的文化批判结合起来.对马克思思想进行了补充和拓展。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并不是艺术品,其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性,呈现出商品化趋势,从一开始它们就是作为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而被生产出来的,它们和商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接受为价值规律所统摄,被纳入到市场交换的轨道,具有共同的商品特性。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言:“文化工业只承认效益”。当文化的追求与利润的追求发生矛盾时,文化的追求就要为利润的追求让路,这就是文化工业的运作逻辑。阿多诺在对流行音乐分析批判时认为,流行音乐纯然是商业炒作。流行音乐所表现出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文化工业的商品拜物教性质,其结果必然导致听众鉴赏力的退化。这也是文化赖以安身立命的个性、风格、独特性、独创性的失落。法兰克福学派着重剖析了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表征和危害。一是文化的商品化。他们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大众文化呈现出无所不在的商品化趋势,商品已成为一种普照的光投射到各个角落,工业化、都市化、商业化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正如霍克海默尔和阿多尔诺所说的那样,“艺术今天明确承认自己完全具有商品的性质,这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其结果是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被纳入市场交换的轨道.服从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从而排除文化、艺术的自主性。二是文化的标准化。标准化是指文化工业所生产的所有产品表现为均一化、模式化、齐一化。今天,不用说电影、电视、收音机和报刊杂志类同,就是无数的工业管理建筑和展览中心,无处不显露极其相似的面孔和尊容。这样的文化艺术没有个性和差异可言,颠来倒去的程式就是它们的风格。三是文化的技术化。该学派指出大众文化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迅猛发展的产物,“文化工业的每个产品都是经济机器上的一个标本”,“在垄断下的大众文化都是一致的”。四是文化的强制性。在他们看来,文化工业的真正意义在于为现实进行辩护,以虚假的文化繁荣来加强现存的社会秩序,以“一体化”的需要妨碍着人们去认识自身真实的需要和利益,以文化的平民化、均一化攫取文化权力。因而,他们得出文化工业是一种“社会水泥”,堕落为具有操作性,欺骗性和强制性的意识形态。

(三)对科学技术的批判

在工业文明社会。科学技术异化为社会控制的工具这一事实同时表明技术合理性成了统治的合理性,技术合理性正趋向于变成极权主义,并且这种具有极权主义特征的技术合理性已经扩展到发展工业社会的各个领域,以至于使“潜在自由和现实压抑之间的脱节日趋严重”,人已变成了缺乏否定精神、没有批判意识、更无超越欲望的单向度的人。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等人通过对与理性自身的嬗变为“肯定理性”“技术理性”这一逻辑过程的分析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即技术理性是与肯定理性产生了极权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导人哈贝马斯更进一步研究了意识形态与科学技术的关系,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中明确地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的合法性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成果与惊人的发展速度取得的。哈贝马斯把意识形态的批判作用引申到对社会的控制和异化的批判,他和马尔库塞一样将科学和技术当作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之于批判对象。在他看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核心的“公平交换”观念的批判,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已成为了与科学技术密切联系的“技术统治论”意识论了。哈贝马斯认为,随着国家干预主义的出现和科学技术成为头号生产力,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现实面前碰壁了,当代工业社会需要一种新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当然这种政治的合法性只有靠经济的合法性来证明.而保持经济不断增长的唯一办法就是应用发展科学技术。从而经济的合理性要靠科学技术来保证,一旦科学技术具有了赋予政治秩序以合法性的功能。它本身就变成了意识形态。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发达工业文明阶段,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对人们的统治,已经转向一种技术性统治.并达到高度合理性.这种合理性的实质就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直接成为统治阶段的意识形态工具。据此,他们把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极权主义看作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极权,而造成这种极权主义性质的主要不是恐怖与暴力,而是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造成一种“控制的新形式”。今天,在西方工业社会,以现代科学技术为背景的大众传播媒介,已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人的生活方式之中.使外在的统治、压迫曰益内化在人的生活方式之中,直接阻碍了人的真正自由发展。

三、法兰克福学派的局限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出发,以异化理论作为基础,对现存的发达工业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其对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进行的深刻分析和批判对我们反思现代社会仍然有着一定的借鉴作用,但对其自身存在的问题我们亦需注意:

第8篇: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范文

论文内容:提要文化研究是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在西方崛起的一种学术思潮与知识传统,目前它已是国际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I'~-J题。本文提出,文化研究是当代社会文化批判的又一新军,它从内在精神上与以往文化批判理论有着自觉的传承,同时又表现出自己的特征,并将在反对和抵抗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霸权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主要是指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英国兴起,尔后扩展到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学术思潮与知识传统,它已是目前国际国内的一个热点问题,有的学者甚至把它看作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潮之一。从总体看,文化研究不仅在内在精神和理论传承上与以往的批判理论有着直接关系,同时它还有所超越,并表现出自己的特征,成为当代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又一劲旅。

文化是20世纪的一个关键词。这里的文化不是社会学层面的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也并非人类学意义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现象的总称,在这里文化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20世纪的文化批判已成为时代精神的哲学回响。激烈的批判与激进的解构,现代批判理论对工业文明发展所形成的对人与自然的控制和霸权的批判,构成了20世纪前半期文化理论的主导行为,而对于现代性宏大叙事和主流文化的解构和抵制,倡导差异与多元、标举少数与边缘,则构成20世纪后半叶的主要文化实践。

20世纪前半期,以科学技术为主要支撑的现代工业文明展示了惊人的成就,它同时带来了不可否认的积极性内涵,它对人类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的提升是以往文明所无法比拟的,但工业文明发展的偏至导致了技术理性独角戏的上演,成为扼杀、束缚人的主体性和自由的异化与统治力量,也构成文明的困境。这种异化与统治力量对人的存在来说无疑是一种霸权,它以非暴力的形式,通过科学技术来实施对人的统治和压迫,正如现代哲学家们所提出的,本为打破神话与霸权而被推崇的启蒙理性,自身却蜕变为神话与霸权,因此,现代文明是一种悖论式的存在,即超越与霸权同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卢卡奇要恢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抵抗物化,阿多诺倡导否定的辩证法,马尔库塞呼唤培育边缘人与亚文化群体来作为对抗霸权的新主体,哈贝马斯提出建立新的交往理性。从根本上看,上述现代主义批判理论所追求的依然是总体性的话语和宏大的革命的叙事,或依然执著于现实政治层面的革命,或追求一种宏大的理论,带着救赎与乌托邦的情怀构筑着重建现代性的光荣与梦想。

然而这不乏理想主义与悲情色彩的现代主义的光荣与梦想却没有无限延展,它在20世纪中期几乎被拦腰斩断。如果说一定要找出某一年作为标志,那就是1968年。1968年在西方历史上是不寻常的、颇具纪念碑式意味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的“五月风暴”作为一个具有深刻的历史与文化意义的象征性事件,被视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分水岭,那张1968年5月贴在巴黎大学紧锁的房门上的著名海报也许正昭示了一种社会的转型与文化变迁:“当下这个革命不但质疑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质疑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注定得暴毙。将来再也没有任何社会异化。我们正发明一个原创性盎然的全新世界。想象力正在夺权。”①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1968年所启示的意义是重大的,“重得让我们这个时代难以背负”。虽然它与历史上其他的革命相比并没有“发展出革命性的权力结构翻转”,但“和它一比,其他的革命都要矮了一截”。五月革命所产生的冲击和变革完全是内在的深层次的文化与哲学“理念”的断裂和转变②,正如福柯在后来回顾自己的转变时所指出的:“从60年代初期到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如此。当然,这不能归因于政党。这是许多社会运动的结果。这些社会运动实际上改变了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以及其他不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态度和思想。”③

文化研究正是在前述20世纪大的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它的出现和崛起既是直接基于上述大的历史文化语境,同时又有具体的背景和原因。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文化景观上的重大变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这些变化成为文化研究的直接的文化背景。

第一,六、七十年代,尤其是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异军突起,它致力于解构现代主义的权威、质疑现代性的霸权。在此,我们暂且不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优劣、是非以及它们彼此内在关联与冲突做出详细的辨析,只想简略指出,与求知求同的现代主义哲学不同,后现代主义标举的是差异哲学,主张“去权威”、“去中心”、“拆结构”,强调差异与多元的存在,承认异质之间的平等。

第二,1968年“五月风暴”过后的又一重大变化,就是思想家们尤其是后现代思想家们普遍对宏观政治失望(因为在他们看来,宏观政治或“革命”话语不免带有极权化色彩),转而投入微观政治和话语层面的实践。作为一种文化理论或人文学科的后现论,它主要致力于从微观层次上解构现代社会的霸权,以便把人从制度、结构、实践、话语等微观的政治和压制中解放出来,它把话语和知识领域看作是权力和意识形态生成与争夺的重要场所,因此它通过揭示和辨析话语与知识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构成机制来消解以往“知识”、“真理”和“客观性”所包容的主观预设和人为建构性的因素,并进而解构使权力话语合法化的意识形态。

第三,与前两者直接相关的、也可以说前两者所直接派生的是边缘文化和弱势人群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看,边缘文化与弱势人群的崛起使革命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女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同性恋等文化与群体已越来越引人注目,它们所发出的反抗之音日益燎亮,它们所掀起的造反运动也愈演愈烈,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至于20世纪中期,产业工人阶级显然已不再是反抗的标准支承者。与此同时,其他群体却上升到革命中心的显要位置。首先是第三世界的农民,最近则有学生、人种与种族的少数人群、妇女、同性恋者、囚犯和环保主义者,他们都合法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声称自己是最受社会压迫、最反对当前社会形式继续延续的群体,因而也就是‘革命性的主体”,。④

除了上述文化背景外,文化研究的出现还有一些更为具体的原因:第一,它是对战后西方国家文化出现的新情势、新趋向、新特点的回应。随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终结,现实层面的激烈的政治对抗与较量已大大淡化,主流文化或中心文化与亚文化、边缘文化之间的对抗渐渐浮出水面。直接的生硬政治统治与军事侵略已被隐性的文化渗透与文化殖民所代替。上述变化都需要有新的理论和话语做出实际的有效的解读与阐释。第二,从前一统天下的精英主义的“新批评”大势已去,由于它具有的非语境化的脱离历史的缺陷使它早已不适应新的文化形势,它有着深刻的局限与偏见,代表的是一种保守僵化的旧文化标准,因此文化批判呼唤新的理论的出场,以边缘的、批判性的立场为主要标志的文化研究适应了新的历史需要,应运而生。第三,出于对学科与专业划分过细过于刻板的一种反动。已有的传统学科和专业划分得过细已使学科间的界限变得异常僵硬,构成对思想发展和学术研究的严重束缚,文化研究的崛起正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⑤文化研究主要在对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生活进行文化批判与文化分析,必须采用跨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杰姆逊将文化研究称作一种“后学科”的代表。

沿着文化研究的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线索进行上溯,可以看到,它所蕴涵的知识传统和理论来源一直可以追溯到从马克思开始的西方近现代哲学,具体来说就是马克思哲学、现代主义哲学(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对这些哲学进行一种总体性归类和切人即可以发现,它们都是一种批判的哲学和理论,而且从某个侧面看都可以定性为文化批判理论。回眸人类思想演进的历程,批判理论尤其是文化批判理论,因其所内蕴的对人类自我和现存的否定性和超越性而在历史的天空闪烁着异常耀眼而恒久的光辉,它能够穿越精神与话语的迷雾并保持着锐利的锋芒,体现着人类作为万物精华和宇宙的灵长的不凡与睿智。文化研究正是从马克思到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的传承和延续。从马克思到现代主义(这里主要指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以至到文化研究,挖掘其内在的深层的理论轨迹就会发现,它们作为文化批判理论有着隐性的逻辑的传承关系和演进历程,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也是对文化研究的知识图谱的一种表征。

从马克思哲学到20世纪的文化批判理论带着一种自觉地为人类守望意义、追求超越的使命感,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它们对人类存在的自我提升这一点上功勋卓著,在人类存在的自我提升上它们既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促动,同时又是一种内在的支撑。

反观其演进的历程可以看出,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再到文化研究,尽管在理论精神和批判意识上具有同构性,但由于它们分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存在背景,因而有不同的批判对象、批判视域和批判的落脚点,即有不同的定位。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发展的上升期,出于颠覆私有制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马克思提出的包含着深刻的文化批判立场的异化批判理论,把批判对象和批判视域对准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消除异化,以便实现改善人类生存状况和恢复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的最终目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带有浓重精英主义和悲剧意味,它主要从大的方面着眼于人类的精神文化与思想文化的变革与拯救,主要目的是修正和拯救出现偏至与倾斜的现代工业文明,最终实现人的创造性、超越性等本质的回归。

后现代主义是带着对总体性的不信任以至反感和“重写现代性”的目的出现的,旨在反对现代性的话语霸权,反对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倡导差异和多元,以微观政治消解现代性的权力话语。

文化研究与上述各种哲学有着直接的理论承袭关系,同时它自身也是从马克思哲学到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内在逻辑线索和理论精神的一种延续。文化研究秉持了上述理论的反思、批判以至解构的精神,同时由于它有着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和实践性品格,因此它表现出更加强烈的现实批判性,有的西方学者将批判性作为文化研究最突出的特征,而且这种批判是“最充分意义上的批判:不是纯粹的批评,甚至不是论战,而是研究其他传统的方法,借以看出它们可能生产什么、可能禁止什么。”⑥

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研究不仅在总的理论精神上承袭从马克思哲学到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的批判立场和批判精神,而且还直接将后现代主义的微观政治学或差异政治学作为主要方法论,对现存的文化理论和文化秩序的存在前提和合法性进行质疑和解构,并有如下的定位,即它从差异和多元立场出发,反对现存的社会与文化中的权力话语,尤其是注重中心与主流话语对边缘的、少数的、非主流和非主导的文化和群体所具有的或显或隐的压制性和权力性机制的揭示和批判。文化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等理论资源,同时将亚文化或边缘的、少数的文化群体和话语作为出发点和阵地,从阶级、种族、性别、性偏向等差异视角来展开自己对文化霸权的抵制和批判。可以说,文化研究是着眼于差异与微观的新的文化批判理论,是从马克思哲学到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在当今时代的新发展和新的表现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具有重要的贡献和意义。它是当代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又一新军。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以往批判理论主要注重于普遍与宏观层面的文化批判,如人的异化与人的存在、人的解放与超越之维的重建等,文化研究则主要着眼于差异与微观,揭示在阶级、性别、种族等亚文化理论视角所透射出的不平等和压制关系,考察和批判权力在其中的活动机制。因为这一思潮看到了“因种族、性别和性爱倾向形成的等级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服务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权力系统”。⑦它的基本旨趣和诉求是揭开权力在意义及话语实践中的运作机制。

虽然文化研究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和重要的研究范式之一,但目前文化研究还没有一个真正完整而确切的定义,这主要是由于它不像传统或经典意义上的学科那样有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更确切地说,文化研究在本质上是反定义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显然,任何给文化研究‘定义’的努力都会顷刻陷人困境之中。并没有一个文化研究主张,无论是历时的还是共时的;总是有多个的、叠合的、变化的投向、所执和矢量,它正是依此来不断地重新阐发。……文化研究总是在断裂和游走中向前推进的,不断地拼力重新安排和重新界定工作平台本身的理论差异,以回应特定的历史问题和事件。”⑧尽管难以定义,但文化研究也并非无所指,它可以通过以下两点来辨别。首先,它起源于20世纪50-60年代英国的研究界,以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成立为正式崛起的标志。该中心最早为英文系的一个机构,后来成为独立的研究机构。霍加特、威廉斯、霍尔等为文化研究学派的先驱。后来文化研究作为新的学术思潮进人美国及西欧乃至世界更大的范围。其次,从研究范围和涉及的论题、范畴也可以加以辨别,即文化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当代文化中的边缘文化、亚文化及少数话语,主要论题有大众文化及传媒研究、种族问题与后殖民主义、性别政治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身份政治以至文化政策与文化机构等等。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文化研究只能部分地通过此类研究旨趣的范围加以识别,因为没有任何图表排列能够硬性地限定文化研究未来的主题。”⑨因此,可以说,文化研究是具有复数意义的论题的集合或具有多重意义的“复合批判话语”,是一种着眼于微观与差异的新的文化批判理论。

尽管文化研究如此难以界定和把握,但作为一个新的思潮和学派,它还是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开放性与包容性。这是文化研究的最突出的特征,在文化研究中有着全方位的体现。文化研究在论题上是动态的,它的视域立足当代并无限地面向未来,任何将其论题与视域固定化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文化研究“不能局限于专门实践、特殊文类或通俗消遣”,⑩如果非得需要对文化研究的论题和视野做出总体性和同一性概括,那么也许问题意识可以作为一个答案。因为文化研究正是以鲜明的间题意识来面对现实政治社会的。文化研究在跨学科上更是取向鲜明,它本身不仅是跨学科的学科,而且它有意反学科,因为文化研究的主要目标“不仅是跨越现存的学科疆界,而且更迫切的是拆解学科化的知识方式,对学科疆界本身提出质疑”。。因此,对于文化研究来说,“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掌握这种研究的全部复杂性(或严肃性)。文化研究就发展倾向来看必须是跨学科的(有时是反学科的)”。。跨学科不仅是文化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同时也是它得以产生和存在的部分理由。正是论题与视野的不可限定及跨学科的取向等决定了文化研究必然采用了多元灵活的方法。只要适合,无论是文本分析、语用学、解构主义、民族志,还是会议记录、心理分析,等等,都可以运用,正所谓“歇脚的地方数不胜数,其中许多都可以用做文化研究的作坊”。。

第9篇: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范文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传统理论;实证主义;否定的辩证法

1.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立足点

1.1法兰克福学派在虽大部分继承了卢卡奇、柯尔施的一些理论,但立场又与之不同。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建构首先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联系密切相关。这种联系主要是以卢卡奇、柯尔施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中介。该派极端重视个体性,而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代表强调“集体主义”不同。他们更强调追求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反对个人生存的标准化。

1.2法兰克福学派与黑格尔哲学有密切联系。

该学派继承了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理论和真理学说以及其理性原则,把理性当作哲学思维的基本范畴。最后衍生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在阿多诺这个理论后来形成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1.3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也深深印上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的烙印。

该派把他们的社会批判理论建构成一门社会心理学。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研究法西斯主义产生的原因,认为其产生的源头是人的极权主义的心理结构,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在《逃避自由》中,弗洛姆曾说:“除了解产生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之外,还有一个人性的问题需要探讨。本书的目的就是分析现代人的性格结构中的一些动态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法西斯主义国家的人们甘愿放弃自由,并如此广泛地充斥于我们数百万同胞的心灵中。”[1]

1.4法兰克福学派充满着浪漫主义情怀。

18世纪以来,该派深受卢梭,歌德,席勒和狄尔泰,海德格尔等代表哲学的和文艺的浪漫主义传统,他们对科学技术文明充满伤感情绪,而向往中世纪田园牧歌式的的自然宁静。

2.霍克海默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批判对象。

2.1传统理论的批判

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阶段,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详尽制订了社会批判理论的基本纲领,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默纲领性著作中全面、系统、清楚地阐述了什么是社会批判理论,明确了其批判主体和特征、方法、对象。霍克海默所说的“传统理论”指的是近代哲学,它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制度当作“自然的”、“永恒的”东西吸收进来,它的目的最终是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人,即“脱离现实世界”基础的个人,它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中,把一切范畴、概念凝固化,其认识过程纯属一个逻辑过程。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和谐因素的标准;而“批判理论”独立于社会制度之外,把整个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系统的过程,它的最终目的是破坏一切固定不变,事实性的东西。它的认识过程相对“传统理论”来说是包含着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的理解过程。“批判理论”尽管也从抽象的规定性开始,但是,用霍克海默的话来说:“这一切并不能像为了达到某种实用的目的而简化理论那样,通过简单的削减的办法来完成,相反,每一步骤的实现都有赖于科学和历史经验中所积累起来的对人和自然的认识”。[2]

2.2实证主义批判

2.2.1批判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

实证主义把人的能动性机械地看作是决定论总图式中的一个消极的、被决定的事实,把科学与知识等同起来,使人完全丧失其存在的价值,而科学才是至高无上的,因此抹杀了自然与人文,物质与精神的差别。霍克海默曾指出了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模式的特殊性和局限性:“只用科学语言去思考和讲话,是天真而狭隘的。”[3]它的科学作用使“人完全变成了哑巴,只有科学才能说话。”同时,实证主义在发展的同时拒斥形而上学,但实际上形而上学比科学对实在的理解更深刻。

2.2.2批判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

实证主义者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考察,把整个世界看作是有直接感觉的经验事实,它关注的不是事物本身,而只是存在的现象,从而割裂了现象与本质的联系。霍克海默认为在所有的知识领域中,根本不存在对一切人都有着共同的“经验”,除了逻辑的和经验的规律外,还有理性的作用,反之,支配理性的原则明显不能由经验和逻辑来证明。实证主义在排除理性的原则的前提下,把一切现存世界定为可以验证的规则。

2.2.3批判实证主义的反人道主义

实证主义者因过分夸大事实和价值的区别,从而也就割断了科学知识和人本身存在的价值、利益之间的联系,它不了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若离开了人的根本利益,将会导致人被科学技术统治,也即人的异化状态。在霍克海默看来,实证主义的要害就是忽视人的主体性,他甚至这样说道:“在文明的更高阶段,有意识的人类实践不仅无意识地决定着知觉的主观方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对象。”

2.3对“知识就是力量”命题的批判

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知识在培根眼中其实是人对自然权力的表现形式,也就把力量等同为权力。他们认识到知识的这种权力既表现为人对自然的统治,更多地表现为人对人的统治,其导致严重的后果则是一部分人先通过征服和占有自然的过程中形成无限制的占有与统治欲望,而后演变成为用来控制和对付另一部分人。这样,人越是无限制的控制和占有自然,就越是把自然界视为脚下的蚂蚁,就是越不把人当做一回事,最终导致人对自然的控制是以人对人的统治为代价。“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不断地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同步增长。”

3.社会批判理论的终结

法兰克福学派为了进一步强化它展开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极力强调辩证法的否定观,这不仅不能真正地为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反而由于践踏了辩证法而逝去了哲学基础。使社会批判理论成了充满愤怒,埋怨满篇的咒骂。这对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单就理论而言,否定的辩证法说白了实际上是对辩证法的否定。我想以列宁的一句话概括就是:“真理超越一步就会变成谬误”。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