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改造优势精选(九篇)

第1篇：城中村改造优势范文

一、基本情况和现状

地处海河中下游，东接港，向内辐射“三北”（华北、东北、西北），向外辐射环渤海，既是三北地区到港的必经之路，又是链接市区与滨海新区的重要通道。行政区共辖9个街，分别为张贵庄街、丰年村街、新立街、华明街、无暇街、万新街和金钟街、军粮城街、金桥街。09年底全区常住人口45.3万，户籍总人口32.35万，其中农业人口19.85万，非农业人口12.5万，另外有外来人口18.3万。

原以农业为主要产业，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到2005年，虽然全区农业户口人数仍占60%以上，但农业产值所占比重已不到4%，务农劳动力已经不足全区农业户口的10%。这些数据说明二三产业已占据我区地方经济的主导地位。特别是近年以来，滨海新区的建设带来的招商引资、开放开发、产业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不但带动了全区的社会经济的腾飞，更加速了全区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

二、城市化面临的问题

1.农村城市化的改造和拆迁因没有建设好的园区入驻，产业的拆迁、外迁，有的甚至消亡，既建设了集体的收入，影响税收，又对招商引资和现有企业的扩大经营造成了较大的影响。近年来，一些乡村由于重点工程项目占地，使不少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大批退出第一产业或者自谋生路。由此带来的不利影响就是农村劳动力就业转移和农民养老问题等关乎社会保障与稳定的问题日益严重。同时，由于农村补偿款不到位，导致农民上访不断的情况时有发生，引发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些值得我们这些干部和政府部门引起足够的重视。

2.随着我区城市化建设的迅速发展，我区城中村在地域上已是城市的一部分，但在外在形态，管理体制，生活方式等方面仍受着农村模式的影响，体制的不合理也不适应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与城市发展极不协调，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例如，违法用地和违法建设；社会治安问题复杂；居住环境因为没有合理规划及自身的原因，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土地资源缺乏统一全面的规划，造成了浪费。

3.区位资源优势有待深度挖掘，商业发展特色聚集效应不明显。我区现代服务业发展轴尚未形成，海河商务商贸带还处于规划之中。商贸集群中心尚未形成，市场零散，具有规模的专业批发市场缺乏，整体竞争力弱，辐射小。

4.产业结构还不完善，第三产业总体水平不高，服务领域狭窄，所占产业比重一直上升缓慢，比重偏低，内部行业发展不均衡。传统产业比重高，缺乏后劲，新兴行业发展缓慢，与城市化发展的要求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三、城市化问题的原因分析

1.失地农民就业安置压力集中的挑战。的城市化进程主要是由外力推动的，市区转移的大批产业项目，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占用了大量的土地，工业项目的集约发展，导致失地农民越来越多，而入驻项目就业带动力有限，农民的知识技术不匹配，使就业安置难度加大。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切实解决好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帮助农民找到自我发展出路，这不但是经济问题，也是关系到社会问题的政治问题，要科学、有效、持续的处理好这一问题。

2.目前全区正处于在从近郊向中心城区急速转变的过程中，必然导致经济大发展和空间大压缩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实践中，眼前利益和长远发展的关系没有处理协调，只注意“快”，忽略了“好”依然具有强劲的作用惯性。城中村的改造冲击了以前原有的生活形式，社会体制和周围环境，这是一个转变的过程，所产生的各种问题也将会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而逐渐被解决。

3.的区位优势未能完全发挥出来，主要的原因在于产业的结构还没有趋于合理，其聚集效应还没有明显的显现出来，企业的投资和引进力度还不够，创新机制的完善力度不够，更重要的是高科技高素质的人才缺乏。这些因素的影响阻碍了的区域优势的发展。

四、今后的发展思路及措施

1.结合城市规划，推动产业发展升级。我区的产业发展应该放在城市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全面考虑。通过合理而全面的谋划，城市化的发展建设和社会化管理程度提高了，将为三大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的需求空间。强大第三产业，优化第二产业，做精第一产业，实现产业的市场化、规模化、集约化，其实质就是产业不断优化的过程。实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稳步推进现代都市农业，促进产业升级。

既要坚持工业强区战略，延伸产业链条，支持民营企业快速发展，扶持中小企业健康发展，完善和落实支持企业发展的有关政策措施；又要发挥区位优势，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按照区域服务业发展定位，积极推进商务商贸、钢铁、航空服务业的发展，突出现代物流业发展特色，加快落实会展中心项目，积极发展金融教育、文化创意、旅游休闲等新兴服务业。实施农业结构调整，优化提升现代都市农业。围绕科技兴农、生态富农的中心，以花卉和园林种植、生态循环农业、畜牧养殖、水产养殖为重点，全面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扶持龙头企业，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在产业升级转型的过程中，既要解决好各村企业的资源整合问题，又要强调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好再就业问题。不断完善商业设施服务，巩固提高现有优势产业，不断培育新的优势产业，最终实现百姓的安居乐业的大目标。

2.农村城市化根的本问题还是解决民生问题。我区应借助区位优势不断创新农村城市化的新思路，完善公共设施配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秉着“一切为民”的原则，依法保证农民的权益，加强农村民主建设。因为群众的利益得到了确实的保证，城市化才能推进。另一个重点就是再就业问题，从维护农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出发，紧紧结合实际，探索构建以农村为重点的城乡统筹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就业增收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但现在的岗位需求和农民的劳动素质落差较大，不相适应，我们要加大培训力度，特别是加大对劳动力转移的培训，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农民素质，按照订单来培训，增加就业率。通过充分发挥政府引导、组织职能，鼓励农民自主创业、自谋职业，摆脱对土地的传统依赖，让农民有多种收入来源，做到失地不失业，生活水平得到不断提高。以扩大就业为目标，增强社会保障为基础，努力促进社会的和谐建设，促进科学发展。

3.推进城中村的有效改造。在我区进行城中村改造，会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等诸多环节，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从理论及区位上看，我区作为滨海新区的组成部分，功能定位速度提升，加快城中村改造作用明显，意义重大。通过改造将加速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实施，使“城中村”普遍存在的基础设施不完善，环境卫生恶劣，社会治安复杂，安全隐患严重等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有效提升城市整体形象。同时，统筹城市发展。实施改造后，必定将带来对原有农村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让村民变居民，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从我区发展实际看，不断创新土地置换机制促进人口的聚集和产业结构调整，加速资源不断优化配置基础上的聚集发展，才能使我区的规划任务如期完成。通过城中村改造，将促使城中村的物质、社会、经济形态的城市化顺利实现。改善农民居住环境，确保了物质形态城市化的实现；农民纳入城镇社保体系，消除了社会形态城市化滞后的风险；通过股份对集体经济的改革，使其融入现代城市经济体系推进经济形态的城市化。值得思考的是，城中村改造会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等诸多复杂的环节，关键是做到改造前切实做好前期立项和项目审批工作，按照城市化理念，科学布局，充分兼顾经济功能和其他社会服务功能的协调，对不符合产业政策的项目坚决不审批。改造中，一方面重点做好费用测算和政策配套工作，深入基层摸底调查，准备掌握数据，建立指标体系，仔细进行成本核算；另一方面，必须有一系列的配套正常，用以指导我区的城中村改造工作。改造后，村民的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改变，要着力做好体制改革和富民机制创新工作。城中村按照现代城市社区的要求，逐步实行社会化管理，构建新型社会。为确保城市化后村民增加收入，适应城市化消费水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富民机制，推进文明建设，丰富和提高居民文化生活水平，培育城中村居民现代社区文明观念，引导城中村居民逐步融入城市现代文明之中。

第2篇：城中村改造优势范文

关键词： 城郊旧村改造； 公平与效率并重； 公平发展； 对策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2)02-0012-06

城郊旧村改造是市场化条件下多元利益主体的博弈。因征地拆迁、 城郊旧村改造问题引发的矛盾成为当前城乡矛盾的焦点， 土地的强势兼并或垄断、 农村土地级差收益的流失、 农民依法维权抗争的激化， 大大增加了城乡一体化发展关键时期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风险。［1］实践证明， 在城郊旧村改造中， 如果不能做到公平与效率并重， 不仅效率的提高受到障碍， 而且还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认真研究公平与效率并重视角下的城郊旧村改造问题， 正视和合理处置集体建设用地再分配中的经济利益关系， 是当前理论与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 相关研究评述

城郊旧村改造相关的是城市更新理论。西方的实践与研究， 从1893年美国的“城市美化运动”（City Beautiful Movement）开始至今， L.芒福德、 J．雅各布斯、 联合国相关机构、 M.蓝奇、 E.林德布洛姆等为城市更新的理论进一步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对西方国家城市更新的实践进行总结， 有以下几点启示： （1）由于在理论认识上的不统一， 城市更新运动出现了偏差， 走过了一段弯路， 城市更新早期形成“创口”的治疗已经是目前的主要任务。（2）受“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 先前对贫民窟大规模扫除转向对社区环境的综合整治、 社区经济复兴和社区邻里自建的利益相关人参与。（3）综合居住区的更新规划代替单纯物质环境改造的规划， 对过程规划和连续规划更加注重， 城市更新政策纲领的制定作为必备的内容。（4）住房建设是城市更新的必要内容之一， 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社会的共识。（5）以开发商推倒重建方式为主转变为主要由社区自己组织小规模、 分阶段的谨慎渐进式的改善。［2］

国内学术界对城郊旧村改造进行了长期研究， 主要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980年代初期， 陈占祥把城市更新定义为城市“新陈代谢”的过程。1990年代初， 吴良镛基于城市“保护与发展”角度， 提出了城市“有机更新”的概念。进入2000年以来， 主流学者对城市建设的综合性与整体性更加关注， 大量的研究给出了“城市更新”新的理解， 如吴晨的“城市复兴”、 张平宇的“城市再生”、 于今的“城市更新”等。我国学者一方面对中国“城市更新”高度关注， 另一方面又没有权威的领军人物。［3］ 总结我国城市更新的实践， 有以下几点启示： （1）注重“人本主义”， 加强社区的综合更新规划。（2）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城市更新逐渐由城市到农村， 更新的广度加强。（3）城乡更新方式以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开发为主， 其他方式并存。

二、 新视角下城郊旧村改造问题分析

先期的研究往往将城中旧村和城郊旧村的概念相混淆， 两者的共同点是农村居民聚集点的土地利用、 空间布局、 房屋建设、 配套设施、 环境与安全等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不同之处是城郊旧村位于城镇现状建成区且城镇基础设施可通达、 而城中旧村是指被城镇现状建成区包围且城镇基础设施完善。城郊旧村包括重点新建设地区（城市新区、 产业园区）以及城乡结合部一般性旧村庄。城镇化高速发展初期的空间上跳开相近农村居民点的开发方式是造成城郊旧村产生的直接原因。［4］节约集约建设用地和建设宜居城乡是城郊旧村改造的目的， 城乡用地布局优化、 结构调整、 基础设施改善和更新、 历史风貌保护等是城郊旧村改造的手段。对于社会公平， 在党文件中十七大第一次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公平与效率并重”已是我国今后一段时期发展的总原则， 在这一原则下城郊旧村改造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理论研究滞后

先前大量的研究是基于“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指导原则下进行， 其不足表现在： 关注城郊旧村非公共设施物质规划， 关注效率的提高， 关注利益的最大化； 因此， 单个方面的公平研究， 难以被决策的高层接受， 更难以付诸实践而进行经验总结完善。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 是我国发展的历史阶段不同所形成的。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一个关键发展时期，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收入分配制度， 保证了国民经济近20年的健康运行， 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在这期间， 虽有学者对公平开展了相关研究及探讨， 对村庄改造的公共产品配置进行了规划， 但受“效率优先”的影响， 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却大打折扣、 难以实现。党的十七大对社会公平给予了高度重视， 新的历史阶段应加强农村和谐发展、 建设用地集约利用的系统性研究、 加强经济公平与社会效率辩证统一研究。

（二）土地溢价分配失衡

在农村， 被征用土地的收益分配比例如何分割， 权威机构对典型案例调查的信息反馈是： 20%～30%归地方政府， 40%～50%归企业， 25%～30%归村级组织， 5%～10%归农民。出让价与征地成本之间产生的巨额差价， 绝大部分或被中间商或被地方政府或被腐败的官员所攫取， ［5］土地溢价分配严重失衡。另外， 在这种土地补偿机制中， 还同时存在噪音污染、 水污染、 土地分割带来的不经济等引起的分配不公。地方政府既充当公共职能又充当市场经济人的双重角色， 这种制度设计的缺陷是造成土地溢价分配失衡的主要原因。制度设计的缺失使得政府轻而易举地对市场和产权双垄断， 为任期政绩的实现， “以地生财”并实现资产利益最大化就成为各级地方政府首选， “圈地运动”益演益烈。

（三）规划编制的针对性不强

规划布局、 市政配套、 环境景观改善、 公众形式参与等方面是现阶段城郊旧村改造规划设计的主体内容， 其研究与实践基本上都孤立在城市规划单学科的有限范围。现实情况证明， 政策缺位、 市场无序、 政府失效等是造成城郊旧村改造难以推行实施的根本原因。面对农民这一弱势群体， 他们在经济上已失去了话语权， 因此， 作为公共政策的城乡规划， 必须更加关注市场缺陷的有效弥补、 政府失效行为的防止和解决、 弱势群体公平发展的推进， 用综合性行动计划替代未来蓝图展示的成果， 以此来全面解决城郊旧村改造中涉及的社会、 政治、 经济问题。［6］ 《城乡规划法》出台后， 城郊旧村改造规划中急需加强的内容包括现有土地权属确认、 改造资金平衡、 公众实质参与等。

（四）原住村民生存竞争不公

当村民聚集点成为城镇建设的一部分时， 在就业上被迫向非农转移。在城市中， 人与人通过外倾式交往而建立业缘关系， 实现社会规范、 价值观、 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或完成。由于原住村民的文化水平与技能相对较低， 户籍制度限制城郊旧村的原住民不能享有城镇的教育、 技能培训等福利服务等原因， 从事搬运服务、 修理或体力工作成为许多村民的唯一选择。并且其交往对象或范围的有限性， 也使村民融入城市环境、 分享城市文明的进程受阻。改造后， 经济与社会需求的不平衡导致有的村民基本生存都成问题， 造成了竞争起点的不公平。因此， 必须制度创新以确保原住村民生存竞争平稳过渡， 必须以全面综合的社区规划为原住村民生存竞争创造物质基础。

（五）技术指标体系缺失

城乡规划作为城郊旧村改造的公共政策， 其核心是通过技术指标来实现控制。GB50188-1993《村镇规划标准》是城乡规划标准技术支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唯一全面涉及村庄建设用地指标体系的标准， 但2007年颁布实施的GB50188-2007《镇规划标准》已将该标准废止， 实质上已造成村庄规划无建设用地标准的现况。［7］由于新标准还未制定， 为应对大量而繁重的村庄规划任务， 规划设计单位和管理部门还是沿用《村镇规划标准（GB50188-1993）》。该标准的村庄人均建设用地在体系方面、 技术指标方面、 理论整合等存在缺项、 不完善、 不全面等诸多问题。从已完成的城郊旧村改造规划成果来看， 出现了诸如用城市的标准、 观念来规划建设农村； 用城市居民的现状来要求所有的农民； 用城乡同一化发展取代城乡差异性互补发展等“城市病态规划”不良情况出现， 城郊旧村改造的成果质量大打折扣。作为农村土地红利再次分配中的城郊旧村改造， 事关村民当代及后代利益， 如果没有处理好， 村民将“以身试法”去捍卫“最后一次机会”。

三、 新视角下城郊旧村的改造对策建议

十几年来城郊旧村改造的经验和教训， 使人们对改造之路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即城郊旧村改造必须从商人急功近利的模式向稳步前进、 创造和谐社会的“该亚”①模式前进。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城郊旧村改造， 无论是政府、 规划工作者还是即将面临改造的农民， 他们的观念已改变， 改造的重点除土地利用的有效合理之外， 更多的是通过规划来完善社会问题。

作为全国人口第一大省， 广东省现有村庄总数137610个。至2008年底全省有34.60％的村庄编制了规划， 其中珠三角有65.94％的村庄编制了规划。［8］发达地区的珠三角如深圳、 东莞、 顺德、 番禺等市（区）建新楼房的比例90%以上且建设标准高； 而欠发达地区的粤北、 粤西农村， 泥砖房和茅草房还大量存在。“最富在广东、 最贫也在广东”的现象同时并存。这种差异， 要求“城郊旧村”改造对策上要有所区别， 有所侧重。

(一)加强改造规划研究， 提升编制水平与可操性

通过全面分析现行改造政策、 评价其有效性后发现， 作为公共政策的城乡规划， 在市场经济下已出现了严重的失效现象， 产生的原因是改造规划本身已不适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表现在对物质规划方案的过于偏重， 对拆建比、 违章建筑界定等环节过于纠缠， 而各方最需要最关切的利益平衡改造方案难以形成， 故得不到村民的认同， 改造规划即使完成也只能束之高搁， 无法实施。为此， 必须依据我省独享的“旧村庄”改造政策， 依据上位城市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 对城郊旧村的改造规划进行技术编制； 加大公众参与度以充分尊重民意， 使城郊旧村的改造规划得到普遍认同而有利于实施； 对规划期内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安排近、 中、 远期的实现路径， 促进经济全面发展以确保村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按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原则， 顺应我国新型工业化、 城乡一体化发展大趋势， 城郊旧村改造规划应重点关注村民利益， 统筹兼顾公共利益、 村集体利益。

针对城郊旧村改造规划编制的特点， 广东具有代表性的内容包含： 三个层次的规划即城郊旧村改造的策略规划研究、 城郊旧村改造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图则和城郊旧村改造的专题论证报告。其中， 改造模式、 成本评估、 经济测算、 可行性程度、 村安置地块及融资地块合理的开发规模和开发强度等是编制的重点和难点。同时， 对于城郊旧村改造后由于开发强度的提升、 居住人口的大量增加， 城镇公共服务设施如交通、 公建配置、 市政设施等是否能够承受要及时开展相应的专项研究， 并作好跟进措施。 该亚是希腊神话中的地球之母，在这里引用她是指发展模式向着保护地球的社会、环境与经济和谐发展的方向。

(二)提升土地利用价值， 确保改造资金来源

城郊旧村改造有序顺利的开展， 离不开资金的保证， 谁拥有资金谁就拥有了旧村改造的主动权。城郊旧村由于位于“城郊”的特殊区位， 土地资源较丰富， 环境好， 便捷的交通、 较完善的公共服务， 是政府和企业发展看好的地方， 也是房地产企业竞争角逐“圈地”的好地方。“城郊村”凭借着发展工商服务业的区位便利， 土地价格飞涨的优势， 收益与福利远高于外界其他地方。这种级差收益源于城市建设投资促成， 按公平原则， 其提供者――纳税公民（通过政府）应该占有相对应的收益份额， 因此， 政府应处理好纳税公民、 开发商与农民三者之间对土地溢价公平分配的关系。城郊旧村改造的切入点和落脚点是土地资源整合， 这也是城郊旧村改造的核心问题。通过土地、 房产固化确权和双限确权等“政策突破”， 确保城郊旧村改造的各方“经济利益”， 以实现“顾及村民的既得利益、 让村民得到最大利益”和“政府追求的是社会利益”政府高层新理念。

针对城郊旧村改造资金来源， “珠海模式”值得各地借鉴。在进行旧村改造过程中， 珠海市政府巧用市场化手段， 吸引优质房地产商投资旧村改造。主要的作法是： “拆一免二至三”优惠政策， 确保每拆1平方米获5%以上的合理利润； 合理的开发量， 保证1/3的开发总量用于原村民回迁， 2/3的开发总量用于商品房经营； 有效的门槛条件， 通过采用公开招标， 严格评估开发商的资金实力、 拆迁安置方案优劣、 商业信誉等； “不求最大， 但求最佳”的方案， 使新村规划档次得以提升， 改造一个， 成功一个。通过政策给力“城郊旧村”改造， 是新形势下经营城市的又一种有益探索。［9］

(三)保护原住村民合法利益， 有序推进城郊旧村改造

村集体、 村民、 开发商和政府等多方利益的平衡， 是城郊旧村改造的关键。由于城郊旧村改造的利益主体众多， 必须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来解决。其中原村民是最直接、 最大利益关系者， 只有得到他们的认同， 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解决城郊旧村问题。因此， 城郊旧村改造中必须在坚持利民益民的原则下， 使他们成为城郊旧村改造的最大合法受益者。城市长远发展利益是城郊旧村改造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但以牺牲城郊旧村原村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做法又得不到村民的支持， 可行的做法是保护原住村民合法利益， 制定一揽子解决原村民的生存与发展方案。要做城郊旧村改造有序推进， 关键是要按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原则， 依《城乡规划法》的要求， 实现相关利益者广泛、 全程、 实质性参与。

主要的手段及做法： 拆迁补偿政策的制定、 集体建设用地的预留、 集体经济股份制的实行、 节约集约土地的廉租公寓建设、 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技术技能的培训、 配套设施的强制手段或激励措施等， 解决原住村民生活和发展问题。这些做法有利于原住村民生活方式的逐步转变； 有利于村庄融人城市文明， 消除城镇化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 有利于城市发展的长远利益， 使农民的长期生活有了保障。 基于作者调研考察的总结。

(四)谨慎选取改造模式， 确保改造可持续推进

模式是城郊旧村改造首先要作出判断的问题。是综合整治、 局部改建还是整体拆建？如果城郊旧村改造还是建立在“深度剥削农民”， 强制“赶跑”农民以占用其建设用地的话， 是得不到农民衷心支持。只有消费结构改变后， 方能推动土地利用和收入结构的改变， 否则， 改造的推行是注定要失败的， 也必将给村民和社会带来灾害。为此， 城郊旧村的改造应采取谨慎原则， 制定改造模式标准， 以便准确判断（表1）。经济发展水平、 区位优势和政府意愿是影响改造模式的关键因素。

广州不设时间表的做法具有警示作用： 据报道， 广州市“三旧”改造办公室声明： 不一定要在2020年改造完成全市在册的138条“城中村”。其中86条“城中村”不会推倒重建， 52条城中村可根据自身条件选择改造模式。广州将稳重推进“城中村”改造， 不会设置时间表， 方案成熟一个改造一个。由村集体按村民意愿提出“城中村”改造方案， 政府不会强制。［10］

(五)完善城郊旧村改造的相关政策和法规， 重视法制宣传

调整改进不适应当前发展形势的政策将成为城郊旧村改造直接的动力来源， 通过政策的完善来积极推动农村居民点改造顺利合理的实施。完善的政策和法规主要包括土地政策、 人口政策、 社会保障政策等与农民切身利益相关的基本政策。（1）在征地补偿制度方面： 要在农民参与决策的基础上确定补偿标准、 应增加农民今后长期的生存问题进行补偿。（2）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 解决原村民变成居民身分后， 养老、 医疗以及失业等社会保障， 稳定社会以及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3）在税收制度方面： 城郊旧村改造前后都存在村民(改造之后成为居民)出租房屋的情况， 现行的政策存在严重漏洞， 不仅造成了社会的不公， 而且对政府财政收入造成了很大的损失。（4）在旧村改造审批方面： 建议实行政府部门的集中联合审批制度， 同时规划管理部门应严格监督， 防止“新村建成、 旧村还在”的现象， 严格禁止利用旧村改造之机扩大建设用地规模、 变相搞房地产开发的行为。［11］（5）在法制宣传方面： 社会和各级政府应当采用村民喜闻乐见的形式， 重视旧村改造前后村民法律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有效保证旧村改造工作的顺利进行。

深圳市对城郊旧村改造的政策和法规制定走在全国的前列。为促进城郊旧村的改造， 加快城市更新步伐， 优化城市功能和产业结构， 改善人居环境和节约集约利用土地， 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深圳市人民政府相继了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第211号令）和《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 ［12］ 使城郊旧村改造进入法制轨道， 保证了郊旧村改造的持续推进。

(六)优先预留公共用地， 实现公共设施均衡发展

为确保村庄基础性公共设施如道路、 市政、 教育、 医疗、 绿化等可持续发展， 城郊旧村改造时一定要优先预留合理比例的用地， 实现公共用途的财源， 做到城市建设公平与效率双赢的目的。由于改造后地区人口增加， 交通和公共服务设施必须对相扩容。否则， 改造后的城郊旧村将影响周边地区的生活质量。就地平衡的解决方法是通过控制片区容积率和建筑密度的前提下， 鼓励增加公共绿地、 公共设施用地， 促进村庄公共设施与人口均等发展， 支持城乡一体化。

均衡配套公共设施的做法有： 汕头市中心城区“三旧”改造的项目， 规划容积率在2.0～4.5之间， 按照项目改造前总用地面积的15%～23%预留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用地； ［13］东莞“旧村庄”改造规划要求预留1/3比例的公共用地， 用于道路、 市政、 教育、 医疗、 绿化等公共用途； ［14］ 韶关市“旧村庄”改造按公共优先的原则， 要求市区按照“拆三留一（不低于1/3）”预留。［15］

四、 结语

现时我国已从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城市化转向为生活更美好的城市化、 对自然干扰最小的城市化， 新型城镇化、 低碳宜居城市时代已经到来。［16］城郊旧村在社会经济、 环境安全等方面与新型城镇化和宜居城乡发展要求相冲突， 作为改革的先行者， 广东省的城郊旧村改造是大势所趋。文章在深入分析城郊旧村改造中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以广东省已取得的实践经验为支撑， 基于“公平与效率并重”这一新视角下， 提出了城郊旧村改造的相关对策。相信该对策可以为全国各地城郊旧村的改造提供借鉴及参考。

“城乡规划始于物质， 综于社会”。市场经济下城郊旧村改造问题涉及城乡一体化、 公共设施均等化配置等原则， 其后续研究应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①加强对策的动态性研究。“效率与公平”的最优选择应是一种和谐关系， 要在效率、 差距扩大、 公平、 差距缩小、 再效率的循环往复中， 分时段进行对策研究。现阶段的城郊旧村改造中， 关键要在动态中正确践行城市支援农村、 工业反哺农业， 处理好农民的长远利益和代际公平等重大民生问题。②加强对策的差异性研究。差异性是城郊旧村存在的客观现实， 互补互惠、 “一村一策”是城郊旧村改造“政策针对性”的必然选择。③加强对策的实操性研究。行政管理协调市场经济的关键是要有操作性强的技术规范， 通过技术规范将技术管理与行政管理有效对接， 以规范城郊旧村改造， 增强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执政力， 解决市场行为的失效， 实现社会经济公平。

参考文献：

［1］ 党国英. 关于征地制度的思考［J］. 现代城市研究， 2004， 19(3)： 19-22.

［2］ 许强. 深圳市“城中村”改造分析研究［D］. 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3］ 百科名片. 城市更新［EB/OL］. .

第3篇：城中村改造优势范文

省委确定我区作为第二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试点单位，这就要求我们在总结年初区里开展的科学发展观集中教育活动的基础上，充实活动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实现再升华、再提高，出特色、出成果，为全省第二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全面铺开探索和积累经验。我结合区里的实际和分管的工作，就组织工作如何服务大局，推动科学发展谈谈个人的几点思考和体会。

一、开展村党组织联合共建，统筹城乡社会协调发展

作为组织部门，一直在思考如何发挥和整合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资源，从而在统筹城乡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最大作用这个课题。我们将在全区基层党组织中开展跨区域组建城乡联合党总支（党委）工作，就是根据城乡基层党组织的现状，鼓励、引导综合实力强的城中村、部门（单位）、企业和集体经济薄弱、管理相对落后的远郊村跨区域、跨空间组建联合党组织，以达到组织联建、经济联合、以城带乡、共同发展的目标。简要的来说，建立城乡联合党组织有这么三个步骤：一是开展调查摸底。通过在全区组织一次调查摸底，摸清全区城中村、部门（单位）或企业及所有远郊村在产业发展、资本资源、信息人才等各方面所具备的优势和劣势；二是组织恳谈推介。通过召开推介会，采取推介合作和招商项目的形式，牵线搭桥，实行双向选择，自愿互助，使双方形成一种合作的初步意向；三是组织结对联建。综合考虑城中村、部门(单位)、企业与远郊村在产业上的相近性、优势上的互补性、资源上的共享性和功能上的带动性等因素，采取组织“定对”、自由“结对”等办法，组建联合党组织，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利共赢。

二、打造城乡社区党建平台，构建为民服务长效机制

根据统筹兼顾、分类指导的原则，我们有以下打算：

在城市，按照“大社区”的理念，不断强化乡镇、街道的服务职能，加快建立社区服务中心，根据社区特色、居民需求，把就业服务、社会救助、社会保障等政府公共服务项目集中起来，实行“一站式”服务。

在农村，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便于服务及中心村具有发展潜力”的原则，设置农村社区党组织，建立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实现农民住居集聚化、服务体系化、生活城市化，真正通过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来整合带动其他社会资源，探索建立一种“社区依托、党建引领、服务跟进”的农村党建新形式。

三、突出抓好城中村党建，推动城中村改造步伐

城中村改造是一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事关社会稳定和谐，影响面大、牵扯面广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城中村改造工作中，我们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因地制宜、有统有分”的原则，积极争取省市政策支持，按照“一区大规划、一镇一规划”的要求，真正把城中村改造后的功能区、文化区、村务区、居民区等合理配置好，做优人居环境，最终实现村民、开发企业和政府“三满意”。

同时，通过城中村的改造，也将为我区打造核心商务圈、建设特色商业街、发展总部经济提供更多的土地空间，逐步把我区打造成为南昌市城东地区的金融中心、商业中心、旅游中心、文化中心，加速推动我区产业结构从以二产为主向以三产为主转变，由劳动密集型向科技服务型转变，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科学的发展。

四、扩大干部选拔任用民主，围绕科学发展集聚人才

落实科学发展观，关键在各级领导干部。实践科学发展观，重点要依托各类人才。做好干部和人才工作，为科学发展配班子、选干部、建队伍、聚人才，是新形势下组工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责。

第4篇：城中村改造优势范文

一、坚持创新发展，将城市更新打造成为转型发展的动力源和增长极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城市更新作为盘活城市低效存量建设用地资源的创新举措，是广州在新常态下促进城乡布局优化、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积极探索。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广州城市更新（“三旧”改造）大胆改革创新：2015年初，广州市在全国创新成立了第一个城市更新局；2016年，广州市出台了城市更新“1+3”政策文件，提出了微改造、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等多种创新改造模式。截至2015年，全市纳入“三旧”改造标图建库的地块图斑共20862宗、588.96平方公里；正在实施的城市更新项目共336个、3697公顷；城市更新项目用地出让共18宗，占地54.28公顷，合同成交价款243.76亿，占全市土地出让总合同成交价款的27.7%。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广州城市更新工作尚存在一些短板和弱项，主要表现为：城市更新业务基础有待夯实，政策体系有待完善，现状数据调查、基础数据库建设等工作亟需抓紧推进；城市更新多种模式分类推进有待加强，社区微改造、传统工业园转型升级改造等创新模式亟待抓紧实施；社会各界共同推进城市更新的共识和合力还有待形成。

大力推进城市更新，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将城市更新放在广州转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战略高度，打造城市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竞争力，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制度完善和政策创新。根据城市更新“1+3”政策，抓紧制定20余项配套细则文件，建立城市更新常态化基础数据调查制度，构建城市更新大数据库，建立更新改造信息监管系统，创新城市更新融资方式，加强专项资金使用与监管。一手抓项目推进和改造模式创新。瞄准城市发展定位，强化城市更新策划和计划引领作用，建立城市更新重点项目库，推进重点区域和关键领域的更新改造；加大社区微改造力度，突出人居生态环境改善；分类推进传统产业园区升级改造，建立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发展联动融合机制；探索建立存量建设用地整备机制，推进成片连片更新改造。

二、坚持协调发展，使城市更新成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力抓手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城市更新是广州破解城乡一体化发展难题，改善城乡人居环境，促进城中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增加公益性用地7.39平方公里，新增公建配套设施470个，增加经营性用地14.92平方公里，城中村改造区域新建各种公共服务实施累计380个；城中村改造后的建筑密度由原来的60%～80%降低到25%～28%，消防隐患大大减少，治安状况明显好转，“脏、乱、差”现象初步治理，人居环境极大改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仍有较大差距，城中村“脏、乱、差”现象尚未得到根治，城中村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管理依然存在较大压力，村集体经济物业亟待转型升级，村民融入城市实现真正市民化仍然任重道远。

城市更新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有力抓手，要在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合理配置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统筹解决城中村转型发展等问题上，取得更大进展。一是以城市更新促进基层党建加强。通过城市更新切实改善人居环境，增加村民收入，增强群众对党委、政府的认可、认同，增强党组织的公信力、凝聚力，有效促进基层党组织建设。二是以城市更新促进村集体经济转型发展。发挥城市更新政策优势，促进村级工业园转型升级改造，加强村集体资产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建设，拓展村民增收渠道，确保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三是以城市更新促进村域基础设施长效投入。发挥城中村更新项目统筹优势，推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村域延伸和覆盖，建立村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入的长效机制。四是以城市更新促进村域人居环境改善。以更新改造为契机，开展城中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加强城中村微改造项目力度，发挥典型示范项目带头效应，政府补一点、市场出一点，集体掏一点，形成更新改造合力，改善人居生态条件，共同建设美好生活家园。五是以城市更新促进外来务工人员居住的有序管理。结合城中村更新改造项目实际，统筹规划建设公共租赁房屋、廉租房、统筹安置房等各类房屋，既可保障集体经济物业收入可持续发展，又可有效化解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居住需要，从根本上治理城中村“脏、乱、差”问题，推进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三、坚持绿色发展，使城市更新成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举措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城市更新本身就具有“绿色”、“节约”、“低碳”等属性，如何发挥城市更新优势，促进广州绿色和谐发展，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近年来，通过城市更新（危旧房改造），建设绿地和绿化广场约30个；积极配合“退二进三”工作，通过城市更新（旧厂房改造）搬迁了21家影响环保类企业，打造了一批绿色和谐的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如荔枝湾涌、西关泮塘、黄埔古村、联合交易园、民间金融街、炭步古镇、农民工博物馆、番禺特色园区、荔湾创意长廊等，采取小投入，大改善的微更新模式，盘活了存量用地和房屋资源，绿地率由原来的5%～8%提高到35%以上，优化了城乡功能布局，改善了生活和生态环境。同时，我们看到城市绿色和谐发展依然面临挑战：广州土地开发强度已经达到24.1%，逼近30%的国际警戒线；城市雾霾天数呈上升态势，污染指数屡屡爆表；传统低效耗能产业的绿色低碳化升级改造进展缓慢等问题，亟待一一解决。

城市更新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举措，要发挥城市更新“绿色”属性，创新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建设发展方式由高耗能高污染向低碳化节约化高效利用转变。一是分类推进传统产业园区更新改造，在城市更新中加大产业策划研究力度，引导传统低效高能耗产业向绿色、低碳、环保产业转型升级。二是加强社区微更新，发挥微更新“四两拨千斤”的优势，调动各方参与更新积极性，多渠道推进，实现低碳环保的更新改造。三是发展壮大城市文化产业，在城市更新中坚持传承历史文脉，在规划保护的前期下，引入绿色产业类型，重塑地区人文活力，打造城市岭南文化品牌。

四、坚持开放发展，使城市更新成为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重要载体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广州已经处于全面开放的国际大环境、大市场中。欧美发达城市发展的成功经验证明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经之路，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规律，是城市开放发展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借助城市更新平台，吸引了50余家外商企业到广州投资发展，促进80余个城市更新项目落地实施，累计吸收外资超过500亿元。同时，我们主动学习世界先进城市更新经验与做法，务实推进区域发展合作，达到引资引技引智并举目标。但我们也看到，城市更新在促进广州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方面仍然面临考验：在发挥城市更新项目优势，整合全球高端资源要素，搭建城市更新信息资源全球无缝对接系统，建立城市更新项目投资便利化机制，实现更新项目“一站式”服务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城市更新是促进广州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重要载体，要按照“紧扣战略、搭建平台、主动有为、进出并举”原则，不断提高城市对外开放水平。一是紧扣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以城市更新加快引进国外资金、关键技术、高层人才、管理经验等资源，有机融入城市建设发展。二是搭建信息资源平台，以城市更新项目吸引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集聚，拓展深化区域更新合作，促进广州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三是建立城市更新项目全周期服务机制，促进外商投资项目顺利落地实施，实现城市更新项目投资便利化，为城市扩大开放注入发展新动力和新活力。

五、坚持共享发展，使城市更新成为促进共建共享的主要着力点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增进市民群众福祉的着力点。城市更新的本质就是通过盘活城市低效存量建设用地和危破旧房等资源，将城市建设发展成果共享给市民群众。近年来，通过城市更新改造，改善了城中村和旧城镇的人居生活环境，惠及超过500万市民群众，提供160余处公共开放空间，增加了市民群众休闲活动场所；通过更新改造，83家企业得以共享土地增值收益，有效化解了企业历史债务包袱，促进了产业转型升级；累计保护和修缮各级文物古迹、工业遗产、历史建筑109宗，涉及的总建筑面积达16.89万平方米，仅政府投入保护资金就达6.6亿元。同时，我们看到，以城市更新促进共享发展尚有许多工作要做：以城市更新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尚有差距；城市更新过程中的市民主动参与程度还有待提高；发挥城市更新优势，促进中低收入群众共享发展成果还需采取更加精准的举措。

第5篇：城中村改造优势范文

关键词：优势；优化；产业结构；转变观念；创新机制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改革开放以来，城南乡人民在历届党委、政府领导下励精图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思想观念的转变，经济快速的发展，人居环境的改善，群众生活的提高，各项社会事业的蓬勃发展，显示了城南乡发展的巨大成就。但和其他城郊乡镇相比，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城南乡的发展还相对滞后，目前经济基础还不够雄厚，民生民利还有待进一步改善。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发挥自身优势，优化发展环境，加快产业升级，推动城南乡又好又快发展。

一、明确发展目标，依托自身优势谋发展

城南乡位于邵阳市城区西南面城郊结合部，现辖3村9社区，人口2.3万，面积20.6万平方公里，地域辽阔，交通便利，是我市“扩城提质，加强城市建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市拓城兴工发展战略的前沿阵地，是投资发展的热点区域。要加快区域经济发展，必须首先要明确发展目标，正确认识自身的发展优势，开拓前进，才能创新发展。

一是明显的区位优势支撑城南发展。城南乡位于城郊结合部，资水、邵水环绕而行，洛湛铁路、207国道纵贯南北，潭邵高速、302国道横贯东西，城区内双拥路、桃花路、邵檀路、敏州路等八条主次干道纵横交错，其乡镇路网建设融入了邵阳市交通大循环，挤进了全市“1小时经济圈”，区位优势和比较优势十分明显，交通条件极为便利，是我市新型城市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市投资兴业和经济发展的热点区域。

二是良好的政策机遇推进城南发展。随着我市新型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快速推进，地处市区南大门的城南乡紧紧抓住扩城提质的良好机遇，围绕“开源增收，扩城强乡”的目标，加快推进和谐城南，小康城南，生态城南建设。同时，城南乡结合有关市政工程建设，“万村千乡市场”工程，千企联村和有关的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加大乡村基础设施改造，采取外引内联方式，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营造特色经济区域。目前全乡村村通了水泥路，人人喝上了自来水，家家住上了新楼房，就是实施以城带乡建设新农村政策的具体表现。

三是扎实的产业基础保证城南发展。近年来，乡党委政府立足乡情，发挥区优势和比较优势，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各项经济指标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其中，地区生产总值、雷达残兵败将邮翻番。2011年，全乡完成年内生产总值12.8亿元，固定资产投资2.56亿元，三次产业比例已优化6.4：73.6：21，较好地实现了三产业的良性发展，鼓励引导生产而是发展优质稻、油茶、生猪等。乡村特色产业、休闲农业、设施农业及标准化服务的配套产业，立足产业基础，城南乡以裕兴制药、城南橡胶、鸿泰工艺等规模范企业规模，为此，支柱产业和骨干企业发展壮大。

四是稳步推进的重点项目加速城南发展。重点项目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民生改善的载体和抓手，作为经济转型的重要举措。城南乡近年来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确责任，完善机制，全力以赴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2011年站前开发区，雪峰南路、桃花新城、资江防洪等一批省、市重点项目落户城南、华夏星园、宝庆府邸、邵州花园、恒泰西苑等房地产开发项目异彩纷呈，形成了重点项目和城市建设推动经济相互协调发展。

五是新农村建设推动城南的创新发展。近年来，城南乡依托全市经济快速发展为机遇，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突出建设湖口井、紫霞村等市级新农村建设示范点，市级文明卫生村为机遇，以点带面，全乡实现了通水、通路、通电的“三通”工程。同时，加强村级太阳能、沼气等节能工程和“五改”工程的大力推广，新农村建设的大力推进，优化了城南的发展环境，提升城乡居民幸福指数，加快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创新发展。

二、理清发展思路，优化城乡产业结构促发展

加快发展，科学发展，是我们当前的紧迫任务。从城南乡的实际来看，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和谐进步，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就要理清发展思路，优化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建设，务求在改善民生民利上下功夫，求实效。

1、要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化是一项渐进的系统工程，首先必须明确发展思路，制定产业发展规划，根据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结合本乡实际，突出以新型工业化引领农业，实行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产业化运作构建支撑城乡发展的优势产业。

一是发展优势农业产业。依托城区发展城郊型农业产业，必须要结合本乡实际，鼓励引导农户调整农业结构，将一些传统农业产业转化为优势产业，发展高效农业。可以采取转租、转让、转包、入股和托管的方式搞好土地流转。重点发展优质稻、绿色无公害蔬菜等优势产业，形成一村一品或几村一品的农业产业带。通过扩量、提质、增效等方式做大做强，使优势农业产业转化为品牌优势产业。

二是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通过加快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立足资源优势，发展优质特色农产品生产，实行规模化、产业化经营，打破资源瓶颈，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增强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发挥科技优势，提高自身的档次，走集约化、产业化经营之路，不断扩大产业规模，提高市场覆盖面。

三是发展新兴农业产业。近年来，园林花卉装饰农业、旅游观光休闲农业、生态循环等环保农业、生物能源朝阳产业是现代新兴农业产业的发展趋势。要通过项目扶持、招商引资和办点示范，扶持一批新兴产业；通过企业联村组，联农户、联居民等形式打造如佘湖山产业园、资江风光带工程，梅子井金银花、玫瑰花苗木花卉观光基地，千方百计做大规模，提高档次，增加效益。

四是发展设施农业产业。城南乡具有依托城区发展优势，利用农业设施，种植无公害蔬菜、反季节瓜果、繁育种苗、培植花卉。通过农村信贷增加投入，通过技术培训，提高产业效益，通过更新观念，调整产业结构，将设施农业发展成规模产业、优势产业和特色企业。

2、要全力推进工业化。一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采取企业连市场，建基地，带农户的方式，通过转变观念，合理运作，加大投入，培育扶植一批产加销一体化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延伸企业触角，拉长产业链条，发挥企业的带动、辐射作用。二是合理发展龙头企业。立足产业优势，承接产业转移，着力引进和培育一批支柱产业、骨干企业，集中力量做大做强一批规模工业企业，全面提升乡内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重点抓好力力达汽配等重点规模工业企业，形成高质量的拳头产品。三是健全城乡公共服务体系。要多渠道和全方位拓宽融资渠道，用好用活现有资金，合理引导民间资金投入城乡各项建设，采取借贷、托管、和入股的方式，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工业企业、股份制公司及乡村廉租房、棚改房和安置房建设，投入到道路、饮水工程和电网改造等工业企业配套服务建设，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和市政公共设施向农村拓展，构建新型社会化管理模式。

3、要着力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发保护的关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要以新农村建设为核心，以城郊农村生态建设为重点，狠抓荒地造林和非法林木加工整治，突出紫霞、梅子井植树造林工程、高速公路两旁绿化通道和资江风光带工程的建设，形成城郊生态保护带；以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为重点，搞好环境绿化、生态项目等配套工程建设，建立文明卫生的村容村貌，以环境整治为手段，加强环境综合治理，抓好资水、邵水等重点流域污染控制和重点行业污染治理，促进城郊生态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

4、要努力改善民生民利。一是要狠抓劳动就业。积极发挥第三产业、中小型企业和民营经济吸纳劳动力就业功能，认真做好新增城镇就业、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农民工和农村劳动预备期培训工作，努力拓宽就业渠道，全力推进城镇医疗保险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二是落实惠农政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始终以解决人民群众利益问题为重点，加大民生投入，兴办民生工程，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乡人民；同时要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障范围，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让群众得到更多实惠。三是落实社会救助。进一步做好低保、五保、优抚、大病救助、救灾救济、困难伤残补助等社会救助，建立和完善城乡养老保险体系。做好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审批工作，努力实现老有所养，住有其屋的要求。四是完善城乡文化设施。加强乡镇综合文化站和农家书屋建设，丰富民众的日常生活，提高群众的幸福指数。

三、切实转变观念，创新机制保发展

（一）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城南乡经济发展的滞后，实质上体现在思想观念上的落后。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观念还存在一些急需破除和更新的地方。要转变观念，一是思路要宽。要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用更宽的视野、更高的站位来描绘经济发展蓝图。以思想的大解放，推动思维的大创新，推进思路的大突破，在群众中形成思想观念解放的大热潮。二是工作要实。干部要深入到群众中，真正做到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了解群众想什么、盼什么、需要什么帮助，克服等政策、等支持、等资金的错误方法，脚踏实地想发展、谋发展、促发展。三是方法要多。下大力气解决发展意识不强、发展办法不多、发展活力不够的问题，消除一切与发展不合拍的音符、与发展不合流的现象、与发展不协调的作风，使干部群众集中心思谋发展，振奋精神求发展，团结干事促发展，真正把心思凝聚到加快发展上来，统一到加快发展上来，形成万马奔腾抓经济，你追我赶创实绩的崭新局面。

第6篇：城中村改造优势范文

───霞城乡创建文明单位纪实

霞城乡的历史沉淀了较深的文化底蕴，因霞城书院而远近闻名。霞城的今天已呈现出现代农村崭新风貌，因改革开放而释放着巨大的发展能量。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群众富裕，文化活跃，这是20多年来霞城经济和社会改革发展成果的真实写照。霞城也是目前全市唯一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文明村镇”称号的乡镇。这一殊荣的获得，对霞城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既是对霞城过去“三个文明”建设成绩的充分肯定，也是对霞城未来发展的极大鞭策。

霞城位居湘江之滨，三面环江，处于湘潭新市政中心和河东工业园的“心脏”地带。全乡面积约10.8平方公里，人口1.7万，辖8个行政村，102个村民小组，耕地面积3520亩，境内有湘钢、湘机、湘缆和金迪化纤等大中型企业，有湖南工程学院、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烟草学校等大中专院校，驻乡企事业单位逾150个。霞城虽辖区面积不大，但人才、技术和资金高度积聚，并且城乡交错，产业交融，发展的空间极具张力。这正是霞城的最大特点，也是其加快发展的最大优势。近几年，霞城乡党委、政府凭借这种优势，把创建文明单位，促进城乡一体和“三个文明”建设协调发展作为动力和目标，全力打造经济强乡、城郊富乡、文明新乡，全乡经济和社会发展迈入了快车道。

一、一流的领导班子为创建文明乡镇提供了根本保障

只有一流的领导班子，才能出一流的工作业绩。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不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发展基层民主的需要，也是搞好创建工作的根本保障。霞城的乡村班子可以称得上是好的农村基层工作班子。首先是乡党委班子硬。党委一班人整体功能发挥较好，班子成员素质较高。政令畅通，工作有合力，这是区委对近几届乡党委班子的整体评价。连续几年，霞城乡党委被评为“人民群众满意的乡镇党委”。作为一个经济大乡，乡党委在全乡重大经济和社会发展事项以及重大决策中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霞城是率先在全区制定和完善党委各项工作和决策制度的乡镇党委，较好地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了集体领导和集体决策，保持了较高的自身建设的水平和较强的战斗力，在党员和群众中树立了较高威望。其次是村级班子强。支部书记素质高，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强，村民自治水平较高，这是霞城各村的特点。多年来，霞城各村的村支委班子比较稳定，培养了一批具有领导和发展农村经济、管理农村社会事务能力的村干部。全乡村级经济实力较强，群众比较富裕，多数村年集体经济收入在50万元以上，年均农民人平可支配收入近5000元。三是党员干部队伍素质高。管理严格，作风务实，善打硬仗，这是霞城乡机关在群众中形成的良好形象。特别是通过机构改革，乡机关建立了竞争和激励机制，转变了工作职能，提高了工作效能和服务水平，部门之间、村之间形成了创先争优的良好工作格局。同时，通过开展“一创三满意”党建主题活动，培养和树立了一批先进典型，比如全面小康示范村的典型和平村，“人民群众满意的共产党员”村党支部书记的典型陈建春，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的特种养殖业能手周良，发展村级企业的共产党员典型陈树林等。这些典型为农村文明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二、把打造经济强乡作为创建文明乡镇的强大基石

夯实经济发展基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物质保障。霞城近几年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较高水平，经济总量和各项主要经济增长指标在市、区乡镇中处于领先地位。一是企业改革成效显著，工业成为经济支柱。霞城的乡镇企业是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最早、也是最成功的乡镇之一，乡村集体企业全部实现由集体所有制企业向民营企业的转型。通过改制，激活了乡镇企业的活力。目前全乡共有乡村企业40家，其中产值上500万元规模骨干企业7家，税收上100万元的企业3家。基本形成电线电缆、电力机车、金属压延、食品加工等主导产业。霞城电工厂、湘潭市弹簧厂、晓阳电机车厂、莲港紧固件有限公司等骨干企业发展的势头强劲，产品和市场开发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二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特色。充分发挥“城郊型”农业的优势，霞城在发展都市农业和精细农业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形成了下摄司千亩韭菜基地、阳塘特种养殖基地、和平葡萄园等农业结构调整示范基地。其中，下摄司千亩韭菜基地于2001年通过省“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验收，已经成为省市的无公害蔬菜品牌。和平葡萄园基地被授予“湘潭市个体科普示范基地”，达到了60亩的规模种植面积，是全市近郊最大的葡萄园。阳塘的种鸽、良凤花鸡等特种养殖已经形成规模，其种养殖大户周良去年出笼肉鸽上万羽，年收入超过10万元。同时，霞城的牲猪养殖成为农业主导产业，全乡年出栏牲猪近6万头，其中和平、五星、下摄司三个村牲猪养殖均在万头以上，养殖规模在100头以上的牲猪养殖户超过200户。三是第三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利用邻街、邻近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有利条件，全乡的餐饮、住宿、商品零售业等三产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003年，该乡个体私营旅馆达到40多家，餐饮店达112家，其他个体工商户495个，三产业产值达59502万元。

三、把建设文明新乡作为创建文明乡镇的根本要求

城乡环境建设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是创建文明单位的重要内容。霞城作为河东中心城区的城郊结合部，插花地段多，城乡环境卫生、城市管理存在许多实际困难。针对这一情况，近几年霞城加大了这方面的工作力度。一是大力改善城乡环境。加强了对城郊结合区域的卫生环境、乡村干道的绿化保洁的管理，抓紧推行和实施农村沼气工程和改水改厕工程，使城乡卫生、绿化和群众居住环境有明显改善。二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近几年来，霞城乡乡村两级大量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整修乡村主干道为重点，完善了乡村道路建设，全乡实现了组组通水泥路的目标；以修建板摄灌渠阳塘机埠为重点，提高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的水平；同时，抓紧实施了农电改造和通讯设施建设，方便了群众生产生活。三是大力改善社会保障和群众福利条件。积极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群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整体提高。全乡8个村都实行了村民养老金制度，每年发放养老金60余万元，使老年人的生活得到了基本保障。四是广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近几年来，霞城乡先后组织开展了创“十佳农户”、“五好家庭”、“双文明单位”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利用国庆、七一、春节等重大节假日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文化活动，极大地丰富了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文化阵地建设完全，设施完备。乡有藏书5000册的图书室和200平方米的娱乐场地以及一个业余文化队，各村都有黑板报、文化窗、图书室及娱乐体育器材，有专门的文化室，有的村还成立了“腰鼓队”、“狮子龙灯队”、“扇子舞队”等多个民间文化团体。

第7篇：城中村改造优势范文

[关键词]一校N区；教育托管；城乡教育均衡

近年来，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日益提速，农村学校的硬件条件得到显著改善，但尽管如此，城乡学校在办学理念、学校管理、师资队伍和教育教学质量等内涵建设方面仍存在明显的差异，阻碍了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步伐。面对这一困窘，如果采用传统的“学校结对” “教师支教”等模式，对整体提升农村学校办学水平的力度明显不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此，寻求新模式以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已成为求解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必然趋势。

经过长期的思考与探索，采用优质教育资源“整体进驻”的方式，将城区学校先进的教育理念与实践直接“植入”农村学校“土壤”，10实行“一个学校、N个校区”管理模式的教育托管也就应运而生。“一校N区”的教育托管以城区学校为主校区，农村学校为分校区，主要从办学条件的改善和办学水平的提高两方面调优、配强、做大农村教育资源，促使农村学校快速有效地走上内涵发展之路，有力推进了城乡教育的均衡、协调发展。

一、城乡共享，实践推进“一校N区”的教育托管

“一校N区”的教育托管追求“共享”，以城区学校在制度建设、教育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已有的优势和经验，弥补农村教育的“区域落差”，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

(一)实行城乡学校统一管理，夯实农村学校制度保障

学校的发展取决于管理。要缩小城乡学校之间的差距，首先要从学校管理层面人手，规范农村学校管理体制，优化组合学校的各种因素。

实行“一校N区”模式，城区学校的校长兼任农村学校的校长，以便对城、乡校区的人、财、物实行统一核算和管理。城区学校输出教育理念、管理模式、教学方法和师资队伍，通过出资改造农村校区的基础设施、选派骨干教师下乡任教和引领办学特色等措施，对农村校区进行跨越空间的托管，实现师资、设施同待遇。农村校区无论是在校风、教风、学风的确立上，在学校教育教学常规体系的建立上，还是在教学进度的把握、教学过程的管理、教学质量的检测等方面都与城区学校有着统一的制度，实施统一的管理，促使农村校区的管理有章可循。在此基础上，城乡校区进行学校管理岗位的结对，各个结对岗位依据实际，有计划、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至此，农村学校原先管理粗放的状况得到了有效遏制，各项工作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运行，学校的管理逐步走上规范化和专业化轨道。

(二)完善城乡教师互动机制，提升农村学校教师素质

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关键是师资的均衡。“一校N区”的模式，打破城乡教师身份的差别，城里优秀的师资回流到农村学校，实现城乡教师的对流，有利于缩小城乡教师素质差异。

城区学校精心挑选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到农村校区，开展“名师下乡指导活动”和“优秀青年教师支教活动”，以充分发挥城区骨干教师的示范辐射作用，带动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名师主要通过开设讲座、研究课和观摩课等方式。启发引导农村教师对教育理念和教学行为进行深入反思。优秀青年教师则依托集体教研、专题汇报、上研究课等形式，开展支教帮扶活动，支教的时间一般为1～3年。城市优秀教师走进农村，精心移植“新理念”“新方法”及其在教学实践中的良好示范，有助于农村教师更新教学观念，改进教学方法，增强对新课程改革的适应性。为促成城乡教师的“对流”，农村校区也要抽调一定比例的青年教师到城区学校，参与全部的教育教学活动，实践强化“新理念”“新方法”，实习锻炼期一般为1年。在实习锻炼期间，指导教师会对抽调教师的教育教学、科研、班级管理等方面进行指导。抽调教师经由城区学校的教育教学实践锻炼，成长迅速，回归农村之后，能迅速地担负起“新理念”“新方法”的宣传、吸收和内化的重任，推进农村分校与城区学校的自然衔接和均衡发展。

不仅如此，学校还要以校本研修为主渠道，有计划分层次地推进农村教师在职业道德、业务素质与教学水平等方面得到全面提升。一方面，学校针对教师实际，提出分层要求，采用不同的研修策略。如：对新教师采用“带教制”的研修策略，主要从班级管理、教学两方面进行具体指导；对中青年教师则实施“帮教制”，依托教研组的优势，促使他们在反思中不断提高素养；对老年教师重在采用“导学制”，增强其教育教学改革意识，并发挥良好的合作、指导、示范和辐射能力。另一方面，强调科研、教研、师训的有机结合。鼓励农村教师基于工作和教学实际，主动参与农村学校教育教学发展策略的研究并接受相应的指导和培训，既切实解决农村校区教育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又不断提高农村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开展科研活动的意识和水平，改进教育管理和教育教学方法，推动农村学校办学水平的提升；以“同题异教”课为切入点开展教研活动，进一步引发广大教师的教研新思考，增强校本教研的实效性和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三)构建网络教研平台，提高城乡教育资源共享率

要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构建网络教研平台，提高城乡教育资源共享率，不失为是一条惠及广、见效快的理想路径。

为使城乡教师能更好地融合在一起，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学校设立城乡教研QQ群、教师博客、在线案例培训等网络教研平台，让各校区教师的沟通与交流跨越时空的障碍，变得平坦而密切。教师置身于其中，提出问题、诉说困惑、“碰撞”观点，以引发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较深层次的思考和讨论，形成研究意识并改善教学行为。与此同时，城区学校还要积极组建学校教育教学资源库，将所积累的丰富的教育资源诸如校内外的优质课、特色教学活动资料、“名师讲坛”学术讲座、优秀教案等制作成多媒体教学软件，依托校园网向农村分校开放，供广大农村教师学习和借鉴。另外，学校对重大教学活动实行网络视频直播，让分处两地的师生能同时享受优秀教师的精彩表演，感受现场浓郁的教学氛围。这可以促使农村教师转变教学观念、开拓教学思路、研究新课改，这大大加快了农村教师成长的步伐。

(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提升农村学校办学品位

结合农村学校和孩子的实际需求，“以学生为本”，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努力提升学校的办学品位。

优美的校园环境，良好的文化氛围，可以使学生从小受到美的熏陶，促其身心健康发展。在学校整体布局方面，以原有的环境布局为主体，充分利用校园空间进行绿化，合理设置宣传栏、添置点缀景点，使校园环境整洁优美、错落有致、品位高雅；在人文环境建设方面，学校要充分挖掘、利用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无论是在校舍建筑、景点的布置上，还是在学校规章制度的宣传上，均营造具有人文内涵的环境氛围。基于和谐的校园环境，学校还要根据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为孩子们搭建一系列展示自我、张扬个性的平台。如：开展“我能行”主题活动，培养农村孩子的自信、自立、自强意识；在“学校艺术节”上，由学生自己申报节目，组织活动，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让学生在参与中不断感悟，并完善自我；通过校园广播电台，让孩子们自信地展示声音，与大家分享他们的读后感、小故事等。此外，开展城乡学生同台表演、“分批互换”等交流活动，增强了城乡孩子之间的感情，缩小了相互之间的差距。

(五)鼓励因地制宜，追求农村学校办学特色

办学特色化，不仅是基础教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实现更高层次均衡发展的迫切需要。学校要取得竞争优势，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可，就必须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内涵，打造鲜明的办学特色。“一校N区”模式的实施，并非要把农村学校改造成为城区学校的翻版，而是在保证教育质量的同时，鼓励农村学校因地制宜，积极创新，办出特色，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多样化的选择空间。为此，学校设立特色项目专项资金，把农村当地民间文化与校本课程有机地结合起来，并通过开展“收集家乡传说”“画家乡”“唱家乡”等多种活动，使乡土教育与校园文化建设紧密结合，在培养学生“爱”家乡之情的同时，为学生的个性化成长提供了良好的氛围。

二、成效显著，“一校N区”教育托管促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一校N区”的教育托管，有效统筹了城乡学校教育资源，通过学校内部的统一管理、师资共享和文化融合，极大地提高了农村学校管理水平与教学效率，推进了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

(一)学校管理工作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结合农村实际，学校建立并完善了各项教学管理制度，明确了工作职责，使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加强教案、作业的检查监控，加强教学质量检测，加强学生管理；并且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学思想，在制订制度、执行制度、强化制度时，体现出对人陸的关注，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营造民主氛围，学校管理日趋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自强不息、坚韧不懈”的校风、“耐心、研究、合作、交流”的教风和“乐学、善思、勤奋、创新”的学风已悄然形成，促使学校可持续性发展。

(二)教师安心扎根农村教育

城区学校接管农村学校之后，“一校N区”模式的实施，消除了以往“城乡”教师的身份差异。农村教师虽说工作地点未变，但身份却已经变更为“城市教师”，享有与城区教师同样的待遇。以前的那种“周一盼周五，天天想着往外调”的局面已大为改观，教师变得安心了，寻求调换学校的现象大幅减少，教师队伍日趋稳定。心“定”下来的教师，业余时间忙充电，学习新课程理念、学习如何改进教学方法、如何运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和手段等以求自我提高。学校的教科研氛围也越来越浓厚，教师在课题和教学比武中也频频获奖，并由最初的追求数量的变化逐渐转化为质量的提升，师资水平有了明显的改善。

(三)学生开心享受优质教育

“托管”后，城乡各校区的教师打通使用、教师实行定期轮岗制，农村学校也因此配齐了英语、计算机、音体美等学科的专职教师。农村学校由单一的语文、数学教育转变为多样化的体艺教育、综合实践教育等，使农村学生接受到完整的、规范的课程教育。尤其是城区学校名师进课堂、骨干教师进驻农村实行制度化以来，农村学生更是享受到了优质教育的“实惠”。“名师”和“支教”教师们新颖的教学方式开阔了学生眼界，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课堂效率，受到学生的欢迎，学校的学习风气也迅速浓郁了起来。

(四)学校办学水平明显提高

实行“一校N区”的教育托管，城区学校主动送优质教育资源下乡，城乡学校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多样化的选择空间及多元评价氛围下，学生的特长得到较好的培养，学生的个性得到较好的发展。高效率的课堂教学更是促进了学生知识的掌握、能力的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许多家长见证了学校托管的喜人变化之后，纷纷把本已转出就学的孩子又转回，改变了以往“学生家长跑、农村孩子跑”的局面，有效缓解了农村学生择校矛盾。“一校N区”的教育托管，让更多的农村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了优质的教育，这无疑促进了教育均衡和教育公平。

(五)家长教育观念转变明显

随着教育托管的深入开展，一方面是学校环境的改观、教师的上进、学生的变化，激起了家长对学校的期盼，家长对学校、对孩子的关注程度日渐提高；另一方面，学校通过定期家访、召开家长会、“家长开放日”、开办“家长学校”等途径，向家长宣传新课程改革，解读家庭教育新理念，家长的教育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原来的“紧盯分数”已逐渐发展为注重对孩子的全面培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家长陪孩子的时间变多了，家长变得通情达理了。家校紧密联系并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共促学校的良好发展。

“一校N区”模式在给农村学校带来惊喜的同时，也促使城区学校在发展中不断充实、不断丰富优质教育资源，形成既“造峰”、又“填谷”的良好发展态势。

三、创新机制，深化发展“一校N区”的教育托管

“一校N区”的教育托管在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过程中，注重“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的同步推进。办学条件的均衡需要政府的保障为基础，办学水平的均衡需要根据区域实际，建立机制，让优质教育资源合理流动。

(一)完善教育托管政策，以保障教育托管落到实处

“一校N区”的教育托管能否落到实处，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是保障。地方教育当局出台《骨干教师队伍建设制度》(关于在职省特级教师跨县(市区)带走的通知《中小学名师管理细则》等相关规章制度，明确相关部门和人员的职责。对教育行政部门而言，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改善农村学校的办学条件，提高农村教师的实际待遇；建立人才柔性流动机制，提倡特级教师和名师要长期联系农村学校，并出台相应的考核细则；关注农村师资队伍的结构均衡，尤其是信息技术教育、英语、音体美等学科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工作等。对城区学校而言，鼓励优秀教师下乡送教、指导教科研等活动，并且要求他们在农村学校上好示范课、做好专题讲座、带好一个教研组、带优一个徒弟，表现突出者在评优表彰、进修学习、奖励晋级等方面优先考虑；对农村学校而言，在优化组合教育理念、教育资源促使办学规范化的基础上，要凸显自身办学特色，以真正实现城乡教育的均衡化发展。

(二)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以提高教育托管的实效性

“一校N区”的教育托管，其核心是农村学校共享城区学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为充分共享城区学校的办学优势和经验，提高教育托管的实效性。就必须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推进城乡教育资源共享。如：加大资源开发整合的力度，丰富学科网站；大力推进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和计算机网络在教师专业成长中的作用；依托县域教育资源的整体优势，建立健全覆盖当地的以数字化、交互性和多媒体为标志的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切实提高教育信息化程度；办好“区域教育网站”，充实和丰富教育信息资源库；抓好农村教学设备与设施标准化建设，努力打造数字校园和数字教研，实现优质资源共享，推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第8篇：城中村改造优势范文

城市化，往往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4年的41.76％。城市化水平上升是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结构调整、制度创新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按当年汇率计算，2004年我国的人均GDP为1269美元，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期、下中等收入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于这些国家，我国同等经济发展水平时的城市化率较低，城市化进程显得缓慢。1983年，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1310美元时，其城市化率为52％；1995年，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1670美元时，其城市化率为56％。目前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已近50％，发达国家为75％。我国城市化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城市化距离更大。世界各国城市化历程显示，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而产生和提升的。与其它国家相比，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且偏差较大。学者们认为，我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大约低于工业化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

依据诺瑟姆揭示的城市化“s”型轨迹，城市化率30％以下为城市化初期阶段，30－70％为中期阶段，70％以上为后期阶段。目前的城市化率显示我国的城市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我国学者认为，这个阶段的城市化将进入加速发展阶段。目前我国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是城市化处在加速阶段的一种反映。“逆城市化”现象是指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由于城市中心地带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交通条件日益拥挤以及地价日益上涨等原因，中心城区居民迁出城市中心，不断向城市边缘及郊区、乡村地带迁移的趋势。当城市化处于加速阶段时，确定并遵循一种适宜的城市化模式，有利于城市化的顺利推进和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李仙娥、王春艳归纳的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韩国模式、拉美模式，其实也是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模式。

吸取国外各种城市化模式的经验，有效结合我国现阶段城市化的前提条件、特殊情况，确定合适的城市化模式，对顺利推进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

我国城市化应选择何种模式?目前在学术界有两种较为典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选择城镇化模式，城镇化是加快城市化步伐的一种阶段性产物，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建设的一大战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研究所在考察了美国、巴西的城镇化情况后认为，我国应认真总结和借鉴国外城市化的经验和教训，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焦伟侠等认为，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一项措施就是完善城市功能，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城市化应选择发展大城市的路径。华民认为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使中国城市化具有以大城市为主，以工业化为依托，以城市空间集中在东部地区三大特点，才能使农村富起来，才能有效地改变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使城市的资金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和使用。王小鲁认为中国现在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江小涓等在对服务业与中国经济进行相关性分析后发现，城市实现的国内生产总值远远高出全国水平。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未来一、二十年是中国发展服务业，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时期。沈悦在研究了日本的城市化后认为，中国城市化应采纳日本的经验：实施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战略，在城市化过程中，首先应是少数中心城市获得优先发展，使其在各个领域都发挥重要作用。

最终选择何种城市化模式，可结合城市化的含义展开。城市化的一层含义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从而提高非农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城市化的另一层含义是农村人口生存条件、生活方式的改变，生活质量的提高。在梳理了学术界对城市化的定义后认为，城市化按先后次序分为传统型的城市化、现代型的城市化和后现代型的城市化三个阶段。传统型的城市化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城市化的一个最重要指标；现代型的城市化在强调人口转移、职业转移和产业集中的同时，突出生活方式和都市文明的扩散过程；后现代型城市化更多地从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来评价城市化。

我国目前的城市化，一方面强调提高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即传统型的城市化；另一方面又具有现代型和后现代型城市化阶段的特点。“逆城市化”现象以及东部地区城市对当地农村劳动力就业弹性小于中、西部地区等，说明了我国目前城市化已注重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因此，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模式具有自己的特殊性。

我国城市化水平总体偏低，在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有条件通过发挥低水平优势和后发优势。许经勇、黄焕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之所以获得史无前例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我国充分发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然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一方面与我国劳动资源丰裕、发挥比较优势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引进外资、发挥后发优势有密切联系。

三、城市化模式与后发优势

国外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而推进的，而我国的城市化却滞后于工业化。人均GDP2000美元以下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在20－45％之间。第二产业产值达到最高点之后，发达国家新兴工业体通过进一步降低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加快提高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然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工业化在48.4％的水平上继续上升，到1998年这个比重提高到49.3％，2004年进一步上升为52.9％。研究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第二产业产值比、工业化水平的进一步上升与引入外资有较大的相关性。谈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利用外资呈现出两个特征，一是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增长迅速，1984－200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达7293.76亿美元，年均增速为16.27％；二是较大规模的外资集中投向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1997－2004年制造业实际利用外资比重为56－71％之间。郭飞研究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上升功不可没，到2004年为止，我国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中70％投在第二产业。王洪庆、吕鹏慷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百分点，我国的加工贸易总出口将增加0.99个百分点。

利用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工业化水平提高作用显著，中国由此获得了后发优势。后发优势是指一国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先进国家的资本、技术等要素，在短期内获得较快的发展。1962年，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后发优势理论。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列维进一步阐发后发优势理论，提出了落后国家在认识、技术等方面具有后发优势。我国学者把后发优势分为自然资源后发优势、资本后发优势、技术后发优势和制度后发优势。

改革开放后，我国工业化水平的进一步上升与我国引进外资、发挥后发优势密切相关。滞后于工业

化的城市化与外商直接投资也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显示1989－2004年伴随着外商直接投资数额的快速上升，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稳步提高。1989－200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与我国此阶段城市化率的回归方程为：

U=α+βF1

其中：u为城市化率、F1为外商直接投资额(十亿美元)。

利用《中国统计年鉴2005》中1989－2004年的城市化率和外商直接投资数据拟合后的方程为：

U=24.066+0.243F1

(16.145)(6.333)

R2=0.741 F=40.108

分析结果表明，利用外资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关系较为密切，两者存在一定的相关性，1989－2004年间外商直接投资每增长10亿美元，城市化率提高0.243个百分点。

在图2中，I1、I2、I3代表着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市化模式线。AB、A181、A282为经济约束线。AB为产业低级、成本也较低的经济约束线。如果通过本国资本积累实现产业升级，则经济约束线平行移至A1B1。然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工业尤其是加工业获得快速发展，产业升级，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力成本较低，转移到我国的产业，其成本趋于下降。A2B2代表产业升级而其成本下隆的经济约束线。

图2反映的情形是产业升级同时成本出现下降的趋势。这主要是由产业在国际间转移使得人力成本降低导致的结果。雷蒙德・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揭示，随着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也随之上升，原有产业的人力成本面临上升的压力，必须往经济发展水平、人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另一国或地区转移。于是接受产业转移的国家或地区发展了新型产业，产业得以升级。这时该产业的人力成本相对于其在原国家、地区来讲，下降了。图2揭示由于引进外资，我国可选择I3这种城市化模式。相比于通过本国资本积累，缓慢提高城市化水平的I2城市化模式而言，我国可选择的I3城市化模式是在获得后发优势前提下的比I2更高阶段的城市化模式。

依据研究资料，优先发展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总趋势和一般规律。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入加速阶段时，往往选择大城市战略。这就意味着，我国在不引进或小规模引进外资通过自身资本积累达到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前提下，现阶段可如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一样，选择大城市发展模式。然而我国是在大规模、快速引进外资的背景下推进城市化的，第二产业产值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体。我国的城市化应具有自己的特点。目前我国可越过大城市发展阶段，选择发达国家第三阶段的城市化模式。发达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工业体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化进入第三阶段，即认为的后现代型城市化阶段以后，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日趋缩小，大城市进程停滞，在大城市周围的小城镇不断发展，成为大城市的卫星城镇，即城市化进入都市圈、都市带时代。在我国城市化总体发展水平低下、发展进程缓慢的前提下，通过发挥后发优势，实现发达国家在后现代型城市化阶段的城市化模式――都市圈、都市带模式。鉴于都市带的特点和我国城市化处于逐步推进阶段的实际，本文把发达国家的后现代型城市化模式在我国定名为组团式的大城市发展模式。

所谓组团式的大城市模式，是把区域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战略相结合，在中心城市的周围形成一些城市组团，这些城市组团各有分工，各具优势，互相配合，共同推动大城市目标的实现，这是大城市发展模式和城镇化模式的有机结合。中心城市周边的组团实现的是城镇化模式，它们发挥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优势，依托集群经济，发展制造业，是一种传统型的城市化模式；中心城市属于现代型的城市化模式，重在发展第三产业，成为组团的经济、政治、商贸、休闲中心。在各组团内实施“百村整治、千村改造”工程。启动饮水工程、农村超市网、煤气网、信息宽带网等项目的建设，把城市文明逐步渗透到农村。

组团式的大城市化发展模式与我国现实经济发展具有较大的适应性。

首先，组团式的大城市发展模式有利于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城市化过程是大量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成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一方面会造成城市住房供给紧张，房地产价格上涨；另一方面，城市空间密集使用，包括企业增加、人口增加，于是会使城市资源消耗剧增，环境承载力加大。组团式的大城市发展模式注重发挥各个组团的产业优势，进行分工、合作。这一方面控制了进入大城市的人口，对控制房地产价格有利，另一方面能缓解大城市资源压力，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研究所在对美国、巴西的城市化考察后认为，美国、巴西城市规模虽大小不等，但城市的主导产业突出，特色鲜明。

第二，组团式的大城市发展模式有利于增强区域内的分工合作，提高区域竞争力。

从专业化分工理论出发，各组团单位――城镇――发挥比较优势，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单纯的城市竞争力发展成为区域竞争力。这不是各种经济力量的简单相加，而是一种各城镇协调配合下的复合经济体的竞争力。自1957年法国学者戈特曼首先提出“都市带”概念以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际经济部门都把都市带、都市圈作为核算经济的一个强大主体。有学者研究认为，与国家竞争力相比，城市或区域的竞争力对提高整体竞争力更具现实意义。针对外商直接投资集中流入东部沿海省、市的现状，可在东部沿海一带发展层次不同的集合状的大城市组团，如长江三角洲城市组团、珠江三角洲城市组团、京津唐城市组团、环渤海湾城市组团等，再在每个城市组团中确定功能各异，各具特色的子城市组团。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相对规模较小，且往往集中于省会城市和省级中心城市。因此，中、西部地区组团式的大城市发展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可以重点以这些城市为中心来展开，如武汉、长沙、郑州、成都、重庆、西安等，增强这些城市的经济实力，使它们真正发挥大城市的功能，具有足够的能力吸纳周边地区农业人口、农村劳动力的流入。

第9篇：城中村改造优势范文

【关键词】“城中村” 城市化 基层党建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城中村”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城中村”改造是我国城市化发展中的矛盾集中区和问题多发地，也是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必经的历史阶段。以创新“城中村”党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破解城市化难题，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既是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任务，也是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必然要求，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加强和创新“城中村”党建，在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城市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政治意义

“城中村”是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形成的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历史现象，是由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城乡对立向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必然出现的，这种反映城市与农村二元对立或农村向城市转化过渡，以及“镶嵌”在城市中的农村村落，被人们称作“都市里的村庄”。15年前中国社科院李培林研究员对广州“城中村”调研，描述“城中村”是“一个由亲缘、地缘、宗族、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连结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断言“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

近年来，引起社会关注的一些强拆事件，以及小官巨贪问题，很大一部分都和“城中村”问题及改造有关。一般认为，“城中村”改造根据主体不同有三种主要模式：政府主导型、村集体主导型和开发商主导型。当前，“城中村”改造已经在我国绝大多数城市大规模展开，“城中村”改造和“城中村”治理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和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考察“城中村”发展历史及改造治理情r可以发现，人们对“城中村”的认识也发生很大变化。早期人们主观上认为“城中村”积弊丛生，而改造中因为认识片面所采取的种种方式，也容易招致一些批评与诟病。现在人们逐渐认识到，“城中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农”问题的表现，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独特的历史现象，也是必须应对的发展难题。解决这个难题，必须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保证正确方向，必须以创新“城中村”党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实现农村基层党建向城市社区党建的转型，引领“城中村”改造和治理沿着健康科学的道路发展。

以加强“城中村”党建为核心，将基层党建与基层自治结合起来

强调：“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我们要改善乡村治理机制，健全基层民主制度，要把强化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巩固和加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完善和创新村民自治机制，充分发挥其他社会组织的积极功能作为重要任务。

“城中村”党组织是“城中村”治理的领导力量和核心推动者。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与基层自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完善乡村治理机制，夯实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不仅事关国家长治久安，而且关系农村社会全面发展。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在农村基层党建创新实践中，逐步探索出“1+X”、“小支部、大党建”模式，通过与企业、学校、专业合作社、群团组织、其他社会组织等的互动，实现区域联合、资源共享，使村级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在村域内实现全覆盖、全互动、全运转和全响应，形成完整的村域党建工作体系。从而把握核心作用、拓展组织功能、全面动员村域内各方力量广泛参与，扩大党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面，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

以创新“城中村”党建体制机制为基础，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

指出：“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出发，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完善各项村级民主管理制度。”解决“城中村”问题，必然要求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推进“城中村”党建创新。通过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建设认识上的深化。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是全面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举措，是推进统筹城乡发展，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重要组织保证。

农村基层党建体制机制，就是专指党在领导农村工作过程中，所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农村党的建设工作的组织体系和职能，以及这一组织体系围绕党在农村工作的目标任务，开展工作所确立的基本方式、运行规则。主要包括：领导体制、组织结构、功能定位、运行制度、活动载体、配套措施等基本要素。有学者指出，“城乡结合部在其发展演进的不同阶段通常有三种路径可供选择，即延续先前的农村基层党组织设置模式，向城市社区党组织设置模式靠拢，开创有别于农村党组织和城市社区党组织的全新设置模式”。“城中村”党建体制机制有很大创新空间，实践创新也取得了一定进展，成为“城中村”党建创新的入口和亮点。

以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为抓手，构建“城中村”党建新格局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以服务群众、做群众工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加快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服务能力和水平，是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课题。与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紧密结合进行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是“城中村”党建创新的抓手，也是实现由农村党建向社区党建转型的突破口。

“城中村”是农村社会转型的过程性问题，具有过渡型社区的特点。过渡型社区是指在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在地方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下形成的兼具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双重特征的新型社区形态，是由传统农村社区向现代城市社区演变的一种过渡形式。过渡型社区在社区党组织设置、社区党员教育管理和社区党建服务体系构建等方面都对传统的社区党建带来了巨大挑战。江苏省江阴市在过渡型社区党建领域积极探索，创新社区党组织设置方式，形成了网格化组织体系；创新社区党组织运行机制，形成了科学化管理体系；创新社区党组织服务形式，建立了多元化服务体系；为过渡型社区党建模式转型的路径选择提供了有益参照。山东省诸城市进行农村社区化管理改革探索，按照“建组织、育骨干、顺机制、强服务、促发展”的“五位一体”工作思路，创新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模式，构建区域资源共享、管理服务高效的社区化农村党建新格局。

以加强“城中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关键，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强调：“基层干部是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的关键。”抓好“城中村”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是“城中村”党建工作的关键，直接影响着“城中村”党建的效果，影响着“城中村”改造和治理的成效。进一步完善“两推一选”制度，把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能力强的党员干部充实到“城中村”领导班子中。拓宽“城中村”党员干部来源，从在村知识青年、退伍军人、集体企业骨干、两新组织的优秀分子中发展和培养党员干部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相结合。按照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要求，建设一支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具有科学发展视野和能力的“城中村”干部队伍。

围绕“城中村”改造和治理的工作重点，紧密结合城市化的具体要求，加强和改进“城中村”党员队伍教育管理，增强广大党员的党性观念、组织观念、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加强和改M“城中村”党员队伍教育管理，不断提高党员的能力素质、优化党员队伍结构，真正解决“城中村”党组织中存在的软弱涣散问题，推动广大农村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探索形成“四措并举”活化党员教育新模式，通过“活化‘实训’内容，让基层党员就业有保障，引导党员用技术技能发家致富，凭借资源优势和技能培训平台，把一技之长发挥好、发挥出来，真正成为致富发家的能手、带头人，努力使村党员成为致富能手、实用人才、创业先锋”；“活化‘职务’体系，让在职党员作用有发挥，利用农村老党员基层经验丰富、德高望重、责任心强等特点，结合老党员的个体特点、兴趣特长等情况，分别设定了政策宣传、帮困扶贫、矛盾调解、廉政监督等多种岗位，让老党员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为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各项事务、解决农村基层问题、构建和谐村街发挥积极作用”；“活化‘帮扶’方式，让贫困党员生活有信心”；“活化‘服务’机制，让流动党员活动有组织，建立流动党员管理长效机制”，不断增强基层党员学习意识，提升基层党员队伍素质。

确保“城中村”党建创新的正确方向，促进“城中村”集体经济发展、文化品位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提高

指出：“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的传统，这个传统不能丢。”基层党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城中村”现象是我国现代化历程中的过程性存在，虽然它最终要由农村社会过渡到城市社会，但在相当长的一个发展时期它以农村社会形态存在。“城中村”现象呈现极其复杂的特点，大量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和流动人口汇聚到“城中村”，出现利益格局多元、社会群体多元、社会价值多元、社会矛盾叠加等问题，特别是“城中村”由于长期发展中的保守封闭和个人利益“原子化”，矛盾纠葛严重，社区组织化程度较低，使“城中村”改造和治理的过程面临着巨大挑战，也对“城中村”党建提出严峻挑战。因此，“城中村”党建要具有战略思维，坚持正确方向。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带领农村全面改革、农民集体致富的核心力量，是党的农村政策实施者、落实者，是党建最基础、最敏感的“神经末梢”。“城中村”绝不能成为党的政策的“盲点”和党建“飞地”，而是党建创新的“开发区”和“试验地”。在新的历史时期，以“城中村”党建创新引领“城中村”的改造和治理，解决“城中村”存在的突出矛盾和严重问题，发扬党管农村的优良传统和发挥党组织农民的独特优势，促进“城中村”集体经济发展、文化品位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和城市化水平提高，走共享共富发展道路，是“城中村”党建创新的基本出发点，也为“城中村”党建创新确定了发展方向，开辟了新的道路。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2017RW006）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②陈涛、刘洋：《“以人为本”的“城中村”改造模式研究》，《学术论坛》，2011年第9期。

③万银锋：《城乡结合部基层党建：特点、困境与路径》，《中州学刊》，2016年第1期。

④鲍雪松、马桂萍：《城乡结合部基层党建的特点及创新》，《求实》，2008年第8期。

⑤邢久强：《“小支部大党建”：张家湾镇创新基层党组织建设模式》，《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2014年第4期。

⑥《武汉最大“村转社区”抓党建促转型成功变身》，《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