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精选(九篇)

第1篇：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范文

[关键词]外贸管制权；法律概念；文本

[中图分类号]D922.29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3）03―0149―06

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发展和加强，政府对贸易进行管理和监督已成为各国政府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经济职能。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自顾倾向强化，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在国际市场需求增长乏力，国际竞争加剧的情况下，美欧滥用贸易救济措施，强化对绿色、新能源产业和电子信息产品的贸易保护。因此，国家所拥有的外贸管制权已跃入了法制视野，成为国际法与国内法中共同关注的法律问题，并以此为焦点形成了大量的学术理论与规范创设。

然而，外贸管制权这一概念，来源于外贸管制实践，现实生活中各国实施外贸管制的方式千差万别，相关理论也无法明确外贸管制的内涵，已有的法律规范中更是未对外贸管制权进行明确定义，特别是在一些具体的制度构建中也有许多必须予以面对的理论障碍。这种理论与制度的发展困境显然与外贸管制权在现实生活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不相称，同时也阻碍了外贸管制权相关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而在法律文化的研究方法中，特定词语的渊源文本，尤其是权威性的法律文本，不仅仅是法律概念的引证来源，其本身也是反映法律概念的重要研究资料[1]。从法理层面对外贸管制权进行解读，必须将外贸管制权置于特定的文本语境下，依现实主义的历史观通过法律规范予以界定。相关文本的表述，不仅表明外贸管制权具备了形式正当性，同时也是证明外贸管制权实质正当性的现实根据。以文本视角对外贸管制权进行深入探讨，显然对促进外贸管制法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一不同学科理论中的外贸管制权文本解释

（一）经济管理学理论中的“外贸管制”与“管理贸易”

由于经济学文献中使用的“管制”和“规制”以及“规管”，均源出于英语“regulation”，其一般含义界定为：“管制者基于公共利益或者其他的依据或既有的规则对被管制者的活动进行的限制”[2]。因此，外贸管制的含义，目前也多从经济管制的角度进行解释。通常认为：“外贸管制，是对外贸易管制的简称，也叫进出口贸易管制，是各国政府或为保护和促进国内生产、增加出口、限制进口而采取的鼓励与限制措施；或为政治目的，对进出口采取禁止或限制的措施。它是一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体现”[3]。体现对外贸易总政策的具体政策措施包括进出口商品政策、国别政策或地区政策等方面，涉及到国家对外贸易活动的经营管理体制、法律制度和行政干预三个方面的内容。而狭义的贸易政策则是指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政策体系。目前主要的贸易政策类型包括：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侵略性保护贸易政策、中性贸易政策和偏向性贸易政策。

管理贸易（ManagedTrade）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盛行于80年代以后。迄今为止，关于管理贸易内涵的界定国内外学术界还存在分歧其中国外学者的观点如下：第一，管理贸易是指非竞争环境条件下的贸易行为（L.R.Krause，1992）；第二，管理贸易是指受政府政策控制的贸易（Trzon，）；第三，管理贸易是受非关税壁垒控制的贸易（J.E.斯贝茹）；第四，管理贸易是管理本国与世界经济而对贸易与投资的直接干预（R.J.Waldman，1986）。国内学者的观点如下：第一，管理贸易是有组织的贸易（薛荣久，1993）；第二，管理贸易是介于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之间的贸易（薛进年，1992）；第三，管理贸易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李述仁，1993）第四，管理贸易是有组织的贸易，是保护贸易的一种形式（陈寿琦）。转引自薛荣久.国际贸易[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在经济学理论中，通常认为管理贸易是以协调为中心，政府干预为主导，以磋商谈判为手段，对本国进出口贸易和全球关系进行干预、协调和管理的一种国际贸易制度[4]。而由此产生的管理贸易政策是在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加强而新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双重背景下，逐步形成的一种协调和管理兼顾的，介于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的一种国际贸易体制。这种“管理贸易”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发展的方向，体现了各国政府既要保护本国市场，又不伤害国际贸易秩序的政治意图。目前，实行管理贸易最为典型的国家是美国和日本，其中美国以管理贸易为特征，而日本主要是有选择的管理贸易[5]。

外贸贸易政策应属于一国的公共政策范畴，具有宏观性和实务性，它本身的表述并不是一个以权利与义务为基本视角的法律概念，显然与外贸管制权不同。“管理外贸”既然属于贸易政策的范畴，同样不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但是，由于这种政策最主要的特点是将管理贸易的政策法律化、制度化，因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对外贸管制权的研究与发展。

第2篇：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范文

转瞬间，两周的暑假实习即将结束，回首总结反思，受益颇多，小记以下几点：

一、从国际贸易到国际货代

与国际货代第一次亲密接触，大概是从国际物流这门课里的概念解释开始吧，国际物流里面最为重要的概念是“供应链”，即产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所涉及的原材料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零售商以及最终消费者等成员通过与上游、下游成员的连接组成的网络结构，于是从而引出其中起重要“穿针引线”功能的货代。这也是我来uml之前唯一对货代的认识。

经过近两周的认知实践，我对货代更添了许多的了解。宏观上，随着国际贸易、运输方式的发展，国际货运已渗透到国际贸易的每一领域，为国际贸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货运的基本特点是受委托人委托或授权，代办各种国际贸易、运输所需要服务的业务，并收取一定报酬，或作为独立的经营人完成并组织货物运输、保管等业务。微观上，我接触到外贸单证、进出口报关、报检、核销单、退税和许可证等等单证的实际运用，学会了许多货代基本概念和知识（nvocc,船东缩写…）也初步掌握了uml的op操作流程。

从国际贸易本专业理论到实际的货代企业运作，我感触最深的是：第一，理论很重要，国际贸易本专业是一个很宽广的知识大平台，虽然课本里概念理论繁琐，甚至啰嗦，但是实际上重要的是它提供给我们通识，思维方式和能力，在这点基础上，接触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国际货代时，我们学得并不吃力，而是只扩展了国际贸易的一条分支罢了。第二，实践也不可小视，培训过程中，我们总能发现许多规则其实还需要配合实际，许多规范其实还会有特例，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并补缺补漏，才能形成经验。

二、从校园到职场

刚出校园，或多或少我们身上带着学生的书生气，初涉职场，虽然时间短暂，但看到听到感受到的一切，无疑，都是新鲜的。

开始的一周，我在客服部见习，坐的位置可以通览操作部的全貌，那50多平方米大小的操作办公室十几部电话不时的响起，以及op娴熟的回应，一天下来反反复复让我们厌烦起来，这样重复的生活并不是想象那般。

后来，我认识到其实这样的重复并不是表面这么简单，而正是职业人专业的体现，虽然做的是同一件事情，但在努力工作中却体现服务的不同，在重复中提高体现自身价值的不同，即使会有枯燥，也都被忙碌的脚步掩埋，只有对行业的艰苦性和挑战性有所准备，才能对自己工作的价值有所认同。

除此之外，接触了职业操守，职业礼仪，行为习惯等方面，许许多多的细节仍需日后学习。

三、职业规划

职场人发展之路，其实就是在一个由自身擅长、追求的目标和自身兴趣构成的三角形中，去寻找能够保持平衡的中心位置。我对职业规划的理解是平时的全力以赴加上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和挑战的累积。

结合自身的兴趣和能力在大二分小专业时，我选择了国际贸易，目标就是在三十五岁前当上外贸经理，这一职业需要主要的三种能力，沟通表达能力，信息技术能力和外语能力。职业规划帮助我有意识加强了这三个方面能力的培养，可以说，职业规划让我努力很有方向。

与越来越多的职场人交流后，我体会到做职业规划是必须的，但是不需要把它设计得太清晰了，现实条件限制和变化太多了，竞争太是激烈了，我们而言，最重要的或许不是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而着眼于当下给自己设计的一个台阶，一个可以基于现实又高于现实，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合理目标。

第3篇：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在对国际私法中公共秩序的传统概念进行解析的基础上，在当前我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作者试图对公共秩序保留的传统概念进行限制和重构。【论文关键词】公共秩序保留；对外贸易；限制【正文】 一、前言 我国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其中，对外贸易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据《南方周末》2007年12月13日报道：“12月10日，最新数据统计公布，11月的出口总计1176．2亿美元，同比增加22．8﹪，贸易顺差达到262．8亿美元……”[②]国际私法在解决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发展对外贸易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今社会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1997年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引发了全球的金融风暴，大有牵一发而动全局之势。因此，发展对外贸易必然要研究国际私法，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为了公平、公正地处理涉外贸易，就有必要探析国际私法中公共秩序保留的概念和内涵，从而进行限制使用。 二、公共秩序的传统概念和特征 在国际私法发展史上，公共秩序的概念发端于13、14世纪意大利的“法则区别说”。首先以法律形式将公共秩序固定下来的法律是1804年《法国民法典》，该法典第六条规定：“个人不得以特别约定违反有关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法律。”[③]国际私法中公共秩序的概念在英美法系称为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在法国法中称为公共秩序（ordre public）。它是指一国法院依其冲突规范本应适用外国法时，因其适用会与法院地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排除其适用的一种保留制度。[④]在理解公共秩序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公共秩序不但体现了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且还体现了各国的对外基本政策与社会秩序。在此种意义上看，它不仅是一个法律概念，而且是一个政治概念，这个概念的内涵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和复杂性。[⑤]我国国际私法学者把公共秩序称为“公共秩序”或者“公共秩序保留”；我国台湾学者则为“公序良俗”。在我国的立法中对公共秩序的表述也有不同。例如：1987年我国《民法通则》第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⑥]在199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和199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器法》也作了与民法通则一样的规定。在2002年的《民法（草案）》第11条也规定“依照本法规定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但是，在我国法律中还没有关于“公共秩序、公共利益”的具体概念，没有具体概念就意味无法对公共利益进行规范、定义，就是可以任意解释。无论什么行为均可以拉上公共利益的大旗，规避外国法律的适用。就像法国学者安德里·魏斯所说：“要赋予公共秩序以一定的范围，会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在什么限度内适用公共秩序，法官具有广泛的裁量权。”[⑦]公共秩序是一种富于弹性的制度。[⑧]在英国著名法官伯勒（Burrough）在著名的“立查森诉梅里斯案”（Richardon V． Mellish）中所描述的一样，公共政策是“一匹桀骜不驯的野马”，“一旦你骑上它便无法预知它将你载向何方。”[⑨]公共秩序的概念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甚至每个人、具有不同的经历就会对公共秩序有不同的看法和见解。这样一来，它的外延和内涵有无限大，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以我国为例，在我国文化中，认为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是吉祥如意的象征。而在西方人的观念里，他们认为龙（dragon）是邪恶的象征，以至于前几天有些人在网上提出，为了便于和国际接轨、更好地与西方国家进行交流，要把龙（dragon）英文拼写改为龙（loong）。再如，在我们儒家文化里面，谦虚是一种美德，崇信以和为贵。在西方人的眼里，谦虚、求和是懦弱的表现，人要追求张扬的个性，凡事要弄个是非曲直。在民商法领域内公共秩序、公共利益也同样具有不同的内涵。例如，在我国提倡一夫一妻制，而伊斯兰国家规定一个丈夫可以娶四个妻子。政府的政策也影响公共秩序的内容。一个国家政策的变化往往影响本国公共秩序的范围。例如，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部一些州的法院曾利用公共秩序保留排除南部实行奴隶制的各洲的法律的适用[⑩ ]。在六、七十年代，我国把做生意、办企业看作是“资本主义尾巴”，是公共秩序排除的范围。到了八、九十年代，又把这种行为看作是改革开放的典范，是我们公共秩序所倡导的内容。 公共秩序具有这样的多变性，他的内容和范围受地域、民族、道德和政府的政策的影响，与法律的特征要具有稳定性特征格格不入，也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背道而驰，不利于对外贸易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带来两个显著的效果：技术市场的地理范围及市场的统一化的资源化程度大大扩展；二是为了适应市场的统一化和市场规则统一化的客观需要，国际经济法不仅必将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国家的法律体系面临着如何处理全球化带来的复杂情况的新挑战。[11]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后，正式融入了国际大市场，也是有大量的国际贸易规则需要适用、处理的开端。这些因素都决定着我国必须重新定义公共秩序的内容和适用范围，需要对其传统的定义和内涵进行重构。 三、国际条约在国际私法的地位 国际条约是国际私法的主要渊源。即在国际民事交往中，主权国家之间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就国际私法的规范所达成的协议。[12]我国恪守“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在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如《1980年联合国货物买卖公约》。对于国际条约争议不大，其地位优于国内法，不能用公共秩序保留规则加以排除，在此不再赘述。 四、国际惯例在国际私法中的地位 国际惯例也是国际私法的渊源的一种，但他却没有国际条约那样的地位。国际惯例是指在国际交往中，经过长期的反复的实践、逐步形成、具有确定内容、为世人共知的行为规则。[13]国际惯例包括两个构成因素：一是客观因素或物质因素，即各国共同实践，反复类似行为，形成“通例”；另一是主观因素或心理因素，即被接受为法律，或者说被公认具有法律约束力。国际惯例的地位不同于国际条约，它的适用必须得到国家的承认和允许，经过当事人选用。我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中国国际私法学会拟定的《中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六稿）第7条也规定：“中国法律和中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对国际民商事关系的管辖权、法律适用和司法协助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在《民法通则》第150条规定：“依照本章规定使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的，不得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公共利益。一方面，国际惯例须接受国内强行法的限制，另一方面，国际惯例须接受公共秩序的限制。[14]在此可以看出，国际惯例的地位是“二等公民”，要适用需要增加一些附加条件，不能随便适用的，即可以使用公共秩序保留加以排除。在当今世界范围内较有影响力的国际惯例是国际商会制定的《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2000年修订本），是国际贸易中主要参考的规则。他为我们进行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迅速、便捷的交易规则，也是进行贸易争端裁决的依据。 五、公共秩序保留在国际私法中的作用 公共秩序保留的实质就是国家在通过冲突规范调整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过程中用以维护本国的根本和重大利益。公共秩序保留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消极的否定作用，即当本国法院依冲突规范指定应适用外国法，如果其适用结果与本国的公共秩序相抵触，便可排除该外国法的适用。二是积极的肯定作用，即内国法的某些规定，由于涉及国家或社会的重大利益，道德与法律的基本原则，因而是必须直接适用的，这就是根本不考虑有关的冲突规范如何规定，从而排除了外国法的适用。 美国法学家库恩认为公共秩序发生在以下四种场合：（1）外国法的适用违背文明国家的道德；（2）外国法的适用违反法院地的禁止性规定；（3）外国法的适用违反法院地的重要政策；（4）外国法中的禁止性规定未获得法院地国家的确认。[15]于是，公共秩序的法律制度就成为捍卫国家主权的工具，但破坏了它在国际私法中原有的价值。 相反，公共秩序保留过多、过滥的使用，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不利于本国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在对外贸易中，贸易国双方追求的是公平和正义，一国以保护本国贸易中的地位优势为目的，过滥地 运用公共秩序保留，一味地排除外国法的适用，久而久之就会遭到其他国家的反报复，导致本国的贸易量减少，贸易额下降，经济萎缩，人民生活水平降低，综合国力减弱。 为了发展本国的经济贸易，避免法律的不确定性，就有必要规范公共秩序的范围，给这匹狂奔的野马套上缰绳。 六、公共秩序保留的限制 由于公共秩序本身就是一个弹性条款，所以人们对公共秩序在理论认识上存在分歧，在实践做法上存在差异是不可避免的。要给公共秩序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是不可能的。[16]但经济、贸易的需要必然要求给公共秩序下一个明确的范围或者原则。 公共秩序在我国是被包含于公序良俗之中，公序良俗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序，公共秩序，它主要包括社会公共秩序和生活秩序。对公共秩序的维护，在法律上大都有明确的规定，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通常也就是违反强行法规定的行为。[17]作者在此引用了公共秩序的狭义概念，着眼于国内法，仅指违反国家强行性法律规定的行为，没有包括国际私法中公共政策和善良风俗的内容。 当今国际社会规范公共秩序应当首先统一国家条约和国家惯例，来压缩世界各国公共秩序的范围。由国内公共秩序向国家公共秩序转变，由国内本位主义向国际本位主义转变。我们现在所说的国际公共秩序是指有关整个国际社会或人类生存、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利益或根本利益之所在。[18]通过国际法学界努力创造统一国家条约和国家惯例，保护国际公共秩序。一方面把世界各国民商法统一起来，提取过共同核心条款。在司法实践中直接使用涉外条款，不通过冲突规范进行指引，避免了法律的不确定性，也避免了各国利用公共秩序保留进行排除适用。其次，世界各国应当明确本国公共秩序的范围和内容，在确立公共秩序的范围和内容上应当参照国际惯例和其他国家的立法实践。这样做就能保证世界各国有关公共秩序的内容有很多统一性，从而限制了世界各国有关公共秩序的范围，避免过分地进行自我保护，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第三，应当建立公共秩序审核委员会。成立一个有各国组成的国际私法公共秩序审核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核涉案公共秩序保留的案件，不能任由法院地法官搞“一言堂”。是不是公共秩序由委员会与会的专家表决，半数票以上才能认为是公共秩序，并且，法院地国的委员应当回避，没有表决权。最后，为了避免内国滥用公共秩序保留，在国际条约中应当明确约定，经内国公共秩序保留排除适用外国法后，一般不得适用本国法。在外国法经内国公共秩序保留排除以后，往往使用内国法，这也是法官启动公共秩序保留的主要目的。如果允许直接适用内国法，就会导致法官滥用公共秩序保留条款，使当事国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护。经过公共秩序保留排除外国法适用的案件，应当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指向国的法律。 结束 国际私法中公共秩序没有确切、具体的含义，各国法律将它作为一项弹性制度，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的权力。由于没有统一的判断标准，其结果是在司法实践中，各国法官可能会出于保护本国当事人利益的需要，将这一制度变成任意排除外国法适用的工具。[19]孟德斯鸠认为，绝对的权力将会导致绝对的腐败。我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滥用，就必然利用统一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排除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滥用；世界各国应当统一民商事法律的内容，压缩公共秩序的范围。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注释】[①] 卢伟豪，男，汉族，研究生学历，法学硕士，现为河南经东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②] 记者余力、舒眉，《2008年货币从紧：国家动真格的了》，2007年12月13日《南方周末》[N]第13版。[③] 黄进主编，《国际私法》（第二版）[M]2005年2月法律出版社第2版第211页。[④] 同上[⑤] 孙建著，《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国际私法问题》[M]第204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⑦] 杨贤坤编著《国际私法教程》[M]，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9页。[⑧] 董建国、蔡红《我国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科技与社会》[J]2007年2期第40页。[⑨] 张潇剑，《国际私法上的公共政策机制之剖析》，载于《法学评论》[J]2005年第4期。[⑩]黄进主编，《国际私法》（第二版）[M]2005年2月法律出版社第2版第211 页。[11] 沈四宝、盛建明《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法的新发展》，《中国法学》[J]2006年第3期第118页。[12] 张伯仲主编《国际私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修订版第14页。[13] 张伯仲主编《国际私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修订版第14页。[14] 曲波《国际贸易惯例与公共秩序保留》，《国际商务研究》[J]2003年第5期第56页。[15]孙建著，《国际关系视角下的国际私法问题》[M]第208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转引姚壮、任继圣：《国际私法基础》[M]，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页。[16] 曲波《国际贸易惯例与公共秩序保留》，《国际商务研究》[J]2003年第5期第58页。[17] 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著《民法学》[M]，法律出版社2005年9月第1版第18页。[18] 李健男、吕国民《对公共秩序制度保留的反思与展望》，《法学评论》[J]1996年第4期第19页。[19] 殷仁胜《论公共秩序保留制度的限制适用》，《湖北社会科学》[J]第152页

第4篇：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范文

关键词　国际贸易实务　模拟教学法　感性认识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涉外经济与贸易活动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只要掌握了国际贸易实务的相关知识，就能在进出口业务活动中，正确贯彻我国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和经营意图，确保最佳经济效益，并且能按国际规范办事，使我们的基本做法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

国际贸易实务是一门具有涉外活动特点的、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其教学内容不但包括有关法律、惯例、贸易术语、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国际结算等方面的基本知识的掌握和运用，而且还包含了许多对进出口业务实际操作的概括和总结。该课程的教学要求不是对相关理论知识的简单识记，而是在实际业务中的具体运用。一般说来，学习好这门课程，要求学生具备一定的进出口业务的实际操作经验。采取实践教学的方法在实际操作中进行讲授，对于一般的高校而言不太现实，这就对该门课程的教学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理性的知识感性化。结合多年来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的教学实践，笔者认为，采用模拟法进行课堂讲授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根据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包括感性和理性两个方面：感性认识是认识的初级阶段，是人们对事物的各个部分、现象和外部联系的反映，它包括感觉、知觉、表象这三种形式，其特点是直接性和形象性；而理性认识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是人们对事物的主体、本质和内部联系的反映，它包括概念、判断、推理这三种形式，其特点是间接性和抽象性。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理性认识是感性认识的发展，二者统一的基础是实践。因此，学生对课程知识的学习也应该包括两个方面，即对学习内容的直观认知(感性认识)和对相关知识的概括总结(理性认识)。一般说来，教材中的重要概念和结论多是对相关知识的高度概括和总结，而对其正确理解、把握和运用都离不开对相关业务的直观认知。因此，在国际贸易实务的教学过程中，应采取适当的方法使学生对相关知识和业务进行更为直观的感性认识。

教学过程中的模拟法是指将相关业务活动的具体过程进行高度提炼，并通过一定手段和形式尽可能逼真地再现，使学生在比较真实的情形下，加深对相关概念、结论和规定的理解，从而达到在实践中巩固知识、锻炼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的目的。结合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内容的特点，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如实物模拟法、图形模拟法、案例模拟法、情景模拟法等。

(一)实物模拟法

所谓实物模拟法，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向学生展示和教学内容有关的实物，使他们对相关的概念、要求有更直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进一步激发起求知的兴趣和欲望，并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运用。例如。在讲授货物包装的相关概念时，可以事先准备好一些不同类型的包装物在课堂上展示，从而使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包装的类型、作用、包装标志的不同表现形式，等等。再如。单证业务是国际贸易实务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它包括进出口业务单证的认识和填写这两方面的要求。学好这部分内容，首先就应要求学生对相关单证有比较全面的直观认识。虽然多数国际贸易实务教材中都有一些模拟单据的样张，但为了更切合实际，并拉近距离，激发学生的兴趣，最好能够在征得同意的前提下，到当地银行或相关贸易公司复印一些近期业务往来中的相关单证，并结合这些实际的单证向学生讲授相关栏目的含义及填写要求，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二)图形模拟法

国际贸易实务虽和实际业务密切相关，但其中的某些要求和规定仍然比较抽象。因此，要使学生准确地把握和理解，就需要在教学过程中采用示意图的方法进行模拟。现举两例加以说明：

1、贸易术语的教学。贸易术语是学习国际贸易实务的基础性知识，也是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学习贸易术语不仅是对相关概念的简单记忆，还应对有关规定进行深入、灵活地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业务中选用合适的贸易条件。尤其是在不同的贸易术语中，与买卖双方相关的风险、费用和责任的划分等都是教学过程中的核心内容。目前，多数教材均依据《2000通则》的基本规定对这部分教学内容进行了文字性描述，但对于大多数没有进出口业务实际经验的学生而言，要深刻理解还是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在讲授中，需要采取图形模拟法，将“船舷为界”、“货交承运人”、“船边交货”、“目的港船上交货”、“目的港码头交货”等重要划分点标注在示意图上，使学生对不同贸易术语条件下的相关划分点有更为直观的认识，从而加深记忆。 　2、国际货款收付方式的教学。货款的收付是教学过程中的又一个难点和重点，这是由于国际贸易中的主要结算方式(汇付、托收、信用证)都属于非现金结算，与实际生活中购销活动中常用的现金结算方式有很大的差别。尤其是托收业务和信用证业务，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这是一种全新的业务。因此，要讲清楚相关的业务程序，教师就必须在课堂讲授时熟练地画出相关业务的模拟流程示意图，并在图上以箭头、序号和简单的文字说明整个业务的步骤及相关当事人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使学生对业务程序有更加直观的认识和理解。

(三)案例模拟法

学习国际贸易实务课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指导进出口业务实践，并解决业务中的实际问题。案例模拟法贯穿于国际贸易实务课堂教学的全过程，在课堂讲授过程中，教师要向学生描述业务实例，使他们置身于案情当中，并对相关问题、现象进行一定程度的独立思考、想象和讨论，在此基础上，教师再对案情进行分析和解释，从而引出相关的概念和国际惯例的规定。譬如：在讲授“共同海损”的含义时，可先向学生介绍一个在海洋运输过程中发生各类损失的案例，在他们充分思考的基础上，再总结出什么样的损失是共同海损、认定共同海损的条件，等等。采取案例模拟法不仅可以大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变被动灌输为主动思考，使学习效果得到提高。当然，要使用案例模拟教学。首先就应设计好案例，并在教学过程中注意结合实际情况，此外，还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考虑到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情况，案例中应尽量避免涉及学生尚未掌握的知识点，否则就不利于他们对重点讲授知识的分析和把握。第二，要选择学生熟悉的典型案例，这样，才有利于分析和讨论，有助于举一反三。第三，在案例分析后，应给学生留任务，即布置一些相关案例作为课后作业，使他们独立完成，这种做法不仅符合认识规律，还可以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运用。

(四)情景模拟法

第5篇：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综合素质能力结构

一、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结构的界定

20世纪70年代，戴维·麦克利兰（DavidC.Mc Clelland）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素质（Competency）的概念，认为素质是指和参照效标存在因果关系的个体的深层次特征，深层次特征包括深层的动机、特质、自我概念、社会角色和浅层的知识与技能。陈仲庚教授以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两个重要命题“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向人生成”为基本理论框架，对应用型人才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结构进行了研究，认为审美·思维、知识·能力、身心·素质这三项六款对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结构而言，是一个较为全面而充分的结构体系，这也是应用型人才需要具备的素质和能力结构。以此为基础，结合国际贸易专业人才的特点，本研究认为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应该包括思维、知识技能、身心道德、创新特质，其中思维是最核心的素质。

应用型人才是相对于理论型或学术型人才而言的，其本质特征是具有专业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实际应用能力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其行为特征是知识与技能的高层次应用活动而不是机械的模仿和简单的劳动，它是建立在“应知”基础上的“应会”的智能行为。因此，应用型人才不仅应该具备可塑性的知识技能、良好的身心道德素质以及应用知识进行科研、技术创新和知识更新等综合性能力等一般素质，而且应该具备以“通识”为目标的专业基础理论、宽广的知识面、综合性的能力和全面的职业素养等特殊素质。特别是对于国际贸易专业的应用型人才更加需要具备这样一些特殊的素质和能力。

一般素质和特殊素质的共同作用便构成了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的综合素质。鉴于此，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的综合素质可确定为：不仅要掌握“必要够用”的国贸专业理论知识、基本的国贸专业实践技能，拥有良好的身心道德素质和较强的道德意志力量等一般素质，关键是要具有通识性的知识、综合性的能力以及全面的素养等特殊素质。

二、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的一般素质和能力结构

1.思维。在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的一般素质中，思维是最核心的要素。思维能力虽然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心理学概念，但在人类活动中，它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其一，思维是人类从理性上认识世界的工具，没有思维，人类就不可能系统认识世界；其二，思维具有对其对象包括思维主体进行评价、调控与决策的实践作用。就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来说，必须具备清晰地认识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的能力，能对其进行准确评价并进行正确决策的思维能力。这一能力的提高与思维方式是密不可分的，一般而言，思维方式包括哲学思维方式、一般思维方式和个别思维方式三个层次。国际贸易应用型人才只有全面掌握并综合运用这三个层次的思维方式，才能使思维能力和思维效果真正得到提高，才能更加高效地处理各种国际商务问题。

第6篇：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范文

一、《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双语教学教材模式及其利弊分析

根据笔者调查，市面上在封面或者在前言中出现“双语教材”或“双语教学”字样的《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教材约有三十多种。为使研究更具目的性，笔者把明确面向本科的双语教材予以排除，总结分类如表1。“由于我国进出口贸易体制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尽管双方都是在国际贸易惯例这一共同框架下运作,但是实际操作程序中仍存在很多本国特色的东西”。①所以直接采用原版的英文教材不适合基础稍差的高职院校的学生，会产生与国内学科标准、学生英语能力和高职教育目标需求不一致的问题。根据表1所列的代表性教材，面向高职院校《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双语教材的出版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现一一分析其利弊。

1.原版改编教材改编的原版教材不是简单地减少内容，而是结合国内教学特点，使之更加符合国内的课程设置与教学环境。改编版的原版教材选取了原著的精华，删减了一些不适合我国国情的内容，体系与内容保持原版教材风貌。改编版加上了中文单词表与注释，可节省查字典的时间，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但改编只能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无法加入原著没有的内容，不能完全与我国的教学大纲与课程设置相符。根据表1所示，目前只有一种教材，且不是面向高职学生。此种模式对于高职来说，不宜采用。

2.国内自编英文教材自编教材能紧扣教学大纲，从选材到编排体例都由编者自行设计。这样既可以吸收国外先进的学科知识，又增加了符合教学大纲与中国外贸国情的内容，使之更具有针对性。自编英文教材语言更通俗易懂，符合我国学生的认知能力。但编写工作量极大，撰写者尽管在英语方面可能有很高的造诣,但仍然会存在语言不地道的问题,不少地方有中式英文的痕迹。这样的教材给高职学生阅读弊大于利。

3.国内英汉混编教材所谓混编教材，即书中英语与汉语的比例大致相当，英汉的比例取决于读者的理解水平。表1所示《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双语教学教材主要有以下三种编写形式，归纳分析如下:

（1）全英版本。其章节设计、教材结构与论述方法符合国内师生教学习惯，书后或在章节后列出重要专业术语中文解释，好处是强迫学生接受大量英文，缺点是纯英文教材不利于学生对专业知识的全面掌握，学生要经常查找相关词义，对于基础差、耐心不好的学生来说，很容易丧失学习兴趣。笔者在试用这类教材时常发现学生花很多时间查找字词，从而影响双语教学目标的实现。

（2）中英对照版本。分为两种形式：全文对照与章节对照。好处是有利于自学，能透彻理解原文，但是所有内容都有对应的中文翻译，会使学生在学习中产生对母语的严重依赖。同时由于《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知识点众多，因为篇幅的关系，国际贸易知识的介绍往往比较浅显，也会影响双语教学目标的实现。

（3）混编版(英文+中文注释)，书页左边是原文，右边留出一部分空间对难懂的文句和背景知识用中文作出注释。这样既可以让学生不完全依赖译文，又能很好地理解课文。为确保相同篇幅最大增加专业知识的含金量，笔者建议采取混编注释形式。总体来说，以上选取的双语教学教材主要面向高职院校，但大多数实质还是本科教材，表现如下:其一,在教材编排上按学科理论结构体系编排,不符合高职院校按职业群的应用结构体系编排的原则。其二，在内容上是本科教材的简编删减，高职教材的重点应围绕职业需要,理论紧密联系实际,为应用服务,以够用为度的原则。其三，缺少职业教育特点，无明显“教、学、做”一体化特征，与职场工作过程联系不密切。

二、高职《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双语教学教材编写的几点建议

“无论何种形式的双语教材，都应该考虑高职院校课程设置要达到的目标、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以及学生的实际外语水平和知识结构。”②笔者所在课题组于2009年开始编写《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双语教学校本教材，结合笔者主持的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高职经贸类课程双语教学设计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研究，我们对高等职业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

1.立足产学结合，设计教材体例高职《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目标是培养能够适应英语工作环境的高级应用型外贸人才。这要求高职教材编写不能像普通本科教材那样追求学科的完整性与理论的系统性，而应按照岗位要求和学生职业能力养成为目的构建教材，把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贯穿教材始终。为跟上外贸一线的工作实际，笔者特地对相关外贸企业进行了调研，了解外贸岗位要求与最新特点，按照工作流程优化课程结构，结合高职教育的最新理念，开发出教材的基本框架（如表2）。该框架遵循国际贸易业务岗位的要求，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为出发点，设计了以广州某公司一笔CIF外贸出口业务作为全书贯穿式项目，按照国际贸易业务的一般程序，分成贸易准备、出口合同订立、出口合同履行、业务善后四个子项目。按照子项目下涵盖23个具体任务（项目二以出口合同签订所应掌握的知识逻辑安排任务顺序，项目三以出口合同执行先后安排任务顺序），把国际贸易业务能力巧妙地隐含在各个任务中。教材整体设计以工作过程为导向，以项目和工作任务为载体，采用“项目引领，任务驱动”方式进行教材设计与编写，体现高职特色，同时能符合教和学的现实需要。在项目任务完成的过程中，可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训练学生业务洽谈、运输、投保、商检、报关、制单、合同的签定和履行等技能，实现与企业“零对接”。

2.遵循学生认知规律，设计教材结构教材的过程结构设计即遵循职业教育与教学的规律，按照学生心理结构的特点，采用一定的教学方法设计教材的教学过程。本科教材结构设计一般采用以下三大步：提出概念解释概念举例说明。对于侧重应用高职教材，笔者建议采用新的三大步：提出问题(以任务为向导)解决问题的方法归纳出一般规律或概念。具体来说，在《国际贸易实务》教材的每个任务单元中采用如下步骤：提出任务（任务描述与分析）相关知识介绍（为解决任务提供知识铺垫）任务实施与心得（解决问题并提供经验）独立业务技能训练（巩固实际技能）。先提出具体任务再介绍如何实施，通过完成工作任务实现综合素质与职业能力的培养，实现了从实际到理论，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充分体现了任务驱动式教学规律。教学实践证明，对于高等职业教育来说，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归纳总结的教学方式是行之有效的，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容易使学生进入快乐学习的状态。

3.按照学生英语水平，设置教材难度Krashen的“输入假设(InputHypothesis)”认为，语言习得的必要条件是“可理解的语言输入”，①即学习者接触的是可理解的语言材料，其难度略高于学习者当前已有的语言知识。也就是说，要达到双语教学的目标，学生的英语水平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若输入的语言比学习者的语言水平高出很多，学生则把注意力集中在语言形式上，而无法应付学科专业知识的吸收，这样会对双语教学产生负面的影响。笔者对120名大二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在学完《国际贸易实务》双语课程后关于教材所作的调查结果如下：（1）你认为全英文教材的难度？A太大（40%）B有点大（48%）C适中（12%）D容易（0%）（2）你认为使用哪种教材更好？A中文教材和英文教材并用（37%）B只用全中文教材（5%）C中英文混合编写的双语教材（52%）D只用纯英文教材（6%）以上调查显示，学生普遍认为《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有很多概念比较抽象，本身就不容易理解，采用全英文更显抽象，学生不易接受。他们喜欢中文和英文混编的教材，或中文和英文对照的教材。笔者认为，采用混编教材比较符合高职学生需要。具体做法如下：在保证专业术语与基本概念完整准确的基础上，采用较为简练的英文句式和较为常见的英文词汇编写全书。对较难的理论知识与重点句进行翻译，对专业术语、基本概念标有中文注释(具体比例要符合高职大多数学生的英语水平。根据笔者的经验，中文注释或译文的总量约占全书内容的20％—30％为宜。当然，专业也是考虑因素，例如商务英语专业与国际贸易专业学生的整体英语水平就不一样)。中文注释建议加括号放在所要解释的单词或术语之后，且须与所在句子的语境一致。这样学生可以不完全依赖译文，更直接、更准确地来理解专业知识，提高学习效率，同时又可以大幅度节省篇幅。实践证明，这种全英加中文注释或者译文的混合双语教材，浅显易懂，符合高职学生特点，适合英语基础较薄弱的大部分学生的需要。当然，在保证专业术语与基本概念准确性之外，还要保证英语语言的规范性，避免中式英语。如有可能，可请国外有关专家进行审稿。

4.把握好教材英语语言与专业知识的权重双语教学的实施并不是以牺牲专业学科知识为代价来提高语言技能。它的教学目标应“使上双语课的学生在学科学习上不亚于上常规课的学生，而在此同时他们的英语能取得长足的进步；而且这是要在不增加学时的前提下做到的。”②《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双语教学要培养的是学生以外语语言或外语技能支撑的专业技能，而不是仅仅培养学生的外语语言技能。不能为学习英语而降低专业课程的难度，减少专业课程的内容，甚至将专业教材编成英语语言教材，这就是舍本逐末的做法。目前一些《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双语教材的编写是以英语的知识结构和语言能力的训练为主旨，“往往都把侧重点放在英语语言的培训上，内容设计围绕英语词汇、语法和翻译来展开，对贸易实务知识的探讨点到即止。”①为此，笔者建议以“实用为主，够用为度”的原则介绍专业知识，确保专业知识的深度与广度不输于普通教材。同时围绕外贸专业知识点来设计相关练习，题型设计上建议采用单选、多选、判断等形式，不宜采用中英互译等以考察语言掌握为目的的题型。练习设计必须具有代表性，能对学生的能力和智力构成挑战，不断引导学生实现《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双语教学目标。

5.突出教材的实践性在高职《国际贸易实务》教材的设计中，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的一体化，将理论与实践的教学内容按照工作过程进行设计，使理论知识融入技能操作训练中，实现“做中学”，凸显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高职教育理念。如何在《国际贸易实务》课程双语教学教材中增强实践性，笔者的做法如下：（1）加入典型案例项目1（贸易准备）与项目2（出口合同磋商和订立）理论性较强，为此笔者在知识介绍中穿插典型案例，可引导学生思考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所选案例要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建议案例放在相关的知识点介绍之后，以贯彻“学中做，做中学”的高职教学理念。（2）融合外贸函电知识使外贸流程更具体贸易双方相距遥远，双方主要借助外贸函电进行沟通,借此推动国际贸易业务的开展。为增强贯穿式项目的真实性与情境性，在贯穿式项目任务设计中，建议在主要外贸业务节点添加双方往来信函。在跟学项目任务实施中，可以让学生进行模仿操练。（3）添加外贸单据,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国际贸易实务》课程项目3（出口合同的履行）无不涉及到单证的处理，单证的制作质量决定着外贸业务的成败。在《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中引入相关单证制作内容,可以增加外贸流程的连续性,增强实践教学环节,优化课程结构。按照工作岗位的要求，国际贸易实务、外贸单证制作、商务英语函电应成为一体，不可分割，但国内教育界考虑到学科体系的系统性与教学组织的方便，把它分成三门课程。在《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中引入函电与单证内容，主要为增加贯穿式项目的真实性，增强“教学做”一体化服务。因此在添加相关单证与函电内容时要把握好“度”，即知识点介绍不要过全过细，只作为一般的认知；实操要求不要过高，只做基本的操作，以免喧宾夺主，主次颠倒，影响《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目标的实现，全面和深入的了解与掌握操作还得由单独开设的课程完成。

第7篇：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范文

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概述

创新是当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最显著的特征。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就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全面的立体式的创新现象的集中概括。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标明国际贸易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代。如果把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作一简单的概括,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包含了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

(一)观念创新　它具体包括:

(1)把贸易开放看成是对外开放的起点和基本方面;(2)客观地估价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实际作用,把经济发展与贸易发展的平衡、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协调看成是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原则;(3)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处理国家关系的越来越重要的外交手段。

(二)格局创新　它具体包括:(1)以地缘经济为特征的贸易集团取代了以政治联盟为基础的贸易联盟,贸易集团化格局基本确立;(2)区域贸易集团具有强烈的对外扩展趋势,全球一体化步伐正在加快;(3)国际贸易重心已从单一的欧洲重心过渡到了多重重心并存的状态,并正在形成以亚太为重心的新单一重心的格局。

(三)制度创新　它具体包括:(1)具有真正法人地位的、拥有更强约束性和更高运转效能的世界贸易组织逐步取代关贸总协定;(2)区域性协调机制的迅速建立和不断加强;(3)国别的“管理贸易”制度的推广和普遍化。

(四)政策创新　它具体包括:(1)有限制的可调节的自由贸易政策逐步抬头,保护主义开始相对地退入低潮;(2)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逐渐被间接的贸易限制措施所取代,新型的更灵活和更隐蔽的贸易限制措施正在不断地被创造出来;(3)贸易政策趋向于和其他经济政策甚至外交政策的更大程度上的溶合;(4)区域内“共同贸易政策”开始形成。

(五)构成创新　它具体包括:(1)国际贸易的内容在比例结构上出现重大调整;服务贸易的比重相对于货物贸易正在快速上升;制成品中技术产品特别是高新尖技术产品的比重大幅度增加;原材料产品中具有特别意义的资源产品的贸易量增长迅速;(2)多边贸易的内容和范围大大扩展:乌拉圭回合协议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以及长期游离于关贸总协定体制以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入到多边体制的管辖范围。

(六)工具创新　(1)投资和知识产权成为推动国际贸易的越来越重要的手段;(2)现代通讯技术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信息工具;(3)国际贸易惯例、规则的革新更科学地规范了国际贸易的全过程;(4)运输方式的革命使国际贸易—61—农业技术经济　2002年第3期如虎添翼;(5)各国在促进和便利贸易发展方面的一系列新的政策举措。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已经深入到当代国际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并通过和当代国际金融创新、国际投资创新的日益溶合,产生新的更广泛的创新,从而推动整个国际经济的全面创新。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近现代国际贸易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它呈现出下列一些鲜明的特征:(1)全面性的和立体性的创新。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基础、以格局创新为突破、以制度创新为实质,通过政策创新、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具体体现的包含国际贸易各个方面、贯穿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创新。(2)具有比较明显的时间分水岭。这个时间分水岭大致是1990—1995年。尽管国际贸易创新的某些方面可能明显地早于这一时期,而且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过程尚未结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主要过程、方面和内容基本上都发生在当代国际政治格局大转换后的5年左右的时期内。这一明期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国际关系大调整的时期。当代国际贸易创新预示着国际经济贸易大展的时代的来临。(3)突出了开放与自由的主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是开放的创新、自由的创新,是对长期猖獗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反击。它迎来了国际贸易逐步自由化发展的新时代。但决不意味着贸易自由主义的根本性胜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寿终正寝。

(4)发达国家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发动者、主导者和主要参加者。因此保障了发达国家最终成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最大受益者。

二、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剖析

(一)当代国际政治格局的急剧转换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极为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　国际贸易发展史清楚地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际政治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关系。国际政治环境健康稳定的时期往往就是国际贸易蓬勃发展的时期;国际政治环境动荡不定特别是在大规模的战争时期,国际贸易就会停滞甚至萎缩。因此,宽松的国际政治环境是国际贸易发展和创新的前提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环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由于突然没有了政治对手而表现出了政治神经从未有过的松驰,国际政治矛盾与对抗被暂时搁置下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明确。在这个“无格局”时期,各国为了迅速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以便在未来的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纷纷把注意力转向经济贸易的发展方面。在国际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上,经济贸易关系逐渐上升到首要的位置。为了推动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利益,各国纷纷采取了一系列支持和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并在健全和维护国际贸易制度、法律和秩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和努力。所有这些方面都推动和促进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形成和发展。

(二)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日益增强,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国际经济舞台和创新压力　当代世界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社会化、国际化进程,社会分工、国际分工日益朝着更广泛、更深刻的方向发展,整个国际经济越来越成为一个紧密相联、可分割的发展体系。这是当代国际经济发展中的最显著的特点。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国际贸易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首先,国际贸易具有联结作用。国际经济从一开始不是通过贸易纽带联结的。正是由于国际贸易这一特殊的桥梁作用的存在和发挥,整个国际经济才被凝聚成一个整体。其次,国际贸易具有渗透作用。它通—62—

于化金等:关于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一点思考过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其他国际经济活动对国际经济的全面的渗透,进一步地把整个国际经济各个组成部分和领域溶合为一个有机的发展体系。再次,国际贸易还具有导向作用。贸易往往是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发展的先遣,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总是能够推动双边或多边的经济关系包括其他政治、文化等关系的全面发展。这使得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建立在更深厚的社会基础上。最后,国际贸易还起着助动作用。对外贸易对一国国内经济发展的助动作用实际上还表现为对外贸易对一国更大规模和更大程度上溶入国际经济体系的助动。这种双重助动作用是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体系的重要动力来源。但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大规模变迁,当代国际经

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无论在基础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基础看,单一政治联盟基础正在向以地缘经济联盟为主的多基础过渡。从表现形式看,相互依赖关系逐渐表现为包括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社会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同时还不断产生着迫切要求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协调各国政策与利益的强烈愿望。为了适应上述变化,以便能够在新的史条件下继续发挥联结、渗透、导向和助动作用,国际贸易必须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当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和雄厚的物质基础以信息革命、生物工程等为特征的当代科技革命在过去的10年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它不仅表现为新技术日新月异的发明,而且更突出地表现在新技术的应用上的突飞猛进。这不仅给国际贸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勃勃生机,而且还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事实上,电子数据交换的日益广泛的运用和全范围“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推出,以现代技术服务和信息传输为内容的国际服务产品的形成和发展,以高新尖技术产品为对象的现代技术贸易的日益壮大,既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基础,它们本身又构成了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组成部分。二战后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带

来了国际生产力的飞速增长。这不仅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的经济衰退程度的下降和期限的缩短上,更表现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的振兴和繁荣。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当代国际贸易构成的创新,还推动了当代国际贸易其领域和方面的创新。为了适应和容纳当代国际生产力的日益膨胀的需要,同时又能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当代国际生产力的快增长,当代国际贸易必须在观念、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实现全面的创新。

(四)当代各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外在强制　当各国开始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经济发展方面以后,那些一直被“冷战”状态所掩盖或淡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开始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尽管不同的国家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问题,但是它们大都共同面临着下列问题:其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溶合?如何发挥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作用?其二,如何保持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如何消除贸易收支的逆差?其三,如何实行各国经济贸易政策的国际间协调?如何合理地分割国际贸易利益?上述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各国迫切希望对“冷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的各个方面作出新的安排。这在客观上对当代国际贸易创新起着外在强制的作用。作为这一强制作用的结果,各国开始了贸易观念的反思和创新,并就国际贸易制度、格局和政策的国际宏观安排和微观实施进行着少有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国际贸易的全面创新得到了各国普遍的强有力的支持和推动。 

(五)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解决为当代国际贸易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　当代国际贸易发展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阻挠。第一个方面是国际贸易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而又无法消除的障碍。这些障碍中最突出的有两个:一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两难选择。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和制度的摇摆不定,人为造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二是多边贸易体制的功能残缺与低效能。关贸总协定无法管辖所有的贸易行为,而且仅有的管辖能力还表现为“软约束”。这更加剧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无序性和非周期性动荡。第二个方面是国际贸易同时又面临着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和现代经济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新的国际环境的挑战,具体体现在:一是如何适时地变更有关国际贸易的一系列的思想和观念;二是如何调整“冷战”后的国际贸易格局;三是如何在现有的基础和框架上改革和完善国际贸易制度;四是怎样在国际贸易的构成、手段和工具上充分体现当代科技革命的最新成就和现代经济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自身所面临的上述两个方面的问题和困难严重地阻碍着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和其对国际经济的推动作用的正常发挥。它们从国际贸易的内在的最深层次上驱动着国际贸易自身的全面创新。这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内在动力之所在。正是由于这一内在动力的驱动,当代国际贸易才发生了从观念到格局、制度、政策、构成和工具的全面的深刻的创新。

三、几点启示

    从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原因的初步剖析,可以得出下列启示性的结论,它们能够引发人们对中国外经贸发展的更进一步的思考。

(一)宽松的政治环境不仅有利于经济贸的发展,还可能成为经济贸易振兴与腾飞的前提条件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得益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实质性转换,得益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真正到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大发展同样离不开中国政治环境的稳定。这是保证中国改革开放最终取得成功的根本前提。

(二)只有坚决地把中国经济更大程度地溶入国际经济的发展体系,中国经济贸易才会有真正起飞的明天　当代国际贸易创新建立在当代国际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强的基础之上,没有这种依赖关系,国际贸易创新就难以形成。事实上,如果一国经济脱离这种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关系,那么它也就不可能从这种相互依赖中获得利益。尽管溶入相互依赖关系体系需要付出代价和做出牺牲,但对于长期实行封闭经济的中国来说更应如此。从长远利益看,这乃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基本出路。

(三)科技发展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基本生长点　科技进步的广泛应用是当代国际贸易创新的重要基础,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当代国际贸易创新中的构成创新和工具创新,并通过各种途径对整个国际贸易产生作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科技基础。因此,不仅要在观念上,更应该在实践中,真正地把科技看成是经济贸易发展的强支撑,甚至是根本支撑。

第8篇：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范文

有游资前台主导，有机构后台唱戏，有上市公司忙着“搭车”，也有高管忙着减持。那么，上海自贸区概念股是怎么被炒起来的呢？上海自贸区本身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游资主导 机构参与

细细查看本次自贸区概念股炒作的路线和手法，不难发现，这个概念的炒作主要是由游资主导和发起的。

以上海物贸（600822 . SH）为例，公司是全国最大物贸中心，前身为上海物资贸易中心。受上海自贸区获批消息影响，公司股价可谓牛气冲天，自2013年8月8日到9月2日，股价涨幅已达到惊人的16 6. 8 5%，6次登陆沪市龙虎榜。

本刊记者查阅龙虎榜数据发现，6次登陆龙虎榜均是游资主导，未有机构参与其中。其中诸如同信上海东方路证券营业部和光大证券宁波解放南路证券营业部等游资，均是参与了多只上海自贸区概念股的炒作。

不光是机构参与上海自贸区概念股炒作，更多的是先知先觉者进驻了上海自贸区概念股。当然，也不乏在炒作过程中推波助澜。

以陆家嘴（6 0 0 6 63 . SH）为例，它自8月26日开始上涨，连续5个交易日涨停，9月2日振幅达19.36%。公开数据显示，公司在一季度时尚无基金入驻。中报显示，公司二季度共有13家基金新进，合计持股334 .67万股。

陆家嘴8月2 9日龙虎榜数据显示，当日有一家机构买入金额为16 9 2 . 5 4万元，占总成交比例的1 . 3 0%，公司股票当天以涨停报收。9月2日陆家嘴龙虎榜显示，当日有3家机构买入公司股票，买入金额第一的机构买入达5 5 9 9 . 6 0万元，占总成交比例的4. 94%，当日3家机构合计买入金额达7980.83万元。

自贸区外的上市公司忙“搭车”

在上海自贸区概念股大涨的同时，其他上市公司早已按捺不住，纷纷要搭乘自贸区的“顺风车”，沾沾自贸区的喜气。据作者不完全统计，截至9月3日，已有3家上市公司公告，称将在自贸区有所行动。

机器人（300024. SZ）8月30日公告称，公司与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司将在上海建设国际总部及产、学、研基地，拟进军上海自贸区。公司股价9月2日上涨0.58%。

据9月2日媒体报道，怡亚通（0 0218 3 .SZ）正准备开发洋山港供应链二期项目，已完成了土地收购，仓储物流仓库面积将超过一期项目，整体方案正上报待批；同时，怡亚通深圳总公司打算将部分核心业务移往上海。受此消息影响，怡亚通股票9月2日强势涨停。

向日葵（300111. SZ）9月2日公告称，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高桥投资不超过5亿元设立子公司――上海外高桥向日葵物流贸易有限公司。公司股价9月3日高开4.85%，收盘上涨。

自贸区里的上市公司忙减持

受到自由贸易区概念刺激，个股连续大涨，但一些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或高管却趁机精准套现，自贸区里的上市公司减持很忙。据沪深交易所披露的信息，截至9月3日，至少有7家公司减持公告。

而在这7家公司中，最惹人注意的还是陆家嘴。公司公告显示，董事会近日接到公司总经理助理周翔及关联人的通知，其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出售其部分股票，合计4000股。

除却陆家嘴之外，还有近期涨势比较猛的厦门港务、远东股份等多家上市公司遭到股东减持。其中，厦门港务在连续大涨5个交易日后，二东家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的减持公告，涉及股份数量为554.87万股，占总股本的1.04%。而远东股份第四大股东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在该公司股价连续8个涨停中，陆续抛售了198万股，占总股本的1%。

有散户向本刊记者表示，为了挂单买到外高桥（600648. SH），很多散户已经连续3夜守在电脑前，只为了过刚过12点那一秒的抢单，希望可以借自贸区的东风，赚上一把。

也有不少投资在9月2日刚买入自贸区概念股，当天就遭遇大幅跳水，截至9月3日，不少投资者仍在高位被套，属于“站岗”系列。

游资引导机构？

自贸区概念炒作之后，恰逢贵州茅台（6 0 0 519. SH）遭遇上市以来的第二个跌停，有不少投资者认为A股又回到了游资引导机构的时代，所谓的价值投资在A股寸步难行。

就这个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杨德龙认为，所谓游资引导机构，主要是指当前经济形势没有大的改善，蓝筹板块表现低迷，而以创业板为代表的一些被游资炒作的个股表现非常活跃，导致一些机构被逼空，被迫炒作这些个股。这和中国股市结构有关，中国股市70%都是散户。

而美国市场70%都是机构投资者，市场投资氛围和A股相距甚远。机构投资者占比过少，也使得他们丧失了定价权。将来随着经济形势的改善和机构投资者占比的提高，机构定价权会有所提升。而且，游资引导机构在将来也会付出一定的代价，比如对创业板的炒作，一旦泡沫破灭，部分游资将会亏损累累。

自贸区意义几何？

早前，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草案，并强调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推动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使之成为推进改革和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试验田”。

就自贸区对市场和国家的影响，杨德龙对记者表示，目前对上海自贸区的炒作更多属于概念性的炒作。从长远看，上海自贸区具有重要意义，其意义可以和当年深圳划为特区相比。上海的物流、金融和商业等行业会受益，只是目前还处于对未来的预期，还需一定时间来兑现。

第9篇：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范文

[关键词]新常态；贸易强国；评价体系；战略路径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283（2017）02-0037-06

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深化推动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性垂直专业分工发展，推动形成了国际社会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裴长洪，2016）。但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济与贸易开始进入深度结构性调整的“新常态”（刘世锦，2014）。对于我国而言，过去数十年持续贸易增长形成规模扩张、低价竞争、外资主导与低技术附加值的特征化事实。这种长期以来所形成出口驱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始终面临着“浮萍经济”和“低端锁定”的双重风险，在外部冲击下这种模式的弊端暴露无遗（盛斌，2011；张二震，2014）。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成分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驱动，对外贸易的提质保量与优化升级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的紧要任务。2012年商务部《对外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将“巩固贸易大国地位，推动贸易强国进程”作为贸易发展的指导思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的“十三五”发展新目标。围绕这一发展理念，在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基础上，抓住全球贸易新常态为我国外贸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所创造的战略机遇，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无疑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然而，贸易强国如何定义？当今哪些国家可以称作贸易强国？我国距离贸易强国存在哪些差距？强国战略路径如何选择？这些都是我们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在系统梳理有关贸易强国战略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揭示贸易强国理论内涵，对贸易强国的特征、评判体系、历史经验和战略路径进行整理和评述，以期为中国实施贸易强国战略提供借鉴与启示。

一、贸易强国的内涵

贸易强国作为反映一国贸易实力的概念，与一般意义上的“贸易大国”存在“质”上的区别。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实践往往从贸易规模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竞争力和影响力，从而构成贸易大国的显著特征。然而，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兴起所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贸易模式的形成条件和基础，贸易不再是一国要素的产物，而是多国要素的集合，贸易总规模不再是一国竞争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的表现，而只是跨国公司进行全球布局的结果（张幼文，2015）。此时，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的内涵差异日益明显。同时，要素流动理论表明，现代的国际贸易竞争力是由本国要素收益的价值构成而非一国贸易收益规模所决定，遵循本国要素收益原则，贸易强国正是以要素收益结构作为评判指标和微观基础（张幼文，2016）。由此可见，“贸易强国”概念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推动的必然结果。

二、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

在不同历史时期关于贸易强国的判定标准存在差异。传统理论中对于贸易强国的判别可追溯到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生产的基础，一国生产并出口的农产品越多，则所获贸易利得越多，农业大国等同于贸易强国。在这一阶段，贸易强国往往是以农产品出口量作为衡量标准。而重商主义推行“货币差额论”和“贸易差额论”，将货币和财富等价，以金银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和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唯一尺度，主张奖出限入。此时，贸易强国是以出口量或金银货币的储备量为标准。

亚当・斯密从劳动生产率或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的角度提出绝对优势理论，揭示国际分工与交换蕴含的贸易利得，贸易不再是国家利益间的零和博弈，自由贸易能够使贸易双方同时获益，基于绝对优势理论的分工和交换使资源实现合理配置。在此基础上，李嘉图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国际贸易流向及利益分配原则取决于相对优势而非绝对优势，一国只具有相对生产优势也可参与贸易并获利。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绝对优势理论的局限性，对有悖绝对成本优势原则国家之间的贸易做出解释，使得劳动生产率或成本优势成为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

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将生产要素由单纯的劳动扩展到资本，从要素禀赋的角度进一步解释了各国间生产成本的差异。此时，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从以劳动要素为基础的生产率水平逐步扩展到以资本为代表的高级要素的禀赋状况。然而，上述理论都片面强调外生静态比较优势而忽略动态比较优势的培育和演化对一国贸易地位和福利的影响。此后的新贸易理论则引入规模经济以及垄断竞争对动态比较优势进行深入扩展。贸易强国的评判开始从一国外生静态因素向内生动态竞争优势转变。

三、贸易强国的特征及评价标准

关于当代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国外文献主要从贸易开放度（Squalli and Kenneth，2011）、贸易结构与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阶位（Cattaneo et al.，2011；Feenstra and Wei，2010）、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Kudrle，2012）等角度对一国的贸易发展特征与所处贸易地位做出评价，但由于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体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不同，我国加入WTO之后源于对外贸易飞速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需要，国内学界普遍基于不同视角，对贸易强国的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一些文献基于定性分析，从外贸特征、贸易质量与效率、国际分工地位、话语权的优势以及外贸和经济的关系等方面对贸易强国的特征或概念加以界定。对贸易强国应具有的贸易特征，有学者参照世界主要经贸强国的标准进行总结概述：经济高度发达、收入水平高、贸易规模大、市场占有率高、影响力强、辐射面广、具有要素比较优势和技术竞争优势、高度开放等特征（何新华等，2000；余芳东等，2001）。但也有文献指出，贸易强国应具备以高级要素为基础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与利益分配上占据主导地位，在国际贸易体制以及相应的经济合作体制中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郑宝银，2011；盛斌，2014）。同时，在技术复杂度、质量与效率上应体现可持续发展和核心竞争力，拥有贸易定价权以及抵御风险冲击的安全体系（桑百川，2015）。具体到产品层面：出口产品的高级生产要素含量和附加值高，掌握高端制造业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销售渠道，品牌化程度高，拥有国际核心竞争力和应对外部风险能力（陈飞翔等，2006；程筱宇，2015）。同时，贸易强国的服务贸易应尤为发达并存在较大的内外部市场需求，拥有一批能够整合全球资源和主导国际分工走向的跨国公司作为贸易主体，具备对外投资竞争优势（洪涛，2010；杨圣明，2011；赵培文，2013）。此外，有学者认为货物、服务和货币贸易共同构成全球贸易的总和（杨枝煌，2014），因而贸易强国除具有突出的制造能力和科技创新能力外，也应是金融与货币强国，拥有现达金融市场体系（柳思维，2011）。

部分文献建立了指数化的评价体系，围绕相关指标的选取和测算展开定量研究。一些文献从贸易规模、进出口结构、产品竞争力、市场势力、附加值以及国际分工地位等多角度对中国贸易现状作静态评析，从而得出中国为贸易大国而远非贸易强国的结论（刘宝荣等，2000；王冉冉，2005；毛群英，2008）。同时，一些文献基于国际贸易地位及其发展趋势的影响因素，构建形成包括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贸易依存度、汇率水平、贸易主体、贸易条件、贸易差额、贸易品牌、贸易服务化、贸易多元化以及对外投资等更加系统全面的宏观贸易质量评价体系，还选取同期世界上主要贸易强国样本开展定性对比分析，从而指出中国与贸易强国所存在的差距（魏浩等，2005；张钰梅，2010）。其中，张钰梅（2010）利用10个一指标和26个二级指标，测算了美德日三国样本在各项指标值的算术平均作为贸易强国的标准阈值系数。此外，一些文献还从国际贸易数据统计口径的概念范畴和指标（贾怀勤，2014；杨枝煌，2014）、贸易政策取向与结构调整的线索回顾（尹翔硕，2003a；裴长洪，2009）、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下的贸易增速变化演变逻辑（戴翔和张二震，2015a；2016）等方面分别对中国外贸格局地位进行评析和论证并提出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实施贸易强国战略的相关建议。

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创新探索，有些文献引入计量回归模型，对贸易强国的评判展开经验研究。马淑琴等（2006）采用贸易水平升级因子分析法建立回归函数模型，从理性开放度、贸易条件水平、结构合理度以及市场分散度等因素视角，运用1990―2005年进出口贸易数据对中国的贸易升级问题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伴随中国贸易的发展，理性开放度与贸易结构合理度提高，但贸易条件日趋恶化，成为阻碍贸易升级的第一要素。类似的，张亚斌等（2007）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从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以及贸易结构等层面，利用因子分析法的综合得分进行聚类的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中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其贸易效益、贸易环境与贸易结构亟待转变。郑甘澍等（2013）则根据生态位理论提出“国家贸易生态位”的概念，分析了中国与美英德日四个传统贸易强国之间的地位和竞争关系，并利用生态位扩充、分离和共生等理论，探析国家贸易生态位变化规律，提出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路径。

四、世界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

现有相关文献还对国际贸易发展史上主要贸易强国的历史经验进行回顾和整理，并结合贸易现实从不同时期的贸易战略国际比较（尹翔硕，2006）、对外贸易的政策变迁与演进（Robert Gilpin，2006a；2006b；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贸易强国的发展轨迹与经验方略（盛斌，2015）以及近代中国的海权思想与贸易机遇（柳思维，2010）等角度进行阐述。其中，柳思维（2010）以明代郑和下西洋史实为例，将其与开启欧洲诸国海上贸易霸权的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远航探险活动进行深层次对比，从目的与动机、文化背景、激励约束与主体组织制度设计等方面对近代中国错失海上贸易的机遇进行制度反思。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梳理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演进脉络，指出贸易政策是一国贸易优势和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国家利益随着贸易竞争比较优势变化而变化，故而需在不同时期对贸易政策做出适时调整。。

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海上贸易的兴起。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航海技术优势开辟贸易新航线，成为16世纪海上贸易的垄断者。与此同时，荷兰也日益崛起，其通过贸易公司制度的股份产权制度与金融制度的创新，将社会各阶层利益与海外贸易直接结合起来，极力推行海外贸易扩张，成为名副其实的“海上马车夫”。18世纪中后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的发展壮大导致新的世界贸易格局产生。英国凭借制度革新与技术创新迅速崛起，并积极实施海外扩张，利用众多海外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及贸易垄断特权获得世界贸易霸主地位。早期采取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策略而后转变为自由贸易政策并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本输出，“日不落帝国”盛极一时。然而，20世纪初的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随之兴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国际贸易的发展跌入谷底，昔日的贸易霸主英国开始迅速走向衰败。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完成统一并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崛起，对外推行自由贸易政策，积极参与世界贸易市场竞争。战后的数十年间，德国依靠强大的制造业基础，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在欧洲的一体化进程中日益壮大最终一跃成为世界贸易强国。同样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快速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建立起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并发动对外战争掠夺海外资源，快速成长为新兴的工业强国。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得益于系统的产业政策指导以及进口保护以促进出口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激励，日本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然而，随着日本同美国贸易摩擦的加剧，《广场协定》导致日元短期大幅升值，随后经济泡沫的破灭使日本陷入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贸易增长缓慢，全球份额持续下滑。

18世纪70年代，美国独立后实施以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与保护本国制造业为双重目的的进口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和扶持了幼稚工业的发展。此后的南北战争加快了统一的商品和原材料市场的形成，西进运动、移民热潮与技术革命的兴起共同推动了美国的工业化进程，并逐步形成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健全的自由竞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积极推行私有产权保护和专利法制度，激发技术创新的热潮，使美国成为全球技术研发和扩散中心。战后，美国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建立自由多边贸易体制，全球贸易开始进入“美国时代”。尽管经济危机以及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崛起给美国经济带来冲击，但其凭借要素禀赋及市场优势，发达人力资本与产业技术研发优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商业网络与营销渠道优势以及制度与文化的创新不断稳固贸易强国地位。

五、我国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

我国传统粗放型贸易增长方式日益受到环境资源和要素成本上升以及新兴国家竞争等影响，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积极推进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变。2010年商务部《后危机时代中国外贸发展战略》，明确提出外贸“两个十年”由“大”转“强”的发展目标。2016年，商务部《商务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又一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的指导思想。针对这一议题，国内相关文献对贸易强国战略的实施路径进行深入探讨。

张幼文（2003）结合当代经济强国优势的结构特征提出，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为我国建设经济强国提供历史机遇，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事实、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以及经济地位的提升趋势都为实现经济强国目标战略提供了依据。同样的，一些学者基于对我国外贸的现实基本面的分析，提出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应以贸易强国战略作为指导，以市场战略与资源配置为核心，实施科技兴贸战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贸易增长方式上，更加注重贸易质量提升与结构性平衡，推动贸易产业支撑的基础制造业战略升级，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和全球化布局战略，从经贸方式与主体的不平衡向相对协调平衡转变（董晓麟，2011；程筱宇，2015）。在贸易结构上，应以提升进口贸易地位作为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型的关键，从注重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到注重进口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配合以内需为主要拉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实施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贸易、加工与一般贸易的多元平衡发展战略（裴长洪，2005；冯雷，2014；王备，2014）。在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更加注重提升贸易的比较利益，促进贸易条件的改善，积极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在发展模式上，由对外贸易的“赶超”、“优先”、“超高速”、“外需拉动”模式向“巩固地位”、“适度优先”、“速度适中”、“ 稳定拉动”的发展模式转变（黄锦明，2007；李等，2010；）。

部分学者从贸易新常态与构建全方位开放型经济体系层面提出实施贸易强国的具体战略要求（裴长洪和郑文，2014；唐海燕2014；裴长洪，2015）。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全球经济变化和经贸格局调整，过去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利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和鼓励大规模出口，实施低成本竞争的循环开放格局制约我国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与实现经济转型内在需求（张二震等，2014；戴翔等，2015）。应构建与扩大开放相适应，符合贸易新规则，具有战略纵深和全面空间布局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包括资本技术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优势。突出培育主体、创新发展方式，形成开放型经济竞争新优势（裴长洪，2016）。同时，把握战略机遇，围绕“十三五”中国改革目标与任务，实施“走出去”、“自贸区”以及“一带一路”等战略。依托供给侧改革继续推动生产要素和贸易出口转型升级。扩大贸易规模，优化贸易结构，提升贸易质量，提高外资利用效率。鼓励国内企业的OFDI，完善投资结构和渠道，积极构建跨国生产经营网络。另外，积极推动生产制造业的服务化（吴汉嵩，2009；张二震，2011；杨圣明，2011），在能源及其他战略性原料贸易领域获得定价权优势（贾怀勤，2014）。

一些文献则从制度创新层面思考加快中国经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深层次问题，指出贸易强国不仅不限于生产的成本优势和产业的技术优势，还取决于国家的战略优势和体制优势。多轨并进贸易政策相较全球多边贸易政策运作效率更高，而其前提是一国拥有较强市场势力（田素华和尹翔硕，2006）。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应通过实施贸易投资战略，与各国签署投资协议，开展双边至多边的区域合作。利用国际投资制度性的互惠互利市场开放消除贸易扭曲，将贸易开放战略上升到贸易强国战略（马涛，2016；张幼文，2016）。积极谋求建立现代贸易与投资新规则，加强政策规制的协调，推进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大融合。特别地，要妥善处理贸易摩擦或争端，进一步完善国内贸易救济法律体系，建立专门补贴管理与贸易援助制度（薛荣久，2007；盛斌，2014）。与此同时，在国内贸易制度改革中消除相关歧视待遇，健全外贸发展促进体系，注重制度顶层设计，形成市场化管理格局和研究智库体系。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与贸易便利化，优先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高国际贸易规则制订和贸易谈判中的话语权（杨枝煌，2014；马相东等，2015）。制定粮食等农产品贸易战略与发展低碳经济的总体战略，倡导生态文明理念（郑宝银，2011）。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微观层面，有学者指出贸易战略要受一国要素投入与市场规模等内部客观条件的制约。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升级的不同阶段，结合要素供给与市场需求多元化灵活调整贸易政策，由出口导向型向进出口均衡、内外需协调发展战略转变，以摆脱要素投入和市场规模两方面的约束，推动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尹翔硕，1992；2004）。打造贸易强国应以培育高级要素为基础而非直接激励出口能力，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导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走向是构建贸易强国的核心战略（裴长洪，2013；张幼文，2015）。利用要素引进阶段创造的条件及时向要素培育战略转型升级，有效规避要素合作陷阱或价值链低端陷阱（张幼文，2016）。

六、总结性述评

综上所述，贸易强国的评判标准往往与现实背景紧密联系，并因不同研究视角与主观价值判断而异，很难形成统一标准。现有文献的贡献在于构建一系列贸易指标评价体系对中国的贸易质量进行评价，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贸易强国战略的研究提供了现实依据。但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定性研究在贸易强国的评价指标选取上相互援引大同小异，往往侧重于对贸易质量的主观评析，在理论逻辑上无实质区别。而定量研究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静态分析模式的缺陷，有效避免主观随机性评判所导致的谬误，为后续研究提供良好的思路和借鉴。尽管研究方法各异，但现有文献却大都得出一致结论：我国已成为贸易大国但远非贸易强国，贸易结构亟待转型升级。具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与要素禀赋优势使中国成为贸易大国，但贸易质量与结构的失衡，国际竞争力薄弱，产业创新能力不足，缺乏国际贸易规则话语权的能力等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并非贸易强国，因而加快构建和推进贸易强国战略迫在眉睫。

关于贸易强国评判的理论溯源，目前还鲜有文献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一方面归因于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时期，“贸易大国”与“贸易强国”概念的模糊与混淆不清。从传统观念来看，贸易大国往往也是经贸强国，但不同历史阶段贸易理论的演进及变迁，难以达成共识。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贸易与投资推动了要素的跨国流动，传统的基于比较优势分工格局的贸易规模不再与贸易利益分配流向相一致，此时贸易大国在贸易规模上的优势只是资源在全球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结果，而非一国竞争力的完全体现。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贸易强国相较贸易大国的内涵更加复杂深远，传统贸易理论的解释难以为继。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外研究范式与理念的差异，国外学界鲜有关于贸易强国战略等具有政策导向性的概念提法，与之接近的是战略贸易理论。因此，目前学界尚未形成有关贸易强国评价标准的理论体系，也使得现有评价体系缺乏理论依据。

纵观近现代贸易史上贸易强国的兴衰起伏，我们也可以对其历史共性加以总结。首先，贸易强国的崛起与霸权均是以先进技术为保障。无论是新航路开辟、贸易权垄断还是近代工业革命都归功于技术研发创新与传播，生产性创新技术成为决定贸易优势的首要因素。当代贸易强国引领全球贸易的关键在于对高端制造业技术与创新服务的掌控。其次，贸易强国兴起均得益先进的制度体系。通过完善产权保护与商业规则体系，参与国际规则与惯例制定，为贸易与投资提供制度保障和话语权优势。第三，不同时期的资源约束与贸易政策取向往往相一致。早期贸易强国的崛起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阶段，主要面临土地资源约束，普遍实施对外扩张，以满足资源需求。对外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扶持本国幼稚产业发展。军事与贸易战争往往是贸易强国间完成嗔Ω迭的重要手段。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策略有违当代所倡导的合作、开放、共赢的贸易理念。

在贸易强国战略的路径选择上，现有文献大都基于国家层面或产业层面加以阐述，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则鲜有具体的指导性建议。同时，全球经济与中国对外贸易的新常态引发广泛关注，相关文献大都趋于中国的贸易动态特征及成因分析，对全球经济的“新常态”与中国贸易强国战略之间的联动机制研究则略显不足。另外，国内文献习惯于运用中国或世界数据进行经验研究，缺少对国际贸易基础理论的创新性探索与研究的横向互动。

随着贸易政策在指导经济转型升级、培育和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中地位的日益显著以及学界对贸易强国战略研究的逐步深入，未来关于我国贸易强国战略评价体系构建与实施路径的研究，可以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围绕当前国际贸易组织制度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大背景，运用中国的微观层面贸易数据，分别从贸易总量、贸易结构（二元边际、出口质量、技术复杂度和成本加成）和市场势力等方面深入考察中国贸易发展现状。进一步地，基于当前所面临的贸易环境因素，揭示中国由“贸易大国”转向“贸易强国”的战略路径和作用机制渠道。毫无疑问，这对于指导中国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提升贸易质量的实践，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为真正实现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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