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特征精选(九篇)
第1篇：通货膨胀特征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 经济 已连续四年以超过10％的速度高速增长，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压力正在加大。此轮通货膨胀基本特征为：实际总需求大于实际总供给；受外贸顺差和国外资本流入影响，人民币供给呈现被动扩张局面；上游产业波动大于下游产业价格波动。其形成原因是：流动性过剩推动商品、资产价格上涨；信贷规模扩张过快过猛。鉴于此，我们应采取稳中从紧的货币政策、稳健紧缩的财政政策和控制投资规模的宏观行政政策。
一、本轮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
（一）实际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存在较大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
按照
（三）成本推动型的价格上涨与 经济 增长速度过快导致的通胀压力
首先，存在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幅度明显高于下游产品价格涨幅。由于各种原因，上游产品价格向下游产品价格的传导一直受到阻碍。但是当环境发生变化时，特别是上游产品价格上涨累积到一定程度时，这种传导必然会发生，从而形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压力。
其次，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也形成了通胀压力。2003年以来，我国gdp速度一直在10％以上，而且呈逐年加快的趋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某些经济结构问题更加突出，特别是投资与消费的比例结构和三次产业结构中长期存在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改善，而且愈趋严重。在这样的状态下，过高经济增长和过快投资增长成为了通货膨胀的动因。
（四）本轮通货膨胀与我国1988年和1994年通胀的成因比较
本轮经济繁荣是由那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出口导向型的 企业 和行业启动的，而后由房地产、 金融 业等资本密集型和资产密集型的行业和企业推动，最后在价格放开的食品、 旅游 、 交通 运输等消费型下游行业形成繁荣格局。在此过程中，由于货币最先流入的是那些资本密集和资源密集型行业，因此资本和资源密集型行业首先获得低资金成本好处，然后才是上述行业的高利润推动劳动工资的上升以及带来的财富效应，使得下游消费类行业出现增长态势。而1998年的通胀在很大程度是成本推动型的，当时并没有出现总需求显著大于潜在产出的局面；1994年虽然也是需求拉动型的，但是主要是在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下，由地方政府投资冲动所引发的；而本轮通货膨胀如前所述，很大程度上是在稳定汇率目标的背景下，巨额贸易顺差和大量外资流入导致基础货币大量被动投放所引起的。
三 需采取的抑制本轮通货膨胀的措施
（一）采取稳中从紧的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应进一步执行稳中从紧的方针；提高货币政策的预见性、 科学 性、连续性与有效性，进一步控制信贷规模，改变负利率状态；加强利率、汇率等政策的协调配合，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注意提高利率可能对中小企业流动资金需求、商业银行坏账率以及普通居民购房贷款负担带来的影响。
（二）采取稳健紧缩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应加强对结构调整和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医疗、 教育 的补贴力度；同时减少各级财政对基本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各级财政要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切实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要努力加大中低价位住房的供给，保证有足够数量的新建住房投向市场，切实为有需要的群众提供足够经济实用房和廉租房，遏制房价过快上涨。要大力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完善市场结构和运行机制，防止资产价格泡沫的膨胀。
第2篇：通货膨胀特征范文
正如Lucas(1976)所指出,宏观经济变量的计量模型参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有研究发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美国家通货膨胀的动态路径发生了显着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表现在通货膨胀水平上,而且还表现在通货膨胀的持久性上(Kim,2000)。因此,预测通货膨胀率以及对通货膨胀建模也变得越发困难。通货膨胀的复杂性不仅体现在上述的结构性变化中,而且由于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变量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这使得通货膨胀动态变化中还包含了经济扩张与衰退的非线性特征(Beaudry and Koop,1993;Pesaran and Potter,1997)。货币政策的变化、需求与供给的冲击以及通货膨胀预期的变化也都可能引起通货膨胀的非线性。因此,在对通货膨胀建模时,可能需要同时考虑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等特征。然而,到目前为止,关于通货膨胀的所有研究都还是孤立地考察上述特征的某一方面,如,Evans和Watchtel(1993)基于机制转换模型发现,美国通货膨胀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中期发生了两次较大的结构性变化。Burdekin和Siklos(1999)使用Perron和Vogelsand(1992)的结构断点检验法发现美国通货膨胀在1979年出现了较大的结构断点。另外,Enders和Hum(2002)使用门槛自回归TAR模型发现澳大利亚的通货膨胀率存在明显的非线性和非对称性。Martin和Milas(2004)基于平滑转换STAR模型研究发现英国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率的反应存在非线性,其强度取决于离通货膨胀目标值的距离。
同样,国内学者也对我国通货膨胀的运动特征展开了研究,但也都是孤立地考察通货膨胀的结构性变化或非线性。其中,关于我国通货膨胀结构性变化的研究较少:刘金全等(2006)运用参数稳定性检验法,发现我国通货膨胀序列自1984年以来出现了两次高通货膨胀区间。张成思(2008)运用结构断点检验法考察了1981-2007年我国月度通货膨胀的动态变化,结果显示我国的通货膨胀路径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了显着的结构性变化。而关于非线性研究的文献有:龙如银等(2005)运用Markov机制转换模型揭示出我国通货膨胀率存在两个区间,即高通货膨胀率区间和低通货膨胀率区间。赵留彦、王一鸣和蔡婧(2006)运用改进的Markov机制转换模型发现我国的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间存在非线性性。王少平和彭方平(2006)运用ESTAR模型也发现我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间存在非线性指数转换特征。张屹山和张代强(2008)在TAR模型的基础上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实证结果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局部单位根的门槛自回归过程,在高通货膨胀下,通货膨胀率是平稳自回归过程;在低通货膨胀下,通货膨胀率是单位根过程。
如果通货膨胀的动态过程中确实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这两种特征,只孤立地考察通货膨胀运动的某一特征将不能很好地揭示通货膨胀的真正本质。那么是否可以通过样本数据来内生地判定通货膨胀路径中是否同时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这两种特征,或者只存在其中一种特征,或者两种特征都不存在,这样就能避免模型的误设问题。Lundbergh等(2003)提出的时变平滑转换自回归(TV-STAR)模型能够很好地用来解决上述问题。该模型不仅能同时考察经济变量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并且能通过模型设定检验来区分这两种不同特征。另外,许多宏观经济变量的机制变化是逐步过程,Markov机制转换以及TAR模型等均假设机制间的转换较突然,因而不能描述机制的渐进变化过程。TV-STAR模型由于能通过转换参数来控制转换速度的大小,所以不仅能够刻画较突然的机制变化,也能刻画渐进形式的机制变化。正因为TV-STAR模型具有以上许多优良性质,因此被广泛用于研究经济、金融变量的运动特征,如Franses和Dijk(2005)比较了各类线性与非线性模型的预测效果,发现TV-STAR模型在长期中的预测效果要优于其他模型。Sollis(2008)使用TV-STAR模型检验了17个以美元为基础的经济发达国家汇率变动特征,发现一些国家的汇率变动中以结构性变化为主,而另一些国家的汇率变动中同时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Hasanov等(2010)对土耳其的通货膨胀与产出间关系即菲利普斯曲线的研究表明,两者间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
鉴于此,本文将通过引入TV-STAR模型来考察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特征,在统一框架下探索我国通货膨胀中的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调整。基于该模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经济与政策意义:我国的通货膨胀是否同时存在结构性变化与非线性?如果的确存在这两种特征,那么结构性变化发生的时间点在哪里,在结构性变化前后,通货膨胀的非线性特征是否也发生了变化?不同状态和结构下的我国通货膨胀持久性有何不同?正、负向外来冲击的影响也呈现非对称性吗?另外,我国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间的临界值是多少?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我国通货膨胀本质的了解,从而为治理通货膨胀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本文将基于TV-STAR模型的实证分析结果来回答上述问题。余下部分安排为:第二部分为数据与模型;第三部分为实证分析;第四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数据性质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性质与平稳性检验
本文使用商品零售价格同比指数增长率的月度数据来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率的特征,样本范围从1983年1月至2011年3月,共计339个样本,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①。由于我们采用同比增长率,通货膨胀序列中已消除了季节因素的影响。图1给出了我国通货膨胀的动态路径图。总体来讲,从1983年1月至2011年3月的这段时间内,我国通货膨胀的变化呈现两种不同态势,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我国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经济运行极不稳定,通货膨胀的波动较大。从表1可以明显看出,1998年之前的通货膨胀无论从均值、标准差、最大值以及一、二阶自相关系数上,都明显要相对高于1998年之后的通货膨胀,并分别在1985年底、1989年初以及1994年底出现三次较大的峰值,后两次的通货膨胀率甚至超过了25%。在90年代中后期,由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初步建立,我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通货膨胀的波动区间也开始减小。但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随着各经济发达国家中央银行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缓解市场流动性、刺激经济,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已经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明显增强。我国政府也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其结果是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一路攀升,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我国CPI同比指数升至5.0%,治理通货膨胀再次成为全年经济的重中之重。
许多基于ADF单位根的检验结果对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否具有平稳性存在较大分歧,如赵留彦等(2005)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在某一时域内具有平稳性,而在另一时域内具有非平稳性;王少平和彭方平(2006)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平稳的;而刘金全和隋建利(2010)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是非平稳的。出现上述分歧的可能原因是,传统线性模型的ADF单位根检验法由于存在功效(power)问题,会过度地接受原假设,从而使得检验结果不可靠(Taylor,2001)。另外,我国通货膨胀的持久性中可能存在非线性特征,传统检验法很难在线性单位根与非线性平稳序列间作出判别。为此,我们引入Kapetanios等(2003)提出的KSS非线性单位根检验法,该方法比ADF检验法更具有稳健性,并能检测出所有线性与非线性单位根过程:
这时,可通过构造统计量来检验:δ=0以及:δ<0,从而判断通货膨胀序列中是存在单位根还是具有非线性平稳特征。表2同时给出了ADF以及KSS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考虑到数据生成过程的各种可能,我们分别使用带常数以及带趋势的单位根检验。为了使得检验结果稳健,滞后阶数分别取4、8、12三个不同数值。KSS检验中10%和5%的渐近临界值摘自于Kapetanios等(2003),其分别为-2.66和-2.93。表2显示ADF检验的结果取决于滞后长度以及模型的具体设定形式,不能一致地判断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否存在单位根;而KSS检验的所有结果均在5%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通过比较可以发现,ADF检验由于线性假设以及较低的功效,对我国通货膨胀率单位根的检验是无能为力的。而KSS检验能得出一致的检验结果。本质上我国通货膨胀率是平稳的非线性均值回归过程。
(二)模型设定与检验
TV-STAR模型是两机制STAR模型的一种推广,为了更好地了解TV-STAR模型的性质,我们首先介绍STAR模型。自从Terasvirta(1994)提出STAR模型以来,该模型就被广泛地用于研究宏观经济和金融变量的非线性动态特征,两机制STAR模型可描述为:
1.确定AR(p)模型中的滞后阶数p,以及确定STAR、TV-STAR模型中的延迟参数d。
由于上述建模步骤中涉及不可识别参数与,将使得假设检验变得复杂。处理这类问题的通常做法是,在原假设下对平滑转换函数进行一阶泰勒展开:
(三)非线性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另外,我们可通过脉冲响应函数来分析通货膨胀运动在外来冲击下的反应特征。传统脉冲响应函数不依赖于过去历史信息,在同等幅度的正负向冲击下具有对称性。但STAR、TV-STAR等非线性模型明显地依赖于过去历史路径,并且在不同机制状态下,其运动特征也不尽相同。因此,在非线性模型中使用传统脉冲响应函数将产生偏差。为此,Koop等(1996)提出了广义脉冲响应函数(GIRF),其脉冲响应不仅取决于历史状态、现期冲击的大小、正负方向还取决于未来时期的冲击。该函数以历史信息为条件,是包括初始冲击δ与不包括初始冲击δ的两期望值之差:
三、实证结果分析
第3篇：通货膨胀特征范文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美联储实施了极其宽松的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由5.25%下调至0-0.25%。迄今为止，美联储已经实施了两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消除了美国金融体系内的流动性短缺，但是这造成了全球新兴市场面临巨大冲击，一是短期国际游资大量的流入造成物价和资本价格难以维持稳定，二是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使得新兴国家面临严重的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三是外汇占款不断增加进一步放大货币供应量，加重通货膨胀预期。中国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国内经济通货膨胀压力逐渐明显。2011年以来，我国的通货膨胀率逐渐升高，4月份居民价格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5.30 %，通货膨胀问题日益凸显。当前，我国缺乏成熟、系统的价格波动监测预警的定量指标，使得在应对经济危机、市场变化、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时茫然无措。所以，目前最为紧迫的是探究通货膨胀监测预警的定量指标，健全价格波动预警机制。
二 、通货膨胀监测预警定量指标的构建
根据我国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采用因子分析方法构建通货膨胀监测预警定量指标。
（一）数据处理
在国际因素方面，本文选取国际原油价格（oil）、人民币兑美元汇率(e)、外汇储备（fer）。在国内因素方面，选取固定资产投资（FAI）、shibor同业拆借利率（i）、上证综合指数月度收盘价（stock_sh）、粮食价格指数(cpi_corn)、肉禽及其价格指数（cpi_pork）。本文使用数据采用月度数据，时间跨度从2006年10月―2010年12月，国际石油价格来自OPEC网站，股票价格指数来自国研网，其他数据来自中经网。
（二）通货膨胀监测预警定量指标的构建
因子分析（FA）是主成分分析的推广，相对于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更侧重于解释被观测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或协方差之间的结构。实质就是用几个潜在的但不能观察的互不相关的随机变量去描述许多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或协方差关系），这些随机变量被称为因子。本文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通货膨胀监测预警指标。其中因子提取方法采用主成分法，选择方差最大旋转方法进行因子旋转，采用回归法计算因子得分。输出结果如表1。
表1因子载荷阵
由表1可知，因子旋转之前，部分因子的载荷系数比较接近，旋转之后，因子载荷矩阵的元素取值向两级分化，更加有利于分析。依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得到两个影响通货膨胀水平的因子F1和F2。
从旋转后的分子载荷矩阵中可以看出，F2在国际原油价格、利率、股票价格指数、肉禽及其制品价格指数上拥有较高的载荷，而这些因素是影响当前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因此，F2反映了各个具体因素及其综合作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可以作为通货膨胀监测预警定量指标。
（三）CPI与F2的关系
在样本区间，将F2的因子得分与CPI标准化数据的历史趋势进行比较，结果如图1。
图1
由图1可知，在样本观测期间，F2很好地拟合了标题通货膨胀趋势，具有基本上相同的波动幅度、波峰与波谷，并且F2的变化总是快于标题通货膨胀的变化，对标题通货膨胀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
（四） F2作为通货膨胀监测预警定量指标的有效性研究
1. F2的波动性特征比较
作为通货膨胀监测预警定量指标，不应该具有很强的波动性特征。表1中列出了样本观测期间F2的波动性特征，并且与标题通货膨胀进行比较。由表2可以看出，F2的波动性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波动性比较稳定。
表2波动性特征比较
2.F2对通货膨胀的解释能力检验
作为通货膨胀监测预警定量指标，要求F2能够完全解释总体通货膨胀πt中的趋势成分。xt=πt-f2是平稳序列，其中Xt是短期相对价格变化导致的F2的波动，Xt应该是一个平稳的序列，不应该有任何的趋势。表3中列出了样本观测期间F2短期波动成分的ADF检验结果。
表3解释能力的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Xt在1%的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可以确定Xt是平稳序列，即Xt ~I（0）说明F2能够完全解释总体通货膨胀πt中的趋势成分。
3. F2反映通货膨胀变化趋势的比较
F2拟合标题通货膨胀趋势的程度可以作为评价有效性的又一指标，首先计算通货膨胀的趋势值，利用HP滤波得到通货膨胀的趋势值，然后计算F2因子的RMSE值。RMSE={[ΣTt=1（πttrend-f2）2]/T}1/2，RMSE越小，说明F2的拟合效果越好，更加能够准确地反映通货膨胀的变化趋势。计算得到F2的RMSE值为0.871261，说明F2对通货膨胀的变化趋势有很好的拟合效果。
4. F2与标题通货膨胀的协整关系
通货膨胀监测预警定量指标应当与标题通货膨胀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才可以成为长期指标被应用，新增数据才不会导致历史估计结果发生改变。本文采用协整检验观察估计得到的F2与标题通货膨胀的均衡关系。协整检验结果如表4，表明F2与标题通货膨胀至少具有1个协整关系，两者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
表4协整检验
注：加“*”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5. F2的预测能力的检验
通货膨胀监测预警定量指标的重要意义是在于对标题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判断核心通货膨胀预测能力的依据是给定当前的标题通货膨胀基础上，考察F2包含多少关于未来标题通货膨胀的信息。利用方程πt+h-πt=αh+βh（πt-f2）+εt+h的回归平方和来评价模型估计得到的核心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表5中给出了6种计算方法计算得到的F2的R2值。
表5预测能力的检验
由表5可以看出，随着h的增大，R2值有所增加，说明F2作为通货膨胀监测预警定量指标在h=2及更大比h=1对标题通货膨胀的预测能力更好一些，F2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通货膨胀的预测指标。
三、结论
（一）国际因素对当前的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影响，表明我国面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进一步加大。经济危机以来，我国实行一揽子的经济刺激计划，对经济注入大量的流动性，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导致资产泡沫化严重，股票价格对当前的通货膨胀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我国实际利率处于负利率的状况，直接导致银行存款分流下降，致使更多的资金流入资产领域，资源错配严重，推动资产的泡沫化，通货膨胀的上涨。
第4篇：通货膨胀特征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东亚地区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9-0164-02
1 通货膨胀目标制概述
1.1 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概念
“通货膨胀定标是指,中央银行直接以通货膨胀为目标,并对外公开通货膨胀目标,以此规划货币政策操作的货币政策制度”(钱小安,2002)。通货膨胀目标制是一种货币政策框架。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低通货膨胀水平。
1.2 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本质特征
通货膨胀目标是某一经济体货币政策最根本的目标,这一特征使通货膨胀目标制政策框架与仅宣布要实现某一通货膨胀目标区分开来。后者的货币管理当局没有责任制定政策保证所宣布的通货膨胀目标实现,尤其在这样做可能有损其他宏观经济目标时更会在通货膨胀目标上妥协。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仅以通货膨胀水平作为目标,许多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采用了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度,这种制度框架下就业和产出在决策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即使在严格的通货膨胀制下,对产出的考量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因为产出对于未来通货膨胀水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产出在中央银行的反应函数中总是起着重要作用。产出和就业受重视的程度受通货膨胀制弹性的影响,这两个目标被重视的程度将影响到通货膨胀目标制设计的特征。
1.3 选择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原因
因为数量目标(包括基础货币和广义货币)的货币政策框架存在严重缺点,货币需求呈现较大波动性,并频繁出现结构性变化,使货币供给与政策目标之间存在不确定性。尽管货币数量作为中介目标已失去了重要性,但仍然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宏观经济指标。
1.4 实施通胀目标制的基本前提
被普遍认可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四个实施前提:第一,中央银行应该具有使用政策工具的独立性,能自由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第二,中央银行应该具有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这种工具应与通货膨胀高度相关。第三,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应与不断提高的责任性相联系,中央银行要定期向公众作关于货币政策的报告,公开有关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第四,通货膨胀目标制要与公众进行良好的沟通,以提高政策透明度保证公众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认识,提高中央银行的公信力,引导通货膨胀的合理预期,并将其作为工资与价格制定的锚。
2 东亚经济体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可行性研究
2.1 Masson等人(1997)的否定观点
Masson, Savastano and Sharma (1997)认为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适合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他们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具备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前提。其一是执行独立货币政策的能力,其二是如何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政策框架下实行汇率目标管理。另外,他们指出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存在技术方面的问题,尤其是预测通货膨胀的困难,通货膨胀过程的易变性,以及缺乏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信息。
2.2 Guy Debelle(2001)的肯定观点
Guy Debelle(2001)评价了通货膨胀目标制在新兴市场经济体是否适应,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方面对其成功实施是否重要,他得出了肯定的结论。
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必须满足一定的必要条件。对于东亚经济体来说,最重要的是中央银行应具有追求通货膨胀目标的独立性以及不受财政控制的束缚。第二点是应该由中央银行及其上级机构对通货膨胀目标进行承诺。没有政府的支持,制度的公信力将被削弱,并且中央银行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能力也会打折。
实施障碍。缺少精确的预测和分析框架不能被视作望而却步的障碍。Guy Debelle(2001)认为Masson等人提到的问题在应用绝大多数货币政策框架时都存在,并非仅在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才出现;而且他们所描述的技术问题同样在许多发达国家最初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时同样存在。对于亚洲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通货膨胀目标制是可行的货币政策框架,尤其是通货膨胀已处于较低水平的经济体。
Guy Debelle(2001)认为当前应该是一个适合东亚经济体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时机。通货膨胀已处于低位,反通胀成本已下降。在没有明确界定的货币政策框架下,这些经济体在过去曾成功地使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由于为将来锁定了低利率环境,通货膨胀目标制看来是一种可行的货币政策框架。不过,他亦指出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能立刻治愈通货膨胀问题。
3 东亚经济体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践研究
从1998年开始,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四国先后开始正式实行或宣布即将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
3.1 韩国:最早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
1997亚洲金融危机后,韩国在东亚地区最早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
确定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韩国通货膨胀目标制最早使用公众消费者物价指数(headline CPI)。受信贷萎缩、经济低迷影响到,韩国物价持续走低,1999年的通货膨胀率低于l%。通货膨胀目标制实施两年后,韩国银行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修订完善。经征询政府同意,韩国银行于2000年宣布使用核心通货膨胀率(Core Inflation)代替原指标,核心通货膨胀率补充定义为“剔除了非谷类农产品和石油类产品因素的消费者价物价指数”。
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程序。每年年末,韩国银行咨询政府的意见,共同制定下一年的通货膨胀目标。韩国银行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制定和实施具体的货币政策。
通货膨胀目标数值或区间。韩国1998年的通货膨胀目标为9%,1999为3%,目标区间宽度为士1%,1998年实际通货膨胀率为7.5%,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均为3%。2000年的实际通货膨胀率为1.8%,2001年为4.2%,突破了目标区间,韩国银行对此的解释是,与长期贷款相关的货币政策过于宽松,以及公共设施价格上升;2002年的核心通货膨胀率为3%,2003年为3.1%。与此同时,2003年韩国的公众消费者物价指数突破了目标区间,但是核心通胀率一直保持在目标区间之内。
目标时长。韩国设定通货膨胀目标的时长为一年。根据韩国银行的分析报告,短期利率的改变对物价产生影响大约需要7到8个月的时间,并且其后续效果一直会持续到2年之后。因此,韩国的目标时长是否合适值得考量。
3.2 印度尼西亚:非完全意义的通货膨胀目标制
印度尼西亚于2000年1月开始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此前,印尼于1999年5月通过了一项新的中央银行法案,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的目标是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并赋予中央银行“印度尼西亚银行”独立性。印尼采用的货币政策框架不能被视为真正意义上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因为在其货币政策框架里没有责任条款约束央行对通货膨胀目标负责。因此当通货膨胀目标未实现时,中央银行不必承担责任。责任性的缺乏导致公信力丧失,公信力的丧失使通货膨胀目标无法引导公众的通胀预期,从而也无法作为工资和价格制定的锚,减损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效力。
确定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用剔除了如电力价格和佣人薪酬等管制商品价格的消费者物价指数衡量通货膨胀水平。因两年的目标区间均被突破,2002年印尼转为采用公众更熟悉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作为衡量手段。
通货膨胀目标数值或区间。设定2000年通货膨胀目标为3%-5%,2001年为4%-6%。2002年为9%-10%(新衡量指标),同时宣布中期目标在2002―2006年间使通货膨胀水平降到6%-7%。2002年印尼实际通胀为10%,与目标区间上限持平。印尼2003年的通货膨胀目标设定为9%,波动区间为士%l,中期目标维持不变。IMF要求印尼将基础货币作为政策工具。3.3 泰国:货币政策制度的透明度
泰国于2000年5月引入通货膨胀目标制,寄望于通货膨胀目标制能为货币政策提供一个有效的名义锚,并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政策工具的有效性。
确定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泰国银行采用季度核心通货膨胀率作为通胀水平的衡量手段。季度核心通货膨胀率是“剔除了初级食品(rwafood)和能源类产品价格因素的标题通货膨胀率”。这一指标保留了公众消费者价格指数中约75%的价格信息,能够较好地反映出泰国通货膨胀趋势。核心通货膨胀率由独立的政府机构―商务部计算,以提高公信力。
泰国通货膨胀目标区间为0-3.5%;主要货币政策工具是14天回购利率;通货膨胀目标的时长为两年。泰国的核心通胀率基本处于目标区间内,产出波动较小,实现了低而稳定的通货膨胀率。
提高透明度。泰国银行通过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信息披露,采用先进的预测方法提高预测水平,不断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
3.4 菲律宾:精心设计通货膨胀目标制
菲律宾中央银行于2002年1月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菲律宾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包含远近两重目标,即央行同时宣布未来两年的通货膨胀目标,保证货币政策在波动较大的环境中仍然具有较强的连续性,以稳定金融市场运行,并合理引导公众预期。货币政策工具以隔夜回购利率主。
确定通货膨胀的衡量指标。菲律宾采用公众消费者物价指数作为通货膨胀目标的衡量手段。通货膨胀目标数值或区间。菲律宾的通货膨胀目标由菲律宾中央银行与政府共同制定。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时,菲律宾通货膨胀率降到了4%左右。2002年通货膨胀目标为5%-6%,实际水平为3.1%(以CPI衡量),比通胀目标区间的下限低2%,主要因为粮食和能源价格较低;当年的GDP增长率超过3%。2003年为4.5%-5.5%,实际通胀率也为3.1%,GDP增长4.5%。
免责条款。菲律宾中央银行目前的免责条款主要包括:(1)未加工食品的价格波动;(2)石油相关产品的价格波动;(3)政府政策的重大变化对物价产生的直接影响,如税收结构、税收优惠、税收补贴的变化;(4)对经济影响较广的自然因素。通过免责条款增强政策的灵活性,以更好地应对外部冲击。
3.5 东亚四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特点及效果
首先,东亚四国建立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初始条件并不理想,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框架内容基本完整。表1和表2分别总结了东亚四国通货膨胀目标制基本特征和实施效果等内容。
第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引入提高了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以及央行的责任性。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加强与公众的交流,引导公众关于通货膨胀的预期;强化中央银行的责任性,促进央行独立性的进一步增强。
第三,东亚四国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设计适合本国的制度,使通货膨胀目标制不仅在发达国家也在发展中国家较顺利实施,并达到了降低、保持低通胀的目的,助力经济发展,回答了关于通货膨胀目标制能否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问题,还为其他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采用这种货币政策框架提供了经验。
综上所述,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东亚四国的实践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各经济体建立了制度要素基本健全的货币政策框架,使东亚四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控制通货膨胀水平,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发展。
4 结论
通货膨胀目标制对东亚国家提出了一些实施障碍。不过,在许多案例中,东亚经济体并不比那些早在九十年代就采用这种制度的经济体所面临的障碍更大。
缺少精确的预测和分析框架不能被视作望而却步的障碍。从十来年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经验中学习能让现在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比十年前的同行们实施得更好。然而,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能立刻治愈通货膨胀问题。
在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践过程中,应该结合本国实际情况精心设计通货膨胀目标制,并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在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时必须满足一定的必要条件。最重要的是中央银行应具有追求通货膨胀目标的独立性以及不受财政控制的束缚。第二点是应该由中央银行及政府对通货膨胀目标进行承诺。没有政府的支持,制度的公信力将被削弱,并且中央银行实现通货膨胀目标的能力也会打折。
参考文献
第5篇：通货膨胀特征范文
论文关键词：通货膨胀率,食品供给,刚性需求,翘尾因素
引言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全球各国的经济增长带来致命的打击，中国经济也面临了前所未有的不利冲击，中国政府适时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政府空前力度的经济刺激政策的实施下，我国经济在逆势中步步向好，2009年呈现出令世人惊叹的“V”型回升。货币供给和金融机构信贷超常扩张是经济迅速回升增长的强大驱动力。2009年我国狭义货币M1和银行信贷这两个指标年增长率达到25%左右。M1和银行信贷如此天量增长也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市场上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不断加大，对于是否引发未来通货膨胀争议不断，但对于加大经济系统的通货膨胀压力这一观点达成共识。随着2010年1-5月份宏观经济数据的陆续出台，市场对于通货膨胀的讨论甚嚣尘上，因此理性分析当前通货膨胀形势无论是对个人认清当前的宏观经济情况还是对于未来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现有研究成果的简单回顾
通货膨胀本质上就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而引起的一段时期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通货膨胀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止过。主要分为两类分析，一类是研究通货膨胀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关系；刘霖、靳云汇（2005）以1978-2003的年度数据构建经济增长率、货币增长率、通货膨胀率三变量VAR模型，研究显示，从长期看价格水平上升时，未来货币供给增长率下降，这一规律可能与中央银行利用货币政策工具对付通货膨胀的行为有关。另一类是专门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的特性如成因、类型、惯性特征等；陈彦斌（2008）通过对2003-2007年我国通货膨胀的研究发现，2003以来的通货膨胀具有结构性、非平衡性、温和性等特点；同时具有需求拉动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通货膨胀的特征，流动性过剩对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影响还不明显。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当前的最新数据、以比较说明的方法为主，分析当前我国经济的通货膨胀形势。
当前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
自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率由负增长扭转为正增长以来，CPI同比增长率不断攀升，1月份为1.5%，5月份攀升到3.1%，创19个月新高，首破通货膨胀警戒线。市场的通胀预期愈演愈烈，通货膨胀真的来临了吗？
事实上，仔细分析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构成部分可知：食品和居住这两大类的价格上涨是拉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的最主要动力。（见表1）从表中可直观看出，食品类和居住类的同比上涨率均高于CPI的同比上涨率，其中食品类的上涨率往往是CPI上涨率的两倍之高。又由于在我国CPI构成中，我们赋予食品和居住这两大类的权重相对比较高，综合这两方面的因素，可以认为当前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主要是由食品和居住这两大类拉动起来的。以4月份为例，食品价格上涨5.9%。居住价格上涨4.5%，占2.8%同比涨幅的93%。由此可知，当前CPI的上涨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并不是全面的价格上涨。
表12010年1-5月份CPI分类别同比上涨率单位：%
月份
类别
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CPI同比上涨率
1.5
2.7
2.4
2.8
3.1
食品类同比上涨率
3.7
6.2
5.2
5.9
6.1
居住类同比上涨率
2.5
3.0
3.3
第6篇：通货膨胀特征范文
从2003年年中开始，随着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急剧扩张和重工业的高速增长，我国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迅速膨胀，使得国内资源供给趋于紧张，导致三大物价指数全面上涨，新一轮通货膨胀的出现已经不容置疑。同前几次通货膨胀相比，本轮通胀不算剧烈，但争论却异常激烈。其原因在于，本轮通胀确实有一些与前几次不同的特征以及形成原因。笔者认为正确认识这些特征与成因，对于政策效果评估、未来影响我国通货膨胀走势分析、下一步的政策取向都具有重要意义。
思考之一:新一轮通货膨胀有何新特点?
对按经济学定义，持续的物价上涨即为通胀。虽然在物价上涨的持续时间和幅度等方面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一般认为如果物价连续三个季度上涨即可确认为通胀，而按照中国过去20多年五轮经济波动周期的经验，物价涨幅在5%以下正常，5%至10%之间为温和型通胀，10%以上为恶性通胀。
现代经济学认为，通货膨胀是由于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失衡所造成的，它不仅包括供给和需求方面的原因，还包括供给与需求结构方面的原因，根据其成因可将通货膨胀的类型分为需求拉上型、成本推动型、供求混合型以及结构型。总需求的增加，无论是通过货币政策的扩张，还是通过财政政策的扩张，最终都是通过货币量的增加实现的。因此，任何形式通货膨胀的背后都有货币供应量不适当增加的影子，费雪的交易方程式也表明了这一点。可以说，本轮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已经基本到位，物价水平本应随着货币供应减少向下运动。但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这可能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前些年为走出通货紧缩而大量投入流通中的货币产生了滞后影响；二是推动本轮通货膨胀的真实原因并非完全是货币因素。从实际情况看，这两方面的原因都存在，一方面前些年扩张性的货币投放为本轮经济过热准备了货币条件；另一方面本轮通胀的真正主因是制度性因素而引起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因此,笔者认为:新一轮通货膨胀具有以下几个新特征:
（一）货币性特征
从货币供给看，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家为扩大内需采取了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M2的增长率2000年比1999年增长了12.3%，此后每年大约提高2个百分点，直至2003年第二季度，我国货币供应量一直以20%以上速度增长，远高于同期实际GDP增速与物价上涨之和；与此同时，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大量购入外汇，进一步加剧了基础货币投放。高速增长的货币供应之所以未马上转化为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出现了通货紧缩，居民持币观望、蓄币预防的心态较重，加上以往政府主导下的低效投资引发银行系统呆坏账居高不下，造成新增货币大量沉积，流通速度下降，遏制了高货币存量向通货膨胀方向的演变。但货币的一时沉寂并不意味着消失，经济体系中存在的超额货币供应终将会成为日后通货膨胀的导火线。因此，笔者认为：新一轮通货膨胀是前些年货币过度扩张的结果。
（二）非总量性特征
一般来说，导致一般物价水平上升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总供给无法满足总需求的增加，“物以稀为贵”；二是商品生产成本增加，造成销售价格相应上升。新一轮物价上涨不能说是由社会总需求过度膨胀引起的,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在固定资产投资过热和国际油价高涨的推动下，粮食、煤炭、电力、石油、运输等上游原材料能源价格的上涨带动了其它食品及下游工业产品的价格回升。因此，笔者认为：新一轮的温和型通货膨胀是非总量性的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
（三）结构性特征
这次价格上涨从性质上看，仍处于初期阶段，具有结构性特征，典型表现在部分要素市场失衡出现供需脱节引起的价格上涨。价格上涨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粮食和部分农产品价格上涨，二是上游产品价格带动下游产品价格上涨，三是大量土地批租和房地产开发过度需求导致土地交易价格上涨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上游产品价格上涨主要是投资品价格上涨带动的。近年来投资率过高，部分投资品价格领先上涨带动生产资料整体价格上涨，特别是2003年9月后，部分原材料和能源出现瓶颈制约，价格涨势迅猛。如果深入分析一下本轮物价传导的过程，就会发现本轮物价上涨中暴露出来的上下游产业价格波动不匹配现象的根源在于经济运行中不合理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单纯地用行政调控手段或货币紧缩政策，不仅无法达到调控的目标，反而有可能加剧调控的负面效应，使温和型通货膨胀延续下去并进一步恶化。
因此，新一轮通货膨胀是由于制度性因素导致市场结构不平衡，由瓶颈部门的价格上涨而通过成本要素向前推进形成，并且这种结构失衡的主因不在投资，而在体制，它反映了市场发育、改革进度的不平衡，反映了垄断经济的危害性。
思考之二: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是什么?
深入分析这一轮的物价上涨，我们可以发现有四个深层次的制度方面原因：
（一）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导致资源约束：引发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
一般来说，产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固定，因此通货膨胀的决定因素在于供给弹性。而产品的供给弹性又与资源约束程度负相关，与市场竞争程度和国际化程度正相关。在我国加入WTO以后，国际化程度大大提高，产品供给弹性过低主要受制于资源约束。可以说，资源约束主要来自于制度性缺陷和不合理管制，因此，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是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比如粮食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前几年对粮食流通领域的管制，只允许国有粮食企业进入。其结果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的国家政策在实际中很少得到执行，导致粮食价格和产量连年下降。而且，国有粮食企业往往还逆向操作，加剧而不是平抑了粮价波动。另外,投资膨胀的一个重要诱因，是资源和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受到管制，严重低于市场均衡水平，使投资成本大大降低。同时，能源、资源等行业又几乎被国有企业垄断，非国有资本实际上还是很难进入，在供给缺口形成后也不能很快增加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大了通胀压力。但是从粮食缺口、投资膨胀到通货膨胀，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资源约束。如果说政府的不合理管制降低了短期供给弹性、使供给不能迅速增加的话，那么资源约束就制约了长期供给弹性、使供给不可能无限制地增加。因此,笔者认为:制度性缺陷与不合理管制所导致资源约束是本轮通胀的根本原因，但资源约束的影响决不仅仅在于通货膨胀，它应该引发我们对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的深刻思考和战略转变。
（二）生态失衡导致外部性成本内化：引发本轮通货膨胀的外因
生态失衡一方面表现在生态环境恶化，治理生态环境必须花费大量的成本。治理的社会成本费用又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各个公民和厂商，这种社会成本最终要由生产厂商来承担，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从而使产品的价格升高，因而外部性成本的内化相应的结果就是物价上涨。不仅如此，生态失衡还使自然资源日益减少，开采的难度日益增加，由此导致资源开采成本上升，原料能源价格上涨，使生产厂家的内在成本增加，因而造成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另一方面，生态失衡导致供求总量失衡时还会使供求结构关系变形。比如当生态系统失衡后，其系统的物质和能量的供给就会因此而减少，但需求会不断增加，使经济系统对农业系统产出的需求量更为增加。人们不得不对农业生态系统进行过度开发索取。在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农业系统投入的边际产品也是递减的，而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可以弥补因边际产品减少而带来的利润损失，因而社会资源仍然会向农业生态系统倾斜流入，而其他边际生产力比农业还高的生产系统却没有足够的社会资源投入。这样，即使整个社会的产出能够满足整个社会的需求却会因为资源分配结构的不合理而无法满足总需求，使效率低下部门的产品价格上升进而带动整个物价水平的上升。
（三）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引发本轮通货膨胀的动因
考察当前这一轮宏观经济的波动，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变量已经很快地发生了变化，而另外一些变量由于“粘性”特点，变化得比较慢。什么变量变化得比较慢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劳动力工资，劳动力工资的变化的滞后在剧烈变化的宏观经济中，会带来劳动力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扰动，进而导致与长期变化不同的某些特点。所以，虽然我国劳动力供给在长期是无限供给，但在短期随行就市，就可能因价格调整不及时出现供需的失衡，比如当前珠三角等地区“民工荒”现象的出现已经证实了这一判断。而劳动力的价格是工资，工资又与物价相关。对于恩格尔系数相当高的劳动力来说，在分析中还需要注意的是，其实际工资不仅与消费物价指数有关，还与粮食价格直接相关。因此，当消费物价指数从负的2%上升至6%，便相当于农民工的实际工资下降了8%。而粮食价格从负增长转为正增长的影响也是致命的。因此，这种劳动力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必然会导致劳动力的短期短缺。笔者认为，解决劳动力短期短缺的唯一出路就是不得不提高劳动力的工资，以此来吸引足够多的外来打工者到自己的工厂工作，从而增加了生产成本。因而，加剧了这一轮通货膨胀的出现。
（四）市场的无序性导致成本的超载：引发本轮通货膨胀的内因
市场的无序性与通胀的关系，似乎难以用准确的数据加以说明。但从每年的物价上涨指数的结构来分析，除了当年新调价因素和其他改革措施出台因素以及上年翘尾因素的影响之外，有一部分是当年自发涨价因素的影响。这部分因素包括的内容固然很多，但其中市场秩序是否正常，则对自发涨价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换言之，市场秩序的混乱和无序，必然导致物价的自发上涨。一方面是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从生活必需品到高档耐用消费品，从生活资料到生产资料，凡是畅销产品，特别是名牌商品，均有假冒伪劣出现。猖獗的造假、售假活动不可避免地扰乱了市场流通秩序。作为消费者，用相应的价格买不到货真价实的商品，作为生产者，特别是名牌商品生产厂家，则花大力气，以高成本来防假，打假，必然带来社会生产成本的提高，假冒伪劣商品对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市场价格秩序混乱。主要表现在：一是某些机构利用部分权力搞垄断性经营，牟取暴利；二是各种投机行为加剧了价格波动。三是一些行政性收费项目混乱，乱收费、乱摊派。这些价格混乱行为都直接导致了生产成本的超载，从而推动物价上涨成为引发通胀的重要原因。尽管市场化改革会在长期内通过增加供给来减轻通胀压力，但在短期内会使“缺煤”、“限电”、“油荒”等隐蔽性通胀显化，使资源和要素的价格进一步上涨，增加短期通胀压力。而从目前传递出的各种政策信息来看，土地、资金、劳动力和资源市场化已经或者正在被纳入下一步的政策重点，这必然会对资源和要素价格、进而对物价总水平产生巨大的影响。思考之三：怎样应对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由于本轮通货膨胀的特殊性，完全指望货币政策恐怕难以实现控制本轮结构型通胀的目标，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政策组合，把重点放在结构性调整，放在机制、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上，真正做到宏观调控与改革推进相结合，以改革实现调控目标。
一是保持现有的货币政策力度，侧重疏导信贷结构调节的传导机制。笔者前面已经提到，本轮物价上涨的货币源头在于前几年的超额投放，去年以来随着人民银行提高准备金率等系列政策出台，目前流通领域的基础货币供应已经得到有效控制，2004年末M2的增幅降为14.6%，开始进入“适中”区。如果继续紧缩货币供应，有可能加剧企业资金紧张局面，导致经济硬着陆。当前的关键问题是信贷政策的结构调整难以到位，行政性要求与商业银行的利益追求存在冲突，增加中小企业贷款、支农贷款、助学贷款、就业贷款等的政策导向难以落实。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加大财政政策的配合力度，使信贷结构调整真正符合商业银行的利益核算和规避风险的需要。
第7篇：通货膨胀特征范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在历经恶性通货膨胀之后进入低通货膨胀时代，学术界和各国货币管理当局重新将控制通货膨胀和实现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这对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具体实施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为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空间。
一、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基本思想
以基德兰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andPrescott，1977）的开创性研究为发端，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央银行可信度以及对政策事先承诺的能力等问题。如果没有对采取特定政策措施事先做出保证，那么，中央银行可能会产生不按原来计划和宣示行事的动机，这就导致了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或“动态不一致性”。所谓时间不一致性是指：在t期为t+i期计划的行动方案，在t+i期到来时，实施该行动方案不再是最优的。在基德兰和普雷斯科特的基础上，Barro&Gordon（1983a）把供给冲击和稳定政策引入模型中，增加了预期形成理论，从而详细阐述了货币政策中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他们认为，尽管实现低平均通货膨胀率可能是最优的，但低通胀政策是时间不一致的。如果公众预期了一个较低的通货膨胀率，那么中央银行将面对某种现实的膨胀激励，通过制造意外高通货膨胀牟取产出的额外收益。然而，公众的预期是理性的，他们既了解上述动机，同时又确信政策制定者必将屈服于这种激励，因而一开始就会准确地预测一个比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结果中央银行既造成了通货膨胀，又得不到任何产出上的好处。
自Barro&Gordon以后，大量文献开始研究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并把研究重点放在如何降低或消除货币时间不一致引起的通胀倾向上。Backus&Drifill（1985）、Barro（1986）等提出的声誉模型，Rogoff（1985）任命保守中央银行家模型，Ball（1995）的通货膨胀持续模型，Walsh（1995）的最优合同模型，Minford（1995）及Lippi（1996）的选举模型和Svensson（1997）的通胀目标制都是针对通胀倾向而提出的解决办法。近几年来，一些学者把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运用于货币政策中，并提出即使政府没有扩大产出的动机，从而消除通胀倾向，增进货币政策的可信性也会产生更好的政策效果，这无疑推进了对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研究。
二、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对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的再认识
TackYun（1996）等人利用个人效用最大化和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思想，得出了新凯恩斯主义的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最大的特点是包括了前瞻性的预期。Clarida，Gali&Gertler（1999），Woodford（1999，2001），McCallum&Nelson（1999），Svensson&Woodford（1999，2000）以及其他学者推动了这一模型在货币政策分析中的广泛应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是在垄断竞争、名义工资刚性、每个厂商以错开方式定价这些限制条件下而得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当前的经济行为不仅取决于当前的货币政策，而且取决于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可以用两个方程来代表，一个是IS曲线，它表示产出缺口与真实利率成负相关关系；另一个为通胀调整方程，它表示通胀与产出缺口成正相关关系。
xt=Etxt+1-Ψ（it-Etπt+1）+gt（1）
πt=βEtπt+1+λxt+ut（2）
其中，xt为产出缺口，即产出相对于灵活价格条件下均衡产出水平的偏差；πt为通胀率；it为名义利率，所有变量都以围绕各自稳态水平的百分比偏差的形式表示；gt为需求冲击；ut为成本冲击。在Barro－Gordon框架中，是直接假定中央银行将一个取决于产出和通货膨胀的二次型损失函数最小化，由此来进行政策分析。这一假设虽然合理，但终究属于特殊化处理。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人们对经济体的描述以对一个完整严密的一般均衡模型的近似表达为基础，同样的，在这里，政策目标函数也是从个人的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中推导出来的，所得到的社会损失函数为：
其中，xt为产出缺口；α为社会加在产出缺口目标与通胀目标上的相对权重；k为目标产出缺口，它是指稳态有效产出水平和实际的稳态产出水平之间的缺口。在新凯恩斯主义框架下，通常假定k=0，这是由于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通胀率都较低，一些学者认为不存在通胀倾向或通胀倾向很小。在Barro－Gordon框架下，如果目标产出水平等于潜在产出水平，则承诺与相机抉择政策产生的效果是相同的。而在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由于前瞻性的预期作用，即使目标产出等于潜在产出水平，相机抉择行事也会引起另一种无效率，即稳定倾向。由于大量文献已对通胀倾向进行了研究，新凯恩斯主义框架通过假定产出水平等于潜在水平，从而消除通胀倾向，而把重点放在分析这种稳定倾向上。
三、降低货币政策时间不一致性与通货膨胀偏差的方法
（一）声誉模型
对货币政策中出现的时间不一致性进行分析，目的是降低或消除其不利影响。在Barro－Gordon框架下，主要是围绕如何降低通胀倾向。其中一种解决方法是强制中央银行为偏离它宣布的低通货膨胀付出代价，即丧失声誉。Barro&Gordon（1983b）考察了一个允许时期t的通货膨胀选择对未来通货膨胀预期产生影响的重复性博弈，以此来评估声誉的作用。他们根据无限期重复博弈的大众定理得出，只要中央银行的折现率不是太大，就存在通货膨胀低于随意性政策下均衡水平的均衡状态。但是在对中央银行的真正偏好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公众必须从中央银行的政策措施中推断出它的类型。而且在某些均衡状态下，中央银行为了树立声誉可能不会采用一次性最优政策。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法之一就是提高政策透明度，通过设立目标使公众更加清晰地观察到中央银行的意图。
（二）中央银行最优偏好
解决随意性政策下通货膨胀偏差的另一种方法是直接针对中央银行的偏好。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平均通货膨胀率与中央银行相对于政治当局的独立程度呈负相关关系（Eijffinger&deHaan，1996）。如果中央银行具有独立性，那么中央银行的偏好就会不同于当选政府的偏好，而且对于中央银行来说，通货膨胀的边际成本更高。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挑选一个比普通人更加重视实现低通货膨胀的人作为决策者，然后授予其政策操作方面的独立性。罗戈夫（Rogoff，1985b）是明确研究中央银行最优偏好问题的第一人。他认为，政府应该任命一个比社会（政府）整体赋予通货膨胀目标更多相对权重的人当中央银行行长。此类中央银行行长的特征就是比社会整体更“保守”，这种现象可以更为确切地称为“权重保守主义”（Svensson，1997）。虽然任命这样的中央银行家能够降低通胀倾向，但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首先，在供给冲击太大时会引起产出的较大波动，稳定化政策遭扭曲而造成的代价会超过低通货膨胀带来的好处；其次，政府无法正确识别偏好参数并对其作出承诺，一旦预期已经形成，政府就有动机解雇保守的中央银行行长并换以和政府立场一致者；最后，对偏好而不是动机的关注模糊了该模型对制度结构和设计的含义。只需正确的人事安排并不一定产生好的政策，还应该对制度进行设计，以使决策者产生正确的动机。
（三）最优合同方法
Pearson，Tabellini（1993），Walsh（1995）等人先后提出了中央银行最优合同理论。他们认为，应该把货币政策委托给一个与政府具有同样偏好的中央银行，而且，中央银行能从政府那里得到转移支付，该转移支付可以看作是中央银行行长的直接收入或中央银行的预算，因此实现效用最大化的中央银行既关心由通胀及产出变化造成的社会损失，也关心其得到的转移支付。采用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胀倾向，同时使中央银行对供给冲击做出最优反应。Schellekens（2002）考虑了最优保守程度与模型不确定引起的谨慎政策之间的联系，和保守主义中央银行行长方法一样，合同解决方法将引起通货膨胀偏差的承诺问题“转移”了地方。Al－Nowaihi&Levine（1996）指出，如果转移承诺的程序是公开的，它就可以使政府对某一合同的承诺令人感到可信。这种政策透明度正是1989年新西兰中央银行改革所确立的政策程序的主要特征。该国政府与储备银行通过《政策目标协议》（PolicyTargetsAgreement，PTA）确定短期通货膨胀目标。对PTA可以重新谈判，而且一旦观察到当前的经济扰动，政府与储备银行都会有动机要求对通货膨胀目标重新谈判。但是，由于这种重新谈判必须是公开的，出于对声誉的考虑，双方可能维持一种不对通货膨胀目标重新谈判的均衡状态。因此，政策的透明度可以起到支持低通货膨胀均衡的作用。
（四）通货膨胀目标制
这种方法主要是通过对中央银行灵活性的限制即指定一个目标规则，要求中央银行达到某个预先设定的通货膨胀率或者为偏离该目标而支付代价。一般而言，通货膨胀目标制也可以看作是委托的方法，即政府或相关的机构为中央银行确定具体的损失函数，如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的偏好以及具体的通货膨胀目标和产出目标，并委托中央银行实现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可以增强中央银行的责任心和信用保证，约束其履行承诺，解决货币政策动态不一致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少国家实行了通货膨胀目标制。采用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中央银行必须提高其政策透明度，为了建立信誉，他们经常公开声明和公告，阐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提供与目标和业绩有关的详细信息。Mishkin&Schmidt－Hebbel（2001）分析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五个支柱特征，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政策确保透明度与责任制。Walsh（2002）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核心成分为：1.对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作出承诺；2.这种承诺通过宣布以数字表示的通货膨胀目标来公开表达；3.为完成目标，中央银行具有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可见，这些都强调了通货膨胀目标制中的货币政策透明度特征，这有利于公众准确地理解中央银行的意图，对稳定长期通货膨胀预期具有积极作用。
四、启示与借鉴：货币政策透明度与降低时间不一致性
第8篇：通货膨胀特征范文
关键词：通货膨胀；汇率；利率
中图分类号：F81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41-0142-02
我国在走出了1997年至2001年的通货紧缩后，经济出现了从局部过热到全面过热的演绎。2007年后物价上升很快，2007年全年CPI比上年同期上涨4.8％。进入2008年第一季度CPI更是比上年同期上涨8％，PPI达到8％，大有赶超CPI之势。这表明我国已进入了一个全面的通货膨胀周期，需要在经济调控中作为首要问题加以解决。
一、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含义
通货膨胀(Inflation)一般指因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的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纸币贬值、全面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
纸币流通规律表明，纸币发行量不能超过它象征的代表的金银货币量，一旦超过了这个量，纸币就要贬值，物价就要上涨，从而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只有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才会出现，在金银货币流通的条件下不会出现此种现象。因为金银货币本身具有价值，作为储藏手段的职能，可以自发地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使它同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相适应。而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因为纸币本身不具有价值，它只是代表金银货币的符号，不能作为储藏手段。因此，纸币的发行量如果超过了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就会贬值。
对通货膨胀的测度一般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批发物价指数（Wholesale Price Index）、GDP平减指数（GDP Deflator）来定。
二、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
对于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一般理论认为是货币发行过多、需求过度、成本推动及生产结构失衡等原因造成的，但通常情况下，通货膨胀都是由诸多原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这里重点谈三个方面的原因：
1.货币供给增长过快
持续的贸易顺差，迫使中央银行投放大量基础货币，是我国目前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由于特殊的结售汇制度，近年来我国广义货币M2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速。2003年至2006年我国M2年增长率平均高出GDP增长率5.4％。从货币流通速度来看，按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舍尔的著名货币数量论，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实际上也增大了货币供应量。如果以M2/GDP的比例来衡量货币流通速度的话，2007年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为163.4％，而2002年到2005年平均高达180％以上，明显处于过高的水平。
2.成本输入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外贸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其中对大宗资源性商品的依存度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预计2008年原油对外依存度达47％，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将达57％。以铁矿石为例，2005年我国钢铁企业被迫接受日本与澳大利亚订立的基准价格承受铁矿石价格上涨71.5％的压力。2008年在2007年价格的基础上，又不得不接受65％的涨幅。从2006年以来国外大宗商品期货价格不断攀升，在这种情况下上游产品价格上涨通过价格传导机制传导到下游产品，从而引发了成本推动型的输入型的通货膨胀。此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推升了企业的成本。
3.美元的持续贬值
按照货币主义者的看法，通货膨胀是一种纯货币现象。美国自IT泡沫破灭后，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从2001年到2003年6月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6.5％连续下调到1％，致使在以后几年间美元流动性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2007年9月18日美国为挽救次贷危机，不顾潜在的通货膨胀威胁，又连续降息4次，致使美元短期内大幅贬值。美国的国内信贷与GDP的比率从1999年的84％上升到2006年的98％。
三、治理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政策取向
既然本文前面论述可知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由多种成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在治理上就不能只用一种治理手段，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R.A.Mundell）提出的“政策配合说”，当经济处在顺差和通胀区域时，应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鉴于国内经济的复杂性，对有些政策手段也应有取舍：
(1)增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速度，减少通胀国际传导压力。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其实际汇率必然升值，这是一个必然规律。此规律已通过2006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断创新高得以佐证。实际汇率升值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名义汇率升值，另一种是通过通货膨胀的形式实现。
(2)提高利率是抑制通货膨胀的一把双刃剑。货币主义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个货币现象，强调货币政策目标的单一性，所以治理通货膨胀应提高利率。在这种理论指导下，2007年已连续提高7次利率，利率达4.14％，往后还要不要再提高利率，国内学界正在热议。
(3)价格管制。由于我国正在大力进行市场化改革，按理说这种有悖于市场化精神的做法不应提倡，但考虑到我国目前所面临的通货膨胀的输入型特征，实行价格管制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等到时机成熟，再放开价格。
(4)我国政府应联合世界对美国施加压力，从而改变美国对美元贬值听之任之的态度。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一直对我国的经济政策指手画脚，特别是1997年到2002年我国通货紧缩期间，美国一直认为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近年来又一直不断地对人民币汇率施压，要求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而本文认为当前世界面临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美元的大幅贬值，是美国到了为世界负责任的时候了。美国应采取切实措施，扭转美元持续贬值的趋势，使美元从弱势货币变为强势货币，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全球通胀的根源。
作者单位:西安邮电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第9篇：通货膨胀特征范文
[关键词] 通货膨胀目标制；制度框架的设计；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F822.5 [文献标识码] B
一、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新经济时代的来临，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有了重大调整，表现在货币政策方面，就是一个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即通货膨胀目标制（inflation targeting）的推行。而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一个有益的名义锚和“受约束的相机抉择”框架，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公开宣布通货膨胀的中期目标；在制度上承诺把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其他目标处于从属地位；利用包括货币总量和汇率在内的信息为货币政策决策服务；联系货币政策工具和通货膨胀的定性框架，使公众了解中央银行决策的过程和机制；确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对通货膨胀负责制。
新西兰是最早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而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以及巴西、捷克、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也相继宣布把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货币政策框架。通货膨胀目标制需要一系列合理有效的政策手段，这样才能给一个国家或地区带来经济发展上的益处。在设计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基本框架时，中央银行要注意的其中一个关键性因素就是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制度框架设计，它包括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透明度、责任制、建立货币政策措施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明白易懂的传导机制和建立相应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等一系列的问题。由于各国的经济发展路径不同，其具体制度框架设计也有所区别。通过对几个成功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制度性框架设计进行比较分析，以探究通货膨胀目标制度性框架特征在各国的异同。
由于独立性较高的德意志银行和瑞士银行长期以来在维持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方面的成功经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赋予了中央银行更大的独立性。1989-1991年期间，新西兰、智利、加拿大修改《银行法》增加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1992年欧盟制定的“马斯特利赫特条约”也要求其成员国赋予他们的中央银行更大的独立性，以组建欧洲中央银行体系。1997年，英格兰银行也获得了在货币与利率政策决策方面更大的自。独立性增加的同时，中央银行可以把注意力更加集中在稳定物价的目标上。
需要说明的是，中央银行独立性并不是完全的独立，其货币政策目标往往还是由政府制定，而在政策操作工具选择以及操作过程中具有独立性，政府和中央银行之间还是委托人和人的关系。但提高中央银行独立性这种制度安排，能比较有效地避免政府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干预。
二、中央银行的透明度
透明度是指中央银行向公众披露信息的数量和准确度，如果公众可得到的信息在量上保证了充分，但中央银行在信息披露上不及时、不精确，发送的信号模糊或者是训导性信息等，这不仅不能提高透明度，反而增加了不确定性，结果只会让公众更加迷惑。透明度有三个属性：清晰、具有实质内容、接受公众的检验。总之，透明度强调中央银行在信息披露上除了需要保证充分完全外，还要做到及时、准确、简明易懂，这些要求对透明度来说也关系重大。
强调“透明度”政策，即简洁、清晰和易于理解的政策，强调与公众沟通是所有我们研究的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特征。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方式多种多样。中央银行经常与政府沟通，这些是由法律授权的，有些是对信息咨询做出的答复，中央银行官员还就政策和经济形势作公开讲话。这些渠道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得到广泛应用。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通过各种公开“通货膨胀报告”等方式，把公众参与推进了一步。通货膨胀报告首先在英国出现，如今几乎所有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都采纳了这一形式，它以清晰、易懂的风格提供有关通货膨胀前景、中央银行的计划和目标的全面信息。
改善透明度和沟通是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在这一制度上获得成功的关键。它们通过降低货币政策、利率和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改善了私人部门的计划；通过让公众了解中央银行的可为与不可为，促进了公众对货币政策的公开讨论；增加了中央银行长期决策的自由度，例如，暂时偏离目标而对通货膨胀预期不产生负面影响；明确了中央银行和政治家们在货币政策操作方面的职责。透明度和沟通有助于增强责任。
三、中央银行的责任制
中央银行责任制在操作和政治上有很多好处。以事先宣布和明确的基准（如通货膨胀目标值的路径）来估计，货币政策操作成功的可持续性在建立公众对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政策的支持方面发挥着作用。从德国银行和瑞士国民银行的经验来看，即使在对绩效评估没有明确定义和法律标准的情况下，也能够建立公众支持和责任。获得公众信任和支持的中央银行在制定政策时能够保持更大的独立性并从长远考虑，从而产生更好的经济成果。受信任的中央银行对影响其他经济政策层面，如财政政策的短期力量形成制衡。我们不止一次地看到公众对中央银行的信任和尊重使中央银行对政府预算决策产生温和的影响，而后者直接危及到通货膨胀目标的实现。
暂且不考虑经济因素，通货膨胀目标制具有与中央银行在民主社会的作用完全一致的特点。尽管在长期内中央银行不受短期政治压力对利率决策的影响，但中央银行应当对实现既定目标的政治过程负责。换句话说，中央银行应当保持工具独立性，而不是目标独立性。当货币政策的目标，以及中央银行实现目标的记录比较清晰地向公众显示时，中央银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难执行与社会利益不一致的政策。
四、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在开放经济体中，货币态势的变化和通货膨胀之间的政策渠道通常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短期内，利率的上升通过汇率升值降低进口商品的价格，直接降低通货膨胀。由于直接汇率渠道的“时滞”要短于总需求渠道的时滞，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影响汇率变动而在一段较短的时滞后影响消费物价指数。在长期内，利率上升首先减弱预期和降低商业投资，然后减少消费，造成汇率升值，从而使支出从贸易品转向非贸易品，最后间接降低通货膨胀。另外，汇率变动影响进口中间投入品的本身价格，通过消费价格指数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汇率变动最终会影响名义工资。这两种情况者将影响本国生产产品的成本，从而对通货膨胀产生影响。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所有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都通过对市场的操作来使利率的操作目标保持在预定水平。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很少使用直接工具来管理流动性，因为像准备金、贷款限制等直接工具对消除通货膨胀冲击和传递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信号方面不太有效，而基于市场的工具则可以比较灵活地对通货膨胀波动做出反应，并且更容易通过微调达到政策的预期目标。
在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政策渠道具有价格向下粘性和从汇率到通货膨胀快速穿透传递的特征。如在巴西，利率影响通货膨胀的时滞最短为6个月，汇率变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快。在智利，指数化导致向下的价格惯性以及从汇率和工资变化向通货膨胀的迅速传导（约3个季度）。工业国家的汇率传递效应则较为缓慢，约6-8个季度。显然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中心不是货币供给增长率而是短期名义利率、短期实际利率和汇率，以及它们对预期、总需求、本国生产商品价格和消费价格指数的影响。从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践来看，货币当局平抑汇率波动、缓解通货膨胀压力的手段大致有两种，一种是货币当局把利率作为政策工具，通过依据泰勒规则调节利率来实现和控制通货膨胀目标，利率对产出缺口、通货膨胀缺口做出反应，有时也根据汇率的缺口做出调整。另一种是货币当局动用国际储备来影响名义汇率，汇率贬值幅度与通货膨胀目标相符。JavierA. Reyes（2003）建立一个模型说明在控制汇率变动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方面，利率政策优于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因为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的外汇市场干预伴随较高的产量成本，其收益又要取决于引起汇率变动冲击的性质。
五、货币政策委员会
由于货币政策制定反映了对当前经济形势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的不同看法，因此，参与货币政策制定过程的人往往不止一个。大部分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通常任命一个货币政策委员会来共同制定，这样可以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制定出更合理的政策。货币政策委员会通常只负责制定近期的基准短期利率等操作目标，而不进行日常的具体政策操作。瑞典等中央银行则将日常政策操作的责任赋予执行委员会，其他国家是由具体部门负责操作。
货币政策委员会一般由中央银行行长、副行长以及各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但也有些国家财政部长也是其中的成员，像澳大利亚、哥伦比亚等；另外，还有的委员会中包括部分外部成员，比如，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中除了中央银行内部的5名成员外，还有财政大臣任命的4名外部成员。货币政策委员会一般包括5-10名成员，大部分在7名左右。货币政策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主席一般都由中央银行副行长担任。与大部分国家不同的是，新西兰和以色列的货币政策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只是行长的咨询建议机构，并不参与最后的决策。介于委员会决策和行长一人决策之间的是管理委员会决策，目前只有冰岛和瑞士实行，他们的管理委员会只有3名成员，由行长和副行长组成。
如表2所示，由货币政策委员会决定政策的时候，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中央银行要求委员会成员一致通过来表决；而巴西、智利等大部分国家通过一人一票投票方式表决，在后一种情况下，若出现不同的表决意见数相同时，委员会主席具有最终决定权。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不同类别的国家所选择的制度框架有所不同。就中央银行独立性而言有的国家是从中央银行建立伊始独立性就很强，有的国家是通过法律手段赋予中央银行很大的独立性；在增强中央银行透明度建设方面也各具特色，如不定期以不同的形式向公众公布“通货膨胀报告”，中央银行经常与政府沟通，及其官员就政策和经济形势作公开讲话等方式，加强与公众交流以增强中央银行对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责任性；在加强中央银行责任制方面，用协议方式来约束中央银行的行为，如新西兰政府与中央银行就政策目标签订正式协议；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方面，几乎所有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都通过间接手段，即通过对市场的操作来使利率的操作目标保持在预定水平。大多数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通常任命一个货币政策委员会来共同制定出更合理的政策，各国只是在组员选择和表决方式上有所差别，因此，通货膨胀目标制虽然从制度角度有一些硬性的规定，但它确实也赋予了中央银行在政策操作的极大空间，因此它是一种“有约束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框架。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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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宇.伯南克时代：格林斯潘之后的美联储货币政策[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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