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精选(九篇)
第1篇：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范文
经济全球化将推动我国的改革进入新阶段，例如：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对政府的压力，彻底的政府改革不可避免；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面的市场竞争，加快企业改革，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具紧迫性；经济全球化强调金融的国际化，金融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将首当其冲。
加入WTO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加入WTO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全面开放阶段，逐步放开包括金融、保险、电讯、会计、咨询、旅游等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我国加入WTO，目的是通过开放市场来解决经济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放倒逼改革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新特点，以全面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大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加入WTO，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进入新世纪，改革更具紧迫性。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前2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将促进经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重大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强调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经济调控规则的改变，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及规制环境。我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转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其一，我们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改革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现出来，日益对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制约；其二，无论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或经济运行层面，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交织在一起，结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为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从外部对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动力和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结构问题成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实行并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改革的重要选择。推进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也是比较有利的。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实质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面对新旧两种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并逐渐形成新体制的合理结构，以充分发挥新体制结构的整体优势和作用。因此，结构性改革阶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联系，又表现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强调体制创新在推动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在于注重一项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视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结构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为补充。制度的互补性及其合理结构是一项新制度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改革的配套性。由于体制的结构性特点，配套改革的结构性改革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注重整体改革的配套性、系统性。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要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农村改革要与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结构性改革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要求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结合。伴随经济改革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超越了经济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将成为一个大趋势。
——强调法制化建设对推进改革的作用。以立法来保证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时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目标。没有法治的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就难以确定。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规范未来的改革行为是结构性改革对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与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制建设对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约束政府行为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三是加快与重大改革措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例如，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十分重要。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变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规律性。当前，我们既要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矛盾，比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但更要关注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优化制度性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轨的特点，我国应当通过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转轨已把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议程。为此，要把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有效协调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由此使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相适应。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和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关键是经济改革能够兼顾利益相关各方，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改革对利益受损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救助。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机制、利益格局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革新阶段，迫切需要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做出主动的、积极的调整。这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以人
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将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受益和得到实惠，是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我国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广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实生活中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离的现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挫伤了人们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进程的积极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各种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倾向突出，腐败蔓延；伴随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并由此产生种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在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当客观地分析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新时期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格外强调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拥护改革的程度和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应当始终是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社会及文化中的差异性及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民市场经济，是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获益者的市场经济。因而它的根本优势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取利益基础上的广泛参与。作为顺利推进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明确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增强改革的透明度，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进程和内容，并使他们中的多数在改革中获益，过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们顺利推进结构性改革应予坚持的重要原则。
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打造与新体制有效运行相适应的制度性、社会化的基础。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至关重要。产品短缺是计划经济体制突出的特征和现象。但从制度的缺陷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短缺是产权的短缺，它的基本特点是产权主体的单一化。这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竞争、没有经济活力的制度原因。经过20多年的改革进程，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展开和深入，产权主体的社会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和趋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以无偿和有偿相结合的原则，多种途径实现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规范推进具有我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有效构建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由此推进产权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转变，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是新时期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此外，要从法律上赋予和保障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为农民增收创造根本性的制度条件。
第2篇：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范文
一、关于制定“十一五”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思路的重要性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制定总体思路对全面贯彻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扎实推进“十一五”改革工作意义重大。“十一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时期，经济体制改革任务仍十分艰巨。根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按照新时期的历史特征，明确阶段性任务，研究制定“十一五”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思路，是全面贯彻落实《决定》精神，顺利推进“十一五”期间各项改革工作的重要保证。
有的专家认为，制定总体思路是加强改革工作统筹协调的必要保障。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格局剧烈变化的同时，改革工作很不平衡，一些改革环节严重滞后，如土地管理体制改革、财政分税体制改革等，近些年基本没有取得新的实质性进展。同时，改革的部门利益化等现象也日益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改革本身是个系统工程，制定“十一五”改革的总体思路，加强改革的统筹协调至关重要。
还有的专家认为，“十一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将面对更为复杂的环境，改革的协调配套十分重要。
二、关于“十一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形势的判断
专家们一致指出，尽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历史性成就，但制约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仍很突出，加大改革力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有的专家认为，对改革形势不能过于乐观，推进改革任务艰巨。目前，我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仅为60％左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真正建立，“十一五”时期仍处于“别旧入新”的历史阶段，改革远未完成既定的阶段性任务，推进改革任重道远，加快改革步伐迫在眉睫。
三、关于制定“十一五”经济体制改革总体思路的指导思想及需要注意的若干问题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研究“十一五”经济体制改革工作要站在历史的高度考虑问题，制定总体思路。制定“十一五”经济体制改革规划的基本思想应该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要求，努力消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体制障碍，为实现“十一五”各项发展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有的专家提出，“十一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应注重改革重点与统筹发展的统一，要真正做到“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有的专家提出，“总体思路”不应有过多操作层面的内容，要突出重点。
四、关于“十一五”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主要内容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无论是从“纵向”看，还是从“横向”看，都应该把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列为“十一五”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纵向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化，政府管理体制越来越不适应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并越来越成为其他领域改革的掣肘环节。企业制度、市场机制和政府管理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中三个最基本的有机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三方面的改革均取得重大进展，但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明显滞后于企业改革和市场体系建设。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组织结构必将成为下一阶段改革的重要任务。从横向看，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是多项改革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政府管理体制匡定了社会管理体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其演变或者说是改革的进程，对全社会各领域的改革起决定性作用，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把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是推进其他领域改革、解决经济社会各领域诸多矛盾和问题、推进“十一五”改革工作的客观需要。
第3篇：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改革；辩证关系；未来趋势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01
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一直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对此，有关学者积极探讨，以寻求答案。结合改革三十年的已有经验我们会发现，中国经济政治改革中存在着一些固有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发展，对此研究出一条政治经济改革的出路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将对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辩证关系进行举例分析，以此来寻求其二者的未来发展趋势。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改革的要求
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要求我们要做到的就是首先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其中包括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然后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战略。最后要深化各项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而与之相比较中国经济改革就显得波折一些。它要求我们要推进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促进全民可持续发展，其次深化社会领域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然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设，深化农村改革，完善体制机制。这一系列具体措施无一不与中国政治改革关系密切，因此我们要将二者结合在一起，切忌不要割裂开来。
二、中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辩证关系
我们在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同时需要努力提高我国的经济水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具体说来就是，一个国家的稳定繁荣发展需要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内部环境作支撑。一个动乱的国家是难以有一个长足的经济发展的。我们要以民生为根本切入点，无论怎样都要以民生作为出发点，以保障民生作为根本目的。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同时我们要加强廉政建设，将廉政建设与法治建设有机统一起来，保证政务廉洁。要知道，政治腐败对经济的发展具有阻碍作用。举个例子来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廉政建设发展较好，在很长一段时间后，中国经济稳步快速发展。但是在90年代后，在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下，中国政府官员出现大面积腐败。中国改革赖以依靠的改革动力已经逐渐消失。这样看来，我们无论在什么时期，发展经济都要注重政治体制改革。将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互相促进最后达到全面共赢。
1.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虽然具有各自独立的内涵，但二者所关注的问题有其共同性。具体说来，政治改革要求我们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而经济改革要求我们深化社会领域改革，改善民生。二者都是在为改善民生，提高发展水平做努力。现如今，由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完善，仍有一些低收入人群他们无法满足日常生活所需，这时就要求我们要努力做到加强社会主义保障制度，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切实的保障，以求改善民生，促进全民发展。
2.经济政治改革发展具有同步性。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国家大力开展政治经济改革。同时由于政治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有其联系，因此在发展的时候也有同步性。中国社会发展的改革是有一个总体性，全局性的目标，这个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我国政治经济改革的发展。举个例子来说，我国在建国初期大力发展经济建设，但是在那时我们也仍没有停下政治改革的步伐。我们在经济发展中提出来依法治国等基本方略，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强调了二者的辩证关系。
三、中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未来趋势
当前，中国正朝着一个健康积极的态度向前发展，我国改革30多年来的发展经验和取得为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全面提供了基础。那么，中国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未来趋势有以下2个特点。
1.政治与经济改革相互依赖性增强。由于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有着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因此在未来几年内，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依赖性将会增强。改革三十年来，我们都是把经济发展作为中心，以经济体制改革作为重点，每一次政治体制改革任务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后提出；经济体制改革中每一次认识的深化推动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具体说来，我们提出了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廉政建设。同时在政治上我们提出了依法治国战略，这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联系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要加强廉政建设，提高自律性，依法行政，在一定程度上建设透明性政府，以此来提高政府的服务力。
2.经济政治改革的困难增多。由于影响政治经济的改革因素激增，如西方国家的干涉，周边环境的不稳定因素等，造成我国改革发展之路越来越困难。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我国的政治发展不仅受到国内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与国际环境密切相关。相似的是，在经济改革方面也出现了类似影响，因此经济政治改革举步维艰。比如，对于改革的认识，对于中国发展形势的判断，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对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前景的预测，不同的声音不绝于耳，这些都加剧了我国改革的困难程度，因此决策者需要擦亮双眼以便在复杂的环境中能够得到发展。
结束语
在我国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密切关注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发展。不能将他们二者分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要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相信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在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的同时，我们也要充分意识到经济改革的重大作用，将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在我们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政治体制，最终达到双赢。
参考文献：
[1]黄卫平，陈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现状及其成因浅析[J].社会科学研究，2008（03）.
第4篇：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范文
为何拖到7月下发
按照正常思维，指导全年工作的计划安排，应当在头一年年底、或者当年年初下发。然而，最近几年由国家发改委“ 操刀”、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年度《改革意见》，基本都延期下发。
例如，《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2005]9号)，批文标注的时间是当年4月 4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关于2007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2007]47号)，批文标注的时间是2006年6月28日。
2008年更加延后，批文标注的时间是7月22日，稍前新闻报道则说，是在7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这个意见。
一个指导全年改革工作的部级文件，拖到下半年才下发，留给各级部门贯彻的时间不足半年，从哪方面看，作为责任单位的国家发改委体改司都有履职“瑕疵”。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改革意见》压根就没把自己当回事”。
通常，《改革意见》到达各收文单位大约还需一周左右时间，收文单位收文后，还需有一个学习、传达、再学习、再传达的过程，真正留给2008年落实的时间更短。
经程序，文件将被送到主管部门、主管领导、主要领导；工作效率比较高的部委和省市，其主管部门会迅速研究这个文件，对照已报给国家发改委的改革计划，看看哪些被保留了、哪些被剔除了、哪些是新加的内容，然后结合自己部门和当地的实际，组织起草班子起草自己的今年改革意见；意见形成后，再逐级报本部门、本地领导，经过审阅同意后上自己的常务会，常务会通过后，经过再修改、通过各自的办公厅下发执行。
在效率比较高的情况下，这个程序走完应该需要1个月多一点的时间。国务院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己的《意见》下发后，还会正式或非正式地履行上述程序，这个时间大约是半月左右。这样，2008年年内，留给具体部门贯彻 《改革意见》的时间大概是3个多月。
如果上述程序都能在2007年年底前走完，留下整整一年的时间去贯彻落实，无疑将更有效率。或许还可有这样的解释：每年都在年中下发这个文件，掐头去尾贯彻的时间仍然是12个月，不过就不叫2008年改革意见，而是“2008 年下半年和2009年上半年改革意见”!
但是，每年年底，大都是对全年工作进行盘点、对下一年工作进行计划安排的时候，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社会等各项工作中的重要内容，而改革和发展又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在总结部署发展的同时，盘点和布置第二年改革安排，是提高改革决策的针对性、有效性的必然要求。同时，既然文件名称叫“2008年改革意见”，也需要名符其实。
另一个吊诡之处还在于，文件虽然由发改委体改司组织起草，却由国务院下发，中央政府是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表面责任和改革形象承担者，但工作延迟的具体责任在发改委及它的体改司。
今年7月中下旬，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召开七次会议，总结上半年工作，对下半年经济建设的重点、难点进行分析，并形成指导意见。在党中央、国务院对全年发展工作进行半年盘点总结的时候，2008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刚刚下发，我们有理由表示这样的疑问：与发展相比，改革这一“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是否受到了足够的重视；从发文到贯彻时间上，《改革意见》就为自己“缩水七成”，那么《改革意见》还能承担领导意见的改革重任吗?
“年复一年”与“面面俱到”
由《改革意见》“领导改革”力不从心，还在于《改革意见》缺少“个性”和“特色”，要说有特点，就是八个字： “年复一年”、“面面俱到”。“年复一年”结果就是“一年不年”，“面面俱到”则等于“一到不到”。从《改革意见》担当的“角色”到《改革意见》的具体内容，决定了其推动改革工作的乏力。
2005年的“改革意见”分“农村经济体制、国有企业、非公经济、金融体制、财政税收投资体制、市场体系、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涉外经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十个方面，2007年的“改革意见”分“ 行政管理体制、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农村经济体制、要素市场、金融财税投资体制、资源价格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社会事业体制、涉外经济体制”八个方面。
2007年意见与2005年的相比，国有企业、非公经济被合并为完善基本经济制度，金融体制、财政税收投资体制被合并为金融财税投资体制，市场体系改名要素市场，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改名社会事业，另减掉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增加资源价格和环境保护内容，十条被并掉两条，再一增一减，2007年为八条。
今年的“改革意见”，分“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投资体制、国有企业和非公经济、要素市场、农村经济体制、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社会体制、涉外经济体制”九个方面，与2007年相比，变化更小，只是将2007年的“金融财税投资体制”重新分拆为“财税体制、金融投资体制”两条，将原来的“社会事业体制”改名为“社会体制”，从而由去年的八条变成今年的九条。就内容本身看，也没有太多变化，绝大部分是“重复昨天的故事”。
目前指导《改革意见》起草的参考文献主要有，党中央系统的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基本每年一次的中央全会精神；党中央、国务院联合召开的每年一次的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国务院系统的“五年规划”、每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可能还有每年上半年国家发改委组织召开的全国改革工作会议精神。这些会议和文件精神，大多数文字都非常宏观，仅具有战略指导性，所以，必须借助于《改革意见》的平台，落定具体的实施性政策框架，使改革得以实施贯彻。
这里并不是要说明《改革意见》年年重复的这些老的改革内容不重要，当前需要强调的是要重在落实、重在效果。例如农村改革，自从有了《改革意见》始、甚至于更早，就一直在提，年年在部署，可这些年来，农村改革创新点在哪里、成效在哪里?为什么近十年农民年收入始终比城镇居民低?再如市场体系建设、价格改革也是年年部署，可是资本价格、土地价格、资源价格等等，哪方面的具体改革政策和改革取得较大成效了?还有，一段时间以来总在讲落实科学发展观，总在讲调整产业结构，总在强调创新力建设，总在强调要“又好又快”，产业结构调整成效如何?经济增长方式如何?还有启动内需、服务性政府建设等等，多么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确确实实的统一各部门利益的整体政策框架!
与其每年写重复的内容，不如扎扎实实抓一两项改革内容，形成声势、大干一场。就内容看，《改革意见》面铺得太广、重点不突出，找不到“兴奋点”，写文章还要有高潮，搞改革就更得要有兴奋之处；就贯彻落实看，发文方的国家发改委的体改司督导乏力，受文方的各部委等则缺少直接责任主体，这最终都将使《改革意见》流于形式，其结果必然是写的人认真起来难、执行的人落实起来更难。
如此，通过《改革意见》来“领导改革”，其效果就自然要打折扣了。
责任主体难当重任
30前开始的改革，每一次都不是单一的经济改革。由于改革建立在对商品经济、价值规律认同的基础上，从一开始带有市场化的趋向，在那个对这些概念想想都需要勇气的极左年代，实践上哪怕迈出一丁点，踏入的都是政治雷区。在这带有几分“恐怖”色彩的政治生态下，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从核心政治意识形态上撕开一条血路。因此，对于这样首先需要面对政治挑战的经济体制改革，非中央核心层拥有决策权的人物“出场”不可。
当时，全党、全民还沉浸在对极度崇拜的氛围中，意识形态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政治动荡，都可能使某些人面临灭顶之灾，即使决策层内部，有人也揣着自己的“小九九”，有“固守派”、有“风派”，敢于站出来表达不同声音，不但需要政治勇气，而且需要政治智慧。经历了逝世后两年的高层内部思想较量和整合，两种声音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力量变化，在重重阻力下，“改革派”在中央决策层逐步取得了主导权，这为他们施展经济体制改革的“拳脚”创造了条件。
改革得到强有力组织推动的最大标志就是国务院成立了专门领导改革工作的机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并且由国务院总理亲自担任主任。国务院组成部门没有哪个部门享有如此“待遇”，无疑这个机构表现出了无与伦比的权威，“风光”于风口浪尖、享受了“长子”特权，也履行着开展调查研究、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改革政策、推动改革落实、督查改革进展的重任。
然而，随着改革由点到面深入到方方面面，经济增长有了基本的制度保障，改革这一可能伤害既得利益、招致部分人反对、具有风险的措施，推动起来就开始显得越来越谨慎，组织力就似乎越来越弱。
对此，从体改委主任人选变化、体改委编制调整过程，可窥见一斑。1982年体改委成立始，赵 紫阳兼任主任，1 987到1988年改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兼任，1988年同志就任总理后继续兼任体改委主任，1993年开始到1998年体改委被撤销之前，主任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同志兼任。主任人选身份变化的同时，中央主导改革工作部门的职能权力也在不断弱化。从1979年7月国务院财经委成立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小组，1980年主持国务院工作的赵 紫阳将这个临时小组升格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1982年5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组建，到1998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被降格回归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再到2003年体改办被撤销，主导改革职能归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无疑，改革的机构组织力经历了由强到弱的过程。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明确定位“是综合研究拟订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进行总量平衡，指导总体经济体制改革的宏观调控部门”，“改革”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招牌中占居半壁江山，然而，改革职能只占其十四大职能之一：“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大问题，组织拟订综合性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协调有关专项改革方案；提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议。”
国家发改委大约由41个职能机构组成，具体操作改革工作的则是其中的体改司。原来一个由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的独立部委、甚至许多方面高于其他部委的机构负责的工作，现在由一个占发改委1/41部门比重的体改司承担，其结果不言自明。
深化改革往哪里去
针对目前改革中呈现的“疲劳”症状，需要在主要环节上采取“动真格”的手段，使重视改革由口号和形式变成实际行动和实实在在的效果，实现发展方式由简单的速度快向不但快、更要好的转变。
第一，要解决改革认识远没有到位的问题。
改革工作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究其原因是改革动力在逐步丧失。经历了30年的改革开放，改革由点到面逐步铺开、目前呈现发散态势，现在摆在眼前的似乎哪个方面、哪个领域都需要改，但由于精力被高度分散，结果就是哪都没怎么加大足够的力度。
依托现有制度安排，即使改革无所作为，当前看来似乎也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是一届政府，可能是两届政府) ，维持GDP和财政收入指标高增长态势。而改革作为制度变迁，实质是对30年改革后的既得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会伤到既得利益集团，抓改革比促发展风险大、难度大，所以很多层面，都产生了对改革的畏难情绪。
回顾30年的改革，沿着“努力使部分人变得更好些、尽可能不让任何人变得更坏些”的“帕累托路径”，先易后难、先“增量”后“存量”、先体制外后体制内，通过“双轨运行”、两种体制权重关系逆转，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然而，这种改革与前苏联、东欧“大爆炸”式改革最大的区别，就是早期改革者把体制内的、最难的改革，留下来给了后来者。现在和过去相比，改革将更艰难。
例如，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宏观管理体制是市场微观体制的基础，然而，政府体制改革是“革自己的命”，所以，尽管经历了1982、1988、1993、1998、2003、2008年六次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社会各界对其力度和效果还是缺少认同。
再如，调整经济结构、改变增长方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上个世纪80年代就一直在强调这些问题，近几年又改称“又好又快”，但“好”的制度基础依然没有建立。还如，关于要素市场价格改革，也是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来了，但是，能源、货币、土地等重要资源，价格计划式的扭曲机制特点仍然鲜明，国际社会一些国家仍然不承认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因价格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国家补贴仍然居高不下，因双轨制产生的腐败仍然屡禁不止等等……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最大障碍，已经成为提升经济和社会发展质量的最大障碍。
没有对改革重要性的足够认识，就不可能拿出足够的精力和投入来推动改革。深化改革的前提是认识要到位，必须通过自上而下的思想发动，通过全党、全民“有针对性的”、“有具体所指的”讨论，通过建立浓厚的舆论氛围，解决目前对改革重要性、迫切性、艰巨性的认识不到位的问题。
第二，要理顺决策机制，解决由谁来具体执行组织和推动改革的问题。
从初衷和名称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似乎理应承担发展和改革的双重任务，将改革和发展工作放在一个职能部门，通过改革促发展、通过发展带改革，似乎也合乎逻辑。然而，实际运行效果与初衷相去太远。
发改委承担的重担，与其他国务院部委相比，名符其实是个“小国务院”，国家经济运行发改委要牵头掌控，经济发生大的波动、经济增长出现下滑，发改委是第一责任主体，国家财政收入发改委要确定项目、分配出去使用等等，与改革相比，这些职能明显更“重”，而且还或多或少和部门利益有关。国务院编办给发改委的编制有40多个部门，然而专职改革的只有体改司，并且体改职能与发展职能和项目审批、财政分配相比，明显是得罪人的部分。而且，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看起来要抓发展已经不易了，哪有热情抓改革。
国家发改委的体改司目前内设五个处，一是综合处，除了负责司里日常行政工作，还要协调研究对外开放重大政策问题并提出对策建议，参与拟订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方案，从事国际经济体制改革比较研究；二是总体改革处，协调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综合性、全局性和深层次重大问题等；三是专项改革一处，协调研究与促进社会发展相关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负责社会发展方面专项改革方案的协调指导或评价论证等；四是专项改革二处，协调研究与促进经济发展相关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等；五是改革信息处，除了信息收集、整理、，还提供有关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指导与咨询，起草经济体制改革形势分析报告等。寄希望于日常任务如此繁重的部门专司全国的改革工作，实在也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当前应该尽快明确和建立高层次的决策主体，解决由谁执行组织和推动改革的问题。可行的方案一，增加国家改革委员会，由中共总书记兼任主任，统管全国的经济、政治等体制的改革工作，优点在于能扩大改革领域，弱化政治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牵绊作用；方案二，恢复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建制，继续由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方案三，恢复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正部级建制，由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兼任主任；方案四，比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中央改革领导小组机构。
第三，解决由谁、如何督导的问题。
决策、执行、监督是相互配合的整体，没有决策的执行是“瞎执行”，没有监督的执行是“不执行”，监督是保证决策得到执行的托底手段。忽视依靠制度手段实施监督、单单依靠诚信，这不能算是中国的优点。
长期革命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政治纪律、注重忠诚意识，这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但是，现代化建设阶段下，制度建设需要被切实抓起来，对于迁根动骨性的改革决策的执行，不能把依靠政治觉悟、严守政治纪律这些难于具体化的精神层面内容作为常态标准，制度规范才带有根本性，制度才能给党内的改革努力带来稳定的心理预期，通过严肃的监督机制，改革决策才能得到贯彻落实。
当前需要的督导机制建设，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第一，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定期听取改革工作进展情况汇报，研究改革工作列入每年常委会的议题，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全会报告改革工作进展情况；第二，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样要有改革议题的明确安排，听取相关部门改革工作进展情况的报告，研究改革的重点领域和推进措施，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的《政府工作报告》，尤其要“具体明确”改革的重点、难点、完成时间、完成主体、督导机制，不能泛泛而谈，用习惯性的“大话套话”；第三，把改革工作列入国务院每年定期向人大报告的确定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安排检察国务院相关部委的改革工作，监督和审议国务院提交的改革工作的报告；第四，全国政协要把改革工作列入专委会明确议题，定期考察、听取相关情况介绍，提出相关议案。
第四，要解决理论资源整合问题。
在我们改革开放走过30年的情况下，改革早已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回头看看，这条路已经非常清晰，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现在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什么、下一步怎么走，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有的。
目前，并没有形成操作性强的改革战略方案，理论整合不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虽然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各个大学等等众多科研机构，但找不到整合改革理论的核心研究机构。对于改革理论的研究，多依托零散的研究成果，更缺少系统的组织谋划。在封闭性色彩很强的起草决策、文件方案的过程中，不但体制内的各级各类智慧没有被充分利用，更没有利用好社会上体制外智慧的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尽快解决。
第五，要有计划地突出阶段性重点。
每个时代、每个社会、每个事件，都存在着改革。但全面推进并不代表不分轻重缓急。在改革过程中，总有些领域已经具备率先突破的条件；总有些领域属于事物的主要矛盾、事物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领域改革的突破，对于推动全局具有事半功倍的作用。目前改革面铺得很广，但有些核心矛盾领域久拖不决，这不但引起部分民众的不满，也阻碍了发展步伐，严重制约发展质量的提升。
第5篇：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中国经济转轨;渐进式制度改革;策略研究;综述
一、对经济转轨制度改革的总体判断
转型经济研究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学理论发展最重要的前沿领域之一,中国和俄罗斯分别是从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两种不同方式的典型代表。这两种不同的转型方式判若鸿泥的实践效果,对正统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有的经济学家把中国转型过程中的持续高速增长称为“中国之谜”。对于经济体制转型的两种不同方式,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做出理论上严谨规范的科学解释,无疑是经济学理论中最具突破性的研究课题之一。本文在划分两种经济转轨类型的基础上,将中国经济转轨道路概括为政治稳定条件下的渐进式改革。并从中国经济转轨的背景和任务入手,分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策略,包括改革方式的合法性、改革安排的时序性、改革权限的主导性、改革利益的调控性4个方面。中国在前3个方面都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并且已经取得成功,但是第4个方面的风险正在积聚和加大。
二、对两种经济转型制度改革国家经验教训的不同观点
研究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两种不同方式是由什么决定的,首先需要对转型方式本身做出正确的理论界定。对转型方式的理论概括,主要有两种流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用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概括中俄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转型方式。这得到了多数转型研究者的认同,代表人物主要有斯蒂格利茨、罗兰、樊纲等。这种观点首先由于隐含着转型具有一个预设的并且相同的目标假定,因此自然就把研究的重心全部放在了改革策略的选择上,往往忽略那些造成或制约着转型方式不同的客观因素,把转型当作一个似乎人们在主观上可以完全控制的过程,从而远离了实际。其次,它把人们的目光完全吸引到了对转型速度的关注上,从而忽略了某些更加基本和核心的东西。事实上,不论转型国家采取的策略如何不同,转型都是一个长期过程,所谓的激进式改革最终也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改革,而所谓的渐进式改革中也都包含着某些激进的局部和措施。显然,这对概念并没有揭示出两种不同转型方式的本质特征。
另一种观点是把转型与改革区分开来,只把巨变后的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进程称为转型,而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进程称为改革,而不是转型。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科尔奈、科勒德克等。这种理论观点把经济转型与政治体制的变革完全联系在一起,甚至以政治变革为经济转型成功的前提条件,但这是缺乏现实根据的。不仅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当前和历史上兴起的过程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政治体制,而且战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崛起也伴随着民主和专制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
不可否认,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要与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相互适应形成耦合关系才能稳定,但是这些方面的体制又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它们之间的耦合关系并不是唯一的,变化更不会是同步的。上述观点,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前期的改革与巨变后的转型这两个具有内在联系的阶段割裂开来,既不利于深入探讨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整个过程的内在逻辑,同时也给两种不同转型方式的研究设置了理论障碍。
观察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转型方式,使其彼此区别开来的最显著的现象是:1989-1991年,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全都出现了政权更替,共产党普遍失去了执政地位,南斯拉夫、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先后解体,所有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动乱,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的一些国家甚至还爆发了战争;而中国和越南等国则没有出现这种严重的秩序混乱。这就是说,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两种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宪法性秩序转变的方式不同。
提出经济体制转型的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概念,绝不仅仅是一个词语上的简单改变。语词的转换,所反映的是思维方式的转变。
科勒德克认为,经济社会转型应当包括3个同时进行的过程:自由化与稳定化政策、微观机制重构和制度建设,除此之外,国家政策也非常重要。波兰等国的改革经验表明:政策不仅受经济理论的指导,更受政治冲突的影响,是利益集团冲突、妥协及合作的结果。中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经济社会转型最深刻的一条经验教训是:不能忽视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而只寄希望于“看不见的手”,即市场的自发调节。科勒德克还指出:在制定政策时不能将目标和手段混为一谈,转型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制定政策实行私有化、抑制通货膨胀都是手段而不是目标,因而转型中有两种不同的政策――促进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政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正确的政策需要有正确的理论加以指导。目前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付出了较大的代价,出现了严重的失业问题,经济绩效表现不尽如人意,就是因为接受了只有“休克”、没有治疗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用它来指导转型政策的制定。
与此不同,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孔田平则认为,转型前波兰由于外债较高,货币定值过高以及预算赤字货币化等导致波兰宏观经济中不稳定因素较多,从而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价格自由化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是有效果的,它消除了短缺经济,使通货膨胀得以控制、国企改革取得成功、经济持续增长、人均寿命提高,使波兰和西欧的差距没有扩大,为波兰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而并非像科勒德克所说的那样“只有休克、没有治疗”。同时与匈牙利等国家相比,波兰经济的衰退时间是比较短的,转型付出的代价也没有科勒德克所说的那样大。中国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的陆南泉研究员认为,“休克疗法”本身就是治疗方法,俄罗斯的改革出现一系列灾难性后果,是由历史因素造成的。叶利钦在俄罗斯实行激进改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俄罗斯转轨经验教训的争论引起的热烈讨论。博戈莫洛夫认为,俄罗斯改革没有获得成功的根源就在于改革政策本身的有害性以及忽视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重要组织者的作用。他认为,俄罗斯改革的悲剧来源于领导人的错误路线。前苏联的精英们无论就其道德水准、政治上的成熟、起码的诚实和良心,还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的理解,都没有适应历史的转折。他们的改革不是着眼于现代化,而是完全恢复资本主义。在私有化领域造成的社会不公现象,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他还总结了前苏联和俄罗斯改革进程中的某些具体教训,主要有: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对改革联邦体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导致改革随着苏联解体而夭折;俄罗斯改革没有新的经济政策来进行制度上的改造;改革是―个缓慢的进程,需要时间,而俄罗斯没有对社会意识的惰性给予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对人民的革命倾向给予充分的重视;俄罗斯忽视了对20世纪20年代货币改革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积累和借鉴。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许新将俄罗斯“休克疗法”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脱离国情,将反危机的政策错误地应用到转型政策上;照抄西方模式,没有认清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关系;违反了转轨规律,忽视了市场主体形成、市场机制建设以及市场意识形成的非短期性;将转型建立在对外国援助高度依较的基础之上,采用了错误的理论指导改革,重抑制需求,轻视供给政策,从而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辽宁大学校长程伟教授认为,由于转型时间还比较短,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没有暴露出来,因而现在对转轨模式加以评价为时尚早。转轨模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问题,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因为转轨具有很大的总和不确定性。中国是从改革进入转轨的,因而采用渐进的方式可以保证其改革是可以逆转的;而俄罗斯是从改良进入转轨的,因而采用激进的转轨方式,可以保证其选择道路的不可逆转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转轨国家的转轨绩效,其实质就是一个效率与制度重构、两者相互替代的问题。俄罗斯得到了改革的不可逆转,实现了政治动荡后的基本稳定和经济衰退后的稳定增长,而中国则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现在评价转轨绩效为时尚早。
东北财经大学的郭连成认为,对转型经济的研究必须注意到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之间的联动关系及其产生的正负效应。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受国际影响很大,虽然现在俄罗斯经济已经进入增长期,但是不能说已经进入了稳定增长期。另外,他认为转型是―个新旧体制从并存到交替的转换过程,不存在科勒德克所说的“制度真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何自力认为,转型方式的选择一定要适合本国的国情。对中国来说,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立足于本国实际,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因而要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放弃中央政府对改革进程的控制,转型走渐进道路是正确的。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田春生认为,经济转型走向成功的一个关键是政策制定。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误导了俄罗斯的经济转轨,带来了理论误区和目标混乱,转型经济研究必须注意制度建设和制度安排、政治经济学和历史作用的路径依赖等方面,重新认识制度变迁过程,重新估价建立规则和市场法制规则的重要性,重新定位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中的角色,走出“华盛顿共识”。对于改革中的广大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市场机制确实非常重要,但它却不是万能的。因此,转型国家必须善于找到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战略,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从总体上看,让国家和社会的协调与全面发展,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以取代自由市场经济的“无序”,用可持续增长取代单一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这既是“华盛顿共识”政策给我们带来的教训,也是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还有一些学者从理论上对转型模式加以研究。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周冰认为,以前的转型经济研究中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把转型与改革割裂开来,用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划分经济体制转型方式的前提和依据,从而割裂了转型历史过程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不便于两类转型国家之间的比较。二是用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来概括转型模式,导致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转型的速度上,假定转型方向和目标是先验确定并且相同的,从而转型方式是主观选择的,过程是可控的。在此基础上,周冰用政权更替、国家解体、社会动乱甚至内乱等因素作为区分两种转型方式的显著标志,以宪法性秩序转变的方式为依据,将经济转型方式概括为平滑模式和突变模式两种,指出转型方式是由初始条件和改革策略选择共同决定的结果。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刘和南开大学的靳涛也对经济转型模式进行了划分:刘将转型方式划分为突变式制度变迁和演进式制度变迁两种;靳涛则认为转型应当包括文明的转型、社会的转型即转型和经济体制的转型3个层次。
新华社资深记者李长久认为,研究国际问题应该立足于国内,寻找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从而将讨论引向了转型经济的方法论研究。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丁长清认为,应当将转型经济的研究纳入到人类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加以研究。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副会长高铁生认为,虽然研究转型经济问题要关注国际上政治舞台的斗争,但中国的转型经济研究不应当受外国舆论的牵制,转型一定要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希望重视中国经济转轨度的研究。
三、中国等国在保持政治稳定的条件下,推行渐进式改革优于激进式道路
关于转轨的总体评价,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张仁德等认为,应当建立一套转轨度指标体系,来反映转型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体制建设水平。这套指标体系应当由市场体制建设指数、国民自由权利保障指数和政治体制指数3个方面构成。通过分析各国之间转轨度的差异,才能从量的测度上做出准确评价,也才有助于划分转型的阶段、时期,寻找和分析影响转轨度的敏感因素。
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方式之所以会有平滑模式和突变模式的不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各个转型国家选择了不同的改革策略。是什么原因促使中俄为代表的两类转型国家做出了各自不同的策略选择?
在面对体制改革问题进行选择时,当政者与一切理主体一样,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要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但是,由于有限理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体制改革的成本和收益都是无法准确计算的,只能是一种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和信念基础上的预期和估计,期望在获得尽可能多的改革收益的同时尽量降低改革的成本。对于体制改革来说,最大的成本不是耗费的经济资源,也不是为探索改革道路和建立新体制付出的时间精力,而是政治风险。因为,体制改革是利益关系的调整,一般来说,总是会引起人们观念和态度的分化与冲突,一方面是理想主义者的激进改革主张,另一方面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和抵制,从而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由于原计划经济政企合一的体制结构,政治秩序的动荡和混乱,必然会引起经济生活的无序与衰退。无论是从改革决策者还是社会的角度,突变式转型所造成的经济衰退和损失的机会,即使在长期也是无法弥补的。俄罗斯在普京主政之后经济出现了强劲的恢复性增长,再一次证明了一定的政治秩序对于社会经济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
因此,我们考察改革策略的核心是那些围绕着如何控制改革风险而采取的战略选择,政策目标变动应当是能够有效地降低和化解改革风险、控制改革风险释放,从而避免转型过程中宪法性秩序的崩溃。成功的改革策略的精髓体现在两个方面:有利于实现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统一;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和政治民主三者的统一。比较造成中俄两种转型方式不同的改革策略,具体有以下4个方面:改革方式的合法性、改革安排的时序性、改革权限的主导性、改革利益的调控性。中国在前3个方面都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并且已经取得成功,但是第4个方面的风险正在积聚和加大。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1994.
2、盛洪.中国的过渡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林毅夫,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J].经济研究,1993(9).
4、光.制度主体行为[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5、刘东勋.中国渐进式制度改革的微观动力机制――一个渐进式制度变迁的供求模型[J].当代财经,2005(1).
第6篇：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深化改革；历史逻辑；改革史；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图分类号〕D2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4）01-0045-0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而正式吹响了深化改革的号角、拉开了深化改革的序幕。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对于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已经展开35年改革的当代中国而言，全面深化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已经是躲不过、绕不开的命脉性问题。
在步入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之际，有必要对已经走过的35年改革之路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认定与评析，以利于今后扬长避短、有的放矢地将我国改革事业积极稳妥地推行下去。整体性、宏观性、历史性地去透视35年来我国的改革之路，大体应作出如下判定：与改革之前相比，有的领域的改革效果明显、成效显著，属于“大不一样”的改革；有的领域的改革效果不太明显、成效一般，属于“不大一样”的改革；有的领域的改革没有效果、变化平平，属于“一样不大”的改革；有的领域的改革基本失效、并伴有结构性失衡，属于“不一样大”的改革。众所周知，以往35年来的改革是全面涵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等在内的全面的改革事业，因此，不能武断地判定哪些改革与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之前相比究竟是“大不一样”、“不大一样”、“一样不大”还是“不一样大”，而应坚持对不同领域改革的效能作出具体剖析。
一、“大不一样”：经济体制改革
35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最为明显，由此带来的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幸福的辉煌业绩，表明其是真正“大不一样”的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成效的核心是，建立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顺利转型。我国建国初借鉴苏联模式，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它对于我国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及建成独立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起到了基础性作用。但是，计划经济内含的生产与消费脱节、供应与需求脱节、计划与变化脱节的结构性问题，最终使其弊端日益显现，最后逐渐僵化，成为生产力解放与发展的阻碍性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开始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体制改革原则；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概括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新体制。1992年初的邓小平南方谈话，更加明确地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此基础上，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工作全面启动。十年之后的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自此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进入完善发展的快车道。
从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1年来，我国整体经济运行态势、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我们按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基本法则，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充分发挥好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国家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双重功效，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更大程度地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了各种类型的市场主体的应有活力和竞争力、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我们不断完善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起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完善了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推进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经济法律制度建设，不断革除了制约发展的体制性弊端。所以，当下我国整体的经济环境是好的，整体的经济运行态势已经步入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此外，从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的成绩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GDP保持了年均增长9.8%的高速度，在世界的排名跃升为第二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5000美元，正在向更高的发展水平迈进；经济总量增长到52万亿元，职工年均工资增长到2万多元，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不足两千万，人民群众的生活从贫困状态解放出来，解决了温饱问题，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步入小康生活状态。这说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所取得的成绩是大不一样的，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抉择是正确的，我们需要长期坚持下去。
党的十确立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方案，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来看待。十报告创造性地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新指针，并再次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即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深刻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出一系列深化改革的新举措，从而将攻坚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引向深入。
二、“不大一样”：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 我国的体制改革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囊括了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等范畴。35年来，除了成效显著的经济体制改革之外，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过，这些成绩与经济体制改革是无法相提并论、同日而语的，只能屈居第二位。因此，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效是“大不一样”的，那么，这三个方面改革取得的成效只能定义为“不大一样”。
（一）政治体制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在设计我国改革总体框架的时候，是将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强调与强化的。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的特权现象等入手，开启了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以民主分权为基本内核的政治体制改革之序幕。在党的十三大前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的力度比较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89年“六・四”之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突出强调了积极稳妥的总基调，将重心放到推进政治建设上来，放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进依法治国上来。十六大以来，我们在性质与宏观路向上进一步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在性质上，定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应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在宏观路向上，明确推进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总的看来，通过35年坚持不懈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都得到长足发展，形成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核心指导原则，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各项民利得到切实保障，政治权力的运行日益公开透明，阻碍政治发展进步的体制机制得到了大幅度的变革，一个民主色彩渐浓、法治理性凸显的中国正在迅速崛起之中。
（二）文化体制改革。35年来我国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推进了文化体制改革。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建立健全了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和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充分发挥了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具体说来，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加快推进了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致力于培育合格市场主体；健全了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促进了文化产品和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流动；不断深化了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了政府对文化发展的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不断理顺政府和文化企事业单位关系；等等。经过深入的文化体制改革，我们大力发展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力发展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保障了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文化幸福指数，培养了全民族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提高了全体人民的文明素质、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从而为深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社会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是与社会建设相对应的改革，是社会建设自成体系后出现的新的改革领域。我国社会建设的相关内容，是随着社会问题的不断凸显从经济建设中剥离出来的。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标志着社会建设正式从经济建设中独立出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范畴。社会建设成型以后，对不利于社会民生、社会和谐稳定、社会发展繁荣的社会体制进行改革的问题，也就凸显出来。当下在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已经在诸多方面初见成效。例如，以办人民满意教育为出发点，不断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以实现充分就业为目标，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致力于完善市场就业机制、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作为总基调，不断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为价值追求，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以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为目标，健全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不断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所取得的上述成效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期待尚有比较大的差距。目前看来，这些领域内的改革只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实质层面的改革还没有完全展开，改革的成效尚没有充分显现。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大不一样”的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目前的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只能算是略有成效的改革，只能归属于与改革前相比“不大一样”的改革，我们还有很长的改革之路要走。
三、“一样不大”：政治权力配置模式改革
政治权力配置模式的改革既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也属于党的领导体制改革的范畴，同时又是涵盖各个领域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因此，这里将其作为对35年改革效能进行剖析的一个重要侧面来研究。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政治权力配置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具有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色彩，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权力过分集中问题。也就是小平同志特别批判过的，“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2〕权力过分集中可能造成的严重问题就是，“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3〕
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虽然致力于从多个方面推进这种政治权力过分集中的权力配置模式改革，但总体成效并不是完全尽如人意。表现为：第一，我们建立了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格局，一定程度上理顺了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但党委权力集中的领导格局并没有发生改变。第二，我们取消了书记办公会，减少了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扩大了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的比例，缩小了地方领导班子的总盘子，但在有些地方、有些情况下党委书记个人说了算的问题并没有彻底杜绝；第三，我们推行了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虽然提升了人大的政治地位，但也在权力结构上使人大与党委一体化，人民代表大会独立代表人民当家作主的法理地位面临着一定程度的考验；第四，我们在推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面都出台了新举措，鼓励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政治运作中来，但人民群众独立行权及有效维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等等。
出现上述困境性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政治权力配置及运行模式尚没有实现大的变革，使得党委权力集中、书记个人说了算的问题无法从制度源头上彻底解决。第一，在党政权力的配置上。这里所说的党政权力中的“政”是指广义上的国家政权，而不仅仅是指狭义上的政府。处理好党政权力关系，关键是要实行党政在职权上的适度分开，以规避党委过多插手国家政权机关内部事务的问题。但实际上，我们在这方面进行的若干改革尝试，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例如。许多地方推行的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在提升人大政治地位的同时，也更便于党委直接领导人大包括直接领导人大内部事务；在有的地方，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运作过程，事实上成了党委权力不适当强化、甚至进一步集中的过程。第二，在的配置上。在目前的配置及运行中，由于党代会常任制没有全面推开、更没有设立党代会的常设机构，所以事实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五年一次的党代会闭会期间，党委集中了党代会的决策权、它本身在行使执行权、对纪委进行领导又使其掌控了监督权，从而客观上使党委将党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集于一身，造成其在结构及运行中的权力集中状态。第三，在党委领导班子内部的权力配置上。民主集中制原则要求党委领导班子在决定“三重一大”问题时必须要坚决贯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实行票决制，党委书记与其他委员同等同质同量地行使权力。但实际上，综观有的地方党委领导班子的议事决策，其在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党委书记个人提议、个人拍板的情况也都是不同程度存在的。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政治权力配置模式上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有了一些突破性尝试，但总体成效尚不是完全尽如人意，效果不甚明显。与改革之前相对照，政治权力配置模式方面的改革成效基本上可以归属于“一样不大”型的改革。
四、“不一样大”：失衡型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关系 纵观35年的中国改革，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出在改革的结构性失衡上，即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脱节上，从而使我们的整体改革呈现出“不一样大”的失衡境况。
改革开放之初，在谋划改革全局时邓小平就突出强调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要同步同时推进、要并驾齐驱的问题。他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4〕在他看来，“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5〕邓小平断言，如果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最终“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6〕 不过，虽有邓小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要协调同步推进的思想指导与宏观谋划，但实际上35年下来，当我们对改革的整体历程“回头看”时不难发现：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与之相比，政治体制改革却出现了滞后，改革的整体目标至今都没有完全达到。而且，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结构性失衡，这已经不是一个承认不承认的问题了，而是摆在所有人面前无可争辩的事实。
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大危害就是：它到一定程度就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的向前推进，成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绊脚石。因此，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是政治体制改革本身要不要深化的问题，而是经济体制改革“倒逼”着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向前推进的问题了。这种境况现在已经不断显露。在经济体制改革倒逼的态势不断显露的境况下，更加坚定地、积极稳妥地加快推进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应坚定地按照党的十确立的新精神，自觉地把政治体制改革当作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具体路径设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断将政治体制改革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平衡推进问题作出了周密安排部署。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强调：“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7〕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强调：必须“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8〕这种改革设计，就其宏观层面而言，实际上很好地做到了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有机统一、人民利益诉求与政治表达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5〕〔7〕〔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13-11-13.
第7篇：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经济调整， 问题探索
一、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整面临的问题
当前，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任务还十分艰巨，需求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都不够合理，节能减排任务也很重。我们要认识到：经济结构调整是要付出代价的，只有放弃眼前的利益，克服当前的困难，才能获得长远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一，要把过快的增长速度降下来，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条件。“十一五”期间，每年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计划都是8%左右，但这五年GDP的实际增速分别是12.7%、14.2%、9.6%、9.1%和10.4%，都远远超出计划。
第二，经济结构调整要以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当前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有三个方面：一是要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机制，消除制约民间投资的制度性障碍；二是要改革财税体制。三是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推动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培育面向小微企业的金融机构，规范民间融资健康发展。
第三，促进居民消费的根本在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要解决居民有钱花、敢花钱、愿花钱的问题，其中最根本的要让居民有钱花。
第四，优化投资结构的重点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在培育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上，政府的作用重在培育，投资应主要集中用于基础理论和制约行业发展的普遍性、关键性的技术突破等方面。同时，也要注意避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哄而起、重复建设。
第五，产业结构的调整要两手抓。要一手抓加快服务业发展，一手抓抑制工业重型化和高耗能产业。
二、当前我国改革形势的判断分析
对改革形势的判断，涉及到改革的决心，是改革设计的前提和基础。总的看我国来现在改革正处在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
1.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大都与改革不到位或改革在实践中的扭曲直接相联系，而且越来越突出。
2.改革的力度不够。应当说，这些年改革在某些方面有所进展，但总体上进展不大，尚未实现大的突破。三、当前我国改革面临的突出问题
从现实来看，改革的突出矛盾是利益关系的失衡，并且还有继续加大的趋势。 “收入分配等方面问题还很突出”。为什么提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措施要尽快出台却迟迟出台不了呢？为什么垄断性行业改革提了这么多年，不但没有打破，而且某些垄断行业改革实际上停滞、甚至有某些倒退？我想，根本问题就是改革走到现在，利益关系失衡成为一个突出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相当多的改革是出台不了的，即使出台了也会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利益关系失衡的矛盾比较突出，并由此带来以下三个问题：
1.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的状态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转变。去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将近25%，两倍半于GDP的增长，近三倍于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企业、政府收入的这块“蛋糕”应当说在逐步加大，劳动报酬的“蛋糕”比重却有所下降。
2.投资—消费失衡的矛盾很难得到根本性解决。一方面，受到增长方式中固有的一些传统弊端的影响；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体在收入水平偏低、物价水平又比较高的状态下，消费能力受到制约。拉动消费受到这种利益分配格局失衡的严重影响。
3.利益关系失衡同时带来了权利运行与权利约束的失衡。
当前，需要对由利益关系失衡引发的一些矛盾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并有清醒的判断。这样，才能看到20年前邓小平同志讲的市场化改革，今天它的深刻性、复杂性在哪里？为什么改革实际推进很难？为什么改革缺少共识？为什么有些改革会在实践中走形变样！
四、我国企业改革的关键何在
去年，讨论《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对其中的一句话提出看法，建议对“市场作用多一些还是政府作用多一些，必须相机抉择”的提法作出修改。最近几年的实践证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面临着新的挑战。具体反映在行政干预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依然是主导。
1.从地方层面看，增长主义政府倾向形成并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现行的财政税收体制、干部考核机制下，地方政府以做大GDP总量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要任务、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业项目为突出特点、以资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
2.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业利益等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具有普遍性。垄断行业难改，就在于行业利益太突出了。
3.在经济生活领域里，应当坚持市场主导下充分有效地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政府主导下有限地发挥市场作用。这几年，有人在总结“中国模式”时不恰当地夸大了经济生活领域政府主导的特点。应当说，在改革之初，市场经济尚未形成、企业尚未成为市场主体的背景下，政府主导有其历史因素。问题在于，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企业已经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经济生活领域继续坚持政府主导、继续以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充分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就很困难。
四、我国改革的重点问题探索
有些重点改革不能再拖了，需要有所突破。
（一）收入分配改革不宜再拖。国家“十二五”规划把收入分配改革明确提出来了，并提出了两个重要指标——两个“同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讲“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在利益关系失衡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既关系到经济转型，又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这是一个牵动全局有决定性影响的问题。
（二）垄断行业改革不宜再拖。这件事情再拖下去，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会造成很多不利，也对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发展形成负面影响。
第8篇：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范文
(一)充分认识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
认识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主要有两个视角:
第一,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做好今年的改革工作,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性。总体上看,“十一五”前4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继续完善,但是,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还不到位,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主要表现在: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在应对危机形势下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有所增加,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比较薄弱,还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加快发展转型的要求;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尚未到位,国有资本在一般竞争性领域规模仍然偏大,铁路等一些垄断行业改革尚未破题;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有待于进一步理顺,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的市场基础性配置作用不够;财税体制改革总体进展缓慢,各级政府间财力与事权不匹配的矛盾日益突出,财产税和资源环境税建设滞后;利率变动还不能准确反映资金市场供求状况,中小型金融机构发育滞后,金融业竞争力和服务水平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要求;初次分配秩序还不规范,再分配调节作用有限,城乡、地区、行业和部分居民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没有根本扭转;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是覆盖范围窄,保障水平低,城乡、地区、行业分割,转移接续难;社会事业领域政事不分、管办不分问题突出,多元参与、平等竞争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尚未形成;社会管理体制还不适应社会格局深刻变化的需要;城乡“二元”体制分割,阻碍了公共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和自由流动;科技管理体制分割,科技资源配置机制不够合理,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环境还未有效形成;外贸增长仍显粗放,利用外资总体质量还不高,企业“走出去”仍面临诸多体制性制约;等等。
毫无疑问,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做好今年的改革工作,直接关系到“十一五”规划的改革目标的实现,直接关系到“十二五”时期的改革能否开好头、起好步。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认识。
第二,2010年是夺取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全面胜利的关键一年,做好今年的改革工作,对于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成果、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应对危机仍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结构调整难度加大;投资率显著上升、消费率下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有所恶化;政府投资和国有投资增长较快,社会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还比较低迷;保持既有投资力度或者加快投资,既面临财政、货币政策方面的压力,也面临加剧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潜在通货膨胀等风险;就业压力总体上持续增加和结构性用工短缺的矛盾并存;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的基础不稳固;财政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医疗、教育、住房、收入分配、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亟待解决。在这种情况下,要消除经济社会发展中不稳定、不巩固、不协调、不平衡因素,今年,我们必须把深化改革作为巩固和发展宏观调控成果的一个根本性措施,更加重视用改革的办法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二)准确把握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做好今年经济工作,重点要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上下功夫,真正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机统一起来,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2010年经济工作的主线就是,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发展方式,既是一个发展问题,也是一个改革问题。从改革角度看,只有真正形成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基础、利益导向和政策体系,经济发展方式才能真正转变。按照中央部署,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从制度安排入手,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为抓手。这三个方面,都与改革工作密切相关,有的就是改革的主要内容。因此,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要围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展开:要把保持经济增长与调整经济结构结合起来,着力完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要把完善政府调控与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结合起来,着力激发经济发展内在动力与活力;要把推进社会建设与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结合起来,着力健全改善民生的保障机制;要把提高经济效益与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着力形成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体制机制;要把加快国内发展与提升开放水平结合起来,着力形成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
(三)进一步突出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
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方面,主要是:出台并落实鼓励和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国有资本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适当退出。加快推进中央企业母公司层面的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深化电信、电力和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出台盐业管理体制改革意见。
在财税、金融、投资、价格体制改革方面,主要是:继续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全面编制中央和地方政府性基金预算,试编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建税、教育税附加制度。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出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制订存款保险条例,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出台政府投资条例。推进电价改革。完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全面实施城市污水、垃圾及医疗废物等处理收费制度。扩大排污权交易试点。
在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社会事业改革方面,主要是:研究提出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积极稳妥实施事业单位绩效工资制度。巩固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全面实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扩大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范围。继续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出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全面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基本完成中央各部门各单位经营性出版社转制任务,加快推进非时政类报刊改革,出台公益性新闻出版单位改革意见,加快国有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出台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总体方案。
在农村改革和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保障方面,主要是:制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条例,加快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引导社会资金投资设立适应“三农”需要的各类新型农村金融组织。全面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出台进一步加快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深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启动国有林场改革。
在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主要是:研究制订关于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指导意见。建立健全国际贸易摩擦和争端的有效应对机制。进一步简化和规范外资审批,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制订出台境外投资条例。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
此外,还要积极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指导和促进各试验区在重点难点体制问题上率先取得突破,形成有推广价值的改革经验。这个问题,后面我还要讲。
二、关于制定“十二五”改革规划
(一)“十二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
一要着眼于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深化相关改革。“十二五”时期,传统“大进大出”、粗放型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必须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增长尽快转入内需主导、创新驱动的良性轨道。要适应经济结构全方位调整,特别是适应扩大国内消费需求、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外部市场过度依赖的要求,统筹推进各相关领域改革,有效推动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结构和城乡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的全方位调整,加快推进经济转型。与此同时,积极创造各种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发展环境、公平参与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受到保护的法制环境,进一步激发体制动力和市场活力。
二要着眼于公共服务需求快速增长、社会事业加快发展,深化相关改革。从“十一五”时期人均GDP、居民消费结构、三次产业比重、城镇化率、服务业就业比重等指标变化趋势看,我国经济社会已经进入由生存型加快向发展型转变的新阶段。“十二五”时期,公共服务需求将快速增长,社会事业将加快发展。适应这一趋势,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事业体制改革,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促进城乡、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三要着眼于国民收入稳定增长、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深化相关改革。到“十二五”后期,我国人均GDP将超过5000美元,开始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应对得当,我国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顺利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应对不当,则有可能导致两极分化、经济停滞和社会动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必须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完善社会管理体制。
四要着眼于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深化相关改革。“十二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将首次突破50%,数千年来的传统农耕社会第一次出现城市人口占多数,开始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变。城乡发展的关联度将进一步加大,城市文明将加快向农村辐射,城乡居民物质文化需求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显著增加,公共服务、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将提升到新的水平。必须推动政府社会管理从传统的城乡“二元”模式向城乡统筹发展和现代城市社会管理转变,加快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各项制度,加强城市承载能力管理制度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五要着眼于应对国际社会更多期待、担当更多国际责任,深化相关改革。“十二五”时期,影响世界经济全面复苏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会有所变化,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中份额增加和力量对比变化,“大国责任”问题开始凸显。我国将需要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并在能源、环境和气候变化领域承担更多与经济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在稳定国际经济发展和国际战略形势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适应这一趋势,要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健全对外贸易和投资体制,在内外因素的相互影响和综合平衡中把握方向、抓住机遇、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构建内外平衡、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综合竞争力。
(二)“十二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特点
一是从新旧体制转轨,向全面完善新体制转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轨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改革所依据的客观形势也发生了重要变化。但是,在这一转轨过程中,由于其鲜明的渐进性特征,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很多配套性、协调性问题,不可能在转轨任务最集中的改革进程中完全得到同步解决。在转轨取得初步成功的同时,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的配套性、协调性问题,必然成为继续深化改革中更加重要的内容。
二是从以增强市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向全面提升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与动力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增强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始终处于深化改革的基础位置和中心环节。通过对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以及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促进了社会财富与综合国力的持续大幅增长。但是,在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新情况新问题也开始凸显,主要体现在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公共服务问题以及城乡关系、区域关系等重要方面。在新的形势下,建立自主能动的市场主体、增强微观经济主体活力虽然仍是基础性问题,但显然已不可能仅仅以此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必须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的系统性,统筹中央和地方、经济和社会、城市和农村、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等各种复杂关系,推动更为深刻的利益调整和制度建设。
三是从建立快速发展的体制机制为重点,向建立健全促进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重点转变。改革开放初期,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传统计划体制束缚下的短缺经济。在劳动力供给丰裕、资源环境压力较小的情况下,我们把改革的重点放在打破旧体制,构建能够尽快提高效率、增加供给、增进福利的体制架构上。这种以“促快”、“增多”为指向的改革达到了预期目的,使我国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数量”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的背景下,提升“质量”的要求就日益凸显出来。特别是30多年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在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资源能源难以支撑、生态环境难以承载、“人口红利”即将终结的情况下,只有把改革的指向转向“求好”、“向高”,着力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协调发展,才能提升发展质量,创造发展的新优势。
四是从奠定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向全面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转变。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许多领域推进市场化改革,本质上是要实现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轨。新时期新阶段,不仅要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改革相对滞后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性进展,使价格杠杆、竞争机制成为调节供求关系和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而且要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准确界定和正确履行政府职能,以弥补市场机制的“空缺”,克服市场调节的偏差,应对“市场失灵”,在提高效率、激发活力的同时,体现公平、注重均衡,通过适当的宏观调控和政府作用,更好地发挥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五是从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向协调推进“四位一体”改革转变。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各类经济主体的活力被空前激活,经济体制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关系日益紧密。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的情况下,对与其关联的政治、社会、文化变革必然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不够协调、不够配套的问题也愈益突出。当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必然带动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以及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进一步深化改革,必然要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协调配套推进。
(三)“十二五”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
一是务必在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体制机制方面取得新突破。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健全资本市场体系,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健全财力与事权相匹配、财权与事权相呼应的财政体制,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的税收制度。探索构建货币政策调控、外汇储备管理、金融行业监管的新机制、新模式。通过深化科技投入、科研院所、科技管理等体制改革,加快形成凝聚创新要素、激发创新活力、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和市场环境。
二是务必在构建有利于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方面取得新突破。健全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国家有效调控的初次分配机制。切实加强税收特别是财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管理服务统一、各种社会保险制度有机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创新政府提供方式,引导形成公平准入、多元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在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全面开放经营性社会服务市场。建立健全适应社会转型要求的社会管理体制。
三是务必在构建有利于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方面取得新突破。以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为重点,着力改变城乡分治的规划管理和财政投入保障机制。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建立健全推动城镇化快速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提升大中城市的功能服务水平和综合承载能力,增强城市辐射力和带动力。
四是务必在构建有利于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体制机制方面取得新突破。加快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国有企业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各类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尽快打破行政性垄断;分离经济垄断中的自然垄断业务与竞争性业务,将竞争性业务推向市场;优化对自然垄断业务的监管,在保持国家必要控制力的前提下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
第9篇：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范文
当前，改革是不是处在比较困难的时期
从改革实践看，一方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革的迫切性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更多地触及上层建筑领域，更多地触及深层次的利益矛盾。改革推进在各种利益纠结下面临多方面的现实困境。
1．推进改革的现实困境。
（1）某些改革实际上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
――重增长轻改革。在政府主导的经济运行机制下，重增长轻改革、重短期轻长期、重治标轻治本等倾向相当突出，使得某些改革在具体落实中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前，良好的出口形势掩盖了国内改革滞后的矛盾，使改革力度有所减弱；国际金融危机后，迫于形势又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保增长”上。
――一些改革停留在口号上、流于形式。近年改革的口号在不断翻新，但在改革的具体落实上很难有重要举措，一些改革避重就轻、避实就虚。
――一些改革任务低效率重复。一些改革任务年年强调，年年部署，低效率重复，难有大的进展。
（2）某些既定的改革久拖不决或决而不做。
――一些既定的改革攻坚久攻不下。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做过全面的部署，包括资源要素价格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但这些改革在八年后的今天仍未有大的突破。
――一些改革久拖不决。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五中全会都强调了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提出“提低、扩中、调高”的基本思路和基本要求，但至今还没有出台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方案。
――一些改革决而不做。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放宽市场准入，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但相关的体制障碍并未破除，至今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领域仍然面临着“玻璃门”现象。
（3）某些改革在既得利益掣肘下扭曲变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利益群体在分化，客观上也出现了既得利益群体，由于既得利益群体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强势地位和追求自身利益，造成多项改革的扭曲变形。例如：
――国有企业改革。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大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力度，进一步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发挥主导作用”，但在现实中，一些国有企业哪里赚钱往哪里去，进入竞争性领域，某些央企进入房地产领域充当“地王”，与中央提出的国有资本战略性调整的方向相悖，也引发了社会广泛的质疑。
（4）改革共识普遍缺失。从近年来的改革实践看，改革共识的普遍缺失成为推进改革的重要难题。无论是何种原因造成的分歧，都会或多或少地增大改革的阻力，并消解改革的动力。
――社会对改革的信心不足。
――社会对改革的评价不高。由于某些改革在实践中的偏差，引发了人们对改革的一些批评意见。这些问题的出现很正常，问题在于，还引发了一些人对市场化改革的质疑。这不能不引起高度的重视。
（5）改革动力严重不足。如果说过去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的阻力是意识形态因素，新阶段的改革则进入利益博弈时代，利益博弈正在成为影响改革的突出因素。例如：
――部门改革的动力不足。改革触及部门利益，部门改革的动力不足，部门利益倾向相当普遍。
――地方政府改革的动力不足。在现有中央财税关系下，地方政府更愿意做大GDP和实现地方财政收入快速增加，而对相关改革的积极性并不高。
――借改革之名谋取自身利益。
2．当前，改革面临困境的原因。
（1）GDP主义低估、取代、阻碍改革。
――国际金融危机前，GDP快速增长掩盖了体制矛盾。
――国际金融危机后，又出现以经济增长替代改革的倾向。
――当前的GDP主义强化了政府主导，造成垄断行业扩张，与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的改革方向相悖。
（2）利益关系扭曲了改革。
“十二五”改革需要做出怎样的重大选择
“十二五”这五年，无论是发展还是改革都处在历史性转折的关节点：第一，“十二五”从一次转型进入二次转型，能不能改变经济结构，改变发展方式，关键取决于能不能以更大的决心和魄力推动第二次改革。第二，“十二五”，我国正处于由中上收入阶段迈向高收入阶段的历史起点。如果“十二五”改革战略选择得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重要突破，估计到2020年人均GDP有可能达到或超过11900美元，从而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十二五”改革战略选择得不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没有大的突破，我国也很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总的考虑：“十二五”改革要把改变经济结构、形成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制度基础作为基本目标。
1.消费主导。
“十二五”能不能初步实现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败所在，也是改革攻坚的重点所在；既影响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又决定着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1）投资―消费失衡是经济发展方式的突出矛盾。例如：“十一五”这五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5.5%，固定资产投资率由2005年的41.6%进一步上升到2010年的48.6%；居民消费率由2005年的38.8%继续下降到2010年的35%左右，投资与消费失衡进一步加剧。
（2）消费率持续下降的深层次根源是体制因素。主要在于：以做大GDP、国富优先发展为主要特征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国家生产能力的增长快于居民消费能力的增长，并不断拉大贫富差距。
（3）把提高消费率作为“十二五”改革发展的主要约束性目标。如果相关政策和改革到位，“十二五”有可能把消费率从48%左右提高到55%左右，把居民消费率从35%左右提高到45%左右，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基本格局。
2.民富优先。
发展方式转变首要的在于发展导向的改变：要从追求GDP总量导向转向国民收入导向，从国富优先的发展导向转向民富优先的发展导向。
（1）我国的发展方式具有国富优先的明显特征。
――GDP增长长期快于居民收入增长。
――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成倍快于GDP增长。（2010年：财政20.88%，GDP10.3%）
――国有资本扩张成倍快于GDP增长。（2005~2009年，国有企业资产总额年均增长20.5%）
（2）国富优先发展面临着突出矛盾。
――偏好做大GDP总量，经济社会发展失衡。
――偏好投资出口，投资―消费结构失衡。
――偏好重化工业，产业结构失衡。
――财富分配偏向企业、政府，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
（3）民富优先应当成为发展方式转变的基本目标和主要追求。
3.政府转型。
解决投资―消费失衡，实行民富优先发展关键是推进政府转型。
（1）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
（2）是坚持市场主导基础上强化政府作用，还是实行政府主导基础上发挥市场作用？
（3）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政府是以公共服务为中心，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4）公共产品短缺背景下要不要继续把更多国有资源用在做大GDP上？
（5）政府自身利益倾向的形成是不是具有普遍性？
面对改革新形势“十二五”改革顶层设计的现实需求何在
面对改革新形势，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我所理解的改革顶层设计，是指最高决策层对改革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等进行整体设计。“十二五”加强改革顶层设计，需要在改革工作机制、推进方式等多方面做出努力。
1．改革的客观判断与行动魄力最为重要。
在改革面临现实困境，以及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改革现实需求全面增强的今天，中央已经提出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改革。我认为当前需要客观地判断改革，在加强中长期重大改革的战略部署上增强行动上的魄力。
（1）尽快出台新时期改革总体规划。如果说过去30年的改革是改变生产关系，做大经济总量的话，新时期的改革是改变经济结构，建设消费大国。新时期应当按照改变经济结构，建设消费大国的要求制定改革总体规划，具体设计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和实现路径，使改革既能够反映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政治体制各自领域改革的规律性，又能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充分发挥作用。
建议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等相关文件的基础上，加强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改革研究，建议尽快出台新阶段改革的总体规划，对改革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等进行明确的设计和规划。
（2）出台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的专项规划。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
――以公益性为重点优化国有资本配置的改革方案。
――全国性农民工市民化规划。
――全国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专项规划。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行动方案。
2.高层次的改革协调尤为重要。
（1）建立中央层面的改革综合协调机构。
（2）以中央地方关系改革调动地方改革的积极性。新时期在改革推进方式上，更加注重通过改革中央地方财税关系调动地方政府改革的积极性。实现中央地方关系由以经济总量为导向，向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的转变，使地方政府从“GDP中心主义”中摆脱出来，把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改革落到实处。
（3）加强改革立法，强化改革执行的法律约束。按照依法治国的原则改革工作机制与推进方式，加强重大改革立法，注重通过立法化解改革争议、克服既得利益、避免改革推进的主观性，强化改革进程中的法律约束。实现重大改革立法先行，将重要改革目标上升为法律意志，加强改革程序性立法。
（4）建立改革的社会参与机制。建立渠道畅通的改革利益表达机制，建立规范化、经常性的改革社会参与机制，将中央对改革的部署与发挥民间智慧结合起来。
（5）建立改革进程的评估、问责、监督机制。新时期出现的改革目标虚化、泛化、形式化，以及改革进程中的避重就轻、避实就虚等问题，重要的原因是改革的评估、问责、监督机制不健全，使得重要改革目标的实现缺乏可供遵循的“尺度”和标准。这就需要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设置相关标准来评估改革，建立健全改革的问责机制和监督机制。建立改革评估指标体系，建立多元参与的改革评估机制，建立规范的改革信息反馈和纠错机制，建立有效的改革问责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