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学的特征精选(九篇)

第1篇：国际经济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近日，国家统计局了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827122亿元，比上年增长6.9%，经济增速比2016年上升0.2个百分点。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复杂局面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回升，就业、居民收入和物价水平保持稳定。这一切正是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随后，苏联、东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建国以后，以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发展。

2015年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中央层面的会议上出现。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立足我国国情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总结和提炼我国经济发展新特点新规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的创新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理论，对我们不断推进改革开放，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鲜明的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特征：

（1）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特征在于其的阶级立场。相较于西方经济学对人性的异化，“以人民为中心”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理论品质和显著特征。在2015年11月23日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从理论的高度明确提出：“要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部署经济工作、制定经济政策、推动经济发展都要牢牢坚持这个根本立场。”中国无论如何改革，如何发展，最首要的目标就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

（2）以中国实际为研究实践对象。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均产生于西方哲学、历史、文化的土壤中，具有鲜明的西方特色。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更多融合了中国哲学、历史、文化的内容，关注中国实际。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以民为本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共同富裕的公平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等，都不同程度的在其中反映。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实践，也主要是针对特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实际进行研究实践，具有特殊性。

（3）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表现形式。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鲜明表现特征。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面临的落后生产力的困难，通过创造性地结合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先进上层建筑与市场经济的灵活，完成了中国经济的飞跃。一方面，它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通过市场经济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他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种表现形式取长补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经济学的鲜明特征。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启示

首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阶级立场上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实际所做出的伟大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理论，为人民群众谋福祉。坚持党的领导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

其次，我们在发展中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发展理念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的理论原则。我们应当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反映以人民为主体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的理论。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这一根本立场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中关注人民群众需求，保护人民群众利益，发出人民群众声音，创造人民群众理论。

最后，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实践中应当更加关注中国实际。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任务。但在新形势下，我们应当更加关注分配问题。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其他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特征。公有制为主体体现了我国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也反映了经济改革的现实要求，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在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同时，我们应当在发展中更加关注实践经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传统的哲学、历史、文化更好的结合，使之更符合中国实际。

四、结尾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在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丰富和发展经济理论，并指导我们新的实践，从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参考文献： 

[1]胡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和中国化[J].经济学动态.2008（04）. 

[2]王瑶，郭冠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J].上海經济研究.2017（12）. 

第2篇：国际经济学的特征范文

一、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时代特征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中国实际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向融合的一个过程，主要是围绕这分析中国国情，解决和研究中国的建设和革命两大问题进行开展的，因此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理论中心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与中国传统的经济理论的不彻底性和空想性存在着巨大的区别，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要是以解决中国存在的实际问题为主，这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明显特征。例如：中国的现代经济理论认为，虽然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演变，但是实际上中国的经济任然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农业大国。现代社会的总体面貌和基本属性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封建经济的质量和数量进行决定，因此中国的现代经济理论任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阶段。另一方面，科学发展观的改进与完善是以解决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且都是以切实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因此科学发展观不仅包含了理论原则和实践的批判性，同时也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因素进行分析，并在此进出上进行了改进和发展。总而言之，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体上来看，中国现代经历理论将切实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作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同时中国现代经济理论更加注重与中国的实际国情相结合，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实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

(二)以实事求是为研究宗旨

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魂思想，也就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实事求是的特点。实事求是可以从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办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断是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问题，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问题。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实事求是不仅是方法论，同时还是认知论，通过反复的研究和证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实事求是的宗旨是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中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也有市场，二者同为经济的调控手段、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一致性等观点，在刚被提出时其实是不被政府制定政策的部门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所认同的，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实践，在邓小平的1992年的男方讲话以及同年的十月的十四大报告观点中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与肯定。同时1990年《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主线》一文中提出的计划与市场的统一价值的规律性要求和计划与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两个重要特征等观点，在随后的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报告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以上分析的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先帝啊经济理论主体研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痛死也是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实际问题。在进行上诉问题的研究与探索中，实事求是的态度与精神是必不可少的。

(三)以实现现代化为基本任务

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主体的角度来看，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主要是通过对变革旧中国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垄断、官僚以及封建的生产关系，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几部提供广阔空间的社会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生产关系，促使中国实现伟大复兴。新中国成立以后，给经济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道路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实现现代化的需求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目标开始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进行转变。在此之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实现现代化又表现为丰富、完善和发展的社会关系，同时也进一步的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通过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的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是实现现代化，同时也是中国经济进步现代社会进步的真实反映。

(四)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归宿

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因此创新承载着理论的生命。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实现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很多思想和观点都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并且通过后期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经历理论的结论和观点都是正确的。中国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源地也不是列宁主义的出生地，但是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被引进中国，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邓小平理论的完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第二次伟大的跨越，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于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第三次重要的历史进程。通过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过程的回顾，我们可以清楚的发现，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一个过程。

二、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特征的实现形式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是这样，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也是如此。没有思想的解放，就无从谈起实事求是，因此可以说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与发展基础，而实事求是是衡量解放思想的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同样也是构造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哲学基础。

(二)切实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

中国既不可能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也不会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胡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解决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显得特别重要，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作用于意义更为突出。总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切实的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和运行机制。

第3篇：国际经济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国际投资　灾害风险　风险防范

近年来，日本海啸等世界范围内重大自然灾害日益频发，对当地经济发展、环境质量影响巨大，同时也重创了当地的基础设施及相关产业部门，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2011年自然灾害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800亿美元，其中因灾导致的国际投资损失超过2300亿美元。因此，如何有效防范灾害风险已成为国际投资环境风险评估中的重要内容。

一、国际投资灾害风险防范的基本原则

灾害经济影响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加大了国际投资风险评估的难度，但是，如果按照灾害自然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两方面进行了充分调研，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调查资料，通过进行综合评估将灾害风险控制在有效范围之内。首先，需要确定投资国所处的自然地理、资源禀赋方面的条件特征，大致确定可能发生的灾害种类、发生频率与周期；其次，根据当地社会经济结构、产业类型、技术特征，评估灾害损失分布范围。最后，将灾害的自然特征、地理分布、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影响有机结合起来，综合评定未来若干年内灾害对所在国家投资产业、环境的影响程度和范围，采取有效的金融、技术、政策应对性措施，从而大大降低灾害发生对国际投资的影响。

二、影响国际投资的主要灾害类型

国际投资必须综合考虑所在国的具体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此确定可能面临的灾害种类。综合来看，按照致灾因子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世界范围内的灾害现象划分为自然灾害、人为灾害。自然灾害与地球及其各圈层运动变化规律存在着必然联系，即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岩石圈等相互对应不同类型的灾害现象，主要包括地质灾害、生物灾害、气候灾害、水文灾害、海洋灾害等。人为灾害是指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由于人类社会活动引起的自然变异所造成的灾害，主要包括：破坏水土生态环境引起的自然灾害，例如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土地盐渍化等；过量开发水资源引起的自然灾害，例如地面沉降、塌陷、地裂缝、海水入侵等；因物理、化学、生物污染环境引起的灾害，如赤潮、酸雨、大气污染等；采矿引发的自然灾害，例如岩浆、突水、瓦斯爆炸等；工程与生产活动引起的自然灾害，例如滑坡、塌方、水库诱发地震等；人类过失行为引起的自然灾害，例如森林大火等。

三、灾害风险防范评估的主要因素

在国际投资环境分析中，灾害经济影响具有不确定、不可控、动态变化的特征，因此，灾害风险评估必须结合具体灾害的类型、地点、时间、物理化学特征以及发生国家地区的社会经济特征，

（一）灾害类型

按照气候地质条件与水文方面的特征，我们将灾害区分为气候水文性灾害与地理性灾害。前者指洪涝、干旱、飓风与风暴潮等灾害现象，后者指地震、泥石流等地质构造类灾害现象。

一般来说，气候性灾害对经济的影响范围要大于地理性灾害。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农业部门遭受洪涝、干旱等气候性灾害影响的可能性最大，对于那些以传统农业作为支柱产业的中小国家来说，气候性灾害对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往往造成全面深重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地理面积狭小的岛屿型国家或地区来说，飓风、热带风暴等灾害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影响有时甚至是毁灭性的。过量降水与降水稀少导致的洪涝、干旱都会对农业生产形成不良影响。干旱持续时间长，分布地区广，对农作物种植和牲畜养殖影响是广泛的，有时若干个国家同时遭受干旱的影响，如非洲撒哈拉地区曾出现过连续几年的持续性干旱，东南部非洲地区的干季和湿季持续时间有时能达到10年以上。台风（飓风）等热带风暴性灾害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是区域性的，但是对于斐济、多米尼加这些岛屿型国家的影响则是毁灭性。这些周期或半周期性气候性灾害不但对农业造成直接危害，而且导致公共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的毁坏，降低社会总产出水平。相对于洪涝、干旱等气候性灾害，地震性灾害的影响面积较小，但是，它们对有形物质财产、社会基础设施、工农业生产设备等破坏性较大，且发生不确定，较短时间内自然变异力量集中爆发，产生极强的破坏力，特别是对于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大城市。

另外，不同灾害类型所具有的风险发生形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台风、飓风等气候性灾害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和周期性，这将使社会经济活动产生一定的适应性。同时其具有的持续性、周期性特征，也有利于人们掌握灾害发生周期、风险分布状况，将这些因素作为大规模商业性投资决策风险的评估因素。相比之下，从公共性和私人性投资决策角度，地理性灾害发生规律则不易掌握，特别是一些极端性地理性灾害事件发生不确定性更高，不利于积累灾害影响的历史资料，因而地理性灾害较之气候性灾害对国际投资的影响也最大。

（二）自然地理条件与资源禀赋

灾害现象具有明显的区域性与时间性，一些特定类型的自然灾害只发生在特定地理位置、地形、气候与水文条件之下。例如，台风（飓风）等热带风暴生成的前提是大陆性季风气候、特定海洋低压气旋以及大洋环流，这些特定的地理气候条件只存在于东亚太平洋沿海地区和北美洲南部大西洋地带。同样，日本多地震、火山灾害是和日本列岛位于太平洋板块与亚欧板块交接地带的环太平洋地震带有关。因此，灾害类型、自然特征与灾害发生地区的生态环境、地理特征密切相关，多样的生态环境与复杂的地理特征影响到该地区的生态环境脆弱性。在通常意义上，生态系统中凡处于两种以上的物质体系、能量体系、结构体系和功能体系之间所形成的界面以及围绕该界面向外延伸的过渡地带或边缘地带统称为生态环境脆弱带。在相对稳定的地理环境下，某一地区所拥有的资源禀赋状况往往决定着区域内人口密度、产业类型与分布、生产技术等经济要素的空间配置，这也是我们评估国际投资风险的重要内容。人口越密集，工业越发达，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就越高，而且各种人为性灾害发生更为频繁，因此，国际投资必须综合考虑投资项目的产业类型、资源储备、技术特征、空间布局，以最大程度地降低不必要的灾害性损失。

（三）社会经济结构

社会经济结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构成情况、工业部门构成以及区域经济分工、地区工业布局。

经济结构作为影响灾害影响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体现在产业关联性、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农业生产部门对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影响可能性大，因此，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传统经济结构易受气候性灾害影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部门，这又可能要影响到农业关联部门，如食品、服装等行业。在区域经济联系方面，根据刘易斯模型传统经济在不同地区之间发展程度存在较大差距，地区之间经济协作性、互动性不强，所以农业部门或农村地区遭受到自然灾害影响，但也仅限于对某一产业的影响，通过产业之间与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渠道扩散灾害经济影响的可能性低，表现为一个由强到弱逐渐扩散、递减的影响传播过程。相反，对于一个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体系，其分工专业程度高，地区经济布局合理，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很高，灾害不但对农业等基础性产业部门产生影响，还能扩散波及到制造加工业、金融、运输、通讯等产业部门，通过产业部门之间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经济联系而扩散传播起来，各产业、地区经济影响系数越高，影响波及效果越明显，则灾害经济易损性程度就趋高。例如，2003年，横扫美国南部地区的“阿卡里娜”飓风灾害对当地社会经济的最大影响不在于物质财富损失，而是间接导致的国内汽油价格的上涨，影响到工业生产、交通运输、石油期货甚至联邦基准利率，从而引起美国国内不同部门与地区之间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在1400多亿美元的全部经济损失中间接损失就达到860多亿美元。

参考文献：

①吴定富. 中国风险管理报告2010[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②刘新立. 风险管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③邹铭，范一大等．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与预警体系[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④杜玉平. 跨国信贷业务中的国家风险评估[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4）

⑤徐丽娜，王新新．浅谈跨国并购中的国家风险评价[J]. 上海会计，2006（1）

⑥王红蕾，吴晶妹．国家风险测评方法研究[J]．经济经纬，2008（3）

第4篇：国际经济学的特征范文

即将到来的21世纪，知识经济的浪潮将席卷全球，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必然对包括各国税收制度在内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探索知识经济与税制优化的内在联系，是目前税收理论界的一个重要任务。本文拟以知识与技术的应用将有效推动经济增长为背景，研究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一国优化税制可能显现的新特征；讨论在我国具体国情下，应如何顺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加快我国税制的进一步改革与优化进程。

一、对知识经济的几点基本认识

自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了知识经济（knowledgeeconomy）的概念以来，人们已从不同角度对知识经济的涵义、特征及未来趋势尽可能地做出解释与预测。笔者认为，对知识经济的认识至少应从以下三方面出发。

其一，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它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存在显著区别。为论述方便，我们不妨把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一并称为“发展经济”。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上看，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这两种经济形态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对应。

其二，知识经济具备以下两个最基本的特征：（1）技术要素作为一种内生变量的投入，使得要素收益递增，有力地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已成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力量之一；（2）经济一体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改变着人们的交往范围，世界经济的运行方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三，在当前，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日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我们更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一新趋势：一方面，必须认识到知识经济正在有力地推动世界经济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且从长远看，这一趋势将愈加强烈。另一方面，必须指出，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还未在全球正式形成。即使在美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中也仅有1/4～1/3来自信息产业的发展，因此，那种认为知识经济已独立于工业经济等发展经济而成为当前一种主要经济形态的观点是不客观和不符合实际的。

因此，当前我们既要保持现有的发展经济形态下的税制优化结构的稳定性、连续性，又要重视加强新的知识经济形态下关于税源、税基、税种、税收征管能力及税收国际协调等方面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国税制建设与改革既顺应我国具体国情，又迎头赶上动态发展的国际税制优化的、趋势。

二、优化税制理论与税制不断变化

80年代末以来，以斯蒂格里茨、米尔利斯为代表的优化税制理论逐步取代了现代新古典诸派税收理论的主流地位，对各国税制改革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优化税制理论究的是税收制度的不断优化、完善过程，强调的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在政府适度干预下获取税制优化状态的重要性与现实性，考虑的是在税制优化过程中税收效率目标。公平目标与收人目标的并重，并注意分析税制在不充分信息条件下对经济行为主体决策的刺激作用问题。

具体说来，在已有的优化税制理论研究文献中，对税制不断优化过程的分析主要有两种思路：其一，从“市场约束”是否存在，即市场是否完全、竞争是否充分、信息是否对称等角度，将税制优化描述为“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不断迫近的一个过程。其中“理想优化”既是税制优化的目标，也是参照系。它是市场无约束状态下的税制优化，其主要特征包括税收完全中性、无超额税负损失、税收公平等，这些都是优化税制的目标集合。“现实优化”则指在现实市场约束下的税制优化。而由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迫近的过程，也就是市场约束逐步被突破的过程。现实优化的程度取决于市场约束集合的参数组成情况（如信息是否对称、竞争是否充分等）。其二，从优化税制的经济理论基础——“新政府──市场观”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诠释。该理论致力于重新认识政府的经济职能，希望在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之间寻求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平衡与结合点。例如，斯蒂格里茨强调一方面应像认识市场机制重要性一样认识政府干预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应像研究“市场失灵”一样研究“政府失灵”。以这些思想为核心的经济学观点在西方税收理论中的代表性体现就是优化税制理论。因此，优化税制理论的一个重要侧面就是致力于寻找包括税收工具在内的财税政策与市场调节机制之间的稳定平衡。

三、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新特点

将知识经济特征与优化税制理论思路结合起来，本文的立足点是结合知识经济背景下经济发展过程中税收实践的变化，探寻与知识经济发展特征相符合的税制优化一般模式，并将此模式具体运用于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并重的现实经济发展阶段、对我国税制优化进程提出具体建议与对策。具体分析框架可以概括为：“两块基础、一个问题、一种模式、一组建议与对策”。其中“一个问题”即指本文所期望解决的核心问题──寻找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共存条件下我国税制优化的思路；“一种模式”则指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一般模式；“一组建议与对策”则对应于这一模式中各参变量对我国税收实践提出对策与建议。而上述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必须建立在“两块基础”之上，即一是对知识经济的辩证理解及其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论证，二是对优化税制理论与税制优化进程之间关系的揭不。

必须指出，知识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对于广大经济研究工作者而言无疑是一件新生事物，对其的研究与讨论都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因此，研究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的探索，这一探索本身就是不断完善、优化的过程，它既体现为对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一般过程理解的逐步加深，又表现为对知识经济下我国税制优化的不断实践。在深入探讨之前，应该承认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本身还取决于知识经济的发展与完善。本文将试图通过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回答两大部分，在给出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具体研究方向的同时，力求尽可能准确地把握税制优化的发展趋势。

四、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指导思想

一般而言，税制优化研究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提出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与指导思想，为税制改革实践提供理论依据与发展方向；二是具体考察税制结构的优化内容，即税制要素的构成、组合及安排如何更好地实现税收原则。

首先，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在内容上必然具有历史延续性与继承性，在理论基础上也存在其相通性。从税收经济学角度看，完全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的判断标准是，税制的优化是否有利于税收原则的实现；是否有利于促进与引导经济发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是否有利于公平税负、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是否有利于组织财政收入。税收的效率、公平、收入诸原则是税收实践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理论概括，具有各种经济形态社会税收活动的共性。以其来判断知识经济下税制的优化程度，在理论上是可靠的。

其次，应将优化税制理论与知识经济发展的特征相结合作为优化税制的指导思想。以前述的优化税制理论的思路为分析框架，这一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可表述为：完全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过程仍应该是税制由现实优化向理想优化不断迫近的过程，迫近的目标与参照系也仍然是理想税制，制约这一迫近进程的仍是现实的约束集，只是在知识经济下，税收优化的目标集除了原有的纯市场条件（完全竞争、信息完全对称等）之外，还应加入完全知识经济这一重要条件（如信息流动占据相当重要地位，信息产业成为支柱产业等）。这是知识经济下税制优化理论依据的新特点之一。新特点之二在于制约税制优化进程的约束集合中所包括的参数情况，在知识经济下，还应增加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即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长期共存这一现实情况对经济发展各方面产生的影响。这样，在上述税制优化理论依据与新特点基础上，知识经济下的税制优化过程既要符合知识经济下税收中性的要求，又要兼顾现实两种经济形态并存条件下的税收其他目标的制约。

五、知识经济下税制结构优化问题

首先，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优化。我们发现，在世界上人均收入处于695美元左右的国家中，其平均税负分布于18．2%～36．6%之间，且总体显现上升态势。这说明，在目前条件下，决定一国税负水平的因素主要在于该国国民收人水平及政府支出规模，这也反映了一国税负水平的可能与需要的统一。从这一思路出发，研究知识经济下世界各国税负结构不断优化的趋势时，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探讨：在知识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中，目前影响国民收人水平与政府支出规模的主要因素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这些因素有无新的表现形式？如果原有因素发生变化，那么有没有增加新的影响因素？新因素对国民收入与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程度到底有多大？与这些问题相关的具体表现包括：（1）知识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支柱产业的转换，信息产业的发展对gdp增长的贡献到底有多大？（2）在这一过程中，信息产业的发展对政府职能是否会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知识经济下政府参与市场调节的度是否与发展经济存在区别？如果存在，这种区别是否体现为参与的范围更广泛，力度更深刻？（3）在这一过程中，支柱产业转换，生产方式改变对gdp增长的贡献与其对政府支出规模改变的要求之间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弹性关系？对以上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优化问题的理解。结合现有的发展特征及趋势，笔者认为，知识经济下随着主导产业转换与生产方式改变，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将获得很大的提高，但同时，由于经济的知识化与全球化，技术、专利、专有技术等重要交换产品的流动性、公共性、外溢性将不断增强，这些都要求政府支出规模必须相应提高，而且在一定时期，这种提高幅度会更先于、高于知识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及贡献程度。因此，在知识经济下，税负水平有一个提高的趋势。当然是否还存在某些导致税负水平下降的因素，也值得研究。

其次，知识经济下税种结构优化。税种的构成、组合及主体税种的选择是税制结构的主要内容之一。税收种类按照税收主体（纳税人）与税收实际负担者是否相同等标准划分为直接税与间接税两类。目前，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间接税所占比重不断下降，直接税主体地位不断加强：另一方面间接税由于其具有的税基大、税源稳定、易于征管等特点又在不少发达国家有受到重视的趋势。那么在知识经济下，税种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产业主体的改变与商品流动形式的转换——即信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信息流动成为重要的商品流动形式。随着主导产业与商品流动形式的变化，间接税内部结构是否会产生变化？间接税是否会成为主体税种？直接税的主体作用是否会继续上升？等等。这些都需要加以研究。从理想的角度看，在完全知识经济下，出于征管损失最小化、税负公平与提高效率的目的，传统意义上的间接税的作用将下降，而直接税的主体作用将有所增强；而在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共存的现实约束下，由间接税为主向间接与直接税并重这样一种双主体结构过渡还是符合税制结构现实优化条件的。

第三，知识经济下税收征管优化。税收征管优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税收征管损失最小化。在现实中，税收征管损失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减少，其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征管手段是否先进，税种结构设置是否合理，税负水平是否适当等。在完全知识经济条件下，随着税收征管手段全面电子化，随着税种结构的更加优化，税收征管构成的优化必然要求税收征管损失趋向于零。然而，在发展经济与知识经济共存下，税收征管手段电子化相对于交易电子化的发展具有不对称性，并且相对网络交易而言，税收征管收益的增长远落后于成本的增长。因此，就现实而言，应加强对知识经济下交易形式多样变化的研究，探寻一套与交易电子化相适应的征管手段。

第四，知识经济下的税收国际协调。知识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必将对税收国际协调内容与形式提出更高要求。从理想化角度出发，完全知识经济条件下，伴随全球经济的一体化，税收完全一体化显然是最符合税收效率原则的，这也是税收国际协调优化的一个终极目标。然而，在现实中，当知识经济仅仅处于萌芽阶段，当国家与区域合作组织同时并存时，税收国际协调的优化不仅要考虑效率原则，更重要的是还必须考虑国际税收的原则与公平原则。这样，在知识经济与发展经济共存的约束之下，税收国际协调现实优化主要指：在充分尊重与公平前提下，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逐步参与国际协调与合作，从而逐渐减少由于税收政策在各国间的不协调而造成的效率损失。

第5篇：国际经济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逻辑   历史   错位

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所运用的一个重要方法。恩格斯在《考尔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对这一方法进行了说明：“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①]马克思正是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历史发展趋势。

多年来，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者们对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的科学性以及运用这一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必要性，作了非常充分的论证和说明。但是，当我们自己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及其相互的关系进行分析与研究时，这一方法却往往被遗忘了。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逻辑与历史的错位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所存在的最主要问题。

一

我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总体框架基本上还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翻版，即：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资本主义部分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简单商品经济讲起，一直讲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为止；社会主义部分则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起点，以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为终点。从表面上看，这一体系完全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要求：资本主义部分基础上保持了《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所增加的有关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的章节作为《资本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也基本上反映了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则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灭亡之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过程或历史趋势。然而，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就产生于所谓社会主义部分的起点与资本主义部分的终点之间：当我们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转而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进程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即以“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而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社会主义，则是以不完全成熟或还很不成熟而不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为历史起点。

马克思通过对“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所预见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当然也应当是“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见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在马、恩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②]），而不是指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第一或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更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特点。历史赋予他们使命，就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高度大致勾画出“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明确指出某一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所具有的具体特点，以指导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如列宁所说：“谁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述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例如《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的和主要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只考察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因素。”[③]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理论体系上是马克思《资本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那么，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就应当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历史起点是一致的，或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已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历史起点。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历史起点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也还没有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已经达到或曾经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或其第一或低级阶段的历史起点。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称“由于工业化纲领的实现，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强盛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④]这就是说，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国”的基础之上。而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⑤]众所周知，工业化本来应当是“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已经完成的历史任务，而且事实上也是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完成的历史任务。邓小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我们虽说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⑥]因此，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总体结构上并不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而是历史过程在理论上前后并非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从工业化已经完成的“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到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并非“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当然，我并非主张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当脱离我国现阶段的实际而去研究“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或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及其运动规律，而是认为上述在逻辑上前后不一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然导致逻辑与历史的错位，而这种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则是导致我们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的认识，以及这些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之间关系的认识出现偏差的根本原因。多年来正是由于这种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及其运动规律的认识面临着两个非此即彼的错误选择：要么，把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当作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要么，把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当作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前者的实质是提高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表现为典型的教条主义；后者的实质是降低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表现为典型的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

改革开放前，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论述当作教条，即：将马、恩所设想未来社会的经济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于是，以此为理论依据而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主张立即消灭私有制、商品经济以及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等。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也就表现为思想进程超越了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拔高现实社会主义历史起点的教条主义态度被否定了，但贬低马、恩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的经验主义特别是实用主义态度却往往被忽视、容忍或认可了，后者甚至被当作反对前者的重要思想武器。因而思想进程超越历史进程在形式上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当作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为此甚至不惜轻率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例如，为了说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不少经济学论文、专著和教科书都引用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社会主义”篇中所说的这样一句话：“一旦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消亡。”[⑦]并理直气壮地断言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这一预见不符合实际。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我们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我们中国或其他现在是或过去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何时真正实现过“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 （哪怕是强行实现的）呢？即使是在“文革”期间我们也没有能够将个体私有制完全荡涤干净，何况农民兄弟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全民所有的待遇！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说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设想不符合实际呢？又如，有人以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为依据，否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论点，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借助于一系列这样的所谓实践证明，我们实际上几乎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经济特征的设想或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预见全否定了。在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是否会消亡，在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否还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或资本主义是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类问题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实践既不是共产主义的实践，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即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践。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之后，商品经济是否仍然存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或当我国在向成熟的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是否还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目前并没有这种实践可供借鉴。所以，上述所谓实践证明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相错位的检验方法。这种错位的实践证明就是逻辑与历史错位的具体表现。

本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就是对于现实社会主义认识的思想进程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相统一的结果。但是，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育领域，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充分的认识和重视，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仍然热衷于归纳所谓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或特点。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中，所谓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特征、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特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特征、社会主义企业的特征、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特点等提法比比皆是。每一次再版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这一系列所谓特征或特点的内容或提法。且不论这些所谓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或特点中有不少内容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体制残余的体现。从逻辑上讲，所谓社会主义的特征，在空间上应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即所有已经进入和将要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在时间上则应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即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之前。既然我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们仅通过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又怎么可能归纳出经得起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检验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特征呢？例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本来就是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将其拔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特征，因为我们现在无法断定这种所有制结构是否应当或能够一直保持到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至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更不能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特征，难道当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在农村也还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吗？难道我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一直保持到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吗？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认识到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没有必要再去热衷于归纳什么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而应将注意力放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上。

二

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不仅使我们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产生偏差，而且还使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产生偏差。过去，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趋势的论点当作教条，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那么现实中的资本主义也就走投无路了。于是，我们断言资本主义已进入“总危机”，并期待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将在下一次“大危机”中彻底崩溃。改革开放后，当国人再一次放眼看世界时，发现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没有濒临崩溃而且还比我们发达得多。到底如何解释《资本论》问世后一百多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及其变化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进程却又往往落后于当达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这就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发生了很多变化或进行了很多调整，如股份制的空前发展与普及，国家垄断及国家干预的出现和加强，以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等，这些变化或调整到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能够适应社会化生产力要求的表现，还是它不能适应社会化生产力要求的表现，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所要解决的或不可回避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在涉及到这一问题时总是一味强调这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似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依然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水平上。就连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也认为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国家干预等方式是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我们却不愿意或不敢承认这一点。如果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确实丝毫没有改变，那岂不是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可以而且已经完全适应当今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吗？既然如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何说起？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结论又从何说起呢？恩格斯当年曾将股份公司称之为“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⑧]并预见随着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股份公司“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⑨]他在对资本主义将“不得不”采取的方式进行说明时还特别强调：“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资料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⑩]可见，在他看来，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是由于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得不”采取的国有化，就可以说是采取了社会主义的办法，因为这“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资料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俾斯麦式的带有封建专制色彩的国有化不在此列。因此，所谓“丝毫没有改变”之说的思想进程不仅落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而且还落后于马、恩在世时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当时股份公司已经出现）。

一方面我们的思想进程超越了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进程又落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于是，如果将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本主义部分中某些观点或提法与社会主义部分中相关的观点或提法加以对照，就可以发现一系列“既卖茅又卖盾”的说法。如，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独资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化其私有制性质丝毫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独资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化其公有制性质也丝毫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将私人企业购买为国有企业丝毫没有改变其私有制的性质，社会主义国家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也丝毫没有改变其公有制的性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购买本企业的股票不可能改变其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购买本企业的股票却可以更充分地体现其主人翁地位，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如果有人要对这类说法问一个为什么，我们就会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是由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如果有人再问国家的性质是由什么决定，我们又会毫不含糊地回答：这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的公有制为什么要占主导地位？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中国的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美国的股份公司为什么属于私有制性质？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什么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美国的企业都属于私有制性质。我们的很多理论观点包括不少所谓新观点实际上就是依靠这种循环论证支撑着的。

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之贫困的地步呢？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就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因。

注 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

[②]参加赵明义等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纲要》，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4-5页。

[③]《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版，第50页。

[④]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普及版），中文本，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版，第374页。

[⑤]《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2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98页。

第6篇：国际经济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农地征用 法经济学 犯罪模型 寻租

一、引言

任何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都伴随着农田转为非农田的客观进程。在中国，地方政府掌握着决定土地使用的权力，他们通过征用方式使农地转为非农业用地以争取开发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并为吸引好项目竞相压低土地出让金。有观点认为，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奇迹正是得益于城市之间投资项目的激烈竞争。现今制度下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方式既有利于自身政绩提升，又促进当地经济增长。但问题的严重性是，农民的失地补偿明显得不偿失，有过多行政干预无视农民利益，甚至逼得农民不断上访、上诉，致使地方农地征用的矛盾冲突屡见不鲜。如何保证城市发展效率又不失微观公平、实现征地的总体帕雷托改进，本文借助于法经济学的犯罪预期模型对此进行研究。

二、法经济学犯罪预期模型特点

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于19世纪60年代早期起源于美国。Posner（1990）认为法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是经济学的逻辑可以为法律分析提供有益的信息。法经济学的理论大体分为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以及犯罪和刑罚的经济理论四部分。在犯罪和刑罚的经济理论中，罪犯行为的预期模型的假设是理性犯罪。

（一）理性犯罪

理性犯罪是指没有道德观念的理性人，他们理性决定实现非法目的的途径，而不受罪恶感或内心道德约束。理性罪犯通过成本收益比较其犯罪收益与预期惩罚决定是否犯罪，这比一时冲动犯罪具有更高的故意成分，这就可用经济模型加以分析；而非理性犯罪则更需心理学、社会学的分析。

（二）犯罪最优决策

首先假设信息充分，罪犯知道犯罪成本、收益和有关概率，其次假设罪犯的风险偏好为中性，且所有犯罪成本收益都可以货币形式表示。

如图1所示，45°线代表的是一种特别的威慑惩罚方法，即惩罚数量正好等于贪污额x的罚金，故称作完美吐赃线。然而，犯罪惩罚的目的是威慑故意的伤害，而不是赔偿这些伤害。因此，对贪污的实际惩罚必须超过完美吐赃，超出多少取决于法律体系的设计。考虑到罪犯受罚的不确定，理性罪犯在考虑包括贪污在内的任何犯罪行为时，他都会将被惩罚的可能性p（x）考虑进去。将惩罚金额f（x）乘以惩罚的概率p（x）即犯罪的预期惩罚。理性的罪犯只有当贪污的收益超过预期惩罚才会实施犯罪，即贪污额在x1至x2的范围内犯罪才有利可图。

（三）社会最优威慑点

正如不能完全消灭失业一样，威慑犯罪的成本使得一个理性的社会也不能完全消灭犯罪。那么多少的犯罪率才是可取的呢？这就要权衡犯罪所导致的净成本和预防犯罪的成本。如图2所示，MSC曲线代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犯罪的边际社会成本，MSB曲线衡量的是达到各种程度的犯罪减少或威慑效应时的边际社会收益。当减少犯罪的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时便实现了社会最优威慑，这时犯罪率应减少D﹡。而低于D﹡值的任何程度的犯罪减少量，进一步减少犯罪的边际社会收益都大于边际社会成本，因此社会应当进一步减少犯罪；而对于高于D﹡值的任何程度的犯罪减少量，进一步减少犯罪的边际社会成本都大于边际社会收益，因此社会应当放任更多的犯罪。

三、寻租的法经济学分析

法经济学的犯罪模型着眼于理性犯罪，它之所以能够作为分析农地征用的支点，是因为代表地方政府实施征地的官员行为大致符合理性。下面研究中，笔者试图找出农地征用中对寻租的社会最优威慑水平D﹡和其最优贪污额x﹡的关系，并指出怎样促进由x﹡向D﹡的转变。

（一）法律背景和征地现状

我国2004年《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不过，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并不明确。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使用土地，必须使用国有土地。换言之，凡是不属于该集体经济组织的用地单位或个人需要使用土地，无论是公益性还是商业性用途，都必须请求政府动用征地权，从而满足其用地的需要。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还规定：政府征用农地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即农地的农业用途给予补偿；而建设单位使用国有土地，应当以出让等有偿使用方式取得。

以上暗示：无论征来的土地置以何用，政府皆可以“公共利益” 的名义行使征地权，从而获得土地的市场价值与农地补偿费的差价。也许法律背后的用意是通过降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的用地成本、从而有利于地方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只是发展和进程由农民买单。暂不论法律规定的补偿范围偏低，补偿费用截留、拖欠或扣减，导致显失公平性发展的效率难持久。本文的研究关键是如何控制征地中的寻租行为。

（二）寻租的法经济学分析

1994年1月1日，伴随着分税制的出台，地方政府从中央的利益母体中分离出来，开始有权依法自主安排以地方税形式获得的财政收入。财政包干体制不仅仅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使其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经济利益目标的经济组织，而且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一种竞争方式，即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4]。从此，地方政府对地方利益的关注使其近似于“经济人”政府。

地方利益内涵包括两方面：一是地方经济增长，二是地方官员政绩；前者往往决定后者。为追求更多地方利益，地方政府通过征地将农地改为非农用地，一方面获得巨大差价，另一方面招商带动经济。且由于法律规定的征地补偿额是一个只有上限而无下限的弹性区间，“经济人”政府必然会为攫取更大利益而压低补偿额，直到其执行成本等于其额外收益为止。另一方面，随着农民利益被侵犯的保护意识不断提升，围绕农地征用的社会冲突不断增加，国家粮食安全难以保障，农地转用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失地农民得不到保障。这时，地方政府寻租的边际社会成本已大于边际社会收益。

土地作为财富之母的价值日益显现，非农用途的土地价格迅速上涨使得“以地生财”成为当地政府缓解财政压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和主要来源。地方政府为推动招商引资，实现政绩工程，打法律“球”，对大量征用土地中的寻租行为采取默许甚至支持的态度。对此寻租行为，借助于法经济学模型，社会可以提高p（x）和p’（x），在法律上确立农地征用的领导责任制和问责制，管制土地征用的寻租行为，追究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并在法律中给予农民在土地征用中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申诉权，提高农民的博弈平台。

另外，在农地征用中因寻租挪用、侵占的补偿费和生活安置费，真是农民失去的应得赔偿，这需要法律确立国家作为最后赔偿责任[5]，并按农民损失的程度超额赔偿，既确保农民的补偿权益，又提高了f（x）和f’（x）的威慑性。

四、结论

中国的地方农地征用问题不仅关系到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利益，且关系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及城市化进程变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基于土地寻租的严重性，改革并完善现行的农地征用制度已成为必然趋势。改革需要成本，完全消灭土地寻租并不可能，剧烈的政治变革也不利于社会稳定。我们该做的，就是在循着[p’（x）f（x）+ p（x）f’（x）]增大这个大方向下，按小平同志的“试一试，看一看”的改革思路，稳健地、逐步地进行法律的修复完善，朝着实现征地的帕雷托方向不断改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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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罗伯特·D.考特，托马斯·S.尤伦.法和经济学[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376-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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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瑞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第二版）[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79.

第7篇：国际经济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会计 资产 定义　本质

纵观各国会计准则及国际会计准则，虽然对财务会计要素的规定各具特色，但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都是公认的共有要素，其中资产要素是所有会计要素中最重要的，从在某种意义上讲，其它会计要素都可认为是资产所衍生出来的。“要素与要素之间不是孤立的，而且资产在所有要素中总是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传统会计概念认为，资产是企业可控制的一种资源，没有资产企业就无法实行持续经营，其他要素也不能生产，负债被看成是企业的‘负资产’，而所有者权益是‘净资产”-“资产的定义既然在一切要素定义中起决定作用，那么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其他要素的定义)也就迎刃而解”(葛家澍、杜兴强，2003)。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SFAC No.5中，提出了会计确认的四项标准：符合要素的定义或者叫可定义性、可计量性、相关性和可靠性，其中可定义性是进行会计确认的“门槛”，只有满足这个标准才有可能进入会计信息系统。因此，对资产的界定是整个会计信息系统的最关键所在。

一、国内外关于资产定义综述

国外学术学术界对资产定义，根据不同的认识形成了三类代表性的观点。一是认为资产的本质是未来经济利益。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1907年查尔斯E・斯普瑞格(Charlese E.Sprague)在《账户的原理》中指出，资产是包括以前获得的服务，以及其它还在得到的服务的积蓄；1929年坎宁(Canning)在《会计中的经济学》一书中认为，资产是指处于货币形态的未来服务，或转换为货币的未来服务；1957年美国会计学会(AAA)在《公司财务报表所依据的会计和报告准则》中指出，资产是一个会计个体从事经营所需要的经济资源，是可用于或有益于未来经营的服务潜力总量；1962年斯普路斯(Sprous)和莫尼茨(Moonitze)认为，资产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已经由企业通过现在或过去的交易的结果而获得；1992年，HendrieksonandBride在《会计原理》中认为，资产是特定的主体所控制下的潜在的服务或预期服务的权益。二是认为资产的本质是财产权利。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1993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首席会计师舒尔茨(Walter，P・Schutze)发表了《什么是资产》的报告，认为资产是现金、对现金或劳务活动的要求权，以及能够单独出售、变现的一些项目；1996年美国的理查德A・萨缪尔森教授在《会计评论》上发表的《会计理论中的资产的概念》认为：把资产定义为财产权，就有可能更明确区分资产和费用、资产是能够用于交换的抽象权利，资产价值是财产权利的货币表示。三是认为资产的本质是剩余成本(这里的剩余成本是未消耗未分摊的成本，已消耗的或已分摊的为费用)。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1940年威廉A・配顿(W.A.Paton)与A.C.利特尔顿(A.C.Littleton)的《公司会计准则导论》(《An Introductionto CorporateAccounting Standards》)一书中提出资产是未消逝或未耗用的成本；1977年亨德里克森(Hendrickson)在《会计理论》中指出：由于把重点放在收益的确定上，许多关于资产的正式论述就都直接或间接地把它们的性质强调为未分摊成本或结转于未来各期的数额。

我国不少学者长期对资产定义进行理论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我国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本质、定义与特征一个企业的财务报表与账户体系的要素》一文中认为，资产是特定企业由于交易和事项(包括资本投入或退出的产权交易)以及交易虽未执行但在法律上不可更改的契约而取得或控制，而由企业配置和运用，旨在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未来现金净流入)的经济资源。在学术界讨论资产定义的同时，各国及国际准则委员会也对资产进行了定义。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第6号中提出：资产是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是特定个体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中所取得或加以控制的(FASB。SFAC No.6，1982)。澳大利亚对资产的定义同美国的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它强调资产是能够“被控制的”而非被“取得的”。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于1999年公布的《财务报告原则公告》中对各种会计要素作出了明确界定，其中资产的定义为：资产是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特定主体控制的、对未来经济利益的权利或其他使用权(ASB，par.4.6)。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编制和呈报财务报表的基本框架》中对资产进行了如下定义：资产是指作为过去事项的结果而由企业控制并且可以期望向企业流入未来经济利益的一种资源。很显然，这些定义都体现出未来经济利益的观点，认为资产的本质是其所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

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是在充分研究国外、国际会计准则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制定的，逐步与国际趋同。财政部1992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中规定：资产是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包括各种财产、债权和其他权利。这一定义没有体现资产的未来经济利益观。2001年起施行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规定：资产是指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并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该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这一定义强调了资产会预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财政部2006年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将资产定义为：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这一定义体现了与国际的进一步趋同。

二、资产定义的相关因素分析

(一)会计外部环境 会计环境是指与会计产生、发展密切相关，并决定会计思想、会计理论、会计组织、会计法制，以及会计工作发展水平的客观历史条件及特殊情况(郭道扬，1992)。这里的会计外环境是指生产实践中与会计相关的内容如社会经济环境、科学技术环境等，它决定了会计目标、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影响会计的程序和方法。根据唯物辩证法中关于物质世界联系的普遍性和多样性的原理，任何事物都受其周围具体的、历史的条件所制约。所谓条件是事物同其周围事物的关系，是制约着该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一切因素的总和。会计作为一个人造经济信息系统，必须有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这些条件统称为会计环境。E．s．亨德里克森认为，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社会和经济变革对会计实践和会计思想有很大影响。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曾发生很多环境变动，都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了会计师的工作，迫使会计界采用新的会计方法和新的会计思想(亨德里克森，1986)。李心合认为，会计环境不仅是会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占据会计理论结构最高层次的要素。如果抛开这些会计环境因素，就等于无视财务会计“是

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李心合，1996)。资产的定义不仅要和会计环境相适应，而且它的发展还受其约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资产的本质、特性、存在形态都在发生变化。

(二)会计实践和会计理论的差异这里的会计实践是会计内部环境，它决定了会计本质、会计职能、会计程序和方法。根据哲学中认识论的相关原理，理论和实践是相统一的，科学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概括，是关于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对实践起指导作用。笔者认为，会计理论中关于资产的定义(简称为“资产理论定义”)应侧重理论特征，而会计实务中关于资产的定义(简称为“会计实务定义”)应侧重实践特征。二者的本质和内涵是相同的，而外延是有差异的，前者包含后者。在会计实务中，资产的定义一方面必须置于资产理论定义的范畴之内，体现资产的经济、法律特征，概括资产的本质；另一方面，还必须满足财务的要求，即“可操作性”。石本仁指出“会计对资产的处理有其独特的方法，所以，会计上对资产的定义必须表明财务特征，否则一些现象就无法解释(石本仁，2004)。在资产的财务特征中，一方面是要满足会计实务中确认和计量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很重要的是资产必须能以货币计量和反映，这也是会计准则中会计基本假设――货币计量单位的基本要求。另外，实践的主体是有意识、有实践能力的人，由于人的知识结构、教育水平、职业道德意识的差异，势必会影响会计实践的效果。以资产理论定义作为指导结合会计的实践情况来界定会计实务定义，才能达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协调。

(三)会计目标、会计基本假设以及会计对象一方面资产作为重要的会计要素，对其定义应置于整个财务会计的框架之中进行探讨，应受到比其更高层次的会计概念的约束。因为会计本身就是一个经济信息系统，根据系统论相关原理，系统是有结构的，它是由各要素按一定秩序、一定方式或一定比例组合而成的，并且这种有机的结合使得系统保持相对稳定和各要素间协同效应的发挥；有层次性的，并且层次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承接的，总是较高层次对较低层次有制约和指导作用，较低层次对较高层次进行反馈和影响。因此，资产的定义必须考虑会计目标及会计基本假设。杜兴强、章永奎等指出，会计要素的决定因素固然受会计目标、会计基本假设、会计对象及成本效益原则共同制约和决定，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会计要素的定义决定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而不能倒过来由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结果或过程来进行会计要素的定义，否则就会犯谬误逻辑(杜兴强、章永奎等，2005)。

(四)资产的法律和经济学特征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着的。会计在企业管理活动中并非孤立的，是与法律、经济等紧密相连的，因而在考虑资产的定义时就不可能回避资产的法律、经济特征。首先，从法律意义上讲，所有权是资产的核心，一项资产的取得必须对其拥有所有权。笔者认为，会计定主体对资产的权属规定不必像法律中那样严格，因为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严谨性，它追求形式上的完备性。而会计注重经济实质，遵循经济实质重于法律形式的原则。必须在法律上对资产的未来权利或劳务具有要求权，那些可以由其他企业或个人任意撤销或者政府无偿撤销的劳务不应列为资产(葛家澍，1996)。所以，能在一个企业中确认和计量资产，必须对其拥有实质上的控制权，这是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如融资租赁，虽然承租人对资产没有所有权，但是在租赁期内他能够有效的控制它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因而应该作为承租人的一项资产。其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资产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表现为一定时点的财富存量，由一定数量的物质资料和权利构成；它还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的经济利益。效用性和稀缺性是经济学中资产的特征，会计中核算的资产首先得具有经济学中的资产所具备的特征。最后，虽然资产在经济学、法律、会计学中的特征有些许差异，但是这并不能就否认它们之间的联系，完全将其割裂是不科学的。因此，资产的定义在体现财务特征的同时，须兼顾资产的经济、法律特征。

三、资产定义的思考

(一)资产是特定会计主体控制的、能带来预期经济利益的资源一是强调为特定会计主体所控制。控制是指主体既具有利用该资产获得未来经济利益的能力，又具有阻止其他主体获取该资产的未来经济利益的能力。控制一词还能够体现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拥有一项资产的所有权也并不能肯定对其能够施行实质上的控制，即对未来经济利益排他占有。如融资租赁中的出租人，从法律上看虽拥有租赁标的的所有权，但不能独立地享有其所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的权利，因而不能作为出租人的一项资产。正如吴艳鹏在《资产计量论》中所述，提出资产确认的实际控制权是有客观基础的。以实际控制权确认资产，是资产确认的一种科学的思想，也是资产确认的一项合理标志(吴艳鹏，1991)。笔者认为，资产和是否拥有该资产的所有权并无必然联系，能够为特定的会计主体实质上的控制才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二是能带来预期经济利益的资源。持有资产的目的在于其所带来的未来经济利益，然而资产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未来经济利益的载体。经济学中强调资产是一种资源，效用性是其特征之一。具有效用的经济资源，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的，是单项还是整体的，都具备作为资产的必备条件。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指出，资产并不意味着财产本身，而是一种权利――资产所附着的一组权利或由资产衍生的，部分或全部未来经济利益的权利或其他使用权。这些权利或使用权都属于资源的范畴，这就将各种实资产、软资产和金融资产都能包括其中。另外，稀缺性是资产的又一特征，这意味着必须支付代价才能获得，但是这与该资源最初形成和控制是否具有代价没有本质联系，如通过接收捐赠所获得的资产。此外，资产理论定义应体现出一定的概括性和前瞻性。对于自创商誉、信息技术资源、人力资源等等项目，由于其实际计量尚存在困难且不具有可操作性而不被会计实务界接受，但它们具有资产的本质特征，理论上应包括在资产范围之内。随着会计学技术的发展，它们在财务报表内会得到确认和反映。

第8篇：国际经济学的特征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非线性经济学;经济预测;数据分析;评述?

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通过它可以扩大相互作用,促进相互的经济合作,改善国际环境,为本国的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国际贸易是一个复杂时变非线性系统。对国际贸易问题的分析与预测是建立良性经贸环境的前提。国际贸易不仅受到一国(或地区)的经济条件、 自然 条件、贸易政策等国内因素影响,还受到国际市场需求、全球经济增长等国际因素影响,且各影响因素相互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对进出口贸易数据分析与预测,其实质就是建立适当的数学模型并进行应用。研究表明,各个国家的外贸环境复杂多变,导致在原来数据结构之上建立的简单线性模型失真,这给进出口贸易的分析与预测带来了很多困难。如何建立能很好拟合该数据特征的非线性模型,是一种积极的探讨,近年来日益受到国际贸易领域研究与应用者的重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外经贸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关于我国外贸的准确分析与预测对于促进经济的平稳、持续增长,制定有效的外贸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介绍了目前用于国际贸易分析与预测的一些方法,以期供相关学者与实际工作者借鉴。?

一、国际贸易的非线性特性分析?

奴隶社会国际贸易的发展是与暴力掠夺、海上抢劫、贩卖奴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受自然经济的制约,国际贸易在奴隶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并不重要。封建社会的国际贸易虽然较奴隶社会有了进一步发展,但由于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因而贸易的规模和范围还是很有限的。国际贸易真正获得巨大的发展,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形成和发展时期。从16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贸易发展迅速。全世界经历过一次由国际贸易带动的全球化浪潮,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因国际贸易的快速增加而大大加强[1]。许多国家对外交往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如果以出口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的话,现在仍有一些国家(如日本等国)的国际化程度不能达到当时的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结束初期到1973年,是国际贸易迅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国际贸易增长速度之快在 历史 上是空前的。这主要是因为:(1)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2)国际分工和生产国际化的深入和扩大;(3)跨国公司的发展;(4)国际 金融 贸易组织的建立和经济一体化;(5)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作用。从1973年到1985年,由于经济危机、能源危机、货币制度危机、农业危机的爆发,导致国际贸易由迅速发展转向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今,是国际贸易发展速度总体回升的阶段。近几十年涌动着又一波全球化浪潮,呈现出两个新的特征:中间产品贸易的大幅度增长(当然也是国际贸易的大幅度增长)和fdi流动的快速增加。以发达国家为例,过去20年,美国出口占gdp的比重大约翻了一番;oecd国家,即使略去集团内贸易不计,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大致增长了一倍。与gdp相比,国际贸易出现了更快速度的非线性式增长。不管是从国际贸易的发展史,还是从各个国家的发展情况来看,国际贸易从宏观上看,均呈非线性发展的显著特点。?

此处着重评述一下在微观上我国学者对非线性特征的认知与分析所做的研究与探讨工作。?

黄梦桥和王涛生(2005)[2]结合使用相关维数和最大lyapunov指数方法,采用我国进出口贸易的月度数据序列作为样本,说明了国际贸易市场具有非线性和低维混沌特征。?

湛垦华、张永安和冯宗宪(1997)[3]应用自组织理论与方法,对国际市场演变的非线性机制作了较系统的分析,从新的视角阐述了国际市场演变的一般 规律 及特点。他们认为从自组织理论看,国际市场作为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的非线性系统,在国际政治、地缘关系、自然资源、人口分布等构成的国际经贸市场的势场背景下,是以一定的基核为始点,在不断涨落的外界环境影响下,以不同的演化方式,组成有特定功能的系统。?

祝宝江(2006)[4]把国际贸易信用系统置于耗散结构状态下进行了研究。说明在耗散结构状态下的国际贸易信用系统不停地与经济社会系统通过实物信用和货币信用在内外环境之间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与流通。系统耗掉了一定的能量,具有微小涨落和非线性动力过程,从而使多基元、多组分、多层次的国际贸易信用非线性流动,使系统各要素之间产生协调动作和相干效应。?

二、国际贸易的非线性模型与方法?

关于国际贸易非线性复杂系统的分析预测的模型与方法目前国内外都有诸多探讨,并取得了一定效果。下面按方法分类进行评述。?

(一) 神经 网络 模型?

神经网络是目前应用广泛的非线性建模与预测方法,它具有较强的非线性映射功能,具鲁棒性(robust)和容错性,在股市预测、证券预测、gdp预测、财务报警等经济领域内皆有应用。各个领域的研究与应用结果说明,经过恰当的结构设置与模型学习,神经网络预测精度可优于其他传统预测方法。?

神经网络模型在国际贸易问题的分析与预测方面也已有一些结果。李小红(2007)[5]将bp神经网络应用于重庆外贸出口额的预测,建立起预测模型并进行实证预测。结果表明,所建立的预测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精度,可以作为相关部门制定出口贸易发展目标的参考依据。杨卫和平瑛(2005)[6]利用bp神经网络建立水产品贸易模型,选取1999年至2003年

lean yu、shouyang wang和kin keung lai (2008)[9]提出了一种新颖的非线性集成学习方法,在神经 网络 基础上建立了基于神经网络的非线性误差纠正预测模型(ec-var),合理地运用计量 经济 学方法、整合技术和人工智能(ai)方法,对

三、结束语?

对国际贸易非线性 经济 系统的分析、研究与应用,目前已有一些成果,并在不断地完善与 发展 中。国际贸易的定量分析与预测问题极其复杂,影响因素众多,不可能建立一种完全统一的模型,应该根据不同的目的,不同的数据特征,应用多种分析方法,去选取、建立合适的模型。而且应该及时根据影响国际贸易的因素的变化来检验模型,不断改进和完善模型及方法,提高分析、评估和预测的效果,为我国相关部门提供正确的决策依据。?

参考 文献 :?

[1]王怀民.关税减让、垂直专业化与国际贸易的非线性增长. 青海社会 科学 ,2006(2):30-32.?

[2]黄梦桥,王涛生.国际贸易系统中的分数维和最大lyapunov指数[j].经济数学,2005,22(3):301-306.?

[3]湛垦华,张永安,冯宗宪.国际市场演变的非线性机制分析[j]. 西安 交通 大学学报,1997,31 (增刊1):5-9.?

[4]祝宝江.耗散结构下国际贸易信用的非线性流动[j]. 国际贸易问题,2006(2): 34-39.?

第9篇：国际经济学的特征范文

摘 要 本文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探讨了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和世界足球一级联赛的国际职业球员跨国流动的特征。认为：职业球员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趋势明显，经济利益影响职业球员的国际流动，但跨国流动的目的并非只是单纯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收益，它还会考虑到一些非经济因素，像社会地位、荣誉以及事业的成功等。

关键词 人力资本 职业球员 跨国流动 特征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科技创新全球一体化的特定背景下，人力资本国际流动问题也随之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世界职业球员跨国流动亦属于这一研究范畴。

一、人力资本概念

费雪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认为任何可以带来收入流的财产都是资本，人力资本也是一种可以带来收入流的财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一般来讲，资本具有以下特征：资本必须具有价值，但凡没有价值的东西都不是资本；资本具有逐利性，即必须带来价值增殖；资本只有在现实的市场运转过程中运用资本才能实现价值的增殖。

西奥多舒尔茨最早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他认为资本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物质资本，一种是人力资本。通常意义下的人力资本是指凝结于劳动力身上，通过投资得以实现和转化的，人力资本具体体现为劳动者技能和技巧的资本。

综合以上，我们可以认为：人力资本是人身上所具有的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

二、从人力资本角度看职业球员的跨国流动特征

人力资本国际流动大体分为永久性流动和短期性流动两种形式。当前，人力资本国际流动呈现出一些新特征，其发展的趋势和时代特征呈现出一种复杂和多元化的局面。总的来说，可以将人力资本国际流动的基本特征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职业球员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趋势明显

人力资本国际流动的首要特征是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富裕的发达国家。一方面是大量南美洲和非洲球员流向欧洲和美国市场，构成了一级市场联赛主要的球员输送来源，另一方面是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欧美高水平联赛面向全球范围招募精英球员，以扩大联赛在世界各国的影响力，维护高水平联赛国际化的象征意义。比如，在职业足球领域，在西甲、意甲踢球的巴西、阿根廷球员占两国球员总数的近 60% 。在一级市场联赛中踢球的非洲球员是北美洲、大洋洲、亚洲球员总数的3 倍多，其中在法甲踢球的非洲球员达 102 人，占法甲外籍球员总数的 54% 。在美国职业篮球联赛中，2009-2010赛季，NBA联盟中国际球员人数为85人，而2010-2011赛季和2015-2016赛季分别发展到92人和100人，可以说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来自非洲的国际球员除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等传统非洲强队之外，又吸收了如坦桑尼亚、突尼斯、佛得角等国家的球员。近两个赛季，联盟中的三十支球队，每支球队都至少有一名国际球员，目前，全联盟有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球员。

（二）经济利益影响职业球员的国际流动

NBA联盟中国际球员从各大洲的人数来看，欧洲依然是独占鳌头，这反映了欧洲篮球水平仅次于美国的现实情况，但大批高水平队员对美国职业篮球联赛趋之若鹜，经济利益的影响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笔者统计了2015-2016赛季国际球员的平均年薪，为514万美元，最高的是西班牙的马克-加索尔，年薪为1969万美元，最低的有三人，为53万美元。而仅次于美职篮联赛的欧洲联赛中，希腊的奥林匹亚科斯和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两只豪门俱乐部最高的年薪分别为350万和280万欧元，球员收入与美职篮相比差了很多。

（三）非经济利益影响职业球员的国际流动

高素质人力资本的国际流动是其自身价值充分发挥和实现的有效途径。人才为了本身素质和能力的不断提高、为了自身能够被社会发现和认可，就会流向那些能够更好的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地方。人力资本的流动当然也追求经济利益，但人力资本流动的目的并非只是单纯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收益，它还会考虑到一些非经济因素，像社会地位、荣誉以及事业的成功等。NBA联盟中非洲球员的增多一方面证明了非洲球员本来具有的篮球方面的天赋异禀，另一方面媒体把获得成功的国际球员提升到偶像的层面（如尼日利亚的奥拉朱旺），因此获得了球员输出国国人的真正认可甚至奉为国家英雄。在欧洲职业足球一级联赛中效力的国际球员，入选国家队的希望更大，也是高水平球员纷纷涌入高水平联赛的重要因素。在美职篮效力的法国球员有10人，巴西有8人，西班牙有5人，这些球员基本都是各自国家队的主力常客。

基金项目：2015年河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项目编号：GH151087

参考文献：

[1] 黄璐.世界足球主要联赛球员国际流动特征研究[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1，（5）：546-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