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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二首精选(九篇)

诗经二首

第1篇:诗经二首范文

论文摘要:明末清初,钱谦益三笺杜诗:《读杜小笺》以史证诗,《读杜二笺》以诗正史,《钱注杜诗》以诗补史。三次笺注贯穿的诗史互证精神,对其晚年创作产生重大影响。

钱谦益,明清之际著名的文学家、学者,其诗文创作与文学主张对明朱清初的文坛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先后三次笺注杜诗,时间跨度近30年。从三笺杜诗的学术活动中,我们可以考察出钱谦益诗史观的深化过程。

 

一、《读杜小笺》:以史证诗

 

崇祯六年(1633年),钱谦益在《读杜小笺》中提出“诗史”观。他在《郑典设自施州归》笺注中说:“施州,裴冕也。冕性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每会宾友,滋味品数,坐客有哨声于名者。二诗记汧公、施州事,皆诗史也。”“二诗”是指此诗及《赠李十五丈别》,钱谦益认为它们真实地反映了裴冕等人的事迹,故可称之为“诗史”。 

关于钱谦益的“诗史”观,我们还可在其序跋中找到有关论述。崇祯四年(1631年),他在《跋汪水云诗》中说:“《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醉歌》十首,记国亡北徙之事,周详恻怆,可谓诗史。”他认为宋末汪元量诗写尽国破家亡之痛,堪称诗史。 

钱谦益认为杜诗有诗史意义,这确实把握了杜诗的真精神。杜甫“三吏”、“三别”、《北征》等诗为史诗中之名篇。五代以来,杜诗即诗史成为许多士人的共识。五代孟棨在《本事诗·高逸第三》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宋代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杜甫传》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白宋以来,杜诗即“诗史”之论为人们所理解,并促使了“诗即史”观念的产生。宋人严粲《诗缉》卷二十二“鼓钟刺幽王”条云:“然古事亦有不见于史,而因经以见者,《诗》即史也。”明人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首,明人朱朝瑛《读诗略记》卷四“鼓钟”条均引用严粲此句。宋代以来,严粲诸儒以《诗经》补史,体现了古老的诗、史合一的传统。元人刘养吾则明确提出“诗即史”,其《送钱方立游荆二首》(其一)诗云:“阿年耆旧谁家传,一代衣冠又古丘。乱后题诗诗即史,未应轻付水东流。” 

正是在诗史观已为人们所接受的背景下,钱谦益在《读杜小笺》中提出了他的诗史观,即以史汪诗,并在笺注中多次运用。如《投赠哥舒开府》诗注,引用天宝十一年哥舒翰与安禄山同到朝中事迹,笺释“受命边沙远,归来御席同”句;《上韦左相》诗注,引天宝十三年杨国忠精求端士事,笺释“霖雨思贤佐”句;《塞芦子》诗注,引安史之乱时,史思明兵进太原而致崤、丽空虚渚事。笺释“崤、函盖虚尔”句。这样的笺注,在《读杜小笺》中俯拾皆是,反映出钱谦益“诗可传史,史可证诗”的诗史观。 

 

二、《读杜二笺》:以诗正史 

 

崇祯七年(1634年),钱谦益作《读杜二笺》。在《渎杜二笺》中,钱谦益在以史证诗的基础上,采用一种新的笺注方法,即以诗正史。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杜甫《洗兵马》主旨的阐释。 

在《读杜小笺·洗兵马》笺注中,钱谦益认为肃宗诚心思父,迎玄宗于巴、蜀,后因李辅国谗间,遂有移仗之事: 

郭湜《高力士传》云:辅国趋驰未品,小了纤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云霄之上,欲令猜阻,更树勋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与公诗意正相脗合。关中即留萧丞相,谓房琯也。瑁自蜀奉册,留相肃宗,故曰即留也。张子房谓张镐也。时镐方代琯为相,故曰复用。琯与镐皆玄宗旧臣,遣赴行在,肃宗用之而不终者也。钱谦益引用郭浞《高力士传》,把房琯罢相之因归咎于李辅国谗间,这用的是以史证诗的方法。后来钱谦益修改此论,在《读杜二笺·洗兵马》笺注中,撕开了肃宗温情的面纱,认为肃宗尽孝迎父为假,猜忌囚父是真,玄宗移仗之根本原因不在于李辅国谗问,而在于肃宗为了皇权而不尽孝道。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肃宗: 

呜呼!伤哉!公以上疏救房琯,自拾遗移官,流落剑外,终身不振。此其一生出处事君交友之大节,而后世罕有知之者。则以房琯之生平为唐史抹杀,而肃宗之逆状,隐而未暴故也。……唐史有隐于肃宗,归其狱于辅国。而后世读史者无异辞。司马公《通鉴》乃特书曰:令万安、成宜二公主视服膳,四方所献珍异,先荐上皇。呜呼!斯岂李辅国所谓匹夫之孝乎?何儒者之易愚也?余读杜诗,感鸡鸣问寝之语,考信唐史房琯被谮之故,故牵连书之如此。并探究出《洗兵马》之主旨: 

《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钱谦益此论可谓意味深长:第一,读诗首先要学会知人论世,把人物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分析,挖掘人物的性格与内心,才能得出正确的主旨。杜甫因上疏救房瑁导致四处飘零、终身不振。当朝廷清洗旧臣之际,杜甫上疏论救,非不察也;言微人轻,卷入党争,非不智也,是儒家“出处事君交友之大节”的信念支撑着杜甫,而上疏之举成为杜甫日后命运多舛的一个转折点。第二。读史而不能尽信史,房瑁并非浮薄之臣,肃宗并非孝顺之君,《通鉴》并非完全真实,以史证诗可能误解诗人的心曲。 

钱谦益两次笺注,使《洗兵马》诗旨发生巨大变化。《读杜小笺》把房琯被贬归咎于佞臣谗间,语气委婉,对肃宗有所回护;《读杜二笺》则直接刺君,显露肃宗之逆状,语气峭刻。在这种诗旨变动中,钱谦益赋予了诗史观更加丰富的内涵。那就是史可证诗之旨,诗也可正史之误。 

 

三、《钱注杜诗》:以诗补史 

 

《钱注杜诗》是钱谦益晚年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其《读杜小笺》和《读杜二笺》学术思想的延伸和发展。与前两次笺杜不同的是,钱谦益晚年注杜时,已经做了清朝的子民。山河易代之悲,黍离麦秀之感,沉潜于胸,形诸于笔,使《钱注杜诗》出现了、充满了浓重的家国之思,具体表现为以诗补史观念的深化。

钱谦益在崇祯年间笺注杜诗,已经注意到诗歌记载的事情有时会遗落在史家的视野之外,即诗能正史。那么,他晚年的注杜则明确体现了诗能补史、正史的功用。如对《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的笺注,《读杜二笺》云:“严武之贬,已见于贬房琯之制,而贾至以中书舍人出守汝州,《旧书》不载,他皆无可考。”《钱注杜诗》云:“至出守汝州,在乾元元年。《旧书》不载,皆无可考。……当据此诗,以补唐史之阙。”二笺相较,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明确提出杜诗可补唐史之阙,其以诗补史的意识更加强烈。 

在《钱注杜诗》中,这样的以诗补史的事例不少,如《览柏中允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笺注:“此诗云:‘方当节钺用。’必茂琳,非贞节也,史既不详,而《通鉴》尤为阙误,故详辨之于此。”又如《九日奉寄严大夫》笺注:“宝应元年四月,代宗即位,召武入朝。是年徐知道反,武阻兵,九月尚未出巴。《通鉴》载六月以武为四川节度使,徐知道守要害拒武,武不得进,误也,当以此诗正之。”钱谦益以此两首诗补《通鉴》之阙,又正《通鉴》之误。可以说,钱谦益《钱注杜诗》中的以诗补史的诗史观,是其《读杜二笺》以诗正史的诗学观的发展和深化。 

我们还注意到,相较于《读杜小笺》,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有意识地将诗史观与杜诗写作技巧有机地结合起来。在《钱注杜诗·秋兴八首》笺注中,钱谦益加强了对杜诗组诗篇章结构的分析,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充分表现了杜甫的写作技巧:第一,错综互举,重重钩摄。题下笺日:“此诗一事叠为八章,章虽有八,重重钩摄,有无量楼阁门在。今人都理会不到,但少分理会,便恐随逐穿穴。如鼷鼠人牛角中耳。余义则更于分章下详之。”其八笺曰:“公诗如骇鸡之犀,四面皆见,故错综互举,以告知者。”钱谦益有些自诩,认为自己独得杜甫的作诗之秘,在钱谦益看来,《秋兴八首》中每首诗既可独立成篇,又章章蝉联;既章章蝉联,又遥相呼应。每首诗都指向一个主题:“每依南斗望京华”,八首诗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第二,事讫重申,章重事别。后四首体现了叠章的写法:都是写长安,但角度不同:虽然角度不同,但都结穴于“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这个主题,而这个主题又服务于“每依南斗望京华”这个总主题。后四首既是八首之结尾,又是一个有机的、独立的小单元。第三,工于起兴,善于承接。“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是第一首诗之起兴,第一首诗又是《秋兴》全篇之起兴。“末二句,结上生下,故即以‘夔府孤城’次之”,“今谓‘昆明’一章,紧承上章‘秦中自古帝王州’一句而申言之。……于上章末句,克指其来脉,则此中叙致,褶叠环琐,了然分明”。钱谦益非常注重诗与诗之间的过渡衔接。 

钱谦益对杜诗写作技巧的分析,实际上是与其诗史观紧密相联的,即诗人要担当起“诗史”的称号,必须具备极强的叙事能力。在动荡的年代里,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会让诗歌承载起以诗叙史的任务,而在一个诗缘情的国度里,诗歌的叙事功能并不发达,诗人们对叙事技巧并不讲究,如何让诗歌更好地发挥叙事功能,成为摆在诗人面前的一个课题。所以,我们就能理解钱谦益为何以“铺叙排比”为杜诗的一个鲜明特点,为何对杜诗写作技巧极其重视。他对《秋兴八首》篇章结构的独特分析,实际上也回答了明人胡应麟提出的一个问题,胡氏说: 

四言之赡,极于韦盂。五言之赡,极于《焦仲卿》。杂言之赡,极于《木兰》c歌行之赡,极于《畴昔》、《帝京》。排律之赡,极于《岳州》、《夔府》诸篇。虽境有神妙,体有古今,然皆叙事工绝。诗中之史,后人但知老杜,何哉?胡氏也是从叙事技巧而论,他提出一个疑问,千载而下,叙事绝妙者不乏其人,为什么只有杜甫能担当起“诗中之史”的称号呢?而牧斋对《秋兴八首》写作技巧的分析,实际上回答了胡氏提出的这个问题,那就是《岳州》、《夔府》等排律表现了杜甫卓绝的叙事能力,《秋兴八首》等抒情性质的七律也表现出杜甫谋篇布局的高超才能;杜诗之难,不仅难在排律上,还难在七律上;七律之难,不仅难在声凋字句,还难在能够涵括巨大的历史内容。杜甫正是以七律诗,完美表现了诗歌叙史和诗歌补史的艺术功能。 

四、诗史情结与诗歌创作 

 

从《读杜小笺》到《钱注杜诗》,钱谦益诗史互证的精神一直贯穿于其中。这种精神来源于“诗可以观”传统的儒家诗教。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同观周乐的事迹,季札从反映政治盛衰的角度来批评《诗经》诸作,这种批评方法开启了后世以“诗史”论杜甫的法门。钱谦益也是从“诗可以观”的视角来论杜诗,他在《学古堂诗序》中说:“余往与泾华数子言诗,以为自汉以来,善言秦风,莫如班孟坚,而善为秦声者,莫如杜子美。”从杜诗中可以观出秦声、秦风,他在《王元昌北游诗序》中对杜诗中的秦声作了解释:“秦之诗,莫先于《秦风》,而莫盛于少陵,此所谓秦声也。自班孟坚叙秦诗,取‘王于兴师’及《车辚》、《驷铁》、《小戎》之篇,世遂以上气力,习战斗,激昂噍杀者为秦声。至于近代之学杜者,以其杜诗为杜诗,因以其杜诗为秦声,而秦声遂为天下诟病。甚矣世之不知秦声也!”他认为杜诗中的秦声并不是那种充满兵象之音的秦声,而类似于《诗经·秦风》中的篇什。杜诗温柔敦厚,婉而多风。杜诗多风,从杜诗可看出开元、天宝至大历年间的政治之兴衰,唐帝国如何从盛世一步步走向衰微。而当钱谦益也不由自主地卷入历史的漩涡中,身经天翻地覆的朝代更迭,激烈动荡的社会动乱时,他会更深刻地感受到诗歌与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而正是这种感受,极大激发了钱谦益以诗观风、以诗存史的诗学思想。 

钱谦益晚年在《有学集》中,也多次流露出他的诗史情结。顺治八年,他在《浩气吟序》中说:“鼎钟铭勒,岂徒托诸诗史,终有考于斯文。”钱谦益作此序文以悼念他的门徒瞿式耜;作于顺治十三年的《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继乙未春留题之作》(其十四)诗,云“闽山桂海饱炎霜,诗史酸辛钱幼光。束笋一编光怪甚,夜来山鬼守奚囊。”钱谦益此诗写给抗清义士钱秉镫;作于顺治十八年的《王奉常烟客七十寿序》云:“余定陵老史官也,佩文肃琬琰之遗训,故记斯宴也,亦用史法从事。诸子有志于古学者也,作为歌诗以祝寿,岂亦将取征诗史,耻为巫祝之词,则余之志其不孤也矣!”钱谦益作此序以纪念他的老师王图,钱谦益晚年还念念不忘自己老史官的身份。我们注意到,这种诗史情结与崇祯朝时的诗史意识有一脉相通的地方,即都是遗民心态的折射。《有学集·跋汪水云诗》称宋末汪元量诗写尽国破家亡之痛,“可谓诗史”。而当钱谦益也像汪氏一样身处朝代变革时,他过去的涛史意识就会转化为浓厚的诗史情结,这种浓厚的诗史情结也影响着钱谦益的诗歌创作。钱谦益晚年的《投笔集》,不仅体现了《钱注杜诗·秋兴八酋‘》中的创作技巧,更体现了其强烈的诗史观念。这里,我们以《投笔集·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为例,来观照杜诗三笺中的诗史观对其创作的影响。

《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写于顺治十六年,是时郑成功率主力北上,破瓜州,降镇江,前锋部队已抵达南京城下,复明运动出现转机。在这种形势下,钱谦益心情兴奋,写下这八首组诗。第一首,钱谦益以起兴开端,“龙虎新军旧羽林,八公草木气森森”为此诗之起兴,此诗点明当时的抗清形势:郑成功水师势如破竹,直抵金陵。“长干如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砧”两句,喑指战争平息。钱谦益希望复明运动能取得最后胜利,万户不再有离愁。此诗为全篇之起兴,奠定了全篇的基调。第二首,“十年老眼重磨洗”写出钱谦益十年的艰辛等待,钱谦益自顺治六年就开始受永历朝之命联络东南,至此正好十年。第三首基调高昂,“大火西流汉再晖”,喻指明朝宗室再兴。第四首,诗人从想象回到现实,情绪也转入低沉,开始描写内心之悲痛:“九州一失算残棋,幅裂区分信可悲”,山河沦陷,国家分裂。“局内正当侵劫后,人间都道烂柯时”,局势如棋局争劫,仍然难以预料,而人们的等待已经太久。“推枰何用更寻思”,战争还在继续,而复明之心义无返顾。后面四首诗的前六句都写抗清斗争,后两旬诗意都是诗人对自己的描述。其五写抗清将来之前景。其六写抗清目前之局势,其七写抗清战争之场景。其八写抗清意志之坚定,都是写抗清,但角度不同;虽然角度不同,但都结穴于“依然南斗是中华”这个主题。这种写法既体现了钱谦益笺注《秋兴》时所总结的“事讫而重申,章重而事别”即叠章的特点。又描写了当时真实的抗清时局。 

第2篇:诗经二首范文

【关键词】格律诗;常识;简析

我们国家是诗歌创作的大国,我国的诗歌源远流传,最早的诗歌创作集,当数《诗经》和《楚辞》。

一、诗歌韵律小史

春秋战国时期的两部诗集《诗经》《楚辞》虽属诗作,但不讲平仄,韵律,为了呤诵上口,已使用韵律了。

汉朝时期产生了两个重要的诗体,五言诗和七言诗;五言诗起源于西汉的民谣,东汉未年的《古诗十九首》是我国最早出现的较为成熟的五言诗。七言诗作大约产生于汉代,尚无明确定论。

汉魏六朝时期的诗,后人一般称之为古诗。其中诗作包括五言诗、七言诗和乐府(乐府:原本是汉朝设置的官署名称,乐府的职责是负责到民间去采风,收集民歌并为之配上乐谱,后来人们这些乐谱的歌词也一并称之为“乐府”。)

三国时期曹丕的《燕歌行》是第一首完整的七言诗作,但在用韵上不符合规律。隔句押韵的七言诗,最早的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鲍照的《拟行路难》之一、之三。

齐梁时代,出现四声(平、上、去、入声),使诗歌创作开始讲究平仄押韵。南朝齐永明时期,当时的沈约等人讲究声律、对偶的新体诗,至初唐沈缙凇⑺沃问时正式定型,成熟于盛唐时期。律诗是中国近体诗的一种,格律严密,律诗要求诗句字数整齐划一,每首分别为五言、六言、七言句,简称五律、六律、七律,其中六律较少见。通常的律诗规定每首8句。如果仅6句,则称为小律或三韵律诗;超过8句 ,即10句以上的 ,则称排律或长律。到了唐代,才正式形成了一种讲求平仄和对仗,为其特点的格律诗(也叫近体诗,包括绝句、律诗)。唐代律诗在定型化过程中和定型后,都存在变例,有些律诗不完全按照格式写作,如崔颢的《黄鹤楼》,即前半首为古体格调,后半首才合律。律诗的这种变化被称为拗体 。

二、几组定义

要想学会近体诗创作,品评诗歌的美伦美奂,必须要弄懂弄通以下几组相对应的概念。

1、绝句、律诗:

绝句指一首近体诗中只有四句诗。

律诗指一首近体诗中必须有八句诗。

2、五言、七言:

五言指一句诗中有五个文字,一个字也叫一言。

七言指一句诗中有七个文字。

3、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

五言绝句:一首诗四名,一句五个字;一首诗共计二十个汉字。

七言绝句:一首诗四句,一名七个字;一首诗共计二十八个汉字。

五言律诗:一首诗八句,一句五个字;一首诗共计四十个汉字。

七言律诗:一道诗八句,一句七个字;一首诗共计五十六个汉字。

4、押韵:

近体诗是严格讲究押韵的,除首句是否入韵外,都是隔句押韵,即一、二、四;或一、二、四、六、八押韵,押韵只押平声韵;近体诗不允许“出韵”。

5、平仄:

古有四声,平上去入,平为平,上、去、入为仄(现代汉语中没有入声了,),故有平仄。平仄是形成近体诗的最重要的因素,这是规律,不可突破。

按照诗作中第一句(首句)平仄使用规律,可以把诗句分析成:

①平起平收式:― ― | | ― ― ― | | | ― ―

②仄起平收式:| | | ― ―| | ― ―|| ―

③平起仄收式:― ― ― | | ― ― | | ― ― |

④仄起仄收式:| | ― ― || | ― ― ― | |

这四句也就是诗歌构成的基本句,只是放在其它诗句上,不讲啥起啥收

罢了。

6、联、出句、对句:

近体诗每两句为一联,一联中的上句为出句,下句为对句。

7、对、粘:

对:同一联中出句和对句的第二个字的平仄必须相反,不符合规律叫失对。

粘:上联中的对句和下联出句的第二字的平仄必须相同,不符合规律叫失粘。

8、拗、救:

近体诗中有的地方的平仄不能随意变更,如违反了平仄规律就叫“拗”,但“拗”了以后是需要“救”的。

9、对仗:

近体诗另一重要特点是对仗,对仗是针对联来说的,律诗的四联各有名称:

第一联叫“首联”。第二联叫“颔联”。

第三联叫“颈联”。第四联叫“尾联”。

这是十分有联想性的四个字,上下相联,形成全诗。一般说,“颔联”、“颈联”用对仗。对仗的要素有基础要素、语法要素、声律要素。

三、图释诗律

总结上文,可以一谱汇总:

这是一首五言律诗的平仄律表,二、四、六、八句最后一字是韵角,首句是平起仄收式,可以不入韵。一般说来,五言律诗以首句不入韵为常,七言律诗以首句入韵为常。

参考文献

[1]王力 《古代汉语》 中华书局 1978年

[2]张之强 《古代汉语》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第3篇:诗经二首范文

1. 诵读是根本。古诗文字少而意深,单音节词多而韵味长,只有通过反复诵读,才能更好地达到辨音识字、明义晓理、积累语言的目的。其次,教诵读是古诗词本身所具有的节奏感、韵律性决定的,只有通过反复诵读,才能更好地体会其形式之美和音韵之美,才能培养语感。《语文课程标准》在第一、二、三学段都明确地提出了诵读要求,我以为诵读必须贯穿古诗学习的全过程:一是要读正确,读得字正腔圆;二是读出节奏,读出停顿、韵脚,读得有板有眼;三是读出内容,通过读的轻重缓急,来表现诗句想要凸显的意思;四是读入画面,通过诵读在脑海里映现诗句所描绘的或静止、或流动的画面,体会诗句所表达的意境;五是读出情感,通过对诗人的生平、背景的了解,明白借物抒情还是托物言志,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让诗人的情感在诵读中流淌。诵读的过程就是对诗意加深理解的过程,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

2. 疏言是基础。所谓“疏言”就是疏通句子大意。小学生学习古诗的障碍主要在于特殊的诗歌语言、生疏的字词、古今词语差异。教师可以教给学生“调”“补”等方法,理清一般的句子顺序;可以针对不同的年龄特点,针对学生的语言积累、认知水平、心理特点,因势利导;可借助图片、简笔画或提供关键的字词意思,让学生试着说一说诗句的大意。如学习《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时,只要提供“翻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等词的意思,学生就能互相启发,说出整首诗的意思。

3. 意境是重点。对小学生来说,感悟诗的意境,就是读诗的过程中,在脑海里呈现出一幅幅画面。宋朝张舜民有诗句云:“诗是有声画,画是有形诗。能诗者多识画,能画者多知诗。”诗与画具有某些共同的审美特性,都具有色彩美、结构美、韵律美、意境美等。如在教学《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一诗时,可以这样设计:

师:诗写的是夏天的暴雨,如果让你画一幅夏日西湖骤雨图,你觉得好不好画,为什么?

生:一首诗画一幅画,很难画出来,这一首诗是流动的画。

师:如果一个场景是一幅画,你眼前出现了哪几幅画面?从这首诗中找答案。

生:可以分为雨前、雨中、雨止、雨后几幅画面。

生:雨前“黑云翻墨未遮山”,画面是乌云滚滚;雨中是“白雨跳珠乱入船”,画面是大雨倾盆;雨止是“卷地风来忽吹散”,画面是风来雨住;雨后是“望湖楼下水如天”,画面是雨过天晴,水天一色。

生:前三幅是动态的画,最后一幅是静态的画。

4. 情感是提升。诗人写诗往往是用来表达情感,要真切地体会诗人的情感,就要“知人论世”,就要了解诗人的身份、思想、经历、家世,了解诗人所处的时代、社会环境及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只有在了解诗人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读懂作品;在读懂作品之后,反过来又进一步认识作者。《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一诗,反映自然界风雨变幻莫测、但这个变化和诗人个人的坎坷经历、官场无常是有一定联系的,可以根据教学实际适当补充诗人的背景资料,如一位老师这样教学:

师:诗人写景往往是用来表达情感,诗人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呢?你从哪里读出来的?

生:高兴,因为诗人用“珍珠”来形容雨点。

生:苏轼是书画家,一生爱墨。所以,从“墨”字也可以看出他喜欢、很欣赏这场暴风雨。

师:其实,当时的苏轼正遇到人生中的暴风雨。他本来是为皇帝起草文件的大臣,因为某种原因,他被贬到杭州做地方官,但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的呢?

生:苏轼用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中的“暴风雨”。

师:这场“暴风雨”把他的忧愁冲得一干二净了,“卷地风来忽吹散”。哦,原来“我”的人生是“望湖楼下水如天”。

5. 表达是目标。在儿童的生命成长过程中,诗歌是开启语言之门、培养文字感悟能力和丰富情感的最好媒介。“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我们教学古诗,首先应着力引导学生关注诗人刻苦锤炼、精心推敲的字、句,欣赏恰到好处的神来之笔。在学习《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时,我们可以和学生一起品析“翻墨”“跳珠”“乱”“卷”等词的妙用,鉴赏诗人在写雨来之前、雨到之时、风来雨止、雨过天晴时用词的精巧。体会“黑云翻墨”“白雨跳珠”的景象及“未”“乱”“忽”表达的迅捷。其次,学古诗词的目的,是以古诗词的言语去影响学生的言语,提升学生的言语品位和能力,运用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在教学《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时,有教师设计了这样的题目:(1)有一个炒股的人,昨天用了“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形容股市行情;今天,他又用了“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你知道这个股市涨跌是个什么行情呢?(2)你的同学今天考试考得不理想,你准备用今天学的一句诗来劝劝他,你会怎么劝呢?

二、小学古诗怎么教?

1. 古诗教学要深入浅出。深入浅出,简言之就是教师钻研得深,而呈现给学生的却是浅显易懂的教学思想和方法。将文本读厚了,钻研深入了,文本把握才能深刻,目标确定才能有深意,互动话题才能有深度。以《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为例,教师首先需要深入把握古诗的规律性知识。例如这首诗的平仄、停顿、韵脚,诗句的起承转合在朗诵、表达意境方面的作用。其次是要深入了解古诗的写作背景,诗人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这首诗的。“醉”书是被美景陶醉,还是酒后迷醉?作者想借雨景抒的是什么情。第三是关于这首诗的妙处赏析,字词的妙用,修辞的妙用,对这场雨的“大”“快”“急”的特点描写,以及有远有近,有动有静,有声有色,有景有情的画面构成,需要老师去阅读关于这首诗的鉴赏类资料。浅出指的是教师教学思路清晰,教学线索分明,学生学的时候心中十分明白,感觉学起来很简单。例如在教平仄时,老师和学生练习对读,先是学生读前四个字:黑云翻墨――师:未/遮山,读完整首诗,教师告诉学生“诗讲究平仄,一、二声为平声,三、四声为仄声,平声发音要长,仄声发音要短。”第二次反过来。前四个字老师来读,后三个字学生读。对于平仄的知识,现在的学生是没有基础的,可以通过模仿、试读、配合读,学生就兴致盎然了。

第4篇:诗经二首范文

一、第一首诗――习得方法

课前,我播放歌曲《送别》,让学生边听边想象:脑海里出现了哪些画面?会想到哪些送别诗呢?之后,我引导学生掌握学习古诗的方法:知诗人,晓背景;读诗文,解诗意;入诗境,悟诗情。

知诗人,晓背景。我带领学生学习第一首古诗时,首先讲述作者李白和好朋友孟浩然的有关资料及李白写这首诗的背景。在学生讨论交流的过程中,我随机出示相关资料以帮助学生理解问题,做适当的补充。

读诗文,解诗意。我引导学生先有感情地朗读古诗,再进行指名读、比赛读、师生同读等多种形式的读。我提醒学生想象烟花三月的长江两岸是什么情景,李白心里又会是什么感受。接着,我范读古诗,让学生安静地听,体会李白对好友依依不舍的情感。

入诗境,悟诗情。我让学生通过反复阅读感受诗人的情感。学生经过讨论,认为李白对与朋友的这次离别,并没有过多的忧伤,因为他认为孟浩然这趟旅行会很快乐。我又让学生用自己的话描述送别场景。学生踊跃发言,描绘得十分生动,整个课堂达到了高潮。

以读为本,熟读成诵,是语文教学的宝贵经验。我采用多种形式引导学生多读,让学生读通读熟,读得津津有味。学生通过读,可以培养自己的语感,感受语言的美并积累词汇。

二、第二首诗――培养能力

利用刚刚学到的方法,我让学生自学第二首古诗――《送元二使安西》,我设疑:“诗人笔下的送别环境如此之美,一定有特殊的送别缘由,那么诗人为何去送元二?”学生对诗文的理解往往是多元化的。所以,我鼓励学生多发问,让学生乐问、善问。

我启发学生:“朋友奉命出使,王维设宴送别。可是宴席上如何频频举杯、启程时两人如何依依不舍、启程后相互凝望等这些内容作者都没写,而只写了简单的祝酒辞――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该怎么理解呢?诗人对朋友是什么情感?”这样以一个问题为发散点,给学生营造自主学习的氛围,学生可以根据对诗文的理解,从各个方面去思考,从而激活思维,提高阅读能力。

最后,我通过配乐朗读古诗,让学生体悟诗歌的韵味。学生在音乐的旋律中诵读诗文,身临其境般感受了诗中的场景,很容易就与诗人的情感产生了共鸣。

三、学习语文――轻轻松松

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理解了两首古诗后,我引导学生再读更多的课外的送别诗,如《送别》《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芙蓉楼送辛渐》《别董大》等,让学生找出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朗读展示,并给大家讲解它的优点,学生很快就收集了很多经典诗句。

第5篇:诗经二首范文

    关键词:孙大雨 商乃诗 新诗创作 翻译实践

    商乃诗,又名“商籁诗”、“十四行诗”等,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新诗运动的发展,过度的追求诗体大解放、追求诗歌的自由体,导致诗歌这一文体出现了严重的散文化倾向。商乃诗的出现便为寻找诗歌新的格式与音律提供了很好的出路。

    “据我考查,直到1926年4月10日,中国的报刊上,才出现了第一首比较严格的按照意体十四行的格律写作的汉语十四行诗。这首诗的题目叫《爱》,作者署名“孙子潜”。发表在北京的《晨报副镌》第1376号上”。孙大雨发表了《爱》、《决绝》、《回答》、《老话》以及《惋惜》、《遥寄》等均为中国十四行诗的发展做出很好的实践,他认为一首好诗不应该是大白话,而是有一定的内在流动性,在十四行诗的创作上他更是勇于实践与创作,并作为我国新诗创作时期一位依照意体十四行格律而写作汉语十四行的诗人,有着其自身的创作张力所在。在《爱》中我们看得出孙大雨开始有意识的创作意大利体十四行诗,不仅仅运用了意大利体的“四四三三”的结构体式,而且遵守了其韵律“ABBA ABBA CDE CDE'’,同时也将诗行的高低按照韵脚的变化而排列,为十四行诗的创作更是增添了一层严谨。但孙大雨十四行诗的创作并不是刻板无灵活性的,另如他的《决绝》在形式上前八行为一段,后六行为一段,八行中又以每四行为一小段,六行中以每三行为一小段。韵式上前八句与《爱》相同“ABBAABBA”,后六句采用了不同于《爱》的“CDE DFF”,以及《回答》中后六句的“CDE FDE”;《老话》中的“CDE CDF”等等,后六行的灵活变化均在意体十四行诗的容许范围之内,孙大雨能够依据诗歌的具体情况将十四行诗的特点发挥的淋漓尽致,更是为我国十四行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在孙大雨的商乃诗创作中,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跨行与跨节的现象,跨行如“我怕世界就要吐出他最后,一口气息”(《决绝》)、“我不知/怎样回答”(《回答》)、“凭靠在/渺茫间”(《老话》)等等;跨节如“悄悄退到沙滩下独自叹息,去了”(《决绝》)、“可是谁是/造物自己”(《回答》)、“你们这下界,才开始在我的脚下盘旋往来”(《老话》)等等这样使诗歌虽每行分开却又相连,有着一种内在流动与连绵不绝的音乐美感。人们对孙大雨19世纪20年代前后创作的商乃诗有着极好的评价,孙近仁、孙佳始在《孙大雨诗文集》中前言中有记载:唐弢特别推崇《决绝》,他说:“我爱闻一多的《奇迹》,孙大雨的《决绝》……”,梁宗岱称赞:“孙大雨把简约的中国文字造成绵延的十四行诗,其手腕以有不可及之处”,卞之琳说“也只有孙大雨写了几首格律严整的十四行。”由此可见,孙大雨创作的商乃新诗不以量取胜,但却为推动中国十四行诗的发展却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启发了我们更有兴趣的去寻找、发现中国现代语言的严谨、致密、柔韧以及潜在的音乐美感。

    同样,孙大雨在对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翻译中更是倾心倾力,从外在的形式到内在的诗味以及每一诗句中词语的选取都是十分严谨认真的,这也看出了他对莎翁、对商乃诗的热爱程度。中国诗人对英国十四行诗的移植与改造经历了很长时间也经历了很多诗人的一步一步的努力才日趋完善,孙大雨对十四行诗的翻译实践可以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来分析:

    一 对节奏的改造与移植

    诗歌的节奏与格律一直是孙先生诗歌观念的一个重点所在,十四行诗的节奏与中国诗歌的格律与节奏密切相关。孙大雨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如既往的比较注重节奏。如在翻译第十八首时是严格按照莎士比亚“四四四二”共十四行的结构,另外根据其音组格律的翻译观,对莎士比亚的第十八首进行翻译时,无形中有着十二音五顿的节奏划分,这样翻译出的作品读起来节奏流动而不显呆板,当然在其它几首中也有十三音五顿的情况,例如第七十三首、第八十七首、第一百一十一首等等,这在其新诗创作中也有所体现,如《遥寄》的第一首,音节数有十二音、十三音也有十四音的。这也正说明了孙大雨翻译诗歌的灵活性,对音节数的整齐与否比较宽松,而更注重顿数的整齐、节奏的流畅,在《雕虫纪历·自序》中卞之琳讲道:我较后的经验是在中文里十四行体,用每行不超过四顿或更短,可能用得自然,不然就不易成功。”而孙大雨的十四行诗新诗创作以及翻译大部分都是以五顿见多,这或许跟他的“以二或三个汉字为常态”进行变化的“音组”理论的应用有着一定的关系,每行均有严格的5个音组,即“五顿”。文学的翻译需要经过很多程序的磨合与适应,并没有完全的全盘接受或不加任何的改变,意大利的sonnet在传人英国后就发生了形式及语言上的改变,形成了英式的十四行诗。由此可见,孙大雨的翻译也正说明了中国诗人对十四行诗的改造与移植,同时也成就了中国化的十四行诗的发展前进,这是中国诗人作为译者的职责。  二 采用跨行与跨节

    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所以诗歌在语言范围内的重点也就不同,英诗注重重音与音节的节奏,而汉语诗歌是音节与意义的统一体,所以英诗的创作比较注重形式的节奏性,那在汉译的过程中就要注意这一特点,在尊重意义的基础上进行跨行或者跨节,提高整个诗歌行之间与小节之间的衔接性,最重要的汉译中要使跨行、跨节的关键点语义的歇息较大,否则则会破坏诗歌的意义完整性。如孙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六十六首的前两句:

    厌倦了这种种,我求死亡来给我

    安息,如眼见才能被命定做乞丐,

    这样看来在追求音节与音组的情况下,孙大雨找到了这句中的语义歇息较大的点来完成跨行。在这一方面,孙大雨并不是逐字逐句的生搬硬套的去翻译,这在对雪莱的《西风颂》的翻译中有所体现,“The winged seeds,where thy lie cold and low,/Each like a corpse withinits grave,until /Thine azuresister of the Spring shallblow”(摘自第一首第三段)第一行与第二行并未跨行,而第二行与第三行之间的until作为一个暂时性的轻音步完成了语义的歇息与跨行,“冬寒的床上,它们全躺倒在那里/冷而低,粒粒像一具尸体在墓中,/要等你蔚蓝的青春小妹来吹起”,可以看出孙译的时候将第一行和第二行进行了跨行,第二行和第三行没有跨行,但也完整的表达了诗意,同时也没有破坏原诗的节奏流动,充分发挥了诗人译诗的主动性。

第6篇:诗经二首范文

关键词: 叶芝 莫德・冈 《当你老了》 爱

一、叶芝简介

谈起20世纪的诗歌,没有人会不知道叶芝。威廉・帕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爱尔兰现代著名诗人、戏剧家和散文家,爱尔兰文艺复兴的领导人之一。叶芝一生都在对诗歌创作进行不断的探索,他的诗歌“汲取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抒情而不流于铺张,融合现代派的新颖和奇幻而不失之晦涩”,对现代诗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著名诗人托马斯・艾略特称为“20世纪英语世界最伟大的诗人”,并于1923年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叶芝一生留下了很多不朽的传世之作,他的诗歌融合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双重因素,既有描写爱情的浪漫主义诗篇,如《他希望得到天堂中的锦绣》、《白鸟》等,也有描写当时爱尔兰解放运动的现实主义诗篇,如《一九一六年复活节》、《拜占庭》等。他的诗篇饱满圆熟,韵味深长。其中大部分传为佳话的诗篇,都是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爱情诗,并且这些经典爱情诗,几乎都是为同一个人而作。读者们在阅读诗歌的同时,不禁也会被他忠贞的爱情所打动,从而对他的爱情诗有更深刻的理解。

二、叶芝的情感经历

这位令叶芝追求一生而终不可得的女人,就是莫德・冈(Maud Gonne)。1889年1月30日,将近二十四岁的叶芝第一次遇见了女演员莫德・冈(1866―1953),她当时二十二岁,美貌非凡,是一位驻爱尔兰英军上校的女儿。她在目睹爱尔兰人民被英国人欺压的惨状之后,毅然放弃了上流社会的生活,投身到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中来,成为一位坚定不移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叶芝这样描写过他第一次见到莫德・冈的印象:“她似乎是春天之古典的化身。她伫立窗畔,身旁盛开着一大团苹果花;她光彩夺目,仿佛自身就是洒满了阳光的花瓣。”叶芝还写道:“我从来没想到会在一个活着的女人身上看到这样超凡的美。这样的美属于名画,属于诗,属于某个过去的传说时代。”正是莫德・冈这种超凡脱俗的美丽和无法抵御的魅力,点燃了叶芝身上的热情与浪漫,使其深深爱恋着她。

而莫德・冈一直对叶芝若即若离,“只有当遇到挫折、心绪不佳的时候,才找他寻求安慰”。1891年7月,叶芝误解了莫德・冈在给自己的信中写到的“并肩作战”的意思,以为她对自己作了爱情的暗示,跑去向她求婚。莫德・冈拒绝了他,说除了革命,自己不会嫁给任何一个男人,并表示希望他利用爱尔兰诗人的影响,为革命做点事情。此后叶芝几次向莫德・冈求婚,但她始终拒绝了叶芝的追求。莫德・冈在1903年嫁给了爱尔兰军官麦克布莱德少校,失意的诗人开始沉湎失落。1916年麦克布莱德少校在工人起义中献身,叶芝再次向冈求婚,但仍旧遭到了拒绝,最后终生未能与之结合。

尽管叶芝对莫德・冈的痴情一直得不到回报,但叶芝对她的爱慕却终身不渝。叶芝在诗中曾说:“我的烦恼开始了。”一开始他就已预见到了自己爱情的结局,或者说已经做好了为了爱情而承受痛苦的准备,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爱了,像一只执着的荆棘鸟,惟有滴血才有歌唱。正像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所说的一样:“只有那种终极的爱才能使人达到在无望中去爱一个人。”叶芝用一生演绎着这种终极的爱。

也许正是这段不幸的情感经历,反而造就了叶芝创作上的成就。叶芝将所有的欢欣与忧伤、希望与失望、爱与恨等,凝结成一首首动人的诗歌。《当你老了》、《他希望得到天堂中的锦绣》、《白鸟》、《决不献上那颗心》等就是其中的一些名篇。

三、诗歌《当你老了》

这些诗歌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当你老了》。这首诗写于1893年,当时叶芝二十九岁,在执着地爱恋并追求莫德・冈五年未果之时,黯然神伤,写下这首爱情诗。这首诗带有唯美主义倾向和浪漫主义色彩,抒发了一种圣洁而诚挚的感情。下面从诗歌的节奏、意象和语言三个方面对这首诗歌进行分析。

1. 节奏特点

全诗分为三节,每节韵律严整,押韵方式为“abba cddc effe”。这样的押韵方式很容易令人联想起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叶芝正是模仿了这种深远流传的诗体来表达他那可望而不可及的爱情。同时,这首诗节奏整齐,全诗每行基本是都是以五音步、抑扬格为主,重读和轻读音节有规律的重复。这些节奏和韵律不但使诗歌优美动听,更增强了诗歌的表达力。

然而,在诗中一些关键的地方,节奏产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抑扬格变为扬扬格,这样的变化对于增加诗歌表现力是有突出作用的。如:(1)第三行末的soft look。这一处soft look虽说是从诗人出发,希望莫德・冈在品味自己诗作时能够回想起她自己曾有的那温柔的眼神,但其实是莫德・冈那温柔的眼睛一直在诗人脑里和心中,挥之不去。(2)第五行末的glad grace。全诗上下均充满着年老的安详及对逝去爱情的悲伤,而此处的重读突出了当年莫德・冈独有的青春气质,让读者感受到了诗人所爱慕的这位女子的热情洋溢、青春靓丽的形象。(3)第七行的man loved。man一词表面上是指与其他追求者相对应比较的诗人,其实深层次上暗示了诗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在莫德・冈的眼中,叶芝不像真正的男子汉,而诗人在这里重读man一词,将他的幽怨、委屈及无言的反驳都进行了巧妙含蓄的传达。

2. 意象特点

全诗共分三节。这三节诗,有起有结,相互照应,颇具匠心。

第一节开篇点题,以一个假设性的时间状语开头,诗人想象若干年后年迈的恋人在炉火旁阅读诗集的情景。她满头染霜,独自坐着,但是她并不孤单,因为叶芝的诗陪伴着她。当她轻轻吟诵时,将回忆起过去的一切,她美丽的眼睛、柔美的光芒和幽深的晕影。叶芝写这首诗时才二十九岁,而莫德・冈才二十七岁。但“当你老了”这种假设却因为“头白了”,“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这些意象而具体起来,“老了”的那一刻一下子来到了我们面前,它是朦胧的、静止的,然而又是那么的生动,让人触目惊心。站在时间的彼岸,与昔日的自己两两相望,你会看见什么?诗人在写下这首诗之后所经历的情感历程及漫长的岁月都证实了当初他写这首诗时的感知,诗人仿佛一直义无反顾地朝着自己假设的时空走去,如同走向一种信仰。

第二节是全诗的重心,诗人采用对比的手法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一片深情。“多少人爱你年轻欢畅的时候,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诗人指出,他人爱的是你的青春欢畅和你的美丽外貌,而我爱的是你那为民族自由奋斗不息的圣洁心灵。哪怕青春的绿荫纷纷落尽,“我”也会依然深爱着“你”脸上的哀戚和皱纹。与那些人相比,诗人的爱无疑更加深沉、更加真挚、更加忠贞。时间给爱情带来了重重的考验,然而时间也验证了爱情。只有经过时间的千锤百炼,爱情才能坚如磐石、历久弥新。

第三节又转向未来虚拟的意境之中。诗人的语言像羽绒一样轻柔,温和地引导恋人提前进入那时光隧道――“当你老了”,“你”昔日的秀发已白发苍苍,“你”的脸庞不再光洁灿烂,,“你”的身子佝偻,靠着炉火打盹,“我”却依然为“你”的衰老而心痛,“我”却依然为“你”敲响爱情的钟声,到那时“你”才会明白“我”的深情与忠诚。诗人在现实中的爱情是那么无望,他只好引导对方设想多年后的场景,希望恋人看到这首诗后能早一点明白他一片痴情,而不要等到多年以后,当一切都已成为永久的痛。接下来诗人写道:“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诗人的爱情并没有烟消云散,而是在头顶的山上流连,不忍离去,最后在一群星星之间,隐藏了自己。这两句中的“山”和“星星”的意象,拓展了诗的意境和空间,让人感到一种圣洁的美丽,诗人的爱向着纯净的崇高境界不断升华,升华到无限的空间中,成为一种永恒。

3. 语言特点

本诗用词方面简单朴素,但看似平淡的语言表达出的却是真挚的情感。这至少可以从下面两点反映出来:

(1)诗中第二人称的妙用。在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叙事中,叙述者与被叙述者是彼此分离的;然而在第二人称叙事中,他们是合二为一的,第二人称“你”, 总是会使读者产生一种与主人公认同的倾向。此诗正是如此,诗人采用第二人称的叙事手法,这让读者也感同身受。同时,虽然整篇诗都是用第二人称,但依然可以感觉到诗人的在场。在第一、二节里,诗人的语气平缓,仿佛是一位老朋友,站在“老了”的“你”面前,请“你”取出诗作,不动声色地揭开一段尘封的故事。而“你”在出场时,懵然无知,“睡思昏沉,炉火旁打盹”。正是由于“你”多年的无知和冷漠,才造成了诗人的隐忍和节制。第三节中你的“冷漠”与诗人的“隐忍”形成的平衡被打破。炉火闪耀起来,你“凄然的”低下头去,而诗人痛苦地看着“你”。

(2)诗中and一词的妙用。虽然这首诗用词精简,可全诗上下却总共出现了11个and。诗歌中词汇的重复一般是为了渲染气氛,加重语气。可是这首诗中and的重复却不尽如此。11个and在整首诗中除了起着连接前后文的作用外,也使诗歌读起来显得较婉转;倘若去掉这些and,诗句的节奏便显得过于急促,不符合基调。我们可以设想,也许正如诗中描述的那样,当莫德・冈坐在壁炉旁阅读此诗时已是两鬓斑斑。这样一首诗歌在年迈的莫德・冈缓缓读来,也就是诗人将自己对她的深情娓娓道来。诗人能够以年轻蓬勃的心态,将如火一般的热情掩藏于如此平淡的文字之中,而又使情感的表达丝毫不受影响,足可见得其情感的真切及创作功力的深厚。

四、总结

整首诗韵律齐整,语言简明,意境优美。诗里没有华丽的辞藻,朴素平淡的文字背后却潜藏着磅礴的情感。叶芝在诗中表达出来的情感轨迹正可比喻为一条河流:先是在峡谷奔流,尔后汇入大江,最后平静地消失在大海中。但是,就在平静的海水下面,相信一定有滚滚波涛,埋葬着他全部的希望、失望和绝望。任何一个青春的心都不会也不情愿去面对苍老、靠近死亡、层叠的皱纹、如银的白发,这是一种怎样的沉重。然而年轻的叶芝却站在时间的这一头,始终以一种平静的、娓娓的语调来叙说、想象老去后的情景,将自己对莫德・冈的爱恋之情发挥得淋漓至尽。

“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对叶芝而言,爱情永远不会消亡,在这个以时间为命题的诗歌中,诗人不仅以细腻的笔触生动地传达出生命个体独特的情感体验,更为可贵的是,诗人从个人的感受领悟到全人类的普遍而又共同的经验,从而实现了个体对人生及世界的超越。

参考文献:

[1]傅浩.叶芝诗全集[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2]李维屏.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况[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第7篇:诗经二首范文

Abstract: Ling Huchu is a famous poet in middle period of tang dynasty. His poems adopted mostly Yuefu title. Their phonology is harmonious, artistic conception is beautiful, which is very suitable for singing. The poems not only brought new style of writing, but also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contemporary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reflected social reality. This paper mainly chose his songs about war theme. The poems have high literary value and receive high evaluation from content to form.

关键词:令狐楚;乐府诗;战争题材;社会现实

Key words: Ling Huchu;Yuefu poem;war theme;social reality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2-0306-01

令狐楚的诗大多散佚,因此数量少,不大被今人注意。其实,令狐楚的诗,在当时颇有名气。李涉《赠道器法师》:“如今不用空求佛,但把令狐宰相诗”,刘禹锡说:“新成丽句开缄后,便入清歌满座听”[1]白居易说:“新诗传吟忽纷纷,楚老吴娃耳遍闻”[2]从刘、白诗歌的称美看,令狐楚的很多诗曾经被谱上曲子,用于演唱。今观令狐楚的五七言绝句,大多采用乐府题目,音韵和谐,意境优美,很适合歌唱,也许是有意为歌词而作。下面我主要通过对令狐楚乐府诗的研究来了解其诗歌特点。

乐府诗诞生于两汉时期,以其独特的立意命题和话语方式为中国诗歌提供了一种新的诗体。面对盛极难继的汉魏六朝乐府,唐人勇于革新,为乐府诗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唐乐府诗全部出自文人之手,文人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趣味渗透到了乐府诗的创作中,从而影响乐府诗的发展。唐人一方面在乐府旧题内灌注新的情感意趣,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不用乐府旧题而旨在恢复、发扬汉魏乐府传统的“新乐府”。真实的社会内容,自由灵活的诗体特征,平实流畅的语言,是乐府诗经久不衰的魅力所在。唐代文人喜好乐府,重视发掘这种诗体的思想艺术价值,使得乐府诗在唐代有了新的发展,更多的关注现实生活,反映民生疾苦,强调诗歌对社会的讽喻作用。乐府的创作也为唐代诗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令狐楚也延续这种风格,他的乐府诗大都是乐府旧题内灌注新的情感意趣,不仅写法新颖,而且很多乐府诗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紧密结合,在诗歌中更是明显的透露出对宪宗的讽谏,希望他早日停止战争,避免劳民伤财。

下面我举例说明。《闺人赠远》:君行登陇上,妾梦在闺中。玉著千行泪,银床一半空。(其一)

绮席春眠觉,纱窗晓望迷。朦胧残梦里,犹自在辽西。(其二)

这两首诗歌把闺怨与战争对比结合来写,感人至深,催人泪下。写尽了闺中妇人的思念之苦。自古闺怨就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早期的《诗经》,到后来无数的文学作品,多不胜数。想象战争中,不知道有多少“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思妇。令狐楚从闺妇的角度来反映战争的残酷,含蓄的规劝宪宗停止战争。旧的题材赋予了新的含义,可谓独辟蹊径。

如果说上面两首诗还是比较含蓄的批判战争的残酷,下面几首诗对现实的反映将更为直接。如:《从军行五首》:

荒鸡隔水啼,汗马向风嘶。终日随征筛,何时罢鼓攀。(一)

孤心眠夜雪,满眼是秋沙。万里扰防塞,三年不见家。(二)

却望冰河阔,前登雪岭高。征人几多在,又拟战临洮。(三)

胡风千里惊,汉月五更明。纵有还家梦,扰闻出塞声。(四)

幕雪连青海,阴霞覆白山。可怜班定远,生入玉门关。(五)

这首诗是令狐楚乐府诗中享誉最高的代表,胡应麟《诗薮》内篇卷六云:“唐无言绝,楚、盛前多做乐府,然初唐只是陈、隋遗响。开元以后,句格方超。如崔国辅《流水曲》、《采莲曲》,…令狐楚《从军行》、《长相思》,…皆酷得六朝意象。高者可攀晋、宋,平者不失齐、梁。唐人无言绝佳者,大半此矣。”[3]可见该诗艺术成就颇高。对于此诗的内容,前人多有评论。

再看《塞下曲二首》:雪满衣装冰满须,晓随飞将伐单于。平生意气今何在,把得家书泪似珠。(一)

边草萧条塞雁飞,征人南望泪沾衣。黄尘满面长须战,白发生头未得归。(二)

在“雪满衣裳冰满须”的恶劣战争环境中,战士们历尽艰难困苦,望着那“边草萧条”,望着那“塞雁飞”,他们不禁回头“南望泪沾衣”,远在家乡的亲人给了他们无数的思念,使他们日思夜想,但是“纵有还家梦”而“犹闻出塞声”,又必须继续前行。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直到他们“黄尘满面长须战”,却仍然是“白发生头未得归”。

这些诗歌是元和后期长期战争,造成国力损耗、士兵死伤惨重、士气低落的残酷现实的艺术再现,写出了长年征戍者的艰苦生活和复杂思绪。把个人的理想与国家的兴衰成败紧紧联系在一起。也体现了令狐楚力劝宪宗谨慎用兵、体察民情的良苦用心。这些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后人的评价也颇高。

当然令狐楚的乐府诗中还有很多颂祝帝王统治长久的诗篇,诗中有些反映宫廷生活,风格婉约而清丽,如《宫中乐》五首、《春游曲》三首等。这类诗把宫中游宴生活写得很美,大多是粉饰太平,极尽铺陈奢华,恰好成为反映边塞征战之苦的乐府诗的鲜明对比。其中偶有涉及宫怨的,如《思君恩》:"小苑莺歌歇,长门蝶舞多,眼看春又去,翠辇不经过。"表现出"怨而不怒"的风格。此类作品的文学价值相对而言不太高,在这我不过多叙述。

中唐时期还出现了乐府诗的组诗现象。组诗通常是在一个总的诗题之下,由两首或两首以上有单独诗题的相对独立成章而又有整体构思布局的诗组成。与一般连章体诗不同,这类组诗有总题,总题之下又有分题,而且每首诗的篇幅、句式不是完全整齐划一的,组诗里的单篇诗歌集和起来,是对总题的全方位、多角度的反映。其主要特征有:一是组诗内的每首诗都是从不同角度来表现某主题,各章之意共同构建一个大的主题。二是组诗内各篇具有相似的体裁特征,语言风格一致,且篇幅长短接近。令狐楚的乐府诗中也有此类现象,如:《春游曲三首》、《从军行五首》、《塞下曲二首》、《远别离二首》、《年少行四首》等等,但他的乐府组诗一般几首诗合用一个题目,诗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一个共同的主题,使得气势磅礴,题旨更为突出。

通过对令狐楚乐府诗的分析,我对令狐楚的诗歌有了深入的认识,他的诗简洁精当,却能意蕴深远。语言以五、七言为主,不求典重,不求工丽,平和浅近,自然流畅。注重声律押韵,适合传唱,在当时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可惜现在大多已经散佚,我们只能从留存的诗歌中领略其内涵。

参考文献:

[1]《刘禹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1月第一版,第297页.

第8篇:诗经二首范文

[关键词] 悼友诗;遗民;衰颓;自悼

abstract: it is an approach to understand gu yanwu’s poetry using the poetics in rizhilu to interpret his poetry of mourning for friends. poetry of mourning for friends were gu yanwu’s personal discourse, but they corresponded with his academic discourse. in his early years, his poetry of mourning for friends largely narrated something, using poetry to record history .in his late years, his poetry of mourning for friends were blurry with waning color. in the poetry of mourning for friends, gu yanwu also mourned for himself. from his poetry of mourning for friends, we can comprehend that it is time that can explain yimin’s tragic foreordination.

 

key words: poetry of mourning for friends; yimin; wane; mourning for oneself

顾炎武作为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学术界对他的研究多集中在他的朴学思想上,尤其是考据学与政治思想。关于遗民心态的研究,赵园先生的《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对顾炎武有深刻的解读[1]。然而关于顾炎武诗歌的研究一向被学者所冷落,一则顾炎武不以诗歌著名,再则顾炎武多有讥刺文人的言语。然而,早年的顾炎武以诗歌闻名遐迩,成为遗民后,删除了早年的诗作,还留存了400多首诗歌。身处以诗歌表达情感的传统中,顾炎武的诗歌记载了他作为遗民的人生行迹,流露了他内心不为人知的情绪波动。对于他悼友诗的阅读,尤其可以窥见他作为遗民的心态变化,解读到他悼念遗民亡友时的复杂情感,从而了解到一代遗民的悲剧宿命。

一、诗是“余事”

在顾炎武现存的400多首诗中,悼友诗有15题,24首。作于他中年时期的有:《哭杨主事廷枢》[2]、《推官二子执后欲为之经营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二首》[3]、《哭顾推官》[4]、《哭陈太仆》[5],这5首作于顺治四年(1647),是年顾炎武35岁,所哭诸友均因难死于清兵手下。康熙二年(1663)作《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6],吴炎、潘柽章死于清朝的文字狱。康熙九年(1670)作《挽殷公子岳二首》[7],康熙十二年(1673)作《自章丘回至德州,则程工部逝已三日矣》[8]、《哭归高士四首》[9],康熙十三年(1674)作《路光禄书来叙江东同好诸友一时徂谢,感叹成篇》[10],康熙十四年(1675)作《送程工部葬》[11]、《孙征君以孟冬葬于夏峰,时侨寓太原,不获执绋,适吴中有传示同社名氏者,感触之意遂见乎辞》[12],康熙十九年(1680)作《哭李侍御灌谿先生模》[13]、《华下有怀顾推官》[14]、《悼亡五首》[15],另有一首《哭张蒿庵先生》[16]据王冀民先生考证作于康熙十七年(1678)。这些悼友诗绝大部份作于50多岁时,其余的均作于60岁以后,作《悼亡五首》时已经68岁,离死亡不到两年的时间。

葛兆光认为清代士人存在着话语分裂现象,文化人使用三种不同的话语,一种是在公众社会中使用的“社会话语”,一种是在学术圈子里使用的“学术话语”,还有一种是在家庭、友人之间使用的“私人话语”,而诗词属于“私人话语”[17]。顾炎武有一半时间生活在清朝,他的诗应该算是他的“私人话语”。身体力行的实践是他一生的追求,而写诗只是“余事”。他曾经引用欧阳修的话说:“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18]并认为:“人各有能有不能,不作诗何害?”[19]何况顾炎武认为“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20],对文人持鄙薄态度,他的诗便淡化了文人对词藻等形式的追求,而成为他人生理想和实践的行迹载录。王冀民认为:“先生之隐尽之于诗,故手自编录,授之门人,而又借韵目以讳字,此殆生前不敢传而欲传之于身后也。”[21]这样看来,顾炎武的诗歌又是他的“学术话语”。与清代士人学术话语与私人话语的相分裂不同,他的学术话语和他的私人话语往往是相吻合的。

作诗虽为“余事”,诗却流露了他个人的内心情感。

二、悼友:“蒿里魂归白日寒”

顾炎武引用薛冈的话说:“近日之弊,无人不诗,无诗不律,无律不七言。”[22]他自己也认为:“七言律,法度贵严,对偶贵整,音节贵响,不易作也。今初学后生无不为七言律,似仅以此为入门之路,其终身不得窥此道藩篱无怪也。”[23]在他悼念的友人中,殷岳也是写诗的能手,同样不喜律诗,认为徒费对俪,无益性情,所作只有五言古风一体。顾炎武的15题悼友诗中,五古4题,五排3题,五律2题,七绝3题,七律3题,可以看出顾诗风格的一斑,也能看到顾炎武私人话语与学术话语的契合。《日知录》中提出“真”的文学观:“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亡之事,莫先乎此。”[24]认为“诗主性情,不贵奇巧”[25]。在用韵方面,他仍然主张“不以韵害意也”[26],“是知以韵从我者,古人之诗也;以我从韵者,今人之诗也。自杜拾遗、韩吏部,未免此病也。”[27]“凡诗不束于韵而能尽其意,胜于为韵束而意不尽,且或无其意而牵入他意以足其韵千万也。故韵律之道,疏密适中为止,不然则宁疏无密。文能发意,则韵虽疏不害。”[28]从诗体、用韵等各个方面,顾炎武提出写诗应该“以意为主”,从诗“意”出发,抒发真挚的情感。写诗不能单纯地追求文采辞藻等形式化的东西,但是要有文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也要注重文采对表意的作用,《日知录》中专门讲到了文辞对于表达作者情感意图的重要性,注重文采是为了更好地表意。

顾炎武的悼友诗正是他性情的展示,重诗“意”,抒发和朋友的生死之情,同时注重文采,悼友诗向我们显露了他情感世界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流失,年岁的增长,世事的变迁,他的情感世界也发生着微妙的变化,漂泊流离中的顾炎武在对友人的哀悼中也哀悼着自己。

《哭杨主事廷枢》、《推官二子执后欲为之经营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二首》、《哭顾推官》、《哭陈太仆》是哭被清兵杀害的友人。明朝灭亡三年,顾炎武正当壮年,与有志之士正坚持着抗清斗争,同志的被害让他义愤填膺。除了《推官二子执后欲为之经营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二首》是七绝外,另外三题都是五古。五古受的拘束少,易于抒情,而且这几首都多叙事。《哭杨主事廷枢》42句,历述杨廷枢举应天乡试、甲申之变、福王继位,杨廷枢攻击马、阮,被福王罢归,清兵南犯,杨廷枢受知于隆武帝、参加战役、兵败后匿于田野、后被清兵俘获决心一死,最终“陨首芦墟村,喷血胥门浪”而死。《哭陈太仆》42句,先记述陈子龙的才干与勇武,但笔墨更多地放在诗的后半部。陈子龙被福王召用,上疏福王,归松江,而清兵直取江南。他又上表唐王,参加松江一带战事,他的家奴卖主告变,大事不济,陈子龙望门投止,投到先生家,王夫人仓促具饭留宿,后为清兵所获,跳水而死。21联诗把陈子龙的生平经历叙述得非常清楚,中间还夹着顾炎武“尚愧虞卿心,负此一凄恻”的感愧。“复多季布柔,晦迹能自匿”是对陈子龙逃亡时仍不能晦迹的叹惜,在诗下有自注:“君出亡时,尚仆从三四人,服用如平日。”《哭顾推官》66句,叙述了顾家“父子兄弟间,五人死相继”的悲惨遭遇。这三首诗叙事如此之多,原因就在于友人的出处大端,死生大节,必定要以他们的生平经历为依据。虽然是五古,但三首都一韵到底,全押仄声韵,与作者悲愤的情怀相符合,悲愤慷慨。在《推官二子执后欲为之经营而未得也而二子死矣二首》中有“欲告家中卖黄犊,松江江上去招魂”为友人复仇的愤而自誓。这几首诗有着诗以代史、以诗存人的性质,说明顾炎武还在打算着韬光养晦,以期有一番作为。

南明王朝的覆灭,台湾郑成功抗清的失败,吴三桂起兵反清后的被剿灭,清朝文字狱对广大士人残酷的杀戮,顾炎武耳闻目睹这一切,他的诗歌难免染上一些衰颓的色彩。通观顾炎武的诗歌,在康熙二年(1663)已经有转颓的趋势。《楼观》:“颇得玄元意,西来欲化胡。青牛秋草没,日暮独踌躇。”[29]楼观即道观,前两句从楼观主人尹喜着意,后两句则是顾炎武的自抒。顾炎武视佛老为异端,然尤恶佛,以其为“胡”,二者犹有夷夏之辨。可是“化胡”亦殊不易,况时值日将入暮。日暮途远,欲西行化胡也颇费踌躇。这首五绝前二句气势锐意不减,后二句则衰颓之气油然而生。较之之前诗歌中流淌的锐气,之后的诗歌想显示出锐气却越发表现出衰颓。作于这一年的《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对死于湖州史狱的吴、潘二人的冤魂有“韭溪血化幽泉碧,蒿里魂归白日寒”的凄冷想象,有“巫招虞殡俱零落”的对冤魂之多的哀叹,却没有为友人复仇的决心。其晚年的悼友诗贵隐括而不贵详实、注重抒情的特点,这首中已经表现出来。

衰颓的气势在后来的悼友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康熙十二年,吴三桂起兵反清,顾炎武似乎寄望于他,同年作《哭归高士》,虽有“已矣文献亡,萧条玉山下”的悲哀,却还有对归庄没有看到吴三桂起兵的遗憾:“碧鸡竟长鸣,悲哉君不闻。”然而,吴三桂起兵初给遗民们带来的希望慢慢消失了。作于第二年的《路光禄书来叙江东同好诸友一时徂谢,感叹成篇》掩饰不住他内心的悲凉,当年有着相同志向的诸多好友都与世长辞了,“修门旧馆露先晞”。中国诗歌传统中士人对人生“譬如朝露,去日苦多”[30]、“常恐秋节至, 焜黄华叶衰”[31]的感叹在顾炎武的诗中出现了,他意识到这种感情对人生的伤害性,所以力扫衰飒,“斯文万古将谁属?共尔衰迟老布衣”,自问自答,着力摆脱伤感,然而,唯其如此,诗的感叹意味愈加浓厚。在对亡友的追悼中,老年的顾炎武多想象之辞。《挽殷公子岳二首》中殷岳死于福州,顾炎武从未去过福州,在遥寄闽南瘗旅之痛时,有“岭云缘旐下,溪鸟夹棺飞。薏苡当含贝,桄榔待复衣”对死者丧葬的想象。《孙征君以孟冬葬于夏峰,时侨寓太原,不获执绋,适吴中有传示同社名氏者,感触之意遂见乎辞》由“遥凭太行云,迢递过夏峰”引起,知孙起逢的葬时葬地而未能执绋,不免千里神驰,遥想“会葬近千人,来观马鬣封”的场景。《哭张蒿庵先生》有“衡门月冷巢鵀室,墓道风枯宿草田”对昨日的回忆和对墓地凄凉景象的想象。《华下有怀顾推官》里有“为我呼蓐收,虎爪持霜金。起我九原豪,狝彼田中禽”的幻想。这是在顾诗里极少见到的对幻觉的编织,因为世上无志士,所以顾炎武才想到了阴间的刑神蓐收,希望蓐收持彼利刃,偕我推官,猎杀田中妖鸟。“田中禽”应是指满清。寄希望于阴间出现在提倡经世致用的顾炎武的诗里难以想象,因为对同仁的失望?因为知道自己的无能为力?还是因为对现实的清醒?

前后期悼友诗的感情出现了变化,在对现实的失望和无奈中,后期的悼友诗多了想象之辞,平添了衰颓的气象。

三、遗民世界:“清风春尽首山薇”

“彩笔夏枯湘水竹,清风春尽首山薇”。遗民们一个个徂谢,而文章不传,斯文沦丧。清朝建国初期,遗民们曾经尖锐地质疑清代政治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拒绝与权力合作,他们思想表达的全部合理性,建筑在民族命运的激愤和故国哀思的感情上。顾炎武著《音学五书》、《日知录》,希望通过重组儒家学说,来整理知识与思想秩序,并清理社会秩序。然而,“从清代初年以来曾经是士人精神支柱的民族主义感情,在时间无情的流逝和权力严厉的批判中,已经基本瓦解了,偏激的民族主义已经失去了它的合理性。”[32]清朝的怀柔政策,文字狱的打击, 使遗民们处于困境之中,顾炎武也由原来期待恢复明朝变成了期待“后王”,希望“有王者起”。“其间有正是‘信念’以及自我期许的变化,尽管‘一旦有事’、‘光复旧物’的期待较具体,而‘待后王’、‘有王者起’,则不免邈远而抽象”[33],顾炎武自己是否意识到目标的邈远抽象呢?

顾炎武来往于南北方之间,沟通了南北遗民诗人。在他所悼的亡友中,就可以看到他的足迹所至。归庄是顾炎武的生死至交,同是江苏昆山人。顾推官是昆山人,杨廷枢、李模是吴县人,潘柽章、吴炎是吴江人,陈子龙是松江华亭人,殷岳生活在陕西,程先贞是山东人,孙起逢是河北保定人,张蒿庵是山东济阳人。陈子龙曾经创造几社,程先贞曾经入复社,归庄和顾炎武曾经一同抗击清兵,张蒿庵被顾炎武认为“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34]。他的亡友都曾经在遗民中有着广泛影响,如今都死去了,自己则多寿多辱。

《孙征君以孟冬葬于夏峰,时侨寓太原,不获执绋,适吴中有传示同社名氏者,感触之意遂见乎辞》里“嗟此衰世意,往往缠心胸”是他老年时期最恒常的感叹:“倘有徐孺子,只鸡还奔从。一时诸生间,得无少茅容?”虽然自比为徐孺子,却以茅容反衬凡庸不肖之同社,“俗流骛声华,考实皆凡庸”。而他有所感触的“同社名氏”即是明末复社诸人,顾炎武弱冠时就与归庄列名该社。在康熙十九年(1680),顾炎武经过华山,触景伤情,作《华下有怀顾推官》,顾推官已经死去33年,“尔来阅三纪,斯人成古今”。在这“三纪”里,局势如何呢?“邈矣越石啸,悲哉嵇生琴。钟吕久不鸣,乾坤尽聋喑。”天地尽聋哑,顾推官舍身死义,虽然“下见采薇子,旧盟犹可寻”,然后继无人。“从此山东问三礼,康成家法竟谁传?”不仅旧盟模糊了,连学问礼仪都要失传。所以“我无人伦鉴,焉敢希林宗?惟愿师伯夷,宁隘毋不恭”。复社中苟活着的人已经守节不终,纵有林宗人伦之鉴,又如何能辨别呢?君子处衰世,但求自全而已,以后惟当以伯夷为师,宁失之狭隘,也不愿与凡庸同流。“遗民现象的‘时间性’(亦一种有限性)还体现于‘不世袭’。遗民于此看到了其‘大限’。”[35]顾炎武已经看到了遗民的“大限”?

顾炎武的三个外甥都在清朝做官。在给外甥的信里他讲述着为君为臣之道:“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吾甥宜三复斯言,不贻讥于后世,则衰朽与有荣施矣。”[36]他在信中讲述自己的耳闻目睹,告诉外甥该怎样为人主尽心。而友人程先贞曾经失足降清,他也在追悼。在失去国家的无奈中,时间淡漠了亡国的伤痛,新的统治者的举措也安抚着民心,对新王朝坚定的反抗被柔化了。顾炎武经历漫长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已经认识到无力回天,大明王朝一去不回了。既然新的统治者更得民心,反清复明的斗争又有何意义?“时间中的遗民命运,遗民为时间所剥蚀,或许是其作为现象的最悲怆的一面。正是时间,解释了遗民悲剧之为‘宿命’。”[37]“正是‘时间’,剥夺着遗民的生存意义,不止于使其‘待’落空,而且使其生存依据虚无化。这不能不是一种残酷的道德处境。”[38]

四、自悼:“谁知游子天涯别”

在对亡友的追悼中,顾炎武也在追悼着自己。

《日知录》中认为“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39]这里不只是反对摹仿,还提出了“诗”与“我”的关系。顾诗里有一个“我”在,所以他的感情抒发得真挚而深刻。

在《哭顾推官》中夹有“我时亦出亡”句,在《哭陈太仆》中有“君来别浦南,我去荒山北”,把朋友的遇难和自己的遭际联系起来。在追悼朋友时,常常自愧,“不是白登诗未解,菲才端自愧庐谌”,“十载故人泉下别,交情多愧郅君章”。在哀悼江东好友纷纷死亡时,以自己“削迹行吟久不归”的人生开端。而最能体现他自悼意识的是《悼亡五首》。

《悼亡》五首,只有第一首为代言:“谁知游子天涯别,一任闺芜日夜深。”对妻子王安人带有内疚。其余四首皆自言。第二首“虚堂一夕琴先断,华表千年鹤未归”,叹王安人之逝,也叹自己久游不归。第三首则完全是自叹:“廿年作客向边陲,坐叹兰枯柳亦衰。传说故园荆棘长,此生能得首丘时?”多年在外,离家益远益久,人事代谢,听说故园坟墓已长满了荆棘,有生之年是看不到了,死后能够归葬故园吗?生前漂泊看尽了兰摧玉折,死后可以在故土安息吧?第四首前两句是对王安人丧葬的想象:“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仿佛看见了妻子归葬时的凄凉之景,后两句便是对自己坚守气节的肯定:“地下相烦告公姥,遗民犹有一人存。”顾炎武以这句诗概括了他作为遗民的决心。他拒绝清朝博学鸿词课的招揽,辞讲学,游南北,遗民越来越少了,后继无人了,然而他坚守住了遗民的气节。最后一首以乐羊子自比,“他日乐羊来旧里,何人更与断机丝?”顾炎武以乐羊子自责,妻子王安人则是他的畏友。即便回归故里,断机丝的人已经不在了。这是对王安人的思念还是对自己的怜悯?五首七绝与其说在哀悼王安人,不如说在抒发自己长年的飘零之痛,也表达他虽历经艰难而坚决做遗民的气节。让顾炎武念兹在兹的是他不负母教,到死没有改变遗民的操守。

顾炎武的诗中没有明遗民进退失据的焦虑,也没有对身份归属的困惑,他似乎非常坚定而充满信心地反清复明。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天生豪杰,必有所任,如人主于其臣,授之官而与以职。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乱。使遂溘焉长逝,而于此任已不可谓无尺寸之功,今既得生,是天以焉稍能任事而不遽放归者也,又敢怠于其职乎?”[40]他对于“吾辈”的责任如此责无旁贷,然而当“吾辈”一个个凋零时,他的决心与坚定还在吗?透过他的悼友诗,我们能看到顾炎武感情的另一面。从顾炎武的15题悼友诗能看出他感情世界的变化,也能看到清王朝大踏步向前迈进时遗民世界苍凉的景象。顾炎武在追悼朋友的时候也在追悼着自己,追悼着一个逝去的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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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19·文辞欺人)[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p849,p852.

[25][27][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21·古人用韵无过十字)[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p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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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清]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广师[m].北京:中华书局,1983.p134.

[36][清]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与公肃甥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3.p55.

第9篇:诗经二首范文

[关键词]韦利;寒山诗英译;共振;独蹈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180-03

李惠红(1970-),女,浙江农林大学天目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浙江杭州 311300)

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汉学家韦利的寒山诗译本研究”(项目编号:Y201018245)的阶段性成果。

寒山诗是中国诗歌宝库中独具异彩的一朵奇葩,它从唐代开始便有了跌宕曲折的传布之旅,20世纪50年代末在美国掀起一股热潮,延传至今,成为翻译文学中的经典。

最早的寒山诗英译者是英国汉学家韦利,1954年,他翻译的27首寒山诗在美国《相遇》杂志上发表,这是英译寒山诗的开始。《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英国文学》辞条中对韦利的介绍洋溢着赞誉之辞:“他是本世纪前半个世纪中的最杰出的东方学家,也是将东方文种译为英文的最杰出的翻译家。”世界著名汉学家史景迁1970年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赞美韦利“他挑选了中日文学这两颗宝石,把它们悄悄地别在自己的胸前。从未有人做到这个程度,今后也不会有人再成就此事。”

韦利涉猎很广,他的翻译囊括了除戏曲以外的几乎所有的中国文体,译作的时间跨度大,从先秦两汉历六朝唐宋直至清代。而他多达数千首的中国诗歌翻译不仅是西方翻译的经典,也已经成为西方文学尤其是诗歌的经典。其中,他的汉诗英译则是中国文学英译这颗宝石上最璀璨夺目的光芒,它照亮了中国古典诗歌,让西方英语文学世界渐渐认识到中国诗歌的美妙。为西方读者开启了一扇眺望中国文学、文化以及社会的窗户。

韦利对中国诗歌的翻译和研究贯穿了他的一生。从1913年起他开始研究《诗经》,1917年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院刊》创刊号上首次发表英译汉诗,1918年公开出版第一部汉诗英译集《一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译》,1949年出版《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1951年出版《李白的生平与诗歌》,1956年出版《十八世纪中国诗人袁枚》,1953年被授予女王诗歌勋章,1954年韦利在《相遇》上发表《寒山诗二十七首》。他从三百余首寒山诗中选择了27首,通过这27首诗的选择与译介,向我们展现了他所理解、所追寻的寒山道。同时,他论述了欧洲诗歌与中国诗歌的差异,认为欧洲诗歌具有抽象性、阐发哲理的理性精神,而中国诗歌则具有具体性、注重形象的感性精神。韦利认为正是这种“异”成为其吸引欧洲读者的一个重要因素。韦利对27首寒山诗的选择体现了他对寒山诗中所蕴含的中国诗歌的特质即具体可感性的一种把握和理解。通过这27首诗,神秘的寒山在读者眼中变得具体形象有血有肉了。

汉学家乐黛云也提出了“中国诗学是从外在的样态(所以)和历史的因由(所由)去洞察某种内心之所求(所安);而传统的西方理论则是从任何现象中都必然存在的本质(理性内核)出发,去逐步探索现象是如何形成(制作)并何以会如此形成的。”韦利27首寒山诗的选择体现了他试图给寒山诗寻求一种逻辑,试图以跨文化眼光,从西方文化与文论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寒山诗,试图探索寒山诗如何形成并何以会如此形成的,并给出自己的答案。

寒山,自号寒山子,是中唐时期一位隐士。在《全唐诗806卷》中记载:寒山子,不知何许人。居天台唐兴县寒岩,时往还国清寺。寒山隐居于浙江天台山国清寺附近的寒岩。后人编《寒山子诗集》,收录其遗诗312首。与寒山相比,韦利也是一位现代隐士。1916年他在《中国诗歌》封面上就抄录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昭示自己的人生态度。他虽身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乱世之时,却能够做到“乱则隐”,隐于东方古典文学的世界中。以至于莫里斯在主编的《山中狂吟:阿瑟·韦利纪念文集》中说韦利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一个极为有趣的西方隐士”。英国传记学家昆内尔在为韦利写的纪念文章中也称他是“带着哲人面具的圣洁隐者”。

寒山诗在当时的社会寂然无声;五代时开始在禅林流传;到北宋时受到一些文人推崇;元代时寒山诗传入朝鲜、日本和东南亚等国。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美国兴起了一股“寒山热”。至今,从长期游离于中国文学正典之外到确立翻译文学经典地位,并得以空前的巩固与延传,寒山诗走过了一个曲折又颇具传奇意义的文学历程。

韦利是西方文学世界寒山诗的第一位明眼人,1954年,他在《相遇》上发表《寒山诗二十七首》,首开寒山诗英译之先,但并未引起太多的注意。两年后,斯奈德在《常绿译论》杂志上发表《寒山诗二十四首》。英译寒山诗才真正在西方文学世界即自流天下,在当时的美国文坛和美国社会掀起一股“寒山热”,寒山成为“垮掉的一代”的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