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的爱情诗精选(九篇)
第1篇：诗经中的爱情诗范文
一.爱情诗内容中的农业文明迹象——爱情诗中的自然物
《诗经》中描写的植物有150多种，由于《诗经》的历史地位，《诗经》中植物研究活动异常活跃。上世纪初叶胡朴安的《诗经学》一书称这方面的研究为《诗经》植物学。可见其重要地位，而爱情诗中的植物则另有一番色彩。
1、《诗经》爱情诗以农作物来传情、达情现象。
男女相遇，相爱并赠物达情这种风俗至今仍很流行。《诗经》爱情诗中的这种赠物达情之俗应该是其渊源。所不同的是《诗经》爱情诗中的“物”多为自然中的农作物。虽是普通，但这些朴素的农作物成为双方爱情的象征。如《卫风·木瓜》中“投我以木瓜”、“投我以木桃”、“投我以木李”。“木瓜”、“木桃”、“木李”都是极其普通的自然之物，但是却代表了赠送者的淳朴而永恒的爱意。
溱与三有，方涣涣创。士与女，方乘兮。女曰欢呼？士曰既且，且往欢乎？三直之外，洵纡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溱与三有，浏其请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欢乎？士曰既且，且往放呼？三有之外，洵纡且乐。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
这首诗写男女青年在河边嬉戏游春。可以想象，在大地回春之时，和风煦煦，万物滋生，释放于自然界中的爱情轻松，快乐，同时赠物芍药以表达爱意。这种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所培养的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跃然纸上。
2、农作物在《诗经》中的象征意象。
原始时代，人们处于蒙昧状态，他们无法解释与他们相区别的世间万物及各种自然现象，对自身之外的自然万物便产生了困惑和神秘感，在这种情况下，便形成了远古人们所特有的泛灵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特点，他们认为自然万物都是有灵性的，万物的世界应该和人的世界是相似的，具有同样的社会状态和精神心理。人们热爱和崇拜自然，给自然界中的农作物赋予了象征意义。表现在《诗经》爱情中则为大量比兴手法的运用。如：
山有扶苏，阴有荷花。不见子都，乃见狂且。
山有乔松，阴有游龙。不见子充，乃见狡童。
《诗经》中有很多比兴手法，它有两种情况：一是借句起兴，兴句与正文没有多少意义关联。如《小雅·采菽》。二是借物起兴，因景生情。这种兴法在《诗经》中使用最为普遍，上面所引《山有扶苏》就是属于第二种情形的。文中用山上的扶苏、乔松等大树木象征男子，而以湿地的荷花、游龙等花草比喻女性。这种象征是对自身的肯定，更是对自然物的热爱和肯定，这种比兴手法在《诗经》爱情诗中甚为多见。如《小雅·阴桑》和《唐风·有枤之杜》。前者由桑树的树干柔美和叶子茂盛柔润而充分显示出自己因恋人到来而精神焕发欣喜万分的情态。后者则以杜梨树果实多酸涩的特征和它孤独生长的情状，写出自己只身一人苦涩悲伤之貌，这种比兴是平时对美的事物认识积累下的产物，诗人即目所见的自然与之朝夕相处，久而久之便融入自然之中，自然与人似有同感，似有同命运，似有相同的意识活动。因此《诗经》中的借物起兴的诗句并非单单我们前面所指的领域中古老的中国文化心理象征，这种将自然现象与自然人物与人的活动紧密联系，充分体现出“天人合一”之说。
二.农业文明孕育出的《诗经》爱情诗的风格
《诗经》被儒家奉为典籍，作为儒家的经典教义，自孔子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起，《诗经》一直被披上礼教外衣，用封建的陈腐道德对《诗经》进行曲解使之成为有利于政教的工具，而遮掩了真实的面目和耀人的光辉。
《诗经》产生的年代是礼教初设而古风犹存的时代，在那个时代，爱情仍然是人类本性中最自然的部分，是生命中最动听的弦音。他们向往爱情，追求爱情，为爱情而喜而忧，表现自我最真实和真诚的状态。《诗经》中对男女间的爱慕、追求、幽会、相思等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在诸多的爱情诗中，热情和大胆地赞美爱情美好与欢乐的内容更是随处可见。我们从下面这首《召南·有摽梅》中便可窥见一二：
探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土，迨其吉兮！
擦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土，迨其今兮！
揉有梅，倾筐暨之！求我庶土，迨其谓之！
梅子一天天从树上掉下来，象征着阳光荏苒，岁月流逝。当年的豆蔻花季已不复在，单身的大龄姑娘越来越着急，他急切向男士们发出求偶呼唤：“求我庶土，迨其今兮！”。《毛传》曰：“今，急辞也。”意谓姑娘不愿再拖延，巴不得现在就有人向她求婚。已往还“迨其吉兮！”要求男士在吉日良辰求婚，现在只要两人情投意合，顾不得其它条件了，这种求偶的主动与直白实在让我们大为惊叹。因此可见《诗经》中的爱情诗是自由的、活泼的、率直的，这种对自我情感的正视是自我意识最鲜明、最重要的特征，而这种自我意识的强烈观念正是远古农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以人为本”思想的体现。
第2篇：诗经中的爱情诗范文
关键词：诗经 女性 爱情 主动
《诗经》中描写女子对爱情大胆主动追求的诗很多，如《子衿》《褰裳》，甚至在男女交往中，出现了与后世大相径庭的图景，例如《桑中》《静女》等男女幽会场面的描写。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女子主动追求爱情的原因进行探析。
一、男女比例
根据《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上记载，周人把天下分为九州，分别是扬州、荆州、豫州、青州、兖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扬州）其民二男五女；（荆州）其民一男二女；（豫州）其民二男三女；（青州）其民二男二女；（兖州）其民二男三女；（雍州）其民三男二女；（幽州）其民一男三女；（冀州）其民五男三女；（并州）其民二男三女”。
由以上资料可得知，九州里女多男少的州就有六州。看来当时女多男少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么女性的主动就容易理解了。
二、地理的隔绝
《周礼·夏官司马·职方氏》记载，九州里各个州都有山、泽薮（即大泽）、江、川泽，如“扬州，其山曰会稽，薮曰具区，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可以推想各个州间有许多地理事物的阻隔，人们联系一定不易。一般而言，女性的迁移能力不强，以致两流不易，女性的择偶范围则大大缩小，所以我们亦可从这方面解释女性在爱情上的主动。《诗经》中也有对因地理隔绝爱而不得的描写，如《秦风·蒹葭》。
三、女性的压力
1.年龄的压力
《召南·摽有梅》主要讲述一个妙曼待嫁的女子对爱情的渴望，抒发了“青春的美酒快要饮尽，我生命中的郎君怎么还没到来”的急切心情。
《毛诗正义·摽有梅》中孔颖达疏：“《礼记》云‘二十曰弱冠’，又曰‘冠，成人之道’……又《礼记》曰‘女子十五许嫁而笄’……谯周亦云：‘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则速，后是则晚矣……’……然则男自二十以至二十九，女自十五以至十九，皆为盛年……兴女年十六七，亦女年始衰……女年二十而无嫁端……则有勤望之忧。”
《周礼·地官司徒·媒氏》中有所记载“（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毛诗正义·摽有梅》孔颖达疏：“又诸经传所以皆云三十、二十，都不言正嫁娶之年，而皆为期尽也。”
根据上述材料，我们知道男性最佳婚配年龄是20—30岁，女性最佳婚龄是15—20岁，而且女子16、17岁就开始衰老，如果到了20岁还没有结婚，就有嫁不出去的危险了。相比较而言，男子的适婚时间段有10年，而女子只有短短5年。生理年龄的压力使得女子不得不担忧自己的婚事，这又为女子的主动提供了一个因由。
2.官方压力
当时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两大指标是人口和土地。所以统治者对人口繁殖之事非常关心。周代还专门设置了媒氏一职。《周礼·地官司徒·媒氏》记载：“（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从以上材料可知，男女取名以后（即婴儿出生三月后）都要到媒氏处登记。一到适婚年龄，媒氏就会让未婚男女相会（特别是男三十、女二十还未婚的）。如果没有大事（如丧事、灾祸等）而没有结婚的，就要接受处罚。
越王勾践为了复国灭吴，首要的政策就是繁殖人口。《国语·越语上》：“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由两则材料看来，当时的婚姻与行政命令密不可分。无故不结婚的，要接受处罚。超龄不婚的，父母有罪。在官方压力、年龄压力下，女子在爱情中的主动就不足为奇了。
3.来自家庭和社会舆论的压力
《卫风·氓》中有言：“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可见当时女子在家中要受到父母、兄弟的管束，有来自家庭的压力。《仪礼·丧服》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
也有家庭压力造成更为极端的悲剧。我们可以从民俗的角度获得印证。《文献通考 卷三·二八》记载，苗族还没有出嫁的女子得参加男女聚会，如果连续三年找不到伴侣，父母就会把她杀掉，或把她抛弃。[1]
《召南·野有死麕》第三章：“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幽会时，女子奉劝男子动作要轻，不要惹起狗吠，怕别人知道。女子也有像《郑风·将仲子》“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社会舆论压力。
由此可以推断，女子的婚嫁大事自然受到家庭、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嫁不出去或嫁得不好不仅对于女子是件大事，对于女子的家庭及家庭周边的小型社会也是件大事。这也是女子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女性的性成熟较早
《郑风·子衿》写一位少女正焦急地等待所喜爱的少年，“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纵我不往，子宁不来？”少女表现得相当大胆、主动，而男子就表现得相对冷淡。
《毛诗正义》：“青衿，青领也。学子之所服。”孙培青《中国教育史》：“据《大戴礼记·保傅》《礼记·曲礼上》《礼记·内则》和《尚书大传》，王侯太子入国学之小学的年龄是8岁。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嫡子入国学之小学的年龄是10岁或13岁。众子及部分平民子弟入小学年龄是15岁。小学的学习年限约为7年。”《诗经》里的“国风”主要辑录各地民歌，由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推断少年的年龄大约在15—20岁。女子则与之年龄相仿。
《青年学生健康教育》中提及：“女子性发育与性完全成熟的年龄，一般要比男子早2年左右。男性生殖器大多于13-14岁开始发育，我国女子初潮年龄大多在12—15岁之间。女子性完全成熟年龄平均为18—20岁，男子为20—23岁。”
由此可见女子性发育与性成熟要比男子早一些。此时女子已接近性成熟，男子离性成熟还有一段稍长的距离，所以女子对爱情有强烈的渴望时，与之年龄相仿的男子对爱情正处于懵懂状态，便显得女性较为主动。
五、女性的性心理
奥地利犹太裔哲学家奥托·魏宁格在《性与性格》中认为，两性的性冲动的总量并没有什么差别。女人的遍布女人的全身，而男人则是部分身体存在。男性的欲望是周期性的，而女性的欲望是持续性的。
这样我们便可得知女性与男性具有同样强烈的，从生理上，女人的比男人更持久。当时的礼教并不像后世封建礼教如此严格，所以女性原始的本能、性心理得以较为自由地表现。女性的是持续的，而男性是周期性的。女性的表现在行为上，其对爱情的主动就可以理解了。
六、社会遗存
在《鄘风·桑中》中，女性竟主动到这种地步，主动邀请男子约会，约会结束了，还亲自送男子到淇水。《邶风·静女》“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女子居然给男子送花。这颇让后世人费解。《诗经》中还有很多这类例子，如《郑风·丰》《卫风·木瓜》《陈风·东门之枌》等。这种现象可能与某种社会风俗的遗存有关。
《后汉书·南蛮传》记载，盐神主动对廪君表达爱意，并自愿奉献出自己的江山，却遭到廪君的拒绝。于是她化而为虫，缠着廪君不放。结果廪君趁机把她杀了。[2]
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的》中载，南太平洋的土著人有“邀萨”的习俗。女子们从事集体劳动时，如果她们发现除本村以外的任何村庄的陌生男人出现在她们的视野之内时，她们就飞快地脱去她们的纤维草裙，将他的遮羞叶撤下撕碎，对他施予性暴力。
《原始的》有一句结论很正确：“像大部分神话和传说一样，其中男人处于被动地位，女人却是主动进攻者。”神话和风俗遗存其实侧面反映了人类“童年”的一些状况。《诗经》中女性对爱情的主动可能与母系氏族社会遗风有关。
《中国风俗通史·原始社会卷》谈到在母系氏族社会中，妇女肩负的采集、农业和手工业在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生产管理、分配等方面，都由女性主持。而男子长期从事渔猎活动，由于攫取经济本身的局限性，动物的善于游动，男子为了寻找和追捕动物必须四处奔走，在整个原始生活中不起决定的作用。所以当时的女性比男性更为强大。
《中国历代婚姻与家庭》提及周代婚恋习俗：“在婚姻已经非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能成立的周代，两性间自由接触已开始受到很大限制，但由于原始社会的遗风绵绵不绝，这种自由接触还是普遍被看作天然的、合乎情理的……在这样较为宽松的大背景下，男女青年婚嫁之前自由接触往来是比较普遍的。”所以女子在爱情上的表现可能就是社会风俗的遗存。
因此笔者把诗经中女子对爱情主动的原因总结为：男女比例、地理的隔绝、女性的压力、女性的性成熟较早、女性的性心理、社会遗存等。
注释：
[1]《文献通考 卷三·二八》记载：“（苗族）其无配者，俟来岁再会（男女会）。女二年无所向，父母欲杀之，以其为人所弃云。”
[2]《后汉书·南蛮传》载：“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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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诗经中的爱情诗范文
关键词:彭斯;玫瑰;通感;象征;韵律
罗伯特•彭斯(1759 ―1796)是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的先驱,是苏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 又称为苏格兰著名的农民诗人。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但他热爱劳动,对诗歌怀有浓厚的兴趣,并且非常熟悉古老的苏格兰民谣,15岁时就开始作诗。在27岁那年,为了筹集一笔旅费,他把自己平时在劳动之余写的诗收集在一起, 出版了第一本诗集《苏格兰方言诗集》(Poems, Chiefly in the Scottish Dialect),没料到这部诗集却令他一举成名。他的诗多用苏格兰方言写成,继承和发掘了民间歌谣的传统,把诗与歌紧紧结合起来,因此主旨鲜明,纯朴自然,极具乡土色彩,表现普通劳动人民的思想情感,朴实自然、简洁明快,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几乎首首可诵。
《一朵红红的玫瑰》这首诗出自诗人的《主要用苏格兰方言写的诗集》,是诗集中流传最广的一首诗,是诗人为在离别时送给他的恋人而写的。诗人在诗中歌颂了恋人的美丽,表达了诗人的炽热感情和对爱情的坚定决心。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而对爱情最简洁、最直观、最多变的表达方式无疑是诗歌。这首诗可称为彭斯爱情诗的杰作,他巧妙地应用诗歌创作的优势,以其意味悠长的底蕴、生动逼真的描绘、饱含音乐性的语言,赢得了千千万万读者的青睐,更受年轻人的喜欢,成为他们必读的爱情诗。诗中传达出的纯真爱情的伟大力量在当代社会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的震撼。
一、通感的巧妙运用使意蕴生动丰厚
这首诗全诗共分四节。一开篇,诗人就用了两个经典的比喻来形容心上人的美丽动人:“啊,我爱人像红红的玫瑰,它在六月里初开;啊,我爱人像一支乐曲,美妙地演奏起来。”英国人最喜欢玫瑰,每年的六月是英国玫瑰花盛开的季节。玫瑰象征着爱情,诗人把自己的爱人比作“六月初开的玫瑰”,“一朵红红的玫瑰”,寥寥数笔就让读者看到:娇柔的玫瑰散发着缕缕清香,殷红的花瓣、晶莹的露珠在和煦的阳光下散发着七彩的光芒。这正如“我”钟爱的姑娘,她有着修长的身材、迷人的面庞,带着一丝羞怯, 散发着缕缕清香。诗人用明喻来突出爱人的年轻貌美,芳香如花,使读者享受到了一种视觉的美。紧接着,诗人又把爱人比作“一支美妙(sweetly)的乐曲”,把读者引入了另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境界:“我”的恋人是如此美丽、端庄、善解人意,与之独处就像身处一间温馨、舒适的小屋,品着浓烈醇香的美酒,聆听自己最喜爱的乐曲。
二、辅以象征与夸张手法宣告爱情的坚贞
诗的第二、三节层层递进,进一步表达诗人的炽烈爱情:“你是那么美,漂亮的姑娘,我爱你那么深切;我要爱你下去,亲爱的,一直到四海枯竭。一直到四海枯竭,亲爱的,到太阳把岩石烧裂;我要爱你下去,亲爱的,只要是生命不绝。”这一段爱情的宣言,诗人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用具体可感的岩石、海洋、太阳和沙漏来象征坚贞不渝的爱情,更用夸张的手法,以海枯石烂和万古不变的沙漏为比喻,歌颂爱情的坚贞。表达了诗人不仅渴求全心投入的爱,对爱情的永恒也同样充满了期待,更渴求“沙漏式”的相濡以沫的爱情。这火山爆发般、压倒一切的激情可谓发自肺腑,感人至深,深深地牵动着读者的心。特别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读到这里,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还记得在中国汉乐府中有一首诗《上邪》:“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还有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写道:“这天高地厚情,直到海枯石烂时。”虽然英汉文化与风俗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在爱情的生死表白和恋人的誓言方面,具有何等的相似!可见,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人们都追求和向往美好纯真的爱情生活。诗人简朴、纯真的爱情观在第四节到达高潮:“再见吧――我惟一的爱人,我和你小别片刻;我要回来的,亲爱的,即使是万里相隔。”写出了“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经风雨侵蚀、岁月洗礼的爱情更显坚贞和不朽。
三、选词、韵律的别具匠心深化主题
该诗情景交融,意境优美,唤起人们追求纯真质朴的美好爱情,又给予人们强烈的艺术美享受。全诗以具体物象“玫瑰”开头,使读者感到鲜明直接;接着又通过一系列的比喻和抒情,诗歌的意境由微观转向宏观,爱情主题得到深化,以千万里的远行结尾,意境由小到大,到广,到深,虽是道离别之情,但更像是爱情的誓言。诗中的语言用词很有特点,叠字复句的运用更有无限匠心。王佐良就认为,“诗中……尤其是第八、九两行――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的重复实是意味深长的天才之笔,因为这一重复出现在全诗的正中,划分而又衔接了两个不同的境界:前八行是你我之间的恋爱,只牵涉两人,情调热烈而轻快;后八行则将岩石、海洋和太阳都卷了进来,爱情有了一个宇宙背景,不仅空间扩大,时间上也延长了;最后又回到原来的两个人,这时爱情深化了,人生经验也丰富了……经过这样上天入地,爱情是经受得起一切考验了。”
这首诗的语言不仅产生美好的意境,更是充满音乐性的语言。luve(古体)是诗中反复出现的字眼。在短短的4个诗节中 ,我们总共可以发现7处之多。而这一复叠仿佛一串串活泼跳跃的音符,给读者创造了一种回环往复,余音绕梁的“波峰一波谷”效应,使心中蓬勃热烈的爱如同澎湃激昂的乐曲,不仅让读者感受到诗人真实的情感,而且会情不自禁地把其与自身爱的经历紧密相连,从而在诗人和读者之间搭建起一座沟通、理解的桥梁,产生强烈的共鸣。诗的开头多用短元音,给人一种相爱的甜蜜和轻快的节奏;而在结尾则使用大量的长元音,放慢了全诗的节奏,表达了恋人间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而诗中“O, my love”, “my bonnie lass”, “my dear”, “my only love”看似简单的重复,但却给全诗带来了和谐的乐感美。
四、结语
彭斯的这首《一朵红红的玫瑰》以其独有的韵味成为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的经典之作,开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先河,对以后的像济慈、拜伦等诗人有很大的影响。诗人用流畅悦耳的音调、质朴无华的词语和热烈真挚的情感打动了千百万恋人的心,也使得这首诗在问世之后成为人们传唱不衰的经典。特别是在当代人们对于感情日趋现实的生活中,再读这首诗时,给人一种莫名的感动,唤起了沉睡在人们内心深处对于美好爱情的憧憬。真正的爱情就应该如诗中所说,爱一个人就需要彻底的牺牲,毫无保留的给予。这里应该没有门第观念和金钱的贪欲,要的只是一颗无私、宽容、永无穷尽的爱心;这里应该没有两颗心灵激情碰撞后对日趋平淡的生活的厌倦和对责任的逃避,要的是细水长流,在未来漫长的生活中相扶相携,互体互谅。一朵火红的玫瑰,一段炽热的爱情誓言,只要心中有爱,又有哪个人不会为之感动?
参考文献
[1]蒲度戎.彭晓华主编. 英美诗歌选读[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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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诗经中的爱情诗范文
关键词： 叶芝 《当你老了》 单纯 高雅 神圣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是爱尔兰的著名诗人，剧作家。1865年6月，叶芝出生于柏林，当时正处于爱尔兰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的时期。他的童年大多是在爱尔兰西部海港斯里戈镇度过的，那里优美的风景和淳朴而友好的人们给他日后的诗作提供了诸多题材。他积极投身于爱尔兰的民族解放中，在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他作为领袖人物，创作了大量反映爱尔兰人民生活，表现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为民族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叶芝的一生创作了许多诗歌，如充满爱国激情的诗歌《爱尔兰之歌》，《致未来的爱尔兰》，抒情诗《恩尼斯弗利岛》，《科尔的野天鹅》，哲理诗《永恒之声》，《三隐上》等，除此之外，叶芝写得美妙隽永，吸引众多读者的乃是他的爱情诗，如《到波浪中的小岛上去吧》，《世界上的玫瑰》，《当你老了》等。
说起叶芝，必然会让人想起他心中的那位永恒的女神。茅德・冈，一位美丽而富有激情的女演员，一位为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勇敢作战的女战士，正是叶芝一生中始终爱恋着的女人。1889年1月，23岁的叶芝第一次遇见茅德・冈，从此便热烈地爱上了这位不平凡的女战士，并开始进行不懈的追求。1891年7月，叶芝鼓足了勇气第一次向茅德・冈求婚，然而却遭到了委婉的拒绝。更不幸的是，在叶芝以后的多次求爱中均重复着这种让人痛心的拒绝。为什么这么富有才气的诗人会遭到反复的回绝呢？在政治上，茅德・冈属于激进派，一心一意想着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主张通过武力争取革命运动的最终胜利。在她看来，民族是首要的，爱情并不是她生命的第一追求。恰恰相反，叶芝是贵族官员，在政治上属于温和派，主张通过和平协商的手段取得革命胜利。正是这种显著差异使得茅德・冈一次又一次拒绝了叶芝的爱情。她于1903年嫁给了爱尔兰民族运动政治家约翰・麦克布莱德。而叶芝却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中，彷徨、忧郁困扰着他，使他一度不能自拔。直到1904年，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此时他把内心的痛苦转化为创作的动力。他爱茅德・冈，正是因为这份没有结果的爱情才激起了他的创作欲望，使他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伟大诗人，“是茅德・冈的拒绝成就了叶芝的诗名。”（魏磊，2007）
《当你老了》是一首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爱情诗，虽然语言平凡，结构简单，但思想深刻，感情真挚，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被诗人执着的爱情所感动。
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酣沉，
在火边打盹，请拿下这书本，
细细品读，回想当年的温存，
那是你昔日的眼波，还有那眸影的幽深。
多少人钟情你优雅欢乐的韶华，
仰慕你的芳容，亦诚亦假。
只有一人深爱你朝圣者的追求，
爱你渐渐衰老的脸上的哀愁。
弯下腰，在火焰炽红的炉栅旁，
低声地，凄婉地，诉说爱的消亡，
看那爱神正漫步在头顶的山岗，
在群星中掩藏脸庞。
一、单纯的爱
在叶芝的许多诗歌中，他的“主题，意象…包揽了他个人的生活经历”（苏煜，2006：209），这首诗也不例外，其主题完全符合诗人的生活经历。在第一诗节中，诗人首先展示了一幅栩栩如生的感人画面。“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酣沉”中的“你”就是诗人永远爱慕的茅德・冈。人总会随着岁月的的流逝而慢慢衰老，魅力逼人的茅德・冈当然也不例外。诗人借着丰富的想象力把茅德・冈带到了一个充满温馨和幸福的老年岁月里。在那个时候茅德・冈已年近花甲，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安静地闭着双眼，在温暖的火炉边打着盹。这时她会轻轻地翻开诗人曾经给她写过的情书，她细细地品读着，回味着自己当年的美丽与风光。也就只有叶芝的才华横溢和单纯的内心情感，才能想象出这般贴近生活的理想画面。虽然现实中，叶芝对茅德・冈的爱情失败了，但是从这节诗中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怨恨与讽刺，只有绵绵的爱意和善意的体贴，在他看来，得不到不等于失去，他还爱她，多么单纯的爱！
二、高雅的爱
到了第二诗节，诗人抒发了自己内心的真正情感。“多少人钟情你优雅欢乐的韶华，仰慕你的芳容，亦诚亦假。”茅德・冈是位千载难逢的大美人，一生追求者无数，然而，所有这些人都真正全心全意地爱她吗？也许有些人只是仰慕她的美貌，对她付出的只是虚假的追求吧。这是诗人的推测，但却是诚恳的，因为他并没有否认确实也有人真正爱她。而诗人呢，作为其中一个追求者，他的爱又是怎样的呢？诗人这样表达：“只有一人深爱你朝圣者的追求，爱你渐渐衰老的脸上的哀愁。”由此可见，诗人的爱是独一无二的。中国的《诗经》中有句记载：“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诗人的追求境界远在此之上。茅德・冈对爱尔兰的民族独立有着朝圣者般的虔诚，而作为追求者，诗人理解这位女战士，尊重她，爱她所追求的事业，爱她日渐衰老的容颜，也爱她所有的苦与乐，这种爱情何等高雅，又是何等非凡！此诗此时，诗人已经把自己的浪漫激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翻开历史的纪录，我们很难找到一种高雅而理想的浪漫爱情，然而叶芝给了我们这么一个记录。他的爱是纯洁的，高雅的，这种爱情需要付出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真诚，更是一个人超凡脱俗的真心。
三、神圣的爱
在诗歌进入第三节时，诗人把读者带回到了火炉旁，似乎很忧伤。诗人低声的，凄婉地诉说着他永远得不到的爱情。“看那爱神正漫步在头顶的山岗，在群星中掩藏脸庞。”诗人站在山岗上，独自徘徊，默默地忍受着失恋的痛苦。他隐藏在数量多如群星的追求者中，不舍地看着自己心中的爱人，这就是诗人爱情的残酷现实。这一句与第一诗节的“回想当年”遥相呼应，“当年”，“山”和“群星”构成了全诗的时空美，充满了浪漫色彩。“在过去和现在、天上与人间编织成的一个四维空间里面，流淌着诗人的爱。由于无所不在，爱贯穿古今，诗人的个体性之爱升华成了人类的永恒之爱。”（李小均，2002）诗人没有因为得不到爱情而气馁，他没有让他心底的爱真正消失，他升华了他的爱情。“在他追求精神理想的一生中，他几乎从未与现实世界的庸俗风气妥协”（史秀冬，2000）现实中，叶芝得不到茅德・冈的爱情，精神上，他却将这种爱情升华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无论结局如何，他仍然执著于他的爱。
总而言之，《当你老了》这首诗充满了浪漫的爱情气息。诗人从自己的想象出发，把对茅德・冈始终不渝的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在时间和空间的考验中，这种爱情仍然没有消亡，而化作了神圣而永恒的爱情，构成了一则真实的浪漫爱情故事。
参考文献：
［1］李小均.诗人不幸诗名幸―叶芝名诗《当你老了》中的张力美［J］.成都：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18卷第4期.
［2］史秀冬.叶芝新探［J］.徐州：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6卷第1期.
［3］苏煜.英国诗歌赏析［C］.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
第5篇：诗经中的爱情诗范文
关键词：情歌 至纯至美 《诗经》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9（a）-0084-01
一位哲人说：“爱情是上帝把自己的手搭在凡人的肩膀上。”的确爱情是人世间一种最温馨、最浪漫、最热烈、最圣洁的情感，拥有甜蜜、幸福的爱情有一种身处天堂的感觉，同时，爱情也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在所有的文学作品中也以表现爱情讴歌爱情的最为动人，最能引起广泛长久的情感共鸣，诗言志、歌永言，因诗歌在抒情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功能，在文学殿堂里爱情诗更是风姿独具，异彩纷呈，新编中等职业学校编入的一些表现爱情的诗，就有《诗经》中的《卫风・氓》《邶风・静女》，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以及宋代柳永的《雨霖铃》、李清照的《一剪梅》等一些佳作，给板滞沉闷的课堂吹来一般清新的风，带给学生以甘洌美好的情感体验，当我们徜徉在爱情诗的园地里，含英咀华，其乐融融之时，就不能不饮水思源，回顾一下我国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去采摘那诗歌百花园中的第一枝玫瑰。基于此，笔者纵览了《诗经》中的爱情诗，为其丰富性和生动性所深深折服和倾倒。今不揣冒昧，穿越历史的迷雾，去掀开维娜斯的盖头，探寻爱和美的真谛。现从几个方面对《诗经》进行剖析。
1 健康真挚的情感
《诗经》中爱情诗所流露的情感大多是健康而真挚的，没有淫邪的成分，没有世俗的功利，没有虚情假意，更没有低级趣味。如《诗经》的首章《关雎》描写一位“君子”爱上一位贤淑美丽的女子，却又“求之不得”，因此而“寤寐思服、优哉悠哉、辗转反侧”，首先男主人公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大胆地表白自己的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再者他对女子的爱是那么真挚、热烈和难以释怀，乃至“辗转反侧”，不仅如此，他还采取了健康文明的求爱的实际行动：先是“琴瑟友之”进而“钟鼓求之”，这位小伙子不愧是一位痴情的“君子”。又如“郑风・子衿”：“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来？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这首诗写一位美丽多情的女子对一位穿青衣的男士的思念是那样的绵长和痛苦，乃至“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情怀是何等的真挚缠绵，充分表现了女子的一往情深……以上所举的这些诗既没有宋明时代程朱理学阴影下一些文人所创作的爱情诗的淡乎寡味，偏重理性，也没有时下一些所谓爱情诗的虚情假意，无病，矫情滥情。它们充分体现了人类青春时代民风的淳朴，人性的美好，爱情的纯真，犹如旷野中的清风和山中的甘泉，使人心旷神怡，通体舒爽。
2 率真自然的情感流露
《诗经》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情感表达率真而自然，如《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一“投”一“报”互递信物之举，传达的是彼此的爱慕之情，自然而率真，美好而动人，那“永以为好”的爱情誓言更是引起后世之人强烈的情感共鸣，而今人们常说“相爱到永远”就是其翻版……这些诗所描写的男欢女爱，皆以美好的大自然为背景，既没有封建礼教的束缚，也无世俗的功利和偏见，更没有装模作样，矫揉造作，它展示的是人类美好的情感世界，有的只是个体生命本能的情感流露和个性的张扬，真是“爱我所爱无怨无悔”，这种明媚而浪漫的爱情，有如沐浴在阳光、雨露中的山野的鲜花，常开不败，沁人心脾。
3 忠贞不渝的爱情
中华民族特别崇尚爱情的忠贞不渝，“白头偕老，同心永结、芝兰千载茂，琴瑟百年和”等新婚对联表达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爱情理想，这种情愫，源远流长，已经积淀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恋爱情结，成为一种普遍追求，而表现爱情的忠贞不渝的诗蒂《诗经》中随处可见，俯拾即是，其中有不少脍炙人口，影响深远之作，例如《郑风・东门》此诗写一位男子表示自己爱情专一的誓言……这些爱情诗都充分表现了先秦时期青年男女对爱情的忠贞不渝，这种美好的爱情传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汉乐府民歌中的《上邪》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坚定，《孔雀东南飞》所写的男女主人公殉情的决绝，皆与上述《诗经》中的诗歌有渊源关系。
4 含蓄委婉的爱情表达
《诗经》中的爱情诗，既有大胆直露的真情告白，如《关睢》《郑风・丰》等，又有含蓄委婉的爱情表达。且以后者居多，因为它比前者更富有韵味，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风尚与习惯，这里所说的含蓄委婉，既是指情感内敛不张扬，不放纵，又是指表达的迂回曲折、不直露，例如《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美，美人之贻。”这首诗写的是一个男子与一个女孩子在城角幽会的情景，那个女孩子望见自己的心上人来了故意隐身不相见，弄得那位男子搔首来回找，然后戏剧性地悄悄地从身后出来，并送上红竹管与白茅作为信物，表达爱意，顷刻间，四目相对，两心相融，这里虽没有海誓山盟，没有火辣辣的大胆的情感表白，但通过赠“彤管、归荑”的行动把自己的情感充分表达出来，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在不言中”，这比说上一句“我爱你”显得含蓄而有韵味。……这种眉目传情的方式，毫不张扬的风格，构成了中国古典爱情特有的含蓄之美，余味无穷。
5 执着的情感追求
《诗经》中的爱情诗，不仅记录了一次次成功的爱情和幸福的婚姻，而且也真实地记录了一次次失败的爱情和痛苦的婚姻。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其中的男女主人公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大都是坚定执着的。他们生死以之，无怨无悔。如《关睢》中的那位男士，尽管“求之不得”，却仍坚持“琴瑟友之、钟鼓乐之”，《秦风・小戎》中的那位女士对守关君子的思念又是那样难以释怀，由“在其板屋，乱我心曲？”到“方何为期？胡然我念之”，再到“言念君子，载寝载兴”，对心上人的思念与日俱增，绵绵不绝，这是何等的执著……这些无不充分表现出先秦时期，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执著追求，读之令人怦然心动，久久难忘。
《诗经》是我国唯一的一部脱出脂粉与俗气的情爱文学盛典，《诗经》中描写的爱情绝无半点礼教和观念的束傅，没有掺杂任何世俗功利的考虑，是真正意义上的纯真的人类美好的情感讴歌，作为民族青春时代的自由生活经历的真实记录，先人们用纯朴的语言酿造的爱情的琼浆，必将哺育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具有不朽的文化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 李壮鹰.中国古代文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第6篇：诗经中的爱情诗范文
关键词：思妇诗 《诗经》 后世
爱情自古以来就是人们一个永恒的话题，两千多年前的《诗经》时代，爱情的乐章已经奏响，虽已时隔多年，我们仍可听到钟鼓琴瑟的乐章萦绕在字里行间，传唱在河洲水湄。所谓思妇诗，指的是以思妇的境遇、心态为主要描述对象的诗歌。读者可在《诗经》的“十五国风”中探寻到现今最早的思妇诗，其中有描写新婚的喜悦，有女子对爱情热烈而大胆的追求，有丈夫背情弃义后的伤悲，也有对情人的浓烈思念等相关的详尽描写，《诗经》中的思妇诗充分地被后世文学所继承和发展，后世仍有众多的思妇诗延续着《诗经》中思妇诗的风格及表现手法，然而比起《诗经》中的思妇诗，后世的思妇诗也发生了许多的改变，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和含义，所表达的感情也不同于两千多年前先民们质朴而单纯的思恋，而是增添了更多的伤痛与哀怨。
一、创作的背景不同
《诗经》创作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当时人们的生活，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爱情婚姻也比现在要自由开放，郑、卫等国，春日祭祀媒神，男女聚会的风俗依然存在。在这种场合中，男女之间的感情是发自肺腑的，真实而质朴。然而，当时礼教的大网已经张开，未婚男女私下定情之后还要以媒妁之言从中撮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婚姻中有不可转移的力量。这样无形之中就为自由的爱情增加了阻碍。除了来自社会传统的压力，当时的社会环境也给女子带来了种种阻力。西周初年，社会还算安定，之后随着诸王的不断用兵，天下纷争，战争不断，加之边境被骚乱，导致内忧外患，大量男丁被征服役逾期而不得归，很多原本幸福的家庭因为丈夫的出征入伍，使得女子在家空闺独守，原本鲜活的容颜在漫长的等待中日渐衰老，承受着与丈夫离别相思的煎熬，原本幸福的家庭也变得孤苦凄凉。可以说，《诗经》中的思妇诗多是由于战争致使有情人身处异地，不能相见而产生创作出来的。
而比起《诗经》时代，后世思妇诗创作的背景更多样化。后世人们的感情越来越丰富，社会也越来越复杂，男人们有了更多的活动空间，可以到处游玩聚会，出入秦楼楚馆以弥补包办婚姻带来的不满。然而，与此同时，女人们却要忍受越来越多的禁锢，要遵守“三从四德”，不得与人随便往来甚至言谈。在爱情婚姻方面完全是被动的。加之后世仕途经济的发展，使读书人把晋身仕途作为自己唯一的出路，于是很多人背井离乡，游学在外，以期求得一官半职荣归故里。由于其长期流落在外，以致与家中的妻子望穿秋水，看不到丈夫的归来，只能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以泪洗面，“悔教夫婿觅封侯”。“商人重利轻别离”也是造成后世思妇诗大量涌现的一个原因。早期商人的地位是很低下的，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大量世人追逐利益，抛家弃子、外出经营，长期以来音信全无，夫妻之间聚少别多，商人在外可以另觅新欢，但妻子在家除了等待还是等待，她们只能哀怨叹息，“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可见后世思妇的命运更为凄苦无依和肝肠寸断，其创作的背景更为复杂多样。
二、内容倾向不同
《诗经》时代民风较为淳朴，当时男女地位相对比较平等，女性也拥有相对一些自由，可以到处郊游，聚会，可以自由选择恋爱的对象，人们表达情感的方式是直接而热烈的，《诗经》时代的思妇对丈夫，对情人的相思，实际上正是她们心中对于爱情的真挚而大胆的表达，她们的相思是她们心中对于爱情的最热烈的追求。“愿言思伯，使我心痛”，“愿言思伯，甘心首疾”。思念一个人，即使心痛首疾也无怨无悔，她们的相思是从心底深处发出的最真挚的呐喊，是她们最诚挚感情的自然流露。“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 “君子于役，苟无饥渴？”在这一声声的问话中，包含了多少妻子对身在士卒的丈夫的关心与体贴，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只是一些最为质朴的东西，这就是国风中的乐章，这就是先民们的爱情，朴实无华却暖彻心扉。而在后世的思妇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思妇的感情也不似《诗经》时代的思妇那样单纯，她们不仅仅是对丈夫的思念，对爱情的企盼，更多了一层对自身命运的哀惋与叹息，她们已不仅仅是“思”，更是多了一层“怨”在内，例如朱淑真在《愁怀》中写道：“欧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东君不与花作主，何似修生连理枝。”表达了诗人对于爱情婚姻的不满，由于不能自己作主，只能依赖“东君”，可怜红颜纵为“扫眉才子”又如何？命运的无可把握，不能自主，也只能沦为男人的附属品，在自怨自艾中哀老此生。
三、产生《诗经》中的思妇诗与后世思妇诗差异的原因
（一）社会环境的不同。《诗经》时代的西周，社会风气相对开放，封建礼教的禁锢还没有完全泯灭人性。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可以自由表达自己在爱情中的心声，对情人的思念，而无需刻意隐瞒。到了后世，随着礼教的日益巩固，社会中充满了虚伪道学气。对爱情的歌咏呼唤虽然仍在传唱，但已不能像先民那样大胆直率地吐露心声，直呼心中的思念“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未见君子，我心伤悲”。而且，《诗经》时的女子，在丈夫或情人变心之后，可以勇敢果断地放弃，“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她们爱的坚贞，不爱决绝，不像后世的女子，在封建礼教的重重巨网覆盖下，在世俗偏见的沉重枷锁下，爱时不敢追求，不爱不能自主，只能忍受命运的安排，怨自己红颜命薄。一代才女李清照也因一首《浣溪沙》（绣幕芙蓉一笑开）遭来不少人的非议，被视为淫词。在虚伪的礼教社会，只有“人比黄花瘦”才符合他们的审美原则，才符合作为女子的品德。
（二）女子地位的逐渐下降。在《诗经》中，不仅有女子思念男子的“思妇诗”，还有男子思念女子的“思男诗”。例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等，可见当时的男女地位还是比较平等的。而到了后世，像这样写男子思念女子的诗句，几乎很少见到。由男子作为抒情主体直接抒情的，只有在一些悼亡诗，悼亡词中可以见到，这其中隐含的男性心理是值得玩味的。
随着社会变迁，礼教渐盛，女子由原来独立的个人主体沦为男人的附属品。女人的活动空间也越来越小，她们的一生都只能被禁锢在家庭之中，未嫁从父，出嫁从夫。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可以出入秦楼楚馆，弥补包办婚姻带来的不满，女人却只能嫁鸡随鸡，空守家中，一生看到的只能是她们头顶仅有的那一方天空，寂寞和悲哀像荒草一样在她们心中疯长，带来的只能是更深的悲哀。
总之，《诗经》时代男女地位较为平等，女子表达爱情的方式是直接而热烈的，她们的思念生发出的是诚挚的爱情，她们的心声是质朴而纯真的，而在后世，社会对女子的压抑禁锢越来越多，女子沦落成为男人的附属品，地位下降，女子在爱情婚姻中只能处于被动的地位，她们的思念中多了几分凄苦与哀怨。
参考文献
[1]程俊英.译注《诗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第7篇：诗经中的爱情诗范文
关键词：古代文学；《诗经》；女性美学
美学的表现形式多样，传统美学主要的传播方式为诗词歌赋，其中蕴含着较为丰富的人物情感和内涵。《诗经》在女性美学的探究中起着重要作用，描写女性的诗篇在总诗篇中占有较大比例。因此，本文针对古代文学《诗经》中渗透的女性美学展开探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分析如下。
一、《诗经》的基本内涵
《诗经》的主要整理者是孔子，春秋末期，《诗经》成为教师教学的主要教材，成为学生学习的主要依据。《诗经》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国风，第二部分是雅，第三部分是颂，其中雅又有大雅（31首）和小雅（74首）之分，颂又可进一步分为周颂、鲁颂、商颂，主要用作各自朝代祭祀乐歌。作品中不仅颂赞了真善美，而且批判了传统陋习。除此之外，《诗经》记录了商周时期较多的民俗活动、民间传说以及重大事件，其史料价值较高[1]。
二、古代文学《诗经》中女性美学分析
（一）外在美
1.容貌美。《诗经》中针对女性容貌展开描写的篇章较少，大多是利用衬托手法对女性容貌进行侧面描写，其中正面描写女性容貌的典范诗篇是《卫风・硕人》，描写女性容貌的诗句主要有“肤如凝脂”、“齿如瓠犀”、“美目盼兮”，意思分别是：女性皮肤犹如玉脂、牙齿犹如瓠瓜籽般整齐、眼睛明亮。庄姜夫人被如此比喻之后，其庄重典雅的女性形象被完美彰显。其中《周南・桃夭》是对女性容貌进行侧面描写的诗篇，每章诗句都以“桃之夭夭”开头，间接描述了新娘的娇美容貌。
2.形态美。《诗经》中不同诗篇对女性形态美的描述不尽相同，《卫风・硕人》用三部分描写庄姜的形态之美，从她的出身、自身资质、出家盛况等方面能够看出古代女性的审美观念，从“硕人其颀”这一诗句中可以看出，古代女性以身材健硕为美。《陈风・月出》对女性形态的描述与《卫风・硕人》中的描述具有差异性，“舒窈纠兮”、“舒夭绍兮”等诗句描述了女性体态具有轻盈性的特点，古代将优雅窈窕视为女性形态美[2]。
（二）内在美
1.勤俭持家。《周南・葛覃》中“施于中谷”、“维叶萋萋”、“维叶莫莫”、“薄浣我衣”、“归宁父母”等关键诗句的大致意思是：由于新媳妇过于思念父母，为了能够早日回到娘家，仍坚持做好本质工作，积极主动的做着换洗工作。诗中全面塑造了勤劳、孝顺的女性形象。《大雅・思齐》中周姜、太姒、大任这三位女性是广大妇女学习的榜样，她们不仅能够在国事上贡献力量，而且能够在家庭中照顾好子女，井然有序的处理家庭内部事务。
2.热爱劳动。《诗经》中较多诗篇的诗名含有“采”字，初中语文课本中学过《采薇》，除此之外还有《采苓》、《采绿》、《采葛》等，这其中有的是药材，有的是食物，还有的是原料和染料。古代妇女用自己勤劳的双手采摘完成后，还有对采摘来的物品进行加工，进而满足实际生活需要。例如，《郑风・缁衣》中，主要讲述了妻子为丈夫亲手做衣服一事。又如《魏风・葛屦》中，讲述了农村妇女为了维持生计，在忽视丈夫鞋子的情况下，坚持为贵族家庭做鞋和衣服。从中可以看出，在古代，女性劳动美只能在贫困妇女中体现，社会上流人士的女性是不需要劳动的。
（三）情感美
1.被弃之女。《诗经》中描写被弃之女的诗篇较多，其中典范诗篇是《卫风・氓》，女主人公对狠心丈夫进行无情揭露，并向旁观者倾V自身的婚姻状况。《邶风・日月》中主要讲女主人公不理解丈夫的薄情，女性只能被动接受事实，却没有主动摆脱命运的勇气。由此可见，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同时，也证明了女性与男性间的依附关系。
2.追爱之女。《诗经》中虽然描述女性追求爱情的诗篇较多，但是不同诗篇中女性表达爱的方式不尽相同，有的较为直接、勇敢，有的较为间接、含蓄。《邶风・静女》中，从“爱而不见”、“彤管有炜”等诗句中能够看出，女性在爱情面前是积极主动的，这与以往传统的爱情思想不同，女性为了爱情能够大胆追求。《郑风・子衿》中，从“青青子衿”、“青青子佩”、“悠悠我心”等诗句中，能够明显感觉到，诗篇中女主人公的爱情是含蓄、委婉的，本诗采用倒序以及比兴等手法描述女性情感，主人公将心仪对象的衣饰作为思念寄托，等待爱情的过程中主人公的内心澎湃，进而塑造了娇羞、婉约的女子形象[3]。
三、结论
综上所述，《诗经》中有关女性美学的描述，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探究意义和借鉴意义。《诗经》之所以能够称之为经典文学作品，主要原因是《诗经》来源于现实生活，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对于读者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诗经》篇章中对当时女性的生活状态、体态、外表以及内心情感等进行了细致描述，进而有利于我们掌握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当地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1]马晶莹.对古代文学《诗经》中女性美学探讨[J].金田，2013，03：64-65.
第8篇：诗经中的爱情诗范文
抗战时期的爱情诗创作实际景观，正是这样。只是诗论者们还没有加以发掘和总结，反而得出抗战时期没有爱情诗的结论来。
一、抗战时期的爱情诗作
最先认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没有爱情诗创作的，是大诗人艾青。1980年3月5日，他说：“在战争年代，诗首先成了武器。诗人就成了战斗员。情诗……为炮火让路，――‘人面不知何处去’了。”同年8月，艾青又说：“炮弹不会谈情说爱。”意思也是说战争年代不会有爱情诗创作。
隔不了几年，新诗史论家、诗评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谢冕，也认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没有爱情诗创作。他有这样的描述：“抗日战争的炮火掩盖了、驱走了恋人们的轻歌。人们在战争的烽烟中，陷入了国破家亡的深重灾难。”“爱情诗开始了第一个零落季节。”“激昂的战声代替了个人情爱的悲欢之咏叹。”“大概是时代过于严酷，我们连战乱中的爱情悲剧的印痕也难觅到，更不说欢情曲了。”“三十年代后期直至四十年代后期，我们……留下了爱情诗的空白。”
艾青和谢冕这一与事实不符的观点，后来居然被一些新文学史家摄取并扩大化为：“抗战爆发后”，全部“情爱文学理所当然地进入了一个零落时期。在烽火遍地、国破家亡的灾难岁月中，大众的血泪和战斗的呐喊，掩过了作家们个人情爱的发抒。……激昂的爱国热情代替了儿女情长的咏叹。”而写进一部“以主题现象为中心构建文学史框架”编写文学史著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新文学史教材里去了。其影响范围之大，自不待言。
事实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且不说解放战争时期，也且不说爱情小说和爱情剧本，就只说抗日战争时期的爱情诗创作，在笔者掌握在手的有限资料中就有下面这些：
《陕北情歌》，刘御（1912-，云南临沧人）在延安作于1939年，同年发表于延安某报刊，收入诗集《延安短歌》，通俗读物出版社1955年版，见于《新诗选》第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烽火情曲》，严杰人（1922-1946，广西宾阳人）在桂林作于1940年春，同年8月5日发表于《广西日报・漓水》，收入诗集《今之普罗米修士》，桂林今日文艺社1941年11月版；
《樱花曲》，钟敬文（1903-？，广东海丰人），在桂林作于1940年春，同年收入诗集《未来的春》，上海言行出版社1940年6月版，见于《中国现代新诗三百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寄慧》，穆木天（1900-1971，吉林伊通人）在粤北坪石作于1940年11月15日，同年12月25日发表于《现代文艺》第2卷第3期，见于《穆木天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
《恋歌》，黄药眠（1903-1987，广东梅州人）在桂林作于1940年5月，同年12月5日发表于《中国诗坛》新6期，见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诗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奴隶恋歌》，何彬（1915-1941，湖北咸宁人）在湖北恩施监狱作于1941年10月6日，发表于1942年11月3日《解放日报》，见于《新诗选》第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狱中歌声》，何彬在恩施监狱作于1941年11月，见于《革命烈士诗抄》，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
《爱》，侯唯动（1917-，陕西扶风人）在延安作于1942年1月8日，发表于1943年1月1日出刊的《诗垦地》第4辑，见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诗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诗八首》，穆旦（1918-1977，浙江宁海人）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时作于1942年2月，收入《穆旦诗集（1937-1945）》，1947年初版，见于《新诗选》第三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姑娘》，陈辉（1920-1944，湖南常德人）在河北涞涿平原作于1942年春，同年发表于4月出刊的《诗垦地》第2辑《春的跃动》，见于《中国现代新诗三百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诉》，严杰人在桂林作于1942年春，同年6月29日发表于《广西日报・漓水》；
《战斗情曲》，禾波（1920-，四川荣县人）在重庆作于1943年9月3日，发表于1946年8月出版的《诗激流》丛刊第2期，见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诗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出版；
《毋忘我》，林林（1910-，福建诏安人）离开桂林到香港后作于1943年，收入诗集《同志，攻进城来了》，文生出版社1947年9月版，见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诗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春天和蜜蜂》，穆旦在昆明作于1945年4月，收入《穆旦诗集（1937-1945）》，1947年5月初版，见于《中国现代新诗三百首》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据说，七月诗派诗人邹荻帆和长于爱情诗创作的阿垅，在抗战时期都写有爱情诗，但笔者未能觅到。
稍为涉及爱情的抗战时期的诗作，如艾青的《火把》、钟敬文的《今别离》等，都未计算在内，这里所列举的抗战时期爱情诗，便有21首之多。仅穆旦一人便作有9首。抗战时期“留下了爱情诗的空白”之说显得理由不够充分。
创作上列这些抗战时期的爱情诗时，年纪最大的是穆木天，他写《寄慧》时40岁了；年纪最小的严杰人，他写《烽火情曲》时才18岁。而且这里列出的他的两首爱情诗，都是那样出类拔萃、卓越超群，他真不愧为文学神童的称号。抗战期间，严杰人还有一首诗作《邱比得礼赞》，从题目上看，好像也是爱情诗，但笔者尚未见到这诗的正文，这里只能不加以评说。
这里列有作品的11位诗人，他们在抗战时期的新诗流派归属各不相同。属于延安诗派的是刘御、陈辉；属于以艾青为最重要成员的七月诗派的是侯唯动、何彬；属于中国诗坛派的是严杰人、钟敬文、穆木天、黄药眠、禾波、林林；属于新现代派（九叶诗派）的是穆旦。由此可见，当时中国新诗坛上各个诗歌流派，或多或少都有各自的诗人参与了抗战时期的爱情诗创作。
二、抗战时期爱情诗的特点
常言道：“国家不幸诗家幸”。在中国多灾多难的抗日战争时期，新诗的确取得了一次发展的机会，其中的爱情诗也取得了一次发展的机会。艾青在《论抗战以来的中国新诗》一文中说过：“抗战以来，中国的新诗，由于培植它的土壤的肥沃，由于人民生活的的艰苦和困难，由于诗人的战斗经历的艰苦和复杂，和他们向生活突进的勇敢，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多少地比过去任何时期更充实和更丰富了。”尽管艾青因为不关注抗战时期的爱情诗创作，只是从理念出发想当然地得出抗战时期没有爱情诗这一与事实不符的观点，但以他对“抗战以来”中国新诗的总体评估的精神来审视抗战时期的爱情诗创作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之处，还是合适的。
抗战时期的爱情诗，其数量远远不如“五四”至抗战以前那段时期的多。那段时期，不仅有散见于报刊和诗集的大量的爱情短诗，而且还有湖畔四诗人的《湖畔》（1922年）、汪静之的《蕙的风》（1922年）、郭沫若的《瓶》（1925年）、李唯建的《影》（1933年）等一些爱情短诗集和爱情长诗集。然而，抗战时期爱情诗的质量之高和精品所占比例之大，与过去那段时期的爱情诗相比，只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抗战时期爱情诗，虽然不过21首，但其中可称之为力作、杰作乃至绝唱的，就有穆木天的《寄慧》、陈辉的《姑娘》、钟敬文的《樱花曲》、何彬的《奴隶恋歌》、严杰人的《烽火情曲》和《诉》，所占比例约高达三分之一。抗战时期的爱情诗有其独特的特点：过去的爱情诗，往往局限在知识分子个人情爱悲欢之咏叹上；抗战时期的爱情诗讴歌的对象，则拓展到了下层劳动群众的爱情生活上。过去优秀的爱情诗，充满着反对封建主义的信息；抗战时期优秀的爱情诗，唱出了打倒帝国主义的最强音。过去的爱情诗，感情浓烈而思想力度稍为薄弱；抗战时期的爱情诗，感情同样浓烈而且更具思想力度了。
抗战时期，穆木天夫妇都任教于中山大学，先从广州迁往昆明，后又从昆明迁到粤北坪石。情深意切、语言平实的《寄慧》一诗，是穆木天在坪石写给还滞留在桂林的妻子彭慧的。穆木天及其妻女途经桂林同住于施家园一段时间，然后他又只身先期到达坪石。穆彭夫妇在桂林滞留期间，积极参与文化界的活动和从事文学创作之余，还经常和朋友们在家里谈论国家大事，为国家担忧。有一次，他们动容动情的议论，激动了经常在旁边听大人议论的小女儿穆立立，她情不自禁地喊出了要上前线去打日本鬼子的口号。穆木天大受感动。这一作为穆、彭爱情结晶的爱女的举动，诗人写到了诗里：“如同朝雾笼罩在江上，/忧郁笼罩在我心里，/但如同太阳撕破江上的浓雾一样，/我要用忿怒的战斗的火，/烧破我的忧郁。/慧！请你叫立立大喊一声吗：‘爸爸！给我多吃一碗饭，/我一个人也要打日本鬼子去！’”这一结尾以幼童之语出之，卒章申志，韵味深长。全诗把夫妻爱情、父母亲情与抗日救亡的爱国之志融为一体，读之感人至深。“在月色里，/我渡过了琥珀色的湘江，/湘江之水真是美丽！/我想着这一道水流过你的家乡，/如同松花江流在我的乡里。”诗中无一句直抒夫妻情意，而夫妻情意却已融化在两条江水的奔流里。穆木天是吉林人，故乡有松花江；彭慧为湖南人，故乡有湘江。诗人看到美丽的湘江流过妻子的家乡，想象着“如同松花江流在我的乡里”，又由美丽的湘江联想到祖国的锦绣河山“想到祖国的现在和过去”，并感叹道：“祖国没有得到解放和自由，/对着美丽的自然，/我永远是感不到欢喜和安慰！”把夫妻情意开拓为对祖国对人民的厚爱。诗里有诗人早年倡导的主、客观世界“交响”的余音，还成功地把象征主义的一些手法运用进去，增强了艺术表现的力度。毫无疑问，这是抗战时期爱情诗的力作之一。
钟敬文的《樱花曲》，把诗笔刻画的对象拓宽到国际领域更大的天地里，写了战时日本国土上发生的一个爱情悲剧，表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失去爱情失去幸福，造成深重灾难的巨大主题。一个名叫若子的日本姑娘，在樱花盛开时节，怀念着她那到中国来送死在战场上的情人。这首诗不仅在题材的选择上有其独到之处，在艺术表现上也很出色。它把“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那种“化我为他”的手法和魔幻主义的手法先后用到诗里去了。若子姑娘“对着霞彩般的樱花，/她做起白日梦来了”。她看见在中国“那笼罩着死底气味的原野上”的情人，“失神地在眺望，/眺望着他所来自的东方”，也就是他的日本故国。若子姑娘“本能地走前去，/那活着的年青人，/在不知道的瞬间/变成一具尸骸了，/口里仿佛还在低呤”，还以为他来送死是光荣的，真是死不觉悟。日本源于幕府时代的武士道精神流毒之深远，于此可见一班。这也正是许多战时日本姑娘失去爱情的时代原因的历史内蕴。诗的历史感是深厚的。这是抗战时期爱情诗中奇葩般的一首杰作。
革命烈士何彬的《奴隶恋歌》，如其小序所说：“奴隶们不是没有恋爱，而是有着更热烈更纯洁的恋爱。”诗篇通过恋人“我”来探监时对“你”的亲密备至的关怀，暖人心窝的体贴和殷殷勉励的生动描写，把一对革命爱侣无比高尚、无比纯洁、无比热烈的恩爱感情，尽情地宣泄出来。悲壮的探监画面，以柔美凄婉的情调勾勒出来，给人以崇高悲壮的美学感受。
严杰人的《烽火情曲》发表在《广西日报・漓水》上时，只是诗的第二段，全文于1941年6月20日发表在《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44期。第一段刻画了一个柔情似水般可爱的农村姑娘形象。她对着出征抗日正在前方为保卫祖国而战的情哥，唱出了缠绵深情的思恋之歌。和《烽火情曲》一样堪称绝唱的，是严杰人的另一首爱情诗《诉》：
一
“我是一个求乞者/你是一个施与者/我是那样谦卑/你是那样慷慨”
“我才是求乞者/你才是施与者/是我谦插/是你慷慨”
“不/我们互相求乞/我们互相施与”
二
“在地愿为连理枝”/我们用爱缠在一起
“在天愿作比翼鸟”/我们张开翅膀/向着光明/一起飞呀飞
严杰人学习民歌和古典诗歌，有他自己的特点和美学追求。他不像刘御及其《陕北情歌》等延安诗派诗人及其民歌体诗作那样，连民歌的句式言数也注重学习。严杰人则是撇开民歌的句式言数，而重在学习其表现技法。《烽火情曲》和《诉》，都运用了民歌的对唱格式，却不受民歌对唱格式两句对两句或四句对四句轮番对唱的局限。《烽火情曲》只用了对唱格式；《诉》第一段一、二两节是对唱，第三节是合唱，第二段又以合唱的形式出现，显得灵活多变。
中国历史上男尊女卑观念造成女性受教育程度低下，女性知识分子少得可怜，致使有些女性只要略具少许文化或稍有一点姿色，便自以为是了不起的骄人资本。因此，婚恋中的青年男子往往成为爱情的“求乞者”，对方则成为爱情的“施与者”。这是在爱情与婚姻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一个普遍现象。
思想深刻、观察细致、感觉敏锐的严杰人，对这种不平等的爱情，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主张爱情双方应该是平等的。他希望青年男女的爱情，既是“互相求乞”又是“互相施与”的爱情。《诉》一诗，形象生动地表现了男女双方，在爱情问题上由认识不一致到认识一致，再到行动一致的诗意流程，写得诗意盎然。
三、抗战时期爱情诗的影响
“五四”时期“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湖畔四诗人，其爱情诗成就最高的汪静之，于1979年回忆说：“湖畔诗人把情人看成对等的人，彼此之间是平等关系，诗里只有对情人人格的尊重。”“对情人人格的尊重”，并不一定就能说明“彼此之间是平等关系”。那时期，汪静之有一首题为《不能从命》的爱情诗，首节这样写道：“我没有崇拜，/我没有信仰，但我拜服妍丽的你！/我把你当作神圣一样，/求你允我向你归依。”此诗收入《蕙的风》。诗中描写的男子形象，就是一个“谦卑”的单方面的“求乞者”的角色。
“我必须是你身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是出自舒婷爱情诗名作《致像树》的警句。读者大都耳熟能详，发表在1979年《诗刊》第10期的这首诗（写于1977年3月27日，当时作者25岁），颇为引人注目，好评如潮，至今盛名不衰。《诗刊》副主编、编审、诗评家朱先树说：“舒婷的《致橡树》，由于所表现的是一种打破尊卑的勇敢，追求人的自我价值平等而受到普遍的欢迎。”著名诗评家谢冕说：“在爱情与婚姻受到严重污染的今日，舒婷这首诗否定了爱情的依附关系”，表现了“这诗的主人公”“对于独立的爱情和生活的渴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诗评家吴思敬还评论道：“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女人被封建的纲常礼教压在最底层，女性的独立人格被极大地扭曲，形成了对男人的根深蒂固的依附心理”，“这种心理即使到了现代社会也仍然有强大的市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舒婷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唤”，是“新时期女性人格独立的宣言”，“这无疑体现了女性意识在新时期的觉醒与张扬”。这些评价是相当高的了。然而，晚了25年才面世的《致橡树》，其思想艺术境界，并未达到《诉》的水平。
创作于抗战时期的《诉》一诗，其第二段首节“‘在地愿为连理枝’/我们用爱缠在一起”，令人想起民间情歌“入山看见藤缠树/出山看见树缠藤/树死藤生缠到死/树生藤死死也缠”；末节“‘在天愿作比翼鸟’/我们张开翅膀/向着光明/一齐飞呀飞”，则更令人想起《驾新郎・别友》一词的结尾：“重比翼，和云翥。”两者都把昂扬的革命激情和儿女柔情融洽地纠合起来了，给人以浑然一体的深切感受。全诗写得这样深入浅出，这样意境高远。那即使是较为杰出的诗人，也难以做到。
作为九叶诗派代表性诗人的穆旦，他写于抗战时期的9首爱情诗，时代色彩最为淡薄，从字面上看，不能判断它们是写于抗战时期，经现代派诗歌鉴赏行家讲解，仍然嗅不到它们的时代气息。因为诗中用以表现其思想的，是人们大都不习惯的所谓“戏剧化”等现代派手法，让人感到十分难懂。“穆旦的《诗八首》是一组有着精巧的内在结构，而又具有深厚的哲理内涵的情诗。全诗以‘你’、‘我’和代表命运和客观世界的‘上帝’三者之间的生息消长的冲突推动着爱情和生命过程的发展为线索，展开各种矛盾斗争，并且由此构成张弛有度的内在节奏和浑然一体的戏剧性情境。”尽管有九叶派诗歌鉴赏行家作出如此解释，也还让多数读者对原诗感到朦朦胧胧，如坠五里雾中，有人说它们表现了爱情没有永久性。
总之，抗战时期的爱情诗，应该在中国新诗中占一席之地，后来的诗评家中，有人说它们哲学内蕴深厚，而艺术性更是高得不得了。其实“诗无达诂”，见仁见智，各自评说去吧。
参考文献：
1、艾青《和诗歌爱好者谈诗――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艾青谈诗》，花城出版社，1982。
2、艾青《中国新诗六十年》，《艾青谈诗》，花城出版社，1982。
3、谢冕《永不衰老的恋歌――论现代爱情诗》，《中国现代诗人论》，重庆出版社，1986。
4、冯光廉等《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5、冯光廉等《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编后记》、《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
6、冯光廉等《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7、转引自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第9篇：诗经中的爱情诗范文
关键词：十四行诗；爱情观；结构；韵律；意象
中图分类号：I106.2？摇 文献标志码：A ？摇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1-0150-02
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人类文学殿堂中最瑰丽璀灿的一块明珠，无论在体例还是内容上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热情的讴歌了友谊和爱，青春和美；感情充沛思想深邃，节奏鲜明辞采优美，就其艺术力量和意象的丰富而言足以和他的戏剧媲美。纵观十四行诗，其主题不外描写时间，友谊，爱情和艺术，往往若干成一诗组，表现同一题材。粗略一读，难免给人一种重复感，似乎是诗人随心所欲之作，但因为诗本身的结构技巧和语言技巧都很高，所以几乎每首都存在独立的审美价值。十四行诗的第116首，抒发了莎士比亚对永恒的向往和对爱情的坚贞，让人难以忘怀。本文将从诗歌的结构韵律和意象等方面，探讨116首诗中所折射的爱情观。Sonnet 116 Let me not to the marriage of true minds，Admit impediments. Love is not love，Which alters when it alteration finds，Or bends with the remover to remove：O，no，it is an ever-fixed mark，That looks on tempests and is never shaken：It is the star to every wandering bark，Whose worth’s unknown，although his height be taken.Love’s not Time’s fool，though rosy lips and cheeks，Within his bending sickle’s compass come：Love alters not with his brief hours and weeks，But bears it out even to the edge of doom.If this be error and upon me proved，I never writ，nor no man ever loved.
沙翁十四行诗中占统治地位的，归根结底是一个“爱”字。罗益民教授提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表达的爱情观体现在三个方面：真，善，美。”[1]从诗中的描写可以窥见诗人灵魂深处对爱情的认识，其爱情况观无疑是被较彻底地曝光了一次。透过这些闪闪烁烁，亦实亦虚的诗行，我们感受到，诗人同我们一样，对爱充满了激情与苦恼：一方面表现为对爱情“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另一方面又对爱情的中的背叛，时间的摧残，短暂的爱情与永恒的存在矛盾的迷惑。116首诗正是一首被世人所称道的爱情的哲理诗，通过此诗，“莎士比亚论述了爱的最高境界是真。”[2]此诗真爱的命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论证。
一、结构
起源于中世纪意大利的十四行诗在16世纪时由托马斯·怀特爵士传入英国。这种最初的“意大利体十四行诗”经过英国诗人们创造性的运用和改变，在英国诗坛声名鹊起，成为一种重要的诗歌形式。英国的三位著名十四行诗作者为：菲利普·锡德尼，埃德蒙·斯宾塞及威廉·莎士比亚。其中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不论从格式还是韵律上来说，皆为英体十四行诗之最，达到了巅峰造极，不可超越的境界，堪称字字珠玑，篇篇锦绣。从诗歌的结构上来看，英体十四行诗为4-4-4-2结构，即由三个四行组（quatrain）和一对偶句（couplet）组成，韵脚为abab cdcd efef gg。这种诗歌的形式，一方面“很容易形成一种向前推进的辩论体，适合于英国人理性的发挥，”[3]同时不同段落使用不同的韵脚，更利于表现英语丰富的韵律及节奏，诗人也可以不受前后两段韵脚一致的约束，更加自由奔放地表达自己的心声。此诗的第一个四行从正反两面引入作者的爱情观：真爱不会受到任何阻碍，并假设随波逐流，朝秦暮楚的爱情并非真爱。第二个四行通过比喻来突出真爱的形象：爱情如恒久的标计，指路的星宿。第三个四行强化真爱能对抗时间的腐蚀。十四行诗的最后两行，往往构思奇诡，语出惊人，既是全诗点晴之作，又自成一联警句格言。且看本诗的最后两句吧：“如果这些话有误，并证明我确有错，就算我从未写过，也从未有人曾经真正爱过”。而事实恰与最后一句话相反：诗行已被写下，轰轰烈烈的真爱正被不断上演。这就说明了，莎翁在此诗中所说的话有确凿无误，真爱永恒。莎翁调皮地在最后两排诗行中，通过不可能实现的否定，达到了对自己的肯定，让人眼前一亮。通过三个四行诗组，诗人层层逼进主题，使读者对真爱的认识从理性定义变成了形象化的描述，对真爱的认识步步加深。莎士比亚成功地让诗的形式和结构服务于诗的主题。
二、韵律及重复
本诗严格按照十四行诗的要求，压的韵为ababcdcdefefgg.同时，还增加了其他的音韵效果，如头韵“whose worth’s”，尾韵“lips and cheeks”，这不仅是诗歌音乐美的一种表现，而且读来朗朗上口，让人对真爱的形象过目不忘：真爱并不是朱唇和芳容和吸引。重复的手法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重复否定及词重复变形。本诗否定词的使用贯穿在字里行间，如：开篇的否定“let me not”，中间两次使用“love is not”，最后的“I never writ，nor no man ever loved”。这些反复出现的否定词，看似信手拈来，实则独具匠心。重复使用否定词不仅简化了语言，使之有了音乐中重复某个音节的美感。如“Love’s not Time’s fool”一句便通过否定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莎翁的观点：爱不为时间愚弄。同样地，在本诗的第二句中，就出现了两个词变换形式的重复“alter”和“remove”，重复使用让读者刻骨铭心地记住了真爱变质的两种情况：遇上变化，便随之而易；一旦迁流，便恋情别移。
三、意象
诗的意境离不开修辞手法的使用，在本诗中，隐喻和比喻的使用让意象之美更加突显。如“the marriage of true minds”中，思想的结合用了隐喻“marriage”。“marriage”是通过法律的程序的兼有义务责任的结合，这样一来，让两个思想的结合也变得庄严肃穆。再看“it is an ever-fixed mark that looks on tempests and is never shaken ”此句中，诗人把爱情隐喻成恒久不变的标记，爱情坚若磐石韧若蒲草的形象也变得栩栩如生。紧接着，作者再把爱情喻为“指引方向的星宿”（it is the star to every wandering bark），宛如让我们在黑暗中，看到了那一束明亮温和的光芒，给迷途的心以慰藉和方向，让爱人从此互相依靠。而最让人过目难忘的意象，是第十行中，诗人用镰刀比喻为时间的腐蚀，这是莎士比亚的诗中最为常见的意象之一，时间对相爱双方容貌的摧残，激情的削弱，考验着爱人们的意志和真爱的程度，把真爱的艰难描写得淋漓尽致，生动地表达了真爱应该坚定始终如一的观点。
莎士比亚通过严谨的诗歌结构，灵活的修辞和生动的意象，向世人传达了美好的爱情观。他向往着永恒，讴歌矢志不渝，白头偕老的爱情。但坚定而稳固的爱情，是不可能轻易得到的，它要靠思想的水乳相融和精神的珠联璧合。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人文主义赞扬人的个性，宣称人生而平等，赋予了人和人的生存以全部重要性和新的意义。在116首诗中，一方面，莎翁褒扬海枯石烂心甘如一的爱情；另一方面，时光的考验，容颜的衰退对爱情的影响，让莎翁疑虑重重。爱情的坚定是人性中积极的一面善的一面，而这不也是人文精神的发扬光大吗？本诗只是众多十四行诗中的一小首，一叶知秋，我们不难理解，莎士比亚的十四诗是一座高峰，当得起空前绝后的美了。
参考文献：
[1]罗益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拓朴学爱情观[J].国外文学，2011，（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