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值管理制度精选(九篇)

第1篇：市值管理制度范文

关键词：薪酬粘性 非效率定价 股权制衡 公允价值变动

一、引言

根据功能锁定假说，投资者对于财务信息的分析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记忆归类现象，这一现象可能使得投资者以为某类财务信息的确认或是披露的位置不同而做出不同的投资决策。2006年新会计准则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采用两种处理的方法，直接计入资本公积的公允价值变动不如计入利润表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于上市公司净资产报酬率的影响程度，因此，管理层就很可能因为公司业绩，尤其是自身的薪酬利益对于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进行人为的操纵。鉴于FASB与IASB对于这一问题采用单一业绩报表的模式进行确认和计量，我国于2009年生效的第三号解释公告中将原先的两种不同公允价值计量变动，尤其是将原先由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引发的公允价值变动调整计入利润表中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这使得原先两种不同的列报转换为现如今都全部计入利润表之中，这一准则自2009年实施以来，在现如今非效率定价的市场环境下，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是否仍然会对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薪酬产生重大的影响，由2009年之前的两种列报到如今的单一业绩报表模式是否对于这一问题起到了应有的缓解作用，这些都应该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对此展开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Jensen和Murphy（2004）通过对30年来西方高管薪酬激励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后认为，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可以通过“薪酬包”的设计来减轻成本，董事与股东的问题则可以通过强化董事会的监督职能；Hodder（2006）研究发现全面公允价值收益的波动程度比综合收益波动程度更大；Danbolt和Rees（2007）研究结果表明，公允价值收益比历史成本收益具有更高的价值相关性，对于管理层的薪酬有着更大的影响；Leone和Jackson（2008）对于管理层的薪酬粘性以及上市公司的公司业绩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具体分析了管理层薪酬粘性的影响因素，认为管理层薪酬粘性与公司的业绩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Lee（2009）检验了财务业绩与公司治理结构即股权结构与CEO业绩薪酬敏感度之间的关系，研究侧重点在于比较年度间公司股权结构，业绩指标对于CEO的薪酬的影响程度，通过对澳大利亚和新加坡公司的对比分析，具体研究了公司治理结构与管理层薪酬粘性之间的相关关系。

（二）国内文献 国内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近几年，张金若（2009）认为高管者能基于薪酬原因操纵金融资产分类，并为利润表朝向综合收益改革提供经验支持；毛洪安和张天楠（2012）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股权制衡，公司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高管现金薪酬与股权集中度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周晖和杨静（2012）发现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负相关），不同产权性质影响程度也不同；步丹璐等（2013）以中国国航为研究案例，分析高管薪酬粘性特征对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以期从高管薪酬机制中关于对高管投资行为规定的特点找到对管理层投资行为的直接解释。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大体上与公司的业绩呈正相关关系，在非效率定价的市场环境下，我国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在公司业绩提升时得到了大量的现金以及权益薪酬，然而在公司业绩下滑的时候，却没有得到相同比例的处罚，这一“重奖轻罚”的现象是否与公司的股权结构存在较大的关系，综合分析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于管理层薪酬粘性的影响程度，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2009年新准则3号解释公告生效以来，上市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总体上与管理层薪酬粘性呈正相关关系

2009年3号解释公告使得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从原先计入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公积转变为统一计入利润表中的其他综合收益，这使得原先管理层为了自身薪酬利益人为操纵金融资产分类的现象得以缓解，然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于上市公司的业绩报告有着重要的影响，2009年以来，这一计量的上差异的转变可能仍然会对管理层的薪酬粘性产生影响。

假设2：在非效率定价的市场环境下，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与管理层薪酬粘性存在正相关

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度对于公司的运营有着重要影响，当其他大股东对于第一大股东的制衡能力较弱，这时第一大股东可能会基于自身利益做出不合理的经济决策，这对于公司管理层的薪酬有着重大的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大部分上市公司业绩有所下滑，然而，管理层的薪酬却没有大幅下降，这种“重奖轻罚”的现象是否与公司的股权制衡度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年至2012年深交所主板A股部分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一共收集530家，由于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的行业特殊性以及部分上市公司上市时间较短，同时由于部分公司是特殊处理公司，为了消除异常值和极端值对于数据分析结果的影响，因此，对于部分收集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剔除。其中剔除金融保险类公司25家，上市不足3年的公司17家，终止上司公司48家，暂停上市公司36家，ST类上市公司51家，剩余353家。根据以上收集数据，从中选取90%作为样本数据，最终获得有效样本公司共310家。以上样本公司的年度财务数据来自CSMAR系列研究数据库，部分样本公司年报数据来自证监会指定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四、实证检验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采用SPSS 20.0 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描述性的统计分析，表（2）为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粘性的最小值为-134.3989，最大值为656.2774，均值为1.0208，在数据分析的过程中，本文首先分析了高管薪酬的变化幅度，从中可以看到，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薪酬总体水平较高，在部分上市公司甚至出现了“天价薪酬”的现象，总体上而言，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薪酬变化幅度不大，并没有出现较大的下滑或者上升的情况；在上市公司净收益变化幅度方面，我国部分上市公司收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公司的净收益变化幅度较大，由此得到了管理层薪酬粘性的描述性数据，从中可以看到，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并没有随着公司业绩的降低出现较大的下滑；其次，在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方面，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总体上出现了部分下滑的现象，最大值为0.1057，最小值为-0.0982，均值为0.0012，上市公司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这一项较之以前年度的数据产生了小幅的下降；在股权制衡度方面，从表中可以看出，最大值为580.1904%，最小值为1.6859%，均值为26.5138%，由此可见我国上司公司的股权结果明显不合理，第一大股东对于上市公司的控制力明显要强于其他大股东，总体上而言，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而控制变量的LEV，SIZE，ROE和FM的最大值、最小值、均值和方差都在表中有所体现，总体上看来，上市公司规模较大的企业，管理层薪酬粘度较为明显，公司的股权制衡度较高，上市公司负债水平较高，公司成长性较好。

（二）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结果见表（3）、表（4）、表（5）和表（6）。可以看出，样本数据的拟合优度调整的R2为0.903，而F值为118.351，其双侧显著性水平为0.008，低于设定的显著性水平5%。说明方程拟合度较好，具有较强的统计学意义。回归结果显示：（1）从系数表中可以看出，上市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FVI的非标准化系数为1.568，其t值为-2.732，由此可见，2009年新准则3号解释公告实施以来，我国上市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总体上而言对于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薪酬敏感度是正相关关系，这与假设1相符，然而，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其t值仅为-2.732，t值较低，其解释能力较差，显著性不高，由此看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这一财务数据对于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之间敏感性的调节能力较差，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可能是我国经济正处于战略转型期，资本市场还有待完善，尤其是在公平市场交易方面以及评估市场方面还需要加强；（2）上市公司的股权制衡度COUTEST，其系数为0.698，Sig.值为0.039，这说明在股权制衡度较高的上市公司当第一大股东并不愿意给管理层较高的薪酬，或是在公司业绩出现大幅下降时，在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作用下，上市公司管理层的薪酬并不会出现大幅的下降，其他大股东希望通过薪酬激励增强高级管理层的工作效率，从而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这种“重奖轻罚”的现象在股权制衡度较高的企业较为普遍，这与假设2相一致； （3）在控制变量方面，从系数表可以看出，上市公司规模较大，经营业绩较好时，公司的负债水平通常较高，然而，公司的成长性水平FM，其t值为0.632，Sig.值为0.528，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上市公司的成长性水平与管理层薪酬粘性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上市公司规模SIZE的Sig.值也大于了5%的水平，可见这两个控制变量对于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粘性的影响较为复杂，需要深入研究分析。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1年至2012年深交所主板A股部分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非效率定价的市场环境下，通过对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上市公司规模、成长性、负债比例、公司业绩等财务信息，综合分析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于管理层薪酬粘性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2009年新准则3号解释公告生效以来，上市公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总体上与管理层薪酬粘性呈正相关，在非效率定价的市场环境下，上市公司股权制衡度与管理层薪酬粘性存在正相关。因此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以及非效率定价的市场环境下，政府与上市公司首先应该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公允价值的优越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对于企业净收益的增长有着突出的作用，然而在我国当前制度下，无法满足公允价值估计特征的要求，尤其是在管理层薪酬激励体制上存在严重的漏洞，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激励体系，同时，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发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于市场经济的作用，这些对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周晖、杨静：《上市公司公允价值计量与高管薪酬激励研究》，《当代财经》2012年第8期。

[2]毛洪安、张天楠：《股权结构，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珞珈管理评论》2012年第2期。

[3]陈冬华、陈信元、万华林：《国有企业中的薪酬管制与在职消费》，《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4]李善民等：《高管持股，高管的似有收益与公司的并购行为》，《管理科学》2009年第12期。

[5]Jensen M and K J Murphy .Remuneration： Where We’ve been， How We Got to Here，What are the Problems and How to Fix Them.Working Paper， 2004.

[6]Hodder L.，Hopkins P. and Wahlen J.. Risk Relevance of Fair Value Income Measures for Commercial Banks. The Accounting Review，2006.

[7]Danbolt J.and Rees W.. Market- to-Market Accounting and Valuation：Evidence from UK Real Estate and Investment Companies. working paper， 2007.

第2篇：市值管理制度范文

关键词：企业价值；管理层权力；产品市场竞争程度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10-00-01

一、研究背景

管理层拥有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这些权力能够保证决策的顺利推进，并提高企业价值。然由于问题的存在，管理层可能会利用权力进行寻租，造成企业价值的波动。产品市场竞争作为外部治理机制能够抑制管理层运用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因此本文研究管理层权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的调节效应。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管理层持股能带来利益趋同效应，降低管理层的寻租行为和成本，从而提高企业价值。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兼任有利于改善信息沟通效率和决策速度，提升企业的价值。教育背景越好，其专业知识与管理技能越丰富，越有利于做出改善企业价值的正确决策。综合来看，管理层权力越大，管理层的能力越能得到充分发挥，有利于提高企业价值。因此，提出假设H1：管理层权利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

当市场竞争程度加强时，管理层考虑到经理人市场优胜劣汰的情况，表现不好可能被公司解雇，因此，此时管理层会努力帮助公司超越其竞争对手，提升企业的价值。因此，提出假设H2：当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加强时，管理层权利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更显著。

（二）数据来源

选取2013年-2015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剔除一些存在缺失值的公司，总共得到1062个观测值。数据来源于数据库，采用SPSS进行分析。

（三）模型建立

为了验证H1，建立回归模型（1）：

三、实证分析

（一）回归结果分析

a. 因变量： 托宾Q值

由表1可知，两职兼任、管理层持股、管理层教育背景的系数都显著为正，验证了假设H1。另一方面，管理层持股比例的系数为0.192，两职兼任的系数为0.021，管理层教育背景的系数为0.018，说明管理层持股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最大，管理层教育背景的正向影响最小。

（二）进一步研究

进一步考察产品竞争强度对于管理层权力影响企业价值的调节效应。

a. 因变量： 托宾Q值

由表2可知，三个交互项的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下都显著为正，而且三个维度的管理层权力的系数与表1的回归结果相比都显著变大了，说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存在对于管理层权力影响企业价值的正向调节效应，所以验证了假设H2。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以2013年至2015年中国创业板上市企业数据为基础，发现管理层权力对于企业价值有正向的影响，且各个维度的管理层权力影响程度不一样；产品市场竞争能显著影响管理层权力与企业价值的相关关系。

第3篇：市值管理制度范文

（一）创业板溢价机制中的投机行为分析

创业板作为一个新兴资本市场，在不断完善其固有机制，为高科技企业提供有效融资服务的同时，也存在着制度不健全、机制不透明等诸多问题。而其中高溢价发行所带来的高风险与成长性挤出效应，已经严重影响了创业板的进一步深化发展。在现有溢价机制之下，支持创业板市场高股价、高估值的最重要因素，应当是这些高科技企业的高成长率与高盈利性。由此带来的为市场所认可的高额资本回报率才能反馈至创业板市场，形成正向的市场引导功能，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创业板，为更多的科技型企业提供融资的可能性，并由此形成创业板市场的良性化持续发展。但是资本的逐利性与贪婪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与其他利益集群，希望借助对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包装与概念炒作，抬高股票估价以实现股票的高溢价发行，最终实现其短期套利的根本目的。在具体实施中，公司所有人与发行人往往对拟上市企业的行业前景、专利数量、科研实力及创新能力等进行包装与过度宣传，以此作为创业板公司实现股票溢价的依据，并由此推高公司的估值，实现公司股票高溢价发行的根本目的。在强化市场效率，激励投资的同时，市场参与者主体的自控能力与内部监督，是法律法规无法回避的现实。由发行者与相关机构来最终确定股票的发行价格和溢价幅度，虽然在形式上是由市场机制来形成发行价格，但实质上是市场监管者对自身义务与责任的回避，并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对高新科技的价值判定与数值量化。因此，在创业板的股票估值与价格认定上不能完全由发行人和券商来决定其价格。如果不对创业板中的投机要素做出相应规制，基于技术这一无形财产的价值评估与盈利预期，所形成的创业板溢价机制中的政策利好将被投机行为消耗殆尽，出现股价与企业成长性的倒挂，并进一步加深市场的不信任感。股值认定的科学与合理直接决定了创业板企业的投资价值与融资意义，对这一要素进行不加规制的完全市场化制度设定是存在极大瑕疵的，严重影响创业板的正常融资功能，增加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

（二）融资最大化下的无形财产价值异化

融资功能作为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之一，对于促进社会资本形成、完善金融体系、调整经济结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创业板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即是为了便利投资，扩大融资渠道。但是在这一融资过程中，证券市场最初的市场化高估价所带来的融资利好，很快被过度的融资需求所替代，融资最大化的需求畸形进一步加剧了无形资产价值的异化。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通过最大化提高股票估值，依靠较高的溢价发行价格从证券市场获得更多的资金，成为高科技企业上市的唯一目的。例如数据显示，在我国首批上市的二十余家创业板公司中，平均市盈率超过五十倍，而市盈率最高的宝德股份则高达近八十倍，远高于A股市盈率以及中小板的市盈率，这种超高的市盈率除了满足融资需求外，并不利于创业板市场的良性有序发展。如果说在无形资产价值异化过程中，投机性要素是利用了外部监管缺失的漏洞，那么融资性目的之滥用则成因于市场化估价的法律让渡。当创业板市场的股票定价完全依赖于技术等无形资产的市场评判时，市场本身定价手段的匮乏和评估机制的缺陷，导致了在无形资产价值认定上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创业型企业希望能够通过技术的资本化来获取其进一步发展所需的资金，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其融资目的；另一方面，专利成果等无形资产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因为统一标准的缺乏而具有极大的随意性，融资能否成功以及融资的规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型企业对其专利技术的市场化运作。在创业板创建初期和公司刚上市时期，市场及投资者对这些科技型公司的成长预期超出了正常水平，导致股票估值和发行价格远超其实际经营状况所能支撑的水平。这一融资的放大效应被市场的后续进入者所利用，利用对高科技概念的投机和对市场的操纵，人为抬高股价以实现股票高溢价，达到超额融资目的。但是法律设定所形成的政策惯性，使得政府等行政管理者不愿承担因为过度投机和超额融资所导致的市场风险和监管责任。融资最大化的利益驱动加上资本市场的逐利本质，使得无形资产价值异化的泡沫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大，最终背离创业板市场融资功能的初衷。

二、无形资产的价值判断：法律平衡下的理性回归

在对创业板溢价机制的分析中，无论是溢价机制的形成还是股票发行价格的畸高，其根本问题都在于创业板价值所依托之无形资产价值判断的法律规制与有效监管。当立法趋向于依靠市场的力量来完成对股票定价中的无形资产评估与资本合理规制时，其对市场的尊重和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可并没有错，但是市场主体的投机异动与资本扩张却扰乱了市场机制运行的正常秩序。强化市场参与主体的责任承担，扩大外部监管的积极作用，成为无形资产价值判断法律平衡的FRIENDSOFACCOUNTING公司治理重要内容。

（一）无形资产价值判断的法律解析

价值表现形式的无形性是技术类资本的最大特点，但这一无形性特点却对资本市场的运行产生了极大的障碍。当技术成为高科技企业的核心价值与最为重要的融资手段时，其价值判断无论在方法还是在计量上，都迥异于货币、实物等有形物。技术作为提升产品质量、增加企业创新能力的信息集成，是知识积淀的质变突破，体现为一种与生产过程相关的方法、工艺及知识（平全虎等，2004），是技术秘密、管理经验与生产技能的综合体现，其价值判定必然体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实物形态的出资在价值认定上可以借助类型化的市场定价与价值测算，得出较为准确与公平的量化结果。但是在技术股权的价值判定中，除了研发成本与中间费用的具体量化之外，还有大量凝结在技术中的智力要素需要实现资本的价值量化，同时依托技术而产生的智力与资本的期权利益也需要得到资本化的利益补偿。但是在实践中，无形资产的价值确定，往往受制于经济环境、技术认可度、技术变现效率、法律法规及政府决策等一系列外部因素，很难进行科学、中立、权威的价值评估，技术股权进而也就具有极大的价值弹性与波动空间。因此，《公司法》难以通过有限的立法手段完成对无形资产价值评估的翔实规范，只能交由中立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市场化的评定，但这种评定方式或多或少又会受到人为因素与市场趋利行为的影响而产生价值的异变，偏离价值的中立性标准。

（二）无形资产价值判断的理性反思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对无形资产价值的评判加以分析，则其价值判断的不确定性不只是对无形资产的价值大小产生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直接决定了以无形资产为决定要素的科技型企业的股值认定与溢价评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中国股市IPO发行与定价方式演变》的调查研究报告中指出，新股发行定价的关键因素是每股税后利润和发行市盈率这两项指标。报告别指出在税后利润的计算上，应参照证监会《股票发行定价分析报告指引》的第四条有关“发行价格的确定方法和结果”的相关规定，说明发行价格的测算方法、二级市场的定位、商定的发行价格和市盈率倍数，综合公司现状和发展前景，确定利润幅度。在发行市盈率的计算上，研究报告则建议采用参照沪深两市平均市盈率的做法。在这两项指标要素的综合评判上，并没有针对无形资产的特别规定，但是无形资产作为现代企业的一项重要财产，对股票价格评定的重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这两项指标自然适用于股票定价中的无形资产价值要素。但无论是税后利润的计算还是市盈率的评定，都无法直接用以确定无形资产应当具有的实际价值。以创业板为例，在其股价认定中，因为其主要内容是对技术类无形资产进行价值判定，故而无法形成确定的发行价格测算方法；又因为证监会已经将价格评定的权利全权委托于市场，则必然是由市场主体来商定股票的发行价格和市盈率倍数，由此又陷入了制度理性与资本量化的博弈困境。在这一制度预设与细则规定之下，证券市场主体作为无形资产价值化的受益者，又兼具市场的自发监管者身份，必然导致投机盛行、监管缺位。但是，如果恢复到由证监会或政府主管部门主导一切的股票定价机制，则无形资产的资本属性很有可能被忽视，其市场价值也完全可能被低估。政府监管部门非专业性的价值评定制度设计与技术手段的运用，更会冲抵证券市场的融资效应，抑制技术市场的发展与科技的创新。因此，在无形资产的价值判断中，过严的法律规制将阻碍市场的融资功能，而过宽的制度设计又会造成市场的投机与随意。只有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企业的技术发明、专利成果进行体现市场规律的成本核算与价值评定，并依照法律规范建立合理的追责机制与监管体系，才能正确实现对无形资产的价值评判。

（三）无形资产价值判断的法律平衡

无形资产价值判断的合理实现，其根本在于解决市场估值与约束机制的协调问题，需要运用相关的会计准则、法律规范所形成的基本机制和程序规范约束市场的利益冲动，在法律框架之下实现两者的利益平衡。一方面通过市场化的价值评估和核算，计算无形资产的相关价值；另一方面也要借助中介机构与审计机构之功能，对无形资产价值评估的合理性加以规制，在实现无形资产应有之价值的同时又防止无形资产价值的虚高。在无形资产价值的合理评定中，对市场行为的自治性的保护，使得法律一直试图在私法自由与公法干预之间寻求一定的平衡，以实现最优的市场功能。同样以创业板溢价机制为例，作为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行为，股票估值与发行价格的确立原来应当按照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由市场主导，但是当市场主体获取信息不对等，市场竞争被人为扭曲时，尤其是当交易一方处于不对等状态，甚至将对他人产生不利时，公法介入即具有了正当性与必要性（赵旭东，2004）。此时的公法调整，是为了保障市场参与者地位的实质平等和交易的高效与安全，而不是为了限制平等主体在私法自治下的意思自由，其目的是通过合理的监管行为保证交易的平等，并以此解决安全和效率的平衡问题。从现代商业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效率优先已成为其理念基础，我国目前的《公司法》、《证券法》及相关规则，之所以在无形资产的价值判断上赋予市场极大的权力空间，其根源也在于认定市场为最有效的评价手段。但是市场化价值判断中的效率优势并不能完全取代对于评判结果公正与合理的要求，效率的优先与公平的兼顾也并不产生必然的矛盾，两者的平衡体现为效率的优先与结果的公平。应当通过以会计准则核算为基础的内生性自律行为与以法律监管为内容的外部约束机制的共同适用，寻找无形资产价值评判中效率与安全的最佳契合点（张维迎，1996），实现其价值评判的合理与合法。

三、无形资产的价值优化：自律与法律的双重规制

（一）无形资产合理价值的实现路径

在无形资产的价值实现过程中，应确立市场的基础性价值评定功能，并以此实现无形资产公允价值的合理评判，通过市场参与主体的自我约束与市场的外部规制，实现对违反市场机制行为的自律纠错与外部规制。在《深圳经济特区无形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的第四章专门规定了无形资产评估中的法律责任承担问题，第十八条规定：“评估机构有渎职行为或与委托人串通提供虚假结果，给国家或他人造成损害的，评估机构应与委托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的刑事责任。”第二十条规定，在评估工作中、不负责任，致使无形资产的评估结果严重失实的，应对该评估机构予以处罚。这两条规定遵循了上述规制原则，突破性地明确了评估机构这一市场参与主体的责任，具有重要的法律示范意义。但是相关条款仅强化了外部监管的责任约束，并没有对评估机构和其他市场参与主体的自我约束加以法律设定，也缺少对外部监管部门权力界限与连带责任的规范要求，综上，应当在其法律规范设计中，增加内部监管与外部约束协调适用的条款规定。这种双生性的路径优化缺一不可，因为商事活动主体的自律行为可以在私法自治最大化的语境下实现对违规行为的纠正，外部法律规范与监管机制的适时介入则可以在尊重市场主体自主性的前提之下，解决其固有之唯利缺陷。因此，无形资产价值合理实现的最佳路径抉择，应该是对市场的价值评判功能的维护与激励，具体表现为法律规制与主体自律相结合的制度化约束体制的价值确认与投机抑制。

（二）市场本源下的内生性规制

市场标准作为无形资产价值最大化的量化指标，通过市场参与主体的内生化自律规制，是实现市场量化功能的优先选择。这一市场本源下的内生性规制强调对信息披露的要求，注重公司内部监管力度的强化（王园林、刘子东，2011），以便于我国统一化内控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其具体规制指标包括以下四方面：1.强调董事会独立性。董事会作为公司的重要机构，在内部自律约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职责包括对券商及其从业人员进行监督（余龙、王世霞，2011）、商讨制定承销规则、督促相关市场参与主体执行相关法律规定、保护投资者利益，上述职能的规范性履行能够有效地约束市场参与主体的内部人控制行为。2.规范企业行为与道德准则。主要通过依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对企业开展运行效率评估、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咨询规划等措施，尽可能提升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及内控水平。同时，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明确企业道德准则，以投资者保护为核心道德标准。3.强化公司内部审计职能。这一措施具体包括两方面内容，首先是公司内部的审计监管，主要是通过会计师等对报表审计意见的签署加以实现；其次是公司内部的律师监管，通过实时的法律风险评估与法律风险预防实现相关内控职能。这一制度设计中的关键点是对内部审计机构的责任进行明确规定，要对相关机构因审计失误所造成的评估问题进行追责，相关个人也要承担连带责任。4.增强公司治理信息公开。依法将企业自身财务现状、人事变动、经营状况等信息和资料向证券管理部门报告，并向社会公开。使投资者充分了解有关信息，对公司无形资产市场评估的合理性加以分析，抑制发行人和承销商的投机行为，以保障投资者利益、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并进而实现自我约束与自我控制。在具体程序设计上，可以参照纳斯达克信息披露制度中的初次发行披露和持续公开披露规则（余龙、王世霞，2011）：首次披露主要以招股说明书形式进行，持续信息披露则针对与证券交易和证券价格有关的一切重大信息。

（三）法律监管下的外部约束

第4篇：市值管理制度范文

关键词：期货；套期保值；风险控制

引言

期货的概念是区别于现货设定的，期货发生在现在，但是在未来实现，同时通过一定的物品表示出来。期货具有双重性，强调双方交易，多买多赚。但是期货交易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如果不能准确地把握市场动向，很可能导致亏损。目前，我国的期货市场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因此，加强对期货套期保值风险控制问题的研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一、期货基本理论概述

1.期货交易机会原理

在期货市场中，无论买入的数量多少，都不需要一次性完成现金支付，而是需要缴纳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以此具备了交易的权利。在中国期货市场中，一般保证金为总金额的5%，即使是5%，也能起到融资的作用，这也体现了期货的机会特点。同时，期货交易具有随时性的特点，一定程度提升了期货市场的安全性，也是期货市场安全与股票市场的原因。期货与股票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也存在较大的区别。期货本身不创造利润，有一方获利，另一方必定亏损，并且盈利与亏损的水平基本持平。

2.套现保值表现

现货市场中存在固有的风险，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期货市场固有风险也逐渐显现出来。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存在相对性，现货市场中商品可以在期货市场中得到转换，而现货市场中买进，也可以再期货市场中卖出。经过这样反复的几个回合，由于现货市场中商品价格的变动，买卖交易会出现亏损，期货市场需要做出相应的补偿，降低交易的风险，维持交易市场的平衡。

3.套现保值基本理论

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同在一个大环境下，两者既存在一定的差别，同时也发生了一定的联系。价格趋势是两个市场共同的特点，在同一个环境下，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都会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价格波动存在同时性。然而，两个市场的市场形态是对立的，如果现货市场盈利，那么期货市场亏损。如果现货市场亏损，也要利用期货市场以获得补偿。总体来说，两者基本上保持平衡。

二、期货套现保值风险管理措施

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加上期货市场中对风险管理重视程度不足，或者是管理方式缺乏，给期货套现保值带来一定的风险。笔者根据多年相关工作经验，提出加强期货套现保值风险管理的有效措施，具体如下：

1.提升管理人员责任意识

企业要发展必须依靠强有力的管理，管理层是企业的中坚力量，也是决定企业是否具有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只有不断的加强企业管理层的基本素质，提高企业的管理能力，创新管理方式，才能对公司各项运营情况实施监督，才能将风险控制在可控范围内。企业在做期货交易过程中，必须加强对相关人员以及领导的风险控制教育，提高风险意识，保证重大决策的科学性。

企业的管理者需要为企业的决策负责，尽可能保证企业每一个决策的安全性，同时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等，建立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为企业规避风险提供保障。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发现任何的风险隐患，必须及时地上报给有关部门，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当然，管理者有时很难发现隐藏着的风险，还需要企业成立专门的风险防控机机构，实时监控企业风险。

2.强化公司制度的执行力

完善的公司制度是公司发展壮大的基础，但仅仅具有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具备与之对应的监督机制，保证各项制度能够落实到实处。影响公司制度执行的因素主要包括制度的合理性、监督力度等。

为了保证企业制度能够顺利执行，发挥制度对风险的控制效果，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保证制度的合理性。企业在制定制度过程中，需要根据公司的实际情况，征求员工的意愿等，保证制度能够被大多数员工认可。同时，力求创新，保证制度的合理性，为制度的后期执行奠定基础。第二，可执行行。目前，很多企业在制定公司制度过程中，都能够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但是有时候制度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原因在于一些公司将制度的范围无限扩大，很难把握整体的度，没有将制度细化处理，给后期风险管理工作造成极大的困扰。第三，监督力度。通过大量的实践证明，如果公司的执行监督力度不足，就会导致空有制度，难以发挥制度的优势，公司的制度也就成为一纸空谈。因此，企业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考核制度，对公司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严格考核，也需要制定配套的奖罚措施，全面提升监督力度。

3.加强对交易权限的管理

为了提升企业的根本效益，在期货套期保值问题上，还要制定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保证企业各项期货交易都能够预见风险，保证风险来临后能够迅速做出反应，将风险控制到最低。风险出现后，企业需要正视风险，严格地按照相关的制度处理。交易权限必须具备集中性，由董事会一致同意后才能签字生效，企业的高管不能做出与自己权限不符的工作，交易还需要由企业多个部门共同跟进，相互监督。

三、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期货套期保值问题一直是企业重视的问题之一，也是众多学者专家研究的课题。为了加强对企业期货套期保值风险控制能力，必须加强管理，制定健全的风险控制制度，加大制度执行监督力度，保证各项制度落实到实处，同时加强对交易权限的管理，将风险控制到最小范围，提高企业规避期货交易风险的能力，为企业创造更多的经济利润。

参考文献：

[1]唐衍伟.股指期货套期保值不完全变现连续出清策略[J].管理科学学报.2014，26（8）：144-145.

[2]伏建华.模型的复杂性与期货套期保值效率：基于环境突变样本区间的检验[J].管理工程学报.2014，26（8）：99-100.

第5篇：市值管理制度范文

关键词：资产减值；盈余管理；方法

2006年2月，财政部了中国新的企业会计准则，该准则自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鼓励其他企业执行。该准则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资产减值会计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该准则在执行中，部分上市公司存在着利用资产减值进行调节盈余的问题，为此本人建议在以下几方面加强建设，规避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

一、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企业内部控制制度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利于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并形成提供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的内在机制。治理结构比较薄弱的公司更容易实施盈余管理，董事长与总经理分离以及设立外部董事的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程度要比其他公司轻得多。因此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形成抑制盈余管理的内部约束机制，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要求通过权力分配、权力制衡和信息披露等机制，减少会计造假的风险。同时在内控制度方面也要加强管理，资产减值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途径主要有：严格执行不相容职务分离，规范授权机制，建立健全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内部审计监督制度。

二、加强对会计人员的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

新的经济环境对会计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工作不再是简单的记账和编制会计报表等，而是要运用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对确定和不确定的会计事项进行确认和计量，并成为企业经营决策的参谋。资产减值的确认和计量对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首先，会计人员应具备较高的专业判断力。资产减值准则不仅包含的内容较多且较抽象，无论是现金流量的预算，还是资产组的划分和商誉的减值测试，都需要会计人员较高的职业判断能力。只有具备了一定的职业判断能力，才能充分认识和估计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为正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打下良好的基础。只有会计人员具备了一定的职业判断能力，才能充分认识和估计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为正确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打下良好的基础。其次，加强对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从道德角度来约束会计人员滥用资产减值会计政策的行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最后，做好会计人员的聘任和在岗后续教育。加强财务管理、企业管理等相关知识的学习，努力提高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综合技能，建设一支职业道德高尚、业务精通、专业判断能力强的会计队伍。

三、完善资产减值会计准则

资产减值准备的计量标准多，较难掌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弹性过大，使计提不仅缺乏衡量标准，而且缺乏制约手段。因而，就难免出现违规现象甚至故意操纵利润现象，有关部门应进一步明确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性，使减值准备的计提方法和计提比例更先进、更科学，严格限制可能导致会计信息模糊和失真的处理方法，尽可能缩小会计人员人为估计和判断的范围，避免企业执行会计政策的主观随意性，不断提高会计信息质量。

（一）应用合理方法确定资产可收回金额

资产减值准则规定：企业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应当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二者之间较高者确定。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只要有一项超过了资产的账面价值，就表明资产没有发生减值，不需要再估计另一项金额。

1.公允价值的可靠性。资产减值准则对公允价值的取得规定了三个层次：公平交易中资产的销售协议价格、资产的市场价格（不存在销售协议价格但存在活跃市场的情况下）、可获取的最佳信息。但在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允价值是否公允很难判断，因为：相同的资产由于品质、功能等因素在市场中会有不同的价格，合同协议价格是否公平交易很难保证。对于不存在销售协议的情况，市场价格或者同行业类似资产的最近价格较难获取。

2.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可靠性。资产减值准则规定：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应当按照预计资产持续使用过程中以及最终处置时所产生的未来现金流量，选择适当的折现率对其进行折现后的金额加以确定。预计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应当综合考虑资产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率等因素。但是这两个因素均较难获得准确的数值。（1）未来现金流量现值难以预计。决定未来现金流量的现金流入和流出是根据最近财务预算或者预测数据得到的，但是除了财务预测本身就具有不确定因素外，同时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受到经营者利益、会计监管、会计人员素质和企业实际情况等一些因素的影响和限制。（2）折现率较难确定。虽然规定折现率为企业在购置或者投资资产时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但该报酬率取决于个人风险偏好，其选择存在较大的弹性空间。

（二）严格监控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

资产减值损失的转回可视为对原先会计估计的一种修正，这是为了完善最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目的。如果不允许对已经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予以转回，那么就应该对资产损失的确认加以限定。

四、进一步发展并健全信息市场及价格市场

资产减值准则要求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因此有效的资产信息和价格市场是资产减值准则顺利实施的保障。由于中国目前资产信息、价格市场不健全，无论是企业还是中介机构都很难获得公司各种投资、存货当前合理的市场价格，使资产减值会计的可操作性较差，导致计提工作不仅缺乏衡量标准，而且缺乏约束机制。国家应逐步建立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各行业市场价格信息系统，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定期公布有关资产的信息资料，通过网络提供各种商品的动态价格资料，为公司披露公允价值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这样就可减少资产减值会计中的主观因素，限制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操纵盈余的行为，从而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的质量和公信力。

五、加强外部审计监督

资产减值准备通常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依据有关因素做出的估计，存在较大的利润调整空间，发生错报的风险较大。通过外部审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类风险，遏制企业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的盈余操纵。资产减值审计一直都是难题。原因有两个：一是资产减值准备通常是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依据有关因素做出的估计，存在较大的利润调节空间，发生错报的风险较大；二是由于审计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职业经验和专业判断，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会涉及到很多主观判断，以一种主观上的判断去断定另一种主观上的判断是否合法公允，必然增加审计风险。注册会计师应当依据相关法规，以应有的职业谨慎态度实施审计工作，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评价被审计单位管理当局对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和冲销是否合理、披露是否充分。所以建议中国制定明确、具体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审计程序，进一步规范和强化上市公司资产减值的注册会计师审计监督，以通过降低审计风险、防止审计失败与提高审计质量等手段，来遏制上市公司的资产减值准备滥用行为。

六、完善《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新会计准则的贯彻实施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是上市公司及其财会人员需要充分准备，而且有关机构建立与新会计准则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从而真正规范上市公司的会计行为，保证上市公司的正常运作，维护公众利益。

（一）强化证券市场的监管力度

中国现行的证券管理制度中控制参数单一，且多以会计数字为标准，由于以利润或净资产利润率等指标作为基本指标考核上市公司的业绩，从而导致上市公司热衷于操纵利润：不提、少提和转回资产减值准备，或者利用资产减值政策进行巨额冲销。因此，监管部门应适当调整现有的业绩评价体系，切断资产减值准备与企业考核评价指标之间的联系，强制上市公司披露资产减值等会计政策选择对盈余的影响程度，从而弱化企业利用资产减值准备操纵盈余的动机。改进原有的以净利润为核心的考核标准，设置合理的评价指标，多方位全面地考察上市公司的业绩。这样可以有效防止上市公司利用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操纵盈余。

（二）加大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

目前中国上市公司中存在的信息披露不真实等问题，核心不在于信息披露制度的不健全，其关键在于监管力量和手段不足，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不够，上市公司违规的成本较低。因此，为了规范上市公司的行为，需要加强监管和加大处罚力度，提高其违规成本。

1.加大上市公司提供虚假信息的处罚。目前中国的各种证券法规对上市公司提供虚假新的处罚还太轻，证券市场上进行盈余管理的公司并未因此而受到特别严厉的惩罚，这样上市公司利用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如果制定更为严厉的处罚规定，使得预期成本大于盈余管理的预期收益，公司进行盈余管理就可避免。

第6篇：市值管理制度范文

2011年度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是在证券市场结构化调整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上证指数自2821点开盘，随即下滑，全年在2300至3200点之间波动，最终报收于2911点，升幅仅1.42％。与此同时，沪深两个市场新增了340家上市公司，这其中91.47％的公司成功登陆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市场，使其合计公司家数占比迅速升至36.12％，与沪深主板市场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市场加快扩容加上国家宏观调控的趋紧。对上市公司的估值水平形成了压力，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绩效因此出现了小幅回落。

2011年度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亮点

尽管总体绩效有所回落，2011年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也呈现了不少亮点：价值创造绩效较上一年度取得了明显提升，尤其是基础价值绩效创出近5年新高；市场溢价因素的管理初见成效；地区中山西。内蒙。安徽等中西部省份总体绩效排名领先；所有制中外资控股上市公司表现优异，派系中上汽集团系绩效夺魁，市场板块中深市中小板公司摘得桂冠。

价值创造绩效大幅提升

上市公司价值创造绩效大幅提升可以说是2011年度市值管理综合绩效评价的最大亮点。两市已公布2010年报的2153家上市公司中，95％的公司在2010年实现了盈利，70％的公司实现了业绩增长，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已全面超越2007年金融危机以前的最高水平，从市值管理绩效评价结果来看，2011年度参选上市公司价值创造绩效平均分创出43.51分的历史最好成绩，这一水平较上一年度提升了5.2个百分点，上升趋势十分明显。

基础价值是价值创造绩效评价的核心指标之一，2011年度1655家参选公司的基础价值绩效得分同样创出历史新高，较上一年度大幅提升8.3％。基础价值中五项评测指标全部实现增长，其中三项指标创出历史最好成绩：参选上市公司平均每股收益高达0.44元，较2010年度高出31.56％；净资产收益率达到9.21％，同比增长20.14％：营业利润率接近12％，同比提升近三成。此外，评价上市公司剔除资本成本之外的经济增加值指标显示，参选公司的平均EVA创造水平为4.15亿，其EVA得分及资本效率得分均较上一年度提升幅度超过5个百分点。

溢价因素管理初见成效

市场溢价效应一直是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重点关注点之一。从2011年度表现来看，上市公司的溢价因素得分为8.94分，较上年上扬了8.32％。近5年趋势显示，该指标持续上升，并且近期呈现加速上扬，表明近几年上市公司注重自身市场溢价的举措已初见成效。

以股权激励为代表的非财务性指标改善是上市公司溢价因素提升的主要原因。2011年度，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热潮此起彼伏，据统计两市共有170家参选上市公司在此期间有序推进股权激励计划，而与之相关的业绩考核条件则对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构成积极影响。

以金牌董秘评选为标志的投资者关系改善是公司溢价因素雄起的有力支撑。作为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沟通桥梁，董秘的表现直接影响着公司形象与市场溢价的水平。积极主动的预期管理将令上市公司吸引到更多的理性投资者，从而令公司市值稳定在合理的溢价水平。2011年度，该指标得分较上一年度提升九成。为溢价因素指标提升作出较大贡献。

以基金投资者增持为导向的机构投资者变动指标是公司实现市值溢价的保障。2011年度，参选上市公司平均获取基金投资者增持幅度达3.36％，一举扭转了此前连续数年的减持局面，为上市公司实现更高市场溢价指明了方向。

纵观全国31个省市2011年度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总体绩效，中西部省份表现突出，山西省以48.95分继续位居榜首，比全国引个省市的平均分43.78分高出11.81％，内蒙古和安徽分别以46.83分、46.62位居第2。第3位(见图1)。

中西部省份之所以绩效排名靠前，主要得益于其拥有丰富的资源优势。资源类上市公司较高的赢利能力和市场溢价推动了中西部省份市值管理绩效的提升。经济发达与市值管理绩效不能等同，如何发挥自身的优势才是值得探讨的。

外企市值管理绩效大幅领先

从上市公司所有制绩效最近7个年度的市值管理综合绩效走势来看，自2007年度以来，外资控股的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综合绩效一直大幅领先于央企，地方国有和民营企业。显示了外企高超的市值管理能力，值得内资上市公司学习。

从2011年度市值管理绩效来看，外资上市公司以49.10的绩效得分摇摇领先央企、地方国有和民营企业的44.78分、43.98分和43.77分，其中，70％的外企绩效得分均高于A股上市公司平均分。

从市场板块角度看，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市值综合绩效以44.89分的得分名列榜首，远高出深市创业板、主板的得分42.72分和42.62分，也高出沪市A股的得分44.67分。中小板得分夺魁，主要得益于价值关联度指标居首。价值关联度是体现上市公司价值实现绩效与其价值创造绩效之间匹配程度的评价指标，2008年度以来，中小板上市公司的价值关联度平均分已连续4年在各市场板块中排名第一。

价值回归是中小板价值关联度胜出的主要原因。自2006年度至今，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一直占据着市场板块价值创造绩效第一的位置，但其价值实现绩效却连续四年处于市场板块最后一名。巨大的绩效反差表明，中小企业板市值规模被严重低估。始于2008年度的价值回归行，隋令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脱颖而出，类似莱宝高科、金螳螂这样的优质上市公司终于在2011年度获得了其应有的市场价值。中小企业板关联度指标的连续胜出，显示出上市公司市场价值必然要向其内在价值回归的自然规律。

2011年度按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来进行分类，共有43个资本市场主要派系，合计控股176家上市公司。纵观43个派系2011年度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总体绩效，上汽系以56.98位居榜首，比43个派系市值管理绩效平均分45.42高出25.45％，而控股众多大盘金融股、实力强大的中央汇金系和南车系则分别以55.93。54.95屈居第二、第三位(见图2)。

上汽系夺冠得益于价值创

造绩效26.97％的强劲增长，从2010年度的46.38分增长为2011年度的63.51，显示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中国汽车市场的火爆在确保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的同时，也助推动中国车企的赢利大涨。

2011年度，采掘业综合绩效得分达到53.53分，较上一年度提升22.44％，一举超越金融业的52.1分，列行业市值管理绩效榜首。分析原因，2011年度采掘业价值创造绩效有显著提高，其50.29的高分较其上一年度提升幅度高达59.14％。居所有行业之首。此外，关联度绩效评价指标显示，采掘业2011年度实现了飞跃，绩效得分从全市场最后一名一举跃升至市场第一的位置。

关联度股本差异完全消失

关联度股本差异消失是市场成熟的标志之一。数据显示，不同级别股本的上市公司价值关联度日趋集中，上至百亿以上的大股本公司，下至2亿之下的小股本公司，随着时间推移，其关联度绩效得分逐渐汇聚于74分上下，差距逐年递减；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不同股本规模的上市公司其价值背离程度正逐年收缩，最终被控制在一定合理水平。

2011年度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弱项

当然，2011年度上市公司市值管理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成长价值绩效略显疲态，而价值实现绩效回落更为明显；上市公司市值成长及代表资本溢价能力的托宾Q差强人意央企综合绩效领先优势逐年丧失；区域分布显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绩效低于市场平均水平，令人扼腕。

价值实现绩效回落明显

2011年度上市公司价值实现绩效不涨反跌。评价结果显示，参选上市公司的价值实现绩效平均分为38.71分，较上一年度回落3.02分，落差达7.23％。相对参选公司价值创造绩效创出近5年新高的表现，其价值实现绩效短板凸显。

高速扩容和宏观调控趋紧，是2011年度上市公司价值实现绩效趋弱的主要原因。2010年5月以来，共有340家公司发行上市，虽然新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突出，但超高的发行市盈率锁定了较多存量资金，造成部分存量上市公司市值水平出现滑落。据统计，截至2011年4月30日，两市七成上市公司业绩实现增长，但四成上市公司市值却出现缩水，两者极不匹配。另外，为抑制通货膨胀，国家采取了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提高利率的紧缩措施；同时为了控制房地产风险，国家出台了限购，限贷和提高首付比例等措施，所有这些措施抑制了市场做多的情绪，整个市场的估值倍数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致使上市公司的价值实现绩效呈现大幅回落。

成长价值呈现疲态

成长价值用于评价上市公司盈利水平的可持续增长能力，分别用基础价值指标相应的年度增长率来评价。数据显示，2011年度参选上市公司的成长价值平均得分为43.73分，较上一年度增长0.38个百分点，增幅不足1％。

成长价值明细数据显示，五项增长率指标中仅有2项得分较上一年度有所提升。参选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增长率得分、EVA增长率得分分别较上年增长4.16％和1.84％；但净资产收益率增长，营业利润率增长和资本效率增长均为负值。由此可见，虽然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在2011年度继续提升，但其增长已经出现放缓迹象，后期若不及时调整，将影响上市公司持续发展。

市值增长与托宾Q双双回落

市值增长率指标显示，参选公司平均市值增长率为14.3％，相应绩效得分为25.57分。这一水平与全市场上市公司利润劲增四成的表现相去甚远。统计数据显示，1655家参选上市公司中，1203家公司利润出现增长，但市值增长家数仅有979家，两者差距十分明显。

托宾Q作为市值管理绩效评价体系中的市值效率指标，能反映上市公司资产总额在证券市场中实现的市值溢价程度。2011年度数据显示，参选上市公司的平均托宾Q水平为2.47倍，较2010年度下跌2.14％。这说明整体上市公司的资产溢价水平出现回落。结合前文出现上市公司七成利润增长的现象，表明2011年度新增资产的溢价程度已大不如前。

央企综合绩效优势递减

央企综合绩效优势近年呈明显下降趋势。2006年度，央企综合绩效得分超出A股均值8.67％，2009年度这一优势已下降为4％，而时至2011年度央企综合绩效平均分仅胜出A股均值1.43％，领先优势逐年递减的趋势十分明显。

价值创造优势不再是央企绩效下滑的主要原因。自2010年度开始，央企的价值创造绩效已连续两年低于A股平均水平，昔日的加分项如今变成了拖累市值管理综合绩效的因素。央企以规模庞大、经营非市场化著称，随着近年国内通胀压力显现，央企需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呼声渐起，这其中尤以电力行业最为明显。此外，央企因其资产规模较大，其创造的经济增加值趋于下滑，近几年类似中国联通、中国石化等央企巨头经济增加值出现巨亏的现象较为普遍。

第7篇：市值管理制度范文

【关键词】 资产减值准备;盈余管理;房地产业上市公司

一、引言

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满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2006年财政部了《企业会计准则》,这是一套包括1个基本准则和38个具体会计准则的新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标志着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体系正式形成,同时也是我国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进程所取得的一项阶段性成果。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规定“当企业的资产存在减值迹象,资产的账面价值高于可收回金额时应提取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同时还规定“资产减值损失一经确认,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这与2001年开始执行的《企业会计制度》中关于资产价值回升,计提的减值准备可以转回相比存在着很大差异。同时,长期资产减值不得转回与IAS36和SFAS121都有所区别,也是我国新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仅存的两项差异之一,成为了理论及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新资产减值准则的颁布,是否达到了抑制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进行盈余管理的目的?本文试图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西方学者关于利用资产减值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且大多使用实证研究方法。关于资产减值动机主要有“盈余管理工具论”和“资产价值毁损观”两派意见。“盈余管理工具论”认为,企业会利用资产减值的计提和转回平滑或大幅提升利润,另外企业高管层为了嫁祸或者提升未来业绩,也会选择在人员变更的时候大幅计提准备。而“资产价值毁损观”则认为,资产减值主要源于经济因素,即宏观经济环境和公司自身经营问题而导致了资产的价值损毁,计提减值准备是为了更加真实的反映资产的市场价值。例如:Strong和Meyer(1987)发现管理层变更时公司会通过注销长期资产建立一个秘密准备账户,未来需要提升业绩时,再将减值转回以增加利润。Zucca和Campbell(1992)运用随机游走模型进行收益预测,发现上市公司会利用政策的可选择性任意计提减值准备,以达到“大清洗”(big bath)和“利润平滑”(smoothing)的目的。Francis、Hanna和Vineent(1996)利用加权托宾模型对影响企业资产减值会计的两类因素――价值损毁因素和盈余操纵因素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价值毁损变量对企业提取减值准备的比例和动机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

我国对于资产减值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起先是理论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资产减值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存在问题。随着实证的研究方法不断被大多数学者所应用,近年来关于我国资产减值政策执行情况的实证检验开始涌现。新会计准则颁布实施后,我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新准则实施前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讨论新准则变化的科学性,同时,也利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对新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额的变化趋势进行了一定研究。例如:黄婷晖(2002)认为,三类公司(“ST”、“PT”或停牌公司)往往计提较高的资产减值,为下一年度的转回从而达到扭亏目的做好充分的准备。祝焰、顾伟敏(2007)发现,上市公司倾向在首次亏损年度计提更多的长期资产减值,存在以后年度进行“巨额冲销”以实现盈利的动机。廖晓丽、张勤(2008)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2001年前上市的亏损企业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从而得出新准则中禁止资产减值损失转回的做法有助于压缩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制度空间,使得资产减值更好地反映其经济实质,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结论。何民(2009)发现在新准则颁布的当年,上市公司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较以前年度要小;新准则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不是很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提出假设

伴随着我国会计改革的不断推进,为了真实反映企业资产价值,提升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我国财政部也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资产减值会计政策。但是众多研究发现,随着政策的陆续出台,我国一些上市公司却利用这些政策展开盈余管理,大玩“计提”―“冲回”的数字游戏,通过人为操纵资产减值为严重亏损的公司“洗大澡”,为连续亏损的公司“扭亏为盈”,严重损害了投资人和其他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利益,扰乱了我国股票市场秩序,阻碍了整个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正式出台,规范了企业非流动资产减值的会计处理和信息披露,将一些原本较为抽象的概念明晰化,为资产减值的实务操作提供了较为详细的应用指南。准则的变迁,其目的就在于贯彻谨慎性原则,关闭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大门,更加稳健地反映企业资产的真实价值毁损和质量的实际状况,为报表使用人提供更为决策有用的信息。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新准则实施后3年(2007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比例明显低于新准则实施前3年(2004年至2006年)的计提比例。

H2:新准则实施后3年(2007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变量对于资产减值率的影响程度显著低于新准则实施前3年(2004年至2006年)其影响程度。

H3:新准则实施后3年(2007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经济因素变量对于资产减值率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新准则实施前3年(2004年至2006年)其影响程度。

(二)模型构建及变量定义

在借鉴国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和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通过以下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

Y=β0+β1CO+β2CAR+β3Lev +β4Current +β5Turnaround +β6Size +ε

(1)被解释变量

Y――减值准备计提率

(2)解释变量

CO――盈余管理动机,哑变量,存在利润操纵动机的公司取1,不存在的取0。具体划分如下:

“洗大澡”动机(巨亏公司):剔除当年计提减值准备后净利润仍小于0

扭亏动机(扭亏公司):取值前一年已出现亏损,但取值当年实现了盈利

持续盈利动机(微盈公司):资产报酬率在0%-1%之间

CAR――上市公司股票超额收益率(反映企业自身经济状况)

(3)控制变量

Lev――资产负债率

Current――流动比率

Turnaround――资产周转率

Size――企业规模(取值范围:总资产自然对数)

(三)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所选样本公司限定在2004年前在沪、深两市A股上市的房地产业公司,所选样本的行业依据证监会行业板块划分标准确定。另外,相关数据不全的公司样本也予以剔除。最终得到公司年样本74个。本文所采用的各类财务数据来源于巨灵金融服务平台的股票信息数据库,实证分析软件为SPSS15.0和EXCEL2003。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用SPSS对2004-2009年度74家房地产业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率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的数据来看,2004年房地产业上市公司平均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率为2.2368%,2005年为2.1021%,2006年为0.6044%,2007年为0.4076%,2008年为0.2525%,2009年为0.3444%。由此可见,从总体趋势上讲,2007年新准则颁布实施之后的3年,房地产业上市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率明显低于准则实施前3年,尤其是相较2004年和2005年的水平,仅占这两年的10%到20%。该结论验证了假设一,说明新资产减值准则的颁布实施对于企业过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二)回归分析结果

以新准则正式实施的2007年为分界线,将样本数据分为准则实施前(2004-2006年)和准则实施后(2007-2009年)两组分别代入回归方程,生成回归方程1(2004-2006年)和回归方程2(2007-2009年),利用SPSS软件输出模型相关数据如下所示。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回归方程1中,盈余管理动机(CO)自变量和反映企业自身经济状况的超额收益率(CAR)自变量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盈余管理动机的显著性水平较超额收益率更高,且根据回归系数可知其对于因变量的影响程度更高。回归方程2中,盈余管理动机(CO)自变量和超额收益率(CAR)自变量依然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盈余管理动机的显著性水平有所降低,而较超额收益率的显著性水平有所提高,在回归系数方面,盈余管理动机(CO)有了大幅下降,但其影响水平已低于超额收益率(CAR)。

上述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假设2和假设3,即新准则实施后3年房地产业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变量对于资产减值率的影响程度显著低于新准则实施前3年其影响程度,同时,经济因素变量的影响程度呈反向变化。但也不可否认,盈余管理变量对于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除,仅是较准则实施前有了大幅下降。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一)结论

新资产减值准则中关于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一经确认不能转回的规定,一方面是希望上市公司更加稳健、谨慎的确认资产减值准备,提高财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另一方面则希望能够对上市公司通过长期资产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有所制约。

2004-2009年,房地产类上市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比例的下降趋势说明在新准则下,由于不能在未来期间将已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转回,所以已经计提的准备就成为了沉没成本,只减少了当期利润,因此上市公司在计提资产减值时就会更加慎重,从而达到了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抑制盈余管理的预期效果。

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使得原材料和产成品的价格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跌,因为资产减值准备本身具有反映资产“价值毁损”的本质,因此上市公司,尤其是房地产业上市公司会大量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尤其是存货跌价准备。但由于存货跌价准备并不受到“不可转回”规定的限制,因此无法排除上市公司会利用存货跌价准备进行盈余管理。

综上所述,新准则的实施从制度上压缩了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但尚没有达到完全关闭盈余管理大门的程度。我国目前的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会受到价值真实毁损和盈余管理动机的双重影响,虽然真实反映资产价值的动机占了上风,但盈余管理动机依然值得我们关注。此外,客观数据也进一步证实了在资产减值准则方面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存在的差异性是十分合理的,更加符合我国实际情况,有利于市场监管和财务信息质量保证。

(二)政策建议

新资产减值准则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但会计政策赋予的选择权和职业判断以及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基本没有改变,同样会诱发盈余管理行为的出现。针对这种情况,笔者提出了以下相关建议:

首先,进一步完善资产减值准则,缩小盈余管理空间。新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仍可以依靠计提流动资产的减值准备来操纵利润;另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会计估计和判断仍会提供上市公司一定的选择权。因此,在完善准则过程中,应对选择权进一步加以限定,更加严格的限制可能导致会计信息模糊和失真的处理方法。

其次,完善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提高审计效率。注册会计师审计是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保证。会计准则的不完全性决定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客观存在,而注册会计师审计正为这种不完全性提供了重要的补充,因此加快完善外部审计制度建设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填补准则漏洞,遏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第三,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可以杜绝高管层为了达到某些特定目的,利用准则漏洞随意操纵会计利润,给投资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内部控制制度则可以规范企业会计行为,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防止并及时发现、纠正错误及舞弊行为。因此,完善的公司治理也可以对保证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抑制盈余管理行为起到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 Strong, John. S. and John R. Meyer, Asset write-downs: 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security returns [J].The Journal of Finance(Vol.42,No.3).1987(3).

[2] Zucca, Linda J. and David R. Campbell, A closer look at discretionary write downs of impaired assets[J].Accounting Horizon(September).1992(9).

[3] Francis, J. ,D. Hanna and L. Vincent, Causes and effects of discretionary asset write-offs[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Supplement).1996(8).

[4] 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2006[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5] 黄婷晖.对ST、PT公司执行资产减值政策的实证研究[Z].第一届实证会计研讨会,2002:203-209.

[6] 祝焰,顾伟敏.上市公司长期资产减值动因实证研究 [J]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第8篇：市值管理制度范文

【关键词】社保基金；风险防范；制度保障

随着沪深股市在2013年01月的持续反弹，社保基金在半年多之后又重新进入证券市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入市是指在保值的基础上达到增值的目的而由聘请的基金公司将社保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2013年1月，我国社保基金新开账户达到30个，刷新了自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单个月份新开账户记录。随着社保基金重现股市，社保基金入市的话题又开始得到关注，下面笔者将从社保基金为什么入市、社保基金入市的意义、社保基金入市面临的风险及社保基金入市有哪些制度保障等进行多方位的思考。

一、社保基金入市的重大意义

社会保障基金加快进入资本市场将对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和资本市场制度建设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具体的看有：

增加我国居民储蓄和扩大居民投资渠道，为资本市场提供资金来源。基金制养老保险的建立，使社会保险性储蓄迅速增加，带动总储蓄的增长。储蓄的增长为资本市场提供大量资金来源，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

促进金融市场竞争，推动金融深化。社会保障基金的崛起，对商业银行的主导地位构成巨大挑战，有助于增加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其流动性和效率，推动金融深化。

加快金融创新步伐。通过社会保障金可以衍生新的金融产品和品种，为投资人提供更多的市场机会。

二、社保基金入市的风险

我国社保基金面临的风险主要有：委托投资风险；资产独立性风险。

（一）社保基金委托投资资产配置风险

社保基金入市后，风险控制是学者们研究得最多的问题，但是，大多数研究仅针对社保基金对单个投资管理人操作风险的控制，忽视了作为整体的投资受托人群体在资产配置和投资组合方面所面临的风险。而2006年社保基金股票投资占总资产的比例已经提高到了巧%，随着股票投资比例的增大，社保基金还将选择新的基金管理公司，继续扩大管理人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对投资管理人整体风险的控制显得更为重要。资产配置是所有基金运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Amott（1985）曾以问卷调查方式针对美国前五十大社保基金管理单位进行管理决策研究，发现大部分的退休金管理位都认为资产配置决策是最重要的管理决策。Brinsno分别就美国173各大型社保基金在1974一1987年间的资料分析，指出社保基金的经营绩效有九成以上取决于基金管理单位制定的资产配置计划，其余的选股和选时策略对基金的贡献程度则不到一成。以上研究表明，社保基金操作绩效好坏取决于资产配置是否适当，因此，社保基金面临着委托投资资产配置风险。

（二）社保基金运营中的资产独立性风险

独立性要求首席风险官到风险总监，再到基层行的风险主管乃至部门内的风险经理，按照各自岗位的风险管理职责、相关的规章制度等，在不受任何外在因素干扰或左右的情况下独立地开展工作。这种独立开展工作之所以成为风险管理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就是因为只有摆脱了外在因素的干扰，离开了权利因素的控制或左右，风险管理人员才能大胆地独立思考、独立按照风险管理政策和制度主导工作、独立地在新的风险管理体系内对每一项具体业务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与决策。而一切受外在因素干扰、左右甚至控制的风险管理工作都不可能真正独立、有效地实施，风险管理体制改革也就不可能取得成功。社保基金面临着独立性风险。

三、社保基金入市的制度保障

1.关于解决委托风险的制度保障

从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看，我国证券投资基金采取契约基金形式，基金组织的基础法是合同法，基金本身是一个独立的资产帐户，是通过基金发起人、基金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之间的基金契约建立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这种契约基金形式，提供了解决了委托风险的制度保障。

2. 关于解决委托投资资产配置风险的制度保障

（1）设立了风险值风险控制机制

首先，确立了一个适合社保基金的风险值，并计算出社保基金所能承担的风险值的上限额，再把总的上限额度划分为若干小的份额，根据各个基金管理公司的受托额度分配份额，作为其单独的风险值即可能发生的损失的上限额，各基金管理公司还可以将额度再划分，分配给基金经理。各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基金经理应控制投资的损失不能超过其个别损失的上限额，而在此上限之下自行投资。这样，既可以明确衡量所有投资的风险，有利于社保基金在整体上控制其所入市资金的风险；也可以明确每家受托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经理的风险，以便于层层监控和管理；最重要的是可以充分反映投资组合风险分散的效果，使收益性与安全性得以兼顾。

（2）建立了风险预警机制

根据所确定的风险值上限还建立了风险预警机制，即在基金管理公司受托资金的市值和风险值上限之间，设一个适当的损失预警点，由基金管理部门定时监督，若实际的损失超过预警的损失风险额，基金管理部门或基金管理公司需及时调整投资组合，以防止未来市场持续业绩不佳时，实际损失金额超过其被授权的风险值上限额度。这实际上也是为风险值的风险控制机制加了一道双保险。

（3）设立了异常风险处理机制

风险管理的主要目的还包括防范社保基金遭受重大意外损失而破产，因此，社保基金除利用风险值机制进行正常情况下的风险配置与绩效评估外，还建立了一个异常处理机制，当市场发生极端情况时，能随时依据市场变化，调整投资组合。具体程序为：如果市场波动增大到一定幅度，为降低投资组合的风险，应依据风险值进行测算，并不断调整，将原有投资组合替换为新的投资组合。

参考文献：

[1]乔庆梅.社保基金中的委托关系.经济论坛，2004（2）

[2]范吁阳.基于风险值的社保基金风险管理.浙江金融，2005.1

[3]张志超，但芳芳.社保基金投资组合选择与风险防范.开放导报，2004.8

第9篇：市值管理制度范文

现代传媒的发展,已不仅仅是科技神话,无所不能的现代技术和光怪陆离的资讯,改变了传统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方式,使人与人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流,无须再面对面就可以实现。更重要的是,传媒不止是工具,是带着一种观念走进现代社会的。 或者说,是现代传媒推动或支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动向。那些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关的观念和思想,正是通过传媒得以播散的。可以说,传媒成了时代的象征。

一、传媒竞争力的组织特征

传媒竞争力是传媒组织拥有的累积性的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借助三者的协调提升,能比其他组织更有效地为其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并最终决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媒体组织竞争力体现在价值创造性、难以模仿性、可延展性和自更新性。一条新闻原创性的、独家的信息加工标准、方式、手段是构筑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传媒的竞争力是传媒长期以来形成的具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特点的传媒特性;是经过时间磨炼而成的品牌和权威性;在信息发达的市场经济时代,传媒竞争力表现出了新的时代特征,正在被重新建构成权威性、亲和力、贴近性三位一体的模式。

二、传媒竞争力的制度创新

传媒制度创新从理论上讲,创新前的传媒制度是一种平衡结构,而创新后的制度是在远离平衡态即是远离行政管理色彩浓重的前提下,开放系统即指围绕传媒竞争力的提升,形成所有的传媒战略要素都能自由流动的空间。

(一)传媒制度创新的理念更新

传媒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事业单位,而是实体企业。所以建立适应传媒竞争力的管理制度必须从历史的反思中提高对现代管理思维方式的认识,并将其运用到传媒管理制度的改革中。市场经济要求管理者必须运用现代管理思维来确立现代传媒管理制度的思路,这必然会引起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巨大变革,要适应新的环境,改造传媒管理制度,就必须对传统观点进行反思,更新思维方式。

之一,传媒员工是传媒的主体,要突出人的地位,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一切管理活动都要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做好人的工作为根本。

之二,目标管理是传媒管理的重要内容,只重目标不重过程,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因此,管理制度要以过程展开,将时间和空间相结合,要运用现代管理思维的时效观念和动态观念,强调管理的过程和过程的管理。

之三,营销导向是传媒战略发展的重要内容。传媒市场的发展使传媒由“生产导向”转变为“市场导向”。“超越受众导向”是传媒营销理念的更高层次,它将受众引导传媒生产变为传媒在充分考量受众需要基础上的传媒创新生产,引导受众的消费导向。

之四,建立现代传媒管理制度,是使传媒的经济活动建立在国家法律体系制度的基础上,不仅传媒的经济活动要维护国家的法律秩序,健全法律制度,传媒内部的管理也要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制约。

(二)传媒制度创新的具体措施

现代传媒管理制度运用现代管理思维模式,树立以强化传媒竞争力管理为目标,以全过程控制为手段的思想,把追求单一的发展速度转变为追求传媒竞争力的有效提升。

面向市场决策,提高决策质量。传媒是否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与壮大,完全取决于决策的正确与否。新建立的传媒管理制度,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现代传媒体制上确定责、权、利分清的同时,管理制度上也要建立科学的、民主的决策体系,强化决策管理,提高管理质量。

突出资金管理,注重效益增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准确分析传媒在市场中的生存状况,就要通过财务活动来考核传媒的财务状况、资产负债率的高低、资金利润率的高低等,从而确定传媒效益并提出传媒管理的改进方案。

健全竞争机制,完善分配制度。注重人力资源,开发综合智力。转变管理思想,调整人际关系。要改造管理者传统的职务和权力管理人的体制,将管理者职能由原来的指挥、监督转变为指导和教练,使员工逐步树立以市场为中心、让读者满意的新思想,抛弃以领导为中心,让老板满意的雇佣劳动观念。

倡导传媒文化,塑造传媒形象。创造具有活力的传媒文化是改造传媒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传媒文化的建立必须在传媒各个方面起到良好的建设作用,使传媒出现崭新的精神面貌,树立良好的传媒形象。

(三)传媒制度创新的内容范围

传媒制度创新的内容围绕传媒竞争力的制度创新是建立现代传媒制度的重要内容,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建立和完善各种制度,保证传媒竞争力的作用发挥。因此,传媒制度创新战略资源监控制度,保值增值制度,风险防范制度,激励制度之间是有机联系、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传媒制度创新的框架。

其一,建立战略资源监控制度。战略资源监控制度是传媒经营运作中的最重要制度之一,它使传媒资源利用从单纯从事生产销售活动转向事前预测、事中跟踪、事后分析的综合活动。作为传媒内部监控制度,要使战略资源监控制度做到监而有理、有章、有效、有法,才能真正发挥战略资源监控制度在传媒竞争力提升中的作用。

其二,实现保值增值制度创新。保值增值制度一是要树立传媒竞争力价值观。无论什么性质的传媒都要从价值形态,而不仅仅从实物形态来管理和经营传媒,认识和把握传媒竞争力的客观规律,使传媒各项战略要素在不断循环与周转中实现保值增值,使传媒资本始终处于运动良性状态。二是要建立传媒竞争力的考核指标体系。这个考核指标体系包括反映传媒资源指标、知识指标、信息流指标、对社会贡献指标等。保值增值制度中,传媒对有形资产的控制是很重视的,而无形资产的保值增值制度,是一个至今仍未被人们充分重视的制度。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高速发展, 所以传媒在重视有形资产的保值增值同时,更要重视无形资产的保值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