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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值管理案例精选(九篇)

市值管理案例

第1篇:市值管理案例范文

关键词:企业价值管理;股权结构;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1年12月12日

一、企业价值管理

价值管理是通过培育和确立符合时展潮流的思想观念,形成企业的价值理想、价值追求和价值共识,并在实践中牢牢把握正确的价值导向,正确选择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方式、方法及路径,形成全面、系统、稳定且共同遵循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表达的原则、标准、方式和方法,进而形成体现企业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价值管理的目的是通过培育价值共识,引导全体员工形成符合员工自身和企业发展实际的先进的价值理念,形成强烈的价值凝聚,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员工在正确价值理念的引领和驱动下,正确地做事、做正确的事,自觉自愿、尽心尽力地发挥自身的潜能,推动并实现全体员工和企业的共同发展。其实质是持续不断的价值变革,是对传统的落后的价值理念的破除,是新的思想观念、正确的思维方式、高效的组织方式和良好行为习惯的逐步培育,是企业价值的不断确立和价值链条的不断更新再造,是企业管理最深层次的变革。

从世界范围来看,价值管理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20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的价值管理有两大特点:一是只有少数企业在实践中阐述并运用了价值管理的方式,但没有形成较为全面系统的价值管理思想和理论。沃尔玛、壳牌石油公司等业绩优异的世界知名企业的管理者都曾撰文或出版著作,阐释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二是价值管理更注重企业的经济价值,主要是关注企业经营成本高低和利润的大小,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价值管理的最终目标。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价值管理开始得到国内外企业管理学界和企业管理者普遍重视。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国际金融风暴,都暴露出大量知名企业不择手段地过度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过分追求大股东的利益而不顾其他相关者利益的倾向,从安然公司重大舞弊案到麦道夫金融诈骗案,近年来美国上市公司发生的一系列舞弊案,无一例外。从国内实践看,从三鹿奶粉案到黄光裕案,再到足球行业的和电信行业企业放任互联网、手机黄色信息泛滥等等,都暴露出一些企业价值管理方向的迷失和混乱。价值管理已经成为我国企业面临的一个十分急迫的课题。

二、结合案例说明价值管理的重要性

(一)结合海尔案例说明企业价值管理的重要性。海尔无疑是价值管理理念的典范。张瑞敏的砸冰箱事件使全体员工悟出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道理: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生产劣质产品等于砸自己的饭碗。增强质量意识是海尔价值管理的开端,全体员工牢记质量至上这一经营理念,以产品零缺陷为基本目标,从而创造了海尔品牌。此外,海尔实行“三全服务”,将海尔彩电的服务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有力地促进了彩电行业的发展。正是海尔正确的价值理念,每一个员工都以提高企业价值共识为目标,能够正确地做事并且做正确的事,尽心尽力地发挥自身的潜能,推动全体员工和企业的共同发展。海尔的价值管理理念不仅使其产品质量更优,而且树立了海尔品牌的美誉度。

(二)结合国美案例说明企业价值管理的重要性。国美的黄光裕案暴露出价值管理方向的迷失和混乱。国美电器大股东黄光裕利用上市公司挪用资金并且违反公司董事的信托责任及信任,严重侵害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国美的控制权之争成为权威人士分析和讨论的焦点,国美的经历纷扰使企业价值大大下降。这说明黄光裕并没有企业价值理念,他没有基于国美的整体利益考虑,仅仅是追求一己之私,受伤的却是自己一手壮大的家族企业。

(三)小结。企业价值管理是顺应经济时展要求的一种全新企业管理模式,它通过一套系统的管理体系,变革、规范和引导企业行动方式,调整和规范企业行为,促进企业高效、健康地快速发展,是一种新的管理思想、管理理念、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其目的是通过对价值的有效管理,实现企业长期持续的有效经营。在现代企业制度提倡科学管理的前提下,价值管理不再是企业的某种职能管理,而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是一种以价值视角看待企业的管理,是一种战略意义上的管理理念。

三、股权结构对企业价值管理的影响

(一)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股权结构现状。股权结构作为公司的所有权结构,表明了股东对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力控制程度。在英美等股权比较分散的国家,公司组织主要由董事会和股东会构成。在德日等股权比较集中的国家,公司组织构成有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其中监事会起比较大的作用。我国公司治理起步较晚,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一种二元制框架,即在股东大会下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进行经营决策,监事会专门监督董事、经理的行为。

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中,未流通股份占到约2/3的比例,其中发起人股及法人股占到50%以上。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既不同于英美式的股权分散模式,也不同于德日式的法人间交叉持股的股权集中模式,而是“一股独大”式的股权高度集中。历史原因使得非流通股成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主要成分。

与国外相比,我国股权结构显著的特征是未流通股比例过大,特别是其中的国家股比例过大。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6年未流通股分布情况,未流通股比例超过50%的上市公司占我国上市公司总数的81%以上,而国家股比例超过50%的上市公司占上市公司总数的32%以上。我国上市公司的平均未流通股比例则高达60%以上。同时,我国上市公司总体股权结构是以发起人股与法人股为主。另外,近年来上市公司法人相互持股的情况也有所增加。因此,中国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实际呈现出一种由大股东控制的高度集中的特点。

(二)股权结构对企业价值管理的影响。在市场经济国家,关于股权结构的集中情况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英美等国以股权分散化为特征的外部治理为主的体制,大股东在公司股权中所占的比例远远低于中国的情况。在美国最大的15家企业,无论是通用汽车、埃克森还是IBM,没有一个机构或者集团可以持有每个企业20%的股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机构投资者会放弃参与监管的权力。随着政府放开对于金融机构持股的限制,上市公司的股份总体上在向金融机构集中。越来越多的银行、保险公司、共同基金、退休基金和养老基金开始以各种形式参与到对企业的控制中,成为积极的股东,这成为一种趋势;另一种是日本和德国已经形成的紧密型的股权结构,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往往是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日本的几乎每一个大企业都有一个持有其股票20%的金融集团。大股东与企业之间形成一种严密的、家庭式的团体,他们不仅通过正式的股东大会或非正式的总裁会议控制企业,而且还会通过资金提供或业务的往来直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决策中,小股东的利益和作用相对被忽视。

从这些国家股权结构情况来看,持股比例的多少将会影响到股东对于企业经营的关注程度。大股东的存在导致对管理者更好的监督和企业更好的业绩,特别是股权集中在机构投资者的情况下。股权比例的选择要涉及两个关键成本:一是风险成本,即投资者投资的方向所带来的风险损失;二是治理成本,即维持公司治理有效运作而发生的成本,它主要包括治理的组织结构本身发生的成本和治理活动的组织协调成本。这两个成本与股权集中或分散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公司的股份高度集中于一个投资者手中,按照所有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原则,企业所取得的一切利益应该大部分归该出资者所有。外部大股东在其投资企业存在重大经济利益时,投资者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就会利用一切制度和手段积极主动地监控经营者的行为,以确保管理者没有从事有损于股东财富的活动。由于属于内部高度的监控,因而监控花费少,治理成本低。

我国的资本市场尚未成熟和完善,小股东还不足以起到对公司的监管作用。而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对于减少公司经理人的机会主义和自利行为,促进他们对于长远目标的追求总体看是积极的。所以,大股东的存在会有利于提高公司的价值和长远发展能力。相比股份分散的公司,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存在可以发挥有效的监管作用,对公司价值有积极的作用。但流通股在上市公司全部股份中基本占有约1/3的比例,这说明,中国的资本市场还不是严格按照市场规则运转的资本市场。这种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份力量的强烈对比形成了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的一大“特色”。在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下,所有作为外部公司治理机制的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和控制权市场都无法发挥作用,大股东不怕因股价下跌而被收购和兼并,因而可以利用其控股地位有恃无恐地从事掠夺和侵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活动,人为形成了投资人间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会大大影响到不同股东对于公司的监管动机和方式。

主要参考文献:

[1]徐二明,王智慧.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战略绩效的相关性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00.4.

第2篇:市值管理案例范文

关键词:数字化城管;数字通讯技术;信息管理系统;“城管通”APP

中图分类号:TP311.5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作为采用了当代先进的数字信息管理技术、对实施主体和管理对象双方进行系统性整合,并旨在增强管理过程科学化、精确化以及高效化的数字城管模式,已在我国多个城市中付诸实践并显示出相应的成效。对此,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别强调“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加快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的城市管理能力”。本文将对作为数字城管技术基础的数字通讯技术和信息管理系统,以及作为其特色应用的“城管通”APP智能终端进行简要分析,从而对数字城管背后的技术价值进行初步探解。

一、数字化城管的基本定位

尽管本文对于数字化城管的考察侧重于执法环节,即城管主体对法律规定事项的日常维护以及对相对人违法行为的制止和惩罚,但此一环节是包含在整体上的数字化城管平台中、乃至于包含在“数字化城市”的背景下的;其可根据侧重点的不同呈现出如下几种定位:

第一,强调数据和信息技术手段。比如,“数字城管是‘互联网+’思想在城市管理上的实现,它本质上是一个电脑的应用程序,这个程序提供了一个城市管理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把城市管理的相关数据进行汇集、处理,以高效的程序化方式代替了传统、复杂的人工处理流程,极大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提升了城市管理水平。”[1]

第二,强调以单元网格和城市部件来划分管辖。比如,《河北省网格式数字化城市管理实施细则(暂行)》(2009)第三条规定:“本实施细则所称网格式数字化城市管理,是指在城市管理中运用网格地图的技术思想,将城区划分成若干个单元网格,形成基于城市大比例地形数据的单元网格图;将城市管理的各项设施作为城市管理部件,运用地理编码技术定位到单元网格图上,通过数字化城市管理信息平台对其进行分类,形成城市管理数据库;由城市管理监督员对所分管的单元网格实施全时段监控,并明确各级地域责任人的责任……实现分层、分级、全区域、全方位管理的现代化城市管理模式。”①

第三,强调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的“两轴机制”。比如,《廊坊市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运行实施办法》(2010)第四条规定:“数字化城市管理是指……创建城市管理监督中心和指挥中心两个轴心的管理体制,建立统一的城市管理基础平台,再造城市管理流程,从而实现精确敏捷、高效有序、全时段、全方位、全覆盖的数字化城市管理模式。”

第四,强调数字平台下的特殊管理流程。比如,《许昌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实施办法》(2010)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依托城市管理数字化信息平台,通过信息收集、案卷建立、任务派遣、任务处理、处理反馈、核实结案和综合评价等环节进行城市管理活动。”

综合上述要素,数字化城管的概念可如《郑州市数字化城市管理实施办法》(2010)第三条的规定概括如下:“本办法所称数字化城市管理,是指应用和整合计算机技术、移动通讯技术、地理信息技术等现代数字技术,采用万米单元网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事件管理法相结合的方式,创建城市管理两个轴心的管理体制,实现城市管理的信息化、标准化、精细化、动态化。”

二、数字化城管的核心技术及应用方式

从根源上说,数字城管与传统城管的核心差别在于其是围绕数字系统展开和实现的,或者说是建基于数字平台基础上的;而此处的“数字”则主要是指现代化的数字通讯技术和信息管理系统,其中包含了丰富多样的科技应用和技术手段。

案例1:窨井盖智能管理是杭州上城区“智慧城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采用双翼RFID物联网技术,通过在窨井盖上安装监测电子标签,配合读写器把现场窨井盖的状态实时返回管理中心,实现对窨井盖的实时监测。若井盖状态正常,标签定时向基站发送清点信息;若井盖被掀动,标签即时发出异常信息,直到井盖恢复正常;若井盖被非法移动,离开基站监控区域或进入另外监控区域,系统则认定井盖被窃。这一技术的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市政对城市家具的管理方式,从重复性的人工巡查升级为自动化的监测管理,在减少人力资源投入的同时提升了维护管理的响应速度,实现了即时发现、即时响应、快速养护。②

案例2:黄冈市通过车辆GPS管理系统,为城市建设与管理的执法车、巡查车、市政车、环卫作业车、渣土车等近160台车辆安装了GPS设备:对城市管理车辆实行区域管理,超出区域时系统平台将自动报警并记数据;对环卫清扫作业车辆实行无线视频监控管理,有效提高了清扫作业的监督能力;对6家渣土公司60台运输车实行路线管理,杜绝了渣土运行中不按审批路线行驶和沿途抛洒、倾倒等情况。此外,黄冈市在共享公安、交警视频监控的基础上,建设了60个用于城市管理的高清视频,其中10个监控工地建设,增加了实时噪音检测功能,加强了对建筑工地的监管力度。③

在案例1中,用于窨井盖管理的双翼RFID技术显然属于现代科技范畴,其与传统的人工巡查有着根本的差别,或者说,这一技术的采用省去了对窨井盖或其他城市部件人工巡查或监测的环节,可以将节省下来的人力成本投入到对系统平台的值守以及对所立案件的处置上;同时,RFID的实现也离不开如下两个要素:一是通过电子标签将井盖状态传递至系统平台的数字通讯技术,二是收集井盖信息并进行判断和应对的信息管理系统,这二者皆属支撑数字化城管的核心技术。在案例2中,主要应用的是GPS定位技术和无线视频/音频监控技术,其同样能够省去对于城管车辆的行驶区域、清扫作业的具体状况、渣土车辆的抛洒倾倒以及建筑工地的噪音水平等的人工巡查或监测;同时,GPS路线和视频/音频数据的传递仍然对应着数字通讯技术,而收集相应信息的平台仍然对应着信息管理系统。结合上述案例,可以说,(1)数字城管中的数字通讯技术更为偏重于巡查或监测环节,即收集相应的信息并传递至系统平台,其重要功用之一在于通过技术应用替代了传统的人工巡查;而数字城管中的信息管理系统则更为偏重于后续的应对环节,即将信息汇总后做出判断、给出处理方案乃至于进行指挥和调度,其具体的操作和管理仍然离不开人工的参与。进言之,(2)数字城管技术其实是围绕“信息”展开的,即通过数字通讯和管理系统这两个核心技术及其他衍生技术来实现优质且高效的信息收集、传递、管理和④――在城市管理过程中,由于管理对象和执法区域等都呈现出庞大、繁杂和零散的特征,信息问题就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若相关的信息无法收集和传递,后续的管理和执行也就无从谈起;而数字城管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信息内容的准确度、通畅了信息流动的渠道,而且节省了人力成本、优化了行政服务效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导向型机构,其服务活动的开展日益依赖于高质、准确与及时的信息。反过来,技术又使得信息以各种方式得到应用,这极大地提升了其对于管理和服务职能的效用。”[2]132

三、以“城管通”APP为终端的信息工具

数字化城管信息技术的重要应用之一,就是以“城管通”、“执法通”等为名的APP应用程序,其可以安装在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上,作为由城管人员或市民随身携带的智能终端,用于采集、上报或处理相P信息。

案例3:“这里有几处户外广告破损,存在一定安全隐患,请派人员及时核查处置”;“刚才一辆工程渣土运输车经过时,沿途道路出现淤泥污染,需要及时清理”……每日清晨起,总有一群手持“城管通”终端的信息采集员,在网格责任区段内开展路巡,一旦发现各类城市管理问题,就使用手持终端将图文信息上传至数字化城管系统平台,待后台人员完成“分门别类”,分派、督促各责任部门及时处理。⑤

案例4:每天8点上班,合肥经济开发区锦绣社区执法中队的陶冬麒就拿出手机,打开执法通软件,用手指轻轻一划,就能看出今天有哪些案件等着自己去处理。执法人员都是按照执法通的指令去办案,每天该做的事情在执法通上按照紧急程度自动排列,目标明确,处理一件上报一件。清理建筑垃圾、铲除立面牛皮癣、劝说乱晾晒、清理流动摊点……办一条清一条,办案效率都在90%以上。⑥

案例5:孙世国负责城市防汛指挥工作已经10多个年头了,以前一下大雨,他就往东风路胜利桥等地势低洼地带跑;“数字城管”启用后,他就往市数字化城管中心指挥大厅跑,在那里调取各处的监控了解汛情、进行调度;系统升级后,他只需拿起手机登录监控软件,便可随时随地查看固定监控点和车载、单兵等移动监控点的视频画面。“即使出差在外,也不耽误调度指挥防汛,能有效保障百姓人身财产安全。”⑦

从“城管通”的功用上着眼,案例3主要体现的是信息采集功能,即对于那些电子标签和视频/音频监控(案例1和案例2)无法监测、仍需人工巡查的事项,通过智能终端将采集到的信息传递至数字城管平台――尽管仍然无法完全避免人力支出,但其可以节省将所收集的信息上报至主管部门这一过程中所耗费的人力成本,即在智能终端和4G网络的功用下,“图文信息”上报至“系统平台”所耗费的时间可以忽略不计,而无需再像以往那样由难以说清的语音电话甚至由信息员亲自返回城管部门来进行上报;⑧即是说,智能终端的使用大幅简化了信息员和城管部门间的信息传递过程。案例4主要体现的是案件的接受、办理和反馈功能,针对的主体是案件处理者或称执法员。从城管案件的办理流程上看,其不仅需要信息员将案件上报至系统平台,平台操作员进行甄别后还要发送至执法员加以解决,而案件信息从系统平台传递至执法员以及执法员将办理情况回馈至系统平台,亦属信息传递过程,而这一过程同样能够通过智能终端加以简化,使得案件信息能够即时接收和回馈,从而节省执法员和城管部门间的语音通讯或路程成本。⑨案例5主要体现的则是案件的指挥调度、远程操控功能,针对的主体是案件指挥员。在数字化城管的信息流转过程中,对于案件的指挥处于较为核心的地位,其不仅需要处理信息员收集的相关信息,而且需要将案件的处理方法或应对措施发送给执法员。一般而言,指挥员经常值守在的“数字城管指挥大厅”中,操作计算机来接收和信息、实现指挥和调度;而智能终端的采用使其不必局限于固定地点――即便不在指挥大厅中值守,也可以通过移动端的APP实现远程控制和指挥调度、随时随地完成相应工作,乃至于在调度任务的间隔中灵活地从事其他工作。综合上述案例可知,智能终端的功用可以贯穿于城管案件的“信息收集-任务派遣-任务处理-处理反馈”等主要阶段。

综上所述,数字化城管所包含的数字通讯技术和信息管理系统,以及其所实现的信息高效流转,都是现代科技在城管领域的应用,也是数字化城管首当其冲的价值体现――若无技术支撑,数字化城管的种种管理方式及其衍生的其他价值皆无从谈起。而从另一个角度看,科技的发展不仅在社会和经济领域凸显出功效,而且也带来了政治和行政领域的变化;主动将新兴技术应用到作为重要行政领域的城市管理中也是必要且有益的做法,其不仅有利于节省人力成本,而且更为高效快捷,能够将城市管理水平提升到一个新台阶――可以说,尽可能大范围地利用可资利用的科学技术,是城市管理发展的总体趋势和必由之路。

注 释:

①“数字城管又叫‘数字化城市管理’,是指用信息化手段和移动通信技术来处

理、分析和管理整个城市的所有城管部件和城管事件信息,促进城市管理现代

化的信息化措施。数字城管首先涉及城市网格化管理。……城市网格化管理模

式意味着万米的单元网格管理法和城市部件管理应用相结合的信息化城市管

理系统,是一种创新的城市管理系统和城市独立监督的管理系统,是主动、准

确、灵活、高效且有效的城市管理新模式。”参见刘全海:《四维数字城管的建

立与应用》,《测绘通报》2015年第9期,第102页。

②“2013年2月至11月,上城区在两条主、次要道路,120个窨井盖上试安装

电子标签,共出现丢失报警1次,移位1次,破损2次,管理人员在30分钟

之内赶到现场,及时放置警示标示,并恢复原状。”该案例参见游广敏:《科技

治水 引领“大城管”时代》,《杭州》2014年第12期,第8页。

③该案例参见雷焰中:《“实景三维”:黄冈看得见的数字城管》,《中国建设信息》

2015年第3期,第30页;类似案例亦可见宋刚:《“五位一体”的首都智慧城

管》,《中国建设信息化》2016年第2期,第65页。

④比如,深圳市龙华新区将智慧城管定义为“基于城市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

建设,利用3G/4G网络、宽带网络、物联网、云计算技术、GIS/3D/多媒体等

高性能数字技术,实现一个集信息获取、信息处理、全过程监控督办、辅助分

析决策、视频监控、应急联动、联合指挥调度、公众互动服务等多位一体的智

慧化、全覆盖、全流程的综合性城市管理平台”。参见佚名:《龙华新区:“智

慧城管”新面孔》,《中国建设信息》2014年第15期,第37页。再如,许昌

市将智慧城管定义为“运用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和智慧技术,……搭建以基

础服务、数据交换、GIS共享服务、统一GPS监管、统一视频监控为应用支撑,

同时以数字城管、应急指挥、队伍管理、网上办案、决策辅助、行业监管为主

要功能的城市管理公共服务平台,进而弥补城市管理中信息盲区与管理盲点,

实现全区域的信息共享、工作互动、无缝对接”。参见张柯:《“智慧城管”:

打造便民服务升级版》,《许昌日报》2015年9月22日,第004版。上述定

义皆能体现信息在数字城管技术中的核心地位。

⑤该案例参见江晟:《“智慧城管”扮靓城市新容颜》,《芜湖日报》2015年9月

3日,第002版。

⑥该案例参见方玉珠:《数字化城管开启城市管理畅通之路》,《国际商报》2015

年3月4日,第C02版。

⑦案例参见王秀青、李宁:《“数字城管”高效管城》,《德州日报》2015年10

月13日,第B01版。

⑧“城管通软件使用中,信息采集员可以通过移动终端中集成的实景三维模块,

直接在实景影像上自动定位案事件位置,进行案件上报。监督指挥中心坐席员

在查看案件详情时,不仅能够获得案件的详细信息,还能在实景影像上看到案

件的位置,并能浏览查看案件周边信息,直接点击实景影像上案件能直观、高

效的对案件进行批转、立案、派遣、处置反馈、结案,为案件的有效派遣、案

件的迅速处置、案件的快速核实核查提供了支持。”参见雷焰中:《“实景三维”:

黄冈看得见的数字城管》,《中国建设信息》2015年第3期,第31页。

⑨“每天采集员采集、市民举报、媒体曝光等多渠道收集的城市管理问题在市平

台统一受理后,通过执法通按网格派发到各相关部门第一责任人,案例处理后

再通过执法通进行现场反馈,整个过程都是无线数字化处理,略去多部门上报

的繁冗过程,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缩短案例办理时间,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

参见方玉珠:《数字化城管开启城市管理畅通之路》,《国际商报》2015年3

月4日,第C02版。

参考文献:

第3篇:市值管理案例范文

一、当前上市企业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1、公司重业务轻管理的现象普遍存在,不少企业档案工作尚未规范化。相对于行政事业单位,上市企业的档案工作受法律约束和行政监督较少,因而更加不受重视。没有认识到上市企业在实际操作中,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必然引发企业重视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债权债务等有形资产的评估,而对企业品牌、商标、专利、生产技术等无形资产则少有涉及,对真实记录和反映这些无形资产的档案及其价值,在资产评估中多数没有作为一项内容来认真对待,认识不到这些无形资产既是深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依据,又是解决后来企业产生产权纠纷的原始凭据。这就给上市企业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保管、移交、归属和流向等方面都带来不少新问题。

2、企业没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管理档案。档案管理人员不懂档案管理,以为档案只是简单的收集、分类,人员的责任心不强,专业心不高;没有专门的库房,库房安全性较差,或兼作档案室。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共有上市企业近两千,其中,20%的上市企业无专人管理档案;虽然有人兼管档案,而兼管也只是形式上的。10%的上市企业未建档案室。

3、没有建立切实可行的企业档案管理办法。制度不合理,企业档案管理.cn制度形同虚设的现象屡见不鲜;有一家上市企业,各业务部门档案工作开展根本没有形成制度。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业务部门没有把档案工作纳入部门职责范围,导致部分档案信息的流失。二是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大量档案均分散保存,档案散失情况严重。公司档案信息的流失问题主要表现在:业务部门研究人员对企业的调查论证、申报立项、洽谈协议、审批登记等档案大多掌管在相应的当事人手中,不能及时归档。即便归档也不注意归原件,经常归复印件。

4、各企业档案资料的归档和保管不统一,致使一些该保存的资料未保存。由于缺乏归档范围、保管期限的科学界定,大量没有保存价值或没有长久保存价值的资料也被长期保管,严重增加了经营成本。

5、企业档案管理极不规范,随意性强。例如:有存在随意涂改现象,越往基层越乱;而且还有任意抽取档案资料案例。

6、档案的鉴定和销毁工作随意性大。主要原因是:领导不够重视,没有制度约束,受人为因素影响大。例如,档案管理人员有责任心的公司,档案管理稍好些,否则,就比较混乱。

7、企业档案管理的技术手段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从表面上看,以上问题是一个企业的档案管理混乱。实际上是给企业利用档案管理薄弱之机,进行违法、违规经营制造条件。例如:个别机构就利用档案管理薄弱的机会披露虚假信息。还有的企业在经营中存在的埋单、抽单、涂改、非正常交易、原始资料不齐全的现象,都与档案管理不规范有关。这些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可见,加强上市企业档案管理,维护档案的严肃性是规范企业经营行为的有效手段。内部控制是上市企业风险防范的第一道防线,只有切实提高企业内部控制水平才能从根本上防范化解企业的经营风险。上市企业档案管理的好坏是企业内控水平好坏的直接体现。从一个企业的档案管理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企业的内控管理水平。也就是说,加强企业档案管理,可以使企业建立风险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及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有助于为防范化解企业风险提供根本保证。

二、规范上市企业档案管理的有效措施

1、提高企业档案管理意识

在文件、图纸、资料等转化为档案工作者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过程中,企业进行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投资。但是在企业产权改革中,有些地方对企业档案管理 流于形式,存在着管理不善,使档案资产的开发利用效益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没有认识到档案作为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原始凭证和记录,其本身就是企业资产的组成部分。具体对策:档案部门必须重宣传、重造势,在积极探索改制企业档案处置工作的同时,加大宣传工作力度,通过新闻媒体,强势宣传推介企业档案管理工作,引起领导的极大关注,赢得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监督,为档案工作的顺利推进创设良好的氛围。

2、解决档案的归属问题

目前,不少大中型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由于产权出资主体的多元化,如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及外资股等对资产的共有权,也就是说,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对企业档案同样存在一种资源共享权,企业产权虽然出售了,但企业档案资产归谁所有,由谁管理的问题至今尚无明确规定。这一问题在破产企业拍卖中,表现尤为突出。具体对策:档案部门应转换机制,转变职能打破原有管理模式,强化档案工作的现代化管理;建立健全上市企业的资产管理体系。即企业改组为股份制公司后形成的档案,由过去单一的归国家所有,变为混合型的所有制形式。国家控股的股份企业,档案资产的所有权以国有为主体;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组前后形成的档案应分别构成全宗。

3、拓宽归档范围

目前不少企业依旧按原来工业企业十大分类规定的内容来制定归档范围收集档案,而忽视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归档工作的新要求,没有及时将企业在产权制度改革中进行资产评估、产权界定、行使、交易、保护等活动中产生的档案及时收集整理,归档立卷,认识不到这些无形资产既是深入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依据,又是解决后来企业产生产权纠纷的原始凭据。针对这些问题,档案部门应扩大归档范围,增加归档内容,增加股份制企业档案部门库存种类的信息。

4、控制档案流失

在企业改革过程中,由于档案资产观念淡薄,管理不善,导致国有档案资产流失现象时有发生,有的未经申报评估就将档案资产无偿转让,有的虽然评估,却忽视其收益的市场价值,只重视档案资产的账面成本价格,造成价值低估等现象。具体对策:组建档案资产评估机构。不仅要把档案资产作为企业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价值评估中的原始凭证,更要包括对档案资产自身价值的评估,从而使企业和国家的权益不受影响,杜绝国有资产的流失。档案资产评估具有专业性、特殊性、复杂性等特点,必须组建专门的档案资产评估机构。

第4篇:市值管理案例范文

2004年11月17日,海王生物(000078.SZ)公告称,公司将控股子公司海王英特龙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从公司中分拆,到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该议案已在临时股东大会获全票通过。而此前TCL集团已经实现手机业务的分拆上市计划,新疆天业(600075)、中牧股份(600195)、南纺股份(600250)、顺鑫农业等公司也宣布了拟分拆上市的计划。一时间,分拆上市成为了上市公司的“新宠”。

为什么已经上市的资产还要分拆上市?分拆上市会给上市公司股东带来什么?

在西方证券市场,分拆不仅带动母公司股价上扬,更重要的是,分拆上市的子公司其价值大都得到市场的充分肯定,不仅远超过其账面值,甚至出现了子公司市值在短期内超过母公司市值的现象。

那么,为何分拆上市会带来溢价呢?并购理论对这类现象做了研究总结,归纳出四类解释理论:价值发现、融资需求、战略聚焦、激励改善。

价值发现。价值发现理论认为分拆本身并没有创造太大的经营价值,之所以会出现市场的溢价反应,是由于当母子公司作为一个整体上市时,子公司的价值被低估的结果。产生这种价值低估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子公司作为母公司的一个业务单元,信息披露不充分的结果;也可能是由于母子公司业务之间风险收益的差异,不能迎合不同投资偏好的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从而导致了资产价值被低估的现象。而分拆为不同投资偏好类型的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能更好地迎合股东的偏好,充分释放资产的市场价值。

融资需求。分拆上市可以从两个途径满足企业的融资需求:一方面,从母公司角度看,通过分拆出让股权可以获得大量IPO现金。研究结果表明,分拆前母公司的现金流越紧张,其分拆出让的子公司股权比例就越高,因此,改善母公司的资产流动性是分拆上市的一个重要动因。而另一方面,从分拆子公司角度看,分拆上市为子公司打开了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渠道,从而可以更好地满足其项目投资需求。

战略聚焦。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多元化经营理念一度盛行,然而随着子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被人们普遍看好的协同效应实际上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大,相反,负协同效应日益显现。在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压力下,上市公司开始力图通过各种资产剥离的手段使公司的产业战略和企业资源聚焦于一个领域,从而使公司的产品、服务更加专业化。分拆上市只是实施战略聚焦所采取的收缩战略中的一个手段,分立、资产剥离都是可以选择的方式。分拆上市导致母子公司的战略更为清晰,并可以带来专业化经营的好处,分拆上市带来的市场溢价主要体现了投资人对归核化战略的认同。

激励改善、成本降低。不同于战略聚焦理论,激励改善理论认为分拆对经营业绩的推动作用主要是通过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建立更有效的合约,从而降低成本、激发管理者经营潜力来实现的。分拆后子公司管理层的薪酬体系与其所负责的业务单位的业绩表现之间建立了更直接的联系,从而能够更好地对子公司的管理者进行业绩评估;另外,分拆上市后通常会安排子公司的高层持股计划,以此降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成本,推动业绩上升。

实际上, 分拆上市早在20世纪80年代欧美资本市场上就已出现。在中国,2000年10月同仁堂A股公司分拆子公司同仁堂科技在香港创业板上市,揭开了上市公司分拆上市的序幕,而2004年的TCL集团分拆TCL移动事件在市场上更是沸沸扬扬。从传统理论出发,中国上市公司分拆上市的动机为何呢?

首先,根据价值发现理论,分拆后母子公司的股价通常都会产生较大的溢价。然而,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由于国内二板市场尚未建立,要分拆的公司只能选择境外上市,但由于A股和境外股市是相互封闭的市场,市场预期和定价基础存在较大差异,与境内A股市场相比而言,境外股市是一个低估的市场。以同仁堂科技为例,其H股发行市盈率仅为7~8倍,而当时同仁堂A股的市盈率在40倍以上,即使折价配售或增发A股,也完全可以按照20倍市盈率募资,分拆不但不能起到发现价值、释放价值的功能,还会导致子公司实际市场价值的缩水。因此,价值发现理论显然是解释不通的。

从融资需求的角度来看,中国上市公司分拆上市的确存在融资的动机。由于中国股市低迷,上市公司的再融资渠道受到限制,加之母公司往往融资能力有限,都可能促使分拆上市的出现。以海王生物为例,该公司2002年、2003年末期净资产收益率均只有2.5%左右,基本丧失A股配股融资的资格。在这种环境下,上市公司就开始计划将其部分优质资产境外上市便不足为奇。海王生物在公告中也明确宣称,其分拆目的是“提高公司资产的增值能力、拓展融资渠道、形成有效经营激励机制和资本优势、分散经营风险”。

战略聚焦理论认为将与主业不相关或相关度低的业务分拆出去,可以使管理层将精力集中于核心业务,从而带来更好的经营绩效。但从中国目前的分拆上市来看,分拆大多是与母公司同类的资产(如同仁堂的分拆上市即属于典型的横向分拆),或者是公司内的部分优质资产(如TCL集团分拆的手机业务)。因此,尽管分拆实际上能够使公司主业更清晰,但它至少不是这些分拆的主要目的。

从目前已发生的分拆案例来看,激励改善对提升被分拆子公司的业绩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在同仁堂的案例中,新的激励制度使薪酬体系与业绩有了更直接和更紧密的联系,推动了同仁堂科技管理层在产品线、营销、人力资源战略等方面实施了一系列创新,给公司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公司经营业绩的大幅上升。例如,其产品乌鸡白凤丸1999年销售收入8600万元,增幅30%;2000年达到1.35亿元,增幅57%;2001年更是达到了2.25亿元。海王生物的公告也提出,分拆“不仅有利于大力推进项目建设速度,缓解公司资金需要压力,更能够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制度”。

综上我们可以发现,从目前的案例来看,满足融资需求和改善管理激励是国内上市公司分拆上市的主要动机。

第5篇:市值管理案例范文

【摘要】本文从上市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行权条件指标与公司战略拟合度角度研究股权激励行权条件指标的设计。首先,文章从指标内容和指标数值两方面分析了我国股权激励行权条件指标设计的现状。其次,文章提出股权激励行权条件指标设计应以公司战略为导向。最后,文章对以公司战略为导向的股权激励行权条件指标的设计提出建议,以期对上市公司在公司战略指导下制定合理的股权激励方案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公司战略;行权条件

一、股权激励行权条件指标设计现状

1.指标内容以财务指标为主,未能充分考虑非财务指标

本文以截至2013年5月13日深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和上交易所A股上市公司为总体,通过对这1422家上市公司研究得出有133家上市实施过股权激励计划,其中5家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未能搜集到,所以本文的样本量为128家上市公司。

 

从上市公司公布的股权激励草案中可以看出规定的行权条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公司层面的行权条件要求;另一方面是对高管人员自身的行权条件要求。公司层面行权条件主要包括公司合规性要求和公司层面行权业绩条件要求。从表1可以看出: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使用次数为103,净利润(增长率)指标的使用次数为115,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选择了这两项指标且两者经常搭配使用。然而,每股收益(增长率)、营业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比例)、营业利润/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比例)、股价等指标的使用次数很少,且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增长率)使用次数的差距很大。另外,通过统计还得出上市公司指标选取个数的平均值为2.10。由以上分析可知,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草案中行权条件指标内容设计单一且以财务指标为主,未能充分考虑非财务指标,如此的指标内容设计未能体现公司战略。

 

高管人员自身行权条件要求方面主要包括个人合规性要求和个人层面业绩考核要求。上市公司已公布的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对个人层面业绩考核主要包括三大方面:工作业绩、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对个人的业绩考核都是从这三大方面进行的,也有少数上市公司的方案中除了这三大方面还包括了创新及额外工作加分、重大失误和违纪减分这两项(如伟星股份第二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例如:伟星股份工作业绩占50%;工作态度、职业道德占30%;领导和管理能力、团队精神和企业文化占20%。广州国光工作业绩占60%;工作能力20%;工作态度20%。苏泊尔工作业绩占80%;能力及态度占20%。由此可见,虽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工作业绩考核,但财务指标(工作业绩)在考核中仍占据主导地位。

 

2.指标数值的设定缺乏规范性标准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草案中行权条件指标数值的确定局限于公司自身的历史数据。有些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方案行权指标数值远远低于公司前几年已经实现的水平,很明显,这样的股权激励方案不能起到股权激励应有的激励作用。同样地,数值偏低的指标也不能激起管理层更进一步的决心,这样的方案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意义不大。目前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行权指标数值的设定有很大的自由空间,这就需要上市公司在设定指标数值时要拓宽视野以公司战略为导向,综合考虑股东和管理层利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和相关法律制度,同时参照行业平均值,制定出一个既能对管理层起到激励和约束作用又能有利于公司战略目标实现的合理的股权激励方案。

 

二、股权激励行权条件指标与公司战略拟合度研究

1.股权激励行权条件指标设计应以公司战略为导向

本文研究股权激励行权条件指标与公司战略拟合度是基于公司战略层次。股东对公司的未来发展通过公司战略体现,公司战略针对企业整体,以明确企业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计划和行动。公司战略立足于未来,为公司的长远发展进行了全面规划,具有长远性。而现实中管理层与股东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这就需要管理层主动与股东沟通以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有利于股东及时了解公司信息并适时调整公司战略。同时,也需要股东采取激励机制激励管理层实现公司战略目标,激励机制是解决管理层与股东之间问题的基本途径,股权激励机制是一种长期且稳定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和战略目标的实现。所以,股权激励草案的制定对激励管理层实现战略目标至关重要,而行权条件指标的设计对股权激励能否起到应有的激励效应起着本质性的决定作用,因此,要使股权激励计划真正起到使得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趋同的作用,股权激励行权条件指标设计必须以公司战略目标为导向。只有在设计行权条件指标时以公司战略为导向,关注长远利益,才能最终使得管理层和股东利益一致,从而有利于公司战略目标的实现。

 

2.股权激励行权条件指标与公司战略拟合度

股权激励行权条件指标与公司战略的拟合度是指行权条件指标的设计是否以公司战略为导向,以及有利于公司战略目标实现的程度。本文对股权激励行权条件指标与公司战略拟合度的研究从指标内容和指标数值两个方面为切入点。指标内容方面应体现公司战略发展方向,鉴于每个公司的公司战略不同,所以上市公司在设计行权条件指标内容时要同时考虑共性指标和特性指标。由于公司战略具有整体性和长远性,任何单一方面的指标内容都无法体现公司战略,所以在共性指标设计时应同时考虑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财务指标应同时包含反映股东回报、盈利能力、收益质量、现金流量方面的指标内容,以全面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由于财务指标是对公司已实现经营成果的事后计量且容易被操纵,所以,在共性指标设计时必须考虑非财务指标。非财务指标,如股价,相对于财务指标不易被操纵,且能反映公众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态度,对公司未来业绩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除共性指标之外,公司还可以根据具体公司战略设计符合战略目标的行权条件指标,例如,若公司的战略目标是扩大市场份额,则设计行权条件指标时应考虑市场占有率等指标;若公司的战略目标是实现成本领先,则设计行权条件指标时应考虑毛利率等指标。 指标数值的设定要以公司的战略目标为依据,参考公司历史水平和行业平均水平,设置的指标数值水平既不能偏低导致起不到激励作用,又不能偏高使得管理层觉得只是一个空想。另外,通过阅读上市公司已公布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我们发现只有少数上市公司对指标数值设定的合理性进行了说明,大部分上市公司在行权条件中只给出了行权条件指标具体的数值,并未在下部分内容中对为什么设定这个数值予以说明。所以,上市公司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中应增加对指标数值设定合理性的说明,通过列出公司行权条件指标的历史水平和行业平均水平以证明指标数值设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三、以公司战略为导向的股权激励行权条件指标设计

第6篇:市值管理案例范文

一、 七大类国有股减持方案概述

1、配售类方案

上市公司非流通股股东(通常指国有股股东)将其持有的股份按一定的比例和一定的价格转让(或优先转让)给流通股股东;转让后,被转让的股份成为流通股。

配售价格:以净资产向原有流通股股东配售;配售减持价格综合净资产和其他指标确定;以净资产为底限,向上浮动一定幅度确定配售价格;市场价折价配售;按市盈率定价;竞价配售。

2、股权调整类方案

在对国有股内在价值进行评估的基础上,通过回购、缩股或扩股,调整公司的股权结构,使国有股比重降低,流通股比重加大,以便国有股上市流通。

3、开辟第二市场类方案

指将国有股、法人股在A股市场以外的交易场所进行交易并减持;建议采取的市场形式主要包括专门交易国有股和法人股的C股市场、创业板市场、原有的NET和STAQ市场、协议转让市场、场外交易市场(三板市场、四板市场)、B股市场、H股市场等。

4、预设未来流通权类方案

对各股票统一公告,宣布从现在起将来的某一日为“国有股、法人股流通底价日”;以“国有股、法人股流通底价计算日”的收盘价为“流通底价计算基价”。

5、权证类方案

国有股减持主体向原有流通股东或其它公众投资者发行认股权证,权证持有者可以按照减持价格认购国有股,并使其转为流通股上市流通;认股权证发行后可以上市流通,老股东可以通过出售认股权证获得收益而无需执行认股权获得补偿;同时,由于延迟执行认股权,可以减缓对股票市场的压力。

6、基金类方案

基本框架包括国有股组合减持(或流通)基金,盈富基金模式,国有股折价转让给国有股减持基金,ETFs(交易所交易基金)。

7、其他类方案

方案包括存量发售,股债转换,资产证券化,分批或一次性划拨社保基金。

二、 七大类国有股减持方案对市场的影响

国有股减持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但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其最终目的就是要维护证券市场持续稳定、争取多方共赢。而作为管理层,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市场的承受力。从征集到的七大类国有股减持方案来看,尽管他们对市场均有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却不同,下面将就各方案对市场的影响作一具体分析。

(1)配股类减持方案对市场影响

配售类减持的关键是配售的对象和配售的价格。一般来讲,配售的对象包括:市场所有投资者和老股东;配售的价格包括:净资产、市场价格或在两者之间的某一价格。下面仅对两种具代表性的可能方案作一简单的分析。

方案1、以净资产价(或略高于净资产价)向老股东配售

这种配售方式对市场的影响较小,表现在:一方面该方案对老股东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尽管由于股价摊薄使老股东在股价上有所损失,但由于老股东足额地获得了股份增加的补偿,在总市值不变的前提下,老股东不会有上的损失,同时这种减持方式也能达到降低股市市盈率和消除股价泡沫的目的。此外,由于减持价格接近市场预期,从而增强了投资者持股的意愿,可在一定程度上稳定股价。

方案2、向所有投资者竞价配售

该减持方式对市场的影响相对向老股东配售要大,表现在:在具体的竞价过程中,一方面有可能出现一些试图打压或空抬价格的现象,比如对股票市场本身或对流通股股东来说,从自身利益出发,他们希望国有股流通的价格越低越好,并有可能在竞价中选择刻意打压股价;另一方面,作为国有股股东当然是希望国有股减持价格达到最大化,在公开竞价过程中有可能选择空抬股价。因此在向市场所有投资者竞价配售这一方案中,减持价格设计,及如何防止竞价失败显得非常之重要。

(2)股权调整类减持方案对市场的影响

股权调整主要是指通过回购、缩股或扩股,调整公司的股权结构,使国有股比重降低,流通股比重加大,以便国有股上市流通。国有股回购是一种最为直接的国有股减持方式。

方案1、回购方案

国有股回购的方式有非现金回购和现金回购两种。前者不需要现金流出,对上市公司的压力较小;后者尽管需要现金支出,但维护了上市公司股价。因此该方案对市场的应该是正面的,因为在这种方式下,公司股票的含金量在提高,每股收益及净资产收益率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股票市盈率降低,对股价的支持作用加大。股指不但不会下降,还有可能会上涨。

但如果国有股减持大规模采用现金回购的方式,势必造成大量上市公司进行市场增发,再将每年发行新股的因素考虑进去,市场的承受能力受到挑战。而且,回购从本质上说只是一种国有股的变现方式,不是专门为国有股流通而专门设计的,特别是现金回购需要公司有大量富余现金,这对缺乏现金的上市公司来说,这种方式存在较大的不现实性。

方案2、缩股方案

缩股方案是指将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按照一定比例折成可以流通的股份,然后上市流通。缩股方案中的核心就是确定缩股比例,我们可以尝试用流通股股价与每股净资产的比值来确定缩服比例。首先,出缩股时的公司每股净资产值和缩股实施前3个月的市场流通股股价的平均值;其次,用流通股股价的平均值除以每股净资产值;最后,在流通股股价平均值与每股净资产值的比值基础上,根据各公司的具体情况作出一定的浮动,如经营业绩、成长性等,然后就可以计算折股比例,并将需要变现的国有股以接近流通股股价平均值/每股净资产值的比例折股卖出,从而达到减持国有股的目的。缩股上市从表面上看有悖于同股同权的证券市场准则,但对于我国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同股不同权的现象来说,缩股上市可以实现同股同权。

(3)开辟第二市场类方案对市场的影响

开辟第二市场的核心是:专门设立国有股投资基金,或直接将所需减持的国有股划归国资管理部门或社保基金,然后在沪深交易所开辟一个国有股减持市场。售卖的国有股的价格应为十倍市盈率以上或不低于每股净资产价格,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这样,在国有股减持的同时,逐步提高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提高其投资价值,从而在股市可能出现的崩市前将股市风险化解于无形之中。采用开辟第二市场类方案来解决国有股减持问题,虽然缓解了二级市场的压力,短期内对市场的影响有限。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注意到如果这部分存量国有股在第二市场定价很低,就会分流一级市场上的部分机构投资者的资金。另外,在第二市场上市的国有股最终都要重新回到A股市场,回归的预期也会对A股市场造成影响。

(4)预设未来流通权类方案对市场的影响

“预设未来流通权”解决方案可一次性解决国有股、法人股全流通问题,可同时解决国有股减持和国有股流通问题。按该设计方案,快则2-3年,慢则3-5年,国有股法人股全流通问题便可较平稳地基本解决。该方案是一个可实现全和利益各方多赢的方案,各方都可获得满意收益,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并有利于激励上市公司上进,有利于扭转目前市场上弄虚作假之风和股价操纵之风。

(5)权证类方案对市场的影响

采用认股权证方式实施国有股配售,就是将原有流通股股东按比例认购国有股的权利以认股权证的形式发放,在权证交易期限内,原有流通股股东所获得的认股权证可以在二级市场上自由交易,取得认股权证的投资者有权利按其所持认股权证所对应的国有股配售比例和配售价格认购相应数量的国有股。权证类国有股减持方案使原有流通股股东在配售选择权上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克服了直接配售的缺陷,配售方式会使一些原有流通股股东可能因为配售比例较高、所需资金量较大等原因而不愿意或无法参与配售,从而选择在股权登记日之前纷纷抛售股票,造成市场大幅振动。采用股权类减持方案,偏低的配售价格可以在不影响每股收益的基础上摊薄原股东的持股价格,从而降低实施国有股配售股票的市盈率。对二级市场的影响来看,若配售股份在国有股配售工作(认股权证交易)结束后的下一个交易日或一段时间后即可上市交易,由于国有股配售部分上市较为集中,因此对市场的短期冲击较大。若借鉴可转换债券转股的交易过程,让国有股随着认股权的形式而逐渐上市,就可以分散并减缓国有股上市所产生的瞬间冲击。从对市场的负面影响来看,认股权证方式虽然有效地缓解了原有流通股股东的配售压力,但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市场对国有股上市的恐惧心理,仍然有可能引起市场的剧烈波动。同时,如果国有股配售素质不佳和配售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不大,那么还有可能出现权证价值为零甚至为负的情况,权证交易失败。

(6)基金类方案对市场的影响

设立国有股投资基金,并面向社会公众,各类符合法规要求的法人,以及外国投资者公开发售,所募资金专门用于认购减持的国有股,基金的收益为每年企业分红和购买时国有股价格与上市流通后该股价格的差价。证券主管机构可以每年给该类基金所持国有股上市可流通数额规定一个额度,由该基金自主决定何时何种国有股以何种数额上市流通,分期分批地将持有的国有股上市流通。使用该种减持方案,市场化程度较深,而且可以制约市场上有些主力试图哄抬股价,进行“恶炒”的不良行为。但要设立具有跟踪股指的国有股投资基金,除了要逐步规范指数基金以外,设立全国性统一的市场指数也尤为重要。从目前两个市场的情况来看,沪市有上证30指数,深市有成份指数。按哪一套指数进行模拟,是指数基金能否超越大盘的关键。另外,由于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有较大比例的国有股,而国有股的非流通性使得指数基金如按各成分股市值分配资金量,将与可流通市值产生很大的偏差。

第7篇:市值管理案例范文

关键词 移动互联;社区服务平台;利益共享;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7)08-0059-04

一、引言

移动互联时代产业边界日趋模糊,企业跨界经营现象普遍,移动互联技术革命也正在改变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和创新模式,平台已经成为商业领域里常见的市场形式或行业组织形式。社区是公共服务供给的终端,具备成为公共服务平台的基础条件。社区服务平台是指一个基于公共服务、周边生活、便民服务、社区圈子等方面为社区内居民提供服务的公共服务平台[1]。这对已有的理论研究提出了如下挑战:一是公共平台的供给与构建模式。从概念内涵上看,社区服务均属于社区公共服务的范畴,社区公共服务是社区之上的各层公共服务体系以社区及其成员为受益对象提供的公共服务与社区内自己生产的公共服务之和[2],这与纯粹的商业平台构建有很大的差异,不能只是单纯从技术和运行角度出发探讨公共平台的技术框架与具体功能,更应该从公共服务战略高度认识公共平台的功能与优势、管理策略与盈利模式。二是公共服务平台的治理模式。公共治理与多边平台战略有着共同的特征:对多元主体的开放连接、互动合作和共治共赢的激励机制。但当前的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实践依然按照行政化的治理模式运作,受到官僚制思维的束缚,因此,社区公共服务平台更加需要引入公共治理思想并形成模式。

本研究将聚焦于社区公共服务平台供给与构建模式和治理模式的平台战略基础性问题,选取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社区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为广轻院社区服务中心)构建与运营为例开展分析。

二、研究设计与案例介绍

(一)研究方法与对象选择

本文采取案例研究方法进行理论构建和实践的描述,由于本文是在“广轻院社区服务中心”案例材料分析基础上开展的激发灵感式案例研究,因此在行文方式上采取先案例后提出逻辑解释框架和命题,这也是案例研究方法中较为提倡的理论构建范式[3]。本文采用单案例纵向分析,通过文件档案记录、实地访谈、实地观察、实物证据等方法对该平台的构建和开放创新管理实践进行全面了解。

“广轻院社区服务中心”作为研究案例的母本,其原因在于:一是广轻院社区服务中心连接了高校的学生、高校教师和其他参与协同创新的多边用户,构建了基于互联网的服务平台;二是广轻院社区服务中心是基于高校非教学资源的整合,契合“市场提供服务、学校自主选择、政府宏观调控、行业自律管理、部门依法监管”的新型高校后勤改革与协同创新指导思路,可以融合不同行业和产业参与其中;三是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后勤社会化改革在高校中属于先行者,以此为契机进行高校的资源整合与协同创新,围绕服务学生为出发点,在技术层面和实践层面探索出高校社区治理模式的雏形。

(二)案例介绍

“广轻院社区服务中心”的构建可以说是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基础上的产物。在1999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快高等学校后勤的社会化改革的意见》之后,广轻院就开始逐步探索后勤社会化改革。“广轻院社区服务中心”的平台构建与运营本质是以整体解决高校社区用户需求为出发点,融合用户多样化的需求与服务,为社区用户的多样化需求提供更加有效率的整体解决方案。具体实施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1.平台的探索期

2012年,广轻院在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中探索建设多功能文化食堂。把食堂建设成为:功能复合的休闲驿站与教育平台,跨部门的合作构建教育、教学、社团活动、会议报告平台,学生素质教育平台。让学生参与服务创新过程,有利于挖掘现实和潜在需求,通过与上下游企业、合作伙伴一起进行创新和深化服务,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发挥出更好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这也为后期高校社区服务平台构建提供了成功范本和实践思路。

2.平台的成长期

在多功能文化食堂建设与运营成功之后,为高校社区的用户提供和整合更多的服务需求的平台概念基本成型。2013年,广轻院开始与相关单位对社区垃圾分类处理的问题进行研究,在多方合作研发智能垃圾分类收集设备与建设分类管理数据平台的基础上,重构垃圾分类的管理流程与机制,在推行和实施垃圾分类的过程中构思依托垃圾分类数据管理平台的“一站式大学生社区服务中心”的行动方案,并且开始建设与实施。把多功能文化食堂、垃圾分类处理、师生的其他需求共同融合到一个平台当中来。

3.平台的成熟期

对于成长起来的社区服务中心,广轻院继续推进协同创新的深度与广度,主要是探索和完善平台的盈利模式:一是建设公益超市和社区绿岛,充分为企业挖掘高校社区服务平台的渠道价值。通过让学生群体参与服务创新和执行创新项目,更好地整合需求并及时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和引入新的服务与产品,如融入快递等服务项目。二是探索融合垃圾分类项目的公益超市运营模式与积分激励制度,通过公益超市及其积分激励制度,实现学生、学校、企业等多方共赢。基本操作思路就是企业把商品以批发价或出厂价放在公益超市,学生参与垃圾分类获取的奖励积分以批发价换取所需商品。基于数据管理平台的考核学生参与垃圾分类,将每个人的参与情况与学生在校操守考评结合起来,形成对学生较为刚性的约束,来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效率。

三、案例分析

对“广轻院社区服务中心”案例材料M行反复研究和讨论,形成社区服务平台战略与创新的分析框架。具体见图1。

(一)社区平台战略选择逻辑基础:C2B的需求整合

社区服务供给注重建立“政府、民间组织与公民”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部门、营利部门、非营利部门和社区等不同主体共同来承担公共服务的供给,要对居民的需求形成一种系统解决方案。广轻院在后勤资源社会化改革探索过程中,就发现了协同创新的价值与魅力,能够融合社会力量和利益相关者参与资源整合,尤其是能够从作为消费者的学生角度出发思考问题,把非教学资源的食堂打造成多功能食堂平台,以满足学生用户的多种需求,与此同时实现参与的利益相关者的共赢获利。在研究解决“垃圾围城”的难题过程中,同样遵循协同创新的理念指引,积极探索“互联网+垃圾分类智能管理系统”的平台模式,以用户需求和价值创造为核心,具体体现在:开发App减轻用户垃圾分类难度;通过智能管理系统对居民进行监控和激励;通过绿社区融合商家解决居民的日常需要。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命题1:在“互联网+”时代,社区服务的供给应该是借鉴企业界的C2B理念,基于用户资源与数据挖掘与整合用户的需求,通过平台战略创新实现用户异质性和碎片化需求整合。

(二)社区平台治理:协同创新与资源整合

随着社区服务创新资源和创新主体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社区平台把相关资源整合到创新体系中,为解决用户需求进行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平台的治理能力主要包括平台创新主体的合作治理机制构建和平台创新体系的构建。

社区平台创新主体的合作治理机制体现在对多主体参与的平台结构和管理行为如何构建与规范,创新是通过协同创新机制约束和保障,通过协同创新的有效机制锁定创新主体的平台身份:一是社区平台的治理遵循网络价值链的规律,各创新主体的知识学习与共享建立在协同创新基础上,构建能够有效解决用户需求的平台主体结构构成,做到各司其职;二是以信誉和信任为核心的社会资本理念作为协同创新的基本条件,能保障平台各不同的创新主体信任合作关系。平台的运营和治理是一个长期合作的过程,社区平台的本质在于满足社区服务创新需求的知识集成,对创新产生知识溢出效应要避免机会主义行为损害彼此的信任关系。社区平台创新体系的构建主要是指资源整合的具体内容系统化。随着创新资源的社会化,社区可以把相关资源整合到创新体系中,社区平台创新战略成功的关键在于能否整合外部资源与用户需求,围绕用户需求进行价值创造,把平台构建成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社区平台创新体系构成有四个维度分别是新的服务概念、新的用户界面、新的服务传输机制和新的技术选择,所有创新都是某一维度或者几个维度的组合[4]。所以社区平台创新体系构建也是治理的范畴:一是要求创新主体具备相应的知识进行内容创新;二是新的价值创造与传递需要组织变革,适应平台创新的要求。

从案例的研究与分析可以发现,广轻院社区服务中心的治理与传统的社区管理相比较,是一个典型的协同创新与资源整合的产物,社区平台创新主体是多元化的,政府机构包括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社会力量包括拜登投资有限公司和参与的商家,社区居民涵盖高校的师生等。社区平台资源整合的出发点是高校社区居民的就餐、垃圾处理、社团活动、教学活动等日常需求。同时也在社区平台构建与治理过程中发挥了创新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挖掘潜在需求的功能,比如快餐垃圾处理与回收系统、快递业务的垃圾回收系统等。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命题2:社区平台战略与创新要有效的实施需要构建基于协同创新与资源整合的治理机制,通过协同创新和资源整合实现社区多元主体的身份锁定与平台治理,有效解决社区平台的产品与服务供给问题。

(三)社区平台创新绩效:线性产业价值链向网络价值的利润池转变

社区平台是通过协同创新构建成一个服务平台,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视角来看意味着可以从多个服务项目上充分利用固定资产,使得单位固定成本更低;同时也可以从新设计服务或引进新的服务项目创造新的供给。社区平台可以成为社区公民消费的渠道之一,所以要进入到社区市场的企业可以利用社区平台作为销售和推广的渠道,使得平台的价值远远大于能看到的实体价值。

在产品经济时代,价值是以基于产品的使用价值、基于服务的价值增值为主,而在平台经济时代,竞争的关键在于基于外部性的网络价值:一是平台经济通过重塑产业链构建网络价值;二是平台整合多个细分市场,为异质性需求提供共同的解决方案,变分散价值为整合价值;三是平台经济整合了市场变化与产业链,让产业链上的参与者能够在平台互动中共同创造价值。本案例分析也表明,无论是多功能食堂平台的构建与运营成功,还是绿社区整体平台的运营,都是以用户需求的挖掘与整合为出发点,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只是在协同创新的理论指引下,更加有效地把各自的产品和服务融合到平台内进行重新估值形成平台的网络价值,实现相对以前更加有效的成本更低的服务。根据相关资料显示,该平台的直接效益明显:一是社区管理的直接效益。使用智能垃圾分类设备后,广轻院每年可减少保洁员3人,年节约工资支出10多万元;年减少塑料垃圾桶、垃圾袋支出约1万元;年减少支付垃圾处理费代运费3.6万元;保洁员每年出售可回收物150吨,可获得收入约6万元[5]。二是居民效益。可以通过垃圾分类积分兑换日常生活中需要使用的商品,通过设置的社区便民服务站方便其日常生活,降低生活成本。三是行业和社会效益。绿岛中设置的资源回收站对居民精细分类的可回收物、旧货、废弃包装物进行直接回收,对相关行业进行直接业务整合,改变行业的产业价值链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命题3:社区平台的创新绩效来自原有价值链的破坏与重塑,搭建的是服务于平台的“圈环形产业链”,通过平台战略创新整合供给侧的成本结构和利润结构,实现网络价值的利润池。

四、管理启示与建议

一是思维和理念的转变。在平台经济时代,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内容、方法和手段与前期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是社区服务与管理在“互联网+”时代要遵循C2B理念与思维,平台的构建者和运营者要以用户资源与数据的基础实现用户异质性和碎片化需求整合,这是平台构建的出发点;其次是社区管理和服务行业的参与者要跳出原来的社区管理思维现状,利用自己拥有的用户资源构建和运营平台,搭建开放的平台生态系统,通过协同创新和资源整合,利用自身用户资源优势融合关联企业共建平台,改变供给结构和成本结构,更加有效满足用户的碎片化需求;最后是各参与主体在协同创新过程要树立“服务”的思想,充分认识到社区平台只是产品和服务的一个载体,必须通过共建平台型的商业模式保持平台的可持续发展。

第8篇:市值管理案例范文

我国政府为解决国有股流通问题,曾经几次进行国有股坚持的试点,但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国有股减持侵害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不被市场认同。本文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均衡对价模型,研究试点公司中22家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改革方案,探寻国有控股公司支付低对价的原因,讨论国有资产在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变化问题。

一、流通权的价值及均衡对价模型分析

股票本身是一种所有权的凭证,股票的价值就是由这种权利带来的,持有公司的股票,将享有两项基本权利:收益权和流通权,享有收益权就可以得到收益性价值,享有流通权就可以得到流通性价值。

既然股票的流通权是有价值的,那么在股权分置改革中,非流通股股东为了获得流通权就应该支付给流通股股东一定的价格。另外,占有上市公司总股本64%的非流通股一旦上市流通,股市将迅速扩容,显现出对资金的大量需求,从而对市场产生强烈冲击,原流通股股东手中的股票的价值将变为除权价格。所以,非流通股股东在获得流通权的同时,对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造成了侵害,应该给予一定的补偿,因此,非流通股股东支付流通股股东的补偿方案成为此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关键问题。补偿的方式可以是支付对价、发行优先股、实施股转债、进行股票回购等,但是我国首批参与股权分置改革试点的四家公司一致采取支付对价的方式,给予流通股股东补偿。因为这种方式成本较低,简单易行,比较容易使流通股股东理解,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使流通股股东处于博弈的弱势地位,导致对价方案存在不合理性。然而,流通股股东只看到了非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的绝对数,却忽略了非流通股占总股本比例给流通股股东手中的股票价值带来的影响,造成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受到侵害。

合理的均衡对价模型是解决利益均衡问题的关键,丁志国、苏治、杜晓宇在《股权分置改革的均衡对价》一文中,根据政策中性原理和套利均衡理论提出的股权分置均衡对价模型,客观地反映了影响均衡对价的主要因素,使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得到保护。模型确定均衡对价支付比例为:

其中P1为支付对价前流通股的市场价格,P2为支付对价后市场的价格,P3为非流通股支付对价前的价格,公司总股本为1,a为非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1-a,非流通股东采用送股方式支付对价,支付总量为r(1-a),对价支付股份全部来自非流通股份,总股本不变。

由公式可以得出结论,均衡对价支付比例与两方面因素有关,即上市公司市净率和上市公司股本结构。

第一,上市公司的市净率是其决定性因素之一

非流通股股份流通权的获得,将使其股票的价值由账面的每股净资产变为除权后的市场价格,从而产生的溢价,这是流通权带给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市净率越大,每股溢价带给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就越多,因此,市净率与支付比例呈正相关的关系。

第二,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也是决定对价比例的关键因素

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越大,全流通之后对市场资金的稀释作用就越强,对除权价格的影响也就越大,所以,股本结构也与对价比例成正相关关系。

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支付低对价原因

截至2005年6月30日,我国共有1378家上市公司,其中,国有控股及参股的上市公司数量达899家,无国有股上市公司为479家;上市公司股本总额为7356亿股,其中非流通股4694亿股,占64%。在非流通股中,国家及国有法人股为3474亿股,占非流通股的74%。显然,无论从上市公司的数量上还是从国有股的比例上,国有资本都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在试点的46家公司中,国有控股公司为22家,这22家国有控股公司的总股本为426.5万股,其中非流通股为319.8万股,国有股为301.8万股,占总股本的70.8%。

通过实际对价与均衡对价的对比发现,试点公司中的国有控股公司存在明显的支付不足现象。尤其长江电力等大盘股上市公司,长江电力的均衡支付对价比例为0.85,而实际折算对价仅为0.25,支付不足为0.6;三一重工的均衡支付对价比例为0.7,但实际折算对价只有0.8。,支付不足达0.39。相反,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非流通股股份占市场总非流通股股份不到30%,但民营企业的对价支付不足却低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改革方案的决策层为什么不愿支付合理,对价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首先,现行评估资产的标准是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支付低对价的理由之一。目前国资委在评估国有资产时主要依据净资产,而不考虑市值的变化,虽然国有股上市流通,其市值会有很大的提升,但每股净资产只有在总资产增加及增资扩股时才会增长。因此,在股权分置改革中如果送股的比例越高,则以评估成本计价的上市公司国有资产必然会减少的越多。同时,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在2005年11月16臼召开的贯彻落实国务院股权分置改革精神的会议上指出,推动制定股改对价支付的会计处理办法,改善我国国有资产会计核算办法是进一步推动股权分置改革的关键问题之一。所以,以记账方式作为支付低对价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其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改方案的决策主体不同。民营上市公司经营者主体和大股东主体是同一主体,因此,他们在做决策时更多的是考虑公司的长远利益,希望能够得到流通股股东的信任和支持。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经营者主体和出资人主体并不是同一主体,代表国有股出资人与流通股股东对价的主体应该是各级国有资产监管部门,而国有上市公司对价方案确定的决策主体是公司的高管层。由于这些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层并非公司的股东主体,他们只是国资部门指派的管理者,所以他们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在自己的任期内不会因为股改的决策而被扣上“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由于对价方案首先要通过国资部门的审批,所以决策时的核心思想就是如何向国资部门交差,“保持国有资产的控股比例,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以最低的对价换取上级主管部门的

信任并骗得处于博弈弱势地位的流通股股东的投票。

以上两种原因直接导致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对流通股股东支付低对价的不负责任行为,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将是严重侵害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从我国进行的几次国有股减持的失败教训可以看到,不考虑流通股股东的影响,侵害流通股股东利益的行为是不会被市场认同的;另外,投资者失去了对市场的信心,对于正在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脆弱的市场是致命的,因为,国有股流通后对资金的需求急剧上升,这时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注入,我国股市将会严重缺血,产生不良症状,所以要想借此次股改之势重振我国资本市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这样的做法是不合时宜的。

三、股权分置改革与国有资本控股地位

中国股市成立15年来,1378家上市公司在境内股市通过IPO和增发配股的融资总额为9300多亿元。这其中,899家国有控股及参股的上市公司融资额为6500亿,约占总融资额的70%。这些资金的融入不仅对国有企业的脱困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且对完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发挥了重大作用。经测算899家国有上市公司所形成的3474亿股在成立时所投入的净资产总额为3982亿元,平均每股净资产在1.15元。截至2005年6月30日,我国上市公司平均每股净资产为2.84元,而上市公司的市场平均价格为4.95元。若以2.84元/股的净资产价计算,国有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账面价值为9866亿元,资产增值为2.48倍。若以4.95元/股的市场价格计算,899家国有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市值为1.72万亿元,资产增值为4.32倍(数据来自CMSAR数据库)。

第9篇:市值管理案例范文

[关键词] 国有企业不良债权;处置方式;价值评估

[中图分类号] F27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8)07-0090-03

[基金项目] 河北省软科学资助项目“河北省国有企业不良资产管理处置问题研究”(批准号:05447295D)

[作者简介] 李素红,河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讲师,河北工业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

陈立文,河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项目管理与风险控制、技术经济与投 资决策;

叶莉,河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天津 300130)

一、河北省国有企业不良债权的处置方式分析

资产处置是指通过综合运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一切手段和方法,对资产进行的价值变现和价值提升的活动。资产处置的范围按资产形态可划分为:投资类资产、债权类资产和实物类资产。国有企业不良债权资产包括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委托贷款和未入账的因承担连带责任产生的债权及应由责任人或保险公司赔偿的款项等。不良债权处置方式按资产变现分为终极处置和阶段性处置。终极处置是债权持有人一次性变现不良债权,牺牲债权收益提高处置速度,处置的主要方式包括申请对债务企业破产清算、不良债权的拍卖、招标出售、协议转让、折扣变现等;阶段性处置是指通过盘活不良债权,改善不良债权回收的现金流质量,提升不良债权价值,它可以成为终极处置的过渡方式,也可以成为资产管理公司长期资本运营策略,其方式主要包括发起企业债务重组、债转股、资产证券化、债权分包、托管等方式。

河北省于2006年成立了国有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控公司”),负责集中处置河北省国有企业不良资产。从查阅的参考资料和河北省处置国有企业不良债权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对于国有企业不良债权资产的处置主要采用债转股、债权转让、债务重组等资本运营的方式。

二、河北省国有企业不良债权价值评估

结合河北省国控公司处置不良债权的实际情况,本文主要探讨债转股、债权转让和债务重组三种不良债权处置方式下的价值评估问题。

(一)债转股情况下的不良股权价值评估

1.企业实施债权股的条件。目前,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完善,为了保证其健康发展,也为了保证大多数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同时也为了防止债务企业把债转股作为国家对债权的豁免,在债转股企业的选择上,国家作了一些限制性规定。如,企业实施债转股需要具备的条件:一是企业的产品适销对路,质量符合要求,有生产竞争力;二是工艺装备为国内国际领先水平,生产符合环保要求;三是企业管理水平较高,债权债务清楚,财务行为规范;四是企业领导班子强;五是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方案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各项措施有力、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任务得到落实。

2.债转股情况下的不良股权价值评估。企业的本质在于其存在着获利能力。目前对于股权价值的评估方法主要有:成本法、收益法、市场法等。首先,企业虽然由各种单项资产组成,但企业整体的价值与各单项资产价值的加和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采用成本法评估债转股情况下债权的价值不太合理。再者,对于实施债转股的企业一般具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和发展潜力,所以对此类资产的评估,考虑采用收益法,同时,由于我国已初步建成了资本市场,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考虑采用市场法对股权进行评估。本文重点介绍收益法,并用收益法对债转股情况下的股权进行评估。

首先,国控公司需要搜集并验证与评估对象未来预期收益有关的数据资料,包括经营前景、财务状况、市场形势以及经营风险等。在此基础上,分析预测被评估对象的收益期和预期收益。目前困扰债转股企业的最大因素是资本金不足,从而债务负担过重,一旦实施债转股,他们会呈现出很强的发展潜力和资本积累能力,因此可以认为收益期是永续的。收益额可以选取净利润或净现金流量。但是,采用企业现金流量以及利润的历史数据进行预测,往往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对企业的现金流量、合理净利润进行预测之前,应该对历史数据中相应的部分进行调整,并充分考虑企业在预测期内发生变化的可能性。

其次,关于折现率的确定。收益模型中折现率的选取可以行业基准收益率为基础。更为合理的,可以考虑计算折现率:考虑时间因素、社会平均风险因素和通货膨胀因素应得的报酬率,采用加和法得出。

再次,需要用折现率将评估对象未来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进而评估出企业整体资产价值。

最后,对于被投资企业的价值,按股权比例进行分配,从而得出债转股情况下的股权价值。

(二)债权转让和债务重组情况下的不良债权价值评估。目前,对于国有企业不良债权价值的评估方法主要有信用评价法、假设清算法、Delphi法、交易案例比较法、相关因素回归分析法等,这些方法大多都是借鉴金融不良资产的评估方法。然而,河北省国有企业不良债权类资产由于债权、债务责任模糊,而且大多数是由于购销业务往来中长期不能结清账款而形成的呆坏账,缺乏必要的法律依据,其回收价值很难评价。作者在分析河北省国有企业不良债权资产的现状基础上,认为假设清算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比较适合于评估国有企业不良债权价值。对严重资不抵债或关停倒闭的企业,但有证据表明有效资产存在,且能够取得比较齐全的财务资料的情形,可以采用假设清算法评估债权价值;对非持续经营甚至关停倒闭,且财务资料严重缺失,但仍有潜在的购买者的情形,可以采用交易案例比较法评估债权价值。

1.假设清算法评估不良债权价值。假设清算法是指在假设对债务企业和责任第三方进行清算偿债的情况下,基于债务企业整体资产,根据被评估债权在债务企业中的地位,分析判断被评估债权可能收回的金额或比例。实际上它是以成本法为基础,对债务人在清算状况下的资产进行评估,从而确定债权的最低变现价值。当然,基于假设清算法只是假设清算机理,而不是真的要对债务企业进行清算,在进行债务企业偿债能力分析时,应根据债务企业不同的经营情况,采用三种清算价格:强制清算价格、有序清算价格和续用清算价格。

(1)假设清算法的评估程序。假设清算法主要适用于对债务人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但是有相关的财务资料,有偿还部分债务的愿望并能够积极配合,债权人和债务人有进行债务重组意向的情形。假设清算法评估不良债权资产的程序为:

第一步,需要取得债权人财务资料并对该债权形成的过程进行分析。

第二步,主要是对债务企业(和责任第三方)的全部资产进行评估。

第三步,要在评估债务企业全部资产的基础上除去不能用于偿债的无效资产和无需支付的无效负债,以此确定债务企业的有效资产和有效负债。

第四步,再扣除优先偿还债务。扣除时要有可靠的政策依据,并附相关证明文件(如抵押合同)。

第五步,对于视同进入清算程序的企业可扣除优先偿还费用,包括清算及中介费、职工安置费等。

第六步,是评估确认一般债务总额。从负债总额中扣除无效负债和需要优先清偿的债务后就是一般债务总额。

第七步,分析计算一般债权的受偿比例。根据抵押债权优先受偿价值扣除有限偿还的各项支出和债务以及需要优先清偿的债务后与一般债务总额的比值即为受偿比例。

第八步,计算一般债权受偿金额(不含优先受偿债权)。由上面得到的一般债权受偿比例与一般债权金额的乘积即为一般债权受偿金额。

第九步,分析影响债权受偿的其他因素。如或有收益、债务企业新增偿债能力、或有损失等。

第十步,分析被评估债权的受偿金额和受偿比例。被评估债权的受偿金额应为优先受偿金额、一般受偿金额和债务企业新增偿债金额之和;受偿比例为受偿金额与债权总额的比值。

第十一步,对于特别事项要予以说明,尤其要充分披露或有收益、或有损失可能产生的影响。

(2)河北省国有企业不良债权资产的价值评估案例。本文以石家庄钢铁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石钢公司”)不良债权资产处置案例来分析。石钢公司由于为石家庄碳素有限责任公司(简称“碳素公司”)提供担保代偿其从石家庄郊区信用合作社联社的贷款,从而形成对碳素公司的2460万元的债权。2006年3月划转国控公司后,国控公司委托济民律师事务所代为追偿。国控公司通过中介机构对此笔不良债权进行了价值评估。

(3)评估工作结束后,对碳素公司的资产偿债能力提供了分析报告。依据河北省的相关法律法规,采用假设清算评估方法,按照以上步骤,首先对碳素公司的全部资产进行评估,扣除不能用于偿债的无效资产和无需支付的无效负债,确定公司有效资产8255.5元,有效负债1.56亿元;再扣除优先偿还的债务、费用等,然后计算出一般债权受偿金额1.38亿元;最后,出在分析影响债权受偿的其他因素基础上,确定该笔债权的受偿金额为525.31万元,受偿比例为21.35%。评估后国控公司又通过媒体公开征集受让方,最后确定协议转让价格为530万元,高于评估价值(525.31万元),处置收益率高达21.54%,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国有资产的流失,同时也为石家庄碳素有限公司的搬迁及重组奠定了基础。

2.交易案例比较法评估不良债权价值。有些不良债权对应的债务人虽然处在持续经营状态,但却不能提供评估所需的财务资料,从形式上看,似乎没有证据表明有有效资产,但事实上却存在着潜在购买人,说明还有一定内在价值,用假设清算等方法无法评估。所以,根据市场比较法的基本原理,可以采用已经处置的类似债权作出比较并评估。这是因为,虽然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情况,但就不良债权整体而言,有形成的共同原因,而且临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具有趋同性,参照临近地区已经处置债权的案例,通过若干因素的比较,发现内在价值。采用交易案例比较法的关键是案例的选取要有可比性,比较的因素能够取得且与内在价值有关。该办法适用于得不到债务人配合、没有债务人相应评估资料的单户或整体处置户数较少的信用债权。该方法评估思路为:

首先,对被评估债权进行定性分析。通过调查剥离收购资料,剖析债务人信贷档案,结合调查情况及搜集的材料进行综合分析,以此确定债权潜在价值。方法是:选取具有可比性的3个或3个以上交易案例作为参照物。主要选取的口径包括所处地域、债权形态、债务人性质和行业、交易条件等。这个环节的关键是选取参照物,选取的参照物要与待估债权有可比性,否则,因素调整很困难,评估结论的可信程度将会降低。当然,由于目前国有企业不良债权处置的案例很少,可以考虑选取部分金融不良资产处置的相似案例作为参照物,同时还需要对评估对象和参照物之间进行比较因素调整。比较因素主要包括债权的情况、债务人的情况、不良债权的市场状况、交易状况。此外,如果有抵押、担保因素,还要进一步进行分析。需要强调的是,这个环节应将比较调整因素按对债权回收价值影响的大小设立不同的标准分值,每个调整因素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类,明确调整分值的标准,并依此进行列表分析。

其次,需将参照物与评估对象进行比较、打分,将指标差异比较、量化。为避免差距过大,在设计调整分值的时候,都要保留一个基础分值,然后按类别归类打分。这个环节主要是注意归类的准确性,交易案例和评估对象的基本情况要填列清楚,运用职业判断进行对比分析,打分尽量合理化、科学化。

最后,估测出债权价值。将交易案例的债权回收比例分别除以其对应的分值,得出评估对象的3个或3个以上参照比例,再根据参照物与评估对象的相似程度,取其不同的权重进行加权,最终得出债权的分析价值。

三、结论

文章在分析国有企业不良债权资产的处置方式的基础上,结合河北省实际,提出债转股、债权转让和债务重组等资本化的处置方式,并分析这三种方式下的不良债权价值评估方法。对于债转股情况下股权价值的评估,重点介绍了收益法。债权转让和债务重组方式下的债权价值评估,可以采用假设清算法和交易案例比较法。当然,本文提出的这些评估方法,虽然结合了河北省不良资产的实际处置情况,但是每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比如,假设清算法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尤其是无效资产、无效负债、优先偿还债务以及优先偿还费用等都是基本假设,因此对债权价值的认定不会是精确的,同时,国控公司在使用该指标的过程中,会有较大的道德风险,即个别人员可能利用它作为与债务人或第三方共谋的依据,故意压低回收率,因此需要其他手段进行修正。再如交易案例比较法。一是案例的选取。由于市场中国有企业不良债权处置的案例很少,另外是否选取了同一或相似的资产类型、同一或相似的交易方式、同一或相似的市场交易条件下的案例,对评估结果都有影响。二是案例的因素比较过程带有人为影响。在因素比较中,对于不同因素孰重孰轻的认识是因人而异的。因此,每个因素的修正程度也会不尽相同。鉴于每种方法都各有优缺点,可以考虑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以降低评估过程中的人为因素,更多地反映客观实际,使资产评估更能体现市场观点,从而弥补独立使用单一评估方法的缺陷,提高评估的准确性。总之,国有企业不良债权价值的评估有待深入研究,进而为不良资产处置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参考文献:

[1]王伟.资产评估[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刘国明,王朝龙.国有企业集团不良资产处置模式的成功探索及相关思考[J].集团经济研究,2006,(5).

[3]黄筱秋.处置国有企业不良资产的探讨[J].会计之友,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