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动化技术的认识精选(九篇)

第1篇：对自动化技术的认识范文

作为关注“此岸世界”的哲学家，马克思将技术理解为一种活动过程，是“活的技术”而非“单纯的死技术”，将技术活动作为具有独特结构和功能的开放的、不断发展的系统进行研究。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心，揭示了技术实践的各个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展示了技术实践漫长的发展史和深刻的人性根源。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手段、活动方式和认知方式的技术实践关涉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具有结构性、整体性和开放性的特征。

1技术实践的基本功能

技术实践作为有自身结构和层次的系统，具有独特的功能。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就在于他具有能动的创造力，人用人的尺度把主体的目的、力量、潜力、创造力外化为实实在在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同时，人在这一过程中也获得了对外部的认识，达到了对世界的认知。即技术实践同时具有认识功能和改造功能。一方面，人们通过技术实践使主观与客观达成统一，获得对客观世界及自身的认识。另一方面，人们在技术实践中按自身的目的改造环境获得物质需要的满足，同时，也在这一过程中改造自身、提升自身。技术实践即是认识世界的活动，也是改造世界的活动。技术实践的第一个功能就是认识世界。人们对生存其中的世界及自身的认识主要来源于实践活动(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即使在科学成为认识世界的主要手段的近代，技术实践仍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主要途径。“改变世界”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因此，首先要认识世界才能完成改变世界的任务。

“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先和基本的。”在前资本主义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人类从懵懂中探索前行，逐步获得对外部世界及自身的认识，这些认识是在技术实践中获得并积累的经验性知识，是从“不知而行”到“行而后知”。虽然在某些领域做到了“知而后行”，但真正进入科学认识的阶段是在近代科学发展之后。早期的原始宗教、巫术和神话也是人类对自然的一种解释，虽然它反映的是人们对自然的粗浅认识，但其中也包含了一些科学的因素，如，占星术之于天文学，炼金术之于冶炼技术等等。对自然和神灵崇拜的根源是人类实践能力的低下，人们无法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只能交给神灵决定。到了资本主义阶段，这种对自然的崇拜随着人类技术实践能力的提高被彻底打破了。“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地解决。”技术实践增强了主体的认识能力，扩大了主体的认识范围，是人类对外部世界认识的源泉，人类的认识发展史和科学技术发展史都印证了这一点。原始人的意识、思维和语言是人类集体劳动的产物，在制造和使用石器、弓箭等工具的过程中，不单开始了对自然的改造，也开始了发现自然的进程。人们逐渐懂得了原料质料的性质、用途与形状的关系;在狩猎过程中了解了动物的习性，学到了驯化的方法，开始了原始畜牧业;在采集果实的过程中，认识到植物的生长规律，学会了播种与收获，开始了原始农业。随着认识主体所拥有的改造能力的变化即技术实践能力的增强，人的认识活动不再仅仅是对现象的描述，而是对本质的揭示。技术实践创造了人和人的认识，认识产生于实践的需要，客观事物在生产劳动中进入人的认识领域，成为认识的对象。在技术实践的过程中，产生了认识自然和人类自身的需要。技术实践不仅使人获得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也使人获得了对自身的认识，人类在技术实践的过程中，完成了经验知识的积累，实现了对对象由不知到知，由片面到全面的认识过程。因此，技术实践是人类认知的基本形式，是自然科学的现实基础。

除了认识世界，技术实践还具有改造世界的功能。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等活动。“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无论这种活动的产物表现为食物、衣物、住房，还是其他任何形式，都是人类创造性活动的结果，“人具有一种自己创造自己的特性，他有能力根据自己的目的来使自己完善化”。技术实践伴随着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作为与其他生物相区别的理性生命特有的活动，技术实践不仅体现了人对自然的改造，也体现了人对自身的改造。人类虽没有某些生物的特殊器官和本能，“他既没有利爪也没有尖牙，因而(除理性之外)他没有任何武器，”这种理性使人具有了一种将能力投向明智地改造自然的活动的能力，即人能够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能力。人“不断以新的方式应用于新的越来越复杂的动作，……以致像施魔法一样造就了拉斐尔的绘画、托瓦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乐。”技术实践包括改造自然、摹仿自然的活动，也包括创造自然中不存在的东西的活动。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都参与的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人按照自身的协调来引起、调节和控制自身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反映，……通过这样作用于外部世界和改变它，人同时也改变了他自身的自然。他开发了自身沉睡的力量，并迫使它们按照自己的指挥而行动。”

人类原初的技术实践就体现在物质资料的生产中，并已经将技术融进了取自自然的第一份食物之中，如果不具备一定的技术实践能力就很难与大自然相处并使自己生存下来。“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即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即使是为了获得一根棍子，也需要以创造性的活动为前提。人虽然不能绝对地控制物质的生产，但如果自然所提供的物质没能达到要求，人类就会启动另一种与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物质完全不同的活动———创造性的活动，生产自然界中找不到或不易找到的东西，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的创造性活动使人在一定限度内，能够方便地获取人类需要而自然界中找不到的东西。“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达到改造。”［9］人的能动的创造性活动(技术实践)不仅创造了人本身，也创造了“一切财富”。在这种创造性活动中，人确立了自身，发展了人的社会关系，扩大了交往。同时技术实践的发展提高了劳动效率，节约了劳动时间，增加了社会成员的自由支配时间，自由时间的增加为个人在艺术、科学等方面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2技术实践的历史性

技术实践作为有独特结构和功能的系统，从横向看，总是与一定时期的社会发展形态相关联，展现了技术实践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从纵向看，技术实践的演进与人类社会的演进相一致，展现了技术实践发展的连贯性和延续性。技术实践的变化、发展是在内部诸要素之间以及其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完成的，对技术实践历史演进的分析必须从内史和外史两个角度理解，因此，技术实践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开放性就体现在它的历史性之中。首先，人的历史性决定了技术实践的历史性。对历史的分析不仅能够展现发展的轨迹，也有助于更好的理解现实。因此，历史就是“现实的人”活动的历史。“人的历史性”或者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历史性作为技术实践的解释原则，首先体现为人的需要的历史性和人的活动的历史性。“人是世界上最奇异的存在:人创造了人自己，人创造了人的世界;人永远创造着自己，人永远创造着人的世界;人永远是未完成的存在，人的世界永远是未完成的存在。”

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有生命的个体存在，首先需要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这是人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必须进行的活动。在马克思看来，有生命的个人存在首先要维持“肉体生存”，而为了维持人的“肉体生存”就必须从自然界获取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11］技术对自然的改造可以确保在各种情况下需求都得到满足，但事实上技术并不仅限于满足这类需求，人类历史的第一个需求满足之后，新的需求又不断产生，“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会引起满足这些需要的新的技术实践。人的需要是技术实践的动力，技术实践的不断发展又改变着“现实的人”的生存状态，促成了“现实的人”的发展。“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3］人是全部活动的基础。因此，对现实人及其活动历史性的分析就成为分析技术实践历史性的起点。技术是人生存的主要手段和适应性工具，也是认识自己、改造环境、满足自己渴求的现实过程，这一过程正是历史性的展现。“实践活动之所以生成人和人的世界，就是因为它本身也是一个生成者的活动。这是一个生成的循环。”［14］历史存在于人的活动中，历史就是人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人与历史、人与自然的统一是在人的现实活动中得到实现的。“正如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但历史对人来说是被认识到的历史，因而它作为形成过程是一种有意识地扬弃自身的形成过程。历史是人的真正自然史。”［15］历史是建立在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基础上的。其次，技术实践的历史性除了体现为主体的历史性之外，还体现为技术实践主体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生产力水平等条件的历史性。技术实践只能是一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反映，“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自然经济条件下，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只能借助简单的工具满足生存的需要，人类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然条件，对自然条件的占有是劳动的前提;人类社会生产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机器化的大工业生产的转变，打破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模式，使人类在极大程度上摆脱了自然的束缚。人类的技术实践不断扩展，技术的强大的功用在工业生产中得到突出的表现。在马克思看来，从工业背景中凸显出的技术一方面是人的解放的手段，技术的发展使人的解放成为可能;另一方面，资本主导下的技术直接导致人的非人化发展。“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自主的活动。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7］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技术没有达成人的解放，只有在扬弃了“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技术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解放。

3技术实践以人为主导的结构性

技术实践的构成要素既包括人、人的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及作为媒介的工具等实体性要素，也包括知识、技能等要素。这些要素在活动中通过各种关系形成具有一定结构层次和功能的系统。在技术实践的结构中，各个要素处于不同层次，相互关联，结成各种关系。在众多要素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技术实践的主体。在现代社会，人们谈到“技术”首先想到的就是技术的工具性、效用性。但正如休谟所指出的，任何一个学科最终都要回到人性。无论何种技术都依靠于人，都在人的认识范围内，并依据人的判断。“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同时，技术实践本身所具有的继承性与创新性也确证了人的主导地位。在原初意义上，自然界是人类存在的条件，即使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这种对自然的依赖仍然存在。“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19］自然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它在人的活动中获得确证其价值，是“人化的自然”。自然不再是被排除于人类活动之外的，与人分离的抽象物，而是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具体的、现实的存在。人类在技术活动中改造自然，自然在这种活动中获得价值。“人对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而在这一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是由人控制、调整的。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是物的潜在价值的现实化，即只有通过人的活动，物的价值才能够实现。人作为可以为自然和自身立法的存在，其活动与动物的活动的区别就在于人的活动是能动的、是在理性指导下的创造性活动。“诚然，动物也生产。但是，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第2篇：对自动化技术的认识范文

《高等教育法》总则第五条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着力把对人、对科学技术的武装看作是培养的目的，同时，对科技发展的反思也需要纳入到人才培养体系中来，特别是对于高职院校的大学生。高职院校在思想教育中增加科技哲学观教育是大学生正确认识科技发展的内涵和边界的合理选择。高职院校主要以理工类专业为主，如何让学生树立科技哲学观的认识，正确对待自己所学专业，培养他们成为素质健全的社会人而不是机械的技术人是完成高等教育任务的必要条件。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课教育，解释科技哲学思想的一些问题，如科学知识与技术知识的本质、科学理论与技术理论的结构、科学范式与技术范式的区别等，使大学生正确认识高职思想教育与科技哲学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实施科技哲学观教学，目的是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教学手段更加多元化，学生视野更加开放，教学体系更加完善。在思想政治教育中，通过科技哲学观教育可以拓展思想教育的领域，正确认识伦理道德、思想政治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和界限，正确引导大学生对现代科学技术的认识以及科学的态度。正确认识科学技术不仅仅是人类捕捉物欲的工具，更多地要关注科学技术与自己、人类、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今，“人们不但不能摆脱工具，还要不断扩大工具的复杂程度。”[1]突破技术优先为人类服务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人类更深层次认识科学技术功能和内涵的前提。这种思想在高职院校思想教育中需要得到正确认识，避免培养一批像马尔库塞所说的缺乏批判精神和对社会反思的“单向度的人”，以认识技术存在的合理性。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创新帮助自身生存发展，人类进行自我超越也是必然的，甚至超越“人类”这一特有概念。科学技术是靠智慧发展的，但仅此还不足以让科学技术发展到如此程度，更重要的是需要一代代“爱智慧”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等推动。他们继承了人类科技文明的精髓，依靠“大科学”与“小科学”的融合，带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使整个生物圈因此获益。

二、科技哲学观在高职思想教育中的特点

现在高职院校思想教育还仅限于“五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与法制观的教育。在教学中，由于教师专业不同，在课程教学中的侧重点也有很大差异，但是绝大多数侧重于思想政治的灌输，没有对学生的专业课程及教学内容进行反思。高职思想教育应结合高职特点，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哲学观。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把握科技哲学观的特点：合理性与普及性的统一。高职院校进行的人才培养，重在培养有科学技术的技能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是现代高职院校进行人才培养的重要手段，通过增加学生的实训和社会实践时间来积累经验，并丰富学生的理性思维。培养大学生科技哲学观不仅是为了增加对科技发展的认识，也需要确立对科学技术知识存在合理性的认识，因此，这种能力的培养应作为大学生的长期发展目标进行。匈牙利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乔治•卢卡奇认为，在当今社会形式合理性是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而辩证理性支持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如今，我国进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在形式上既有资本主义的成分，又有社会主义的成分，但是社会主义形式是基础。这必然要求正确的科技哲学观应该融入高职院校思想教育体系中，形成长效性、普及性的教学管理形式。传统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人类科技文明自钻木取火，观天象知时节到如今已历经数千年。我国的传统科技重在关注民生民济，重在实用。美国环境哲学家J.B.克里考特认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要向“东方转向”，当然，指的是东方的传统哲学思想。自上世纪中叶，科技发展突飞猛进，信息时代的到来，更是加深了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竞争重点定位在科技的创新，这俨然已成为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一大特点。

信息时代的科技创新不但关注竞争的切入点，也重在关注人类生存与发展，实现了科技哲学观传统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海德格尔把技术看作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认为在现代技术中，人类和自然都已纳入资源储备，而现在人类不仅背叛了自然，还背叛了人类自己。而高职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单元，无疑要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这要求培养的学生应该是知识、技术和思想“三位一体”的创新型人才。局部性与全局性的统一。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职业化的技能型人才，这种培养目标对于高职院校来说重在强化专业学科，增强个体自身竞争力；而对于未来的发展，更应该关注人类发展的走向。科学技术的发展定位是信息时代一个重要内容，教育决定科技发展的方向，教育定位有多远，培养的人才就能走多远。重新审视科技史，那些对人类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没有一个仅局限于狭小的专业领域而不顾人类的发展，都体现出强烈的责任感。科学技术的发展往往置于人与自然和谐有序发展的全局环境之中。对于科学技术的思考，不能仅仅局限于专业自身发展，更要拓展视野，反思人类的行为，关注人类和自然的根本利益。规范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科学技术的运用特别强调密切关注现实问题，诸如科学发展观的贯彻、科技人才培养模式、环境保护问题等等。要深入细微地研究，立足对问题的思考和创新，特别强调注重提出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新方法、新途径、新思路，实现规范化与创新性的巧妙结合。无论对高职人才的培养，还是科学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我们都需要尊重传统和规范，但不能局限于此，否则就会被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所湮没。在高职思想教育中，运用新方法、新资料、新数据，力争做到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自圆其说。分析科技发展的规范性与创新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促进大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认识。

简单性与复杂性的统一。纵观整个科技史，科技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提升过程，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上向因果关系（upwardcausation）。传统科技多表现为一般系统的特性，而现代科技多表现出复杂系统复杂性的一面。科技创新是科技发展整个系统突现的重要表现，也是新颖性的重要表现。“对于复杂性的承认有助于面对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哲学问题。”[2]对科技发展的系统认识能够帮助大学生全面了解科技的特点、功能、结构和目的，重新审视科学技术、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不能只把科学技术看作简单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把科学技术放在一个复杂系统内理解。

三、科技哲学观在高职思想教育中的内涵

其一，思想教育的一致性。“除了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哲学只有两个真正的研究对象，即自然界和人类世界。”[3]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更进了一步，通过理论的手段和实践的手段丰富了人类对于它们的看法。运用新的理论促进高职思想教育的改革，顺应了我国全面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需要，同时也促进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进展。科技哲学观教育是高职思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没有科技哲学观教育的高职思想教育是不完整的，不能割裂这两个方面的教育。因此，两者都是以改造人的思想为目的，具有教育目的的一致性。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今天，想“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创新，勇于创新。”[4]科学技术的创新不仅仅赋予表象，更多地要挖掘青年大学生这些未来的社会主力军对科学技术的认识。

其二，思想教育的互动性。创新在于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传统的思想教育是单向不对等的教育模式，在信息社会，这种模式显然已不合时宜。高职思想教育应加强大学生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不断推进教育创新，推动科学技术知识的多元化发展，并且把思想的互动融入整个教育过程。自建国以来，我国就非常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也重视对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探寻。上世纪60年代提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5]并提出“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6]理论研究还包括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哲学思考，通过理论研究深刻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上个世纪50、60年代我国形成学习自然辩证法的良好风气，钱学深、齐毓霖等知名专家都对这个时期给予很高的评价，使一大批知识分子、工程专家在这种开放互动的环境下，开拓了视野，活跃了思想。哈工大的马玉林教授认为，“站得更高一些，看的也更远一些。”同志提出：“我们不仅要大力发展自然科学，而且要大力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并用这些方面的知识来全面提高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7]大学生作为生产力的准主力军，丰富其科学技术知识和科技哲学思想是未来发展的必要条件。

其三，思想教育的中介性。高职思想教育过程中贯彻科技哲学观重在培养大学生的哲学思想和思辨精神。如何把个人的发展和人类整体利益和自然利益联系起来，促进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不能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就会伤及赖以生存的环境，也会伤及人类自身。思想教育是以中介的身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样，科技哲学观教育也充当思想教育与科技发展之间的中介，只是处于不同的位点上。科技哲学观教育是对思想教育内涵的进一步挖掘，着眼于满足未来社会发展。充实由于科技发展而带来的经济理性，同时，也应充分尊重价值理性（包括生态理性等），如深层生态学的范式赋予非人类生命以内在价值，而不是依赖于它在经济上的或以人类为中心的价值。[8]只供奉科学精神只能推动人类对物欲的追求，而对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的追求却可以弥补人类对自身发展的反思，这必然要求加强对科技哲学观中介性的认识。

四、科技哲学思想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与作用

思想政治教育已成为高职院校一门必修课，以推进培养具有创新性、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群性教育、时代性等多元特征的复合型人才。通过加强高职院校自身的优势，把道德的内涵加以提炼，融入现代科技成果中，强调认识过程的连续性，促进大学生对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的认识，完成宇宙自然和人性道德的完美统一。加强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教育对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增强大学生对科学技术的正面认识。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科学技术的强大力量，它改变了整个世界。科学技术的创新已成为当今社会对人才的重视和认识的过程。创新不仅仅指的是科学技术创新，更重要的是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深层次理解。正确认识对科学技术合理性的批判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边界问题，培养高职院校的学生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整体思想、系统思想。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现代大学生的思想过度地重视了功利主义给自己带来的物质上的，忽视了科学技术对人类发展不利的一面，这样必然给人类的发展带来困惑和质疑。

其二，减少高职院校思想教育的过度政治化。现代我国的高等教育在进行思想教育时，总是把思想教育政治化，政治的敏感性放在突出地位，束缚了学生的思维。任何一种科学技术都是中性的，就是通常说的“科学技术无国界”。因此，这就需要在教育过程中选择正确的教育方式促使学生能够辩证地认识、感受科学技术内蕴的人文气息，避免科学技术的政治化。政治化的思想教育使学生缺少全面认识科学技术的能动性、主动性和科学理性。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不具有政治意义的，赋予其政治性还是本源性，这关系着高职教育未来发展的方向，还会直接影响着我国科技复兴之路。

其三，充分认识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科学与技术是不同的两个概念，明晰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高职院校的学生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几乎所有的科学家、哲学家和工程技术专家都认为科学和技术具有普适性、可检验性和统一性的基本品格。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至今，任何一种商品都是科学与技术的复合体、统一体。高职院校思想教育应给学生理性认识。学生在高职院校学到的内容不仅仅只是技术上的掌握和提高，理论的知识更有助于认识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和规律。科学与技术统一于理性，理性依靠的是认知，认知的来源无外乎感知上的、经验上的和知识上的积累。因此，正确引导、认识科学与技术的统一性及其辩证关系对于培养高职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是必要的。

其四，强调科学技术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指导意义。我国高职院校进行的职业教育形式通常情况下是技术性教育和进入职业的适应性教育，几乎没有学校设置与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哲学课程。这就大大限制了高职院校学生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因此，高职院校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首先，学校领导层需要设计长远培养具有哲学思想的科技创新人才的战略规划。所有的高职院校都会有自己的办学理念，然而，办学理念中缺乏哲学观的思想内涵。从社会的现实反映来看，如今培养的更多的是技术人，而不是社会人；其次，学校在课程的安排中，应把科技哲学的思想融入到思想教育的教学过程之中。针对这一点，学校必须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纯粹的技术人还是现代的社会人，然后，把这种理念付诸具体的教育教学，真正实现科技哲学思想在教育教学中的实施。最后，烘托校园厚重科技哲学的氛围。现在部分高职院校在教育教学中把西方的功利主义穿插其中，但是绝大多数时候是对功利主义的误释，把个人的利益作为功利主义的中心。而真正的“功利主义的标准不是当事人自己最大的幸福，而是所有人最大的幸福。”[9]因此，现实需要通过科学技术哲学的宣扬达到培养人才的目的，不仅仅是通过单纯的技术。

第3篇：对自动化技术的认识范文

论文摘要：提出技术哲学研究要融入哲学主流和切近社会现实，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在这样的定位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又成为了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内容。

一　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建立一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中外技术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虽然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学科仍未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仍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仍未产生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针对这种困境，为了适应当今技术时展的要求，为了促进技术哲学研究的繁荣，中外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张加强技术认识论研究，通过科学哲学之门融人哲学主流；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伦克和罗波尔主张建立一门“跨学科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费雷建议，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技术文化环境，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米切姆指出，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呼吁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

这些建议凸显了两个“问题意识”。其一，技术哲学研究如何融人哲学主流；其二，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切近社会现实。这两个“问题意识”的确应是作为一门学科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定向仪”，应是我们思考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针。

技术哲学研究要融人哲学主流，要切近社会现实，主要取决于它选择什么样的学科主题。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是什么，在中外技术哲学界有很大的争论。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哲学是“哲学中的自然改造论”。从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观视角看，技术解释有两个基本观点，即“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动”。这两个基本观点实质上是“一体的”。它们贯穿在雅斯贝尔斯关于技术的界定中，它们也正是海德格尔追问技术本质时首先“穿过的正确的东西”。技术是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国内学者称：“技术就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人工过程或活动本身”。国外学者称：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人类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技术是“设计一实施”。说到底，“技术是做”，技术是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技术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所以，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本应该定位为“自然改造论”，即是研究“关于改造自然这个领域的一般规律”。

更重要的是，这样学科主题的定位，不仅使技术哲学研究在整个现代哲学体系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价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会现实。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_18_马克思提出的这项现代哲学研究任务至今远未完成。可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如此定位的技术哲学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学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题始终是缺失的，所以技术哲学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所以，以这种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必然能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笔者不赞同，技术哲学研究应“以技术认识论为中心”的主张。这种观点的理论预设是，把技术化约为一种“知识体系”，把技术问题归之于认识问题，把技术哲学归结为“技术认识论”。这种观点，究其实质是那种“重视超然的理论思考，轻视实践活动”的哲学传统在今日技术哲学中的继续。如上所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论”。“自然改造论”，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动本身，研究其本质、要素、结构和形态，但并不排斥“技术认识论”。技术实践活动中需要知识，有独特的认识现象，技术认识论问题当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构成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论”，应该从更好的哲学开始。在这里，“更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人们通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的”“实践的”“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实践活动作为其世界观的支撑点，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道路。比较不同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实践哲学突出强调物质生活、实在的对象化活动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础性，而其他现代哲学则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归结为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交往，都将物质生活、人的对象化活动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所以，只有马克思实践哲学才有一个科学的实践观，才能为“自然改造论”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框架。其实，由于其突出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地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改造论”思想。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自然改造论”研究，不仅能使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得以成长，而且也会推进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如陈昌曙先生所言，“离开自然改造论，实践唯物主义就会被架空。”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要融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事实上，当前欧美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有走向这一定位的端倪。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相比，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伯格曼、伊德和费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伯格曼发现当代生活中存在着“装置范式”(device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术制品与人的中介联系(relationsofmediation)、他性联系(alterityrelations)和背景联系(backgroundrelations)。两人都专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没有关注产生技术装置或技术制品的技术实践活动。比较而言，费恩伯格更关注技术实践领域，他的“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theory)就是描述技术制品成为社会的适用工具的实践过程。当前，这种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美技术哲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场“经验转向”运动。它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技术“内部”的认识，“必须基于对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即技术制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和生产的。”目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是初步的，可以预见，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指向技术实践论本身，必将使技术实践论研究凸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技术哲学才能从“关注技术制品使用者阶段(theuserphase)转移到关注其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才能真正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这也意味着，这场在欧美兴起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只有彻底地走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之途，方能实现其目标。

二　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技术创新哲学研究

一旦把技术哲学研究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那么在技术哲学研究的众多主题中，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就显得特别关键和紧迫。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或“技术方法论研究”领域，而是属于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深入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技术哲学就难以真正确立。从建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实践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实践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揭示技术的内在本质。历史上通常认为，技术是发明家的创造，而创造本身是一种无结构、无过程的心理顿悟，似乎是“来无踪迹”、“带有魔幻色彩”。这种技术创造的“恩赐说”L29J已先行地限制了人们对“技术内部的认识。现在人们则认为，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与技术相适应的社会。这个技术产生的实践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实践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可见，“技术创新”概念本身就意含着使技术创造过程“祛魅”，使其“物质化”而纳入实践范畴的意思，已经内在地向“技术内部”的认识敞开。所以。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实质上，德韶尔早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技术哲学惟有研究技术创造活动，才能发现“技术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确地指出：“为了遇见技术的本质，我们必须到新形式首次被创造的地方去寻找。大规模工业生产只是类似于诗和音乐作品的复制和再生产，而只有在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那里我们才更接近于诗和音乐的本质。技术的核心是发明。只可惜，他把技术创造活动主要归之于发明家的“内在的作出”(innerworkingout)，而未能正确地把它视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德韶尔这种原本正确的技术哲学研究思想，在后来的技术哲学研究中没有被实行。从整体上看，实际的技术哲学研究“最惊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术的外部化方法”。目前，在那些打算“认真对待技术”的哲学家那里，德韶尔的这个思想才逐渐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其二，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发展轴心，才能向现实社会“敞开”，指导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在古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隐含着的，可以从史前各种先王从事创造的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从历史深处看，从宏观上说，技术创新的体制化始于19世纪末，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技术创新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创造性本体，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标志。从微观上说，技术创新恰恰就是一个新的“制作社会”的形成过程。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必将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如果不“下沉”到“技术创新”层面，则技术哲学研究就不可能实现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学旨趣。譬如，芒福德、马尔库塞、弗洛姆提出的技术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生活，则必须发展出相应的较为具体的人性化技术创新理论。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以技术发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由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譬如，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至少要包括“实践结构论”和“实践形态论”，而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就必须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工程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结构论”必须有人文的透视，而人文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形态论”必须有工程的基础。

另外，进行技术创新研究于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积极面向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我国企业搞活、民族复兴最终要落实到技术创新上来。面对全球化、生态化、信息化、知识化的严峻挑战和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国情，如何依靠技术创新求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个关键性难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供哲学智慧是当代中国技术哲学家的责无旁贷的任务。另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创特色的可能之所在。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不能再走一味的引进一述评的学科跟随战略。鉴于国际上技术哲学研究尚处于前范式时期，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只要立足中国现实，视野开阔，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是有可能创出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理论的。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作为“晚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面对前述的严峻挑战和国情，我国技术创新涉及因素尤为复杂，进行得尤为艰难，因而构成突出的社会实践问题。牢牢抓住当代中国技术创新实践，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指导，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或许能创出自己的特色。

第4篇：对自动化技术的认识范文

1　“轴心期”理论视阈中的“科技时代”

技术是文化进步的标尺，是时代问题的透镜，“技术在现代的、充满活力的文化现实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人们愈发广泛地承认，现代技术是现代文化得以建立的基础”。[1]某种意义上，一个哲学家思想是否敏锐、是否深刻，往往体现在其是否关注技术及其技术观上。雅斯贝尔斯（以下简称雅氏）的学术活动充分表现出一位具有时代感的思想家对技术的关注。

作为与斯宾格勒、汤比因齐名的思辨历史哲学家，雅氏同样从文化形态学、哲学高度对历史现象进行概括，向世界奉献了其独具特色的“轴心期”理论，其技术之思切入点正是“轴心期”理论。他认为，人类历史经历了四个阶段：①史前期：由于语言产生、工具制造、火的应用，人第一次变成人，但人们永远只能揣测而不能确知当时的思想与状况。②古代文明：最早的文明开始在地球上三个地区兴起，依次为埃及、苏美尔、巴比伦、爱琴海；前雅利安印度文化；古中国。人类开始由非历史走向历史，但几乎无精神运动。③轴心期：公元前800-200年发生的精神过程标志着人类历史正处于轴心期，相互隔绝的中国、印度和西方涌现了许多思想家。④科学技术时代：从15世纪开始，经过17世纪决定性发展，到19世纪全面展开。作为近代科学发源地的欧洲与其他地区特别是亚洲完全分开，成为世界中心。

雅氏认为，史前和古代文明是间歇期，轴心期是突破期，科技时代是第二间歇期，轴心期众多哲学家涌现，产生许多思想，在以后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类总要回忆和重新认识轴心期，以获得精神原动力。他对科技时代评价极高，认为人类正处于转折点，而这一转折是因为现代技术侵入历史，成为决定力量，“这就是技术时代，它似乎将人类在过去几千年中在工作方法、生活方式、思想和信仰方式方面的一切一扫而空”。[2]“技术实体造成人类历史的可怕中断，尽管我们置身其中，其最终结果是任何想像都无法预料的，它存在于人类生活的机械化和技术化”。[3]

2　现代技术之生成、本质与功能

(1)现代技术之生成　雅氏认为，不仅“轴心期”到“科学技术时代”是历史断裂，技术自身逻辑发展中也有历史分界，“以为在技术发展中没有发生什么决定性飞跃是错误的”，[4]“现代技术不同于原始技术，它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终结和一个新时代来临”。[5]

技术源起非常古老，历史所及便有技术，雅氏指出，始技术建于原始人自然物理学上，表现在手工制作、武器使用中，在古文明中，始技术是移物、建筑、修路、造船、攻城和守城之手段，处于一种相对可度量、理解范围之内。

18世纪末，以整体技术生存形式出现的现代技术具备自然科学、发明精神和劳动组织三个因素，与始技术相比，具有如下特质：①提供自动化生产基础。过去工匠的活开始由机器做，人只做照管、伺候机器之类的简单劳动。②能源使用的革命性进展。在始技术中使用风力、畜力、人力等自然能源，现代技术所用能量以蒸汽机为转折点后来发展到电动机，又进入使用地热能、原子能、太阳能等能源时代，“几千年来占绝对优势的古代机械科学，今天面临现代能源科学的对抗……”。[6]③建于现代科学之上。现代科学提供早期机械科学不知的知识、可能性，尤其电学、化学理论成为新技术存在、发展必不可少之先决条件。④受文化价值的强力支撑。现代社会有始技术时代所不具备的崇尚发明风气，允许自由竞争之理念。允许个人冒险的自由竞争，给一些企业家提供了机会，19世纪西方世界，企业科技战无情摧毁了在技术上处于落后状态的手工业，出现一批由现代技术武装的企业组织，且规模越来越大。　(2)现代技术之本质　海德格尔追寻技术本质时，极力批判“流行观念”中的工具学解释[7]，而对雅氏来说，技术首先是一种手段，“技术是为达到目的通过一定中介手段而形成的”。[8]他从两个层面理解作为手段的技术：①技术依赖于工具理性，是合理化的一部分，恰如罗素所言：“技术依赖于理解，依赖于与预感有关的深谋远虑，依赖于对可能性之估计”。[9]②技术是一种能力。技术能力只是制作、利用之能力，而非创造、使用之能力。技术以自然力抵抗自然力，通过自然间接控制自然。在技术依赖理性知识控制自然意义上，诚如培根所言：知识就是力量。

雅氏从工具维度解读技术意义，认为，技术价值在于获得对自然之自由，“技术目的在于把人从自然的动物性禁锢之下解放出来，从它的物质匮乏、威胁和奴役下解放出来”。[10]当然技术意义不止于此，雅氏认为，人类环境对人类有束缚，现代技术是人类无限超越束缚过程中创造的手段，人类在通过技术扩展自己的封闭圈，拓宽自己的存在过程中（即人工自然的建构）也追求美，体现自己存在的意义。

(3)现代技术之功能　在“科技时代”，技术取得史无前例的强大力量，“开始染指于人类历史的根基”，因此，有必要“深刻理解现代技术侵入及其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影响”。雅氏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深刻剖析了这一影响，揭示出“技术双刃剑”命题。他承认技术确实给人类带来福音，“世界总人口的估计数在1800年是八亿五千万，而在一又三分之一的世纪中，人口增长了一倍多”，“1750年，伦敦居民的年死亡率是二十分之一，如今仅是八十分之一”。[11]雅氏洞察到技术对现代世界的建构作用，指出，技术运用造成如下结果：生产在新基础上进行；企业被组织起来；劳动生产率有计划提高；交通和通讯工具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巨大改进；法律被系统加以整理，有效警察制度被建立，公共秩序由此得到保证。“如果没有技术进步，这些状况不可能出现”。

同时，技术正处于转变人类及其工作存在过程中，雅氏觉察到“技术不仅带来无可估量的机会，而且也带来无可估量的危险，技术已成为独立而猛烈的力量”。[12]18世纪以来的技术革命，是人类存在整体的革命，不能低估现代技术侵入及其对全部生活问题造成后果的严重性，“技术也许是理解我们当前处境的主题”。[13]他指出，技术侵入历史表现如下：

首先，显示出人类对自然的依附。技术是人类控制自然的过程，其目的是塑造自身，使自己免于困乏。新技术无疑显示出人类控制自然能力极大提高，但恰恰通过人类日益增长的对自然的控制，自然反过来控制了人类，威胁着人类自由，“自然确实变成了人类的暴君，人类从技术上造成了第二自然，但危险在于它可能被第二自然所窒息”。[14]

其次，造成人类日常存在状态根本转变。现代技术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生产使人类社会走向全新道路，人类工作方式与以前有本质差异，现代技术“把人类全部存在变质为技术完美机器中的一部分，整个地球变成一大工厂”，[15]在此过程中，人类精神“已经被贬低到只是为实用功能而认识事实和进行训练”。人类正丧失传统的连续性，正在丧失存在根基。

总之，雅氏不仅看到“科技时代开辟了人类真正统一历史的新起点”，同时看到“西方科技文明的不完善和不足”，注意到技术对文明的影响，体认到“技术双刃剑”功能。

3　现代技术问题之凸现

“科技社会”中，人类想要认识一切的企图，把自己看成世界主人利用技术按自身意愿塑造世界的狂妄，叩响了所有问题的大门。而“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绝望时期”[16]的存在主义带着对人“存在状况”的深深忧虑对技术进行了批判，“全部存在主义者的著作证明：存在主义作为个体的代表，带着何等的恐惧感对贯穿于社会生活从而使整个人际关系都技术化的官僚社会进行抨击”。[17]作为存在主义大师，雅氏分析了现代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雅氏认为，人类生存状况问题愈益严重，“以往仅仅是少数人焦虑地思考我们精神世界所面临的危险，大战以后，这种危险的严重性已经人人都清楚了”。[18]他认为，如果要回答“今天仍然实存的是什么？”，那么就要回答说：“是一种关于危险和失落的意识，亦即一种危机意识”，而要探求危机根源，就必须揭示真正隐藏的“时代意识”。

他从历史角度对时代意识进行了梳理，指出，时代意识源于对生活有意识的世俗化，伴随着世代接续代代相传。16世纪以来，“一批在欧洲具有影响的志同道合的人物，复兴了古典学问，在艺术、科学和技术的领域内制定了新纲领……伟大的技术时代露出曙光”。[19]启蒙以降，进步观念与技术之间划上挥之不去的连接符，由此滋生的技术乐观主义一直抢占着欧洲大陆主流文化市场。人们推崇理，普遍认为，理性能有目的地朔造生活，直到生活成为其“应是”状态。18世纪，人们仍期待技术带来的至善至美文明。19世纪，时代意识分化为两种：一支仍相信辉煌的未来正在到来；另一支陷入技术为我们指引可怕深渊的恐惧，人们将自己所处时代看作转折点：或是通向毁灭或是走向新开端。在一般大众满足于技术所引起的进步时，有些学者不安地预感到：“人类将变得更聪明、更机灵，但并不是变得更好、更幸福和更强壮有力。我预见有这样一天，上帝不再喜爱他的造物，他将不得不再一次重新毁掉世界，让一切重新开始”，“除非上帝给予奇迹般帮助，否则我们将面临灭顶之灾”。[20]雅氏深刻剖析了由技术所造成时代精神危机在各个领域的凸现。

问题1：人与自然疏离　人类通过现代技术创造出“第二”自然，并已生活于“机械之网”，“如果设想我们的世界被埋到了地下，那么后来的发掘者们将不会找到像古代岁月流传给我们的文物那样的优美物品，他们将会发现大量的钢铁和水泥，……人类已经把这个星球包裹在一张机械构造的大网内”。第二自然割裂了人类与自然的联系，人成为了“地球上的流浪者”。人类本希望通过技术不断创造自由、解除束缚，其生存反倒严重依附人工物，“技术使每个人将其生命存在依附于已造成的设备功能，当设备出了故障，舒适的生活立即回归到前所未有的极端匮乏之中”。

问题2：劳动异化　技术不只节省劳动还增加劳动。雅氏认为，机器技术代替肌肉，自动设备代替思想重复劳动，同时，人类又需制造、保养、照看和修理机器，为机器继续工作提供原料，在此意义上，技术增加人类劳动，并且“总有些地方仍保留着技术不能废除的古老的艰苦工作”。

充满乐趣的劳动在现代技术参与不变得毫无乐趣。雅氏指出，现代劳动尽管发展遵守纪律、谨慎从事、深思熟虑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开始变得枯燥、无人性。由于工作自动化，对许多人来说，劳动只是重复运动，在这种劳动中，他们除了疲劳外一无所获，“由于人通过机器中介让自然为人工作，他不能去除自己工作的必要性……留给他的劳动本身变得更加机械……”，“劳动变得更单调沉闷……而工厂人员的意识可能达到了最低限度的冷漠。人们之间完全看不到个人劳动和无限的群体需求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代之以盲目服从……”。[21]

还有，现代技术与劳动结合固然形成生活必需品可靠供应，但劳动者在大批量制造上，并未施加任何努力来设法生产某种具有个性的东西，人们在必需品供应中得不到快乐，“……它们缺乏那种由个人努力而生产出来的东西所具有的独特吸引力”。[22]

问题3：人性危机　现代技术使很多人卷入生产过程，卷入由现代技术所造成的劳动方式之中，使人成为机器部件，使人成为工作过程的一环，从而对人性提出挑战。

现代技术具有非人性，并导致一场人性危机。尽管技术包括人性的新可能性，比如技术不仅使我们更接近自然，而且还创造出新自然，使我们获得新存在之可能性，扩大了人类认识，“显微镜与望眼镜都是非自然的，但是它们打开了自然的新世界”。[23]但雅氏认为，“这些都是罕见特例”，因为人类“游赛在无思想的、空洞的、机械的功能中，在自动化中异化，在消遣娱乐，日益增长的无意识和神经刺激的参与中失落自我，反而容易得多”。[24]

技术目的实现需要某种大规模组织，个人总是依赖于这种组织，绝大多数人处于再也不能想像其工作意义和工作目的境地，人的标准被忽视，越来越多人成为机器零件，整个地球都呈现出一种机器风貌，人类生活范围在过去和未来两个方面都受到限制，丧失了对其文化遗产与终极目标的探求，“仅仅生活在现存之中”。

现代技术所带来的新世界是能够高效提供生活必需品的机器，它迫使一切事物、一切人为其服务。雅氏认为，人在机器世界中不可能得到满足，因为机器并不为人提供使人具有价值和尊严的东西，“人看来就要被它消化掉，成为达到某一目的的纯粹手段，成为没有目的或意义的东西”。这是一种人性危机！

技术文明是全球性文明，当今世界只能作为一个单元运作，雅氏看到了危机的整体性，感叹“在热带种植园以及处于地球北端的渔村，都在放映来自大都市的电影……，历史形成的各种文明与文化开始同自己的根源相脱离，它们都融合到技术—经济世界中，融合到一种空洞的理智主义中”，[25]因此，不能通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来克服，必须从整体角度去理解这个危机。

问题4：生活秩序“群众性”　工业社会以来，对空间、时间、物质的技术控制，不可遏制地进展，技术社会依据知识和计算，而非本能和欲望。雅氏认为，在技术社会中生活的人都是群众，他们不是作为个体而是作为大众生存，“群众秩序形成一种普遍的生活机器，这种机器对于真正人的生活是一种毁灭性威胁”。[26]为满足群众要求而形成的技术性生活秩序，在供给群众生活用品上确实显示出巨大功效，但生活世界的技术化即生活中普遍化秩序由技术建构导致“把现实世界中现实的人的生活变成单纯的履行功能”，“人已成为一只机器上可被替换的齿轮而与其个性无关”。在普遍的生活机器与一个真正的人的世界之间具有一种张力，在先进技术时代中，知识增长，连同机器统治扩大，增大了财富，同时也缩小了智慧。个人被融入功能之中，存在被客观化，本质的人性被被格为通常的人性，降格为作为功能化肉体存在的生命力，降格为凡庸琐屑的享乐。

问题5：技术内在价值无限扩张　在“科技社会”里，技术内在功利性价值无限扩张，科学与艺术受到技术价值统摄。近代科学革命以来，自然科学在基本概念和经验结果方面，进入迅速发展阶段，科学成为“不可抗拒的命运和机会”，被普遍地“传播和承认”。科学以“纯洁而专注的沉思，明澈的激情以及对这个世界提供答案的听取”，来追问“究竟什么才是真实”，[27]然而，由于技术功利价值渗透，科学已庸俗化，大众对科学的关心只是由于科学具有实用效果，科学知识仅仅按技术可用性来评价，不再有某种追求知识的原初愿望推动研究者去达到目标，通常是技术领域中的发现带来的金钱奖励维持着科学研究继续进行，“由于这种金钱鼓励，科学在精神方面的自我抽空过程就以有利于群众机器化生活的方式继续下去”，“研究活动只是在它有希望获得实际可用成果时才得到促进”。[28]

技术社会中，以追求自由为天命的艺术也不得不屈从技术价值霸权。雅氏指出，各种艺术似乎都遭到生活鞭打，失去赖以获得安宁的圣坛，无法返回能用内容充实自己的居所，艺术在技术性秩序中退化为生活功能，剧院也成为单纯的娱乐场所。现代演员有能力表现对生活的基本感情，但很难找到适于扮演哈姆雷特或埃德加的人。统治者们把主要兴趣点放在美洲投资上，而不去建造可爱的教堂，凡是想在这个世界生活下去的艺术家，应该放弃艺术而去从事甘蔗种植或陶器制作，这样他们将会“更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和议会议员”。[29]

4　限定现代技术、超越技术问题

雅氏从不同方面对“科技时代”危机状况进行揭露，表达了对存在“技术化”倾向与人类精神信念丧失的深深担忧。他指出，为使技术发展不至真的毁灭人类，“应对技术做出限定”，具体如下：①规范、指导技术：技术只是手段，并没为自身设置任何目标，需要人对其加以引导，对技术的指导不能在技术本身中寻求，而必须在有意识的社会精神中寻找，“人类必须找到重新指导技术统治的途径”。②将技术限于机械论，将技术产品限于机械物：现代技术源于对技术对象的机械理解，机械潜力出乎意料的成功，增长了人们对技术的信赖和期望，由此发展出技术万能论幻想，“将技术世界绝对化将会毁灭个体自我，因而应当把人类生活中不可机器化的事物意识提高到准确可靠程度”，“靠技术来制造那些只能从活生生精神中创造出来的东西，是错误的指望”，“对于自然应采取的步骤是耕作、培育，对于人类，是教育、交流”。他指出，支配技术制造的知识只适用于无生命的、机械的东西，靠现代技术制造的产品是按照一定模型生产的、大批量东西，技术生产不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③特定时刻的技术要受到有限的物质和动力束缚。技术需要物质和能源，能源消耗殆尽意味着文明时代终结。从此论述中，我们似乎可以听到可持续发展的先声。④技术要受人约束，通过人的劳动实现。没有人，就不会有技术；如果人不劳动，技术也不能存在很长时间，因此雅氏认为，技术一定要处在人控制之下。

雅氏认识到技术化道路是一条“人类不得不沿着它前进的道路”，仅仅抨击技术化毫无益处。因此，虽然对技术问题进行无情揭批，他对人类未来仍持乐观态度。尽管看到技术化世界中，各种事物已经与人疏离，人所面对的仅仅是一些可转换功能，但他认为，技术中包含着新可能性，即：通过合理占有技术，在达到一种不受物质束缚的前提下，将属人的可能性归还于人。尽管目睹技术对自然界触目惊心的破坏，但他认为，技术为人类提供了更有效通向大自然的途径，“现代人能够以一种新的意识欣赏太阳的光照和种种自然力作用。技术使人的生活能在任何地理区域或许多地理区域度过。技术使人在生活中对光、空气以及它们产生的一切现象的享受愈益成为可能”。[30]

雅氏希望借助“思”的努力超越技术问题。他指出，在技术社会中，“实证主义统治着生活世界，实证主义者……不想沉思意义……不要感情……不要研究神秘作用力，而要清晰地确定事实”。他断言这个时代是少“思”的时代，人类技术进步与精神萎缩相伴随，虽然许多人仍保持着获得信念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技术意识以及关于人的生活就是生产各种事物的意识在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人类精神信念被窒息了，因此必须通过“思”去超越，他指出：“进行哲学探寻就是去超越”，[31]“人如果要继续是人，而不是负重的牲口就必须沿着获得精神、获得信念的道路前进”。

总之，如何规范技术发展方向，如何超越技术问题，是早已提出的问题，这一问题今天更为重要，雅氏指出，“克服技术引起的无数灾难是现代人的共同任务”，具有警示作用，虽然其解决问题的“精密计划”滑入了抽象性泥潭[32]，但在此问题研究上，其技术思想给我们深刻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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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2]　［苏］（格）·姆·达夫里扬.技术·文化·人[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87,99.

第5篇：对自动化技术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集成创新；高技术集群；技术能力

1　高技术集群企业技术能力本质分析

弗莱斯曼(1984)从技术活动的过程出发提出技术能力的六要素。20世纪80年代后期关于技术能力的研究逐步进入微观角度，学者们认为，企业要获得技术优势、实现自主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企业拥有有效地使用和支配技术知识的能力，并且认为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会经历一个从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的过程。德赛(Desai，1984)从企业自主创新程度的角度对技术能力进行了定义，而卡茨(Katz，1984)明确将技术能力定义为技术诀窍，巴顿(Barton D L.，1995)则从技术和知识的角度对技术能力的核心进行了探讨，认为企业应通过学习和知识的积累，实现技术能力的有序提高，其核心是技术核心能力的提高，并把企业技术能力定义为企业为支持技术创新实现，附着在内部人员、设备、信息和组织中的所有内生化知识存量的总和(魏江，2000)。结合产业集群的特征和企业技术能力的涵义，魏江、叶波(2003)将集群技术能力定义为：以集群学习为基础，以支持集群创新能力提高为目的，嵌入在集群创新系统内部人力资源要素、信息要素、固定性资产要素和成员组织要素中的所有内化知识存量的总和。

本文认为，技术能力有国家层面、集群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之分。对技术扩散的研究，也有企业层面和集群层面的区分，集群层面的技术扩散与企业层面的技术扩散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前者以后者为基础，但较后者有着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内涵(李琳，2005)。从集群网络视角来看，由集群外部供应商、用户、竞争企业及其他公共服务机构构成了集群外部网络，集群内部的横向和纵向成员企业构成了集群核心网络，集群内部的大学、研究机构、金融机构及其他公共服务机构构成了集群网络的辅助网络。结合集群网络的特征和学者对集群技术能力的定义，本文将高技术集群企业技术能力理解为：以集群网络为媒介，以技术扩散为途径，以集群技术学习为基础，以提升集群技术竞争力为目的，嵌入在集群网络企业内部人力资源要素、信息要素、固定性资产要素和成员组织要素中的所有内化技术知识存量的总和。

根据这样的定义，高技术集群企业技术能力的内涵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第一，集群各成员间之所以具有紧密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主要源于集群网络的技术扩散和技术学习机制。技术扩散为知识溢出提供了适宜的条件，集群网络内供应商、用户、竞争企业、大学及科研机构、中介机构是主要的技术扩散源，集群中人员流动、非正式交流、企业衍生、企业合作互动等成为技术学习的主要途径。第二，集群企业技术能力是支撑集群创新能力和持续竞争力的基础。正是因为集群企业技术能力的持续积累和培育，使得集群网络内部技术转移和技术积累的社会化活动得以实现其经济意义。第三，集群企业技术能力的本质是嵌入在集群内部的技术知识，通过集群技术扩散和技术学习得以积累和转移，这些技术的学习具有社会性、公共外部性、途径依赖性和动态整合性等特征。第四，集群企业的技术知识以人力资源、信息、固定性资产和成员组织等四大要素为载体，包含全部非格式化技术知识和格式化技术知识载体，且只包括内化于集群内部的技术知识和信息，而不包括那些存在于集群外部的技术知识和信息。

2　集群企业技术能力成长源泉探索

Iansiti(1998)提出“集成”概念，将“通过组织过程把好的资源、工具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应用称为技术集成”。Best(2001)提出了系统集成创新模型，强调要改变传统的由基础研究驱动的产品开发方式，而应以提高产品技术水平为目标，使研究开发服从于产品创新。本文认为，集成创新的本质是创新要素的交叉与融合，嵌入全球价值链(空间意义上的集成)的高技术集群(地理意义上的集成)通过全球价值链治理和主导企业协调和组织分散于全球各地的价值创造活动，群内企业和相关机构接受主导企业的技术知识和信息扩散，由此构筑了全球价值链中集群技术能力升级的平台，群内各成员主体间的知识融合使得集成创新成为可能，集群网络和技术知识集成是集群企业技术能力持续成长的源泉。

2.1　集群网络集成促进集群企业技术能力成长

高技术集群并非类似于众多企业在某一地理空间内简单集中而形成的传统集群，而是集聚区域内各企业与相关机构间的一种创造性聚合和内部网络集成过程。经济全球化促使集群创新活动附着在适应柔性专业化生产和市场需求的全球网络平台上，推动集群内部成员主体与外部网络中的企业和机构的技术交流合作，因而也是一个外部网络集成过程。集群内部网络集成与外部网络集成缔结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高技术集群横向集成、纵向集成和斜向集成的联动，推动集群网络的构建与动态演进。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集群网络集成的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选择集成的技术知识资源，规划知识的配置范式和联系结构，使各类知识能够相互融通，形成有序的有机整体，从而提高集群分工协作能力和技术交流水平，是集群企业技术能力成长的组织保障。这种集群网络使全球价值链中不同的创新主体所掌握的创新要素(主要指知识和信息要素)整合在一起，为集群以较低的成本较快地获得互补的技术能力提供了组织平台。组织平台通过知识生产的不同主体间以及主体与环境间的创新能力和行为构成高度集成的集成界面，利用网络的沟通功能与碰撞效应来提升集群技术能力，是影响集群企业技术能力持续成长的基础载体。

2.2　技术知识集成促进集群企业技术能力升级

Rosenberg(1982)认为技术发展是通过少数几个阶段性台阶实现间断性知识积累的结果，当多个知识层面交叉时，新的知识出现从而使技术创新成为可能，并把产生新知识交叉的2个或2个以上知识层面所形成的知识台阶定义为知识平台。知识平台是异质性的知识集合体，拥有丰富的知识存量，集群企业可根据自身需要对一些知识进行内部化，获得知识的重构或优化配置。因而依托于集群网络集成的集群企业知识集成并非知识的简单罗列，而是不同知识的相互作用和促进，能产生比知识累积大得多的优势。

高技术集群企业技术能力的成长过程也就是依托集群知识平台，通过知识学习和积累实现知识存量增加的过程，企业拥有的知识量越多，其技术能力就相对越强，当集群固化和活化知识积累到一定阈值，集群企业技术能力实现升级。Giuliani和Bell从知识吸收的角度，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集群企业分为：技术桥梁企业、互换器企业、外部明星企业、孤立企业。技术桥梁企业与外部网络知识源

有紧密联系，也是群内企业知识转移的中心。外部明星企业与集群外部知识源有较强的联系，但与集群内部本地企业联系较弱，以知识吸收为主。互换器企业相对均衡地吸收集群外部知识和群内本地知识，而孤立企业是与集群网络内外部很少有关联的企业。技术桥梁企业充当外部技术变革的“接受器”，外部明星企业使集群得到新的知识增加集群知识积累，因而技术桥梁企业和外部明星企业主要进行集群外部知识集成。互换器企业将外部的知识源扩散到群内其他成员主体，因而同时兼有集群外部知识集成和内部知识集成。高技术集群通过耦合互动的知识平台，将外部知识和内部知识整合在一起，经过知识内部化和综合化的螺旋处理过程，外部知识附有本土知识的特性，形成集群企业专有知识，使集群形成独特的技术能力优势。

高技术集群技术集成强调将技术源与市场紧密有效地联系，依托潜力巨大、层次多样的国内外市场，集群企业有利于构建从需求和技术出发的产品概念，在局部细分市场内创造整体竞争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高技术集群以产品的建构为基础，建立了与市场需求相联系的包含在一组产品中的设计思想和组成要素的产品平台。而有活力的产品平台是一系列相互密切联系产品的技术知识基础，集群依赖这样的技术能力，实现集群内部以设计思想和能力要素为核心而扩展的一系列产品技术知识水平，随着知识和信息量的增加形成新的产品平台，导致集群企业技术能力持续成长。

因此，以集群网络平台为依托的技术知识集成是集群企业技术能力持续成长的引擎，但集群网络平台和技术知识平台彼此间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没有坚实的集群平台的支撑，集群企业知识集成和技术能力成长就失去了根基，没有高效的知识集成创新的支持，集群平台就难以为集群企业技术能力成长提供资源。构筑于集群网络和知识集成的集群企业技术能力持续成长能使集群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和机遇，推动集群网络沿着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不断向高端攀升。

3　集群企业技术能力持续成长的动力

将知识管理理解为一个连续过程，则知识转化与整合是知识积累的关键，知识的扩散与转移则是集群企业知识转化与整合的前提。高技术集群技术扩散过程也就是技术知识在技术供给者、技术需求者及技术扩散中介间的流动过程。集群企业在吸收技术知识过程中，受到群内企业及相关机构等知识载体的认知距离、技术距离、空间距离和文化距离等因素影响，技术认知的启动力、技术知识吸收力、技术差距拉动力和集群网络助推力是集群企业技术能力成长的基本动力。

3.1　技术认知的启动力

上文论述了技术能力的知识本质，技术能力的积累是知识的积累与企业技术知识系统的更新。知识积累不是新旧知识的简单迭加，而是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对企业内外部知识进行搜索、选择、获取，并与原知识系统进行联结和融合的过程。因此，技术能力积累是一个组织的认知过程，即对技术与创新知识的学习过程。认知距离是指企业知识库之间重叠的程度和可以理解的差距，不同知识库的共享需要相应技能的匹配，而知识互补是基于不能完全相异和完全雷同之上的。Santangelo(2002)在研究欧洲电子工业时发现，参与者彼此之间的技术平台越相似，彼此吸收对方技术的能力就越快。Cantwell(2002)研究发现，在核心领域内重叠的技术知识是集群成长的关键因素，在相同的生产经营范围内，竞争几乎不能使彼此的技术得到互补。

经验证实，较小的技术认知距离会产生较高的理解程度，却不能产生较多有效的新知识。相反，较大的技术认知距离会产生较多的新技术，却会产生有限的理解程度，技术认知距离对企业之间和产业之间的知识扩散与转化起着决定作用”J。一个企业吸收另一个企业的扩散技术知识需要有相似的感性认识、解释方式和评价准则，需要理解彼此的行为和表达方式。了解技术认知距离有利于确保企业的联系限于认知框架内进行技术知识交流和吸收新知识，适宜的认知距离可以提高学习的有效性，导致理解力的提高，有效促进技术知识转化。

3.2　技术知识吸收力

所谓吸收技术是指将新技术纳入企业知识库并加以有效的利用，企业对技术知识的吸收力是指吸收、消化引进技术的技术能力和再创新的组织实施能力。Cohen＆Levintha(1989)的“吸收能力”概念和Abramovitz(1986)的“社会能力学说”认为，知识生产具有很强的自我累积性和路径依赖特点，吸收能力越强，知识扩散效应越大越快。研究发现，日本与韩国工业技术能力快速成长的关键是日韩企业对新知识与新技术的吸收能力极强，能以模仿、改进、创新的三部曲来创造竞争优势(Kodama，1991；Kim，1997)。

知识吸收力会受到“知识存量”与“学习强度”的双重影响。企业的吸收能力除了包括吸收外部新技术，还包括新知识在组织内的扩散、利用与再创新，因此是一种外部学习与内部学习的整合。如果集群中的高位势企业能源源不断地从外部知识源吸收有价值的知识，就意味着集群网络作为一个整体得到了知识补给。而在集群网络这样一个适宜于知识扩散的环境，在高位势企业引进知识并消化吸收、创新后，知识将通过对高位势企业的模仿与学习扩散到低位势企业，从而完成整个集群的技术学习活动，提高集群整体技术能力。

3.3　技术差距拉动力

从宏观层次上看，技术差距指科学技术水平在世界范围内所形成的差别，是科学技术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中的差别的总和。从微观视角看，技术差距指不同技术承担者在同一技术的最高技术水平上的差距，本文主要从微观层次进行分析。学者研究发现，在技术领先者与滞后者之间，技术模仿的潜力与技术差距积极相关，认为技术扩散之所以能够提高后发国家的技术能力，是因为后发国家可以在发达国家的技术基础上，减少学习和开发费用(Fager-berg，1994；Findlay，1978；sjoholm，1999)。技术差距提供了一个转型和扩张空间，企业在一定的技术能力积累基础上，通过对先进产品、技术的模仿和吸收，缩短技术差距，培养自主创新的技术能力，在学习模仿中不断学习，不断改进原有技术的缺点，提高其市场适应性，实现技术追赶。

3.4　集群网络助推力

高技术集群网络中的企业及相关机构间的空间距离、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创新理念的集群文化及政府政策支持是集群知识扩散和知识转移的推动力。

第6篇：对自动化技术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技术哲学 媒介素养教育 工具 活动

一、对技术哲学产生和发展的追溯与分析

技术哲学的产生是与人们对技术概念的认知及其本质揭示的过程紧密联系的，它从诞生到发展一直处于摸索当中。随着技术教育在欧洲各国轰轰烈烈地开展，各国的学者开始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认识对象加以研究，德国地质学家、哲学家E・卡普及其代表作《技术哲学纲要―――用新的观点考察文化的产生史》现在分别被学术界公认为技术哲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作。20世纪70年代以来，技术哲学进入了自主发展时期，在1979年国际第16届科技大会上正式肯定了技术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对技术哲学历史背景的研究，首先需要明确界定对象，即什么叫技术哲学。“技术哲学可以意味着十分不同的两种事务。当‘技术’作主语的所有格、表示它是主体或作用者时，技术哲学就是由技术专家或工程师精心创立的一种技术的哲学。当‘技术’作宾语的所有格、表示被论及的宾语时，技术哲学就是哲学家认真把技术当作系统反思的主体的一种努力尝试”。［1］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工程的技术哲学”和“人文的技术哲学”。考察技术与科学的异同，可以发现技术哲学的两个传统即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曾经对立，目前正竞相发展，在二者互补融合的道路上产生了很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从存在本体论的维度来把握技术，深入探讨技术与人的关系，追问究竟是什么要素不断强化着我们的“技术决定论”。正是技术使人与周围环境建立起实际联系，使人从抽象中走出来成为现实的行动者，不同的技术造就了人的不同现实生活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的技术性活动决定了人的存在及其本质的具体内容，规定了人性自身的不同本质内容。如果说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那么技术便将人的本质形成的无限可能性予以释放。这些观点不仅表明当代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不断展示出人的自由力量的无限性，而且昭示了人的本质的无限可能性。

教育学术背景对于技术哲学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首先将技术纳入学校教育体系的是法国。法国人从17世纪继承了两个优秀的传统：一是源于笛卡儿的理性主义。二是源于皇家科学院的实用化传统。18世纪的法国是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这主要归功于法国政府在技术教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改革。在拿破仑时代，法国科学技术明显偏向于应用和试验方面。拿破仑很重视技术学校和技术教育。但是当时法国的科学远没有制度化。科学家作为教师，主要还是一种“闲职”(类似于政府文职人员的工作)，他们的科学研究还像大革命前那样，属于私人活动。

法国教育模式曾深刻影响过其他国家，特别是德国；但是，德国人通过众多学者的改革，超越了法国模式。近代德国的教育改革，最主要地集中体现在改革普鲁士的学校体制。这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在初等教育阶段推行强迫义务教育制，发展国民教育。第二，在中级教育阶段，开办实科中学，调整课程设置，增设与技术有关的自然科学知识。第三，在高等教育阶段，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鼓励教育和生产相结合。第四，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兴办各类技术学校。通过这些措施，德国既将技术纳入了国家教育体系，又提高了国民的整体素质，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高素质的劳动力。

二、媒介素养教育的哲学基础

将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作为媒介素养教育最深层的理论基础对于提高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回顾媒介素养教育的过程中，以技术哲学的视角考虑问题，有助于研究视角的不断拓展；在反思媒介素养教学的过程中，技术哲学强调科学的建构性、多样性角度，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与理论联系到一起，并且凸显了实践在媒介素养教育中的重要性。

媒介素养教育强调教育内容的传媒性、方法手段的技术性，这是它和普通教育的区别。它往往以媒介作为分类，并针对某种媒介的特点，对学生进行技术性很强的能力培养，以便达到所需要的传媒知识和基本传播媒介技能的要求。普通教育往往以学科作为分类，强调教育内容的稳定性、方法手段的科学性。因此，对该学科的基础知识和高级知识应进行系统性的教育，以便在一定的期限里达到对某学科知识的系统掌握。进行媒介素养教育不仅可以教授某个学科知识，还可以有效提高个体内在媒介素养。从教学方式来看，媒介素养教育的技术特点明显，而普通教育主要体现在其学术特点。因此，技术哲学成为在确定媒介素养教育的哲学基础首选要素。对于媒介素养教育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是建立一套可以指导媒介素养教育实践的理论体系的必经之路，这样才能提高教育工作的自觉性和目的性。而从科学角度认识媒介素养教育和教学，就应该从哲学方法入手，以哲学的高度去总结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规律。目前，我国学术界基本上将技术哲学和教育哲学作为教育技术最深层的理论基础。［2］

三、从技术与人的关系看媒介素养教学的本质

把技术作为工具在当今时代显然已出现了巨大的局限性。技术不再是卡普眼中的那些简单工具，现代技术已同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更与人密不可分。正像德国技术哲学家拉普所谈的：“实际上，技术是复杂的现象，它既是自然力的利用，同时又是一种社会文化过程。”［3］作为社会文化的技术，它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更多地表现为人的活动，是人对客观世界、社会关系乃至人本身的认识和表现，是人性的具体外化，我们现在思考的问题正在从“技术能干什么”向“人要用技术干什么”或“人将如何使用技术”转变，技术内在的社会性、民族性、文化性等人文属性正在成为人所关注的焦点，例如埃弗里特.M.罗杰斯认为技术是人“对工具的设计，这种设计可以减少在达到预期效果的过程中因果关系之间的不确定性”。［4］很显然，罗杰斯认为技术不是工具，而是人对工具的目的性认识和实践活动。塞特勒认为，技术的重点在于“工作技能的提高和工作的组织，而不是工具和机器”。［5］这一观点更是明确了技术与人的活动是密切相连的，其所表现出的活动特性要比其工具特性重要得多。

在当代，认识技术已不能简单地从自然科学出发，而应该遵循技术和社会研究一体化的原则，对技术进行有意义的批评分析，不能封闭地从技术内部认识技术，而要开放地从技术与人、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上认识技术，所以，认识的对象也就不再是技术具体的物化形式――工具，而是技术产生影响的根源――人的活动。技术固然是有意义的，但是这种意义却是由人的活动来决定的，如波兰哲学家柯塔宾斯基所指出的：“它代表了人类对行动效率的追求，但人的意义却不能由技术来决定。”［6］人使用技术的活动，不是对技术影响单纯的机械反应过程，而是人作为主体主动对技术进行价值赋义的活动，即：技术必须、也只能通过人的活动产生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的意义是由人的活动决定的。技术是外在的，也是内在的;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既是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手段和工具，更是人类对整个世界(包括人本身)的认识方式和价值判断。正如马丁・海德格尔所意识到的：“技术其实一开始就不是那些器具所代表的东西，实质是真理的开显方式。”［7］对技术的认识，必须树立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认识方式，才能深刻把握技术的本质和技术与人的关系。

因此，从技术与人的关系来看，媒介素养的教学本质就不应该是一种简单的物化工具，媒介传播技术所代表的是学生的学习活动，是学生以不同于传统学习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所开展的主体活动。只有在活动的技术观下，才能够充分认识媒介技术的教学本质和教学价值。媒介素养教育的教学方式较传统教学方式有其独创性和创新性，其本质特征不是使用了媒介传播的技术，而是在应用了这种技术之后所带来的教育转变，这种转变包括师生关系的变革，教学活动结构的新变化和针对媒介学习态度的转变等。媒介传播技术并不会自动地带来新教学，任何一种技术都是人的技术，人对技术的认识水平决定了技术在人的活动中的作用水平，从这个意义上看，要促进中小学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就必须树立科学与人文相统一的技术观。关注人的发展比关注技术的发展更重要，只有高水平的教学人员才可能创造性地设计和组织高水平的教学活动，并在新的教学活动中充分体现技术的教育价值。

参考文献：

［1］C.米查姆.什么是技术哲学［J］.哲学译从，1987，(5).

［2］李龙.教育技术学科的定位［J］.电化教育研究，2003，(11).

［3］［德］F.拉普著.刘武译.技术哲学导论［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57.

［4］［美］巴巴拉・西尔斯，丽塔・里奇.教学技术:领域的定义和范畴［M］.北京:中央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30.

［5］［美］巴巴拉・西尔斯，丽塔・里奇.教学技术:领域的定义和范畴［M］.北京:中央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9：29.

第7篇：对自动化技术的认识范文

摘 要： 通过对足球运动是社会活动这一认识出发，并从哲学的角度认识足球比赛技术的概念 ；利用系统的整体观和复杂性思维的方法，探索足球比赛技术基础；分析竞技足球比赛技术 基础结构的要素；在宏观上反映了足球比赛技术基础结构的相关规律,从而提高对足球比赛 技术中制胜因素的认识，并充实足球技术基础理论内容，为竞技足球技术科学训练提供理论 支持。

关键词：足球比赛；技术基础 ；结构要素；制胜因素

中图分类号：G84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 号：1007-3612(2009)03-0126-03

A Research of Technical Winning Factors in Football Matches WANG Xiangdong

(Physical Education Department,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Hebei China)

Abstract: As football sport is a social activity, we analyze the concept of foot ball techniques in view of philosophy and probe into its base and elements of it s structure in a systemic way. The paper reflects the pertinent rule of football technical structure in a macro way, so it will be helpful to make us know more about football techniques, enrich the content of football technical theory and p rovide more theory guide for the scientific training of football techniques.

Key words: football match; technical basis; structure elements; winning factors

近几年，我国足球比赛技术概念的内涵已经从行动和动作方法向比赛技术运用能力和技巧拓 展。只有把竞技比赛技术有关的新理念运用到足球竞技比赛技术系统，构成足 球比赛技术理论体系，才能放大足球竞技比赛技术的整体功能，提高我国足球竞技比赛技术 的质量和效益。本文探索足球比赛技术基本结构不是从生物性 学科或社会学科等，某一学科出发，而是从足球竞技技术系统宏观的角度出发，并借鉴前人 先进的研究成果，探索竞技比赛技术应用系统中，具体的、相互联系的、具有决定性的制胜 要素。

1 对竞技足球技术概念的认识

从哲学中技术的基本特征可以分析得出，竞技足球技术的基本特征：技术有自然属性和社会 属性，是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的统一，是潜在形态到现实形态的转化过程，是竞技能力的构 成要素，是竞技能力性质和水平的标志。足球技术的自然属性是指：运动员在足球运动中合 理完成各种动作的方法，可独立在比赛之外。我们可以称其为技术动作。足球技术的社会属 性是指：运动员在足球比赛环境中，动作运用能力和技巧，意味着动作的完成含有身体、心 理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因素，也即比赛技术。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竞技运动如果缺乏完善的社会性比赛技术，竞技运动就难以发展和形成 现实性的竞争力。“竞技运动比赛，运动员之间的对抗和竞争，是人的社会性反映，是人与 人在竞赛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群体属性。不断的竞赛，就是强化这种群体关系。这是 竞技的人性化。竞技不仅具有生物性（自然性）竞争的一面，还有人性――社会性竞争（公 平竞争）和社会性协作的一面。"[1]

通过上述分析，竞技足球技术可以定义为：足球运动员以自然技术为基础，以动作目标为起 点和归宿，通过比赛控球过程，人与人之间联系关系的协同和竞争，比赛技术结构、功能和 环境三者之间相互作用表现出来的认知性技能（知道做什么）、运动性技能（正确的去作） 和开式技能（执行动作技能）。“开式技能是指在变化和不可预见的环境中执行的运动动作 。”[2]是自然性技术和社会性技术的结合，是生物的、心理的、社会的极其复杂 的动作行为变化表现的总合，是知情意行的统一。

以上对竞技足球技术概念所下的定义是对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根据研究的需要对技 术所作的界定。科学的概念是人们对某一事物或现象的高度概括。而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也总是逐渐深化的。因此，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事物发展而发 展的。足球运动竞技技术这一概念也将会随着人们对其认识的加深而不断得到拓展。

2 竞技足球比赛技术结构分析

长期以来，在体育研究中，受简单思维方式的影响，人们往往把复杂的现象加以简化或还原 ，在局部静态的审视问题。事实证明，体育科学的复杂性特点决定了体育研究思维方式的转 变，复杂性思维超越还原性思维，实现体育竞技项目整体化的研究。它“把体育视为一个学 科系统，然后，归并到一种可供分析的更大系统中，从而给出在变化的环境下对体育的 分析 、理解和认识。” 复杂性足球竞技技术结构研究把竞技技术作为子系统，然后，把其放到 竞技技能母系统中，在足球实践情景中，综合与比赛有关的外界环境因素，在不断变化的时 空下对足球竞技技术结构的动态分析和认识(图1)。

竞技能力是构成竞技运动的核心要素，也是其下属单元子系统。技能即竞技技术能力是构成 竞技能力的核心要素，也是其下属单元子系统。操作技能是构成竞技技术的核心要素，也是 其下属单元子系统(图2)。

3 竞技足球比赛技术制胜要素分析

技术动作应用活动是构成比赛技术应用系统的表面层次，是人们可以大量观察到的踢、停、 顶、运等实践活动。这些技术应用活动是人们容易发现和认识的现象，是比赛场上大量进行 着的技术实践。运动训练和比赛的一切内容都必须遵循竞技比赛制胜规律，它是竞技运动的 核心问题。制胜规律组成包括2个方面：1) 制胜因素；2) 制胜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制胜因 素是竞争双方取胜对方的要素。制胜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是指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及组合方 式。足球比赛技术环节结构要素链接（图3）。比赛技术环节制胜要素之间的关系：从图 示可以看出，足球运动员比赛技术成功动作表现是外界信息的内化过程，是感知动作能力、 决策和专门动作技能多种因素有机组合的结果。不论是技术要素还是技术环节必须以人为本 ，解决好人与人、人与事、人与物、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要充分显示人的主观能动的 作用。

3.1 控制

3.1.1 球的控制

球的控制是实现有球技术目的，完成任务的关键因素；是动作的有效性和完成控制球目的的 核心要素，它体现动作控制和信息处理的主要心理过程。这里必须掌握球的特性和球感。

3.1.2 动作控制

动作控制是以最有效的方式做出理想的比赛技术动作。良好的比赛技能是更加有效的动作控 制水平和一个控制系统的所有独立部分（如肌肉和关节）所表现出来的动作的速度和连贯性 。

3.1.3 视觉控制

足球比赛最主要的外源信息来自视觉。在足球比赛过程中我们的视觉尤其是深度视觉在确定 比赛环境和人、球活动结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功能。首先视觉为我们提供了人与球活动的信 息，如人的活动位置、球的飞行路线和速度，其次使我们了解自己做出的动作的时间和空间 的特点。视觉控制在控制人的动作行为方面有两个视觉系统和功能，一是中央视觉――专门 确认物体，二是周边视觉――专门控制动作。

3.1.4 情绪控制

“情绪是反映竞赛活动对一种特殊态度的体验。运动员的情绪对于他们参赛获胜十分重要。 运动员在比赛中对情绪的体验最为深刻，来自内外环境变化的种种刺激都会使运动员的情绪 发生变化。优秀运动员能控制和引导自己的情绪、集中注意力并能沿着积极地从挫折中迅 速解脱出来。又能把注意力从情绪波动中转到竞赛上。运动员若不具备这种能力，就很难在 比赛中控制其比赛行为。”“运动员情绪的两极性使运动员行为表现为，积极的增力，消极 的减力。增力能使之运动行为表现更出色，反之运动员行为将会失常。情绪高涨也能激发运 动 员灵感，促使他们在比赛场上创造新的运动行为和新成绩。因为运动员情绪的适度高涨，神 经支配处于理想状态，可以有节奏地把身体各部位的积极性全部调动出来，产生超常的比赛 技术技能和运动行为。”

3.2 预测

预测是足球比赛制胜要素之一。在比赛过程中，运动员根据场上比赛环境的变化现实的情况 ，预测将要发生的情况，在什么位置、什么时间发生，以便能够提前进行信息处理，预先做 好准备。更快地做出需要的适宜的反应动作。

在足球比赛过程中，无论是空间预测还是时间预测或者时空同时预测，都需要对比赛环境条 件变化规律有清楚的了解。动作的规律性是影响运动员有效的预测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例 如：某个运动员总是以一种形式过人、传球，对手就能预测出他的动作规律性，从而阻止他 的进攻，反之，动作无规律性，使对手对自己的动作无法预测。

比赛中的预测总是有利弊两方面，成功预测和错误预测。因此对预测利弊的利用常常是设计 比赛技战术的重要因素。例如：运动员通过动作时间和空间特性的变化，迷惑对手的预测活 动，促使对手改变策略，放弃预测，就要求运动员具有比赛动作的随机化，使对手对自己的 动作无法预测或做出错误的预测进而利用他的预测错误设计各种动作，引诱对手做出错误的 反应，从而创造更多的制胜机会。

3.3 概念模式

所谓“概念模式”是指运动的知识结构和比赛经验整体化的一种形式，它是足球比赛技术的 基础，对正确认识赛场，指导思维和实施行动，发挥比赛技术功能起着决定作用。在足球比 赛技术与形成过程中，“概念模式”是环节的一个关键制胜要素。在比赛中运动员对赛场信 息的分析往往以“概念模式”为依据，经过瞬间的判断迅速做出“概念模式”的反映行动， 体现出高度与预见性和目的性。

概念模式就是在头脑中形成方案并在比赛中实现这些方案。只有熟练掌握这些模式，才能在 赛场中根据比赛形势的变化灵活运用。足球比赛技术中的概念模式也可理解为一种策略，运 动员头脑里只有具备各种策略才能对付赛场上的千变万化而克敌制胜。因此，加强概念模式 的培养和训练，对提高足球比赛技术有重要意义。

影响概念模式形成的因素主要是认知结构。运动员的认知结构是影响概念模式形成的重要因 素。认知结构是指人头脑中的知识结构，一切新的知识掌握都是在原有认知结构基础上产生 的，不受认知结构影响的新事物的学习与掌握是不存在的。在概念模式培养中，足球教练员 一定要注意运动员理论知识的学习，只有掌握理论知识，熟悉专项运动的客观规律，才能为 概念模式的形成打下基础。运动员如果没有合理的认知结构就很难发挥思维潜力，难以形成 概念模式。

现代足球运动的发展趋势是攻守速度越来越快，比赛负荷越来越大，技术运用难度越来越高 ，一句话，就是高速度、高难度、高强度对抗条件下准确地完成每次攻守任务。因此，在攻 守中建立丰富的概念模式，并在教学与训练中不断强化并储存于记忆系统中，显得尤为重要 。

概念模式的建立是足球比赛技术发挥的“物质”保障。在平时的教学与训练中，应有意识地 对运动员进行培养，强化已建立的概念模式（图4）。

3.4 决策

足球比赛竞争策略之间存在着策略依存的特征。因此，科学决策的思路应该是针对对方每种 策略或策略组合，选择出自己的策略或策略组合。对对方策略选择的判断，包括对方对自己 的策略判断的判断，预测竞争结果和确定自己的可行最优策略（决策）。比赛可行最优策略 ，视其对方策略而变化，是竞争策略的根本特征。决策和行为密切相关，相互依存，决策是 行为的控制者，而行为是决策的执行者，两者产生于对比赛目标的追求。比赛中，运动员根 据现实情况选择一种策略，可以在对抗的空间中每次运用，反复运用，也可以交换运用。在 比赛对抗中，决策选择正确与否，决定比赛行为实施的结果。正确决策取得成功和胜利，错 误的决策导致挫折或失败。

在比赛中运动员做出的决策带有非常理性的特点：1) 紧迫性；2) 具体性；3) 灵活性；4)

战术性；5) 执行性；6) 能动性；7) 创造性。

总之，足球比赛技术的一切行动是在决策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决策要做到科学化的决策， 决策是由感性到理性的决策，由经验上升到科学的决策。

3.5 准确

动作技巧的准确取决于肌肉运动感觉和知觉以及专门化知觉的高度发展，球的感觉、时空感 觉等。由于有球技术的应用没有固定的完整的形式，它的技术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及时 而准确地反应外界环境的刺激。准确地处理信息的能力。在比赛中，准确地处理信息的能力 表现在三个阶段：即感知阶段，反应选择阶段和反应程序阶段。

在现代科学中，运用信息这个概念，表示系统的有序程度。如果一个系统有确定的有序结构 ，就意味着已经包含着一定的信息。这种信息叫做结构信息，可表示有序性。结构信息量愈 大，系统愈有序。反应不论是反应选择还是反应程序，是有意识的应答行动。足球比赛有球 技术的动作反应是复杂的反应，是对处理信息多项刺激做出回答的反应，也就是准确地处理 信息过程的反应。

4 结 论

1) 从哲学中技术的基本特征，可以分析得出竞技足球技术的基本特征：技术有自然属性和 社会属性，是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的统一，是潜在形态到现实形态的转化过程，是竞技能力 的构成要素，是竞技能力性质和水平的标志。足球技术的自然属性是指：运动员在足球运动 中合理完成各种动作的方法，可独立在比赛之外。我们可以称其为技术动作。足球技术的社 会属性是指：运动员在足球比赛环境中，动作运用能力和技巧，意味着动作的完成含有身体 和心理两方面的因素，也即比赛技术。

2) 竞技足球比赛中运动员实践的操作必须来源于决策。足球比赛中的技术应 用也不例外，技术应用实施受技术应用决策的驱动。技术应用决策是指足球运动员在比赛竞 争的战略目标、策略和战术实施中，在运用技术动作时，是途径、手段的制定和抉择，是运 动员行动时的即时思维活动，是一种视时间、区域的要求，来恰当选择技术动作的能力。从 比赛的技巧性而言，足球比赛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判断的较量。人们所进行踢、停、顶 、运等实践活动，依据于自身的决策而做出判断和选择。

3) 比赛技术作为一个系统，其系统结构是指构成运动员比赛技术的各个要素之间的一种固 定和必然的联系、组织秩序及其时空关系的内在表现形式。由足球运动规律决定的足球比赛 技术微观结构的五个基本环节：判断、选择、移动、触球、还原环节，也是技术运用原理， 它们同其他一些制胜要素组成一条链锁，相互连接，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 作用，使比赛过程始终保持系统状态的确定性，优化组合和控制实施。实践就能最大限度地 发挥比赛技术结构的功能。

参考文献：

［1］ 宋继新，著.竞技教育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9，6:46，74.

［2］ 张英波，著.动作学习与控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3，12.

［3］ 伍绍祖，主编.系统科学与体育［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247.

［4］ 陈昌曙，主编.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995，7.

［5］ 田麦久，等.运动训练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8：233.

［6］ 陈小平.论专项特征――当前我国运动训练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J］.体育科学，2 007(2)：73.

第8篇：对自动化技术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理性;技术理性主义;文化精神;批判意识

理性主义在西方哲学发展史及其文化精神的传承过程当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一种指引西方哲学发展路向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理性表现为古希腊传统当中具有严密特征的逻各斯精神及象征着激情与生命力的努斯精神;另一方面，理性在近现代西方又进一步彰显为以技术和效率为核心的技术理性精神，二者共同构成现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精神力量。而近现代之后的这种巨大的理性主义转向，这种技术万能论的冲击，对现代文化精神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存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理性主义的嬗变不仅意味着表层所显现的科学技术发展的两重性，更蕴藏着深刻的哲学思维方式的逻辑转换以及背后所体现的总问题式框架的支撑，因此，对于技术理性主义的探讨，特别是对其背后的哲学思维框架的探析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理性与技术理性转向

理性概念所蕴含的哲学内涵并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古希腊时期，理性作为一种哲学范畴具有内在的历史性，其逻辑内涵的彰显表现为一种正在生成的动态过程。从深层意义上来说，理性向技术理性的转向是传统的逻各斯内涵与近现代西方国家科技高度发达、市场经济效率至上相结合的产物，是现代社会发展模式下产生的必然结果。

(一)理性的双重内涵

理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其内涵伴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不断丰富，在不同时期，对理性的哲学理解也有所不同。在西方，理性作为现代文化精神的重要支柱之一，自古希腊时期开始就具有深刻的哲学含义。理性原本是指与感性相对的认识方式，是指利用抽象思维对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认识的基本形式，但是这种对于理性含义的理解只具有表层意义，往往将理性的内涵简单化，这是一种教科书式的传统思维方式。相反，按照问题理解方式的不同，对于理性的理解应该从主体思维框架的多样性出发，对理性的内涵进行界定。在历史上，对于理性本真含义的理解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首先，从主体认知的角度出发，理性被规定为逻各斯。作为一种客观理性，在本体论意义上，逻各斯代表着世界的秩序和规则，而在认识论意义上，逻各斯表现为一种规范的逻辑形式或形式逻辑。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就在寻找世界万物产生依据的过程中提出了作为规律和尺度的逻各斯，他认为，逻各斯的本性，是万事万物的普遍性和统一性。其次，在主观层面来说，理含的是一种“隐德莱希的冲动”，是激情与意志相碰撞的精神力量，即奴斯。心灵的力量和生命的冲动成为万物运动的根基和动力，也是主体能动性和超越性的显现。阿那克萨戈拉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地将奴斯视为理性的精神实体的哲学家。他认为，奴斯作为单纯的精神力量而存在，它具有认识全部事物的本性和能力，因此，理性被进一步规定为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

(二)技术理性的特征与转换

将技术理性作为哲学概念明确提出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此之前，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流派之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霍克海默在其著作《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当中，也对技术理性的表现进行了阐述，霍克海默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出发，深入分析社会生存环境中人的异化状态，并认为现实社会的异化并不再单纯是劳动的异化，而是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异化已经成为一种人们的日常价值观念和意识状态，即日常生活的、文化的、技术理性的异化，霍克海默强调，技术理性就是造成异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对此，马尔库塞在借鉴霍克海默及韦伯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理性划分为批判理性和技术理性，认为在现代社会，技术理性已经取代传统理性，成为一种新的统治形式。那么技术理性的概念是什么呢?简单来说，技术理性主义就是指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背景下产生的、片面追求效率优先的观念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其社会性质及生产目的的要求，追求经济效益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在追求经济效益过程中，必然就会导致不平等社会分工或者说技术分工的进一步规模化和专业化。这种社会生产生活的理性化过程从深层次来说就是技术或规则对人的压迫，人的超越性的丧失。技术理性正是这种主体对于效率优先、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自觉认可的社会意识状态。技术理性的转换是近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与理性相结合的产物。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理性就被赋予知识论层面的含义，客观理性成为理性显现的主要方面，而作为原初生命冲动的主观理性并未得到重视，片面地认为理性就是把握规则的逻辑方法，强调逻辑形式的重要作用。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就把理性置于哲学体系的首位，把具有能动性和超越性的力量排除在外。而到了近代之后，科学技术由于其自身认知性的特征以及可重复性和价值中立的重要性质，故将其归为“理性”的哲学范畴。与此同时，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现实条件下，市场经济的本性发挥着重要作用，追求利益最大化已成为生产本身的必然要求，这种功利性的目的同时也导致了生产过程的精确性和可计算性，人们的生产生活被量化和规模化，生活形式和生产模式也随之程序化和标准化。正是由于这种利益最大化的迫切需求，使近现代的科学技术得以大规模应用，“理性”成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根本，技术手段被经济目的所掩盖，技术理性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技术理性主义蔓延。近现代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也为技术理性的转换及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启蒙运动之后数学以及牛顿经典力学的产生和发展，技术与物理学等科学紧密结合并被推广到各个领域，世界成为一个按照理性逻各斯运转的机器。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自律化，越来越成为一种只按照理性规则不断运行发展的体系，作为主体的人越来越被排除在社会生产生活之外，科学的发展成为追求的目的本身，必然导致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的技术理性主义的产生。因此，在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技术理性主义已经代替了传统理性主义，成为一种文化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生活过程中产生影响。

二、技术理性主义及其哲学思维方式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深层的问题根源，同样，对于哲学理论的研究要有一种深刻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不仅是对于理论根源的追究，更是对这种理论背后所深藏的总问题框架或哲学思维方式的把握。因此，对于技术理性主义的探讨，不仅要从根源上，即古希腊传统的理性思维模式入手，更要挖掘其背后的思维逻辑范式———人的主体性追求及乌托邦式的精神源流。

(一)人的主体规定性

人是世间万物中最为复杂的存在，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始终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延续着历史文化精神的精髓。人的生命脆弱如苇草，但人的思想和精神却超越自然万物，时时刻刻寻求着自身的完善和尊严。对于人的存在的理解，不能单纯地像动物一样只观察其自身孤立的生活状态，人作为思想的存在，始终与自然发生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于人的理解从某一个层面来说就是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以及对于人的主体规定性的理解。无论是古典哲学时期的传统理性主义文化，还是近现代的技术理性主义文化，归根结底探讨的都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自身主体性的演化，而正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畸形与主体性的异化，导致了技术理性主义的横行和人们日常生活的病态。人是自然的存在物。在人的发展的原初阶段，人处于对自然的依赖关系之中，在这一阶段是一种主体活动的无主体时期。简而言之，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自然界所提供的物质生产资料，同时，人的物质活动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自觉地成为自然的、给定的存在，而人本身并没有自觉的自我意识。人是神性的存在物，是绝对的自由，是创造性和超越性的展现。“所谓的神性从根本上说不过是理想化的人性的对外投射，是人对永恒与完善的内在渴望和终极关怀的外化。”［1］15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以及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特别是近代以来，人征服改造自然的力量增强，主体的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个体而存在。由此可见，人是自然性与神性的结合，人的主体性也同时体现为对现存自然的认识和对完满境界的追求，这种追求就表现为人的自由选择，表现为人对孤独、责任的逃避，也表现为主体的超越。

(二)“乌托邦”式的文化精神源流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德国哲学家布洛赫在《乌托邦精神》中认为，“乌托邦”一词代表的是人超越现存，指向未来的一种内在的创造潜能。他认为，哲学的存在价值就是超越现存，唤醒整个人类内在的乌托邦精神，激发人的生命冲动和批判精神，真正建立一个自由人的“具体的乌托邦”。从文化精神的角度出发，乌托邦是指:“人内在具有的对永恒、无限和完善完满的渴望与冲动，指人根本超越自身有限和孤独的存在境遇，即超越人在宇宙存在链条上介乎于自然性和神性之间的位置的企图和倾向。这一乌托邦倾向或定势的最终意图是要把人提高到神的地位，或者使人与神认同，从而终结人之为人的历史。”［1］33由此可见，乌托邦的两种倾向代表了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双重内涵，即人格神、超人力量的实体和人的本质力量的至高无上。在历史观的视域下，社会历史状态的核心同样是作为主体的人，历史的显现、展开、前进同样是人类行为的发生发展，即由有限的、悲惨的现实生存境遇向无限的、完满的、永恒的理想生存状态的转换，彻底超越自然和时空的束缚，实现神的、理想人之形象。而这一转换的实现不能够依靠符合人自身的历史创造能力，只能依赖于神，依赖于“理性的”逻各斯、技术、规律等超人力量的、自律的实体，这就是“乌托邦”式的历史精神构架。西方文化精神主要来自于两大文化源流:古希腊的理性文化和希伯来救赎文化，而以基督教理论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希伯来精神就是“乌托邦”式历史文化的本质体现。希伯来精神来自于犹太民族，是一种以神话为主要表达方式的、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文化精神。“经早期基督教的修正与继承、中世纪罗马教会的强化与普及化、基督教新教的理性化等数次转换。”［1］48希伯来精神始终渗透在西方历史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影响着西方精神文明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成为西方文化思想的源头和根基。希伯来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表现为基督教《旧约全书》中的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上帝创世———人的原罪———末日拯救。上帝在第六天创造了人，并赋予人的本真是自然存在的掌控者，是类神的特殊存在;但是上帝的造物、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由于偷食禁果被逐出伊甸园，作为惩罚从此开始便在世间饱受痛苦磨难，只有依靠虔诚的赎罪和上帝在末日审判时的拯救，才能摆脱痛苦的尘世之路，升入天堂，实现完满。这一神话蕴含着深刻的“乌托邦”式的文化精神，即人在尚未觉醒的生命之初就具有纯洁的本真，但是随着人类智慧的增长和自我意识的觉醒，人意识到了尘世生活的有限性和悲惨境遇，人的原罪意识由此产生，人开始成为现实罪恶的承受者，饱受折磨，只有依靠一种超人力量的实体、全知全能的神的存在，才能够达到人的存在的理想境界，实现人的历史。从这一视角可以看出，西方的罪感文化也由此而来，希伯来主义也成为西方文化精神的核心内涵。近代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正是希伯来文化的延续，也是“乌托邦”式文化精神的展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人成为理性的存在物，并通过理性来把握世间万物的本质，力图通过理性或科学来控制和超越自然，实现“人类中心论”。如在第一部分中所述，理性主义在近现代忽略了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动作用和创造能力，单纯营造了一个依靠理性结构和逻辑形式自律运转的机器。虽然在近现代神学及上帝已经被理性所取代，但是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所表述的，启蒙精神或理性精神最终会走向毁灭的原因，是因为神话、上帝作为超人的实体并没有被摧毁，反而被理性取而代之，理性把自身变成了神话，启蒙的作用只是用理性的权威代替了上帝的最高权威，即一个乌托邦取代了另一个乌托邦。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技术理性主义并没有泯灭神或最高精神实体的根基，反而，技术理性成为一种新的神或超人实体的化身，成为人将自身提高为神的手段和工具。所以，近现代以来的技术理性主义并不只是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理性精神的发展，也不仅仅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它关怀的并不是人的现实责任，而是实现人的理想存在状态的手段，是人意欲成为最高的、类神的存在的终极目标的渴望。一旦技术理性或科技手段失去了为人服务的目的，成为自律化的产物，就会变成一种奴役人的、压抑人的本真的异化力量。技术理性主义也成为人渴望征服自然、超越自然，成为完满的、永恒的存在的一种狂妄信念的产物。由此可见，技术理性主义背后蕴含着深刻的“乌托邦”式的文化精神渊源，蕴含着希伯来深层的宗教意识，同时，技术理性主义探讨的更是人与自然、人的主体性的展现，因此，只有从总问题式的角度出发，深入分析技术理性主义的思维构架，才能够正确把握技术理性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实质的内涵。

三、技术理性主义的困境和总体的人的生成

技术理性的过度膨胀不仅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和现有的存在状态，使人成为客观理性支配下丧失主体能动性的人，使人成为机械化的孤立原子。同时，技术理性的极端化在某种程度上使这种异化状态渗透到人们的思维和心理意识当中，使主体对这种技术至上的理念盲目崇拜，自觉地使自己成为技术化、片面化的人，丧失了主体的历史维度与总体性，因此，面对技术理性主义的盛行，只有在历史的维度上恢复人的自由本质，恢复人的总体性和现实性，才能使人成为精神性与现实性的统一，使历史成为总体的人的历史。

(一)技术理性的统治

在长期以来的人类发展史上，技术水平的进步一方面意味着社会生产能力的提高，对社会经济的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技术的发展若脱离了人，成为自律化发展的机器或体系，就会导致技术本身变为一种独立于人的、与人相抗衡的、甚至统治于人的异化力量。近现代以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由于对经济利益的盲目追求，技术发展带来的大规模机械化成为生产的主要模式，而技术理性的蔓延则将人视为生产过程中的简单要素而非主体，视为机器大生产中的相关零件加以固定，在这一过程中，就使作为主体的人沦落为固定的、消极的客体，使人本真的能动性和超越性降低为抽象性、数量化，使人对孤独的境遇无能为力，成为被技术理性主义所统治的人。同时，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技术理性同样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指引”着人，社会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关系逐渐被技术手段、技术关系所取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甚至个人之间的关系也被神化了。

(二)自由、总体的人

在历史观的视域下，“乌托邦”式的文化精神以及技术理性主义的强烈表现，彰显着理性对完满的、理想的、人之为人的历史追求，关注的始终是历史发展的最终结局，是一种超越的、完善的终极关怀，而忽视了历史开放过程本身以及人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才导致了社会生活的异化及病态。因此，要超越这种固定化的历史文化精神模式，这种“乌托邦”精神，首先要具有人的存在的觉醒意识、反思意识，也可以称之为“极限意识”。这是一种人对自身力量的积极确证，是人的本质的充分展现，也是人对现实生存境遇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在这种新的历史意识的支配下，人能够正视自身孤独、有限的存在状态，承认自身特殊的存在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和超越性，从对超人力量的实体的依赖和渴望转变为人的活动本身的展开和实现。由此可见，人只有充分认识自身的有限性和孤独境遇，并在现实过程中依靠自己、超越自身，而非依靠不切实际的神性力量企图一劳永逸地实现完满，才能够真正实现人的本质力量，成为自由的、独立的人。历史的发展离不开人，新的历史意识的生成同样是对人的关怀。“乌托邦”式的历史文化意识只是从片面的角度观察人的现实困境和对理想状态的渴望，因此，要想超越这种虚假的文化意识，就要从一个全面的角度来理解人，即作为总体的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总体性概念进行过阐释，他强调历史过程的总体性，强调总体性是历史的、具体的总体性，是人的现实和历史的全面性。在这里，卢卡奇指出总体性的实质是人的主体性，包含着对人的现存状态的理解，卢卡奇也通过对社会物化现象的分析提出了主客体的统一问题，也就是人的总体性问题。除此之外，新的历史意识下总体的人要以人的本质为基础，总体的人是实践的人;总体的人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自由与责任的统一、孤独与完满的统一，它是一种开放性的、历史性的存在。总体的人是精神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人必然存在于现实的有限境遇之中，或经历困苦、或体验孤独，人的现实性是不能被抛弃的属性，但是，人的主体性或总体性使人在深层的精神结构上不断意识到自身的存在状态，在痛苦与责任中自我觉醒、自我反思，不断弘扬自身的超越性力量，承担责任、扬弃异化、追求本质自由，在这一过程中，历史也越来越成为人的历史。总之，面对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一方面，科学技术通过客观化的劳动产品越来越实现了对主体的束缚和掌控，使人成为片面化、机械化的存在物;另一方面，技术理性主义的透过主体的心理意识也越来越成为主体的内在规定性，抹杀了主体的本质特征，使人成为技术理性支配下的客体化主体。这种技术理性主义的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文化精神和哲学思维方式，即“乌托邦”意识，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于完满生存状态的追求，对于超现实力量的盲目信仰，这种希伯来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的双重结合产生了理性主义在近现代的特殊存在状态。正是这种“乌托邦”式的哲学思维范式以及现代西方文化的两大历史源流构成了技术理性主义问题意识的根基和框架，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开启破解技术理性主义极端化问题的大门，才能够真正认识到技术理性主义影响下人的生存结构现状，进而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问题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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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牛俐智．论技术理牲对群体意识形态之形成的影响［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3．

第9篇：对自动化技术的认识范文

【关键词】工业薄膜;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应用现状与改善策略

近年来，薄膜被广泛的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工农业生产中，尤其是在机械制造业、电子电器领域、印刷业等工业中，在种类上也出现了超导薄膜、光学薄膜、塑料薄膜、复合薄膜等多种类型。因此，如何有效地提高工业薄膜生产线的生产能力，保证工业薄膜质量达标与管理到位，已经成为当前工业薄膜生产企业高度重视的问题。随着工业薄膜生产线自动化控制理论的提出和相关技术的完善，自动化控制技术目前已被广泛的应用到了工业薄膜生产线上，但其实际应用效率和控制水平仍然还有着极大的提升空间，需要在这方面的主研部门和相关学者加强重视，不断改善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

1.工业薄膜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的应用现状及其必要性

1.1 工业薄膜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的应用现状

从现阶段我国工业薄膜生产企业所使用到的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和自动化控制水平来讲，其实际情况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1.1.1 工业薄膜企业管理者对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的认识不足

工业薄膜的生产无法跟高科技产品的研究与制造进行比较，导致了企业管理者对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的选择存在着有技术就行的思想，所以对自身企业所使用的自动化控制技术没有进行全面的实践检验，更不会对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进行更换和改良。从这一点来看，工业薄膜企业管理者的个人意识影响了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的最终选择，导致所使用的自动化控制技术长时间停留在最初阶段，被新兴同类企业所超越。

1.1.2 国外工业薄膜生产线自动化水平明显高于国内企业

国外企业主要是指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工业薄膜生产公司，这些公司受到西方工业进步思想的影响，重视自身公司在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上的研究与应用，具备了一系列的自动化控制手段，并为了使企业运营更好的适应生产线自动化控制而大力体征企业内部结构，形成人机一体化管理模式，从而在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水平上远远领先于我国企业。国内工业薄膜生产企业的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水平难以提升的原因便在于研究力量不足、重视程度不够、自主技术缺乏、研究资金无保障等，这些问题导致我国在工业薄膜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的研究与实践上，进展缓慢。

1.2 工业薄膜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的应用必要性

企业提高自身市场综合竞争力的关键点，就是对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而生产效率的提高又与企业生产技术密切相关。人工化的生产控制与生产线自动化控制相比，无疑是被淘汰的对象，由于目前工业薄膜生产企业都普遍使用了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所以在生产效率上的竞争，就需要从自动化控制技术的高低上展开。因此，加快加深对工业薄膜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的研究，是相关企业实现生产效率突破的必要举措，决定了该企业在同行业领域竞争中，能否具备生产效率优势性。

2.PLC工业薄膜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

对该技术的研究，应该首先明确PLC是指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其主要原理

在于运用可以编程的存储器，将设计程序存储在内部，通过对顺序控制、计算、定时、逻辑运算等指令的自动执行，实现机械生产的数字化模拟输出控制。PLC在工业薄膜生产线自动化控制中的应用，代替了原有的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系统，使工业薄膜生产更加的自动化、灵活化、稳定化，成为了目前相关行业中普遍适用的生产控制技术。我国PLC工业薄膜生产线自动控制技术的出现和推广使用时间较短，尽管很多专家学者对这一技术不断修正与完善，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不仅有认为管理上的失误，也有自身技术方面的难题，需要进一步的加以改善。

3.改善工业薄膜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的合理策略

3.1 提高工业薄膜企业管理者对相关技术的认识与重视程度

工业薄膜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的改善，应该对企业管理者在这方面的控制技术认知进行全面的提高，使其充分认识到不断改善自动化控制技术的重要性，从而提升自身在控制技术上的重视程度，通过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和组成专业研究团队，对本企业中所应用的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进行科学合理的研究，结合企业生产实际情况，对企业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指明正确的改善方向和改进内容，确保相关技术的有效提升。

3.2 加大相关技术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

工业薄膜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的研究，离不开具有专业知识能力的人才，而我国在各行各业中对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人员的需求十分迫切，工业薄膜生产企业无法保障专业人才储备充足。因此，需要对我国在这方面的专业人才进行培养，使源源不断的专业人员参与到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的研究队伍中，将自身的专业知识与理性见解作用于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的研究工作中，从而更为有效的提高相关技术的研究效果。另外，还要打造专业化的生产线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团队，对我国各行各业中所使用到的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进行整理、研究与改良，完善相关理论并实践检验，为工业薄膜生产企业在自动化控制技术上的提升奠定基础。

3.3 加强国内外工业薄膜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的交流与合作

国内生产工业薄膜的企业众多，每个企业在应用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上都形成了一定的经验，所以可以促进国内工业薄膜生产企业之间进行经验交流与合作，通过借鉴其他企业的合理应用方式来改良自身的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另外，国外同类企业在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和相关设备上，都明显优于我国企业，因此要加强对外交流与合作，积极向国外先进的自动化控制技术学习，并合理的将其应用到自身企业发展中。

4.总结

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作为当前我国工业薄膜生产行业普遍使用的控制技术，极大的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和生产控制稳定性，在看到该控制技术取得良好效果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这一技术仍然存在的问题，要意识到我国工业薄膜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与国外工业发达国家相比，依旧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要继续在这方面加强技术研究与培养专业人才，积极加深国内外技术交流与合作，从而实现工业薄膜生产线自动化控制技术的全面提升。

参考文献

[1]付新明，张向伟.浅析PLC在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中的应用及发展探讨[J].青年文学家，201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