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书籍精选(九篇)

第1篇：经典书籍范文

我最喜欢的经典书籍——《唐诗三百首》

从我刚懂事起，爷爷便让我读背唐诗，从此，带拼音的、配画的、带评论的等各种版本的《唐诗三百首》相继出现在我的书包里。我是百读不厌，并且随着认识的深入，我越来越喜欢这本书。因为这本书里的古诗不仅使我积累了优美诗句，更重要的使我对祖国的优秀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还陶冶了情操。

比如《听弹琴》中的“自古虽自爱，今人不多弹”这句诗，它把作者感叹世上知音难觅的寂寞心情表露无遗，而“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则抒发了作者寂寞悲愤的情绪和怀才不遇的痛苦。特别是孟浩然的《游子吟》，字里行间都流露出母亲对孩子的无私的爱：在孩子离家时熬夜为孩子缝制衣服，可以说每一针每一线都流淌着母爱。

想一下，天下的母亲哪一个不是如此。所以，今后我在家尽己所能做一些家务，替父母分忧；在学校努力学习，不让父母担忧，将来学有所成，成为一个对社会、国家有贡献的人。这才是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最大报答。

登封市大金店镇安庙小学六一班 安梦瑶

第2篇：经典书籍范文

亨利・明茨伯格(HenryMintzberg)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英文名：Managers Not MBAs：A Hard Look at the Soft PracticeOf Managing and ManagementDevelopment

出版商：Berrett-KoehlerPublishers(Mayl，2004)

ISBN：1576752755

推荐理由：《管理者而非MBA》是本有趣而深刻的著作，现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University)讲座教授的明茨伯格在书中指出，传统的MBA教育过于关注考试而忽略了考察学员的管理潜质，MBA已成为年轻人为了找到一个更好职位的跳板。

笔者曾对MBA有过10年左右的追踪调查。诚如明茨伯格所言，GMAT成绩和过于强调数量分析的MBA教学构成了一种有用但并不充分的筛选手段：能更好地鉴别成功的学生，而不是成功的管理者。管理的本质在于实践，应该是大量管理技巧(经验)、一定程度的艺术(洞察力)和一些科学(分析)结合在一起。而在目前的商学院MBA教育中，对功能性的诉求超过知识性，重视商业专长胜于管理实践。

坦率地说，任何形式的管理教育都无法点石成金，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已经相当不易。MBA对于缺乏经济管理背景的年轻人(大学专业非财经类人士)学习商业运营各个领域的基本知识，进而转入工商领域，以及对于想加入投资银行业、管理咨询业(欧美一流商学院MBA的主要就业方向)的年轻人来说，仍是个合适的选择。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

彼得・德鲁克(PeterF．Drucker)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

英文名：The EffectiveExecutive

出版商：Harper Business；1stedition(August，2002)

ISBN：0060516070

推荐理由：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文字向来通俗易懂，简明扼要，本书也不例外。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国外的技术，也容易吸引外资。但是，技术和资本仅仅是工具而已，必须通过有能力的管理者才能发挥作用和功效。而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们应该懂得如何管理，知道如何去领导企业并促进它的发展，也知道如何去激励员工和让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

然而，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进口。即便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引进的人数也将是寥寥无几。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管理者，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当中。同时，并非只有高级管理人员才是管理者，所有负责行动和决策而又有助于提高机构工作效率的人，都应该像管理者一样工作和思考。《MBA十日读》(第二版)

史蒂文・西尔比格(Steven Silbiger)著，中信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

英文名：The Ten―Day MBA：AStep-By-step GuideTo Mastering The SkillS Taught ln AmleriCa'S TopBusineSSSchools

出版商：Quill；Revised edition(October6，1999)

ISBN：0688137881

推荐理由：作为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Darden)的MBA，作者西尔比格使读者在没有压力的环境下，敲开美国前10名商学院的大门，领略哈佛、斯坦福、西北、弗吉尼亚、宾夕法尼亚、芝加哥等著名商学院MBA教材之精华。《MBA十日读》的内容涉及市场营销、财务分析、会计原理和方法、商业伦理、组织行为学、公司战略、数量分析和MBA常用术语等；第二版还在第一版的基础上补充了美国法律的相关知识。作为一个在读的MBA学生，笔者认为该书的最大价值在于帮助有志于攻读MBA的申请人在正式学习开始前对实际课程完成框架性的认识和知识准备。

本书第一版曾获得1997、2001、2002年中国优秀畅销书奖。

《无领到白领》

许国庆、李国忠著，中信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推荐理由：本书既是中国第一部为高校精英毕业生度身定做的求职全书，同时也适用于有志于进入投资银行、咨询等领域的MBA。《无领到白领》由资深校园招聘专家、诚迅联丰董事长许国庆和北大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李国忠共同撰写，汇集了来自全球知名企业招聘经理、著名高校就业辅导机构的声音以及第一手的大学生求职真实案例。在对案例的剖析中，作者将至关重要的求职技巧融入其中，读者可以从中读到贴近自己的心路历程，并从中总结经验与教训。该书从个人定位分析、中英文简历和材料准备、笔试应战、面试及面试后的跟进，到最后的聘书抉择，为读者提供了全方位的指导。同时，书中收录了从事多年招聘工作的外企招聘经理的点评，读者可以从中了解招聘者的心理，从对方的角度审视自己，做到知己知彼。

如果读者在看了该书后仍感觉意犹未尽的话，建议可以补充阅读北京大学法学院国际金融法硕士张锐著述的《30分钟决定你的职业――进入一流公司的面试经》(北京出版杜2005年1月出版)。作为当年广东省高考文科第一名，张锐于2004年一口气拿到了来自摩根士丹利、麦肯锡和宝洁等3家公司的聘书，成为内地高校毕业生中的佼佼者；他的求职体会自然会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哈佛经理学院亲历记：如何成为高级管理人员》(增订版)

唐庆华著，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6月出版

推荐理由：1951年出生于上海的作者，在“”期间被分配到街道废品收购站工作，利用业余时间翻译英文科技资料和文学作品。1980年，唐庆华在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读书时，夺得英国广播公司(BBC)主办的世界英语比赛第一名，借应邀赴英国免费旅行之机，申请入读伦敦经济学院(LSE)金融与会计专业；毕业后直接就读哈佛MBA――1985年毕业的他因此成为1949年后第一个获得哈佛MBA学位的大陆学生。

唐庆华在投资银行洛希尔、巴克莱银行投资部、三井投资等环球金融机构从事投资管理业务20年后，于2005年出任中国内地汇添富基金管理公司顾问，参与国内证券市场业务。读者可以通过本书了解20世纪80年代大陆留学生在海外的求学生活，并借鉴作者在MBA学习和职业发展方面的心路历程。

《体验哈佛：哈佛MBA中国十人组集体汇报》

1999届来自内地的哈佛MBA著，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

第3篇：经典书籍范文

作品所塑造的母亲--仁义嫂的形象，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而丰满的革命母亲英雄形象，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同时，也标志着作品本身的艺术成就。可以看出，作者是怀着无限的深情来塑造母亲的形象的，鲜明地刻画了母亲思想性格的主要特征：慈爱心肠和革命意志。

作品把母亲置于王官庄极其严峻复杂的矛盾冲突之中，在公与私、生与死的抉择面前，充分展示她性格中慈爱心肠与革命意志这两个特征，真实地描写了她的觉醒和成长，具体地写出她从一个只知爱自己子女的母亲到爱革命、爱一切革命的子女，勇于为革命奉献一切的革命母亲的性格发展过程，并注意揭示母亲性格发展过程中多方面的矛盾心理，使得母亲的形象血肉丰满，也使得读者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怎样变为灵魂高尚的革命母亲的过程。

当大女儿娟子拿起猎枪参加革命活动时，母亲的一家正处在极端困苦的生活中。大伯一家数口被恶霸地主王唯一害死，丈夫又被逼走，母亲独自拉扯着5个年幼的孩子，娟子是她唯一的帮手，母女相依为命，而且，斗争的环境又是那样的险恶，母亲怎么能不为娟子担惊受怕呢？但是，公审大会和娟子亲手枪毙大仇人王唯一的现实教育了她，“有一种东西，像是一把火从她内心里烧起来”--母亲的革命意识开始苏醒了。面对封建家族的传统压力，她更加认定“娟子是好孩子”，毅然支援娟子干革命工作。

母亲的觉醒反映了千百万贫苦农民的觉醒；母亲的成长代表了千百万革命母亲的成长。她的那种伟大母亲的慈爱心肠和革命意志，从一个只知爱自己子女的母亲到爱革命、爱一切革命的子女，勇于为革命奉献一切的革命母亲的性格发展过程，使得读者清晰地看到了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怎样成长为革命母亲的过程。虽然今日早已不同往昔，但是她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很多品质很值得我们学习。作为一个母亲，她是慈爱的，作为一个女人，她是坚强的，作为一个革命者，她是伟大的。她外表虽然柔弱，但她有着惊人的毅力与坚定的意志，她的牺牲，更让我们看到了她的伟大。在战争年代，她鼓舞我们为革命奋斗，而现如今，她教我们如何坚强的去面对生活中的艰难困苦。

第4篇：经典书籍范文

[关键词]中华文明；典籍文化；继承；创新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之一，是我国民族的突出优势，也是我国经济软实力的彰显基础。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言，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依据和先决条件。因此，我们在传统文化继承中不仅要充分了解中华历史文明，还要放眼世界，了解世界民族文化，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方式从中获取发展新思路，让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文明融入到我国文化当中，从而发挥更好的文化效益。典籍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继承与创新当然也不例外。

1、中华典籍文化概述

我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不仅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体系，而且具备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内涵。我国传统文化从古一直延续至今，中途从未断层，这也是作为中华儿女应有的自豪和骄傲。典籍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它也是中华文化一脉相传的见证和基础，因此我们在对典籍文化研究之前必须要深入了解典籍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1.1典籍文化内涵

中国的典籍文化规模宏大，可谓是浩如烟海，是世界上文化典籍最多、最丰富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文化传承最古老的国家。就我国的典籍文化而言，它主要包含了类书与全书两种不同类型。其中就类书而言，我国类书是各种同类型书籍的整合体，它包含了农、林、艺术、历史、哲学、民族习俗等多种不同的体系，是这些体系按照同一类型编撰的科目。而全书则包含了多种不同科目和书籍的整合体，全书之中一般都包含了至少两个以上的类书科目。

1.2典籍文化的意义

典籍是中华文明得以传承和发扬的基础，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体现依据。就目前我国的典籍而言，它通常都真实的记载着每一个历史时期和朝代的文明、文字、文学以及艺术等不同方面的成就，它的存在给人们真实展示了每一个历史时期的书法、文字创作阶段，蕴含着文人对文字、文化的爱戴与敬佩之情。因此来说，典籍文化是一个多元性、综合性的内容，它不仅包含了典籍的内容与作者创作的思想、生活状况，而且真实的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原貌、艺术及文化的特征。

2、中华典籍文化的继承

中华典籍文化是中国文明在一次又一次外界文明冲击、内部动荡中得以延续的关键，也是中华文明具备顽强生命力的基础。典籍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知识的集合与文字的创新，它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意义和内涵，是以积累经验、丰富知识为基本生存特征的现代化模式。在文化继承中，通过不断积累、代代传承等手段让典籍得意保存和完善。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典籍文化，才让人类创造的各种文明得以发展，才让人类摆脱了愚昧时代，迎来了发展的新光明。

2.1典籍文化传承重在文化氛围的营造

典籍文化同其他文化相通，它的传承并不是一个机械、程序和简单的过程，并不是在工作和学习中一味的死记硬背就能实现的，而应当在传承中重视一个熏的过程。这个熏也就是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常说的熏陶，究其原因是因为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而且青少年也不是机器人，对所有事物不分好坏一味的吸取。就目前我国典籍文化的传承而言，典籍文化传承并不是简单的建立几个教育基地、图书馆就可以传承的，它需要从根本上转变人们对典籍的认识程度，科学、合理的处理各种典籍之间的关系，为青少年创作一个舒适、优雅的学习环境，并将典籍科学分类和归档。

2.2基于文字的典籍文化继承

中国文字起源、统一之早及典册制度产生之早使典籍能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类似文字的刻划符号，商周时的甲骨文字已是较成熟的文字了，春秋战国的分裂动乱虽造成了文字的分化但也极大地丰富了文字的数量与内涵；同时也使商周时被官府、贵族垄断的文字与典册制度得以在社会上普及；从王官中分化出来的士人阶层对包括神话传说、典册在内的所有中国文献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大整理，从而产生了中华民族的元典，这便是日后中国典籍与民族精神得以发展的内核。秦统一后的书同文为中国典籍的进一步统一、规范与广泛流传创造了条件，给中华文化的延续力注入了加强剂。汉代察举征辟制度、尊崇儒术及“武定祸乱、文致太平”的观念使汉代经学发达、经学世家兴盛，从而奠定了中国典籍极高的社会地位。从此中国典籍进入了规范有序的发展道路。隋唐时期科举制的确立及历代之沿袭使读书、考试、做官产生密切联系，使典籍的社会影响更加广泛，甚至成为与耕织并列的生存之道。

3、典籍文化的创新

中国典籍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它的创新和传承首先表现在它所记录的各种资料的内容上，诸如经、史、子、集四大内，这些内容在我国古代社会发展中发出积极推动和促进意义，也让我国传统文化的发挥和发扬变得有理有据。如“经”一向是中国传统社会治国理念、社会道德、个人修身的主要来源与依据，之所以称之为“经”，经者，常也、衡也，就在于它包含了超越时空的真理，这也是追求现代化的我们必须继承、发扬的民族文化精髓。中国史学之发达，世界闻名，不仅记录了我们自己的昨天，还记录了不少其他民族、地区的历史，是人类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是我们的巨人、继续前进的路标。总之面对这一大笔丰厚的遗产，我们要怀有敬畏之情、珍惜之心，取其精髓、去其糟粕，将继承、发扬、创新结合起来。

中国典籍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还表现在典籍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典籍的版式、版本、装祯、字体、墨色、纸质、出版单位、藏书印、藏书家、校勘记、书价等都是值得深究的文化现象，它让我们从微观角度看到了历代的文化品位、社会风气、发展水平，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各个时代的宏观特色，更好地认识我们的过去。

4、结束语

人生是短暂的，人类要靠代代薪火相传才能显现人类整体的伟大，文化的传承是人类进步的关键，因此保护与拯救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的典籍的工作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当前的善本再造工程，海外典籍的收集工程，典籍的校勘、研究、普及工作，少数民族典籍整理工作等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战略统筹下应获得更多的重视与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林潇.全球化背景下列宁文化建设思想的当代启示[J].鸡西大学学报，2015（02）

第5篇：经典书籍范文

关键词：藏文古籍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4-0141-04

藏文古籍是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有藏文长条典籍约1.5万多种，其中解放前写本、刻本藏文古籍4543种，内不乏一些珍本和孤本，如唐代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明代抄本《米拉日巴传》、清康熙年间朱、墨手抄本《大藏经·甘珠尔》等多种文献，皆为国内珍稀版本。2007年以来，文化部在全国开展古籍普查活动，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图十五）珍藏的藏文古籍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有15部藏文古籍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47部藏文古籍入选甘肃省珍贵古籍名录。以下将馆藏藏文古籍从历史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资料价值三方面做一评介，以飨读者。

一 藏文古籍的历史文物价值

藏族文化古籍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早期的藏文古籍主要以佛经翻译为主，后随着佛经翻译的兴盛，有关佛教注疏、藏族哲学、历史、文学、医学、天文、历算、艺术等方面文字资料逐渐增多，成为今天藏文古籍的主要组成部分[1]。

藏文古籍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代表着藏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对研究藏族的历史、文化、社会和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其受古印度文化和藏传佛教的影响，版本形式特殊，典籍装帧、装潢、书籍名称等都不同于汉文古籍[2]。如馆藏《大乘无量寿宗要经》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由唐代京拉喜、桑贡、李才红抄写，卷轴高31厘米、长136厘米，白麻纸，纸质较厚、纸面稍粗，有横划乌丝栏，经文字迹工整、清晰，藏文正体书写。文字从左至右横写，卷首在左，卷尾在右。卷子上下有天头、地脚，卷子左右有边距，宽度大约在1至1.3 厘米之间。每纸分左右两页抄写，中间留有0.8厘米宽的中缝，近似古籍刻本版式中的版心。卷末有抄写者的署名，经文由三纸粘连成一体（图五）。此经是公元九至十世纪敦煌藏文写本，浸染了千年光阴，其文物价值远不是宋刻本能比的[3]。

馆藏《大藏经·甘珠尔》（封面图），是由甘肃天祝天堂寺（图十三）解放初捐赠，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书是清代藏文朱、墨写本，一百零五函，梵夹装，开本高25.2厘米、宽69.5厘米。字体苍劲，整齐均匀，校勘精良。全书所用纸张洁白坚韧、色泽鲜亮。夹板由高级红木雕刻而成，木质坚硬、雕工精美、古朴典雅，为存世珍稀版本。

馆藏善本中有珍贵文集36种，都是藏族历代著名学者的文集，如宗喀巴和其最著名的弟子克珠杰及贾曹杰的文集、布敦大师文集、第一代嘉木央错文集、历代高僧传记等。馆藏藏文古籍中还有一些医学代表作如《四部医典》，也有一部分天文、技术等科技类藏文古籍。总之，这些古籍以丰富的内容，充分反映古代藏族文化历史，具有无可估量的文献价值。

二 藏文古籍的艺术价值

生活在雪域高原的藏民族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也创造出独特的民族艺术。藏文古籍是藏族千百年文化的结晶，代表了藏族文化内在的思想和艺术。

藏族是笃信佛教的民族，其文化艺术带有很深的佛教文化艺术烙印，其古籍的装帧和版本具有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藏文古籍的装帧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书籍呈长条形，活页状，梵夹装帧。藏族受佛教贝叶经启发和影响，创造性地将贝叶经的形式运用到书籍的装帧上，形成独特的梵夹装。同时梵夹装也适合佛教徒的阅读习惯，藏文典籍大多是佛教经典，佛教徒诵经要求正襟危坐，专心致志以表虔诚，经书的翻阅要求便于翻页[4]。这种装帧将印有文字的活页按次序重迭起来，不进行装订，在上下夹两张檀香木板作为前后封。夹板均为红漆描金，雕工精细，珍贵古籍的夹板上还有佛像、火焰及宝珠等彩色图案。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藏文古籍多在卷首绘有佛像插图或菩提塔图以及花纹装饰，一些藏族古代医学、天文科技的典籍内还绘有人体解剖图和动植物药科图、天体星象图，表现出藏族早期的绘画艺术。藏族的绘画是在本民族古有的佛画绘画基础上，吸收汉族、印度、尼泊尔的艺术营养，发展为具有鲜明民族艺术特色的绘画艺术。馆藏藏文古籍上的彩绘插图，使用藏族独特的矿物质颜料绘制，人物形象夸张，表现人物的喜、怒、哀、乐，色彩艳丽。古籍上的插图与内容相互呼应，互相衬托，将古籍内容、寓意明了解读给读者[5]。如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圣三宝念要经》为明本，突出表现了藏民族在文化古籍中的艺术形式。《圣三宝念要经》是一部佛教典籍，开本高9厘米、宽45厘米，全书采用金、银、玛瑙、绿松石、珍珠等珍奇宝石磨成贵重颜料与墨调和研磨成汁抄写而成，字体优美，字迹经久不变。书的夹板上有用矿物质染料调汁画的莲花，永不褪色，时隔数百年，莲花仍有一种含苞待放之感。莲花图案不仅是书的装饰，更是吉祥、神圣、智慧之物。封面遮幔是绣有龙纹的彩缎、璎珞，遮幔下甲板上塑有立体的描金题名，题名周围用黄金、贝壳等镶成藏族吉祥物日月、彩云、宝焰、金轮宝、宝塔、白海螺等标志，与佛陀和佛法息息相关，夹板图案精美、做工精细别致、技法高超、镶嵌图案错落有致，代表了藏族高超的雕塑和镶嵌艺术。《圣三宝念要经》还将藏族传统的唐卡制作艺术灵活运用到了古籍的装帧上，表现了藏族古籍独特的装帧艺术形式。夹板的两侧绘有释迦牟尼佛像和观音菩萨像，每页的空白处用彩色丝线堆绣出朵朵鲜花，版面看起来绚丽多彩，整部古籍无论内容还是装帧都突出代表了藏族古籍浓郁的艺术特色。

勤劳智慧的藏民族利用当地的野生植物，造出有独特工艺特色的古籍用纸。藏纸采用当地丰富的瑞香狼毒、登台树、野茶花树、瑞香等多种原料制造而成，质地厚实、洁白坚韧。由于原料中有狼毒草，藏纸不仅坚韧洁白经年不朽，且不被虫蠹。自唐代起，已能造出红、白、蓝、黑、紫、绿、藏墨等各色纸张。藏族喜用黄纸印经，并制作工艺精细的“藏青纸”用以书写金汁、银汁藏文经典。馆藏明写本《嘛尼全集》、《密宗五种》（图十二）、《般若波罗密多八千颂》（图六）等佛教典籍，用金汁、银汁书写在“藏青纸”上，版面庄重典雅，绚丽华贵。更为神奇的是馆藏印本清代《大藏经·丹珠尔》二百零五函，书籍纸张是在藏纸抄造原料中加入羊绒，历经数百年，纸张既柔软有韧性，又不会被虫蛀。馆藏藏文古籍无论内在的艺术内容，还是外在的装帧艺术形式和纸张、写绘颜料等工艺，均是学习研究藏文典籍不可多得的材料。

三 藏文古籍的学术资料价值

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馆藏藏文典籍门类齐全，内容以藏传佛教教义为主线，是少数民族院校教学和科研重要的资料。

藏文写经与甲骨文、汉简、明清故宫大库档案并列为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馆藏藏文《大藏经》是由经（修多罗）、律（毗尼，又译毗奈耶）、论（阿毗昙）三部分构成，故又称“三藏”。“大藏经”一名实为汉语赋予它的称谓，而藏文大藏经则有它自己的称谓——《甘珠尔》和《丹珠尔》。馆藏《大藏经》由两套丛书构成，即清代抄本《甘珠尔》和刻本《丹珠尔》两大类，共有经典4570部，以论述内容分为显宗、密宗两类，显宗分经、律、论三部分，密宗分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四部分，加密宗总续共类。八类之外又按学科分五明之学列藏族学者的著作，大类下再分小类，按照佛教教义、戒律、修行、历史传纪、文学、音韵、工艺、医学等学科分类。由于藏文《大藏经》主要是由梵文翻译而来，许多经典甚至在印度都已经消失了很久，藏语又是模仿梵语创制成，可以说是一种标准梵文，保存了印度原典的旧观点。在梵文典籍不多的今日，藏文《大藏经》的内容可翻译还原成梵文佛典，做梵文典籍的参考和校订，同时也是研究古印度历史、宗教、哲学、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大藏经》中还保存大量汉文、巴利文所缺的佛教经典，因而藏译佛典又是佛学研究的重要资料。藏文《大藏经》与汉文《大藏经》相比，有译语统一和忠实原文、校刊精良的优点，可为新版佛教经典的对勘、校订提供资料。

藏文《大藏经》是佛教典籍的资料总汇，藏族文明史的发展总汇，也是藏族文化遗产的珍贵结晶。藏文《大藏经》作为藏人经籍文化的代表，其卷帧之浩繁，内容之丰富，门类之齐全，传播与影响之巨大，是其它文献资料难以比拟的，是研究藏族文化的珍贵资料。

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馆藏传世孤本《米拉日巴传》是宋代日巴吾琼著，明朱、墨两色抄本，长49厘米、宽7厘米，全书231页。纸张细腻光滑，笔迹生动优美，关键字全用朱笔书写，是一部藏族自己创作的传纪文学。《米拉日巴传》真实记述了11世纪藏传佛教噶举派第二代祖师米拉日巴的人生经历，叙述了米拉日巴解脱和成佛的道路，采用散文、韵文相间文体，热情讴歌了藏民族坚韧不拔、聪慧向上的民族精神[6]。《米拉日巴传》书中文字多处为古藏文书写，说明此书的作者运用的藏文文字处于藏文厘定期间，新藏文文字还未完全成熟确立，对研究藏文文字的演变过程具有资料价值。已出版的《哲蚌寺藏文古籍目录》、《藏文典籍目录》、《拉卜愣寺藏文古籍目录》等整个藏区的藏文古籍目录中均未记载日巴吾琼所著的《米拉日巴传》。书后题记中明确注有该书资助人的姓名，左右双边、上下无边的特点是典型的明本，具有很高的版本价值，是研究11-12世纪历史、文化、经济、宗教的十分珍贵的参考资料。

馆藏藏文古籍还包括藏族文学的代表作《米拉日巴道歌集》，采用藏族传统的韵文和散文并举，将唱词加入到叙述中，通俗简洁、意境隽永。关注社会生活，教人处事哲学的戒言锦语《萨迦格言》、《格丹格言》；佛教教义经典《药师经》（图二，图十）、《药师尊经》、《普明经》（图七）、《俱舍善述》；用注释法依据实际的诗例解读藏族名家诗的《诗境释难·妙音欢歌》；以及著名藏族诗人仓央嘉措的诗，以清丽、朴素、细腻意境构思和形象创造，是研究藏族诗歌的最好资料。

馆藏藏族历史传纪以历代高僧大传为主，《百本生传》、《仓央嘉措传》、《仁钦坚参传》、《根敦嘉措传》、《根敦珠巴传》、《洛桑丹白尼玛传》、《东科努木翰传》等以翔实的史料介绍了历代高僧的生平、政治主张、传教活动及学术造诣等。

医学典籍《四部医典》、《药物分类用途详述》、《治病伏魔药物功能直讲·无垢晶球》是藏族医学的代表作。藏族天文历算学典籍《万年历表》、《韵律论》（图八）是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历法著作，在指导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中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涉及到人的生理、心理、本性、认识等方面的宗教学著作，以绝对的文献优势占馆藏藏文典籍的主要部分。

格萨尔王是藏族古老文化传说中的英雄，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他以慈悲、智慧和大力护佑着芸芸众生，使其脱离痛苦和灾难。馆藏有脍炙人口的藏族民间说唱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系列典籍《卡切玉宗》、《下蒙玉宗》（图九）、《娘林大圆满》、《地狱大圆满》等，是根据民间艺人的说唱记录整理成文的木刻本，有着一千多年历史，与古希腊著名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印度史诗《罗摩衍那》、《罗诃婆罗多》一起被誉为世界文学艺术宝库中的璀璨明珠。学校已故藏学研究专家王沂暖先生，专门从事藏学研究和藏族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是中国最早翻译与研究《格萨尔王传》的学者，被誉为格萨尔学奠基人。其论著有《藏族文学史略》、《藏汉佛学辞典》，译著有《米拉日巴传》、《王统记》、《格萨尔王传》（图一）。西北民族大学设有在全国民族院校中唯一一家以世界最长史诗《格萨尔》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建制级别最高的研究机构，为专门研究《格萨尔》的研究院，编纂出版有五卷本《格萨尔文库》（图十四）。

馆藏梵文翻译著作《绘画度量经》是印度古代艺术中最完美阶段笈多时代的造像规范。其对造像基本尺度，诸佛、菩萨等造型特征及身体各部位的度量比例都有详细的论述。《绘画度量经》也创造了适应的度量单位，把拃、平指、青稞粒等日常生活中熟知的事物作为度量单位，生动贴切，便于记忆和掌握。在描述人体各部位的形象时，采用大自然中动植物的造型特点来喻示，生动典型，一目了然，是论述藏民族造像艺术的代表著作。《戏剧论》是讲述农、牧、宗教三者为一体的藏族民间舞蹈、喜剧、演奏技法、风格的著作，生动描绘了千百年来藏民族在雪域高原形成能歌善舞的特质。

藏文古籍的整理与收藏既反映了国家对古籍文化的重视，也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文化发展原则。藏文古籍的整理，对于深入挖掘藏族文化的形成，推动藏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作为立足西北地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历史、宗教等综合研究的材料汇总库，承担着搜集、整理、研究藏文古籍的重要任务，并在六十年的时间里，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整理古籍文献，将大量的零散的古籍串联起来，形成了研究藏族文化、社会、历史的主线，为深入挖掘藏族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藏文古籍的整理和研究的深入，一张张藏族文化研究的蓝图不断呈现，一条条指引挖掘藏族文化的路线图显现，为丰富藏族历史和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印证着搜集、整理、研究藏文古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不断地印证着藏文古籍的历史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资料价值。

参考文献：

[1]先巴.藏文典籍及其收藏[J].收藏，2010，（1）：75.

[2]彭学云.试论藏文典籍文化[J].中国藏学，2007，（1）：88.

[3]范开宏.敦煌遗书及其价值浅说[J].山东图书馆季刊，2003，（2）：96.

[4]王鉴，安富海.地方性知识视野中的民族教育问题[J].甘肃社会科学，2012，（6）.

[5]乃波·噶桑文.谢热译.藏族佛画艺术[J].研究，1989，（12）：86.

第6篇：经典书籍范文

摘要：国家典籍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典籍博物馆，它的核心职能是社会教育职能，主要开展文史和科学文化知识、艺术审美、思想道德及爱国主义教育，在传承典籍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章重点分析了国家典籍博物馆应该从教育理念、教育对象、教育形式和教育手段等方面着手，充分发挥好社会教育职能。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5）05-01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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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5-04-02

作者简介：刘雅（1981―），国家图书馆馆员。

国家典籍博物馆是国内首家集典籍收藏、展示、研究、保护、公共教育、文化传承、文化休闲于一体的博物馆，也是世界同类博物馆中面积较大、藏品较丰富、代表性展品较多的博物馆。国家典籍博物馆于2014年9月10日正式对外开放，建筑面积为11，549平方米，展示了国家图书馆800余件“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珍贵典籍，从3，000多年前的甲骨到100年前的桑皮纸，到现当代名家手稿，全面生动地呈现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长河中多元丰富的典籍文化，使图书馆的典藏功能得到进一步延伸。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主任陈红彦曾将国家典籍博物馆定位为“五大中心”：国家典籍博物馆是典籍的收藏中心、典籍和典籍文化研究的中心、典籍文化的展示中心、世界典籍文化的交流中心、公众文化休闲中心。其实，国家典籍博物馆还是典籍文化的教育中心。

1教育职能是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核心职能

中外博物馆历来都很重视博物馆的教育职能，近年来重视程度越发提升，已经视之为首要职能、核心职能。著名博物馆学家格林黑尔强调教育是博物馆的首要职能，是博物馆存在的根本原因。2001年7 月，国际博物馆协会在《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中将“博物馆”定义为：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并向大众开放的非营利常设机构，为研究、教育和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2007年8月，国际博物馆协会将该定义的后半句修订为：博物馆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国际博物馆协会将教育职能调整到了第一位。

我国从张謇创办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开始，就明确了博物馆在开启民智、培养教育社会大众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博物馆数量的增长与其教育职能发挥的效果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于是国家越发重视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发挥。从2004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等联合下发《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到2008年、文化部等联合下发《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文件中都强调了要充分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教育职能。2013年12月30日，在中央政治局第12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国家典籍博物馆从成立时就把“传播典籍知识、弘扬中华文化、教育公众”作为使命与追求，将社会教育职能摆在核心位置。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典籍博物馆馆长韩永进认为，国家典籍博物馆正是要发挥图书馆与博物馆在功能方面的互补优势，相互融合，使之成为一种全新的图书阅览方式，让读者既可以欣赏到充满文化灵韵的珍品展示，还可以聆听文献承载的思想声音，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2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展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

博物馆开展的教育是综合的、多维的，承担着联系历史与现实、科学文化与公众素质、博物馆与社会这三个层面的桥梁纽带作用。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教育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文史知识、科学文化知识的教育职能

博物馆区别于其他社会教育机构的最主要特征是实物性，博物馆保存着丰富的人类文明成果，展示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从古至今的发展轨迹，承载着底蕴深厚的文化，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所以，博物馆通过陈列展览等活动向全民普及历史、文化、科技知识是其教育的首要内容。国家典籍博物馆的主要藏品是典籍，韩永进馆长说：“我国古代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发展历史过程中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这些典籍内容包罗万象，从历史到文学，从天文地理到古代建筑，从古明到现代科技，蕴含着历史、文化、科技等价值，具有直观性、形象性和权威性。国家典籍博物馆可通过直观教学的方式，或深入挖掘展品价值，以词语、图画、视频等符号作为教育媒介，向观众传播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科技知识。

2.2艺术审美教育职能

蔡元培早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了博物馆的审美价值，国家典籍博物馆也充分重视对公众的艺术审美教育，在策划各种展览之初，就融主题创意、空间艺术、灯光设计和美工技巧等为一体，让不同时代、不同风格、质地各异的藏品都作为艺术与美的载体，以静态方式呈现出它们的艺术性，同时各种多媒体设备辅以动态的艺术创作，再配上古典轻柔的音乐等，充分展示人类发展进程中的自然美、科技美、社会美、艺术美等，加深观众对美的理解，对美的感受。国家典籍博物馆的“典籍课堂”中还设有绘画、书法相关的课程，对观众进行艺术及审美方面的教育，提高公众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修养，使观众的精神世界得以升华，并最终达到较高的艺术境界。

2.3思想道德和爱国主义教育职能

国家典籍博物馆副馆长李虹霖认为，“中华典籍作为中华文明的标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大家都在讲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承，它的内容就记载于历代经典古籍之中。”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中，道德规范是最厚重的历史积淀，是维系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生生不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国家典籍博物馆将中国的文化遗产展现给社会公众，将经典中蕴含的价值观传达给社会大众，能让社会大众更好地建立和传承核心价值观，达到思想道德及爱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同时，国家典籍博物馆对恢宏悠久的中华优秀文明的展示和解读，能够激发观众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崇高的民族精神，能够培养观众的民族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自豪感，促使观众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品质。

3国家典籍博物馆如何充分发挥教育职能

3.1教育理念方面：以公众为本，积极主动地开展教育

一个博物馆在社会教育方面的影响力如何是由它的教育理念决定的。近年来，增加学习、休闲功能成为很多博物馆的重要创新，让博物馆从“以藏品为中心”转向“以公众为中心”和“以管理服务为中心”，服务理念的确定与公共服务的强化，使博物馆焕发出蓬勃生机。国家典籍博物馆在定位中就明确要“以公众为本”，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大众娱乐放松、鉴赏和社会学习的“智能”休闲场所。

3.1.1通过多种方式尽可能让最多的观众理解和记住展览。展览是给观众讲述故事的媒介，每个展览都有很多故事可讲，博物馆教育达到的理想效果就是采取多种方式帮助观众理解这样的故事，并在理解后记住这些信息。

3.1.2了解观众的参观心理，顺势引导观众。如果观众仅凭感觉进行参观往往具有片面性和盲目性，为了让观众的参观更加充满趣味、更加有收获，博物馆必须引导观众，适当地激发观众的想象力，适时地对社会教育方案做出调整，改变呆板的、没有生气的教育模式，唤起观众观感上的共鸣。泰戈尔说过，不是棒槌的敲击，而是水的载歌载舞，才造就了亮丽的鹅卵石。所以，在引导观众时，不要采取生硬的方式，而是要顺势引导，因时因地因人引导，让观众在不知不觉间接受教育。

3.1.3因人施讲，因材施教。国家典籍博物馆要主动地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工作，采用灵活的、有活力的、有创造性的教育方法，集知识性、趣味性、启迪性、体验性于一体，让不同文化背景、不同需求的观众都满载而归。

3.1.4注重与观众的互动，及时了解观众的反馈信息。观众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某种知识灌输的对象，他们是博物馆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是客观评价和检验博物馆各项工作及其效果的主人。因此，国家典籍博物馆要建立多种互动途径，重视与观众的信息交流与相互反馈，并通过观众的反馈来修正社会教育的方式方法等，以达到满意的目标效果。

3.2教育对象方面：全民教育，尤其重视青少年教育

国家典籍博物馆担负着提高全体社会大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培育高素质当代公民的历史使命，尤其担负着培养青少年的重要责任。青少年教育是博物馆教育的重中之重，对青少年的教育质量直接关系到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前途。

目前，国家典籍博物馆对青少年的教育活动主要有：①“典籍文化走进校园”系列巡展活动。巡展内容包含“古籍保护计划成果”“典籍发展简史”和“国家典籍博物馆介绍”三个部分，旨在宣扬典籍文化，让校园里的师生发现中华典籍之美，了解典籍文化的发展历史及传统典籍知识，并普及典籍保护知识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②青少年体验式教育课程。国家典籍博物馆开馆后设立了一系列体验式课程，比如《书是怎么产生的？》《文字背后的故事》等课程，通过知识点讲授、实地展品讲解、青少年动手体验等多种方式，将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机结合，全面提升青少年的观察能力、思考能力、手眼协调能力等。③组织青少年来馆参加活动，比如“走进典籍博物馆大课堂”系列活动，首场活动“跟着赵广智爷爷走进‘样式雷’”于2014年11月4日举行，孩子们不但能参观各个展览，聆听专家传授相关知识，还能现场动手感受清代建筑的搭建，深受孩子们喜爱。

博物馆与学校紧密配合、对在校学生进行形象全面的科普教育，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教育方式。今后，国家典籍博物馆可以与学校保持长期合作，建立有效的衔接制度，把利用博物馆开展教学活动纳入学生教育的长效机制，教育内容与学生的学习内容紧密联系起来，使国家典籍博物馆真正成为课堂教育必要补充的青少年教育基地。

3.3教育形式方面：多管齐下，纵横发展教育

中国博物馆教育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教育形式单一、讲学模式以灌输为主、教育效果不够好等方面，国家典籍博物馆要想有好的教育效果，必须多管齐下，在教育的宽度和深度方面都下功夫。

3.3.1抓好讲解。很多观众都会觉得静态的典籍晦涩难懂，必须借助讲解员的力量才能进一步了解典籍的社会背景及内涵等，所以，国家典籍博物馆的讲解在社会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种活文化。一个好的国家典籍博物馆讲解员需要做到以下几点：①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比如版本学、金石学等，并有较多文史知识的储备，对中华典籍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和认识。②有好的口才。口齿伶俐、音色好、吐词清楚的讲解员具有很好的吸引力，能生动、形象地把“死”的展品说“活”，“薄”的说“厚”，充分揭示出典籍的价值内涵。③言行举止要得体，待人接物要自然真诚，面对各种观众、各种情况时能应对自如。④要灵活机动，根据不同对象组织不同的讲解内容。对专家学者往深处讲，对青少年则往浅了讲，在深度和广度上能掌控自如。

3.3.2打造讲座和论坛等平台。国家典籍博物馆系列讲座已经举办了十多期，受到了听众们的热烈欢迎。国家典籍博物馆还可以打造“典籍论坛”等平台，将讲座与论坛办成品牌，在专家和观众中产生积极向上的影响力，既可以让观众和专家学者们面对面交流，又可以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3.3开展各种文化活动。这种形式是国家典籍博物馆打造公众文化休闲中心的重要手段。国家典籍博物馆可以举办丰富多彩的面向不同受众的文化活动，让传统文化“活”起来和“火”起来，让公众休闲地享受一场场文化盛宴。比如说开展亲子参观活动，邀请一些家庭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从而让父母认识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从而构筑起孩子们与博物馆的感情，从而使国家典籍博物馆成为家长和孩子们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

3.4教育手段方面：科技助力，随时随地开展教育

国家典籍博物馆不是一座简单的陈列馆，而是融合着多种科技产品的现代数字化博物馆。“数字化的博物馆”是指将博物馆馆藏的文物、标本、照片、绘画、文字、音频及视频等信息收集起来，经过计算机及配套设备加工整理、分析、重组后，转变成可以储存、编辑、出版、传播的数字化信息源。

设备一：多媒体自动语音导览机。这个导览机配有中英文两种语言，能将讲解词以语音、图片、视频等方式传播给观众。目前中文导览介绍了约500件展品，英文导览介绍了100多件展品。设备二：各种多媒体设备。比如投影，在金石拓片展厅的地面上的蓝色汉字历史长河，就是将“典籍”“博物”四个文字的3，000多年的演化过程投影到地面上，形象生动；比如触摸屏设备，金石展厅内的《柳公权神策军纪圣德碑》善本旁边放置了一个放大的高仿版本，另外还带有一个透明的可触摸屏液晶屏。观众用手指在触摸屏上滑动，利用微波传感与电子典籍的结合，就可以逐页翻看这件典籍中的内容。这样的方式既能保护古籍，又能满足观众对珍贵古籍的阅读需求。设备三：手机。随着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手机等移动终端功能的强大，公众可以随时随地接收信息并与他人进行分享，这种新颖独特的体验也给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教育工作以启示，通过打造手机APP，可以让公众们随时随地接受国家典籍博物馆的教育，随时随地利用资源。借助这些科技手段和设备立体地、生动形象地开展社会教育，具有趣味性、艺术性和科学性，也有利于观众理解和记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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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N].中国科学报，2014-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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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志清.在图书馆设立典籍博物馆的思考[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2（6）：4-13.

第7篇：经典书籍范文

关键词：西汉 中央藏书处 典籍文献

典籍文献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呈现的重要形式之一，是记录和传递文化的最重要的物质载体，典籍文献包含了一个民族的思想和灵魂，王《谢直集贤院启》中指出其承担了“教化渊源之所出，礼乐揖让之所司”[1]的功能。因此，历代统治者都会建立自己的中央藏书处，如周代的藏室，汉代的石渠阁、天禄阁、兰台、东观，唐代的弘文馆、史馆、集贤院，宋代的崇文院、秘阁，明代的文渊阁、大本堂，清代的四库七阁等等。

西汉初年，随着对前代典籍的大量收集和政权的逐渐建立、巩固，加之因社会的持续发展而源源不断出现的新典籍的积累，汗牛充栋的藏书亟需集中保存和管理，同时由于统治者对前代和当代典籍档案的查阅和利用的实际需求，使得建立藏书机构成为必然。西汉时期出现了若干著名的藏书之所，刘歆《七略》载：“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2]，统治者对图籍整比庋藏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西汉时专门用于收藏保存档案、典籍的中央藏书处主要有石渠阁、天禄阁、麒麟阁、兰台等，且因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各藏书处的功用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调整和变化。

西汉之初在开始设计修建国都长安时，丞相萧何就在未央宫中主持修建了石渠阁、天禄阁和麒麟阁等中央藏书处。“石渠阁，萧何造，其下石为渠以导水，若今御沟，因为阁名。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至于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3]，“天禄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3]。对于萧何收秦图籍的这一智举，宋人给予其极高的评价，孔武仲《萧何收秦图籍颂》：“惟何聪明，超然特立。方众人之扰扰，而思虑之所不及，其争则捐，其弃我拾。始之所为，若甚迂缓，至其用之，乃世最急。此其所以论功第一，为杰之元，声施后世，庆流子孙”[1]，毋庸置疑，萧何收秦图籍为后世历代政权交替接管文献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对后世影响深远。石渠阁与天禄阁同为汉代御用藏书和开展学术活动的地方，可以说它们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此外兰台也是两汉重要的藏书处，它位于宫中，隶属于御史府，“掌图籍之所”[2]，其中典藏丰富，包括皇帝诏令、群臣章奏、国家重要律令、地图和郡县计簿等，在东汉时期成为极重要的藏书处，班固在汉明帝时被任为兰台令史。石渠、天禄、兰台等藏书之所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庞大的中央行政机构中，各个部门各司其职。随着整个政治统治体系的逐步稳固完备，西汉中央藏书处的功能也随之逐渐扩大，出现了藏书以外的其他功用。对于藏书机构，王应麟评价为“图书之府，著作之庭，与夫校文之处，三者各有司存。譬之蓬瀛方壶，鼎峙瀛海，台观金玉，邻居往来，而均为道家山焉”[4]，西汉的藏书机构很好地履行了其特定职责，与后世相比，又有其独特之处。

首先，中央藏书处是图书之府。藏书之处的主要功能必然是收藏保存典籍，西汉初年，中央藏书处主要收藏了先秦遗存下来的文献典籍、秦朝的各种政府档案文书等，武帝、成帝朝也曾多次组织专门人手开展图书搜集整理工作。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中央藏书处中典藏“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2]，虽然当时的中央藏书处不能对典籍网罗尽然，但也基本反映出西汉一代图书之崖略。藏收为用，有汉以来，统治者对典籍收藏的重视，是以典籍的现实实用价值为前提的。大规模有目的、有组织地典籍文献征收以及管理，有利于古籍的保存和流传，更重要的是对新政权的建立有着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沛公具知天下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2]，这些秦朝档案典籍文献成为制定国策、维护政权的重要依据，国家制度和各项政策正是在秦朝的基础上增损变通而建立起来的，正所谓“汉承秦制”。

第二，中央藏书处是著作之庭。中央藏书处卷帙浩繁的典藏为学者著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学者们利用典籍文献、档案资料从事各种著作活动，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群书分类目录《别录》和《七略》就成于此。成帝时使刘向等人校书天禄阁，且“每一书已，（刘）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刘）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2]，这是有汉以来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工作，且在天禄阁完成了《别录》《七略》的编纂，此目录在古代目录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在史学方面，司马迁的《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大大推进了我国史学的发展，它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朝前后三千年的历史，内容丰富广博，《史记》的成书与司马迁的职任能够接触到丰富的档案文献从而大量利用有着很大的关系。

第三，中央藏书处是学者进行校文之处。先秦文献典籍因去时过远和战争兵火等自然或人为的原因，不可避免地出现散佚、损毁和作伪等情况，因此校勘文献成为必不可少而且是极其重要的工作。天禄阁主要存放国家文史档案和重要图书典籍，西汉著名学者扬雄、刘向、刘歆等都曾在天禄阁校对书籍：“刘向于成帝之末，校书天禄阁，专精覃思”[3]，“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2]，又“（扬）雄校书天禄阁上”[2]。随着儒家思想逐渐走向统治地位，加之随后古文经典的发现，文字上的差异成为学术分歧产生的主要原因，因此文献校勘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了，中央藏书处以其丰富的典藏，为校文工作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资料。

第四，西汉的中央藏书处在图书之府、著作之庭、校文之处这三个功用之外，也是群儒进行学术讨论之所。汉初修建石渠阁的目的是收藏秦代档案典籍，武帝后，石渠阁发展成为兼有学术讨论性质的场所，宣帝时石渠阁更受到尊崇，开始在阁中绘功臣贤大夫像。古代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石渠阁会议就是在石渠阁这一中央藏书处进行的。宣帝时，玄成、萧望之等人“及五经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条奏其对”[2]，薛广德、林尊、周堪、张山拊、戴德、戴圣等人皆“为博士，论石渠”[2]。这种集中进行的学术讨论活动，便于学者之间进行思想和学术的交流，有利于学术的扩展与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学术的发展也有利于统治阶级对国家统治管理决策的制定，有利于维护西汉统治，统治者对这种学术讨论予以关注，择其善而用之。同时我们也能明确看到儒家思想已然走上政治舞台成为统治思想，儒生逐渐受到重用，直接参与制定国家重大决策，儒家经典更是备受推崇。

汉代是我国古代藏书比较发达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确立官府藏书体系的时期，汉代统治者把国家的文化图书事业作为其“文治”的重要标志之一，此举为后世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西汉中央藏书处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化事业的高度发展，同时也反映了西汉档案工作的明显进步。西汉图书事业的发展状况也充分表明了一个时期的文化图书事业的发展是同一定的政治、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图书文化事业就能得到很好的发展，反之则会衰退，这对我们当今文化事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全宋文》.[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2] 班固.《汉书》.[M].中华书局.1962年.

[3] 陈直.《三辅黄图校正》.[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第8篇：经典书籍范文

[关键词]文化典籍阅读；大学生；传统文化意识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传统文化浩如烟海。当代大学生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会直接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前景及其在世界文化丛林中的地位。文化典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阅读是提高个体认知能力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在素质教育推动下，高校大学生的阅读热情不断高涨，但是，大学生文化典籍阅读人数始终是非常少，大学生文化典籍阅读现状引人深思。

1 高校大学生文化典籍阅读现状

1.1 阅读兴趣低

在中国文化史上，文化典籍的地位非常高，古语有云：“读书当读典”，从中可见人们对文化典籍的认同度。21世纪的青少年虽然通过语文教育也能认识到文化典籍的作用和价值。但是，在教育功利思想影响下，读典无用论一度甚嚣尘上，这也使得部分高校大学生对文化典籍阅读出现了认知错误，认为文化典籍阅读是一项看起来比较迂腐、做作的行为，许多人在典籍阅读时还会本着功利思想去选择阅读对象。如许多大学生都是在写论文时候、在考试前，才会找一些典籍来读。此外，在科技时代，手机和电脑高度普及，许多大学生的注意力始终聚焦在电脑、手机上，加上许多文化典籍如《老子》、《易经》等时代久远，读起来比较吃力，所以很少有大学生会去阅读文化典籍。

1.2 阅读效果差

目前，许多高校都开设了汉语言文学课程，一些教师在教学中还会要求学生有计划地进行典籍阅读。但是，传统文化典籍阅读是一项开放性的阅读活动，由于在考试中，学生阅读情况不是考试内容，所以许多学生都是按照教师要求将一些文化典籍浮光掠影般的翻了一下，根本不会有计划有目的地去阅读文化典籍。一些汉语言文学、新闻专业的学生虽然有阅读传统文化典籍的意愿，并且在文化典籍阅读上做出了积极尝试，但是由于缺少阅读经验，缺少工具书，处理不好博览和精读的关系，所以文化典籍阅读效果并不好。如在读《史记》时，可能要用到《新华字典》或《汉语词典》等工具书，但是，许多学生由于抱有马虎、应付的态度，在典籍阅读时根本不会准备一些参考书和工具书，也不会就一些不懂的问题去请教他人，这也导致其传统文化典籍阅读效果非常差。

2 大学生文化典籍阅读建议

2.1 开设传统文化教育课程

十后，多次在讲话中强调了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这为高校大学生文化典籍阅读指明了方向。中华文化典籍包含有丰富的哲学思想，具有积极的道德教化作用和人文价值，利用文化典籍来改造大学生的精神世界，提高大学生的传统文化意识，是时展的要求。鉴于此，高校要根据学校校情、学情，立足于调查研究，组织专家学者编写传统文化教育读本，开设传统文化教育课程。然后，以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为大学生文化典籍阅读阵地，完善大学生文化典籍阅读管理和考核措施，要求各院系、班级定期开展一些以文化典籍阅读为主题的交流活动，要求大学生在期末时进行阅读总结、提交阅读报告，以提高大学生对文化典籍阅读的重视程度，促使大学生参与到文化典籍阅读中去。

2.2 采用多种方法激发大学生的阅读兴趣

大学生文化典籍阅读兴趣、传统文化意识培养和阅读能力养成，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问题。要想提高大学生的文化自觉性，高校必须坚持综合创新的教育方针，将传统文化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教育和实践教育结合起来，然后坚持古为今用、批判继承的方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力弘扬传统美德，用新理念去解读传统文化的内涵，深入开展传统文化观教育，利用传统文化教育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和人生观念，使大学生认识到继承传统文化、阅读传统文化典籍的意义。如在讲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教师可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为话题，讲述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教导大学生成为自省自律、积极向上的人，以端正学生对于文化典籍的认识。此外，高校还要抓住校园信息化建设机会，利用校内网、校报、宣传栏来进行文化典籍和传统文化宣传，并尊重学生意愿，开展一些形式新颖的传统文化推广活动，如汉服节、文化名家进校园活动等，以营造浓郁的文化典籍阅读氛围，提高大学生的典籍阅读热情。

2.3 精心计划，提高阅读效率

大学时期是学习专业知识的好时期，也是培养个人习惯的重要时期。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人文素质，拓宽自己的视野。阅读是大学生获取知识、认识世界的重要工具，因此，大学生要摈弃功利化阅读思想，培养传统文化典籍阅读习惯，并做好阅读计划和阅读安排，积极寻找正确的阅读方法，以提高个人的思想认识和文化素质。确切来说，大学生要正视文化典籍的价值和作用，加强传统文化学习，并在教师指导下，或借助网络，通过他人推荐，找到适合自己的书籍。然后，制定科学详细的阅读计划，理清阅读思路，分配好阅读时间，处理好精读与博览的关系，并在阅读中做好阅读笔记，定期进行阅读总结，同时对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或结合自己的见解提出一些问题，力求通过阅读思考理解文化典籍的中心思想和时代价值，以提高阅读效率，进而提高自身的传统文化意识。

参考文献

[1] 卢玉亮.增进当代大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途径探究[J].改革与开放，2016（03）.

[2] 谌东飚.高校理工科学生传统文化典籍阅读缺位的思考[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

第9篇：经典书籍范文

一、北宋图书事业的核心――国家图书馆和皇家图书馆

（一）继承收集前朝图书典籍

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轻易地取代了后周政权，于960年建立了北宋王朝，从建国之初就奉行“以文治天下”的政策。图书典籍是教化百姓特别是官员的重要工具之一。赵匡胤建国伊始就高度重视对天下图书典籍的收集，除全部接收后周图书典籍一万多册外，还在征伐天下统一国家时不忘收集被征服政权的图书典籍。他的弟弟宋太宗作为后继者不但继承了他的做法，且十分好读书，规定自己要“日读三卷”。

（二）民间征集，收天下之典籍

为了丰富朝廷藏书，尽收天下典籍，朝廷还制定了多种优惠政策。只要献书，小则授以金帛，大则授以官职。一时间献书者踊跃，数年之间献书于阙下者不可胜数。一批珍贵的古书、名画、墨迹等尽收到崇文院。大量后唐及五代战乱时期散遗之古书、名卷收于馆阁，其中不乏王羲之、怀素等人的遗墨。

上述措施大大增加了国家图书馆的藏书量，崇文院（国家图书馆）自太宗设立10余年藏书就由1.3万多册猛增至8万多册。

（三）建立国家图书馆，完善管理机制

宋王朝不仅重视藏书数量，还高度重视对图书的管理，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建立机构。宋太祖初得天下，依后周旧制仍将昭文、史馆、集贤三馆作为藏书机构，同时他还下令各地方州府设立图书管理机构，以收藏管理地方州府的图书典籍、档案资料。太宗即位后对图书馆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太平兴国三年下诏将昭文、史馆，集贤三馆统一为崇文院。崇文院分为昭文书库，集贤书库，经、史、子、集四馆。六库藏书八万卷。崇文院堪称为国家图书馆。在崇文院建立十年后太宗又下令将崇文院中堂建阁为特藏书库――秘阁，专门收藏珍贵的真本、王羲之等人的字画及禁书。崇文院各馆还配有专门的管理人员进行管理。

二是管理制度完善。作为北宋国家图书馆的崇文院机构健全，图书收藏丰富，而且管理制度健全。从图书的收集、分类、存放、借阅都有一套严格的制度和方法。每项事务都有专人负者，且责任分明，奖惩严格。馆藏图书不向社会开放（这是和现代图书馆的重大区别），主要为皇帝服务，但对官员部分开放。官员借阅图书必需经专门批准，书籍出库需经检查符合手续方可放行。

三是收藏、装帧、印刷技术先进。崇文院和皇家图书馆不仅管理制度严格，而且技术先进。对书籍纸张的选择、使用，对书籍的装帧，防虫防蛀都采用了有效的技术手段，保证书籍的保存、收藏、使用。将书的装订由卷轴改为册页；在书籍的书脊上写上书名，在书橱中放书将书脊朝外，以便寻检。雕版印刷术也是官方图书馆最早应用的。馆阁不仅采用雕版技术，还将一些书籍制版技术提供地方、民间、寺观印书。

（四）国家图书馆和皇家图书馆并存

除崇文院三馆外，北宋还设有皇家图书档案馆，称之为阁，二者合称馆阁。阁是专门存放已故皇帝的御制文集、御书，典籍图书，宝瑞，名臣奏章，前朝档案等。北宋第一座皇家图书馆是由宋真宗为其父宋太宗建立的龙图阁，在北宋九帝中为六位皇帝建立了皇帝图书档案馆库即龙图阁、天章阁、宝文阁、显谟阁、徽猷阁、敷文阁，前五阁为北宋所建，敷文阁为南宋为宋徽宗所建。皇帝高度重视皇家图书馆，这些图书馆一般都设在宫苑之内，建筑宏伟、华丽。

二、寺观庙宇藏书

北宋除了国家图书馆和皇家图书馆以外，还有另外一种图书馆形式，就是寺观藏书。

寺院、道观在宋代不仅是宗教场所，还是社会的文化活动场所。在寺庙、道观中有着丰富的藏书。这些藏书主要是佛教、道教经卷典籍，也有儒学、医书、书画、通俗读物等，同时寺庙和道观中还收藏有皇帝手札、御笔字画、家谱档案等。许多寺院、道观建有专门的藏书楼、藏经楼，堪称寺院图书馆。这些寺观图书馆在为宗教服务的同时也为信众、百姓提供图书服务。

寺院、道观的藏书主要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朝廷御赐。宋代皇帝多信奉佛、道两教，为表示礼佛崇道，另则为加强对宗教控制和影响，故皇帝时有向寺院道观赐、赠所藏、所刻佛、道经卷。同时，朝廷还十分重视对佛道两教的经卷的校勘、刻印。官方收集、刻印、编写、校勘的佛、道典籍或直接赐赠，或由寺观照本抄写；官方成为了寺观藏书的第一来源。二是依寺观自身之力或购买或刻印、抄写丰富藏书。三是信徒、私人捐赠，信徒出于对宗教的信仰常自愿将所藏宗教典籍、名书古本捐赠给寺观，供其收藏使用；也有私人藏书为避丢失、被夺抢，将藏书寄放于世俗之外、位于山林之中的寺观，以确保藏书安全。寺观藏书不同于官方藏书，特别是朝中馆阁藏书百姓无缘接触，而寺观藏书往往为信众开放，使其得以在民间传播，为百姓服务。

三、书院藏书

北宋实行开明的文化政策，扬文抑武，知识分子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此政治文化环境下，一种民办官助的教育机构――书院风生水起，最繁荣时期全国有400多所书院，其中尤以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应天书院、白鹿洞书院最为著名。

北宋时期的书院主要功能除了培养人才、教授学问，另一大功能就是藏书、出书、印书、校书。北宋书院一般都建有专门的藏书楼，相当于现在的学校图书馆。书院的藏书除为教学服务，还是文人、学者研究学问的重要资料。书院的藏书来源主要有：一是皇帝御赐。如前所述，北宋朝廷对书院积极支持，民办官助，对书院往往划地给钱，自然也少不了赐书。二是私人捐赠和书院购书。宋代书院多由富家望族或财富殷实文人所建。为建设书院，除建房舍、延聘名师外，自然少不了出资购置图书课本，这些书籍成为了书院最基础的藏书。三是北宋时期的书院汇聚了不少鸿儒名师，他们在书院不仅讲学、授业解惑，还研究学问、著书立说。这些著作被书院抄写珍藏，成为书院的宝贵财富。

书院的藏书不仅满足了书院教学的需要，还对民众开放，满足了部分民众读书的需求。书院藏书、印书加强了文化的传播和交流，使原本数量稀少的善本书籍得以保存和流传。

四、私人藏书

私人藏书是北宋藏书的另一重要形式。宋以前就有私人藏书的传统，到了宋代私人藏书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的高峰。宋代藏书家主要是官员和民间富足家族。宋代官员多为知识分子，宋廷通过科举等途径尽揽天下之才，并予优惠待遇。官员俸禄丰厚，又热爱读书、著书，自然乐于收书、藏书。读书、藏书在宋代知识分子中蔚然成风。北宋时期的著名知识分子多为藏书家，其中有坡、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等一代宗师。

北宋不仅官员们收书、藏书，许多民间富足之家也收书、藏书。有些以家族为依托建藏书楼，主要供本族子弟读书求学。宋代私人藏书来源主要有三：继承；购买；抄写。宋代有许多藏书世家，藏书世代相传、代代增加，以致成为藏书大家。

五、北宋图书事业繁荣的原因分析

（一）开明的文化政策

从北宋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起一直奉行重文抑武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北宋的皇帝大力提倡儒学、佛学、道学，重用文官。视儒学为治国之道和治世之法宝，将儒学作为教化官员和百姓的“绝学”。要继承发扬这些法宝自然少不了书籍，所以北宋皇帝十分重视图书事业。宋太宗在视察崇文院时，看到经十余年收藏书籍大增喜形于色，将这些书籍称之为“千古治乱之道”。北宋建国之初，天下尚未统一，朝廷就着手恢复三馆，而后不惜以官位、财帛尽搜天下藏书，继而大兴土木建设富丽堂皇的藏书馆阁，赐予馆阁官员很高的地位，为此类官员开辟入阁拜相的道路。这一切给天下人传达了极强的“崇文”“以文治天下”信号。在皇帝的支持和鼓励下，天下文人自然踊跃振奋，读书、收书、藏书、校书、著书蔚然成风。

（二）完善、公平的科举制度

如果说皇帝“以文治天下”的政策是官方重视图书馆事业的动因，那么北宋完善、公平的科举制度则是民间重视书籍的主要动力。科举制度自隋唐以来经三百余年的发展，至北宋时已较为完善。科举制度是北宋选拔官员的最主要的途径。北宋时期的科举制度相对公平，取士不问家世，唯才是举。

北宋的科举制度极大地激发了民众读书的热情。读书、科考、入仕成为宋代知识分子人生道路的不二选择。有为青年则把读书考取功名视为远大志向。许多家族、有识之士也把培养子弟读书视为家族大事，自诩为耕读之家。书籍自然成为了珍贵的财产。不仅官方重视藏书，私家藏书在宋代也大行其道。

（三）稳定、和平的社会环境

北宋历时168年，大部分年代处于和平稳定时期。北宋社会较为和谐、稳定，经济、文化发展，社会繁荣。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市）商贾云集，人口逾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盛世修书、盛世修志，在这种稳定繁荣的社会环境下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大批不朽著作《太平御览》《资治通鉴》等在北宋编纂面世。此种环境也为官方民间收书、藏书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人们不仅收藏图书，还对所藏之书校堪、编目。对文化典籍的保存和传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四）印刷技术的应用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在北宋时期真正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其中雕版印刷术是推动图书事业发展的最重要的技术原因。此前，书籍主要靠手抄，极大地限制了人们对书籍的阅读和传播。雕版印刷术的应用从根本上改变了书籍复制的方式。正是北宋雕版印刷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极大地推动了图书事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