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国际教育发展趋势精选(九篇)

第1篇：汉语国际教育发展趋势范文

（一）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背景

我国对外教育初期，其留学培养费用主要是由我国自主承担，但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自费留学生逐渐增加，在原有的基础上增长了7倍之多。由此可见，我国的对外文化教育已经呈上升趋势。而主要自费学生的来源则集中在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对文化素质教育的认知程度要远超于发展中国家。随着我国改革开发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汉语言的素质教育也逐渐备受重视。因此，来华留学生的汉语言教育事业也迎来了较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在国际上，各国人民也越来越希望了解中国的素质文化教育，以及相应的社会文化发展。因此，我国与他国的学术教育往来逐渐增多，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愿意来到中国感受中国的本土文化和风土人情。到目前为止，已有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只身来到中国，而学习者的教育层次也从本科延伸到博士不等，所学习的学科也由原有的汉语言类逐步发展到理、工、农、医等各个专业，这对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②。

（二）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

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一些相应的发展趋势。第一，我国的留学生成分与往年相比发生时了一些变化，自费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公费生，并呈上升趋势。第二，在留学生的生源结构方面，已经从以往的东欧几个友邻国家上升到世界一百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属日本、泰国、俄罗斯等国家的留学生增长速度最快，且这些留学生属于自费生的占90%以上。由此可以看出，国家经济水平的不断增长可以有效带动文化素质传播。第三，在学历生当中，我国本土的研究生数量在逐年增长，而对外留学生的研究生数量却明显下降。第四，我国的对外汉语言教学理念发生了变化，从以往的简单认知转换到如今的教学方法水平的问题上。更多的教师更加注重多样化、戏剧化的教学方法，从而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并对之产生兴趣③。

二、我国汉语国际教育事业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已将目光投向中国，为此，我国的汉语国际教育发展也将迎来新的发展和挑战。为了应对新时代下的全新形式，我国对汉语言的国际教育教学工作作出了全新调整。我国在北京语言大学开设汉语言教学小组办公室，现如今已可对国家汉办进行独立办理，并成为知名品牌。其中，孔子学院已成为知名代表。在我国，孔子学院已创立了相应的教育机构，更是分布于全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传播我国文化起到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我国还多次举办海外中小学校长夏令营活动，为教师进行培训，派遣志愿者去海外组织编写材料，研究教学方法等内容。最为重要的是，海外教学及夏令营等活动都备受国家关注，并被给予大力支持。汉语言的大力推广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六大转变：第一，从汉语言教学到国际教学的转变；第二，从语言教学的走进来到走出去的转变；第三，向大众化的应用教学转变；第四，从传统的教育推广向系统的国际推广发生转变；第五，从政府推动运作发生转变；第六，从传统的纸质推广向多媒体、多元化推广发生转变④。

三、对外汉语教学与汉语国际教育事业发展展望

第2篇：汉语国际教育发展趋势范文

全国接收留学生来华学习、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高等院校有560余所（据2008年教育部统计），但绝大部分属于长短期进修或汉语预备教育的非学历教育形式。具备针对留学生而设的汉语言专业学历教育资格的院校比例不足20%（2006年统计40余所）。整体教育层次、人才培养质量及专业素质还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高层次汉语人才的大量需求。

我国于1975年在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为来华留学生试行开办了汉语言专业本科学历教育，教育部1978年正式批准设立该专业，对来华留学生实施正规的汉语本科学历教育，提升并提高了汉语教学的层次与质量。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一些综合性大学相继设立了该专业。其院校主要集中在京、津、沪、穗地区，如北语、北京师大、人大、南开、复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东北地区目前设有留学生汉语言专业的高校集中在综合性大学或师范类院校。黑大、吉大、东北师大、辽大、辽师大、大外等高校均设有汉语言专业。留学生本科学历教育的开展，不仅提高了对外汉语教学的整体办学层次，同时也培养出一批从事文教、外交、翻译等方面工作的高层次汉语人才。

教育部及国家汉办也高度重视对外汉语教学领域的本科教育。分别于1996、1997年专门召开全国性的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研讨会。1998年国家汉办组织专家研制并论证大纲草案，1999年9月大纲通过了专家鉴定。

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的稳定、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及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世界范围内的汉语教学呈现大发展的趋势。国际社会对汉语人才特别是高层次、复合型汉语人才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留学生的学习目的与需求也呈多元化趋势，突破了以往单纯的汉语进修，满足在华工作、生活过语言关或学习文史、中医等传统科目的需求，向商务、文秘、旅游、金融、工商、税务等社会经济领域逐步拓展，就业目的明显增强，因此出于工作需要、或增加就业机会和竞争力的学习者人数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针对来华留学生的汉语言专业学历教育，也在最近几年逐步迈向成熟，来华留学生本科教育逐步走向规范化、科学化。

二、财经院校留学生学历教育的优势与特征

（一）商务汉语教学、测试的兴起

随着我国加入WTO，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财经院校留学生教育事业开始崛起。上海财经大学、对外经济与贸易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相继于2000年、2003年、2005年开设了留学生汉语言专业（经贸方向或商务方向），同时也大力拓展其他专业领域的留学生学历教育，包括本科、硕士、博士的学历教育。生源不断、数量可观，收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了适应学科发展的新趋势、国际人才市场的新需求和来华留学生特点的新变化，学习者既要有必要的语言能力基础又要掌握通用性强的泛经济化专业知识与技能，以全面提升适应职业化需求的综合运用汉语的能力，满足日后工作的需要。这些都表明对外汉语教学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向高层次、职业化、应用型领域拓展。

2002年10月，国家汉办立项开发HSK（商务），并向全国公开招标。2003年3月，北京大学中标并于同年9月开始HSK（商务）研发工作。经过2004年的阶段性论证和持续2年的海内外大样本预测，于2005年5月通过专家论证。2006年，HSK（商务）正式更名为商务汉语考试（Business Chinese Test）简称BCT，并出版了《商务汉语考试大纲》。

商务汉语考试（BCT）是为测试第一语言非汉语者从事商务活动的汉语水平而设立的部级标准化考试。考查应试者在与商务有关的广泛的职业场合、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中应用汉语进行交际的能力。为用人单位选拔人才、求职者寻找工作提供商务汉语水平与能力的证明，是一项职业化汉语水平考试。该考试已于2006年10月在新加坡正式推出。2007年4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包括北京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等20所高校正式推出。2007年4月22日，商务汉语考试在韩国首次推出。

（二）财经院校的学科优势与留学生学历教育特征

我国财经院校在办学模式、学科结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方向上有诸多相似之处，有共同的学科背景和学科优势。财经类院校的留学生教育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也逐步凸显出某些共性特征。主要表现为：

1.留学生规模扩大与对外汉语特别是商务汉语教学崛起于世纪之交；2.发展留学生本科学历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为“十一五”规划的主要战略目标，并有共同的学科优势；3.本科生比例居全国前列，逾40%；4.汉语言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商务或经贸为主攻方向；5.商务汉语教学包含三种形式：汉语言专业的商务方向或经贸方向的部分汉语课程、经济专业中的汉语课程（专业汉语）、汉语进修班的商务汉语课程；6.复合型的师资结构与学历结构：文学+语言、文学+教育、文学+经济、文学+教育+经济等。财经院校的学历教育模式具有突出的共性特征。

东北财经大学是一所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包括法学、文学、理学五大学科门类的多科性大学。经济、管理学科作为财经院校的强势学科，发展较为成熟，办学资历、师资力量、教学质量与学术研究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理论基础、专业知识与教学实践都确保了知识传授的准确性、严谨性和专业性。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有20年的办学历史，现有汉语言专业、汉语预备教育、汉语长期进修、特色短期项目、商务汉语专门项目等多种教学形式。其中商务汉语的教学、研究与测试及多元化的学历教育模式是我们倾力打造的特色品牌。我们通过不断的教学实践和理论探索，逐步形成了科学、完备的来华留学教育体系与管理体系。最近几年，我们经过反复实践与不断调整，逐步明确了留学生学历教育的培养目标与办学模式：在语言+专业的模式下，努力培养熟练运用汉语、了解中国国情，知晓中国当代经济、法律法规，熟悉商务环境与技能的高层次、复合型通用汉语人才。

三、财经院校汉语言专业的办学特色

留学生汉语言专业（商务方向）是为适应对外汉语教学快速发展的需要而设置的。它适应我国外交、经贸、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形势，满足国际社会对高层次汉语应用型人才的广泛需求。为了适应学科发展的新趋势、国际人才市场的新需求和来华留学生特点的新变化，我们遵循国家汉办制订的《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在保持其专业的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发挥财经院校学科优势，调整专业方向、培养模式，优化教学内容和教学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了职业化的培养目标、语言+专业的培养模式、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及复合型的汉语教师的办学特色。

（一）专业定位与专业培养方向

汉语言专业（代码050102），是1978年教育部为来华留学生单独设立的本科学历教育，其上位学科是中国语言文学；教学对象是母语为非汉语的外国人；专业内容是以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语言知识及汉语听、说、读、写、译言语技能为学科基础，逐步搭建科学通往专业学习的语言平台。专业培养阶段，财经院校的特色定位在于除继续完成《大纲》中规定的各类汉语课培养要求，还以校内相关专业为依托，补充实用的商务、文化、通识课内容，突出汉语言（基础汉语）+商务（专业汉语）+文化（通用汉语）的职业化人才培养方案。

我校的汉语言专业培养方向为培养适应经济全球化需求、符合国际社会人才需要的高层次、复合型的经济汉语或通用型汉语人才。毕业生可从事国际贸易、文化交流、华语教学、文秘、旅游、翻译或相关领域的工作。

（二）课程体系与课程设置

课程体系包括课程结构、课程系列与课程设置，它与专业培养方向相支撑，是实现专业培养方案的有效路径。它既要承载厚基础、宽口径、通用性与实用性的实际内涵，又要体现出专业培养的方向性与阶段性。《大纲》对汉语言专业的课程设置不强求一律，各校可自行设课，但必须有利于实现培养目标，有利于达到本科教学大纲的要求。我校作为财经院校，有自身的学科结构、学科优势和人才培养总体目标，因此我们在《大纲》的基础上，课程体系、结构、课程等设计原则上尽量体现基础性、专业性、应用性、时代性、持续性和对学生的适用性。重点突出特色、实用和可对接。整个课程体系注重基础汉语、专业汉语同经贸专业知识、技能的契合与应用。核心课程除汉语听、说、读、写、译等各项技能课与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等语言知识课外，还重点开设了商务汉语系列课程。专业培养阶段，在强化汉语的同时，设置通用性强、有应用价值的专业基础课与技能课。选修课包括语言类、文化类、经济类、技能类、电脑类、文体类等几十门课程。

（三）培养路径与课程对接

我们将不同课程系列形成课程板块，合理分配比例，通过对某一课程或课程组的目标、内容、评价的研究，实现课程整合，取得课程的整体效益。课程体系从表层结构上看包括必修课（公共基础、学科基础、专业基础）和选修课（专业方向选修和公共选修）；而能够体现课程体系的科学性、完整性，并能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更多的还是体现在课程体系的深层结构上，即：

基底层：各项语言技能发展的根基，学科基础与专业基础课

核心层：商务汉语各层次的听说读写课程

拓展层：卫星课或次核心课，是核心课程纵向与横向的定量延展和深化

辅助层：①系列选修课：不同的对象知识、技能补差②专题讲座：商务专家、企业人士及相关行业专家的专题讲座

实践层：语言实践、社会实践、实验教学课程的设计、商务活动模拟实验教学、企业实习（实习基地）

而从课程系列的角度划分，则包括：

通识系列：设置通用性强、有应用价值的具有通识性的专业基础课与技能课（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文学、法学相关课程）通用技能。

汉语系列：汉语初、中、高级综合课及听、说、读、写、译技能课

商务系列：（核心课程）商务汉语综合课、商务交际汉语、商务文书与写作、经济阅读、商务礼仪、商务谈判、商务文化、翻译

文化系列：中国文化专题、中国民俗、跨文化交际

选修系列：语言文化类、经济管理类、电脑网络类、文体类、专题讲座等

（四）学分分配与实践教学环节

本专业总学分为182学分，课程类学分150学分，实践教学学分22学分，课外教学学分为10学分。本专业学制内课程总学分150学分。其中，公共基础必修课为20学分；学科基础必修课为80学分；专业必修课：国际商务方向30学分，文化方向28学分。选修课至少应修28学分，其中，专业选修课20学分，跨方向选修课8学分。

实践教学安排：根据《高等学校外国留学生汉语言专业教学大纲》要求，安排实践教学。实践性教学环节主要包括跨省市语言实践、文化考察（6学分）、社会调查（1学分）、社会实践（1学分）、计算机上机操作（2学分）、毕业实习（2学分）、毕业论文（8学分）、其他实践教学环节（2学分），共22学分。

四、商务人才多元化学历教育培养模式创新

为不断提升办学层次、拓展办学空间，我们主张以质量、优势和特色塑立品牌，打造精品，进而稳步扩大规模，而非不切实际地盲目追逐数字规模与眼前利益。我们在纵向提升留学生教育整体层次的同时，充分利用学校的学科建设资源，结合财经院校专业优势，横向探索多元化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根据留学生入学时的专业志向和汉语水平，实行针对性强、科学合理可操作的个性化培养方案，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学业生涯设计。立足本学科，整合、优化原有教学形式，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进一步研究和拓展适合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需要的特色办学模式。

双学位培养模式：汉语言+国际贸易，学制四年。HSK6级（中等C级）以上者可申请入学，经考核编入汉语言专业3年级。在学习汉语本科专业的同时，可辅修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修满两个专业规定的学分，可同时授予文学学士学位和经济学学士学位。

本硕连读培养模式：学制4～5年。HSK中等C级以上者，2年攻读汉语言本科专业，2～3年攻读经济学、管理学硕士学位。

专升本培养模式：学制两年。针对国外正规大学本科在校2年级生，HSK6级入学，经济专业学生三年级起点；中文专业学生，二年级起点。

“2+2”培养模式：与韩国、俄罗斯、越南等国家的大学开展“2+2”“2+3”学历生教育，即国外大学在校生在国外学习两年，而后在我校完成后两年的专业课程，同时强化汉语。合作双方互认学分，符合两校毕业条件，发放两校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

第3篇：汉语国际教育发展趋势范文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创新能力；专业；策略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特点及现状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以学习有关汉语言知识为基础的一门学科，其课程目标是强化学生的素质教育，该专业着重学生基础知识、基本素质和基本能力的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特点及现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传统的文化底蕴比较深厚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我国现有的学科专业中最具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专业学科，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它是目前大学专业体系中最固定的专业之一，具有丰富的学科内涵以及独特的学科魅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发展承载着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体现着我国文化最本质的精髓。

（二）教学内容相对固定

深厚的传统积淀、浓烈的因循守旧意识与保守观念是目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明显特点。在它所采用的讲课教材、授课方式以及考试方法方面，仍旧固定在主体内容的知识点传授上；另一方面，其教学内容与教学体制在发展变革中也是相对固定，从而使得该专业的文化资源逐渐脱节与如今社会发展的主要潮流。

（三）培养模式单一

专业课程的设置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措施，而汉语言文学专业在长期以来的发展变化中并没有将其课程设置进行及时有效的革新。通过相关的调查发现，我国绝大多数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进行课程设置时依然偏重文学类课程，却忽略专业实践性课程以及方向设计性课程的设置，长此以往造成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单一，不能满足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需求。

（四）双能型师资不足，缺乏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依赖于较强、较专业的师资团队，从现在各个高校的聘任标准上看，我国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师资力量虽然很强，但是双能型的师资却极为缺乏。目前大部分具有高学历、高职称的教师都是学术研究型人员，并非专业研究学生具体实践、创新型的人员，这就导致了老师不能在专业的实践与创新方面给予学生及时有效的指导。

二、创新能力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重要性

创新能力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更是学生适应社会生活的基本技能，伴随着社会形势的飞速发展，汉语言文学专业也走向国际化的发展舞台。因此，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创新能力对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提升学生创新能力能够有效地开发、利用汉语言文学知识

由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历史悠久，并且具有因循守旧意识浓、传统积淀深厚、保守观念强的特点，因此在教育教学内容与方式上都存在一定的弊端。提升学生创新能力可以推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深化改革，形成较为全面、多层次的教育机制，让学生更好地利用汉语言文学的知识为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

（二）提升学生创新能力能够顺应时展趋势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对象和社会的发展时时相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新词汇、新语言以及新的语用知识都是其要研究的领域，这些新东西的出现正是社会发展的最直接体现。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可以从实质上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顺应时展的趋势，是眼下经济时展的必要措施。

（三）提升学生创新能力能够使学生将所学专业知识与社会的发展完美结合

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学会学以致用，让学生能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当中。如今的素质教育更是要求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探究的兴趣，以便增强学生的社会竞争力。通过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创新能力，能够使学生不断地进行自我创新，最终适应社会激烈的竞争发展。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创新能力提升的有效策略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创新才能有进步，现代社会日益激烈的国际化竞争，使得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必须要进行自我能力的突破。而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增强学生社会竞争力最有效地措施。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策略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丰富、深化教学内容，培养学生良好的文学素养

良好的文学素养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最基本的素养，更是他们在社会中良好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丰富并深化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内容，例如：开展美学、道德经等多种学科，拓展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不再因循守旧，以此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为学生的创新能力发展奠定知识基础。

（二）改善培养模式，进行多样化人才培养方针

面临现在的社会竞争形式，单一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汉语言文学专业可以通过改善人才培养模式，一方面重视学生教材知识的学习与研究，另一方面也要同时注重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锻炼，多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实践机会与平台，以此激发学生进行专业创新，为提升学生创新能力提供有力的支持。

（三）构建新的双能型师资团队，积极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学生的发展离不开教师的引导与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可以通过引进有行业背景的双能型师资，或者采取有关措施积极鼓励在职教师到相关行业进行实践锻炼，从而构建自己新的双能型师资团队，正确有效地指导学生进行专业实践，积极培养学生进行实践创新，为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提供最直接的指导条件。

根据以上所有的分析可知，对于当今社会国际化发展的趋势，汉语言文学专业对于人才的培养面临着重大的改革，而创新能力又是社会进步、人才培养的巨大动力，因此，汉语言文学专业必须注重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以及创新能力的提升。更确切地来说，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创新能力不仅能顺应时展需求，更能够提高学生自身生存的竞争力，增强其对社会迅速发展的适应力，进而从根本上促进社会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第4篇：汉语国际教育发展趋势范文

[关键词]跨境民族；双语教育；朝汉双语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007（2017）03-0074-05

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展趋势背景下，语言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凸显。同时，在推行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过程中，语言对于增进各国间的理解，建立互相信任，加强合作交流，推动共同发展，保证该战略的顺利实施，均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掌握沿线国家的语言是加强各国之间深度了解的必要手段，是扫除“一带一路”战略发展障碍的基本保障。

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拥有良好的历史文化基础和交流基础，其中跨境语言一直发挥着重要的桥梁作用。我国东北与俄、蒙、朝三个国家有五种跨境民族语言；西北与蒙、俄、哈、塔、阿、巴、印等七个国家有八种跨境民族语言；西南与阿、印、尼、布四国间有四种跨境民族语言；南方与缅、老、越三国间有十多种跨境民族语言。这些国家均是“一带一路”所涵盖的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本质是跨国合作战略，因此离不开语言人才作为保证。然而，语言人才，特别是尖端语言人才需要一定的培养周期，这也为该战略的顺利有效实施带来了挑战。然而，对于跨境语言人才的培养来说，延边地区的双语教育无论是跨境语言人才的培养规模，还是语言的培养质量，均为国家对外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和积极的参考作用。

本文将以延边地区朝鲜语-汉语双语教育经验以及朝汉双语教育对于中韩经济文化交流合作中所起到的作用为基础，分析朝汉双语教育对于朝汉双语人才所提供的发展机遇，进一步论证跨境语言在国家对外发展战略中的基础性作用。

一、延边朝鲜族“保留型”双语教育的重要作用

延边朝鲜族的语言教育始于家庭，同时，通过学校完备的双语基础教育体系帮助发展和完善学生的母语以及汉语双语语言能力。延边地区得天独厚的双语双文化社会环境为朝鲜族发展双语能力提供了外部条件。尽管如此，朝鲜族的基础教育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朝鲜族离开延边到内地经济发达地区寻求个人发展，如升学或工作等。但由于普通话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从延边走出去的许多朝鲜族学生的“延边式汉语”不能适应内地的语言要求，因此，越来越多的朝鲜族家长开始让孩子在汉族学校就读，而他们的母语朝鲜语则或是在家庭教育中完成，或是完全放弃。这种现象在我国并不是只有朝鲜族存在，而是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普遍现象。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制定了与民族语言文化发展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此来保障朝鲜族母语教育。政策上的保障，使延边朝鲜族双语教育得到了平稳有序的发展。根据2011年延边州教育局统计，朝鲜族选择汉校的比例从2006年的37%下降到2011年的18%，朝鲜族小学入学人数呈现上升趋势。[1]州府延吉市的情况与此基本相同，根据对延吉市中小学学生动态的调查，朝鲜族学生择校率呈现逐年降低的态势，具体见下表。

统计数据基于2015年和2016年延吉市教育局延吉市中小学学生动态数据报表。

上表为各年级朝鲜族择校生的比例，一年级对应2015年和2016年入学择校生比例，九年级则对应的是2007年和2008年入学择校生比例。从2007年至2016年的比例情况可以看出，朝鲜族择校生呈现逐年递减趋势。这种发展趋势一方面与延边地区成功的双语教育范式有直接关系，学生不用担心他们汉语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与朝鲜语作为跨境语言的国际性地位有直接关系，特别是中韩两国各领域合作的纵深发展凸显了双（多）语能力的重要性。

延边地区双语教育是少数民族母语“保留型”双语教育，即积极地通过学校双语教育制度，保证了朝鲜族既可以传承本民族语言文化，又可以熟练掌握汉语，进而进入主体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延边地区的双语教育也是世界多元语言文化共同发展的一个缩影。以往，朝鲜族学校教师均为朝鲜族，即便是朝鲜族学校学生的汉语课也是由朝鲜族教师担任的。目前，这种情况有了改变。2011年，在延边朝鲜族学校任教的汉族教师有376名，占全州朝鲜族专任教师的8.6%。[1] 汉族教师在朝鲜族学校从教，对于提升学生的汉语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是朝汉文化多元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延边地区的双语教育不但为朝鲜族传承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朝鲜族融入中国大环境寻求发展创造了条件。延边朝鲜族双语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民汉兼通”的人才，这就要求朝鲜族在W好朝鲜语的同时还要学好汉语。改革开放以来，朝鲜族语言教育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在朝汉双语基础上逐渐开展了三语教育，促成了朝鲜族高端人才的多语能力。[2]（71～74）延边双语教育不仅提升了语言教育的内涵，还逐渐开展了多语教育。实际上，由于朝鲜语与日语语言相似性极大，许多朝鲜族学生通过学校和家庭的语言学习掌握了日语；以致他们不仅掌握了朝、汉、英（日）三种语言，很多还掌握了上述四种语言。可见，双语教育基础上的外语教育必然产生多语人才。朝鲜族人才的多语特点不仅为他们自身拓宽了发展空间和机遇，也为许多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中韩建交以来，我国朝鲜族双语人才在中韩经济贸易合作与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均受益于朝汉双语教育。韩资企业能够在中国内地迅猛发展就是因为大量的朝鲜族人才以及朝鲜语人才的推动。不仅如此，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过程中，我国朝鲜族人才由于其具备的双语条件，在朝鲜和韩国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许多朝鲜族到韩国工作、学习和生活，不仅促进了汉语在韩国的推广，也为中韩文化的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朝汉双语教育的结果为朝鲜族学生日后发展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空间和机会，这些双语人才要么在内地韩资企业或中韩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要么身赴韩国学习、工作来提升自我。同时，朝汉双语教育也为朝鲜族务工人员提供了国内外更加宽广的劳务就业机会，为我国朝鲜族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和基础。

朝鲜语是我国跨境语言之一，延边地区的朝鲜语和汉语双语教育对于带动我国其他跨境语言的教育，帮助少数民族融入主体民族以及在我国对外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当前大力推行的“一带一路”对外发展战略为我国跨境民族提供了一次重大的发展机遇。因此，“研究延边地区朝鲜语的教育现状与对策，对解决我国其他地区跨境语言的教学问题，丰富和发展双语教育理论与实践都有重要的意义。”[3]（18～26）

二、延边地区“双向式”双语教育发展及其启示

近年来，延边地区的双语教育呈现出了新的发展态势，即受朝鲜族学校双语教育的影响，延边地区的双语教育呈现出了更加丰富的多元化发展特征。许多非朝鲜族家庭开始逐渐意识到双（多）语对于个体发展的促进作用，并开始尝试把孩子送到朝鲜族学校就读，借助延边地区双语双文化的地域优势发展双语能力。这种情况虽然不多，但这种教育对民族地区双语教育的发展模式以及外语人才的培养模式具有极大的启示作用。

以往，延边地区的双语教育主要是针对朝鲜族开展的朝汉双语教育。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汉族以及其他非朝鲜族家庭也开始接受了汉朝双语教育模式。无论是针对朝鲜族的“单向式”双语教育，还是兼顾本地区非朝鲜族的“双向式”双语教育，这两种模式对于延边地区双语人才培养，特别是对跨境语言外语人才培养均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特别是“双向式”双语教育不但丰富了外语人才培养途径及培养内涵，也丰富了多元语言文化发展的内涵。“多元文化在当今世界已经成为正规的人类生活经验，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中。”[4]（218）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典型的多元文化交织互动特征，因此，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人群对于多元文化有着高度的认同和深刻的认识。

我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地区具有良好的双语言社会文化基础，现有的语言政策有助于双语教育的开展。通过分析延边地区双语教育的新模式可以发现，多元文化社会文化背景提高了人们对语言的重视程度。2011年，择校到朝鲜族学校就读的汉族学生共有3359名，占延边州朝鲜族学校在校学生总数的7%。延边地区“双向式”双语教育是一种自发的双语教育模式，是在多元文化观念的触动下，一些非朝鲜族家庭对于掌握多种语言可以促进个体发展这一概念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根据对延吉市2015年和2016年在朝鲜族学校就读的汉族学生数量的调查发现，近年来，汉族学生择校到朝鲜族学校就读的学生占汉族学生总数的2%左右，具体见下表。

汉族学生选择到朝鲜族学校就读，对于培养学生的第二语言，特别是朝鲜语这样的跨境语言作为外语的语言人才，无论是外语习得的难易程度还是语言习得质量，均是高等院校外语专业无法达到的。因此，这种“双向式”双语教育模式对于我国外语人才，特别是跨境语言外语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充分重视双语环境对外语教育的作用。现行的双语教育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开展的语言教育。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学生没有充分地利用起本地区双语双文化的优势环境接受双语教育。韩国语人才的培养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中韩建交以后，由于韩国语人才紧缺，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高校开设韩国语专业以应对紧缺的语言人才需求。不到20年的时间，我国开设韩国语专业的高校已经达到几十所。无论从师资建设，还是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存在突击发展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人才培养的质量很难得到保障。由于学习时间相对较短，韩国语学习质量不高，学习者不能深度理解认知韩国语言文化，因此，这种人才培养不能全方位满足国家需求。同时，相关部门对韩国语的发展没有正确的判断，没有进行总量控制，由于需求量有限，目前，韩国语专业人才出现相对过剩状态，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我们必须吸取经验教训，在双语地区开展全民双语教育，不仅有利于外语人才培养，也有利于语言资源的保护。

我国延边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双语社会，对于培养朝鲜语人才具有得天独厚的社会文化环境优势。如果外语教育政策制定部门依据中韩建交以及经济贸易合作走势进行准确预测，审时度势，及时制定语言政策，充分利用延边得天独厚的双语社会文化环境优势来制定韩国语人才培养规划，那么其对韩国语人才总量以及人才质量的培养都是高等院校韩国语专业无法比拟的。

在国内双语政策与对外语言传播政策的对接、少数民族语言发展和跨境语言人才培养政策的对接、国家语言安全战略与“一带一路”语言服务的对接等方面，延边地区双语教育都是非常成功的典范。在汉语国际化传播过程中，朝汉双语人才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韩国的表现尤为突出。朝汉双语人才不但可以非常顺利地适应韩国社会，而且有利于中国语言文化的有效传播。因此，在我国具有跨境语言的地区，开展全民双语教育可以促成多语人才的培养，提升人才质量和人力资本的竞争力。目前，我国的跨境语言有二十多种，如果可以有效利用得天独厚的双语社会文化环境，不但可以培养高质量的外语人才，也可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了解与和谐发展。

三、跨境语言在推动“一б宦贰闭铰苑⒄怪械淖饔

延边地区的双语教育不但有利于保护朝鲜族民族语言文化，同时，也为我国跨境民族语言教育发展提供了借鉴，进而可以有效地为国家对外发展服务，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背景下，跨境语言教育将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跨境语言（language across borders）是指分布在不同国境中的同一种语言。[5]（71～74） 我国拥有众多的跨境双语社区，跨境语言是我国宝贵的语言资源，跨境语言社区的双语教育不但有利于我国语言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在国家对外发展中，它还保障了语言人才的需求。同时，跨境语言还具有以下社会功能。

首先，跨境语言有助于增进区域性国际交流合作。一般来讲，跨境语言很少作为族际交际语使用，多是作为族内交际语。但由于跨境语言的同源属性，相对来讲还可以起到外语的作用，因此，它可以作为国际交际语来使用。[6]（204～208）例如，我国的朝鲜语是一种跨境语言，我国的朝鲜族不仅可以使用它与国内朝鲜族交流，还可以与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的人员进行国际交往。在中韩、中朝双（多）边贸易中，虽然英语可以作为国际通用语来使用，但是由于各国对英语接受程度不均衡，加上不同国家和民族对英语具有的认同度不同，在许多国际贸易的具体开展过程中，英语并非是完全行之有效的贸易语言，反而是朝鲜语担负起了主要贸易语言的作用。因此，在我国与周边国家贸易中，跨境语言有效地提升了国际交往的效率，极大地减少了贸易成本。

其次，跨境语言有助于增进相互信任，相互理解。跨境民族由于受到不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会造成民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意识思维等方面的差异。但跨境语言却相对稳定，不仅可以有效地充当跨国交流工具，还可以增进彼此好感，成为互信合作的纽带。因此，跨境语言有助于增进“一带一路”所涵盖的周边国家对中国的好感，通过跨境语言可以深入了解周边国家文化特质，有效减少因语言造成的隔阂，提升信息的对称度，增加投资信心及合作信心。受此启发，掌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也可以体现出我国在推行“一带一路”战略过程中所具有的真诚和努力。通过掌握不同国家语言，可以推动我国外语能力的发展，全面了解沿线国家的文化意识，增进相互认同，促进文化交流，同时增强我国语言文化影响力。“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公认的经济大国和文化大国，我国源远流长的丰富语言文化资源理应在国家语言规划的国际战略方面更加有所作为。”[7]（9～17）

最后，跨境语言在维护边境地区安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为“一带一路”对外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安全保障。“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一个全方位的对外发展战略，是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一方面可以促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也必然会给我国的国家安全带来极大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全方位的安全意识，特别是增强语言安全意识，改变语言安全观念，由传统的周边领土国家语言安全扩大到全球经济合作下与各领域安全密切相关的语言安全。特别是在全球反恐形势严峻复杂的情况下，要尽快把语言安全提升到新的战略高度。

跨境语言的基础性作用不言而喻。大力开展跨境语言双语教育不但有利于我国多元语言文化资源保护，同时，也有利于多语人才的培养，并在国家对外经贸合作以及中国文化国际化推广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四、结语

在我国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和政府更多地聚焦于宏观战略或治理，而学校或社会组织则侧重于微观治理，两者的功能互补共同促进着中国各类教育事业的发展。[8]（146～152）

“一带一路”战略是国家长期坚持的战略，该战略必将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在战略实施的过程中，语言的地位定会日益凸显。外语人才培养方向及人才质量需要外语教育作为保证，而这一切均受到外语教育政策的制约和影响。由于我国少数民族众多，跨境语言资源十分丰富，因此，在制定“一带一路”方案的同时，如果能够合理利用跨境语言资源，培养所需的外语人才，一定会对该战略的顺利实施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一带一路”的发展需要我们深入了解周边国家的语言文化，这不仅有利于进一步了解这些国家自然资源以及地理面貌、社环境以及风土人情等信息，还有利于我国对外发展战略、政策和规划的制定与实施。

延边地区经过多年的语言教育实践，已经有了较为成型的双语教学模式。在该模式下培养出的双语、多语人才已经在我国与韩国、朝鲜等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从目前我国战略发展的角度看，必须实行短期目标与长期规划相结合的模式来培养双语或多语人才。而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能够借鉴延边地区双语人才的培养模式，充分结合双语地区的语言优势，在“一带一路”战略急需的交通、能源、商贸等领域外语人才中开展相关的语言教育，一定可以为“一带一路”战略具体实施提供强有力的语言基础，培养出符合国家急需的语言人才。

参考文献：

[1]延边州教育局：《延边双语教学改革工作报告》，2011年。

[2]张贞爱： 《少数民族多语人才资源开发与三种语言教育体系构建》，《延边大学学报》，2007年6期。

[3]朴美玉，苏金智：《跨境语言背景下的延边朝鲜语教学问题调查研究》，《语言文字应用》， 2014年第2期。

[4]郑金洲：《教育文化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

[5]戴庆厦：《社会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6]朱艳华：《论跨境语言资源保护》，《贵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3期。

第5篇：汉语国际教育发展趋势范文

关键词：

活力汉语；奠基；文化中国

中图分类号：H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6―0118―07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收获的重要思想成果之一是：空前凸显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强国”在中国宏观发展战略布局中的关键作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就已经正式推出了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命题，引起理论界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成为近年来政界和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而十政治报告在此基础上作出了更深入、更系统和更全面的阐述，形成了执政党治国方略中与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并置的五大建设任务之一。该报告第六部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更对“文化创造活力”这个关键性概念作了反复的强化表述，清晰昭示了“文化强国”战略的核心价值取向和内在根本思路。与“经济强国”、“科技强国”等等硬实力命题相对称，“文化强国”就是一种殊途同归的软实力命题。它们共同构成了全球化背景下新世纪中国国家发展战略。而由于文化的主要载体和象征是语言，中国文化建设之持续走强直接取决于对活力汉语的精心培育。因此，进而可以推论：“文化强国”战略的逻辑子题当然是“语言强国”。

一、“语言强国”：“文化强国”战略

的逻辑推演

“文化强国”作为十七大首提的“文化软实力”战略的最新发展，是与作为硬实力的“经济强国”相对应的关于21世纪中国发展宏图的核心表述。当代世界，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向历史纵深的日益推进，多元文化的全面博弈已经不可回避。全球化以资讯网络化、经济一体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为基本特征，它以无疆界的迅猛势头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夜以继日而且空前深刻地重塑着人类文化的生态。尤其可以毫不夸张地判断：虚拟而开放的网络世界正以广泛承载的信息流，在“全时空”、“加速度”地改变着人类现实生活和心理力量对比的战略版图。置身于全球化语境，西方发达国家普遍推行以弘扬本国文化为主旨的“文化立国”战略。颇有代表性的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以文化为基础的软实力谋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靡世界，成为政界关注、学界追踪且跨文化、高含量的国际学术话题。但是，在多元文化博弈的语境中，由于文化的特殊性并不简单化地等同于文化的强盛性，已有古典文化遗产的深厚性也不能与未来文化创生的丰富性机械对等，故而本国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和相互间的差异性是否果真可以无条件构成地球上多元文化包容并存、长期共享的充分条件？这是一个值得深长思量、内涵复杂的多味难题；换言之，强弱并呈之多元文化可以在地球文明体系中永远相安无事、互补共存――这可能是一个美好的虚拟命题。固然，独特而弱势的文化可能曾经拥有自身的存在价值甚至灿烂的历史，但“昨天”、“今天”和“明天”这三维历史时空提供给每种文化的发展契机毕竟并不一样：其自身显性或隐性的“短板”可能终会使其趋向“软性消亡”。这是优胜劣汰的地球万物竞争通律在文化领域的一种自然反映。曾经辉煌的玛雅文明、印加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等逐渐消隐即是值得深深玩味的历史陈迹。弱势文化的功能充其量只是唤醒“历史记忆”而非流播当代、融合异质、创生新质，更非孕育并诞生未来勃兴的强势文明。

就人类语用的普遍史实而言，文化博弈往往鲜明地聚焦在不同语言之生命力的深度博弈上；换言之，“文化强国”的历史逻辑是“语言强国”。为此，我们可以具化到语言之间的此消彼长来观照上述文化的优胜劣汰问题。我们不妨从语言经济学的视角仔细观照苍茫历史烟云覆盖下语言（语种）兴衰存亡的踪迹。在一个多元开放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社会成员一般总是从交际成本最小化、现实利益（包括经济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去选择能够提供自己充分发展空间和可能的某种语言，在此过程中不少外族（国）人甚至不惜以“移民”的形式放弃自己的第一语言（即母语）为代价；而且，语言生态环境的开放度愈高，社会成员对语言选择的自主性和自由度愈强，两者形成高度的正比例――可以说，人生的流变与发展，实质上就是对个体曾经生存的文化范式的不断刷新和超越，而这种刷新和超越往往表征和落实在对作为文化载体和表达方式的语言之重新选择上；人性深处潜蕴的对意韵丰富、与时俱进的幸福感的渴望，决定了人生质量与语言选择这两者之间的正比例函数关系：前者是因变量，后者是自变量。近年来全球跨国移民数量呈现明显加速的增势（由2005年的1.91亿人增至2010年的2.14亿人）就足以有力地说明这点。国际移民组织的研究报告明确显示：移民怀着对财富、自由和实现一己精神价值的热切渴望，自然选择了诸如作为美利坚合众国之象征、作为发展机遇和自由希望之象征的美式英语等强势语种。这种全球范围内益趋汹涌的“大移民潮”生动地昭示着：富有活力、覆盖率高并预示着多元开放、自主发展空间的某种强势语言，当然会成为全球弱势语言族群中那些充满追求感的民众之首选，强势愈强、弱势愈弱将极可能成为人类社会不易逆转的未来语用趋势。再如汉语族谱内部，崛起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粤方言之竞争力在大时代变迁中超过传统的吴方言，其中的一些词汇甚至活跃在普通话主宰的主流社会舞台上，以“非官话”的身份而获得了“官话”的资质――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明证。当弱势语种与人的现实生存、思维发展和文化创造日益疏离的时候，即使由政府制定和出台诸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类的措施，弱势语种充其量也只能短暂地发挥“唤醒文化记忆”的有限功能而不是显现出蓬勃活力的“文化创造”功能；换言之，弱势语种伴随着使用率日渐走低、影响力趋向边缘的持续后果必然是其新鲜活力的深度缺失乃至最终不可挽回地枯绝……因此，伴随全球各国政治文明状况改善、社会开放程度提高、人口流动频率上升，弱势语种（即使原有使用人数甚多）的“软性”衰退、濒危乃至消亡并非杞人忧天。再援引英国语言学教授彼得・奥斯丁（Peter Austin）的统计作为反证：全球每年约有八十种语言消亡并有数千种语言濒危。这里既有廖廖数人使用的小语种，也有使用人数不少的弱势语种。当然，如果拥有庞大使用群体的弱势语种，其“软性消亡”更有可能是一种缓慢的历史周期（不是小说家都德《最后一课》中那种法语被普鲁士人军事霸权所直接“取消”的情形），即不断被强势语种所渐渐“同化”而“变异”，以致丧失自身固有的发音、造形甚至是结构特征和语用规则，在外族语的不断渗透下终至失去自己的“真容”（近年汉语语用中触目夹杂诸如“HOLD住吗”，从母语文化本位的立场而言即是一类值得忧虑的现象）。而且，语言的生命力并不完全受制于使用者的多寡，更是取决于社会群体的语用品质及其发展的趋势――鉴往而知来，这方面多一分忧患意识和使命感恐怕并非冗余。

从哲学思想史来看，20世纪以降，人类语用问题已经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世界哲学史上先后出现的“语言学转向”乃至“语用学转向”即是明证。语言特别是语用以“存在”本身而获得本体论意义。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人首先正是通过母语（native language）而逐渐进入社会、拥有世界并最后实现一己价值。纵观世界文明的演进，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发达与其母语语用活力的增生存在高度的正向关联；质言之，基于“表现本位”的母语创造力就是国家文化创造力的一种深刻象征（基于民族母语就是国家通用语这个前提）。正如下述这个语言学上的著名论断所揭示的那样：“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再也没有一种物质能比母语更完整、更深入地表现特定国家或民族的精神状态和创生活力了。据此而言，如欲凭借“中国概念”、“中国判断”来构筑“中国文化”，必先长远、持续和深入地培育活力汉语。

总而言之，对于已经开始融入全球经济循环圈和多元文化场的中国而言，作为当代华夏文化之集中表征的汉语，正面临着全球化这个考验与i希望并存的历史性挑战。鉴于多元文化在地球村上的博弈，实质上已经演化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软战争”――国外学者已经提出以充满表达活力的强势美式“核心英语（Nuclear English）”来作为文化博弈的核心竞争力。正是在那种时而剑拔弩张、时而平和宁谧的文化际会中，显现出不同国家（民族）的母语文化本色，即显现出母语语用活力强弱兴衰的不同状态和水平；而植根于民主政治和现代文明的强势“核心英语”已经并将继续以其特有的辐射力、影响力和同化力渐次“融合”弱势语种。由上观之，可以推断：语言的危机本质上即是文化生存的危机，语用的弱势即是文化发展的弱势。因此，按照十所达成的“文化强国”的基本精神，富有远见卓识地谋划“语言强国”的战略，可持续增生汉语源于思想智慧和心灵激情所滋养的鲜活生命力，从而构建以活力汉语为坚实基石的中国文化长城――这正是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强国”的基本战略内涵之一。只要我们赞同“谁占据了文化的制高点，谁就能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这一高屋建瓴的判断，那么，我们自然可以推论：重塑汉语语用品格、焕发汉语个性活力，当是中国当代文化走向全人类文化制高点的逻辑新起点。

二、培育活力汉语：语言强国的基本内涵

既然“语言强国”是“文化强国”总战略的逻辑演绎和题中要义，那么培育活力汉语就是“语言强国”子战略的具体内涵和实施途径。当代中国的“文化强国”战略，当然不能仅仅停留在单纯向外输出作为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古代主流文化思想及其行行的载体――即使这种精神遗产向外输出的本身，也需通过纳入当代中国“文化强国”战略的创造性思想转换，以创意的流程和方式融入全球化语境并自然形成中国文化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和声誉；而“文化强国”战略更为主要的内涵则是致力于当代思想建设、文化创造力培育和公民精神全面优化诸方面，而这一切无不有赖于汉语活力的持续增生而蓬勃走强。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文化界的先驱们面对东西方文明剧烈碰撞的特定时代风云，痛感言文不一对当时思想发展的严重禁锢，特别倡导白话语体文的运用并着力推进语用范式的一次深刻转型，从而使白话语体文畅行大陆学校且流播社会各界，促成了当时科学的昌明、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新生――这种语用解放与文化勃兴良性互动促成的现代史实，为当代中国“语言强国”战略的长远谋划和具体实施提供了一种颇有价值的历史镜鉴。“五・四新文化”的曾经辉煌，从正面直接启示今日之中国：汉语兴则文化兴，汉语强则文化强――明日东方文化强国之崛起，皆有赖于今日汉语语用重拾活力四溢之强势矣！

本文语境中，无论是泛指的“语言”，还是特指的“汉语”，都不仅仅是指其静态、固有和社会化的符号体系，更主要的是指组合符号体系的动态化、生成化和个性化的语用行为（从输入到输出的完整语用能力，尤其是个性表达力）及其品质――这是“语言强国”战略的一个重要逻辑起点。汉语在人类语言种族谱系中的趋向强盛，固然需要其符号数量伴随现实生活和网络世界的丰富化而持续增多，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称于斑斓多姿的时展和思想现实的开放；但是符号数量单纯增加的节奏未必赶得上开放时代公民思想现实日趋个性、多元和深刻的现实走势，只有语用行为质量的优化，即基于心灵本位的言语组合方式的五彩缤纷，才能增生汉语语用的新鲜活力。如是，小而言之，激发并满足个体生命本位的表达欲望；大而言之，推进乃至引领当代汉语文化建设的蓬勃发展。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和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汉民族的母语，汉语承载着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传统和源远流长的文明血脉，荟萃着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的文明智慧和丰富的精神创造力――当然，这只是象征着历史深处中国文明灿烂而古老的昨天而已。晚清以来，伴随着东方国门之洞开和多元文化之际会，汉语的命运（即运用和发展）承受了中华民族百般坎坷和曲折的精神遭际。正如敏感多愁的文化人所深深感叹的那样：“百年中文，内忧外患。”

应当高度警觉的现状是，一方面，在作为强势文化载体的“疯狂英语”的制度性裹挟下，赢弱的汉语被逼入一种尴尬的困境：全民英语热几乎是变相剥夺了国人习用汉语的生命材料――心力和时间，异化为对生命资源巨大的浪费，甚至是变相剥夺了整个中华民族创新母语文化的宝贵历史契机；就文化交流生态而言，由于当代汉语创造活力的持续走弱，中国已经沦为文化“入超”国――即使对外汉语教学在世界各地逐渐推广，也并不能从深层次上改变这种因当代汉语精品的极度稀缺而导致的文化贸易之失衡。另一方面，汉语生存的内部文化土壤长期以来严重受损，“”遗留的暴力话语、网络流行的庸俗话语和草根泛出的山寨话语，以种种粗鄙斫损了现代汉语大气、尊贵、典雅、精致等审美品质，令人遗憾地侵蚀了培育汉语语用活力所必需的那种和谐纯净之文化生态（近年北京大学某教授不断以鄙俗的暴力语言评论现实人事这种口头“爆粗”现象就是令人深思的典型案例）。虽然，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政治文明和经济发展已经显著地恢复并改善了汉语语用的文化生态，但汉语语用品质的提升和创造活力的完全复苏需要一个逐渐累积的文化周期。

特别是在经济市场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新时代背景下，当代汉语语用的滞后现象日趋明显。第一，新词增加的频率与日益加深的全球化进程、与中国社会和经济日新月异的蜕变之间，逐渐形成一种明显的落差。尤其是包括学校教科书、电子和纸质媒介在内的公共出版物，其滞后感频频受到非议甚至是严厉的批评。网络新词的爆增和更新周期的提速无疑凸显了这种窘困的现状。第二，作为汉语大国，公民表达空间狭隘、言语组合机械。虽然，早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已经充分肯定了“改革开放以来，人的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重性、差异性明显增强”，但是与公民日益丰富的思想现实相比，公共表达空间的有限性还是制约了公民作为个人主体对语用活力的充分释放，以致近年《人民日报》接连发表评论文章，主张要容纳“异质思维”、“个性表达”，强调应“兑现社会公众的表达权”等等，并把它提升到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基本共识来直面对待。正是由于现实生活中直接或间接的诸多羁绊，变相的“公共表达”甚至是无意识的“从众表达”在“后时期”依然没有终结，在学校教育生活和某些特定公众场合甚至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熟视无睹的“合理性”。第三，文化生态斑驳陆离致使学校和社会的语用发展指向呈现复杂甚至混沌状态。网络公路这个新兴公共交流空间的强劲凸显，既为多元文化的诞生带来可以期待的无限可能，也使汉语频频遭受上述“山寨文化”等负面影响而染上庸俗化新疾，如此等等。表达主体思想力的释放受制于语用规则和潜规则的约束，而语用规则和潜规则的约束又“淤塞”了表达主体思想力的充分释放，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足堪忧思的非良性循环。

基于上述对汉语生态及其语用现状的痛切反思，更是基于汉语在国家未来文化建设中的突出职能和重要使命的前瞻性思考，我们应当从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博弈的战略出发达成新的“国家共识”：培育洋溢丰富美感的活力汉语，使之持续趋向强盛、勃发和恢弘，这是中国文化兴旺繁荣、重获青春的“固本之举”，是新时代条件下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一条深具中国特色的独特的发展路径。不仅仅要开发并弘扬古代汉语经典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更应深度培育和蓄养当代汉语面向人类未来新文明的雄厚创造力和卓越研发力，培植每位公民（包括未来公民）个体建立在言语理解和言语鉴赏基础上的表现力和创造力――由此而在全球多元文化博弈中形成强势的活力汉语。所谓活力汉语，是指洋溢言语主体充沛的人文精神乃至“不由自主流射”（洪堡特语）其鲜活生命汁液的表现性、创造性言语行为。它体现在公民个体整个输出性语用行为中（含口头、纸质、电子等），即表达主体在阐述思想、发摅情感、作出评价时所凸显出来的智慧、个性、气度和美感等一系列卓越品质。如是活力汉语，以其承载的东方创造精神而向全世界辐射出极富表现感与创意感的吸附力和感染力，并由此而向人类其它语言文化展示出中华民族母语（此处即法定“共同语”）的融合力、凝聚力和向心力――即综合性的汉语软实力。如果一个国家从普通公民到社会精英都获得了母语表达力、表现力和创造力的显著提升，那么，国家文化创造活力就自然彰显并进发出来，终将在整个人类文明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三、积极语用新教育：锻造活力汉语

的基本途径

活力汉语之魅力根本上源自汉语语用过程中所焕发出来的特殊表现力和创造力，而汉语表现力和创造力则建立在其普遍的表达力之基础上。一种语言的输出性语用水平往往呈现为一种循序渐进的递升层级：表达力表现力创造力。这三个层级其实就是分别对应于：规范得体输出个性独特输出深刻新颖输出三种语用环节。它们深刻地表征着一种语言运用的活力状态和基本品质，分别构成了母语文化的基座乃至本体――汉语规范的表达力成为一切文化建设的前提条件，其个性洋溢、高度出新的表现力和创造力则结晶为形式多样的语用艺术，本身就成为母语文化的巅峰标志。如上已述，在中西文化交汇提速的全球化背景下，汉语语词的增量迟滞，尤其是语用狭隘、表浅和同质化倾向严重，导致母语文化创造力的匮乏，以致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柳斌杰曾经在“2011中国版权年会”上表示，目前国内很多文化艺术作品创造力不够，90%的作品属于模仿和复制。这种严峻的文化现实，正在深刻地警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夯实活力汉语的基础工程即母语教育。

母语文化创造力的普遍走弱以致缺失，固然有其社会和文化体制多种原因，而母语教育长期走偏、陷入歧途、迷失目标，则是束缚国人母语表达力健康发展的直接诱因。20世纪初叶独立设科的汉语文教育，是历经三千多年以“注入式”为特征的蒙学教育之典型样本，其教学之痼疾在于将学习者视为言语接受的容器。这正如现代文化先贤粱启超先生基于中西方教育之比较而痛批的那样：“西国之教人偏于悟性者也……中国之教人，偏于记性者也……”教学童时，“不因势以导，不引譬以喻，惟苦口呆读，必求背诵而后已”。这种根深蒂固的“授受”流弊，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纠正。新中国成立后，深受苏联伊・阿・凯洛夫教育思想的严重影响，中国教育理论研究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适应论”片面观念（即将学生塑造为“适应”既有文化体系和文明规范的某种教育产品），长期遮蔽了母语教育界的精神视野，进而导致学校课堂教学深陷于“接受本位”的狭隘课程形态而难以自拔：几代学生囿于阅读中心、机械认知、统一理解、单向记忆、趋同外化的窘境中，其生命深处潜蕴的“表现欲”始终被指令性、接受式教育规训所深深覆压，错失言语表达力成长的黄金时期。历史新时期以来日趋加剧的应试教育更是变相剥夺了学生精致考量汉语语用的宝贵时间，将源自心灵的表达力锻炼降格为诸如语文知识和技能的机械训练，将丰富的思维自由体操窄化为一种“被思考”、“被体验”、“被表达”的消极语用套路，遗失表达力，谈何表现力，遑论创造力！也正基于这般严峻现实，近年出现了振聋发聩的学人疾呼：“拯救母语表达力！”

为此，从培育富于表达力的活力汉语出发，中国普通国民教育应该重新构建母语教育的正确目标和课程序列，从“基础汉语”一“高级汉语”一“大学汉语”循序上升，创新性实施以砥砺表达力为核心价值的积极语用新教育。积极语用教育观基于对“接受本位”的消极语用教育观之批判性反思，其精髓可以概括为下列命题：积极而持续地推进从“公共接受”到“主体表达”的深度范式转型。所谓“公共接受”是指在传统应试教育下偏颇狭隘的消极语用行为，即不经过语用主体心灵过滤的标准化、共性化输入行为，导致智慧生命对外部知识或思想体系如同软件一般格式化贮存，很少转化为人之精神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更少升华为主体创新的思想力和表达力。这种消极语用教育弊症已经异化为令人痛心的社会病象。而所谓“主体表达”，是指依托独立生命体的“本我”表达，是作为学习者个体的自主表达――不是符号主体或者群体主体的从众表达、同质表达乃至麻木“被表达”。如此主体，正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中具体、生动、独特的“个人主体”（单数），其充满了能动性、创生性和可持续的发展性。

详而言之，从“公共接受”到“主体表达”这个基本命题出发，演绎出下述一系列教育子命题，从而达成以积极语用新教育来培植活力汉语的“文化强国”战略：第一，尊重语用基因。每位生命主体天生具有自己的语用基因，这表现在从输入到输出的一系列语用行为之倾向性上。当学习者进入学校课程流水线、与特定的言语文本“邂逅”时，其阅读趣味和偏爱就表现出或隐或显的个人性――尊重阅读的个人性并使之转化为阅读选择的天然合法性，这就是汉语文教育的逻辑起点。这意味着应当理性承认阅读的个人性、选择性与阅读教育的基础性、公共性要求之间保持必要的和谐比例，使个人获得输入性语用能力充分发展的开放空间。更深而言，阅读教育其实就是引导学习者通过言语文本的阅读、理解和鉴赏，旨在深刻地“镜窥”到“本我”心灵深层的语用基因，进而在享受性阅读中使输入性语用基因转化为富于特色的输出性语用基因――即生命主体至为宝贵的“表达个性”乃至“表达风格”。第二，开放表达空间。鼓励“主体表达”，其实质是为学习者个体开拓广阔的思维空间，突破一统化应试教育中课堂或明或暗的“言禁”，最大限度地释放智慧生命潜蕴在深心的天然“表达欲”。现代语言哲学表明：“倘如没有语言能力，倘如人不能每时每刻地就每个事物说话，那么，人就不成其为人。只要语言有诸如此类的作用，人就在语言中。”在此语境中，人不仅是“语言的”存在者，更是“语用的”存在者、“表达的”存在者。可以确信：自由表达就是人之存在的深刻象征。现代语文教育应当高度尊重人的“学习权”之一即基于思维的“表达权”，使每位学习者从畅快的表达中获得对自己存在的真切感知和愉快享受、对生命意义的完美体验和成就满足，由此出发而积淀起主体生命对创造未来、改变命运的高度自信。因此，学校教育比提供宽敞的活动课堂更重要的是提供开放的表达空间，这种伸展自如的精神舞台才会使学习者通过“表达一感知一享受一自信一再表达……”这样循序升华的心灵旅程而获得深远、可持续的语用能力之发展并带动人格结构的相应提升。第三，鼓励审美创造。从公共接受一自主表达、从自主表达一活力表现乃至审美创造：这是消极语用教育范式向积极语用新教育深度蜕变的基本理路，是全球化时代汉语文教育目标升华的逻辑演绎。其中强调的是主体的审美“表现”、是主体创造精神通过言语“表现”而“绚丽进溅”，而不是消极语用中描红式苍白机械的客观“再现”。这种言语的审美创造是以思维为内核、以激情为动力、以智慧活力的释放为境界，从而成为人之本质力量的最高象征。母语教育的使命就在于不断鼓励学习者从输入性语用转换到输出性语用，进而从一般输出性语用发展到高级输出性语用，最终获得一种强大的“审美创造力”。只要积极语用新教育能够唤醒学生沉睡的表现意识、养成优秀的表现习惯、炼就卓越的表现能力，那么，久之，青春生命的言语表达力必将汇合成中国新文化的强势创造力。这种汉语的审美创造将标志着超越“大汉盛唐”的21世纪新时代文明的崛起。

第6篇：汉语国际教育发展趋势范文

关键词：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开放与发展

GATS 规定了教育服务贸易提供的四种方式：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我国加入WTO近10年来，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在这四种提供方式上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在当前我国正着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之际，对“入世”后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发展进行回顾与反思显得尤为必要。

一、跨国高等教育提供的制度与政策日臻完善

中国作为少数承诺开放教育服务贸易的国家之一，面临着高等教育市场国际化的机遇与挑战，在被动与主动中探索与GATS 规则相接轨，出国留学、来华留学、优秀出国留学人员引进、中外合作办学和教师流动等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政策更加健全。

1、出国留学政策

扩大国家公派留学。2006年制定并开始实施“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自2007年开始每年选派5000名博士生赴国外高水平大学学习，努力实现“选派一流的学生，到国外一流的院校（专业），师从一流的导师”的工作目标。

鼓励自费出国留学。中国政府于2002年11月取消了大专以上学历出国留学人员毕业后必须为国家服务五年的限制。并于2003年10月设立了“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项目，鼓励自费出国留学。为保护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的合法权益，中国教育部于1999年颁布了《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于2002年成立了“教育涉外监管机构”，对各类教育涉外活动加大政府方面的监管力度。2004年4月教育部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了《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委托合同（示范文本）》，而形成了一个全方位的服务和监控系统，有效地规范市场秩序。

我国的出国留学教育政策在经历一系列调整和演变后，最终形成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方针，这标志着我国的出国留学政策逐步完善。

2、来华留学政策

2000年教育部印发了《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关于实施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制度的通知》、2000年4月，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实施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制度的通知》和《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办法》。2001年颁发了《关于改革外国留学生学历证书管理办法的通知》，修订了《中国政府奖学金生招生指南》。2004年9月，在全国启用来华留学信息管理系统。实施“走出去”战略，指导教育部直属外事单位到国外举办中国教育展暨来华留学说明会，开拓来华留学新渠道。2005年，教育部与有关企业合作，共同设立来华留学奖学金。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来华留学生信息管理系统。

3、优秀出国留学人员引进政策

为了鼓励、吸引留学人员，特别是优秀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为国服务，我国政府先后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政策和措施。教育部设立了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等项目，成立“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开办“中国留学网”和申请留学回国科研启动费等全方位、多功能的留学回国服务体系。

2000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设立“春晖计划”海外留学人才学术休假回国工作项目的通知》，2001年教育部联合各部印发《关于鼓励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的若干意见》 的通知。2002年为加大吸引优秀留学人员回国工作的力度，印发了《关于办理高层次人才身份证明的通知》；成立留学回国工作办公室等。

4、中外合作办学政策

由于中外合作办学涉及到我国的教育主权问题，所以，在吸引国外企业和机构到中国来办学的同时，我国相继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以规范和约束中外合作办学，保障我国的教育主权。1993年颁布《关于境外机构和个人来华合作办学问题的通知》、1995年出台《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1996年颁布《关于加强中外合作办学活动中学位授予管理的通知》。教育部于2002年12月《高等学校境外办学暂行管理办法》，国务院于2003年3月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它是指导中外合作办学的法律文本，标志着我国中外合作办学走上了法制化轨道。为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的实施，教育部于2004年6月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此外，教育部还分别于2004年8月、2006年2月、2007年4月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做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复核工作的通知》、《教育部关于当前中外合作办学若干问题的意见》、《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办学秩序的通知》，对中外合作办学相关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规范。

5、教师流动政策

我国政府一直鼓励高校引进优秀的师资。2003年启动“外国汉学研究学者短期访华计划”。2004年“面向21世纪振兴行动计划”子项目“聘请世界知名学者项目”全部完成。2007年5月，教育部、国家外专局联合实施了“海外名师引进计划”。有关外籍文教专家引进的法规包括：《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聘请外籍专业人员管理办法》、《宗教院校聘用外籍专业人员办法》、《聘用已在华任职的外国文教专家和外籍工作人员的暂行规定》、《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单位资格认可办法》等。

加WTO 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在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压力下，相关政策措施更趋完善。通过对以上五方面政策措施演变的梳理，可以发现出国留学与来华留学政策完善度较高，为鼓励学生接受国外教育及吸引外国留学生提供了政策保障。对各类高层次人才的强烈需求，使优秀出国留学人才引进举措不断创新。鉴于中外合作办学与教师流动的敏感性，各项规范性的措施日益增多，对其的限制也增加。

二、高等教育服务“输出”与“输入”发展的回溯比较

（一）跨境交付初露端倪，发展迟缓

在跨境交付方面，高等教育服务跨境提供主要有远程教育、网上大学等形式。我国在WTO框架下做出的教育服务贸易的承诺中，对跨境交付方式采取不做承诺的态度。在远程教育方面，我国更多的是从国外“输入”，但由于教育主权、资格互认等因素的限制，远程教育的输入仍是发展迟缓，而我国远程教育的输出尚处于探索中。因此，远程教育的跨境提供在进出口两端仅是发展的原初阶段。

1、远程教育“输入”

当前，高等教育的跨境交付方式在我国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由于境外的办学机构五花八门，其中有些文凭是不被我国教育部认可的。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国外远程教育各种监管措施的施行，这种“非设立的”商业存在形式在我国逐渐增多。如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10所大学组成的全球大学联盟（GUA）正瞄准中国的教育市场。2006年11月我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与日本立命馆大学文学系和韩国东西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正式开展跨国远程教育课程。

2、远程教育“输出”

近年来，我国也在积极探索远程教育跨境提供的各种渠道。借助推广汉语国际化以及推进孔子学院国际化的进程，我国开始开发并“出口”网上汉语教育，在向国外提供远程教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国家汉办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建设的汉语远程学院已有128个国家和地区的4300名学生注册学习，是目前国内外最大的汉语学习网站。2005年8月1日，我国首条跨国汉语远程网络——福建师范大学与菲律宾国际科技学院合作的现代汉语远程教育网正式开通，福建师大开始向菲律宾高校学会所属的52个成员校开展汉语远程网络教育。

总之，虽然远程教育的跨国提供尚处于探索与起步阶段，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潮流的推动下，“未来的趋势将是跨境的远程教育服务的增长，尤其是以电子学习方式提供的远程教育服务”。因此，在政府相关部门对国外远程教育加强审核与认证的基础上，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跨境交付形式在我国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二）境外消费持续快速增长，留学生教育进出口国别及层次尚存差距

1、出国留学规模稳步扩大，留学目的国更趋广泛

留学生境外消费是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最主要的形式，我国在教育服务承诺中对境外消费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方面未作任何限制，这说明政府高度鼓励人才的出国留学、进修、培训等。在“支持留学，鼓励出国，来去自由”留学方针的指导下，我国高等教育的境外消费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1）加入WTO后自费出国留学生急剧增加

我国的出国留学主要包括国家公派、单位公派和自费出国留学三部分。国家公派留学和单位公派留学仅占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较低的比例。“入世”后，我国的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市场更加开放，由1997-200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变化图（图1）可以发现，我国自费出国留学人数自2001年后获得急剧增加，所占出国留学生总数的比例维持在90%左右，2007年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14.45万人。

（2）境外留学人员国别分布更趋多元

近十年来，我国境外留学热门国家不断增加，留学国别扩充。2007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共录取各类留学人员12402人，其中研究生5093人，访问学者（含博士后）和其他类别7309人。留学国别分布较之以前更加广泛，分布在80个国家。由图2可以看出，传统的留学热门国家热度仍然不减，国家公派留学主要派往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占到总数的60%以上。

2、来华留学生增速加快，学历生数量、层次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1）“入世”后来华留学生增速显著

通过对1998-2008年中国教育年鉴的统计，我国来华留学生的变化情况如图3所示。1997年至2008年来华留学生数一直呈上升趋势，从1997年的4.37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9.55万人，10年间增长了近4倍。我国加入WTO后，2002-2007年来华留学生的人数较之1997-2001年呈明显的增长趋势。1997-2001年的来华留学生年均增长率约为15%，2002-2008年的年均增长率约为18。

（2）来华留学生以亚洲国家生源为主

各洲占来华留学生总体的比例上，亚洲维持在70以上，欧洲12左右，美洲10%左右，非洲3左右，大洋洲1左右。我国加入WTO后，各洲来华留学生有了较快的增长，亚洲的增长最为明显。如表2所示，在来华留学国家前五名中，大部分来自于韩国、日本、印尼、越南、泰国等亚洲国家，而西方国家只有美国，德国。

（3）来华留学生仍以非学历生居多，自费生成为主体

就来华留学生的学历类型而言，非学历生占来华留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2004年之前非学历生一度达到留学生总数的70以上，2005年后有逐渐下降的趋势。学历生则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1998-2001年间，学历生增加了5288人，在2002-2007年5年间，来华留学学历生则增加了47158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开始调整外国留学生的政策，逐步改变了过去那种以对外无偿援助为主来吸引留学生的方式，标志着传统的教育国际交流的重点将由援助和合作逐步转向重视教育服务贸易的方向。相应地，我国也由从单纯的以交流和援助为主转向注重吸引自费留学生来华留学，拓展高等教育服务贸易。2007年我国高校通过各种国际交流渠道及个人申请方式，共接收了183个国家和地区的18.5万自费留学生，2008年接收20.9万自费留学生，占全年国际学生总数的93.95，同比增长13.29%。如下图所示，2007年自费留学生约占全年国际学生总数的95，其中短期生约占28%，长期生占72%。2007年来华自费留学生中学历生约有6.16万人，本专科生约占到了总数的90%，而博士生和硕士生高层次留学生仅占11%。

（4）来华留学生偏于语言学习，学科特色优势未凸显

来华留学生首选的前五位的学科为：文科、医科（含西医和中医）、经济、管理和工科。其中文科类中主要以学习汉语类专业为主，如2007年文科13.5万人中，汉语类占11.9万，艺术类仅占0.2万。 转贴于

（三）商业存在成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重要构成，进出口两端均获得一定程度发展

1、中外合作办学规模扩大，层次提高，模式趋于多样化

基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稀缺的现状，中外合作办学借助引进国外资金、优质师资、教材、教法等资源，既能够补充国内对高等教育的强劲需求，又能实现中外高等教育资源的优势互补。

（1）中外合作办学的规模进一步增长

根据教育部中外合作办学监管工作信息平台公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其项目名单，（截至到2009年10月23日，本科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共32个，合作项目共350个。硕士以上教育与国外合作的机构数相对较少，仅有6所。

（2）中外合作办学覆盖省份更加广泛，部分省（市）优势未发挥

通过对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在各省份分布的统计，我们发现各省本科及以上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与项目总数中占前5位的是：黑龙江（136）、上海（61）、河南（37）、辽宁（25）、浙江（23）。而北京（11）仅仅排到第7位。

（3）合作办学倾向于与欧美高等教育强国合作

在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及项目中，我国与不同国家间的合作机构及项目总数是不均衡的。排在前四位的国家分别为：英国、俄罗斯、澳大利亚、美国。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和项目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较为发达的国家，如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这符合我国加强中外合作办学，吸引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不断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及国际竞争力的初衷。相比而言，俄罗斯的高等教育并不比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等国的教育质量高，然而其与我国的合作机构和项目数却排在澳大利亚、美国之前，分析其原因这可能是由我国和俄罗斯之间相互比邻的地缘优势而造成的。

（4）中外合作办学多分布于一般性院校，重点高校参与度不够

通过对我国教育部公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的统计，我们得出，国外与我国进行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及项目主要分布于我国的一般性院校。而在我国所有参与中外合作办学的机构及项目中，本科及以上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及项目中“211”高校仅有39所，“985”高校有21所。

（5）中外合作办学专业设置侧重于应用性及语言类学科

根据教育部网站公布的中外合作办学基本情况，从合作专业分布看，偏重于经管类、工科类。开设工商管理类专业（如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的机构和项目居多，共255个；外国语言文学类（如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132个；电气信息类（如计算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技术）94个；经济学类（如国际经济、国际贸易、财政学、金融学）74个；艺术类（如艺术设计、戏剧影视文学）37个；教育学类19个；其他类101个。

2、孔子学院国外推广及海外分校与合作项目在境外探索设立

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 itute）旨在开展中外教育、文化及汉语教学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截至2009年11月，全球已建立282所孔子学院和272个孔子课堂，共计554所，分布在88个国家（地区）。孔子学院主要分布在欧洲、美洲和亚洲。其中，亚洲27国70所，欧洲29国94所，美洲11国87所，他们约占总数的90。孔子课堂主要设在美洲，美洲6国有205个，占到总数的75%。

近年来，我国还致力于开办海外分校和拓展境外办学项目。2002年10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新加坡研究生院在新加坡理工大学正式成立，这是我国高校首个海外研究生院。2008年3月31日中国成都中医药大学葡萄牙宝德分校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举行揭牌仪式，该校是经中国教育部批准的中国高校在海外的第一所分校，也是我国中医药教育领域首次在海外开展本科学士学位教育。到2008年12月，全国24所高等学校共设立海外分校或举办境外办学项目达到42个。

（四）自然人流动形成双向互动机制

1、外籍教师引进稳步增长

我国在教育服务贸易承诺中对自然人流动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近十年来，我国对文教专家的引进经历了从以语言教师为主到以理工农医专家为主、以长期教学为主到以短期讲学、科研合作、填补空白学科需求为主的过程。2007年，教育部直属高校共聘请长、短期外籍教师22049人次；用于聘请外籍教师的总经费4.42亿元人民币。由于数据来源限制，未能获得1997-2003年我国外籍长、短期教师的聘任情况，如图8所示，我国自2004年至2007年外籍教师聘任处于上升趋势，2006年起超过两万人。这与我国加强引智工作，吸引国外优秀教员的努力是一致的。

2、国家公派汉语教师逐步增加

目前，国家公派教师岗位共计244个，遍布美洲、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2007年国家公派教师分布在世界90个国家和地区，国外总岗位数达306个，全年教育部派出教师267人；其他部委和地方以及校际交流派出的汉语教师达1256人。2007年共向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派出汉语教师志愿者1426名。

三、结论

加入WTO后，高等教育成为一项服务贸易，高等教育公益性受到产业性的冲击，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由被动适应到主动开放的转变，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为了更好的与高等教育服务跨境提供的国际规则相接轨，我国高等教育服务的各项政策日益完善。就四种教育服务提供方式而言，境外消费持续快速增长，发展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最主要形式；商业存在获得一定发展，渐成为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重要构成；自然人流动实现双向互动，双向交流逐渐增多；跨境交付刚刚起步，发展潜力受服务承诺制约。

“入世”后近1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在获得较快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其发展进程中存在的软肋。借鉴世界现代高等教育强国发展路径，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有利于高等教育优势地位的确立。通过对10年来发展经验的回顾总结，以及对相关问题的改进和战略调整，扩大高等教育开放，它有可能为我国加速成长为高等教育强国提供一条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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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汉语国际教育发展趋势范文

关键词：直拼法；小学英语；构词法；寓教于乐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遍布各行各业，给人们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包括对我国的教育和语言所带来的改变。英语是国际通用的第一语言，在我国的教育和国际交流中也呈现蒸蒸日上的趋势。主要表现是家长会在孩子小的时候就教授一些简单的英语，如水果、动物、数字等；小学阶段，正式将英语纳入教学课程中；在初高中，乃至大学课程中，与语文、数学并列为三大主要的必修课目，这些都表示出了我国对英语教育的重视。本文就如何在小学英语教学实践中灵活运用直拼法来提升英语的教学效果展开讨论。

一、直拼法在小学英语教学实践中的意义

1.教育模式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趋势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不仅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与国际接轨，我国的教育模式也不断创新，与时俱进。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趋向于更加人性化、实用性教学育人，传统的应试教育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就小学英语教学而言，以实用性和趣味性为主，让小学生主动发挥自己的潜能，自主自发地进行学习。

2.汉语和英语的有机结合

汉语和英语作为全球的两大语言并非独立的个体，两者有很多必然的联系和共通之处。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充分对这些共同点进行有效的运用，能够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直拼法就是两者相结合的有力证明，用中国小学生所熟识的汉语拼音模式来学习比较陌生的英语，能够让小学生在学习之初放下心理负担，重拾学习英语的自信心。

二、小学英语教学的现状

在当下的小学英语教学中，任课老师的综合素质不高，很多都不是专业英语毕业的老师，没有受过专门的英语教学培训；小学生在此阶段正处于贪玩和叛逆的人生阶段，家长对于英语的学习也不是很重视。多方面的原因导致小学英语教学的过程中，教学效果不明显，小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不高。

三、直拼法在小学英语教学实践中的具体应用

1.把握顺序

在小学英语教学实践中，任课老师在引导学生学习的时候，要注意把握学习的顺序和节奏：以elephant译为大象为例，首先要用标准的发音让学生听清这个单词，然后老师和学生一起讨论分析这个单词发音包括哪些，如有/ai/、/l/、/f/等，都能够与汉语的发音联系起来，最后结合所学的知识就可以拼出这个单词来。

2.举一反三

在学习很多由两个单词组成的单词，如bed-room，bath-room，living-room等，都是很有趣的单词，运用直拼法就能够很快的联想到类似的单词，并通过这种富有趣味的方式记忆下来。同时，还能够通过举一反三的方式学会更多的相似结构的单词，不仅能够教会小学生更多的单词，还能够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学习的方法，这比记忆一个单词更加具有教学意义。

3.寓教于乐

小学是学生最天真、最无忧无虑的阶段，他们对任何新鲜事物都怀有好奇心，也正是贪玩的年纪。任课老师要充分利用这一点，丰富课堂内容，活跃课堂氛围，将小学英语教学脱离于传统的教学模式，置于学生热衷的游戏当中。例如，让学生自愿结成小组，每人用英语单词（对单词的难度提出标准）给自己起一个名字，可以是动物如rabbit，蔬菜tomato等，接力的方式用英语喊到谁，谁站起来报出自己的英文名称。

传统的死记硬背学习英语的方法已经被时代所淘汰，英语教学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的眼前，更青春、更富有活力、更具有时代的特征。

第8篇：汉语国际教育发展趋势范文

[关键词]外国语言　介入　英语热　汉语危机

一、引言

从古至今，中国历经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民国时期，进而发展至当今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漫长的历史中，汉语无疑占据着举足轻重的核心地位。虽然在封建社会中政权曾被掌握在少数民族手中，我国语言却从未发生根本的变化，无论是汉语、满语或是蒙古语作为官方语言，它们都属于世界语系中的汉藏语系。然而，自近代以来，中国的母语已渐渐脱离纯粹，一些外国语言悄悄地进入与汉语等并存发展。

历史上大规模介入国内的外国语言有日语、俄语和英语等，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它们成功地介入汉语言中，并在中国茁壮成长，多种语言的共同发展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进步，然而在看到益处的同时，由此所引发的“汉语危机”也日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唤起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

二、外国语言介入的成因

本文中“介入”包含两层含义：侵入和引入。所谓侵入即是由语言输出国有目的性地将语言强行介入到另一国家之内；引入则更多从语言接收国角度出发，因主观或客观需要而将某种语言自动引入国内。日、俄、英语等的介入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个人等多种因素。

1　政治因素

二战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了对华的全面侵略，占领了中国华北、华东等广大地区，并在其统治区推行了奴化教育，大力推行日语教育，以达到更好地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日语在这些区域不仅成为第一外语，其重视程度甚至等同或超过母语。由于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日语在中国的发展当时是受中国人民抵制甚至愤恨的。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促进了中国人学习日语的热情(徐一平，2002)。政治因素再一次推动日语在中国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俄关系经历了友好一对抗一正常化的过程，导致了俄语在中国经历了从繁荣到低谷然后渐渐回暖的过程。建国之初，中国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亲苏宣传和亲苏教育，积极引入俄语，并把俄语作为我国各个中学和大学里唯一教授的外国语言。20世纪70年代，中苏关系发展恶劣，两国文化上互相抨击，甚至发生战争惨剧，俄语在中国的发展逐渐走向低谷(陈黎，2009)。到20世纪8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但随之而来的苏联解体，再次将俄语逼回谷底。进入21世纪，俄罗斯迅速崛起，俄语在中国的发展逐渐有了回暖的态势。

英语是当今世界最为强势的语言。这与早期英国向海外扩张，建立空前绝后的“日不落帝国”有关。20世纪，同样说英语的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极大地促进了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英语日渐成为国际性语言。随着对外程度的加深，我国同欧美国家的政治交流与合作日渐频繁，英语大踏步地进入了我国中学和大学的课堂，很快替代了俄语此前一枝独秀的地位。

2　经济因素

语言的发展与经济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经济是促使语言变化的最大外力，经济活动对语言起传播作用；语言及其发展对经济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能够保持高水平的发展，它的语言也必然越来越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当今世界，世界各国在努力发展自身的同时，也都将目光投向国外，参与国际交流，谋求更多的发展机会，而国际交流最重要的媒介便是语言。

当今世界英语被广泛运用，成为名副其实的“强势”语言，这与说英语国家的经济实力是分不开的，随着资本主义在英国的迅速发展，英国国力逐渐强大，大肆开展殖民扩张，把英语推广到殖民地。美国经济大国的兴起，更深层次地将英语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

经济的发展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普及与深入。当今世界上大部分科技成果都是英语国家的研究者们做出的。因此为了国家的国际地位，中国越来越重视英语。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英语作为人们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从而英语在中国大地受到了广泛的推崇。

3　文化因素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语言的产生和发展，人类文化才得以产生和传承。语言负载着一个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流传下来的独特的文化传统，一个民族是否存在，重要标志就是其特有的语言。一般说来，不存在没有语言的文化，也不存在没有文化的语言。美国杰出的语言学家Sapir(2002)曾写道：“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文化可以解释为社会所做的和所想的，而语言则是思想的具体表达方式。”

一门语言传播范围的广与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文化影响力的大小。世界各国为了扩大自身影响力，争相向其他国家输出本国文化。语言是国际交流的非常重要的途径，造就了语言输出国在推行本国语言的同时，必将其特定文化及意识形态等附着在语言上，以达到推广自身的文化观念的目的。除了政治、经济及文化因素外，影响语言介入的因素还有很多。体现在个人方面，即表现为个体的主观兴趣或客观条件需要等。不论受何种因素的影响，当今的中国的确已经形成了各国语言百花齐放的局面。

三、“介入语言”与母语(汉语)发展趋势

从语言地位上看，在中国如今汉语仍然拥有最多的使用人数。虽然其他国家语言也日渐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但一般用于课堂教学或商业贸易活动中。人们的日常交流绝大部分仍使用汉语，因此汉语在国内仍占据支配地位。然而，从语言的整体发展趋势上看，汉语的前景却不容乐观。目前国内最广泛应用的外国语言为英语，国人对于英语的接触及学习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热度”。

在近代的300年间特别是在20世纪短短的100年间，英语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传播，如今，它不仅是英语国家如英、美等国家的母语，也成为世界上70多个国家的官方语言。世界上大约有2.5亿人的第二语言为英语，10亿人在学英语，20亿人接触英语。(朱之红、赵其顺，2007)另外，由于因特网起源于美国，有64％的网络主要使用来自美国的语言，而12.7％的语言则来自于其他英语语言国家(Crystal，2001)。英语已经必然地成为了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语言，是全世界使用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语言。

在中国，英语发展的脚步也是有迹可循的，上世纪50年代英语只在高中开设课程，而80年代的人们却是从初中就开始学英语，如今90年代及其后的人们从小学即开始学习英语。除了正规学校教育，社会上各式各类的培训班也越来越多。另外，英语的推广还应用到了更广阔的领域，比如英语刊物如中国日报、英语世界和英语沙龙等。一些欧美影片、歌曲等也备受年轻人的青睐。据MeArther(2003)统计，到2003年止，中国大约有3亿人正在使用和

学英语，大概有一百万专业英语教师，“英语热”已经渗透到中国人的方方面面。

大到一个国家来说，英语这一国际通用语的普及，的确有利于中国的国际交流，有助于从先进国家吸收有益的文化养分，获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对于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有重要意义。然而，在这光环的背后，映射出的却是汉语的日益暗淡和边缘化。Holmes(2001)曾写到：“民族语言是民族身份的象征，是政治、社会和文化统一体的语言。”试想一下，如果有一天承载中国文化的汉语被英语所代替，那么中国人的民族特性将会怎样?无疑将如无根之草一样，无处附着。民族特性一旦消失，整个民族也必然会土崩瓦解。但是有些人认为“汉语危机”只是虚张声势，面对如此庞大的汉语使用人数，它在国内的支配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笔者认为英语与汉语之间的关系可以从普通话与上海话的关系来理解。普通话的大力推广，使得各地区方言等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上海话为例，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上海既有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又有来自全国各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人口。为了更好地交流，人们普遍开始使用普通话。发展至今，普通话的威慑力已使上海话的“危机”为大多数人所察觉，众所周知的节目《壹周立波秀》正是迎合了上海人内心对上海话的渴求而蓬勃发展。据《劳动报》报道，2011年10月11日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工作座谈会上，上海市已在着手制定“上海版”国民语言应用能力指导标准。从多方面入手进一步拓展幼儿教育内容，增加地方方言、标志性建筑以及民俗等乡土文化内容，此外，日常用语也倡导使用方言，并且鼓励新上海人学说上海话。

虽然普通话与上海话属于同一语系，而英语与汉语存在着根本的语系差别，但就其广泛性及发展趋势上却是一致的。英语的全球化势头锐不可当，犹如普通话的大面积普及使得其他方言日益衰退一样。也许其中唯一的差别就是普通话的推广是在同一意识形态下进行，而英语在中国的发展则可以上升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但大国文化的强势进逼，当有一天后代越来越多地接触英语，追求英语文化，谁又能保证他们的意识形态就不会发生改变。当制定语言政策的人信仰发生改变时，带有信仰倾向的语言必然会像普通话的普及一样，迅速占领整个中国，然后彻底颠覆整个民族。

四、结语

第9篇：汉语国际教育发展趋势范文

    教学策略是教学方案的集中体现,它是为了促进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改革,按照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发展方向而制定的一种科学的教学方法。在教学策略的选择与制定过程中,务必根据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具体实际,充分考虑各种相关因素,结合目前汉语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已经存在的或者将来可能出现的问题,根据汉语言文学教学目标,顺应目前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以培养更多的现代化的复合型高素质人才为宗旨。

    一、重点搞好教育理念的培训工作,使得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指导思想得到统一

    教育理念是广大教师在深刻领会教育工作实质的前提下产生的有关教育的基本观点以及信念。汉语言文学有四个方面的教育理念:即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准确把握语文教育的核心;努力提倡协作、自主以及探究的学习方法;构建开放而又充满活力的语文课程体系。对于这种指导性的纲领广大教师必须系统而全面地进行学习,在准确掌握大的发展方向的基础上,必须遵循理念指导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而并非在肤浅的学习过后,根据以往的教学经验,随意制定教学方法,从而无法有效解决应试教育所存在的种种问题,素质教育也就难以顺利实施。汉语言是一门基础性的课程,其教学工作更加应当遵循教学改革的理念,在统一的教学指导思想下,根据具体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顺应汉语言文学发展趋势的对策。

    目前有不少教师为了适应课改的趋势,发明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教学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种创新发展汉语言文学的教学的观念无可厚非,然而其可行性还有待检验。问题在于教师不能为了应付课改而随波逐流进行创新,仅仅凭着应试教育的实践经验,所制定的教学理念难以满足素质教育的要求,对于教育理念产生较大的误解,造成教学效果并不明显。

    二、掌握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实质,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方法

    针对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实质说法众多,事实上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本质主要涵盖了文字、文章、文学以及文化等诸多元素的教学,是以言语为核心的一种教学活动,工具性是其最主要的特征,符号性以及人文性是其辅助的特征。尤其是在教学改革的情形下,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的工具性就显得愈来愈重要,努力培养学生以语言作为工具,有效运用到实际生活以及工作过程中是其关键所在,而并非应试教育中通过考试、升学,唯分数论成败,所以,教师的首要职责是根据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基本特征,制定科学可行的教学方法。

    应试教育下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考试成绩,主要体现在考试分数的高低。教师教学的本质是为了学生能够取得好成绩,分数是根本,对学校而言升学率则是教学的根本目标。而通过教学改革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本质应当是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思维能力等,由之前有形的的表现形式转化为有着极为深刻内涵的内在无形的形式,按照这种本质上转变来制定科学可行教学法,从而做到有的放矢。比如目标教学法,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在教师的指导下,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获得享受,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教师始终围绕教学目标开展导向性的教学活动,学生始终围绕教学目标进行多样化探究式的学习,进一步明确了教学目标,教学成效非常明显。

    三、确定理论指导实践的教学思想,将教学法的研究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得到有效运用

    许多教师理论研究的能力很强,熟悉各种教学策略,各种理论如数家珍,发表了不少论文、成果,然而在实践教学活动中效果并不明显,主要原因在于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教学活动相互脱离,片面地对教改理念进行解读,制定的理论方案不切实际,不重视知识的实用性肯定无法获得明显的教学成效。汉语言文学教学绝不能空口白话,教学方法必须通过长期的教学实践才能形成,只有通过长时间的在教学实践,才能找到最适宜的教学方法,汉语言文学教学的传统根基非常深厚,能够汲取的教学经验也是非常丰富,前人优秀的教学理念应当加以汲取,然而要想在新时代汉语言文学教学改革过程中的不断取得新的进步,必须在教学实践活动过程中,根据学生所反馈的情况,教师不断进行分析与总结才能够取得良好的效果。教师必须在全面分析与总结实践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所教学生的具体实际,从而制定科学可行的教学策略,才能切实发挥教学策略的实际价值。

    俗话说,万丈高楼平地起。汉语言文学教学方法的探索与研究,绝对不可凭空想象,只有深入领会教改的教育理念,准确掌握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本质,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反复、不断分析、总结与提炼,从而归纳出适应汉语言文学教学发展趋势的教学方法。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改革是一场持续改进的工作,不会有终结的时候,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才能顺应时展的需求。

    参考文献:

    [1]李秋、曲鸿雁. 高师院校古代文学教学改革新探[J]. 现代教育科学,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