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的定义精选(九篇)

第1篇：信息时代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 教育技术 涵义 理解

一、关于一系列教育技术定义的比较

我认为AECT教育技术定义的演变和美国的教育技术发展史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必要说明。见右图（何克抗，教育技术学，p36）：

1.1963年全美教育协会视听教学部（AECT的前身）与AECT94定义的比较

（1）从名称上来看，1963年的定义是“视听传播”而1994年的年的定义是“教学技术”。当时之所以定义为 “视听传播”而没有定义为“教学技术”主要因为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视听教学盛行（如幻灯、电视、电影等），认为这个定义可以更好地说明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1963年的视听传播定义在于“为教育技术领域提供一个工作性定义，作为领域未来发展的框架并引导教学的改进（Ely，1963）”，“在原先视听教学领域的已有的基础上界定出一个较广的教育技术领域”。

实际上，该报告采用了视听传播和教育技术两个名词并用的做法。该委员会在1963年发表的一份专题报告中指出：“视听传播这一名称是为了方便起见而采用的，如果今后有比这更合适的名称的话，肯定会取而代之。”（何克抗，教育技术学，P47）

（2）从学科定位来看，1963年的定义中视听传播是教学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分支，也就是说它是教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并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研究范畴及对象。而1994定义中教学技术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教育学下的二级学科，它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畴和对象。

（3）从研究对象上来看，视听传播的研究对象是控制学习过程的信息。这些控制学习过程的信息包括在学习过程中可以使用的图像信息和非表征信息。而在1994年的定义中研究对象是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比1963年的研究对象的范围要广，除了包括和学习相关的信息资源外，还把学习过程本身作为研究对象。

（4）从研究范畴上来看，1963年的定义中只研究了设计和使用两个方面，而没有考虑到设计和使用的有关学习过程的信息是否合理、恰当，因此少了评价这一环节。在1994定义中就对评价这一环节做了明确的说明。如果没有评价，设计的课件的质量就不能进一步提高或改善，永无止境的重复只会造成资源的浪费，严重影响教学质量，达不到教学目标。

2.1970年美国教学技术委员会的定义与AECT94定义的比较

需要说明的是教学技术委员会在向美国总统和国会提交的报告中，对教学技术按两种方式加以定义，由于第一种定义较为通俗易懂，在这里不再做比较。只将第二种定义与1994年的定义做比较。

（1）从名称上来看，1970年的定义改为“教学技术”与1994年的定义一致，从70年代以后就一直沿用至今。

（2）从定位上来看，1970年的定义中虽没有明显规定教学技术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但实际上同样把教学技术定位在了教育学的一个分支上。教育学包括方法论、过程论、课程论等重要的理论，而教学技术就是其中的一个教学方法论。它认为教学设计仅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和1994年的定义的差别是相当明显的。这个定义也受时代的局限性，并没有独立于教学理论外的其他理论来支持教学技术，也就是说教学技术当时并没有自己的理论根基，它是建立在教育学这个大的根基之上的。

（3）从研究对象上来看，1970年的定义是对整个教学和学习过程的，较之1960年的定义可以看出它不仅把学习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而且把教学过程作为研究对象，这是教学思想的一次提高，与1994年的定义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但是与1994年的定义比较，1970年定义的研究对象缺少了学习资源，只是说它以学习与传播的研究为基础，综合运用人力资源和费人力资源，达到有效的教学目的。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定义只是把学习资源和教学资源作为一种工具或手段应用到了教学和学习中，并没有如1994年的定义那样把它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设计、开发、实施、管理和评价）。

（4）从研究范畴上来看，1970年涉及了设计、实施和评价三个范畴。较1963年的定义，此定义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把评价作为一个独立范畴进行研究，这就在教育技术的体系结构上较为完整。因为评价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反馈阶段，只有有了反馈，才能增强教学效果，实现相应的教学目的，这三个范畴与1994年的定义五个范畴中的三个范畴吻合。

3.1972年美国教育传播技术协会的定义与AECT94定义的比较

“全美教育协会视听教学部”与1970年6月25日通过大会表决，改名为“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1971年5月25日，AECT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部级学术组织，在伊利的组织下，AECT100多位专家经1年时间讨论，于1972年10月发表了《教育技术领域：定义的表述》给出了教育技术的定义。

（1）从名称上来看，1972年定义首次提出了“教育技术”这个名词，从英文名称上看更为明显，由“Instructional Technology”改为“Educational Technology”。在以后的定义中也出现过变化，如1994年的定义改为：“Instructional Technology”，2004年定义改为“Educational Technology”。数次的改变，在教育技术领域对此的翻译没有过分的限制和要求，采用教育技术也行，采用教学技术也行。因为在AECT当年的有关1994年定义的说明文中就曾指出，可以把教学技术视同教育技术，（何克抗，关于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论证和思考）所以在此不做过多讨论。

（2）从定位上来看，1972年的定义把教育技术定义为一个实践领域。与1994年的定义比较，1972年定义只是1994年的定义的一个分支。因为1994年的定义把教育技术定位成一门学科，这门学科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领域。而1972年的定义仅把教育技术定义为一个实践领域，因此说1972年的定义是1994年的定义的一个分支，定位过于狭窄。

（3）从研究对象上来看，1972年的定义把所有的学习资源定义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重点研究如何鉴别学习资源，开发学习资源，以及如何管理这些资源，也就是说它的研究对象是媒体，如幻灯、投影的设计、开发、和管理。与1994年的定义比较，少了对学习过程的这一对象的研究，即对理论方法的研究。在研究对象上，1972年把1963年对学习和教学过程的研究改为媒体的研究。可以说1994年的定义是1963年和1972年定义的整合，这也恰恰说明了教育技术的理论体系随时代的改变在逐渐完善。

（4）从研究范畴上来看，1972年定义涉及了鉴别、开发、组织、利用、管理五个范畴，这些范畴涉及了1994年的定义中的四个范畴，但还是缺少了评价这一重要范畴。

4.1977年美国教育传播技术协会定义与AECT1994年的定义比较

（1）从名称上来看，1977年的定义依然沿用“Educational Technology”这一概念。

（2）从定位上来看，1977年的定义与其他定义较为明显的区别是它把教育技术定位在了过程论上，强调了教育技术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更为偏重实践，这是这个定义的一个亮点。1994年的定义将其定位于一门学科。

（3）从研究对象上来看，1977年的定义研究人类学习所涉及的问题和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所涉及的人缘、程序、思想、设备和组织。这个定义从研究研究上来说既没有研究学习过程，又没有研究学习资源，而是研究在解决问题中涉及的人员、程序、思想、设备和组织。严格地讲，它也涉及资源，如设备、人员等，只是没有像1994年的定义那样概括说明。

（4）从研究范畴上来看，1977年定义包括分析、设计、实施、管理和评价五个范畴，与1994年的定义的五个范畴基本上吻合。

5.2004年美国教育传播技术协会与AECT1994年的定义比较

需要说明的是，在有的文献中叫做2004定义（如彭绍东的《解读教育技术领域的新界定之》），而有的文献中则使用2005年的定义（如何克抗《关于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论证和思考》）。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2004年7月23日，在“长春2004――教育技术国际论坛”上，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的著名教育技术专家巴巴拉，在题为“教育技术领域的新界定及在线课程的设计”的报告中，首次介绍了AECT的“定义与术语委员会”关于教育技术领域研究中的新界定，其正式在2005年。因此，会出现前面提到的那种现象。

2004年的定义出现后引起了教育技术领域的争论，讨论2004年的定义的利与弊，如何克抗在《关于教育技术学逻辑起点的论证和思考》就讨论了2004年的定义与1994年的定义比较是前进还是后退了，分析起来很令人信服，在此我就不再展开论述。

二、教育技术领域相关定义的比较

对教育技术领域的其他定义与教育技术做比较就能清楚教育技术的具体定位是什么，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横向比较。通过比较得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图，对于教育技术的概念在前一部分已做了介绍，只对信息技术、现代教育技术和信息技术教育做介绍。

1.信息技术定义的理解

在CNKI上搜信息技术的定义，按其来源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工具书中的解释；一种是在学术文献中的解释。以下列举了我比较认同的几个定义。

（1）信息技术在工具书中的解释

第一种：信息技术指所有与计算机和通讯设备的设计制造、信息的设计、处理、传输、变换、存取有关的技术。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使人类社会生活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二种：信息技术是应用信息科学的原理和方法与信息相关的技术。它包括产生、检测、主换、存储、传递、处理、显示、识别、提取、控制和利用等技术。信息技术比较典型的代表是传感技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技术。

从两种定义我们可以得出，工具书的定义主要从信息和技术两个方面，就是利用信息科学原理和传播信息相关的技术，分别介绍技术都有哪些。

（2）信息技术在文献中的解释（共有40种）

第一类：偏向技术的。如信息技术是指以通信、电子、计算机、自动控制和光电技术等为基础处理各类信息的现代高技术的总称。在现代社会中，信息技术与国民经济的各行各业，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发展。

第二类：将原理和技术并行的。如信息技术一般是指利用信息科学的原理和获取信息、传递信息，并对其加工处理，以及提供利用等有关的各种技术，它是人类扩展和延伸自身信息器官功能的技术。

2.现代教育技术的理解

对现代教育技术的定义归根到底是对教育技术定义的理解，教育技术有姓“教”和姓“技”之争，所以现代教育技术也就有姓“教”和姓“技”之分：

第一类：姓“技”的定义。如现代教育技术主要是指把计算机用于教育的技术，即计算机辅助教学，简称CAI（Computer aided instruction的缩写）。

第二类：姓“教”的定义。现代教育技术是指“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教育信息技术，通过对教与学过程和教与学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评价和管理，以实现教学最优化的理论和实践”。

第三类：直接归之于教育技术的定义。如现代教育技术是指建立在以计算机多媒体和通讯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上的教育技术。教育技术是为教学服务的，服务性是它的职能，教育性是它的生命。

3.信息技术教育的理解

它的定义当然和信息技术离不开。

所谓信息技术教育是指通过现代化的信息工具和社会化的实践活动培养学生收集信息、处理信息、信息的能力，提高动手操作能力、思维想象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适应未来社会竞争和发展的能力。

由此可见，信息技术教育是指学习、运用信息技术，培养信息素质，实现优化学与教的理论与实践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

通过以上对三个定义的分类整理，我们得出结论：信息技术不同于教育技术，根据何克抗教授所提的教育技术是指技术化的教育。而信息技术是一种技术，只有将其应用于教育，才是信息技术教育，这时它才能和技术化的教育画等号。现代教育技术使信息技术的界定范围缩小了，是教育技术的现代化。它们的关系图如下：

参考文献：

［1］何克抗，李文光.教育技术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彭绍东.解读教育技术领域的新界定［J］.电化教育研究，2004，（10）：8-17.

［3］卓发友.正确理解现代教育技术的涵义［J］.电话教育研究，2002，（5）：9-11.

［4］梅家驹.教育技术的定位与错位［J］.中国电化教育，2000，（1）.

［5］刘德亮.桑新民教授谈中国教育技术理论与实践［J］，2002，（5）：5-8.

［6］曾兰芳.关于教育技术的本质及其学科的发展――访我国教育技术著名专家何克抗教授［J］.开放教育研究，2003，（2）：4-8.

第2篇：信息时代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文献资源建设 信息资源建设 网络资源建设

自图书馆学诞生以来，国内对于其用语表述就一直在变化，直至当前，信息资源建设这项工作的概念依旧混乱，有的部门称其为文献资源建设，有的单位称其为馆藏建设，也有行业界称其为信息资源建设。这种混乱状况的存在，不仅会导致人们思维观念的分歧，同时也不利于专业术语的规范，更不利于学科理论的研究，从而影响行业工作的正常运行。因而，建立完善信息资源建设理论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

一、文献资源建设的历史发展

文献资源建设理论诞生于80年代，当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浪潮的袭来，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国内对于文献资料的需求不断增大，面对日新月异的图书出版市场，我国的藏书建设已远远落后经济建设的发展，而且，当各界在意识到文献资料的重要战略资源意义之后，国内便迅速诞生了文献资源以及文献资料建设这一历史性的概念。可以说，文献资料建设是藏书建设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突出文献收藏的这一概念的同时，也树立了资源特色的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得益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90年代我国正式联入因特网，面对着海量的电子信息，全球资源共享这一突破性理念得以实现，而图书馆的藏书建设也悄然发生着改变，即由单一的物理馆藏转变为物理馆藏+虚拟馆藏。所谓虚拟馆藏，它不仅包括海量的电子图书出版物、各种学术刊物、政府及商业界的数据库以及海内外图书情报机构的信息资源。由此可见，虚拟馆藏建设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因此，利用丰富的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开发各类数据库，提供网上服务，才能更好地实现资源共享。开发建立虚拟馆藏是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时代赋予它的重要使命，但是，由于受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文献资源建设理论并没有涵盖这一方面的内容，它所强调的依旧是充分占有文献资源，而文献资源建设理论则是重点强调信息资源建设的整体意识，因而，在信息化的今天，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的局限性愈发明显，由于涵盖不了当前信息资源建设理论的内容，对于丰富和发展其的呼声愈发强烈。

二、信息资源建设理论的诞生

在90年代中期，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的局限性逐渐凸显，我国的学者就陆续提出要将文献资源建设深化为信息资源建设的理论观点，不少理论工作者也对其进行了研究，如：张久珍就在《论信息资源建设》一书中揭示了文献资源建设理论的局限性，并着重讲解了信息资源建设理论的现实意义。其实早在图书馆界提出用文献资源建设概念取代藏书建设概念之时，情报学界就已经开始着手于信息资源建设等一类问题，而随着国外信息资源管理理论以及互联网的引进，我国的信息机构就将其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但是不同于图书馆界的概念，情报学界对于信息资源建设的定义主要是指网络信息资源，也就是数据库的建设，而不是图书馆界的文献资源建设。1997年4月28日国家科学发展委员会了《国家科委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文件中强调，数据库建设是信息资源建设的重点。由此可见，情报学界和图书馆界对于信息资源建设的定义是不同的，但是由于网络大环境的影响，图书馆工作与情报工作联系越来越密切，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对于图书馆界与情报学界关于信息资源建设的不同定义是可以加以整合的。

三、信息资源建设的学术定义

要想研究信息资源建设，首先必须弄懂信息资源的定义，但如何给信息资源进行定义，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但是我们综合国内外的各种理论观点，将其归纳整理为四大类型：

（一）宽泛型

这一类学者的观点认为信息资源的概念是非常宽泛的，包括了信息、技术、设备、人才等信息活动中的各种要素。

（二）狭窄型

这一类学者认为信息资源就是文献资源或者数据库。

（三）折中型

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信息资源建设既有广义又有狭义之分，广义的含义即宽泛型的定义，而狭义的含义则是指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经过处理后整理有序的大量有用信息的整合。

（四）信息本体型

此类学者观点认为，信息资源主要是指人类开发和组织的信息的大综合。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虽然各种说法都有可取之处，但信息本体型的定义是最为合适的，经过综合整理，我们可以认为，信息资源就是经过人类的采集、开发以及组织后的各种有用媒介信息的有机结合，即信息资源建设既包括文献资源，同时也包括电子信息资源。

四、信息资源建设的理论体系

研究了信息资源建设的定义，我们可以得出，信息资源建设就是人类对各种无序的媒介信息的有机整合、开发、组织的活动，而所得的成果就是信息资源。网络环境下的信息资源包括文献资源建设、数据库的建设以及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相比于文献资源，信息资源建设活动要宽泛与复杂的多，因而，只有将文献资源建设同数据库建设、网络信息资源建设有机结合，才是信息资源建设的根本要义。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信息资源建设同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与图书馆藏建设是包含关系，信息资源建设在第一层，其次是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最后则是图书馆藏建设，但是，这三者都有其独特的重要性，都有其特定的含义，每一层都是不可分割的。

图书馆学是一个富有活力的有机理论的综合学术，因而它必须是不断完善、丰富与发展的。从“藏书建设”到“文献资源建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到现在的“信息资源建设”也是时代赋予的重要转变，我们界内专家学者以及广大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尊重历史发展的规律，积极探索研究人类信息传播领域的变化，为更好的推动信息资源建设的发展而更加努力。

参考文献：

[1] 程焕文，潘燕桃.信息资源共享[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7）

第3篇：信息时代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数据；信息

中图分类号：G25 文献标识码：A

经济社会的发展带领我们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必然带来新的变革与机会。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需要重新理解数据和信息的定义与特点，从而实现生活、工作和思维的变革。

一、大数据时代的必然出现

大数据的概念最早由麦肯锡咨询公司提出，顾名思义即数量规模庞大的数据，体现数据的规模性、多样性、高速性和价值性四大特点。大数据是信息处理与计算技术的延伸，也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信息和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情况下，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活动实现了数字化。随着数据生成的自动化、数据生成速度的快速化，数据量随之迅猛增长。存储设备、内存、处理器等电脑元件成本的不断下降，使之前昂贵的大数据存储和大数据处理更加便宜，为数据量飞速增长提供了有效的保证，从而使得大数据的存在成为可能。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数据的生产、存储提供有力的基础，并且允许数据形式的多样化，从而促进了大数据时代的产生和发展。随时随地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上传和下载、或共享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各种形式的数据，越来越多各种形式的数据提供给人们使用。数字化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生产过程必须依赖硬件设备和人力资本一样，企业的业务活动、创新、成长也越来越离不开大量数据的支持。也就是说，社会生活中的任何一项业务活动都与大量的数据紧密相联，每一个人都是数据的产生者，同时又是数据的使用者。数据量与日俱增，数据结构繁杂多变，数据产生速度越来越快，数据带给我们的价值远远超过以前，我们已经进入了大数据的时代。

在大数据时代，有计算机技术的支持可以分析处理更多的数据，甚至可以处理某个特定范围的所有数据。随着数据数量的不断增加，使我们的思维有所改变不再只关注数据的准确性，不再关注数据的之间的因果关系。大数据为工作、生活和思维带来了改变，所以需要对数据和信息的重新界定。

二、大数据时代带来大规模的数据

数据的一般定义为，科学实验、检验、统计等获得的和用于科学研究、技术设计、查证、决策等的数值。随着数据定义的发展，不同研究领域数据已不再单纯局限于数字本身，它是载荷或记录信息的符号，并且是按照一定规则排列组合的符号，除数字以外，数据表达方式也可以是文字或图像，甚至是任何代码。数据无所不在，充斥于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人、每一个组织都在使用数据。数据的海量生产、共享和应用已经成为必然。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数据具有传统数据所不具备的独特特点。

首先，数据产生数量庞大。数据量非常大是大数据的首要特点之一，大数据时代的数据量不再用TB为存储单位，而是以PB、EB、ZB为存储单位。社会生活中每天产生的数据量已经远远超过过去每7年所产生的数据量。企业的磁盘存储量及个人电脑和笔记本的存储量超过了7EB字节。经济社会被如此庞大的数据量所包围，这也正是大数据时代下重大变化之一，即用数据来表示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活动。

第二，数据增长、变化速度飞快。这既是大数据时代所具有的独特之处，也给大数据的处理带来机会与挑战。大数据环境下，数据产生、存储和处理、并不断更新的速率十分惊人。因特网上每秒钟产生的数据量超过了20年前整个因特网所存储的数据量，可见大数据产生速度之快，数据处理变化之快。数据生产量飞速增长的同时，要求创新出更快更好的数据处理技术。才能满足这个用数据说话、竞争异常激烈的大数据时代对数据的要求。通过快速地有效地处理不断更新不断变化的大规模的数据量，才能获得竞争优势，才能在大数据时展和进步。

第三，数据表示方式越来越多。多样性也是大数据的重要特点之一。大数据以多种多样的形式涌现，文字、语音、图像、视频等形式。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发展，新的数据来源与数据形式会不断出现。如此多样化的数据对数据非结构的存储要求更高，从而要求改变传统的数据库。另一个方面，大量、繁杂的数据中却保存着更多的有价值的信息，这也是数据多样性带来的数据价值的体现。

第四，数据具有较高的价值。数据数量巨大并且价值总量也很高，但价值密度却很低。连续不断的视频数据中，有用的数据可能仅仅只有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大数据的价值体现在数据的数量多，进而带来更多的价值，但是从繁杂的大数据中找到有用、有价值的准确数据也是大数据时代带来的挑战。

三、有意义的数据才是信息

在很多情况下，数据和信息两个词常被赋予同样的定义。严格意义上讲，二者间是不同的。数据是对信息数字化的记录，是一种表示的符号，其本身没有实际意义。信息则是指把数据放到一定的背景下，对于数字进行解释并赋予意义，也就是说信息是有意义的数据。但在进入信息时代后，人们趋向于把所有存储于计算机上的信息，无论是数字还是音乐，甚至连视频都统称为数据。

信息具有价值性，有意义有价值的数据才是信息，信息是使用者可以利用的数据。信息是真实的，可以客观地反应现实世界的，相反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信息是没有价值的。反应客观事实并且不虚假的数据才是信息。信息比数据更有时效性，过期的数据对现实没有用处不是信息。如果反应客观事物的所有数据都可以找到那么这样的信息就是完整的。不同的载体可以承载相同的信息，与数据相同信息具有多样性和变换性。信息可以被共享，共享后的信息价值相对会下降，因此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必须寻找新鲜的信息。

迅猛增长的数据数量，快速涌现的新数据，千变万化的数据表现形式，不断增加的数据价值，以及不断创新的计算机技术给大数据时代打下了夯实的基础，标志着数据化的必然趋势，也标志着经济社会已经迈入大数据时代。在大数据时代对数据和信息的理解要有所变化，需要我们重新审视，重新区分数据和信息，这样有助于我们在大数据时代获得更多更好更有价值的信息，从而在竞争激烈的大数据时代获得竞争优势。

第4篇：信息时代的定义范文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要“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形势，善于运用网络传播规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网络宣传、网络文化、网络服务中，用正面声音和先进文化占领网络阵地”。随着微博、微信以及其他即时通信等工具的发展，短小精练的文字、一张图片，甚至一个小小的符号表情就可以表达丰富的内容，这种微网络的信息传播深受大学生的喜爱。

一、微时代含义及特征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5年7月23日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当前从网络环境获得信息成为我国当代大学生获得信息的途径之一，已经成为高校学生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由网络科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而兴起的新兴网络时代，青年大学生紧随时代潮流步入微时代，充分享用微时代给我们的学习生活带来的便利。

（一）微时代的含义

“微时代”是以微博、微信、QQ等公共平台为信息传播媒介，以短小精悍为信息传播特征的一种时展潮流，是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而产生的一个新时代。微时代推动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微时代传播平台不仅有利于网民方便快捷地了解社会信息，而且对于大学生、青年群体的学习和个人价值观的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分析和把握微时代含义与特征，为培育和践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基础。

（二）微时代的特征

随着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微时代具有着不同于传统网络的新特征。李克强总理首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中提出了“互联网+”行动计划，提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是重要的公共服务，应当加大建设力度。”敦促有关部门“提网速，降网费”，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因此，根据目前的政策形势，对微时代特征做了以下分析。

1.即时性

即时性即“随时随地分享新鲜事”。网民可以通过微信、微博、QQ等微网络平台分享所见所闻，进行微互动。这种移动的数字化传播方式，可以不受任何时间、地点、环境的限制，随时随地实现信息的即时交换。信息传播时效性强，传播范围广。信息的主体，可以通过移动终端设备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传播和信息，短小精练的内容加快了信息的流动与更新。信息接收者可以通过手机、电脑等设备，及时接收到内容与数量十分丰富的信息。

2.共享性

微时代的共享性即人人可以通过微平台平等地获取新闻资讯、国际大事等实时信息。微时代网络是一个开放的环境，在这么一个开放的环境里，我们共享信息，同时这些共享信息是我们通过网络认知世界的必要信息。党和政府在召开一些重大会议，传播一些重要思想路线、方针、政策时需要充分发挥微时代的共享性，将信息通过微平台传播，公众通过信息接收终端高效、快速地接收信息，及时了解发展大势。

3.便捷性

随着科学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快速解决了信息接收终端存在的困难，解决了移动难题，便捷的通信工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电子技术成熟后，赋予了移动终端上网功能，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传播活动。促使人类的传播活动和传播方式更加方便、快捷、自由和开放，同时也使人们的传播时间更加分散、零碎，人们可以利用无聊与零散的时间来进行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如：大学生可以通过移动终端快速搜索和查阅所需的学习资料，及时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随时把握党和政府的实时动态信息，紧随时展潮流。

4.经济性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3月5日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政府工作的任务之一是“提网速，降网费”。随之，工信部在2015年5月公布了全国网络提速降费总目标。随着国家“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提出，企业通过实际行动，将计划逐步落实，微时代网络将呈现“经济性”的特点。人们将降低网络消费，同样也大大提高了我国网络覆盖率，13亿中国人将更好地享用微时代给我们的学习和生活带来的便捷。

二、探索微时代特征与大学生特点相契合

把握微时代特征，为培育和践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造有利条件。我们去探寻微时代特征与大学生特征的契合点，抓住二者契合之处，将微时代特征与大学生特点合理有效地结合。充分运用微时代特征为大学生学习提供更多可能性和实用性。充分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创造更为合理方便的微网络平台，培养大学生互联网思维，为培育和践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物质基础。

（一）微时代驱动大学生求知、求学的青春激情

2014年度大学生思想状况调查表明，大学生对主流价值文化具有高度的思想认同和积极的践履努力，对“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关注并具有强烈的践行意愿，生活态度积极乐观，呈现出积极进取、爱国好学的青春气质。大学生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心，积极主动学习的热情高昂。微时代即时性、便捷性、共享性、经济性的特征，将新政策、新理念、新事物通过微平台传播，将国家弘扬的价值观念、社会提倡的优秀道德理念进行传播。大学生通过最新的移动终端传播平台获取知识，进而激发了大学生的求知、求学的青春激情。

（二）微时代激发大学生求新、求异的创新意识

在2015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家总理李克强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即“双创”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人的创造力是发展的最大本钱，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创业创新之中。微时代激发大学生求新、求异的创新意识。微时代网络一方面为大学生拓宽了创业渠道，大学生可以运用网络发展网络，进而丰富微时展内容。另一方面，微时代网络信息共享性为大学生求新、求异心理提供了物质基础，通过获取微平台信息可以不断拓宽大学生视野，引起大学生对新事物的好奇心理，因而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为大学生践行“双创”理论奠定基础。

（三）微时代调动大学生自主、自信的主体意识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是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精神状态的新要求。大学生通过便捷的微时代网络终端，了解和掌握社会主流思想，并具有强烈的践行意愿，对“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具有高度认同感，对自己能够成为未来建设祖国的一员具有强大的责任感。因此，充分运用微时代特征，传播和弘扬社会主义正能量，不断提高大学生的自主、自信能力，为培育和践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基础。

三、微时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对策

大学生价值观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背景下，尤其要加强研究和关注微时代下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发展、逐步成熟、趋于定型、可塑性仍有较大空间的大学生群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

（一）高校运用“微”平台，创新教育载体和方式

高校通过创建“线上”和“线下”服务平台方式，丰富教师的教学方式方法，更好地服务于学生的学习。“线上”学习即教师可以通过网络微课堂进行授课，学生和教师通过移动客户终端进行网络互动学习。同时教师可以充分利用网络信息的大量的生动有感染力的素材给学生以更好的授课效果。在课堂之外结合微网络的传播方式，和分享相关的教育内容，提高大学生灵活运用时间进行学习的能力。加强大学生的网络参与和提高自我教育能力，提高对于网络信息的辨别能力。

在“微”背景下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建设。微时代信息的交互性特点，使大学生群体不仅可以从网络空间关注到多元化的信息，对于一些新鲜资讯大学生甚至比高校教育工作者掌握得更多，在双方获得的信息是对等甚至不等的前提下，高校教育者需要不断增大掌握网络信息知识量，实时关注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并做出有效的思想疏导，进而避免复杂多元的网络带给学生负面影响。

（二）营造良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微”环境

培育和践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社会良好的关心与配合。在微时代这个大背景下，创造良好的“微”网络宣传环境，为培育和践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良好的“微”社会舆论氛围。例如：通过微平台传播和弘扬主旋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人人要做社会正能量的传播者，传播社会正能量。人的价值观将在良好的大环境背景下更多地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创造良好的社会“微”环境。

第5篇：信息时代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事实说;报道说;信息说;传播本位观

新闻定义总类繁杂,分类的方式也是标准不一。目前来看,大多采用逻辑范式的分类标准,即属加种差,按这个标准我们选取中国新闻史中相对权威,有代表性的若干定义作为研究文本,如下:

1. “事实说”

新闻者,乃多数阅读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①

新闻是广大群众欲知应知而未知的重要事实。②

2. “报道说”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③

新闻是新近变动事实的传布。④

3.“信息说”

新闻是经报道的新近事实的讯息。⑤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变动的信息。⑥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的信息。⑦

新闻是提一种传达事物变动最新状态的信息。⑧

上述“定义”是我国知名的新闻学者、新闻工作者多年学术与经验的总结,是他们对新

闻这一社会产物最精炼的抽象与理解,因此,影响力与代表性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必须肯定这些定义在其所处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具体意识形态下的合理性,这也我们做这样一个研究的前提。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三种“说”提出年代的时代性非常鲜明,这与我国媒介变迁的进程似乎有着微妙的对应关系。因此,笔者试图从媒介变迁、信息传播模式的变化的角度探析这种新闻定义演进的过程。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媒介的变迁过程是复杂的,所谓的变迁并非前一种媒介退出历史舞台,更多的是一种渐进的叠加的过程,或者说是作为主流媒介的主导地位的逐步让渡过程。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关于新闻定义的三种学说与媒介时代大体上有这样的对应关系:事实说――报业时代 报道说――广电时代 信息说――网络时代。下面我们通过具体的内容分析来研究、阐述承载新闻的媒介的变迁如何影响新闻定义的演进。

从选取的文本来看,“事实说”强调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从定义本身来看:“多数阅读者所注意”、 “ 广大群众欲知”,定义本身强调的是受众一方的需求,可以说,“事实说”是典型的受众本位的传播观。我们发现,在这种传播观下,传方是弱势的,传播过程是通过“满足需求”实现的。这就导致的传播模式上是“多对一”的。那么这种“多对一”传播模式与其所承载的媒介有何必然联系呢?我们发现“事实说”的提出是20世纪初期,这一时期我国的民营报业已经相对发达,1917以后,报纸作为一门产业已经相对成熟,办报更多的成为一种谋求利益的商业行为,而这种利益的实现最直观的反映在报纸的销量上,加之我国当时的广告业基本是空白,受众一定程度上说就是报纸最直接的消费者。这种看似“传受”的传播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买卖”关系,作为的“商家”的传方的弱势地位便显而易见了。那么这一时期新闻的定义中所反应出的“受众需求本位”也就不难理解了。

到了20世纪40年代,我国的广播事业蓬勃发展。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开播,标志着中国广播事业的开始。从此,广播成为继报纸之后传播新闻的又一重要载体。“报道说”就是在这样的媒介背景下提出的。最具代表性的是1943年陆定一在运动中提出了“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新闻定义。不难发现,“报道说”不同于“事实说”最跟本的区别在于“报到说”侧重强调的是传播的主体――传方。与报纸时代的新闻定义不同,“报道说”不再强调受众的需求,而仅仅是“报道”、“传布”,而这种强势的“报道”、“传布”体现的则是传本位的传播观。在传本位的主导下,新闻的传播模式同报业时代的“事实说”的新闻传播模式相比也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化,这种传播模式是“一对多”的。而这种一对多的新闻传播模式与广播、电视作为媒介的传播模式也是不谋而合。此外,我们再对文本1.2进行比对发现,“事实说”强调受方需求,而“报道说”则更注重于时效性:“新近发生的”、“新近变动”。那么这种变化与媒介的变迁是否也有联系呢?我们对报纸媒介与广播、电视媒介进行比对发现,就时效性来讲后者是优于前者的,报纸作为新闻传播载体与广播、电视相比,时效性显得相对局限。报纸的发行通常是每日一刊或每周一两刊,而且周期性相对稳定。这种特定的新闻生产与模式直接决定了片面强调“时效性”确无太大意义。相比之下,广播、电视则有明显的不同,这两种媒介的出现使得“无周期、不间断”的传播成为可能,必要时可以与新闻事件同步,做到现场直播。在这种可能下,“报道说”所强调的“实效性”才变得顺理成章。

提到“信息说”我们不可避免的要谈到信息论的引进。信息论是一门用数理统计方法来研究信息的量度、传递和变化规律的科学。它是1948年美国科学家克劳德・申农在题为《通讯的数学理论》的论文中提出的。60年代是信息论的一个消化、理解的时期。到了70年代以后,由于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人们日渐的认识到信息的重要性,信息理念已经广泛渗透到各个学科领域,推动其它学科的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中国新闻学定义引进这一概念在80年代,90年代之后日臻成熟,这一时期也正直计算机、网络普及的初期。网络作为又一新兴媒介的出现打破了以往媒介所固有的传播模式,真正实现了互动传播。与前两个时期的定义相比“信息说”最大的特点是我看不到传受本位关的对立,而导致这种中立传受观最本质的原因是网络时代这种互动传播模式的变化。也正因为如此,“信息说”成为学界广泛认可的学说。我们似乎给新闻的定义找到一个迄今为止比较合适的“属”,而这不仅仅归功于信息论的引入,新媒介的产生和普及无疑是推动这一过程的最直接的因素,至少我们从传播模式上看到了这种契合。

综上,笔者认为,正是媒介的变迁导致了信息传播模式的变化,进而推动了新闻定义的演进。

【参考文献】

[1]徐宝璜:《新闻学》,1919年版,第7页。

[2]范长江:《记者工作随想》,1961年版《新闻战线》,1979年第一期。

[3]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1943年9月1日版,第188页。

[4]王中:《新闻论》,1981年5月版,复旦大学《新闻大学》第一期。

第6篇：信息时代的定义范文

信息技术的产生与发展是信息伦理产生与演进的历史逻辑。信息技术产生之前，亦即前信息技术时代，学界一般从新闻传播学维度对信息及信息伦理学进行理解和界定。新闻传播学把信息与新闻连用，认为“新闻是信息的一种，是指新近发生的为公众所关注的具有新闻价值的那部分信息”，并认为新闻传播方法与信息获取、加工、处理、传递而实现的有目的、运动的信息方法并无二致。所以，从新闻传播学维度看，信息伦理学就是研究新闻信息传播活动者应遵循的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及其形成规律的学科，它是介于新闻传播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一门边缘学科。

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技术诞生，人类步入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时代，亦即现代信息技术时代。信息伦理学也正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而产生的一门应用伦理学。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出现及其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日益广泛的应用，信息管理学界、情报学界、哲学界和伦理学界等开始注意到与之相关的伦理问题，思考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的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这是信息伦理学的第一阶段即计算机伦理学。学界大多把计算机伦理学看作是职业伦理学的一个分支或表现形式。戴博拉•约翰逊在《计算机伦理学》中指出：“计算机伦理学旨在帮助学生和计算机专业人员更好地理解他们的职业，作出更恰当的道德选择，总之，是能使他们采取更恰当的职业态度。”他还强调计算机伦理学讨论的问题应当与道德规范相联系，以便指导实践。韦克特和爱德尼在《计算机与信息伦理学》一书中指出人们面对计算机应用与信息处理的特定场所和情境，必须要有正确的职业态度，对自己的行为作出恰当的道德选择，他们倡言：“一个真正的计算机职业人员，不仅应当是自我领域的专家，而且也应当使自己的工作适应人类文明的一般规则，具有这方面的道德自律能力与渴望。”学界还指出计算机伦理学应注重研究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引起的现实道德问题，这些问题涉及计算机软件与硬件的设计、信息技术产品的销售、服务和应用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信息技术发展到网络时代，也就是计算机技术与通讯技术等融合的时代。信息伦理学发展到第二阶段即网络伦理学阶段。学界对信息伦理学的理解和界定又进入新的阶段。李伦认为，网络伦理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网络伦理学是以研究计算机网络中的伦理问题为己任；广义网络伦理学则不仅研究计算机网络中的伦理问题，也研究计算机网络引起的社会伦理问题。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网络伦理学是研究计算机网络中的伦理问题以及计算机网络引起的社会伦理问题的一门应用伦理学学科”。另有学者认为，“网络伦理学就是研究对于电子信息网络活动的道德引导以及调节网络工作者相互之间、网络共同体与社会之间诸种关系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总和学科。”史云峰认为，“网络伦理是探讨人与网络之间的关系，以及在网络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进入21世纪后，信息伦理学“扬弃”了计算机伦理学和网络伦理学而达到全新阶段。吕耀怀认为，“信息伦理学是研究涉及信息开发、信息传播、信息管理和利用等方面的伦理要求、伦理准则、伦理规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的伦理关系的学科。”沙忠勇认为，“信息伦理学就是研究信息活动中以善恶为标准，依靠人们内心信念和特殊社会手段维系的，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信息关系的原则、心理意识和行为活动总和的学科。”谢先江和王华英认为，“研究规范人类信息行为的信息伦理观的学科被称为信息伦理学。”学者们对信息伦理学的初步界定为信息伦理学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促进了信息伦理学的发展。但从上述信息伦理学的界定中可以发现，学者们多强调信息规范和信息活动中的伦理问题，虽然有与信息伦理学相契合的地方，但并没有完整把握信息伦理学的内涵。首先，把信息伦理学解读为“研究信息活动专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显然有失偏颇，以职业伦理的一个狭小层面来解读伦理学本身，有以偏概全之嫌；其次，把信息伦理学界定为“研究信息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的学问”同样没有揭示出信息伦理学的真正内涵。信息伦理学不只是研究信息活动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还有更多的基础理论研究，而且以这种方式解读应用伦理学容易公式化，并因此而消解应用伦理学本身，如传媒伦理学就是研究传媒活动领域的伦理道德问题等；再次，把信息伦理学解读为“研究信息活动者应该遵循的伦理道德规范及原则的学问”也有失偏颇，就信息伦理学的本质而言，它更多的是指对一种高远价值的追求，信息活动的伦理或道德规范只不过是对这种价值追求的工具和手段而已。

2信息伦理学界定的理论进路

要恰当地对信息伦理学进行界定，必须对伦理的特性及信息伦理学的理论进路有深入了解。首先，伦理的特性。西方的“伦理”（ethics）源于希腊文“ethos”原意指居留地、住所，后来意义演绎为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个人的品性、气质。西方伦理文化认为，伦理学以研究人类行为的善恶价值与目的，而人类行为的善恶价值既以外在的风俗、习惯为依据，又受个人的品性、气质的影响。也就是说，人类行为的善恶价值主观表现是内在的品性、气质，客观表现是外在的风俗、习惯。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伦，从人，仑声，辈也”，意指“人伦”；“理”本义为“治玉”，意指“事物内部物理、秩序”。伦理二字合用，原指事物之伦类条理，用于人则指为人之理，意含“为人之道，教人致善”。所以，从辞源上看，中西方的“伦理”都有人伦规范和人之品性等方面内容。传统的德性论认为，伦理学的任务是指导人们如何依据至善要求而规范行为。也就是说，伦理学的任务在于规定人生至善以及达于这种至善的方式或手段。包尔生就认为伦理学具有双重职能，一是决定人生目的或至善，二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或手段，并且前者比后者要来得重要些。近代伦理学的终极至善观念逐渐消退，行为的原则性和规范性得以突出，规范伦理学得以发展。现代社会里，由于价值多元化以及人们对这种价值多元化的道德认同，伦理学已经逐渐被解读为促进社会成员理性地自我指导或决定的一种社会规范体系。也就是说，现代伦理学不再把至善的终极关怀作为重点，而更多的是关注达到这种至善的方式或手段，即行为的原则和规范。这就使伦理学作为一种价值学的整体内涵被割裂，而成为单纯研究人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学说。当代伦理学的研究趋势是人们试图找回曾经存在的，为人们一致认同并共同执守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终极善，克服现代伦理学的单面性而重返古典美德伦理传统。麦金太尔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代表。所以，信息伦理学的理解和界定不能仅局限于信息活动的伦理原则和规范，还必须基于对一种普遍的、终极的善的认同，探讨人类信息活动所具有的普遍意义的善和价值。其次，信息伦理学理解和界定的理论进路。

理解和界定信息伦理学的理论进路一般可从元伦理学、规范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进行探究。元伦理学的“元”就是基础的、原初的意思。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就是物理学之后，即形而上学的意思。元伦理学首先研究的是关于伦理学的基本术语或概念的道德语言分析，确证其基本意义。如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正义与非正义等。其次，是关于道德判断的确证。元伦理学的根本问题是道德判断或价值判断，亦即道德推理或价值推理的逻辑，也就是人们对“道德的价值”或“应该”的认识。元伦理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价值”或“应该”的来源及其确证，即“价值”或“应该”与“事实”或“是”的关系问题，其根本对象和目的是解决“应该如何”与“事实如何”的关系问题，通过对“应该如何与事实如何”的关系探究而达成对“应该”或“道德”的确证。弗兰克纳认为元伦理学具体研究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伦理学术语。如“正当”、“不正当”、“善”、“恶”等的意义或定义是什么，也就是说，使用了以上或类似术语的那些判断的本性、意义或功能是什么？运用这样的术语和判断的规则是什么？二是此类术语的道德用法与非道德用法以及道德判断与其他规范的区别如何？与“非道德”相对照的“道德”的意义是什么？三是有关术语或概念如“行为”“、良心”“、自由意志”“、意图”“、许诺”、“动机”、“责任”等的分析或意义是什么？四是伦理的和价值的判断能够被证明、合理化或显示其正确性吗？如果能够，那究竟是怎样的和在什么意义上的？当前信息伦理学研究缺少元伦理学的“元”元素，缺少对信息活动中“善”与“恶”、“公正”与“不公正”等元伦理探讨，这需要以普遍的伦理价值体系为指向来建构信息伦理学的价值体系。

规范伦理学不再回答“善”、“恶”“、正当”“、不正当”等的定义及推理标准，而是提出论证“善”、“恶”、“正当”、“不正当”等的实质性标准。也就是说，规范伦理学以道德、规范、行为为研究中心，研究制定行为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作为一种价值尺度，道德行为的普遍原则和规范要与人们普遍追求的终极善或价值相一致。规范伦理学要在信息社会或信息活动领域中，根据人们普遍的价值追求或终极善，分析信息活动应该遵循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并论证其道德价值的合理性或合法性。从规范伦理学维度看，当前信息伦理学研究存在一个预设的前提，即人们的信息活动应该是道德的，但这一预设前提及其合理性人们却很少去探究。所以，研究信息伦理学的大多学者集中于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制定，而忽视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体系的合法性及现实合理性的研究，缺少元伦理学的“元”的成分。应用伦理学是元伦理学理论和规范伦理学体系在实际道德生活中的运用。作为一种实践探究，伦理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元”价值的探究和对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体系的理论确证之上，还必须探讨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实现问题即现实性问题。彼彻姆认为，应用伦理学就是用规范方法，即站在一定的道德立场上对道德信仰或道德哲学的研究。也就是说，应用伦理学是一般规范伦理学所提出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具体领域的道德问题中的应用。彼得•辛格也指出，应用伦理学就是把规范伦理学理论应用于实际的道德问题。当前信息伦理学的应用研究代表首推美国经验实证主义。这种实证主义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从功能主义、行为主义等出发考察信息活动领域中的道德问题。这种应用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信息伦理学的这种实证研究还存在很大的问题。如许多研究者在进行实证调查与研究时，首先有意无意地预设现在的信息活动管理和运行机制是公正的、合理的，问题是如何让这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效进行下去，确保信息活动有序进行，而没有对这种信息活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本身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提出质疑。事实上信息伦理学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恰恰就在于对信息活动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进行探究，寻求解决信息中的道德问题的出路。

3信息伦理学的界定

第7篇：信息时代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信息化发展 电化教育 现代化教育

一、 电化教育及现代化教育概述

电化教育是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通过对现代计算机等现代教学模式和方法的运用，将教学信息更好地进行传递，同时，对这一过程进行设计、管理、研究与现代教学手段相结合的一种教育模式。

现代化教育的主要特点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主要教育内容是现代科学技术，服务于现代化的发展，最终发展成为顺应时代，符合国际趋势的教育。不管是现在发展的需要，或是未来的社会发展，现代化教育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是传统教育无法企及的。

二、电化教育的诞生

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出现了电化教育这个词。电化教育这个名词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35年，江苏镇江民众教育馆将该馆的大会堂定名为“电化教学讲映场”。1936年，我国全国电化教育馆馆长在与教育界人士讨论在当时推行的电影、播音教育的定义时，提出并确立了“电化教育”这个名词，电化教育正式出现在我国教育领域。但电化教育这个名词的正式使用，是在同年，教育部委托金陵大学举办电化教育人员训练班。电化教育这个名词被逐渐引用、传播，成为我国的专有名词。最初，电化教育这一名词，是根据当时国外视听教育这一名词提出的，而此时，利用幻灯、电影和广播进行的教育传播模式出现了，电化教育这一名词一直沿用至20世纪90年代。

由于特殊的诞生背景及当时特定的发展环境，电化教育被定义为：运用现代教育媒体，例如投影、幻灯、影像、广播、电影、电视等现代信息技术，传递教育信息，以实现教育最优化。电化教育的这个定义，是由原始的定义演化发展而来的，是电化教育的新定义。新定义与原有定义的区别在于不同的文字表述。电化教育新定义是对我国电化教育理论研究及实践发展的经验总结，以及对未来电化教育的展望。

三、大中专电化教育对学校现代化教育的作用

1.大中专电化教育是学校教育现代化的标志

学校教育现代化包括学校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手段、教学环境和教学资源、教学管理等方面的现代化，电化教育是与先进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的教育形式，由此可知大中专电化教育的出发点和目标是学校教育现代化，在现实情况中，由于学校渴望通过电化教育实现学校教育现代化，电化教育是学校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通过电化教育，学生可以直观接触到现代化的教育形式，真实体会现代化教育思想以及教学内容。

2. 学校教学现代化随着大中专电化教育的发展而发展

现今信息化快速发展，电化教育是信息电子技术发展的产物。信息化及电子技术的发展，对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电化教育的内容、形式等因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也有区别。

3.大中专电化教育是学校现代化教育的必由之路

学校现代化教育的实现，必须通过电化教育。电化教育是信息化及电子技术发展下的一种新型教育形式，学校若想实现教育现代化，需要这种新型教育形式的参与，因此，大中专电化教育是学校现代化教育的必经之路。

4.大中专电化教育的中心是推进学校教育现代化

近年来，信息化、电子科技、多媒体成为热门话题，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信息化及电子科技的发展对教育会产生一定的化学反应，这是现代化教育的发展起始，从另一方向来说，电化教育是对教育现代化的推进。

5.大中专电化教育为学校现代化教育提供新的教学形式

电化教育的实质是教学方法与现阶段计算机技术相结合产生的新型教育形式，是学校现代化教育的依托，为学校教育现代化提供了更多、更新的教学形式。

参考文献：

[1]赵淑英.浅谈电化教育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赤峰学院学报，2006（5）

[2]陈子燕.电化教育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2（2）

第8篇：信息时代的定义范文

1980年代中期，詹姆逊的北大演讲给国人普及了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而随后的译介陆陆续续引入了一大批探讨后现代主义的资料，也引发了迄今为止仍然繁盛的相关讨论。不管在如何理解这一术语上还有多少争议、分歧，它早已在学术界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景象，根深叶茂、深入人心。确如斯各特·拉什所言，“后”当然意味着发生在现代主义之后，但他将这视为一种刺眼的缺陷就显得有些莫名其妙了—“后”不仅是时间上的接续，还暗含着意见或思想的反观。后现代主义也不只是强调与现代主义的断裂，因为它本身就是在后者之中孕育而成，尽管有许多重大的原则不同，但同时也有一些藕断丝连的纠葛。贬抑他者是为了凸显自我，拉什对后现代主义、晚期资本主义、风险社会等术语的不满基于对信息社会的钟爱与自诩。在他看来，信息社会足以把社会的原理本身说出来，而那些术语只说跟在什么东西之后。问题是，如果不和之前的非信息社会相互参照，不跟在非信息社会之后，信息社会的特质又从何而来呢？拉什对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个不满是断言它大体上是在说失序、碎片化、非理性，而信息却同时讨论了理性、秩序与非理性、失序并指出后者是前者的无心之果。让人纳闷的是，信息概念的发现难道后现代主义真没看到？人们会记得，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明明深入探讨过理性是如何把疯癫定义为非理性的：疯狂绝不是一种单纯的自然现象，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等类似的非理性的历史。福柯激烈地批判现性话语，以现今的后见之明来看，非理性其实是有意的、人为的生产，但如果回到时代的脉络里，它不也是理性自我标榜因而“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吗？第三个不满依然很弱，拉什说文丘里之类的建筑师往往以“矛盾”与“复杂”来理解后现代主义，而信息则从“统一”的原则出发。还不仅是建筑，整个后现代主义文化都充满矛盾的复杂性，这样理解才会真正切合社会与世界的现状，毕竟后现代主义不是一种横空出世的事物，它不可能将过往一笔勾销，而是在前现代、现代的基础上突围。这还只是纸上谈兵，如果回到具体的语境，它们三者的关系就更是剪不断理还乱，就更不是舍弃这个选择那个那么简单。譬如，中国目前就处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交错杂糅之中，如何保留它们有价值的一面而扬弃不利的一面就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否则，它们的坏处迅速融合发酵，带来的后果更为可怕。因此，复杂性与矛盾性应是分析社会问题时孜孜以求的才对，用一个统一的原则或视野恰恰会遮蔽掉其中的多样性，把问题简单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蒂才会抱怨说自己实在不想再使用后现代主义，因为它也有被同质化的倾向；不过，这也暗示出后现代主义阵营内在的多元维度。总之，诚如波斯特所言：“一个历史阶段的强行推出意味着的，可能不是从一种存在状态过渡到另一状态，而是意味着一种复杂化，意味着将一种结构与另一种结构加以迭合，意味着对同一社会空间中的不同原则进行增值处理或多重处理。阶段或时期并非彼此相继而是相互含盖，并非彼此置换而是相互补充，并非按顺序发生而是同时存在。”[1]信息社会也不例外。以上的辩驳显示，拉什开场为信息社会优于后现代主义等分析范畴挥出的三板斧乱砍一气，然而，这丝毫也不意味着他下文所谈就全无价值。

拉什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在信息时代来临之后传统的批判理论——德国式的与法国式的——将会遭遇怎样的变化，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还能否进行，信息批判的意义又是什么。围绕这一核心，拉什的讨论分做三个部分：其一，信息，包括信息社会的特征，科技的生活形式给权力、团结带来的影响，信息社会或传媒社会产品的性质等；其二，重审传统批判理论，挑战了勒维纳斯的“怀疑论”、德里达的“延异”观念，发展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其三，信息批判，涉及信息社会的双重性——最高度理性化的生产竟然带来了最不理性的流通与分配，全球信息秩序形成的科技文化如何构成，信息秩序诱发的表达消融或崩解、新的权力格局、新的批判形式。应该说，这一条理清晰、逻辑分明的框架涵盖了很多有重要意义的议题，敏锐地抓住了时代变化的动向并试图考察新形势下的传统理论资源，有意思的是，拉什的所得实际上与他不太看得上的后现代主义路径殊途同归。具体而言，他认为信息与叙事、论说、制度等社会文化范畴不同，前者拥有“流动”“拔根”“空间压缩”“时间压缩”“实时关系”等主要性质。与此密切相关的是，蔓延全球的信息秩序自然会消解一切先验或超验的事物，“信息批判相较起来是更立基于运动、立基于流徙而非混血（因为前者必然蕴含着运动）的。它是一种极端化的流徙，它没有固定的终点，而是伴随着偶然、意外以及反认同与再认同的余地往前冲。它是一套关于运动、偶然性、流动、脱离与接合、客体和主体、通信的后殖民主义。它既是一套信息秩序同时也是一场信息的失序：失序、再建秩序与再失序的一场无止境的辨证”[2]。拉什的这个判断显然是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如果说福柯、巴特、德里达、罗蒂等后现论家大都是从语言链条上能指与所指的龃龉、永久滑动得到启示从而跃进反本质大营的话，那么，拉什则从信息科技切入并带着鲜明的实证主义色彩加入了上述队伍。拉什还提醒人们，信息促使国家制造业社会转向一种全球性的信息文化，它有如下三个基本原则：从国家到全球，制造业逻辑让位于信息逻辑——无论是产品、生产工具还是生产过程都具有愈来愈高的信息性，社会的事物被文化的事物所取代。这些都清楚地显示出拉什《信息批判》这本著作的位置及意义所在。不过，拉什喜爱的信息化逻辑也导出了好几个略显夸张的结论。

众所周知，一旦使用“上层建筑”这个词，我们实际上就默认了它与“经济基础”的二分法，也同时默认了马克思主义对两者特征的系列概括。而随着经济的信息化、文化化，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转换的情形时有发生，甚至出现两者融为一体的状况，譬如当今在世界各地红火开展的文化产业。尽管这多少动摇了马克思的经典二分，但拉什断言上层建筑由此而“土崩瓦解”就显然说过头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上层建筑有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两大类，前者又分为政治与法律制度、军队、警察、法庭、监狱、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器和政治组织，后者又分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哲学、宗教、艺术、道德等。它们怎么就一下子都玩完了？信息化如此巨大的能量令人怀疑。至少应该先具体考量信息化对上层建筑的各个细部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影响，“技术革新中最关键的不仅是这种效率的增加，而是身份构建方式以及文化中更广泛而全面的变化”[3]，然后再下定论也不迟。既然是探究新形势下批评理论的未来，拉什就应该记得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处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时所唱的媒介哀歌——电台甚至被等同于法西斯主义，技术无往而不胜，文化与主体则被不经意地撇在一边。至于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都是集体自我投射的结果，它们都会被不断重组、修订，但长期的积聚使它不会一夜之间就全部报废。遗憾地是，拉什没能避开技术决定论的陷阱。在拉什看来，无论是德国的辩证法论者还是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怀疑论者都预设了一个先验或超验的思想界域，都停留于意识形态批判的层面上，这也使它非常适于国家制造业时代的建构性二元论。而这些都被全球性的信息化摧毁、取代，一切都被扫入内在的一般平面之中。这无异于说意识形态已经终结，重弹了贝尔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老调，另一相似的说法是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莫斯可指出：“最重要的问题在于，没有考虑到自由民主的理念与权力集中的商业巨头对世界政治经济日益增长的控制之间存在着潜在的深刻冲突。重要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决策都是由全球性的公司网络来做出的，其中许多公司在财富和权力方面让世界上多数国家相形见绌。这样一个世界损害了自由主义的自由和民主中所包含的平等参与。”[4]不应误解的是，拉什注意到了信息化对权力与不平等的刷新：权力规训的性质少了许多而变成了一个知识产权问题，权力的核心是排除而非剥削。拉什的着眼点是信息化时代与制造业时代生产方式的差异，前者的设计工作在核心的发达地区，而生产工作被转移至劳动力较为廉价的不发达地区，这种信息化带来了极大的排除效应。然而，排除为剥削铺平了道路，其最终目标还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以为排除是信息社会中权力的核心还止于表面。就以拉什所举的全球性生产为例，据说乔布斯曾为iphone的屏幕轻易就被划伤而大发雷霆，要求在六周之内让它变得完美，苹果的高管带着新屏幕在午夜抵达深圳，之后就是工厂的领班在夜里紧急集合了八千名工人，每人发了一杯茶和一些点心，在半小时之内全部就位，十二小时一个轮班开始为iphone换玻璃屏幕，这项流程一直持续九十六个小时，总产量达四万台之多。友邦光顾着对这个“中国奇迹”赞叹不已，而对其中隐藏的更大获利/剥削则闭口不言。毋庸讳言，即便这样来理解权力也无法掩饰其狭隘性，因为它把权力仅仅设定为占据有利地位者对身居不利地位者的压榨，而忽视了后者也有质疑、抗衡以至于翻转的可能。换言之，权力是多重复杂交错的关系网络，是多种相互作用的力量簇。另外，在政治、法律制度等层面上，权力的规训不见得就能少了多少，它不过是变了一种花样来重新施展那种能力罢了。

第9篇：信息时代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信息技术；信息时代；确定性；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2）12－0075－05

在人类社会因信息技术革命所导致的信息爆炸与高速流动引发的社会文化裂变而震撼的时候，人们首先感受到的就是无处不在的“比特”带来的“E托邦”冲动。媒体则更是首当其冲。因而，当人们自视自己已经进入信息与技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信息时代”时，其率先进入的恐怕是由信息技术直接导引出的“媒介时代”。那么，这样一个时代有怎样的特点，其对社会文化的当下与未来有怎样的确定性、又有什么样不确定性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为信息技术作文化价值定位时不能不予以正面回答的传播学命题。

一、信息技术与观念变革

信息技术是人类理性的结晶，现实世界是一个理性世界，它们都是人类思维着的头脑用理性思维建构的。而理性的内核是哲思，以及由此发展开来的哲学。所以，当哲学被古希腊人称作智慧（或智思）之学的时候，信息与技术的含义也就包含其中了，虽然这里的“智慧（智思）之学”还不是一个能够完整表达哲学底蕴的定义，但是它却比较简捷地让人们接近了哲学的本质一一反思，并且间接地揭示了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思想。同时，也牵涉到本文要讨论的问题，即思想观念与信息技术的关系问题。

黑格尔曾经指出：“哲学的认识方式只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实后面的反复思考”。在这里，黑格尔作为一个实在论者给我们指示了哲学之所以成为哲学的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其一是“事实”；其二是“反思”。“事实”在哪里？在于“事物之实在”的现象信息，所以，有无“事实”信息，面对多少这样的信息，如何获得和解读这些现象信息背后隐藏的实在的意义就成为反思之所以为反思、哲学之所以为哲学的前提。

在古希腊，哲人们用观察和经验的信息为自然哲学之思开了先河，进而发展出西方古典哲学的原子论与理念论、中世纪的唯名论与唯实论，再到近代哲学的经验论与唯理论，最后到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其所作的都是人们的宇宙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反思。而这样的反思所以会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层次上展开，固然是始于哲人们强烈的问题意识、惊讶与探索的追问心态，以及从宇宙中寻找人类存在的最高意义的终极人文关怀，还由于人们观察与经验的手段与范畴得益于出于同样的惊讶与探索而脱离了哲学母体、独立于世的自然科学所取得的长足进步。这一进步的丰富成果不但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提供了古代哲人无法想象的“事实”信息，使现代哲学的反思得以以一种新的哲学方式，即信息的方式进行。如果说，传统的反思方式受到传统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局限，主要靠哲人的沉思来进行，其反思结果是抽象的追问的话，那么信息的反思方式则是因为有了现代的信息生产与传播方式的革命，而转变为信息化的系统对话。

对于这一转变，哲学家们同样表现出一贯的“惊讶”。在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潮习惯于总体上是分析性的、还原论的，即侧重于从物质实体的纵深上作机械式的穷根究底的追问和切分，偏重于经验归纳和一级高于一级的抽象。这样的哲学思维指向性明确，但是由于其忽略实在的关系特征及其整体性。因而其哲学之思便摆脱不了自设的孤立或独立不变性，缺乏整体性观照。

在东方，中国传统哲学则持“天人合一”的整体宇宙观，认为主客统一，秉持整体性的直观考察，多用类推逻辑，偏重于事物的定性分析而少用定量分析，是一种对宇宙万物当下的整体直觉感悟，执著于直观想象和逻辑思维，追求善和圆满的人生。这一思维定势持中宽和，包容强，但是缺乏哲思上的开拓、创新精神和实证研究的态度。量子力学的创立动摇了牛顿经典力学对哲学反思的机械分割式追问的影响，信息论、系统论以及复杂科学的兴起，则揭开了信息与技术的面纱，推动了西方哲学由分析思维到整体论的转向，也为中国传统哲学乃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变革打开了新的通道。哲人们在惊讶之后发现，恩格斯早就指出过：“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列宁也曾指出，自然科学正在曲折地、自发地“走向唯一正确的方法和唯一正确的自然科学的哲学。”他还说“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马克思更从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上，精辟地绘制出了自然科学终将以一种新的形式回归人文，与哲学指向同一的图景。信息技术革命担起了科学与哲学指向同一和形成新的自然科学哲学的桥梁，开创了“信息即负熵的科学技术新时代，为人们进入与传统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有显著差异的信息经济、信息社会奠定了信息基础，为东西方哲学摆脱信息时代的到来所引发的哲学危机提供了可能。但是一种观念体制（包括哲学）的转换，要面对改变其原有体系和结构带来的种种风险。首先，人们要面对一个“以信息的名义主导的时代”，而非以其他名义主导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信息概念最集中地体现着……时代精神”。这也是这个时代的突出特点，而“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信息化的哲学反思就应该是这样的“非常不同的内容”，并以此成为“自己时代的精华”。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所以信息时代的观念变革将引发一段相当长时间的主导性理论思维的摇摆，甚至空白，导致哲学反思从方式到内容的困惑、茫然，甚至是颠覆，西方非理性思潮在二十世纪的此伏彼起即是例证。

万学之祖的哲学如此，政治经济学、法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亦如此，信息时代的观念变革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这是它的确定性，也是它的不确定性之所在。它再一次提示我们，在这一时刻重温苏格拉底所推崇的德尔菲神庙门楣上的那句铭文：“认识你自己”。可是我们在一个信息哲学呼之欲出的时代，该如何解读信息技术与我们观念变革之间的关系？我们又如何去体察这其中种种不确定性给人类社会诸种观念形态的变革所指示的方向？这恐怕将是我们的一切科学研究都不能不加以追问的人文主题。

二、信息技术与社会变革

观念变革与社会变革是一对孪生兄弟。哲学形态的变革在最高的观念形态上凝结着社会每个变化层次，或者说每个文化领域的变革。在这里，推动这些变革的信息技术革命中的“信息技术”并不是仅指人们日常所狭指的媒介技术，而是一个十分宽泛的领域，它包括从信息认识、处理、创造和传播乃至与此相关联的所有科学技术领域，涵盖微电子技术及其相关产品及于信息处理方式的革命；空间技术、多媒体技术、信息网络技术及于信息传播方式的革命；生物工程技术及于生物遗传和生物结构的信息处理方式的革命；纳米技术及于一般物质之原子、分子层次上信息密码的破译与重现方式的革命：虚拟技术及于信息环境构建方式的革命。此外，还有新能源、新材料、海洋工程等方面的技术变革在对上述领域研究的革命性支撑，以及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成果所开辟出来的新领域。所以，一场由上述信息技术革命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又被称为信息革命，名至实归。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社会全面信息化已非一般意义上的“进化”，而是从认识方式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全面变革。

试以社会传播为例。作为信息的传授行为，传播是信息得以和物质与能量一起构成世界的三大要素的运动形式。简言之，“传播”=“信息”的运动；“信息”=“传播的材料”。因此，传播与信息技术的关联度不言自明。在传统的研究视角中，一般归于社会传播类的人际传播、组织（团体）传播、大众传播被公认为传播学的三大支柱。特别是其中的大众传播，由于其传播者是职业化的传播机构，其所运用的是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可以将信息在瞬间传遍全球，就更为人们所关注。原因有四：其一是大众传播面对的是不特定的社会多数成员，对受众有舆论导向的“把关人”一一“意见领袖”的作用，影响巨大：其二是所有权人，无论是政府、社会组织或个人都有投资创办的利益之所在，新闻独立受限；其三是媒介的商业化经营与大众娱乐需求相交集导致的媒介娱乐化，即“媒介暴力”；其四是阶级革命的思想成果最为集中地体现在大众传播的发生与发展中，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无视其对社会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也正因为如此，在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大众传播的社会角色形象一再被人们重新描绘，功过杂陈，争议不休。而与这种争议相伴始终的既有其相应的时代背景之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又有信息传播技术的形态变迁，而首先是从信息复制技术的演进开始的。

众所周知，最初的人类社会信息复制始于文字与纸张的结合，亦即印刷术的发明。这一旷世功劳虽生于中国，却扬于西方。问题的节点：一是中国汉字识读与活字制作的繁难，使书籍出版者偏于用雕版；二是国家意志层面尊崇一术的出版需求适用雕版。而西方的字母语言却极适合活字排印。因而戈登堡得到由中国经朝鲜传布到西方的金属活字，并用于手动印刷机之后，即拉开了人类社会大众传播的序幕，也为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准备了最初的一击。正是由于这一击直指封建统治者的文化垄断，打开的是一道封建社会文化壁垒的缝隙，因此，其一旦与革命运动相结合，就会让中世纪的神学蒙昧于一夜之间轰然崩解。由此，我们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信息技术革命与社会变革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种互动累积了数百年后，在获得适应的发行渠道和足够的读者群后，便于1833年成为第一张大众化的报纸《太阳报》。书籍、报纸、杂志在这前后成为社会文化传承和思想流播的主要载体。择其著者既有潘恩的《常识》之于美国的独立战争，也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之于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还有大众便士报之于法国大革命和英国的“光荣革命”，所以，整个十九世纪，活字印刷信息技术的进步使纸媒成为那个时代的传播特征。

至十九世纪末，这一局面被声像技术的崛起而改变。首先是电影，紧接着是于二十世纪初商业化运用的声音广播，再接着是电视，多种电子复制技术使信息时代以超乎人们想象的速度扑面而来，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已无可更改。特别是电视信息传播技术的应用，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大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以其强大的视听冲击力推动着各种形态的文化交流与碰撞，缩短了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时空距离，加速了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其传播结果有正，亦有负。正面的如前述，负面的则如批评者所揭示的其对社会的控制以及在这种控制中形成的文化霸权与媒介暴力。这在信息技术发达而又主张新闻自由和人权天赋的西方尤为突出。在这里，“新闻媒介只是一种工具而不是一种独立行事机构”，即“操纵经济命脉和政治命脉的私人盈利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所期待的“公共空间”或者是信息与思想的自由市场并不存在。先进的信息技术并不能缩短大众与统治阶层的距离，反而会促进媒介的更加巨大化和垄断化，成为垄断媒介傲慢、自私、偏狭、低俗，乃至侵犯公众权益的工具。因而，所谓的“第四权力”，不过是资产阶级国家意志和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信息统治权。此外，现代媒介技术的信息刺激力也使受应习惯于长期暴露在大众传媒的信息笼罩中，易引发思维惰性和思维平板化、生活虚拟化。

与上述大众传播和社会变革的关系交叉在一起的是二十世纪下半叶飞速发展的网络信息传播技术造成的互联网传播魔岛。所以这样称呼它，是因为它既为传统分类中的大众传播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又让大众传播出现了分众化、小众化，甚至是个人化的可能；它既与传统大众媒介以相互渗透、兼容、融合的方式作一体化发展，又以电脑为核心，实现着“电脑加传播”（C+C）的个性化传播。而最为特别的是这种媒介形式无限地扩张了人们此前并不归入传播学研究领域的“非社会传播”，亦即“自我传播”。至为关键的是受众个人面对网上虚拟世界时的纯粹自我对话、自我交流。这里的传者即受者，受者即传者，由此实现了高度主动的自我传播，并且越来越多地占据着网民的网上时空建构，其对网民个人，乃至网络社会的网络公民的影响已不止是个性化信息自主选择、自主创造、自主传授这么简单。对这一全新的信息技术应用的长远传播后果，以及对其与大众传播的相互影响与渗透的机制与效果的判定，也很难在短期内见到确切的答案。

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传统意义的“非社会”的“自我传播”已因之而改变，这一改变就是其为大众传播与自我传播之间建立了难以分割的关系。因而，其在一定意义上，信息技术的变革已经使“自我传播”有了“社会传播”的意义，而且比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传播机制更为复杂，所以，其应进入传播学的研究视阈应当是肯定的。因为这其中所包涵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可能比我们一直以来所认为的社会化的大众化传播更为复杂，也更难把握。

三、信息技术与文化变革

信息技术的变革何以会对观念的变更、社会的变革产生有如上述的影响，其原因当然是异常复杂的，很难从某一个学科视角给以全面准确的回答。但是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信息技术是经由信息传播起作用的。前文已从传播学的角度给传播作了一个定义，我们不妨转换一个角度，从文化学及传播与文化变革的关系上进一步体察信息技术及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确定性与不确定的意义。

何为文化？历来众说纷纭，总的说来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中国学者一般认为：“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最为典型的特征是人为性和群体性。它是人造物，本质是人对自然的人化，是人类为自身的目的，在群体活动中创造的，为群体享有，并通过群体传播与继承。在这里，传播的意义己非一般意义上的信息传授活动，而是具有人类社会特定指向的文化活动，是“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融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类本质体现出文化的普同性，又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独特生命在特定群体中新陈相因、代代相传，并随着时空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异。同样的道理，文化在传播中形成特定的功能，构成复杂的系统。该系统中诸种要素相互间既有联系，相互支持又相互制约，结成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行为文化和信息文化。其中，信息文化即是“人类用来创造、保存、积累和传播文化的媒介”。信息与传播使人类的生物性与文化性实现互补。这样的“实现”既受制于外部环境又因传播而不断改造着外部环境，通过生产、生活实践的巨大创造力使人之为人获得更为有利的生态环境。语言、文字乃至各种复杂的信息符号等技术系统由此创生并反过来作用人的文化进程，丰富着人类的文化思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精神及价值体系，即文化类型、文化模式和文化传统，并反映或导引着人类社会的文化变迁。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信息技术系统对人类文化变迁的意义。

然而，在传统的文化观念中，人们对语言、文字、传播媒介等信息技术文化系统的文化价值及意义的认识却多有偏颇。人们长时间忽略了是信息技术文化使事物以符号的形式进入人类的文化世界，对符号文化的文化记录、传播与创造功能视而不见，不懂得信息技术文化还具有民族文化载体的功能，体现着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是人类社会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界，并从原始到文明，不断地积累和飞跃的原动力。在西方，卢梭视技术是对原始人性的背离；在我国，除儒学之外，其他学问在几千年里都被视为“左道旁门”，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技艺更被鄙夷地称之为“雕虫小技”。可是卢梭们不知道技术本来是人的本质构成，是人的人文理想一一自由的最为基本的载体。

自由是人的存在方式，是人的本质的时间性展开。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人的本性就在于它没有本性”，即“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的人性”，“人是一种未完成的存在，一直处在流动变化之中，……它的本质的构成是……‘无它’，即它是自己创造自己”。语言、文字等符号系统是技术与文化最基本的关联，与之相关的是时间概念与实践原则一一计算与计算意识。将两者联系起来，并使人的存在更具人的本质意义的则是信息技术。因此，信息技术的变革必然会导致人的观念变革、社会变革和文化变革。

这样的影响当然是两方面的，因为“人的本质是人通过技术自己构成的”，“技术就是入的（无）本质”，则技术必有两面性：一方面是技术“把自由潜能带向现实”，“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有什么样的技术，就有什么样的自由”。另一方面，“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必然会遮蔽和遗忘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单一化”因而有学者认为：“技术既是去蔽又是遮蔽，既成就时间又遗忘时间，既使记忆成为可能又导致记忆丧失。……既是主体彰显自我的力量的象征，也是自我毁灭的力量。这就是技术根深蒂固的二元性。”

信息技术作为人类技术本质中最为核心，也最为突出的组成部分，与高度发达的科学从表面到深层的渗透，既发挥了推动人类社会文化进步的巨大功用，引发一波又一波的文化变迁，同时，也愈来愈显明地展现着人的异化、技术的异化，体现着技术“根深蒂固的二元性”。而这种二元性最为鲜明的表征就是人通过网络技术在现实与虚拟世界中徘徊以及对虚拟世界的心灵皈依。与此相比，“快餐文化”、“微博革命”固然倏忽而起，多米诺效应明显，但是其对于人性的本质变迁，却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总之，信息技术与传播的密不可分，以及其与发现与发明、文化的丧失与涵化的相互渗透与相互作用成为文化变迁的基本途径，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它的变革是文化变革的一部分，又是文化变革的基本动因，既是旧的文化特质放弃或消解的过程，又是新的文化特质习得或创生的过程，是“时运交移、质文代变”的因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