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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传播的定义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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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传播的定义

第1篇:新媒体传播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新媒体定义;概念;形式逻辑。

如今,互联网已经被公认为继电视、广播、纸质媒体之后的“第四媒体”,手机媒体也被冠以“第五媒体”的称号。这些不断涌现的新媒体不仅改变了大众传播中的传者和受者之间的关系,颠覆了大众媒体传统的传播模式和内容生产方式,而且给人类传播活动及生存方式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和影响,同时也给学术理论界带来了全新的课题。“新媒体”一词越来越多的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也成为传播学理论研究的最前沿的研究对象。伴随着新媒体系统化研究规模的展开,针对“什么是新媒体?”、“新媒体定义的依据是什么?”、“究竟哪些新兴媒体应该归属于新媒体范畴?”等基础理论的探讨,越来越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概念的定义都有它的内涵和外延。所谓内涵,就是思想的内容,可定义为“构成一概念元素之总和”或“特征的和”。概念的外延,或称指谓,是指一概念所能应用的范围,可定义为“一概念所能代表的个体和集体的总和”或“对象的和”。①从新媒体一词诞生以来,对于“什么是新媒体”在国内外的研究中有种种解释。很多学者专家、研究人员都从不同角度对“新媒体”下了不同的定义,对新媒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也提出了自己的界定,可以说是各执一词。www.133229.coM这使得新媒体的归属性和发展方向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学术争议。早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对新媒体做过这样的定义:新媒体就是网络媒体。还有类似的诸如“新媒体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网络为载体进行信息传播的媒介”等等。尽管这些概念已被广泛传播,但迄今为止尚无某种定义被广为认同。鉴于此,本文在列举了种种定义观点并进行分析比较之后,根据形式逻辑原理,从媒体的属性和要素等方面对“新媒体”做出全新的定义,以求抛砖引玉,丰富和完善新媒体的理论建设,促进新媒体实践发展。

一、新媒体定义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新媒体”一词最早见于1967年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ntsc电视制式的发明者p. goldmark发表的一份关于开发evr(电子录像)商品的计划书。后来, 1969年,美国传播政策总统特别委员会主席e. rostow在向尼克松总统提交的报告书中也多处提到“新媒体”这一概念。②由此“新媒体”一词开始在美国社会上流行,并在不久以后影响了全世界。

随着新媒体产业的迅猛发展,近几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传播与媒体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新媒体的现状与趋势、发展与创新,整个学术界对于新媒体的探索与争论也在持续升温。然而纵观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有关新媒体的很多基本问题都尚未得到解决。比如“新媒体”的权威定义的提出、适用范围的确定、具体研究对象的划分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定位等等。一个准确权威的定义的提出不仅可以建立理论研究领域中系统性、全面性的基础,也可以为该理论领域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解除最基本的定义分歧。笔者认为,新媒体研究混乱局面的始作俑者就是悬而未决的新媒体定义纷争,分众楼宇电视称自己“新媒体”;手机短信称自己“新媒体”;早已出现的都市类、财经类、时尚类、it类等纸质媒体也纷纷改头换面,把自己扮成所谓的“新媒体”……鉴于这种混乱的持续和加剧,及时准确地定义出当今的新媒体,为新媒体的涵盖范围作以界定便成了当务之急,以为它直接影响着学术界今后对新媒体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探索。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w. schramm)曾经预言: “人类传播的基本性质不会改变,但传播本身的社会体系,很可能同我们已经知道的各个传播时期大不相同。”③诸多新兴媒体的产生对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已经逐步显露出来。新媒体在占据大众心智资源上自成一派,在政府管理监督与宣传、社会经济参与、企业公关营销与品牌宣传等方面都表现出无可复制的优势,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无孔不入,用户数量也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据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介绍,近几年来中国读者传统图书阅读率呈下降趋势,而电子书和网络出版物的阅读率却大幅上升。调查数据表明,国民图书阅读率2005年比1999年下降了11.7%。然而网上阅读率迅速增长,从1999年到2005年7年间增长了7.5倍,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07%;④据2008年中国互联网络调查(cnnic)显示,我国已经有2.1亿网民,成为世界上的互联网使用大国;⑤手机用户也已达5.75亿之众(2008年3月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我国电话用户发展情况统计)占全国人口的约44.2%。⑥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新媒体正在被大众普遍认可并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学习交流习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新媒体”定义的研究不仅是学术界对新兴事物的好奇,也不仅是新媒体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对于规范形势模糊、规则紊乱的传媒市场具有很必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国内外新媒体定义的分析

目前,关于新媒体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但有一定影响而被普遍传播的主要是以下观点。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⑦这一观点一语道破新媒体的本质特征,见解独到深刻,但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概念的定义,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句口号。首先,该“定义”的核心概念“传播”并不是“新媒体”的所属类而更像是一个动词,应解为“人类社会的信息流动过程和信息系统的运行”。 形式逻辑学对定义的要求首先必须满足被定义项与定义项之间的所指对等,本质定义提出的前提是被定义项的所属类的确定,因此“传播”一词不具备定义“新媒体”这个名词的资格;其次,“所有人对所有人”概念不够清晰,过于笼统泛泛,不能准确界定新媒体本质特征,这只是其众多特质中比较显著的一面,不足以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彻底分离出来。

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媒体分析师vin crosbie定义的新媒体,“就是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的内容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融会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⑧他指明了新媒体的传播模式——既包括人际媒体的“一对一”和大众媒体的“一对多”的传播模式,还包括特质层面上的“多对多”的模式。这与《连线》杂志“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的表述异曲同工,但显然要具体明确得多。可以说,在此之前,没有人对新媒体做出更加全面准确的定义。但仔细分析vin crosbie的说法,在有关“个性化传播”方面表述稍显冗余,定义尚需提炼。而且对于新媒体的传播渠道、信息表现形式、传播范围等区别于传统媒体的重要特质还是没有明确的涉及与界定。

对于“新媒体”的定义,国内学者也是各执己见、百家争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岳颂东提出:“新媒体是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的介质。” ⑨他的发言侧重于为新媒体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希望该定义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不被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所淘汰,所以提出“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的说辞。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尝试没有实际意义,正如很多学者讨论过的那样,“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任何人都无力掌控它今后的定义走向和效力范围。况且,定义揭示的是事物的本质,其中不应出现带有模糊时间概念的限定词,诸如“当代”、“今天”、“未来”等。另外,“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更像是“媒体”的定义,并没有界定出新媒体有别于传统媒体的特性。而且,“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说法过于笼统模糊,所有传播活动都期望对受众产生预期的效应。显然仅用“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这一特征无法准确描述新媒体的概念。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在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指出,“今天的新媒体主要是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⑩ 熊教授的定义基本上已经概括了“新媒体”概念的内容,观点清晰明确,但不符合形式逻辑学思想里本质定义的呈现形式。定义中“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范围过大,现在很多传统媒体都利用了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应用并没有使传统媒体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从而不能被定义为新媒体,例如电子杂志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它只是通过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改变了纸质杂志上的信息的存储形式,传播内容、模式和目标受众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用词晦涩难懂,不易理解;“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外延太广,这将各种户外音视频播放设备(如led广告牌)也囊括在“新媒体”的范围内,笔者认为此观点尚需完善。

三、新媒体概念的定义方法与新媒体的定义

概念清楚明确是思想正确的先决条件,概念模糊浮泛则是探求真理的阻碍。现在,对新媒体概念之内涵与外延的说法稍显混乱,但也不能仅因标准不同、观点不一等问题,把传统的类别和属差轻易忽略,形式逻辑学中定义本身需要这种层层剥离的过程。换句话说,对新媒体定义的研究离不开缜密的思辨性,“以偏概全”只能让我们在新媒体的研究道路上越走越迷远。康德的“批判哲学”将世界分割为“感性界”、“知性界”和“理性界”,并提出了“感性——>知性——>理性”的事物认知过程。在已有的针对新媒体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我们要使“新媒体”的概念明确全面,应该从大众普遍的感性认知出发,培养自身在学术研究中理应具备的知性认识,进而将这种认识升华为对理性的深入探索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近些年新媒体的定义常是以推理论证的方式给出,在给出关于新媒体定义一般性要素以后,接着证明推断出有关新媒体分类的种种假设,最后被分离出来的若干似是而非的类别成了新媒体确定性的划分。这样的定义方式在新媒体研究领域俯拾皆是。由于普遍的新媒体论是由从具体形态的根据中推论出来的一套并不完善的系统,根据的本身又是来源于假设,因而其总是处于不断的争论与分歧中失去了根基,这种利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建立的体系在聚集了极端的可能性(不同的角度)后,已远离了新媒体本身是什么的问题,而事实上新媒体本身的问题却又是这些理论的进步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新媒体理论应该回到新媒体本身,只有确定了新媒体的本质定义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完成扩建,新媒体今后的研究才具有根基和支柱。本文对新媒体的定义正是回归本体的体现。

在纷乱的现代思维中,存在四种这样的基本形态:形而上,逻辑实证,结构主义,存在历史。而后三者都是对形而上的反判,三者又存在争执,逻辑实证否定本质和原则,结构主义在否定本质时却又坚持原则,存在历史肯定本质反对技术逻辑,而我们要做的是在坚持某些必要的定义原则基础上运用形式逻辑学原理探求“新媒体”的本质定义。“本质定义乃是用基本特征去解释事物本身的句子。它只包含事物的本质要素,也就是说,严格的本质定义必须是类加上种差两个要素合成的。” 所以在为“新媒体”下定义之前,本文主要从类和种差两个要素对新媒体进行界定。

“类是一个普遍概念,存在于多个不同种的对象上,表现出主体的和其他同类物体所共同具有的部分本质。”美国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分析师vin crosbie在他的文章《what is “new media”?》提到,大众媒体的特征为:完全相同的内容到达所有接受者;内容发送者对内容有绝对的控制权。笔者同意这一观点,因此新媒体显然不属于大众媒体。但从新媒体的传播影响力出发,新媒体的传播无疑是一种大众传播,由此,在类概念上只能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视为两个平等的研究对象,它们共属“传播介质类”。

对于本质定义中的另一要素——种差,它是一普遍概念,表现出主体的部分本质,此部分本质为主体和其他同类异种之差异者。‘种差’加上‘类’就结合构成齐全本质的‘种’,这里的“种”也就是本质定义的定义产物。

首先,传统的大众媒体由于各种技术的限制,基本上都是区域性的传播。而随着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人为管理因素的限制,在新媒体的平台上,所发布的每个内容理论上都是面对全球所有的使用者的。就传播者而言,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这使得大众传播的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延展。传统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博弈场,无论如何受众在其中都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纸媒体的交互性还停留在读者热线、读编往来阶段,虽然以借助电子版本,但始终属于辅助手段,电视媒体交互性只表现在专题节目中,也就是说,传统媒体归根到底是一种少数人对大众的传播载体。新媒体提供的一种可能是,任何使用者都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布信息、言论等各种内容进行地位对等的交流,通过与其他参与者的互动发出更多的声音,这种“全民diy”式的信息与思想的传播是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彻底颠覆,使新媒体内容传播模式呈现多根网状,原创性日益增强。同时,这种交互是实时性的,参与各方都能够立即得到反馈信息,彻底打破了大众传播时代文化与传播精英对传播主体的把控。由于实现了个人成为传播主体的大众梦想,新媒体传播的内容所涉及的人类生活的广度、对各类问题所讨论的深度以及传播形式的多样性都是空前的。实际上,新媒体已经涉及和全面展现了人类现有的所有文化形态,并针对不同个体实施个性化的精确传播,这种个性化的范围完全可以缩小到单个个体,使得“个人化精准传受”一词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分众时代新媒体的代名词。另外,传播技术发展到今天,由于传播载体发生了改变,信息的传播形态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依托于数字技术作为新媒体的共同特征,成为现代传播方式与传统传播方式更合适的区分词,“数字化”的字眼在新媒体定义中不可或缺。最后,新的传播技术在传播形态上产生的最大的变化就是能够在新的媒体平台上把传统媒体的各种信息表现形式复合起来。在已有的大众媒体中,按照传播形态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而网络和数字技术所能提供的可能性是主要的传播载体如网络、数字电视、手机等都既能进行文字的传播,同时又能进行视频和声音的传播,并且还能把文字、视频、声音存储下来,为受众提供闲暇时的信息消费。新媒体是多种传播形式复合的媒体,大众媒体界限分明的媒体类型区分在新媒体阶段将不再具有意义,“复合信息”将在新媒体研究领域备受关注。

综合以上特质,笔者将新媒体定义为:新媒体是所有人向大众实时交互地传递个性化数字复合信息的传播介质。

事实上,由新媒体革命推动的不仅是传媒产业的突飞猛进,更是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发展。它是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的产物,又是全球化浪潮强大的造势引擎。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全球正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网状传播整体。新媒体的互动性和个性化精准传播等特点更适合现代人的生活和消费观念,“全民diy”既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颠覆,同时也是新媒体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自新媒体引起人们瞩目至今,国内外对于“新媒体”定义的研究百花竞放、争奇斗妍,本文对其的定义也只是一家之言,笔者期待各位学术同道的评论和高见,并希望这篇文字能为学术界对新媒体的探讨有所裨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服务大众的层面上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应该看到,在不久的将来,整个世界将因为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和与传统媒体的互利共赢而愈发丰富多彩。

注释

邬昆如:《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蒋宏、徐剑:《新媒体导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

《后互联网时代的大众传播事业》,http://blog.soufun.com/13171620/2054279/articledetail.htm

《中国人网上阅读率年均增长107%》, /2007-04/12/content_9772578.htm

《我国网民人数达2.1亿》, http://finance.jrj.com.cn/news/2008-01-17/000003192711.html

《2008年1-3月我国电话用户发展情况》,/showdt.asp?sid=336158

胡昱晖:《新媒体的泡沫经济?》,《广告人》,2007(12)

郑治:《新媒体是什么?》,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1 eeecd0100085r.html

第2篇:新媒体传播的定义范文

[摘要]在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具有无限性、随意性的特点,这在一种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效果。在新媒体环境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当利用新媒体传播手段,实现传播的亲民化;加强人才培养,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构建多元化的舆论传播阵地,整合有效资源,形成宣传合力;加大新媒体监管力度,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制度保障。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媒体;传播亲民化;制度保障

目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方式正朝着全方位、多元化方向发展。党的十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1]一种理论是否能够被大众接受,实现大众化,不仅取决于理论本身对大众的吸引力,还取决于理论如何被传播。[2]互联网、智能手机、数字电视等新媒体的出现使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形式不断丰富,但新媒体传播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大众的多样性,也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了巨大挑战。怎样把握新媒体的优势并更好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这是目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利用新媒体传播手段,实现传播的亲民化

所谓大众化,强调的是“众”,也就是广大基层人民群众。“大众”的思维方式、文化水平、政治观念等都存在着很大差异,而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与普及,这种差异变得越来越大。[3]在这种背景下,创新传播手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方式。同样的内容,采取的传播手段不同,所产生的效果也会不同。只有创新传播手段,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广大民众的实际生活和工作联系到一起,才能被民众接纳,并深入其内心;反之,若是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来推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传播手段上缺乏创新,容易导致理论宣传无法被民众接受而最终流于形式的后果。创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手段,应当结合新媒体时代的特点,从多个方面入手。首先,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应当结合现代化的信息传播工具。当今时代,手机、互联网已经高度普及,这些高度现代化的信息传播工具具有覆盖范围广、传播速度快、双向互动的特点。可以将理论宣传与新媒体技术结合起来,使理论普及生动化、形象化、生活化,将党的理论与政务政策通过手机推送、网络推动等渠道及时准确地传播给广大群众,从而获得群众的认同。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利用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介。在宣传上,广播电视系统具有立体、通俗、说服力强的独特优势。近年来,不少电视政论片都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如《百年潮•中国梦》《复兴之路》等。这些政论片将艺术元素与先进的理论内涵融为一体,一经播出,受众人数达千万乃至上亿,这为我们推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最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要借助图书、报刊等传统纸质媒体的力量。

编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读物,内容要具体通俗,直面群众,做到不落俗套,让读者能够读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在接受与理解上要比其他社会信息难得多。再加上以往在推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大部分的传播主体都会用严肃的话语去普及相关知识,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距离感,这种说教式的话语使得大多数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望而却步,甚至产生排斥心理,从而阻碍了其大众化进程。既然要推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要让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广大人民所接受,创建马克思主义大众话语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亲民化。所谓大众话语体系,指的是能被广大人民群众理解并乐于接受的话语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将晦涩难懂的理论用通俗化的语言进行表达,把官方话语转变为“老百姓听得懂的话”,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真正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近年来,不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基层官员,都开始意识到话语风格的改变对理论传播的重要性,而这种趋势在的影响下变得越来越明显。擅长运用口语化、接地气的大白话和群众语言,使理论阐述深入浅出。[4]他讲经济发展要依赖先进技术而非追求总量,用“体重大不等于壮,有时是虚胖”来比喻;他讲国家发展,用“鞋子合不合适,自己穿了才知道”来形容。这些生动自然、极具口语化的表达远比那些被反复“打磨”后的官腔更易让群众接受,更能引发群众共鸣。

二加强人才培养,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重视宣传队伍人才选拔

推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关键在于人,理论普及宣传队伍是否稳定、专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众化工作进程。因此,宣传队伍的人才选拔显得尤为重要。在新媒体环境下,宣传人才不仅要是优秀的传统媒体工作者,同时必须是能够熟练操作新媒体的技术型人才。宣传队伍人才的选拔,应当严格按照选拔标准和程序进行。首先,选拔的对象应当德才兼备,既要有超高的政治敏锐度,又要有过硬的新媒体专业能力;[5]既要具备较高的理论知识水平,又要具备优良的道德品质;既要能被广大人民群众信任,又要能引导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化、常态化发展。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队伍的人才选拔应当是全方位、多领域的,要积极鼓励不同年龄、不同学科的优秀人才投身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事业中去。最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队伍的人才选拔工作可以采取公开选聘、竞争上岗的方式,这能够提升宣传队伍内部的竞争意识,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

(二)加强宣传队伍的全方面培养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需要一大批既具备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又能够熟练掌握数字信息专业技术的人才。在新媒体环境下,尤其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传播队伍的全方面培养,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事业提供人才保障。对人才队伍的全方面培养可以分3步走:一是要明确传播队伍的培养方向。要对新媒体工作者加强道德教育,使其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并树立毫不动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二是要优化人才培训机制。在对宣传人才队伍的培养过程中,因人而异,有针对性、分层次地进行人才培养。三是要培养宣传人才队伍的创新素质。曾指出,只有创新才能引领发展。四是要促进宣传人才队伍的终身学习。只有终身学习,才能够跟上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步伐,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三)培养马克思主义的新媒体先锋人物

新媒体先锋人物的培养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和带头作用。首先,先锋人物是“宣传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与创新不能仅靠大众的自我教育,先锋人物应当以通俗化的方式为人民群众解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次,先锋人物是“信息搜集者”。他们通过收集和反馈人民群众在理论学习中的真实需求,能够有效提升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理论普及的针对性与实效性。最后,先锋人物是“实践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仅要实现理论普及,更要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对接。先锋人物往往能以坚定的信念,将他们对理论的理解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现实矛盾。

三构建多元化传播阵地,整合有效资源,形成宣传合力

(一)建立多方舆论宣传阵地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建立旗帜鲜明的多元舆论宣传阵地,结合政府、高校等各方力量,共同引领思想意识潮流。新媒体时代,政府网站、移动应用平台等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与政府互动的平台,同时也开拓了多条收集大众信息的渠道。通过政府网站以及各类手机应用软件,用户能够随时随地获取政府服务,从而提高对政府的认同感和信任度。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政府应当始终将理论与群众的生活紧密联系,直面社会当前的热点问题,树立诚实守信的公众形象,加大政务公开力度,不断提升社会公信力与正面影响力,进而充分发挥其舆论宣传作用。其次,建立高校马克思主义舆论宣传阵地。在高校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明确高校党委的责任,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课程进教材,通过充分应用丰富的新媒体宣传形式和科学化的教学手段,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落到实处。

(二)整合有效资源,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在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大阻碍在于信息资源分配不均衡。在一些欠发达地区,由于信息资源匮乏,马克思主义理论很难实现大范围的有效传播,这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整体进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当正视这一问题,以创新共享为理念指导,整合有效资源,积极创建共享信息资源数据库。首先,在资源数据的生产过程中,应当转变观念,积极创新,力求使信息被大众接受,从根源上提高信息数据的可流通性。其次,在资源数据的配置过程中,应当充分发掘各个地区的独特优势,促进信息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尽可能减少区域间的资源配置差异。最后,应当大力创建共享资源数据库,通过资源数据在不同区域的共享互通,使欠发达区域的民众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

(三)优化政务新媒体,发挥政府传播的主导性作用

目前,各种媒介平台层出不穷,其中不乏覆盖面广、深受用户喜爱的新媒体平台,如微博、微信等。在此背景下,各种政务新媒体也应运而生。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当优化整合这些政务新媒体,消除同质化,优选并充分发挥媒介平台的传播特色,使其发挥不同的功能,并最终形成合力。[6]其一,开通政务官方微博。政务微博是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交流互动的平台,通过政务官方微博这个移动窗口,可以实现政务信息的放射性传播,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效、透明的公共服务。通过开通政务官方微博,能够有效引导新闻舆论,促进政务公开,提升民众的参政意识,进而有效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发展。其二,借助微信平台开通政务公众号。现阶段,我国政务公众号已经开始大范围使用。相比传统媒介平台,政务公众号具有社交化的特点。通过政务公众号,可以有效进行舆情监测,及时收集民众对社会和生活的切实需求,引导政务机构进行改革,从而更好地为民众提供服务。整合马克思主义政务新媒体,可以一种更具吸引力的形式有效实现政务信息传播,使政府在政务公开的过程中始终占据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导地位,进而有效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进程。

四加大新媒体监管力度,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制度保障

(一)加强新媒体自律建设

加强新媒体自律建设是新媒体环境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步骤与前提条件。只有做好新媒体自律建设,才能够保证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阵地的纯洁性与有效性。首先,党和政府的公众媒体平台必须加强自身纪律建设,政务媒体工作人员要做到廉洁自律,始终秉持党性原则办事,自觉接受群众的批评与监督,为党和政府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充分发挥其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表率与主导作用。其次,各大新媒体平台应当树立自律意识,提高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恪守职业道德底线。媒体平台应当加强正面教育,传播正能量,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动过滤并肃清其他不良信息,促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最后,公众尤其是新媒体用户要强化自身修养,做到正确辨别信息。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具有无限性和随意性的特点,新媒体用户作为信息的接收者,应当不断提高自身正确辨别信息的能力,主动弘扬与传播社会正能量,使人人都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者。

(二)完善新媒体相关法律法规

完善新媒体相关法律法规是新媒体环境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制度保障。在做好新媒体自律的基础上,通过完善法律制度,尽可能规避新媒体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而言,完善新媒体相关法规要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首先,完善新媒体相关法规要以维护社会稳定为原则,对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传播言论进行量化处理,对应当确定为违法犯罪的行为加以明文规定,并明确相应的惩罚措施。其次,完善新媒体相关法规要从宪法层面开展工作,对利用新媒体传播、反国家、等信息的相关行为,要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为违法行为,并以宪法为依据,对其进行相应的惩罚。最后,要从法律层面大力打击新媒体中的造假、造谣行为,对于传播不法言论的行为要依法加大惩罚力度,肃清充斥在新媒体环境中的不良信息,确保在绿色和谐的新媒体环境下顺利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建设。[7]

(三)健全新媒体行政监管手段

一切规章制度的执行,都需要有相应的监督管理手段。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其质量和水平都需要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来保证。[8]因此,要想顺利实现新媒体环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健全新媒体行政监管手段。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来说,健全新媒体行政监管手段起码应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要体现对党和政府媒体平台的监管,各个政务媒体应当建立相应的媒体监管机制,促进政务信息的公开,以有效的政务媒体监管来提升政务媒体平台的公信力,确保政务新媒体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作为传播主体的权威性;另一方面要体现对新媒体平台的舆情监管,针对层出不穷的新媒体平台,各个管理部门要落实监管制度的执行,加大对各个媒介平台的信息监管力度,科学整合各方的责权配置,通过联动监管、跨地域监管等方式,及时发现各个媒介平台可能影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展的不利因素,并针对相关问题,利用政务媒体引导舆论,充分发挥政府在舆情监管中的主导作用。

参考文献:

[1]《十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编写组.十报告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35-40.

[2]陈锦宣.新媒体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影响[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9(6):99-103.

[3]吕治国.略论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9):40-43.

[4]文秀.讲话的语言风格及特点[N].学习时报,2013-12-09(03).

[5]季海菊.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硏充[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3.

[6]刘向军,谭林.新媒体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策略[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8(3):289-293.

[7]黎欢.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问题与对策研究[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15(6):1-3.

第3篇:新媒体传播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自媒体;新闻专业主义;构建;反思

中图分类号:G21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1-0148-01

自媒体的出现是社会更加公开、全民的重要产物,相较传统传媒机构化、组织化特征,自媒体更加重视传播者的主动性及传播内容的自主性与个性化。网络作为自媒体的重要载体,在信息传播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网民在自媒体平台可主动创造及拉取信息,从而转变“产消合一者”为传播主体者,自媒体的传播对于推进媒体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然而自媒体亦对新闻专业主义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对自媒体新闻专业主义进行反思有着重要意义。

一、自媒体时代新闻专业主义理论

新闻专业主义理论框架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几点:1.新闻自由是新闻专业主义的重点,新闻专业主义推崇新闻自由,主要源于自由至上主义。新闻专业主义在强调新闻自由与表达自由的同时,亦注重对公民基本隐私权的保护。2.中立性与客观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主要特征,记者在报道时,必须公正客观的进行陈述,而不能过分强调自身偏向与观点,这是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主张。3.社会责任是新闻专业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为避免新闻媒体及记者在新闻报道中失实,践踏他人正当权益及自由,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社会责任论逐渐诞生,媒体作为面向社会公众的信息产物,必须担任起一定的社会责任。

二、自媒体信息传播特点

随着社会技术及网络的发展,网络已经成为公民传播信息的重要平台,网络具有门槛低、受众群体多等优势,目前网络自媒体形式较多,微博、网络论坛、博客、视频播客等使的新闻传播呈现出新的特点:

(一)信息传播者与受众者的变化

相较传统大众媒体,受众改变了传统有目标的被引导且被动的设想,受众掌握着主动权,能够将自身需要满足点与媒介选择联系起来,从而恢复了信息传播者与受众者之间平等关系。自媒体网民,由对信息的主动解读到新闻信息的主动创造使受众地位彻底颠覆。大众媒体与受众者之间的关系变为双重交流演变,人们在信息的接受中主动将信息释放出来,同时主动参与进信息的创造中,受众的角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产消合一,成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混合。

(二)信息传播方式的转变

信息的传播经历了由党派报纸、商业化报纸、广播、电视等发展,至现在大规模大众传媒集团,二次售卖理论已经成为传媒集团的经济圆圈。随着网络技术与移动通讯的推广使用,受众者组间成为信息传播的参与者。互联网为全球对话提供了广泛的全球对话,人们分享与发现新知识的平台更加广泛,而现代媒介囊括了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等传播方式,民众均可对全世界看法及意见表达自己看法,因此自媒体信息传播方式逐渐由“教堂传播”转向“集市传播”。

(三)信息传播控制方式的转变

大众传播媒介信息主要依赖于两个基础:信息需要经济成本与传播媒介资源的稀缺,而随着网络等现代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成本降低,而信息资源更加开放与广泛,个人即可实现信息。自媒体信息主要由普通民众产生,更加注重协作、对话及平等。

三、自媒体时代新闻专业主义反思

新闻专业主义需要与时俱进,适应社会与受众的需要,自媒体的发展使新闻专业受到一定的影响,因此如何寻找新的出路成为新闻专业需要注意的问题:1.新闻报道要务是什么?相较传统媒体时代的“争先恐后”“抢先发稿”,自媒体时代新闻可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遍世界,因此媒体传播时间对受众无明显意义,人们更加重视新闻的深入性及准确性问题,因此在新闻报道中,媒介需要坚持正确价值观,深入挖掘新闻事实与深层涵义。2.自媒体使得受众者可单独传播信息,对记者的存在造成一定的威胁,然而从理论上说,网络平台只是为民众提供了信息渠道与技术平台,而民众并非均可胜任记者职业,复合型、全能型及思想型记者仍有着重要性。3.自媒体对新闻客观性与公正性造成一定的冲击,相较传统新闻,自媒体信息者更多的掺杂个人情绪,对民众的认知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因此使新闻的客观性及公正性受到一定的影响,而个别人别有用心的使用自媒体这个渠道对他人合法利益造成一定损害。因此在新闻传播中,媒介要坚持客观性与中立性,同时相关管理部门需要建立管理部门进行规范。而如何防治新闻被滥用也成为新闻专业主义需要思考的问题。

四、结束语

自媒体是网络及新闻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对传统媒介造成一定的冲击,然而,新闻专业主义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新闻工作者要用于面对挑战,秉承职业道德的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自己,从而促进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胡泳.众声喧哗[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第4篇:新媒体传播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走廊理论 传播者 媒介 讯息 受众

走廊理论是古典实用主义奠基者詹姆斯用来概括实用主义实质的一种比喻。它主张实用主义只是一种方法论,也只是一种态度,它只关注结论、后果,主张理论只是一种工具,所有的理论讨论、不切实际的争论都是没有意义的,不存在永恒的真理,没有固定不变的原则、观念、概念、体系,它是一种开放体系,不排除任何理论。新闻传播作为一种依靠具体事实、一定媒介进行传播的过程,它的特征与实用主义的特征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同时,走廊理论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具有指导新闻传播学的作用。

实用主义的产生

实用主义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发源于美国“形而上学”俱乐部,20世纪初在西方国家广泛流行,三四十年代衰落,70年代又再次兴起,现在是美国思想流派中不可忽视的一种流派,实用主义的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古典西方哲学中贝克莱、休谟和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对实用主义发生直接影响的是孔德的实证主义、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叔本华的意志主义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代表人物主要有查理・皮尔斯、威廉・詹姆斯、约翰・杜威、理查德・罗蒂、希拉里・普特南、尼埃尔・奎因、唐纳德・戴维森等。在中国,胡适师从杜威学习实用主义,他将实用主义的方法运用到倡导、促进文学改良运动和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中,对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起到了很大作用。

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和走廊理论

实用主义的定义。实用主义是个人的哲学、经验的哲学、行动的哲学、利益追求的哲学、利益高于一切、宇宙不存在其他原动力。实用主义还人的行动以正义,还个人经验、行动、利益追求以正义。反对理性主义指向高空,它指向大地,是生活的哲学。

走廊理论。实用主义只是一种方法论,也只是一种态度,它只关注结论、后果,主张理论只是一条工具。“实用主义在我们的各种理论中就像旅馆里的一条走廊。许多房间的门都和它通着。在一间房里,你会看见一个人在写一本无神论著作;在隔壁的一间房里,另外一个人在跪着祈求信仰与力量;第三间房里,一个化学家在考察物体的特征;在第四间房里,有人在思索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体系;在第五间房里,有人在证明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但是那条走廊是属于他们大家的,如果他们要找进出个人房间的可行的通道的话,那就非经过那条走廊不可。”①

实用主义的根本是:具体性和事实性。它认为所有的理论讨论、不切实际的争论都是没有意义的。

走廊理论的折衷性和实用性。实用主义是一种折衷哲学,它把哲学划分成两大类别: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因此,在现实生活中,理性主义的高贵、简单化的理论原则不利于解决现实问题,而理性主义在精神上可以给人以一种引导和鼓励,所以一个人既可以是理性主义的,也可以是经验主义的,而这种结合就是实用主义的。

走廊理论与新闻传播学

从走廊理论的定义可以看出,走廊理论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兼容性、实用性、功能强大性。

走廊理论的兼容性与新闻传播学。所谓兼容性,即走廊理论认为,实用主义是一条走廊,这条走廊可以承载不同的理论。实用主义是理论的调和者,是中间人,“实用主义就是把各种理论说活了”②。它是一个没有任何偏见的哲学,没有什么教条能阻碍它,它也没有什么教条式的严格标准,是温和的哲学,它容纳任何假设、哲学。这种兼容的精神就像是大众媒介一样,大众媒介就是一个承载复杂多变讯息和舆论的载体。

大众传播,就是专业化的媒介组织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一般大众为对象而进行的大规模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传播必需的要素是:传播者、受传者、讯息、媒介、反馈。”③新闻传播作为传播的一种,它所具备的要素也是以上五种。

在大众传播中,“传播者是从事信息生产和传播的专业媒介组织,这些媒介组织包括报社、出版社、广播台、电视台以及大量发行行为目的的各种音乐、音响制作公司”④。新闻传播作为大众传播的一种,其担负的功能有“报道新闻、引导舆论、传播知识、提供娱乐、刊播广告”⑤。

在新闻传播发展的历史上,新的传播手段不断地突破旧的传播手段,新闻媒体很快地采用了各种先进的传播手段,使新闻传播的传播者组织不断地发展壮大。比如说,近年来新媒体的不断产生,传统媒体充分发挥了兼容并收的特性,把新旧媒体不断地进行融合、创新,使得报社、电视台、广播台与网络传媒有了结合。许多记者、主持人、编辑开通的博客、微博,利用这些新的媒介载体来报道新闻、传递信息、传播知识。

在传播内容上,内容的不断丰富、受众定位的细分化等方式几乎使媒体覆盖了人类的全部生活。如新闻内容可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环保、娱乐、生活等方面,新闻媒体提出的“受众至上”理念使新闻媒体的服务触角正在向着各个角落延伸。

作为新闻传播要素之一的受众,有传媒接近权,“即一般社会成员利用传播媒介阐述主张、发表言论以及开展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的权利”⑥,“传媒接近权的核心内容是要求传媒必须向受众开放”⑦。因此,受众可以通过新闻媒体表达自己的各种言论、想法,新闻媒体在满足受众各种想法方面也体现出很强的兼容性。

走廊理论的实用性与新闻传播学。所谓实用性,即只要有利于所达到的目标的方法,就可以采用。“实用主义只是一种方法。”⑧只要是对个人实用的理论,有利于达到目的的理论,都可以拿来用。

“实用主义的方法,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不是什么前提、原则、范畴、假定;而只看结论,在结论上着眼,看的是后果、成效,也就是事实。这就是实用主义的方法,全部的方法!”⑨

因此,在新闻传播的过程中,可以利用走廊理论对待事实的方法,不用被既有的原则、范畴、概念所束缚。

这种实用性方法尤其体现在传播者处理日常新闻事实的过程中。对于记者的采访来讲,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得到事实的真相,记者需要新闻源,新闻源往往存在于日常的生活中,因此记者需要尽量地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要成为社会活动家。“要善于同人打交道,交朋友,使他们乐于跟你谈心交朋友,说真话。要使同你接近谈话的人感到你是平易近人的,是诚实可靠、能够信赖的人。”⑩在媒介技术应用上,新闻媒体要利用“受众本位”思想,把受众的喜好放在首位,同时与科技的发展接轨,比如,由于DV和相机的普及以及“读图时代”的到来,许多报纸媒体增多了图片的刊载报道,许多电视媒体则更注重与受众的沟通,如有的电视节目环节设置了播放受众DV录像,以更加接近受众生活。

由于媒体也是一个组织,而且现在中国的许多媒体都开始向商业化的轨道运营,因此,新闻媒体的管理就是一个企业或者是组织的管理,在管理手段上,新闻媒体也要学习不断变化的组织管理方法。比如可以运用组织管理学中的管理理论来管理媒介组织。如重视统一指挥、尊重权威、纪律分明、奖惩明确的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的古典管理理论,重视组织中人际关系的人际关系、人性需求的人际关系学派的组织管理理论,强调系统、员工民主参与、多维度多层次传播的系统学派组织管理理论。对于不同性质、不同功能、不同结构的新闻媒体组织,应该采取不同学派的管理方法来管理媒体。

走廊理论的功能强大性与新闻传播学。所谓走廊理论的第三个特征功能强大性,指实用主义的具有指导不断变化的现实的巨大作用。因为走廊理论把所有的理论都用活了,詹姆斯主张利用所有的理论来为现实生活服务,而现实生活是不断发展的,各种具体事实也是不断发展的,各种理论也处在不断的发展中,因此,走廊理论主张“变”,“只要实在指的是可经验的实在,那么实在和人们所得到的关于实在的真理,永远是在变化的过程中――这种变化也许是趋向于某种确定的目标――但总是在变化”???。所以人类可以利用不断发展的新的理论、新的经验来不断地满足人类的需求,所以实用主义被称为“真理的理论”???。

正如新闻传播所面对的对象一样,每天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但是构成新闻媒体的各种因素可以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用最有效、最合理的方式来达到所设的目标。新闻媒体现在发挥的功能越来越强大,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为人类构建虚拟世界的各种电子产品、IT技术。新闻传播的媒介正在把世界组建成一个网,所有的人都生存在这个虚拟的网络中,李普曼所预言的“拟态环境”正在逼近每一个人的生活。

不断追求新闻真实性的新闻媒体面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时,走廊理论的功能强大性原则指出:只有不断地行动起来、不断地关注生活的变化、不断地接受各种新的事物、不断地进行探索,发现新闻背后的新闻,发现事实的真相。

詹姆斯实用主义的走廊理论是一个实用的哲学,强调结果、目的。但是它并不是一种没有限制的哲学,否则它就会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在詹姆斯看来,宗教和理性主义可以给人们提供一个理想的秩序。詹姆斯认为:“悲剧只是临时性的、局部的,终极的遇难与理解不是绝对的最后的事,还有希望。”???詹姆斯强调的是道德的重要性,而且他始终强调人类各种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追求永恒的主题:真、善、美。而对应新闻传播学来说,媒体要为公众引导积极的舆论氛围,在报道中要注重人本主义等原则。

因此,在新闻传播的活动中,除了要遵守社会的特定制度外,同时必须遵守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准则。道德的约束虽然是无形的,但是它的力量是强大的,遵守新闻职业者的道德准则是新闻传播从业者利用走廊理论的前提条件。

注释:

①②⑧⑨?????????威廉・詹姆斯[美]著,燕晓冬编译:《实用主义》,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第59页,第37页,第40页,第161页,第40页,第78页。

③④⑥⑦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第111页,第179页,第179页。

⑤何梓华主编,成美副主编:《新闻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115页。

⑩丁法章:《新闻评论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参考文献:

1.杨希希:《浅析胡适的实用主义思想》,《安徽农学通报》,2007(13)。

第5篇:新媒体传播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融合媒介;生态链;新闻传播教育

自20世纪末以来,信息技术突飞猛进,驱动媒介产业链大变革、大融合,传统媒体构建的经典闭合式产业链范式渐趋断裂、消解,新型的、开放的、以融合为特征的媒介生态链正在形成中。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作为经典闭合式传媒产业链上的关键环节不可避免地陷入震荡,危机重重,需要重新定位,寻找出路。

一、经典闭合式大众传播产业链渐趋断裂和瓦解

在经典大众传播产业链里,大众传媒产业链各环节是独立的,河水不犯井水,根据大众传媒设计的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专业为其培养特殊技能和素质的人才,毕业后会根据所学专业进入各自的媒介机构和传播渠道,部分学生会选择非所学专业媒体,无论中外传媒,整个大众传媒产业链呈现高度的垄断性和闭合性。进入21世纪,国内以新浪、搜狐为代表的门户网站给报纸、电视以及杂志等传统媒体带来了巨大挑战。中国媒体经营自2005年起便遭遇拐点,报纸、杂志两大平面媒体的广告收入开始陷入下滑趋势。2002年的博客,2009年的微博,2011年的微信,标志着自媒体从萌芽到兴盛。2012年3月,今日头条创立,标志着算法媒体的崛起。今日头条等算法媒体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算法优势来帮助消费者筛选信息。传统媒体纷纷入驻微博、微信、今日头条等,有条件的开发自己的app客户端,“两微一端”成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的标志。2016年,移动直播火遍互联网生态圏,成为各大互联网社交媒体的标配。移动视频直播极大的降低了技术和费用门槛,视频直播不再是电视台的专利,“飞入寻常百姓家”。伴随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到来,传统媒体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主流媒体”对舆论场的控制优势进一步削弱,2008年到2012年间,全国仅邮政报刊亭就被拆了1万多个,最近几年,上海、北京多家著名纸媒停业,大批记者、编辑辞职,传统媒体离职潮甚至由纸媒延伸到央视等电视媒体。传统媒体薪酬待遇大幅下降,成长空间有限,人才流失日益严重,吸纳的传媒类人才岗位极其有限。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央视面向国内重点高校统招统分应届毕业生,只提供新媒体岗、管理岗和国际传播岗三大门类岗位,这是央视校招首次取消传统编播岗招聘,标志着经典闭合式大众传播产业链渐趋断裂和瓦解。

二、当下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危机

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个基本要素构成。马克思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一部分、生产力中包含科学,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信息技术颠覆了传统信息传播产业链,引发传媒业界的巨震的同时也传导到了为业界培育专业人才的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当下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危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新闻传播教育指导思想混乱当下我国的新闻传播业界和学界存在三种指导思想:一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二是来自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思想;三是市场商业主义。对于这三者业界和学界在理解上存在着诸多分歧和困惑,许多高校的专家学者受西方影响比较深,坚持新闻专业主义理想,拒斥市场和商业主义,同时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已经过时;而有的基于传媒业界激烈的市场竞争,持实用主义新闻传播理念,排斥基于政治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新闻专业主义理想;有的排斥来自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和基于市场竞争的实用主义,静止的看待和认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上三种情况是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主流政治意识形态)、新闻专业主义和市场中心主义混淆对立起来。在新闻传播教育的指导思想上,应该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是最高领导人在不同场合无数次申明强调的,但这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应该是吸收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合理性成份、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这一点应该在当下中国新闻传播业界和教育界达成共识,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新闻传播教育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二)新闻传播教育资源分配偏差:注重精英教育有余,忽视平民教育。2013年教育部与联合的《关于加强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师资队伍建设、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意见》。选择一批高校给予经费支持。各大学新闻传播教育目标也开始进行调整,有的标榜培养“融媒体人才”,有的号称培养“全媒体人才”,有的提出培养既懂技术又懂内容创作的复合型人才,有的另辟蹊径提出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跨文化传播人才。大学以培养卓越人才和精英为目标,这似乎天经地义,但却忽视了对平民大众的媒介素养教育。早在传统的大众传播时代,国外大学就有开始针对中小学生和平民推广的媒介素养教育,至今已延续有数十年历史,在我国的港奥台地区也已普及。在众声喧哗的互联网时代,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传媒精英很容易被“草根”传播淹没,传播权已经由专业精英垄断向草根平民赋权,一个平民网红,一个人气艺人其影响力可能高于一家主流媒体机构。能否出台顶层设计,让我国高校的新闻传播资源也能用于中小学以至社会民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和普及,这对净化网络不良空气,化解戾气,提升民众的公民意识和政治参与无疑有现实意义。(三)对“媒介融合”认识陷入误区媒介环境学派先驱麦克卢汉认为媒介的“内容”好比是一片滋味鲜美的肉,破门而入的窃贼用它来吸引看门狗的注意。媒介的影响之所以非常强烈,恰恰是另一种媒介变成了它的“内容”。在互联网时代,所谓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一定是传统媒体融入互联网新媒体,传统媒体成为互联网新媒体内容生产体系中的一环,一个常见的误区便是在传统媒体体内孕育新媒体,所谓传统媒体是“母”,新媒体是“子”。实践证明,这样一种模式很少有成功的,我国当下的广电集团和报刊集团转型便面临着将旧的生产机制打破,融入新媒体涅槃重生的考验。而对于新闻传播教育而言应该更加具有前瞻性,先贤的思想为我们预言了正在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实,应该勇敢地打破新闻传播传统专业和课程的束缚,将传统媒体内容融入新媒体架构内的全新内容生产。(四)新闻传播教育理想和新闻从业的现实处境尖锐冲突最近这些年,国内著名新闻传播学院如人大、复旦、武大、中大等新闻专业毕业生实际从事媒体编辑记者职业的就业率微乎其微,一个班级三十四五人,真正从事新闻业的也不过三五人而已,甚至不足七分之一。新闻专业毕业生到媒体行业工作的比重不到10%。很多学生高考志愿填新闻专业,是奔着记者这一职业的理想光环而来的。到了新闻传播学院,经过四年学习进入实习阶段,才发现理想离现实是那么遥远,国内记者从业环境极其恶劣,“防火防盗防记者”是公开的秘密,而薪资福利却远远不及付出。中国新闻学院每一年在校本硕学生超过21万万,而目前中国持有新闻记者证的采编人员共有23.6万余名。这意味着,新闻专业在校生的数量已逼近全国记者总数。

三、发展基于媒介融合生态链的新闻传播教育

第6篇:新媒体传播的定义范文

首先要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在于辨析媒介与媒体概念以及厘清新媒体、多媒体等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关系。

媒介的出现让有价值的信息能够方便、快捷、低成本地生产、复制和大规模传播。施拉姆指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作为传播渠道,媒介具有一种物质实体、工具或技术手段的概念,如广播。作为技术手段的传播媒介的发达程度决定着社会的传播速度、范围和效率。

媒体一般指媒介组织及媒介机构,是一种从事信息的搜集、整理、制作、传播的专门组织机构,如广播电台。作为组织机构的传播媒介的制度、所有制关系、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通常决定着社会传播的内容和倾向性。而且,一些重要的稀有公共传播资源,国家以某种制度方式委托给传媒组织专用(如下文提及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证券市场信息指定媒体披露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众传媒是传播特权的拥有者,它们所拥有的传播能力及权利远超作为个体的社会成员或其他一般社会群体。

笔者以为,对于媒体的概念界定和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媒介形态发展的终极取向,而非止于现状的保守定义。所谓新媒体的概念是历史的、动态的,与时俱进的,是相对传统媒体而言的。新旧媒体共存构成了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多媒体传播格局。

一方面,传媒产业日渐形成跨媒体生存、多媒体业务、全媒体发展的新态势;另一方面,理论地探讨“网络化传播”与“移动式传播”这一媒介传播业态发展的主题主线,具备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和必要的指导意义。对此,大致勾勒如下:

第Ⅰ象限为弱交互性、强弃取性,如传统报刊图书、手机报、电子书、手机电视、广播、移动硬盘、MP4等;

第Ⅱ象限为强交互性、强弃取性,如对讲机、智能手机、非智能手机、IPTV、NGB以及三屏融合与三网融合传播技术等;

第Ⅲ象限为弱交互性、弱弃取性,如HDTV、车站电视、楼宇电视、有线(闭路)电视、复印机、打印机、印刷机等;

第Ⅳ象限为强交互性、弱弃取性,如传真机、固定电话、各行业部门内部专用通信系统等。

多种传播渠道及接收终端的出现,表明信息的传播链条日益变长,参与者日渐增多,角色逐渐丰富。同时,在学术上也已经很难用单种模式来界定信息制作及传播方式了。

笔者绘制的这张基于二维坐标的媒介图谱,更多的是对空间物理意义上新媒体技术发展与变革的反映和关照。事实上,信息传播新格局无论在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在实现史无前例的突破。

除了有形的物质维度之外,无形的媒介用户互动关系模式这一维度,对于完整、准确地理解“移动式传播”与“网络化传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点,虽隐匿在图谱背后,但与之同步演进并持续发酵。

从本质上讲,互联网媒体发展初期的新闻门户网站、电子邮件及搜索引擎等业态,无异于使用传统媒介的习惯。浏览新闻网页相当于读一张报纸、看一本杂志;收发电子邮件近似于收寄实物信件,即便抄送、群发也只是在短时间内完成一批电子数据信息的复制和发送任务;使用搜索引擎只是比去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更便捷一些。Web1.0时期的特征就在于新媒体使用的空间上的延展性和时间上的经济性(诸如在阅听网络电视和在线广播时超越使用传统广电的非线性特色)。实质仍是受众被动地接收已被安排好的信息。

Web2.0时期的突破性成就,则在于赋予新媒体用户原创及社交功能。

每个人不仅仅作为受众有阅听的机会,也有独立自主地内容并广而告之的条件,如文字、照片、音乐、视频等内容。文字、声音、图像这人类传播史上的三元素(信息代码)亘古不变,但从这一时期开始则标志了传播权的大规模“去中心化”——即一次倾向普罗大众的再分配。这一点具有革命性意义。

除了新媒体被赋予自媒体的内涵之外,另一大特征在于其社交功能较好地满足了源自人类现实生活中的交际需求。具有即时通信功能的多媒体软件(如腾讯QQ、MSN、阿里旺旺、移动飞信、新浪微博即时通及人人桌面等)及社交网站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以为,在牢牢把握“移动式传播”与“网络化传播”这一主题主线的创新实践过程中,在不断厚植已往两个时期传播发展之基础上,新媒体的上述重要特征极大地催动其向更深层次挺进——媒介发展正在加速迎来Web3.0时代。

针对这一时期的总体特征,笔者将其描绘为“新媒体以深度参与的姿态嵌入到社会各产经行业的组织架构之中,并对社会公共事务既有的管治程序及习惯产生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迄今为止的媒介发展史揭示了如下这一重要事实:新媒体造就新的用户体验,新的用户需求推动新媒体的进一步发展。

综观前文所绘的媒介图谱,其直接发展动力正是源自媒介用户对媒体的业务在时间、空间、内容及行为等四大维度上不断提出的全方位、多层次的新要求。

在上述这对逻辑而辩证的关系中,原本的“受众”概念拥有了新媒体经济属性的新内涵,而“用户”则是新媒体时代的新的产物。例如,“看电视”发展为“用电视”或“体验电视”、“数字电视+IPTV+移动”即为交互式媒体的一大代表。传统意义上的“电视观众”、“广播听众”或“报纸读者”等转型升级为媒体的“用户”(主观能动性),并同时具有“信息及娱乐的消费者”这一经济属性。

笔者以为,这是在新媒体时代条件下,突破原有受众观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①【美】威尔伯·施拉姆、波特著,陈亮译:《传播学概论》[M],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②【美】沃纳·J·塞弗林、詹姆士·W·坦卡德著,郭镇之译:《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第7篇:新媒体传播的定义范文

新媒体是相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的新的媒体形态。上世纪6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广播电视网技术研究所所长P•戈尔德马克首次提出“新媒体”概念,指的是那些与传统印刷媒介不同的,并且是建立在电波、图像等等传输技术基础之上的广播、电视等媒体。媒体的形态是处于一个不断积累、不断演变的发展过程之中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同的媒体发展阶段所彰显的内涵也不同。当前,新媒体是相对于书信、电话、报刊、广播等传统媒体而言的,是依托新媒体技术,通过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接收者提供信息和娱乐服务的新兴媒体,其主要包括互联网新媒体、手机新媒体和数字电视新媒体。新媒体作为一种新的媒体形态,具有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新特点。一是传播方式的互动性。新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实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互动传播。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聚合了一对多、多对一、多对多等多种方式,突破了传统主流媒体的话语权壁垒,实现传播方式的互动性。每个人都可以作为信息的制作者和传播者,在虚拟的空间里自由表达言论和观点。二是传播形式的多样性。新媒体可以融文字、图片、音频、视频于一体,较之传统媒体在传播形式上更加丰富多样、生动有活力,感染力更强,人们更容易接受。三是传播内容的多元化。新媒体环境下,传播内容不受时空限制,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可以遨游于世界各国的网络页面,根据个人喜好传输或者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覆盖面更广,传递信息更具多元化、碎片化。四是传播速度的即时性。新媒体传播在速度上有其独有的优点,比传统媒体更便捷、更迅速,新媒体信息的生产、、转载和反馈,几乎是零时间或趋向零时间的,受众可以瞬间接收,随时随地翻阅。

二、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

红色文化主要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为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与自由,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系列的革命文物、革命文献、文艺作品、革命纪念地、战争遗址、革命领袖人物故居、革命根据地以及凝结在其中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道德传统。”高校红色文化教育主要是教育者以红色文化为教育内容,运用科学有效的教学方法与手段,通过对大学生进行积极的价值引导,使其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和革命道德传统内化为自我的道德品质。新媒体环境下,红色文化教育对于引导当代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助于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红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是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红色文化精神为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是涵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同志曾深刻地指出:“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长期英勇奋斗的真实记录,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生动教材,是中国共产党人光荣革命传统和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而红色文化所宣扬的集体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关系社会的和谐稳定,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有助于帮助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二)有助于坚定大学生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红色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其最终理想是实现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就是要压迫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为了这个理想,无数仁人志士,不畏艰险、不怕困难,抛头颅、洒热血,最终换来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这种维护正义、不畏艰难、坚持不懈的革命斗争精神,对于当代大学生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的系列重要讲话,始终贯穿着“永不动摇信仰”这条红线。当代大学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攻坚力量,作为未来的接班人和生力军,要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理想信念就是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缺失或者动摇,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深入开展红色文化教育,传承红色文化精神,教育和激励当代青年大学生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三)有助于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持

红色文化传承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它“浓缩了把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理想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红色文化是鼓励我们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不断取得胜利的强大精神支撑。党的十以来,提出并深刻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强调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实现,是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它不是一帆风顺的,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不断努力、不断付出。红色文化教育有助于帮助青年学生,更好地理解党的十提出的“三个自信”,有助于坚定青年学生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为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力量。这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保障。

三、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实效性面临的困境与挑战

2014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新媒体用户数较2013年底增加1442万人。这其中,大学生是运用新媒体最广泛也最强烈的群体,对网络新媒体的依赖程度也是最高的。新媒体的广泛应用,拓宽了红色文化传播的途径,丰富了红色文化资源,给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也在不断改变着青年学生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甚至价值观念,对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的导向力产生了巨大冲击,红色文化教育效果不尽如人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方国家借助新媒体不断冲击大学生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随着新媒体逐渐成为当前社会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在互联网技术上的优势,借助于新媒体的虚拟化、隐蔽性、即时性,向世界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推销其所谓的“自由、民主、平等”的普世价值观,诋毁社会主义制度和道路,实施其文化上的渗透。有时甚至利用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暂时存在的某些困难以及消极腐败事件,借助新媒体平台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挑拨事端,制造矛盾。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念,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红色文化精神的重要内容。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透过其强有力的渗透,不断冲击着青年大学生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影响了红色文化传播的实效性。

(二)新媒体传播形式对红色文化的传统叙述方式提出挑战

以新媒体为载体的各种文化,集商业性、娱乐性、学习性、时尚性于一体,它以形象化、通俗化、现代化的表现形式展现在大众面前,以轻松而诙谐的方式赢得了青年大学生的喜爱。他们可以通过QQ、微信、微博等来表达自己的心情、陈述自己的观点,这不仅为青年大学生提供了表达自我的机会,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而且以新媒体为载体的文化,更能抓住90后大学生追求自由、张扬个性的心理发展特点,易于传播且思想观点简单,一定程度上更容易被接纳。相比之下,红色文化主要通过政策解读、典型宣传报道等形式出现,在叙述方式上标签性、口号性、理想化色彩过重,主要以空洞的说教为主,内容过于严肃。传播过程中存在只重视红色文化的社会价值,而忽视了个人价值的现象,不能真正与青年大学生的实际生活、学习及心理特点相结合。以新媒体为载体的文化与红色文化之间产生的一个“矛盾”点,就在于红色文化的话语定位在某种程度上与新媒体特点产生脱节,红色文化教育缺乏感染力、吸引力,大学生对红色文化认同感不强,红色文化的现实价值遭到了质疑,对红色文化教育的实效性提出了挑战。

(三)新媒体传播对红色文化传播的传统形态提出挑战

当前,移动电视、手机媒体、互联网等新兴媒体正加速发展,微博、微信、网络视频、图片、手机短信等新的传播形态,信息快速,信息传播的速度快,其影响力不断拓展。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形态,在传播一些大的突发事件或者全球关注的大事上,其实时性、现场感以及快捷性是其他传统媒体所不能比拟的。当前,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还主要集中于运用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主要采用课堂教育与参观博物馆、烈士陵园等形式,传播形态、形式比较单一、单调,对于运用网络等新媒体开展红色文化教育还缺乏较为成熟和成功的经验,不能满足新媒体时代的新要求,缺乏创新性,教育实效性不强。

四、新媒体环境下提高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实效性的对策分析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我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不断提高文化软实力,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这要求我们要充分“发挥好新兴媒体的作用”,不断提高新兴媒体的传播能力,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染力”和“公信力”,运用新兴媒体“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一)坚持党管新兴媒体,牢牢把握红色文化的主流价值导向

新兴媒介作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工具,不仅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能改变人们的情感思维方式,改变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新方式。党的十报告特别强调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的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青年大学生思想比较单纯,容易被外界复杂纷繁的信息迷惑,因此,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妄图通过网络构设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大棋局”,我们必须坚持党管新兴媒体,坚持领导权和主导权,牢牢把握红色文化的主流价值导向。一方面,必须坚持党对主流媒体的监管,坚持主流媒体的党性原则,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主流媒体作为我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必须旗帜鲜明的指出应该坚持什么信念,举什么旗帜,“讲好中国故事”,牢牢把握红色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导向作用,提高红色文化教育的实效性,不断增强青年大学生对红色文化的充分认同与肯定,提升青年学生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另一方面,必须坚持对不良网站的打击,加强信息监管。新媒体传播内容多样化,有正面的、积极的、健康的主流文化,也有负面的、消极的、虚假的灰色文化,必须坚持对新兴媒体的管理,加强信息监督,减少不良信息的传播。对于谣言、谎言,必须在第一时间向广大青年学生澄清事实、揭露真相,对于青年大学生比较关心关注的社会热点进行权威、深度挖掘、细致分析,积极疏导青年大学生不良的、消极的、愤世嫉俗的情绪,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二)优化红色文化资源,增强红色文化的时代感、现实性和包容度

大学生红色文化教育是逐步培养大学生道德品质的过程。“道德品质是由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三个方面构成的开放性的螺旋式系统。”其中,道德情感是红色文化教育的内化环节,是教育的核心所在。因此,必须不断优化红色文化资源,增强红色文化的时代感、现实性、包容度,提高“感染力”,“传播好中国声音”,进而唤醒大学生的情感意识,激发大学生的道德自觉。一是调整叙述方式,尽可能走进大学生熟悉的文化背景。根据时代的变化,在红色文化的叙述方式上,进行适当的调整转化,赋予其新的时代特点。在保证红色文化政治方向的大前提下,尽可能地融合新媒体时代的各种积极健康的教育元素,将红色文化话语与新媒体特点相融合,让大学生在接受红色文化教育的过程中,充分体验现代技术的力量,满足其求新求异的心理需求。二是调整话语定位,注重红色文化的现实价值。在话语定位上,将红色文化的主流价值导向与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工作、学习、情感、心理等方面的诉求有效结合,着力解决与大学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种问题,注重大学生的个人价值需要的实现,防止红色文化过于理想化、神圣化,进而体现红色文化的现实价值,增强红色文化的认同感,让大学生真正将红色文化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三是鼓励多样化,对话中展示红色文化的优越性。处理好主导性与多样化的关系,在弘扬红色文化主旋律的基础上,鼓励各种社会思潮多样化发展,在各种社会思潮对话中,展现红色文化的优越性。合理吸纳与红色文化精神相近的思想观点和精神理念,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深度优化整合,兼收并蓄,展现红色文化的包容度。

(三)提高教育工作者的新媒体素养,创新教育方式与方法

第8篇:新媒体传播的定义范文

新媒介的诞生使得传统媒介纷纷向数字媒体和跨媒体的方向靠拢,融媒显然已经成为媒介发展的主导方向,即融媒是当今新闻传播业界最新最重要的发展趋势。而在该形势下,新闻传播迫切需要进行改革以适应新兴信息接收和传递的方式。融媒的产生使得媒体在组织形式和工作流程上做了很大的调整,因此对融媒发展的研究可以作为传媒业界整合调整资源规模的有效实现路径,使得媒介经济效力得到更大空间的发展,同时相应资源在媒介集团内部也可以得到高效的整合利用,优化新闻业务的拓展方式,使之产生巨大优势,进一步提升媒介集团的综合竞争力与影响力。融媒的产生发展进一步加快了传统新闻媒介传播方式方法格局的改变,这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融合新闻的产生,同时这对从事融合新闻的业界人员所具备的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新闻传播方式途径的认知教学也提出了新的导向与思路。期许可以提出有创新性和针对性的观点和建议以及具体实施办法,使新闻传播在应对融媒的冲击时可以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进而可以更好地适应融媒发展的大趋势。

二、融媒简介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物质的分与合。物质的组织构成,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变化,同样相同或不同物质之间的融合反应,也会给它所处的整个社会环境带来巨大的变革。今天我们的媒介传播正处于大数据的变革时代,手机、电脑、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纷纷向传统媒体发起挑战,而且势头较大,传统媒体为了在竞争中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必定会不断寻找各种对策来应对新媒体的挑战,进而产生媒介融合的现象。媒介融合简称“融媒”,目前学术界对其定义众说纷纭,一直没有达成共识。有人认为媒介融合在新闻学上是一个假设,其核心是在新型媒介传输承载数字技术在不断更新变革的基础上,将各类新闻媒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侧重点在于媒体的合作关系。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融合系主任MikeMckean教授关于媒介融合提出了三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媒介融合作为新媒体时代的新型运营方式,通过一种媒体的融合汇通可以拥有多种不同的媒介传播形式。二是媒体与信息接收者的作用关系发生了改变,即接受者由以往被动接受媒体传播信息的形式转变成有主动的选择与判断,这样就使得一切信息的接收者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整个信息传播过程中去,同时由于观众的信息来源是一个多元化的渠道,就会使观众会对媒体产生一种不信任的可能。三是媒介融合使得信息的传播变成了讲故事的形式,即图文并茂,相关人员依托科技手段,利用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来传输信息。融合媒体整个过程的完成需要依靠团队的力量。狭义上的媒介融合是指将不同形态的媒介在物理层面上进行重新组合,新的媒介形式正是在这种组合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顺势产生的。而广义上的媒介融合就将一切与媒介有关的要素包含在了其中。

三、融媒背景下新闻传播的改变

融媒的发展必然会催生融合新闻的出现,新闻传播自从融媒出现以后就开始以融合新闻的形式展现在大众面前。这就导致了新闻传播方式发生了一些改变。以往的新闻传播方式被重新组合,进而形成了多元化新闻传播模式。新闻传播方式的改革大体如下:

(1)新闻媒介的组织管理体制和工作流程的改变。融合媒介时代的新闻传播方式的形成使得媒介内部的组织管理机制也必须发生相应的改变,其改变的导向是服务于融合新闻不断向前发展。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传播是依托于独立单一的媒介,不同形态下的媒介有着不同传播模式,进而形成各自的传播方式。与此相反的是,融合新闻需要将不同的媒介进行整合,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结构。因此,这就不允许各种媒体各自为政了,需要有着统一的标准对其进行管理约束,通过新闻采编,在同一平台上加工传输,最后实现多元化融合的渠道信息。媒体产业中的各大媒体需要通过组织之间的兼并和重组实现资源的相互利用以及共享,进而共同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目的。

(2)新闻传播主体的多样化。由于融合新闻的涉及面广、传播性强的特点,这就对传播者提出更高的实际操作要求。融合新闻的产生传输,都需要传播者及时掌握各类新型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要从一位普通记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融合记者,其操作过程为在完成采访任务后形成新闻稿件,后通过电视节目发到电视台,最后交付网站成为专稿,整个过程对一名记者来说实际是不小的挑战。另外由于网络的普及,一大批草根记者也蜂拥而出,很多新闻报道往往出之于普通民众,这样就使草根记者成了历史的见证者。

(3)新闻传播内容的整合。融合新闻所提供的内容都是重组和整合以后的产品,但是整合需要创造性的重组。相同的信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报道,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新闻产品,进而吸引新的受众群体。另外,随着新媒体的出现,草根记者也成了信息的有效源泉。

(4)新闻传播载体功能增强。基于数字和网络技术的电脑和3G智能手机的出现,将会使信息承载量得到大幅度提升。媒介融合能够实现某一载体承载新闻信息的全部内容,但新闻产品的输出内容是根据不同的自身需要而呈现出多样化。这样既可以保证新闻信息的完整性,也可以增加新闻的多样性,同时使新的新闻传播载体功能更加强大。

(5)新闻传播对象的细分和角色的转变。融合新闻可以根据特定的受众群体而制作成不同形态的媒介产品。因为在数字时代,受众从被动的接受者反向变为主动的参与者,受众除了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接受外,还可以在信息接收过程中能主动参与其中,对其发表的信息内容提出和表达一些看法建议,最终由单方面的别动形成双方面的主动互动。

(6)新闻传播反馈时效性增强,途径增多。利用当前的新媒体,使新闻传播的反馈时间大幅度地减少了。反馈的途径有了很大程度上的增加,如除了通过手机短信平台进行反馈以外,还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互动评论,而且这些平台上的反馈信息可以即刻更新。由此可知,媒介融合的产生对新闻传播方式的变化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新闻传播不再依赖原有的传统模式新闻报道,通过走融媒时代下的融合新闻发展之路,才能产生经济上新的增长点。

四、结束语

第9篇:新媒体传播的定义范文

关键词:新媒体权势 文化话语权 权力转移 国际传播 公民意识

作者1姜飞,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播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2黄廓,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100028)

引言

中国互联网发展飞速,截至2011年11月底,中国网民数量突破5亿,普及率达到37.7%。以此速度预计,原先设定的在2015年之前普及率达到45%的目标将会提前实现。不仅如此,微博客作为一项互联网新应用技术,仅两年多的时间,用户数量便一举突破3亿;手机用户在2011年3月超过9亿,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终端普及迅速,目前移动互联网用户已突破3亿。

我们看到,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媒体正在创造一个新时代。它携传统媒体时代的传播效果之积威,不仅实现了传播形式的革命性转型,而且也促进了文化的“巨变迁”——如重新书写基于传统媒体基础上的传播规律和传播理论;以数字化技术为龙头重新整合传媒和文化产业的内部结构乃至整体生态; 改变一个国家内部的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的流程、结构和受众对信息的储备、认知视角、接受方式;改变国内和国际传媒政策以及传媒业的格局;重塑国内和国际传播秩序;改变国际舆论和文化整体生态,甚至使得文化发展变迁的方向改道。

不仅如此,新媒体的巨大影响力,还体现在多个方面。早在1998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年会就将互联网命名为第四媒体。美国人阿尔温,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说:“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人的手里”。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剖析了十种改变世界平坦化的重要力量,其中有近一半来自计算机信息网络。

如何从理论上解释新媒体所带来的文化新变背后的逻辑,从而使得我们不仅仅满足于惊叹新媒体如钱塘江观潮般的壮观,更能够找到主导这些变化的“阿喀琉斯之踵”,进而能够面对纷繁复杂的新媒体文化,并使得我们对于社会文化变迁现实的分析一箭中的?无论是加拿大传播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讯息”(mediaismes-sage)-新媒介带来信息的重新界定并且自身蕴含着巨大的新影响力,还是作为跨文化传播研究奠基人的美国学者爱德华.T.霍尔所说的“传播即文化”(communicationisculture)的学术概括,都过于理论化和抽象化,针对中国的网络文化现实,需要中国的文化视角和理论阐释。

我们可以借用唐代诗人杜牧曾有的一句“丸之走盘”的妙喻来分析这一问题。“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之不能出于盘也。”(《樊川文集》卷十《注孙子序》)所谓传播,乃信息之丸抛入社会之盘游走的过程。以之来考察新媒体的影响,我们看到,新兴技术改变了这个“盘”,那么,信息又该如何游走于新盘呢?笔者认为,从“权势”博弈的分析视角出发,来分析新媒体带来中国重大社会、政治、文化变迁的现实,可能是一条帮助我们走出迷宫的“阿里阿德涅彩线”。

“权”与“势”涵义考析

中国文化围绕“权”有一系列的言语表达,比如“权力”一“权利”、“政权”一“民权”、“男权”一“女权”、“维权”一“赋权”等等。不管上述言语组合各自意义的指向如何,其核心出发点都是一个“权”。“权”基本上指的就是力量(power)或者“力”。“权力”在字面上等同于“权”。说某人有“权”,意思就是他/她在其权力范围内拥有资源以及资源分配最终决定的资格。在中国历史上,获得实“权”的方式是通过从皇帝或其官员手中拿到“大印”。这个“大印”是独一无二的,除非原印章被破坏或丢失;“大印”是不能被复制的,否则就是谮越或者篡权,轻则坐牢,重则杀头抄家。使用“权”意味官员通过用“大印”给每封发送出去的文件打上封条以显示权力,而服从“权”便意味着首先要见到印签才能将文件传送出去。如今,印章仍然在提名中国政府官员时使用,但是同时也需要个人的签名,这就是“权”。

“权”的实质不在大小,不在高低,在于如何使用及其效果。权的最终使用效果还在于“权”与“势”的耦合程度。在中文里“势”总是习惯于被用在“权”之后,两个字合起来叫“权势”。“权”比较好理解,那么,到底什么是“势”?“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特定的所指,即“男性生殖器”。世界上的一些古老文明,例如埃及、罗马、希腊和中国都曾出现过人的历史。而在中国割掉男性的生殖器,在文字上统称为“去势”。只有去了“势”的人才可以被送到皇宫伺候皇帝、皇后及其他皇室成员。被过的人会在身体上失去雄性特征,如不再长胡须,而且举手投足还会渐渐地女性化。这些被的人虽然失去了“势”,但他们却由此靠近了“权”。大部分时间他们是皇帝身边的仆人,但正是因为他们有资格接近最有权力的最高统治者和影响全局的信息,甚至有可能在某些特定时刻影响到皇帝的决策,所以他又间接地获得了“权”。这种“权”弥补了他们失去的“势”,使得这些被的人所获得的“权”有机会向“势”转化,达致有权有势的状态。

因此,比起孤立的“权”来说,权与势的结合——“权势”才使得二者合为一体,彼此安生,才有了更丰富的意义。二者密切相联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支持和相互转化。“势”是“权”的力量范围,是由“权”决定的,“势”意味着一个人、机构或行为一旦获得“权”之后所能够得到的待遇以及发挥影响的程度。有权而生势,借势而生权,彼此倚重,配合默契。现实生活中,中国的“权势”文化根深蒂固,表现在社会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比如,一个门卫可以将一个实质有权而表面无“势”的将军阻挡在门外——所谓最小的权力发挥到最大限度;同样,一个随时可以签字罚款大权在握的交通警察也有可能向一个“套牌”或“冒牌”军车敬礼——看似简单的“牌号”的背后权力“势”不可挡。

传统媒体如何介入中国的“权势”文化

由上述对“权势”文化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势”与“权”其实是密切相联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支持和相互转化的。“势”是“权”的力量范围,是由“权”决定的,“势”被用在“权”之后,合成“权势”。“势”总是意味着一个人一旦获得“权”之后所能够得到的待遇,如他/她召集会议的规模和频率,出席某场合时随从人员的规模,出行的交通工具的配置,他/她能过上什么级别的生活(包括家庭生活和外出住宿)、能够管多少农田和官员,此外,他/她的权力是只限制在他/她的办公室里,还是在其他的地方也同样具有影响力乃至影响到全国等等。另外,“势”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转化为“权”,类似上述提到的太监的例子,此不赘述。

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考察传统传媒体制。传统权势文化中“权”与“势”之间的密切关系与政府和传统媒体的内在逻辑关系暗合:政府有“权”(权柄、力量),而媒体虽然有“第四等级”或“第四权力”之称,却并不是天生就有权——媒体机构并没有位列中国任何行政层级,即使有“处级”记者之说,但也只是反映在本单位管理层级水平、经济待遇高低或者调任行政单位级别衡量上,尤其是新闻机构去行政化的趋势背景下,这种级别也会渐趋消失。从政治视角来看,媒体的“权”隶属于行政当局或者法律的框架下,国家“巧妙地利用第四等级的力量来达到某些政治和经济目标”。

从文化视角来看,虽然媒体没有实质性的“权”——政权意义上的“权柄”,但媒体天然有“势”,并借助于信息资源把握的落差“势能”而生“权”。整个新闻机构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将为报道构建一个宏大的架势并对报道目标产生最终影响。虽然记者对一个报道并没有最终的决定权,但通过第一手信息的搜求,第一现场真实感的积累,对信息传播机制和内容积累的信任感,形成一种对新闻记者乃至新闻业的专业化无形资产。久而久之,就逐渐形成媒介独特的言语、语言和话语,通过媒介的言语将消息或者事件报道出来,就构成媒介话语的实践,这样的实践进一步构成媒介自身造“势”的体现和积累。

传媒机构累积的“势”,包括报道的选题、时机、影响力和在场,并直接地转化成传媒机构的“权”。媒体虽然很难决定大众“如何思考”,但他们能够通过议程设置,决定大众“思考什么”以及思考的范围。在法律机制不太健全的阶段,甚至这样的“势”会直接作用于传统意义上的“政权”——官方的司法权,影响司法和审判。

综上,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和传统媒体可谓“权”与“势”的结合。如果一个政治体需要争取百姓的支持,从边缘走向中心,需借助媒体进行造势生权。如果政府还能获得广大百姓的支持,那么政府将既有“权”(力量)又有”势”(影响),此时,媒体或者扮演他的宣传机构下的分支。为权造势;或者扮演一个监督者的角色,发现“权”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为权掌势。无论如何,对于大众媒介来说,他们手上没有“权柄”,唯一有的“权”就是发现最新事件并将其传达给大众。但是,他们通过和政权的长期耦合而俨然有权有势,机构形如衙门(持枪武警站岗),是理论意义卜“第四等级”或第四权力的中国现实版,从而打造了有中国特色的传媒领域的“权势”文化。

新媒体对权势文化的颠覆与重构

所谓“新媒体”,其实是一个相对概念。20世纪20年代,广播作为相对于报纸的新媒体,带来了媒体格局的巨大变迁;20世纪40年代电视的出现,再次分割传媒市场和推动传播形势的变迁;30多年前的有线电视又从电视领域分化出来,重组市场。由此可见,新媒体是一个动态的定义,虽然对新媒体的定义有很多,综合起来,新媒体的“新”体现在这样几个视角中:第一,相对性视角。相对于报纸,广播是新媒体;相对于广播,电视是新媒体;相对于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媒体形式,互联网和手机是新媒体。第二,技术性视角。今天我们所说的新媒体通常是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之上出现和影响的媒体形态,比如虚拟信号电视和高清数字电视的差别,虚拟信号提供的电视是传统媒体,而通过数字技术提供高清信号的电视则可以看作是新媒体。第三,革命性视角。相对于传统媒体的价值,今天我们所说的新媒体技术的革命性就体现在,彻底改变和提升了信息采集和储存的方式、介质,进而带来人们对信息的消费、储存方式乃至信息使用的方式、规模的革命性变革,甚至在此基础上带来文化变迁速度、速率乃至方向上的变化。

具体而言,当今足够有资格被称为“新媒体”的,必然包括三大元素:第一,基础媒介更新。比如信息高速公路硬件的铺设、高速无线互联网的建设、物联网等等。第二,传播终端创新;建基于基础媒介之上,作为基础媒介的传播终端,同时又是连接新媒介与信息传播和消费者的接口,比如手机、互联网、IPad、各种博客的变形(如博客、播客、微博客等等)、IPTV等。第三,传播理念维新。突破以往传统媒体时代的单向、线性传播,向双向、互动的非线性传播模式转型。

技术的核心还在于使用技术的人。随着网民数量的不断增加,传统意义上处于“弱势”的中国网民无论是从涉足社会管理的广度还是影响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深度等层面呈现“增势”。他们借助技术的便利,从不同的方面“介入”社会。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2年的中菲黄岩岛对峙等一系列重要的媒介事件中我们看到,网民自发地组织起来深入抗震救灾第一线,在奥运会期间充当志愿者,在一系列的国际性政治事件中通过网络发声。他们也开始逐渐用网络所提供的便利积累势能,影响政治和社会。比如政治层面的“网络问政”,社会层面的“人肉搜索”、微博打拐,学术和经济层面的打假行动,文化层面的“山寨春晚”,都在不断宣示着一股草根的社会力量——借助新兴媒介,比如带有摄像头的手机拍摄现场,通过手机将发生在身边的事件和自己的评论上传到自己的博客、BBS论坛、微博客-匕,然后通过微博上的互相关注机制将消息推送到“粉丝”的信息终端进行二次传播,借助网络上的舆论领袖进行强化传播,借助网络的互动功能将事件传播推动到问题讨论,乃至引起传统媒体关注和报道,进而影响政治和决策,从而实现了从虚拟空间走向现实,从草根走向决策,从无势、弱势走向强势。

网民也开始从地区走向国际。部分国内、地区事件借助“脸谱”(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国外社交网站的病毒式传播,扩大到更广大的世界范围,从而使得原本发生在某个角落的个案事件演变成媒介事件、社会、政治事件、国际关系事件乃至历史性的文化事件。

不仅如此,传统媒体也在“网民”传播这一中重新找寻方向。有的干脆放弃传统的传播形式,完全转型进入网络传播,比如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8年率先放弃纸质版。其他更多的还是居安思危,兼跨传统和新媒体两种传播方式,重心在不断地向新媒体传播转移。尤其是在诸如手机报纸、平板电脑等新型传播终端出现后,传统媒体面临着一个从传播理念到字型模版的全面转型,抢占最新传播终端,就是吸引未来的读者。

政治层面也因为新媒体的涌现发生诸多转变。2008年6月20日到“人民网”和中国网民对话,明确提出“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 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必须加强主流媒体建设和新兴媒体建设,形成舆论引导新格局”。从形式上看,这是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通过网络同中国网民聊天,但这短短半个小时的网聊,茌实质意义上承认了中国网民的存在并正式确认了其对文化的作用,笔者将其称为中国网民的“成人礼”。传统政治体制在新媒体新兴传播模式冲击下开始从基层发生变革,甚至有的县官因为不了解新媒体所带来的这种权势的变迁,抱怨自己由以前的强势群体变成了“弱势群体”。2011年2月19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在北京举行,在讲话中要求:“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5月4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正式设立,标志着中国互联网信息服务和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11年下半年,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行“政务微博”——官方机构除了在一定层面上设立政府新闻发言人职位之外,还要求开通机构和官员个人微博,直接面对普罗大众进行传播。

从理性视角来看,新媒体带来的巨大变革依次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的“权”与“势”变迁中:

第一,新媒体呈现出某种“反作用力”,不断摆脱对传统媒体的依附,有了自己的“地盘”。普罗大众以往必须依赖传统媒体发声,但是,无论是博客、播客,还是论坛、微博等社交媒体,都为大众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声渠道和专属平台。同时,互联网、手机等个性化媒体的大众传播发挥着一个从下往上的信息突围功能,新媒体导致信息和服务的不对称形势发生改变,传统媒体对信息的垄断被改变。综观当今的新闻报道,从草根群体发出微博,引发人群关注,到最终触动传统媒体跟进报道的例子屡见不鲜。因此,普罗大众“势能”的累积,生成的“反作用力”甚至漫过传统媒体条件下“权力”的运作堤坝,权与势的博弈呈现出一种新态势。

第二,新媒体带来“权势”文化结构性变迁。新媒体通过信息的定制化服务、格式在不同介质之间的无缝衔接、内容在不同媒介之间的自由流动、传播范围在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传播,打造了接通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天然通道。使得“政权”意义上的“权力”从以往“中心扩散”、“上传下达”式的金字塔垂直结构塌落下来——社会政治权力结构外形似乎还是金字塔式的,但传媒信息领域的流动和扩散已经使得这样的垂直结构扁平化。一方面带来政治权力的执行从高处、中心自由落体甚至失重状态,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弱化甚至“取缔”了传统媒体的劝服和教育功能,“自由落体”的政治权力难以在传统媒体基座上实施“软着陆”。强大的预期效果反差,自然带来政权文化建设和信息流动的体制性反弹,重新定位、组合,进而带动社会权势文化结构进入一种深度调整期。

第三,传统政权意义上的“群众”和传统媒体的“受众”发生改变。新媒体冲击传统媒体所缔造的信息流动上下游生态,所谓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从草根那里观察、记录和拍摄到的信息流早期在传统媒体体外循环,中期会介入传统媒体信息的生产,后期以及积累的案例则会在改变传统媒体的信息采集流程的同时,动摇传统媒体作为信息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和信心。一方面使以往的“大众传播”心理优势倍受挫折,另一方面,新媒体又逐步瓦解了“大众”的本来意涵,逐渐被“分众”、“小众”、小群体等取代,使得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意图找不到落点,有无的放矢的危险。而且,个体所发挥出来的特定信息采集优势以及新媒体所能提供的大众传播功能的有机结合,又使得个体的传播俨然具有大众传播的潜能;而诸多这样的个体的组合直接挑战的就是传统媒体所缔造的传媒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业界生态。具体到现实中,新媒体带来了受众需求的变迁,反映在中国政治层面,就是政治机制总体运作上的媒介化导向——新闻发言人机制的建设,媒介素养教育的官方推动,以及其他基于现代传播体制的政治思想的改革,本身就反映了中国权势文化的全面变迁。

新媒体发展展望

更进一步说,新媒体带来的传播“权力转移”和权势变迁也蔓延到国际范围。在国际传播领域,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挑战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传播生态,完全是上述传统媒体条件下“权力”的运作结构和生态在中国的翻版重演;同理,中国文化走向国际以及中国传媒走向国际理念的提出,也有必要借鉴上述思路。

在传统媒体时代,西方传媒机构借助跨国媒体以及经济优势在国际范围内累积的“势”,包括报道的选题、时机、影响力直接地转化成西方跨国传媒机构的话语“权”,西方传媒在国际传播领域可谓“有权有势”。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新媒体条件下,国际传播领域权与势的博弈呈现新特点,最典型的代表是网络外交,比如一些驻华使馆开办微博。2010年5月下旬开始,美国驻华大使馆开设微博,关于美国社会和历史文化介绍的内容最多,占36%;而谈及中美关系的则为7%。平均每天2条以上,目前拥有6万多名粉丝。如法国驻华使馆新闻官李小佛所说:“(微博)作为一个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通讯工具……它的主要优势是无需中介,直达‘最终用户’,即中国民众。他们都将通过自己的屏幕接收到我们的信息。”悯方周末》记者采写的报道精确地指出,驻华使馆开微博,是把外交做到了中国人指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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